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清史九讲 [book_author]内藤湖南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124439 [book_dec]本书是内藤湖南在京都大学任教期间，于1911年和1915年所做两次演讲的内容。1911年，正值清朝风雨飘摇之际，作者从兵力、财政、思想三个方面，对清朝何以走上末路做出了精辟深刻的分析，并对中国此后的命运进行了大胆而理性的预测。1915年，中国已进入民国时期，作者再度梳理清朝历史，从政治谈到艺术，纵横经学、史学、文学，详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详，绘出一幅包罗万象、与众不同的清史全貌。听内藤湖南讲历史，听一段尘封的往事，得一种崭新的领悟，展卷始知历史竟还有这般读法，研究原还有那般做法。 [book_img]Z_10252.jpg [book_chapter]第一部分 清史通论 乾隆帝亲耕 [book_title]第1讲　帝王及其内治 本次京都大学的夏季讲座，我将以“清史”为题进行演讲。时间总共不过十二小时，只够讲讲它的轮廓梗概。即便是轮廓梗概，要想把历朝历代的史实一一罗列，十二小时也远远不够。因此，市面上流传的清史著作中出现的内容，我尽量不赘述。最近几年，我写了两本小书，分别是《清朝衰亡论》和《论中国》。《论中国》虽并非尽论清史，但中国历史的近代部分却多为清朝之事——诸如此类，我也尽量不重复论述。此外，我的好友稻叶岩吉[1]近年写了一本《清朝全史》，对清朝的政治、战争以及其他大事均有论及。上述著作中出现的内容，我也无意多叙。演讲时间很短，只能陈其大概。为了让诸位不至于听完就忘，我尽量将材料直接呈现给大家，以便大家过目后能加深印象。近年来，清史史料急剧增加。放在十五年前，即使想做研究，我也苦于材料匮乏，束手无策。如今，由于各种原因，材料日渐增多，尤其是中国发生辛亥革命后，各种材料更是纷纷面世。我想顺便做个实验，看看凭借我们的力量能收集多少材料。1915年7月20日，我从东京回来后，便着手在极短的时间内收集材料。在本校富冈谦藏[2]老师（今天也来到了现场）等人的帮助下，虽然材料勉强收集来了，但我这十多天全在整理材料，没有时间在演讲之前查证历史研究中的疑点。演讲虽然有些粗糙，只是陈其大概，但我还是希望讲完以后，能给大家留点儿东西。因此，我会把每天演讲的提纲、要点打印出来，发给大家。今天是第一天，演讲的提纲、要点才发给大家。从明天开始，我会提前一天把第二天演讲的内容发下去。希望大家能把这炎炎夏日的午休时间利用起来，提前把材料看上一遍，第二天再来听讲座。以上是我想预先交待的事情。 清史的相关著述 在第一部分，我将从清史的相关著述讲起。众所周知，清帝退位不过三四年，尚属新近之事。因此，相关史料非常多。不过，大部分史料还都没有整理。当然，中国的史料记录制度十分完备。日积月累的大量史料都会逐步得到整理。譬如，历史上每有皇帝更替，继位者都会命史官纂修先朝实录。纲目中“史料之丰富”项下虽然列举了不少书目，但除此之外仍有大量实录没有列入。实录成稿后，官方的整理工作大体就算完成。可是，在清朝覆亡的不多时日里，历史学家甄选材料，重新编纂条理清晰、有生命力的历史，还难成气候。在中国，所谓的一朝正史告成之时，多数原始史料也将不复存在。如今，我们得以在史料尚未亡失之际研究清史，可谓十分幸运。与此同时，浩如烟海的史料让人一筹莫展。相比之下，《明实录》[3]就很简略。前几年，我曾请人抄录《明实录》的全部内容，卷数虽然很多，可换成日本的册数，十几代帝王只有七百余册。《清实录》十倍于《明实录》还不止，可谓卷帙浩繁。我们能否有机会一睹《清实录》的真容呢？这种机会曾经有过，但如今怕是很难了。几年前，我去奉天[4]等地考察时，凡感兴趣的内容我都看过。我本想设法将这些材料全部带回日本，但当时的政府认为这些无用的废纸只会白占船上的空间，所以没有同意我的请求。因此，以上许多史料虽曾近在眼前，却都白白错过了。总之，这些材料有归有之，如今却很难看到，而研究也就变得越发困难了。材料的种类均列在“史料之丰富”项下，有“《满文老档》《三朝实录》《方略》《圣训》《国史列传》《谕折汇存》”等。之后，我们会在那边的展室看到各种实物资料。到那时我再稍作讲解。 《清三朝实录采要》《清三朝事略》是日本人依据确凿史料研究清史的最早著作，特列于此。这两本书是一百二十多年前与我同属一个旧藩[5]的永根铉[6]所著。永根铉后来改名为北条铉，或者一开始叫北条铉也未可知。它们虽然只是实录的摘要，却能将清朝一些难读的地名、人名准确读出，简明扼要，切中要点。中国摘录《清实录》的著述有《东华录》等，我列在了纲目的靠前部分。与《东华录》相比，《清三朝实录采要》更得要领，稍胜一筹。永根铉是日本有志于研究清史的第一人，为表其功绩，特列于此。 回到“纲目”最开始列的《圣武记》（三种）、《湘军志》与《湘军记》。这些只是历史著述的两三例。《圣武记》由大名鼎鼎的魏源所著。在日本，《圣武记》被翻刻出版，所以人人皆可求而得之。《圣武记》有三个版本，每个版本各不相同，是中国人以全新思路梳理清史的权威之作。《湘军志》和《湘军记》写的是近来长毛贼[7]之事。《湘军志》由王闿运著，所记均为他本人的亲身经历，所以不仅是在单纯记述史实，而且是在揭露内幕，是近年来颇负盛名的历史著作。《湘军记》由王定安著，所记虽然与《湘军志》相同，却由于种种原因，逊色很多。 《圣武记》（三种）、《湘军志》与《湘军记》之后所列的《东华录》（两种）是《清实录》的摘要，虽然称不上是什么著述，但对那些看不到实录的中国人和日本人而言，作为研究材料却大有用场。诸如此类的史料各种各样，当然，除此之外仍有很多材料。即便只看手头拿到的材料，也已经相当吃力。所以，清史研究绝非易事。 清朝编修两百多年的明朝历史，花费大约六十年。清朝的史料十倍于明朝，若用六百年编史，则比清朝的存续时间还长，实在是旷日持久。不过，中国人修史也不好说。如今，在袁世凯政府的领导下，中国成立了清史馆着手编史，如果全力以赴，十到十五年或许就能完成。明初编修元朝一百几十年的历史，用时仅仅不到一年，可见快有快的办法。如仿此例，两百多年的清史说不定两三年就能告成。然而，史料从来都是交由中国人研究。我们要想拿到这些史料几乎毫无希望。所以，我们现在只好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今天，我先讲讲近来我研究的大体情况，尽管研究仍然未见头绪。 我把这一讲的标题定为“帝王及其内治”，其实只有“帝王”也是可以的。全民参与政治已经成为世界大势，中国如今也实行了共和政治，我又为何在讲清史时特意以帝王为题呢？这是因为帝王在清朝的政治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讲到后来，我们便能渐渐看出，清朝的政治除了帝王几乎所剩无几。在别的朝代，除帝王之外，宰相等人也在政治中占据重要地位。明太祖朱元璋因顾忌宰相的弊害而将其废除。从此，朝中便再无宰相。然而，在明朝数代皇权交替当中，遇到幼主继位时，便又会产生对宰相的需求。于是，虽无宰相之名但行宰相之权的内阁大学士等官职便应运而生了。然而，清朝的内阁大学士却徒有虚名，基本不能发挥宰相的作用。清朝出现幼主时，曾有摄政王及皇太后主政，却从未有宰相主政。辅政大臣在皇帝年幼之时主政的事也是有的。不过，辅政大臣虽然类同宰相，但到了皇帝能够独当一面时就被撤下。于是，大权重新归了皇帝。这就是清朝政治的特殊状态。基于皇帝是清朝的一大政治要素，所以我很有必要以“帝王”为题来讲一讲。 袁世凯 清朝历代帝王及摄政王、训政太后 接下来进入第二个标题。“纲目”中列出了清朝历代帝王的名字。靠后些的德宗景皇帝就是光绪帝。光绪帝之后的宣统帝退位以后，便是今日的情形了。那边的展室有些帝王的墨迹陈列。 再下边的“入关前的二帝”是指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和太宗文皇帝皇太极这两代帝王。所谓入关，是指清朝从满洲根据地进入北京。因须经由山海关这个关隘，故称之为“入关”。入关以前，二帝起于满洲山中，即现在奉天以东三十里[8]的赫图阿拉。历经两代四五十年的时间，清朝势力急剧扩张，兵至山海关以东十几里。但山海关以东十几里内仍是明朝的势力范围。当时，明朝有个叫李自成的贼寇起事。李自成的势力不断发展壮大，最终从西绕道至居庸关，兵临北京。明朝最后一位皇帝统治时期，即崇祯年间，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帝在北京城内的景山自缢而亡。明朝当时为平定内乱，撤下了山海关的防守兵力。清军便趁机从满洲挥师，入主中原。这时，清朝的开国二帝[9]已经驾崩。第三位皇帝顺治帝即位，年仅七岁。摄政王睿亲王多尔衮率领大军进入北京后，迎接顺治帝入京。最不可思议的是，清朝当年攻下北京的是摄政王，如今在北京退位的仍是摄政王[10]。可谓始于摄政王，终于摄政王。在清朝的制度下，亲王摄政非常普遍，皇太后摄政却非理所应当，更没有人臣摄政一说。人臣摄政称为辅政。康熙帝玄烨八岁即位时，辅佐他执政的便是辅政大臣。虽然制度如此，可最后的西太后慈禧却行了摄政之实。文宗显皇帝——咸丰帝驾崩后，虽然其弟恭亲王奕䜣接管政务，但咸丰帝遗诏指定的顾命大臣实则另有其人。其中的主要重臣有同为清朝皇族的肃顺。此外，还有一位叫端华的亲王。不过，肃顺最受咸丰帝喜爱，得以承其遗诏。当时，西太后慈禧还不是真正的太后。真正的太后是东太后慈安。两位太后联手杀掉肃顺，夺取了政权。最初虽是东太后慈安掌权，可后来权力逐步转移到了西太后慈禧手中。西太后慈禧是近世之人，其政治能力之卓越超群可谓人尽皆知。虽然东太后慈安是咸丰帝的正妻，西太后慈禧不过是个妾室，但东太后慈安的学识有限。大臣把奏折呈递上来时，东太后慈安并无法亲自阅览，做出裁决。而西太后慈禧却能亲自批阅奏折，做出决断，向内阁大学士或军机大臣等人下达命令，因而逐步掌权。又因为西太后慈禧是同治帝的生母，最终得以登上太后之位。西太后慈禧掌权时代，得益于她卓越的政治能力，清朝曾一度中兴。 顺治帝 康熙帝 皇帝的情形大体如此。这里，我想再讲讲第一位摄政王睿亲王多尔衮。今天的听众当中，有一位来自福井的上田同学。去年我去了福井，就摄政王睿亲王多尔衮的事情做过一番调查。有趣的是，就在清朝从满洲攻入北京的那年，日本越前三国对面的新保村里有位船长出航。这位船长本来要去松前，结果却去了满洲。很多人惨遭满洲当地人杀害，只剩下十三人被送往奉天，并在满洲八旗军从奉天向北京转移时，一并去了北京。当时的人们还称摄政王睿亲王多尔衮为“九王”，意即第九位王爷。摄政王睿亲王多尔衮此前就在北京，而顺治帝是后来从奉天移驾北京的。摄政王睿亲王多尔衮亲自召见了这十三人，感慨他们从日本漂流至此也挺可怜。其他亲王们也觉得这些来自日本的人非常稀奇，还叫他们去唱歌、喝酒。这些以竹内藤右卫门[11]为首的越前新保村的漂流民回到日本之后，便把清朝刚刚攻破北京时的情形记录下来，写成了《鞑靼物语》。我从去年开始就想写一本关于此事的书，研究虽大体完成了，但还未落到纸上。总之，确有这么几个有此奇遇回到日本的人。如今在北京看到清帝退位也没什么可稀奇的，可当时看到清军刚刚攻破北京却着实稀罕。这些漂流民回到日本后，还被叫到江户幕府问过话。我查阅他们的漂流日记时看到，还有人学会了几句满洲话和中国话。其中还提及他们拜见摄政王睿亲王多尔衮时的情形，说道摄政王睿亲王多尔衮体形消瘦，慈眉善目，与真实的摄政王睿亲王多尔衮气质十分相符。摄政王睿亲王多尔衮体弱多病，年仅三十九岁便与世长辞。摄政王睿亲王多尔衮虽然出身满洲蛮荒之地，却在政治军事方面能力超群。当时中国很多贤士良才都为他所用。而且摄政王睿亲王多尔衮能听取汉人之言，一入北京便采用汉人的政治体制。他没有按照满洲的行事风格为难汉人，而是采用汉制，任用汉官，力图恢复秩序。摄政王睿亲王多尔衮虽然在北京摄政不过六年，却在此期间几乎平定了整个中国。如上所述，摄政王睿亲王多尔衮的政治能力十分卓越。而清朝最后一位摄政王载沣则远不及他，或许这也是致使清帝不得不退位的一个原因。另外，最后一位摄政王醇亲王载沣与摄政王睿亲王多尔衮的政治手法几乎完全相反，这些我们以后再讲。 西太后慈禧 多尔衮 清朝帝王的特点及其原因 第三部分是“清朝帝王的特点及其原因”。之前已经提到，君主独裁是清朝政治统治的一大特征。此外，每位皇帝也各自有各自的特点。这一点大家可以先有个了解。至于其原因，我也会在稍后讲到。 清朝帝王都有接受系统教育的传统。该传统虽非始于清朝建国初期，但早先就多少有这种倾向。这主要是因为帝位的继任者并不是一开始就确定好的。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12]驾崩后，太宗文皇帝皇太极继位。可太宗文皇帝皇太极即位之初并未独掌皇权，且其他兄弟也非都位居人臣。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驾崩以后，朝中位高权重的共有四人，其中就有太宗文皇帝皇太极。