[book_name]法国大革命与法兰西第一帝国 [book_author]莫里斯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144371 [book_dec]《法国大革命与法兰西第一帝国》通过丰富的史料，从细节上深刻剖析了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历史背景、波旁王朝覆亡的深刻原因、历届共和政府更迭的内外驱动机制、反法同盟战争跌宕起伏的军事与外交成因以及法兰西*帝国兴亡的现实逻辑。 [book_img]Z_10212.jpg [book_title]序言 首先要说明的是，在《法国大革命与法兰西第一帝国》一书里，我省略了大量的历史细节，甚至对一些重要事件也只是轻描淡写，因为这些事件可能已经在其他完整的版本中得到详述。本书讲述的是法兰西大革命与法兰西第一帝国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在书中，我既不会对当时的法兰西制度妄加评论，也无法完整展示出这些事件对1789年后的法兰西历史产生的作用和影响，因为一部简史不可能完全还原真实完整的历史。此外，我意识到，尽管我已经尽力去描写，但这本书仅仅是一个人类活动宏大场景中不甚完美的缩影。不过，我相信我已经在本书中阐明了从1789年至1815年战乱时期的法兰西的主要特征。并且我认为本书对各类事件的描述详略得当，所表达的观点恰当合理。不得不承认，虽然本书只是一个历史梗概，但此类出版物现在很受欢迎。近几年，法兰西和英国文坛涌现出了大量探讨法兰西大革命和拿破仑的具有重要价值的文献。我对这些文献也进行了认真的研究。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尽管胜利的旗帜落入他人之手，但它也让我们重新认识了法兰西君主在战争中所取得的成绩。与1793年的法兰西国防相比，1871年的法兰西国防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并且虽然巴黎革命政府的暴行后来被镇压，但我们还是透过它看到了恐怖统治的雏形。 1874年2月3日 于都柏林 [book_title]第1章 大革命爆发前的法兰西 法兰西大革命发生在欧洲最伟大的国家，标志着世界历史进入一个新时代。这次运动推翻了法兰西长期以来的稳定秩序，引发了欧洲大陆的巨变。在军事天才的带领下，大革命席卷了欧洲，但最终受到了可怕的惩罚。大革命无情地抛弃了传统和理性、思想和信仰。在血腥的暴乱中，法兰西迎来了一个新时代。在随之而来的冲突中，法兰西帝国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个崭新的重要时刻，战争一触即发。由于发生的年代不够久远，法兰西大革命对历史的影响尚未完全显现，因此，我们无法对法兰西大革命的意义做出足够准确的评价。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简要分析它的影响。当时，法兰西大革命不仅摧毁了社会上很多毫无价值的、衰败的事物，刺激了产业发展，促进了国家的物质进步，增加了社会财富，而且完善了法兰西大陆[1]大部分地区的政治机构，打击了腐败行为。然而，从人类永久利益的角度来看，这个混乱时代及其铁血统治基本上毁誉参半。当时，在法兰西成立一个生命力持久的政府似乎是不可能的事。从加斯帕尔·德·科利尼[2]时代到贝亚尔勋爵皮埃尔·特拉尔时代，再到杜伦尼子爵亨利·德·拉图尔·多韦涅[3]时代，信仰和忠诚早已失去了从前的力量。正如拿破仑所说，“塔霍河以东、伏尔加河以西的欧洲地区将注定分裂成两半，一半由共和党人统治，另一半由哥萨克[4]人统治”。虽然自由理论疯狂席卷了法兰西大陆，但自由与秩序仍在磨合，专制和民主也在明争暗斗。整个法兰西分裂成多个武装阵营。这些武装阵营随时准备互相厮杀。国际人权、弱国诉求和特权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轻视。毫无疑问，这些不幸的事件对1789年到1815年的世界历史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加斯帕尔·德·科利尼 为了更好地了解法兰西大革命，我们详细分析了发动这次革命的杰出历史人物的性格特征。在欧洲，只有法兰西人在经历漫长的麻木期后突然觉醒，然后急切地走上创新之路。至于其他欧洲国家，它们不会如此鲁莽且不切实际地建立政府、制定法律，其人民也不会像法兰西人一样如此热切地、不顾一切地尝试改革。然而，这次革命给世界历史带来了令人怦然心动的、与众不同的色彩。除了法兰西，其他欧洲国家都不会爆发出如此强烈的激情，不会如此迅速地走向一个可能会引起社会动荡的政治极端，不会心甘情愿地屈服于一个会给法兰西带来污点的暴力政权，不会因一个铁血政府的统治而举国欢庆，也不会如此迫切地放弃一度狂热追求的军事荣耀，更不会在其偶像失去影响力后淡漠地选择放弃。然而，确实有几个国家表现出了我们在1789年的法兰西大革命中所见到的那种肤浅却高尚的热情。从1793年4月事件[5]就可以看出，人们高估了这次运动保护国土不受不可抗力破坏的作用。这次运动中的一系列胜利被载入史册，比如在里沃利、阿尔科莱[6]、耶拿、奥斯特里茨、霍亨林登、弗里德兰[7]的胜利以及其他一百多场胜利。这些胜利所做出的贡献足以与法兰西在1792年至1815年的成就相提并论。值得强调的是，无论法兰西人表现出的本质是好是坏，都与当时的特殊环境密切相关。此外，如果不是因为受到一些外界因素的影响，法兰西大革命原本可以走上一条更光明的道路。从这一细节来看，法兰西的这段历史是真实的，对邻国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在一场以人权为口号的十字军东征[8]中，皇权、专制、贵族头衔及特权被一扫而光。整个法兰西大陆在拿破仑的统治下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尽管法兰西人的品质在大革命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但我们确信，对于大革命之前的法兰西社会来说，巨大的变革势在必行[9]。随着局势的变化，法兰西的社会体系鱼溃鸟离，社会制度土崩瓦解，呈现出一片衰败之景象[10]。腐朽的专制政府既缺乏理性，又毫无政治远见。在旧制度的统治下，人民大众被视为农奴，随意践踏。君主制的法兰西在财政上已经窘迫不堪，巴黎最高法院却仍保留着威严。实际上，在法兰西的大部分地区，人们对统治者失望透顶。在大多数省份，国王的意志无论多么具有压迫性，都具有法律效力。国王既有权征税，也有权无限期地关押臣民，甚至有权干涉司法公正。国王权力的背后是一个高度集中的、腐败且不公的政治体制。在如此随意的统治下，真正的民族自由反而会受限。在暴力横行的法兰西，英国人民长期以来所享有的公共保障和个人权利是不存在的。毋庸置疑，君主专制下的法兰西出现了很多与恐怖统治非常相似的事件。君主制统治的恶行延续了几个世纪，被雅各宾派利用，且更加变本加厉。然而，1793年之前的法兰西确实充斥着大屠杀、无情驱逐、强行捐款、随意拘捕、没收财产、国家债务欺诈等人尽皆知的恶性事件。自路易十四统治以来，君主制政权从未真正关心过社会福利和国家利益，但愚昧的民众似乎看不到专制统治的罪恶，反而认为自己得到了真正的好处。让-巴普蒂斯特·柯尔贝尔[11]的许多成果已经黯然失色：法兰西好几个地区的公路和运河处于废弃状态、宫殿里奢华无度的背后是资源匮乏与被忽视的公共服务。路易十六宁愿把钱花在后宫，也不肯拨款给政府部门。就连他的继任者也一样，给军队的拨款极少，仅用于对抗英国。 拿破仑预言欧洲将由共和党人和哥萨克人统治。1814年，俄国哥萨克军队进入巴黎 除了君主制政体，法兰西社会当时的另一个特征就是有两个重要的阶层。它们虽然没能给王权提供足够稳固有力的支持，却也曾在法兰西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并且时至今日仍影响巨大。其中一个阶层就是教会。教会不仅有广阔的封地、巨大的庄园，还有积累了几个世纪的财富和崇高权力。教会的显要人物纷纷跻身贵族阶层，大部分成了波旁家族的成员，并享有许多特权。这些跻身贵族阶层的高级教士的待遇与普通僧侣和下等教徒天差地别。他们举止傲慢、自命不凡，令人们畏惧、反感。另外一个阶层就是遍布整个法兰西的世俗贵族阶层。在中世纪法兰西衰败过程中，它是最不受欢迎的且毫无价值的阶层之一。这个时期，法兰西仍然保留着十六世纪封建社会的许多令人厌恶的特权。世俗贵族不仅被豁免了大部分赋税，还有权压榨其属地上的人民。他们虽处于封建制度环境下，却与其属地的关联不甚密切。因为除了极少数的世俗贵族之外，他们很少住在自己的属地，而是带着从属地上收来的租金去凡尔赛或巴黎挥霍。大部分世俗贵族是新晋贵族或胆量过人的冒险家。他们不信任任何阶层，虽自吹自擂，却鲜有人能真正名留青史。他们炫耀自己过去或现在的成就，来证明自己的社会地位。我们可以断定，法兰西人民不喜欢这种专制、黑暗的政体。法兰西的八万奴隶和三分之二的农民阶层或许已经被蝗虫一般的贵族阶层啃噬得惶惶不可终日。然而，导致这一切的根源尚未被发现。也正是这样，法属领地才饱受诟病。在法兰西，无论手段光彩与否，成为尊贵的人并不难，但成为贵族却不易。因为贵族与其他低等阶层之间有着严格的、难以逾越的区别。长此以往，贵族们变得狂妄自大、傲慢无礼，其举止令人瞠目结舌。年轻的贵族推倒中产阶级的小贩，并当面侮辱其妻子。四十多年前，一位有名的领主因以射杀农民为乐而遭到路易十五的轻微训斥，他竟然因此满腹牢骚。类似的事件数不胜数。毫无疑问，法兰西贵族们虽性格迥异，却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他们都享有特权，这使他们最终走向了同样的结局。 让-巴普蒂斯特·柯尔贝尔 世俗贵族们在凡尔赛宫挥霍享乐 然而，无论君主政体如何威严，无论教会和贵族如何高高在上，他们的权力都是软弱和分裂的。法兰西君主并没有完全得到所有权威力量的支持，因为从某种角度来说，海军在很大程度上受王公大臣控制，几乎独立于王权。军人长期以来心怀不满，因为非但得不到提拔和奖励，还必须遵守残酷且有辱人格的戒律。由于封建残余势力的束缚，君主制政权不能发挥优势，加之几代人买卖官职，君主制政权在国家事务与公共服务管理上表现得松散无力。虽然国王仍然拥有并经常行使其至高无上的特权，但君主制政权的根基已经动摇。本该雷厉风行的行动，却在当时受到了诸多阻碍。君主在人事任命和处理公务上的权力已经基本被剥夺。臭名昭著的教会也日渐衰落。教会统治者们沉迷于吹嘘其响亮的头衔，炫耀其锦衣玉食的生活，已经失去了精神力量。他们虽能继续打压胡格诺派、烧毁异教书籍，却无力阻止新思潮的到来。很快，他们曾引以为豪的权力也将烟消云散。此外，教会统治者和低级僧侣之间由于意见不合，产生了不可跨越的鸿沟。教会统治者们虽然身处高位，却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跟伏尔泰进行辩论；许多主教教区的乡村神父秘密反对上级，憎恨教会体系。世俗贵族阶层的状况也不容乐观，正逐渐变弱并存在内部分歧。在一个像法兰西这样统治秩序长期不变的国家，统治阶层的政治权力终将丧失殆尽。统治阶层看似拥有最高特权，但实际上其拥有的与中央政府有关的实权却非常小。贵族阶层在国民议会中没有绝对的发言权，不参与立法工作。在许多公共服务部门甚至国家行政部门，他们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力。高等贵族和低等贵族之间长期明争暗斗——蒙特默伦西家族和拉特梅尔家族鄙视那些新晋的小资产阶级群体，认为他们的成就与自己相比简直不值一提。不仅如此，即使是较为开明的统治者，也会戏谑地将新晋贵族称为“同胞”，并谴责他们傲慢、暴虐、贪婪。 我们可以看到，法兰西那些有权有势的阶层之间冲突频发，各阶层代表人物的名声一落千丈。皇室和贵族之间的矛盾始于路易十四时期，之后，在其继承人统治时期不断升级。由于巴黎最高法院不止一次地反对皇室的主张和要求，路易十五受身边亲近之人的影响，极为反感巴黎最高法院的表现。此外，教会与皇室和贵族之间也发生了许多争执；法兰西各级法院尽管都积极地加入了迫害胡格诺派的行列，也因为个人情感而拒绝改变野蛮的刑事诉讼程序，但偶尔也会抵制那些顽固的、无情的主张。这些公开冲突的影响不难评判。统治者将政体的弱点和弊端完全暴露在受压迫的人民眼前，招来了人民的蔑视。到十八世纪，法兰西上层阶级的名声跌入谷底。统治者的淫乱与恺撒时期异教徒的黑暗别无二致；路易十五自甘堕落、沉迷于低级趣味，即使心如明镜，也愿意受诡计多端的教士和情妇摆布。至于贵族，无论教会贵族还是统治者，即使有一些可圈可点的杰出人物，也抵不过绝大多数人的极尽放荡、奢侈和享乐。红衣主教和主教们毫不掩饰地纵情声色，这已是人尽皆知的丑闻。而较高阶层的相对高雅的日常娱乐也无非是慵懒地享受美食。世俗贵族势必衰败，其光辉岁月也将一去不回。即使是历史悠久的大家族，也很少出现真正名留青史的人物。甚至，为法兰西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的黎赛留家族和孔代家族也堕落了，极尽享乐与谄媚之能事。还有庞大的贵族统治者群体，他们与具有浓郁骑士精神的罗克鲁瓦[12]骑士和兰登[13]骑士截然不同。他们无知颓废、傲慢自负，把精力浪费在赌博、耍阴谋、炫耀和养情妇上，极少关注国家事务。这个时代的年轻贵族甚至写不出一封像样的信来，贵妇们整天除了做针线活，什么也不会。相比之下，英国的贵族阶层的行为则令人敬佩。他们遵守公共秩序、接受品德训练，学习如何在履行社会职责时听取大众的意见并以此警醒和鞭策自己。 代表蒙特默伦西家族的盾徽 代表拉特梅尔家族的盾徽 路易十五 代表黎赛留家族的盾徽 代表孔代家族的盾徽 处于残酷压迫之下的法兰西看似庄严肃穆，实则外强中干，看似有光荣的传统，实则没有任何生命力，看似有崇高的权力，实则处处落败受责。据说，有两千五百万法兰西平民认为政府不可信赖。我们有必要看清一个真相——不和谐的因素潜伏在人民之中，否则我们将永远理解不了即将发生的事件。在法兰西的主要城镇中，中产阶级发展壮大，形成了商人阶层。他们从不迷恋奢华安逸，通过多年的光荣劳动收获了成功的果实，在各种场合积累财富，渐臻佳境。一个兼具财富与文明的新贵族阶层形成了，其中不乏律师、医生、制造商和其他贸易商。新贵族阶层尽管深受错误的思想流派影响，尽管从政治学的角度看还完全不够格，但确实囊括了这个国家最进步、最明智、最可靠的东西。这个阶层人数众多且值得尊敬。他们反对现有的统治秩序，因为他们在这个秩序下被视为低等人群。他们厌恶统治贵族，因为他们认为统治贵族的傲慢行为往往是针对自己的。但对于国家的普通人民来说，新贵族与其他贵族一样遥不可及。种种阶层区别使新贵族脱离了养育他们的人民。事实上，就像给其他阶层留下印记一样，封建主义也在这一阶层留下了印记。并且多重标准的政策使这一印记变得无比鲜明。法兰西的各个行业都是以特权制度和垄断方式组织起来的，各行各业在各地建立了众多的公会、行会、行业等级制度，拥有独特的权利和特殊的豁免权。新贵族们被轻蔑地称为“资产阶级”，这反而让他们更看不起其他人。他们当中虽然有非常著名的人物，但对人民毫无同情心，故而贫苦的人民既忌妒他们，又认为他们无情。当时，资产阶级雇主与城镇工人和工匠之间的异化，是法兰西的主要特征之一，也是大革命各个阶段的主要特征。 因此，在法兰西，上流社会和中产阶级之间虽然存在着巨大的区别，但也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完全脱离人民。与其他国家相比，法兰西的阶级分化更严重，更不得民心。在社会发展的某个阶段，封建主义曾经将各个社会阶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现在，也正是因为封建主义，社会四分五裂了。接下来我们分析法兰西的人民。法兰西人民主要分成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两大部分。通常，除非地主宽宏大量地免税，否则土地使用者就要承担沉重的赋税，并在财产分配时遭受严重的不公平对待。