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法国革命史 [book_author]米涅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409739 [book_dec]法国历史学家米涅著。记载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当政时期历史的世界名著。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失败,特别是1815年拿破仑被推翻、波旁王朝复辟,迫使法国各个阶级用批判的眼光来总结历史经验,并且各自借历史事件来宣传其政治主张。米涅就是为了打倒波旁王朝、让资产阶级重新掌握政权而制造舆论,于1824年出版了《法国革命史》。 该书系编年体裁,分导论和15章。导论记叙革命前封建统治的危机和围绕着三级会议问题展开的斗争;1—5章记叙革命的爆发和君主立宪派的统治;6—7章记述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成立和吉伦特派的统治;8—9章记述雅各宾派民主专政以及热月反革命政变;10—13章记述热月党的统治、督政府的政治危机以及拿破仑·波拿巴发动的雾月政变;最后两章记述执政府和第一帝国的统治、拿破仑战争的情况。全书所叙史事,始自1789年,止于1814年旧王朝第一次复辟。该书显著的特点是能用阶级斗争观点叙述法国历史的巨变。它认为中世纪以来的法国史就是阶级斗争史,革命时期“就是构成法兰西民族的几个阶级争夺政权”的年代。由于社会各阶级物质利益的冲突,不可能回避革命,第三等级与封建贵族必然展开生死搏斗。它热情歌颂革命“在欧洲开创了新社会的纪元。法国革命不但改换了政权,而且也改变了整个国家的内部生活。”书中介绍了议会里的党派斗争,认为雅各宾派专政是革命不可避免的阶段,又认为吉伦特派的政策更合乎道义。它赞扬拿破仑彻底动摇了欧洲社会的陈旧基础,指责旧王朝复辟是历史的倒退运动,今后还有革命的必要。 该书文笔流畅,思想性和逻辑性强,通俗易懂。出版后被译成多种文字。中文版由北京编译社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出版。 [book_img]Z_10214.jpg [book_chapter]序 [book_title]导言 发生在1789年的大革命具有深远的民族历史根源。从其主要成果来看，它加速了民族历史的进程，但没有改变历史发展的方向。正如夏多勃里昂所说，这场革命是由“贵族”闹起来的；它是贵族反抗加贝王朝的长期斗争的最后阶段，因而也是以往的王朝历史的结束。这次由“平民”完成的革命实现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它既是法国近代史的起点，也是前一历史阶段的终点，因为资产阶级在它所破坏的封建世界中的孕育成长，正是长期历史演变的一个基本特点。 法国革命的以上两种性质在欧洲并不是孤立现象。欧洲各国全都是以损害贵族的利益而形成政治国家的，并且都导致了资产阶级地位的上升，虽然上升的速度有快慢的不同。法国革命并不是使资产阶级获得利益的第一次革命；在它之前，英国的两次革命和美国革命已经开辟了这条前进的道路。 就文明发展的总趋势而言，大革命的意义似乎要更加宽广些。从蛮族入侵结束后，欧洲人在征服狂热的驱使下，竭力要统治整个世界，并且努力去发现和制伏自然力量。与此同时，为了求得个人的幸福和人类的完美，他们坚定地怀有统一经济、统一社会和统一习俗的雄心壮志。1789年的资产阶级保障科学家享有研究自由，保障生产者享有兴业自由；它同时还试图对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进行合理调整。由此可见，法国革命是决定西方世界命运的一个重要阶段。 然而，资产阶级在扩张其实力的同时，本可以不同贵族决裂而取得政权。在十七世纪的革命后，英国的绅士和资产者联合起来，同国王分享了权力；在美国，绅士和资产者一致主张不要君主制。到了十九世纪，大陆各国的王朝在顺应历史潮流的同时，能够控制住局势，实行了妥协。法国则相反，贵族既想压服国王，又要让第三等级受它控制。资产阶级鼓吹权利平等，奋起反抗。由于人民群众的介入，旧制度顷刻间土崩瓦解。贵族不仅丧失了特权，财产也受到部分损失，它的社会地位也随之下降了。但是，农民和手工业者在支持资产者进行战斗的同时，又用权利平等的原则武装自己，转过来反对资产者。大革命瞬间导致了政治民主，接着导致了初步的社会民主。 大革命以猛烈的突变加快了历史进程的步伐，它在国境线外唤起了热情的希望，但也激起了遭受威胁的各国国王和贵族的强烈反应。所以，从1789年至1815年，欧洲型文化的各国历史在很大程度上都以这一伟大事件为转移。 大革命在事后的人类生活中仍然有它的影响。作为后人，我们今天容易把它看作是世界史的一个篇章，但我们决不能认为，在本书论述的那个时代里，大革命果真具有这样的性质。当时，欧洲人对地球上相当大一部分地区还并不了解；伊斯兰教控制下的各国文明以及印度、中国和日本等国的伟大文明还没有向欧洲人的思想开放。当时，人类的大多数对在地球一角刚刚点燃的熊熊烈火或者一无所知，或者没有感觉到它的热度。世界的统一是在我们这代人亲眼目睹下开始实现的，真正的世界史因而也只是在这个时候才刚开始。 [book_chapter]第一编　法国革命前夕的世界 [book_title]第一章　欧洲和新大陆 从十二世纪起，欧洲的对外征服已经在各方面跃跃欲试，而到了十六世纪，竟势如破竹地发展了起来；这股势头一度在教会和国王的反动下受到了压抑，但在十八世纪，即在米希勒所说的“伟大时代”或真正的“复兴时代”，它又重新迸发了出来。我们这里先讲述欧洲在探索和征服新大陆方面的进展，以及它的相对说来还很有限的扩张程度。 一、对地球的认识 经过十七世纪的间歇后，远洋探险在科学的推动和技术的帮助下，又重新活跃和组织起来。确定航船的位置是当时的重大创新之一，船舶的导航和地图的测绘均有赖于此。有了圆规、六分仪、纬度仪等新式航海仪器后，人们便可以精确地测量出纬度；随着秒表和船钟的制造以及星座表的制订，人们就能够算出以前仅靠估计的经度。这是一场真正的革命。 库克在1772至1776年间曾进行了多次远洋航行，其中第二次远航曾绕过澳洲大陆，到达了极地的边缘。对太平洋（占地球表面三分之一）的探险正在进行中，库克的第一次和第三次远航正是进行这样的探险；拉佩罗兹不久前曾沿着美洲和亚洲的海岸环游了太平洋。许多岛屿被发现了，只是没有统计其数字和登岸观光。此外，寻找南极洲陆地以及从东北部和西北部穿越北冰洋还尚待进行。 比海洋更难深入的大陆腹地只是慢慢在对外开放。加拿大人到达了温尼伯湖、大奴湖和哥伦比亚河，并越过落矶山脉，到达诺特加海湾，他们在这里与来自阿拉斯加的俄国人以及与来自加利福尼亚的西班牙人相会合。在美国，拓荒者进入了俄亥俄平原，但人们对密西西比和加利福尼亚之间的广阔地带仍一无所知。对于亚马逊河流域，人们知道得很少；对亚洲的了解只是一鳞半爪；至于非洲，除地中海沿岸地区外，还是个未知数。机器还没有把地域的距离缩短：地球依旧是那么大，广大地区被笼罩在神秘之中。但是，大陆和海域的分布已大致被弄清；地球从黑暗中露出了自己的面目；法国的梅尚、德朗布尔和拉朗德就要去测量子午线的长度了。 二、瓜分新大陆 正如十五和十六世纪的发现新大陆一样，这些进步并没有改变欧洲的命运；新大陆的发现使欧洲赢得了对海外的统治，而这个统治的四分五裂也正反映着统治者的四分五裂。对新大陆来说，欧洲似乎是征服者的一个整体，但欧洲并不像最初几次十字军东征时团结一致对付伊斯兰教那样去征服新大陆。诚然，欧洲依旧是基督徒的欧洲，但宗教分化正日趋剧烈：东欧有东正教，北欧有基督教，南欧有天主教，中欧是各教混杂；同时，到处都有自由派的出现。在政治上，各国间的纠纷出现得更早些。随着各政治大国在十八世纪从西到东地逐步形成，统一的欧洲已不复存在，因为各个王朝的立国图强势必引起相互间的冲突。新大陆的发现扩大了敌对的领域。由此产生了两个结果：一方面，在大陆战争之外，增加了越来越复杂的海上的和殖民地的争夺；另方面，瓜分新大陆只对濒临大西洋的沿海各国有利，这些国家的经济得到了促进，从而加强了西方的领先地位。离大西洋愈远的国家，其经济的繁荣和文明的发达就愈加缓慢。地中海已经丧失了对亚洲联系的垄断，不再像以往那样是欧洲生命攸关的中心；更何况，地中海的部分沿岸地区被伊斯兰教占领着，那里的自然资源远没有西方那样丰富。从威尼斯经由布兰耐尔、奥格斯堡和莱茵河谷通向布鲁日和安特卫普的大道如今只供地区间的贸易之用。意大利和德国在欧洲经济中所占的领先地位已消失殆尽，两国在新大陆竟没有插足之地。意大利还勉强保住已得的部分财富，至于德国，它在三十年战争中被搞得民穷财尽后，直到十八世纪的最后几十年才终于恢复元气。只能通过波罗的海进行国际贸易的东欧，困难就更多了。它落后于西方的距离愈来愈大。尽管十八世纪开明君主的努力，东欧仍然是贫困的。人们只是不久前才开始把派别林立的莫斯科人当作欧洲人；人们没有想到，莫斯科人占领西伯利亚，也是想要建立殖民帝国：俄国的亚洲部分当时只有五十万人左右。 欧洲各国的不幸纷争在旧制度末年造成了两个后果。在十六世纪后，对世界的瓜分不能顺利地进行，这并非因为欧洲人的统治遇到了挑战，而是殖民帝国面临着内部瓦解的威胁。殖民扩张虽仍在进行，但殖民主之间的纠纷阻碍着殖民地的进一步扩大，因而使欧洲未能控制地球上的大部分居民。 三、各殖民帝国 本土狭小的葡萄牙和荷兰只保留了它们原有领地的一部分；前者占有巴西以及非洲和亚洲的一些港口，后者占有安的列斯群岛的部分岛屿、圭亚那的一部分、好望角、锡兰以及爪哇和马鲁古。相反，西班牙不仅继续占有它的属地，甚至还通过占领加利福尼亚和取得路易斯安那而有所扩展。在加利福尼亚，出现了旧金山这个新兴城市；在路易斯安那，有了直达密西西比河的出海口和新奥尔良城；因此，西班牙控制了墨西哥海湾和加勒比海的全部海岸，以及其腰带状群岛中的两块宝地。来迟一步的英国和法国为占有北美、印度和小安的列斯群岛进行了争夺。法国遭到了失败，只保留海地、马提尼克、瓜德罗普和法兰西岛；1783年，法国收复了圣卢西亚岛、多巴哥以及塞内加尔的几个口岸。所以，法国虽然受到了损失，却保住了大部分食糖生产。而且，建立不久的大不列颠帝国似乎被美国的独立运动所震动，对印度的征服已暂缓进行。英国占有孟加拉，逼迫乌德向它纳贡；加尔各答的地位超过了孟买和马德拉斯。但是，继瓦伦·哈斯丁之后的康沃利斯在致力行政改革的同时，休兵歇战，拒绝支持受迈索尔邦铁普苏丹进攻的尼扎姆。另一个同样可怕的敌手似乎是辛提亚，他控制着马拉塔封建王公的联邦，并被蒙古可汗承认为世袭执政官。尽管如此，英国的兴盛在欧洲是不容否认的。 所有这些殖民帝国的开发都主要是为了满足商业贪欲。每个宗主国都从自己的殖民地攫取它所缺少的东西，并在那里推销它的部分出口产品；宗主国原则上禁止殖民地种植和创造与自己竞争的产品，禁止殖民地同外国进行贸易，并强制使用本国的船只。这就是法国的所谓“专营贸易权”。因此，欧洲在海外不仅具有必买其产品的顾客，而且还取得活跃其经济的两种主要资源：贵金属和热带产品。 拉丁美洲提供世界四分之三的金砂开采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银矿。随着波托西矿的枯竭，白银主要来自墨西哥。自从一些德国人整顿了阿尔马登矿的开采后，新的矿藏接连被开发，水银的价格下跌了一半，而产量却在1760年后猛烈地增长，并于1780至1800年间达到了年产九百吨的高峰。相反，用淘洗法取得的黄金产量下降了，虽然巴西和非洲的几内亚沿岸新增加了黄金开采。 粮食种植在发展着，畜牧业在潘帕斯草原也有所发展。为了出口皮革而于1778年开放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港开始繁荣起来。但真正为欧洲人感兴趣的只是热带作物：首先是甘蔗，然后是咖啡、可可、棉花、靛蓝和烟草。巴西的食糖、咖啡和棉花补充了西班牙殖民地的供应不足。香草、奎宁、洋苏木、桃花心木等当地的植物产品也属出口之列。被迫定居和从事强迫劳动的印第安人提供了绝大部分劳动力。卡洛斯三世原则上解除了印第安人在矿里的“徭役”，解散了把他们集合成村子以从事种植业的“土著定居村”；实际上，以墨西哥的雇工为例，他们的雇佣条件同奴隶制很少有差别。此外，土著居民要纳付直接税，官吏们勒令他们购买从欧洲运来的、强行摊派的工业品。由于许多印第安人为逃避压迫而移居沼泽或山林地区，人们还使用了更能经受苦役的黑人奴隶。然而，据洪堡估计，黑奴的人数并不多；他认为在拉丁美洲一千六百万居民中，黑人占百分之五，印第安人占百分之四十七，还有百分之三十二的“混血儿”。 安的列斯群岛、路易斯安那以及北美从佛罗里达到马里兰的大西洋地区都没有矿产，那里的热带作物占绝对优势；马斯卡林群岛的情况也是如此。例如，大部分食糖和咖啡来自安的列斯群岛。英法两国把这些岛屿当作最宝贵的殖民地而珍爱着。美国出口烟叶，但还没有棉花，棉花从“海岛”引进只是1786年的事情。在安的列斯群岛，原有的加勒比人已被消灭干净，大陆上的印第安人在殖民主的压迫下向内地迁移；于是，这一地区的全部经济就建立在黑人奴隶制的基础之上。根据洪堡的材料，黑人约占安的列斯群岛居民的百分之四十；这个百分比似乎小了一点，因为据奈克尔的估计，黑人约占法属各岛居民的百分之八十五；路易斯安那约有百分之五十的居民是黑人，美国至少也有五十万黑人。 从1790年起，估计每年有七万四千名奴隶被“黑奴贩子”运到美洲。非洲成了新大陆的“乌木”仓库，在欧洲人的劫掠下，非洲的居民正急剧减少。被装运上船的黑人一部分死在海上。白人有时也通过他们开辟的口岸同当地的土著进行交易，但他们并不力图征服土著居民。在亚洲，他们长期采用这种纯商业的办法，即不用通过武力征服，而是向当地王公购买开辟口岸的许可证，开展贸易活动。直到十八世纪，这个方法还部分地保留着。此外，美洲原有的许多享有特权的公司，除在加拿大留下少数几家从事皮毛收购外，都已不再存在，而各国的东印度公司却始终保持它们的垄断权。因美洲战争而债台高筑的联合省东印度公司摇摇欲坠；卡龙于1785年重建了法国东印度公司；皮特于1784年改组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占着主导地位。 这些公司在远东售货较少，而购货很多。在四年里，法国公司的出口额为七百万里佛，购回的货物则达五千万里佛。英国公司在同期只卖出少量毛织品和五金产品，却买进棉纱、靛蓝、食糖、大米以及大量的硝石，每年的贸易逆差达二百万英镑左右。贸易垄断没有扩展到中国：1789年，在停靠广州港的船只中，除去五十艘英国船和五十艘从事邦际贸易的印度船以外，还有二十五艘挂不同国旗的船只。但贸易也出现了逆差：中国人只买少量的鸦片，却卖出成箱的茶叶、瓷器和漆器。所以，欧洲人在美洲大发横财，在亚洲却相反入不敷出。各公司的股东们并没有因此吃亏：他们把货物重新售出，从自己的同胞那里取得巨额利润。 在大革命前夕，荷兰人和英国人采用了一种新的办法。他们像在美洲那样对当地的土著进行统治，直接剥削土著，不必再运送黑奴。荷兰人强迫马来人必须在他们的垦殖园进行劳动，强制农村种植某种作物，并征收一部分收获。英国公司垄断着食盐、鸦片和硝石的贸易，同织布商签订有利可图的预付合同，尤其代替失势的王公们征收土地税。公司经纪人的敲诈勒索甚至在英国也引起了愤慨；这在克莱武案件和瓦伦·哈斯丁案件中均有所披露，他们两人因以往的功绩而受到了宽恕；但从已暴露的事实看，他们下属的胡作非为也就可想而知了。虽然在亚洲没有“奴隶贩子”，但这里所用的办法不能不令人想起西班牙冒险家在拉美曾用过的那些手段。 