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为历史而战 [book_author]费弗尔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373318 [book_dec]本书是由吕西安·费弗尔从1906到1952年间写的部分文章和演讲稿汇编而成的文集，阐述了他关于历史学研究的整体观点和杰出洞见。在前33篇文章中，他对史学性质、历史认识论、方法论、跨学科研究等都提出了新的想法，颇具创新意义；后11篇文章则忆述了30年间，11位不同领域的杰出知识分子的生平，借此强调了对历史进行跨学科研究（地理学、社会学、语言学、哲学等）的重要性。 [book_img]Z_9220.jpg [book_chapter]序 [book_title]序言 如果说，我从自己的许多文章中挑出这么几篇汇集成册，只是要以此为自己树立一座纪念碑，那么这部文集就该是另一个名字了。过去我曾为历史学的殿堂做过一些类似于起装饰作用的大家具的东西，以后我还想再做一些——这些“家具”至少暂时布置了克利奥女神的宫殿中某些被腾空的房间，而我现在收集的这些文章，只是我在做这些“家具”时落在工作台下面的一些“刨花”。但我收集这些刨花，这些流水账一样单调乏味的作品，并不是要炫耀什么，而是要为同行们，尤其是为那些比较年轻的同行提供一些便利。因此我选的书名会让人想起我的生活中那些与战斗有关的活动。我那是为自己而战斗吗？当然不是。我从来不为我自己战斗，也从来不和某个个人战斗。我是为历史而战。我毕生都在为历史而战。 记得我在早年的时候，研究历史对我来说只是为了取乐或为了满足某种欲望，也就是说当时我做历史并不是很用心、很专业。我的父亲本来是学历史的，后来在亨利·韦伊和蒂罗的影响下改了行。韦伊是大名鼎鼎的古希腊语学者，曾先后在贝桑松文学院和高等师范学校供职，而语法哲学家蒂罗当时的名声也极其显赫。但我父亲从未失去对历史的兴趣。我的叔叔也教了一辈子历史，而且在我的孩提时代就教我喜欢上了历史。我于是有机会在父辈的书斋里浏览，放在按序排列的多卷本词典《达伦姆贝格与萨格利奥》（Daremberg et Saglio）的下方，出类拔萃的阿歇特出版社的杰作，维克多·杜卢伊的巨著《古希腊罗马人史》。这是两本绘图十分逼真的画册：由最优秀的版画家画的当时已知的全部古代艺术品、神殿、胸像、神祇和器皿；尤其是怀着经久不息的热情，如饥似渴地阅读著名的黑泽尔出版社的米什莱《法国史》——该书由特别喜欢想入非非的达尼埃尔·维尔日绘制了插图，该插图非常契合那些引人入胜的文字，以至于我现在还有些纠结：是不是真有必要再读一读该书的另一个被一些人称作“定本”的枯燥乏味的版本？为那些谆谆教诲所滋养，为博览群书所充实，我的心已经插上了梦想的翅膀——这一切，教我怎能不成为一个历史学家？ 这些就是我的老师，我的真正的老师——往后，在我16至25岁之间，还要加上埃利泽·勒克吕及其《世界地理学》的深邃的人文精神，加上布克哈特及其《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加上库拉若及其关于《勃艮第和法兰西文艺复兴运动》的卢浮宫学院课程。从1900年起，还要加上写《社会主义史》的极富有经济和社会直觉的饶勒斯，最后尤其还要加上写《罗马、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意大利艺术史》《旅人札记》《书信集》的司汤达。这么多学习心理与情感史的入门书，多年来一直摆在我的床头。我几乎是意外发现它们的，在那些逝去已久的年代里，这些惨遭科隆出版社糟蹋过的书，由卡尔曼出版社印在包烛纸上，用老式钉子装订起来…… 这就是我的“纸魂”。另外还有我的“乡魂”——大地是我的又一位历史老师。我生命的头二十年是在南锡度过的。我就在那里进行知识储备，游遍了阿伊的高高矮矮的树林，发现了一条又一条轮廓分明的海岸线和洛林高原，获得了一些刻骨铭心的记忆和印象。而当我每年重访我的真正故乡弗朗什—孔泰时，我心里那个美啊！首先是气候温和的瓦尔德索恩，是驰骋在这片曾为蒲鲁东再次带来幸运的草甸子之上的格赖小君主[1]；其次是古老的汝拉山脉，它的林边牧场和冷杉，它的绿水和峡谷，两边延伸着广袤的石灰质沙滩，就像居斯塔夫·库尔贝用壮烈笔法描绘过的一样。弗朗什—孔泰，我从小就乘坐布韦运输公司古老的拖着黄色车厢的公共马车游遍了它：车子上的旧皮革散发出浓烈的香气，怒气冲冲的马儿也散发出刺鼻的气味，驶入村庄时，欢快的铃铛声和马鞭声不绝于耳；孔泰像洛林一样，也有一些荒僻而神圣的胜地：如穆捷的上皮埃尔，萨兰的普佩山（Poupet）山顶就在此遥向勃朗峰致意；更远处是多尔，一处文学的胜地，以及许多别的不太出名的地方；这些是精神随风吹拂的宜人之地，是你在整个一生中，即使远在天涯，也会感到有必要去发现、去体味的境域。我们弗朗什—孔泰人不墨守成规。库尔贝在画《在奥南的葬礼》或《画室》时，就一点儿也不遵守常规。当耍阴谋的科学院狂叫着反对巴斯德的真理时，他也没有遵守常规。当箍桶匠之子蒲鲁东把他的《财产即盗窃》献给贝桑松富甲一方的资产者时也是如此。蒲鲁东也是我们弗朗什—孔泰人，而关于无政府主义者，如果米什莱不提出他的定义：“他们早就知道两件事：该出手时就出手，该住手时就住手。”那么蒲鲁东给出的定义无疑是最好的：“无政府主义者……却是懂得管理的。” 由于孔泰和洛林都是我的故乡，而两地的人都同样桀骜不驯，“爱挑剔，好争论而且尚武”，于是这种脾气在我身上就有了加倍的表现——所以我没能心平气和地接受1870年的被征服者的历史学，它的战战兢兢的谨慎，它对任何综述的放弃，它对“事实”的费力却又浑浑噩噩的崇拜，以及对外交史那种几乎专一的兴趣（“啊，我们学得再好，也达不到那种程度！”），这种外交史，从半神半人的阿尔贝·索雷尔到十分之一神的埃米尔·布尔热瓦，从1895年到1902年一直死死纠缠着那些向我们灌输思想和观点的人——对所有这些，我都能够本能地予以抵制，而且几乎得不到历史学家阵营的支持（但我在朱尔·布洛赫、亨利·瓦隆、夏尔·布隆代尔、朱尔·西翁、马塞尔·雷这些语言学家、东方学家、心理学家、医生、地理学家、日耳曼语族研究专家朋友那里获得了支持，而我的历史学家兄弟中最不因循守旧的那些人，除了包括奥古斯坦·勒诺德在内的很少几位之外，都只是聚集到夏尔·瑟诺博斯那面含糊不清的旗帜下，还觉得自己挺有骨气）。很快，我就加入了《历史综合评论》及其创办者亨利·贝尔的阵营，而这一行动在这种冒险历程中其实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如果没有这种标志了一个时代特点的冒险历程的话，无论是我的大胆，还是我的冲动，都不会促使那么多正直的人与我对立，而这些正直的人一直是非常喜欢我的，而且一有机会他们就会表明这一点——他们当中，有加布里埃尔·莫诺，有克里斯蒂安·费斯特，有卡米耶·朱利安，还有居斯塔夫·布洛赫，以及维达尔·白兰士（但是他当时已经为自己以及他的继承者们，完成了他自己的革命）。他们是那个时代法国教育界的上层人物，至少是一群心灵上的贵族，在这些伟人的身上，总洋溢着一种仁善，一种博爱。 于是，我只好只身一人在这角斗场上努力拼搏。如今五十年过去，我的一些论点已经为公众所接受了，而它们当初的提出似乎都是非常大胆的。我的另一些论点则仍然没有定论。先驱者的命运总是难以捉摸的：他的同代人可能当即就会支持他，于是研究者的菲薄之力就融入了集体的强力之中；他的同代人也可能抵制他，于是他过早地撒在地里的种子的培育工作就只能留给下一代了。这就是一些书和文章会获得令作者吃惊的延期成功的原因：它们在发表10年、15年之后才遇到真正的读者，而且有些支持的力量还来自外界。 这些来自外界的支持力量，是我从1910年起潜心研读了亨利·皮雷纳的一些书之后才发现的。我先是读了他在弗拉马里翁丛书中的一本小部头的《荷兰的古代民主》，然后又读了他的《比利时史》的前几卷，接着又等到了他的一些学术论文问世，这些论文都很出色，堪称他的绝唱，这些论文便是：1914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社会史的各阶段》，1922年出版的《穆罕默德与查理大帝》，1923年出版的《经济对比：墨洛温王朝时期与加洛林王朝时期》，最后是1927年出版的堪称瑰宝的小书《中世纪的城市：经济与社会史论》。这些书给了我一种巨大的安全感。看到一位跟我志趣相投的比利时强者迈着王者的稳健步伐穿越历史，我首先感到的是心安气顺，接着就是一种由衷的快乐。而青年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带给我的，又是另一种快乐。他比我小8岁，但已经以一种稍稍不同的方式自行确定了研究方向。他像兄弟一样支持我，不遗余力地在他的中世纪史研究领域延续并强化我的努力成果。我们俩在1929年创办了《年鉴》，该杂志从第一期起就得到勒伊略的忠诚支持，而他的支持比亨利·皮雷纳的祝福又要实在得多，因为他提供的是慷慨的合作。这个杂志迅速获得了成功，其高洁的活力从一开始就赢得了广泛的认可，也正是它，在我周围聚集起了一个热情友好的小圈子，这一功绩，实在非同小可。而且它还在继续构筑这个小圈子：你们看，费尔南·布罗代尔不是也来了吗？他关于地中海历史的杰出探索已引起许多热烈的共鸣，而他未来定会大胆地推进经济史的革新；乔治·弗里德曼也来啦，他关于个体和集体灵魂的分析鞭辟入里，研究对象从莱布尼茨和斯宾诺莎一直延及那些无名的机器奴仆；还有您，夏尔·莫拉泽，对未知领域充满好奇心的热切探索者，新方法的执着追寻人，也加入了我们；最后，还有你们大家，我的合作者们、我的读者们、我的学生们和我的国内外同行们，是你们对我的那种带有殷切期待的爱，维持着我的力量，支撑着我的热情。这些话我不能不说，在这个文集的开头我必须得承认，我欠着许许多多的人和场所，许许多多接受过我的教研机构的人情，从高等师范学校（1899—1902）和梯也尔基金会，到第戎大学和斯特拉斯堡大学。当然我也不会忘记，在新旧大陆的许多其他机构中，有为我提供一年教授职位的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最后，自1933年开始，还有高贵的法兰西公学院。我的声音正是通过这些崇高的讲坛才得到广泛传播的。 但愿这几页彼此差不多的文字还能为我所钟爱的事业服务，而且我还希望它们的感染力能够再大一些！这些年来困扰我们的焦虑可谓多矣，而此时我并不想学着米什莱的腔调这样说人民：“老老少少，我们都厌倦了。”年轻人厌倦了吗？我非常希望他们没有厌倦。老年人厌倦了？我不认为他们厌倦了。经历过那么多的悲剧和动荡，天际已露出耀眼的曙光。一个新的人类在鲜血和痛苦中呱呱坠地。而在这个时刻，通常都会降生一种新的历史学，一种与未曾预料的新时代相称的历史科学。我希望我的努力能够就这种新历史学的方向提前做出预测，并积极顺应之，以使我个人的涓涓细流得以汇入它的滚滚洪流。 1952年圣诞节于勒苏热 [book_title]告读者 为了延续和扩展本人在半个世纪里写的一些文章的影响，以宣传和捍卫那些本人认定永远有益的思想，本人将允许自己： ——对辑录在这里的文章做一些形式上的改动； ——因情况发生了太大的变化而对文章进行删减； ——修改一些标题以便突出文章的主旨； ——甚至（但很少）向读者推荐阅读后来发表的作品以便他们能对先前文章的观点有所调整。 其实本人已抵制过自行实施这种调整的诱惑。况且，让读这本书的年轻历史学家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思想的演进和历史观点的不断变化，也是有好处的。这不是要让他们通过这些调整来满足虚荣心，而是要让他们通过对事实的充分了解，认识到他们的努力不会是徒劳的。 [book_chapter]第一部分 开宗明义 [book_title]1.从1892年到1933年 一种历史学和一个历史学家的自省[2] 不回溯过去，就做不到反省。Domine non sum dignus.[3]——当一个人第一次来这个学院讲学，为这么多看不清面孔的听众所围绕、所打量的时候，这句话就会自然地流到嘴边：他感到了肩膀上自己弱点的沉重。而我也将羞于掩饰这一点。再说，听课的学生和同行们对当选教授的期待，并不是一通情感的抒发，而是一个有关某种奋斗、某种精力奉献的坚定承诺。那么我要为之奋斗和奉献精力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事业呢？我是历史学家，要把这个事业说清楚，还只能直接按年代顺序来叙说。 1892年：阿尔弗雷德·莫里辞世后，法兰西公学院撤去已开设了一个多世纪的通史和应用历史学方法教席，为的是另设一个历史学教席，其最早的名字是历史学与伦理学，其风格多次变换，在多努执教时为古典主义，在米什莱执教时为浪漫主义，保证了教学卓越而富有新意。 1933年，即四十年后：学院创设了一个现代的通史与应用历史学方法教席——这是我个人对这个教席的随意叫法，其正规名称则是人们此后在学院的通告上所看到的那个现代文明史教席。 1892年和1933年，这两个年份其实体现的是同一个问题，我不得不向你们提出这个问题。而且，要是为了提出这个问题，我不得不对我这一代人所接受的观念和所学到的方法进行不客气的质疑的话，希望你们不会认为我傲慢自负。其实我只是在明确地表达一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要为你们和我自己指明今后要一起走的道路。 一 学院在1892年撤销历史学与伦理学教席时，遵循的其实还是该教席的存在理由。它这样做不是要分享胜利，而是要抢先获胜。然而在1892年，当时人们所构想的那种历史学已经参赛而且获胜了。这种历史学已经进入拥有历史教师的公立高中，进入设置了历史学教席的大学，进入历史学专科学校。它还由此掌控了教学负责人、大学校长及公共教育部门的所有重要职位。它在世俗领域有权有势，在精神领域信心满满——但也有些昏昏欲睡了。 那么这种历史学的哲学原理是什么呢？那是由高中历史课所教的从奥古斯特·孔德、泰纳、克劳德·贝尔纳等人那里借来的一些套话草草构成的。尽管漏洞百出，但借助进化论这个又宽又软的枕头，这些漏洞倒也都能被遮掩住。这种历史学就在这些肤浅的思想潮流中恬适而自在地生活着，以至于我常常禁不住要说，历史学家没有太多的哲学需求。贝玑在他言辞最激烈的《半月刊》的某一期[4]中，曾发出过这样的嘲讽：“历史学家研究历史通常都不考虑历史的局限和条件。他们大概是对的，最好各司其职嘛。大体说来，一个历史学家在开始研究历史的时候，时段最好不要做得很长，要不然他会一事无成的！”一想起贝玑的这段话，我就忧心忡忡，因为我发现直到最近，许多历史学家在读到这种貌似宽厚的言辞时，都还在点头称是，根本没有觉出这种奥尔良式狡黠的讽刺意味…… 这还只是史学界之外的看法。而在史学界内部，情况则很简单，一目了然。 没有预先下好的定义：历史学就是历史学……但是，若有人偏要煞费苦心地给它下个定义，反倒显得奇怪，这个定义一定不是根据它的研究对象，而是根据它的材料——实际上只是根据它的丰富材料中的一部分——来下的。 “历史学就是文献学。”这个著名的公式，至今还没有穷尽它的真理性。这种真理性真是非同凡响。对于那些合乎情理地以博学意识为荣，并且正在跟浅薄无聊的历史作品作战的优秀史学工作者来说，它是命令，也是集结号。