然而，比起地主们的残酷剥削和奴役，这些不公平待遇微不足道。在法兰西的绝大部分地区，农民有权永久使用土地。但仍有一些省份，特别是在北方，农民想耕种土地就不得不长期租赁大农场。虽然耕地被分割成小块租赁给农民耕种，但这些地区却相对繁荣。农民大多过着舒适的生活，农业取得了明显进步。然而，即使是这些农业发达地区的农民也有无数琐碎的烦恼，比如政府对农业的不正当限制以及时而退步的、不尽人意的公共服务。农业的兴盛使农民对从不露面却有着专横特权的地主产生了厌恶之情。在极个别省份，土地由农奴耕种，地主与农奴之间的关系非常融洽。此外，在法兰西的其他地方，绝大多数土地通常只有很短的租期，农民因难以忍受高额地租和封建压迫，长期挣扎在穷困的边缘。这些地区仿佛不毛之地。有识之士阿瑟·扬[14]曾写到，除了黑暗时期的爱尔兰之外，法兰西的这些地区是他所见过的最悲惨的地区。在这里，农民的食物通常只有荨麻和豆类。几年后，衣不蔽体、充满怒火的起义军出现了。起义者高喊着“解放即将来临”，坚信痛苦源于万恶的地主，并烧毁其城堡。在这种情况下，最可怜的莫过于在土地上辛苦劳作的农民。有证据表明，在大革命前的法兰西，有些地区的农民收入还不到后来的一半。城镇居民则在无知和贫穷中繁衍生息。大城市里充满了不安分的、极度渴望变革的穷人阶层，他们与富人为敌，认为富人自私地抛弃了他们。雅各宾派组建的军队正是从这些阶层中招募的，其中不乏监狱里的杀人犯和在断头台下欢呼的暴徒。 应该记住的是，虽然法兰西的社会秩序混乱，各个领域尽显病态，但一种原始的创新精神已经成长起来，强烈地冲击了原本摇摇欲坠的社会结构。特权阶层的思想一直相对自由，他们蔑视和嘲笑几乎所有的制度，甚至包括有的秩序——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在优秀的文学作品中找到一些线索。不可否认，启蒙运动的发起者基本上都是缺乏政治经验的文人，同其他法兰西人一样，他们受到了两位天才人物的深刻影响。机智敢言的伏尔泰极力抨击王权、圣坛和上层特权，而目光相对深远的卢梭则建构了一系列蔑视社会安排、服务人类、重建幸福的理论。因此，如果是在体制健全的国家，智者会与社会秩序站在同一战线，提倡温和的改革，但在法兰西，智者是破坏性的和无政府主义的。虽然智者导致了法兰西大革命这个说法有些言过其实[15]，但他们的确推动了革命进程，与革命不可分割。奇怪的是，法兰西人自己对于即将到来的时代几乎一无所知，任由这种无神论的、虚假的、极具欺骗性的哲学在那些遭受残酷待遇的阶层中备受青睐。大革命到来前，法兰西人民最常做的事情就是嘲笑信仰、谴责过去、攻击身处高位的人、抱怨荒谬的阶级差别、像丢垃圾一样丢弃旧法律和旧习俗、放大社会中美好积极的一面来营造世界安乐的幻景。而有教养的贵族和锦衣玉食的贵妇们则喋喋不休地讨论哲学。教义狠狠打击了法兰西人的自负，历史规律完美地体现了真理和智慧。这一时期，法兰西社会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即社会秩序的支持者与政府斗智斗勇，却反而加速了该秩序的灭亡。 在描述大革命前的法兰西社会时，这部简史呈现出了比较浓郁的黑暗色彩。但大革命前的法兰西仍值得尊敬。对成千上万受害者的不幸命运，我们深表同情。然而，我们之前所描述的时期再黑暗，也比不上路易十六统治时期。国王无疑是善意的。路易十六的作为与罗门尼·德·布里安[16]和查尔斯·亚历山大·德·卡洛尼[17]的作为相比，后两者更武断、蛮横、不公正。不过，王室的愚昧以及特权阶层之间的分歧在路易十六统治时期尤为明显。路易十六曾两次被迫解散宫廷牧师，一次是迫于傲慢的贵族党派的压力，一次是因为国王、政要和巴黎最高法院就政府债务和国家破产等问题发生了严重冲突。世袭王子密谋造反时、或者克洛德·路易·圣日耳曼[18]推行的不正当改革引发了军队的不满情绪时，王位比任何时候都岌岌可危。高级教士和法兰西贵族最不受欢迎的时候就是他们叫嚣着反对雅克·内克尔和杜尔格[19]的时候，以及他们反对以平等税收来应对国家危机的时候。与路易十五时代相比，尽管腐败不再那么严重，上等阶层不再那么傲慢，但法兰西社会仍旧没有新的阶级诞生。阶级划分在这个阶段更明显、更令人憎恨。经历了无数灾荒后，穷人承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难和不公。政府的爱国精神或整体利益主要体现在推行肤浅的改革上，而且大多浅尝辄止。即使是明智的改革，也是一遇到反对就被放弃了。国王和王后也无法摆脱颜面扫地的命运。路易十六因懦弱平庸招来诸多嘲笑，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则因豪奢无度而丑闻缠身。显而易见，这个时期是草率的投机时期、肤浅的改革时期。总之，法兰西多年来累积的弱点都在这一时期暴露无遗，尽显威力。 雅克·内克尔 杜尔格 以上就是1789年危机之前法兰西的状况。经验丰富的英国政治家早已看到即将来临的变革[20]，但就目前所知，路易十六的大臣们却没有一位能看到这一点，法兰西的思想家们也几乎没有人预料到即将到来的危险。正如我们看到的，许多身居高位的人有意抛弃暴行，并制定了宏伟的改革方案。对成千上万面对死亡或流亡的人来说，三级会议[21]即将发布的公告[22]似乎标志着新黄金时代的开始。几个省份后来爆发的骚乱、几百万愚钝不幸的奴隶的欢欣鼓舞、认为自己的时代已经到来的中产阶级的欢腾，都没能使人们的幻想消散。人们认为，在一个文明的时代里，荒淫无度的人将无处安身。在法兰西不健全的社会制度中，除浅薄的幻想和不断增长的无知之外，也出现了许多高尚的、远大的抱负，两者混合在一起。一道充满了虚幻希望的彩虹闪闪发光，照耀着那正在将古老的法兰西引入无尽深渊的黑暗洪流。 * * * [1]法兰西大陆是法兰西在欧洲的领域，主要区别于法兰西的海外领地。法兰西大陆和海外领地共同组成了现代法兰西。——译者注 [2]加斯帕尔·德·科利尼（Gaspard de Coligny, 1519—1572），科利尼伯爵，海军元帅，法兰西王国权臣，胡格诺派领导人。他是法王查理九世的密友与顾问。——译者注 [3]亨利·德·拉图尔·多韦涅（Henri de La Tour d'Auvergne, 1611—1675），曾受封为法兰西陆军元帅。——译者注 [4]哥萨克是一个民族自治、文化自治的半武装地区，位于俄国南部和乌克兰东南部，在乌克兰和俄国的历史文化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译者注 [5]1793年4月事件是指在与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多国组成的反法同盟的战争中，法兰西前线的主要指挥官、吉伦特派将领迪穆里埃叛变投敌。——译者注 [6]阿尔科莱位于维罗纳东南方二十五千米处。1796年11月15日至17日，拿破仑在此地大败奥地利军队，赢得了第一次与反法同盟战争的胜利。——译者注 [7]弗里德兰位于现在的加里宁格勒，靠近俄国的普拉夫金斯克镇。弗里德兰战役发生于1807年6月14日，是拿破仑与冯·本尼格森伯爵领导的俄国军队之间的主要战斗。拿破仑率领法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击溃了大部分俄国军队。混乱不堪的俄军狼狈地撤退到了阿尔勒河。 [8]十字军东征是中世纪时期罗马教会发起的一系列宗教战争。这里特指法兰西革命者借此口号发动革命战争。——译者注 [9]当时，法兰西人受到革命热情的感染，对革命的深层原因理解肤浅，从而表现得鲁莽冲动；并且法兰西人的理想摇摆不定，极易受外部环境影响。——译者注 [10]这里不便详述法兰西在大革命之前的状况以及波旁王朝的运行机制。与这类主题相关的佳作不胜枚举。对革命爆发前法兰西政治状况最好的评论也许是托克维尔先生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可参考亨利·瑞伍1873年的译本。我冒昧地认为，书中关于暴行的图片刻画力度太轻了。冯·西贝尔教授的《法兰西大革命史》虽内容片面、语言乏味，但也包含了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法兰西的状况。亨利·马丁先生在他的《法兰西史》第十六章和最后一章对整个革命进行了巧妙的描述。托马斯·卡莱尔先生在其著作中着重描绘了当时的政治形态和社会生活。米舍莱和路易·勃朗在其各自的作品《法兰西大革命史》中，虽然处理得有失公允，但写作技巧相当高超。1787年9月，阿瑟·扬的《法兰西之旅》出版，该书大量记载了法兰西当时的经济状况。《手册集》中描述了1789年议会代表的公告，体现了人民无尽的抱怨。——原注 [11]让-巴普蒂斯特·柯尔贝尔（Jean-Baptiste Colbert, 1619—1683），路易十四时代的著名大臣。他极大地推动了法兰西商业和制造业的发展，在布雷斯特、特隆和罗什福尔开设了海军工厂，组建了法兰西海军，并在全国修建了多条公路和运河。——译者注 [12]罗克鲁瓦是法兰阿登省的一个地区，因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在战争期间被多次易手。它以1643年的罗克鲁瓦战役而闻名，其战斗精神被称为罗克鲁瓦骑士精神。——译者注 [13]兰登是比利时的一个地区。这里曾发生过两次非常著名的、影响深远的战役，其中第二次战役发生在法兰西大革命期间。1793年，科堡的约西亚（1737—1815)率领奥地利军队与迪穆里埃将军指挥的法军展开激战。最后，奧地利人取得了胜利。其战斗精神被称为兰登骑士精神。——译者注 [14]阿瑟·扬（Arthur Young, 1741—1820），英国农业、经济、社会统计学家，维护农业工人权利的活动家。作为一个见多识广的观察者，他对1789年大革命爆发后法兰西政治的看法颇具眼光，并成为英国改革的主要反对者。他虽然被认为是英国主要的农业作家，但最为人所知的是作为一个社会和政治观察家所著的《爱尔兰之行》（1780年）和《法兰西之旅》（1792年）。——译者注 [15]因为革命的原因是多角度、深层次的。——原注 [16]罗门尼·德·布里安（Loménie de Brienne, 1727—1794），图卢兹和桑斯大主教。作为路易十六的牧师，他于1787年将巴黎最高法院的成员流放到特鲁瓦，强迫巴黎最高法院签属国王布告。——译者注 [17]查尔斯·亚历山大·德·卡洛尼（Charles Alexandre de Calonne, 1734—1802），路易十六的牧师。他肆意浪费国家财产，与他在1786年召集的显贵们争执不休。——译者注 [18]克洛德·路易·圣日耳曼（Claude Louis Saint-Germain, 1707—1778），作为路易十六的战争部大臣，他在法军中引入了严酷而有辱人格的纪律。根据他的建议，军官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受限于贵族阶层。——译者注 [19]关于雅克·内克尔和杜尔格的政策以及他们的改革计划，请参阅亨利·马丁《法兰西史》第十六卷。总体来说，他们倡导废除法兰西的工业垄断，用平衡分配税收取代现行的不公平分配制度，整顿政府，公开国家财政，取消中央集权，成立代表会议等。不过，杜尔格的想法比雅克·内克尔更成熟、更实际。——原注 [20]早在1753年，切斯特·菲尔德爵士写道：“在历史的长河中，发生重大变革或革命之前的所有征兆，现在的法兰西都出现了，而且每天都在增加。”——原注 [21]三级会议是中世纪法兰西的等级代表会议。参加者有高级教士（第一等级）、贵族（第二等级）和市民（第三等级）三个等级的代表，故名三级会议。1789年，由于法兰西王室财政困难，三级会议再次召开。这时，经过启蒙运动，由卢梭、伏尔泰、狄德罗等倡导的民主、自由、三权分立等理念已经深入人心，教士和贵族已经开始衰落。第三等级，特别是资产阶级正在壮大。1789年的三级会议中，第三等级的代表提出改革税制，取消前两个等级特权的要求。由于要求迟迟没有得到满足，第三等级自行组成国民议会。7月9日，国民议会改名为制宪议会。路易十六试图调动军队来压制议会，但7月14日巴士底狱被攻占，路易十六被迫屈服，承认革命。由此，法兰西大革命拉开了序幕。——译者注 [22]即1789年颁布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宣布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是天赋不可剥夺的人权，肯定了言论、信仰、著作和出版自由，阐明了权力分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私有财产神圣而不可侵犯等原则。——译者注 [book_title]第2章 三级会议与国民议会 1789年5月5日，三级会议在凡尔赛召开。这次三级会议距离上次三级会议已经一百七十多年——波旁王朝曾在建立之初召开过这种古老的国家会议，商讨国家共同利益事宜。现在，君主制政权岌岌可危，为了国家利益，三级会议再次召开。不同阶层的代表们齐聚一堂，场面蔚为壮观。这一刻，法兰西社会的所有不和谐因素仿佛在这种快乐的气氛中消失了。在一个装饰得庄严华丽的宫殿大厅里，王室郑重地欢迎二百多位会议代表，仿佛在重要场合欢迎王公贵族似的。国王和大臣们坐在最前面；王后和王子们则坐在国王旁边的满是紫色和金色装饰的宝座上；宝座下面，身穿带有羽毛和花边装饰的服饰的贵族按等级排成一队，接下来是衣着朴素的第三等级[1]、身披精致长袍的僧侣和身着教士服的乡村牧师，以及珠光宝气的贵妇和外国使节。仿佛欢度节日似的，热心的观众聚集在阳台上好奇地注视着这场盛景。就连宫外的那些观众，也早已心潮澎湃。国王宣布，他已经召集法兰西的智者贤人来担任会议顾问，并声明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主要是迎合国家的迫切需要，不会伤害人民的感情。然而，人们遗憾地发现，王后面色阴沉、心怀忧虑。于是，许多人心里产生了戒备，毕竟社会不同等级之间仍有区别，衣着华丽的封建贵族、地主等级与衣着寒酸的第三等级之间差距明显。 1789年5月6日，代表们被召集起来讨论具体事务——5月5日的第一次会面只是走形式。多年来，法兰西财政赤字越来越严重，甚至开始呈现出病态，因此，财政大臣雅克·内克尔希望通过三级会议来充实空虚的国库。但一直以来，三级会议的任务只是为国家的行政事务提供建议。于是，会议一开始就出现了问题，这恰好表明了三级代表之间早已存在的根深蒂固的分歧。根据先例，三个等级无论代表多少，都只有一票。如果贵族和教会联合起来，就能轻而易举地抵消市民的意志。在王室看来，这种做法既能达到目的，还能降低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于是，贵族与教会提前进行了投票，决定将第三等级代表的人数增加一倍。然而，第三等级已经下定决心改变现状，呐喊出自己的声音。他们坚称，三个等级应该分别商讨各自的意见，然后按人数投票。也就是说，三级会议的最终决议将遵循大多数人的意愿。贵族拒绝第三等级的提议，因为只有三位代表的贵族等级与拥有六百位代表的第三等级相比，其影响力微不足道。至于三百位教会代表，他们虽然各怀心思，但仍服从主教们的领导并与主教们站在同一战线上。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三个等级各持己见，冷漠敌对，没有解决任何实质性的问题。 1789年5月5日，三级会议在凡尔赛宫召开 三级代表之间的分歧根深蒂固，如果贵族和僧侣联合起来，就很容易抵消第三等级的意志，将其压垮 一想到王室仍急需资金，雅克·内克尔就感到焦躁不安。然而，在各省人民和巴黎人民的支持下，第三等级信念坚定，情绪激昂。最后，他们毅然决定自行开会。1789年6月17日，第三等级会议陆续得到了一些自由派贵族的支持，甚至一些低等教士也投奔而来。第三等级宣布自己是法兰西国民议会[2]。他们邀请同胞加入议会，并坚称任何事情都不能阻止他们“重建法兰西”。 1789年6月20日，国民议会计划在凡尔赛宫大厅举行会议，可是代表们震惊地发现，宫门被锁了。大管家[3]告诉国民议会主席让-西万尔·巴伊，凡尔赛宫被王室征用了。