清朝把相当于王侯地位的人称为贝勒。当时的贝勒有大贝勒、二贝勒、三贝勒，以及方才提到的太宗文皇帝皇太极，即四贝勒。大贝勒代善是太宗文皇帝皇太极的亲哥、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的次子，后被封为礼亲王。二贝勒阿敏是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的侄子，和太宗文皇帝皇太极是堂兄弟，后被革职削爵。三贝勒莽古尔泰是太宗文皇帝皇太极的哥哥，后来也被革职削爵。剩下的就只有四贝勒太宗文皇帝皇太极了。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驾崩不久后，四大贝勒共享皇权。正月朝贺之际，四大贝勒都面朝南坐，接受群臣叩拜。其中，四贝勒在军中的声望最高。军中声望高者自然得势。四贝勒因此逐渐壮大势力，最终如日中天。帝王之位非他莫属。这时，二贝勒阿敏先是在出征朝鲜时犯下过失，之后征伐中原时虽曾绕道山海关后方，攻入长城，却在归途酿下大错，最终被革职削爵。再说三贝勒莽古尔泰，他因当年处心积虑想要独占皇位，而与四贝勒太宗文皇帝皇太极交恶。三贝勒莽古尔泰死后，军中颇有声望的太宗文皇帝皇太极大力搜集证据，削其子孙势力。大贝勒与四贝勒一样，在军中也很有威望。大贝勒之子萨哈廉十分聪敏，认为四贝勒掌权是大势所趋，劝说其父放弃皇位。因此，大贝勒虽为兄长，最终仍决定拥护四贝勒。继位五年后，四贝勒开始独享皇位，受人臣拜谒。大贝勒也位列人臣，行拜谒帝王之礼。不过，这些并非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生前所愿。总的来说，蒙古人或满洲人的习俗是幼子继位，和日本的长子继承制正好相反。所以，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其实是想传位于我们之前提到的九王，也就是之后的摄政王睿亲王多尔衮。摄政王睿亲王多尔衮是当时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新任大妃[13]的儿子，十分聪颖伶俐。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很想传位于他。但大势所趋，最终由四贝勒继位。由此可见，皇位继承充满了不确定性。太宗文皇帝皇太极驾崩后，肃亲王豪格虽然贵为长子，却由太宗文皇帝皇太极的第九子继承了皇位。肃亲王豪格就是如今逃往旅顺这位肃亲王[14]的祖先。当时的肃亲王豪格已经立有战功，却为何让六岁小儿继承了皇位呢？这可能与宫闱大有关系。因为顺治帝的母亲、太宗文皇帝皇太极的皇后后来下嫁给了摄政王睿亲王多尔衮。一国皇后或皇太后改嫁他人着实不可思议，因为当时距离满洲民风淳朴的时代尚不算久，所以这种事情才会发生。《清实录》当中就记载有摄政王睿亲王多尔衮初被称为皇叔父，后来进而被尊为皇父之事。在保存下来的当时的科举考卷中，也能看到皇父这个表述。所以，人们认为，摄政王睿亲王多尔衮是因为与顺治皇帝母亲的关系，才拥立顺治当上皇帝。这种事情毕竟不太光彩，所以继承大统之人不能确定也未见得是什么好事。 努尔哈赤 皇太极 孝庄皇太后 康熙帝时，清朝已经入主中原。虽然康熙帝册立过太子，但太子因犯下过失被废。当时朝中议论纷纷，都在商讨再立太子之事。甚至有人不畏触犯龙颜，直言进谏，称一国之君不能不立太子，不过都未被皇帝采纳。如此，清朝有了不立太子的家法，众多皇子一齐接受教育。《纲目》中所记“上书房读书”就是指在上书房里，众多皇子谁也不知未来谁将成为储君，一起接受相同的教育。关于清朝立储制度还有一种传言——皇帝如果认为立储的时机成熟，并有继承大统的属意人选，便会写下他的名字，藏于正大光明殿中书有“正大光明”四字的匾额后方。皇帝未颁遗诏驾崩的情况下，顾命大臣打开它便可得知继位人选。皇帝若是寿终正寝，尚可留下立谁为储的遗言；但若是皇帝突然驾崩，便需打开匾额后的遗嘱来定。总之，清朝一般不提前册立太子。众多皇子尚在年幼之时，便都成了皇帝候选人，因此从不贪玩任性，而都奋发苦读，钻研学问，接受严格充分的教育。 我们接下来看“各个帝王的文事”。其下列举了很多事例。尽管清朝作为夷狄入主中国，可历代皇帝却十分长于文事。这些证据都已在展室展出，各位一看便知。 我们首先来看“崇尚汉俗的顺治帝及其遗诏”。顺治帝二十四岁便英年早逝。他对中原文化推崇备至，令满人心生不满。从满洲来到中原以后，顺治帝目睹中原文化之先进发达，被其深深折服。明朝灭亡以后，明末遗臣作有《万古愁曲》，伤怀故国。顺治帝十分喜爱这首曲子，时常吟唱。身为夺取明朝天下的皇帝，却对亡明抱有一颗同情之心。顺治帝如此偏爱汉族，自然让满人十分不满。二十四岁时，顺治帝虽是突然驾崩，却仍留有遗诏。遗诏当中列有二十几条，主要都在反省自己偏爱汉人，疏离满人的行为。这份遗诏也可能是皇帝驾崩以后，他人为改先皇政策，事后编造，代写而成的。总之，顺治帝甚至需要在遗诏中反省偏爱汉人，由此可见其偏爱汉人之甚。 顺治帝驾崩后，康熙帝八岁登基，由大臣鳌拜辅政当国。康熙帝尚年幼时，便显露雄才大略，智擒手握重权的辅政大臣鳌拜。因对鳌拜十分不满，康熙帝还是个孩子时，便想出一计将其除掉。十三岁那年，他召集一群身强力壮的孩童，终日陪他摔跤嬉戏。一日，他看不惯的这位辅政大臣来觐见时，康熙帝便命令这些孩童将鳌拜捆绑起来，惩其罪责。如此，康熙帝幼年时期便初显才略。清朝平定中原以后，第一次叛乱爆发之时，康熙帝更是大显身手。明朝旧臣吴三桂、尚可喜和耿精忠都曾为清朝效力，受封为王，封地十分辽阔。这三位明末以来战功累累的藩王举兵反清时，清王朝的老将大多已经不在人世，几乎无人可与之抗衡。因此，清军起初全被三藩打败。当时的康熙帝虽是弱冠之年，却制定了全部的作战方略，每天批阅上百道奏折，逐一向身边的大学士下达命令，指挥若定。因此，清朝兵力虽然孱弱，却因战略得当，得以平定历时七年的三藩之乱。康熙帝志存高远，并不仅仅因为入主中原，便唯中原文化马首是瞻。当时，西洋已有传教士来到中国。康熙帝从西洋传教士那里学到很多西洋知识，胸怀博采世界知识、建立伟大帝国的宏图大志。当然，中国人的宏图大志多少有些消极的地方。但蒙古准噶尔部掀起叛乱时，康熙帝曾下诏亲征。展室里展有《亲征朔漠方略》一书。书中记有康熙帝亲征的详情。再说知识。除汉学以外，康熙帝还学习外语，精通数学，钻研天文。虽然富贵人家用来消遣的技艺能有多么精通尚不好说，但康熙帝的确对这些事物饶有兴趣。他知识广博，胸怀建立世界帝国的宏图大志。正是由于康熙帝的这些特点，清王朝的政权根基才得以逐步稳固。 鳌拜 尚可喜 康熙帝戎装像。侍卫环列 接下来看“雍正帝的禅机、文字狱、《朱批谕旨》、雄猜之主”。康熙帝处理政务范围极广，而雍正帝则长于精耕细作，严肃治国。雍正帝的皇位并非早就确定好的。雍正帝的儿子乾隆帝幼时便聪颖机敏，气度不凡，能力超群。康熙帝是想传位于这个孙儿，才让雍正帝继承了皇位。雍正帝久居亲王之位，用心留意之处多有不同，对地方官员观察入微。因此，他成为皇帝以后，非常擅长侦探政治，对群臣之事了如指掌，行事手段阴狠至极。雍正帝与兄弟之间的关系，好则极好，坏则极坏。关系不好的，他就横加恶名，百般折磨；关系好的，他则格外优待，荣宠备至。学问方面，雍正帝早年便喜爱佛教，也对喇嘛教做过一些研究，但尤其醉心禅宗。如今北京雍和宫的这座喇嘛寺院就是雍正帝即位之前的住所。康熙王朝之后，在清朝的压迫统治下，一些汉人开始不时发些牢骚和不满，其中尤以学者最甚。学者们时常写文作诗，暗讽清朝为夷狄之邦。因此，雍正时期大兴文字狱。数起惨案当中，最有名的是吕留良案。雍正帝虽然是个政治侦探家，但较之日本的政治侦探家却很有肚量。他对政治侦探的结果从不保密，而是统统公之于众，这也正是雍正帝的过人之处。汉人写文章大骂清朝时，他不仅不会秘而不宣，反而亲自执笔，一一反驳：你或许执此一词，可道理是如此云云。《大义觉迷录》就是一本有名的辩驳书。这本书是雍正帝针对吕留良言论所作的批驳，也陈列在展室当中。皇帝写臣子之事，可谓稀奇。由此也可以看出雍正帝的开明之处。总之，他是一位既险恶又开明的皇帝。雍正帝还命人编撰《朱批谕旨》，收录他用汉文在奏折上所做的批示。通常，皇帝批示奏折只需一两行，可雍正帝的批示大都很长。这就是所谓的“朱批”。这些“朱批”还被特地印刻出来，以为后世树立政治典范。雍正帝生性多疑，在政治上极尽严苛。清初，朝廷沿袭明制：地方官员除向朝廷上交租税以外，还要向百姓加收银两。加收部分多被官员私吞，积习已重。到了雍正帝时期，雍正帝命令官员把收来的租税悉数上交朝廷，掏空地方官私囊的同时，给他们拨发养廉银。养廉银实际上是除每月官俸以外，防止官员贪腐的特别补贴，条件是官员要把从百姓手中征收的租税全部上交皇帝。从那时起，皇帝的收入大幅增加。可到后来，虽然官员全部上交从百姓那里征收的租税，却依旧横征暴敛，中饱私囊。养廉银虽然切实增加了朝廷的收入，但在鼓励官员廉洁方面的成效并不显著。康熙帝虽雄图大略，却也清贫度日。自雍正帝之后，国家才开始变得富裕起来。雍正帝时期虽然尚不明显，可再到下一代时国家已经非常富足。 雍正帝 雍正帝穿喇嘛服坐禅 雍正帝之后，乾隆帝继承皇位。乾隆帝二十五岁登基，在位六十年，禅位以后又活了四年左右，八十几岁逝世。他自幼长于文事，对此也颇为得意。乾隆帝相信，只要是汉人学者能做到的，自己也能做到。他吟诗作文，样样通晓。据说，乾隆帝经常在诗文中引用生僻典故，拿去考汉人学者。如果对方不知道这些典故，他便喜不自禁，以此炫耀自己渊博的学识。虽然太平盛世多有这种皇帝，但乾隆帝还是很多才多艺的。考虑到自己出身满洲，乾隆帝也大力提倡学习满文。当时满文已经日趋衰微。乾隆帝为复兴满文，曾命人编修字典，采取各种方法鼓励人们学习满文。譬如，乾隆帝规定，无论是汉人还是满人，要想进入翰林院，就必须懂满文。一个人纵有八斗之才，如果不懂满文，也不得入翰林院。后来，乾隆帝逐步平定蒙古。不同于雍正帝的是，乾隆帝与汉人一样，尊崇儒教，不信佛教。此外，乾隆帝为怀柔蒙古各部，曾强调学习蒙语的必要性；因为西藏的喇嘛教，他开始学习藏语；平定说回语的种族以后，他开始研习回语。至于结果如何，我们留到明天再讲。总之，乾隆帝对所有平定之地的语言都有所研究。他曾自豪地写道“所有语言同宗同理”。乾隆帝自恃对治下之国的情况了如指掌，在位期间做了很多事情，却也让诸多政策矛盾重重。如前所述，他一方面优待满洲八旗，将政治军事上的重要工作交由满人去做，力图振兴满洲；另一方面又崇尚汉族文化，潜心汉学。 乾隆帝 乾隆帝在御书房研习儒家经典 乾隆帝是将中国盛世推向颠峰的皇帝。乾隆时期可谓清朝的黄金时代。六十年的极盛之时过后，清朝便日渐衰微。清朝的历代皇帝都有其御制的文集和诗集。虽然其中也有一些不是自己所写，但从康熙、乾隆时期，再到之后的嘉庆、道光、咸丰时期，所有皇帝都有自己亲作的文集和诗集。其中不仅有他们作为一朝皇帝写下的作品，也有即位以前的作品。纲目中“潜邸的全集”就是皇帝即位以前的作品。下一项是“钦定书籍之多”。钦定书籍究竟有多少，我尚未逐一查证。但之前提到的礼亲王代善的后世子孙当中，有一位十分精通清朝典故之人。此人写有一本《啸亭杂录》，其中就曾列举书目，说明钦定书籍数目之繁多。即便如此，书中所列仍不完整。 如上所述，清朝各代皇帝都长于文事。我们不妨拿清朝与明朝做番比较。明太祖朱元璋是个争强好胜之人，虽出身乞丐，当过贼寇，但登上皇位以后也要学作文章。他常常把自己文笔拙陋之作拿去请文人学者润色，润色过度便勃然大怒。明朝《高皇帝御制文集》现今依然保存完好，虽然多有晦涩拙劣之处，却也留下这么一本文集。后来的明宣宗则潜心学问，造诣颇深。尽管明朝由文化积淀深厚的汉族统治，但清朝皇帝的文才较之却更胜一筹。臣子呈递上来的奏疏，皇帝尽量亲自批注。明朝皇帝的朱批大多都是大白话，甚至还有脏话。而清朝皇帝则断然不会如此，其朱批都是经过润色的汉文，且文采斐然。 不过，这些事情有利有弊。力倡文治的成果是，康熙帝时编成一万多卷的《古今图书集成》在钦定书籍当中亦属鸿篇巨制；乾隆帝时编纂的丛书《四库全书》冠绝古今。这都是文治功绩的杰出体现。“纲目”中还写有“违碍书目及其实例”。清朝在编纂《四库全书》时，一旦发现明代或清初书中有诋毁清朝的字句，如出现夷狄之类的表述，便尽数删改销毁。也就是说，编纂《四库全书》的同时，也生产了一些不好的“副产品”。违碍书目是指把触犯朝廷忌讳的书单发放下去，如果有人发现上面所列书籍，便须交由朝廷销毁。由于实际无人执行，朝廷只好屡次下旨重申，但依旧收效甚微。给大家举个实例。我手头有一本书，目录部分印有皇帝的诏令内容，称本书有部分内容忤逆犯上，相应部分已经删除。可我实际去看时，发现这部分内容其实还在。可能只要目录部分标明删除，朝廷就不会再去细查。尽管清朝对禁书的取缔不够彻底，但仍有许多书籍销声匿迹。一些早年传入日本的书籍由于被列入违碍书目，在清朝看不到，却能在日本看到。再下边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也是编纂《四库全书》时所成。