雷纳尔教士在其《东西印度哲学史》一书中强烈谴责了征服者的暴行。他们的统治同奴隶制简直一模一样，这使宗教界和慈善界开始看不过去了。长期以来，只有基督教公谊会单枪匹马地谴责奴隶制；后来，一些哲学家也开始说话；最后，于1787年在伦敦成立了一个“黑人之友会”，1788年在巴黎建立了分会。维尔倍福斯和皮特对该会的纲领颇感兴趣，因为这纲领并不要求立即取消黑人奴隶制，而是主张通过废除黑奴买卖使奴隶制逐渐消失。至于殖民体系，由于这同政治家和商人的利益关系甚大，所以没有考虑放弃它，何况，还有人为殖民体系进行辩解。英国殖民者在印度或北美开战寻衅、侵城掠地的行为，在大陆各国人士中找不到很多辩护者。但是，在关于拉丁美洲的问题上，有人反驳雷纳尔说，混战的被禁止以及在工具和经济方面的显著进步，这对土著人不是没有好处的，因为大家公认，尽管有饥荒和病疫发生，土著的人口还是增加了。有人举出为减少弊端而进行的改革，提到一部分种植园主的仁慈，以及教徒们的热心相助，例如巴拉圭的耶稣会教士曾经把印第安人召集到他们的“教会”中进行教育。有人声称，富裕的和受过教育的印第安人和混血儿正形成着中间阶级的萌芽。但不容否认的是，无论本土的欧洲人或当地的种植园主都并不扶持殖民地，他们在殖民地发展生产无非是为了增加自己的利润，从不考虑提高土著人的地位，以为把天主教强加于土著人就足够了。西方的语言和习俗通过交往、利益和社会分化得到了传播；充满种族偏见的白种人对被同化了的土著，甚至对他们生下的混血儿，仍然一概予以排斥。可是，大多数被征服者从没有完全逆来顺受。他们把外国语改造成为“洋泾浜”，秘密地举行自己的宗教仪式——例如，圣多明各的服图教——甚至还保留他们的司法习惯。 白人不在热带亚洲和非洲定居。气候不允许他们这样做，西方公司的大批士兵和经纪人在那里因病死于非命。这与美洲和马斯卡林群岛的情形大不相同。在那里，除官吏和军人外，还生活着种植园主、商人、技工，以及各行各业的地位不一的“次等白人”。其中的许多定居者在当地传宗接代，因而到十八世纪末，土生土长的白人便大大超过来自宗主国的白人。 据洪堡估计，西属美洲约有百分之十九的居民是白人；在墨西哥，他认为欧洲出生的居民约占百分之七。据奈克尔的计算，在法属安的列斯群岛，白人仅占百分之十二，还有百分之三的有色人种自由民。可是，少数的奴隶主面对绝大多数的奴隶，天长日久就难免要出危险。奴隶不时揭竿而起，进行暴动。图帕克·阿马鲁于1781年在秘鲁举行起义；提拉唐代斯于1792年在巴西被处决。 种植园主对黑奴经常的行凶闹事和此起彼伏的暴乱深感恐惧。在他们看来，这是与制度本身不可分割的缺陷；在适应这种状况的同时，他们对未来充满着信心，因而逐渐摆脱对宗主国的依恋。 四、各殖民帝国的危机和美国革命 各国政府把它们的统治方法——君主专制、官僚集中、军队和警察统治，以及宗教褊狭——搬到海外领地去。唯有实行君主立宪的英国颁布了宪章，给予在美国的英国国民一定程度的自主权。旧大陆还把自己的社会结构的某些特征移植到拉丁美洲：教士享有特权，贵族骄横无忌；法属加拿大甚至建立了领主制。然而，这些特征在新的国土上有了一定程度的缓和，至少在城市中是如此。例如，在法属安的列斯群岛，直接税确实得到了实施，任何人不得减免；教会财产为数甚微；贵族和平民不分彼此地转变为近代的资产者，这些富裕产业主的地位高于“次等白人”。 在非洲和亚洲，仅有少数临时居住的白人不顾一切危险，但求尽快获得私利，他们不会想到向大公司的垄断进行挑战。虽然纠纷也不时出现，那只是个人间的对立和冲突，可是宗主国也一样受到影响。至于在殖民地土生土长的白人后裔，他们的态度就完全不同了。那些事关他们利害的重大问题竟由内阁各部的官僚们作出决定，这使他们愤愤不平。他们嫉妒王国政府的派出代表，渴望独立和自己管理自己。“专营贸易权”极大地束缚着他们，他们特别希望能同别国进行自由贸易。就安的列斯群岛来说，如果能用食糖和罗木酒换取新英格兰的定期食物供应，那对他们将是件有利可图的事。除了利害冲突以外，还有启蒙哲学传到美洲所引起的争执。白人有他们自己的中学和大学；即使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书籍也不顾宗教裁判所的禁令到处流传。玻里瓦尔的老师罗德里格斯是卢梭的门生。此外，也有一些白人后裔来到欧洲留学。美国革命终于瓜熟蒂落，促使人们不再满足于抽象的思辨。 与拉丁美洲各色人种杂居的情形相反，在沿大西洋的北美边缘地区，居民是清一色的白人；其中，那些寻找土地或职业的劳动者根本就不需要黑奴或被奴役的印第安人，居领导地位的白人是一些以商人为主的、一般尚属小康水平的资产阶级。这是欧洲扩张的第三种形式。成群拥来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组成了新的西方世界的核心，这种“美国型”的新西方不仅继承和发展了欧洲的冒险精神和创业精神，而且以强烈的个人主义为标榜，这种一扫因循守旧的个人主义同旧大陆上曾迫使清教徒离乡背井的教会、贵族和国王的专横统治是格格不入的。他们共同关心的问题是驱逐印第安人和不再同充当教皇走卒的法国人相毗邻。对法国人的痛恨，加上对宗主国的派出代表及其强制推行的重商主义的厌恶，促使当地白人同新英格兰和宾夕法尼亚的殖民主、港口的批发商、弗吉尼亚的种植园主，甚至同南部各州的种植园主接近起来。在南部各州，美国型的特征诚然是存在着的，但被大产业和奴隶制冲淡了。清教徒的独立精神包含着天赋人权的概念，向各殖民地颁发的宪章保留着英国“习惯法”的传统。殖民主们拒绝服从他们不派代表参加的伦敦议会，并进一步同宗主国断绝关系，由此诞生了合众共和国。美国独立的榜样在欧洲深得人心，并有力地推动了未来的社会革新和政治革新，但可以预见，它也将动摇各殖民大国的权威。首先，美国的独立表明，假如英国今后要建立由白人居住的殖民地，它就必须设计一个崭新的帝国结构。当然，这个问题的解决还并不十分紧迫，因为无论法语区的加拿大或来自美国的移民，都毫不使人感到担心：前者信奉天主教，内部十分团结，对外则显得孤立；后者因忠于英国，定居在大湖区的北部。问题仅仅是要防止两部分人之间发生冲突；皮特于1791年通过建立两个独立的地区，终于做到了这一点。 相反，对各拉丁大国说来，美国的解放使它们面临着像英国一样遭到肢解的威胁。群情激愤的白人后裔本能地把他们的目光转向从十六世纪以来与天主教国家在利益上和信仰上始终对立的盎格鲁–撒克逊人。英国人对开放西属美洲的广阔市场怀有野心，对产糖诸岛也馋涎欲滴。毫无疑问，美国不久也会高兴地看到把欧洲人赶出新大陆；在这以前，美国取得法国人的同意，于1784年进入了安的列斯群岛的某些港口。委内瑞拉人米兰达后来曾向华盛顿和皮特请求给予帮助，1787年，巴西人梅依阿在尼姆试图争取杰弗逊的支持。 其实，“起义者”之所以取得胜利，是因为各宗主国不由自主地要互挖墙脚。法国、西班牙和荷兰一起支持起义的殖民地反对英国，殖民地的白人因而可以指望同其他国家结盟，并从中渔利。欧洲在它所征服的海外领地打上自己的烙印：人们可以看到，以欧洲为形象的人类正在全地球形成着。虽然有色人种觉醒的时代还远没有来到，但欧洲开始发现，它把自己的儿女送往海外，也就为海外脱离自己做好准备。与此同时，欧洲各国间的纠纷也让世界的其他部分能够暂时保持平静。 五、其他各种文明 几个世纪以来，穆斯林和基督徒似乎始终是不可分开的。双方都在宗教狂热的煽惑下进行圣战。继承了希腊和罗马文明和横跨亚欧两大洲的伊斯兰教曾经是中世纪文艺复兴的酵母；地中海的贸易把两个大陆紧紧地连接在一起。当时，伊斯兰教继续在苏丹和马来亚招收信徒；但是，它在欧洲方面被迫采取守势。随着亚欧两洲的贸易绕过了伊斯兰地区，该地区的经济便停滞不前，思想和艺术的活力也日渐衰弱。 当近代的晨曦来到时，奥斯曼苏丹似乎正实现伊斯兰的统一，但他没有成功。摩洛哥对他不予理睬；波斯的什叶派奋起抵抗；柏柏尔人也不再服从他。在阿拉伯中部，阿卜杜·瓦哈伯首先鼓吹伊斯兰教应恢复建教初期的苦修生活，萨乌德接着又准备进行圣战。由于幅员辽阔，奥斯曼帝国保持着强大的外表，但它的衰落却已经显而易见。土耳其武士已习惯在“封地”的定居生活，他们竭力为自己受过学校教育的子弟谋取官职；从此，他们为奥斯曼苏丹建立起来的很有特色的行政结构和军事结构开始摇摇欲坠。外省的帕夏逐渐趋向独立：阿里·泰布兰霸占了亚尼纳；在埃及，马穆鲁克骑兵更为所欲为。土耳其人并不要基督徒改宗伊斯兰教，也不设法去同化他们，却听任他们在自己的神甫和官吏的治理下生活。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在港口经商和开设银行，他们同那些受“特惠条例”保护的欧洲商人进行贸易，逐渐形成资产阶级。此外，帝国仅有的商船——希腊船舶在地中海到处航行。最后，基督教国家为众人所注目：天主教徒受法国的保护，塞尔维亚投靠奥地利，门的内哥罗和希腊倒向俄国。奥地利首先利用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征服了匈牙利。不久，叶卡特琳娜二世在扩展到黑海和布格河后，吞并了克里米亚和高加索，从而结束了鞑靼人的劫掠，并使俄国农民能够开垦“肥沃的黑土”。土耳其帝国再也不能把欧洲同穆斯林世界隔离开了。 在非洲，欧洲人仅来到沿海口岸，主要在塞内加尔和几内亚海湾的口岸寻找奴隶。至于内地，除了好望角的荷兰殖民主外，只有苏丹和东部地区的少数阿拉伯商人才冒险深入。那里，一些王国正在形成中，其存在的时间长短不一；例如贝宁王国在十六和十七世纪曾产生了光辉的青铜艺术，到十八世纪一度相当繁荣。豪萨各国十七世纪后在尼日尔东部兴盛了起来；索科托、博努和坎南各国在十九世纪初曾建立了稳固的统治。这些国家对整个历史没有产生过任何影响。 相反，亚洲神话般的财宝和伟大的文明远在欧洲以前就达到了顶点，它继续吸引着人们的好奇心。波斯国王和蒙古可汗的金碧辉煌和奇珍异宝没有丧失其神话般的名声，但人们开始看到，由于几百年来不再前进，世界的这部分地区正是一个供人掠夺的目标。印度正落到英国人的手里。缅甸和柬埔寨决不会进行任何反抗。比尼奥·德·贝海纳主教和本地治里的商人利用越南中部的无政府状态，企图碰碰运气。叛乱的太松族山民在占领了北越和顺化后，向交趾支那发动进攻，阮映于1787年签订了一项同盟条约，答应把岘港、昆仑岛和贸易垄断出让给法国。然而，路易十六没有批准这项条约。其实，这是因为印度支那的吸引力不如中国和日本那么大，传教士和商人在十六世纪已经向中国和日本渗透，但从十七世纪起，他们便不再许可去那里了。 在中国，于1736年登基的乾隆皇帝已接近暮年。这位崇尚武功、治国有方、才学高深的圣明君主成功地继承了康熙的事业，使满族王朝达到了强盛的顶点。他征服了历来骚扰中国和欧洲的蒙古部落和土耳其斯坦部落，并使尼泊尔和越南成为藩属国。 另外，外出的侨民也扩大了中国的影响。在日本，唯有中国人才受到接待，他们在交趾支那定居，远航孟加拉和菲律宾，到处都通过经商和高利贷发财致富。乾隆不准外国人进入中国，甚至严厉惩罚加入耶稣会和遣使会的中国臣民。对于那些给他带来钱财的“蛮夷”，天子采取宽容的态度，允许他们同本朝臣民从事贸易，但只限广州一地。西方人钦佩中国的纯伦理哲学，钦佩它的开明君主，以及中国社会的民主性，因为中国的贵族只是一个荣誉称号，并不意味着特权和官职，所有人都能通过考试而为国效力。确实，中国的官吏制度当时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何况中国过去还出现了一些发明家和思想家。 但是，很久以来，中国处于墨守成规和停滞不前的状态，官吏的学识往往流于形式。劳动力过剩使技术不能进步，至今只是使用畜力而已。皇帝的权威实际上得不到制度的保证，在亚洲历来是这样，一切都有赖于他个人的才干。皇帝名义上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实际上却要受带兵理财的督抚们的牵制，而他们只向国库缴纳很少一部分税款。在北京和几个重要城市周围驻扎的军队只拥有陈旧的装备。最后，尽管满族人对汉族实行怀柔和合作政策，无数秘密会党正酝酿着一场民族主义运动。乾隆末年曾不得不镇压了多次暴乱。这个幅员辽阔的帝国也不可能对欧洲人进行有效的抵抗。 日本对欧洲更加敌视。它只向与长崎隔海相望的一个小岛上的几个荷兰人出售少量的铜，但从不向他们购买任何物品。此外，德川家族虽然征服了各“藩”，恢复了秩序，并强迫各“藩”通过国家出售他们领地的多余农产品，但将军和大名的藩政仍保留了下来，幕府继续让他们垄断地权和统治农民，并禁止农民外流，以保证各藩对劳动力的需要。日本具有巧夺天工的艺术，为贵族服务的绘画和木刻在清长、歌麿和北斋时代达到了尽善尽美的程度。但如同中国一样，日本在技术和实验科学方面没有任何进展。尤其，日本的武士还停留在中世纪的阶段。 在十七世纪，这个国家似乎十分欣欣向荣，据说人口达二千三百万左右。但到了十八世纪，困居小岛弹丸之地的日本居民因连年灾荒而成批死亡。随着国家和各藩收入的减少，税收、劳役和田赋加重了农民的负担；货币不再稳定，币值不断下降。由于各藩财政支绌，向武士提供的俸禄不够他们维持生活，武士们开始不顾自己的门第而就业谋生，有些甚至沦落为社会上寻衅闹事的“浪人”。 到了德川家族的不肖后代德川家治掌权的时候，大将军和幕府官僚们对武士的衰落不但毫不关心，相反穷奢极侈，加速了这一衰落的进程。京都的皇室为了换取大将军和幕府的顺从，也助了一臂之力。1786年，尚未成年的德川家齐出任大将军职，一切事务由他的哥哥一桥代拆代行，据说田沼老中曾提出过一些改革主张。德川家族于1788年推翻了一桥。新任摄政的松平定信着手恢复旧制，他至少通过限制奢侈、缩减债务和巩固币值等法令，整顿了财政。但是，由于与京都不和，又受到前任的抵制，他被迫于1793年引退；那时，德川家齐恰好长大成人。在大城市中（主要在大坂）已存在着商业和金融资产阶级，他们虽颇有影响，但不得出任官职和占有地产。他们是否受到华侨中崇高理性的儒家思想的影响，我们至今还不清楚；据说这些华侨竟敢断言，人在天神面前没有高低之分，他们竟敢怀疑天皇是太阳的化身。田沼和松平定信同资产阶级是否有联系，我们也并不了解，但他们同西方的开明君主却有某些相似之处。总之，一个神秘的和民族主义的潮流开始上升，这个潮流取得了于1769年去世的贺茂真渊的门生、宣扬神话历史的本居宣长的支持。贺茂真渊纯洁了日语，主张恢复“神道”，抵御中国的影响。本居宣长提出，天照大神的子孙天皇应统治世界。这个主张取得了文人和武士们的纷纷支持。这种浪漫主义在政治方面表现为谴责大将军谋篡王权。但是，使幕府制垮台的欧洲的干涉是迟迟在四分之三世纪以后的事。 中国和日本的技术落后使两国人民蒙受侵略的威胁。诚然，在帆船时代，遥远的距离保护着远东：往返中国的旅途需要花十八至二十个月时间，而去地中海的伊斯兰教地区，就不用考虑路程了；何况，俄国继奥地利之后，从陆上向奥斯曼帝国发动了进攻。但是，欧洲内部的敌对延缓了对外的侵略。当时欧洲约有二亿人口；美洲约有二亿五千万；一亿左右的非洲人和五至六亿的亚洲人还不在欧洲势力的控制之下，因而当法国爆发革命时，世界的大多数人都没有想到，在世界一角发生的这场革命竟会使他们的子孙受到其思想的影响。 [book_title]第二章　欧洲的经济 随着各大国推行重商政策和从事新大陆开发，在中世纪末年已不断有所发展的欧洲经济加快了前进的步伐。英国经济在十八世纪革命般的迅猛发展开创了机器和蒸汽的新时代。到了法国大革命前夕，英国已处遥遥领先的地位，这对后来出现的长期冲突产生过根本的影响。然而，即使在英国，人们通常所说的工业革命也是慢慢才胜利的。从历史发展的眼光看，它在当时仅是世界变革的萌芽。英国人在工业革命初期所居的优胜地位恰恰意味着，大陆各国还很少受到这一革命的影响。事实上，虽然十八世纪末的经济已相当繁荣，它同旧时代毕竟还相距不远。 一、传统经济及其演变 在旧的生产技术条件下，农业依旧受气候的支配，因而发展缓慢，产量低下，常遭歉收；工业则受原料匮乏和动力不足的限制。