最终，在两位勇敢之人的带领下，愤愤不平的国民议会代表们来到了附近的一个旧网球场，并在此发布了庄严的革命誓言：“不制定和通过宪法，决不解散！”与此同时，王室已经制定出相关办法，来镇压这次疯狂事件。尽管雅克·内克尔提出了一个谨慎的妥协方案并得到了国王的认同，但极端党派坚持采用激进的方法并最终取得上风。1789年6月23日，国民议会代表们被迫在雨中站了很长时间，才被召进大礼堂。虽然并非出自本意，但国王还是向他们宣读了一份声明：“三级会议的各个等级应该像以前那样分别商议和投票，如果有分歧，就由国王本人来决定什么是对人民有利的。”代表们对这个愚蠢的论调嗤之以鼻。当大管家按照古代礼仪宣布国民议会解散时，米拉波伯爵——他的文章和言论在当时的法兰西颇具影响力——告诉大管家：“他们是因为人民的意志才聚集在一起的，只有刺刀才能解散他们。”几分钟后，国民会议通过了一项口头决定，规定国民议会成员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任何侵犯国民议会成员的人都将被判处死罪。 当大管家宣布国民议会解散时，米拉波伯爵告诉大管家，只有刺刀才能解散他们这群因为人民的意志聚集在一起的正义之士 巴黎的民众通过示威的方式公开支持这些大胆的举措，这令王室恐慌不已。早在波旁王朝发生政变时，君主就经常在封建议会上打压反对势力。如今，王室以为只要国王亲临会议，国民议会就会像旧议会那样缄口不言。据说，在得知所发生的事情后，国王只是说：“如果他们愿意，就让他们待在那儿吧。”他软弱的性格决定了他不会积极应对事态的发展。此前，相当数量的低等教士已经加入第三等级，很快，那些期待变革的贵族也加入了第三等级。但贵族等级的其他人仍冷漠以对。最终，贵族们认识到拒绝加入国民议会不会有任何结果。于是，在国王的要求下，贵族们也加入了国民议会。至此，国民议会已经被广泛接受。实际上，路易十六这么做主要是为了掩盖王室的真正目的，即震慑住第三等级并取得胜利，因为王室对第三等级既鄙视又害怕。不管国王的动机如何，雅克·内克尔因提议召开三级会议而备受青睐，但遗憾的是，他于1789年7月2日下台了。随后，一个由军人和保守派贵族组成的政府成立了，这个政府并不受欢迎，影响力极小。国民议会警觉地发现，数千人组成的军队正在凡尔赛集结，还有一股强大的武装力量正朝着首都挺进。顿时，谣言在法兰西四处散播——王室曾表示“叛变议会的最佳场所应该是监狱”，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将自己的孩子送入贵族军队并问道“他们的剑能保证我的安全吗？”还有，在一个名为“狂欢”的组织里，贵妇们用各种奇怪手段迷惑年轻骑兵。 在躁动不安的巴黎，军队集结的消息迅速传播开来，点燃了起义的火苗并很快发展成了熊熊烈火。1789年7月12日，为了维持和平，一份“代表国王”的公告出台了。此时，巴黎的主要大街和广场被陌生的军队——来自德意志和瑞士的国王雇佣军占领了。这种景象引起了民众的恐慌和愤慨。愤怒的演讲家们在巴黎皇家宫殿举行集会，慷慨陈词。人们举着雅克·内克尔和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约瑟夫·德·奥尔良的头像进行游行。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约瑟夫·德·奥尔良因激烈反对王室而成了民众的偶像。为了驱散聚集的人群，德意志雇佣军利用几个手无寸铁的人杀害了几名法兰西皇家卫兵。通往杜伊勒里宫的路上满是外国军队和围观民众。这些事件本身并不重要，但点燃了民众心中愤怒的火种。严酷的纪律和苛刻的待遇必然会引起不满情绪，这不仅在皇家卫队和其他军队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且在暴徒的迷惑性言论中也表现得非常明显。包括皇家卫兵在内的城市驻军近期被软禁在军营里。当同伴牺牲的消息传来后，皇家卫兵们再也待不住了，向德意志雇佣军发动了攻击。仅第一次武装起义就打乱了原有的军事权力布局。“国家永垂不朽”的呼声不断地从首都军队驻地的营房中传来。几个小时后，连外国雇佣军也被感染，沮丧地妥协并宣称不会再有流血冲突。如此一来，愤慨的雇佣军军官唯一能做的，就是召集士气低落的兵士然后撤退。陌生的侵入者消失后，巴黎的大街小巷充满了欢喜兴奋之情。毫无价值的可怕政权倒塌了。1789年7月12日晚上，城市躁动不安，成千上万的穷人——成了后来的恐怖统治集团——从简陋的住处一涌而出，消失在人群里。他们洗劫商店，为了得到武器而攻占市政大厅。1789年7月13日早上，旧政权已经无力掌控局面，一个由巴黎六十个区的首领组成的临时委员会接管了首都政权。该委员会试图建立一个组织，从某种程度上指导和监管这次运动。公民组成了自卫队，其成员头戴红蓝相间的帽子。他们或者尽可能地找到武器，或者接受慷慨的武器捐赠。一位区议会负责人德·弗莱塞尔斯先生被任命为委员会主席。尽管委员会成员的目的各不相同，但总体意图是一致的，就是把暴动控制在可控范围内。这就是闻名世界的巴黎革命政府和国民自卫队的起源，它们在大革命中有着深刻的意义。 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约瑟夫·德·奥尔良 尽管革命运动被这些手段压制着，但它的力量还是每天都在以惊人的速度壮大着。征兵在巴黎变得很常见，征来的新兵被编入新市政军。街道上长矛林立。暴徒们掠走所有武器，拉回古代大炮，将封建时代的盔甲抛来抛去，手执剑和火枪在军工厂里随意破坏。尽管如此，国民自卫队中仍有很多好人阻止了顽劣民众的放纵行为。虽然一系列事件加速了革命进程，但暴力分子压倒一切的时刻还没有到来。队伍中还包含了一部分中高阶层，这让王室愤慨不已，在后来的示威活动中，王室的表现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而起义只是某些暴徒在别有用心的领导人的鼓动下做出的杰作罢了。当天下午，皇家卫队叛投国民自卫队，虽有军官惊恐地提出抗议，但终究是徒劳。在狂热的欢腾中，皇家卫队成为国民自卫队第一兵团，并在随后发生的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789年7月14日，一大群自卫队成员进入荣军院，从武器库里拿走大量武器。医院里的收容人员不得不忍气吞声。至此，定期或不定期地集结在一起的人数已达到近八万人。整个过程中，国民自卫队没有遇到任何抵抗。这无疑在很大程度上鼓励他们采取更大胆的行动。圣安东尼边境上耸立着著名的巴士底狱，它是古代专制的象征，因神秘恐怖而臭名昭著。国民自卫队决定攻击这个可怕的地方。无数武装民众涌向这个地方。谈判不成，他们便冲过吊桥来到内院，到达八座阴森的塔楼，即可怕的地牢所在地。他们虽暂时被火枪击退，但在皇家卫队带来了大炮之后，城墙上很快就飘起了白旗，监狱指挥官德劳内因受到恐吓而不得不投降。胜利者冲入这座古老的监狱，发现了许多秘密——古老的刑具和监狱记录。虽然他们为自己的壮举感到自豪，但这次胜利并非无瑕，而是充满了残酷和暴力。德劳内及其手下惨遭杀害，头颅被挑在长矛上，高高地举起来，类似的场景后来还有很多。德·弗莱塞尔斯也遭到袭击和枪杀，因为有流言称他欺骗了民众。此外，还发生了几起枪决事件。令人欣慰的是，此时国民自卫队仍保持着相当稳定的秩序。这次巨变与其说证明了王室的懦弱，不如说带来了可怕的混乱。 德·弗莱塞尔斯 至此，进行暴力改革、控制制宪议会和威慑巴黎的运动在法兰西结束了。首都最终落在了不为人知的革命人士手里。事实证明，军队只是获得权力的主要工具，并不能信任。王室极端党派既震惊又暴怒。国王的弟弟阿图瓦伯爵查尔斯·菲利普（后来的查理十世）以及另外两位同级别的权贵愤怒地宣称不能接受这些事件，之后匆忙逃越了边境。原本拥护国王的贵族们纷纷抛弃国王并移民，开启了贵族移民的历史。那个时代的黑暗特征可见一斑。制宪议会高声谴责王室策划的暴行。据说王后也参与了这次名副其实的圣巴塞洛缪[4]式的王室暴行，米拉波伯爵毫不含糊地暗讽了王后的作为。狡猾的路易十六迅速与势力强大的制宪议会达成协定，解散了大臣们的阴谋集团，并召回雅克·内克尔。制宪议会带着诚挚的善意听取了国王的辩解，国王认为自己的主要过错是过于天真。不久之后，制宪议会邀请国王回到巴黎。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认为此事冒犯了王室权威，加之她很清楚自己不受爱戴，因而哭着恳求国王不要同意此事。尽管如此，国王还是同意了。民众为自己的胜利而自豪，为获得的权利而欢欣鼓舞。在一次演说中，有人称路易十六“被征服”，国王本人则心平气和地接受了这个“笑话”。事实上，那时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得到了国王的准许。临时委员会有了自己的名称——巴黎革命政府，拥有非常大的权力。第三等级的主席让-西万尔·巴伊被任命为巴黎市长，忠于改革的年轻贵族拉法耶特侯爵吉尔伯特·德·莫蒂[5]被任命为国民自卫队总司令。这支队伍的旗帜颜色为代表巴黎的蓝色和红色，为了和解，还在徽章上加入了代表波旁王朝的白色。从此，三色旗诞生了。拉法耶特侯爵吉尔伯特·德·莫蒂自信又有远见，他认为三色旗“将很快遍布整个欧洲”。尽管后来又有两三起暴力事件，但巴黎也算暂时安定下来了。国王高兴地回到凡尔赛。然而，君主制政权所能做的只是无力地威胁和软弱地让步，这样的君主制，其神圣光芒还剩下多少呢？ 德劳内和德·弗莱塞尔斯惨遭杀害后，他们的头颅被高高举起 7月14日，一大群人进入荣军院，从武器库里拿走大量武器 国民自卫队涌入巴士底狱 尽管一切都很平静，但在巴黎发生的一件事却像雷电一样打击着整个王室。一直以来，法兰西首都对各省的影响很大，更不要说在这个改弦更张的时刻了。王权突然崩溃，民众成功战胜了古代权威。所有激荡在民众内心深处的想法、长期被压制的仇恨和困惑以惊人的力量在多地爆发。南部、中部和东南部地区是受封建制度压迫最严重的地方，也是苦难最深重的地方。这里的农民开始反抗地主。从罗纳到卢瓦尔，愤怒的民众烧毁城堡，焚烧装有特权文件的箱子和土地权证——民众对这些文件中所记录的特权已经忍无可忍了。此外，还发生了几起谋杀地主的事件。即使在北方，租赁制和仆役工作也遭到了普遍的抵制。一些省份还发生了一些卑劣的行径，成群的暴徒“从深山里出来，破坏庄稼，掠夺果园”。许多城镇纷纷发生暴动，市民要求扩大市政权力，废除旧的垄断机制。1789年还发生了灾荒，穷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中，食不果腹。暴乱愈演愈烈，连首都也难以幸免。拉法耶特侯爵吉尔伯特·德·莫蒂负责维持秩序，让-西万尔·巴伊则费尽心思用各种盛大华丽的游行来表达获得自由的喜悦，以此取悦人民。巴黎革命政府已经发展成一个拥有300人的组织，它努力满足穷人的需要，为失业人员找工作，竭力应对各种贫困加剧的问题。不过，忌妒心强烈的政客往往会在这个时候向新政权发出责难，这对新政权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燃放烟火、热烈的巴士底狱庆典、在花园和大街上生长的自由之树，甚至是失业救济金、捐款以及临时拼凑起来的救济制度，这些权宜之计对于成千上万饥肠辘辘的男男女女来说又有什么用呢？在躁动和匮乏之间，巴黎很快就会发生比现在更危险的混乱，现在一切只是被压制着而已。 拉法耶特侯爵吉尔伯特·德·莫蒂和三色旗 让-西万尔·巴伊 一波负面事件影响了制宪议会的会议进程。制宪议会就解决经济问题和财政赤字的最佳方案进行了讨论，并为法兰西制定了新的宪法。基于新哲学思想的高调的改革原则已经受到广泛好评。出于仁爱和对国家整体情况的考量，制宪议会采取了措施来消除或缓和尖锐的社会矛盾，这充分体现了广泛的改革热情。同时，巴黎革命政府也尽其所能。让-西万尔·巴伊和拉法耶特侯爵吉尔伯特·德·莫蒂对革命表现出的善意和爱国情怀令他们深受民众感激。其他城镇除了做出“自由贸易的承诺”之外，鲜有其他成果。不过，中产阶级被允许甚至被鼓励采取武力措施来制止混乱。这样一来，几乎所有的法兰西大城市都自发地组建了国民自卫队，这些武装组织自主招募士兵，独立于政府。 然而，这场突如其来的伟大的革命，却影响了整个国家的社会关系。古老雄伟的封建主义大厦顷刻之间就被推倒并跌落尘埃。几个自由派贵族描绘了封建陋俗的可怕之处。制宪议会尽管遇到了一些抗议，但开始强硬起来，宣称应该结束这种可憎的状态。制宪议会用一个晚上的时间通过了一项决议，决议废除了几个世纪以来不断增长的债权和残忍的农奴制残余，包括什一税、退出租金以及类似的税捐。这次会议在热烈的欢呼声、庄严的颂歌和奇妙的音乐声中结束了。尽管后来发生了一些特权事件，比如天冷时地主用奴隶的血来洗脚等，但反对派贵族被不断壮大的多数派压制住了，制宪议会由第三等级和低等教士控制着。大清洗在修正财产权利的同时也出现了很多恶劣腐败的事。虽然土地解放的最终结果是伟大且有益的，但其直接结果也显而易见。作为无政府主义的主要表现之一，农民的暴行并没有因为时代束缚的突然消失而有所减少，它们只是在乡镇中产阶级的努力下被镇压或遏止了，因为乡镇中产阶级对于无政府主义的蔓延有所警觉。这些乡镇中产阶级手中也握有武器，而且几乎不受任何规定约束。 这就是1789年8月和9月的法兰西：旧权威支离破碎，大权旁落。贫困和混乱虽然是暂时的，但波及范围甚广。同时，在凡尔赛，被镇压但未被处决的王室再次开始蠢蠢欲动。据说，一帮忠诚的贵族计划从“叛逆臣民”中解救出国王，并将他送到梅斯。部队也逐渐从边防撤回。凡尔赛的新国民自卫队虽然已经发展成一个完整的机构，却仍饱受王室的冷眼。有一种观点在巴黎滋长，并受到制宪议会的支持，那就是国王应该被送回首都。因贫困而骚动不安的民众早已经准备好发动暴乱。1789年10月1日的事件标志着新一轮的愤怒爆发了。在10月1日的宫廷宴会上，一群年轻军官当着国王和王室的面，以保皇的名义从头盔上扯下了三色旗，借着酒力和宫廷美人的诱惑，他们宣誓永不放弃王权。紧接着，1789年10月5日的另一个事件引发了巴黎的大规模游行。当天上午，一群不堪饥饿折磨的妇女闯入市政厅，冲过凡尔赛宫与巴黎之间的甬道，最终与拉法耶特侯爵吉尔伯特·德·莫蒂率领的国民自卫队会合。这一游行队伍强行进入制宪议会，讨论国王所表达的对立观点，其中一些人被允许进入宫廷与国王会谈。拉法耶特侯爵吉尔伯特·德·莫蒂负责恢复秩序，游行被驱散并退出国民会议。大部分士兵都在积极配合，只有国王侍卫队中的一支精锐队伍恶意挑衅。1789年10月6日早上，国王侍卫队中的几个枪手射杀了两个无辜的人，引发了造反。一群愤怒的暴徒向国王侍卫队发起了进攻，冲进了宫廷内室。盛怒、饥饿的面孔出现在国家的圣殿中。在侍女们恐惧的尖叫声中，衣冠不整的王后被赶出了房间。若不是国民自卫队及时赶到，一场可怕的屠杀将不可避免。国民自卫队高呼“我们不会忘记丰特努瓦”[6]，拯救了侍卫队和王室。后来，双方看似和解了：国王在阳台上露面，拉法耶特侯爵吉尔伯特·德·莫蒂亲吻了王后的手；三色旗重新出现在每一位士兵的头冠上。然而，宫殿的地板上血流成河，两个惨白的头颅被高高地挑在长矛上，似乎在诉说着人们尚未消退的怒火。应一位代表的要求，路易十六毅然同意回到巴黎。王室马车载着国王、王后和他们的孩子们以及国王那美丽虔诚的妹妹伊丽莎白夫人[7]，慢慢地行驶到了巴黎。那里喧声震天，武装队伍横行，妇女跨坐在大炮上丑态百出。民众大声呼喊“现在，我们是面包师，是面包师的妻子和孩子了”，这句话生动地表达了那些穷人们心中最重要的东西，他们早已被王室贵族的阴谋害得食不果腹。这个鱼龙混杂的马车队伍进入杜伊勒里宫时已经是晚上。一进入这座空置多年的波旁王朝时期的宫殿，王室就立刻被国民自卫队包围了，连国王侍卫队也不能接近。 这些重大事件并非一人所能促成，1789年10月5日和6日的事件更是如此。至于米拉波伯爵、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约瑟夫·德·奥尔良、拉法耶特侯爵吉尔伯特·德·莫蒂是否参与策划这些事件，就没必要继续探讨了[8]。值得注意的是，巴黎的乌合之众虽然仍受中产阶级的控制，却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同从前一样，王权再次显示出了软弱无力的一面。国王一旦感到害怕，那他对于权力的幻想就会像无聊的梦一样烟消云散。于是，凡尔赛宫成了国家博物馆，还一度被废弃。