但是，要是有人格外小心一些，并且想一举颠覆紧密团结的人文研究总运动，那么这个公式就颇有些危险了。 这个公式是把历史与写作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就在这个时候，人们在没有文献的情况下书写着人类历史最漫长的一些篇章——史前史（这个名称本身就奇怪地意味深长）。于是，经济史诞生了。这种历史首先应该是一部人类劳动史，而这种人类劳动史（其基本情况是弗朗索瓦·西米昂一年前在这里确定下来的），又如何能够简单地用纸张或羊皮纸（在人们还没有掌握造纸技术的情况下）来写就？同时，人文地理学也诞生了。这个学科引起了一些年轻人的注意，而这些年轻人也就迅速地加入了一些实际而具体的人文地理学研究，这些研究似乎让他们从单调沉闷的教室走进了天空和海洋，走进了村庄和森林，走进了整个生机勃勃的大自然。“历史学即文献学”？如果还坚持这个公式，那么对历史现场的深入观察，对远近地理关系的敏锐理解，对新石器时代以来人类的艰辛劳作在人文化了的土地上留下的种种印记的考察，似乎都失去了意义。而正是新石器时代的人们，在那片仍旧为森林覆盖或就要变成耕地的土地上，开始为后续时代奠定一些最早的历史类型，也就是人们如今已知的种种人类原始制度。 的确，古代社会的探索者们是幸运的，他们没有受制于“历史学即文献学”这一狭隘残缺的公式。因为考古发掘、人类活动遗址文物的发现，源源不断地为他们的研究提供着革新的动力。他们的研究与那些实际存在的东西息息相关：一把金属斧头、一只经过烧制的或未经烧制的陶罐、一杆秤及秤砣、一切人们可以用手触摸和拿取的东西，可以让人切实感受到它们的强度，而通过形态分析，人们又可以得到许多有关人类和社会生活本身的具体资料。此外，他们的研究还不得不与土地紧密相连，并为那种因地理学意识的获得而带来的地形学意识的觉醒所引导，从而不必服从“历史学即文献学”这种刻板的规定。 与之相反，在现代研究方面，年轻人在智力上为一种完全基于文献、文献研究、文献解释的文化所塑造，而且该习惯从只以诠释古文的能力为准来对他们进行水平评定的高级中学，到建议他们从事同样的文献研究工作的高等师范学校、索邦大学和各种学院，一直没有中断过。文献研究是常年伏案的文字工作，是关门闭户、拉上窗帘进行的工作。因此，从事文献研究的人就是一些似乎只把故纸堆当作沃土来耕耘的农夫。因此，他们是一些这样的领地占有者，其中谁也不急于知道他们会让自己领地生产出什么来，或者急于知道他们的产业在不同时期会以什么形式向他们体现——是以劳役或者以实物的形式体现呢，还是以人的忠诚或者以钱的数额来体现，都无所谓。历史学是位贵夫人，在她面前，卑微的经济现实只是个迪芒许先生。其研究者既没有钱也没有声望，从事的是某种抽象的农业、工业和商业活动。而这也就让历史学显得能够更好地分享文献和文学研究的尊严、体面、完美和贵族气派的无私了。她享受着这些研究自文艺复兴以来就在法国享有的崇高敬意。如果在1933年（其实今天还是这样），大学培养历史教师时，只要求他们做四个有关历史的法文作业和做四次有关历史的尽可能“出色的”讲座；如果在要求他们复原那些过去社会的生活——所有那些过去社会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它们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的时候，却不问他们能否看得懂一项统计资料，能否在必要时对其进行矫正或至少进行评判；不问他们是否了解法律及其演变这些基本知识；问不问他们是否听过一些相互对立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家的课程，这一点我不清楚，但肯定不问他们能否对日常使用中的货币是什么，汇兑是什么意思，证券交易所内部和储蓄银行柜台后面真正发生的事情等问题做出准确的回答；而最有违常理的还是，大学甚至不问他们能否对一篇文献做出考订，仅满足于他们能说出某些词语、日期、地名和人名——了解了这些情况之后，再回头想想“历史学即文献学”这个公式，我们大概就能明白那究竟是怎么回事了。 而且，我们真的通过文献发现事实了吗？是的，人人都这样说：历史学就是先确定事实，然后再实际利用这些事实。这话不错，也很清楚，但过于粗略，尤其是当历史学仅仅只是或几乎只是用事件编织起来的时候。某位国王是在某地某时出生的吗？他在某地决战并打败了他的邻国了吗？翻查所有提到这个诞辰和这场战役的文献，只挑出其中值得相信的内容，然后再利用其中最好的部分写出精确的记述：这一切，真的就会按部就班地顺利完成吗？ 而且一些问题已经可以提出来了：为何图尔城的铸币里弗尔在几个世纪里会逐渐贬值？为何工资会在连续若干年里出现下降，或者说生活费出现了上涨？这些大概也是一些历史事实吧，而且在我们看来，这些事实比一个君王的驾崩或一个短暂条约的缔结更重要。而这些事实，难道是可以一下子就弄明白的吗？绝对不是。那是一代代苦心孤诣的研究者，通过无数次的潜心观察，借助从各式各样的档案文件中辛辛苦苦搜寻到的数据资料，缓慢而艰难地研究出来的：实际上档案文件本身从来就没有直接提供过这些事实。——但愿大家能同意“事实的收集并非事实本身”这一看法，因为我们都知道，事实这个号称历史学“原子”的东西，本身只能来自何处。亨利四世被拉瓦亚克刺杀，这是一个事实吧？可是仔细分析一下，找出其中的所有因素，再看看哪些是物质因素，哪些是精神因素，于是我们就会发现，这件事非常复杂，是一些普遍的规律、一些特定的时空环境，以及在这个悲剧里起过作用的每一个已知的和未知的人的具体情况共同作用的结果。你们看，就这么一会儿工夫，一个事实就成了一团乱麻……那么事实还是自然呈现出来的吗？当然不是，那是历史学家无数次创造活动的结果，是借助种种假说和推测，通过一种呕心沥血和引人入胜的工作，发明和制作出来的东西。 由此可知，各个起源时期之所以能让历史学家们那么强烈地感兴趣，就是因为那里有很多奥秘要破解，有很多情况要还原。要是我们能够让一股股甘泉从无垠的荒漠上涌流出来，并通过坚定执着的调查研究让一片片新知的绿洲从无到有地生成，那该是多大的乐事！ 但这样一来，一个最近常为人们说道的信条可能就要被动摇了：“历史学家不可选择事实。事实也能选择？哪儿来的这种权利？依据哪条原则？选择事实，势必否定史学工作的科学性……”然而，任何历史学都是事实选择。 历史学是事实选择，首先是因为有偶然性存在。偶然性会让过去的遗迹在不同的地方存在或是毁灭。其次，人也会为历史学带来事实选择，因为文献资料一多，人就要删减和简化它们，突出一部分，放弃一部分。再者，历史学家还会创造出一些资料，或者说他们会再创造一些资料：历史学家不会漫无目的地在过去中闲逛，不会像拾荒者一样期待偶然发现；他在出发之前头脑里就已经有了明确的目的，即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一个有待用工作来验证的假说。说“这不是科学的态度”，只能反映出一种对科学及其条件和方法的无知。显微解剖学家凑着显微镜观察，就能立即掌握未经加工的事实吗？他的工作其实主要就是依靠一些通常是极其复杂的技术来“创造”他的观察对象。而在获得了这些对象之后，他就会去“解读”他做的一些标本切片。这种工作特别艰难，因为描述看到的东西并不很难，最难的是找到那些需要描述的东西。 确定事实，然后加以利用……这没错。但是要当心，不要因此就设立一种有害的工作分工，一种危险的等级制度。不要鼓励那些表面上稳重多疑，实际上消极盲从，漫无目的地收集完事实后就抄起手来，等着别人来把这些事实连接起来的人。历史学场地上的石块何其之多，那都是一些义务石匠开凿后扔在那里的，毫无用处。如果这些石块所需要的建筑师真的来了，我想他也会避开这些砾石散布的场地，找一块空旷的地方去盖房子。好像在史学界，可以让一些人干粗活，让一些人搞发明；让一些人在这边搬砖瓦，让一些人在那边盖房子：可这是不行的。任何地方都必须有发明创造，这样人的劳作的价值才能得以充分体现。厘清一个事实就是建设。如果你愿意，你也可以说这是在为一个问题提供答案。而如果没有问题，那就只有一片虚无。 历史学家们常常与真相失之交臂，他们怀着对假说的极端恐惧培养弟子。假说被认为是有悖于他们所说的科学的最严重的罪恶（持这种观点的人还总把方法论和科学真理的大话挂在嘴边）。在他们的历史学大厦的三角楣上，闪闪发光地镌刻着一句字字千钧的话：Hypotheses non Fingo[5]。而若要对事实进行分类，则只有一个准则：严格按照年代顺序……米什莱是这么说过，说得很机灵。可是众所周知，米什莱与历史学毫无交集。所以他说的什么“严格按照年代顺序”，其实就是在捉弄人。 人们过去一直在给我们讲述的历史（这里我使用的动词都是未完成过去时，你们也就能看出我不是那么天真了），人们过去一直在向我们展示的历史研究，实际上都只是一种借助过去对现在进行的神化。但这种历史学既不愿看到这一点，也不愿说出这一点。 看看法国历史吧。这部历史，从由恺撒在《高卢战记》的开头定义的罗马高卢，直到由1933年的国境线圈起来的法国，顺着时间流逝，不曾消亡，也不曾迷失方向。她没有因一些暗礁而搁浅，也没有因一些急流而沉没；到达旅行终点后，她下结论道：“你们瞧，我从高卢开始，一路顺风地走到今天的法兰西：一个民族的历史就是这样延绵不绝！”确实如此；但是从1933年起，历史学家开始追根溯源——辨认出所有的支流，排除那些走偏的支流（也就是那些不能直接流向恺撒的支流）。这一令历史学家着迷的庄严的寻根进程，却好像也把一种莫名其妙、矫揉造作的僵化带入了历史，让一部由种种灾变、悲剧、短暂的领土肢解和吞并构成的生动活泼的历史，变得死气沉沉。 只要用新的眼光看看历史地图集，我们就会发现，那个被我们称为法兰西的国家，曾经有过许多不同形状的版图，而且这些版图之间的差异大得惊人。但无论怎样，这些版图千百年来都一直被叫作法兰西。如果我们能摆脱那副萦绕在我们脑际的当今法国的模样，我们的眼前就会浮现出这一连串在我们看来有悖常理的版图：但是如果其中之一的确存在过，那么毫无疑问，历史学就能通过溯源找到法国的诸多原型，如法兰西与西班牙的混合体，法兰西与莱茵兰的混合体，或者法兰西与英格兰的混合体，法兰西与意大利的混合体，法兰西与荷兰的混合体……我不一一列举了。而如果避而不谈这许许多多的偶然现象、开国故事和权力更迭，那又如何解释一段历史在活力和趣味方面的损失？而且在这个讲台上，如果我能使用不同于科学术语的用语，那么又有谁能说明这种历史学可能带来的危害呢？ 让我来设想一下莱茵河历史的撰写。[6]你们幻想着可以按事件的发生顺序忠实地编写它，但实际上却只能从溯源开始。莱茵河，在我们看来那是一条承载着民族仇恨的河流，是一条边界，是黩武政策的血腥赌注。你们就从这里出发，一步一步地走到了那篇有名的文献《高卢战记》，这篇文献预言：“莱茵河，是高卢民族和日耳曼民族的分界线……”然后你们再顺着年代往下走。当然得老老实实地走。自由自在地走，好吧。可是在整个旅途之中，你们都忐忑不安地紧紧抓住防滑链的两端不放。你们已经把灼热烫手的现在这一端不由自主地投射到了已经冷却了的过去千百年里。如今你们又在那里发现了它，而它还是你们当初把它投射进去时的那个样子。这是一种逆退式推理，而你们却浑然不觉。不久前一个叫威廉二世的人主张过这种方法，还有这么一些人跟着他鼓噪——这些人以世界最终目的自居，认为整个过去只有作为他们的现时状态和计划成为的状态的准备和证明，才有价值。就算是这样，可是科学呢？科学在这种历史学里位置何在？ 人们就这样走着，而历史学也在高奏凯歌行进。外界对它的威望钦慕有加，它却渐渐失去了它的本原。已经有人在说了：历史学不是一门有完备的内容界定的学科。它一直就是一种“方法”，而且还是一种正在变成人文科学领域中几乎可以通用的方法。一篇有名的文章还说，这是一种“用以构造历史的方法”，实际上它好像和所有科学的方法都不一样：也许是一种间接认知方法？历史学的影子还在，但这个“影子”已经离弃了它的真实躯体。而持这一看法的，主要是被亨利·贝尔集结在《历史综合评论》周围的那些人。亨利·贝尔1911年在他的《历史的综合》的前言里大胆而深刻地指出（第Ⅵ页）：“有人断言，历史学因为有着过多的科学性，所以失去了与生活的关联。而我的看法正相反，我确信历史学失去与生活的关联，恰恰是因为它的科学性还不够。”——那些人大概正在为未来做准备，只是他们并没有掌握现在。 二 而这曾是一种醒悟，一种突然的和令人不快的醒悟。其发生之际，正是危机时期，周围疑虑重重。 有些疑虑源自战争。那是那些在战后重新过上平稳生活，但也陷入了一种困惑的人的疑虑。这个困惑就是：他们每个人现在所从事的职业，都不是他们自己想做的事——要是没有这次席卷全球的大战，他们肯定是另有所为的。而他们现在承担的，只是那些已逝去的人的任务，是经过战火的惨烈洗劫后只剩下一些伤残者的那两代人的工作，就像人们常常在前线稀里糊涂地穿过的那些噩梦般的森林……[7]“研究历史，教授历史，其实就是在搅动战争的余烬。这一堆余烬已经冷却，那一堆余烬余温尚存——而任何余烬，都不过是活生生的东西焚烧后留下的毫无生气的残渣……干吗还要去搅和它呢？不是还有其他一些更紧迫的事情（话说得大些：更有用的事情），需要我们去做，需要我们去贡献余力吗？” 还有那些嘲笑“历史学的大失败”的人的疑虑，这些疑虑的分量稍轻。因为，指责历史学没有预见，没有预言；讥讽一些“规律”的崩塌，还嘲笑人们打造这些“规律”只是为了通过揭露其无用来取乐；打着不容置疑的道德的旗号来批驳某种“经济唯灵论”，这种理论前不久还被一个叫弗雷德里克·劳[8]的人斥为披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外衣；用萧伯纳的玩笑话——“有理性的人适应环境，无理性的人试图让环境适应自己，因此所有进步都是傻瓜造就的”——来回应那些有关环境及其限制的言论……所有这些胡言乱语都是不出所料的，也丝毫引不起历史学家的兴趣。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存在着这样一些不同的范畴，如认识和行动，如知识与灵感，如已经开始存在的事物和正在发生的创造。完美地建立起来的历史规律难道永远不会变成一种束缚吗？而且谁能肯定，在一定环境中，一种自主创造的意识对于反抗传统压力和制度惰性的行动不是必不可少的？——甚至谁能肯定，就未来而言，革新者的自主努力有可能正是他们与之斗争的社会体制造成的某种后果？ 在精神领域，历史学周围的一切都陷入了危机，而且更加严重。在这里，战争已不再值得关注。而在种种新思潮的反复冲击下，在那些动摇和摧毁着物理学古老基础的深层震动的作用下，一切都大面积崩溃了——包括这个我们为之骄傲、能为我们的活动提供安全舒适的场所的现代世界，这个为一种被看作“世界几何学”的物理学的一丝不苟的数学精神所统治的世界（这里，物质的一切质量都被掏空，剩下的只是一种纯粹的广延性）；同时坍塌的，还有那种一门心思只关注客观实在——一种不受思考主体（Moi，我）影响，只承认量的价值而无视质的价值的客观实在——的自然现象学，更出奇的还有那种研究人文事实的科学，它形成于某些研究方法在人文领域的应用，而这些研究方法已经在某种注定要受制于决定论的物质的领域里，经过了长期的检验。 如此说来，旧观念、旧学说都彻底失败了，都被新观念、新学说扔进垃圾堆了？没有的事！没留下能证明其力量的“阶地”，就不会有地质学说的“海”。