农民为满足自己的消费而劳动，他们之所以出售产品，无非因为国王、领主和地主向他们索取现金。手工业者仅能满足当地市场的需求。交通的极端困难迫使每个地区必须自给自足，人们紧紧抓住当地生产的粮食不放，出口既少，进口也没有条件。这种情况在当时较为普遍：如英国进口的羊毛只占所需总量的十分之一；中欧和东欧仍停留于近乎封闭的经济状态中。当然，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人们也得建立一定的互通有无的关系。首先是粮食，据杜尔哥的估计，流通量约为六百万至七百万担。西班牙、葡萄牙、挪威和瑞典经常购买粮食；瑞士和英国六分之一的粮食消费依靠国外进口。除了粮食以外，波兰和俄国的木材、柏油、松脂和钾土，瑞典和德国的矿石和冶金产品也销售甚畅。地中海沿岸地区的产品有西班牙的葡萄酒、烧酒、食盐、苏打和羊毛，意大利的明矾和硫磺。东欧、中欧和南欧主要出售食物和原料；西欧则以制成品和殖民地产品作交换。 欧洲各国间的贸易基本上取海道进行，这对北海、英吉利海和大西洋的港口和商船，对英国、荷兰、汉萨同盟和斯堪的纳维亚等国的商人十分有利。地中海的马赛、热那亚、里窝那等港口也起一定的作用。当时出现的一个重要的新现象，即波罗的海贸易的兴旺，使控制着松德海峡的丹麦受益匪浅。这条要道成了英国海上航运的生命线，它沿着欧洲海岸包括了普鲁士、波兰、斯堪的纳维亚和俄国。相比之下，各国国内贸易显得微不足道。在这方面，英国仍处于领先地位，法国次之。内河航运比较经济，但因河道年久失修和运河很少而深受限制，通常采用的陆路运输则成本要高出一半以上。在英国、法国和荷兰，道路不断在改善；而其他各国只有一些多少铺点石子的小路，到了冬天便不能通行。例如，那时的阿尔卑斯山区还没有可供车辆行驶的大道。即使在道路较多的国家，大道间的通路和乡间小路也不宜行车，运输通常依靠牲畜驮载。愈是朝东欧和南欧方向前进，这方面的困难就愈加严重。因此，集市贸易虽在西部正日趋瓦解，但在博凯尔等南部地区仍占有相当的地位。在法兰克福和莱比锡，集市贸易甚至还像中世纪时代那样兴旺。在这种状况下，各国的君主和领主开始设立海关（英国除外）和征收关税，虽然这样做没有把国内市场搞得支离破碎，但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形成真正的民族市场。 几百年来促进欧洲经济变革的因素继续在起作用。西欧各大国从诞生的那天起便立即推行了重商主义政策，十八世纪的君主们完全继续沿用这套办法：禁止进口或课以重税，颁发航行条例和实行专营贸易，设立王家工场或垄断公司，对某些私人企业实行优惠，以某些行会的名义制订行规。在英法两国，行规尚有某些孔隙可钻：行会不能控制所有的城市和行业，乡村对行会更置之不理。重商政策无疑保护了每个国家的新兴工业——首先是奢侈品和纺织品工业——免受外来的竞争，促进了资本的积累，并让本国人独占海运和殖民开发的利益。尽管经济学家在批评重商主义和动摇它的基础，大多数君主却严格按照柯尔培尔的主张，坚持这一政策。此外，批发商和制造商虽然对贸易自由十分神往，他们却不准备接受外来的竞争，并坚定不移地维护关税制度。国家与国家间签订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贸易协定，如维尔琴纳和皮特签订的1786年协定、叶卡特琳娜二世关于同意开放黑海港口的协定等，只是个别例外。 王公权贵们大量购买奢侈品，并为整个统治阶级所模仿，这对奢侈品工业的发展有所促进。但是，政府为扩大军事力量而增加订货对冶金、船舶制造、纺织、制革等工业的帮助则更加可观。最后，由于间接税实行了承包，由于政府以短期偿付、长期偿付和年金偿付的形式委托供应商包办某些公共服务部门和供应军需物资，金融家和银行家的事业日渐兴旺，他们的经营收益甚至不同程度地影响着王公们的财政收支。 另方面，新大陆的开发恢复了十六世纪时的强大声势。首先，贵金属产量不断增长，并于1780年达到了新的高峰。在整个十八世纪，白银和黄金的产量分别为五万七千吨和一千九百吨，而最后二十年的产量则达一万七千五百吨和三百五十六吨，分别占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和十九。黄金的身价抬高了，白银在1774年后的英国已成为辅助的流通手段。卡龙于1785年不得不改铸金路易，以减少铸币的重量。十分之九的铸币来自拉丁美洲；西班牙和葡萄牙用铸币支付进口，转手交给英国、荷兰和法国。其中，一部分流向亚洲；另一部分用于积储或奢侈。法国的现金流通量约为二十至三十亿，按人口计算，大于荷兰，但小于英国，虽然英国的流通量不超过十亿。除此以外，还有银行的信用货币。货币的充裕使金融家有了资金；可惜的是，根据传统，他们更喜欢把资金借给负债累累的政府，虽然也部分地向生产投资。在这方面，阿姆斯特丹占据世界的首位；尽管阿姆斯特丹银行在向印度公司和市政当局的贷款中受到很大损失，处境岌岌可危，但阿姆斯特丹的金融家却始终有钱借给外国。据说，他们每年都能提供一千四百万荷盾的贷款，投资总额高达十亿荷盾。热那亚、日内瓦和伯尔尼也输出资金。伦敦和巴黎的金融家以向外借款居多。这些大城市的银行家相互保持紧密的联系，等待有利时机的到来，积极准备建立超国界的国际金融网。他们是伦敦的贝林、阿姆斯特丹的霍普和拉布谢尔、汉堡的帕里什、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和贝特曼，以及控制着巴黎的、以瑞士人和新教徒居多的外国银行家。在每个中心城市的交易所，麇集着一批“金钱贩子”；期票交易在阿姆斯特丹和伦敦早已存在。 铸币的增多，加上英国发行信用货币和许多大陆国家发行纸币，再加上银行信贷和商业期票的流通，造成了物价的持续上涨。从1730年左右开始，物价平稳被长时期的不稳定所代替，并一直延续到1820年。虽然中间曾有周期性的波动，物价上涨为生产打开了有利可图的前景，从而鼓励人们去兴办企业。以1760年为开端的人口增长从扩大消费和增加劳动力这两个方面为兴办企业起了催化作用。但是，物价上涨仍然是刺激欧洲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最后，西欧与新大陆的关系使它的贸易有了巨大的发展。在法国革命前夕，英法两国百分之四十的贸易是同它们的殖民地进行的；在从殖民地取得的产品中，相当一部分又转手出口。英法在向西班牙、葡萄牙提供其殖民地产品的同时，也就在某种程度上间接地支配西、葡两国拥有的产品。此外，还有在西属美洲和巴西的走私活动。欧洲地主从经营种植园和其他殖民开发中取得的纯收入也可计算在内。根据皮特1798年的估计，英国人在美洲种植园的收入为四百万镑，亚洲约为一百万镑。最后，贩卖黑人的收入十分可观。据估计利物浦的“黑人贩子”每年有三十万英镑进益。在1783年至1793年期间，他们装备了一百一十至一百二十艘船只，卖出了三十万以上的奴隶，价值达一千五百多万英镑。这些资本集中在为数不多的人手里，其中一部分被穷奢极侈的开支所浪费，另一部分被借给国库，或被用于购买地产和储蓄；当然，也有相当部分向企业投资。从技术的角度看，棉花进入欧洲工业似乎比任何其他事件都更加重要。印花布的制造便由此开始；不仅如此，英国最早的机器也应用于棉纺织业。 需要大胆和冒险的航海业培育了第一代革新家；大宗批发和向国家投资起着辅助的作用。这些商人改变了历来锱铢必较的习惯，他们为追逐利润敢担风险，并以尚武好胜的气概去赢得竞争，投机已成为他们进取的动力。至此，资本主义的某些特征开始表露出来，也就是说，资本和企业的集中使经营日趋合理，进而使这种经济方式在欧洲文明的发展中占据头等重要的地位。在十八世纪末，国内的批发业和金融业所冒的风险较小，而远洋贸易显然要碰运气。例如，在法国，对远洋贸易的投资被称作“冒险贷款”；作为补偿，这种投资能赚大钱。经营合理化的进程开始已久：复式簿记制和收付记账法的采用完善了汇兑、商业票据和储蓄银行的技术，并有利于企业的个体化。垄断性的大公司把企业领导权从股东手中夺走，交给了技术人员，这更是一项新的改进。合理化进程远没有结束。由于船主既是商人，又兼营运输，同时还是经纪人、保险人和银行家，职责的混乱依然存在。经营方法的改善速度不快：商品交易所只提供一个聚会地点；期货交易只是个别现象；仅少数商行雇佣推销员。因此，流动赶集的商人仍起重要作用，他们并非在集市设摊售货，而是以批发商身份去拜访零售商。许多零售商，即法国通常所说的“杂货铺”，也并非专一地从事经商。此外，在许多地区，甚至在英国，乡村里竟没有零售商，居民购买物品要靠小贩。 占有远方市场的商业资本主义很早就开始控制手工业，并在农村发展低工资的和不受行会约束的乡村工业。棉花的引进使乡村工业在整个西欧迅猛发展。批发商地位的上升还很不平衡。有些仅满足于收购；而更多的却注重改善生产组织，提供原料和工具，统一规格，负责上浆和印染。他们以辅助工资为诱饵，吸引农民做工，对他们进行培训，增加劳动时间：早在工厂出现以前，妇女和儿童已经被编入了劳动大军。按通常的说法，城市中的所谓“工场”只是指商人在城市中或在城市附近雇佣的工人总体。但“工场”还有另一个含义，因为经过一段时间的演变后，部分或全部工人便集中在同一个车间内，有时甚至居住在附属的建筑物中。工具的昂贵使制造业不适于采用手工业生产方式。采矿、冶金、玻璃、陶瓷、造纸、缫丝、酿酒很久以来就是在企业主直接领导下集中进行的，印花布等新兴工业更是如此。但是，工人的人数一般并不很多。 工商业虽然兴旺了，但农业生产仍然是基础。任何人都十分明白这一点：无论富人或穷人都始终希望成为地主；政治家们也完全懂得，人口的增长要靠农业，而只有人口增加了，纳税人和兵员也能相应增加。可是，重商主义禁止原料出口往往使农业为工业作出牺牲。尤其，当局不顾经济学家和土地贵族的恳求，对取消工商行规犹豫不决。粮食的贸易自由意味着推行面包高价政策，这会激起饥民的暴动。因此，农民不能自行出售粮食：他们必须去市场出售。在那里，顾客们的讨价还价和当局的必要干预压抑着粮价的上涨。内地的粮食流通要受到种种检查；至于海上运输，运粮人必须出示证明，担保船只在本国港口靠岸。陆上运粮要受到当局的盘查和引起居民的反对；粮食出口原则上是严格禁止的。至于种植自由，政府也不愿给予通融，因为几乎所有的农民对传统惯例仍留恋不舍。 大陆上继续保持着几个世纪以来固定不变的基本特征。唯有佛兰德地区取消了休耕制，开始种植牧草和油料作物，实行集约耕作和牲畜圈养。其他各地主要靠开荒和晒地等粗放的办法来增加生产。在山区或在因土质缺钙而荒芜的地区，农民只在小块土地上耕种，这些土地四周用树桩围着，以防牲畜进入，因为牲畜是在广阔的公共荒地上放养的；人们每隔一段时间，通过放火烧荒开垦出一些地块，然后围起来耕种。在适于耕种的平原，村庄的土地仍实行轮休，北欧三年一次，南欧为二年。每个庄园都有休耕地，北欧的地块呈长条形，比较分散，其余各地比较规则。由于缺少肥料，休耕制似乎是必需的。缺少牧草的农民在冬天只能圈养少量牲畜；其余季节的牧草可取自轮休地、公共荒地和树林。牲畜的自由放牧要求开放耕地。树桩围地的做法在北欧遭到禁止，在其余各地也颇受物议，除非在荒地甚多的地区，例如法国西部，才不受干涉。自由放牧只是在地中海沿岸地区才不如此重要，因为这里耕地不多，位置分散，地块较小，部分耕地可以灌溉或修成梯田，耕地之间还种有葡萄、橄榄和其他果木。由于农民的负担很重，他们没有余力去改进耕作方法，有点积蓄也用于购买土地。他们往往是些文盲，因而极其守旧。尤其，他们顽固地维护自由放牧，认为取消这一传统将使他们无法饲养牲畜。在他们赖以为生的“集体权”中，放牧权占了首位，其次是采伐权，即在森林中伐木，供取暖和建筑之用。 以上是整个欧洲的概貌。然而在十八世纪发生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事：银行组织的发展和新工艺、新机器、新动力的出现导致了生产的彻底变革，工业资本主义代替了商业资本主义的地位，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力；与此同时，近代农业的轮廓也逐渐形成。 这些革新主要发生在英国：英国在开始觉醒的西欧遥遥领先，而中欧和东欧则依然一团漆黑。 二、英国的经济革命 十七世纪末的经济发展明显地对英国有利。在十八世纪，英国拥有的船只数量增加了两倍，吨位增加了三倍。英国造船量仅1788年就达九千六百三十艘，载重量达一百四十五万三千吨。1790年出入英国港口的船只等于1714年的三倍多。进出口贸易额从十八世纪初的六百万英镑增加到进口额一千九百万和出口额二千万。英国由于整个国土离海不远，沿海航运方便，而且优越的地理条件使它容易地建成了运河网，此外还根据麦克–亚当的设计修筑了一些道路，所以，它国内贸易的增长比其他国家容易。英国使用煤炭也比大陆更早和更多。从十五世纪起，英国的商业资本家就不以控制城市手工业为满足，开始发展乡村工业。 据估计，在1740至1800年间，英国的流动资本增加了十四倍。英国从出口贸易、贩卖黑人、开垦种植园、出租船只和经营保险业中取得了大量铸币，因而在十八世纪最后的二十五年已基本上实行了金本位制。然而，早在1694年，商人与国家已经一起在新的基础上创办了伦敦银行：一方面以黄金储备作抵押发行银行券，另方面对商业期票开办贴现业务。到了1789年，银行券的流通额约为一千万至一千一百万英镑，虽然在各郡的流通额不超过一百万。但从1695年起，苏格兰也有了发行银行券的银行，1783年在都柏林又创办了这样一家银行。此外，伦敦约有六十家私人银行，外省约有三百家，苏格兰和英格兰也有，它们往往发行银行本票。如同大陆的金融家一样，伦敦银行在某种程度上也屈服于国库的需要，对大臣签发的财政证券和支票必须一概接受。但是，它还用银行券做商业期票的贴现，从而为企业开放了短期贷款。伦敦银行虽然只与本地客户有业务往来，但它允许某些也从事贴现业务的私人银行在它那里立户，因而实际上起着超级银行的作用。 工业革命进一步巩固了英国的领先地位。随着煤炭代替了木材，钢铁业分别于1783年和1784年采用了搅拌炉和轧钢机。机床的增多使铁的用途更加广泛，人们开始用钢铁建造驳船和桥梁；伯明翰的五金用品名扬四海。工程师的职业地位日渐提高，后来的莫兹利便是享有盛名的工程师之一。棉纺织业技术革新的影响更大：珍妮机、水力机和克伦普敦在1780年发明的骡机使纺纱实现了机械化，卡特赖特接着发明的织布机使织布的效率跟上了纺纱的进步。陶瓷制造和印染技术也在改进中。蒸汽机的发明以及瓦特于1764至1789年对蒸汽机的改进向人们提供了新的动力，并逐渐显示出其无比重要的意义。 工商行规一天天在被破除，商人纷纷向印度公司的垄断挑战。然而，重商主义并没有丧失其全部地位，它继续用保护关税、殖民地的专营贸易权和航行法规对付外来竞争。另方面，随着分散的“自由放牧”地被合并和公地被瓜分，农业正沿着解放和现代化的道路迅猛前进，圈地正逐步成为可能，自由放牧正陆续被消灭。圈地的主张并不新鲜，但它的全面推广却在贵族通过第二次革命掌握了全国政权以后才终于实现，议会于1780年才以法律形式把它固定下来。苏格兰的贵族把圈地扩大到苏格兰高地。由拥有知识和资本的农庄主经营的大庄园取代了自由放牧，他们发展牧草种植，增加牲畜数量，实行圈养和选种；这使英国的畜群名声大振。在1688年后不久，大地主开始主张生产粮食，实行了谷物法：谷物法一反以往的传统，准许粮食出口，但在粮价不利的情况下禁止进口。 新技术的纵深发展要比长期以来人们所想象的缓慢。圈地虽然发展最快，但个体农民在部分地区仍然存在。直到1788年，只有一家棉纺厂使用蒸汽机；二十七座高炉生产五分之一的生铁，其余炼铁设备仍用木材做燃料；织布还没有采用卡特赖特的织布机；毛纺工业根本谈不上使用机器；在伦敦，除酿造业外，手工业方式占着统治地位。