后来，它成了德意志侵略者的容身之处。在经历了王朝覆灭的哀号之后，它再也不是君主制下王公贵族们的居所了。 武装队伍在巴黎横行，妇女们跨坐在大炮上丑态百出 * * * [1]第三等级是非上层的社会成员，可以分为城市和农村两部分。城市第三等级包括工资劳动者，农村第三等级包括自由农。——译者注 [2]国民议会（1789年6月13日—1789年7月9日），在法兰西大革命期间，从1789年6月13日至1789年7月9日的国民议会是由三级会议中的第三等级代表所组成的革命议会；此后，也称为制宪议会。1791年9月30日，其被立法议会取代。——译者注 [3]大管家是指当时凡尔赛宫的大管家。革命前，在封建时代的法兰西以及波旁王朝复辟时期，身居此位的人是法兰西王室的重要官员之一，也是“国王卫队”的指挥官，相当于英国的内务府大臣。——译者注 [4]圣巴塞洛缪大屠杀是法兰西王国天主教暴徒对国内新教徒胡格诺派的恐怖暴行，开始于1572年8月24日。由于胡格诺派的不妥协的强硬态度，该事件成为法兰西宗教战争的转折点。1572年8月24日凌晨，巴黎数万名天主教教民伙同警察、士兵对城内的胡格诺教徒进行了血腥大屠杀。他们根据事先画在胡格诺教徒居所门前的白十字记号闯进屋内，将浓睡未醒的人全部杀戮，然后将尸体抛进塞纳河中。包括科利尼上将在内的高官贵族都被处死，连查理九世的妹夫亨利及孔代亲王都被迫改宗天主教。——译者注 [5]吉尔伯特·德·莫蒂（Gilbert du Motier, 1757—1834），法兰西贵族、军官。他于1777年参加美国独立战争，是乔治·华盛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托马斯·杰斐逊的密友。他是1789年法兰西大革命和1830年七月革命的关键人物，在这两次革命中，他都倾向于在法兰西建立君主立宪制。——译者注 [6]这里是指丰特努瓦战役。它是法军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最大的胜利，极大地提升了法军士气。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失败以来，法军一度失去太阳王鼎盛时期的强者风采，而丰特努瓦战役的胜利使法兰西人找回民族自信。此处，在王室艰难的时刻，国民自卫队高喊“我们不会忘记丰特努瓦”，意在提升士气。——译者注 [7]伊丽莎白夫人（1764—1794），法兰西公主，路易十六最小的妹妹。法兰西大革命爆发时，她一直陪伴在国王与王室成员身边，最终在恐怖统治时期被处决。她被罗马天主教会视为烈士和上帝的仆人。——译者注 [8]现在已经完全可以确定，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约瑟夫·德·奥尔良曾唆使暴徒离开巴黎，攻击宫殿。他去世后，人们在一封信中发现，他指示一位银行家不要按协议支付刺杀国王的赏金。他写道：“钱花得不值当，国王还活着。”而米拉波伯爵和拉法耶特侯爵吉尔伯特·德·莫蒂应该是清白的。——原注 [book_title]第3章 1791年宪法 法兰西大革命的第二个阶段仿佛一潭湖水，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暗流汹涌。平静的表象随时可能被打破，荡起阵阵波澜。这股暗流威力巨大，仿佛海上风暴卷起的旋涡。从1789年秋到1791年夏近两年的时间里，没有再发生像巴黎起义、攻占巴士底狱、各省起义和1789年10月5日与10月6日事件一样意义重大的事件。一些明察秋毫的人或许已经感觉到一些不安的力量正在集结并发展壮大，但它们终究没能形成规模，更没有引发叛乱。事实上，在当地革命激情或报复情绪的影响下，严重的犯罪事件此起彼伏。据说，保皇党策划了两起阴谋，贵族移民数量不断增加，边境地区出现了反革命事件甚至入侵事件，欧洲其他国家对法兰西局势持观望态度。从比利牛斯山到莱茵河，法兰西的改革形式千变万化。那些使用暴力手段、抱有雄心壮志的改革者成了焦点，令民众既忌妒又害怕。尽管如此，局势至少看起来比之前稳定多了。有些改革带来的好处是永久的，有些则是一时的。对于成千上万的人来说，1789年的全国性危难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减轻了，大革命似乎正在走向幸福、和平和进步。国王与保皇党分裂了，制宪议会从此至高无上。法兰西农田上的封建大山被推翻，农业开始像被施了魔法一样快速发展。中产阶级和国民自卫队有效地镇压了暴力，人民越来越富裕。法兰西人正享受着从未享受过的自由。但外面仍是乱世，不和的声音仍在回响，政客煽动下的社会仍不稳定。在这种急剧变化的危局中，乱象虽然无法避免，但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烟消云散。或者恰恰相反——这段平静的时期正是法兰西靠近深渊前的黎明，在危险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将给革命注入新的力量。然而，历史虽然承认了局势的力量是巨大的，但同时也证明了宿命论是错误的教条主义。但公正地说，危局出现的主要原因是统治者缺乏经验且形势极为复杂。我们必须承认，如果法兰西统治者真正具备政治家素质，如果法兰西贵族不那么傲慢而且堪当道德榜样，如果法兰西的君主及其辅佐者们不那么愚蠢，那整个事件的进程就会大不相同。 1789年10月5日和6日的事件后，制宪议会重新着手重建国家机构，这几乎从一开始就是它的使命。接下来的几个月，制宪议会取得了的显著的成就，改善了旧的社会形态。从此，有益的改革结果[1]开始出现了。旧时的野蛮刑罚和君主管辖权已经被废除。被无益的限令扼杀的内部贸易也已逐步放开。一部融合了法规和习俗的法典得以确立，这部法典虽矛盾重重，却也在法兰西风靡一时。随着封建领地的消失，城镇的垄断行业和专属行会也消失了。最重要的是，制宪议会宣布实行宗教宽容，税收制度得到了改革，不公平的税务豁免权也被取消了。这些措施以及其他许多类似的措施不仅公正合理，而且大有裨益。因此，很多法兰西人高度赞扬它为“1789年的不朽政策”，就连英国人也深表赞同。然而，制宪议会的工作都有一个明显的特征，那就是对纯粹理论热情无限却完全忽视了事实本身。由于盲目追求创新，制宪议会激化了阶级矛盾，加快了革命进程，使趋于稳定的政府陷入了慌乱。为了减轻法兰西民众对当前政治和社会的不满，制宪议会采取了一系列行动。首先，它发布了著名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这个宣言虽庄严、大胆，却有点儿不切实际。接着，它在随后的立法中努力贯彻宣言中的法则。就像封建社会的强取豪夺一样，一纸法令足以让教会和其他一些机构的巨额财产被充公。尽管宣言做出了增加现有权利的承诺，但这一承诺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能实现的。不久之后，无论是否尊贵、是否有历史意义，所有荣誉头衔都受到了压制，名望、权威和特权被废除。这个过程缺乏思虑，毫无公平可言。尽管社会不可能存在绝对的公平，但制宪议会还是宣称“法兰西人民生而平等”。此外，法兰西的地方法规也发生了巨变。古老的省份连同各种各样的权利和豁免权一起从地图上消失了。相应地，地方议会也被取缔了。从此，法兰西有了新的分区。各分区被称为行政区，每个行政区的组织机构和地方权力分配完全一致。 宗教宽容政策宣布后，僧侣和修女们享受到确确实实的新自由 几个月后，法兰西的旧机构几乎全部被推翻。制宪议会开始着手为改革后的法兰西制定宪法。宪法保留了君主制，赋予了王室更多自由，同时也削弱了它的很多旧特权。从此，王室变成了没有实权的执行机构，虽然获得了立法机关的决议权及法案的否决权，却丢失了立法权。至于王室的大臣，则被完全排除在制宪议会之外，没有任何席位，也没有投票权。立法机关由立法委员会组成，形成一个单独的议院，该议院几乎绝对独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正如我们看到的，其时常与王室发生冲突，权力也不如预期的那么大，因为它并非真正普选的产物，其权力也与国王的权力拉扯不清。这个体制的最终表现令具有远见的政治观察家们感到震惊。过分集权化是古代君主政体的主要弊病之一，这种邪恶的体制遭到了激进的变革，即提倡新的平等理论和人民地位至高无上，这也是《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的两大主要原则。城镇当局拥有极大的权力，完全控制着自己建立的国民自卫队，并拥有许多其他的政府职能。通过这种模式，巴黎基本上成了一个独立于国家的联邦，拥有着庞大的军事力量。这种模式风靡全国。每个行政区都由小部门组成，每个小部门都拥有自己的国民自卫队，并享有巨大的、本该属于国家政府的权力。另外，每个行政区都设有一个更高级的部门，用以行使总体指挥权。在每个中心城市，这一巨大权力的行使者经由选举产生，而任何人都可以参与选举，不分高低贵贱。埃德蒙·伯克说：“法兰西分裂为数以千计的小型共和国，而巴黎是它们的王，占据领导地位。”这一说法完全正确。在其他国家机构中，几乎所有的司法人员和公务人员的任命权都被从王室手中夺走，然后由一个看似普遍的选举来产生。伟大、崇高的教会也不例外。根据罗马天主教的纪律或宗教教条，教会的大量的资产惨遭剥夺，主教和牧师的选举权也被从教众手中夺走了。国王手中的军权也被很大程度地剥夺了。不公正的特权并没有完全取消，只是被融入了民主模式，换了一种行使的方式而已。 制宪议会事务管理部门的许多行为也是不明智的、暗藏危机的。尽管雅克·内克尔竭力反对——他虽然不是一个政治家，却对国家财政了然于胸——但制宪议会还是决定出售教会的土地，为国家走出困境而筹集资金。制宪议会以即将出售的土地作担保，使用不可兑换的纸币来解决迅速恶化的赤字问题。这种权宜之计是从旧君主制政体中学来的，也是从受此问题困扰的其他政府先例中学来的。如果有足够稳固的保障，这种权宜之计也并非没有益处。于是，制宪议会不顾一切地使用了这种纸币。这种新型纸币被称为“指券[2]”，似乎是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它从一开始就被大量发行，尽管一度创造了繁荣的交易假象，却也打乱了生活和商业之间的平衡关系。在税收问题上，制宪议会的作为毫无理性和正义可言。富人曾经享有的豁免权现在间接地延伸到了穷人身上，如此一来，富裕的土地所有者税务负担过重，而城镇的民众却免税。这种做法尽管并不是非常重大的错误，却为将来的不公正埋下了隐患。属于国家的大笔款项也被贷给了已经拥有强大权力的巴黎革命政府，利率远低于市场利率标准。如此一来，国家只为它最偏爱的那一部分群体服务。这种原则是冒险的、不公正的。经制宪议会同意，大量国家资金被用于为首都的穷人提供救济。以昂贵的价格买来面包，再以低廉的价格卖给穷人，为失业人员找到体面的工作。不得不说，这一系列做法既浪费资源，又缺乏远见。因为这么做的后果就是，成千上万的乌合之众加入到巴黎的败类中。从此，很多在恐怖统治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共产主义理论被认为是对法兰西的诅咒[3]。 埃德蒙·伯克 不难看出，制宪议会所做的大部分工作是基于错误的原则。很快，这一系列工作的弊端和不可避免的后果一一浮现。不过，制宪议会的许多支持者慷慨激昂、思想开明，其倡导的理论极具吸引力，激发了当时人们的热情。《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的颁布不仅在法兰西，更在整个欧洲唤起了欢欣和喜悦。在巴士底狱沦陷一周年之际、宪法制定完成之前，巴黎目睹了这一黄金时代的开始。数百万人欢欣鼓舞，热烈欢迎这一时代的到来。攻占巴士底狱的日子被确定为全国性的重大节日。在众多观众的鼓掌声中，来自法兰西各个政府部门的代表们在首都当权者的带领下，沿着塞纳河畔，游行到巴士底广场。广场装饰华丽，建有一个巨大的露天剧场。在这里，王室、制宪议会和民众参与了集会。在心潮澎湃的人群中，国王宣誓尊重正在建立的社会秩序。高高在上的圣坛教士们也随声附和。国民自卫队中爆发出巨大的欢呼声，四周响起了胜利的音乐。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也被这激情感染，散发出迷人的光辉，抱起人民未来的主人——这孩子身处快乐的氛围中，对笼罩在众多受害者头上的乌云毫不知情。接下来的一周里，整个巴黎洋溢着快乐的气氛。巴士底狱的遗址上建起了鲜花拱门，喷泉里喷出美酒，火把照亮了巴黎的夜，来自欧洲各地的代表们为自由与和平时代的到来欢呼雀跃。由此可见，法兰西对欧洲的影响是多么巨大而深远。 制宪议会为解决财政赤字问题，毅然决然地动用新型纸币，也就是指券。上图分别是当时的纸币面值：1791年5里弗尔（上）、1792年50里弗尔（下）。里弗尔是法兰西旧时的货币单位，直到1794年才被停用 很快，制宪议会的工作所产生的影响显现出来了。贵族因荣誉头衔被废除而怒火中烧。教会被没收财产，所有宗教人员为《宗教人员民事组织法案》的诞生震惊不已。立法权与执法权因彻底分离而产生了矛盾。随着国王权力的减少，国家也变得软弱不堪。王公大臣与制宪议会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一群卑劣之徒取代了雅克·内克尔及其拥护者。军队特权被取消后，军官们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冷漠，由于没能及时得到相应的报酬，全体军官也表现出了极大的不满。同时，虽然人民群众还不清楚自己的实力，也没有得到领导人的引导，不过，随着国民自卫队章程和国家行政服务规定的制定，实质性的权力已经开始转移到人民群众手中了。巴黎的地位也变得更明显了，中央政府极度弱化造成的权力错位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了法兰西，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这个因阶级差异巨大而分裂的国家，这个王权被突然削弱的国家，这个动荡的、充满不确定性的国家，这个无政府主义横行、充满危险的国家，它的结果不难想象。从1789年10月5日、6日至今，贵族移民变得非常普遍，移民数量每天都在增加。于是，在很短的时间内，法兰西边境就被充满仇恨的移民占据了。在许多地区，教士们谴责制宪议会对教会所做的一切是亵渎神圣。教师们联合农民发起了一场反对无神论的运动。军队中也发生了残酷无情的暴动。在处理涉嫌败坏政府声誉的事务时，国王与制宪议会之间的关系即使不至于势如水火，却也如履薄冰。当路易十六乐此不疲地甘当傀儡时，制宪议会在很大程度上由煽动者和巴黎的骄奢暴徒控制着。尽管如此，他们仍感觉到自己的权威正在流失。因此，可以这么说，无政府状态不受上层控制，而是由下层兴起的。任何刺激都会使长期受恶政压迫和束缚的人民骚动不安。虽然到目前为止，最受欢迎的力量并没有参与暴乱，但一些政治煽动者通过廉价的不良杂志和多如牛毛的极端政治组织进行造势，不断加强自己的影响力。其中一个组织起源于巴黎的古老修道院，一开始很不起眼。这个组织日渐壮大，经常开会讨论制宪议会的行为，向人民发表激烈的言论。巴黎革命政府里最热心的改革者都是这个组织的杰出人物。无论首都的四十八个区发生了什么事，这个组织都会向人民汇报。在法兰西的主要城市里，这个组织吸附了大量同类型的团体。这就是戏剧性的大革命中最恐怖的名字——雅各宾俱乐部的起源。 奇怪的是，制宪议会代表的强大势力没有与这些巨大的变化作斗争。此外，下议院中极少有人真正同情最下层阶级，也没有给予无政府状态更自由的空间。但王室和贵族分裂了，贵族内部也相互分裂，高级教士和下层神职人员互不友好，许多世俗贵族和高级牧师也轻率地加入了移民的行列。那些保守贵族和留在旧议会中的高级教士都是碌碌无为之辈。而坚定地拥护亨利十四的王位、罗昂人和莫特马尔人等旧教派的，主要是龙骑兵团、无知的神父、浮躁的贾可·安安托万·玛利·德·卡扎尔[4]和狡猾的莫里。值得庆幸的是，贵族改革派中有几个人无疑比当初想象的走得更远，但有些人被铺天盖地的虚假哲学带偏，其他人为了争夺民众的支持而互争互斗。尽管宪政改革是一个理性的政策，但贵族们并未因此而团结一致。