那么，这是一场理想的危机，是向一种原始的或发达的神秘主义的必然回归吗？恰恰相反。这当然是一种充实，是一种扩展。它在我们关注的关键问题上，在直到当时还在为一条鸿沟所分隔的自然的客观领域与精神的主观领域之间，隐约地显示了相互沟通，建立联系的可能性…… 尽管没有多少科学的气息，历史学多少还是受到了科学的影响。至于历史学能以何种方式，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在哪些关键点上，为那些观念的巨变所影响，现在还不是研究这些问题的时候。不过，即使还不能就这些问题写一本书，开设一门有关的课程还是应该的。其实只要简单地提出这些问题也就够了：在如此动荡的环境中，历史学怎能一仍其旧，还牢牢地抱着它的那些老习惯不放？我们怎么还感受不到把我们的观点与方法和其他观点与方法协调起来的必要性？——说得更直白些：旧的历史学既然已经破绽百出了，我们为什么不另起炉灶，重建一门历史学呢？ 重建历史学——可是在什么基础上重建呢？我们不要舍近求远，就在应该被称为“人性”的那个东西的坚实基础上重建吧。 历史学是一门人文科学，是研究人类过去的科学，而不是研究事物或概念的科学。思想是外在于人并为人所信奉的东西吗？思想，作为由各种外来影响、回忆、阅读和交谈构建起来的人的心智知识里的一些简单要素，是我们每个人都随身携带的东西吗？惯例制度是与制造它们、尊重它们同时又不停地更改它们的人相分离的吗？ 根本不是。只有人才拥有历史，而且人的历史是最广义的历史。当阿尔塞纳·达姆斯特泰尔撰写《词的生命》，并把语言当作他的书的主角时，我们知道，就在这里，就在法兰西公学院里，米歇尔·布雷亚尔对他的批驳是怎样地义正词严、雄辩滔滔。 历史学是研究人的，因而也是研究事实的——这没错。但这些事实是人的事实；历史学家的工作，就是重新发现曾经经历这些事实的人，以及那些后来在自己头脑中产生各种观念来解释这些事实的人。 要研究文献，没错，但要知道这些文献是人的文献。甚至构成文献的词本身都充满了人文的内容。每个词都有它的历史，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发音，即使在它指称物体的时候，也只有在很少的情况下才意指同一种实际的东西，意指相等或相当的品质。 文献也许很重要，但也要看到所有的文献都很重要。不光是那些人们为之建立了一种特许权的档案资料重要——那种特许权，像某个人[9]所说的，就是可以从中引述一个人名、一个地点、一个日期的特许权——此人还断言，一个日期、一个地点、一个人名，对于一个不关心现实的历史学家来说，那就是全部有用的知识。但是，一首诗、一幅画、一场戏，在我们看来也都是文献，都是鲜活的人类历史的见证，饱含了潜在的思想和行动…… 文献显然是重要的，但重要的也不只是文献。档案材料，不论是哪一类的，也同样重要。人们用的那些年代久远的档案材料，尤其是那些由各种新学科——如统计学，如正在取代系谱学的人口学（反映了人民主权取代王公贵族主权的进程），如梅耶的语言学（主张任何语言现象都显示着一种文明现象），如从研究个体转向研究群体和大众的心理学，数不胜数——发掘出来的档案材料。几千年前，有树木的花粉从远方森林飘来，落入北方的沼泽地中。今天一个叫格拉德曼的人用显微镜研究这些花粉，竟发现了极有意思的古代移民研究的基础信息。研究人类居住状况的学科就必须承认做不到这么好——哪怕增加了对文献资料的地名或考古遗迹名称的研究也做不到这样好。这种几千年前的花粉就是一种历史档案。历史学要用它来酿蜜。历史学的大厦，就应该不加排斥地依托人的灵巧机敏所能发明和组合起来的一切来建立，以弥补文献不会说话的缺点和遗忘带来的损坏…… 在关系或亲或疏的各学科之间，学者们经常通过协商达成新的合作关系；让性质各异的多股科学之光组成光束聚焦在同一课题上。这是极重要的工作，而且它在一种不受边界和分隔束缚的历史学所必须承担的工作中，也许还是一项最紧迫、最能出成果的工作。 我们需要从其他学科借用一些基本概念吗？有时真是如此。首先是需要借用方法和精神。独立自主的研究者难道应向他人求助？其实这在今天已经是通行的规则。也许明天各类教育工作者还会组成团队一起合作。我想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先由物理学家提出问题，然后由数学家提供运用科学语言的技巧，最后是天文学家在广袤的天空中挑选一些天体做观察和检验。这可能就是未来科学研究的模式。工作的私密性将在很大程度上被消解。科学研究将不再只是一个人的事情，也不再只是一个人的才干的体现。但它在个性方面失去的东西，是会在效率方面找回来的。不管人们愿不愿意，手工业时代在慢慢淡出我们的视野。我们这些做科学研究的小手艺人，跟其他小手艺人没什么两样，甚至把小手艺人的毛病和怪癖都当作好东西敝帚自珍。小手艺人什么都自己动手做——创建他的工艺设备、他的试验场所、他的研究方案。他是面向过去的，一心要与许多逝去的美重聚。然而，另一种美正在人世间呈现。 人与人的合作，带来的是方法的趋同和发展的平衡。比较语文学是语文学的一个分支，本身源于18世纪梵文的发现，而语言学这门新学科就是从比较语文学中脱胎出来的。然而，在转向对语言现象的静态研究，完成对语言史的提炼之前，它几乎只专心于比较语文学。这种演变过程，似乎是对历史学演变过程的一种来自远处的粗略预示：历史学在从对各种历史集合体（或者说，各个民族和各个国家）的全球性研究，以一种无法预先确定的形式（因为这种形式很大程度上是随其他邻近学科的未来发展而变化的），转向对历史事实的静态研究的过程中，终有一天也会完成这种演变。眼下，我们不妨谨慎些，除了提出一些人文问题之外，不要给历史学安排其他的任务。这样做，既是出于人文主义的考虑，也是出于对某一天历史学可能会变成“历史事实学”的担忧。 历史学是有法则的科学吗？也许是。一切事物都有赖于人们称为“法则”的东西。法则这个词矫饰浮夸，带多重含义，这些含义有时还互相矛盾。法则强迫人们行动——对此我们已经说过：没门。那就像把黄花鱼裹上面包粉油炸一样，是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蔑视。我们还要提高嗓门再说一遍：历史学家们，正因为他们是历史学家，绝不受“法则”的胁迫。不受“法则”的胁迫，那么受不受“过去”的胁迫呢？无须胡思乱想，要知道人是记不得过去的，人总是在重建过去。孤立的人是抽象的，群体的人才是真实的。而群体的人绝不会像北方冰层里的猛犸被冷藏了数千年一样，把过去保留在自己的记忆中。他只从现在出发——而且总是通过现在来认识过去，解释过去。 需要举一个例子吗？这里就有一个可能是最典型的例子，也是马克·布洛赫最近很恰当地援引过的中世纪习俗的例子。在好几个世纪里，一项法规之所以被认为有效，一笔佃租之所以被判定为合法，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这项法规或这笔佃租古已有之。有头脑的法官断案前，总会先翻翻以往的案例：“在我之前人们是怎样做的？通行的习俗如何？”难道法律就必定因此而一成不变吗？其实，它一直在变，而且变得很快。一切都像从教会和平时期到宗教改革时期的基督教那样在发生嬗变…… 似乎一点办法也没有，这是人在面对一大堆旧时的事实、观念和习俗时，本能地做出的防御反应。将现在渗入传统本身，是抵御传统的最好办法。而客观历史学的反应肯定不是这样。它根本不听这些解释，只想直截了当、奋力一搏，按其原初形态复原那些观念和制度的演进历程。但它也看到了这种任务的艰巨性。它知道，它将永远启动不了那个无法找到的装置，该装置在沉睡了千百年之后，还能让它听到原汁原味的过去之音——那是被永久保存下来旨在启迪今人的先人智慧。于是它就来解释，就来组织，就来重建，试图给出完满的答案。它要为自己制作它所需要的过去。这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没有冒犯人们为历史科学所设想的尊严。历史科学并非产生自象牙塔；它就是在实际生活中产生的，而且是靠那些生活在尘世中的活人产生的。它与人的各种活动都有千丝万缕的关联。它甚至常常受时尚的影响。历史学这门被普恩加莱称作“占卜过去”的科学，一直跟其他人文学科泡在一块儿，岂能不受它们的种种不安情绪的影响？ 而在我们看来，历史学只对过去的某些部分做过“占卜”，目的是让它们重现。因为它感到，只有这些部分，在它为这个理想服务的时候，对它所服务的理想有利用价值……我还是回到我刚才谈的那个问题上来吧。 我刚才谈的是法则问题。法则，如果你们指的是那些把一直都是相互分离的事实通过归类形成系列的史学方法的话，那么这有什么不对呢？历史学将由此再次体验到科学的鲜活的统一性，并将更好地感觉到它与其他学科的姊妹关系——而如此一来，最重要的事情，在所有那些其他学科那里，就是要在逻辑性和现实性之间达成协调，而在历史学这里，则是要在制度性和偶然性之间达成协调。 这是个困难的任务。在当今的所有学科中，对立、冲突、自相矛盾无处不在。让我们在这里，在这座楼里，嘲笑那些笑话我们、认为我们无能的人吧。他们只是忘记了这一道理：任何科学研究，最初都得打破常规。科学的进步是争论的结果，就像宗教要靠异端来滋养自己、充实自己一样。Oportet haereses esse.[10] 要把这些观点真正说清楚，那得花多少时间和精力啊！——我在本演讲一开始就深知这一点。请原谅我没有展开说说我所熟知的那些困难。对我来说，重要的并不在于建立一个体系，而在于向你们介绍一个人，让你们了解他的意图、他的决心和他的弱点，以及他毋庸置疑的诚意。 法兰西公学院在建校400周年之际出版了一个在职50周年纪念册，装帧精美。其中有一份由保罗·阿扎尔还原的档案资料，读来令人动容。这是米什莱亲笔写的一页笔记——是他在这里上他最后一个系列课中的一堂课之前，以清秀的笔迹写下的笔记。这张纸上，已经振荡着这位浪漫主义历史学大诗人的韵律。从中我们读到了这样一些文字： “我没有党派……为何？因为我在历史中看到了历史，仅此而已…… “我没有学派……为何？因为我不夸大方法的重要性，因为我不想奴役任何人。相反，我想解放人们，赋予他们判断和发现的活力。” 在我今天开始的这门课程结束时，或近或远的某一天，希望我能获得这样的尊敬：“他在历史中只看到了历史，仅此而已……他在教学中没有奴役他人，因为他没有体系——没有克劳德·贝尔纳也曾说过的那些试图奴役他人的精神的体系：但是他关心观念和理论；他关心观念，是因为科学只有靠思想的原创力才能进步；他关心理论，是因为我们大概都清楚地知道，理论永远掌握不了自然现象的无限复杂性：所有的理论都只是一些连续的阶梯，科学怀着扩大人类思想范围的无穷欲望，会一级一级地去攀登它们，但他也很明白，要登上可以看到晨曦初现的顶峰，绝无可能。” [book_title]2.体验历史学 在讲座开班典礼上的发言[11] 我喜欢历史学。如果不喜欢的话，我就不会当历史学家了。历史学家的生涯分两种：一种就是从事一门职业而已，敷衍应付，谈不上爱好；另一种则要满足人的内心深处的需求：如果人们选择的职业是一种用脑子的职业，这是不讨人喜欢的。我喜欢历史学，所以今天我很乐意把我喜欢的东西跟你们说说。[12] 我乐意这么做，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不太喜欢把事情搞混，不喜欢用私下的谈话来代替会议发言。但是，这些内容我毕竟还是可以跟你们谈谈的。1899年，我服完兵役一年后（我们那一代人一般都要在七年学业的第一年入伍），我和你们一样，进了这所学院，学的是文学专业。这是违背自己意愿的：我从小就有坚定的志向，要当个历史学家。可是这个志向无法让我抗拒两年的修辞学学习，它比路易大帝重要，无法让我抗拒对埃米尔·布尔热瓦的《外交政策史教程》进行两年的钻研（后来我认出他就在学校里当讲师）。阿纳托尔·法朗士似乎在什么地方说过，小时候他梦想写一部法国史，“把全部细枝末节都写进去”。在中学里，我们的老师似乎都向我们宣扬过小阿纳托尔的幼稚的理想。有人也许说过，在他们看来，对于德·夏尔纳塞先生在北方几个宫廷里的使命，即便不能了解全部细节，至少也要了解得尽可能详细。谁比旁人知道这些细节多一点，他当然就比旁人强了：哇，他擅长研究历史！ 我有点担心，我们这个时代从开始到现在，情况没有发生太大变化。我们法兰西公学院的一位刚刚过世的同行，大数学家勒贝格，直到生命最后时刻，还保留着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幽默，他曾经带着这种幽默跟我们谈心，说存在着两种数学：一种很可怕，是总督学的数学，他都承认不太懂；另一种可以弄懂，就是他每天钻研的数学，没有任何困难能让他灰心丧气。同样，也可能存在两种历史学，大家都不想去尝尝前一种的滋味吧？那是莽撞之举。无论如何这不是我要跟你们说的历史学。我要说的是另一种历史学，即总体史，是我试图发展的历史学，是我喜欢的历史学。 一 你们会问我，我是要谈总体史吗？不是的，因为你们的通知是举行关于“经济与社会”史的讲座。不过也正好，我一定要告诉你们的第一件事就是，严格地说，经济与社会史并不存在。这不仅是因为，经济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并不是特有的，从这个意义上，就没必要说经济与社会的，更不必说政治与社会的、文化与社会的、宗教与社会的，甚至更不必说哲学与社会的。我们一直很自然地、不假思索地把经济和社会这两个修饰语联系在一起，而使我们产生这种习惯的，并不是经过考虑的理由，是一些很容易确定的历史的理由，而且归根结底，我们一直采用的这种说法，不过是一种思想的残余，或者说是一种遗产：争论了长达一个世纪的遗产，被称作历史唯物主义的遗产。所以，当我采用这个流行的说法时，当我谈到经济与社会史时，决不要以为我一点不对它的真实含义起疑心。当马克·布洛赫和我把这两个传统的词印在我们的《年鉴》的封面上时，我们都很清楚，尤其是“社会的”这个形容词，在时间的长河中，已被人们说得太多，最终几乎都不想再提了。但正因为如此，我们还是用了这个词。它那么招人喜欢，到头来竟因为一些纯粹偶然的原因，让另一个词失宠了，弄得这个词如今形单影只地出现在《年鉴》的封面上，“经济与社会”史年鉴就这么简单地变成了“社会”史年鉴。我们欣然接受了“经济”这个词的失宠。因为我们一致认为，像“社会”这样一个空泛的词，就像是由历史学的保护神的一道通谕创造出来的，它被当作一种杂志的标志，因为这种杂志自称四周没有高墙，而是面向毗邻的所有园地，广泛地、自由地甚至不慎重地宣传一种精神，一种它的精神：我说的是一种任何意义上的自由批判的和首创的精神。 因此我说：没有经济与社会史。只有统一的总体史。根据定义，历史就是整个社会的历史。我所认为的历史学，就是科学地对从前的人类在极为不同但可以互相比较的（这是社会学的公设条件）社会范围内的各种活动和创造进行的研究，这些活动和创造被按照年代记载下来，它们遍及全球，贯穿更迭的时代。这定义有点长，但是我不相信短得离谱的定义。我认为，按照原话，这个定义排除了许多伪问题。 从一开始，我就是这样把历史学叫作一项科学地进行的研究，而不是一门科学。