英国的银行业虽然十分发达，但仍不能充分满足企业的资金需求，因而资本主义集中受到一定的限制：合股公司不但必须经过议会批准，而且不能适应英国的国情。 此外，随着蒸汽机的使用，改善交通已成为当务之急。船舶制造有了改进，从1780年起，船身开始包有铜壳。但是，船身依旧由木材制成，造船的数量和大小取决于木材采伐（造一艘大船要用四千根栎树干）和树干的长度（一万根栎树干中只有一根可做桅杆）。大多数船只不超过百吨，只是印度公司才有几艘超过八百吨的船只。还有，帆船行驶速度既慢又不安全。驿车有了一点进步，最大的运货马车载重不到一千五百磅，而且至少要四匹马才能拉动。大批劳动力从事运输，工业一旦实现了机械化，这种状况很可能使工业陷于供应不良和销售不畅的两个极端。 然而，新时代即将到来。英国的人口有了增长，部分居民又从事工业，粮食已不再完全自给。在1789年英国发生的粮食危机中，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歉收的缘故，人们却把责任推给机械化的不完善和对机器的迷信。伦敦银行的贴现额从1788年的五千八百万镑下降至次年的三千五百万镑。人们指责私人银行随意放款，造成了生产过剩；人们指责棉纱生产过多，使手工织布消化不了。人们还说，东欧的战事关闭了原有的市场，而新的市场又没有打开，致使经济陷于瘫痪。大英帝国的优势直到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时期才真正建立起来；那时候，英国才向反法同盟诸国提供了财政支持，称霸海洋，逃避大陆封锁和为本国工业打开新的市场。 三、欧洲大陆的落后 欧洲大陆明显地落后于英国经济，即使西欧各国也是如此。法国并不例外，虽然它在大陆占着首位；越往东去，停滞状态就越加严重。 银行最早出现在意大利的热那亚和威尼斯以及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但这些银行只是普通的储蓄所，付款凭证虽然允许转手，但毕竟起不了银行券的作用。没有一家银行做商业贴现。法国在1776年后才有了一家“贴现金库”，由国家批准发行纸币，支付存户向他们的客户开出的汇票。这种纸币仅在巴黎及其附近流通。私人银行为数甚少，奥尔良等大城市竟一家也没有。私人银行非在特殊情况下不敢贸然使用本票。法国只有巴黎一个城市由于税款集中而银根充裕；在外省，信用贷款很难得到，利息也很高。商业期票在意大利甚至不能贴现。一般说来，企业主拥有的资金完全是他个人以及亲友的投资，或者由企业主的地产作抵押。另方面，企业主不得不放宽买主的付款期限，即使极其富有的买主也往往采用“骑士式”的通融票据。法律只承认所谓“通用公司”，即合办的无限股份公司。成立有限股份公司必须取得国家的批准；股票是具名的，或至少在公司的同意下才能转让。此外，经理和股东的责任没有法律的明文规定。由于法国的习惯法很不明确，它只是把经理和股东的责任限制在股份范围之内。同英国相反，大陆各国的银行起不了集中游资并向企业投资这样的杠杆作用。 在英国人看来，阿姆斯特丹和汉堡是重要的金融中心；里斯本同样如此，它在伦敦的汇兑市场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自从梅都恩协定以来，葡萄牙几乎成了英国的殖民地。只有法国依然是英国的竞争劲敌，法国的贸易额在大革命前夕打破了十亿大关，足以与英国相匹敌。法国的贸易诚然有逆差，出口额为五亿四千二百万，进口额达六亿一千一百万，但其中二亿的进口额来自殖民地。法国虽然拥有二千艘远洋货轮，但海运却发展不快。国内运输也显然落后。通航的运河有南方运河和佛兰德运河；在毕卡第和勃艮第开凿的另外三条运河尚未完工。河道使用很少，在夏托–梯叶里和芒特，每年过往船只分别仅有200艘和400艘。利用农民的劳役修筑王家道路网的巨大工程正在工程桥梁局的工程师指导下继续进行，完工尚颇费时日，大道间的通路和乡村小路则毫无眉目。国内的税卡林立造成了严重的地方主义；省际的粮食交流还刚刚开始，各省几乎普遍种植葡萄。首都的产品主要供应本地及其近郊，向外地的输送不超过七万五千吨，南部地区更鞭长莫及。 按照传统，大宗买卖在法国占着首位，海上贸易在马赛尤其兴旺；到了十八世纪，南特的地位不断上升，接着在十八世纪最后几十年，又出现了波尔多。许多工业，特别是炼糖业，保证了各海港的日益繁荣。为国王服务的金融业已积累了巨额资产。商业资本主义支配着手工业。从十六世纪起，里昂的“制造商”实际上就是买进蚕丝和出口丝织品的批发商：他们把生丝分发给织工加工。乡村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并于1762年获得了御前会议正式批准。许多外省均从中受益，特别是佛兰德的棉麻毛织品，康布雷齐、埃诺和韦芒杜瓦的细麻布，上诺曼底的“鲁昂织品”和呢绒，曼恩和布列塔尼的麻布，香槟和奥尔良的针织品和朗格多克的毛料。此外，还有为国王生产奢侈品而开办的名符其实的手工工场，为海军制造船锚和大炮、为陆军制造枪支和刺刀的兵工厂。私人也创办了冶金等大企业，例如勒克勒佐工厂和佩里埃兄弟的夏约工厂。奥贝坎布在阿尔萨斯和茹依昂若沙开设了纺织厂和花布印染厂。化工业有沙普塔尔在蒙彼利埃开设的工厂。政府当局倾向放宽工商行规，但仍在摸索中。杜尔哥取消了行会；后来，行会又改头换面地复活了。工商界人士在专营贸易权和关税保护的问题上寸步不让，因为英国的现代化生产对他们是莫大的威胁。1786年协定激起了无数人的抱怨。 法国人并不缺乏创造精神：贝尔托莱于1785年改进了漂白工艺；在这以前，蒙戈费埃把气球送上了天。他们对新机器并非无动于衷，英国人向他们提供了棉纺机械。然而，直到1789年，法国拥有的珍妮机估计仅九百台，而英国却有二万台。佩里埃兄弟工厂制造的蒸汽机还只用于昂赞和阿尼希的煤矿和克勒索工厂。冶金业变化很小，一般均使用木柴，而且十分分散。 据皮埃尔·莱翁的考察，1730至1830年间的工业增长速度在不同地区间，尤其在不同的生产部门间，是很不平衡的。传统的纺织业（即毛织和麻织业）发展缓慢：整个法国在一百年内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一。在技术进步和巨额投资刺激下的“新兴”工业，如煤矿、冶金和新型纺织业则发展甚快。煤炭产量的增长竟高达七至八倍。至于冶金业，直到大革命时还进展不大，后来才飞速前进。在棉布和印花布方面，鲁昂地区的棉布于1732至1786年间增长了百分之一百零七，米卢兹的印花布交易额自1758至1786年增加了百分之七百三十八。丝织业虽然属于旧工业，但在普遍繁荣的带动下，也以新兴工业相同的势头向前发展：里昂的织机数量自1720至1788年增加了百分之一百八十五；多菲内的风动丝织生产量（重量）自1730至1767年增加了百分之四百。 农业生产继续在缓慢地发展。玉米种植使西南部的农业有所改观；葡萄的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但马铃薯和牧草的种植则尚未出现。政府竭力改进畜牧业；农业团体为此提了许多好的建议。然而，传统基本上没有改变。为了增加粮食产量，人们往往盲目开荒，对集约耕作注意不够。贵族很想听取重农学派的劝告，向英国学习。但当局在这方面表现得犹豫不决。路易十五满足于在几个省准许圈地和瓜分公地，因而成效甚微。粮食贸易的问题也颇费踌躇：贝尔坦和杜尔哥先后废除了国内的运粮法规，但在二人去职后，旧法规经略加修改又重新恢复。 法国本质上仍是一个农业和手工业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经济自由遇到巨大的阻力。这对大革命具有很大影响：第三等级内部的大资产阶级和平民阶级发生分歧；救国委员会的经济统制政策遇到生产分散和运输不畅的障碍；对传统经济留恋不舍的法兰西民族并不认为建立在信贷和出口基础上的“现代伽太基”将能无往而不胜。 周围邻国的发展方向与法国相同，但发展速度却不尽一致。除荷兰外，其余各国从开发新大陆中得利较少。在卡洛斯三世批准了几个港口同殖民地直接贸易和加强了关税保护以后，西班牙似乎有了一点进步，特别是加塔洛尼亚地区。乡村工业，首先是棉布工业，唤醒了瑞士、黑森林、萨克森、意大利北部等地区，但机器生产还只是个别现象：瑞士采用了珍妮机，而在克姆尼茨，珍妮机到1788年才刚刚出现。鲁尔地区开始引进炼焦炉。 除波罗的海毗邻地区外，中欧和东欧还很少参与国际贸易，商业资本家仅在一些港口和少数内陆城市立足，主要从事原料出口。开明君主们效仿西欧推行柯尔培尔主义，但其效果比西欧要差得多。他们鼓励发展手工工场，或直接创办手工工场。西里西亚和乌拉尔的采矿业和冶金业纷纷发展壮大起来。在有些地方，批发商控制了手工业者，例如西里西亚的织工。乡村工业在波希米亚开始发展；普鲁士政府禁止开办乡村工业，因为城市更便于征收消费税。农业的变化很小。曾有少数人，例如德国的塔埃和科尼斯堡的克劳兹，鼓吹采用英国的方法，但响应者寥寥无几。波罗的海贸易的发展鼓励了附近地区的粮食生产：人们用粗放的耕作法扩大粮食生产，贵族竭力排挤自耕农，以扩大他们使用劳役经营的领地。但政府并非始终放任不管；普鲁士国王对贵族圈地作出一定的限制。只是在丹麦的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才允许乡绅进行圈地。 在英国经济革命的推动下，欧洲逐渐确立其优势地位，而在十八世纪中叶，能否取得这一优势似乎还值得怀疑。木材变得稀少了，工业生产在缓慢地发展着，农业有不能养活全部劳动力的危险。如果西欧在新大陆治理不善，殖民开发是否会把新大陆罗掘俱空呢？欧洲是否会像罗马帝国的命运一样，让纯商业和纯金融的资本主义最后以被征服国的破产而告终呢？这似乎不是没有可能的。暂且看来还有希望：煤和铁将取代木材，蒸汽和各种机器将使劳动效率成倍增长，而农业将能养活劳动力。不过，这还需要欧洲大陆推行新的经济政策。假如和平得以维持，这只是个时间问题。 四、欧洲的富裕 无论如何，欧洲正变得富裕起来，西欧当然更是如此。究竟富裕到什么程度，人们却说不清楚。据说，英法两国的国民收入在十八世纪翻了一番；两国增加了税收和发行了公债。英国的公债从1701年的一千七百万镑增加到1784年的二亿五千七百万镑；法国的公债在1721年仅十七亿里佛，而在1789年则上升到四十五亿里佛。人们在伊姆拉的结算中注意到，进出口贸易不是英国致富的主要原因。对外的债务清算对英国也并不有利，因为大量资金被用于经济投资和工业投资，以及购买政府的公债。当然，除了出口商品以外，英国还可赚得运输费、保险费和佣金。但在当时，英国没有向欧洲大陆输出资金。相反，它吸收了荷兰人和日内瓦人的大量存款，这削弱了它在对外债务清算中的地位。从伊姆拉的计算中可以看出，英国在开发海外领地中得到的收入占着最重要的地位：贩卖黑人、种植园投资、印度公司职员的薪俸和退休金、殖民地产品的商业投机。毫无疑问，伊姆拉的结算不仅对英国，而且在不同程度上对其他殖民大国都是有效的。物质生活的优裕和人与人关系的缓和开始向纵深发展，虽然得益的主要是统治阶级。 有钱人历来喜欢炫耀，但十八世纪的风尚却是追求舒适和享乐，而且追求的程度根据各人的知识水平的不同有高低之分。除了供摆排场的大客厅外，人们还要求甚至更喜欢布置一些令人赏心悦目、又可随意取暖的整套房间。家具也为同一个目的在演变，体积由大变小，线条由直变曲，座椅铺上软垫，因而不仅比以往更加舒适，并且因装饰的千变万化和精雕细刻而变得更加迷人。异国情调也给装饰增添奇彩，桃花心木风行一时。在庞贝发现的亚历山大时代的装饰开始流行起来。彬彬有礼使沙龙的社交生活文明化了，男子向妇女的恭维也以巧言妙语的方式而保持含蓄。巴黎咖啡馆中流动的社交关系则比较自由和混杂。人们的求知欲更广了，学士院、阅览室、各种讲课和报告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感情、爱好、善行和慈悲使享受具有多种形式。许多不像塔列兰那么富有的人后来也对1789年前“甜蜜的生活”留恋不已。 手工业者、店铺主和富裕农民从普遍的富裕中得到好处，某些食品消费量的增长足以证明这一点。在大革命前夕，茶叶消费在英国开始普及；1784年茶叶进口量达八百五十万磅，走私还不算在内。由于皮特降低了关税，茶叶进口量在1786年就上升到一千二百万磅。咖啡在法国获得了同样的成功。食糖的吸引力也相应提高。据说，英国人的食糖消费等于法国人的十倍多。还要加上巧克力、烟草、啤酒、葡萄酒和烧酒。雇佣工人的增加特别引人注目：法国在七年战争后反而增加了三百万人；在整个十八世纪，英国从五百五十万人增加到九百万人；奥地利从二千万到二千七百万；西班牙从五百万到一千万；意大利从一千一百万到一千八百万。饥荒的减弱和工业发展提供的条件降低了死亡率。 在许多问题上，这里还需作一点保留。中欧和东欧的贵族没有改变他们对“下属”进行体罚的习惯；在西欧，贵族的这种习俗虽然变得温和了，但并不是心甘情愿的。他们总认为自己高人一等，往往以纵情放荡和肆意挥霍而自鸣得意。在平民阶级方面，贫困和无知使酗酒和滋事习以为常。小资产者、手工业者和富裕农民最安分守法，但有时也不免表现得粗野和严酷。 总之，人们因富裕而感到乐观，进步的观念就是这种乐观主义的思想体现，它激励当时的人放心大胆去从事随着社会和精神状态的变革而必须进行的制度改革。 [book_title]第三章　社会 在欧洲大陆上，社会结构保留着贵族的痕迹；这是旧时代打下的烙印，在那个时代里，土地几乎是唯一的财富，土地占有者把土地耕种者的各项权利一概据为己有。已对国王俯首称臣的教士和贵族依旧享有特权；国家虽然从领主那里夺回了大部分王权，但仍让他们对其领地内的“村野小民”拥有一定的权威。除开瑞典、弗里斯等地区的农民构成单独的阶级外，大陆各国的居民几乎都统称为第三等级，他们在享有特权的贵族面前，始终处于生就低贱的地位。 等级的分立尚不足以概括社会阶梯的全貌。出于某种经济的或政治的考虑，国家不仅对某些省市，而且对每个等级中的某些集团，宽容地给予“豁免”或“自由”的特权。为了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国家维护行会组织，而行会原则从上到下都建立在权利不平等的基础之上。 在西欧，尤其在法国，动产的实力和资产阶级的能力在不断增长，平民阶级在获得解放，生产劳动、创造智慧和科学知识的优先地位更趋明显，这些演变破坏了旧的社会结构。 但是，在这方面，英国仍然不同于大陆各国。几个世纪以来，历史环境（岛国的地位至少可以对此作出局部的解释）使英国社会具有独特的性质，随后的经济高涨又进一步加强了这些特性。 一、教士 君权神授的传统使国王和教会互相依赖，国王强制他的臣民信奉宗教。正统的教会拥有举行宗教仪式和从事民事登记的特权，它主持教育和济贫事业，并控制人的精神活动。除了强制和信仰这两个因素外，教会的影响还在于它拥有土地和收取什一税。教士不仅是三个等级中的第一等级，而且是一个由其自身的等级制和纪律所牢固地统一起来的、并由其特殊的集会和法庭所严格地组织起来的“群体”。 然而，凡在胜利地进行了宗教改革的地区，这种至高无上的地位已经被削弱了。在各基督教国家，担任教会首领的国王把牧师当作自己的附庸；即使在主教出席议会的英国，国教也不再能任意“召集”教徒举行集会。教会的财产已部分地世俗化了，教士的苦修生活已经被取消。独立思考精神使教会内部派别林立。教会容许派别的存在，但还没有实行完全的信仰自由：非国教的新教徒受到种种限制，天主教徒则往往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只是勉强维持基督徒之间的社会联系；至于对犹太人和无神论者，当然是一概排斥的。最后，由大学培养的牧师浸透了理性主义思想。这个变化激起了神秘论者的反对，造成了宗教狂热的“复苏”和反扑。