而下议院只是政治新手，许多人尽管拥有无与伦比的口才和文笔，但也会因被各种新学说包围而分辨不出哪些创新是有害的。他们受到反对旧制度和反对特权制度等言论的深刻影响。制宪议会的作为完美体现了法兰西人的特质，即沉迷于制度、不顾事实、不计后果、狂妄自大、多愁善感及浮躁难安。正因如此，制宪议会虽然并非出自本意，但却为接下来的事件铺平了道路。然而，为消灭贵族阶级付出最大的功劳的，对革命措施持鼓励态度的，仍然是那些不光彩的移民贵族。几个月后，绝大多数法兰西贵族逃离了国家，放弃了他们曾经支持的王室。他们软弱却自大，对这个值得骄傲的国家口出怨言，整日妄想着会有反革命力量重获政权。历史对这些人心怀体谅，因为他们是邪恶秩序的受害者。但处于危机中的法兰西无法体谅他们，因为他们极度缺乏爱国主义精神，心理极度不健全，这让成千上万的人认为养育了这一阶层的社会体制应该被彻底推翻。 然而，制宪议会中有一个人看清了事态的发展趋势。米拉波伯爵的人生充满了罪恶，他对公共事业野心十足，甚至有点儿鲁莽、犯罪的特点。但他通过雄辩表达出了对强大力量的真知灼见。他没有受到迷惑性理论的欺骗，认为法兰西仍然处于混乱迷茫的时期。他对取消教会和贵族而导致内战的行为表示反对。他曾表示取消王室大臣在议会中的席位是危险的、不明智的行为。他总结出一个伟大的真理，认为法兰西需要一个坚定的执政部门来维持秩序，结束无政府状态。我们无法确定法兰西的君主立宪制是否是他提出的，但早在1790年，他就曾向王室提议过这一制度，并不只一次地拜会过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对于王后，他认为其“品格的力量”令人崇敬。他计划将国王转移到法兰西内地的一个城镇并召集忠诚的军队保护国王，然后召开新的议会来解决旧体制的腐败问题。他承诺对三十六个区负责，并强烈希望对暴民统治的前景毫无信心的中产阶级能支持君主制。然而，优柔寡断、生性多疑的国王不会相信这个骄傲的天才。米拉波伯爵也无法获得威名远播的陆军首领布耶侯爵弗朗索瓦·克劳德·爱莫尔和拉法耶特侯爵吉尔伯特·德·莫蒂的支持。两位侯爵都是国民自卫队的掌权者，米拉波伯爵认为他们的支持是非常有必要的。1791年4月，米拉波伯爵的死亡结束了他的希望和恐惧，随他一起消逝的是即将付诸实施的计划和阻止大革命发生的最佳机会。 龙骑兵团的将领 贾可·安安托万·玛利·德·卡扎尔 米拉波伯爵 布耶侯爵弗朗索瓦·克劳德·爱莫尔 拉法耶特侯爵吉尔伯特·德·莫蒂 与此同时，邻国的态度即使尚不构成威胁，也开始变得摇摆不定。邻国的反革命呼声甚至战争的呼声越来越高。欧洲古老的君主政体和贵族制度本能地对所谓的“法兰西原则”感到震惊。普鲁士和奥地利发生了冲突。英国下议院因埃德蒙·伯克对法兰西制宪议会的猛烈抨击而欢呼喝彩。来自法兰西的贵族移民遍布欧洲各国。他们向各国王室提出的援助请求犹如石沉大海，毫无回应。一小股领主部队在莱茵河畔组织起来，宣称自己只是神圣十字军的前卫，大军还在后边。在这紧要关头，见证了米拉波伯爵的死亡后，国王和王后意识到，仅仅通过法兰西内部的支持获救已经无望。于是，他们渴望去国外避难。然而，他们还是卷入了一些足以毁掉自己的阴谋[5]。事实上，国王、王后与贵族移民彼此恐惧和厌恶，只是贵族移民还没想过利用国外力量来恢复君主制度。且不说其他诸多不满，单是被认定亵渎教会这一罪行就触及了路易十六良心的痛处。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憎恨王室的没落以及国王和自己所遭受的怠慢与蔑视。他们无法理解也无法忍受法兰西当前的状况。有人提议国王出逃到奥地利军队的一个支队，悄悄地接近法兰西边界，并召集所有忠诚于国王的法兰西人。毫无疑问，若不是一场正在计划中的宪法激变的影响，这个计划一定是可行的。从召集奥地利军队的计划可以看出，婚前曾为奥地利公主的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是计划的主谋。而正在洛林执行军务的布耶侯爵也参与了这个秘密计划，并承诺向王室提供协助。1791年6月20日晚，王室躲过了杜伊勒里宫大门的守卫成功出逃了。国王留下了一个声明，在这个声明中，他否认“以他的名义”或“经他同意”所做的一切——因为这些都是“他在巴黎被监禁”时被迫而为，并声明自己之前宣誓守护的宪法是无效的。1791年6月21日，马车安全抵达了沙隆，但最终在小镇瓦雷纳被拦截了下来，因为一个名叫德鲁埃的邮政局长认出了国王并且立即报告给了市政当局。市政当局马上因此进行了会谈，这位命运多舛的君主像往常一样，表现出令人无奈的软弱。若不是布耶侯爵派出的一个支队喊出“国家永垂不朽”的口号并拒绝执行长官的命令，王室也许能够逃脱。同时，收到国王的逃亡消息后，制宪议会行使其最高权力，命令特派员带回逃犯。当特派员到达瓦雷纳时，路易十六全然不顾王后的恳求，立刻屈服了。据说，“吃完早餐似乎是他更关注的事情”。王室俘虏回程耗时八天，每个村庄都在观望着这不幸的景象——队伍头戴头巾，沉默地在巴黎大街上的人群中穿行。其中一位特派员佩蒂翁粗鲁地向前走着，另一位特派员巴纳夫[6]被王后迷住了。也许正是因为这次事件，这里的每个人在未来戏剧性的黑暗时期才有了不同的人生轨迹。 多年后，拿破仑表示，这一计划的流产结束了君主制的命运，或者至少引起了普遍的愤慨和不信任。人民确实不知道这次事件的真相，但许多人从最坏的角度解读了国王反对宪法的声明，其中最糟糕的就是思想变节。政治煽动者们聚集在法兰西大做文章。他们在很多地方举行了会议，用威胁和激烈的言辞表达愤怒。卑鄙的让-保罗·马拉声名鹊起，而即将成为恐怖代名词的丹东、罗伯斯庇尔等人已然名声大噪，甚至连“共和国”这个词都出现在了制宪议会中。此外，制宪议会在路易十六出逃时就已经宣布自己为法兰西政府。国王和王后彻底沦为囚犯，被囚禁在杜伊勒里宫不得离开。王室俘虏最终的结局多为死亡。尽管如此，社会秩序依然保持得井井有条。巴黎的一些暴民领袖沉寂了一段时间。让-西万尔·巴伊和拉法耶特侯爵吉尔伯特·德·莫蒂镇压了一场暴动，造成了流血冲突。意识恢复的迹象不时出现。被允许去观看歌剧的国王和王后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尽管发生了这一切事件，慷慨的人们仍为繁华王室的落幕而感到惋惜。中产阶级本能地感觉到，充满危险和磨练的时刻就要来了。在不断接近的暴风雨中，成千上万的人把目光投向了这个飘摇的王位，这个充满了邪恶记忆的宝座，这个无政府主义反对者心中的焦点。 法兰西王室出逃至瓦雷纳镇时遭遇拦截 王室俘虏返回巴黎 罗伯斯庇尔（左）、丹东（中）、让-保罗·马拉（右） * * * [1]关于1791年宪法的深刻评价可以在冯·西贝尔教授的作品《法兰西大革命史》中找到。埃德蒙·伯克的《关于法兰西革命的思考》是对制宪议会工作及其倾向的最好、最深刻的评论。这位伟大的哲学政治家的许多言论都被证明是有预见性的。——原注 [2]指券是指法兰西大革命和法兰西革命战争期间使用的一种货币工具。这里指法兰西制宪议会在1789年到1796年法兰西大革命期间为应对即将到来的破产而发行的纸币。1790年4月，指券被重新定义为法定货币，以解决革命所带来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的不稳定所引发的流动性危机。拿破仑反对一切形式的法定货币，因而到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革命期间发行的指券和其他文件已经成为收藏者的物品。——译者注 [3]冯·西贝尔教授在他的作品《法兰西大革命史》第二卷第四章中明确地提出了制宪议会的部分立法表现出共产主义的倾向。——原注 [4]贾可·安安托万·玛利·德·卡扎尔（Jacques Antoine Marie de Cazals, 1758—1805），法兰西著名演说家、政治家和军事家，议会中保守主义的杰出拥护者。他被认为是一个“侠义的、无可挑剔的士兵”。米拉波伯爵这样说他：“如果卡扎尔的知识与他说教的魅力同样耀眼，那么任何反对他的人无论多么努力都会无功而返。”但他有一个弱点，就是他似乎对于外界信息缺乏判断力。——译者注 [5]有关大革命期间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与外国势力联系的完整描绘，以及王室在这场危机中的生活和行为，都可以在康奇先生所编的《路易十六、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和伊丽莎白夫人的通信》中查找到相关信息。这些文件中有一部分可能是伪造的，但大部分仍然是真实的。这些资料表明当时的领导人对于国王和王后的怀疑至少有一部分是合理的。该书也搜集了大量关于1790年到1793年间欧洲王室的政治策略的资料。另外，编者的论文和笔记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值得关注。——原注 [6]即安托万·皮埃尔·约瑟夫·玛丽·巴纳夫（Antoine Pierre Joseph Marie Barnave, 1761—1793），斐扬派创始人之一。1789年，他作为第三等级代表在凡尔赛宫参加三级会议。他曾在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通信中提倡建立君主立宪政体。——译者注 [book_title]第4章 立法议会 现在，相对平静的阶段已经过去，社会的混乱因素即将以前所未见的迅猛态势爆发。陈旧的恶习、动乱的后果和新建机构的弊病即将显露出来。因国家管理不力而盛怒的民众突然获得了巨大的权力。这种权力在有力的刺激下不断增强，即将推翻已经不稳固的君主制，引起一场巨大灾难。种种表象之下都隐藏着重大的社会问题，也再次证明了这个国家祸根深种：统治阶层和不幸的君主愚昧至极，制宪议会工作失误明显、贻害无穷。人们发现，权力可能会突然从掌权者手中消失，落入旁人之手；尤其是在法兰西的特殊形势下，狂妄、鲁莽、大胆的少数人可能会战胜反对者，获得强大的力量并成为掌权者。然而，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并不全是法兰西内部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外部的影响。如果不是国外的因素点燃了法兰西人民心中的怒火，或许大革命的发展进程会是另一番景象。 王室出逃事件发生几个星期后，制宪议会自行解散并宣布其伟大的使命已经完成，“正如所希望的那样”，它使“法兰西获得了重生”。国王虽然曾费尽心思推翻宪法，但此时显然已经做好接受它的准备了。此外，国王还宣布了大赦。法兰西的政治天空似乎暂时风和日丽了。王室重获自由，一时间在巴黎风头之劲无出其右。1791年10月，新的立法议会成立了。选举进行得非常顺利。于是，许多人开始相信前两年的“光荣的收获”终于实现了，前期工作的成果终于稳固下来了。然而，一种新情况的出现说明新成立的立法机关尚缺乏政治经验。制宪议会通过克己条例将自身成员排除在立法议会之外，因此两者同样缺乏政治经验。立法议会的主要成分是中产阶级，也包含很少的旧贵族阶层。立法议会中尽管也有一些渴望尝试改革的共产党人，但主要目的是要维护1791年宪法。立法议会有750名议员，分为右派、中派和左派。右派为保守派，左派为激进派，中派人数众多，左右摇摆。在当时的政治俚语中，左派被称为“山岳派”，中派被称为“平原派”。很快，这些奇怪的别称就人尽皆知了。总体而言，立法议会的表现并不比它的前身[1]出色，其成员中也没有米拉波伯爵的党派。然而，立法议会也并非没有好处。立法议会中有一小群成员，大多来自同一个地区，即后来的吉伦特省，是原吉耶纳省的一部分。他们雄辩、有说服力、充满热情，即使这份热情缺乏理智，却仍格外引人注目。 目前，立法议会和国王以诚相待，携手治国。为了对抗雅各宾派的力量，路易十六组建了以温和派人士为主的斐扬派[2]。一些以巴纳夫为首的制宪议会改革派人士则努力为王室进言献策。不过，国王从一开始就无视制宪议会代表。代表们对国王也不屑一顾，这让国王很恼怒。人们认为，宪法赋予了君主过大的武装权力；而王公贵族和夫人们却仍对王室地位及新安排表示不满且拒绝接受。于是，分歧越来越大。一条荒谬的规定剥夺了王室大臣在制宪议会中的席位。这使他们像是格格不入的陌生人，他们为此很气恼。同时，国王接受宪法的行为激怒了移民贵族。贵族军官麾下无兵，自己又不愿意屈尊当兵，所以他们的军队还没有任何行动的迹象。尽管如此，国王的兄弟们仍强烈抗议制宪议会的行为。在莱茵河地区，成群结队的王室支持者四处鼓吹不和，试图激起动乱。这次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教士们支持的，他们大多拒绝宣誓遵从教会新秩序。在一些革命情绪高涨的地区，这次运动引起了不小的骚乱。长久以来的团结也因宗教情感不同而破裂了。阿维尼翁曾是教皇封地，被制宪议会吞并成为法兰西领土，因而也爆发了一些可怕的动乱。法兰西和罗马教皇的政党斗争导致了一场可怕的屠杀。南部和东南部的几个城镇也发生了动乱，这里的派系之争几乎发展到了内战的地步。一群无家可归的武装盲流在法兰西的许多地区四处徘徊，敲诈勒索，无恶不作。此外，大城市里不断涌现出不满的情绪，民众时刻处于起义边缘。指券发行之初使贸易得到了发展，但不计后果地使用纸币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不良后果。尽管物价飞速上涨，但在社会不稳定的情况下，雇主们变得惊慌而谨慎。对于数以百万计的工匠和工人来说，生活必需品越来越贵，但工资却没有按比例上涨。人们都认为这是由富人和零工投机商的自私自利造成的。此外，革命已经结束，但革命究竟给穷人带来了什么好处呢？伪善的演说家们所描绘的美好愿景如何才能实现呢？中产阶级的处境的确比较好，但中产阶级和贵族一样严酷，难道革命最终是换汤不换药，只不过是换了统治者而已吗？巴黎的雅各宾派和同类组织里出现了这种危险的想法，并越来越激烈。怒火蔓延开来，逐渐形成一股巨大的力量。 巴纳夫 这些混乱并不是为了改善立法议会与国王的关系或安抚民众的坏情绪而出现的。很快，不安定因素变得更活跃了。1791年冬，为了反对移民贵族和僧侣，立法议会通过了严格的法令。虽然没必要如此苛刻，但这是应对当时形势的正当措施。然而，路易十六极其莽撞地拒绝了这些措施，直接反对立法议会的意志，且方式果断决绝。国王在移民贵族营地等地不断与兄弟们沟通。国王还拒绝了教会的新安排，从拒绝宣誓效忠宪法的教士中选出了国王专职教士和司祭。这些行为令国王与立法议会之间的矛盾愈加强烈。不难想象，对于一个毫无经验的、唯恐失去权力的、引起众怒的、无知涣散的立法机关来说，这种愚蠢事件会带来什么后果——对于英国人来说，即使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政治锻炼，也可能连一天也坚持不下来。至今仍幻想与国王合作的立法议会充满了愤怒、疑问和恐惧。许多温和派人士与王室脱离了关系。困惑的立法议会找到了发泄愤怒的方法，那就是发起暴动。巴黎革命政府与其支持者签署了联合情愿书，令立法议会头痛不已。雅各宾俱乐部和更暴力的科尔德利俱乐部[3]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雅各宾派经常越权发挥政府职能，并派遣使者去煽动全国各地的人民。通过这些手段，在同类俱乐部的帮助下，在偏激新闻报道的疯狂传播的推动下，原有的不满和愤怒愈加激烈，反对国王、王室及宪法的暴动大面积发生。同时，煽动者还诱导民众发现并利用自身的巨大力量。在煽动者的监督和控制下，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和行政机构落入了民众手中。“爱国者”的人数在国民自卫队里肆意疯涨，败坏了国民自卫队名声。在巴黎，拉法耶特侯爵吉尔伯特·德·莫蒂已经辞职，国民自卫队被改造，让-西万尔·巴伊也已被虚伪狡猾、沽名钓誉的佩蒂翁取代，而愚蠢到不可理喻的王室则满怀恶意地全力协助佩蒂翁成为巴黎市长以对抗拉法耶特侯爵吉尔伯特·德·莫蒂。这时，国民自卫队中大部分下层士兵得以保留，但大部分军官却被替换了。由于士兵和军官的思想和情操不同，国民自卫队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团结了。