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流动的盛宴 [book_author]海明威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109956 [book_dec]《流动的盛宴》是海明威的一部极具自传性质的散文集。一九二○年代，海明威以驻欧记者身份旅居巴黎，本书记录的正是作者当时的所见所闻，其中还穿插着巴黎文学界、艺术圈诸多名流的轶事，这既是作者为巴黎这座伟大城市所画的风景的素描，也是他与当时一大批旅欧小说家和艺术家的交往速写，其中不乏格特鲁德·斯泰因、埃兹拉·庞德、詹姆斯·乔伊斯和菲茨杰拉德等名人，海明威在书中毫不客气地对他们做出了极具个人风格的评断。虽然作者所回忆的这些往事年代甚远，但本书无疑是了解“迷惘的一代”的由来，以及菲茨杰拉德与海明威纠纷缘由的*手资料。书中的经典名句“巴黎是一席流动的盛宴”更是成为巴黎的“文化名片”，被广为流传。 [book_img]Z_10230.jpg [book_title]译者前记 此书可说是海明威有生之年写成并经他亲自修改的最后一部作品。尽管此书于一九六四年出版后，先后又出版了《岛在湾流中》、《危险的夏天》和《伊甸园》，今年在纪念作家诞生一百周年之际，又有经他的儿子帕特里克编辑的《曙光示真》〔1〕遗作问世，但是经作者亲手修改校订并认可出版的最后作品无疑是本书。海明威于一九五七年秋天在古巴的观景庄开始动笔，其间去爱达荷州的凯彻姆和在西班牙逗留时，仍断断续续写作，至一九六○年春重返古巴观景庄才完成初稿，同年秋天返回美国，在凯彻姆他的家中作最后润饰完成此书，前后历时三年有余。一九六四年由他的第四任妻子玛丽·韦尔什编辑整理出版。 此书名为《流动的盛宴》，其意殆指巴黎这座世界艺术名都历久长青，人才荟萃，一些献身艺术的来到这里奋斗也在这里成名，文人沙龙，歌台舞榭，真好似朝朝寒食，夜夜元宵，年复一年，而岁岁不同，像一席流动的盛宴。 本书是海明威自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六年在巴黎的一段生活的回忆。一九二一年九月海明威与他的第一任妻子哈德莉·理查森结婚，十二月经当时他结识的第一位美国著名作家舍伍德·安德森的建议，偕同新婚的妻子以《多伦多星报》驻欧洲记者的名义居留巴黎，直至一九二六年六月与哈德莉分手，而于翌年五月与他的第二任妻子波琳·菲佛结婚为止。这段时间正是他同哈德莉（尽管比他大八岁）新婚燕尔，在巴黎度过的清苦朴素（有时甚至忍饥耐饿）但又充满青春欢乐和爱情、在文学创作上艰辛奋斗的婚后生活及其最后的破灭；也是海明威从一个勤奋的青年作家埋头习作而开始成名的转折期〔2〕。二十年代在巴黎有一批流亡的英美作家、艺术家如埃兹拉·庞德、托·斯·艾略特、司各特·菲茨杰拉德、葛特鲁德·斯泰因、詹姆斯·乔伊斯、福特·马多克斯·福特、多斯·帕索斯等辈，他们聚集在斯泰因的文艺沙龙中，或者庞德的工作室和西尔维亚·比奇的莎士比亚图书公司里谈艺论文。年轻的海明威从庞德（他比海明威年长十一岁）和斯泰因那里获得宝贵的启蒙和热情的帮助。 回忆总是甘苦交织的。在巴黎的学艺生活固然贫苦而艰辛，但自有其欢愉和乐趣在。他与第一任妻子哈德莉比之与后来的三个妻子，相对来说有着较纯洁的爱情，他们节衣缩食，对清苦的生活甘之如饴，从而能在工作余暇（哈德莉教授钢琴）去意大利、奥地利、瑞士、西班牙滑雪，观看赛马、赛车和斗牛以及旅游观光。多年以后，作者怀着浓厚的怀旧心情回忆他与哈德莉这段温馨的爱情，以致把他最后与哈德莉的离异归咎于那个可鄙的“引水鱼”（指美国著名小说家多斯·帕索斯）把“有钱人”（指墨菲夫妇）引到了他们的生活圈中，才使他同哈德莉分道扬镳的。 海明威从他自己的观察和交往给一些作家艺术家描绘了一幅幅生动的画像。埃兹拉·庞德，这位现代派文学运动的先驱、旗手、领导者、著名诗人，一贯善于发现文坛新星，乐于奖掖后进，赢得了作者的始终不渝的尊敬。斯泰因的专横和热情，她对作者的训诲，及至作者最后不得不与她那样微妙地疏远；还有对年轻的富有才华的优秀美国小说家菲茨杰拉德描画的可说是工笔细致的肖像，他热爱他的姗尔达，但结果无疑毁于他所倾心爱恋的人儿，他一心想埋头写作，但始终被姗尔达所迫而不得不参加夜宴酗酒纵饮，尽管他在巴黎时已经身负盛名，写出了他的杰作《了不起的盖茨比》，他终于毁于酗酒，姗尔达不久也患了精神病。一九四○年圣诞节前四天因冠心病猝发，这位“爵士时代”的桂冠诗人菲茨杰拉德过早地结束了悲剧的一生。他也是最早发现海明威的文学才能的一个，像兄长一样竭力鼓励他勤奋写作，并向出版社热情地推荐他的作品。但是在海明威的回忆中他显然多么脆弱，孩子气，他再三央求海明威真实地为他解答使他感到苦恼的生理问题，使人忍俊不禁。 海明威这部回忆录，乍看之下，似乎是一部写得过早的回忆录。一九五七年开始写的时候他不过五十八岁，离他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也仅仅三年。但回忆录是人们自己感到生命已临近终点时对自己的一次扫描、一个回顾和总结。这对海明威也不例外。他自五十年代在非洲游猎时两次飞机失事，其中一次伤势严重，“头盖骨开裂，臂膀脱臼，肝脏、左肾和脾破裂，脸部和头部严重烧伤”，由于电震疗法，他丧失了记忆力。这自然不能不使他产生生命将尽的感觉，回顾往昔，而萌生写回忆录的念头。而就在这部回忆录写成的第二年，海明威在他的凯彻姆住所用一支猎枪向他的头颅开枪自杀了。“一九六一年七月二日早晨，玛丽·韦尔什·海明威，他的第四任妻子正熟睡在楼上的主卧间里。突然一声像两只抽屉砰地关上的声音使她惊醒了过来……” 海明威已经死了三十八年。今年，《纽约客》周刊（一九九九年五月二十四日）为了纪念他诞辰一百周年，发表了美国女作家莉莲·罗斯的一篇文章，其中提到三十八年来人们在海明威死亡的性质上一直有不少揣测，“玛丽说这是一次意外事故，我相信她的话。海明威不能容忍自杀这种行为。他会说，‘别死。这是我所知道的唯一毫无意义的事情。’他热爱生活也相信生活。”〔3〕然而，从他的父亲的自杀，从他的一向以自己健壮的体魄自豪，视写作为无比神圣的事业，一旦失去健康，甚至丧失了记忆力，行将成为朽废之物，他选择了自杀也是很自然的。他的亲人作如此宣告，无非是为贤者讳。 虽然如此，我们仍将向海明威表示感激之情。他身心遭受严重摧残之余，回首当年，往事历历，有不能已于言者，于是奋笔写成这部引人入胜的忆旧之作，使我们能与作者一起重游二十年代的巴黎，在塞纳河畔徜徉，在林荫道旁的咖吧闲眺；使我们得以一个个地结识他当年的旧友，那慷慨大度的庞德，二十年代轰动西方文坛的现代派小说家乔伊斯，英才早发、为娇妻所累而壮志未酬的菲茨杰拉德，专横而又好客、倾心于现代流派的新文学艺术、体态装束如意大利农家妇的斯泰因；使我们更进一步了解我们尊敬的朋友海姆，这是朋友们对他的爱称。 海明威在他告别人世的前一年写成这部最后之作，无愧为一个英气勃勃的男子汉，无愧为一个矢志献身文学的伟大小说家。他的这种精神鼓励着我们在生活中奋进。译者亦老且病矣，两次癌疾两度手术，幸赖高明医师的妙手，在术后休养期间犹能握管译书，以解卧病之孤寂。译成之日适逢作者百年诞辰，不胜欣快，跻身译界忽忽已近半个世纪，我亦可以搁笔矣。 汤永宽 一九九九年八月 注释 〔1〕　据威廉·博伊德文“触动最痛的伤疤”（William Boyd: Touching his worst Scars，《泰晤士报文学增刊》1999年7月2日），帕特里克在前言中告诉我们这部未加题名的遗稿有20万字，显然不是日记，而是半部小说。其实乃是海明威与他的第四任妻子玛丽在五十年代初去非洲狩猎的实录。此书的题名取自海明威在书中的一段话：“在非洲，一件东西只有晨光熹微时才是真实的，到了中午就变成了一个谎言……”博伊德对于海氏家人发表这质量平平的遗稿颇不以为然，认为有损海明威的名声。 〔2〕　在此期间海明威写出了短篇集《在我们的时代》（1925）、中篇小说《春潮》（1926）和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1926），因此，在与哈德莉分手时，为答谢他们共同奋斗的生活，他把《太阳照常升起》题赠给哈德莉并表示该书的版税亦归于她。 〔3〕　莉莲·罗斯：“海明威告诉我如此种种”（Lillian Ross: Hemingway Told Me Things，《纽约人》，May 24, 1999）。 [book_title]序 出于一些作者认为充分的理由，本书中略去了许多地点、人物、观感以及印象。其中有些是秘密，有些则是尽人皆知，谁都已经写过的，而且无疑还会继续写到。 这里没有提到阿纳斯塔西体育场，有些拳击手在那儿当招待，侍候摆在树荫下的餐桌，而拳击场就设在那边的花园里。也没有提到跟拉里·盖恩斯一起练拳，以及冬季马戏场那场打了二十个回合的了不起的拳赛。也没有提到像查利·斯威尼、比尔·伯德和迈克·斯特拉特这些好朋友，也没有提到安德烈·马松和米罗〔1〕。这里没有提到我们去黑森林的那几次旅行，以及前往我们喜爱的巴黎近郊那些森林的当日返回的旅行。如果所有这些都写进本书那敢情好，可是眼下我们只得付之阙如了。 如果读者喜欢的话，本书也可以看作是一部虚构小说。但是这样一本虚构作品总还是会有可能多少阐明一点其中写到的那些事实的。 欧内斯特·海明威 古巴，圣弗朗西斯科·德·保拉 注释 〔1〕　安德烈·马松（André Masson, 1896—1987），法国画家、雕刻家，超现实主义的先驱和大师之一。胡安·米罗（Juan Miro, 1893—1984），与毕加索、达里并称为当代西班牙三位伟大的现代派画家，鲜艳夺目的色彩，形象化的隐喻，奇特的想象等，构成了米罗的完整的风格。 [book_title]说明 欧内斯特于1957年秋在古巴开始撰写本书，1958至1959年间的冬天在爱达荷州的凯彻姆继续写作，1959年4月我们去西班牙，他把稿子随身带去，后来随身带回古巴，然后在那年深秋又带到凯彻姆。他曾半途搁下本书去写另一本关于安东尼奥·奥多涅斯和路易斯·米盖尔·多明吉1959年在西班牙斗牛场上激烈竞争的书《危险的夏天》，于1960年春才在古巴完成本书。1960年秋他在凯彻姆对本书作了一些修改。此书涉及1921至1926年在巴黎的岁月。 玛海〔1〕 假如你有幸年轻时在巴黎生活过，那么你此后一生中不论去到哪里她都与你同在，因为巴黎是一席流动的盛宴。 欧内斯特·海明威 “你就是这样的人。你们都是这样的人。”斯泰因小姐说。你们这些在大战中服过役的年轻人都是。你们是迷惘的一代。” “真的吗？”我说。 “你们就是，”她坚持说。“你们对什么都不尊重。你们总是喝得酩酊大醉……” …… 我记得他们怎样装了一车伤员从山路下来狠狠踩住刹车，最后用了倒车排挡，常常把刹车都磨损，还记得那最后几辆车子怎样空车驶过山腰。我想到斯泰因小姐和舍伍德·安德森以及与自我中心和思想上的懒散相对的自我约束，我想到是谁在说谁是迷惘的一代呢？接着当我走近丁香园咖啡馆时，灯光正照在我的老朋友内伊元帅的雕像上，他拔出了指挥刀，树木的阴影洒落在这青铜雕像上，他孤零零地站在那儿，背后没有一个人，而滑铁卢一役他打得一败涂地。我想起所有的一代代人都让一些事情给搞得迷惘了，历来如此，今后也将永远如此。 注释 〔1〕　即玛丽·韦尔什·海明威（Mary Welsh Hemingway, 1908—），作者的第四任妻子。 [book_title]圣米歇尔广场的一家好咖啡馆 当时有的是坏天气。秋天一过，这种天气总有一天会来临。夜间，我们〔1〕只得把窗子都关上，免得雨刮进来，而冷风会把壕沟外护墙广场上的树木的枯叶卷走。枯叶浸泡在雨水里，风驱赶着雨扑向停泊在终点站的巨大的绿色公共汽车，业余爱好者咖啡馆里人群拥挤，里面的热气和烟雾把窗子都弄得模糊不清。那是家可悲的经营得很差劲的咖啡馆，那个地区的酒鬼全都拥挤在里面，我是绝足不去的，因为那些人身上脏得要命，臭气难闻，酒醉后发出一股酸臭味儿。常去业余爱好者咖啡馆的男男女女始终是醉醺醺的，或者只要他们能有钱买醉，就是这样，大多喝他们半升或一升地买来的葡萄酒。有许多名字古怪的开胃酒在做着广告，但是喝得起的人不多，除非喝一点作为垫底，然后把葡萄酒喝个醉。人们管那些女酒客叫做Poivrottes，那就是女酒鬼的意思。 业余爱好者咖啡馆是穆费塔路上的藏垢纳污之所，这条出奇地狭窄而拥挤的市场街通向壕沟外护墙广场。那些老公寓房子都装着下蹲式厕所，每层楼的楼梯旁都有一间，在蹲坑两边各有一个刻有防滑条的水泥浇成的凸起的鞋形踏脚，以防房客如厕时滑倒，这些下蹲式厕所把粪便排放入污水池，而那些污水池在夜间由唧筒抽到马拉的运粪车里。每逢夏天，窗户都开着，我们会听到唧筒抽粪的声音，那股臭气真教人受不了。运粪车漆成棕色和橘黄色，当这些运粪车在勒穆瓦纳红衣主教路缓缓前进时，那些装在轮子上由马拉着的圆筒车身，在月光下看去好像布拉克〔2〕的油画。可是没有人给业余爱好者咖啡馆排除污秽，它张贴的禁止公众酗酒的条款和惩罚的法令已经发黄，沾满蝇屎，没人理睬，就像它的那些顾客一样，始终一成不变，身上气味难闻。 随着最初几场寒冷的冬雨，这座城市的一切令人沮丧的现象都突然出现了，高大的白色房子再也看不见顶端，你在街上走，看到的只是发黑的潮湿的路面，关了门的小店铺，卖草药的小贩，文具店和报亭，那个助产士——二流的——以及诗人魏尔伦〔3〕在那里去世的旅馆，旅馆的顶层有一间我工作的房间。 上顶层去大约要走六段或八段楼梯，屋里很冷，我知道我得去买一捆细枝条，三捆铅丝扎好的半支铅笔那么长的短松木劈柴，用来从细枝条上引火，加上一捆半干半湿的硬木爿才能升起火来，让房间暖和，这些要花我多少钱啊。所以我走到街对面，抬头看雨中的屋顶，看看是否有烟囱在冒烟，烟是怎样冒的。一点没有烟，我想起也许烟囱是冷的，不通风，还想起室内可能已烟雾弥漫，燃料白白浪费，钱随之付诸东流了，就冒雨继续前行。我一直走过亨利四世公立中学、那古老的圣艾蒂安山教堂、刮着大风的先贤祠广场，然后向右拐去躲避风雨，最后来到圣米歇尔林阴大道背风的一边，沿着大道继续向前经过克吕尼老教堂和圣日耳曼林阴大道，直走到圣米歇尔广场上一家我熟悉的好咖啡馆。 这是家令人惬意的咖啡馆，温暖、洁净而且友好，我把我的旧雨衣挂在衣架上晾干，并把我那顶饱受风吹雨打的旧毡帽放在长椅上方的架子上，叫了一杯牛奶咖啡。侍者端来了咖啡，我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一本笔记簿和一支铅笔，便开始写作。我写的是密歇根州北部的故事，而那天风雨交加，天气很冷，正巧是故事里的那种日子。我历经少年、青年和刚成年的时期，早已见过这种秋天将尽的景象，而你在一个地方写这种景象能比在另一个地方写得好。那就是所谓把你自己移植到一个地方去，我想，这可能对人跟对别的不断生长的事物一样是必要的。可是在我写的小说里，那些小伙子正在喝酒，这使我感到口渴起来，就叫了一杯圣詹姆斯朗姆酒。这酒在这冷天上口真美极了，我就继续写下去，感到非常惬意，感到这上好的马提尼克〔4〕朗姆酒使我的身心都暖和起来。 