因为同样的原因，我在拟订《法国百科全书》的编纂计划时，不愿按照惯常的要求，为它提供科学的一般分类作为编纂基础；尤其由于这个原因：说到科学，人们首先提到的是大量成果，可以说是一个装满了钱财的宝库，其中有些是珍贵的，有些并不是；而不强调所谓学者的原动力，我指的是不安于现状，是质疑传统真理，不是无休止的，过分注意细节的质疑，而是经过论证的、有系统的质疑，必要时，需要对所获得的成果重新思考、重新审查、重新修改，使它们重新适应观念，并由此重新适应新的存在条件，这些新条件是时代和人，生活在时代中的人，一直不断地为自己创造的。 此外，我来说说人。人是历史学的唯一对象，这里指的是一种属于人文学科的历史学，这类学科，除了人类学、心理学、语言学等之外，还包括了所有范畴、所有阶段的学科；这种历史学感兴趣的不是某种抽象的、永恒的、本质不变而且永远保持下去的人，而是一直生活在他们作为其成员的社会中的人；是处在完全确定的发展时期的那些社会的成员；是具有各种职责、拥有各种职业、有着各种操心事和才能的人。这些职责、职业、操心事和才能混合在一起，相互冲突，相互制约，最终达成一种妥协，就叫作生活。 这样定义的人，人们为了能够很方便地捉住他，不是抓住他的头，而是抓住某部分肢体，比如腿或者臂膀即可：人们一拽就拽出的人，总是完整的。这个人不能被切成碎块，那样就是把人杀了。而历史学家不需要破碎的尸体；历史学家研究逝去的生活。当代大历史学家皮雷纳曾经给出过人的定义：“人热爱生活，并且知道关注生活。”用一句话说，这个人就是他的一切活动发生的共同场所，而人们可以更具体地对其中某一种活动感兴趣，例如对他的经济活动感兴趣。这有一个条件，就是决不要忘记，这些活动总是牵涉到整体，而且是在他创建的社会的范围内。而“社会的”这个修饰语的意思恰好就在这里，我们照例把“经济的”这个修饰语和它绑在一起；它提醒我们，我们研究的对象，不是实物的碎片，不是人的活动的一个孤立的方面，而是人本身，要把他放在所处的群体中来理解。 请原谅，这些看法有点抽象。然而我说这些看法的时候，既没有忘记我的真实意图，也没有忘记我此刻到这里来的深层的原因。昨天，我为了你们特意重读了一些奇特的杰出的文章。在1914年，奥瑟曾发表了米什莱的一些授课笔记，跟以往的文章一样，他的这些笔记充满着闪光，是预感和天才的闪光。其中有一课就是在这里上的，时间是1834年7月10日，是对三年级的学生讲课，他们就要离开学校到外省去。等待这些年轻人去的那座城市，没有整理有序的档案资料，没有编好书目的图书馆，旅行又不方便，还没有地方消遣娱乐，等待他们的就是一所皇家学院的艰苦的教师生涯——为此米什莱要鼓励他们。 他指出，一个历史学家，只要愿意，在任何地方工作都能出成果。如今，问题变得不一样了。不过米什莱凭着他的威望，他的热情话语，以及他的天资的影响试图做的事情，也都是我要试图跟你们一起做的。如果我能挽回并且加强某个历史学家的动摇的志向；如果我能消除对历史学的一些偏见——产生这些偏见的原因，是你们不幸过多接触了人们以历史学的名义向我们提供的东西，是接触了人们给予你们的，以及直到博士学位的考试还在要求你们的东西，这是唯一让你们避开或者至少能避开风险的东西——如果我能让你们产生“当个历史学家也能尽情享受生活”这种意识，那么我就能报答一点学院对我的恩情了。 可是，如果我不当着你们的面，跟你们一起研究当今历史学向那些攀登探索巅峰的人，向那些站在船头不断察看视野的人提出的一些现实问题，怎么能让你们产生这种“当个历史学家也能尽情享受生活”的意识呢？ 因为，任何历史的开端和结束，都是“提出问题”。没有问题，就没有历史。“叙述”，就是编写历史。然而，你们记得，我虽然没有说过历史的“科学”，但是说过“科学地进行研究”。这些词在这里不是故弄玄虚。“科学地进行”这种说法就包含了两种活动，就是在任何现代科学工作的基础上的两种活动：提出问题，并提出假说。有人向我们这一代人指出过，这是所有活动中两种有风险的活动。因为提出问题，或者提出假说，根本就是背叛，是让主观性的特洛伊木马潜入客观性的城邦…… 在那个时代，历史学者生活在对“事实”的崇敬当中，这种崇敬幼稚又虔诚。他们天真地认为，学者盯着显微镜，马上就能弄懂一大堆事实。这些事实是人们向他提供的，是好心的上帝为他编造的，他不过是记录这些事实而已。随便哪位掌握了方法的医生，只需稍稍盯着显微镜，观察一下标本切片，马上就会意识到，对于组织学家来说，关键并不在于观察，而是在于解释一种完全应该被叫作抽象概念的东西。学者按照预先设想的打算，首先经过长时间的、艰难的准备，才掌握他要的东西，而研究者只是因为自己提出一个问题，并且提出一种假说后才做，可能五分钟就可以测定。 历史学家的情况也完全一样。没有哪个上帝会为历史学家提供一些原始事实，会提供一些偶然被赋予了一种实际上十分确定的、简单的、顽强的生命的事实。历史事实，哪怕是最不起眼的事实，它们的生命也是历史学家给的。我们知道，人们经常要求我们虔诚对待的这些事实，就和一些抽象概念一样——而且我们还知道，要确定这些事实，必须求助于证据，这些证据差异极大，有时还极为矛盾——我们必须从中进行选择。因此，人们常常当作原始事实提供给我们的这批事实，自然而然就会构成事件发生的那个时刻记录的历史——我们知道它本身就有一种历史——而且知道这就是历史学家的认识和意识的发展史。因此，为了了解不同版本的事实，我们有权要求人们首先接纳我们参与考证工作，这种工作已经准备在引用这些事实的人的头脑中把它们都连接起来。 而且，同样地，如果历史学家自己不提出问题，或者在提出问题以后，不提出假说来试图解决这些问题，那么我就有充分理由说，他在职业、技术、科学能力方面，都不如水平最差的农民：因为连这些农民都知道，不能一见到草场，就把牛羊乱哄哄地赶过去，随随便便地让它们到处吃草。他们会把牛羊关进围栏，把它们系在木桩上，让它们吃这一片草，而不是吃那一片草。他们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们想知道原因吗？一些年来，我们最优秀的历史学教授，呕心沥血撰写了一些巨著；经过认真细致的准备，精心编纂了一些十分出色的教科书；当这些著作的某一本中充斥了事件、数字和日期，罗列了图表、传奇故事或文学艺术时，当这些书的某一本被法兰西研究院、索邦大学、地方上的大学打下的恭维的印记，比一家好旅馆的光怪陆离的招牌还要多时，人们就有了这么一种印象：“我们要研究的时期（而这也是我们最现实的一段历史），是它前面时期的延续，也预兆了它后面时期要发生的事情；这个时期就因它所废除的东西而引人注目，但也因为它所创立的东西而引人注目”，等等。我们还会花更长的时间继续思考，为什么许多有才智的人都嘲笑历史学，离开历史学，痛斥和奚落历史学，因为他们失望地发现，下了那么大的功夫，花了那么多金钱，出版了那么多精美的书，结果只是为了传播那样一种指导思想，让那种鹦鹉学舌式的、没有生命的历史学长盛不衰，从这种历史学中，人们永远感受不到（这里我引用了，而且我坚持要引用保罗·瓦莱里的话），“人们面对由伟大生活的重大感觉构成的不确定的东西时，所产生的那种忧虑，如诸民族在面临命运所系的战役时的感觉；野心家在即将获得荣誉，或者即将上断头台时的感觉；艺术家就要为他的大理石雕像揭幕，或者下令拆除还支撑着他的建筑物的拱鹰架和陈列台时的感觉”，不知为何你们就会对人们激烈反对历史学感到吃惊，对年轻人对历史学丧失兴趣感到吃惊，对因此引起的历史学的退步和这场真正的危机感到吃惊，我们这一代人是亲眼见证这种历史学缓慢、逐渐、稳健地发展起来的。你们想想，在我进高等师范学校的时候，历史学在斗争中是获胜方。对它来说，赢得太多了。这么说是因为它甚至都不再像是一个具体而有限的学科了，是因为人们把它当成了一种万能的方法，用来不加区别地分析所有形式的人类活动，是因为如今还有一些落伍的人，在定义历史学时，不是根据它的内容，而是根据这种方法——它甚至都不是历史学的方法，只是考证的方法。 历史学攻城略地，征服了所有人文学科。居斯塔夫·朗松把文学批判变成了文学史，库拉若的继承人，性子暴躁的安德烈·米歇尔，把美学批判变成了艺术史，这位主神在卢浮宫学院叱咤风云。古老的神学争辩则变成了宗教史。历史学为这一进步沾沾自喜，为它的征服感到自豪，它自负于世俗的成就，心安理得地呼呼大睡。它不再前进了。它老话重提，反复修改；它也不再进行再创造了。而每过去一年，它的声音都增添一点死气沉沉的音调。 在这期间，一些新学科建了起来。在里博、雅内、迪马的推动下，心理学把它的方法和对象同时更新了；在迪尔凯姆、西米昂、莫斯的号召下，社会学同时作为科学和学派创建了；高等师范学校的维达尔创立了人文地理学，索邦大学的德芒戎、法兰西公学院的让·白吕纳发展了它，满足了一种现实需要，在史学研究中，是找不到任何东西来满足这种需要的，因为史学研究正逐渐朝着最专断的、与现实最割裂的外交史学发展——而且还朝着政治史学发展，而从狭义上说，政治史学对所有不是历史学的东西都瞧不上眼。年轻人对新兴学科的兴趣越来越浓。斗争随之而来，危机爆发了——一些人把历史学抛弃了，还有一些人讽刺它。然而，历史学在我们的精神生活中占据的位置太重要了，以至于人们不能不关心它的变迁，而对它的抨击不会只是耸耸肩了事，这些抨击的形式可能有错误，或者显得笨拙——常常都是这样——但是都说出了历史学的不足之处，这些不足之处需要纠正，而且要赶快：这是一种失望，一种彻底的幻灭——是一种痛苦的感觉，是让人觉得，今后研究历史、阅读历史都是浪费光阴了。 二 这种局面必须得到纠正——可是怎样纠正呢？ 方法就是把历史学和围绕着它的那些学科之间的联系了解清楚，不管它是不是知道，也不管它是不是愿意，这些联系都是存在的，而且它的命运永远跟它们分不开。 1834年米什莱在讲课时对学生说道：“在历史学中——就像在斯特恩的小说中一样：客厅里发生的事，在厨房里发生了。就像两块相互能感应的手表，一块在200法里以外指示钟点，而另一块会把这个钟点报出来。”他还对这个例子进行了补充说明：“在中世纪，这就是一回事。阿贝拉尔的哲学敲响了自由的钟声，而自由就在庇卡底的市镇显示出来。”真是一番妙语啊。我还顺便注意到，米什莱没有把人类的各种活动分成等级：他不像泥水匠，有着过于简单化的形而上学思想：一层砖，二层砖，三层砖——或者是一层楼，二层楼，三层楼。他也没有建立一种谱系，说这个是从那个派生出来的，这个产生了那个——没有。他有共同环境的观念，这种观念更为精妙。而且很奇怪，我附带还注意到，如今在我们所处的世界，电已经无处不在，可以向我们提供许许多多的隐喻，来满足我们的精神需要，可是我们却还在固执地使用几百年前的那些笨拙的、呆板的、不贴切的隐喻；总是还要固执地要按照砖层、楼层、砾石——按照地基和上层结构来思考历史学的事情，而电在线路中流动，它的干扰现象，短路现象，就能方便地为我们提供一整套形象化的比喻，如果将其融入我们的思想环境，将产生更多的灵活性。而事情总是这样的。一个历史学家，当他想建立历史学理论时，就要借鉴科学的情况，（如果他很好学的话）就要重新读一读克劳德·贝尔纳的《实验医学研究导论》。这部伟大著作很有历史学价值。（近一个世纪后，这本书成了规范。）优秀的普拉塔尔从前写过一篇文章，对哥白尼的太阳系在他那个时代没有立即产生更大的影响，而且没有在人类思想中引发革命感到吃惊。如今，还有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值得我们去写一篇好文章，这个事实就是，三四十年来，在现代物理学的推动下，我们的宁静生活的根基，即旧的科学体系发生了整体性的动摇和倾覆；不光是这些体系，连所有基本观念都要重新考虑和修正：首当其冲的便是决定论的观念。那好，我就想，一百年后，再发生一场革命，今天的概念又会过时，那时，理解力强的人，有学识的人，那些研究人文科学的理论、尤其是研究历史学的人，会突然发觉有过一些叫居里夫妇、朗之万、佩兰的人，一些叫德布罗意、约里奥的人以及其他一些人（只列举一些法国人吧）。这些研究历史学的人便会把他们的理论著作中的某些只言片语据为己有，按照一百年前的观念来修正他们的关于方法的论著。 不过这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历史学家们可能没有意识到：历史学的危机并不是一种专门只侵袭历史学的弊病。它过去是，而且现在仍然是人类精神的一场严重危机在历史学方面的体现。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只是特征之一，同时也只是最近科学家、学者对科学的态度发生很明显的转变所造成的后果之一。 确实，在所有这些新概念产生之初（这些概念是学者，更确切地说，是研究者提出的，是那些推动科学进步，而且常常关心行动，而不是关心研究行动理论的人提出的），出现了“相对论的提出”，这个重要事件，它动摇了我们那一代人年轻时所想象的那种科学的整个结构。 在那个时代，我们就靠着一些观念无忧无虑地生活，不费什么气力，这些观念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根据感观数据，以及可以被看作拟人化的材料，渐渐地、缓慢地建立起来的。首先，一堆知识碎片被以物理学的名义组织起来，最初这些知识碎片各自保持着独立和不同，并且以一些可比较的事实，以及以它们通过人的某种感觉器官提供给人的方式归类。通过视觉得到的，就是光学知识。通过听觉得到的，就是声学知识。通过触觉和肌肉的感觉得到的，就是热学知识。力学知识则更加复杂，它是身体运动的科学，同时通过视觉和肌肉感知信息，并由此结合成各种器官的感观数据；还有，也许是由于拥有更丰富的直接信息，也许是由于对力学感兴趣的人因为实践和技术方面的缘故好奇心更强，产生了更复杂的，但发展也更快的知识。例如，为了制造机械，建造磨坊和锯木厂，人们提出了一些越来越复杂的水力学问题；为了制造和继续完善火器，尤其是为了制造大炮，人们提出了越来越艰深的弹道学问题。而物理学的其他科目，那些人类在其中不太能得到直接经验的科目，发展就比较慢，尤其是电力学和磁力学这两个新领域，因为感觉器官根本或者几乎无法直接去感知。 我不必说力学是怎样开始一点一点地对各门科学产生影响，并且渗入其中的，再说我也会被阻止这样做，况且这对我讲话的目的一点用处也没有。首先，它兼并了声学，用振动来解释声音的感觉。然后它创立了天体力学，把人类的运动法则——把我们祖先的头脑根据他们自身的肌肉力量得出的运动法则，应用于宇宙星辰。接着它又把它的方法和法则推广到整个热学领域、整个流体力学领域。而光学、磁力学、电力学无疑还在抵抗——但是人们已经相信，可以宣告已经征服它们了；人们已经宣告，而且提前庆祝笛卡尔物理学、宇宙几何学无可争议的全面胜利；巨大的希望已经萌生了，人们总是在同一方面看出苗头，预告精神的东西成功化简为物质——而当这突然成了革命时，我们历史学者，在这个一切在我们看来都用已知数字来标记的科学世界里，曾经是觉得自在的。这场革命分为两个时期：先是电力学、磁力学，甚至光学的突然出现，抗拒预先宣告和庆祝的合并。后来，从由麦克斯韦在安培和法拉第的实验的基础上创立的电动力学，与牛顿在哥白尼的观察的基础上创立的力学之间发生的形式上的对立，又发生了融合，就是这种奇妙的融合，改变了原先关于时间、长度和质量的观念，把整个物理学都囊括进去，并且用成套的定律，把被旧概念分离开来的因素联系起来。 其间，生命领域也在发生一场类似的革命——一场由微生物学引起的革命；人们通过观察，得出了“机体是由大量千分之一毫米大小的细胞构成的”这种观念。而当裸眼观察到的生物机体越来越显得像一些物理化学的系统时，一些力学定律、地心引力等对微生物学所揭示的机体的作用，却又似乎可以忽视。那种在人们认为有机体，至少是基本有机体，似乎也受经典力学定律支配的时代产生的解释性理论，对它们不适用了。