它虽然纪律宽松，但仍然井井有条。在和国王的斗争中，立法议会仍然倾向于对人民有益的事业。 科尔德利俱乐部旧址 佩蒂翁 因此，由于犯罪、暴政和病态体制，重建法兰西的道路并不顺畅。同时，一股正在形成的国外势力给法兰西的不安定因素注入了突如其来的、惊人的力量，给大革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可怕特征。王室出逃后不久，奥地利皇帝和普鲁士国王在皮尔尼茨[4]举行了会面，制定了反法计划，并发表郑重声明，认为路易十六出逃事件所反映的是整个欧洲君主制度的问题。以否认德意志的野心为使命的德意志作家[5]可能会认为反法同盟只是一个幌子，但法兰西却不这样认为。因为德意志很快对法兰西进行了震慑，并用花言巧语欺骗那些身在德意志境内却对法兰西造成威胁的移民贵族。此时的普鲁士也渴望得到阿尔萨斯。阿图瓦伯爵查尔斯·菲利普卑鄙地暗示，如果普鲁士能助他登上王位，他便将洛林地区赠送给普鲁士。而俄国、瑞典、皮埃蒙特和西班牙等国也或多或少持有一种威胁态度。此外，之后的几个月里，国王和王后定期与奥地利皇帝和其他国家君主通信。尽管他们仍然否认将会有外国军队介入，但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强烈要求在边界上建立一个武装国会，为君主制建立一个新反革命基地。这些阴谋已经策划完成，但并没有确定实施。立法议会有很长一段时间分为和平和战争两派：吉伦特派的观点相对温和，但与之对立的山岳派主张诉诸武力，推崇专制统治。在与立法议会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后，奥地利大臣菲利普·冯·科本茨尔[6]表示，他的君主奥地利大公打算直接干预法兰西事务，用武力压制革命。这直接导致了接下来的危机。1792年4月，在国王的支持下，立法议会向奥地利宣战。普鲁士急切地与它的对手奥地利化干戈为玉帛，联手反法。于是，一场持续二十三年的激烈的冲突开始了，整个世界因此动荡不安。在这场冲突中，我们不认为法兰西是侵略者。三支法军被派往边境，但在长期宽松的纪律下养尊处优的士兵连看一眼敌人都不敢。经历了强烈的冲突后，法军被逐出比利时，并愤怒地杀了一名首席军官。不久之后，法军士气低落，严重缺乏作战装备。而作为三支军队其中一支的指挥官，拉法耶特侯爵吉尔伯特·德·莫蒂一直是法军的精神支柱，他明确指出战事危急。 奥地利皇帝利奥波德二世和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二世在皮尔尼茨举行会面 军队溃败的消息传遍了法兰西，引起了众怒，震动了首都。在吉伦特派的影响下，立法议会中支持战争的一派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民众领导人高声谴责王室、国王尤其是王后，认为他们有叛国嫌疑，并宣称军队被出卖了。就连立法议会也公开认为，法兰西宫廷里可能成立了一个“奥地利委员会”，正侵害着法兰西的切身利益。法兰西人强烈抗议，认为坚决不能让奥地利女人[7]阻挡国家发展的道路。不久，路易十六的愚蠢行为给即将点燃的战争又添了一把火。斐扬派的一员在与奥地利的谈判中因懦弱胆怯而遭到弹劾，国王不得不与斐扬派分道扬镳。国王还成立了一个主要由吉伦特派和其他主要党派组成的内阁议会，其真正的首领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军人——迪穆里埃。这个内阁制定了一条新的法律来制裁反对陪审制的教士和有反叛倾向的教士，并在立法议会获得了一致通过。前线战败后不久，一位大臣建议在巴黎附近建立一个由两万名志愿者组成的阵营，这个阵营将成为法兰西各地国家级军队的核心。该建议也得到了立法议会的全票支持。值得注意的是，迪穆里埃起初不赞同这个建议，并利用这个机会暗中打压内阁中另外三位吉伦特派成员。但作为一位经验丰富的军人，虽然这个计划充满危险，他还是很快改变想法，重新将这个建议提上日程。在如此危急的情况下，国王直接反对立法议会的表决，拒绝批准双重法令。几天后，他相继罢免了吉伦特派的三名大臣和迪穆里埃，并从不受欢迎的斐扬派中选出了一个新内阁议会——尽管有人认为斐扬派软弱无能，在立法议会和民众眼中毫无声誉可言。 迪穆里埃 随后，国王还做出了玩弄权力和利用群众激情的行为，历史对此给出了公正的裁决。但法兰西不应该忘记导致这些事件的原因，也不应该忘记无政府主义的导火索。因为坚信王室在突如其来的危机时刻背叛国家并与国家公敌结成了反法同盟，立法议会领导人再次与王室发生了冲突，并向巴黎求助。为了反对王室阴谋，立法议会一边公开谴责国王的行为，一边向巴黎的政治煽动者和暴徒寻求援助。从某些方面来说，这种做法虽然不明智，甚至有些自私，但却是出于爱国主义的动机。因此，立法议会迫切地需求革命力量的支持，这也就不足为奇了。巴黎市长佩蒂翁满怀热情地组织平民阶层发动骚乱。雅各宾俱乐部和科尔德利俱乐部呼吁病态的爱国人士用武力抵制压迫。每天晚上，残暴低俗的旁观者占据着立法议会的长廊，吵吵闹闹，令立法议会无法听取少数人的诉求。短时间内，巴黎的大街小巷再次出现了大量长枪兵，他们威慑或策反了国民自卫队。而这支日益增强的野蛮军队大部分是从亡命之徒之中招募来的，他们几个月前就聚集到了位于首都的据点。毫无疑问，爆发的时机很快就出现了，这至少得到了立法议会和市政当局的默许。1792年6月20日，恰逢网球场宣誓纪念日，大批人聚集在一起纪念这个事件。忽然，他们发起暴动，冲入立法机关，挥舞着杀气腾腾的、有怪异图腾的旗帜，号召代表们采取有力的行动。这群人非但没有遭到任何压制，反而受到了热烈欢迎。他们冲破了杜伊勒里宫的大门，高喊着“反对否决权”“国家和爱国大臣永垂不朽”的口号。国民自卫队的几千人因为没有收到任何命令，所以一直冷漠地看着。据说，有一个营高喊：“我知道谁是真正的敌人。”暴动者很快涌入宫廷内室，愤怒地朝伊丽莎白夫人喊叫，称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为“奥地利女人”，将公主带至王后身边。暴动者叫着国王的外号“否决权先生”，并声称“丢弃宪法就是丢命”。然而，路易十六的沉默令暴动者渐渐平静下来。国王失去了自由，并在咒骂和侮辱声中屈辱地度过了几个小时。同时，在一些勇士的努力下，王后有幸获救了。据说，那些原本打算杀害王后的人因敬服于她的威严和优雅而扔掉了手中的武器。暴动的妇女们也因她几句善意的话语而将愤怒的咒骂转化为悔恨的眼泪。佩蒂翁虽然不反对暴动，但还是在傍晚时分劝说暴动者解散。这次暴动让人们发现了宫廷无防御的秘密，并牢记于心。王室似乎已经跌落尘埃。 人群涌入宫廷内室，围困住伊丽莎白夫人和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 1792年6月20日王室遭受的耻辱引发维护国王的反攻行动。路易十六的忍耐得到了一些人的同情。立法议会尽管对暴动者心怀恐惧，但仍向他们寻求帮助。吉伦特派对此后怕不已，提议召回之前被国王罢免的三名吉伦特大臣。拉法耶特侯爵吉尔伯特·德·莫蒂也从前线匆忙赶来，谴责革命政府和雅各宾派组织的暴力事件。佩蒂翁因1792年6月20日的行为而受到起诉。而人数相对众多的温和派仍真心希望恢复秩序。然而，战败的消息、人们的激愤和王室的顽固很快加剧了这场运动的进程。1792年6月30日，议会通过一项决议，规定所有的权力机构都应该长期举行会议。只有这样，遍布法兰西各地的、落入政治煽动家之手的民主力量才能持续地激励人民。各省的请愿书如潮水般涌入，愤怒的情绪在城镇发酵酝酿，市政府议会和政府部门议会处于鲁莽的武装暴民的控制下，巴黎成了暴民统治下的根据地。同时，遭到国王反对的武装力量也企图建立组织。有革命意愿的人应邀涌向巴黎，纪念巴士底狱的沦陷。宪法中关于保护路易十六的条款被取消。国民自卫队都变成了革命者。1792年6月20日暴动事件的领导人深感绝望，命令暴动者们偃旗息鼓。邪恶的煽动者们希望所有的“爱国者”都加入。这些措施由至高无上的巴黎革命政府负责实施。立法议会的大多数人对此表示默许并得到了想要的结果。节日[8]当天，路易十六出现在一大群武装人员面前。这群人大多来自法兰西偏远地区，他们或者阴郁地保持沉默，或者高呼“国家”“佩蒂翁”或“死亡”的口号。连国民自卫队也蠢蠢欲动。首都的形势变得如此紧张，以至于大臣们和忠诚之士都恳求国王出逃。两个忠诚的贵族把自己的财富都进献给国王。连拉法耶特侯爵吉尔伯特·德·莫蒂也将国王安全地护送到军队去。但由于自身优柔寡断、听信谗言，不幸的国王拒绝转移。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激动地说：“我宁愿死也不愿相信拉法耶特侯爵吉尔伯特·德·莫蒂这个伪君子。”我们现在也知道，这里面另有玄机——国王和王后已经收到德军即将发兵的消息，因为王后曾得意地吹嘘自己即将获救。尽管这位受害者的结局令人惋惜，尽管结果事与愿违，但即使解救成功，也将会充满鲜血和战火。我们将如实记录当时的情况，还原真相。 无论是法兰西的其他地区，还是巴黎，都正处于一个临界状态。一次重大事件的突然发生，避免了革命的最终失败。1792年7月底，在布仑斯威克公爵查尔斯·威廉·费迪南领导下，普鲁士军队开始调集，以两个奥地利师作为两翼。在一群渴望报复的移民贵族的欣然带领下，普奥联军从莱茵河挺进，抵达摩泽尔河和默兹河。布仑斯威克公爵查尔斯·威廉·费迪南发表了《布仑斯威克宣言》。这个宣言将永远受到热爱国家自由之人的谴责，只是短时间内还看不出效果而已。宣言的字里行间充满愤怒，要求巴黎立刻“臣服于普鲁士国王”，并宣称任何侮辱王室的人或事都将被“夷为平地”，“立法议会、国民自卫队和市政府对所发生的一切事件负责，将被送到军事法庭，绝不赦免”。宣言还“善意”地补充道：“奥地利皇帝和普鲁士国王会尽力让法兰西叛民取得宽恕。”这个臭名昭著的宣言使巴黎震惊，引起了民众强烈的不满和愤怒。虽然路易十六十分真诚地为反法同盟军的作为进行辩解，但宣言所造成的危害已经不可挽回。国王的辩护行为彻底激起了民众的愤怒，人们的第一反应是保障国家安全并施以报复。在这场危机中，立法议会虽然仍是最有秩序的机构，但它除了为吉伦特派的演说家们喝彩外，几乎无所作为。由于缺乏坚定、实际的政策，立法议会的权力迅速被更鲁莽的煽动者夺去。几乎没有任何办法可以阻止人们孤注一掷的计划。叛乱不时发生，其目的就是废黜国王，使他与其他王室成员一起沦为人质。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民众和叛军力量强大，当局却软弱多疑。雅各宾俱乐部和巴黎革命政府内部成立了一个名为“革命委员会”的组织，其代表慷慨激昂地发动起义，点燃了暴动的导火索。在这些代表中，丹东表现得尤为出色。他虽然固执、粗鲁、野蛮，但却是真正的雄辩家，已然获得了“爱国的米拉波伯爵”的称号。至此，成千上万有革命意愿的人来到了巴黎，加入了长枪兵的队伍。其中，来自马赛的、由“六百位视死如归的人”组成的队伍，勇敢无畏，在这些革命者中格外显眼。起义时间定于1792年8月9日。由于巴黎革命政府中的一些成员不愿全力以赴地参加暴动，于是这些真正的爱国者毅然取代了巴黎革命政府。诡计多端、胆小怯懦的佩蒂翁对这个计划表示赞同，以保全自己。在合法的面纱下，四十八个区向议会提交了请愿书，要求废黜国王。 拉法耶特侯爵吉尔伯特·德·莫蒂 布仑斯威克公爵 丹东 1792年8月9日，当夜幕降临时，起义的号角响起。夏日的月亮平静地挂在夜空中，不管白日里多么激动，喜欢安静的市民此刻已经进入梦乡，对即将发生的事情全然不知。虽然大多数人都遵纪守法，但也有一部分人知道王室与外国势力正在酝酿一个野蛮计划，因而他们并不为王室即将受到严厉的教训而感到遗憾，因为他们认为这都是王室背叛国家应得的报应。怯懦、自私和冷漠共同造就了成千上万逆来顺受的人。首都的活跃地区充满了激烈的骚动，黑夜中的身影穿过街道和小巷来到指定的场所，钟声从市政厅大楼和尖塔上传来，如同侵略日尔曼部落时的钟声一样，如同惨遭迫害的胡格诺派面临恐怖死亡时的钟声一样[9]。这里，人们为慷慨激昂的演说家欢呼喝彩；那里，密谋者聚集在一起召开秘密会议，不断接收密使送来的消息。还有一些地方，人们向聚集的起义军欢呼致敬。密集的鼓声预示着野蛮起义的开始。同时，所有大胆的人都在这些地区相遇了。尽管其他暴民领袖沉默着，但丹东的势力只增不减。起义信号一出现，由各个区选出的代表团就强行进入巴黎革命政府会议厅，占据了首都政府，指挥并推动了这次暴动。无政府主义的力量得到了增强，街上的武装分子越来越多，沉闷的炮声随处可闻。在孤注一掷的军人的带领下，民众聚集到广场和大路上，围绕在起义军的周围。然而，也有不少人犹豫不决。不只一个敢于表达自己观点的领导人被愤怒的人群驱赶，并受到死亡威胁。对布仑斯威克公爵查尔斯·威廉·费迪南的恐惧、对相互信任的渴望以及对危险意图的察觉，让许多人止步观望，甚至退出。起义军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势如破竹。天亮时分，巴黎到处都是持矛的士兵，还有很多人持有更具杀伤力的武器。在周围民众的欢呼声中，起义军沿着塞纳河一路挺进，来到那个到处是围墙和道路的、迷宫似的地方——杜伊勒里宫。 在这几个小时里，国王和王室成员不断收到有关当前险境的报告。听到起义失败的消息后，尽管高贵的绅士们嘲笑“暴民的软弱”，高贵的夫人们也相当轻蔑地附和着，但恐惧和焦虑仍笼罩着王宫。王室匆忙地挑选出最忠诚的士兵组成国民自卫队，从事防御工作。佩蒂翁则像犹大[10]一样说着恭维的话以掩护自己。尽管王室可信任的只有几百个瑞士人和几个仍然坚持为国王服务的近身侍卫，但还有少数贵族和他们的家人、奴仆纷纷涌入王宫，为保卫王室进行最后一搏。然而，一个可悲的事件却令他们成功的可能变得微乎其微。威望极高的国民自卫队总司令芒达预备了一套出色的防御计划。原本国民自卫队会紧紧追随着他完成这一计划。但革命政府在佩蒂翁的默许下秘密策划谋杀了他。芒达的死亡使保卫王室的队伍失去了首领。第一批起义军到来时，路易十六向国民自卫队发表演说，他说话的语气和样子，就好似作为国王的他已经找到触动他们心灵的方法。但实际上，他气馁的神态和犹豫的态度并没有让这次演说发挥作用。据说，当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指着几个站在远处的高傲的贵族大声说道，“这些人会告诉你们，你们的职责所在”时，国民自卫队的蔑视转变成了愤怒。这时，起义军已经到达宫殿，在各个方位的入口处集结。目光所到之处全是一片片刀光剑影和一副副狰狞的面孔。人们的愤怒暴躁足以证明这是一场报复的盛宴、可怕的狂欢。在这场巨大的危机中，国民自卫队弃甲投降，各方互不信任、相互背叛，悲惨的场面不断重演。目的达成之后，佩蒂翁逃走。一位善意的官员请求国王向立法议会寻求庇护，因为立法议会的一个会议厅就在附近。时运不济的路易十六只好答应。当王室成员走过杜伊勒里宫的花园时，暴徒的叫喊声令他们战战兢兢，犹如被捕获的猎物。几分钟后，王室就安全了。但国王很快就认识到，他只是一个俘虏。一位议员认为，立法议会的辩论应该是自由的。王室成员挤在来探听消息的人们后面的一个小隔间里，没有一个人对他们表现出忠诚或怜悯。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流下了苦涩的眼泪，路易十六的天性使他看上去迟钝冷漠。据说，这位波旁王朝的国王眼看着王权没落，却还能心满意足地吃完一盘桃子[11]！ 路易十六向国民自卫队发表演说 叛乱分子攻到杜伊勒里宫前 天亮时分，到处都是持矛的士兵。叛乱分子开始进攻杜伊勒里宫 接下来，不时出现的小骚乱湮没在战争的喧嚣声中。王室出逃后不久，起义军就闯入了宫殿，似乎在表明暴动已经结束，人民取得了胜利。然而，双方再次发生武装冲突。以马赛人为首的起义军在宫殿内发起了猛攻，引起了前所未有的激愤。接下来，我们看到了正规军队对付叛乱分子的手段。瑞士军队发动战争，并打入法兰西境内。一时之间，瑞士军队气焰嚣张，致使意志不坚定的起义军立刻败退。于是，不幸的国王发出了一道命令，要求停止开火。当瑞士军队的士兵们不情愿却顺从地撤退时，革命力量却再次向前推进，并为这意外获得的胜利欣喜不已。随后，一个凶残可怕的场面出现了——瑞士人被包围，并最终被打败。愤怒的民众践踏尸体以泄愤，妇女们像恶魔一样围在尸体旁边跳舞。当起义军仍在忙于杀戮时，胜利的民众涌入了宫殿。