活字印刷虽然此前就有，但到乾隆帝时利用更广泛，从而有了这部《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的诞生。以上所列便是清朝皇帝的特点之一。他们虽都是夷狄之后，却都崇文尚教，而且躬行践履。 接着来看“节俭、康熙帝的上谕”。据说，明朝时期宫中宦官多达十万余人，到康熙帝时削减到仅剩四百来人。从十万人到四百人，裁减幅度可谓惊人。如此，清朝宫中的开支用度减至明朝的十分之一、二十分之一，甚至四十分之一。康熙帝时，宫中尤其提倡节俭。虽然到后来，清朝国库充盈，日渐奢华，但仍不及明朝那般奢侈。明朝万历时期，仅皇太子成婚就从地方征收了一千两百万两白银。总之，节俭是清朝的一大特点。 再下来是“寡鲜失德、严加管束内宠宦官”。清朝皇帝鲜有失德之人。相传，明武宗朱厚照为了宠爱的女人，曾四处巡幸。而清朝绝无此事。此外，清朝对宦官严加管制，废除了明朝的宦官机构。虽然西太后慈禧时，宦官有些专横跋扈，但管制依旧很严。当时，有个叫安德海的宦官深受西太后慈禧的宠爱。安德海曾奉西太后慈禧的密令，前往湖南一带办差。而清朝以明朝为鉴，规定宦官不得擅出皇城，若有违者可就地正法。因此，安德海途经山东时，时任山东巡抚的丁宝桢便痛下决心要抓捕西太后慈禧的这位宠臣。然而，士兵和知府都有所顾忌，不敢近安德海的身。最终，士兵只把他捉拿起来押至山东。巡抚丁宝桢将其就地正法，并上奏朝廷说，安德海谎称受朝廷之命，擅出皇城，已经正法。可见，西太后慈禧这般宠信宦官的时期，也因有相关制度，能对宦官严加管束。与明朝相比，清朝皇帝失德之寡尤其明显。此外，西太后慈禧日后嚣张跋扈，也不是因为荣宠过厚。虽然西太后慈禧是咸丰帝之子同治帝的生母，但咸丰帝在世期间并未过多宠幸她。也就是说，西太后慈禧是因为身为皇帝的生母，才得以掌权得势。咸丰帝等人从未因宠幸女人而使后宫权倾朝野。乾隆帝时虽有少许苗头，但总体而言，清室从未因女色和宦官事宜有失体统。综上所述，失德寡鲜是清朝皇帝的特点之一。这也是他们虽以外邦入主中原，却能实现长治久安的一大原因。 清朝政治的特点 清朝的政治有什么特点呢？清朝实行满汉双重的政治体制，其官员也是满汉双职。譬如，吏部尚书有满人吏部尚书和汉人吏部尚书。左侍郎和右侍郎也分别有满人左侍郎、汉人左侍郎以及满人右侍郎、汉人右侍郎。也就是说，重要官职都是满汉复设。另外，重要典礼的相关事宜都以满汉两种文字书写。记录和部分奏疏也都采用满汉双语。总之，清朝不厌其烦地推行满汉双重政治体制。此外，清朝还有很多与其他朝代不同的地方。中国历代皇帝都要祭天，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项传统仪式。不过，满洲另外建有一个叫“堂子”的地方，在此举行祭祀仪式。这是满洲的祭天之礼。虽然中原的祭祀仪式与满洲的祭天之礼本质相同，但清朝既祭堂子，又沿汉俗祭天，把相同的事情做了两遍。如此一来，经济上可能有些浪费，可清朝国力强盛之时在其他方面十分节俭，这些事情倒也没什么大碍。然而，满汉双重的政治体制既是清朝政治的一大特色，也是诸多弊病之源。清朝政治的重中之重本为统治中国、统治汉人，只是附带着管理满人。可到了后来，居于统治地位的满人势力日益衰退；汉人势力却不断发展壮大。满汉之间矛盾丛生令满人苦不堪言。这就是清朝政治走向衰微的一大原因。 此外，政治衰退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下边所列的“注重名声（不讲实惠），实行免税”。清朝作为外邦入主中原，其历代皇帝都有一个缺点，那就是施行政治时总把名声放在第一位。清朝官员为政，最看重的就是他在当地的名声。如果只是官员这样倒也还好，偏偏皇帝也是如此。清朝蠲免地租，有时蠲免半数，有时甚至全免。虽然人人颂扬此种功德前所未闻，可老百姓实际上并得不到什么好处。因为百姓缴纳的租税当中，上交中央政府的只有极少部分，大多数都进了地方官员的腰包。雍正帝时，清朝租税虽有整饬，但没过多久便又恢复旧貌。雍正帝的政策反而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因为实行免税时，中央政府虽然做好了一年不入一文、用国库余额开支的准备，可靠搜刮民脂民膏度日的官员忍受不了。官吏当中，除刚正不阿的人、能领到养廉银的人之外，还有很多胥吏。这些胥吏无薪无俸，居于人民与官府之间，靠捞取外快为生。他们没有稳定收入，便只好去搜刮民脂民膏。朝廷免税之后，胥吏总不能一年不吃不喝，便开始巧立名目。因此，尽管缴纳朝廷的租税免了，可进官吏腰包里的却免不了。即便如此，朝廷还是屡屡实行免税，只为让百官歌功颂德，颁发诏敕时好大书特书。这种现象并非清朝特有，而是中国历朝历代的弊政积习，所以才导致了这种只重名声、不做实事的政治倾向。 我们接下来看“理想的独裁制度、军机处的创设（参照《枢垣纪略》）”。之前我们也提过，独裁制度在清朝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明朝时期宰相被废后，内阁大学士便作为皇帝的秘书，开始承担宰相之职。可雍正帝设立军机处以后，内阁名存实亡。皇帝从朝中重臣以及中层官吏当中挑选自己的亲信，召至军机处听命于他，导致原来官署的官员无事可做。如此，军机处的官员做起了与秘书相同的工作。军机处的军机大臣不过是皇帝的秘书长而已。也就是说，皇帝通过选调官员至军机处充当秘书管理政务，得以独揽大权。如此一来，所有大臣都无需再承担任何责任。即便如今，日本内阁也有各种责任问题。譬如内务省管辖范围内出现纰漏，内务大臣大浦子爵[15]便只能引咎辞职。可在中国，官吏却没有真正的责任。当然，官吏触犯法令会被撤职，触怒龙颜也随时会被撤职，但工作方面却无需再对国家负责。独裁制度之下，官吏只需听命于皇帝行事即可。总之，这个清朝政治的一大特点有好也有不好，整体而言却是不好多于好。 再下面是“优待学者、徐乾学编纂《一统志》、博学宏词科（参照《鹤征录》《词科掌录》）”。可见，清朝政治也有优待学者等好的一面。中国这种文明古国除出仕为官的学者以外，常常还会产生大量的文人学者。如今，日本很多人从学校毕业以后，找不到谋生之路，引起社会的广泛讨论。而中国早在几百年前便是这番光景了。中国人只要花钱就可以当上候补官员；再花点钱，还能从候补正式上任。如此一来，真正考试得中的人却往往得不到实缺。而且，应试不中、在当地却声名显赫的学者也大有人在。因此，中国人迷信地认为考试是命，有真才实学之人未必就能考场得意，考场失利也可能只是命运不济。既然考试是命，有真才实学之人还大量留在民间，那就必须设法去安置他们。康熙帝就曾给宠臣徐乾学一笔钱，让他召集众多学者在太湖洞庭山编书。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后来他又开设博学宏词科。即在普通文官考试之外，从地方考拔能文之士，令地方官员举荐当地名士参加考试。虽然有些人不愿应试，还有些人在应试的途中便云游去了，但总体而言，大多名士都以此方式被笼络起来。后来甚至出现一种倾向，认为考取博学宏词科比普通文官考试及第更荣耀。总之，清朝设法笼络考试失利、未能为官的学者，对其格外优待，以保国泰民安，消弭民怨。不过，这些良策在国富民强时尚还可行，在国贫民弱时便难以为继了。 以上就是清廷的一些政治举措。下面我还列出了它的一些“弊病（参照《江楚会奏变法折》、对策等）”。清朝政治上的沉疴积弊可谓层出不穷。清朝由于各种原因走上穷途末路时，其百般弊病也一一显露了出来，虽然有些是前朝积弊。清朝末年，朝廷开始与各国往来。治一国便能平天下的时代一去不复返。独裁统治、注重名声的那一套方略治理一国或许还行，用于外交却是漏洞百出。各种弊端日渐显露之时，张之洞和刘坤一上奏《江楚会奏变法折》。刘坤一当时驻南京任两江总督，故称“江”；张之洞当时驻武昌任湖广总督，故称“楚”。二者合称“江楚”，联衔奏请朝廷改革弊政。其实，改革弊政的言论此前已有，但具体呈现出来的还属这份奏折。我还展出了一份关于考试的改革方案。从中就可看出，清朝末年的考试早已流于形式，名存实亡。总之，政治上的弊病不断积存。直到清末时，才有了张之洞和刘坤一的上奏求变。关于这些弊端，我在《论中国》和《清朝衰亡论》当中都有记述。至于弊端出现的原因，大家或许能从方才的交待当中猜个大概。 清末文官考试考场 刘坤一 晚清的政治 接着我们来讲讲晚清的政治。我们首先来看“纲目”中所列的“汉人的奋起”。由于地方官不负责任，不肯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乾隆末年到嘉庆初年时，白莲教起义爆发了。白莲教起义是一场借助宗教迷信发起的叛乱，前后持续九年都未能平定。虽然这只是个小规模的民间起义，但地方官不负责任，即使派兵讨伐也尽量避免交兵，而是召集当地民众让其出战。乾隆末年到嘉庆初年，这种情况不胜枚举。后来，当地百姓意识到不能再指望朝廷派兵平乱，便开始自力更生，不断发展壮大，直到能以一己之力平定动乱，保卫家园。咸丰同治时期，长毛作乱，清廷派兵多不能战。真正平定这场叛乱的就是纲目中列出的“曾胡左李彭”——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彭玉麟等人。他们率领乡兵义勇奋战，得以平定长毛动乱。当地民众组织义勇兵，起初只是为了保卫家园，最终却在曾国藩等的带领下平定了长毛之乱。此次事件证明乡勇等民间力量除能维持当地秩序以外，平定其他地方动乱也已绰绰有余。 张之洞 这是晚清政治当中，汉人势力得以重新崛起的一大原因。清廷与外国的交往也在这时突然变得异常频繁。道光末年，鸦片战争爆发。清朝对外交往的序幕就此拉开。咸丰末年，英法联军入侵中国。清朝开始允许外国公使进驻北京，开启所谓外交。把外交事务交给北京朝中毫无经验的满人处理，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如此，便有了这里的“委任外交”——在南京设置“南洋大臣”，在天津设置“北洋大臣”。由于李鸿章长年担任北洋大臣，全权负责外交事务，西洋人甚至以为，中国外交均由李鸿章一人掌管，大小事务无须进京和清政府交涉。不过略为通晓中国国情的日本等国，就深谙此中门道。譬如大久保利通公爵[16]因为台湾之事去中国谈判时，就绕过天津，直接进京，与清政府负责外交事务的官署进行谈判。此外，虽然外国使者和公使无人谒见过清朝皇帝，但当年的副岛种臣伯爵[17]却称自己受日本天皇之命远道而来，坚持要求面圣，最终得以谒见清朝皇帝。不过，大多数外国人仍然认为清政府的外交事务均由李鸿章一人料理。不仅外国人这么想，中国人自己也这么想。 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军进攻江苏镇江 太平天国起义，曾国藩率领湘军克复金陵 中国此时的政治情形是，乡勇不仅保卫地方，湖南乡勇、安徽乡勇等还被分配在全国各大要地。起初的地方乡勇经过官吏的整合、编练后，驻守全国各大战略要地。而外交事务则由李鸿章接手处理。如此，清政府义无反顾地把军事、外交等国家大事全部交给汉人办理。不过，义无反顾是假，西太后慈禧这等处事精明之人，必定会对他们严加管束，小心防范。但李鸿章的意见也很大程度地左右着清政府。虽然李鸿章并非事事能按自己的意愿左右清政府，但他确实能影响朝政。满洲朝廷中汉人的实力日渐显露。 李鸿章 以上是晚清的政治形势。再到后来，中国先是与法国交战战败，接着又败给日本。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后，全国大乱，清政府终于呈现土崩瓦解之势。在此前后，清朝已有人提出改革之论。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改革呼声愈来愈高。清政府本以为防务已经得到加强，实际交战却仍旧不堪一击。可见李鸿章效仿国外的那一套并不可靠，清政府必须要从根本上进行改革。康有为等人成为这场改革的先锋，开始推进改革事业。可他们在推行改革过程中发现，改革这件事太花钱了。尤其像清朝这种以满汉双重体制开展政治的国家，如果再引入外国的政治制度，就意味着要在原先政治体制的基础上，再加入新的外国政治制度。也就是说，既不能废除原有的政治机构，还得重新设立新的办事机构。如此一来，双重政治成了三重政治，花费巨大。1893年前后，清政府的财政支出大约是七八千万两白银。可到1908年、1909年时，财政支出极度膨胀。如果没有三亿两白银，政府就无法正常运转。如果中国当时也和日本一样，大力发展工业和外贸，这些支出或许尚可维持。可清朝只有行政费用不断膨胀，其他方面却未见任何进步。久而久之，财政自然难以为继。 法军炮轰福州 我们再来看“宗室政治和退位”部分。光绪帝和西太后慈禧先后离世。到近来醇亲王载沣掌权时，朝中重臣形势好时尚能做点事情，一见情形不妙就纷纷逃避。这令人大失所望。朝廷根本无人可倚重。这样下去终究不是办法，朝廷只好将朝政交由皇族打理。日本的本愿寺[18]就是这种做法。不过，自家一族执掌政治大都会走向灭亡。清朝政治成为家族政治，其所有事情都由皇族打理，所有责任也由皇族承担。