相反，微生物学所理解的机体，自身没有强度，不是实心的，其中有空洞，而且这些机体的绝大部分只是能被一些力场穿透的空间。这样，人就突然改变了世界。在他面前，有像他本人躯体的机体，裸眼可见，手可触知；一些具有重要机制的机体，例如我们想到血液循环机制，以欧几里得几何学为基础的经典力学定律，曾经而且仍将适用于它们。但是在他面前，构成机体的还有我们无法描述大小的亿万细胞。而在细胞层面上发生的情况，又经常跟我们的感性认识不相符。我们这样突然看见的机体，最近的工作成果向我们揭示的机体，可以说超出了“我们的常识”，并且违背了这些常识。而在生物学领域，机体组织的空洞，也让我们习惯了不连续的观念，而这种观念也从另一方面随着量子理论进入了物理学，这大大加剧了相对论已经对我们的科学概念造成的破坏，它似乎对传统观念，对旧的因果关系观念提出质疑；因此也一并对决定论这个任何实证科学的无争议的基础——老的经典历史学的这根不可动摇的支柱提出质疑。 这样一来，整个世界观一下子就崩塌了，多少代的科学家，连续几个世纪，以对世界抽象的、适当的和综合的表述构建的整个结构崩塌了。我们的认识突然超出我们的理性。实际存在突破了抽象理论的边界了。靠牛顿力学即推理力学来解释宇宙的尝试止于这场突如其来的挫折。我们必须以新理论来代替旧理论，必须对此前我们还赖以生活的所有科学观念进行修改。 这里如果把要修改的东西一一指出来，需要太长的篇幅。我们注意到，没有什么东西是不需要修改的。科学事实的概念，科学定律的概念，偶然性的概念，都免不了要修改。学科本身的全面和整体的概念，乃至科学的概念，都免不了要修改。一些学科，像从前奥古斯特·孔德所提出的那种在同一门类下分成不同等级的学科，其双重缺陷一下子就暴露出来：它既不承认科学工作深远的统一性，又不妥当地使事实状态转变为理论状态；例如，它把傲慢自大的几何学和力学送上科学的巅峰，它们就为自己的完美形象感到沾沾自喜，并且把它们的法则——它们的真理的法则，它们的抽象的、绝对的、普遍的和必然的法则，当作典范一样，可以说当作标准一样，推荐给其他学科。什么是学科？学科就是一些分离的领域。是杂乱的混合物。而且所有的发现并不是在各个学科内部得到的，而是在学科的边界，在边缘，在分界线上，它们就在这些地方互相渗透。这就是学科。至于科学嘛，它和艺术差不多，而且对此我们可以引用贝特洛的话。1860年，贝特洛说到在合成的基础上创立的有机化学，当时他就陶醉于他早期的成就，宣称：“化学创造了它的对象。”他还补充道：“这种创造能力就像艺术本身的创造能力，从本质上使化学跟自然的和历史的学科区别开来。”他明确指出，因为这些学科“有预先给定的，而且与科学家的意愿和活动无关的对象；它们不支配的对象”，而新化学却“有能力构造大量人造生命，与天然生命相似，并且具有它们的一切性质”。当科学家渐渐地把理解，而非认识视作科学努力的终点时，区分就变得过时了。当科学家渐渐地把科学定义为一种创造，我们称之为“构造对象”，而且注意到其中随时都有科学家（通过他的意愿和活动）在进行干预时，区分就过时了。 这就是当今的科学的环境。这种环境与昔日的——我20岁时的科学的环境不再有任何共同之处。那种科学所依赖的公设条件都彻底遭到动摇，受到批判，变得过时了。科学家早在多年前就抛弃了那些公设条件，代之以别的公设条件。那么我就要提一个问题，只是一个简单问题：我们历史学家还要独自继续承认那些公设条件有效吗？此外，如果我们所用的有关科学观念的全部材料，确实正好是从几十年前那些对在拿破仑时代意义重大的自然科学，即物理和自然世界的科学感兴趣的人那里获得的，这种承认还有什么用？我们难道不需要用一些更准确、更近似的新观念来替代那些过时的观念吗？无论如何，我们难道不需要彻底打消依靠五十年前的“学科”来支持并论证我们的理论的念头吗？因为五十年前的学科不过是一些回忆和往事而已。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回答了这个问题，就能解决历史学的危机。而如果学科确实都是相互关联的，答案就是可预知的，无须郑重地把它说出来。 这就是在我们眼前上演的大戏，是许多大戏中的一场。因为还有许多别的大戏在我们的眼前上演，剧情冲突不断形成、化解，我们却没有给予它们短暂的注意。唉，要是我有时间就好了！我多么想以参考和比较为由头，跟你们说说所谓进步的悲剧呀！我多么想为你们描述一下，19世纪强盛的市民社会的创造者、组织者，以理性为基础发起他们的力量，并依靠明显理性主义的哲学来支持这种力量，后来到了19世纪末，当瓜分世界遇到困难，当群众都组织起来，并且越来越迫切地要求提高生活水平时，情况就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这些组织者把理性扔到海里去了，而且就在他们把生活托付给技术，托付给从前被父辈称赞为进步的那些科学的应用——它们不再是为他们服务，而是在奴役他们——之时，他们就不再绝对相信科学和进步，而是宣告它们彻底失败了……这是可悲的矛盾。不过，如果真是因为这些人已经不再相信这些用技术来奴役他们的科学的人文价值，这种矛盾是能够化解的。当人们的视野内没有任何重要目的吸引他们时，手段就变成了他们的目的，而自由的人类就变成了它们的奴隶。 对我们历史学者来说，这是重要的教训。我们决不要忘记，历史学是关于人的科学。是关于人类社会的持续变化的科学，是要按照物质、政治、道德、宗教、知识存在的一些新条件，进行持续和必要的调整的科学。是在所有时代，在人类的不同但同时存在的生存条件之间进行协调，使和谐持续地和自发地确立起来的科学：这些条件包括物质条件、技术条件、精神条件。历史学就是从这里获得生命。它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不再当婢女，而且不再追求那个各方面都具有极大危害性的梦想：把昔日的死者口授的所谓法则强加给活着的人。而我既然有幸知道，在这个大厅里，有一些年轻人决定毕生献身于历史研究，我肯定要对他们说：研究历史，就要坚决背对过去，首先去生活。你们要和生活相结合。或许，还要和整个多变的智力生活相结合。历史学家们，你们要成为地理学家，还要成为法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不要无视重大演变，它正在快速改变我们面前的物理宇宙的自然科学。但是你们还要去体验一种实在的生活。你们不要只是待在海岸上，手足无措地看着暴风雨肆虐的大海上发生的事。在遇到风浪的船上，你们决不要做巴奴日，因为胆小而名誉扫地，甚至也不要做庞大固埃，他只是死命抱住主桅杆，仰望天空，苦苦祷告。你们要像约翰修士那样，卷起袖子，帮着水手驾驶船只。 这就完了？还没有。要是你们继续想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把你们的历史学家的生活和普通人的生活分开，那么你们甚至会一事无成。做的和想的之间没有隔阂，没有藩篱。对你们来说，历史不应该像一块死气沉沉的墓地，只有一些没有实体的亡灵在游荡。你们应该斗志昂扬，身披战尘，任衣服上凝固着被打败的怪物的血，在沉睡着历史的古老宫殿中，把它的门窗统统打开，让阳光重新洒进来，让声音重新响起来，让你们自己的活力焕发出来，焕发你们的炽热而年轻的活力，唤醒沉睡的历史公主的被冻结的生命力…… 世界，这个破碎的、分裂的、流血的、呼吁宽恕的世界，它的统一不是靠外部干预来恢复的，而是要靠这个世界中的每个人，通过每个人的深邃的思想与无私的行动完美一致，要靠每个人的全部天赋，只有这种天赋将允许我们以恢复的全部信心，对“我够资格吗？”这个重要问题作出肯定回答。 请原谅我采取这种方式讲话。对历史学家我尤其要这样说话。不过，要是他们真想认为，我这样对他们说话，是没把他们当历史学家看，我请他们在发这种牢骚之前务必三思。这种牢骚非常致命。 历史学和任何学科都一样，也需要一些优秀的工人和工头，来按照别人的图纸正确地施工。它还需要一些优秀的工程师。他们必须能看到藩篱之外的事物。他们必须能够描绘一些宏伟蓝图，然后就靠能工巧匠通过有效的工作来实现。要描绘宏伟蓝图，就必须有宏大的思想，就必须对事物有明晰的了解。他的工作必须与他所处时代的整个发展保持步调一致。必须抛弃琐碎的、无价值的、贫乏的、落后的东西。总而言之，必须会思考。 历史学家们严重缺乏的就是这种东西，半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能认识到这一点。他们不应该再一直缺乏下去了。不然的话，面对“非得研究历史不可吗？”这个问题，我会干脆劝你们放弃研究。不要浪费生命。生命浪费不起。此外，我也希望人们广泛了解历史学与其他学科建立起来的关系，这么做不是阻止人们去抓住具体问题，也不是阻止以讲求实际和实用的方式提出问题，而是相反！这是我打算在下次讲座上向你们指明的东西。相较于他们的入门课，历史学家们也许更喜欢这些课，也更感兴趣，如果这样，我只求他们想到，所有东西都是相互关联的；而且也需想到，对建筑师而言，全面的文化修养，也许比做好砖石工程的本事更有用。 今天我想对你们说的就是这些，语言没怎么修饰。你们也耐着性子听完了，我要谢谢你们。 [book_title]3.顶风前进 新《年鉴》的宣言[13] 自1929年以来，《年鉴》年年出版。尽管曾经有灾祸笼罩在法国和世界的头上，但是《年鉴》没有一年放弃过科学和教育的双重任务。 在这种新环境下，《年鉴》将以一些新方式，并且以新刊名继续出版。 “真喜欢改啊！一开始叫《经济与社会史年鉴》。然后叫《社会史年鉴》，接着又叫《社会史文集》，怎么现在大标题很短，就叫《年鉴》，而副标题却长了，叫‘经济、社会、文明’？” 我们可以回答，这些改变一部分是偶然做出的。可是为什么我们要摆出自我辩解的架势呢？1929年，布洛赫和我想出版一份有生命力的《年鉴》杂志——我还非常希望，那些把我们的努力延续下去的人，也把我们的希望更久地延续下去。可是，生活就是充满变化啊。 我们非常钦佩，而且应该钦佩，那些怀着冷静的坚信立足于一种知识领域的重要杂志。这种冷静就像埃及金字塔般冷漠的平静。金字塔端坐在那里，一动不动。远远望去，给人一种威严的印象。但是，金字塔毕竟是陵墓。在塔的中央，禁锢着一位显赫的、被制成了木乃伊的死者。万岁，水泥和透明玻璃！当它们的组合满足不了新的需求时，人们就毅然决然把它推倒，然后从头进行重建。这是另一种力量，就像美国那些大城市的那种扩张的力量，在这十年里，它们重建林荫大道，使城市脱胎换骨。 《年鉴》之所以变化，是因为它周围的环境变了：人和事物变了；总之，世界变了。1938年的世界已经根本不是1929年的世界了。1942年或1946年的世界又会怎么样？——哪个世界更合理，因而更高效呢？ 因为我们通常一直在演奏有关废墟的浪漫主义旋律。我们一直在把废弃的电站、高架道路和桥梁、城市街区和村庄夷为平地。我们还惊恐地睁大眼睛，低声咕哝：“有原子弹了……得，世界毁了！”——毁了？还有跟废墟完全不一样，比它还要严重的事情：那种神奇的加速度，猛撞大陆，海洋没了，沙漠没了，使带有相反电荷的——而且直到今天还最有理由在精神和肉体上“保持距离”的人群，突然相互接触：发生短路…… 我们的世界基本上就是这样被摧毁的。了解这一点对我们至关重要。心里只有废墟的人马上就自我安慰了：“要有耐心……一年，两年，十年，一切都会重建起来的。将会有全新的地铁站。高架路都将修复。所有水果店都会有香蕉卖。”——虚幻的安全感。 同样，对于这危险到令我们发疯的速度，我们也存在着某种想法：“唔！这是交流的问题。人们解决了国家边境线内的交流问题。人们努力为大陆解决这个问题。好了，人们还将为整个地球解决这个问题！时间的问题、研究的问题、材料的问题，尤其是材料的问题……”这是工程师的幻想。也是政治家的幻想，他们的身边围着官员，为了让这些官员懂得操纵人类，有人向他们传授了秘诀。 当然，也存在一些技术问题。还有一些经济问题。但是对于人类的未来而言，唯一要紧的问题就是人的问题。1932年，我参观了殖民博览会，发现有新的无法抵御的烦恼出现了，回来用这些话表述出来：“历史学家对历史中所有已经发生失常的东西进行思考，种族之间、民族之间的距离，交替发生变化：有些距离是物质上的距离，每天都在缩短；有些距离是精神上的距离，很遥远，也许无法跨越。”——这就是整个巨变。是文明的巨变。它在1932年就有预兆，在1946年发生了。 “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这些人，这些文明，都是必定要灭亡的。”这句话曾引起过巨大反响，它是瓦莱里在20世纪20年代末写的，可是对历史学家来说，这句话并不新鲜；就以老巴朗什为例，1817年他就已经说过同样的话，字句都一样：这儿那儿遭受过灾难的人都这么想。可是巴朗什也会说这种话——巴朗什，他可是欧洲的一位享有盛名的公民，该欧洲对傅立叶的嘲笑不管不顾，宣称自己就是典型的文明世界。至于瓦莱里嘛，在他写《时事观察》的时代，问题甚至已经不是我们的文明，这种继续被我们当作总体概念的文明（la civilisation），是否就要灭亡。灭亡，是一个庄重的词，带有平静的威严和天然的安详的印记。问题甚至不是要知道，我们的文明是否就要完结，遭到毁灭，而是要知道，未来哪一种文明会在这个已经在熔炉底部冶炼的新世界上建立起来。 因为具体的某一种文明（une civilisation）是会灭亡的，而总体概念的文明不会灭亡。人类的天性，人类的特性，就是争先恐后，互相赶超，以意愿为跳板，总想往更高处跳。只是到现在，他们还是在狭小有限的群体范围内尽最大的努力。产生了群体、部落、民族，甚至大陆的文明，或者是部分大陆的文明。这是一些封闭的文明。毫无疑问，如果不发生大灾变，未来会首次出现这样一种文明，它即使不是全世界范围的文明，也是可在人类可居住的土地上推广的陆地文明，至少是一两块大陆间的文明，它们是由许多局部文明扩充而成的，一边互相对抗，一边又互相吸收。 这个巨大的进步将分成哪几个阶段？最早获得的部分成功是哪些？它们将在哪些连续的层次上确立？欧洲以外的贡献在整个成就中代表了什么？在这些逐渐代替我们的文明的世界级文明中，我们的文明会经历什么？这些都是未来的奥秘。人们多么想预先知道啊，否则的话，就会开始推测…… “这一切都是疯话。而且是一位历史学家写的……”——呵，你们希望这些关于历史的评语是什么人写的呢？因为，请问，从6世纪到10世纪，欧洲到底发生了什么？发生过无法形容的剧烈动荡，遍地烽火狼烟，战争此起彼伏，旷日持久，社会崩塌，生灵涂炭——这些都是文明的大厮杀：野蛮人打古罗马人，北欧人打地中海人，亚洲人打欧洲人——这已经就是各种文明的互相吞食了。在这之后，产生了中世纪的全新的基督教文明。最近我们只经历了这场文明大更新。我们还一直处在这场更新当中。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历史学家的“预言”吗？不是的，这些都是回顾。 从现在起，有一种情况是确定的：生活，就是去适应一个悄悄地持续发生变化的世界，今天我们自己已经在适应了，明天我们的后代将要去适应。 一项伟大的工作已经开始了，它再也不会停下来，尽管有时会暂缓一下。保险公司，把你们的“寿险”这个项目撤销掉吧。父亲按孩子人头往你们的储蓄箱里投放几百埃居，为的是在二十年后，连本带息一起收回这些钱，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增加你们的“火灾险”吧，并把它现代化。