一个姑娘走进咖啡馆，独自在一张靠窗的桌子边坐下。她非常俊俏，脸色清新，像一枚刚刚铸就的硬币，如果人们用柔滑的皮肉和被雨水滋润而显得鲜艳的肌肤来铸造硬币的话。她头发像乌鸦的翅膀那么黑，修剪得线条分明，斜斜地掠过她的面颊。 我注视着她，她扰乱了我的心神，使我非常激动。我但愿能把她写进那个短篇里去，或者别的什么作品中，可是她已经把自己安置好了，这样她就能注意到街上又注意到门口，我看出她原来是在等人。于是我继续写作。 这短篇在自动发展，要赶上它的步伐，有一段时间我写得很艰苦。我又叫了一杯圣詹姆斯朗姆酒，每当我抬头观看，或者用卷笔刀削铅笔，让刨下的螺旋形碎片掉进我酒杯下的小碟子中时，我总要注意看那位姑娘。 我见到了你，美人儿，不管你是在等谁，也不管我今后再不会见到你，你现在是属于我的，我想。你是属于我的，整个巴黎也是属于我的，而我属于这本笔记簿和这支铅笔。 接着我又写起来，我深深地进入了这个短篇，迷失在其中了。现在是我在写而不是它在自动发展了，而且我不再抬头观看，一点不知道是什么时间，不去想我此时身在何处，也不再叫一杯圣詹姆斯朗姆酒了。我喝腻了圣詹姆斯朗姆酒，不再想到它了。接着这短篇完成了，我感到很累。我读了最后一段，接着抬起头来看那姑娘，可她已经走了。我希望她是跟一个好男人一起走的，我这样想。但是我感到悲伤。 我把这短篇合起在笔记簿里，把笔记簿放进上衣的暗袋，向侍者要了一打他们那儿有供应的葡萄牙牡蛎和半瓶干白葡萄酒。我每写好一篇小说，总感到空落落的，既悲伤又快活，仿佛做了一次爱似的，而我肯定这次准是一篇很好的小说，尽管还不能确切知道好到什么程度，那要到第二天我通读一遍之后才知道〔5〕。 我吃着那带有强烈海腥味和淡淡的金属味的牡蛎，一边呷着冰镇白葡萄酒，嘴里只留下那海腥味和多汁的蛎肉，等我从每个贝壳中吸下那冰凉的汁液，并用味道清新的葡萄酒把它灌下肚去，我不再有那种空落落的感觉，开始感到快活并着手制订计划了。 既然坏天气已经来临，我们大可以离开巴黎一段时间，去到一个不下这种雨而会下雪的地方，那儿雪穿过松林飘落下来，把大路和高高的山坡覆盖起来，在那个高处，我们夜间走回家去的时候，会听到脚下的雪吱嘎吱嘎地响。在前锋山〔6〕南有一所木制农舍式的别墅，那里的膳宿条件特佳，我们可以一起住在那里，看我们的书，到夜晚暖和地一起睡在床上，敞开着窗子，只见星光灿烂。那是我们可以去的地方。乘三等车价钱并不贵。那儿的膳宿费比我们在巴黎花费的并不多多少。 我要把旅馆里那间我写作的房间退掉，这样就只需付勒穆瓦纳红衣主教大街74号的房租了，那是微不足道的。我给多伦多〔7〕写过一些新闻报道，它们的稿费的支票该到了。在任何地方任何情况下我都能写这种报道，因此我们有钱作这次旅行。 也许离开了巴黎我就能写巴黎，正如在巴黎我能写密歇根一样。我不知道要这样做为时尚早，因为我对巴黎了解得还不够。但是最后巴黎却还就是这样写出来的。不管怎么说，只要我妻子想去，我们就去，于是我吃完牡蛎，喝干了葡萄酒，付了我在这咖啡馆里挂的账，便抄最近的路冒着雨——如今这只不过是当地的坏天气而已，而不是改变你的生活的什么东西了——赶回圣热内维埃弗山，回到山顶上的那套房间。 “我想这该是绝妙的，塔迪〔8〕，”我妻子说。她长着一张线条优雅的脸，每次作出决定时，她的眼睛和她的笑容都会发亮，仿佛这些决定是珍贵的礼物似的。“我们该什么时候动身？” “随你想什么时候走都行。” “啊，我想马上就走。难道你不早就知道吗？” “也许等我们回来的时候，这儿天气就晴好了。等天晴了，变冷了，就会非常好。” “我看天一定会好的，”她说。“你能想到出去旅行，不也是真好吗。” 注释 〔1〕　指作者和他的第一任妻子哈德莉·理查森（Hadley Richardson, 1891—1979），她比作者大八岁，1920年两人相遇，1921年9月与海明威结婚，1921年至1926年定居巴黎。 〔2〕　布拉克（Georges Braque, 1882—1963），法国画家，立体派创始人。 〔3〕　魏尔伦（Paul Verlaine, 1844—1896），法国抒情诗人，是从浪漫主义诗人过渡到象征主义的标志。在他最优秀的作品中明确的涵义和哲理是不存在的；他的第一部诗集《感伤集》（1866），在技巧上纯熟地模仿象征派诗人波德莱尔。 〔4〕　马提尼克（Martinique）为西印度群岛中的一个岛屿，是法国的一个海外行政区，首府为法兰西堡。 〔5〕　作者谈到这篇小说的创作过程，指的是《在密执安北部》。 〔6〕　前锋山为瑞士西南部日内瓦湖东北湖滨的一小城。 〔7〕　指《多伦多星报》。海明威早年曾任该报驻巴黎记者，后来才辞职当专业作家。 〔8〕　塔迪（Tatie）是海明威给自己起的绰号。 [book_title]斯泰因小姐的教诲 等我们回到巴黎，天气晴朗、凛冽而且美好。城市已经适应了冬季，我们街对面出售柴和煤的地方有好木柴供应，许多好咖啡馆外边生着火盆，这样你坐在平台上也能取暖。我们自己的公寓暖和而令人愉快。我们烧的是煤球，那是用煤屑压成的卵形煤团，放在木柴生的火上，而大街上冬天的阳光是美丽的。现在你已习惯于看到光秃秃的树木衬映着蓝天，你迎着清新料峭的风走在穿越卢森堡公园的刚被雨水冲洗过的砾石小径上。等你看惯了这些没有树叶的树木，它们就显得像是雕塑，而冬天的风吹过池塘的水面，喷泉在明媚的阳光中喷涌。由于我们在山里待过，现在所有的远景，看起来都变得近了。 由于海拔高度的改变，我对那些小山的坡度毫不在意，反而怀着欣快的心情，于是登上旅馆顶层我工作的那个房间也变成了一种乐趣，从这房间可以看到这地区高山上的所有屋顶和烟囱。房内的壁炉通风良好，工作时又暖和又愉快。我买了柑橘和烤栗子装在纸袋里带进房间，吃橘子的时候，剥去了皮，吃那像丹吉尔红橘那样的小橘子，把橘皮扔在火里，把核也吐在火里，等我饿了，就吃烤栗子。多走了路，加上天冷和写作，总使我感到饥饿。在顶楼房间里，我藏了一瓶我们从山区带回来的樱桃酒，每当快写成一篇小说或者快结束一天的工作时，我就喝上一杯这樱桃酒。我一做完这天的工作，就把笔记簿或者稿纸放进桌子的抽屉里，把吃剩的柑橘放进我的口袋。如果放在房间里过夜，它们就会冻结。 我知道自己干得很顺利，走下那一段段长长的楼梯时，心里乐滋滋的。我总要工作到干出了一点成绩方始罢休，我总要知道了下一步行将发生什么方始停笔。这样我才能有把握在第二天继续写下去。但有时我开始写一篇新的小说，却没法进行下去，我就会坐在炉火前，把小橘子的皮中的汁水挤在火焰的边缘，看这一来毕毕剥剥地窜起蓝色的火焰。我会站在窗前眺望巴黎千家万户的屋顶，一面想，“别着急。你以前一直这样写来着，你现在也会写下去的。你只消写出一句真实的句子来就行。写出你心目中最最真实的句子。”这样，我终于会写出一句真实的句子，然后就此写下去。这时就容易了，因为总是有一句我知道的真实的句子，或者曾经看到过或者听到有人说过。如果我煞费苦心地写起来，像是有人在介绍或者推荐什么东西，我发现就能把那种华而不实的装饰删去扔掉，用我已写下的第一句简单而真实的陈述句开始。在那间高踞顶层的房间里我决定要把我知道的每件事都写成一篇小说。我在写作时一直想这样做，这正是良好而严格的锻炼。 也是在那间房间里，我学会了在我停下笔来到第二天重新开始写作这段时间里，不去想任何有关我在写作的事情。这样做，我的潜意识就会继续活动，而在这同时我可以如我希望的那样听别人说话，注意每件事情；我可以如我所希望的那样学习；我可以读书，免得尽想起我的工作，以致使我没能力写下去。当我写作进展顺利，那是除了自我约束以外还得运气好才行，这时我就走下楼梯，感到妙不可言，自由自在，可以到巴黎的任何地方信步闲游。 如果在下午我走不同的路线到卢森堡公园去，我可以穿过这座公园，然后到卢森堡博物馆去，那里的许多名画现在大部分已转移到卢浮宫和网球场展览馆去了。我几乎每天都上那里去看塞尚，去看马奈和莫奈以及其他印象派大师的画，他们是我在芝加哥美术学院最初开始熟悉的画家。我正向塞尚的画学习一些技巧，这使我明白，写简单而真实的句子远远不足以使小说具有深度，而我正试图使我的小说具有深度。我从他那里学到很多东西，可是我不善于表达，无法向任何人解释这一点。何况这是个秘密。但如果卢森堡博物馆里灯光熄灭了，我就一直穿过公园去花园路27号葛特鲁德·斯泰因〔1〕住的那套带工作室的公寓。 我的妻子和我曾拜访过斯泰因小姐，她和跟她住在一起的朋友〔2〕对我们非常亲切友好，我们喜爱那挂着名画的大工作室。它正像最优良的博物馆中的一间最好的展览室，可就是没有她们那儿的暖和而舒适的大壁炉，她们招待你吃好东西，喝茶和用紫李、黄李或野覆盆子经过自然蒸馏的甜酒。这些都是气味芳香而无色的酒，从刻花玻璃瓶倒在小玻璃杯里待客的，而不论它们是否是quetsche，mirabelle或者framboise〔3〕，味道都像原来的那种果实，在你的舌头上变成一团有节制的火，使你感到暖烘烘的，话也多起来了。 斯泰因小姐个头很大但是身材不高，像农妇般体格魁梧。她有一对美丽的眼睛和一张坚定的德国犹太人的，也可能是弗留利人〔4〕的脸，而她的衣着、她的表情多变的脸以及她那好看、浓密而富有生气的移民的头发，头发的式样很可能还是大学读书时的那种，这些都使我想起一个意大利北部的农妇。她不停地讲着，起初谈的是人和地方。 她的同伴有一副非常悦耳的嗓子，人长得很小，很黑，头发修剪得像布泰·德·蒙韦尔插图中的圣女贞德，而且长着一只很尖的鹰钩鼻。我们第一次见到她们时，她正在一块针绣花边上绣着，她一面绣着一面照看食物和饮料并且跟我的妻子闲聊。她跟一个人交谈，同时听着两个人说话，常常会半途打断那个她没有在交谈的人。后来她向我解释，她总是跟妻子们交谈。她们对那些妻子很宽容，我的妻子和我有这种感觉。但是我们喜欢斯泰因小姐和她的朋友，尽管那个朋友叫人害怕。那些油画、蛋糕以及白兰地可真是美妙极了。她们似乎也喜欢我们，待我们就像我们是非常听话、很有礼貌而且有出息的孩子似的，我还感觉到她们是因为我们相爱着并结了婚而宽恕我们——时间将会决定这一点——所以当我的妻子请她们上我们家去喝茶时，她们接受了。 她们来到我们的套间的时候，似乎更喜欢我们了；但这也许是因为地方太小，我们挨得更近的缘故。斯泰因小姐坐在铺在地板上的床垫上，提出要看看我写的短篇小说，她说她喜欢那些短篇，除了一篇叫《在密执安北部》的。 “写得很好，”她说。“这是一点儿没问题的。但这篇东西inaccrochable〔5〕。那意思是好像一个画家画的一幅画，当他举行画展时他没法把它挂出来，也没人会买这幅画，因为他们也没法把它挂出来。” “可要是这并不是淫秽的而不过是你试图使用人们实际上会使用的字眼呢？如果只有这些字眼才能使这篇小说显得真实，而你又必须使用它们呢？你就只能使用它们啊。” “你根本没有听懂我的意思，”她说。“你决不能写任何无法印出来的〔6〕东西。那是没有意义的。那样做是错误的，也是愚蠢的。” 她本人想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作品，她告诉我，而她是会发表的。她对我说，我这作家还不够好，在那家刊物或《星期六晚邮报》上发表不了作品，但是我可能是一个具有自己的风格的新型作家，不过第一件事要记住的是不要去写那种无法印出来的短篇小说。我没有在这点上与她争论，也不想再解释我想在人物对话上作什么尝试。那是我自己的事，还是听别人说话更有趣。那天下午她还告诉我们该怎样买画。 “你可以要么买衣服，要么买画，”她说。“事情就是这么简单。没有钱，谁也不能做到两者兼得。不要讲究你的衣着，也根本不必去管什么时尚，买衣服只求舒适经穿，你就可以把买衣服的钱去买画了。” “可是即使我再也不买一件衣服，”我说，“我也不会有足够的钱去买我想要的毕加索的画。” “对。他超出了你的范围。你得去买你自己的同龄人——你自己那当兵的团体里的人画的画。你会认识他们的。你会在本区〔7〕这一带碰到他们的。总是有些优秀的新出现的严肃画家。可买很多衣服的人不是你。总是你太太买嘛。价钱昂贵的正是女人的衣服啊。” 我看见我的妻子尽量不去看斯泰因小姐穿的那身古怪的统舱旅客穿的衣服，她真的做到了。她们离去的时候，我们仍旧受到她们的喜爱，我想，因为她们要我们再次去花园路27号作客。 我受到邀请在冬季下午五点钟以后任何时候都可以去她的工作室，那是后来的事了。我曾在卢森堡公园里遇见过斯泰因小姐。我记不清她是否在遛狗，也不记得当时她到底有没有狗。我只记得我是独自一个人在散步，因为我们那时养不起狗，甚至连一只猫也养不起，而我知道的仅有的猫是在咖啡馆或者小餐馆见到的，或者是我赞赏的公寓看门人窗口上的那些大猫。后来我在卢森堡公园常常碰见斯泰因小姐带着她的狗；但是我认为这一次是在她有狗以前。 可是不管有狗没有狗，我接受了她的邀请，并且习惯于路过时在工作室逗留，而她总是请我喝自然蒸馏的白兰地，并且坚持要我喝干了一杯再斟满。我就观赏那些画，我们交谈起来。那些画都很激动人心，而谈话也很惬意。大部分时间是她在讲，她告诉我关于现代派绘画和画家的情况——主要是把他们当作普通人而不是画家来谈——并且谈她自己的作品。她把她写的好几卷原稿给我看，那是她的同伴每天用打字机给她打的。每天写作使她感到快活，但是等我对她了解得更多以后，我发现，对她来说，要使她保持愉快就需要把这批每天稳定生产出来（生产多少则视她的精力大小而异）的作品予以出版，并需要得到读者的赏识。 这在我最初认识她的时候还没有成为严重的问题，因为她已经发表了三篇人人都能读懂的小说。其中一篇《梅兰克莎》写得非常好，是她的那些实验性作品的优秀范例，已经以单行本〔8〕形式出版，而且博得了曾见过她或者熟识她的评论家的赞扬。她性格中具有这样一种品性：当她想把一个人争取到她这一边来，那是谁也抗拒不了的，而那些认识她并看过她的藏画的评论家，接受她的那些他们看不懂的作品，因为他们是把她作为一个人而喜爱她的，并且对她的判断力怀有信心。她还发现了关于节奏的许多法则和重复使用同样的词汇的好处，这些都是讲得通而且有价值的，而她谈得头头是道。 但是她厌恶单调乏味的修改文字的工作，也不喜欢承担把自己的作品写得能让人家读懂的责任，尽管她需要出书并得到正式认可，尤其是为她那部长得令人难以置信的题名为《美国人的形成》的书。 这本书开端极为精彩，接着有很长一部分进展甚佳，不断出现才华横溢的段落，再往下则是没完没了的重复叙述，换了一个比她认真而不像她那么懒的作家，早就会把这一部分扔进废纸篓里去了。我在让——也许该说是逼——福特·马多克斯·福特〔9〕在《大西洋彼岸评论》上连载这部作品时方始深切认识这一点，明白这样一来恐怕到这份评论刊物停刊也连载不完。因为要在《评论》上发表，我不得不给斯泰因小姐通读全部校样，由于这种工作不会给予她任何乐趣。 在这个寒冷的下午，我经过公寓看门人的住房，跨过冷冽的庭院，进入那工作室的温暖的氛围，上面说的都还是几年以后的事。这天下午斯泰因小姐教导我性的知识。那时我们已经互相非常投合了，我也已经明白凡是我不懂得的事情很可能都是同这方面有些关系的。斯泰因小姐认为我在性问题上太无知了，而我必须承认，自从我了解了同性恋的一些较为原始的方面以后，我对同性恋持有一定的偏见。我知道这就是为什么当你还是个孩子、色狼这个词儿还没有成为用来称呼那种整天着迷于追逐女人的男人的俗称时，你得随身带一把刀子准备必要时使用，才能跟一群流浪汉在一起厮混。