大动乱爆发时，清朝皇族便像平家[19]一样走向衰亡。持续二百几十年的清朝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这就是晚清的政治。 光绪帝 附论　清朝的宗室 接下来我们说说宗室。我们先从“宗室与觉罗”说起。所谓“宗室”，是指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父亲的兄弟的后代。“觉罗”则是再上一辈，即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祖父兄弟的后世子孙。宗室在衣服上系黄带子。觉罗在衣服上系红带子。二者相互区分，各自享有不同特权。清朝的宗室有好也有不好。清朝宗室数量非常庞大。刚入关时，宗室、觉罗共三千人。道光末年，宗室、觉罗多达两万余人。如今，宗室、觉罗可能已有五六万甚至七八万人。虽然日本人认为中国的皇族都应尊为殿下，但也有一些皇族纡尊降贵，给日本人当老师，教授日本人汉语。这些皇族在中国并不会受到殿下的待遇，却被日本人盲目地尊为殿下，闹过不少笑话。可见，皇族谋生并不容易。为给皇族发放俸禄，清政府的财政十分吃紧。不过，这反过来也有好处。有的清朝皇族自食其力，钻研学问，最终得以入朝为官。也就是说，他们可以像普通人一样，通过应试入朝为官。还有人当上了不小的官。但同时，弊害也层出不穷。前面也说过，清朝宗室享有很多特权。其中一项特权就是，北京五城察院[20]巡逻时，不得擅入宗室府。于是，宗室府上往往聚众赌博。清朝开国不久，这种弊端就已显现出来。许多宗室府邸成了赌场。巡城官兵即使知道里面有人赌博，也不敢贸然进去。问题非常棘手。不过，这些肆意妄为的皇族当中，也有能人出现。有个叫盛昱的人，我虽未见过，但听说很有学问，曾当过大学校长。他延揽了汉人中的大量有识之士，希望能在清朝穷途末路之时，有所作为，为国效力。所以，盛昱身边可谓人才济济。可私底下，盛昱却很跋扈。他喜欢收藏珍奇书籍和古玩，却经常在书店或古玩店强行夺占，不给店家付钱。这个亦善亦恶的人物一览无遗地展现出了清朝宗室的善恶两面。与明朝宗室相比，清朝宗室能通过应试入朝为官是其一大好处。不好的地方当然也有。好处是这些人能有所作为。坏处就是他们常常肆意妄为。明朝的宗室则没有特别好的地方，也没有特别坏的地方，最多因为女色犯个过失。而清朝的宗室与之相比，虽功劳显著，却也弊害丛生。 以上就是一些清朝皇帝及其内治的概况。明天我们再接着往下讲。 [book_title]第2讲　异族统一和外交贸易 入关以前满蒙汉三族的统一（附朝鲜） 今天我们讲“异族统一和外交贸易”。 众所周知，清朝拥有中国历史上仅次于元朝的第二大版图。为了扩张版图，清朝曾统一多个部族。早在满洲肇兴、入主中原以前，清朝就统一了几个部族。攻取奉天、辽阳（较之奉天，辽阳才是那时满洲的主要城市）以前，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在山中起兵，虽势单力薄，却经常与蒙古发生冲突。今天东北地区南满铁路的终点长春等地，就是蒙古族当年居住的地方。此外，南满铁路沿线的昌图等地也是蒙古族的土地。尤其在南满内地，有些地方的居民虽然是满人，但其酋长却是蒙古族人。今南满铁路沿线开原东北方向叶赫部的酋长就是蒙古族人。由于蒙古族已经深入东北内地，所以清朝在发展壮大的过程当中难免会与蒙古发生冲突。当时，清朝并未征服各部，只是通过缔结盟约对其约束。后来，清朝进入辽东地区，攻取辽阳、奉天等地。由于当时辽阳、奉天以及开原一带居住的都是汉人，所以清朝便将汉人和满人同时划入了治下。除统一当地人民以外，山东一带也有明朝军队前来投降。清朝将这支现成的军队纳入治下。此后，就有了汉人军队，也就是汉军。当时，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还曾远征与自己相同种族的满人。清朝初期，俄国沿海州一带便已臣服清朝。比起占领土地，那时的战争主要目的是征服百姓。后金派出的远征军不过一两千人。远征军抵达当地以后，不会只俘虏一部分人，而是俘虏全部居民，并将其强迁至后金的都城附近。当时后金的都城设在兴京[21]，即今天的兴京老城。远征军为何要把所有人强行带到都城附近安置下来呢？为的是增加壮丁，扩充军队。也就是说，为了增加壮丁，扩充军队，清朝采取了这种以占领人民为首要目标的政策。而后，清朝开始处理与蒙古的关系。当时清朝与达尔汗亲王[22]一家订立盟约，结为了同盟。现在的东蒙古仍有达尔汉亲王。随着清朝势力的发展壮大，到太宗文皇帝皇太极时，人们不再称统治者为“汗”，而是于1636年改称统治者为“皇帝”。起初，后金尊称统治者可汗为“汗王爷”。这种叫法在满洲一直保留下来。直到今天，仍有人称当时的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为“汗王爷”。可到了太宗文皇帝皇太极中期时，清朝统治者开始有了称帝的野心。当时，“皇帝”只有中原才有，尊贵无比。其他各国都需接受皇帝的册封。于是，清朝统治者便起了与中原皇帝平起平坐的野心，前去找朝鲜领导人商议。朝鲜领导人表示，满洲统治者与中原皇帝平起平坐太不像话，回绝了清朝统治者，最终导致清朝出兵朝鲜。蒙古各部对此则十分赞同。满洲和蒙古的四十几个贝勒还联名劝太宗文皇帝皇太极称帝。因此，大清皇帝在居于满洲时期便有了。清朝出征朝鲜后，朝鲜投降，还为太宗文皇帝皇太极立了一座三田渡碑[23]，上面就刻有“大清宽温仁圣皇帝”。这时，清朝已经统一满蒙汉三个民族。与此相关的记录还有很多，“纲目”中所列的“崇谟阁记录”，是我在1905年第一次去奉天宝库查阅资料时发现的。当时我去找盛京将军[24]赵尔巽，也就是现今北京清史馆的馆长，问他能不能把这些资料借我一用。他说自己也是头一回看到这些记录，十分惊讶。这些奉天宝库里的古籍记载着清朝统治者称帝前后与朝鲜的文书往来，十分有趣。起初，无论是朝鲜来信，还是满洲写给朝鲜的信，都称满洲皇帝为“金国汗”。此外，仍有很多别的证据。总之，奉天宝库当中有许多证据表明，满洲统治者称“大清皇帝”以前曾自称为“金国汗”。清朝在编纂实录时，多少有些忌讳曾经自称“金国汗”之事，便将其尽数删除。所以，我们今天才无法看到相关记录。但朝鲜和明朝的资料当中确有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称“金国汗”的记录。不过，这些毕竟是敌国的记录，真假难辨。有了崇谟阁记录以及其他材料，我们才得以确认，清朝统治者在称“大清皇帝”以前，确实曾自称为“金国汗”。总之，清朝与朝鲜的往来文书等重要记录以底稿或抄本的形式完好无损地保存在中国。只是如今，袁世凯把这些典籍从奉天转移到了北京。至于这些典籍放在何处，我就不知道了。说不好哪一天发生什么变故，后人就只能参考我们保存下来的副本了。我们当时复制这些资料用的是蓝晒法[25]。由于我是外行，加上又是头一次做，遇到不少困难。这件事情是东京帝国大学的市村教授[26]和我一起做的。 清代的蒙古贵族 盛京将军赵尔巽 再下边的“同文汇考”是朝鲜辑录的外交文书集。朝鲜的外交对象向来只有中国和日本。虽然我们骂朝鲜对中国是“事大主义”，但朝鲜人自己也把与中国的文书往来称为“事大”，与日本的文书往来则称为“交邻”。这些文书都汇总在《同文汇考》当中。《同文汇考》中的“别编”部分收录了清朝还居于满洲时与朝鲜的往来文书，可以和崇谟阁记录对照来看，极具参考价值。清朝曾派兵征讨朝鲜。朝鲜投降以后，还立下三田渡碑以表感念满清恩德。《同文汇考》中收录的就是此后两国的往来文书。清朝尚在满洲自称“金国汗”时期的文书没有收录在《同文汇考》中。这部分内容还得查阅《朝鲜国来书簿》。总之，这些现存的宝贵资料都能表明，清朝统一满蒙汉以后，还把手伸到了朝鲜。 接下来的“通文馆书籍木版”很有意思。通文馆虽然不如外务省级别高，却是朝鲜掌管外务翻译的地方。朝鲜的等级制度十分复杂。译官属于中等阶层，不能成为上层贵族。其家族世代相传掌管翻译事务，自然会有各种各样的翻译教材。这些教材的木版应该都保存在通文馆中。本来我也担心，如遇不测，这些木版可能就不复存在了。可是，京都大学的新村教授[27]前去朝鲜时，一个从内地[28]去了朝鲜的人告诉他，自己手上有这些东西，还分出一些转赠给他。其中有几块现今就保存在京都大学。这些木版如今散落四处，教材自然也很难入手。当时，朝鲜译官所使用的语言有汉语、满语、蒙语和日语，这些语言都有相应的翻译教材。通文馆里也都开设蒙语、满语、汉语、日语学科。像日语的话，还有教授德川时代非常礼貌的武士用语的教材。负责翻译事务的通文馆之所以编写这些教材，一定是因为朝鲜意识到了掌握满语、蒙语、汉语的必要性。满洲势力深入朝鲜就是一个证据。我们已在展室展出这些幸存的书籍木版，可供大家参考。以上就是清朝入关以前，统一蒙汉，并把朝鲜纳入属国的大体情形。 朝鲜的官僚阶级 绥抚西藏 接下来我们说说西藏。西藏在很早以前就与满洲建立了关系。众所周知，西藏地处中国西部，是亚洲中部海拔最高之地，却能与满洲建立关系，实在不可思议。这一切还得归功于佛教。我们知道，西藏政权由法王统治。佛教在当地十分盛行。当时的蒙古族人信仰藏传佛教，即喇嘛教。蒙古也成了喇嘛教的势力范围。西藏人虽然偏居中国西陲，却对世界上势力强大的君王格外敏感。譬如，现今俄国强盛，西藏便与俄国往来。看到英国在印度势力强大，西藏便与英国开始往来。总之，西藏对天下大势非常敏感。那时，东蒙古著名的察哈尔林丹汗势力一度十分强盛，后来却败给太宗文皇帝皇太极。东蒙古因此几乎全部成为清朝领土。一定是蒙古的西藏喇嘛亲眼目睹了此事，消息才很快传到西藏。于是，西藏不远万里遣使清朝，并呈上喇嘛的颂文。颂文中称，东方有曼殊师利皇帝现世。所谓“曼殊师利”，其实就是文殊菩萨。他们把清朝皇帝生拉硬拽地说成文殊菩萨，称东方曼殊师利皇帝现世，将要一统天下。当然，把曼殊师利等佛名用于人名的做法是有例可循的。蒙古酋长们身上就曾有过这种情况。西藏巧用此法，为的就是与新兴的强大政权建立关系。当时，蒙古也有著名喇嘛前来向清朝皇帝献礼，带来了元世祖忽必烈攻打日本时铸成的佛像。此佛名为“摩诃迦罗”，翻译成日语就是财神。但它不同于日本的福神，是更为凶狠的一种神。据说，此佛像所经之地，国家必将实现统一。蒙古献来摩诃迦罗佛像。西藏又有喇嘛远道而来，巧言煽惑，说清朝将一统天下，甚至鼓动清朝在奉天都城的四方各建一塔，声称宝塔建成之日，就是满洲一统天下之时。现在奉天的四个方位仍有东塔、西塔、南塔、北塔四座宝塔。日俄战争时，四座宝塔虽然遭到严重破坏，但依然被保存了下来。由于西藏喇嘛的这番溢美之词，太宗文皇帝皇太极不仅开始信奉喇嘛，建造宝塔（宝塔建成时太宗文皇帝皇太极已经去世了），而且还在寺庙里四处立碑。当时的碑文都以四体文字[29]书写。满文自不必说，除此之外还有蒙文、藏文和汉文。这时的清朝虽然尚未实际统治西藏，却已经有想要一统这四种语言、四个种族的念头了。由于这时的清朝实际已经信奉了喇嘛教，所以明末有名的年轻将领袁崇焕在与清兵时战时和的过程当中，居中的使者就是一个喇嘛。日本战国时代也有过和尚做使者的事情。总之，袁崇焕曾经通过喇嘛与外族交流沟通。如上所述，清朝初期，清朝皇帝就已十分信奉喇嘛教。尤其到雍正帝时，雍正帝既笃好禅学，也信奉喇嘛。做了皇帝之后，雍正帝还将原来的亲王府捐给喇嘛教建造寺庙。再后来，乾隆帝逐渐接受儒家思想，不再特别尊崇喇嘛，只是出于安抚蒙古的考虑才继续信奉喇嘛教。乾隆帝关于喇嘛的认识，在《喇嘛说》碑文中已经写得十分清楚。这份碑文反映了清朝对喇嘛教认识上的转变，已在展室展出。为能说明这些情况，此处特列出了这两份材料。 可见，清朝起初虽然实际信奉喇嘛教，后来却把它当成一种政治手段。总之，清朝与西藏通过喇嘛教建立起了非同一般的关系。到乾隆帝时，清朝信奉喇嘛教除作为政治手段以外，也有一种夸耀统一不同民族功绩的心理。元明时期，蒙古人已经开始信奉喇嘛教，并将大藏经即一切经[30]翻译成了蒙古文。这些蒙古文藏经大多放在奉天。前面说过，元朝的摩诃迦罗佛像曾被献给清朝皇帝。这些宝贵的经文就是在那个时候一同被带去的。我觉得这些经文应该是太阳汗在位期间被翻译出来，带去奉天的。这些也是我前些年考察的东西。日本宫内省拿走的部分现存于东京大学。我自己只留下一小部分。其余的藏文藏经都已在展室展出。 蒙古喇嘛 康熙帝时，中国有了一切经的蒙文和藏文两种版本。这些版片刻造十分精良，如今可能仍然存在。我只复制了经文的目录部分，也陈列在展室。 乾隆帝时，清朝产生了把藏经翻译成满文的想法。当时，与其说是出于信仰需要，不如说是为了复兴满语，才会把如此大部头的藏经译成满文。乾隆帝还特意请来章嘉胡图克图喇嘛商讨此事。章嘉胡图克图喇嘛住在北京城东北方向的嵩祝寺。他不仅学问极高，德高望重，而且手握大权，为助乾隆帝翻译满文藏经，鞠躬尽瘁。如此，满文藏经才得以面世。据我所知，这满文藏经只藏于奉天四塔中的北塔法轮寺。寺里还有诵读满文藏经的喇嘛。日俄战争期间，日军从北方进攻奉天时，俄军在此扎营过夜，北塔寺的藏经被搞得残破不堪。我发现了这些残破不堪的藏经后，把大部分带回了军政署。军政署后来又将这些藏经带回日本。如今，这些藏经存放在东京大学。