但这个变化并非毫无好处，教会在失去世界统一的宗教领袖以后，开始在各个国家里同正在形成的民族感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教会为顺应思想的潮流，甚至把教义降低到象征的地位。从此，教会便很少同国家发生冲突，并在社会上保持着伦理的影响。在俄国，沙皇同时是东正教的教主，叶卡特琳娜二世强迫教会把大部分财产交给世俗当局。拥有大量异族居民的俄罗斯帝国听任各民族信仰自己特殊的宗教，仅仅禁止东正教徒改宗其他宗教或转向异端。 在依旧信奉天主教的国家里，情形便不同了。教会保留着自己的财产、特权和独立的组织。法国教会只同意给国王无偿的赠与，赠款由教会自行征集。德国的红衣主教、主教和教士，如同意大利的教皇一样，是世俗的君主。教义在原则上仍保持统一，诉诸教皇是教会对抗国家的最后一道防线，这种情形在法国革命时将可以看到。 许多人怀有幻想，以为教会的衰落预示着灭亡。教皇的威信在下降。波旁王朝已强迫教皇取消了耶稣会的秘密组织。根据传统，英国国教不得觊觎世俗权力，它的权威仅限于教士的范围之内，国王不受它的约束。约瑟夫二世制订了详尽的规章限制天主教组织，庇护六世竟不敢与他决裂。事实上，信仰褊狭已有所缓和，宗教裁判所只在西班牙尚能猖獗。人们逐渐把神甫看作是从事伦理教育的公职人员，希望解除神甫对教育和济贫事业的领导，以便刷新教会的面貌。对修道士的敌视，首先对隐修士的敌视，已是相当普遍的现象。 此外，教会内部似乎也在解体。主教们程度不同地要维护对教廷的独立，英格兰国教的情形更加突出。德国的费布朗尼乌运动也朝同一个方向发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不久前召开的艾姆斯主教会议足以证明这一点。在意大利，李奇主教领导下的皮斯托亚教区会议走上了同一条道路。李奇的主张在法国教士中有一定的影响。教皇至上主义者指责这些顽固分子怀有冉森主义的打算，这就意味着，统一教义并不比执行纪律容易。 教士在各国都只占居民的极少数。据一般估计，法国约有十三万名教士，其中担任世俗职务和教职的各占一半。从社会的角度看，财富使天主教会的影响和团结受到损害。教皇如果同国王发生冲突，就有丧失他在所在国的财产的危险。贵族们把他们的子弟安插在主教、副主教、本堂神甫的要职上；低级教士和教徒们纷纷抱怨教会的钱财被人挪用。教士并不构成一个阶级，而是一个等级，其中贵族和平民各占半数。真正的贵族是拥有封号的贵族。 二、贵族 贵族在大陆各国构成一个等级，往往也是一个群体，但在法国并非如此。贵族世家载入封册，享有特权，不得纡尊降贵。采邑分封制依然存在，封臣向宗主逐级缴纳贡赋，保持世袭的主奴关系。凡在国王允许平民取得封地的国家，往往向平民征收一种特别的捐税，这在法国叫做“采邑捐”。贵族有自己的习俗，其突出的表现是长子权。贵族在其领地内不但主管村庄中部分的司法和公安事务，而且享有某些荣誉性特权，以及从事狩猎、开设磨坊、征收捐税、征用劳役、使用农奴等垄断权（这种情形在东欧和中欧尤其突出），还有由贡赋所体现的对土地的名符其实的领有权。贵族还保留一个庄园，或者自己直接经营，或者出租给他人经营。 贵族是世袭的；在原则上讲，出身决定贵族的地位；为保持血统的纯洁，贵族必须门当户对才能通婚。他们自认为与“卑劣的”平民血统不同，即使在生活方式上也注意显示自己的高贵。他们身佩长剑，毕生以征战为业，或者辅佐国王，出任大臣、总督、特使或巡按使等要职。彼得大帝为迫使贵族就范，笼络他们担任世袭的官职。有的贵族子弟被安插在教会。但是，如果他们屈尊下就或经商谋利，那便是败坏了门风。柯尔培尔曾把海外贸易算作例外，但这没有产生很大的效果。在金钱的有力推动下，经济的飞速发展给封建贵族带来了灾难。他们不再能从战争中夺得战利品和赔款，相反却随着物价的上涨、生活的日益奢侈和遗产的分割，祖业变得越来越小了。于是，在贵族内部产生了财产和生活条件的极端不平衡；贵族的成员在减少，但资产者很久以来一直在贵族队伍中填补空额。 很早以来，国王就有把他的大臣晋升为贵族的权力。为了增加收入，国王把他在行政、司法、财务和军事方面的部分权力作价出让，同时也让贵族担任某些要职，借以抬高官职的价格。例如在法国，捐纳官职是个十分普遍的现象，由此产生了一些担任行政和市镇官职或徒具其名的长袍贵族，他们的职位或者是世袭的、或者只及个人，但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传给后代。这些新贵族通过婚姻和职业联系结合在一起，构成一个特殊的集团。他们用自己的财富和影响加强着统治者的力量，并且狂热地把统治者的气派、傲慢和偏见接受下来。但他们同时也改变着统治者的精神状态，并使之资产阶级化。佩剑贵族仍然专一地从事作战，但他们如今出外打仗，不再是出于他们的爱好，而是根据国王的命令和履行自己的义务。 越是接近东欧，经济发展越是缓慢，资产者晋升贵族的机会也越少；捐纳官职根本不存在，统治者保持着紧密的团结。因此，根据不同的国家，贵族的政治势力和政治态度也有明显的不同。在中欧和东欧国家，由于资产阶级人数较少，贵族主要对国王的权威十分眼红。在西欧，特别在法国，贵族同时与国王和资产阶级相对立，一方面对压制他们的王权深怀忌恨，另方面又对咄咄逼人的新兴资产阶级拼命排斥。贵族的人数的确不多，但历来对他们人数的各种估计之间分歧甚大，比对教士人数的估计分歧更大。西哀士认为法国约有十一万名贵族，他大概只算了世袭贵族，非世袭贵族肯定不包括在内。 三、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既不是等级，又不是群体，而是法国人所说的第三等级中最富有和最能干的那部分人。资产阶级在联合省早已占着压倒的优势，随着经济的高涨，他们在法国的地位也大大加强。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情形就远不如法国，在中欧和东欧则更差。资产者来自社会的基层，少数农民和手工业者依靠劳动和积蓄，以及主要靠商业投机的运气，爬上了这个位置，中间商总是比生产者更容易和更快地发财致富。 资产阶级的组成成分远不是那么整齐划一。严格地说，自认为是资产者的那些人无非是少数发了财的平民，他们可以不用做工而靠自己的财产过着贵族式的生活，这些财产或者是土地，或者是年金，少数是动产。他们勉强能接受与以下两个集团的成员为伍，但要求这些人必须同样有钱，而且毫无例外地不从事体力劳动，只担任官职或领导职务。 在这两个集团中，最团结和最稳固的集团是国王的官吏，他们也是整个民族中最有文化的集团。他们在法国人多势众，由于官职是用金钱买来的，官员对王权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他们根据自己的职务，分别在审判所、税务所和财务所组成维护自己特权的集团。随着一部分官吏晋升为贵族，资产阶级同官吏中的长袍贵族的交往日益密切。另方面，附属于这些机构的许多法律界人士——公证人、检察官、执达吏、还有自成系统的律师——也购买自己的职务。于是便形成了一个中间阶级，在金钱的保证下，通过中间阶级的途径达到提高社会地位的目的就完全可能了。在其他自由职业者中间，只有少数著名的医生、学者、作家和艺术家才能跻身他们的行列，但始终以收入相称为条件。否则，他们即使能进入沙龙（至少在法国是如此），却不能享受平等的待遇。 另一个集团包括金融家和实业家，他们的名望较低，却往往更加有钱。包税人、王家采办和王家供奉等为国家效力的金融家地位较高，有的甚至晋升贵族，信奉新教的外国人奈克尔被提拔当了大臣。造船主、批发商、制造商的人数虽多，但势力不大。在某些城市中，他们以商会或商事法院为依托，制造商也加入本行业的行会。旧制度下的这个资产阶级就是我们所说的大资产阶级。他们同贵族一样，只占居民中的极少数。行会组织在排外性方面与贵族完全相同。库尔诺写道，一个集团对另一个集团的“种种蔑视”阻碍了团结；而每个资产者历来都梦想跻于上等阶级的行列。在法国，他们的地位如今已上升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政府开始把他们同仍然富有的贵族一起统称为“缙绅”，这个由金钱创造的和打破了门第隔阂的社会范畴已经构成现代的资产阶级。 然而，未来却为这些不同的成分准备着不同的命运。旧制度下过着“贵族式”生活的资产阶级将如同贵族一样在大革命中受到损害。至于官吏和自由职业者，他们从十六世纪以来提供了大多数科学研究和启蒙哲学的大师；与此同时，履行公职和经营产业使他们学会了管理行政事务和发号施令，这为他们即将领导大革命做了思想准备。然而，由于他们省吃俭用，并把积蓄用于地产投资，他们毕竟也有了一笔财产，因而在大动乱中不免受累。总之，同金融家和商人相比，他们从革命中得到的利益较少。唯利是图的金融家和商人拼命地扩展他们的势力，他们只看到新思想和新变革对资产阶级有利；而实际上，资本主义的发达和资产阶级的命运取决于他们对兴业、投机和冒险的狂热爱好。 我们所说的中间阶级或小资产阶级也就是缙绅们和革命民主派所说的“平民”，缙绅谈到“平民”时带有轻蔑的口吻，革命民主派则对“平民”显得亲切。资产者把这批人看作是下等人，因为他们从事体力劳动，至少有时要从事体力劳动；总之，他们都是体力劳动者出身。其中的驿站站长，营造商、出版商、印刷厂主、药剂师和少数外科医生（多数外科医生同剃头匠一样是些穷光蛋）因享有特权，或因特别的行规，或与自由职业者相近，占着首要的地位。人数众多的手工业者和零售商的生活条件差别极大，其中一部分成员组成了行会，专门经营食品、衣着、鞋帽、理发、房修和家具等行业，他们的地位随着顾客的地位而上升或下降。最低级的小资产者是些经营百货、修鞋、饭铺的小店主和小商贩。以上所有的小资产者，不论他们属于哪个范畴，都对资产者的高傲感到恼怒，但他们却以同样的态度去对待无产者。据罗伯斯庇尔的房东勒巴斯夫人说，她的父亲营造商杜普莱如果与他的“仆人”（即他雇佣的工人）同桌吃饭，那会被认为是有失身份的。 对于以上的分类，还需要作一个重要的订正。在十八世纪，有才干的知识分子日益与有钱的权贵们相抗衡，他们主张的等级制与金钱等级制是不同的。在“殷实富户”之外，教授、文人、小说家、学者、艺术家、音乐家、歌唱家、演员和舞蹈家组成一个松散和混杂的团体，他们往往刻苦勤奋，但对品行操守却不很严格。公证处、办事处、商店和工场中的文书也自认为属于中产阶级，因为他们不参加体力劳动，在生活方式上与中产阶级又没有不同，他们中间有不少人还是能说会道和著书立说的人才。这些有才无财的“人物”，或用布瓦西·唐格拉斯的说法，这批“少数野心家”当然积极主张权利平等，他们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是革命的酵母，而且他们中间后来确实涌现出了相当多的革命家。 最后，人们可以注意到，虽然门第、出身和职业都是决定个人地位高低的一个因素，但富裕程度毕竟是这个无形阶梯的决定性因素。这个阶梯意味着细密的分工，同时也表明各阶层普遍怀有提高自己地位的愿望和日益强烈的个人主义。这个西方文明的显著特点在中欧和东欧方面逐渐趋向淡薄。农民的情况也不相同。 四、农民 农奴制在大陆的西部地区依旧存在，其中包括农奴对土地的依附，对遗产的严格限制，不准私立遗嘱，以及承受各种人身义务。但一般说来，农民还是自由的。农奴也罢，农民也罢，他们都能祈求国王裁判权的保护。自耕农仅占有部分耕地；其余的大部分土地以分成制或租佃制形式由他们承租，因为贵族、教士和资产者很少自己经营。在法国，路易十六废除了对农奴的追及权；三分之一的土地掌握在农民的手里，他们对拥有所有权的土地可以自由支配，世代相传，不受干预，因而法学家们通常称他们是自耕农。法兰西王国农村居民的境遇是相当优越的，虽然各省之间有很大的差别。法国周围的地区，如在加塔洛尼亚、巴斯克地区、皮埃蒙特和莱茵地区，以及特别在尼德兰，情形也是如此。但在卡斯蒂利亚和安达卢西亚，以及在意大利南部，条件简直恶劣极了，贵族听任大片庄园荒芜。 在欧洲各地，资产者、城市居民或贵族全都认为农民是些无知的“村俗”，他们生来就要供养统治阶级，向国库提供比别人更多的钱财和养活城市居民。乡村居民要服从领主的权威，承受种种人身义务。即使自耕农也要缴纳包括领地附加捐、领主年金（即法国所说的田赋）、土地转让捐等各种贡赋。此外，教士还征收什一税（有时什一税归世俗机构），它一般比领主权的负担更重。国王单独征收国税，至少在法国，这种税收不但特别沉重，而且一方面由于缺乏丈量和统计，另方面由于各税区体制不同，负担很不均衡。农村居民几乎全都要缴人头税，贵族只付人丁税和念一税的很少部分，资产者略受照顾，教士完全免除。然而，最使农民恼火的还是盐税和助税。最后，农民被迫将产品供应市场，为城里人服务。农民觉得他们同过去一样在当牛做马。 在对待领主、什一税、国税和城市等问题上，乡村表现得团结一致，但乡村中存在的不平等损害着团结的巩固。村里的若干“首户”往往是些大佃户或自己拥有地产的农庄主，他们操纵地方事务，向村民发号施令。其次是少数占有相当土地、经营农庄和能够自给自足的殷实富户。作为农业资产者，他们不但能出售部分产品，而且能适应农业的革新。但大多数农民则因土地太少难以养家活口，不得不打临工或从事一项辅助职业，如加入乡村工业为批发商服务。他们的劳动所得仅够维持生计，无力出售商品，因而强烈坚持传统的耕作制和集体权，反对合并农庄和扩大经营。葡萄农由于不得不购买部分或全部粮食，往往在粮食贸易问题上站在城市消费者一边。总之，如果以为所有的农民都拥有土地和农庄，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当时，在法国的某些地区，尤其在波河平原、意大利南部和安达卢西亚，没有任何土地的农民占农村人口的大多数。他们是名符其实的无产者。 虽然如此，在随着资产阶级的强大而两极分化的西欧，农民的生活条件与东欧和中欧的情形相比，恰成鲜明对照。在莱茵河和易北河之间的地区，在波希米亚、奥地利和普鲁士，乡村的情形从十五世纪以来，尤其在三十年战争以后，变得更加恶劣：农奴制已经普遍推广。在普鲁士王国，农民即使不是西欧通常含义上的农奴，至少也是依附于土地和受贵族任意处置的“家奴”，虽然他们在理论上依旧是国王的臣民，并有权向国王的法官申诉。除了国王特许的某些资产者外，唯有贵族才能拥有土地所有权：他们临时出租部分采邑，而大部分地产则依靠劳役直接经营；这些劳役实际上是任意强加给农民的；此外“仆役”的孩子也必须送到贵族家中充当仆人。波兰和匈牙利的情形更坏，农奴不准向一般司法当局告状。俄国的农奴与奴隶相差无几，因为贵族可以不连带土地单独出售农奴，甚至把农奴送往西伯利亚流放。 五、英国社会 欧洲大陆看到，英国社会的某些特点与西欧相类似；其实，不同点远远超过相似点：几个世纪以来，英国社会显然具有与众不同的特点，经济的发展和革新使这些特点显得更加突出。 从原则上讲，所有英国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毫无例外地必须纳税，就任官职时不考虑门第出身，贵族和资产者之间不再有不可逾越的鸿沟。等级界限的确是淡薄了。封臣对宗主的隶属和义务已不复存在。贵族从事征战的特点开始消失。有关领主权的陈规旧例已被合并到民法中去，并且同采邑制一起在圈地运动中被取消。各郡的骑士历来同资产者一起在平民院平起平坐。严格说来，贵族的特权只剩下爵士享有的豁免权，爵士的子孙同乡绅一起与平民百姓为伍。另方面，爵士和乡绅从事商业不受限制，并不被认为“有失身份”。社会地位的高低主要取决于财富的多少。 爵士和乡绅保留了土地所有权和地方行政权；国王的官吏为数不多，购买官职仅在军队中盛行，因而没有形成长袍贵族。资产阶级不包括军官在内，晋升贵族和获得封地不如在法国那样对资产阶级有诱惑力。这个阶级由批发商、银行家和制造商所组成，他们尤其热衷于兴办企业和投机获利。