从我在堪萨斯城的那些日子〔10〕，从那个城市的不同区域、芝加哥以及大湖上的船只上的习俗，我懂得了许多你无法印出来的词汇和用语。在追询之下，我竭力设法告诉斯泰因小姐，当你还是个孩子却在男人堆里厮混的时候，你就得做好杀人的准备，要懂得怎样去干这事而且要真正懂得为了不致受到骚扰，你是会这样干的。这个词儿是能印出来的。要是你知道你会杀人，别人就会很快感觉到，也就不会来打扰你了；可也有一些境地是你不能让别人把你逼迫进去或者受骗上当落进去的。如果使用那些色狼在湖船上使用的一句无法印出来的话，“啊，有道缝不赖，可我要个眼”，我就能把我的意思表达得更生动些，但是我跟斯泰因小姐谈话时总是很小心，即使在一些原话也许能澄清或者更明确地表达一种成见的时候，我也是小心翼翼。 “是啊，是啊，海明威，”她说。“可你当初是生活在罪犯和性变态者的环境里的呀。” 对此我不想争辩，尽管我以为我曾在那样的一个世界里生活过，其中有各式各样的人，我曾竭力去理解他们，尽管他们中间有些人我没法喜欢，有些人我至今还厌恶。 “可是那位彬彬有礼、名气很大的老人，他在意大利曾带了一瓶马尔萨拉或金巴利酒〔11〕到医院里来看我，行为规规矩矩得不能再好，可后来有一天我不得不吩咐护士再也不要让那人进房间来了，你说这是怎么回事？”我问道。 “这种人有病，他们由不得自己，你应该可怜他们。” “难道我该可怜某某人吗？”我问道。我当时提了此人的姓名，但他本人通常乐于自报姓名，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在这里提他的名字了。 “不。他是邪恶的。他诱人腐化堕落而且确实是邪恶的。” “可是据说他是个优秀的作家啊。” “他不是，”她说。“他不过是个爱出风头的人，他为追求腐化堕落的乐趣而诱人腐化堕落，还引诱人们染上其他恶习。比如说吸毒。” “那么我该可怜的那个在米兰的人不是想诱我堕落吗？” “别说傻话啦。他怎么能指望去诱你堕落呢？你会用一瓶马尔萨拉酒去腐蚀一个像你那样喝烈酒的小伙子吗？不，他是个可怜的老人，管不住自己做的事。他有病，他由不得自己，你应该可怜他。” “我当时是可怜他的，”我说。“可是我感到失望，因为他是那么彬彬有礼。” 我又呷了一口白兰地，心里可怜那个老人，一面注视着毕加索的那幅裸体姑娘和一篮鲜花的画。这次谈话不是由我开的头，我觉得再谈下去有点危险了。跟斯泰因小姐交谈几乎从来是没有停顿的，但是我们停下来了，她还有话想对我讲，我便斟满了我的酒杯。 “你实在对这事儿一窍不通，海明威，”她说。“你结识了一些人人皆知的罪犯、病态的人和邪恶的人。主要的问题在男同性恋的行为是丑恶而且使人反感的，事后他们也厌恶自己。他们用喝酒和吸毒来缓解这种心情，可是他们厌恶这种行为，所以他们经常调换搭档，没法真正感到快乐。” “我明白啦。” “女人的情况就恰恰相反。她们从不做她们感到厌恶的事，从不做使她们反感的事，所以事后她们是快乐的，她们能在一起过快乐的生活。” “我明白了，”我说。“可是某某人又怎么样呢？” “她是个邪恶的女人，”斯泰因小姐说，“她可真是邪恶的，所以她从没感到快乐过，除非跟新结识的人。她诱人堕落。” “我懂了。” “你肯定懂了吗？” 那些日子里要弄懂的东西太多了，所以我们谈起别的事情时，我很高兴。公园已经关门了，于是我只得沿着公园外边走到沃日拉尔路，绕过公园的南端。公园关了门并上了锁，使人感到悲哀，我绕过公园而不是穿过公园匆匆走回到勒穆瓦纳红衣主教路的家里，心里也是悲哀的。这一天开始时也多么明媚啊。明天我就得努力工作了。工作几乎能治疗一切，我那时这样认为，现在还是这样认为。我那时必须治愈的毛病，我判定斯泰因小姐已经感觉到，就是青春和我对妻子的爱。等我回到勒穆瓦纳红衣主教路的家中，我一点也不感到悲哀了，就把我刚刚学得的知识讲给我的妻子听。那天晚上，我们对我们自己已经拥有的知识以及我们在山里新近获得的知识感到高兴。 注释 〔1〕　葛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 1874—1946），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曾就读于拉德克利夫学院和约翰斯·霍布金斯大学。1902年前往欧洲，自1903年起直至去世始终蛰居巴黎。她在文学创作上是一个实验派，写作强调文字重复，讲究集中，其中极致的作品使人难以卒读。20年代中，她的工作室成为侨居巴黎的英美作家、艺术家会聚的中心之一。 〔2〕　指艾丽斯·巴·托克拉斯（Alice B. Toklas, 1877—1967），她的秘书兼女伴。两人有同性恋关系。斯泰因曾以艾丽斯的口气写成《艾丽斯·巴·托克拉斯自传》一书（1933年出版），实为她本人的自传。 〔3〕　即上文所指用紫李、黄李或野覆盆子制成的酒。 〔4〕　弗留利为今意大利东北部一古地区，历史上受到诸邻国入侵，一再易手，于1918年回到意大利之手，1945年，其东部被划入南斯拉夫。 〔5〕　这是一个法语词，意为“无法挂出来的”。 〔6〕　原文仍是那个法语词inaccrochable（无法挂出来的），这里引申为“无法印出来的”。 〔7〕　指塞纳河左岸的拉丁区，为文人艺术家聚居之地。 〔8〕　即《三个女人》，收有《好安娜》、《梅兰克莎》和《温柔的莉娜》三个中篇，出版于1909年。 〔9〕　福特·马多克斯·福特（Ford Madox Ford, 1873—1939），英国小说家、诗人、编辑、评论家。1924年在巴黎主编《大西洋彼岸评论》，发表过乔伊斯、海明威的作品，常资助年轻作家。 〔10〕　海明威1917年中学毕业后，曾在《堪萨斯城星报》社任记者，第二年才至意大利任红十字会驾驶员。 〔11〕　马尔萨拉酒指产于意大利西西里岛马尔萨拉港的一种淡而甜的红葡萄酒。金巴利酒指意大利金巴利公司生产的带辣椒味的开胃酒。 [book_title]“迷惘的一代” 为了享受那里的温暖，观赏名画并与斯泰因小姐交谈，很容易养成在傍晚顺便去花园路27号逗留的习惯。斯泰因小姐通常不邀请人来作客，但她总是非常友好，有很长一段时间显得很热情。每当我为那加拿大报社以及我工作的那些通讯社外出报道各种政治性会议或者去近东和德国旅行归来，她总要我把所有有趣的逸闻讲给她听。总是有一些很有趣的部分，她爱听这些，也爱听德国人所谓的“绞刑架上的幽默”〔1〕的故事。她想知道现今世道中的欢快的部分；绝不是真实的部分，绝不是丑恶的部分。 我那时年少不识愁滋味，而且在最坏的时候总是有些奇怪和滑稽的事情发生，而斯泰因小姐就喜欢听这些，其他的事情我不讲而是由我自个儿写出来。 当我并不是从外地旅行归来，而是在工作之余去花园路盘桓一番的时候，我有时会设法让斯泰因小姐讲关于书籍方面的意见。我在写作时，总得在停笔后读一些书。如果你继续考虑着写作，你就会失去你在写的东西的头绪，第二天就会写不下去。必须锻炼锻炼身体，使身体感到疲劳，如果能跟你所爱的人做爱，那就更好了。那比干什么都强。但是在这以后，当你心里感到空落落的，就必须读点书，免得在你能重新工作以前想到写作或者为写作而烦恼。我已经学会决不要把我的写作之井汲空，而总要在井底深处还留下一些水的时候停笔，并让那给井供水的泉源在夜里把井重新灌满。 为了让我的脑子不再去想写作，我有时在工作以后会读一些当时正在写作的作家的作品，像奥尔德斯·赫胥黎、戴·赫·劳伦斯或者任何哪个已有作品问世的作家，只要我能从西尔维亚·比奇〔2〕的图书馆或者塞纳河畔码头书摊上弄得到。 “赫胥黎是个没生气的人，”斯泰因小姐说。“你为什么要去读一个没生气的人的作品呢？你难道看不出他毫无生气吗？” 我那时看不出他是个没生气的人，我就说他的书能给我消遣，使我不用思索。 “你应该只读那些真正好的书或者显而易见的坏书。” “整个今年和去年冬天我都在读真正好的书，而明年冬天我还将读真正好的书，可我不喜欢那些显而易见的坏书。” “你为什么要读这种垃圾？这是华而不实的垃圾，海明威。是一个没生气的人写出来的。” “我想看看他们在写些什么，”我说。“而且这样能使我的脑子不想去写这种东西。” “你现在还读谁的作品？” “戴·赫·劳伦斯，”我说。“他写了几篇非常好的短篇小说，有一篇叫做《普鲁士军官》。” “我试图读他的长篇小说。他使人无法忍受。他可悲而又荒谬。他写得像个有病的人。” “我喜欢他的《儿子与情人》和《白孔雀》，”我说。“也许后者并不那么好。我没法读《恋爱中的女人》。” “如果你不想读坏的书，想读一点能吸引你的兴趣而且自有其奇妙之处的东西，你该读玛丽·贝洛克·朗兹〔3〕。” 我那时还从未听到过她的名字，于是斯泰因小姐把那本关于“开膛手”杰克的绝妙的小说《房客》和另一本关于发生在巴黎郊外一处只可能是昂吉安温泉城〔4〕的谋杀案的作品借给我看。这两本都是工作之余的上好读物，人物可信，情节和恐怖场面绝无虚假之感。它们作为你工作以后的读物是再好没有了。于是我读了所有能弄到的贝洛克·朗兹太太的作品。可是她的作品也不过就是那个样，没有一本像前面提到的那两本那么好，而在西默农〔5〕最早一批优秀作品问世前，我从未发现有任何书像她这两本那样适宜在白天或夜晚你感到空虚时阅读的。 我以为斯泰因小姐会喜欢西默农的佳作——我读的第一本不是《第一号船闸》就是《运河上的房子》——但是我不能肯定，因为我结识斯泰因小姐时，她不爱读法语作品，虽然她爱说法语。珍妮特·弗朗纳〔6〕给了我这两本我最初读的西默农的作品。她爱读法文书，她早在西默农担任报道犯罪案件的记者时，就读他的作品了。 在我们是亲密朋友的那三四年里，我记不起葛特鲁德·斯泰因曾对任何没有撰文称赞过她的作品或者没有做过一些促进她的事业的工作的作家说过什么好话，只有罗纳德·弗班克〔7〕和后来的斯各特·菲茨杰拉德是例外。我第一次遇见她时，她谈起舍伍德·安德森〔8〕时，不是把他当作一个作家，而是把他作为一个男人，热情洋溢地谈到他那双美丽温暖的意大利式的大眼睛和他的和气和迷人之处。我可不在意他的美丽温暖的意大利式的大眼睛，我倒是非常喜欢他的一些短篇小说。那些短篇写得很朴实，有些地方写得很美，而且他理解他笔下的那些人物，并且深深地关注着他们。斯泰因小姐不想谈他的短篇小说，总是谈他这个人。 “你觉得他的长篇小说怎么样？”我问她。她不想谈安德森的作品，正如她不愿谈乔伊斯的作品一样。只要你两次提起乔伊斯，你就不会再受到邀请上她那儿去了。这就像在一位将军面前称赞另一位将军。你第一次犯了这个错误，就学会再也不这样做了。然而，你永远可以在一位与之交谈的将军面前谈起另一位被他击败过的将军。你正与之交谈的将军便会大大称赞那位被他打败的将军，并且愉快地描述他如何把对方打败的细节。 安德森的短篇小说写得太好了，没法拿来当作一个愉快的话题。我正准备跟斯泰因小姐讲他的长篇小说写得多么出奇地糟，但是这样也不行，因为这样无疑就是批评她的最忠诚的支持者之一了。等他最后写了一部叫做《黑色的笑声》的长篇小说，写得实在糟透了，又蠢又做作，我忍不住在一部戏拟之作〔9〕里批评了一番，这使斯泰因小姐非常生气。我攻击了她圈子里的一个成员。但是在这以前很长一段时间内，她并没有生过气。安德森作为一个作家垮台后，她就自己开始大肆吹捧他了。 她曾生过埃兹拉·庞德的气，因为他在一张不牢固而且毫无疑问是很不舒服的小椅子上坐下时坐得太快，结果把椅子压坏了，可能压得开裂了，而这把椅子很可能是故意给他坐的。没有考虑到他是个伟大的诗人，是个有礼貌很大方的人，本来是能给自己找一把大小适宜的椅子坐的。她把不喜欢埃兹拉的原因说得那么巧妙而且恶毒，那是多年以后才编造出来的。 正是在我们从加拿大回来后，住在乡村圣母院路，我跟斯泰因小姐还是亲密朋友的时候，她提出了迷惘的一代〔10〕这说法。她当时驾驶的那辆老式福特T型汽车的发火装置出了些毛病，而那个在汽车修理行工作的小伙子在大战的最后一年曾在部队里服过役，在修理斯泰因小姐的福特车时手艺不熟练，或者是没有打破别的车子先来先修的次序而提前给她修车。不管怎样，他没有认真对待，等斯泰因小姐提出了抗议，他被修理行老板狠狠地训斥了一顿。老板对他说，“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 “你就是这样的人。你们都是这样的人，”斯泰因小姐说。“你们这些在大战中服过役的年轻人都是。你们是迷惘的一代。” “真的吗？”我说。 “你们就是，”她坚持说。“你们对什么都不尊重。你们总是喝得酩酊大醉……” “那个年轻的技工喝醉了吗？”我问道。 “当然没有。” “你看见我喝醉过没有？” “没有。可你的那些朋友都是醉醺醺的。” “我喝醉过，”我说。“可是我从没有醉醺醺地上你这里来。” “当然没有。我没有这么说。” “那小伙子的老板很可能上午十一点钟就喝醉了，”我说。“所以他能说出这么动听的话来。” “别跟我争辩了，海明威，”斯泰因小姐说。“这根本没有用。你们全是迷惘的一代，正像汽车修理行老板所说的那样。” 后来，等我写第一部长篇小说〔11〕的时候，我把斯泰因小姐引用汽车修理行老板的这句话跟《传道书》中的一段相对照。但是那天夜里走回家去的途中，我想起那个汽车修理行的小伙子，不知道在那些汽车被改装成救护车时他有没有被拉去开车〔12〕。我记得他们怎样装了一车伤员从山路下来狠狠踩住刹车，最后用了倒车排挡，常常把刹车都磨损，还记得那最后几辆车子怎样空车驶过山腰，为了让有优良的H形变速装置和金属刹车的大型菲亚特汽车来替代。我想到斯泰因小姐和舍伍德·安德森以及与自我中心和思想上的懒散相对的自我约束，我想到是谁在说谁是迷惘的一代呢？接着当我走近丁香园咖啡馆时，灯光正照在我的老朋友内伊元帅〔13〕的雕像上，他拔出了指挥刀，树木的阴影洒落在这青铜雕像上，他孤零零地站在那儿，背后没有一个人，而滑铁卢一役他打得一败涂地。我想起所有的一代代人都让一些事情给搞得迷惘了，历来如此，今后也将永远如此，我便在丁香园坐下跟这雕像做伴，喝了一杯冰啤酒，才走回到我那在锯木厂上面的套间的家里。但是坐在那儿喝啤酒的时候，我注视着雕像，想起当年拿破仑带着科兰古〔14〕乘马车从莫斯科仓皇撤退时，内伊曾率领后卫部队亲身战斗过多少日子来着，我想起斯泰因小姐曾是个多么热情亲切的朋友，她谈起阿波里奈尔时谈得多么精彩，谈起他在1918年停战的那天去世，当时群众高喊“打倒纪尧姆”，而阿波里奈尔在神志昏迷之际以为他们在高喊反对他〔15〕，而且我想我要尽我的力量并且尽可能长久地为她效劳，务必使她所作出的出色的工作得到公正的评价，所以愿上帝和迈克·内伊〔16〕帮助我吧。但是让她说的什么迷惘的一代那一套跟所有那些肮脏的随便贴上的标签都见鬼去吧。等我到了家，走进院子上了楼，看见我的妻子和儿子和他的小猫“F猫咪”时，他们都很快活，壁炉里升着火，我就对妻子说，“你知道，不管怎么说，葛特鲁德是个好人。” “当然，塔迪。” “可有时她确实会说一大堆废话。” “我可从没听她讲过，”我的妻子说。“我是做妻子的。跟我说话的是她那个同伴。” 注释 〔1〕　即现在通称的“黑色幽默”。 