还有“盗险”也是…… 不错，我们正面临着巨大的危险。唉声叹气无济于事，我们必须去顺应趋势。但首先不要手足无措。每天要评估形势，要确定自己在时空中的位置。 空间，我们也把它叫作世界。地球这个物质小球混在其他千千万万个小球当中，漫无目标地游荡，处在银河的一个角落，已经开始不再能满足我们的探索之梦了。我们第一次意识到它的渺小。如果用法国旧的长度单位来量，它是那么大！如果以千米来量，就小些了。而如果以飞机的速度去量，这更不算什么了。人们早晨从卡拉奇上飞机，次日午后4点就在伦敦喝下午茶了。如果十年之后，我们对这个世界已经了如指掌，厌倦了，就去乘坐火箭，漫游无垠太空，飞向那个苍白的月亮，有朝一日还登上它，这是异想天开吗？…… 是啊，在我们看来，这个小星球已经微不足道了，没有了神秘感，这个想法出现得多么突然……但是，我们所有人种，不论是白种人、黑种人，还是黄种人，不管愿意不愿意，都得在这个星球上生活。这是人类的大厦，在其楼梯的脚下，刻有它的“规章制度”：违者必亡…… 这就像是一座有着几百套住宅的大厦，有着几千间寝室的大厦。五彩斑斓，大小不一，还有各式家具。但是大家应该彼此熟悉，因为现在走廊相通，或者电梯上装了两个楼梯平台，黄种人进了白种人的家，而白种人进了黑种人的家，提着冲锋枪，双肩背包装满好吃的：这就是最近的国际主义的两种面貌。 我们应当学会了解这个世界的布局，了解这些房间里的东西。这些房间堆满了货物，也充满了力量，我们应该对其盘点，但始终只从人的角度来盘点：这是欧洲人1946年的第一个任务。第二个任务呢？不仅要置身于人类大厦中，我们住所里那个自我们出生之前就存在的社会，而且要置身于人类大厦其他房间里的所有社会，这些社会以前的主人对这些场所进行过布置整理，给他们的继承人留下了一些家具，还跟我们的祖先建立了某些关系。首先调整好的是空间。其次是时间。1946年的有教养的人是什么样？我们借用我们的中学教育的改革家居斯塔夫·莫诺的说法：“是能了解他同时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处境的人。是能将他既是参与者又是目击者的处境与其他文明联系起来的人。他们了解了一定数量的重要事件，从接受学校教育时起，并通过改革的学校教育，获得了关于文明的产生与消亡的一种类似经验的知识……” 简而言之，空间，就是地理。时间，就是历史。 当然，有人坚持用其他解决方法。 “你们要注意邻居”，我们在此说道。危险就来自邻居。即使他对你们没有恶意，但像人们之间——白种人、黑种人、黄种人之间——这种比邻而居的关系，也会使一家的任何活动在另一家立即产生反响。这样的紧密接触并不会带来一种亲善关系。因为我们周围都是些多么奇怪，多么叫人担心的邻居啊！人嘛，一向如此。 我说的是一些人，人文主义者也说，不错，就是一些人。你们说：你们要当心他们；而我就用苏格拉底的话来回答，“注意你们自己吧。注意你们自己身上的人吧。人类从类人到人，穿越了千百年，经历过诸多文明。他们的美德，他们的优点，他们的品质，始终是不变的。唯一变化的是他们的外形，外貌。忽视随时而变的人吧。他们没有威望，也不是恒久不变的。他们是鲜活生动的人，这无须多说。直接去研究永恒的人吧。孩子们要努力把这个永恒的人从你们身上分离出来。成年人，就在你们身上完成对永恒的人的塑造吧。塑造成有力的、勇猛的、强壮的人，能抵抗外部压力，不会被压垮……” 永恒的人？这是一幅按规则画的漂亮的裸体画（选好十个美丽模特；取其中一人的肩，取另一个人的腿，等等），我们对它做的全部努力是属于我们新兴的“人文学科”的，其中包括心理学、人类生态学、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当然还有历史学——直到勒里什的外科学，所有这些学科天天都自称更具有人性，更直接关心人类，可是，我们的全部努力不是正好相反，越来越反人类吗？ 30年前，地理学家说的往往不就是“人”及其在地球上的业绩吗？我们不是要求过他们只谈人类群体及其奇特的适应能力吗？通过这种适应能力我们可以解释，虽然人类从大自然获得的武器那么脆弱，且自身的力量那么薄弱，那么易受攻击，却能在陆地上获得成功——而且无论在极地和赤道，还是在格陵兰岛和刚果，在地球表面任何地方，或者几乎任何地方，人类都能相遇。我们的全部愿望不就是要通过他们的业绩来理解他们吗？他们自从在这世界上出现，做出了那样艰苦卓绝的不懈努力，融入了危机四伏的环境，并且通过化解这些危机，分化这些环境，争取最微小的空间，为自己开辟出一块地盘，并且不断扩张，让自己在其中胜任一个角色——生活，用一种充分展现这个词人性意义的方式。 “关注你们自己？”但是，当我们深入到我们自身时，当我们发掘自己的内心时，我们惊讶地发现的，可不是一幅尽可能完美的抽象裸体画的轮廓，而是我们祖先的遗迹，我们身上竟然存在那么多这样的遗迹：一堆出人意料的古代标记，一些古老的信仰，每个人生下来就继承的一些最古老的思维和感觉的方式——而我们却浑然不觉。我们的历史学家甚至在伯里克利、菲狄亚斯、柏拉图的意识里找到它们——以我们的因循守旧的人文主义者始终指责的一种渎圣行为为代价。因为这样的意外发现其实并不令我们高兴。它们令我们感到惭愧，让我们瞧不起自己。但毕竟事实摆在我们面前。有时候不就出现这样的情况吗？在一种个人的或者往往是集体的激烈情绪的冲击下，人们从祖先那里继承的古老的积淀，原始的积淀，会突然泛涌上来，引起人们的恐慌，煽起整个群体的狂热，控制我们，直到使我们“疯狂”。 我们要关注我们自己。要在这些充满我们的意识积淀——这对人类思想的考古发掘来说是意外发现的连续沉积层——中，关注我们自己！这是祖先的遗产。但是不能在它们还有待核实时便全盘接受。不能让死人控制我们活着的人。 那么，快去干活吧，历史学家们。讨论已经够多了。时间在流逝，时不我待。你们是不是还想要人们允许你们喘口气啊？想让时间从每个人门前飞驰而过？关键就在这里。世界在催赶你们，朝你们脸上吹拂它发着高烧的气息。别想了，人们不会让你们安宁的。英国人、美国人、俄国人、黎巴嫩人、叙利亚人、阿拉伯人、卡比尔人、达喀尔的搬运夫、西贡的小男仆，都不会让你们安宁。想安宁，可是你们身处人群之中啊，被一些没有学会讲礼貌的人挤压着，冲撞着。你们有礼貌，你们那么为它自豪（尽管不管在什么地方，人们都知道你们的礼貌会变成什么）。邻居要冒犯你们，对你说：“走开，我要坐这里！”怎么办？摆出一点傲慢的样子：“可是，先生……”于是，卡比尔人先生，非洲西部的沃洛夫人先生，越南的东京人先生，恶狠狠地冷笑一下，然后，砰！你胸前着着实实挨了亲善的一拳。接着你就派坦克、大炮、飞机去反击？可是他们也有这些武器，甚至就是你们卖给他们的。他们的人太多，太多，太多……要在世界上扔原子弹才行，要有条不紊地一公里一公里地去扔吧？划成格子精准地去扔吧？多美妙的进步啊；不过人类还知道一些比较便宜的自相残杀的方法…… 旧世界结束了。永远结束了。我们法国人，之所以有机会度过危机，是因为我们比别人更迅速更清楚地理解这个浅显的真理。放弃正在下沉的船。我告诉你们，跳到水里去，拼命游吧。从现在开始，这种利害一致，实际上就会让遇到海难的船员们团结起来——将来还会使所有人团结起来——努力把它变成一种劳动的、交换的、自由合作的利害一致。我们已经彻底或几乎彻底丧失了我们的物质财产。但是如果我们还剩下精神，那就什么也没有失去。我们来向世界解释世界。 通过历史学来解释。可是通过什么样的历史学呢？是把玛丽·斯图亚特的生平“写成小说”的那种历史学？是让戴翁骑士（Chevalier d'Eon）及其裙子真相大白的那种历史学？ 对不起，我糊涂了。 好了，别说了！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历史学家太多，而且造诣都很深，一丝不苟，最糟糕的是，还有太多的历史学家听任自己被1870年战败者的拙劣课程引入歧途。哦，他们都在努力工作！他们研究历史就像老祖母做绒绣，对细微之处都全神贯注。可是要问他们为什么做所有这些工作，他们就会笑得像孩子一样，老兰克说的天真的话是最好的回答：“就想搞清楚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当然，也要掌握一切细节。 我们不再有时间，我们不再有权利。26年前，1920年，当我在获得解放的斯特拉斯堡大学第一次上讲台时，在战场上死里逃生的我，面对两代在风华正茂时就倒下的睡在墓地里难以瞑目的人，焦虑地自问，我的责任是什么？！ 我作为历史学家，有权利重新研究历史吗？在有那么多别的工作急等着公民去做时，我有权利把我的时间、精力、我所剩下的全部力量都贡献给历史学吗？我作为教师，有权利以身作则，鼓励一些年轻人跟在我后面，走我走过的老路吗？在如今这种形势十分严峻的处境下，我们所有人，应该怀着怎样沉重的恐慌来自问？ 要明确回答。然而在这里我毫不迟疑地回答：“要研究历史，不错。因为历史学能，而且唯有它能让我们在一个极不安定的世界里，以除了对恐惧的本能反应之外的其他本能反应来生活，那种本能反应就是拼命钻地下室的本能反应，而人的全部力气，也只够把头顶上破裂的屋顶和摇晃的天花板撑住几小时。” 历史学不束缚人。历史学不逼迫任何人。但是，没有历史学，任何东西都不再牢固。要在蒙马特高地上建造圣心大教堂，首先就要对高地进行钻探，一直钻到塞纳河水面的深度。沙地、泥灰岩、石膏层、石灰岩：当人们把支撑地表风化的土壤的地底下的地质情况都弄清了，就可以开工建设了。当然，地质条件并不强求建筑师要建造新拜占庭式教堂，而不是新哥特式教堂。不管他最终采取什么样式，地质条件都能让他的建筑稳固，一年后不会倒塌。历史学也是这样。它理解事物，也让人们理解事物。它不是每天早上要去洗耳恭听的一堂课，而真正是一种像大气一般的持久状态。对我和马克·布洛赫来说，它就一直是这样的东西。对所有将帮助我工作的朋友来说，历史学是明天对当今的人必然面临的问题的回答。历史学解释了人所处的复杂局面，如果他了解这些局面产生的根源，他在其中进行斗争就少一些盲目。历史学可以重新提起曾经解答了过去的问题的答案，因此无论如何，这些答案都不会解答现在的问题。但是，把过去和现在的不同之处弄清楚，这对于受历史学滋养的人来说，是一种多么灵活的教育啊！ “你们这样做，是要让科学的尊严屈从于我们记者所称的时事的需要……”我不让任何东西屈从于时事的需要。你们大可放心，我不会把历史学家跟电话问讯处那些助人为乐的女士混淆，电话用户有权向她们询问当代名人的年龄，或秘鲁军队中军阶的饰条。但是我也不想把老阿纳托尔·法朗士的《企鹅岛》中的那位菲尔让斯·塔皮尔归入永恒的概念。我要求历史学家们在开始工作时，不要按照马让迪的方式去做，他是克劳德·贝尔纳的老师，生理学先驱，那么喜欢把双手插在口袋里闲逛，关注罕见的奇特现象——而且像他说的，跟拾破烂的一样，在垃圾堆里翻找。我要求他们照克劳德·贝尔纳的方式去做，头脑里先有个很好的假设。绝不要像从前在巴黎塞纳河畔旧书摊上淘书的人那样随便收集事实。我要求他们不要提供一种自然而然产生的历史，而是提供有疑问的历史。 通过这样的方式，他们将对他们的时代产生影响，他们将让他们的同时代人，让他们的同胞能够理解将要上演的、已经上演的戏剧，在这些剧中，他们既是演员，又是观众。他们将提供最丰富的答案元素，对困扰着他们那个年代的人的问题做出解答。 历史学的方法、文献学的方法、考证的方法：这些都是非常好的精密工具。它们为其发明者带来荣誉，为几代使用者带来荣誉，他们从前辈那里继承了它们，并且在使用中加以完善。但是会使用，喜欢使用这些工具，还不足以培养出历史学家。无愧于这个称号的，只有那种全身心投入生活的人，他们具有这样的意识，即通过投入生活，沉浸在其中，从中吸收当前的人文精神，来大大增强他的研究能力，增强他使过去复原的能力。他复原那种掌握着人类命运隐含意义的过去，并且作为报偿，过去也会让他掌握这种意义。 [book_title]4.生活，就是不断地调查研究[14] 问题并不在于总结。总结，就是终止，就是画一条杠。在哪一章的哪个段落呢？我想起我从16岁起亲眼看到并且注视的一切，亲耳听到并且注意倾听的一切。我想起一种精神发生过的两三次转变，这些由艺术和文学的革命，直至这精神最深处的转变。受到一种革命的影响，又受到另一种革命的影响，我们为什么会有偏重呢，怎样画这条引起“终止”的杠？ 1896年，那年我17岁，还没有从外省的南锡来到巴黎。“我”，是一个方便的代词，在这里只表示我的同代人，1875年到1880年间出生的人。那时我有知识吗？已经有了，但是为了重构我的知识，我需要努力。我要说的是，对30岁的读者来说，50岁到60岁的人似乎很陌生。 文学？离开中学之后，我们不仅有公认的古典文学，还要再加上浪漫主义文学。米什莱，福楼拜（小说和书信），有时也读点勒南的作品。有人狂热崇拜维尼，勒孔特·德·利尔也拥有忠实的读者。他们是“现代”作家，但是作家之名当之无愧：在我们父辈的书橱里，他们的书拥有羊皮精装，这是有权被收藏的明确特征——不论怎样，书壳都是硬纸板装订的。我们的其他读物更有伤风化：我们在装订成卷的书中读到它们——瓦尼埃、卡尔芒或夏庞蒂埃出版社的白色、红色或黄色的丛书。此外，就在我们试图摆脱我们所受的过于出色的中学教育时，它继续支配着我们的判断力。因此，在法朗士的作品里，我们尤其欣赏热罗姆·夸尼亚尔的模仿的讽刺，或《鹅掌女王烤肉店》那略显狡黠的博学；因此，我们觉得巴莱士的《血、肉欲和死亡》比他的三部意识形态小说里表达的微妙的无政府主义更好，更让我们喜欢，它使西班牙带上的色彩，更多是浪漫主义的，而不完全是浮夸华丽的。可是开始欣赏魏尔伦时，我们既有强烈的兴奋，也有点抗拒。至于当代的作品，有《我们的更有名的同时代人的夜晚、烦恼和灵魂》（欧内斯特·拉若内斯的这本小书把时期说得这么明确，我怎能抗拒把它的书名写出来的乐趣呢？）——这本书，再加上其他几本，让我们了解到时髦形容词“颓废”和“世纪末”的含义。我们中间有人涉猎龚古尔兄弟。有人甚至涉猎伊斯芒斯。但我们全都在偷偷阅读莫泊桑。读点都德。还读左拉的很多作品。 音乐？我们会听一些古典音乐会。有贝多芬的，有舒曼的。偶尔也听听柏辽兹的。歌剧《罗密欧》重新上演，《维特》或《埃罗底亚德》成功演出，其间市剧院还向我们零散地展示了《参孙和大利拉》、《希格尔德》或《磨坊之役》：都是引起了热烈讨论的新剧。随后，歌剧《罗恩格林》和《唐豪瑟》又怯生生地悄悄上演了。 绘画，雕塑，没什么可值得提的。我偶然喜欢上了一个叫罗丹的人的作品——苗圃公园里的《克劳德·洛兰》，他体形矮胖，穿着笨重的靴子，脸上露出迷惑之色，矗立在底座上，阿波罗的马拉着底座准备腾空而起。但是，我们在16岁时，尽管有十分强烈的好奇心，却都没有看过马奈、莫奈、雷诺阿的画。我们只知道那些遭到排斥的名字，或者退一步讲，那些默默无闻之辈吗？画展上的那些名家我们倒是都知道。每年在阿尔贝·沃尔夫的费加罗——美术展览会上，我们怀着必要的敬重之情，欣赏了博纳、邦雅曼·贡斯当、让——保罗·洛朗斯，有时如果胆子再大一些，还可以看贝尔纳的画，或者要是有革命思想，就可以看亨利·马丁的画。而且，我们身在钢铁之国，义愤填膺地诅咒着工业。我们用双眼在晚间欣赏钢铁熔流的火光，或者在清晨欣赏由从工厂的金属剪影中袅袅升起的雾霭构成的奇特景色。可是艺术的教条压抑了我们的感受。因为它们阻止我们把建筑、绘画、雕塑和雕刻以外的所有东西归于艺术。确实，在这个时期，工厂墙壁剥落，高炉矮小，铁桥狭窄，没有欣赏价值。