由于当时京都大学还没有文科，这些藏经便都放在了东京大学，不然肯定就放在京都大学了。虽然有所缺失，但日本或多或少地收藏了清朝的满蒙藏文藏经。总之，清朝与西藏的关系十分密切。此外，乾隆帝认为，藏文与梵文关系密切，西藏文字又来自印度，对研究音韵学意义非凡。于是，他开始组织编纂《同文韵统》。章嘉胡图克图等人也参与其中。《同文韵统》主张各国音韵同源同本，很有研究价值。 综上所述，清朝与西藏的关系不仅存在于政治方面，还存在于语言方面。实际上，中国真正征服西藏，把西藏疆域划入清朝版图，并派遣驻藏大臣是在康熙年间。当时，西藏发生内乱，并遭到蒙古——现今新疆地区的汗王侵略；活佛一度外逃；清朝派兵助其平定内乱以后，才与西藏有了领土上的关系。所以，清朝与西藏是先有宗教关系，后有领土关系，再后来才有了语言上的关系。这就是清朝与西藏之间的关系。 征服准噶尔部和回部 第三部分是“征服准噶尔部和回部”。虽然清朝在建国初期已经征服蒙古，但征服的主要是漠南地区。其势力几乎没有进入西部的青海地区。近来由于日中条约[31]，人们才开始听说东蒙古或内蒙古。清朝最初统一的就只有这些地方，尚无外蒙古地区。当时，外蒙古到新疆一带，准噶尔部势力日盛，跋扈一时。准噶尔部是厄拉特蒙古的一支部落，清朝康熙年间势力达到鼎盛，在首领噶尔丹的带领下，统一蒙古、新疆一带。最终，噶尔丹与康熙帝正面交锋。战争持续多年，以噶尔丹的失败告终。噶尔丹服毒而亡，康熙获胜。虽然清朝官方史籍把噶尔丹说得很不堪，可毕竟他们互相为敌，所以不能只听清政府的一面之辞。近来我得到一本《秦边纪略》。我得到的这本《秦边纪略》虽是抄本，却有许多其他书中未述之事，且对噶尔丹赞不绝口。这本书写到，噶尔丹是蒙古人心目中的英雄，后来虽因未得天时地利而败给康熙帝，但势力一度十分强盛。康熙帝也为能与噶尔丹这等英雄人物一较高下，亲征朔漠地区，写下了《亲征平定朔漠方略》。昨天我们也提到过《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如此，康熙帝的势力首先扩张到了蒙古地区。准噶尔部的残余势力后来还在新疆屡屡作乱，到雍正乾隆年间也时常作乱。尽管清朝深受其扰，但御驾亲征只有康熙帝时那么一次。当时，从内蒙古到新疆以东的部分地区都已划入清朝版图。乾隆时期，回部也被划入清朝疆域。回部是信奉回教——伊斯兰教的地方，大多是维吾尔族的聚居地。《秦边纪略》中还称，乾隆时期，清朝征服回部，将现今新疆地区的两万余里[32]疆土划入治下。虽然书中的表述可能有些夸张，但今天中国版图上的新疆地区的确是乾隆时期打下来的。如此，除之前的四个种族以外，清朝又统一了回部。后来也时有动乱发生，譬如道光帝时，张格尔在新疆发动叛乱；近年又有阿古柏在新疆作乱——左宗棠还亲自前往平乱。虽然时有动乱发生，但乾隆年间，满人得以统一回部。乾隆帝对此颇为得意，还组织编纂《伊犁剿讨志略》以及关于西域的《皇舆西域图志》。总之，收服回部是乾隆帝的得意功绩。清朝征讨回部的过程极为残忍。清朝官兵尽数杀死当地男子，只给妇女和小孩留下活口。乾隆帝还从中挑选了一位绝色美女，纳为妾室，并为她在北京宫殿修建回部风格的寓所。还有一说是，这个嫔妃为了报仇，曾经行刺乾隆，最终被皇太后赐死。 随着清朝版图不断扩张，乾隆帝在语言上日渐自负。先前，康熙帝已经有保护国语的想法，开始主持编修《清文鉴》。后来，乾隆帝采用满、蒙二文，主持编修《满洲蒙古合璧清文鉴》，不久之后又采用满、蒙、汉三文，编修《满洲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接着又陆续编成《四体清文鉴》和《五体清文鉴》。不过《五体清文鉴》没有刊刻本。前些年时，我与富冈谦藏老师以及羽田[33]先生一起，在奉天宝库看到《五体清文鉴》，就将其抄录了一份。《五体清文鉴》是一本满、汉、回、蒙、藏五种文字对译的辞书，是乾隆帝彰显自己丰功伟绩的成果。同时，乾隆帝还主持编修《钦定蒙古回部王公表传》，为归附自己的王公撰文作传。此外，为了统治蒙古，清朝设置了理藩院，根据以前的蒙古律令，以满、蒙、汉三种文字制定理藩院法规。近年来，各种辞书相继面世，其中不乏精良之作。民间甚至出现了回汉对译辞书。昨天展室展出的字上闪着金光的挂轴，是乾隆帝为赏赐进京觐见的西藏喇嘛而特制的。喇嘛圆寂后，挂轴未能送出，辗转至此。这幅挂轴也以满、蒙、汉、藏四体文字写成。 清军与准噶尔部交战 乾隆帝平定大小和卓叛乱 道光帝平定张格尔之乱 提倡满文的效果 一、与欧译的关系 清朝力倡语学，确实卓有成效。这里就稍微说说提倡满文实际产生的一些效果。 由于汉语十分难懂，所以当时的西洋传教士来到清朝，一开始就学习中文是很困难的。而满语的语法与日语类似，虽然不及西洋语法严谨，可比起汉语就简单多了。西洋人为了阅读中国书籍，就先从读满文书籍入手。无论是四书五经还是历史典籍，西洋人都读满文书籍。那时，《通鉴纲目》的满文译本已经齐全。纲目中的“汉满书籍文书目录”是当时一个叫克拉普罗特的人来中国购买书籍时，为方便研究所作。目录中有很多书是我们今天轻易看不到的。总之，西洋人由于容易看懂满文书籍，为能了解中国情况，便都开始研习满文。所以，康熙帝和乾隆帝大力推广满文，极大地促进了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对中国来说，此举有几分益处仍有待商榷。但可以肯定的是，满文在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二、日本的满文研究 满文对日本的国际关系也产生过一定影响。希望大家能记住这点。新村教授曾在《艺文》杂志上就此写过一篇文章。我也比较关注这个问题，所以在此列出了“满文研究”。 日本第一个关注满文的是大学者荻生徂徕[34]。荻生徂徕注意到，当时传到日本的《正字通》卷首写有满文，并用汉语在满文上标注了发音。《康熙字典》流行以前，市面上最流行的就是《正字通》。荻生徂徕看到此书以后，开始研究满文，以黑字标注辅音，以红字标注元音。荻生徂徕一代对满文的研究只进展到这一步。荻生徂徕能读懂的满文，大概和弘法大师[35]能读懂梵文的程度相当。然而，如荻生徂徕般赫赫有名的学者也没能把这项研究坚持下去。后来，日本又传来了以满文音译的《千字文》注释本。日本的书店漫无目的地出版了这本书。估计有人想到这些满文是《千字文》的发音，还曾试着逐一比对过。我手头的这本《千字文》就用红笔一个一个地加了标注。可见，这时的日本人已经开始关注满文。后来，日俄因为北方的库页岛产生争端。最上德内[36]前往库页岛时，看到了库页岛土著手里的满文文书。库页岛土著每年都会得到清政府官员的封赏。所谓封赏，无非是些无关紧要的官爵以及一些当地特产。库页岛土著带些皮毛过去，清朝则回赐以丝绸。回赐丝绸的同时，清朝还会附上文书，注明所赐。最上德内一行前往库页岛时，看到的就是这些用满文书写的文书。库页岛有个土著——曾被清朝赐名杨忠贞——带着满文文书和丝绸回到桦太。这些丝绸传到宗谷[37]附近的阿伊努人[38]手里后，被日本人称为“蝦夷锦”。蝦夷锦来自何处原本无人知晓。最上德内去了桦太，看到那里织品边角的文字以后，才搞清楚蝦夷锦的由来。原来，清朝设有织造衙门。譬如，南方的苏州和杭州都有织造衙门。丝绸从这些地方运往北京时，就会在上面写上文字。最上德内注意到这些织品上同时写有汉字和满文，才想到，所谓蝦夷锦其实就是清朝南方的织品。后来，这些织品还被用于度量衡的研究。《度量衡说统》一书中曾提及此事。当时，要想知道清朝的度量衡十分困难，人们便想到前往库页岛，利用这些织品进行研究。因此，《度量衡说统》中首次出现了满文记载。据小川教授[39]说，杨忠贞的文书现由最上德内的后人保存。前些年，我用蓝晒法把杨忠贞的文书拍了下来，也陈列在展室当中。近藤重藏[40]在写《边要分界图考》时，也引用了杨忠贞的文书。起初，由于无人知道这些文书写了什么，所以这些文书一直无人问津。如今，虽然也很难懂，但据原本来看，这些文书大概写于乾隆末年，也有一些写于之后的嘉庆年间。 荻生徂徕 库页岛上的土著居民 由此可见，日本开拓北方时期，满文已不再停留于荻生徂徕等学者的研究当中，而开始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然而，日本此时尚未开始真正的满文研究。就在这时，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1804至1818年期间，俄国船抵达长崎，要求日本与俄国开展贸易。当时俄国写给日本的信上就有满文。也就是说，信是用俄国的本国语言和满文两种写成。由于俄国人当时对清朝之事有所研究，他们可能认为，满文是日本邻国使用的语言，日本人想必也能看懂，于是就用这两种语言写了信。可这信拿到日本后，既没人能看懂俄语，也没人能看懂满文。当时，统领幕府天文台的高桥作左卫门[41]因无法看懂这些信觉得十分可惜。信如今保存在宫内省的图书寮[42]中。新村教授给信拍了照片，放在展室里。当时满文字典《清文鉴》也已传到日本，收藏在德川家的书库当中。于是，高桥作左卫门花费十几年潜心研究满文。过了三年左右，他已经能看懂一些满文了。后来，高桥作左卫门萌生了编纂满语字典的想法，甚至想编纂满语和荷兰语字典。相比之下，满语和荷兰语相去甚远，和日语更近一些。高桥作左卫门运用荷兰语的知识来解读满文，耗时十几年编成满文字典《满文辑韵》和文法书《满文散语解》。然而，高桥作左卫门由于后来的西鲍鲁特事件[43]锒铛入狱，最终死在牢里。就在入狱的前两天，他还在编写《满文辑韵》。《满文辑韵》有草稿本和誊抄本，誊抄本只完成了三分之二左右。高桥作左卫门在《满文辑韵》结尾部分用很小的字写着日期。该日期正是他入狱的前两天。高桥作左卫门虽为满语研究呕心沥血，最终却因意外祸事被迫中断研究。 尽管无人继承高桥作左卫门的未竟之事，但从1848年至1854年，或许由于日本与外国往来日益频繁，长崎的通事等人开始打算研习满语。所幸，当时长崎有些来自满洲的人。虽然这些人都是无名小辈，但满文研究却得以展开。带头研究满文的是今天北京公使馆有名的郑永邦的伯父郑某。郑某等人领着十七八个中国通事，开始编修字典，着手翻译中国的《清文鉴》，但最终未能完成。这些稿本前些年还被出售过，现今在东京大学某位教授手里。我早些年看到它时，想不明白他们为何要研究满语，后来有一次从北京回来路过长崎时，在一个寺庙里看到郑某的一块碑石。这块碑石就记有研究满语之事。我请长崎的一名属员把碑文抄了下来，也放在了展室。 综上所述，长崎是日本最早研究满语的地方。开始了满语研究。而且，日俄的国际关系使日本的满语研究变得意义重大。虽然满语后来逐渐被人们遗忘，如今想来恍如一梦，但清朝当时普及满语确实极大地促进了西方对中国事宜的了解，影响了日俄之间的国际交往。乾隆帝所做之事，在世界范围内都产生了极大影响。 苗族、台湾、琉球以及东南亚华侨 这部分内容旨在说明清朝势力的不断扩张。我们先说苗族。虽然部分苗族已逐渐汉化，但直到明朝时期，苗族仍由土官统治。土官是指接受朝廷封赐官职、对地方进行管理的当地名门望族。由于湖南贵州一带的土官制度弊害丛生，所以土官最终改为流官。流官是指在各处流动任职的官员。雍正年间，苗族的绝大部分地区都已改土归流。此乃中国内部统一的一大进步。当时出现了很多描写苗族的书籍和图册，京都大学也有收藏，都已放在展室。 我们再说台湾。明朝末年，郑成功据守台湾。到了康熙年间，郑成功仍不奉清朝为正朔，始终奉明朝为正朔。清朝步步为营，最终将台湾全部纳入版图。这些事情在蓝鼎元和姚莹等人的著作当中都有详细记述。清朝平定台湾以后，台湾仍有蛮族或流浪人口屡屡作乱，但均被清朝戡平。蓝鼎元等人的著作当中也记载着这些内容。后来，又有许多中国人参考前人著述，写了很多详细描写台湾情形的书。这些书籍所述多为台湾经过开垦辟荒，走向文明开化以来的情形。中国人近来之所以对台湾格外关注，与日本也有一定关系。西乡从道[44]出任大将，征讨台湾，引起了清政府对台湾的关注。清政府这才着手经营台湾，开发蛮荒之地。当时为了在蛮荒之地探险，清朝还绘有《台湾山内地图》，保留至今。这幅地图现今可能保存在台湾总督府[45]，我有幸也藏有一份。因此，清朝开始管理台湾可谓日本出征的结果。以上就是清朝统一不同部族的一些事情。 西乡从道 我们接下来说说琉球。琉球自古向中国朝贡，清朝时也是如此。当时还著有《琉球国志略》等书籍。琉球人认为，琉球是中国的属国。而清朝也允许琉球人来中国的福建求学。因此，琉球的文化多受福州影响。中国出使琉球使臣的书法，很多都保存了下来。书法名家王文治在琉球时，琉球人纷纷向他求书，留下许多作品。直到今天，琉球仍与福建有文化上的往来。 台湾总督府 如此，清朝势力得以不断扩张。近年来，东南亚华侨成了中国的一大问题。中国每年都有居民移居东南亚，人数多达几百。而移民所到之处，贸易极占优势。不仅贸易如此，土地开垦以及农业发展形势也一片大好。这就是近年来中国人在海外的发展情况。此处我列举了两个材料——《华夷通语》和新建的郑和碑——以做证明。《华夷通语》是一部汉语与马来语的对译辞书。这部辞书并非像乾隆帝编《五体清文鉴》一样为彰显功绩而编，而是中国人出于商业上的考量，需要通晓马来语才编修的。