特别突出的是，因相当富有而不必躬亲劳动的人对因发财致富而开办公司的人不抱任何偏见。 至于农民，他们早已获得了自由，圈地使他们逐渐离开了采邑。虽然个体农民没有完全被消灭，但他们正逐渐被大庄园所代替，或者充当临工，或者加入乡村工业，或者流向工业城市。从原则上说，英国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但“人身保护令”并不能使穷人免受“拉伕”之苦，许多穷人被“招工头”骗上王家船队充当海员，不平等在事实上和在习俗中仍占上风。土地所有权仍掌握在几千个大家族之手，爵士和乡绅在郡区和教区为所欲为，领主制的痕迹仍未消失。显贵们在联姻和社交等方面怀有强烈的排外情绪，并且如同大陆各国那样，霸占着各种名利双收的职务。 六、无产阶级 欧洲各地的贵族和资产者在一个问题上没有分歧，那就是他们都认为无产者天生只配从事体力劳动，因而无产者的文明水平必定低人一等。宗教感情历来倾向对穷人应该以慈悲为怀，何况为谨慎起见，对穷人也不宜逼迫过甚。如今，由于生活条件的优裕，人们更乐于做些善事；哲学家又在慈善中加进了社会义务的概念。然而，在英国的清教徒资产者看来，贫困作为罪获天谴的表现，同上帝选民的富裕恰成鲜明对照。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在欧洲大陆的发展，所谓穷是对懒和恶的惩罚这种说法广泛地传播开了。总之，在统治阶级内部，对穷人的厌恶和蔑视占着统治地位，人人都对穷人单独干坏事和对“群氓”集体闹事深感恐惧。 除开人数众多的仆役以外，无产阶级的队伍无论在农村或在城市都日渐壮大。从事一般农活、脱粒、造林护林、运输、采矿、乡村手工业的雇佣工人远比今天要多。零工的景况最差，一遇恶劣天气便陷于失业。城市无产者十分分散，多数铺主自己参加劳动或只雇一二名帮工。大部分没有专门技艺的小工保留着农村的习惯，农忙时便离开工场；他们并不集中在某些居民区或大企业。工人只有行帮习气，却还没有阶级意识。在法国，他们同手工业者没有明显的区别，二者在大革命初期采取了一致行动。假如工业资本主义的高涨和无产阶级反对派的形成在1789年以前已经出现，法国资产阶级是否还会同贵族决裂，这恐怕就很值得怀疑了。 经济发展使饥荒不再发生，这对无产阶级当然是有利的，但人口增长却使失业蔓延，阻碍了工资跟上物价上涨的速度。在1730至1789年间的法国，工资至多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二，而粮价却上涨了百分之六十。根据经济学家的解释，工人的工资理所当然地不能超过工人养家活口的最低标准：杜尔哥为此提出了工资的“铁的规律”。然而，工人不断用抵制和罢工相对抗，有时甚至破坏机器和使用暴力。在某些行业，抵抗是有组织的。英国的纺织业在十八世纪甚至出现了工会。工会援引“劳工法案”，要求核定工资限额。法国的“帮工会”在建筑等行业势力很大，规定会员必须“周游法国”，并根据约定的暗号与沿途城市保持联络。但是，这些行帮团体往往互相忌妒，甚至发展到流血斗殴的程度。此外，工人还成立了互助团体，这对罢工工人是有力的支持。然而，如同在英国一样，许多工人要求当局进行干预。当局有时为社会秩序考虑也主动出面调解；但当局在原则上总是站在工人的对立面。各种集体反抗的形式，即所谓“同盟”，以及帮工会或工会，都被国家所禁止和遭到教会的谴责。 法国五分之一的居民是贫民，每当经济危机发生时，贫民的人数更大大增加。此外，社会救济显然不够。在英国，教区名义上应把济贫税用于养活贫民。尼德兰也是如此。在大陆各国，一部分什一税理应供济贫之需。实际上，孤老病残者不能保证得到救济，失业工人就更谈不上了。因此，乞丐遍布各地，即使收容也无从消灭。到处流浪的乞丐进一步转化为成群抢劫；此外，还滋生了一些无业游民，他们躲过国内税卡从事走私。只要出现一次歉收，工业危机必定随之而来，生活变得更加困难，甚至手工业者、分成制佃户和自耕农也被迫出门乞讨。对“强盗”的恐惧极其普遍。统治阶级和当局开设了一些慈善工场和布施了一些食物，竭力想安抚穷人。但他们所关心的主要还是提防饥民群起暴乱和抢劫。这种担忧很容易造成畏惧和恐慌心理，大小资产阶级全都胆战心惊。这种恐惧心理成了第三等级内部不团结的根源，同时也阻碍了革命思想向国外的传布。 [book_title]第四章　欧洲的思想 人的精神状态的转变比经济和社会的演变更加缓慢；大多数人生活条件的变化又赶不上他们思想演变的速度。然而，资产阶级的精神状态同他们独特的活动方式是协调一致的，它从一开始就与贵族和教士的精神状态有分歧。随着商业、金融业和制造业的不断进步，以及对中世纪的经济和社会的破坏，资产者的雄心壮志同传统观念终于彻底决裂。经验理性主义的诞生不仅开创了现代科学，而且力图在十八世纪把它的统治扩张到人的生活的各个领域，它向资产阶级提供的哲学思想唤醒了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革新勇气，这种状况在法国特别突出。到大革命前夕，启蒙时代的大师虽然已经去世，但他们的思想却完整无缺地保存着，并且以极其复杂的形式作为遗产被继承下来。另方面，旧制度的卫道士也不乏其人。所以，思想界当时处于一种动荡不定和五光十色的状态，至少在思想活动最为活跃的英国、德国和法国是这样的。 一、传统的精神状态和新思想的崛起 在旧经济制度下，生产水平很低；饥荒、疫病、战争和主人的盘剥把劳动者压得喘不过气来。劳动者蜷缩在家庭、亲邻、同行、教区的小圈子内，以求得互相帮助和保护。他们力图用陈规旧例限制竞争，稳定市价和工资，从而保障自己的安定生活和尊重他人的生存权利。他们为自给自足而劳动。食品和商品在他们看来只有使用价值。他们对前途不抱希望，因而也不求进取。手工业者和商人在利益的引诱下开始懂得交换价值和投机；但大多数人在十八世纪仍保留着许多中世纪的观念。他们满足于慢慢积蓄起来的收入，坐等顾客上门，不做广告，出售的商品既少又贵，不求加快资本的流转。他们的理想仍是购买土地，企图依靠年金安度晚年。资产者很早就希望用新的社会秩序去代替封建主混战的无政府状态和君主专制：商人把他们的货物和现金管理得井井有条，这些方法可以进一步运用到管理国家中来。司法和行政官吏竭力要让法律压倒暴力和专横，并维护他们职务的尊严和利益。然而，这毕竟是个停滞不前的社会，人们对尘世既然不抱很大希望，对来世就容易抱有幻想。由于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的专横暴戾和等级森严，平民百姓往往怀有自卑感，因而对世俗压迫逆来顺受，对宗教训诫奉若神明。 到十八世纪的末年，教士虽然部分地受到了新思想的影响，但他们在同平民阶级的关系上仍然是传统思想的坚固堡垒。英国的卫理公会继续在发展，其他教派也纷纷复活；英国国教对“福音派新教徒”再也不能等闲视之。德国的虔信派依旧活跃；康德及其门生赫尔德都带有虔信主义的痕迹。但是，异端教派的滋生繁殖似乎具有更加深远的意义，因为这个发展方向超出了时代的范围。巫术、占星术、炼金术竟与对电流、磁场这类科学发现的胡乱解释和借机行骗结合在一起。继斯维敦布尔之后，出现了帕斯库亚利和圣·马丁。德国的玫瑰十字会和许多共济会分会对这些糊涂学说趋之若鹜；法国的阿尔萨斯和里昂也有众多的信徒；英国的布莱克竟从中吸取艺术灵感。卡格里奥斯特罗和梅斯梅尔深得群众的信服。尤其在农村，一般百姓仍没有摆脱古老的迷信，他们对各种神鬼巫术笃信不疑。敬神怕鬼的思想远没有消失。 然而，新的前景早已开始出现，并逐渐对更多的人具有吸引力。欧洲的富裕使人们的收入日益增加，随着爱好的多样化，满足这些爱好的欲望也更加强烈。人们对束缚个人发展的种种障碍感到不满，在享乐者的榜样感染下，一切自信有才干的人都宁肯冒点风险，也要过舒服的生活。家庭关系开始瓦解，每个孩子都为自己争合法权益。陈规旧例或者遇到反对，或者已不再起作用。城市的扩展犹如给这一切添加了一份增效剂，因为城市生活削弱了社会的束缚。城市生活越来越脱离传统集团的控制，乡政府最后只负责登录户籍而已。人口的迁移已变得更加方便，新大陆的吸引、工业的召唤和交通的改善使人口流动日益增加。外国人和犹太难民成为革新的积极因素。资产者把骑士的尚武精神移植到资本主义中来，鼓吹侥幸冒险、投机创业和拼力竞争，从而加速了优胜劣败的过程，使一些人发财致富，使另一些人沦落为无产者。资本主义开创了一个充满活力但又动荡不定的社会；建立在金钱基础上的权势随时都有化为泡影的危险，所以只能引起人们暂时的敬仰。资本主义保障人的尘世生活，而把来世置诸脑后。它削弱了原来限制个性发展的种种人身依附，扩大了人与人之间的契约关系，这些关系由于仅仅涉及具体的事务，其范围也就有了明确的界限。资本主义用控股公司取代亲友集资的合营企业，用样品推销取代传统市场，用划一不二的市价取代讨价还价，用商定的工资换取必要劳动力的短期契约取代农奴的劳役制和工场的帮工制。处在专制、封建和行会压迫下的人们以各种途径开始觉醒，渴望独立和自由。“哲学家们”找到了洗耳恭听的听众。 二、经验理性主义 从十七世纪上半叶起，由于物理学和机械工业与技术进步并驾齐驱，理性主义呈现了新的特性，它由天才的笛卡尔上升为一种研究方法，又在随后的牛顿和洛克的著作中得到进一步的强调，终于把信神弄鬼的宇宙观扫除干净：物质从此由精神发现的不可抗拒的规律所决定，只要精神能通过观察和实验证实它的推论或假设。建立在自然和理性相互作用基础上的科学变成对感性世界的一种具体认识，这一认识最终用数学公式表现出来，从而把科学的不同门类归于统一，科学的最大奢望是把宇宙万物列成方程。 科学的进步激发了人们的想象力。在法国，拉格朗日的数学天才光彩夺目，勒让德尔和拉普拉斯的成就声誉卓著。德国人赫舍尔发现了天王星，排列了行星系谱。以库仑为首的物理学家继续进行对电和磁的研究；继加尔瓦尼1786年在布伦亚的试验之后，已经颇有名望的伏打正朝着发现电流的方向走去。拉瓦锡创立了化学，他对呼吸的解释奠定了生理学的基础。尽管布丰名扬全球，自然史和地质学的研究却相对落后，依旧停留在描述阶段，但正在努力订出合理的分类法：亚当森在植物学方面取得了成果。自然科学特别引起公众的关注，因为它被应用到实际当中，例如富兰克林的避雷针、琴纳的牛痘疫苗、蒙戈费埃兄弟的气球。同时，它还开始革新某些工业，例如法国的贝尔托莱。通过积累而获得的经验知识似乎能保证科学无止境地向前发展；人通过经验知识能够完全利用自然的力量。笛卡尔的预言已经实现：“人们将毫不困难地享受土地的果实以及人间的各种舒适。” 笛卡尔是位形而上学哲学家，他认为理性是上帝给人的天赋，因而他从不涉猎政治学和经济学，对历史学也不屑一顾；对于在社会中生活的人的认识，他甚至没有想到把它当作一门观察的科学。十八世纪的哲学家则相反，他们把理性主义扩展到各个领域，并开创了所谓“人文科学”。一位名叫洛克的医生摒弃了思想天赋论，并用感觉的印象来说明精神活动。他的感觉论经伏尔泰介绍到了欧洲大陆，又经孔狄亚克的发挥导致了经验心理学的诞生。爱尔维修、霍尔巴赫、边沁等大胆地把道德世俗化，使道德成为一门建立在个人利益和社会公益基础之上的“习俗科学”。至于历史学，人们很久以来一直在努力整理确凿可靠的资料，同时也展开文献评论和确定考证方法，直到十八世纪继续如此，但著作家还没有充分利用历史考证的成果。至少在伏尔泰的著作里，历史学同资产阶级的想法已十分合拍，它的研究对象不再单纯是王朝的兴亡，而且是文明的进步和社会的演变。与此同时，英国的君主立宪制以及传教士和旅行者在他们的游记中所介绍的异国情趣为人们进行比较提供了方便：《论法的精神》和《论各民族的风格和精神》曾大量运用了这方面的材料，宣告了社会学的即将诞生。关于经济史，人们还很少谈及；然而，经济管理人员由于意识到统计对他们的帮助，开始收集各种数字。随后不久出现的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主张通过对现实的观察建立一门经济科学。 理性主义既然采取了经验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立场，并把人的精神世界和各项活动当作自己的研究领域，它便把形而上学当作不可求证的假设而予以抛弃。康德在1781年《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宣称，“自在物”是不可认识的；拉普拉斯接着又写道：“物的首要本原和内在本质将永远不为我们所知。”可见，理性主义正逐渐变成一门实证哲学，但一般舆论还远没有接受这一认识。 三、泛神论以及自然权 感觉论并没有使洛克摆脱“自然宗教”，大多数哲学家也还信奉“泛神论”。他们实际上通过观察和比较为泛神论寻找根据。泛神论的原理在各种宗教的不同教义中既然都可找到，这些原理又被人们普遍地接受，这就证明上帝作为“宇宙伟大建筑师”的存在；证明人的灵魂不灭，以及罪孽在来世必定受到惩罚。从本阶级的利益出发，统治者认为这些思辨概念具有很大的价值，因为它们可以保证平民的驯服。尽管道德是功利的和社会的，但它仍然是强制的；因而人也依旧是自由的和有责任的。随后，卢梭在不抛弃理性的同时，提出了感情至上的主张；“有感情的”人通过对他人的爱达到舍己为人的真正道德高度；意识作为“不灭的上天之声”在现象世界的彼岸向人揭示人的命运的重要真理。康德于1788年在道德意识的岩石上重建了形而上学的大厦。此外，德国的雅科比、荷兰的汉斯坦尤斯、苏格兰的里德继续按传统方式研究哲学。 另方面，革新家们不仅希望认识世界，而且想要改造世界，因而保留了从事改革的自由。更有甚者，他们援引源自斯多葛派的和由中世纪某些神学家所推崇的自然权；在多数大陆国家里，自然权一度被专制主义打入冷宫，但加尔文派仍受其影响。洛克用自然权为1688年革命进行辩护：建立社会的目的既然是为了保障人的自主，社会就应该以公民的自由契约为基础；同样，政府的权威也理应建立在享有主权的人民同受委托人之间的契约基础之上。受委托人仅仅为了维护神赋予人的不可侵犯的权利而行使其权力。美国人和法国人宣称，人权是上帝赋予的。自然权对人类的各个部分不加歧视，这体现着古代的和基督教的普救众生的思想。 如上所述，理性主义者对笛卡尔的形而上学发动了攻击，但同唯灵论仍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原因是：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仍受到教会中学中传统人道主义的影响，他们的科学素养一般也还很肤浅。他们的成长过程加强了阶级偏见或职业偏见，从而使他们把物质生产视为下贱。法国哲学家对重农学派的著作并非无动于衷，百科全书最早赋予工艺和工具重要的地位，但这还不等于说他们已经对技术的进步、社会和习俗的演变、认识的扩展、人和思想的解放进行了综合的考察。正如在自然科学方面还没有接触进化的概念一样，他们并不试图对他们以为在历史中发现的曲折前进作出有机的解释。或者，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他们把历史的曲折发展单纯地归结为他们梦想加以消灭的宗教迫害和封建专制。他们认为，一旦实现了以上的梦想，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将永远合乎理性地建立起来；在这个条件下，进步将得到保障，一切都取决于个人的努力。同所有新兴的阶级一样，资产阶级把自己的胜利看作是历史的终结。 与此同时，毕竟还有一些反对理性主义的人，他们虽然主张对历史使用观察的方法，但在非理性倾向的指导下，认为人没有共同进步的希望，因而力图保存他们认为由上帝创造的或由集体经验孕育的现存体制。在十八世纪初，与笛卡尔主义相敌对的天主教徒维科把历史仅仅看作是一个循环反复的过程，每个王朝都像生物一样，按照上帝的神秘意图，从诞生、成长、衰老，直到死亡，然后让位给另一个王朝。