确实，摄影（仅举它为例）证实了福楼拜的强烈批评太对了：它只是一种方法，用来制作一些相册，让人们打开它们的搭扣，欣赏欣赏玛丽姑妈的裙子，或者让娜表妹的头饰。 在所有这些中间，有一件新事物，唯一的一件新事物。但它只关系到“装饰性艺术”。人们把我们推进了一个世界，他们为这个世界精心配备了一些泾渭分明的不同类别：有艺术的美，也有工业的丑；同样，与无用但有魅力的“纯”艺术相对，也存在“实用”艺术，“实用”艺术因为实用而名声不佳，因而被视作次等艺术。然而就是在这后一个领域，产生了了不起的东西：埃米尔·加莱的森林和花卉艺术，已经从他的充满神秘感的器皿上，转移到即兴制作的家具上，转移到所有细木镶嵌桌盘上，他在它上面铺满金色秋天的遗物。这些用单线条恰到好处地勾勒出来的弯曲的植物，开始蔓延到公共纪念雕塑的底座和私人住宅的墙上。形成了“现代风格”：蓝蝴蝶花、爬山虎、梧桐叶和栗树叶。在马若雷尔的橱窗里，我们每天晚上目睹它的诞生。茶几和碗橱，漆盘和玻璃器皿，扶手椅的木刻或墙饰，门窗框子上的雕刻，总之，我们生活中的全部装饰，都沉浸在大量或由木头雕成，或由青铜铸成的花卉和枝蔓中。 1896年到1902年，在巴黎，突然同时爆发了斗争和危机，是政治的、道德的、美学的危机。在那个动乱的年代，我们这些从小地方来的发现了城市的人，正在为我们的真理战斗，为我们存在的理由战斗，还为要引起别人关注，得到别人倾听战斗，那是感知世界的一种新方式。是为一些未知的乐趣战斗。 一个星期日的午后，在夏特莱大剧院。那个穿着有点不平整的白色衬胸的人；那个留着景教大胡子的人；那个鞠躬的胖子：就是受到我们这些坐顶层三等楼座的人狂热喝彩的爱德华·科洛纳，他曾经因瓦格纳体系的罪过遭到科学院院士们谴责：人们站起身来，敲打一切能敲打的东西，扯着喉咙呐喊。此后几个小时，沿着河岸和马路，当学者们讨论音乐主题和主旋律时，还在轻声赞叹的人，能听到他们的心脏在胸腔中怦怦跳动。 又一个星期日，在工业宫。从洞开的大门外拥进大群的人：大家兴高采烈地拥入大殿，为就要获得的快乐兴奋不已。他们冲到罗丹的《巴尔扎克》雕像旁，巴尔扎克站在底座上，头向后仰，身着棕色的粗呢长袍，一副目空一切的样子，不是无视这些人，而是排斥他们，因为他们出言不逊，还发出下流的笑声。 然而，卢森堡的凯博特厅——尤其是1900年博览会上的法国艺术百年展——向我们展示了印象派的作品，跟着一起展出的还有其他一些作品，那么多闪光的作品，让我们眼花缭乱。怎么！毕竟法国是世界绘画艺术的圣地。可是，人们并没有这么跟我们说过呀，怎么这块圣地里也发生了反叛，而且在我们的思想中，也有啄木鸟在猛烈啄击？莫奈、雷诺阿、皮萨罗、西斯莱、塞尚、马奈和德加，然后还有罗丹——所有人都来到我们中间，像兄弟一样亲切。而且把我们都吸引住了。完了，其余的人都从我们眼前消失：我们决不会再去官办的美术展，去崇拜制作赝品和教人采用明暗对比画法的高手了。我们找到了我们真正的神。他们重塑了我们的灵魂。 他们为我们这些从来不拿鸭嘴笔，不拿琴弓，不拿凿子，也不拿画笔的人重塑了灵魂。为我们这些哲学家、历史学家、生物学家、医生或文献学家重塑了灵魂。或许，当时我们几乎都不曾进行分析。我们喜欢，我们拥有；我们既不将理论作为爱好，也不会突然厌倦它。这是一位沉浸在其恰如其分的忧虑中的塞尚，他具有自发的从容；那是一位文学意图和拉伯雷一样纯洁的雷诺阿，有着他的健康与快乐；另外还有瓦格纳的日耳曼浪漫主义；或者还有罗丹作品中的那一对紧紧相拥的男女，他们发出了绝望的呐喊、啜泣、呼唤；或者还有马奈的冷酷，德加的残忍，莫奈的梦幻，或者西斯莱的流水的盛会，在所有这些之间可能存在矛盾和冲突，存在我们不想见到的某种对立。可是我们的心胸突然开阔，足以容得下他们。 在那些艺术作品丰产的年代，他们，以及那些已经出现的要取代他们的人，创作的活力多么旺盛啊。某一天，我们就在德吕埃的画廊，看到马尔凯的继风景画之后的裸体画。或者在马德莱娜广场的伯恩海姆画廊，找到博纳尔的肖像画，维亚尔的室内画，鲁塞尔的田园画。在迪朗——吕埃尔画廊，发现雷诺阿作品的完美的健壮身形。罗丹的作品几乎无处不在。所有这些都不曾遭到惩罚吗？我的意思是说，它们都被收在专门的柜子里，贴上标签，上面写着“艺术和文学的享受”吗？对这样的问题，我们的回答之所以是否定的，绝不是因为我们已经读过美学论著，而是我们觉得，这些“工匠”及其艺术的优雅，真正使我们自身发生了某种变化，变成现在这个样子，而且一直保持了三十年。 这些回忆有什么用？我讲述青年时代的往事，像是在东拉西扯，像是为了高兴，漫无目的……其实，我说的似乎就是《法国百科全书》的第16卷和第17卷，“艺术与文学，结尾”的内容吧？ 某种东西已经进入我们的生活，它那么强烈，那么光彩夺目，让我们突然觉得一切都不协调了。我们应当让断裂的联系再衔接起来，重建一种必要的秩序。首先是我们生活中的装饰本身就需要衔接。于是你们就在一个费利克斯——福尔式客厅里，挂上一幅雷诺阿或者莫奈的画？那个客厅看上去好丑，因为其中的圆形家具的曲线没有什么表现力，还充斥着风格不一、看着别扭的小摆设，墙饰也灰暗沉闷，是许多无用之物，令人不舒服。所以你们就把塞尚的一幅画镶进一个“现代风格”的画框里？鲁斯已经在维也纳向我们鼓吹要跟装饰画做斗争了。库尔贝和德拉克洛瓦的弟子们的画更好，不仅教我们这样做，而且还付诸行动。 还有什么要衔接的？我们的文学？确实，如果用抽象词语来提这个问题，我们可能很难解决它。我已经这样说过，而且我们模糊觉得：仅仅靠一门课，我们根本无法摆脱所有那些吸引我们的画，那些大理石和青铜制成的雕像。同一个上午，先去欣赏一幅罗丹的作品、一幅德加的作品、一幅雷诺阿的作品和一幅莫奈的作品，然后再去听歌剧《特里斯坦》，或者《佩利亚斯》，谁也不能就此推断出，浪漫主义是否已经消失，自然主义是否已被埋葬，一种出于本能的抒情表达方式，是否靠着一对一的格斗，战胜了一种尖刻的写实主义。同样，在文学上，我们也没有一下子放弃“先前”所喜欢的一切。而且，对于我们现在怀着最强烈的冲动去接受的东西，我们几乎并不去操心如何从中看出那种只在教科书中才能真正焕发出来的灵感的一致，也不去操心如何在“我们的”善于描绘的作家的这部分作品和那部分作品之间，建立一种学院式推理的联系。比如：（我有意杂乱无章地列举一些风格迥异的作品）在儒勒·列那尔的《自然纪事》（但得是带有博纳尔插图的版本）和《胡萝卜须》；还有夏尔——路易·菲利普的作品，从《布布》到《夏尔·布朗夏尔》；奥克塔夫·米尔博的作品；写了《人类的苦难》的皮埃尔·昂的作品；或者写了《流浪女伶》的科莱特的作品之间，建立这种联系。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发生排斥，厌恶某些作品和某些奇观异景（如林荫大道剧场及其通俗戏剧）之初，也就是在1900年前后吧，我们，以及其他许多人，都曾掌握并热情接纳那种在西方文明中没有名气，也无关紧要的小玩意：法国画法——生于1830年和1840年前后的大师们的画法。 还需要继续往下说吗？还要说到道德的“衔接”，或者说到哲学的“衔接”吗？我们当然否认希望在印象派与当时吸引了那么多青年的某些哲学态度之间，建立过于明确的关联。同样，我们也不希望在我们对正义的渴望，对超凡预见力的热切需要，与像莫奈、雷诺阿、西斯莱和巴齐耶这些人的创作意图之间，建立过于明确的关联。1862年的一天，当着一个真人模特的面，格莱尔嘱咐他的弟子思索古代艺术：“我们快离开这里，这地方损害健康，这里的人缺乏真诚……”但愿至少肯定，我们不仅仅会用先决问题，而且会用一些确定的日期和一个明确的问题，来反对将问题颠倒。是柏格森和柏格森主义的哲学吗？可是，为什么要把画家安顿在哲学家的不稳定的环境中，而不是把变化不定的哲学安顿在绘画的永恒的宫殿中呢？画家诞生在哲学家之前，在没有哲学家的情况下，就已经做得很出色了。 既然需要衔接，那我们就来衔接。通过淘汰，通过接纳，也通过看待古代事物的全新眼光。在这个时代，我们当中有些人竟想弄到卡尔芒版的——用钉子和包烛纸装订的——《罗马漫步》和《旅人札记》，就像科隆出版社留给后人的那种，可是这时这些后人接受这些书并不太热心……在这个狂躁不安的时代，我们已经预备迎接普鲁斯特了。还有瓦莱里。他们之所以被我们接纳，是因为被一些人引荐的，这些人改变了我们，可是他们自己反而又抵制这些作家了。就像说到底在我们这里影响了德彪西的是瓦格纳。而德彪西又影响了拉威尔、斯特拉文斯基、弗洛朗·施米特。而这些人又……我们打住吧。所以人们会说：“或许我生活在1900年；而我的邻居，就是你们看到的这位，生活在1890年；而那边那一位则活在1880年。”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有一部分活在1935年，或者1920年，但总归都活在1912年。 我们用一个词来概括，这就是“突变”。有时不只是对科学的征服才导致所谓人的智力真正发生“突变”：这是突然发生的转变，而且是非常深刻的转变，以至于在一些年里，那些花费了一个时代的一流科学天才的极大努力的观念本身，都变得十分浅显，连小学生都懂。也存在着可能和应该被称为对艺术的征服的东西。一些年来，这种征服产生的后果也掺和了进来，使公众的世界观发生“突变”。但却没有使艺术家的，或者使艺术爱好者的世界观发生突变；甚至也没有使最近为一位杰出的艺术史学家所提到的那位“精英”的世界观发生突变，这位精英丝毫不理解1860年到1900年间法国人对库尔贝、马奈、莫奈、罗丹和其他许多艺术家的热爱，声称这是“民主扼杀精英的诸多后果之一”：然而别搞错了，正是这些“精英”，在自己家的客厅里挂满了那位在我们的作者最近的《法国绘画史》中找不到其踪影的梅索尼埃的画，他的十分抢手的军事题材的画，还挂满了德塔伊描绘战斗的画和沙特朗的侧面肖像画，以及那么多艺术院士的色彩艳丽、俗不可耐的画作，如今有修养的人都羞于提到其中的名字。这些就是艺术的革命。当这些革命具有1900年在我们20来岁的人面前发生的那种革命的力量和规模时，我们就从中看到人类历史的一种最积极的因素。 人们也许看出我说所有这些话的目的了吧？首先是要成功证明，仅凭《法国百科全书》的第16卷和第17卷就得出任何结论是无法令人满意的，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如今就连我们50来岁的人，也没有在我们的从1900年到1910年的战利品下面画一道“终止”的杠。因为，当战争（这里战争只是作为年代标志，而不是作为一个泛指的或特指的原因）再次爆发时，我们已经认识并欣赏了其他画家、雕塑家、音乐家，另一种有着其他装饰的建筑。而且还有其他艺术，如在摄影术中与光线的天然作用合作搞创作的人；能把动作记录下来，以便以后能随意再现这些动作的人。这一切就发生在一个被一整套神奇的科学发现完全颠覆和更新的世界里，由这些发现产生了无线电报、航空、摄影术、无线电广播——将来还有电视，等等。这一切发生得如此强烈和深远，为此最近亨利·瓦隆还提醒我们：在这寥寥数年中，这些具有神奇通用性的发明，已经开始影响我们的机体，改变我们的感觉，使千百年来构造几乎固定的人类发生转变。 但是，也存在别的东西。在《法国百科全书》的整个编纂计划中，我从一开始就给艺术和文学留出一块充裕的地方；鉴于必须给现代物理学这种当代的革命之革命保留两卷的篇幅，我曾打算也安排两大卷的篇幅来“让人们理解”艺术在我们的文明和生活中是什么；我曾经还为了方便起见，一度试图把这两卷合并成一卷，后来又不得不马上作罢，又采取了原计划，这些都绝不是因为我无缘无故的心血来潮，而是因为我发现，在我的经验中，在我的记忆里，在我认识到已经“完成”的东西里，存在着一种观念，它还在起作用，即艺术不属于，或者以一种歪曲为代价只附带地属于《法国百科全书》第14卷所称的那些“消遣和娱乐活动”：它的确切位置，我从一开始就已经指明（皮埃尔·亚伯拉罕很想在第16卷的开篇再次提起它）。它属于人类所掌握的最有效的认识和理解事物的方法，它从现在起就是这样。而且不用担心它将来会发生变化。 科学家们向既高兴又困惑的我们展示他们所知的前景，展示他们轮番进行的实验研究和数学研究，这些研究是为了把宇宙更好地捕捉到人类的网中，即把它更好地封闭在由理性从已知事物得出的那些形式和抽象概念构成的坚固建筑中，这时候必须来说一说它将来可能是什么，应该是什么……数学家在让·佩兰所称的无边界地域里进行勘察，在“夜间蛰伏着意识可能永远无法激活的无数潜能”的人类大脑里探索，从已知对象中抽出他的理性存在的无限的链条。直到有一天，现实事物的内容都被完全加工过了，它就要求实验者再去收集事实，将其作为构造未来所需的元素。 这是没有终点的循环，是有点令人生畏的齿轮传动机构，如果艺术在这里根本不作为一种平衡力量介入，或者作为阳光大道的开辟者介入，那么无疑，许多柔弱地生存着的东西，我们所依恋的东西，都会在这些齿轮间被无情地轧碎。艺术不和科学截然对立。艺术不应该瞧不起科学，或者跟它作对，相反，艺术会越来越依靠它，把它的材料当作工作的对象。这不仅是为了增加它的能力，掌握新的方法，开辟新的疆域，更是为了向某些人阐明对事物的一般解释，因为这些人只知道从艺术那里接受科学所提供的，以及艺术或艺术家所暗示的解释。 在这两种相互替补，并且使交互的努力相结合的研究的循环中，我们有必要考虑到艺术的一种接替。这就是第三种研究。这更像是表面的研究，而不是深入的研究吧？你们以为呢？深度并不重要。我俯身看大海，你们告诉我：“这里水深三千米。”三千米，还是三百米，都一样。重要的是要知道光能照到多深。这就要使光线照得更远、更深，照得越来越深。要击退黑暗。所以要深入下去：我的意思是说，要照亮黑暗的地方。艺术能做到这一点。 [book_chapter]第二部分 赞成与反对 [book_title]1.赞成一种受引导的历史学 集体研究与历史学的前途[15] 集体研究：这种方式，也可以说是程序，一点不会让生物学家或生理学家，甚至心理学家，甚至离我们不太远的，但往往靠“调查”来做研究的“人文”地理学家和人类地理学家，感到吃惊或不快。可是，现在一旦我们把它用到历史学上，法国的大多数自称是历史学家的人，就会感到吃惊或不快了：这是事实。要解释这个事实，就必须了解它。 有人可能以传统为由。我在20世纪初开始研究历史时，在历史研究领域，集体工作的方式确实不流行。人们还用不着麻烦老档案保管员，自己就把一些“发掘出来的”档案藏起来，一藏就是好几年，以备以后可能用上。这样，要么有时会突然冒出一部十分可笑的“领先他人一步”的历史来；要么就是在同样的基础上工作的两位历史学家，身上像是安装了蒸汽发动机（一个来自尚不知道汽车为何物的时代的隐喻），使出浑身解数，你追我赶，要把对方远远甩在身后，让人们看着着实有点感动。可这是幼稚的个人主义。他们不是关心历史学，不是要促进学科发展。他们关心的是历史学家的名头，是一本要署上大名的书，是作者的虚荣心。 现在这种心态可能不太明显了，但是依然存在，并且还会持续下去，我还没有那么天真，不会想不到这一点。不过，这种心态是结果，不是原因。它起源于一些坚定的信念——按照正常逻辑，他们相互竞争，最终还是会殊途同归的。一些人坚信历史学“不是一门科学”。而另一些人坚信历史学是一门科学，因此“自然而然”要禁止历史学家对材料进行任何选择，禁止在对文献的原始采集与对读者的阐述之间，插入任何（假说形式的，甚至理论形式的）观念。我们不去详细讨论这些相互矛盾的理念。