〔2〕　西尔维亚·比奇（Silvia Beach, 1887—1962）生于美国，14岁随父来到巴黎，爱上法国和法国文学，1919年在巴黎奥德翁路开设书店莎士比亚公司，出售图书杂志，并设“出租图书馆”，长期成为法国文艺界人士以及侨居巴黎的英美作家的活动中心。1922年2月大力支持乔伊斯在她的图书公司出版《尤利西斯》。1941年乔伊斯病逝于苏黎世。同年，莎士比亚公司亦被纳粹关闭，比奇被拘于集中营达6个月，后从集中营逃出，躲藏在巴黎，直至海明威随盟军打回巴黎，帮她清除了在屋顶上打冷枪的德国鬼子。 〔3〕　玛丽·贝洛克·朗兹（Marie Belloc Lowndes, 1868—1947），英国小说家，擅写历史小说及凶杀疑案故事。《房客》（1913）曾被搬上银幕。 〔4〕　昂吉安温泉城位于巴黎北郊，为巴黎人常去的旅游胜地。 〔5〕　西默农（George Simenon, 1903—1989），比利时法语多产作家，其著名作品有“梅格莱探案”的系列小说。 〔6〕　珍妮特·弗朗纳（Janet Flanner, 1892—1978）为当时美国《纽约人》周刊驻巴黎的记者。 〔7〕　罗纳德·弗班克（Ronald Firbank, 1886—1926），英国小说家，自小身弱，于剑桥大学肄业两年后，为恢复健康，到处去旅行，著有浪漫主义小说多种。 〔8〕　美国作家舍伍德·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 1876—1941）于1919年发表了《小城畸人》而成为红作家。 〔9〕　《黑色的笑声》出版于1925年，第二年海明威就发表模仿之作《春潮》，加以讽刺。 〔10〕　原文为法语，génération perdue，我们一向译作“迷惘的一代”，但用今天流行的词汇，该作“失落的一代”。 〔11〕　指《太阳照常升起》，作者把那句话和《圣经·传道书》第一章第四到第七节一起放在卷首。 〔12〕　作者想起自己1918年在意大利北部战线为红十字会志愿开救护车的情景。 〔13〕　米歇尔·内伊（Michel Ney, 1769—1815）为拿破仑手下最著名的元帅，骁勇善战的传奇式英雄，参加拿破仑的历次战争，1804年授元帅头衔，1812年拿破仑率军远征俄国，内伊被封为莫斯科亲王，法军自莫斯科撤退时任后卫部队指挥。 〔14〕　科兰古侯爵（Armand Caulaincourt, 1773—1827），法国将军、外交官，拿破仑时期的外交大臣。1804年起为拿破仑的御马总管，历次大战中追随皇帝左右。他的回忆录是1812—1814年时期的重要史料。 〔15〕　法国现代主义诗人阿波里奈尔（Guillaune Apollinaire, 1880—1918）名纪尧姆，但此处群众要打倒的是德皇威廉二世，因纪尧姆是威廉在法语中的读音。 〔16〕　迈克为内伊的名字米歇尔在英语中的爱称。 [book_title]莎士比亚图书公司 在那些日子里，我没有钱买书。我从莎士比亚图书公司出借书籍的图书馆借书看。莎士比亚图书公司是西尔维亚·比奇开设在奥德翁剧院路12号的一家图书馆和书店。在一条刮着寒风的街上，这是个温暖而惬意的去处，冬天生着一只大火炉，桌子上和书架上都摆满了书，橱窗里摆的是新书，墙上挂的是已经去世的和当今健在的著名作家的照片。那些照片看起来全像是快照，连那些故世的作家看上去也像还活着似的。西尔维亚有一张充满生气、轮廓分明的脸，褐色的眼睛像小动物的那样灵活，像年轻姑娘的那样欢快，波浪式的褐色头发从她漂亮的额角往后梳，很浓密，一直修剪到她耳朵下面和她穿的褐色天鹅绒外套的领子相齐。她的腿很美，她和气、愉快、关心人，喜欢说笑话，也爱闲聊。我认识的人中间没有一个比她待我更好。 我第一次走进这家书店的时候心里很胆怯，因为身上没有足够的钱参加那出借图书馆。她告诉我可以等我有了钱再付押金，就让我填了一张卡，说我可以想借多少本书就借多少。 她没有理由信任我。她并不认识我，而我给她的地址，勒穆瓦纳红衣主教路74号，又是在一个不能再穷的地区。但她是那么高兴，那么动人，并且表示欢迎，她身后是一个个摆满着图书也就是这家图书馆的财富的书架，像墙壁一般高，一直伸展到通向大楼内院的那间里屋。 我从屠格涅夫开始，借了两卷本的《猎人笔记》和戴·赫·劳伦斯的一部早期作品，我想是《儿子与情人》吧，可西尔维亚对我说想多借一些也行。我便选了康斯坦斯·迦纳译的《战争与和平》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赌徒及其他》。 “如果你要把这些都读完，就不会很快回到这儿来，”西尔维亚说。 “我会回来付押金的，”我说。“我在我的住处有钱。” “我不是这个意思，”她说。“你可以在任何方便的时候付。” “乔伊斯一般什么时候上这儿来？”我问道。 “要是他来，平常总要在下午很晚的时候，”她说。“你见过他吗？” “我们在米肖餐馆见到过他跟家人在一起吃饭，”我说。“可是在人家吃饭的时候盯着人家看是不礼貌的，而米肖餐馆的价格又很贵。” “你常在家吃饭吗？” “现在大都这样，”我说。“我们有个好厨师。” “在你那地区附近没有什么餐馆，是吗？” “没有。你怎么知道的？” “拉尔博〔1〕在那儿住过，”她说。“他非常喜欢那地段，可惜就是没有餐馆。” “最近的一家价廉物美的饭店要跑到先贤祠那一带。” “那一带我不熟悉。我们都在家就餐。你跟你的妻子哪天务必上我家来玩。” “等我来给你付押金的时候吧，”我说。“但是非常感谢你。” “书别看得太快啦，”她说。 在勒穆瓦纳红衣主教路的家是一个有两居室的套间，没有热水也没有室内盥洗设施，只有一只消毒的便桶，用惯了密歇根州那种户外厕所间的人是并不觉得不舒适的。但是可以眺望到美丽的景色，地板上铺一块上好的弹簧褥垫做一张舒适的床，墙上挂着我们喜爱的画，这仍不失为一个使人感到欢乐愉快的套间。我拿了这些书回到家里，把我新发现的好地方告诉我的妻子。 “可是，塔迪，你一定要今天下午就去把押金付了，”她说。 “我当然会这样做的，”我说。“我们俩都去。然后沿着塞纳河和码头去散步。” “我们可以沿塞纳河路散步，去看所有的画廊和商店的橱窗。” “对。我们可以上任何地方去散步，我们可以上一家新开的咖啡馆去待会儿，那儿我们谁也不认识，也没人认识我们，我们可以喝一杯。” “我们可以喝上两杯。” “然后可以找个地方吃饭。” “不，别忘了我们还得付图书馆押金呢。” “我们要回家来，在家里吃，我们要吃一顿很好的晚餐，喝合作社买来的博讷酒〔2〕，你从那窗口就能看到橱窗上写着的博讷酒的价钱。随后我们读读书，然后上床做爱。” “而且我们决不会爱任何其他人，只是彼此相爱。” “对，决不。” “多么好的一个下午和傍晚啊。现在我们还是吃中饭吧。” “我饿极啦，”我说。“我在咖啡馆写作只喝了一杯奶咖。” “写得怎么样，塔迪？” “我认为不错。我希望这样。我们午餐吃什么？” “小红萝卜，还有出色的小牛肝加土豆泥，加上一客苦苣色拉。还有苹果挞。” “那么我们就可以有世界上所有的书籍阅读了，等我们出门旅行的时候就能带这些书去了。” “这样做对得起人吗？” “没问题。” “她那儿也有亨利·詹姆斯的书吗？” “当然。” “哎呀，”她说。“我们运气真好，你发现了那个地方。” “我们一向是运气好的，”我说，像个傻瓜，我没有用手去敲敲木头〔3〕。公寓里也到处有的是木头可以让人去敲啊。 等我们走进了房间，上了床在黑暗中做了爱，我还是感到饥饿。半夜醒来发现窗子都开着，月光照在高耸的建筑的屋顶上，这饥饿的感觉还在。我把脸从月光下转向暗处，可是睡不着，就躺着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俩在夜里醒了两次，现在月光照在她脸上，她睡得正香。 我非得把这一点想出个究竟来，可是我太笨了。那天早晨我醒来发现是个虚假的春天，听到那赶山羊群的人吹起的笛声，跑出楼去买赛马报，生活似乎显得就是那么简单。 但是巴黎是一座非常古老的城市，而我们却很年轻，这里什么都不简单，甚至贫穷、意外所得的钱财、月光、是与非以及那在月光下睡在你身边的人的呼吸，都不简单。 注释 〔1〕　瓦莱里·拉尔博（Valery Larbaud, 1881—1957）为法国小说家、诗人、评论家，曾把柯勒律治及乔伊斯等欧洲作家的作品译成法语出版。 〔2〕　产于法国中东部的博讷城的一种普通干红葡萄酒。 〔3〕　西方迷信，人们认为在夸自己有好运气以后要用手敲敲木头，以免好运气跑掉。 [book_title]塞纳河畔的人们 从勒穆瓦纳红衣主教路的尽头走到塞纳河有很多条路。最短的一条是沿着这条路径直往前，但是路很陡，等你走上平坦的路段，穿过圣日耳曼林荫大道街口繁忙的交通车辆以后，来到一个没生气的地方，那里伸展着一条荒凉向风的河岸，右边就是那葡萄酒市场。它和巴黎其他任何市场都不同，只是一种扣存葡萄酒以待完税的仓库，从外面看去阴沉沉的像个兵站，或者俘虏营。 跨过塞纳河的支流就是圣路易岛，上面有狭窄的街道和又老又高的美丽的房子，你可以渡河上那儿去，或者向左拐，沿着同圣路易岛一样长的码头走，再向前走，便到了圣母院和城中岛〔1〕的对面。 在沿码头的书摊上，你有时能发现有刚出版的美国书出售，价钱很便宜。银塔饭店楼上有几间房间，在那些日子里他们把房间出租，给住在那儿的人在餐厅用餐享受折扣优待，如果房客们离去时留下什么书籍，旅馆中的茶房就把那些书卖给沿码头不远处的一家书摊，你就可以从女摊主手里花很少几个法郎买下。她对用英语写的书缺乏信心，买下这些书她几乎没有付什么钱，因此只要能得到一点薄利就马上脱手。 “这些书有什么值得一读的吗？”我们成了朋友后，她问我。 “有时候有本把值得一读。” “教人怎样辨别呢？” “等我把它们读了就能辨别啦。” “可这仍旧多少是一种碰运气的行为。再说有多少人能读英文书？” “把它们给我留着，让我浏览一遍。” “不行。我不能把它们留着等你来。你并不经常经过这里。你总要隔好长一段时间才来一次。我可得尽快把它们卖掉。没有人能辨别它们是否有什么价值。要是它们原本是毫无价值的，我就永远别想把它们卖出去了。” “那你怎样辨别一本有价值的法文书呢？” “首先要有插图。其次是插图的质量问题。再次是看装订。如果是一本好书，书的主人就会把它像样地重新装订起来。英文书籍全都是装订好的，但是装订得很差〔2〕。没有办法从这一点来判别它们是好是坏。” 过了银塔饭店附近这家书摊，到奥古斯丁大码头以前，就没有别的书摊卖美国和英国书的了。从奥古斯丁大码头往前到伏尔泰码头再过去的地方有几个书摊出售他们从塞纳河左岸那些旅馆，特别是拥有比大多数旅馆都更有钱的顾客的伏尔泰旅馆的雇员那里买来的书籍。一天我问另一个女摊主，她是我的朋友，书籍的主人是否出卖过书籍。 “不，”她说。“这些书全都是他们扔掉的。因此人们就知道这些书没有什么价值。” “是朋友们把这些书送给他们，让他们在船上阅读的。” “没错儿，”她说。“他们准是把很多书都扔在船上了。” “他们就这样把书撂下了，”我说。“航运公司保存了这些书并且重新装订好，它们就成了船上的藏书。” “这倒是一种聪明的做法，”她说。“至少这样书就装订得像个样子了。像这样的一本书也就有价值了。” 在我写作余暇或者思考什么问题时，我就会沿着塞纳河边的码头漫步。如果我散着步，有些事干或者看别人在干着一些他们熟悉的事，我思考起来就比较容易。在城中岛的西端，新桥南面，在亨利四世雕像的所在地，岛最终变得像一个尖尖的船头，那儿临水有个小公园，长着一片优美的栗树，树干高大而枝叶纷披。在塞纳河中形成的急流和回水流经之处有不少适宜垂钓的好地方。你走下一段台阶到那小公园，就能看见捕鱼的人们在那儿和在大桥下钓鱼。垂钓的好地点随着河水涨落而变化，捕鱼人用长长的连接起来的钓竿，但是用很细的接钩线和轻巧的鱼具和羽毛管浮子钓鱼，老练地在他们垂钓的那片水域里诱鱼上钩。他们总能钓到一些鱼，他们经常成绩可观，能钓到很多像鲦鱼那样的鱼，他们称之为鱼。这种鱼整条放在油里煎了吃味道很鲜美，我能吃下一大盘。这种鱼长得很肥壮，肉质鲜美，味道甚至超过新鲜的沙丁鱼，而且一点也不油腻，我们吃的时候连骨头一起吃下去。 吃鱼的一个最佳去处是在下默东的一家建筑在河上的露天餐厅，在我们有钱离开我们的拉丁区出游时就上那儿去。那餐厅叫“神奇渔场”，卖得有一种极好的白葡萄酒，那是麝香葡萄酒〔3〕的一种。这是莫泊桑的一个短篇小说中出现过的地方，西斯莱〔4〕曾画过那俯视河上的景色。你不用跑那么远去吃鱼。你在圣路易岛上就能吃到一份很好的油炸鱼。 我认得几个在圣路易岛和绿林好汉广场〔5〕之间的塞纳河多鱼的水域钓鱼的人，有时候天气晴朗，我会买上一升葡萄酒、一只面包和一些香肠，坐在阳光下阅读一本我买来的书，观看他们钓鱼。 有些游记作家写到在塞纳河上垂钓的人们，把他们写得似乎是疯子，从未钓到过一尾鱼；但那是认真的饶有捕获的垂钓。那些捕鱼人大都是靠很少的养老金过活的人，那时他们还不知道一旦通货膨胀，那一点儿养老金就会变得微不足道，还有一些是钓鱼迷，他们逢到有一天半天的休假就去钓鱼。更适宜垂钓的地方是在夏朗通，马恩河在那儿汇入塞纳河，而巴黎的东西两边都适合垂钓，但是在巴黎本身也有非常好的钓鱼场所。我没有去钓鱼，因为我没有鱼具，而且我宁愿省下钱来到西班牙去钓鱼。再说，那时我也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的写作能告一段落，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不得不出门，我可不想迷恋于此道而不能自拔，而钓鱼这活动是有它的旺季和淡季的。但是我密切关注它，学会一点有关知识很有意思，感觉良好，知道就在本城有人在钓鱼，有着健康的认真的垂钓活动，还把一些供油炸的鱼带回家去给他们的家人，总是让我很快活。 有了那些捕鱼人和塞纳河上的生活动态，还有在船上自有其自己的生活的漂亮驳船，那些烟囱可向后折叠以便从桥下通过的拖轮，拖曳着一长列驳船，还有河边石堤上高大的榆树、梧桐树，有些地方则是白杨，我沿河散步时就从不感到孤独。城里有那么多树木，你每天都能看到春天在来临，直到一夜暖风突然在一个早晨把它带来了。有时一阵阵寒冷的大雨会又把它打回去，这样一来似乎它再不会来了，而你的生活中将失去一个季节。在巴黎这是唯一真正叫人悲哀的时刻，因为这是违反自然的。在秋天感到悲哀是你意料之中的。每年叶子从树上掉落，光秃的树枝迎着寒风和凛冽的冬天的阳光，这时你身子的一部分就死去了。但是你知道春天总会来到，正如你知道河水冰结了又会流淌一样。当冷雨不停地下，扼杀了春天的时候，这就仿佛一个年轻人毫无道理地夭折了。 然而，在那些日子里，春天最后总是来临，但是使人心惊的是它差一点来不了。 注释 〔1〕　城中岛即巴黎旧城，在塞纳河中，圣路易岛的西面，巴黎圣母院即位于该岛的西部。 〔2〕　法国书一般为普通的纸面本，让人用皮革重新装订，比英美的硬面本高档。 〔3〕　麝香葡萄酒产于法国西部卢瓦尔河下游的南特一带，由那里特产的麝香葡萄酿成。 〔4〕　阿尔弗雷德·西斯莱（Alfred Sinley, 1839—1899），法国画家，擅作风景画，其作品色彩十分柔美和谐，所画雪景尤有魅力。他的许多最佳作品是1872—1880年间在巴黎等地与莫奈亲密相处的那段时间完成的。 〔5〕　该广场位于城中岛的西端，即上文提到的像尖尖的船头的地方。 [book_title]一个虚假的春季 当春天来临，即使是虚假的春天，除了寻找什么地方能使人过得最快活以外，再没有别的问题了。唯一能败坏一天的兴致的要算人了，而如果你能做到不跟别人约会，那么每一天都没有止境了。对你的愉快心情构成障碍的总是人，除非是极少数像春天那样美好的人。 每当春天早晨，我很早就起来写作，而我的妻子犹酣睡未醒。窗子都敞开着，街上夜雨淋湿的鹅卵石路面正在干燥起来。太阳正在把窗子对面那些房子的潮湿的门面晒干。店铺还都没有开门。山羊倌吹着笛子从街上走来，住在我们上面一层楼的一个女人提着一把大壶从屋里走上人行道。那山羊倌挑了一只大乳房的黑色奶羊，把奶挤入壶中，这时他的狗则把其余的羊赶上人行道。羊群四面张望，像观光客似地转动着它们的头颈。山羊倌收了女人给他的钱，道过谢，便吹着笛子继续沿街走去，狗领着羊群在前面走，羊角上下摆动着。我继续写作，而那女人提着羊奶走上楼来。她穿了做清洁工作的毡底鞋，因此我只能听到她在我们门外楼梯上停下时喘气的声音，接着她关上了她的房门。在我们的大楼里，她是羊奶的唯一顾客。 我决定下楼去买一份早晨版的赛马报。没有一个居民区会穷得连一份赛马报都没有，可是在这样的日子，你得趁早去买。我在壕沟外护墙广场拐角的笛卡尔路上买到了一份。那些山羊正顺着笛卡尔路走去，我吸着清新的空气，快步走回去，爬上楼梯去完成我的工作。我很想留在外面，跟着山羊一起在清晨的街道上走。但是在我重新开始工作之前，我看了一下报纸。有人要在昂吉安，那个漂亮的、扒手横行的小型赛马场举行赛马，那里是圈外人会集之所。 所以，在那天我完成工作后，我们就想去看赛马。我干新闻工作的那家多伦多报社给我汇来了一笔钱，如果能发现一匹合适的马，我们就想在它身上好好赌一把。我的妻子一度在奥特伊跑马场赌过一匹名叫金山羊的马，它的赔率为一百二十比一，它领先了二十个马身，可是在最后一次跳栏时摔倒了，我们也就输掉了够我们维持六个月生活的积蓄。我尽量不去想这事。那年直到金山羊摔倒之前，我们一直赢钱。 “我们真的有足够的钱去下赌注吗，塔迪？”我的妻子问我。 “没有。我们只能考虑花我们手头现有的钱。有什么别的东西，你宁愿在那上面花钱吗？” “哦，”她说。 “我知道。这一阵过得很艰苦，而我在花钱方面总是手面很紧而且吝啬。” “不，”她说。“可是——” 我知道我一向是多么苛刻，而且境况又是多么糟。一个干着工作并从工作中得到满足的人，是不会被贫穷所困扰的。我想到地位比我们低的人拥有澡盆、淋浴设备和抽水马桶之类的东西，或者你出外旅行时能享用的东西——我们倒是经常旅行的。在塞纳河边那条街的尽头处始终有一家公共澡堂。我妻子从未为这些事情抱怨过一次，当初金山羊摔倒时也没多哭过。我记得她是为了这匹马而不是为了输钱才哭的。她需要一件灰色羔羊皮短上衣，而我一无所知，可是一旦她买来了，我却很喜欢。我在别的一些事情上也是显得很愚钝的。这一切全是你跟贫穷作斗争的内容，除非你根本不花钱，否则你是决不会取胜的。尤其是如果你买画而不买衣服的话。但是那时我们从未想到我们自己穷。我们不接受这个概念。我们认为我们是高人一等的，我们看不起并且理所当然地不予信任的其他人却是有钱的。拿圆领长袖运动衫当内衣穿来保暖御寒，在我看来毫无奇怪之处。这只在有钱人眼里才显得古怪。我们吃得不错而且便宜，我们喝得不错而且便宜，我们睡得很好而且睡在一起很温暖，相亲相爱。 “我想我们应该去看赛马，”我的妻子说。“我们有好长时间没有去啦。我们可以带一份午餐和一点酒去。我会做一些可口的三明治。” “我们可以乘火车去，这样比较便宜。但是如果你认为我们不该去，那就别去。我们今天不论干什么都会是有趣的。今天是个美妙的日子。” “我认为我们应该去。” “你不想把钱用在别的方面吗？” “不想，”她高傲地说。她长着可爱的高颧骨，显得高傲。“不管怎么说，我们是什么人啊？” 这样，我们就从北站乘火车出发，穿过城里最脏最糟的地区，然后从铁路的侧线走到那绿洲般的赛马场。时间尚早，我们就在新修剪过的绿草堤上铺上我的雨衣，坐下吃午餐，就着瓶子喝葡萄酒，观看那古老的大看台、那些棕色的购马票的木制小间、绿色的跑道、一道道暗绿色的跳栏、褐色闪光的障碍水沟、刷白的石墙和白色的柱子和栏杆、在新近透出绿叶的树林下的围场，以及正被带往围场的第一批马。我们又喝了一些葡萄酒，研究赛马报上的程序表，我妻子在雨衣上躺下睡着了，太阳正照在她的脸上。我走过去，发现有一位过去在米兰的圣西罗赛马场结识的熟人。他给我提了两匹马的名字。 “记着，它们是不值得下大赌注的。但是也别让这赔率叫你不想下注了。” 我们用打算花费的一半钱押在第一匹马上，它的赔率是十二比一，它跳越得很漂亮，在跑道远远那一端跑在头里，到达终点时领先四个马身。我们把赢来的钱留下一半，把它收起，用另一半赌那第二匹马，只见它向前冲去，跃过一道道跳栏，一路领先，每次跳跃起，两下鞭打，在平地上刚刚跑到终点线，那匹众望所归的马就紧跟上来了。 我们到看台下面的酒吧去喝杯香槟，一面等待公布赢马配的金额。 “啊呀，赛马真是让人挺难受的，”我的妻子说。“你可曾看见那匹马在后面追它吗？” “我心里这会儿还能感觉到呢。” “它能配多少钱？” “牌价上写的是十八比一。但是人家可能最后又下了不少注。” 马群走过面前，我们的那匹湿漉漉的，鼻孔张大着喘气，骑师轻轻拍打着它。 “可怜的马儿，”我的妻子说。“我们只不过下下注罢了。” 我们注视着它们在面前经过，又喝了一杯香槟，然后那赢金的牌价亮出来了：85。这意味着押十法郎能拿到八十五法郎。 “人家准是在最后关头押下了一大笔钱〔1〕，”我说。 但是我们赢了不少钱，对我们来说，这是一大笔钱了，这时我们有了春天，也有了钱。我想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像这样的一天，如果你把赢来的钱分成四份，每人花四分之一，还可以留下一半作为今后看赛马的本钱。我把这笔本钱悄悄藏起来，不同其他的钱相混。 那年在这以后我们有次旅行归来，又有一天在一家赛马场遇上了好运气，于是在回家途中在普律尼埃饭店前停下，观看了橱窗里明码标价的所有美馐佳肴以后，走进去在吧台前坐下。我们要了牡蛎和墨西哥螃蟹，加上两杯桑塞尔葡萄酒。我们在黑暗中穿过蒂伊勒里公园〔2〕走回去，停下步来，越过骑兵竞技场拱门眺望这黑沉沉的花园，以及这一片憧憧黑影后面的协和广场的灯火，再过去是两长列逐渐升高的灯火直达凯旋门。接着我们回头向卢浮宫的暗处看去，我说，“你真的认为这三座拱门是成一直线的吗？这两座跟米兰的塞米昂纳拱门？” “我不知道，塔迪。人家这么说来着，那他们是应该知道的。你可记得我们当初在雪地里登山，最后到达圣伯纳山隘〔3〕的意大利那一边，进入了春天，你跟钦克〔4〕和我一整天就在这春光里下山到了奥俄斯泰城？” “钦克把这称作‘穿了上街的鞋子翻过圣伯纳山口’。还记得你的鞋子吗？” “我可怜的鞋子。你可记得我们在美术馆旁的比菲咖啡馆吃什锦水果杯，吃盛在加有冰块的大玻璃罐里兑上卡普里白葡萄酒的新鲜桃子和野草莓吗？” “正是在那时候使我琢磨起那三座拱门来。” “我记得塞米昂纳拱门。它就像这座拱门。” “你可记得在艾格尔〔5〕的那家客栈，那天我在钓鱼，你和钦克一起坐在花园里看书？” “记得，塔迪。” 我记得那河面很窄、河水灰暗而且有大量雪水的罗讷河，河的两岸都有一条可以捕鳟鱼的溪流，施托卡普河和罗讷支流。那天施托卡普河河水实在清澈，而罗讷河的那条支流仍然是黑黝黝的。 “你还记得正当七叶树开花的时候，我怎样竭力想回忆起我想是吉姆·甘布尔〔6〕给我讲过的那个关于紫藤花的故事，可我却始终记不起来了？” “我记得，塔迪，而你跟钦克两人总是讲到要怎样把事情弄得清清楚楚，把它们写下来，要表达得恰到好处而不用描绘。我什么都记得。有时他对，有时是你对。我还记得你们争论的灯光、结构和外形等具体情况。” 此刻我们已经穿过卢浮宫，走出院门，来到了外面的街对面，倚着石栏站在桥上，俯视桥下的流水。 “我们三个人什么事情都要争论一番，总是争论具体问题，我们还互相开玩笑。我们在整个旅途中干过的一切，说过的一切，我全都记得，”哈德莉说。“我记得清清楚楚。什么都记得。你跟钦克两人讲话的时候，总是包括我在内。可不像在斯泰因小姐家里只是一个做妻子的。” “但愿我能记起紫藤花那个故事。” “那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葡萄树，塔迪。” “你可记得我从艾格尔带回那个休假小木屋的葡萄酒吗？人家在客栈里卖给我们的。他们说这酒应该就着鳟鱼一起喝。我们把酒用《洛桑日报》包了带回家，我记得。” “西昂〔7〕葡萄酒甚至更好。你还记得我们回到休假小木屋之后，甘吉斯韦施太太做奶汁鳟鱼来着？那可真是妙极的鳟鱼，塔迪，我们在外面门廊上一面喝西昂酒，一面吃鳟鱼，山坡从下面一路下削，我们能眺望日内瓦湖，隔湖望见积雪覆盖到半山腰的南高峰，望见罗讷河流入那湖的河口附近的树林。” “我们在冬天和春天总是要想念钦克。” “总是这样，而现在春天快过去了，我还在想念他。” 钦克是个职业军人，从桑赫斯特〔8〕毕业后就去了蒙斯前线。我第一次遇见他是在意大利，成了我的莫逆之交，接着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了我们两人的莫逆之交。那时他每逢休假，总跟我们一起玩。 “他打算下一个春天争取到假期。上星期他从科隆写过信来。” “我知道，这回我们可得享受眼前的生活，一分钟也不放过。” “我们现在正注视着河水，水正冲击着这座扶墙。我们朝河的上游望去，看看能望见什么。” 我们望着，只见一切都在眼前：我们的这条塞纳河，我们的这座城市和我们这城市的这座岛。 “我们太幸运啦，”她说。“我希望钦克能来。他关心着我们。” “他可不这样想。” “当然不会这么想。” “他想我们是一起在探险。” “我们是这样。但那决定于你探什么样的险。” 我们走过桥去，来到这条河的我们这一边。 “你又饿了吗？”我说。“我们。又说又走的。” “当然啦，塔迪。难道你不饿？” “我们去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吃一顿丰盛的晚餐吧。” “哪儿？” “米肖餐厅，好吗？” “那好极了，而且离这儿很近。” 于是我们沿着教皇路走到雅各布路的拐角，不时停下观看橱窗里的画和家具。我们站在米肖餐厅的外面看贴出的菜单。餐厅内很拥挤，我们等待顾客出来，注意着那些边上的人们已经喝完了咖啡的桌子。 我们因为走路肚子又饿了，而米肖对我们来说是一家令人兴奋和昂贵的餐厅。当时乔伊斯常和他的家人去那儿吃饭，他和他妻子背靠墙坐着，乔伊斯一只手举着菜单，透过厚厚的眼镜片瞅着菜单；诺拉〔9〕，一个胃口很大但很娇气的食客，坐在他的身边；乔吉奥显得清瘦，从后面看去，头发贼亮，有点像纨绔子弟；露西亚，长着一头浓浓的鬈发，是一个还没有怎么长大的姑娘；他们全都讲意大利语〔10〕。 站在那里，我琢磨着我们在桥上的感受到底有多少仅仅是饥饿。我问我的妻子，她说，“我不知道，塔迪。饥饿有很多种类。逢到春天，种类就更多了。但是现在饥饿已经过去了。记忆就成了饥饿。” 我说了蠢话，便往窗子里望去，看见两客腓力牛排正端上桌子，我这才清楚我干脆就是肚子饿。 “你说过今天我们很幸运。我们当然如此。我们可是得到了很好的建议和信息啊。” 她笑出声来。 “我可不是指赛马啊。你真是个缺乏想象力的小伙子。我说幸运是指别的方面。” “我可不认为钦克喜欢看赛马，”我这一说使我显得更蠢了。 “对。他只是在骑马的时候才关心。” “你还想去看赛马吗？” “当然。而且现在我们可以爱什么时候再去就去了。” “但是你真的想去吗？” “当然。你也想去，不是吗？” 我们进了米肖餐厅，美美地吃了一餐；但是等我们吃好了，再也没有饥饿的问题了，却在乘上公共汽车回家时，那种我们在桥上感到的类似饥饿的感觉依然存在。等我们走进了房间，上了床在黑暗中做了爱，我还是感到饥饿。半夜醒来发现窗子都开着，月光照在高耸的建筑的屋顶上，这饥饿的感觉还在。我把脸从月光下转向暗处，可是睡不着，就躺着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俩在夜里醒了两次，现在月光照在她的脸上，她睡得正香。我非得把这一点想出个究竟来，可是我太笨了。那天早晨我醒来发现是个虚假的春天，听到那赶山羊群的人吹起的笛声，跑出楼去买赛马报，生活似乎显得就是那么简单。 但是巴黎是一座非常古老的城市，而我们却很年轻，这里什么都不简单，甚至贫穷、意外所得的钱财、月光、是与非以及那在月光下睡在你身边的人的呼吸，都不简单。 注释 〔1〕　他们买马票时赔率为18比1，结果拿到的是8.5比1，说明最后关头有很多人也买了这马的马票，才使赔率大幅度下降。 〔2〕　以蒂伊勒里宫得名，该王宫于1871年被焚，现为巴黎著名花园。 〔3〕　圣伯纳山隘位于瑞士西南端，为横贯瑞士和意大利国境线的阿尔卑斯山的一个山隘。从那里可朝南下山到达意大利西北端的城市奥俄斯泰。 〔4〕　钦克为海明威好友爱尔兰军官埃里克·爱德华·多尔曼—史密斯的外号。海明威在米兰医院养伤时和他结识，成为终身好友。 〔5〕　艾格尔位于瑞士西南部日内瓦湖的东南。 〔6〕　吉姆·甘布尔（Jim Gamble, 1882—1958）为海明威在意大利北部当志愿兵时红十字会的上司，上尉军衔，是美国宝洁公司（Proctor & Gambls）的小开，曾建议资助海明威和米兰医院护士艾格尼斯在欧洲旅游一年。 〔7〕　西昂（Sion）为位于瑞士西南部罗讷河畔的一古城。 〔8〕　桑赫斯特（Sandhurst），指英国皇家军事学院，该学院位于伦敦西面的桑赫斯特镇，故名。 〔9〕　乔伊斯和诺拉·巴纳克尔于1904年开始同居，生有一子乔吉奥和一女露西亚，1920年起定居巴黎，成为专业作家。他和诺拉到1931年才正式结婚。 〔10〕　乔伊斯于1905年起先后在今意大利东北部的的里雅斯特港和瑞士的苏黎世教授英语，至1920年才定居巴黎。 [book_title]一项副业的终结 那一年以及后来的那几年在我清晨工作以后，我们有好多次一起去看赛马，而哈德莉很欣赏赛马，有时甚至可说热爱。但这并不是在最后那片森林上方高山间的草地上的攀登，也不是走回到我们寄宿的那小木屋的那些夜晚，也不是跟我们最好的朋友钦克一起翻过一个高山隘口进入另一个国家。那也不是真正的赛马。那是在马身上下注赌博。但我们把它叫做赛马。 赛马从未在我们之间造成过隔阂，只有人才能做到这样；但有很长一段时间它紧紧地待在我们心中，像一个要求极高的朋友。这是对待它的宽宏大量的想法。我，这么一个对别人及其破坏性一向持非常公正的态度的人，能容忍这位最虚伪、最漂亮、最令人兴奋的邪恶而苛求的朋友，这是因为能从它那里获利。但是要从中获利，就需要把全部工作时间都投入怕还不够，而我没有时间这么干。但是我给自己证明赌赛马是正当的，因为我写过它，尽管到头来我写的东西全丢失了，只有一篇写赛马的短篇小说因为在邮寄途中而侥幸存留了下来。 如今我更多的是独自一人去看赛马，我聚精会神地投身其中，陷得难解又难分了。在赛马季节，只要有可能，我在奥特伊和昂吉安两个赛马场都赌。