在这个伟大的城市里，所有的不安和混乱都在这座废弃的宫殿里展现得淋漓尽致：世代相传的宝藏惨遭毁灭，残破的画作和雕像碎片堆在昂贵的地板上，成群的妓女穿上王室的华丽衣衫，尖叫着“奥地利女人”——王后放荡如妓女，早已名誉扫地。然而，即使是如此不堪的环境中也不乏人性的光芒。在“不让国家陷入耻辱”的呼声中，王室的贵妇和女仆们得到了宽恕。原则战胜了混乱，过激行为得到了控制，野蛮掠夺被杜绝。于是，不只一个窃贼被抓甚至被绞死。但暴动仍然频发，无政府状态即将进入最糟糕的境地。 1792年8月10日的暴乱推翻了波旁王朝，激怒了法兰西民众，破坏了王位，摧毁了权威。从此，动乱的因子在各种事件中变得更活跃，外国的入侵也给这个王国的民众以新的、巨大的刺激。国家的代表们坚信国王和王室是错误的，并与之不断斗争，且向巴黎革命势力寻求援助。由暴民领导的起义军展示了强大的力量，镇压了反对势力——无论是公开的还是不公开的。随后，权力就从这个最近还掌握着它的阶层手中溜走了，影响深远的恐怖统治即将到来。然而，我们只是简要提及的许多事件，却受到了大多数法兰西人的强烈谴责。在巴黎，大部分市民对1792年8月10日的恐怖事件感到悲哀。但1791年的宪法给革命带来了希望。维护秩序的各个党派或存在分歧或相互怀疑，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导致民族独立和1789年新利益兴起的因素，恰好也导致了所谓“爱国者”的出现，并获得了强大的力量。最终，只有少数无政府主义者获得了胜利。法兰西人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容易屈服于大胆的领导人。这一特点尽管可以理解，但也导致了可怕的后果。现在，我们应该明白，那些已经占据优势地位的革命力量是如何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一步步走到如今的境地的。 以马赛人为首的叛乱分子与忠于国王的军队在杜伊勒里宫交战 * * * [1]这里是指制宪议会。1789年6月17日，第三等级代表宣布成立国民议会，同年7月9日改称制宪议会，并于1791年9月30日解散。制宪议会的继承者为立法议会，成立于1791年10月1日。1792年9月20日，普选产生的国民公会召开第一次议会，并取代了立法议会。制宪议会最大的贡献是颁布了《人权与公民权宣言》。——译者注 [2]斐扬派是法兰西大革命期间形成的一个政治派系，成立于1791年7月16日，原名为“宪法之友社”。当时，雅各宾俱乐部的激进派与温和派分裂，温和派——也就是斐场派——主张保留君主制度并支持当时的制宪议会提出的君主立宪制政体的计划。——译者注 [3]科尔德利俱乐部是法兰西大革命期间的一个民粹主义俱乐部，原名为“人权与民权之友社”。在革命时期和以后的年代里，“科尔德利”这个词均用于称呼属于雅各宾左派的或是相近的革命派系。——译者注 [4]皮尔尼茨是德意志德累斯顿东部的一个市镇。1791年，在查理十世和阿尔图斯伯爵的积极斡旋下，奥地利皇帝利奥波德二世和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二世为了阻碍法兰西大革命的进展，签定了著名的《皮尔尼茨宣言》，宣布将不会伤害法王路易十六，也不会剥夺他的权力。——译者注 [5]冯·西贝尔教授是这些辩护者中最杰出的代表，但他的论点仅仅是诡辩；而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君主出于敌意发布了《皮尔尼茨宣言》，这足以激怒法兰西。——原注 [6]菲利普·冯·科本茨尔（Philipp von Cobenzl, 1741—1810），哈布斯堡王朝和奥地利帝国的政治家，法兰西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哥哥。——译者注 [7]即玛丽·安托瓦内特，她在嫁给路易十六之前是奥地利公主。——译者注 [8]即纪念巴士底狱沦陷的日子。——译者注 [9]即圣巴塞洛缪大屠杀。——译者注 [10]犹大是《圣经》中的著名人物，耶稣十二门徒之一，又称“加略的犹大”。据《新约》载，犹大生于加略，后因为三十个银币将耶稣出卖给罗马政府。——译者注 [11]乔治·杜瓦尔：《恐怖纪实》，第6卷，第285页。——原注 [book_title]第5章 国民公会 1792年8月10日事件的直接结果是立法议会获得了相对自由[1]。首都的暴民或许仍忧心忡忡，但终于摆脱了王室的束缚。暂且不说立法议会对不幸的国王有多同情，通过这次暴动，它至少获得了新生。尽管杜伊勒里宫仍被群众力量占据着，但最杰出的吉伦特派领袖皮埃尔-维克杜尼昂·韦尼奥提出应立即废黜路易十六并召开一个国民大会来指导法兰西的发展。这个提议在雷鸣般的掌声中得以通过。不久之后，巴黎当局名正言顺地将命运多舛的王室关押在圣殿里——这是一个古老的、以它所代表的阶层命名的堡垒。三位被罢免的吉伦特派大臣再次被召回。丹东再次接手司法部，并积极尝试加强国防以取悦民众。曾积极参与了暴动的巴黎近郊部队匆忙武装起来。巴黎当局派遣特使向这支部队首领传达了最新事态走向并准备进行新的选举。同时，夺位的巴黎革命政府竭尽所能巩固权力，在最大程度上扩大1792年8月10日事件的成果。尽管不情不愿，但立法议会还是同意各区代表团撤销首都现有的地方行政法院并缉拿其内部治安人员。国民自卫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数激增了两倍，队伍里加入了大批的长矛兵。巴黎革命政府靠煽动者稳固了自己的统治基础，并得到了强大武装力量的支持。尽管一些富裕地区的民众表示反对，但这些反对的声音最终还是湮没在了“法兰西仍处于危险”的叫嚣声中。至此，在1792年8月10日事件中偷偷溜走的卑鄙的暴徒领导人又回到了老巢。雅各宾派、科尔德利派和其他党派则积极地煽动人民充分利用重新获得的自由。民众坚信王室联合外敌“策划灭绝所有爱国者”，因此要求报复王室和贵族以慰藉“死去的子民”。巴黎革命政府或丹东下令搜查一切可疑的房屋，于是，监狱里挤满了数百名罪犯。众所周知，这些罪犯是作为人质关押在这里的，在发生特定事件时很可能会被杀害。佩蒂翁因在暴动之初所发挥的作用而再次被任命为巴黎市长，但由于他的影响力已经非常弱，市长之职只是有名无实。因此，即使他对这些行动心怀恐惧，也不得不批准。 吉伦特派领袖皮埃尔-维克杜尼昂·韦尼奥 在这场危机中，一连串的暴力事件再次得到了可怕的刺激。当得到国王被废黜的消息时，拉法耶特侯爵吉尔伯特·德·莫蒂拒绝服从立法议会。在调动军队的尝试失败后，拉法耶特侯爵吉尔伯特·德·莫蒂丢弃了统帅权，越过边界逃离了。同时，奥普盟军进军法兰西内陆，翻过了梅茨要塞。奥普盟军的轻骑兵肃清了香槟地区广袤平原上的法兰西军队，从凡尔登直接进入了首都巴黎。法兰西似乎一败涂地。震惊的立法议会满怀激情地呼吁民众重拾爱国主义精神，但有几位领导人，特别是吉伦特派的领袖，却认为应该放弃巴黎把政府转移到卢瓦尔河地区。丹东大张旗鼓地来到前线，并宣称这种怯懦的观点是不可取的。同时，他又带着恐吓的语气大声疾呼：“真正的危险来自国家内部，必须震慑这些罪恶的小集团。”其他领导人却不赞成他的观点。他极具勇气且敢说敢做，虽然不像暴民领袖们那样残暴，但还是让巴黎革命政府感觉到了暴力流血事件的信号。巴黎革命政府中的一个委员会愤怒地实施了一个“复仇计划”。他们雇了一批凶手，强制开放监狱。骇人听闻的模拟审判使形势更加严峻，不幸的受害者们遭到无情的屠杀，尸体堆成小山，拥挤的人群围在四周，怒火在此得以释放。可怕的屠杀持续了好几天，在罪恶的狂欢中充斥着恐惧、愤怒、邪恶和仇恨。巴黎革命政府也被视为共谋，因为它非但从来没有派出国民自卫队来恢复秩序，反而允许国民自卫队参加大屠杀。就这样，王室里那些一度辉煌、高尚公正的人与无数的无名小卒一起被无情地杀害了。凶手们杀红了眼，变得疯狂。他们在凡尔赛宫残忍地杀害了一批从奥尔良护送来的国家囚犯。直到监狱里的囚犯被杀光，屠杀才停止。此时，罪恶已是罄竹难书。可爱的朗巴勒公主[2]那血淋淋的尸体被拖到街上，扔在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的面前。首都的主要街道上，游行队伍的长矛上挑着惨白的人头，以此来震慑“人民的敌人”。同时，掠夺变得肆无忌惮。富人和教会的许多豪宅被洗劫，王室珠宝被偷，城中的一些地方犹如被敌人洗劫后的废墟。然而，历史告诉我们，即使当人类表现出最令人厌恶的一面时，人性的微光也会在这些恐怖和沮丧的情形下不时地闪耀。体现克己与高尚的事例层出不穷，许多“爱国者”拒绝分享卑劣的同伴抢劫而来的财物。惨遭屠杀的受害者似乎达到了一千四百人。 凶手们在凡尔赛宫残忍地杀害了一批囚犯 这次事件被世人称为“九月大屠杀”。虽然后来出现了更血腥的场面，但在法兰西大革命中，没有任何事件比首都当局实施的这一恐怖行为更残忍。这一罪行的根源是恐怖统治和仇恨，因此，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为它辩护。单纯的党派运动甚至是法兰西人特有的本性弱点都不足以造成这场罪行。从此，立法议会与巴黎暴民统治者之间的分歧越来越深，右派、中间派甚至雅各宾派，都对此表达了愤怒和责备。尽管巴黎革命政府中那个策划这一罪行的的委员会发表了“人民公正”的颂词，但即使是政治煽动者里，也没有一个人认同这次流血事件。事实上，由于形势的突然转变，引起大屠杀的思想狂潮演变成了另一种思潮，并成了当时的主要思潮。拉法耶特侯爵吉尔伯特·德·莫蒂出逃后，法军的首席指挥官一职由迪穆里埃接手。面对心无旁骛的敌人，迪穆里埃本无胜算。但入侵者在到达默兹的关键时刻开始变得犹豫不决，迪穆里埃得以趁机从看似无法挽救的险恶局势中安全脱身。迪穆里埃把所有可能的部队集合在一起，并从卢万召回弗朗西斯·克里斯多夫·克勒曼辅助自己，然后率军退到了横跨默兹省西部的香槟地区绵长山脉以北的阿登高地和阿尔贡。据守了这个地形复杂的地区的所有出入口后，迪穆里埃决定守株待兔，耐心等待反法同盟军的进攻。同时，数千名新兵从首都及邻近的省份被送往法军营地。尽管最终被罢免，但迪穆里埃至少成功地抵御了一段时间。1792年9月20日，普鲁士军队突破了法军防线，但涣散的法军仍成功击退了普鲁士军队，将其从瓦尔密高地上赶走了[3]。法军的胜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布仑斯威克公爵查尔斯·威廉·费迪南的错误指挥。这个微不足道的胜利却产生了绝妙的结果。普鲁士国王、布仑斯威克公爵查尔斯·威廉·费迪南和奥军将领开始产生分歧，并彼此产生防备心理。更糟糕的是，奥普盟军中成千上万的军人因为恶劣季节的极端潮湿天气而难逃一劫。不出几日，推进到沙隆附近的耀武扬威的奥普盟军开始全线撤退。这次入侵如果不是因为指挥失误，一定会压倒一切抵抗。可以说，巴黎和整个法兰西侥幸躲过了一场劫难。 朗巴勒公主的尸体被扔到街上 也正是在这时，国民公会在闲置的杜伊勒里宫成立了。国民公会是在1792年8月10日事件和外国侵略的共同影响下成立的，虽然比其前身立法议会更具革命性，但主要成员大部分都是立法议会的成员，其中大多数反对无政府主义。然而，山岳派的加入使国民公会比立法议会更有力量，而平原派则更摇摆不定了。有人指出，几位激进左翼山岳派的杰出代表现在改投保守右翼吉伦特派。吉伦特派的领袖再次回归，成为所谓的温和派首领。尽管来自巴黎的代表让-保罗·马拉、罗伯斯庇尔和丹东都是非常杰出的政治煽动者，但立法议会总的来说还是社会秩序的拥护者。 在1792年9月20日的瓦尔密战役中，原本涣散的法军成功击退普鲁士军队，将其从瓦尔密高地上赶走 弗朗西斯·克里斯多夫·克勒曼 1792年9月20日瓦尔密战役中的普鲁士士兵 国民公会的第一项措施显示了其真正的政治倾向。它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专门调查对路易十六的指控。近一年里，尤其是与奥普同盟开战以来，法兰西王室的行为引起了的民众的愤慨和不信任，因此共和国[4]中无人反对废除君主制。法军也在努力加强力量，不断驱逐入境的敌军。作为对《布仑斯威克宣言》和仍记忆犹新的《皮尔尼茨宣言》的回应，国民公会以抵制国王作为国家事业，并以法兰西国家的名义向任何有意推翻暴君、追求自由的国家提供支持。即使对外国来说具有侵略性、破坏性甚至挑衅的意味，国民公会的大多数人也仍然真诚地希望在国内遏制无政府状态。国民公会警觉地察觉到了最近发生的有辱首都威严的事件。以杰出的吉伦特派为主的温和派谴责了1792年9月的暴行，公开宣称巴黎革命政府对国家造成了致命的威胁，并宣布罗伯斯庇尔及其同伴的最终目的是实行恐怖的暴政。指责的声音肆意蔓延，尽管巴黎革命政府对此持质疑态度并进行了自查，无政府主义者的俱乐部也以威胁回应，但这些“乱党”最初在国民公会中的力量尚微不足道。然而，暴力情绪已经被唤起，首都的暴徒组织了示威以表愤怒，温和派的雄辩激怒了雅各宾派煽动者，后者对温和派尤其是吉伦特派的领袖开始产生了仇恨和嫉妒。 关于国王的报告一提交，国民公会就开始骚动不安。雅各宾派领导人提议判处国王死刑。最后，国民公会决定审判路易十六，并定期进行弹劾。1792年12月11日，这位命运多舛的君主被从监狱带到原来的宫殿，接受共和国法官的审判。他头戴纱巾，沉默地接受着一切，顺从地回答关于“路易十六”的问询。国王一贯的被动顺从触动了许多人的心，人们亲眼看到伟人堕落时常会产生同情心理，也正是这一点挽救了他的性命。然而，国民公会发现了一些被奉命藏在铁箱子里的可疑文件，从而对国王产生了新的怀疑。1792年12月26日，国王的辩护人做了极具说服力的辩护之后，国王本人只简单地补充了一句：“1792年8月10日的流血事件不应该记在我的头上。”辩论开始不久，雅各宾派就明显地企图利用1792年8月10日事件激起民众对国王的仇恨，以便进一步实现自身目的。雅各宾派提出立即制裁暴君，宣称不打倒王室国家就不会安全——这将给欧洲各国树立很好的榜样，并宣称所有反对爱国者提议的人是反动的、隐藏的保皇党。除了这些恶毒的谩骂，雅各宾派还使用了屡试不爽的应急手段：首都当局及其爪牙随时准备恐吓那些在“国家事业”面前犹豫不决的代表。就在这时，温和派分裂了。温和派的大多数人谴责国王，但也希望饶恕他的性命。吉伦特派领袖在信念、感情、欲望和恐惧之间徘徊不决，在雅各宾派的坚决果敢面前怯懦退缩了。当勇气和意志跟优柔寡断不期而遇时，结果不言自喻。1793年1月14日，国民公会宣布路易十六有罪，第二天又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缓期执行和向人民上诉的建议在此关键时刻被驳回了。在长达几天的会议上，在代表们的郑重请求下，投票开始了。当时的场景令许多目击者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大厅内无比昏暗，令人敬畏的法官决定着前君主的命运，像在剧场一样坐成排的人们只露出半张脸看着台上戏剧性的一幕，爆发出刺耳的喧闹声。据说，尽管许多挤在走廊里的妇女尖叫着控诉路易十六，但有一票却激起了人们甚至是最为残忍的山岳派领袖的反感。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约瑟夫·德·奥尔良以雅各宾派的身份再次回到巴黎，赞成立即处决他的堂弟，声音中充满了无耻。 罗伯斯庇尔 法王路易十六接受共和国法官的审判 丹东辞职了，新的司法大臣于1793年1月20日宣布了路易十六的判决书。接到判决书后，路易十六请求给予三天时间，以做好死前准备，但遭到了拒绝。几个小时后，巴黎革命政府官员打开了路易十六的房门，站在那里一言不发。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伊丽莎白夫人和王室的两个孩子，都被劫数难逃的国王抱在怀里。为什么要揭开这个痛苦场景的面纱？为什么要探究这悲惨不幸的离别中那无声的顺从、激动的眼泪和心碎的悲伤呢？1793年1月21日清晨，平静的夜晚过后，路易十六站起身来，将一个代表王后的结婚戒指给了近身侍从。路易十六曾承诺跟家人见面道别，但因不希望家人承受痛苦而改变了主意。不一会儿，路易十六收到了埃奇沃思[5]神父的圣餐。埃奇沃思神父品德高尚，在国王生命的危机时刻承担了王室神父的工作。神父停留了一会儿，为国王做了一段诚挚的祷告，完全不受监狱外面喧嚣的声音干扰。1793年1月21日8时左右，市政官员宣布行刑时间已到。