莱辛在宗教演变中看到了一种永恒的启示。接着，赫尔德于1784年撰写了《关于历史哲学的思想》一书。他指出：从直观所能观察到的演变中，自然是社会的创造者，个人则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像细胞依附于活体那样依附于社会。 在英德法这三个精神活动特别引人注目的国家里，以上的一般特点根据各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条件分别占据着统治的地位。 四、英国和德国 看来，英国知识界很早就十分重视经验研究的价值：例如十三世纪的罗吉尔·培根，十四世纪的奥卡姆派，以及早在笛卡尔以前就讲述过经验论学说的弗兰西斯·培根。不同的是，英国人对建立一门确定科学的统一性和赋予科学结论以绝对价值的哲学不太重视。休谟从印象和感觉共同组成观念这个思想出发，作出以下的推断：由日常经验灌输给人的理性原则从来只允许人进行大致的和临时的推广和应用。从这方面看，经验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区别仅仅在于前者的内容较后者更为丰富；因此，人们往往把经验理性主义笼统地称作经验主义，却把它同纯推理的理性主义对立起来。毫无疑问，英国十八世纪技术发明的活跃使经验论思想进一步深化，但亚当·斯密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显得不如重农学派那么系统。 至于如何调和经验理性主义、形而上学和传统宗教，大多数英国人并不担心会有什么困难。何况，相当部分的资产者仍然是清教徒，他们分别信奉加尔文派的不同支派，普遍的利益要求他们对国教的信徒采取随机应变的灵活态度，当时的历史环境也要求他们朝这个方向努力：随着信奉天主教的斯图亚特王朝被推翻，天主教徒遭到了排斥；洛克主张新教各派间要互相宽容，即使不给非国教的新教徒充分的言论自由，至少也要让他们能生活下去。在十八世纪初，一些泛神论者确实使教会感到担忧；在大革命前夕，吉本对基督教的敌视丝毫也不亚于伏尔泰，他把罗马帝国的灭亡归罪于基督教。然而，过后不久，理性主义者就不再给人这样的印象，似乎他们想要使舆论非基督教化；在英国国教这方面，也逐渐采取了宽容的态度，例如他们的代表佩利竭力证明，国教的教义同理性没有分歧。统治阶级一致认为，宗教对政治和社会的稳定是有益的。当卫理公会复活信仰主义时，人们认为它能避免平民不守教规，因而没有坏处。 在政治方面，英国人始终主张无原则的因循守旧。然而，他们对自然权毕竟早已熟悉了：霍布斯声称，人民通过同国王订立的契约，已把他们的主权永远出让给国王，从而为专制政体进行辩解。洛克接着用相反的理由去证明君主立宪和个人权利的合理，因此，辉格党人似乎至少变成了言论派。但是，当选举改革宣传运动刚刚开始并将危及统治者的权力时，掌握国家政权的少数贵族和大资产者便惊慌起来，洛克也威信扫地。正如伯克所指出的，统治者后退到了经验论的立场；他们断言英国的制度是由英国人民独特的演变而产生的，它同任何理性前提毫无关系。 大陆各国长期以来没有注意英国的变化。孟德斯鸠和伏尔泰提出了奉英国为师的主张。日内瓦人德洛姆在1771年盛赞英国的无比优越。尊重国教和把国王奉为会长的英国共济会在各国开始生根发芽，到处传播宗教宽容、个人自由和代议制的思想。直到旧制度的末期，具有平等思想的法国人才不再把英国看作是自由的母亲。 盛行新教的德国经沃尔弗的介绍才接触了理性主义。但沃尔弗在哈雷宣传的理性主义与其说是受了笛卡尔的影响，不如说是受了莱布尼茨的影响。德国通过英属汉诺威境内的哥丁根大学和汉堡同英国发生联系；德国同英国在教派林立这方面有相似之处，只是德国比英国略逊一筹，因为在德国，路德派的势力远远超过了加尔文派，但加尔文派毕竟使德国接受了宗教宽容。在普鲁士，弗里德里希二世甚至容许哲学思辨相当自由的发展。理性主义者并不攻击启示宗教本身，后者更怕他们对《圣经》的批评，这种情形在德国甚至比在英国更加普遍。另方面，新教牧师大胆地对教义加以理性化。在科学研究、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等方面，德国不能同英国相比。在德国的理性主义中，推理和形而上学大大超过经验的成分。以普鲁士为据点的启蒙思想家着重强调理性主义的纯功利性质，开明君主对此颇感兴趣，行政官吏也深表赞同。因此，启蒙思想渗透到了巴伐利亚和奥地利等天主教地区，并争取到部分教士的同情。但是，启蒙宣传毕竟只触及少数官吏和知识分子；虔信派的神秘主义仍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卢梭的影响十分明显；文学界的狂飙突进运动展现了带有无政府倾向的前浪漫主义；康德以后的哲学很快朝先验论唯心主义的方向发展。 王公的专制政权和封建制的存在决定了德国与英国的根本不同，资产阶级的软弱又使德国不同于法国。德国启蒙思想家从来只是羞答答地批评特权，对农奴制则更少批评。他们把具体的改革寄托在开明君主身上，声称进步取决于个人的修养，而不取决于制度的完善，并以此为他们的谨慎行事和软弱无力辩解。 五、法国 理性主义者在天主教国家里所冒的风险远比在新教国家中严重得多。比利牛斯半岛各王国对理性主义尤其敌视，奥拉维特被迫离国外逃。罗马天主教是反理性主义的灵魂。在意大利，知识界的活力正在苏醒，预告了复兴运动的兴起。贝卡里亚是当时的风云人物之一。在法国，哲学家们向天主教会的宗教迫害和思想控制大胆地发起了攻击。由于教会的权威全靠世俗政权和统治阶级的支持，哲学家们用无情的冷嘲热讽攻击教会的特权、暴戾和教义。伏尔泰分子成倍地增加，对宗教的敬畏已烟消云散。冉森派和耶稣会的争吵，高卢派和教皇至上派的争吵，废除南特敕令的不幸后果，许多新教徒被迫改宗天主教后对信仰的冷漠，这一切都为哲学家的攻击提供了有利条件。共济会也广泛发展起来，因为它的基本主张是宗教宽容和自然宗教。教皇对共济会的谴责竟无济于事，因为教皇谕旨在法国必须根据国王的命令才能生效，而国王却拒不下令，相反对一些大贵族取得共济会分部的领导地位深感满意：许多在俗的和脱俗的神甫竟同时是共济会会员。在狄德罗的主持下，百科全书把理性主义哲学家集合在一个派别中，达朗贝尔撰写的《卷首语》就是这个派别的宣言。他们成功地改变了人们的思想状态，以致新教徒奈克尔在路易十六统治期间能够加入政府，以致宗教镇压机构逐渐走向衰落。世俗政权对望弥撒和参加复活节祭礼等活动不再关心；甚至宗教裁判所也很少追究违教行为。 大多数哲学家已把人看作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但他们并不因此认为人的一切都由自然所决定。伏尔泰始终显得游移不定，狄德罗在其遗著中则鲜明地采取了赞同的立场。但是，对于爱尔维修、霍尔巴赫和拉美特利所坚持的原子说（唯物主义的一种传统形式），哲学家们就更加不能接受了。他们从维护旧道德出发，竭力要保留自然宗教。伏尔泰写道：“即使没有上帝，也必须创造出一个上帝。”他们把天性同禁欲、把人性向善同原罪对立起来，把人的堕落归罪于社会的坏影响，并歌颂原始状态的人的善良。尽管如此，他们对人的德行并不真正抱有幻想，至少在有产阶级看来，他们自己可以不信上帝，但也要让他们所惧怕的平民“迷信”上帝，这是个稳妥的办法。伏尔泰还说：“必须为平民创立一个宗教。” 卢梭的感情抒发给泛神论赤裸裸的功利主义涂上了温情脉脉的色彩：“行善”这个新词使“有同情心的人”从内心感到满足。这个转变甚至帮助了天主教散布宗教感情。人们在不少革命家身上能隐约地看到这种宗教色彩，例如后来为夏多勃里昂的成名助了一臂之力的罗兰夫人就是如此。传统的宗教虔诚并没有消失，这对许多教徒说来并非纯属形式。数量众多而质量低劣的正统出版物居然获得很大成功。宗教信仰在西部以及东部和北部的边缘地区，特别在山区，虽然仍十分活跃，但在巴黎四周、香槟、法国中部和马孔内地区的许多城市以及某些乡村正日趋淡薄，因为在大革命取消信仰强制以后，宗教势力便一落千丈。社会风尚既没有变好，也没有变坏；部分贵族和资产者的穷奢极欲在十八世纪并未带来新的恶果，因为他们在这以前早已如此了。此外，无论功利主义或感情至上都消灭不了法国道德中笛卡儿和高乃依的经验理性，相反，学校里教授的关于普卢塔克等古希腊作家的作品更加强了理性的影响。 封建特权、封建残余、君主专制及其种种弊端也在法国受到最猛烈的攻击。哲学家们异口同声地主张维护自然权，声称人有根据理性从事改革的自主权。《社会契约论》开宗明义就说：“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即使认为气候条件对社会发展具有决定作用的孟德斯鸠，也在《论法的精神》中写道：“有一种原始的理性存在着；智能的存在物可以有自己创制的法律……如果说除了人为法所要求或禁止的东西外就没有正义与非正义可言，那就等于说，人在画出圆形以前，所有的半径并不都是相等的。” 在某些问题上，例如关于税收的不平等和领主权，哲学家们维护的是整个第三等级的利益；但也不容否认，他们更主要的是为资产阶级效力。资产阶级一旦上升到国家的领导地位，就要把金融秩序引进到管理国家中去，并要政治服从生产的繁荣。资产阶级要让经济摆脱一切羁绊，例如：农奴制妨碍工业获得足够的劳动力；教会财产的不可转让和贵族财产的继承妨碍财产的流动。为此，经济学家认为，只有加速财产的流动才能满足人对利益的贪欲，并为劳动和创业精神提供动力。负担的不平等减少了群众的购买力和积蓄；国内的税卡林立和度量衡的不统一延缓了民族市场的形成；宗教迫害妨碍了科学研究。当然，这一切并不意味着资产阶级的改革热情已在他们的头脑中占了首位，工商界人士因此成为大革命的主要动力。追求法治和权利平等其实比这些改革要求更加强烈，也就是说，人们所渴望的既是权利，又是尊严。在这方面，真正左右舆论的力量是旧制度下的旧资产阶级，即那些相对独立的、有一定闲暇的，以及在职业、利益和文化这三方面都竭力坚持以法治代替暴力和专横的官吏和法律界人士。 资产阶级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国王身上，他们的代言人——哲学家——多数也信任并赞扬大陆上的开明君主。卢梭诚然是民主制和共和制的旗手，但也应该看到，《社会契约论》的读者比《新爱洛漪丝》或《爱弥儿》的读者毕竟要少得多。此外，他所信任的“普遍意志”只是一种无私的意志，因而在他设想中的民主制只可能在“君子国”中实行。他所主张的共和制是要由人民自己管理自己，因而人民的这种直接统治只适用于幅员较小的国家。至于马布利，他主要在1789年才开始出名，那些在卢梭的启示下抨击财产的私有制和遗传制的作家，那些恪守古代禁欲劝善的共产主义传统的作家，他们对舆论的影响就更加小些。人们认为这些作家只是些乌托邦；人们满足于建立代议机构，以阻止王权蜕化成暴君统治。 对国王的攻击并非来自资产阶级，而是来自贵族。贵族也受到了资产阶级代言人的影响。一旦有了公民自由，贵族将不受君主专制的某些控制；一旦有了经济自由，贵族从大地产所取得的收益将会增加。政治自由对贵族特别有吸引力，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律师，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孟德斯鸠。为了确保公民自由，孟德斯鸠提出了三权分立，这对贵族、法院、官吏、教士这些特权集团和中间集团十分有利。孟德斯鸠援引并不可靠的古代史为依据，说贵族的地位和领主权是日耳曼族入侵时用武力强加给高卢和罗马混血种的。法院以法兰克议会的继承者和被王权篡改的古宪法的保护人自居。在贵族的心目中，政治自由将使他们在政府中重获主导地位，并取得在外省的行政权。贵族和资产阶级在争取自由的问题上团结一致，而在权利平等的问题上有不可调和的矛盾。 六、文学和艺术 新思想的传播和社会经济的演变对文学艺术具有一定的影响。某些文艺体裁的成功足以为证，例如哲理故事、博马舍的新剧作、古典主义不屑使之规范的流行小说、新兴的市民戏剧以及格辽茨的绘画。沙龙的社交生活使纤巧小诗的写作技巧登峰造极。追求舒适使建筑师减少室内陈设的排场，而更讲究实用；画师和装饰师则以色情、肉感和异国情趣投人所好。版画和色粉画的技术更加细腻。此外，在肖像画、风景画和动物画方面，现实主义盛行不衰。英国的油画不受学院派传统的影响，风景画的现代化正在酝酿中。 对理性主义的反动预示着一场更加深刻的变革。英国的约翰逊是古典主义的最后一名代表，扬格的《夜思》、理查逊和斯特恩的小说标志着感伤主义的复兴。在德国，歌德和席勒为初起的“狂飙突进”文学增色不浅，这个运动与依仗法国作家的威望而得以确立的规范彻底决裂。在卢梭的影响下，前浪漫主义情绪遍布各地。人们指责理性主义和古典艺术枯竭想象力，抹杀幻想，否定神秘和黑暗的魅力，使人一味追求功利，斤斤计较。人们陶醉于英国园林里的仿自然景色；人们遨游名山大海，观赏黎明日出或在星空下沉思。伤感和涕泣，绝望和恐怖，怀古的遐想，奔放的热情，这一切打破了日常生活中的沉闷和单调。欧洲的日耳曼作家从古典文艺复兴之外的历史遗产中吸取灵感：但丁和莎士比亚、中世纪作品、假托莪相的诗歌、圣经、波斯文学和印度文学。在音乐方面，基本乐器已经存在，不久前又发明了钢琴，以格鲁克、莫扎特和海顿为代表的音乐家通过交响乐、奏鸣曲和歌剧等形式使浪漫主义在德国到处风行。法国受到了这一浪潮的冲击。英国文学和德国文学被介绍到法国，杜西翻译了莎士比亚的作品。特雷桑伯爵的出版物预示着仿古行吟诗体的盛行。《保尔和薇吉妮》使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一举成名。儿女情长的牧歌和缠绵悱恻的哀歌为人们所喜闻乐见。音乐家们更加偏爱有大量咏叹调的歌剧和主要供人们消遣的喜歌剧。无论在巴黎或在维也纳，人们依旧为意大利人的美声唱法所倾倒。 被学院派奉为正统的古典主义继续享有威望，尽管它的生命力正日渐衰竭。阿尔菲耶里等剧作家仍在创作古典悲剧，但不再能引起人们的兴趣；史诗、抒情诗以及风行一时的咏物诗也起色不大。至于体裁比较自由的喜剧，哥尔多尼、谢里丹、塞台纳的作品较受观众的欢迎。艺术保持了对传统的敬仰，这个传统在法国由画院和罗马法兰西学院所维持，在英国则依仗弗仑的辉煌声名。建筑师和许多雕塑师仍旧忠于古典主义的传统，历史画始终受官方的褒奖。 复古倾向起源于庞贝遗址的发掘。在德国的温克尔曼、法国的凯尤斯和英国的弗拉克斯曼的推崇下，古典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又重新风行。巴特雷米于1787年发表的《青年阿纳沙齐游记》取得的巨大成功，恰好与复古风气的抬头相呼应。德国作家，尤其是歌德和席勒，一度被这个潮流所吸引。法国作家几乎不受其影响，因为安德烈·谢尼埃的仿古希腊的诗文只是在后来才出现的。但在艺术方面，情况就不同了，新古典主义的建筑艺术显得更加庄重朴素。以大卫为代表的油画技巧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色彩让位于线条，古代的经典代替了活的模特儿。然而，这种倾向远没有占绝对优势。弗拉戈纳尔和乌东不失为十八世纪的艺术巨匠，他们多才多艺的作品丰富了古典主义的艺术教育。在庞贝出土的壁画为装饰艺术开创了亚历山大风格，这些装饰同埃及的和据说是伊特鲁立亚的图案相结合，形成了与追求舒适并行不悖的路易十六风格。此外，大卫的画作对公民美德的歌颂（例如1784年的《贺拉斯兄弟盟誓》）加深了对普卢塔克笔下坚韧不拔的英雄的怀念，同时也预示着未来的大革命的气氛。演说家的演说和革命节日的宏伟场面将表明，采用古典主义的文艺形式丝毫不等于文艺家在社会和政治领域中必定持保守的立场。