要克服不利的条件，明智地赌赛马，是一件要搭上全部时间的工作，而即使那样你也赢不到钱。这不过是纸上谈兵如此这般而已。你可以去买一张赛马报，它就能告诉你这些。 你得从奥特伊的看台最高处观看一场障碍赛，还得很快登上高处，才能看到每匹马是怎么跳的，看到那匹本该取胜的马却没有获胜，并且看出为什么或者它是怎样没有做到它本来能够做到的。每次你押了一匹马，你注意那赌注与赢款之间的差额和赔率的一切变动，你还得了解那马这会儿情况怎么样，最后还得知道马房的训练人员要在什么时候让它试赛。遇到它试跑时，它可能总是被击败；但是到那时你就应该知道它获胜的机会如何了。这是一件苦差事，可是在奥特伊每天观看他们赛马是绝妙的，如果你能到场的话，看那些骏马在进行公正的比赛，你就开始熟悉那片场地，如同你以往熟悉的任何地方那样。最后你认识了很多人，骑师、驯马师、马主人以及许多马和许许多多的事儿。 原则上我只在认准了一匹马时才下赌注，但是有时候我发现有些马没有人信任，除了那些训练和乘骑它们的人，但我在它们身上下注却一次又一次地赢了。最后我停手不干了，因为花去的时间太多，我陷得越来越深了，对于在昂吉安发生的一切和在无障碍赛马场上发生的一切也知道得太多了。 我不再去赌赛马了，这时我感到很高兴，但是它留下了一种空虚之感。那时我懂得了不论是好事还是坏事，一旦停止了，总会留下一种空虚之感。如果那是坏事，这空虚之感就会自己填补起来。而如果那是好事，你就只能找一个更好的来填补。我把赌赛马的本钱放回到总的积蓄中去，感到轻松愉快。 我放弃赌赛马的那天，过河到塞纳河的对岸，在那时设在意大利人林荫大道的意大利人路的拐角上的那家抵押信托公司的旅游服务台前碰到了我的朋友迈克·沃德。我正把赌赛马的本钱存进去，但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没有把这笔钱转入支票户，尽管我脑子里始终记得有这笔钱。 “想去吃午饭吗？”我问迈克。 “当然，小伙子。着啊，我能陪你一起去。怎么回事？你不是要去赛马场吗？” “不。” 我们在卢瓦广场一家非常出色的普通小酒馆吃午餐，喝着绝妙的白葡萄酒。广场对面就是国家图书馆。 “你一向不常去赛马场，迈克，”我说。 “对。有好久没去了。” “为什么就此不去了？” “我不知道，”迈克说。“不。我当然知道。凡是得下了注才能得到刺激的都是不值得一看的。” “你就此不去看看了吗？” “有时也去看一场大赛。有良种的骏马参加的比赛。” 我们在这家小酒馆自制的好面包上涂上猪肉酱，喝着白葡萄酒。 “你过去对那些骏马很关心吗，迈克？” “啊，是的。” “你看比这更好的是什么？” “自行车赛。” “真的吗？” “你不用下赌注。你会明白的。” “跑赛马场得花费很多时间。” “花得太多啦。占去了你所有的时间。我不喜欢那儿的人。” “我过去非常爱好。” “当然。你现在能对付得过去？” “行。” “不再去赛马场是件好事，”迈克说。 “我已经不再去了。” “这样做很不易。听着，小伙子，哪天我们一起去看自行车赛。” 那是一件新鲜的好事，可是对此我懂得很少。然而我们并没有立即开始。那要待之来日。那将成为我们后来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那时我们在巴黎生活的第一阶段给打断了。 但是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满足于回到我们在巴黎的那个区域，离跑马场远远的，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上，寄托在我们所熟知的那些画家上，不想靠赌博来谋生，并用别的名字去美化它。我已开始写很多关于自行车赛的短篇小说，但从没写出过一篇能跟那些在室内和室外赛车场以及在公路上的车赛比美的赛车小说。但是我要写出那在烟雾弥漫的午后阳光下的冬季赛车场，那高高的倾斜的木制跑道，赛车人骑车驶过时轮胎在硬木跑道上发出的呼呼声，赛车人爬高和下冲时作出的拼搏和采用的策略，每个人都成了他的车子的一部分；我要写出那中距离赛的魅力，那些摩托车的喧闹声，后面挂着领骑员〔1〕乘的拖斗，他们戴着沉重的防撞头盔，穿着笨重的皮夹克，身躯后倾，为跟随在他们后面的赛车人挡住迎面袭来的气流，而这些赛车人都戴着比较轻巧的防撞头盔，身躯低低地俯伏在车把上，两腿蹬着巨大的链轮，那些小前轮几乎碰到那辆为他们挡住气流的摩托车后面的拖斗，还有那比什么都激动人心的人与人的较量，摩托车噗噗噗地响着，赛车人胳膊肘挨着胳膊肘，轮子挨着轮子，一会儿爬高，一会儿下冲，飞快地绕着圈子，直到有人跟不上步调，突然掉了队，而原先那股被挡住了使他不致受到袭击的像一堵墙般坚实的气流，这时击中了他。 有多种多样的车赛。有连续的短程赛预赛或者两人对抗赛，那两名赛车人会在车上保持平衡不动好几秒钟，有意让对方领先以取得有利地位，然后慢慢盘旋环行，最后猛地一变而为冲刺，全凭速度取胜。还有些两小时的团体计时赛的节目，其中有可以消磨一个下午的一系列纯然是全速短程预赛，有一个人孤零零地进行的按计时表一小时能跑多远的完全比速度的项目，有在布法罗体育场那有五百米朝里倾斜的木制赛车道的大圆形赛车场上非常危险但很壮观的一百公里长程赛，还有在人们跟随大摩托车进行比赛的蒙特鲁奇露天体育场上，那了不起的比利时冠军利纳尔特，因为脸部从侧面看像苏族印第安人，人们管他叫“苏族人”，在最后冲刺关头狠狠地加速，需要饮料润喉时，他弯下头去通过连接他赛车服衬衣内的热水瓶的橡皮管啜吸樱桃白兰地，还有在奥特伊附近王子公园那条六百六十米水泥跑道上跟随大型摩托车进行的法国锦标赛，那是条最恶劣的跑道，我们看见过那著名赛车手加耐从车上栽下来，听到他的脑壳在防护头盔下给砸碎的声音，就像你在野餐时在一块石头上砸碎一只煮鸡蛋以便剥壳那样。我一定要写那历时六天的车赛的奇异世界和在山间举行的越野赛的惊心怵目的场面。法语是唯一适当地用来写车赛的语言，而所有的术语全都是法语，因此写起来就很困难。迈克说得对，没有必要去下赌注了。但那是在巴黎另一段时间发生的事了。 注释 〔1〕　领骑员：在自行车比赛中骑摩托车在前面带路的人。 [book_title]饥饿是很好的锻炼 在巴黎，你如果吃得不够饱，就会感到饥肠辘辘，因为所有的面包房在橱窗里都摆着那样好的东西，而且人们在外面人行道上的桌边吃喝，因此你既能看到又能闻到食物。那时你已放弃新闻工作〔1〕，还没有写出一篇在美国有人愿意买的东西来，在家里打招呼说要跟什么朋友在外面吃午饭，那么最好的去处该是卢森堡公园，那里从天文台广场一直到沃日拉尔路一路上见不到闻不到一点吃的东西。从那里你总是能走进卢森堡博物馆，如果你腹内空空、饿得发慌，那些名画就全都显得更加鲜明，更加清晰也更加美了。我学会更深刻地理解塞尚，真正弄明白他是怎样创作那些风景画的，正是在我饥饿的时候。我曾经时常想知道他画画的时候是否也是挨着饿的；但是我想可能他只是忘记吃饭罢了。这正是当你失眠或饥饿的时候才有的一种不健康但颇有启发性的想法。后来我想，塞尚大概是在一种不同的方面感到饥饿吧。 你走出了卢森堡公园，就能沿着狭窄的费鲁路走到圣絮尔皮斯教堂广场，那里仍然没有一家餐馆，只有这静悄悄的广场和上面的那些长椅和树木。有一座喷泉和几头狮子的塑像，还有在人行道上踱步或栖息在那些主教塑像上的鸽子。还有那座教堂和在广场北边的出售宗教用品和祭祀法衣之类的商店。 从这广场向前走，如果不经过那些卖水果、蔬菜、葡萄酒的店铺或者面包房和糕饼点心店，你就没法走向塞纳河。但如果你小心选择路径，可以从你右边绕过那由灰色和白色石头构筑的教堂到达奥德翁剧院路，然后向右拐弯走向西尔维亚·比奇的书店，这一路上不会经过多少卖吃食的地方。奥德翁剧院路上没有吃喝的去处，你要走到广场才有三家餐馆。 等你到达奥德翁剧院路12号〔2〕，你的饥饿已经给抑制下去了，可是你所有的感觉却又加强了。那里悬挂的照片看起来不同凡响，你看到一些以前从未看到的书籍。 “你真太瘦了，海明威，”西尔维亚会这样说。“你吃得够饱吗？” “当然。” “午饭你吃了什么？” 我的胃几乎要翻动了，可是我会说，“我现在正打算回家吃饭去。” “三点钟吃午饭？” “我不知道已经这么晚了。” “有天晚上阿德里安娜〔3〕说要请你和哈德莉吃晚饭。我们想请法尔格〔4〕来。你喜欢法尔格，是吧？或者请拉尔博。你喜欢他。我知道你喜欢他的。或者不论谁只要是你真正喜欢的。你跟哈德莉说一声好吗？” “我知道她会乐意来的。” “我要给她发一封气流管输送的信。这一阵你不能像样的吃饭，就别干得太辛苦了。” “我不会的。” “你马上回家吃午饭去，要不就太晚了。” “他们会给我留着的。” “也不要吃冷的东西。吃一顿热呼呼的中饭吧。” “有我的信吗？” “我想没有。可让我看一下。” 她看了一下，找到了一张通知单，快活地抬起头来，接着打开了她书桌下边一扇关着的门。 “这是在我出去时送来的，”她说。那是一封信，摸上去似乎里面附有纸币。“韦德尔科普，”西尔维亚说。 “那准是《横断面》〔5〕寄来的。你见过韦德尔科普吗？” “没有。不过他跟乔治一起在巴黎。他会来看你的，别担心。也许他想先付给你钱。” “那是六百法郎。他说还会再给一些。” “真高兴你提醒我看看有没有信件。亲爱的好之又好的先生。” “真是滑稽，我能出手一些稿子的唯一地方竟然是德国。卖给他，还有《法兰克福日报》。” “是吗？可你千万别心烦。你可以拿些短篇小说卖给福特，”她逗我。 “一页稿子三十法郎。就算每三个月在《大西洋彼岸评论》上发表一个短篇吧。一个季度一个五页长的短篇只能得一百五十法郎。一年总共六百法郎。” “可是，海明威，你别为这些短篇现在能给你多少钱心烦。重要的是你能写出这些短篇来。” “我知道。我能写这些短篇。可没人愿意买啊。打从我不干新闻工作以来，没有到手过钱。” “它们会卖出去的。瞧。你眼前不是就有一篇弄到了钱吗？” “我很抱歉，西尔维亚。请原谅我说了这些。” “原谅你什么？总免不了要说到这些的，或者说什么别的事。你难道不知道所有的作家说的都是他们的苦恼吗？可是答应我你别心烦，还有要吃得饱饱的。” “我答应你。” “那就回家去吃中饭吧。” 走到外面奥德翁剧院路上，我为自己说了那一大堆抱怨的话而厌恶自己。我现在干的正是出于我自己的自由意愿要干的事，只是我干得很蠢。我本该买一只大面包，把它吃了，而不该跳过一顿饭。我可以体味到那好吃的棕色面包皮的味道。但是不喝什么饮料，它在你嘴里就干巴巴的难以下咽。你这该死的爱抱怨的家伙。你这肮脏的假圣人和殉道者，我对自己说。你放弃新闻工作是出于自愿。你有信誉，西尔维亚肯借钱给你的。她借钱给你有好多次了。当然啰。这样，接下来你就会在其他方面作出妥协啦。饥饿是有益健康的，在你饥饿的时候看画确实是看得更清晰。然而吃饭也是很美妙的，你可知道此时此刻该上哪儿去吃饭？ 利普饭店将是你去吃喝的地方。 利普饭店很快就能走到，每经过一个供吃喝的地方，我的胃，跟我的眼睛或鼻子一样很快就注意到了，这使这样的步行增添了乐趣。这啤酒餐厅里人很少，我在那张靠墙的长椅上坐下来，背后是一面大镜子，前面有张桌子，侍者问我要不要啤酒，我说来一杯上好的，来一大玻璃杯足足有一公升的，还要了一份土豆色拉。 啤酒很冷冽，非常好喝。油煎土豆很硬，在卤汁里泡过的，橄榄油味道很鲜美。我在土豆上撒了点儿黑胡椒面，把面包在橄榄油里浸湿。喝了一大口啤酒后，我慢慢地吃喝起来。油煎土豆吃完后，我又要了一客，加上一客烟熏香肠。这是一种像又粗又大的法兰克福红肠的东西，一劈为二，涂上特别的芥末酱。 我用面包把橄榄油和芥末酱一扫而光，慢慢地呷着啤酒，等到啤酒开始失去凉意，才一饮而尽，然后要了半升一杯的啤酒，看着侍者把酒注入杯内。这似乎比那杯上好啤酒更凉，我一口就喝下了半杯。 我向来并不心烦，我想。我知道我那些短篇小说是不错的，在国内终究会有人愿意出版的。当我停止干新闻工作时，我确信这些短篇小说就会出版的。可是我寄出的每一篇都给退了回来。使我充满信心的是爱德华·奥布赖恩〔6〕把我那篇《我的老头儿》编入了《最佳短篇小说选》，并且把那一年的那一集题献给我。这时我笑出了声，又喝了些啤酒。那个短篇从未在杂志上发表过，他却不顾一切破例把它收入选集。我又一次笑出了声，侍者看了我一眼。这很可笑，因为尽管做到了这一切，他居然把我的名字都拼错了。那是哈德莉那次把我写的作品全放在衣箱里在里昂车站给人偷去以后仅存的两篇中的一篇，她原想把那些手稿带到洛桑来给我，让我惊喜，这样我们山区度假时我就可以在原稿上加工了。她当初把原稿、打字稿和复写的副本一古脑儿放进了一只只马尼拉纸纸夹中。我拥有这一篇小说的唯一原因是林肯·斯蒂芬斯〔7〕曾把它寄给一个编辑，这个编辑后来把它退了回来。于是在其他所有稿件都被偷走之际，它正在邮寄途中。另一个短篇则是叫做《在密执安北部》的那一篇，是在斯泰因小姐来我们的公寓之前写成的。因为她说这篇小说有伤大雅，我始终没有誊抄出来。它一直在什么地方的一个抽屉里放着。 所以在我们离开洛桑往南到了意大利以后，我把那篇写赛马的短篇给奥布赖恩看。他是个文雅、腼腆的人，脸色苍白，长着一双淡蓝色的眼睛和一头他自己修剪的笔直难看的长发，当时他作为一个寄宿者住在一所俯临拉帕洛〔8〕的修道院里。那时我的处境很不好，自以为再也不能写什么了，于是把那篇小说当作一件新奇的东西给他看，就像你可能会愚蠢地把你说过已不知怎地丢失了的一只轮船上用的罗经柜给人看，或者像你抬起一只穿着皮靴的脚，开玩笑说在一次飞机失事后已给截去了。等他读了这个短篇，我看出他远比我为之伤心〔9〕。我从没见过有谁曾被死亡或不堪忍受的苦难以外的什么事弄得这么伤心过，除了哈德莉在告诉我那些稿件全都不翼而飞的时候。她起先哭了又哭，没法启齿告诉我。我对她说不论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没有什么事情能坏到那种程度，不管它是什么都没有问题，不用烦恼。我们会努力补救的。于是，她终于告诉了我。我相信她不会把复写的副本也一起带来的，就雇了一个人代替我去采访新闻。那时我干新闻工作很赚钱，便乘火车前往巴黎。情况确实是那样，我还记得我开门进了公寓，发现确实什么都没有了以后，那天晚上我都干了些什么。现在事情已经过去，而钦克曾教过我千万别谈论意外事故；因此我叫奥布赖恩别感到太难过。丢失了早期作品，也许对我是件好事，我给他讲了一大套你灌输给军队的那种鼓舞士气的话。我准备重新开始写短篇，我说，尽管我这样说，不过是想用谎话使他不要感到那么难过，我知道我是会这样做的。 接着我在利普饭店开始回想自从那些作品都丢失后我是什么时候才能动手写第一个短篇的。那是在科蒂纳·丹佩佐〔10〕，当时我不得不打断了春季的滑雪活动，被派往莱因兰和鲁尔区采访，事后才去那儿与哈德莉会合。那是一个极简单的短篇，叫做《禁捕季节》，我把老头儿上吊自杀的真实的结尾略去了。这是根据我的新理论删去的，就是说如果你知道你省略了而省略的部分能加强小说的感染力，并且使人们感觉到某些比他们理解的更多的东西，你就能省略任何东西。 是啊，我想，现在我这样写了，弄得人家看不懂了。对这一点是不可能有多大疑问的。完全可以肯定，没有人要这些东西。但是人们会理解的，就像他们对绘画总是能理解的一样。只是需要时间，需要信心罢了。 