不过，《华夷通语》虽是一部马来语字典，但并没有用马来文书写。我们再说郑和碑。这个大家可能不太了解。明朝永乐至宣德年间，郑和曾十几次远渡东南亚，还曾抵达非洲东海岸。郑和率领数百艘船远洋十几次，除发展海外贸易以外，当然也有宣扬国威之意。当时，他们就曾路过东南亚。当地人是否知晓郑和之名尚不可知。不过这件事情在中国非常有名。人们称郑和为“三保太监”，还编了《三保太监下西洋》的戏剧出来，可见郑和的知名度有多高。近来，中国移民念及此事，想在三保太监的相关遗址立碑叙文，就在爪哇立了块碑。以前，中国的贸易远及东南亚一带。如今，中国移民在东南亚势力庞大。我们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回顾历史，再看今朝，颇有一番趣味。 清朝虽然没有在这些地方扩张领土，但却逐步发展了贸易。明朝时期，四夷馆得以设立。四夷馆负责翻译明朝与外国的往来文书，可以翻译十三个国家的语言。四夷馆中藏有各个国家的外语辞典。这些辞典翻译虽很粗糙，但大略也能通晓意思。到了清朝，明朝的这一传统被继承下来，四夷馆改称“四译馆”。京都大学藏有四译馆中的部分辞典，也已展出。此外，还有一部《八纮译史》，几乎是《四译馆译语》的翻版。总之，这些材料都反映了中国早前在海外的发展壮大。四译馆时代，海外各国前来清朝。这在清朝看来是为朝贡，在外国人眼中却是为寻求贸易。各国使臣奉表纳贡，中国翻译则草草撰表，回复了事。时至今日，这种文书往来的方式不仅对外国来华影响重大，在中国实现民族发展的方面也产生了极大问题。此处内容就是为了说明这点。 外交——与俄国的关系 下面我们说说外交。清朝时期，中国建立的与贸易无关的外交关系主要是中俄关系。中俄关系源远流长，早在清朝居于满洲时期，就有俄国人陆续前来，与清政府频繁接触。顺治帝时期，俄国人已经来到满洲边境，清朝只好布兵防备。然而，与中国不同，俄国兵器多为枪炮，因此清朝不得不派遣一支装备枪炮的军队。当时，东亚地区的步枪最数日本发达。日本出征朝鲜时，最让中国人和朝鲜人头疼的也是日本步枪。那时的中国人多用弓箭，听说只要被日本人的步枪击中必死无疑，都十分害怕。由于朝鲜人知晓日本步枪的使用方法，加之朝鲜当时也有了步枪，所以当顺治年间，俄国人出现在满洲北部时，清朝还征调了朝鲜的鸟枪手。总之，中国与北方邻国的外交关系可谓中国外交活动的开端。顺治康熙年间，清朝对此尤其关注，因此才有了《平定罗刹[46]方略》的成书。中俄关系一度十分复杂。1688年前后，今尼布楚、雅克萨一带还发生过一次大的冲突。后来，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首次划分中俄两国边界。当时，中国担心不够了解西洋情况，随行还带着来自西洋的传教士。本次谈判，中国得益颇多，北至黑龙江都归入了中国领土。当时，俄国人对这个结果也很满意，便与清政府签订了条约，但之后仍屡次来犯。著名历史学家何秋涛编写《朔方备乘》一书，提醒清政府防备北方。《朔方备乘》成书于咸丰年间，详细调查并论述了以往的中俄关系。不过，中国后来还是向俄国做出了重大让步。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中国，俄国借出面调停之机，迫使清政府割让沿海各州。由此可见，中国在中俄关系中最初居上，之后渐趋弱势。 尼布楚城 清军将俄军围困在雅克萨城 其次列出的是“曹廷杰《西伯利亚东偏纪要》及其稿本”。曹廷杰对满洲之事十分了解。咸丰年间，清政府向俄国割让领土；光绪年间，西太后慈禧曾派曹廷杰前往俄境侦探考察。《西伯利亚东偏纪要》中详细记述了曹廷杰在俄领沿海各州踏勘考察的成果，其中不仅有政治方面的调查，还有历史方面以及其他诸如户籍等方面的调查。这部作品非常有名，令我们受益颇多。中国此举本想恢复在东北地区的势力范围，可不曾想后来又再次遭遇失地。总之，这时的中国已开始十分关注与俄国的关系。由于没有一幅完整的地图，所以中国在外交谈判当中非常不便。鉴于此，驻俄公使许景澄在任期间还绘制了一幅《中俄界图》。许景澄后来因为义和团运动时直言上谏被杀。 咸丰帝 以上就是与领土相关的一些重要外交事件。之后清朝也因伊犁以及其他事情发生过别的外交事件。总之，清朝虽曾统一多个民族，其领土不断延伸扩张，但后来在处理与俄国的关系时，却非常吃力，甚至往往被其压制。这就是清朝政治外交上的一些大略情况。 贸易 下面我们说说贸易。贸易对中国国势的影响重大，因此稍作概述。 一、与日本的关系 日本与中国早在明朝时期就有贸易往来。堺港[47]等商港就是日本为与中国开展贸易而开辟的。中日商贸活动从那时起就很频繁。中国出口日本的商品以药材、丝绸为主。日本出口中国的商品则以铜为主。日本是产铜大国，因此当时铜贸易十分活跃。中国进入清朝、日本进入德川时代以后，两国开始在长崎开展贸易。清朝每年都有商船来日贸易。其商船被称为“唐船”。新井白石[48]就铜贸易做过研究，并撰写《宝货事略》一书。中日贸易虽然数额巨大，但对日本来说却是单向贸易，以进口为主。单向贸易持续几十年的结果就是，日本的金银变得十分匮乏。大量劣质金银货币被铸造出来，致使金银价值下跌，经济失常。新井白石敏锐地发现了这些情况，便开始调查外国贸易。当时从日本流向国外的金银数额巨大，流向中国的多是银和铜。德川时代[49]初期至新井白石时期的八九十年间，日本的铜外流多达两亿多万斤。当然，足利时代[50]也出现过铜外流，只是外流的具体数额不得而知。《宣德鼎彝谱》一书记载道，铸造有名的宣德铜器的原材料铜就来自日本。所以，日本的铜在足利时代也曾大量外流，只是不知具体数量。足利时代，日本政府还干过一件愚蠢至极的事情，那就是把铜出口至中国以后，在中国铸成钱币再进口。总之，日本是产铜大国，是中国铜料供给地的事情，早在足利时代就已人尽皆知。后来还有本书叫《天寿随笔》。该书调查了新井白石以后的一些日本铜贸易的情形。书中清楚地记载着日本向中国出口铜料的具体数量。由此可知，新井白石时期到宝历年间[51]，日本铜料流出数额十分巨大。总之，中日贸易关系当中，日本向中国供给铜料，地位至关重要。而这也对中国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真正的流通货币只有铜钱。白银虽然也做过货币，但由于只能通过称重流通，因此并不能成为通用的本位货币。只有铜钱才是真正的通货。这就意味着，中国通货的供给方是日本。这种关系十分有趣，中日贸易也因此持续多年。当然，这也促进了中国文明向日本的传播，产生了广泛且深远的影响。那边展出的《清俗纪闻》《南山俗语考》等都是两国当时用于了解彼此的材料。中国与日本的关系大体如此。 新井白石 二、与海外各国的关系 我们再说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中国近来国势江河日下，多与贸易有关。譬如，鸦片战争就是贸易问题引发的。这点不同于中俄关系。中俄关系多是政治问题。中国与荷兰、英国、葡萄牙等国的外交关系，也都是因开展贸易而建立起来的。 贸易方面，近年问题尤其严重的就是茶叶贸易。就此问题，在座的我的一位同事矢野副教授[52]曾做过详尽研究，分析阐述中国茶叶贸易对世界产生的影响。中国的茶叶贸易举足轻重，近年依旧如此。此外，中国以前还向西方出口药材。譬如中医所用药材大黄。中国在西方成立茶叶贸易的行会组织，大量向外出口茶叶，引得英国等国纷纷派遣使者来华。乾隆末年，外国使者来华寻求贸易多是为了茶叶。当时，使者远道而来，清朝都赐以茶叶。《粤道贡国说》中就提及此事。由此可见，茶叶贸易在清朝中期就已十分重要。不可思议的是，茶叶贸易还对中国的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 元代的纸币 中国古代都以铜为本位货币。清朝真正的货币仍然是铜。不过，这时出现了一种实际上比铜钱更能发挥货币之用的东西，那就是银。随着贸易和商业不断发展，更轻便的货币备受青睐。中国早在金、元时期就有了纸币。纸币与票据性质相仿，直到今天也仍被我们使用。元朝时期，政府开始发行官方纸币。元朝基本没铸铜钱，虽然也有少量铸币，但主要通用货币是纸币。元朝曾设置大规模的纸币流通机构，还在各处下设地方机构。但中国政治弊害丛生，难以管理，最终导致纸币贬值。今天，中国人使用纸币时，都偏好较旧较脏的纸币。因为这些纸币流通了好几年，没有假币。但以前的中国人和今天的日本人一样，更偏好新币。因为政府的官办银行不兑换太旧的纸币。所以，人人都觉得持有旧币吃亏，都不喜欢旧币。为了能让纸币流通，明朝费尽了心思。譬如，明朝曾设立只能用纸币交税的关卡。它们设于中国内地的各个地方，现今依然保存完好，称为“钞关”。钞关多设于船通行的地方，规定通关税费只能用纸币缴纳。内地的征税关卡只能流通纸币，多少会促进纸币流通。明朝正是出于这种考量，才设置了钞关。如今，虽然不再只用纸币交税，但钞关这个名字却依然保留着。人们把对外贸易的海关也称为“钞关”。总之，虽然明朝大费周章地设立钞关，试图促进纸币流通，但纸币在中国这样的国家仍然很难流通。于是，一种代替纸币的货币渐渐流行起来。这种不用担心实际质量变差，只要成色确定，任何时候都能通用的货币就是银。以前，皇帝赏赐臣子，除了各种珠宝玉器，还会赏银。银最初并不作为货币使用，从明朝起才逐渐成为一种流通货币。以银作为货币的问题是，除非政府铸造出统一货币，否则人们在使用时就不得不考虑它所含的银量。因此，明朝以后，人们为研究金银成色煞费苦心。譬如通过手摸、吹气、听音等来判断银的成色。据关于明朝古董的书籍记载，白银也有诸多种类。最上等的名为“金花银”，是最好的银两；次之又有不同成色等级。总之，白银开始渐渐流通。可是，明朝时期，中国的白银十分稀缺。有本书中记录了明末万历年间中国的税收总额。那时缴纳租税，产米之地就以米纳税，产草之地就以草纳税，划分类别多种多样。万历年间缴纳银两数额不过四百万两，可见银价之贵。据说，丰臣秀吉出征朝鲜时，明朝在七年内用掉了五百万两白银，致使朝中大乱，成为明朝灭亡的原因之一。仅仅五百万两白银就引得朝中大乱，万历年间皇太子成婚花掉一千二百万两白银引起极大骚乱也就再自然不过了。明朝末年，为了征讨满洲，明朝征税高达一千六百万两白银，最终引起内乱，导致明朝灭亡。清朝时期，白银数量大幅增加。道光末年，鸦片战争前后，清朝年财政收入约有四千五百万两白银，少的时候也有三千七百多万两，但定额是四千五百万两。虽然无从得知准确算法，但明末财政收入不过四百万两，清朝却是它的十倍之多，可见白银数量变得多么充裕。中国白银产量很低。清朝时期的主要银矿位于云南。康熙乾隆年间，云南银矿既有官办，也允许民间开采。朝廷对其征收税赋。有一本名为《滇南矿厂图略》的书，专门记述云南矿山情况。书中写道，虽然此处产铜很多，但产银很少。万历年间，听闻云南有银，明朝政府还曾在云南开办银矿，用时七年，声势浩大。可是，万历年间最大的银矿七年所产白银不过三百万两。因此也有人说，正是因为万历年间开采矿山，明朝政治才会出现百般弊病。书中还说，虽然银的产量微乎其微，但道光年间银的数量却大幅增加。这些增加的白银都从国外而来。如今中国有很多墨西哥银流通。其实早在墨西哥银以前就有很多来自外国的白银了。 三、贸易的效果 接下来我们就该说说贸易的效果了。《古今钱略》一书介绍了各种各样的外国货币，其中最主要的是西班牙货币。读过本书，便可知外国货币在中国流通之甚。这些外国货币都是通过贸易进入中国的。当时，中国对外贸易货品大部分是药材和茶叶，后来时以茶叶为主。到乾隆帝时，清朝已经通过贸易获取了大量财富。乾隆时期，国内泰平。乾隆帝自己也极尽奢华，一生十分幸福。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清朝国内没有战乱，财政收入充足。但货币充裕、财富增长又得归功于对外贸易。尽管如此，乾隆末年，英国马戛尔尼来华请求通商时，清政府却表示无此前例，拒绝了他。实际上正是因为对外贸易，清朝财政才得以如此富裕。可见，清政府完全没有注意到这点，更非有心敛夺他人财富。然而，清朝毕竟因对外贸易而富，最终引得外国以鸦片进行反击。鸦片早在明朝时期就已进入中国。暹罗等国曾向中国进贡鸦片。康熙乾隆以来，鸦片渐渐进入南方，最初只作药用，后来作为烟草被人吸食，使人上瘾。当时，鸦片在台湾已经造成严重弊害。尽管吸食鸦片极大损害人体健康，但鸦片还是大量流入，政府也无计可施。道光末年，茶叶贸易积累下来的白银都因鸦片贸易倾倒而出，令中国财政出现大动荡。白银由贱变贵，给政府财政造成很大困难。那时清朝征收税赋，都是民间纳钱，政府中途进行兑换，再以银入库。因此，白银市场一旦汇率紊乱，就会对政府造成损失。清政府由于银价动荡，损失惨重。这也成了道光以来中国国势衰微的原因之一。政府对鸦片的弊害警醒起来，决心根除其弊。林则徐在广东销毁鸦片引起很大轰动，最终导致鸦片战争爆发。《中西纪事》《粤氛纪事》《英夷犯境见闻录》《海外新话》《溃痈流毒》等书对此事都有记载。如今中国可能已经没有这些书了，但它们对日本的影响深远。《英夷犯境见闻录》以抄本传到日本，之后很快被编译成《海外新话》。