国王提了两个要求，一个是完成遗愿，另一个是支付律师费用，然后就顺从了。国王安静地走进一辆马车，周围全是刺刀。忠诚的神父坐在国王旁边，不断重复地唱着庄严的临终祷词，似乎没有意识到周围的一切。沉闷的队伍穿过一条条长长的国民自卫队队伍，虽然能听到一些愤怒或同情的声音，但鲜有旁观者，即使有，也都是沉默的。道路两边，商店的门和窗户紧闭着。一时之间，怜悯和恐惧占据了人们的心，这位近百位先王的后裔即将面临可怕的命运，甚至连革命的狂潮都因此安静，最口无遮拦之人也缄默不语。10时，马车抵达杜伊勒里宫前的广场。在这里，新型的死刑机器断头台耸立在一个破碎的路易十五雕像附近。广场周围是一排排的骑兵和大炮，他们手执军刀，点燃火把。一大群人聚集在这里。街巷的喧嚣中出现了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约瑟夫·德·奥尔良熟悉的面孔，他又来宣扬他的雅各宾信仰了。路易十六本想向人民致意，但百鼓齐鸣的喧嚣声令他打消了这个想法。路易十六被置于高高吊起的斧头下面，头颅被砍下的瞬间，欢呼声从人群中爆发出来。犹如中了魔咒，人民胸口的重石终于被搬走了。 议会发现了一些被奉命藏在铁箱子里的可疑文件 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和孩子们以及伊丽莎白夫人依偎在路易十六怀里 处决路易十六是比犯罪更糟糕的政治失误之一。退位国王的顺从赴死事件在欧洲引起了极大的愤慨，激起了人们的普遍同情，加剧了无政府状态。掌权者应时刻牢记流血政策的危险性。当一个曾经令人敬畏的人被害时，人们往往会产生同情之心。在一个真正受欢迎的议会产生之前，审判只是党派斗争的手段和对正义的嘲弄。大部分针对国王的指责都属于无中生有。但路易十六是否对法兰西人民守信，是否履行了尊重和坚持制度的誓言，历史并不能对此做出裁定。他尽管反对外来入侵，但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外来入侵。不仅如此，他还与国家的敌人做交易，间接侵害了国家利益。毫无疑问，与伟大的查理一世[6]不同的是，路易十六并没有犯原则性错误，但在维护王权与治国方面，却能力不足。在生活中，路易十六虽然缺乏道德和社会尊严，但仍是一个好人。然而，他一再地以一种刻意的、背叛的方式来背叛臣民的意志。当法兰西危如累卵时——这是比查理一世在位时更严峻的时刻，路易十六似乎背叛了法兰西最根本的利益。这种刻意的行为无疑是因为路易十六软弱无能，更何况他一直处于两难的境地。从道德品质角度来看，路易十六不会做出这种行为，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长期以来受到愚蠢甚至邪恶智囊团的影响。但法兰西人在国家危机时刻无法推断出也不可能相信这些分析。所以，在后人看来，当战争爆发时，尤其在王室出逃后，废黜路易十六的这种做法是完全合理的。 埃奇沃思神父诚挚地为路易十六做祷告 路易十六的头被砍下的瞬间，人群中爆发出巨大的欢呼声 处决路易十六是欧洲反法同盟形成的导火索。事实上，由于国民公会大力支持自由十字军，欧洲各国深感愤怒，早已开始酝酿反法同盟了。此外，法军实力的增长令各国都处于高级预警状态。瓦尔密战役告捷后，迪穆里埃大胆地将这场战争扩大至低地国家，并在热马普取得了辉煌的胜利。1793年早春，迪穆里埃已经越过比利时，进入默兹河下游河畔，并大肆袭击荷兰。另一支法军占领了萨伏依和尼斯。第三支法军在楚斯蒂纳伯爵亚当·菲利普的领导下穿越巴拉丁，占领了美因茨要塞，威胁着莱茵河以东的德意志地区。欧洲大陆上历史悠久的国家对法兰西的入侵恨之入骨。法军获胜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再次分裂，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法军的强大力量。于是，欧洲各国纷纷起义，18世纪的君主专制和封建主义联合起来对抗法兰西大革命也就成了必然事件，因为这场革命的影响穿越了国界，对腐朽的权威带来了毁灭性的威胁。然而，路易十六被处决之前，反法同盟尚且迟疑不决，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进展。现在，这些因素突然融合在一起，欧洲大陆所有其他国家的统治者也随即联合起来，加入到所谓的“为了上帝和秩序而反对弑君”的圣战中。德意志加入了反法同盟，西班牙与皮埃蒙特早已结盟，渺小的意大利也敢于谴责法兰西，就连俄国和瑞典也在其冰封的沙漠中联手对抗共同的敌人法兰西。英国也被卷入这场大运动，皇室和贵族对袭击比利时的热情大增，中产阶级对在巴黎执行的处决路易十六的行刑场面感到震惊和厌恶。在托利党[7]和辉格党的共同支持下，小威廉·皮特极力阻止反法战争，却不得不参加[8]。1793年2月至3月，反法同盟军队得以大范围地组建。当一部分反法同盟军从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直逼法兰西，从斯凯尔特河涌入莱茵河时，另一部分反法同盟军则向法兰西东部和北部边境挺进。 迪穆里埃在热马普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随着事态的发展，党派和派系之间的斗争越来越激烈，甚至达到了决裂状态。审判国王时，温和派和吉伦特派的动摇助长了雅各宾派领袖的威风。由于共和主义信条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再加上其正直的名声广为人知，罗伯斯庇尔的影响力逐渐增加，但同时他发现许多人开始谴责他的“国民公会的保皇主义思想”。吉伦特派领袖们的言论也遭到严厉谴责，整个党派都被指控企图将法兰西划分为国家联邦。巴黎民众因此愤愤不平，尤其是当有人巧妙地透露出吉伦特派领袖在几个月前的危险来临时打算放弃首都的时候。同时，吉伦特派猛烈反击雅各宾派和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约瑟夫·德·奥尔良，指控他们暗中篡夺王位。尽管在国民公会中的地位仍然是至高无上的，获得了权力的革命力量也遭遇了所有政权不稳的新政府都不可避免的困境。以巴黎为中心，各种冲突在法兰西各地频繁发生，且结局大同小异。中产阶级和较富裕的阶层大部分站在温和派一边，穷人和暴徒则大力支持无政府主义。这一系列事件的危害也逐渐显露出来：分配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重，稳步增长的贸易开始下滑，贫困的压力不断加大。在这种紧要关头，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开始形成，反对作为社会秩序维护者的国民公会。物价大幅上涨，人民只好让国家解决这个问题。多数首领及其支持民众都强烈要求实行共产主义，并限制生活必需品的最高价格。国民公会的领导人谴责这种要求为毫无用处的权宜之计，但这种谴责只是徒劳，因为与饥肠辘辘的人争论是毫无意义的。当让-保罗·马拉得到支持并宣称“穷人们想要的，就是绞死杂货店老板”时，成千上万的人因这个可怕的想法而欢呼雀跃。 小威廉·皮特 同时，虽然指挥不力、速度缓慢，但反法同盟的力量还是取得了惊人的进展。反法同盟军在莱茵河畔为下一步行动做准备。楚斯蒂纳伯爵亚当·菲利普被驱赶至阿尔萨斯，美因茨被普鲁士人和奥地利人占领了。不久之后，迪穆里埃在内尔温登战役中惨遭失败，经比利时撤退至法兰西边境。法兰西北部因此再次受到入侵的威胁，这一入侵威胁与迪穆里埃和国民公会之间的分歧相互影响，形成恶性循环。迪穆里埃谴责国民公会处决路易十六的行为，反对号召外国进行革命。他抱怨雅各宾派的思想破坏了纪律，雅各宾派使臣已将比利时当局洗脑，并认为自由等同于掠夺。当国民公会对他进行审判时，迪穆里埃像拉法耶特侯爵吉尔伯特·德·莫蒂一样，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帅权并孤身离开了军队。同时，西部保皇党起义的情报传来。在南方多个城市，尤其是受吉伦特思想影响巨大的城市，长期存在的贫富争端演变成了公开的内战，上层阶级愤怒地谴责雅各宾派和巴黎的暴徒。事件反反复复，致使国民公会内部矛盾深化，外部纷争激增。最终，温和派的力量遭受严重削弱，不得不宣告失败。得知北方首战失败的消息后，总能在危险时刻挺身而出的丹东提出了一系列革命计划。一直以来，他都坚持认为，无论局势多么令人绝望，法兰西人都应该竭力甚至不择手段地拯救和保卫共和国。直到现在，巴黎革命政府仍被隔离在立法机关之外。在如此巨大的危机面前，这显然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丹东通过一项法令在国民公会内选出一个小内阁，并赋予其至高无上的实权。于是，救国委员会出现了，这是个有史以来最可怕的专政政权。由丹东建议组建的第二个委员会，也就是公共安全委员会，受法兰西所有高级警官的监督。为了逮捕所有嫌疑人并建立特别法庭，丹东还通过了一项专门的法令。这项法令基本不受保安程序的限制，从而有效镇压了丹东口中的派系内讧。这些手段为一个可能会成为专制主义的强大政权奠定了基础。为了保卫国防，丹东要求不仅立即积极招募军队，而且必要时全国的青年人都应交由国家来安排。为了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他还主张对富人征收重税和以暴力手段提高纸币的价值。最重要的是，他支持巴黎煽动者所珍视的最高限额计划。“摧毁我的名声无关紧要”，他高谈阔论道，“但要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国家”。他的勇气令国民公会非常震惊。 1793年3月18日，迪穆里埃在内尔温登战役中惨遭失败 让-保罗·马拉 楚斯蒂纳伯爵亚当·菲利普 这些强烈的诉求虽有利有弊——既有真正的洞察力，也有荒谬的论断和追名逐利的野心，但还是得到了雅各宾领导人的支持。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危险的压力下，警觉的国民公会同意了丹东的绝大部分提议。同时，巴黎革命政府又大胆地投身于保卫法兰西的运动，公开宣称独立，并准备好武装力量以便随时派遣到前线。不仅如此，巴黎革命政府还呼吁法兰西的其他城市也这么做。煽动组织的力量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增强。民众被告知现在正是爱国者的时代，任何反对爱国者的人都是法兰西的敌人。当国民公会派遣专员到军队招募新兵时，对民族独立满怀希冀的雅各宾派因革命组织遍布全国而陷入了危境。国民公会中，强硬的山岳派逐渐占据优势地位，软弱迟疑的平原派也开始变得大胆无畏。在这场巨大而可怕的危机中，最终的结果是由温和派尤其是由吉伦特派促成的。温和派与对手一样爱国，甚至比对手更爱国。尽管坚持认为公共安全委员会和特别法庭是民主暴政机构，但他们害怕革命进程，更阻挡不了民众支持丹东的部分政策的步伐。虽然共产主义政策的积极事例已经有很多，但他们仍然抵制对富人的最高限额和税收制度，认为这是“合法抢劫”。所以，在这个非常危险的时刻，温和派阻挠了对国家安全来说最必要的东西。温和派领导人谨慎地宣布，无论是人民的意愿还是暴徒的意愿，他们均予以公开反驳，因为对手所做的危害国家的罪行远不止这些。温和派设立了一个由十二名代表组成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调查了巴黎革命政府的恶劣行为，并下令审判其中两名罪孽深重的煽动者。此外，这个委员会还坚持弹劾让-保罗·马拉，并提出要拆散巴黎革命政府，让来自各省的守卫保护国民公会。一位委员会成员曾不经意地说：“如果敢动委员们的一根头发，就让巴黎从地球上消失。” 救国委员会在实质上是法兰西恐怖统治时期的最高行政机构 于是，在所谓的爱国主义情怀的支持下，被长期压制的无政府主义思想重新开始抬头了。国民公会犹豫不决，提不出大胆的解决方案，逐渐在全国代表中失去了分量。从一而终、专心致志的丹东与那些更邪恶的煽动者不同，他宁肯手上沾染血迹，也要尽力调和派系纷争，团结雅各宾派和吉伦特派。然而，在这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中，丹东的努力最终还是一场空。长期以来，马拉党和罗伯斯庇尔党因排除异己而对共和国造成了危害，现在又公然谋反。所有爱国人士聚集起来支持人民的事业、维护国家的权利。吉伦特派奋起反击，谴责1793年9月份的暗杀事件以及导致动乱的挑唆者，但影响日益变弱。因无力对抗巴黎革命政府，温和派的权力也渐渐转移到了雅各宾派和巴黎民众手中。一场与1792年8月10日非常相似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暴动发生了。来自法兰西其他地区的代表们攻入了巴黎市政厅，篡夺了巴黎革命政府的权力。1793年5月31日，一支强大的军队侵入了国民公会，取缔了十二位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当时，“反对温和派”“联邦主义者”“吉伦特叛徒”“法兰西的敌人”的叫嚣声此起彼伏。1793年6月2日，八万名国民自卫队士兵以大炮开道，包围了国民公会。现在，无畏的山岳派得到野蛮群众的支持，要求弹劾二十二名吉伦特派领导人。有几个勇敢的人提出了抗议，但无功而返。国民公会以一种疑虑、害怕的态度，被迫做出了判决。除了那二十二个人，另外七个人也被包围并逮捕了。温和派的领导人惨遭杀害，平原派跌入谷底，雅各宾派取得了彻底的胜利。此后，几乎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抵抗无政府状态的力量，革命即将进入白热化阶段。 在很大程度上，导致温和派和吉伦特派沦陷的原因与1792年8月10日暴乱的原因是一样的。外来入侵的紧急警报，让本身就已经过于强大的无序状态和激愤情绪完全占据了支配地位。极端革命分子的想法与所有其他的激励措施不谋而合，都是为了鼓动不满的人和贫穷的人站起来采取行动，从而导致了灾难的降临。至于失败的一方，与对手一样，均忠于法兰西。我们有理由认为，即使共和国继续执政，它也不会向反法同盟屈服。暴力革命充满了大胆无畏的精神，而这种精神正是温和派和吉伦特派所缺乏的，两者各自的命运完全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 * * * [1]在恐怖统治之前和期间，有众多作家描述过法兰西历史，其中不乏非常生动并贴近事实的描述。莫蒂默·特尔诺先生的《恐怖统治的历史》对当时事件和革命机构的工作做了精确明了的分析，在我看来应该得到特别的注意。康奇先生在其作品第6卷中的注释也颇具价值。——原注 [2]即萨伏依-卡皮尼的玛丽-路易丝·特蕾莎公主（Princess Marie-Louise Thérèse of Savoy-Carignan, 1749—1792）。她是凡尔赛宫最纯洁、最正直的人之一，也是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的密友之一。法兰西大革命期间，她死于1792年9月的大屠杀。梯也尔在《法兰西大革命史》1842年版第2卷第335页中，详细讲述了她的死亡。——译者注 [3]关于瓦尔密战役的有趣的具体细节可以查询康奇先生的作品第6卷第338页。——原注 [4]这里是指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它于1792年9月22日建立，1804年5月18日灭亡，是法兰西大革命期间建立的法兰西历史上的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译者注 [5]即亨利·埃塞克斯·埃奇沃思（Henry Essex Edgeworth, 1745—1807），路易十六和妹妹伊丽莎白夫人的告解神父。他非常勇敢，乐于奉献，从而赢得了无套裤汉们的尊敬。在路易十六被判死刑后，他获准为路易十六主持弥撒，并在刑台上陪伴路易十六。——译者注 [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