每逢你不得不减少饮食的时候，你必须好好地控制住自己，这样你就不会变得整天价想着肚子饿了。饥饿是良好的锻炼，你能从中学到东西。而且只要人家不懂得其中的道理，你就超过他们了。当然啦，我想，我现在已远远地超过他们，弄得要定时吃上饭也办不到了。要是他们追上来几步，也不是坏事。 我知道我必须写一部长篇小说。但这似乎是一件不可能做到的事，其原因是我在试着写一些将来可能成为一部长篇小说的精华部分的段落时遇到了极大困难。现在必须写一些较长的短篇，就像你为参加一次长跑比赛而进行锻炼一样。在这以前我曾写过一个长篇，就是放在旅行包里在里昂车站被偷走的那一篇，当时我仍旧具有少年时期的那种抒情的能力，但是它像青春一样容易消逝而不可靠。我知道这篇小说被偷走可能是件好事，可我也知道我必须写出一部长篇小说来。只是我要尽量推迟直到我不得不动手为止。要是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只是为了我们要按时吃上饭才这么做，那我就不是人。等我不得不动手写的时候，那么写就是唯一要做的事，此外别无选择。让这股压力越来越大吧。与此同时，我要以我最熟悉的题材写出一个比较长的短篇来。 这时我已付了账走出了饭店，向右拐弯跨过朗内路，这样我就不会到双猕猴咖啡馆去喝咖啡，而是沿着波拿巴路抄最近的路回家。 有哪些我最熟悉的题材还没有写过或者已经丢失了？我真正了解而且最最关心的是什么？你对此根本无法选择。你能选择的只是走哪些捷径能把你尽快地带回到你写作的地方去。我沿着波拿巴路走到局伊内梅，接着到了阿萨斯路，最后从乡村圣母院路走到丁香园咖啡馆。 我坐在一个角落里，午后的阳光越过我肩头照进来，我在笔记簿上写着。侍者给我端来一杯牛奶咖啡，等咖啡凉了，我喝下半杯，放在桌上，继续写着。等我停下笔，我还是不想离开那条河〔11〕，在那里我能看到水潭里的鲑鱼，水潭表面的流水拍打在阻住去路的圆木桩组成的桥墩上，平静地激起波浪。这个故事写的是战后还乡的事，但全篇没有一字提到战争。 但是到了早晨，这条河还将在那里，我必须写它和那一带地方以及一切行将发生的事。以后有的是日子，可以每天写一点。其他的事都无关紧要。我的口袋里有德国寄来的钱，所以也没有生活问题。等这笔钱用完了，别的钱就会来的。 现在我必须做的一切就是保持身体健康和头脑清醒，直到早晨来临，那时我又将开始写作了。 那座小希腊神庙，我想，一定还在花园里。但是我们没有能单凭“才智之士”的基金使这位少校从银行里脱身出来，这始终使我感到失望，因为在我的梦想中早已想象他也许住进了那座希腊小神庙，也许我能跟埃兹拉·庞德一起去那儿串门，给他戴上桂冠。我知道哪儿有上好的月桂树，我能骑自己的自行车去采集月桂树叶，我还想，任何时候他感到寂寞，或者任何时候埃兹拉看完另一首像《荒原》那样的长诗的原稿或校样，我们都可以给他戴上桂冠。 注释 〔1〕　海明威于1921年9月与哈德莉结婚后，同年12月3日即乘船前往巴黎，因小说家舍伍德·安德森的介绍信而于翌年3月偕妻子步行前往斯泰因小姐的工作室拜访，自此结成友谊。当时海明威尚为加拿大《多伦多星报》驻欧洲记者，后因斯泰因认为新闻工作消耗创作的精力建议海明威辞去而专心从事创作，海明威接受了她的意见，自此成了一个专业作家。 〔2〕　就是西尔维亚·比奇小姐开设的莎士比亚图书公司所在地。除了斯泰因小姐的工作室和埃兹拉·庞德的工作室以外，这里是二十年代侨居巴黎的英美作家、艺术家的第三个汇聚中心。 〔3〕　阿德里安娜·莫尼耶（Adrienne Monnier）为西尔维亚的同行，在附近开设书店，赞助文艺事业，和西尔维亚有同性恋关系。 〔4〕　法尔格（Léon-Paul Fargue, 1876—1957），法国象征主义诗人，当时已发表诗集多种，1930年后转向主要撰写有关巴黎生活的随笔。 〔5〕　《横断面》应是阿尔弗雷德·弗莱希特海姆在法兰克福创办的文艺月刊。但作者在121页上说是“柏林的”。 〔6〕　爱德华·奥布赖恩（Edward O' Brien, 1890—1941），美国作家、编辑。从1914年至1940年，每年编选发表一册《最佳短篇小说选》，影响不小。 〔7〕　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 1866—1936），美国记者、杂志编辑，擅写揭露政府及工商界腐败现象的文章，为新闻界揭发丑闻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8〕　拉帕洛（Rapallo），位于意大利西北部热那亚港东的一个濒地中海的旅游城市。 〔9〕　短篇小说《我的老头儿》写一个老骑师，最后在一次赛马中当场摔死。 〔10〕　在意大利东北部，奥地利国境线上的阿尔卑斯山支脉的南麓，为滑雪胜地。 〔11〕　指密歇根州北部的大双心河，他当时写的就是著名的短篇小说《大双心河》（第一、二部）。 [book_title]福特·马多克斯·福特和魔鬼的门徒 丁香园是我们住在乡村圣母院路113号锯木厂楼上那个套间时离我们最近的一家上好的咖啡馆，也是巴黎最好的咖啡馆之一。冬天咖啡馆里很温暖，在春天和秋天，一张张桌子放在人行道的树荫下，就在内伊元帅雕像的那一边，而在广场上，那些固定的方桌沿着林荫大道放在大遮篷下，这时坐在外面是非常惬意的。有两个侍者是我们的好朋友。圆顶和穹庐这两家咖啡馆的常客从不来丁香园。那里没有他们认识的人，要是他们来了，也没有人会注意他们。在那些日子里，许多人上蒙帕纳斯林荫大道和拉斯帕伊林荫大道相交的拐角上的那些咖啡馆去抛头露面，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指望在这种地方，能让专栏作家们每天报道他们的动态，作为他们希冀享有的不朽声名的替代物。 丁香园一度是一家诗人们或多或少地定期聚会的咖啡馆，而最后一位露面的主要诗人是保罗·福尔〔1〕，他的作品我从未读过。但在那里我见过的唯一一位诗人是布莱斯·桑德拉尔〔2〕，脸上带着拳击手的伤痕，一只空袖子用别针向上别着，他用那只完好的手卷着香烟。他喝得不太多的时候是个很好的伙伴，当时他说起谎来，可要比许多人讲真实的故事更有趣。可是他是那时上丁香园来的唯一的诗人，而我只在那里见过他一次。丁香园的顾客多半是上了年纪、留着胡须、穿着旧的讲究衣服的人，他们带了妻子或者情妇一起来，上衣的翻领上佩着荣誉军团的细条红绶带，有的没有。我们怀着希望把他们当作是科学家或学者，他们坐着喝一杯开胃酒，几乎跟那些穿着较寒伧、襟前佩着学院棕榈叶荣誉勋章的紫色绶带、带了他们的妻子或情妇来喝牛奶咖啡的人坐的时间一样长，但是那紫色绶带跟法兰西学院毫不相干，我们认为那只说明他们是教授或讲师。 这些人把丁香园变成了一家很惬意的咖啡馆，由于他们都互相关心，关心喝的什么酒或者咖啡，或者泡制的什么饮料，关心那些夹在木条报夹中的报刊，所以没有人在这里炫耀自己。 另有一些是住在本地区的人，他们也上丁香园咖啡馆来，他们中间有些人在上衣翻领上佩着十字军功章的绶带，也有别的一些人佩着军功奖章的黄绿两色的绶带，我注意到他们多么巧妙地克服因失去了胳臂或大腿而引起的困难，看出他们的人造眼球的质量如何和他们伤残的脸面被补救到什么程度。在这种复原到相当程度的脸上总有一抹几乎像彩虹色那样的光泽，有点像一条压得很结实的滑雪斜道的反光，而我们对这些顾客比对那些学者或教授更为尊敬，尽管后者可能在军队服役中也有过出色的表现，但是没有失去手足。 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对任何没有参加过大战的人一概不表信任，但是我们也不完全信任任何一个人，人们对桑德拉尔非常反感，认为他大可不必对他那只失去的臂膀那么炫耀。我很高兴他下午很早就到丁香园来，那时那些常客还没有来到。 这天傍晚，我正坐在丁香园外面的一张桌子边，注视着树木和建筑上的光线在变化，还有在外面那两条林荫大道上缓缓走过的马群。我身后的那道咖啡馆的门打开了，在我右边有个男人走出来，走到我的桌边。 “啊，你在这里，”他说。 原来是福特·马多克斯·福特，他那时是这样称呼自己的〔3〕，他透过浓密的染色的八字胡沉重地喘着气，把身子挺得笔直，像一只能走动的、包装得很好的倒置的大酒桶。 “可以跟你一起坐吗？”他问道，一面坐了下来，一双眼睛在毫无血色的眼皮和淡淡的眉毛下面显出一种褪了色的蓝色，正望着林荫大道。 “我这一生曾花了好多年工夫劝人们该用仁慈的方式屠宰那些牲畜，”他说。 “你告诉过我了，”我说。 “我想我没有。” “我记得很清楚。” “那就非常怪啦。我这一生从未告诉过任何人。” “你来一杯好吗？” 侍者站在那儿，福特就对他说要一杯尚贝里黑茶藨子酒。那侍者又高又瘦，头顶已秃，有几绺头发滑溜溜地盖在上面，他蓄了两撇浓密的老式龙骑兵小胡子，他重复说了一遍福特要的酒。 “不。来一杯兑水的优质白兰地吧，”福特说。 “给先生来一杯兑水的优质白兰地，”侍者进一步肯定客人要的酒。 我总是尽可能不正眼看福特，而在一间关上门的屋子里，如果跟他挨得很近，我总是屏住了呼吸，但是这时是在露天，落叶沿着人行道从桌子我坐的这一边吹过他那一边，所以我好好地看了他一眼，觉得后悔，便朝林荫大道对面望去。光线又变了，可我没有注意是什么时候变的。我喝了一口酒，看看是否由于他的来到败坏了原来的味道，但味道仍然很好。 “你怎么这样闷闷不乐，”他说。 “不。” “是的，你是这样。你需要多出来活动活动。我顺便来看你，想邀你参加我们在那有趣的大众舞厅〔4〕举行的小型晚会，舞厅离壕沟外护墙广场很近，就在勒穆瓦纳红衣主教路上。” “在你最近这次来巴黎之前，我在那那那那儿的楼上住过两年。” “多怪啊。你肯定是这样吗？” “是的，”我说。“我肯定。舞厅的主人有一辆出租车，碰到我得乘飞机时，他总会开车送我去机场，而去机场之前我们会在舞厅的白铁皮吧台边待一会儿，摸黑喝上一杯白葡萄酒。” “我可从来就不喜欢乘飞机，”福特说。“你和你妻子准备好星期六晚上去大众舞厅吧。那儿挺愉快的。我给你画一张地图，这样你就能找到了。我是非常偶然才发现的。” “它就在勒穆瓦纳红衣主教路74号的楼下，”我说。“我当时住在三楼。” “没有门牌号码，”福特说。“可要是你能找到壕沟外护墙广场，就能找到那个地方。” 我又喝了一大口酒。侍者送来了福特要的酒，福特纠正他说，“不是白兰地加苏打水，”他提醒他，但口气很严峻。“我要的是尚贝里味美思酒加黑茶藨子酒。” “不要紧，让，”我说。“这白兰地我要了。去给先生拿他现在要的酒来。” “是我原来要的，”福特纠正道。 这时，有个面色颇为憔悴的男人披着斗篷在人行道上走过去，他偕同一个身材高挑的女人，向我们的桌子瞥了一眼，然后转过眼去，继续沿着林荫大道走去。 “你看见我不理睬他吗？”福特说。“你确实看见我没有理睬他吗？” “没有。你不理睬的是谁啊？” “贝洛克〔5〕，”福特说，“我确实给了他一个不理不睬！” “我没有看到，”我说。“你干吗要不睬他？” “有千万条充足的理由，”福特说。“可我确实给了他一个不理不睬！” 他彻头彻尾地觉得快活。我从未见过贝洛克，也不认为他刚才看到了我们。他看起来像一个正在想什么心事的人，几乎只是无意识地朝桌子瞥了一眼。我感到很不舒服，福特居然对他这样粗鲁，而我就像一个刚开始接受教育的年轻人，对他作为一位老作家怀有很高的敬意。这种事情如今是不可理解的了，但在那时却是稀松平常的事。 我想如果贝洛克在我们的桌前停下来，那会是一件愉快的事，这样我就可以认识他了。因为遇到了福特，这天下午给糟蹋了，但是我想贝洛克本该使这种情况有所改善的。 “你为什么要喝白兰地？”福特问我。“难道你不知道开始喝白兰地对一个年轻作家是致命的吗？” “我不常喝白兰地，”我说。我这时正在回想埃兹拉·庞德对我谈起的关于福特的那些话：我决不能对他粗鲁，我必须记住，他只是在很疲惫的时候才说谎，但他确实是个好作家，而且遭遇过很多家庭烦恼。我竭力回想这些事情，但是福特本人那副沉重的、呼哧呼哧喘着气的令人不齿的架势，就在我伸手可摸到的地方，使我难以容忍。但我还是勉力为之。 “告诉我，一个人为什么要不睬人？”我问他。直到那时，我一直以为这是只有在奥伊达〔6〕的小说里才干的事。我还没能读到一部奥伊达写的小说。即使在瑞士的一个滑雪胜地，当潮湿的南风刮起，读物已经看完，只剩下一些战前的陶赫尼茨版〔7〕的书籍的时候。但是我从第六感觉肯定，在她写的那些小说里，人们是互相不理睬对方的。 “一个有教养的人，”福特解释说，“经常会对一个无赖不理不睬。” 我很快呷了一口白兰地。 “他会不睬一个粗鲁的人吗？”我问道。 “一个有教养的人不可能会结识一个粗鲁的人。” “那么你只能对跟你处于平等地位的熟人不加理睬，是吗？”我追问道。 “自然哪。” “一个人怎么会结识无赖呢？” “你可能当时并不知道，也可能这家伙后来才变成无赖的。” “什么样的人才是无赖呢？”我问道。“是不是人们得把他揍得死去活来的那种人？” “不一定那样，”福特说。 “埃兹拉·庞德是个有教养的人吗？”我问道。 “当然不是，”福特说。“他是美国人嘛。” “难道美国人成不了有教养的人？” “也许约翰·奎因能，”福特解释说，“你们的那些大使中间的一个。” “迈伦·提·赫里克〔8〕呢？” “可能是。” “亨利·詹姆斯是个有教养的人吗？” “差不离啦。” “你是个有教养的人吗？” “那自然啰。我持有英王陛下的委任〔9〕。” “这听起来挺复杂，”我说。“那我是不是个有教养的人？” “根本不是，”福特说。 “那你干吗跟我在一起喝酒？” “我跟你一起喝酒是把你看作一个有前途的青年作家。事实上把你看作一个同行。” “谢谢你的好意，”我说。 “在意大利人家可能会把你看成是个有教养的人，”福特宽宏大度地说。 “那我不是个无赖啰？” “当然不是，亲爱的老弟。谁说过这样的话？” “我可能会变成个无赖，”我沮丧地说。“白兰地跟什么酒都喝。特罗洛普〔10〕的小说里的哈里·霍普斯珀勋爵就是这样给毁的。告诉我，特罗洛普可是个有教养的人？” “当然不是。” “你能肯定吗？” “可能有两种看法。可是我的看法只有一种。” “菲尔丁〔11〕是吗？他可是个法官。” “技术上说或许是吧。” “马洛〔12〕呢？” “当然不是。” “约翰·邓恩〔13〕呢？” “他是一个牧师。” “讲得真有趣，”我说。 “很高兴你能感兴趣，”福特说。“我来陪你喝一杯兑水的白兰地再走。” 福特离开后，天黑了，我走到书报亭去买了一份《巴黎体育概览》，那是午后出版的赛马报的最后一版，报道奥特伊赛马场的比赛结果以及关于次日在昂吉安比赛的预告。侍者埃米尔已经接替了让的班，跑到桌前来看奥特伊马赛的最后结果。我有位难得到丁香园来的好朋友，这时来到桌边坐了下来，正当我那位朋友向埃米尔要一杯饮料的时候，那个面色憔悴、披着斗篷的男人跟身材高挑的女人在人行道上从我们身边经过。他向我们的桌子瞟了一下，接着便转过头去了。 “那是希拉里·贝洛克，”我对朋友说。“福特今天下午在这里待过，给了他一个‘假装没看见’。” “别傻蛋了，”我的朋友说。“他是阿莱斯特·克劳利〔14〕，那个施妖术魔法的人。他堪称世间最邪恶的人物。” “对不起，”我说。 注释 〔1〕　保罗·福尔（Paul Fort, 1872—1960），法国象征主义诗人，曾创作大量歌谣。 