《海外新话》的作者岭田枫江[53]是丹后田边人，后来住在上总国[54]，于1848至1854年翻译此书。岭田枫江有次去北海道时，回程在东北[55]转了一圈，还在我家住过。我的父亲曾见过他。当时，我的父亲十三岁，岭田枫江二十八岁。岭田枫江年轻时就是一个爱国志士，十分关注日本与北方俄国的边境问题。他看到《英夷犯境见闻录》后，认为这本书对日本大有益处，这才将其编译成《海外新话》。但时值德川时代，幕府认为这本书有违上意，勒令毁版。岭田枫江则被处以禁锢之刑，发配上总国，于1883年辞世。《海外新话》中提醒日本对贸易问题以及外交关系提高警惕，对日本颇有裨益。但很多中国人连《英夷犯境见闻录》的书名都没听过。近来虽有人说要出版它，却也只是说说而已，实际并未出版。中国无人问津的东西，却在日本引起极大关注，提高了日本人对西方的警惕。日本人总爱替古人担忧，处处谨小慎微。但也正因如此，日本才有了今日的强盛。所以，神经质或许也是日本人的一个优点。除《海外新话》之外，当时还有很多相关书籍面世。鸦片战争时期，宁波乍浦有人编成《乍浦集咏》。这本书整体上并不是讲鸦片战争的，只是收集的当地诗作中有些与鸦片战争有关。《乍浦集咏》传到日本以后，日本人开始关注鸦片战争。诗集很快出现了四个版本。大名鼎鼎的伊藤圭介[56]老师、小野湖山[57]老师等人，都同时出版了此书。鸦片战争让日本人有切肤之痛。许多学者纷纷开始思考，当此时局，日本应当何去何从。这些极大地推动了日本的维新之势，成为今天日本繁荣强盛的一大原因。总之，中国贸易形势大变对日本产生了深远影响，甚至带来了日本的繁荣富强。中国诸多问题都与日本息息相关，对日本有直接影响。拿前面的例子来说，种族统一促进了满语的兴盛，而满语又对日本的国际关系产生影响。从贸易方面来说，中国的贸易问题也影响了日本的国运国势。这些都是中国对日本造成的影响。 马戛尔尼觐见乾隆帝 鸦片吸食者 上面讲到很多关于钱的事情。我们也展出了一些样本放在展室。咸丰年间，由于长毛贼作乱，清朝财政凋敝，曾一度发行纸币。纸币的样本我们也已展出。财政紧张时，政府往往会开铸大钱。日本在财政困难的天保年间，曾铸造天保通宝，又称“当百”。一枚当百价值百钱。清朝在咸丰年间也铸过大钱，譬如当五十、当百等。铸造大钱只限于财政困难时期。所以，展出这些大钱也是为了证明，清朝内乱爆发以后，财政十分困难。由于这部分内容与清朝钱币有诸多关系，所以我把《制钱通考》一书及清朝的钱币也都一并展出。今天的演讲就到这里。 [book_title]第3讲　外国文化的输入 明朝远道而来的天主教传教士 今天我们来讲清朝时期外国文化的输入。 在日本等国看来，中国原本就有自己的文明，所以应该很少受外国文明的影响。实际上，中国这种大国由于国民性不太坚固，所以对待外邦文明也出奇地包容。由于不像日本一样大肆宣扬国家主义，所以中国吸收外国文明相对自由许多。我们暂且不提远古时代。仅元朝时期，外邦君主统治中国之时，这种事情就格外多。元朝时期，蒙古在统一中原以前首先征服了西域地区。西域有多种多样的中亚文明。蒙古人是接触这些中亚文明以后才来到中原的，所以即使看到极具特色的中原文明，也不会认为它有多闪耀。这样一来，中亚文明和中华文明在元朝时期几乎受到相同待遇，甚至汉人的待遇反而不及中亚人。与元朝不同的是，清朝虽也是异族统一中国，但满人还居于满洲时期就已深受中原文明的影响。且满人征服中原以前，也只征服了蒙古。所以满人对中华文明的感服程度，远髙于元朝时期的蒙古人。可满人毕竟是外族，有段时期十分热衷寻求中华文明以外的文明。明末时期，欧洲文明开始传入中国。明朝万历年间，有名的利玛窦来到中国传教。这并非耶稣教徒第一次来到中国。元朝还在蒙古时期，就有旧教的传教士去过蒙古。此外，明朝正德年间，已有传教士不为传教，而为贸易来到广东。继利玛窦之后，传教士纷纷来华，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极大影响。从这一点来说，利玛窦来华很有纪念意义。 来华的传教士努力学习中国语言，刻苦钻研中国学问，费尽心思想要找到中国学问与天主教的契合点。最终，利玛窦等人将一些很有影响力的中国学者争取为信徒。纲目中列出的徐光启就是重要信徒之一。徐光启，今上海人，是中国著名学者。他曾为利玛窦做翻译，钻研各种学问，后加入天主教，并获教名“保罗”。当时，天主教士传教的一大优势就是，他们曾在欧洲旧教学校学习各种学问，掌握了中国人最匮乏的天文、算术等知识。明末历法极其混乱。明朝沿用的是元朝历法。元朝有位著名的天文学家，叫郭守敬。郭守敬发明的天文观测仪器现今还保存在北京。本来有两件保存下来，前些年八国联军侵华时，一件落到法国人手里，一件落到德国人手里。法国拿走的那件后来还回来了，德国拿走的那件却一直没有归还。总之，中国现今保存着这件十分精巧的天文仪器。郭守敬是个旷世之才，参考西域通行的历法，修订了元朝历法。1684年至1687年，这套历法对日本产生了积极意义。日本的历法十分落后，1684年以前一直使用唐朝历法。虽然日食、月食极不准确，但仍沿用这套历法。晚了四百年之后，元朝历法才于德川时代贞享年间为日本所采用。中国历法在此之后也屡经变化。明朝初期，明太祖朱元璋十分重视天文历算之学，曾召集中亚精通蒙语的人从事天文研究，从而奠定了明朝的历法基础。明朝直到万历年间，沿用的都是明太祖朱元璋时期的历法。然而，这个时期的历法已经存在很大误差。最直观的就是日食观测。历书上虽写有“今天日食”，当天却没有日食出现，这种事情时有发生。由于季节不同，常有两至三天的误差，所以日食从未在预测好的时间出现。即使是外行，也能看出这套历法是有问题的。于是，明朝开始考虑改革历法。而来自西方的传教士正好通晓历法计算。虽然这些可能只是欧洲教会学校教授的一般知识，但由于西方传教士知晓历算方法，传授这些知识便成了他们获取中国人信任的一个手段。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就是传播西方历法的主要人物。 利玛窦（左）与徐光启（右） 另外，地理学从这时起也取得很大进步。元朝时期，中国对西方地理一无所知。利玛窦来华刚好是在欧洲地理大发现以后，因此传教士都带着最新的知识而来，掌握着十分精确的地理学。利玛窦来到中国以后，中国才有了《坤舆万国全图》。《坤舆万国全图》对东方学术贡献不菲，其中有几张传至日本，不过大多辗转流失，所幸京都大学还有一件保存完好。说几句题外话，这幅世界地图对日本德川时代三百年间的学术发展也发挥了很大作用。大家都知道，新井白石是德川中期复兴学术的著名学者，博学多识，也很关注时事。新井白石很早就知道利玛窦的这幅世界地图。朝鲜使者来日本时，新井白石负责接待的事情十分有名。某次，在与朝鲜人笔谈时，新井白石提到利玛窦有幅《坤舆万国全图》，朝鲜人闻所未闻，只好含糊作答。前些年我在朝鲜看过一本记有这段笔谈的书。这本书后来落入日本人手中，如今可能在朝鲜总督府上。当时与新井白石进行笔谈的可能是朝鲜使者赵泰亿。赵泰亿的藏品后来被悉数出售，其中也有一些新井白石以及其他日本学者赠予他的诗文。虽然他与新井白石的笔谈全不在了，但谈及《坤舆万国全图》的那页却保存完好。或许朝鲜人也对新井白石的见识感到佩服，才特意取这一页收藏保存的吧。新井白石等人之所以能先于日本，甚至东方各国学者关注世界形势，很大程度就得益于《坤舆万国全图》。如今，朝鲜并入日本，回头再看这份笔谈，也别有一番趣味。 接着我们来看《天学初函》。这本书也与天主教有关。当时的天主教传教士都很有想法，譬如有人想在中国开办欧式大学。有本《西学凡》就介绍了欧洲大学的结构体系，包括理科大学教授什么课程，宗教大学教授什么课程，医科大学又教授什么课程，并表达了作者希望开办这样一所大学的愿望。后来明朝灭亡，这些想法未能实现。起初，中国人对待天主教的态度很公正。他们认为，天主教拜天与中国祭天是一个意思，天主教就相当于是西方的儒教。很多人也把利玛窦等人当作西儒，即西方的儒士来对待。利玛窦一生著述丰富，对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去世以后，又有大量传教士纷纷来华。中国当时出现了很多关于天文学的著述。西方天文学渐渐开始批评中国皇家天文台的错误，最终引起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学者之间的冲突。虽然这于儒教并无大碍，但与掌管天文台的天文学家却有直接利益关系。对他们而言，受到西方历算学家的攻击，意味着自己有失职之嫌。因此，中国皇家天文台的天文学家不遗余力地进行反击，与西方历算学家展开了一场论战。 《坤舆万国全图》 明清时期的历算学家汤若望以及其他传教士 明朝末年来到中国的汤若望十分擅长推算天文历法，曾与中国天文学家发生多次争论。中国当时已有一些官员相信西洋历算。汤若望在中国官员的举荐下，掌管朝廷天文，不过也遭到了不少人的反对。当时，外行一般很难对专家之间的争论判别高下。但到后来，外行竟然也能看懂天文领域的专家争论了。这是通过测算日影实现的。譬如，某月某日正午，立一根几尺长的杆，计算太阳的影子会有几尺，算得准不准便一目了然。如此一来，复杂高深的学问就简单多了。这不失为让外行看懂其中门道的一个好办法。汤若望等人为此做了充分准备。由汤若望亲自制造的日晷仪今天也陈列在展室，是现居于京都的罗振玉带来的。只要立起日晷仪，就能根据日影的投射方向来判断时间，测算十分精确。不过，还有一种外行也能明白的方法，就是刚才提到的立竿测影。西方传教士在这方面深得人们信任，势力日渐强盛。但如上所述，直到明朝灭亡，相关争论也不曾休止。汤若望还一度失势，锒铛入狱。 汤若望 当时的西方传教士大多热衷历算之学，几乎快要忘记自己的传教本分。由于传教环境非常宽松，所以各地都有大量传教士前来传教。但因为遭到中国学者的攻击，传教士一度被驱逐出境。有本名为《破邪集》的书汇编了各种相关资料，收集天主教与中国人之间发生的论争史实。当时，南京一带的传教士虽遭驱逐，却寻找各种借口不愿回国，留了下来。我手上的这本《破邪集》在水户刊刻成版，即使拿去问中国人也鲜有人知，或许在中国已经失传了。 一方面，传教士因传教之事惨遭迫害。另一方面，西方历算被用于明末的明清战争当中。传教士虽为传播教义而来，却个个知晓天文，精通器械。明朝政府于是想到，何不让他们帮政府造些火炮呢？如此一来，传教士担起了为明朝铸造火炮的职责。这些火炮在与清朝的战争当中发挥了巨大效力。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起兵满洲与明朝交战时，所用兵器皆为弓箭。明朝这边当然也是弓箭。但由于清朝兵力强盛，明军不敌，因此清朝先是攻取辽东，后又挺进辽西，入侵辽西大部，直到紧逼宁远附近。这时，明朝政府才萌生了利用传教士的想法。奏效最明显的当数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攻打宁远一役。当时的守城将领是大名鼎鼎的袁崇焕。近日《大阪每日新闻》上写道，袁崇焕是袁世凯的祖先，十恶不赦，深受京城百姓憎恶。他去世时，京城百姓争相分食其肉。袁崇焕死后，其躯体被分食虽确有其事，但此人并非那么十恶不赦。而且，袁崇焕战绩显赫，无人能出其右。袁崇焕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向明末皇帝进言，主战需做好作战准备，主和也要做好议和准备的人。袁崇焕籍贯广东，十分年轻，驻守宁远时不过二十七八岁。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以为只是寻常明军，一路攻来。起初，袁崇焕偃旗息鼓，清兵如入无人之境。等到清兵抵达城下，袁崇焕点燃西洋人铸造的大炮，大破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之兵。宁远战役的失败对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打击很大，甚至有人说他就是因此负伤。一个朝鲜人亲眼目睹了这场战争，并记下此事。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想不通明军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强大，郁郁成疾，含愤离世。总之，袁崇焕这一战对清朝打击不小。明朝此番大获全胜虽离不开袁崇焕的战略，但头功还得归于西洋炮火。后来满洲打败明军，靠的也是西洋炮火。昨天我们讲到，山东一带有人向清朝投降。现今朝鲜西海有一座远离海岸的岛屿[58]，明朝时期由大将毛文龙驻守。当时降清的就是毛文龙的部下。毛文龙虽为一员大将，却有点像地痞流氓，手下率领一众爪牙喽啰。由于隶属明军，所以他们也都装备火器，经常从背后牵制威胁清朝。毛文龙是个很难缠的主儿。虽然岛上驻守兵士不过两三万人，但他却向明朝政府索要十万人的饷银。当然，即使按照流氓头子的作派，他也应该不会把钱都装进自己腰包。总之，毛文龙当时过着十分奢侈的生活，不时从背后威胁清军。袁崇焕考虑到作战需要大量军饷，有必要对此加以整顿，便将毛文龙叫到现今旅顺西部的双岛湾，将他斩杀。