它们在历史学界获得持久的成功，一方面只能解释为人们对一种相互关联性完全不了解，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各种科学的学科都是靠这种相互关联性联系起来的；另一方面还可以解释为人们对演变或革命的一无所知，在现在这个时代，这种演变或革命就发生于整个“学者”行业关于人们惯常所称的科学客观性的观念中。 总之，我们只要注意：科学不是靠一些在时空之外过着忽视物质的纯智力生活的科学家，在象牙塔中进行私密活动产生的。 科学——我指的是科学社会——靠身处其时代的环境中的人产生：对数学家、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和历史学家来说，环境都是同一种……它以同样的方式对所有人产生影响，而且他们的科学活动与同时代的全部其他活动的联系，就通过它来实现。[16] 换句话说，科学不是一个独立王国。它与所处的社会环境分不开。它承受着其中的压力，许多偶然事件束缚了它的发展。因此顺带地说，科学的历史学，绝不是建造一个死气沉沉的、积满灰尘的收藏馆，保存过时的理论和陈旧的解释，相反，它体现了人类思想通史的一个生动篇章：它归根结底追溯了精神对事物的适应，以及人类对其所处环境的控制。 由此可知，既然在最近二十年中自然科学受到一场真正的意识形态革命的影响；既然由于物理学突然发生惊人的进步，致使由17、18、19世纪许多代科学家建立起来的自然科学理论结构发生崩塌；既然由于具体事物冲破抽象事物的框架，人们尝试用“纯理论的”力学来解释世界，但因为一次突然的挫折而终止；既然必须对此前人们一直赖以生活的所有观念进行全面修改；既然最终没有主要观念能避免这种修改：无论是科学事实的概念、法则的概念、必然性的概念、偶然性的概念，还是总体上的、学科本身和科学的概念……这种科学与科学家们的顽强而认真的干预一起构造它的对象，那么，历史学就摆脱不了这样的动荡。无论它愿不愿意，都要被牵扯进去。如果历史学还坚持要研究一个世纪前那套旧的“科学”观念，就显得非常可笑，那些观念是它不久前从一些“科学家”那里获得的，如今都已经被他们彻底抛弃了。而如果所有科学确实都是相互关联的，那么历史学就变得滑稽可笑了，除了消遣，别无他用。 然而，这些相互关联的，其典范必定对历史学有影响的科学，给了我们什么教益呢？教益有许多，但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任何科学事实都是“编造过的”事实——而且不是未经加工就交给科学家的。观察是照相，是如实反映现实，实验则是干预现实，它们之间旧的区别需要全面修改。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提供未经加工的材料。观察就是一种构造。照相时的“取景”就是构造，人们想利用它们对理论进行某种检验和证明。这样，人们经常挂在嘴边的“历史学家无权选择事实”这种反对意见就无效了；因为事实上不管什么科学家始终都是在选择——况且整个历史学就已经是选择，选择唯一的偶然事实，就湮灭了某个证据、某个遗迹、某套文献——但是保护了别的。最后的教益是，我们要坚持许多关于科学工作真实意义的旧偏见——就要在历史学内部产生一种荒谬而幼稚的信念，认为“漫无目的”地，权当消遣地收集一些事实，留着等待一个能处置它们的人来用，是在做好事；并且，既然历史学与相邻学科相关，这就会导致人们提出一种从前最受社会学家喜欢（况且对他们的抱负十分有利）的理论，即认为历史学家就是干粗活的工人，他们的任务就是从采石场采石，并且凿成方石，而社会学家建筑师只要把它们堆砌起来就可以了…… 我们要彻底丢掉兰克的那种幼稚的唯实论，他自以为能从事实本身来认识事实，“就像亲眼看见一样”。我们是通过我们的精神的形式，像认识自然现实一样来认识“历史现实”的。历史学传统的工作步骤是先确定事实，然后运用这些事实，我们尝试用另一种步骤来代替它，这种步骤既重视目前的技术，也重视未来的实际应用，像它所预告的那样的应用。我们历史学家不像逻辑学家那样推理，他们注意按照等级，循序渐进地提升自己，并且一级一级地建造楼梯，从最简单的任务通向最高级的任务。这里要遵守的顺序，就是发生的顺序。根据这种观点，首先最重要的，是有一个长期酝酿和范围广泛的研究计划，把它制订出来，并且不断修订。[17] 那么，你们的历史学的基础是一些“理论”吗？——这个词根本吓不倒我。不久前，我读到过一位作者写的这些颠覆性的话：“理论是思想的一种构造，它满足了我们天生而迫切的理解事物的欲望，用来向我们提供对事实的一种解释。从这个观点看，理论就是对科学的说明……它不把发现定律当作最终目的……而是就把理解现象当作最终目的。”这位疑似的形而上学家是谁？是一位生物学家，叫安东尼，他的话被另一位生物学家弗雷蓬引用了。[18]路易·拉皮克[19]最近提及的时代，以及马让迪所描述的那种四处巡回拾荒的人的兴奋，都结束了，都已成为过去。马让迪说：“我像一个拾荒的人，在那里面闲逛，每走一步都发现了值得放进背篓的东西。”他的“那里面”指的是一个生命体的迷宫。如今对许多历史学家来说，“那里面”仍然是有生命的历史的迷宫……但是拉皮克用达斯特的话来驳斥马让迪的话，我们历史学家也要记住这句话，因为“科学”也包括我们的历史学：“如果人们不知道自己要找什么，就不知道所找到的是什么。” 对生物学家有用的东西，对他来说是聪敏和理智的东西，对历史学家来说，怎么会是愚蠢和不理智的呢？致力于处理所有材料中最复杂的材料的人，致力于研究人类历史活动的人，怎么会甘心花更长的时间去冒险，没有方向，单枪匹马，而且像祈求神助一样祈求机遇呢？目前在历史学领域，不论是谁，不论待在什么地方，不论用什么材料，沿着不论什么方向，只要他按照自己喜欢的样子，或大或小，建造他的一段墙，完了他就会得意地搓搓手：“嘿，我为未来的宫殿做了这么多功绩！”哎呀，可别这么说！一丁点儿功绩也没有。人们如果要建造宫殿，就得请一位建筑师来，画一张草图，而不是先在自己的领地上砌满这些不协调的各种墙面。我们要从头开始：从建筑师的草图开始。[20] 本质上，这是协调的草图，是协作的草图。这样，我们就回到“集体研究”上来了，我们从来没有把它忘掉。这个时代需要全面的研究。在所有领域处处如此。有人告诉我们：“贾尔是最后一位全面的博物学家。”有人告诉我们：“西尔万·莱维是最后一位全面的印度学家。”就算是这样，我们又能从中得到什么教益了？亚历山大死了，他的帝国分裂了？我的意思是，将出现一些人，成为西尔万·莱维可能还完全占有并管理的这个庞大帝国中仅仅某一部分的主宰吗？而这是唯一的结论吗？可是我发现了另一个结论。 限制学者的活动范围——是在加重“专业化”这个灾难。让它变得不可救药。如果让亚历山大的继承人来统治整个帝国，他必须跟五六个人合作——一位将军、一位外交官、一位征税官、一位建筑师等——他只需组织他们合作，安排任务，分配要干的工作吗？ 我们这么来想：历史学家，如果不是自己制造整块手表，不是首先自己制造工具，然后制造零件，最后进行组装，让手表转起来，而是只满足于履行最后的职责呢？如果他出于适当的原因，选择了一个研究课题，细心地划定了它的范围，确定了首先必须确立的东西（因为必须抛弃“所有东西都对所有人同样有趣”这种幼稚的观念），然后组织一个小组来研究，在这个小组中，（考虑到要对技术史进行一些可能的和必要的调查）要有一位真正的技术员，一位熟悉其学科历史的化学家，一位有实事求是精神的经济学家——如果把事先制定调查表，对所得到的答复进行比较，从中得出问题答案的要素，安排必要的补充调查，尤其是指出所存在的问题与提出这个问题的时代的全部历史问题的关系这个艰难职责留给自己——如果采取了这条漫长的路径后，最终却发现，它比从前那些迂回曲折的老路径要短得多，那么，即使并不总是一定能一下子解决这些问题，他也终于能让历史学变成了一门“待提问题的科学”：我相信他的角色尤其会比某个撰写“个人的”著作的人的角色更引人注目；我相信不再会有人去追问历史学是一门科学还是一门艺术；我相信人们或许不再会把写《路易十五和女人们》《博尔吉亚的毒药》这些学术性书籍的学者型作家称作历史学家。不然，历史学家就要把这个被他们糟蹋的名称，和为他们设立的科学院奖一起，让给这些杰出人物，毫不犹豫地为自己改个名称，免得再长期受到一种混淆的伤害，这种混淆令人生气，而且还太过荒唐。 如果想让这个时刻提前到来，而且它必须提前到来，首先要做的，就是征求别人的建议，探查已经实现的成就，依靠那些已经在其领域里组织“集体研究”的人。 [book_title]2.反对孤立自在的外交史 是历史学，还是政治学？关于1930年和1945年两部著作的思考[21] 一 一段时间以前，一个资深法国历史学家小组在亨利·奥瑟的领导下，在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欧洲外交史（1871—1914）》（1929），这部著作并不直接属于我们这种杂志的评判范围。可是，不把一种那么实用的工具公之于众，可能是一件有失公允的事情，而且更可能会漏掉一个颇具意义的问题。 翻开这本书，人们完全能发觉，做了那么多经济史研究的作者亨利·奥瑟，就他个人而言，绝对没有忘记，一种新的外交学逐渐替代了“宫廷和内阁的政治”，而且这种外交学必须越来越多地考虑舆论的演变和团体的利益。他在一篇刚劲有力的引言中写道：“一种在捍卫其生活标准的本国工人，与接受极低工资的外籍非技术工人之间爆发的冲突，足以挑动两个国家互相对立了。”的确，打开报纸，翻开杂志：通篇都是通商条约，关税谈判，金融改组的举措或工业的装备，作为经济或政治利益交换物的申请和给予的银行贷款。人们容易发觉，这就是一种日常的外交事务，在环境影响下，这种外交无意中都必须受人民议会的持久而直接的控制。显然，经济对政治的这种掌控，不是从昨天才开始的，而且如果要探究事物的本质，古代许多战争的目的，就是掠夺盐、香料或鲱鱼。亨利·奥瑟出过一本出色的小书，《当前经济问题的历史根源》，他就清楚这一点。半个多世纪以来，这种掌控确实变得越来越明显，举两个最明显的例子，迪斯雷利购买赫迪夫·伊斯梅尔的股票，是1875年以来影响英国的埃及政策的一个主要因素，赫拉特铁路差点引发人们经常预言的俄国人和英国人的冲突；只要想到圣哥达隧道的贯通，人们就可以理解三国同盟了；最后，矿石、燃料、商品销售市场和工业信贷的问题，也肯定影响了参与1914年战争的人和国家的决心。 这些很显然是应时产生的事实，或者像人们有时所说的，是“只叙述事件”的事实，就由于它们引起的轰动，勉强能够体现经济对政治的影响，这种影响虽然模糊，但是顽强，和其他许多同等重要的影响一起，成为国与国之间直接行为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这些具体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属于细枝末节的事实，也有机会被《欧洲外交史》的编纂者们偶尔提及，带着过多的保留和简略；但是隐秘的力量，即激发人民群众的热情的隐蔽的原动力，他们却很少操心去揭示它们。他们认为它们蛰伏在隐蔽的深处就行了。就像奥瑟在其引言中所写的，这是“历史的隐蔽层”。它们得到一种简单的成见掩护，这成见向来都是由最严格意义上的外交文件，即那些蓝色的、灰色的、黄色的或红色的官方文件汇编而成；各国最近的重要文集，如果没有法国的，就用德国和英国的；再加上重要事件的当事人和见证人的书信和回忆录。他们只关心他们的政治外交球体的外壳……难道为此我们要怪他们？不。我们不怪这些人。要怪就怪一种传统。 在这两卷《欧洲外交史》的封面上，有这样一行字：“欧洲政治教程。”我不喜欢这种标题。但值得注意的是，它一开始就标明了某种方向，表达了某种理念，某种可以说是合理的，不过有点专业的理念。一些很有名的书与之类同，最近以彩色标题再次出版的《外交政策史教程》，自1892年以来在法国就具有代表性，并且渐渐在教学上占了上风。这是一种不幸，我想了很久才这样写，倒不是我认为这些教科书从技术角度看质量差，而是因为它们比其他所有书都更能促使几代学生（其中许多后来超过了老师）在头脑中，用一种“历史政治”的，专注于政务的观念[22]来替代一种“关系”史的公正观念，我说的这种“关系”史，它一有可能就会仅满足于理解和让人理解那些重大群众运动，那些运动具有实际的、深层的和多重的原因，它们时而使国内各种集团团结起来，并且和平地合作，时而又使它们爆发强烈而致命的情绪，相互对立。 然而，很显然，我们不应该只从“大人物”个人的情绪、心理和心血来潮中寻找这些原因，也不应该只从竞争外交的博弈规则中寻找这些原因。因为还有地理的原因、经济的原因、社会的原因；也有智力的、宗教的和心理的原因。而我明白，这更多的是人们深陷在过去——我指的是现代欧洲国家的过去，是历史学家觉得政治的个人因素在起作用，而非像文献一直声称的那样，是一些多少有些专制的君主的行为，或者是比主子更专制的大臣的行为。我也明白，有必要给予所谓外交技巧与其作用相称的地位。最后我还明白，艰苦工作当然不是一点用处没有，我们克服了重重困难，付出了关键的艰苦努力，推定了可能对某个事件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的一些外交措施的出台日期，不是精确到周或天，而是精确到时，有时还精确到分。这些我统统都明白；对于那些人们可能不用相反的论据，而是用补充的论据来反驳的观点，我也明白；但我还是要说，给一本书取名为《外交政策史教程》，或者更简略地取名为《欧洲政治史教程》，不管人们是否愿意，都是无视“有血肉”的国家的有生命的历史，无视一些“正在形成”国家的地区的历史。这些地区由陆地、江河湖海、森林和山脉构成，但也由采取某些生活方式，习惯于某些思维、感觉、信仰方式的人构成，组合的变化范围巨大，因此各地区的面貌都具有个性；这就让一种“外交”政策的、“对外”政策的，如果人们更喜欢（在说法上人们有选择）的话，还有“宏观政策”的，甚至“欧洲”政策的永久的抽象概念，飘浮在这些现实的上空。在外交的天空中，这种政策不是沉浸在像善良的拉伯雷的幻想那种第二意念里，而是充满了国王的心血来潮、皇帝的野心或大臣的“宏伟计划”。 而如果有人反对说：“可是，您指出的这种在国家的实际利益与统治者的宏观政策之间的不一致的情况，确实是经常存在的呀。”我回答说，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从定义上闭口不谈这个至关重要的事实的著作，一些似乎把一些外交学的抽象体系（外交学本身被作为抽象事物来考虑）当作表达国家集团——这些外交家就以这些国家集团的名义说话、写作和行事——的一致意见、观念、意愿和利益来阐述的著作，就撇开了真正的问题，撇开了值得提出的问题。这里考虑的还只是所争论的问题的纯科学的方面。如果我们在这里还必须从其他角度来看问题，如果还应该和某些作者谈谈公民的职业培训或教育，那么人们就容易猜到我们要说什么了。虽然没有使用更浮夸的词语来表述，但掩盖像这样的不一致，是多么笨拙的错误啊。 这部著作表述客观、格调高雅且具有道德心，对此我们表示尊重，但我们也坦率地表达了一些意见，在她总结和概括一下。 一些有益的研究几乎统统被赶出这个领域，那么多受到用心良苦的经济学家欢迎的那种“经济人”（homoæconomicus）被打入了冷宫，一个充满了学究们的空想的地方。当人们最终也把“外交人”（homo diplomati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