〔2〕　布莱斯·桑德拉尔（Blaise Cendrars, 1887—1961），瑞士法语诗人，在诗歌和随笔方面大胆创新。 〔3〕　福特原来的姓是休弗（Hueffer），1923年改为福特。 〔4〕　大众舞厅（Bal Musette）是用手风琴伴奏的一种舞厅。 〔5〕　贝洛克（Hilaire Belloc, 1870—1953），英国诗人、史学家，英国现代散文大师之一。作品有《韵文和十四行诗》、《英国史》四卷、《诺纳号的巡航》等。他是玛丽·贝洛克·朗兹的弟弟。 〔6〕　奥伊达为英国女作家玛丽·路易丝·德拉拉梅（Marie Louise de la Ramée, 1839—1908）的笔名，著有大量传奇小说，很多以欧洲大陆为背景，晚年长期侨居佛罗伦萨，写了好些关于意大利农民的小说。 〔7〕　德国人卡尔·陶赫尼茨（Karl Tauchnitz, 1761—1836）于1796年在莱比锡建印刷厂，印刷出版古典文学作品，后由其子继承，刊行英文版的英美作家丛书，以小开本的纸面本形式大量发行，买有版权，注明只能在欧洲大陆发行，对普及英语作品起了很大作用。 〔8〕　赫里克（Myron T. Herrick, 1851—1929），美国律师、外交家，1912年起任驻法大使。 〔9〕　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受英国政府委任为威尔士团队的军官，在法国服过役。 〔10〕　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 1815—1882）为英国多产小说家，主要作品为以假想的巴塞特郡为背景的系列小说《巴塞特郡纪事》六卷。 〔11〕　菲尔丁（Henry Fielding, 1707—1754），英国剧作家、小说家，长篇小说《弃儿汤姆·琼斯》为他的代表作。 〔12〕　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 1564—1593），英国伊丽莎白王朝的诗人、剧作家，与莎士比亚同时代，剧作有《浮士德博士》、《马耳他的犹太人》等。 〔13〕　邓恩（John Donne, 1572—1631），英国玄学派诗人的代表。所作诗歌分为宗教诗与爱情诗两部分。1621年任圣保罗大教堂的住持。 〔14〕　克劳利（Alestiar Crowley）是当时著名的能施魔法的巫师，据说是古代异教徒的巫术的继承者。 [book_title]一个新流派的诞生 几本蓝色书脊的笔记簿、两支铅笔和一把卷笔刀（一把随身带的小折刀就显得太浪费）、大理石桌面的桌子、清晨的气息，加上地板打扫擦洗干净，再就是运气，这就是你需要的一切。为了碰上好运，你在右边口袋里放了一颗七叶树的坚果和一条兔子的小腿〔1〕。兔子腿上的毛早已给磨掉，露出的骨头和腱被磨擦得亮光光的。那些爪子在你口袋的衬里上抓挠着，于是你知道你的运气还在。 有些日子写得非常顺利，以致你可以把那片乡野写得简直能走进去再穿过林地走出来到空旷地上，然后爬上高地，观看那湖湾后边的群山。铅笔的铅芯可能会断在卷笔刀的圆锥形口中，你就得用削铅笔的小刀把它清除出来，要不然用那小刀尖利的刀刃小心地把铅笔削尖，然后回到当时，把你的手臂穿进你那背包上汗水盐渍的皮带，把背包重新提起，再把另一只臂膀伸进去，感到重量落在你的背上，开始举步走向湖边，感到软底鞋踩在松树的针叶上。 这时你会听到有人说，“嗨，海姆〔2〕，你想干什么？在咖啡馆里写作？” 你的好运就此跑掉了，你只得合上笔记簿。这是可能发生的最倒霉的事。如果你能忍住了不发脾气，也许比较好，可是当时我不善于按捺自己的性子，便说，“你这臭小子不在你玩腻的窝里待着，到这里来捣什么鬼？” “别只因为你想做个行动乖僻的人就这样侮辱人。” “闭上你忸怩作态的臭嘴从这儿滚开。” “这是公共咖啡馆。我跟你一样有权利上这儿来。” “你干吗不上你该去的那家小茅屋咖啡馆？” “哎呀。别那么噜苏。” 这时你可以一走了事，希望这不过是一次意外的相遇，而这个来客只是偶然进来坐坐而已，不会引起一场侵扰。还有些别的好咖啡馆可供写作，但是要跑好长一段路，而这家咖啡馆才是我的根据地。从丁香园给撵出去是丢人的，我得留下抵抗或者走开。也许走开比较明智，可是怒气开始冒出来了，我就说，“听着。像你这号臭小子可以去的地方多的是。干吗非得上这儿来，糟蹋一家体面的咖啡馆？” “我只不过是来喝一杯罢了。这又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在家乡，人家会给你端上一杯酒，然后把玻璃杯砸碎。” “家乡在哪儿呀？听上去倒像是个动人的地方。” 他就坐在邻桌，是个又高又胖的戴着眼镜的青年。他叫了一杯啤酒。我想我可以不去睬他，试试看能否继续写作。所以我就不去睬他，写下了两句。 “我只不过是跟你讲了话罢了。” 我继续写，又写了一句。写得正顺手，你全身心沉浸在里面，使你欲罢不能。 “我揣想你变得太了不起了，谁也不能跟你说话了。” 我又写了一句，结束了那一段，把这一段从头读了一遍。还是不错，我就写了下面一段的第一句。 “你从来不考虑到别人，也不想到人家也可能遇到问题。” 我这一辈子总是听人抱怨。我发现我能继续写下去，而且这不比其他噪音坏，肯定要比埃兹拉·庞德学吹巴松管好得多。 “假定你想成为一名作家，在你身体的每一部分都感觉到自己是个作家，可就是写不出来怎么办？” 我继续在写，这时我不但有了实力还开始有了好运气。 “假定一旦文思终于来临，像一股不可阻挡的激流，然后一下子断了，弄得你成了哑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怎么办？” 这比哑巴却还发出刺耳的噪音好吧，我想，一面继续写下去。这时他穷追不舍，正如锯木厂内锯一块厚木板时的噪音遇到干扰一般，他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话却使我感到慰藉。 “我们去了希腊，”后来我听他这么说。有一会儿除了当作噪音以外我没有听清他说些什么。这时我写的已超过了我预期的任务，可以暂时搁笔，留待明天续写了。 “你说你讲过希腊语还是去过那里？” “别那么庸俗，”他说。“难道你不要我把其余的情况告诉你？” “不要，”我说。我合上笔记簿，放进口袋。 “难道你不想知道结果怎么样？” “不想。” “难道你不关心生活，也不关心跟你同样的人的痛苦吗？” “可不是你的。” “你真可恶。” “对。” “我原以为你能帮我个忙，海姆。” “我倒是很乐意把你毙了。” “你会这样干吗？” “不。法律不容许我这样做。” “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情。” “你真愿意？” “我当然愿意。” “那么你给我离这家咖啡馆远远的。就从这一条做起。” 我站起身来，侍者跑过来，我付了账。 “可以陪你一起走到锯木厂吗，海姆？” “不。” “好吧，改天再见。” “可不是在这儿。” “说得完全对，”他说。“我答应你。” “你正在写什么？”我一念之差，竟这么问道。 “我尽我最大的努力在写。就像你那样。可是难得要命哪。” “如果你写不出，你就不该写。为什么非要为此呼天抢地的？回家去吧。找一份工作。把自己吊死算了。可就是别再谈写作了。你根本不会写。” “你干吗这样说？” “你难道从没听到自己讲话吗？” “我这会儿讲的是写作。” “那就给我闭嘴。” “你可真残忍，”他说。“大家都总说你残忍、没有心肝而且自高自大。我总是替你辩护。可今后再也不这样做啦。” “很好。” “大家都是一样的人，你怎么能这样残忍呢？” “我不知道，”我说。“听着，要是你不会创作，干吗不学着写评论呢？” “你认为我该写评论吗？” “那敢情好，”我对他说。“这样你就总能有东西写了。你就永远不用担心文思来不了，或者成了哑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人们会读这种文章并且尊重它。” “你认为我能成为一位优秀的评论家吗？” “我不知道能有多优秀。但是你能成为一位评论家的。总是有人会帮助你的，而你也能帮助你的同伙。” “你说我的同伙指谁？” “常常跟你在一起的那些人。” “喔，他们。他们有他们的评论家。” “你不一定要评论书籍，”我说。“还有油画、剧本、芭蕾、电影——。” “给你这一说，听起来倒很吸引人，海姆。非常感谢你。使人太兴奋啦。而且很有创造性。” “说有创造性，可能估计过高了。毕竟上帝创造世界只花了六天，到第七天便休息了。” “当然，也没有什么能阻止我搞创作啊。” “没有什么能阻止你。除非你根据自己写的评论把标准定得高不可攀。” “标准会是很高的。这你可以相信。” “我确信会是那样的。” 他这时已经是位评论家了，所以我问他是否愿意喝一杯，他接受了。 “海姆，”他说，我知道从这时起他已经是个评论家了，因为在对话中，他们把你的名字放在一句句子的开头而不是末了，“我得告诉你，我发现你的作品有那么一点儿太光秃秃。” “那太糟了，”我说。 “海姆，剥得太光，太简略了。” “真倒霉。” “海姆，太光秃秃，剥得太光，太简略，太露了。” 我怀着负罪感抚摸着我口袋里的兔子小腿。“我今后试着写得丰满一点儿。” “注意了，我可不希望弄得太臃肿。” “哈尔，”我说，学着一个评论家的腔调说，“我将尽可能长久地避免那种缺点。” “很高兴我们的看法完全一致，”他富有男子气概地说。 “你会记住在我工作的时候别上这儿来吗？” “自然啦，海姆。当然啦。现在我会有我自己的咖啡馆啦。” “你真好。” “我尽可能做到这样吧，”他说。 如果这个年轻人结果能成为一个著名的评论家，那将是饶有趣味而且富有教益的，可是结果没有向这个方面发展，尽管我有一会儿曾对此抱有很高的希望。 我并不以为他第二天还会来，可是我不想冒险，因此决定给丁香园休假一天。所以次日早晨我一早就起来，把橡皮奶头和奶瓶在水中煮开，配好奶粉的用量，装好奶瓶，给了邦比先生〔3〕一瓶，便在吃饭间的桌子上写了起来，只有他，那只小猫F和我醒着，其他人都还没有醒来。他们两个很安静，是忠实的伙伴，所以我写得比过去什么时候都顺利。在那些日子里，你实在不需要任何东西，哪怕是兔子腿儿，可是你能在口袋里摸摸它，感觉也挺好。 注释 〔1〕　西方有些人认为这两样东西带在身边可以逢凶化吉。 〔2〕　海明威姓氏的简称。 〔3〕　指其时海明威与第一任妻子哈德莉所生的儿子约翰，爱称杰克。“邦比”是海明威给他起的乳名。 [book_title]和帕散在圆顶咖啡馆 那是个美好的傍晚，我辛勤写作了一整天，便离开了在锯木厂楼上的套间，穿过堆放着木料的院子走出去，带上大门，横穿街道，走进门面正对蒙帕纳斯林荫大道的那家面包房的后门，在烘炉中冒出的面包香味中穿过店堂，走到街上。面包房内和外面已经开着灯，而外面已是一天的终了，我在初起的暮色中沿着大街走去，在图卢兹黑人餐馆外面的平台前停下步来，那里，餐巾架上搁着用圆木环套住的我们常用的红白相间的方格餐巾，在等待我们去就餐。我看着用紫色油墨印出的菜单，看到当天的特色菜是什锦砂锅〔1〕。看到这道菜的名字使我觉得肚子饿。 餐馆老板拉维格尼先生问我写作干得怎么样，我说干得挺顺利。他说一大早就看到我在丁香园的平台上写作来着，因为我那么专心致志，他没有跟我谈话。 “你有那种一个人独自处身丛林中的架势，”他说。 “我写作的时候就像一头瞎眼的猪。” “可你那时不是在丛林中吗，先生？” “在灌木丛里，”我说。 我沿街走去，眼望着橱窗，春天的黄昏和身边走过的人群使我感到欣快。在三家主要的咖啡馆里有些我面熟的人和其他我可以与之交谈的熟人。但是那里总有很多相貌风度更出色的人我不认得，他们在这傍晚华灯初上之际匆匆赶到什么地方去一块儿喝酒、一块儿吃饭然后去做爱。在这些主要咖啡馆里的人们可能干同样的事，或者就那样坐着，喝喝酒，谈情说爱，做给别人看。我喜欢的那些人我没有遇到，他们去了大咖啡馆，因为他们可以消失在那些大咖啡馆里，没有人注意他们，他们可以单独在那里，和自己人在一起。当时这些大咖啡馆收费也很便宜，都备有上好的啤酒，开胃酒价钱也公道，价目清楚地标在和酒一起端上来的小碟子上。 这一天傍晚，我想的是这些有益身心健康但并无创新之见的念头，同时感到自己异乎寻常地问心无愧，因为这一天我写得很顺利也很艰苦，我原本却是想去看赛马的。可那时我没有钱，去不了赛马场，即使那儿有钱可赚，要是你用心干的话。那时还没有开始实行唾液检验以及其他检测人为激励马匹的方法，因此给马服用兴奋剂的做法是屡见不鲜的。但是权衡服用过兴奋剂的马儿的有利或不利的条件，在围场里发现马儿的那些征象，凭你的有时近乎“超感觉”的观察方式行事，然后把你经不起输掉的钱去押在那些马儿身上，这一切对一个要供养一个妻子和孩子，又要在学习写散文这种需要全天投入的活计中取得进展的年轻人来说，可不是正道。 用任何标准来衡量，我们还很穷，因此我依旧采取这样一种小小的节省开支的办法，说什么有人请我在外面吃午饭，然后花了两个钟头在卢森堡公园里散步，回到家里给我妻子描述这顿午饭是多么丰盛。当你二十五岁的时候，而且生就一副重量级拳击手的身材，少吃一顿饭能使你感到非常饥饿。但是这样也能使你所有的感官变得敏锐，我才发现我笔下的那些人物中有很多都具有极强劲的胃口并且对食物怀着极大的爱好和欲望，并且大多数都期待着能喝上一杯。 在图卢兹黑人餐馆我们喝上好的卡奥尔干红葡萄酒，喝四分之一长颈大肚瓶、半瓶或者整瓶的，通常兑上大约三分之一的苏打水，冲淡了喝。在家里，在锯木厂楼上，我们有一瓶科西嘉葡萄酒，品牌很有名气，但是价格低廉。那是一种地道的科西嘉葡萄酒，你可以兑上一半苏打水把它冲淡，喝起来还是品得出它的味道。在巴黎，那时你几乎可以不用花什么钱就生活得很好，偶尔饿上一两顿饭，决不买任何新衣服，你就能省下钱来，拥有奢侈品。 现在我从雅仕咖啡馆往回走，那里我看到哈罗德·斯特恩斯〔2〕，但是我避开了，因为我知道他准会跟我谈起赛马，而当时我正理直气壮、轻松愉快地想起的那些马匹，正是我不久前才发誓与之一刀两断的。这天傍晚，我满怀着洁身自好的心情走过那群聚集在穹庐咖啡馆的人而不顾，心中嘲笑他们的恶习和共同的本能，跨过林荫大道来到圆顶咖啡馆。圆顶咖啡馆里也很挤，但是那里有些人是干完了工作才来的。 那里有干完了工作的模特儿，也有作画作到天色暗下来不能再画的画家，也有好歹完成了一天工作的作家以及一些爱喝酒的人和其他人物，其中有些我认识，有些不过是装饰品而已。 我走过去，在帕散〔3〕和两个姐妹模特儿坐在一起的一张桌子边坐下来。我刚才站在戴拉姆勃雷路的人行道上考虑是否进去喝一杯时，帕散曾向我招手。帕散是个非常出色的画家，此时他已醉了；但镇静自若，是存心喝醉的，神志还很清醒。那两个模特儿又年轻又漂亮。一个生得很黑，身材娇小，体型很美，却装出一副弱不经风的放浪不羁的神态。另一个像孩子似的，表情呆滞，但是具有那种孩子所特有的容易消失的绝色的姿容。她长得不及她姐姐那样身材匀称，但是那年春天也没有别的人是长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