文艺生活的丰富多彩反映了个人主义在社会中的扩展。在法国，以大卫为首的青年一代渴望着挣脱君主专制政体强加于他们的学院派艺术的枷锁。 七、世界主义和民族问题 精神生活具有几个发源地：除英国和意大利外，后起的德国堪与法国相匹敌。由十八世纪体现其特征的哲学运动虽然最初从英国兴起，但英国随着海上实力和发达的经济加强它的霸主地位，它在哲学运动中的作用却相反在削弱；贵族和大资产阶级觉得英国的影响比大胆的法国思想更令人放心，因为英国的制度保证了自由同他们的利益融合一致。然而，法国思想也有它的有利条件，因为它不仅是崭新的思想，而且路易十四的盛世使法语和法国文明名声大振。即使波旁王朝的政治实力在十八世纪屡遭挫折，欧洲的小国君主也无不对凡尔赛宫倾慕神往。哲学的名声和文学、艺术的名声，再加上宫廷和巴黎华丽优雅的魅力，人们几乎可以说：“启蒙时代的欧洲是法国的欧洲。” 文化界人士相信，文明的统一正在实现，这不仅适用于业已征服的或准备征服的海外居民，欧洲本身的文化也日趋统一。虽然政治敌对继续使欧洲四分五裂，但人们注意到，国际公法正通过均势思想力图缓和这种敌对。在1783年后，均势已成为维尔琴纳的政治指导思想，皮特同维尔琴纳在维护和平这方面也是一致的。同以往几个世纪相比，战争逐渐文明化。占领军不再在被占国获得给养，而依靠后勤供应；变得“软心肠”和讲人道的军官对平民不再肆意虐待。在一般居民眼里，国家的政策是王公的事情。哲学家也持同样的态度，他们对民族利己主义深感厌恶。由于政治和军事的统一尚未完成，德国人没有扩张好战的思想，德国作家认为这是值得引以为荣的优点。 这当然是一种错觉。世界主义其实不过是贵族和富裕资产者的漂亮招牌和知识界的时髦。欧洲各国间各方面的交往依旧十分有限，因而不能不停留在互不干扰的状态。只是在塔列兰等少数手段高明的金融家和投机家的头脑里，才隐约出现过世界主义的想法，并预见到国界线将会阻碍经济的发展。这些人的思想走在他们时代的前面，因为资本主义在各国间还没有建立起足够巩固的依赖关系，因而重商主义即使在英国也并未丧失其影响。 我们这里所看到的还不是世界主义，即将在地平线上升起的将是王朝国家向民族国家的转变，赫尔德的有机论和法国的唯意志论正为这一转变准备意识形态。在英格兰，以至在整个英国，由于岛国地位和幅员较小，这种转变已经实现。在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在瑞士、西班牙以及特别在法国，这个转变也有很大的进展；没有这一进展，法国大革命或许不可能发生。在德意志和意大利，不受法国影响和独立进行的文学复兴是政治统一运动的前奏。匈牙利的民族感情和多种语言的存在历来是哈布斯堡王朝的隐患。四分五裂的波兰开始觉醒，而在奥斯曼帝国内部，各派基督徒正以不妥协的独立精神与土耳其人相对抗。民族国家普遍形成的最大障碍在于各国的王朝政体和中世纪结构的存在。尽管国王的中央集权有所加强，这种结构仍保留了各省和各城市的地方主义，以及建立在特权基础上的社会等级制。后来的法国大革命动摇和清除了这些障碍。与此同时，世界主义不但没有深入人心，它的影响相反地逐渐减弱了。 [book_title]第五章　国家和社会矛盾 在欧洲大陆的绝大部分地区，极权主义依然存在，但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变。哲学家们以为自己的宣传已感动了君主，纷纷赞扬君主的“开明专制”。与此同时，贵族阶级责怪国王对他们约束过严，资产阶级为自己被排斥在政府之外愤愤不平，两个阶级之间的争权夺利也日益严重。通过革命来解决这种三角冲突并不是从法国最早开始的。简略地了解开明君主的观点和英美两国的解决办法，能够使我们认识到法国大革命在世界历史上所占的地位。 一、开明专制 按照君权神授的原则，大陆各国的君主在理论上拥有绝对权力。事实却并非如此，贵族的种种特权以及省议会和市政当局的某些自治权都是对王权的限制；此外，由于交通不便，由于行政体制在陆续建立过程中缺乏通盘计划和迫于形势而造成的机构复杂和混乱，中央集权制极不完善。这种状况在西欧比在其他地区略为好些。到了十八世纪末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使社会风气有所改变，专横暴戾在西欧日趋和缓。在西欧人看来，君主制不等于是专制制，因为君主需要尊重由他自己制订的法律。确实，除非君主认为自己的权威面临威胁，除非君主一时任性或听任官僚们滥用职权，一般说来，臣民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能够得到法院的保护。 另方面，从十七世纪起，法国的奋发图强要求政府以都铎王朝为榜样，推行旨在鼓励资本主义发展的重商主义。路易十四既然让柯尔培尔放手推行其政策，他那已经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君主制也就初具开明专制的轮廓；随着贵族和司法行政官吏的作用日益被削弱，国王派往各省的巡按使的权力在扩大，特别在路易十四统治末年，又强迫贵族缴纳人丁税和拾一税 (1) ，开明专制的性质更加明显。在十八世纪，某些大臣和许多官吏接受了新思想。宗教迫害有所缓和，陈规旧例也开始松动。西班牙的卡洛斯三世放弃了对殖民贸易的垄断。在多数情况下，已允许粮食在国内流通。撒丁国王站在改革家的前列，实行了村社对领主权的集体赎买。最后，在天主教国家，推行政教合一的君主竭力控制本国的教会，并把教皇的权力限制在纯属教义的范围之内，从而使各国保留了各自的特点。在启蒙思想家看来，耶稣会的被取缔和罗马影响的下降是个好征兆。然而，社会冲突仍悬而未决。人们盲目称颂普鲁士和俄国的开明君主，却没有看到，对这两个国家说来，关键不在于推动社会的现代化或改善国家体制，而在于创立新的国家。 这两个国家的部分疆土依然一片荒芜，在这样落后的情况下，君主的发奋图强足以决定他们应推行怎样的政策。那里的王公从一开始就与众不同地采取了宗教宽容立场，以便吸引来自其他各国的宗教避难者。诚然，他们向荷兰、英国、法国，以及通过哈布斯堡王朝的介绍，向西班牙借鉴很多。此外，弗里德里希二世及其官员受到了法国文化的熏陶，俄国沙皇要求贵族们向老牌君主国学习。他们的开明专制表明，西欧的文明、经济和制度正向东方延伸。他们竭力建立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励精图治，推行重商主义，从而既取得哲学家的赞扬，又达到自己的目的：充实国库、扩大军队和征掠土地。人们没有想到，这些匆促完成和极不彻底的改革依旧是脆弱的，因为官吏们只是奉命行事而已，一般百姓对改革采取冷淡的或敌对的态度，一旦创立新制度的名臣元勋去世，新制度就有搁浅的危险。普鲁士的情形不久就证明了这点，于1786年继弗里德里希二世任国王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明显地表现无能。总之，经济革新对国家以及对大地主和资产阶级虽然有利，但对其余的居民显然没有帮助，因为革新的目的是要增加出口，而不增加国内消费。此外，税收负担在日益加重；贫困、失业和乞丐问题在普鲁士的严重程度不亚于西欧。 某些德意志王公值得启蒙思想家赞扬：安霍特的利奥波德支持巴泽多夫；卡尔–奥古斯特使知识分子云集魏玛；巴登总督废除了农奴制。但是，其他王公仍专横无道：黑森的选侯竟把他的士兵卖给英国，符腾堡的卡尔–欧仁由于同地方议会发生冲突，把麦捷尔和舒巴尔特投入狱中。 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对手主要在奥地利。玛丽–泰莉莎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失败后，开始以普鲁士为榜样整顿国家，但在步骤上相当谨慎。相反，约瑟夫二世在其母亲于1780年去世后，迫不及待和全力以赴地加速改革进程。他的整个事业设计周密，富有特色，因而很难单纯用励精图治和争强好胜之类的考虑来解释；应该承认他是一个目光远大的政治家。然而，约瑟夫二世的大臣们虽然衷心拥护开明政体，但也不能否认，约瑟夫二世对哲学家们，尤其对伏尔泰，怀有戒心。作为虔诚的天主教徒，约瑟夫二世禁止其臣民改变宗教信仰，但他仍容许各种派别的基督徒担任公职。他改善了犹太人的命运；尤其突出的是，他首创了公证婚约。如果一定要说约瑟夫二世未受当时思想的影响，那就应该承认，很少有这样的君主能把个人的品性如此有力地给自己的统治打上烙印。可惜的是，客观条件对约瑟夫二世的改革企图远比人们所能想象的不利，奥地利各地区之间在语言、文化、经济发展、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等方面的差别同比利时、伦巴第、德意志各邦、波希米亚、加里西亚和匈牙利的情形不相上下。约瑟夫二世在各地区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打破地方议会和传统体制的独立性，建立几乎划一的行政机构。在大多数省区，他要求官吏必须学会德语。同时，他彻底改组了教会组织，没收了教区的财产，把神甫改为领取薪俸的职员，并毫不考虑教皇的反对，取消了许多修道院，从而在政教合一的问题上远远走在其他天主教王公的前面。在德语区各省和在波希米亚，不满情绪开始出现，一个咄咄逼人的反对派在教会的领导下形成了。在不属于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版图而由姻亲关系同奥地利相结合的匈牙利王国，政治体制和行政机构仍停留在中世纪阶段，政权完全被贵族所控制，那里的反应十分强烈。约瑟夫二世终于向领主权发起攻击，迫使马扎尔贵族群起反抗。 普鲁士和俄罗斯的开明君主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通过对旧制度的改造，走上了西欧老牌君主国的道路，但同他们的样板还有很大的距离。西欧各国的国王在法律上仍规定资产阶级的地位低于贵族，但并不禁止资产者购买土地、采邑和领地，法国国王甚至高价出售贵族封号。西欧的国王容许贵族享有特权，但并不以放弃农民作代价去换取贵族的顺从；全体臣民，包括农民在内，都能恳求国王公正裁判的保护，而且这并非是一句空话。在不时发生宫廷政变的普鲁士和俄罗斯，君主一方面惧怕贵族，另方面又认为不能失去贵族的帮助。为了不得罪资产阶级，君主让他们专门从事自由职业和商业，帮助他们开办手工工场。叶卡特琳娜二世允许资产者实行行会自治和免服兵役；弗里德里希让资产者在军队和行政机构中任职。但是，资产者未获批准不得拥有土地；晋升贵族虽然并非完全没有可能，但机会极少，因为官职不能用金钱买到。相反，司法行政官吏多数由贵族担任，贵族垄断了土地所有权。叶卡特琳娜二世于1785年颁发的宪章特许贵族在由他们推选的大臣的监督下组成特权阶级，且犯罪时由特殊的法庭审判。普鲁士贵族在各省可以为所欲为，并由他们指定行政长官；国王为贵族单独设置了抵押贷款。对农民的奴役最突出地表现了王室同贵族的狼狈为奸。弗里德里希二世曾赞同废除农奴制，主张限制农民的劳役和贡赋负担或用其他方式来代替，但他不敢贸然侵犯容克的产业，听任他们在自己的领地内独断专行，并为国王征收土地税。叶卡特琳娜二世把俄罗斯的农奴制推广到乌克兰，把从王家领地和教会产业上逐走的大批农民分配给她的心腹宠臣；贵族的横行无道比在普鲁士更甚，他们可以任意征派农奴去军队服役。 丹麦、瑞典、波兰等邻国的情形只能使普鲁士和俄罗斯的君主对贵族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在哥本哈根，建立君主极权使施特伦泽丧命；在贵族同意下执政的伯恩斯托尔夫虽然取消了农奴制，但仅是为了按照英国的方式兼并土地。在瑞典，农民是自由的，古斯塔夫三世同贵族的冲突表现在政治方面：国王在1772年发动了一场政变，终于执掌了政权，但他还准备发动新的政变。尤其，波兰向王公们提供了一个富有教益的榜样：他们对波兰农民所受的压迫并不关心，但他们注视着波兰封建主的无政府状态，因为他们正是利用了这种无政府状态才瓦解了共和国。 某些君主不但不放松对革新派的限制，相反对德国教会，对资产者和贵族中传统观念的衰落感到惊慌。和由不伦瑞克的斐迪南所领导的共济会的忠君思想并不招惹嫌疑；但激进分子对它的软弱感到不满，特别在耶稣会仍有影响的巴伐利亚。威沙普特在因戈尔施塔特成立了光明异端会，并同汉诺威人克尼格一起制订了该会的等级和纪律。1782年，他们在哈瑙附近的威尔海姆斯巴得的共济会会员大会上试图争取各支部的同情，但没有成功；然而，他们在德国南部和维也纳的自由职业者、官吏和绅士中争取到二千多名信徒。光明异端会分子尖锐批评已成立的政权和社会，但还没有任何事实能证明他们打算采取革命行动。如同哲学家们一样，他们只是希望通过扩大信徒的办法来取得政府的同情。在巴伐利亚，他们被敌人指控为奥地利的奸细，而奥地利当时正想吞并巴伐利亚选侯国。光明异端会于1785年被禁止，耶稣会掀起了一场反对自由思想的运动；威沙普特亡命出走；其拥护者受到追捕，从1789年起更有问罪判刑的危险。 与此同时，玫瑰十字会在普鲁士挑动政府镇压启蒙运动。弗里德里希二世1786年去世后，玫瑰十字会更掌握了普鲁士王国，因为随之接位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是玫瑰十字会的成员之一。沃尔纳和比硕夫斯威德借机飞黄腾达，前者出任司法大臣兼情报部门的头目，后者任国王军事总监。被迫左右逢源的国王得不到信徒们的谅解；但是，他力图要新教牧师和教师皈依正统。在《宗教敕令》发布后，学生使用的课本受到严格的审查，牧师和教师必须精通教义，而且备受行政当局的种种限制和监督。反动势力在萨克森和汉诺威蔓延猖獗。 尽管强盛的邻国君主对贵族尚且曲意迁就，约瑟夫二世却坚持己见，一意孤行，拒不附和反动势力。他的可悲下场使邻国君主更加谨慎小心。约瑟夫二世决心向领主制开刀，下令废除农奴制，接受农民向法院告状，限制劳役和贡赋，允许并规定将劳役和贡赋改作赎金。1789年，他又把以上改革同土地税改革和建立土地册结合在一起：如果把土地收入按百分计算，其中农民占七十，十二又三分之一归国家，领主只剩下十七又三分之二。这些措施激起了贵族的普遍反对；首先在匈牙利，他们利用1787年开始的艰难的和付出很大代价的奥土战争，促使哈布斯堡王朝土崩瓦解。哈布斯堡王朝的失败以及弗里德里希二世和叶卡特琳娜二世的成功足以说明，东欧的开明君主只能在牺牲第三等级和同贵族妥协的条件下才能成功。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只要社会等级制不受到严重威胁，早已顺从国王和力不从心的贵族表现尚称安分；但即使在那里，也谈不到取消特权的问题。 二、英国 英国的进步同大陆各国的落后恰成鲜明对照。英国贵族对英国的经济进步起了一定作用，而资产阶级的地位在经济进步推动下上升了，这种上升在英国国教教徒和加尔文派之间的冲突和反对天主教的斗争的掩盖下，导致了最早的两次近代革命。实际上，两次革命最后都以妥协而告终，这个局面一直维持到十九世纪。一方面，贵族和大资产阶级为着自己的利益，同心协力统治社会和领导政府。另方面，国王不得不最终承认立宪制原则。个人自由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已经被确认，至少它们已为上层阶级所理解，并且后来也部分地得到了实现。国王同国会——即同组成贵族院的贵族——共掌政权；同时，国王又利用混乱和腐败的选举制度，部分地控制平民院的议席，既尊重富裕缙绅的地位，又巧妙地把某些“腐败选区”或“保留选区”让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