毛文龙被斩以后，他麾下的众多大将都带着火器投降了清朝。当时，清朝极度重视火器制造，凡可制造火器之人，皆予重赏。如此，清朝也用上了西洋火器，还为它取过一些很奇怪的名字。譬如，人们曾给大炮取名为“红衣大将军”。这里的“衣”字其实本是“夷”字，只是清朝讨厌被称为外夷，才改用“衣”字，意指来自西洋的火器。有了这些火器，清朝得以对抗明军，直至最终打败明朝。因此，明末时期的传教士在中国内部可谓发挥了重大作用。“纲目”所列的马尔蒂诺·马尔蒂尼[59]《论鞑靼之战》才得以留传至今。我们大学收藏的就是当年出版的珍本。这本书对了解当时的情形很有帮助。 袁崇焕 清代的大炮 除以上这些实际事务以外，传教士在学问等其他方面也对中国产生了很大影响。由于西洋人来到中国后要学习中文，而中国人也开始学习西洋事务，所以便渐渐有人研究起了音韵学。其实，早在明末时期就有人关注音韵学，还写了一本《西儒耳目资》。这是一本用罗马字研究汉语发音的著述，由金阁尼所写，已陈列在展室。随着翻译事业的发展，这种学问的重要性日渐凸显，也得以不断进步。 如此，西学在中国得到了大发展。进入清朝以后，明朝时期惨遭迫害的天文学家汤若望也迎来了他人生的巅峰。汤若望的历算之法深得清政府信赖。自清以来的历法都是基于西洋历算制定的。利玛窦、徐光启、汤若望等人的肖像在基歇尔[60]记述中国情形的著作当中都有，也已陈列在展室。 来华传教士马尔蒂诺·马尔蒂尼 来华传教士基歇尔 历算的成功者南怀仁 天文历算方面，人们越来越信任西法。到康熙帝时，南怀仁取得了巨大成功。前面说过，康熙帝十分热衷西洋学问，胸怀统一各族的雄图大志，并不独尊中国学问。他很尊重中国学问，同时也尊重西洋学问，积极任用洋人。南怀仁深得康熙帝宠信。清朝此前一直使用元朝制造的观测仪来观测天象。南怀仁奉康熙帝之命，开始制造新的观测仪。这些观测仪现今保存在北京天文台。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之前，观测仪一直保存完好。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以后，仪器被法国人和德国人掠走。由于德国始终拒不归还，中国只好做了一个小型观测仪充数。总之，南怀仁所造的大部分观测仪一直保存至今。从那时起，中国国家天文台钦天监规定：钦天监监正除中国人担任以外，必须有一名洋人担任。这项制度延续至道光年间。也就是说，直到鸦片战争爆发之前，清朝的天文制度都规定要选用一名洋人担任要职。这项规定对中国的一般学问影响极大。最直接受到影响的自然是天文、数学。当时的中国学者不仅研究本国数学，而且开始研究西洋算术。梅文鼎的《历算全书》就是一部中国人研究西洋数学的伟大著作。 来华传教士南怀仁 南怀仁制造的天文观测仪 康熙乾隆年间的地理探险以及外交（传教士的任用） 从重用南怀仁起，康熙帝已经意识到，西洋人比中国人掌握的知识更精确实用，于是打算将其应用于其他学问和政治实务上来。其中，地理探险以及地图测绘方面的应用最成功。这些都是天文学的应用成果。中国地图在此之前十分奇怪，粗糙简略得不成体统。绘图师基本采用计里画方的方法，画一个四四方方类似棋盘的东西，上面填入地名，大体拼凑而成。这可能是因为中国天文学不够发达，学界也从未测量过土地的经纬度。康熙帝时，清政府首次测量土地经纬度，确定主要城市位置；确定土地位置以后，再制定方针，绘制地图。当然，这些都是西洋人提出的想法。如此，中国终于绘制出了全新的地图。绘制这幅地图的过程可谓艰苦卓绝。西洋人中地理测绘方面的专家大量被遣往中国内地、蒙古及满洲，后来还被遣往中亚。西洋人去不了的地方，譬如西藏，则由西洋人挑选蒙古人中的有识之士，教授简单的测绘知识，然后将蒙古人遣往西藏，让西藏人为他们做向导，绘制西藏地图。从那时起，中国地图才变得精确起来。不仅如此，之后再也没有出现更好的地图。也就是说，这时的地图虽己十分精确，可越往后来，地图测绘却越是退步。康熙年间由于任用洋人，中国的地图得以绘制得十分精确。道光年间的地图却一代代地退回到以前那种粗劣的中国式地图画法。即便现在，我们要看中国的大致地形时，参考的还是康熙时期的地图。西洋人也一样，尽管市面上有各种各样的书籍，但看中国地形时，参考的也都是旧时的地图。譬如，法国出版的唐维尔的《中国新图集》是根据当年分赴各地探险的人们绘制的各地地图整合而成。京都大学收藏了唐维尔的《中国新图集》，已经陈列在展室。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也一同展出。这些地图都是根据满文记注的中国地图绘制的。而这些满文记注的地图现今也都保存完好。我和小川琢治教授分别在奉天、北京给部分地图拍了照，今天都陈列在展室。西洋人应该就是以这些满文记注的地图为底本，标注罗马字以后，将其送回了国内。中国也制了汉字版本。康熙年间所制地图有总图和分省图，我们手上只有分省图。这些分省图虽然没有加入经纬度，却也十分精确。一眼看去，最醒目的就是将山峰绘成了山脉。以前的中国地图上，山峰只是散乱分布，不会绘成山脉，而康熙时期的地图却绘有山脉。不过，这也仅限于康熙时期的地图。乾隆帝以后的地图上，山峰又变成了独峰，没有连成山脉。所以，康熙时期绘制的地图相比之下是最好的。这都得益于清政府对洋人的任用。在此之前的中国地图都非常粗略，满洲、蒙古一带的地图更是如此。虽然可以想象这些地图有多么低级，但前些年在北京时，我有幸发现了一幅以前的地图。当时，为了把地图全部复制下来，我没日没夜地花了三四天，才把地名标好，带回了日本。大家看看它就能知道以前的地图有多幼稚，有多不成体统。后来，中国地图的绘制技术凭着西洋人带来的知识得以突飞猛进。直到今天，西洋人仍以那时的地图为准，在中国各地实地测绘，进行完善。可中国国内的地图测绘日渐退步，直至清朝末年才开始重新研究西洋的地图测绘方法。总之，当时的地图测绘取得极大发展，与此相关的东西都已陈列在展室。 西洋人不仅在绘制地图方面深受重用，还在外交方面得到任用。昨天我们提过，考虑到与俄国打交道时需要用到西洋知识，康熙帝派遣内大臣索额图前往黑龙江与俄国谈判时，还派了西方传教士徐日升、张诚作为顾问一同前往。中俄边境所立碑石的碑文当中，除俄文、中文以外，还刻有拉丁文。由此可见，西方传教士也曾参与中俄外交。 总之，康熙帝在一些重要事务上积极任用洋人。乾隆帝后来也继续任用洋人，让他们绘制地图。不过，乾隆时期国家富庶，比起实务领域，娱乐消遣方面的发展更大。 西洋艺术的应用 一、绘画 清朝对西洋人的任用突然转向艺术方面，可谓一大奇观。康熙年间，西洋技法在艺术方面已有所应用。康熙帝曾命人绘制有名的《耕织图》。自古以来，中国皇帝都需了解民间疾苦。绘制《耕织图》也成为表达帝王体恤民情之意的惯例。我们去京都的寺庙时，经常能看到元信[61]的画。画作描绘百姓耕种情形，与《耕织图》比较相像。康熙帝时的《耕织图》由学习西洋画法之人——焦秉贞所作。这幅画的特别之处在于融入了西方透视画法，使远景和近景均清晰可见。以前的中国画透视画法很不成熟。而焦秉贞的《耕织图》则采用西洋画法，清晰表现了远近纵深。焦秉贞深受康熙帝宠信，画作无数。只是近年来已经很难看到他的真迹。幸运的是——虽然对中国是个不幸——革命战乱使这些画作又重现世间。我们再说《南巡图》。《南巡图》描绘的是康熙帝南巡时的情形，用笔细腻精致，采用远近法也是其一大亮点。这幅《南巡图》是罗振玉先生的藏品。此外，由于市面上出现许多西洋画作，所以研究西洋透视画法的书籍也开始被翻译出版。这些都与中国绘画趋向采用西法不无关系。不过，西画东渐发生在更早以前。 顺序有些乱了，下面我们来看“纲目”中所列的“自然的影响”。之前说过，明末已有大量西洋人来华，并带来了许多画。而且，既然是天主教，必然要兴建教堂，绘制壁画。那些精美绝伦的典型的西方壁画一定也对中国产生了很大影响。其中，受西洋画法影响最大的就是这里列出的画家吴历。吴历是清初画坛六大家之一，极负盛名，画作多采用西洋画法。虽然他也有不用西洋画法的作品，但大多都是西洋画法。大原先生[62]所藏吴历的《枯木图》用的就是西洋画法，今天也借来陈列在展室中。从吴历的传记和别的地方都可以看出，他与天主教颇有渊源。由于信仰西洋宗教，吴历还去过有“洋人集中地”之称的广东、澳门旅行，留下一本类似见闻记的东西。展室展出一封吴历写给王石谷的书信真迹。王石谷是清朝无人可及的大画家，在当时颇负盛名。从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吴历是信奉天主教的。书信内容如下：“忆在苏堂相会，计有二十余年。人生几何，违阔如是。仰惟先生之名与智，杰出于众，但百年一着，为之备否？若得今忘后，得地失天，非智也。为君计之，朝斯夕斯，省察从稚至老，纤慝无遗。盖告解时倾心吐露而愿改，解后补赎得尝，虔领耶酥圣体，兼领圣宠，以增神力，即有升天之质。”王石谷并非天主教徒，可吴历的口吻却完全把他当成了信徒，可见其信教之狂热程度。所以他的画作肯定也受到了天主教的影响。如今我们有幸一睹画作的真迹，也是一桩乐事。来到日本的也有一些有名画家，譬如喜画观音的黄檗宗高僧陈贤。看陈贤的画时，多少能看到一些西洋画的影响。因此，不仅仅是吴历，那个时代与西洋人直接接触的画家，恐怕多少都受到了西方的影响。 康熙帝南巡 19世纪中期的澳门 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很多。总之，康熙帝时期，在皇帝的倡导下，中国人渐渐开始关注西洋画。不可思议的是，后来西方画家竟也反过来作起了中国画。其中有个很有名的意大利人，叫郎世宁。郎世宁是康熙中期至乾隆中期的人，在中国去世，是中国最有名的西洋画家。此人传世作品很多，部分被收藏在京都大学。虽然郎世宁是个西洋画家，但他在中国生活六十年之久，期间开始学习中国画，创作中国画。据中国史料记载，郎世宁多画中国山水画。西洋人画中国画常常缺少一种中国人叫做“士气”的东西，而郎世宁的作品则士气十足，为中国人称道。不过今天看来，郎世宁的画作重在写生，山水画并不是特别出众。总之，西洋人学作中国画也是件新鲜事。郎世宁的西洋画也很不错，此处列出的《竹叶亭杂记》中就详细记载过此事。书中写道，康熙乾隆时期，大天主教堂共有四个，分别是东堂、西堂、南堂、北堂。其中南堂的壁画就是郎世宁画的。壁画完全采用西洋画法，远近纵深表现清晰，人物几欲浮出画面。总之，郎世宁熟练掌握西洋画法，对中国画也颇有兴趣。他深受乾隆帝的宠信，是乾隆帝的御用画师，奉命画过许多作品。虽然也有其他西洋人学作中国画，但郎世宁是最主要的代表人物。 中国历朝都设有画院。康熙至乾隆年间也仿此例设置画院，命名“如意馆”。皇帝喜欢的画师都被召到这里供职，郎世宁就是其中之一。此外，也有画山水画或写生画的画师供职于此。清朝画院在乾隆帝时达到鼎盛。宋徽宗设置画院之初，出现一种院体风格。明朝宣德年间设置画院，征召大量画师，也画出一种院体风格。帝王大多喜好消遣游乐之画，不求气韵高雅，富有奇趣，但求画面精美，生动有趣。因此，即使在绘画的鼎盛时期，院体画也多有这种倾向。清朝的院体画也不例外，形成一种院体风格。民间的山水画名家不管平常作品如何气韵高雅，一旦进宫奉命作画，作品便也成了院体风格。与其他画作对比来看，画院里画师作品的特点再突出不过了。关于这点，等到讲清朝书画时，我们再边看画边讲。总之，西洋人在画院当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我挑了一些画院画家的画放在展室，以供大家参考。其中陈枚、郎世宁、吴历等人的画作都是中国院体画的一些代表作品。总之，清朝时，中国的绘画风格受到了西洋艺术的极大影响。 《乾隆帝雪景行乐图》，郎世宁绘 郎世宁创作的山水画 二、铜版画 西方的美术工艺也渐渐影响了中国。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铜版画。日本也有从西方传来的铜版画。司马江汉[63]将铜版画引入日本，开创一种日本画法，以其妙趣横生的特点广为流传。铜版画传入中国则更早一些。中国的铜版画并非都出自洋人之手。有证据表明，早先的铜版画虽出自洋人之手，但后来大多由中国人绘制。乾隆时期，铜版画达到鼎峰。乾隆帝是个好大喜功的人，只要出征某个地方打了胜仗——中国所谓胜仗并不可靠，达成和议往往也叫胜利——就要作诗留念。若是大些的胜利，还要在太学立碑。不仅清朝如此，中国自古以来打了胜仗都要在太学立碑。日本若也如此，一定很有趣。中国有所名为辟雍的太学，打了胜仗一般都会在此立碑告功。清朝时期，乾隆帝打了胜仗，譬如平定伊犁以后，也在太学立了块很大的碑，记述战争经过。不过，好大喜功的乾隆帝后来不再满足于在太学立碑告功，开始想用绘画传播他的功绩。由于传教士会作西洋铜版画，乾隆便想用它来宣扬自己的战功，铜版画就此兴起。今天展室展出的两幅铜版画是铜版画中最早的和新近的作品。最早时期的铜版画可能出自西洋人之手，因为中国人的衣服画得很像洋人的衣服，年号也是用洋文写的。后来，西洋人开始教中国人作铜版画，渐渐便有了中国人的画作。因此，道光年间的铜版画中，面孔成了中国人的面孔，山水也是中国风格。但铜版画最终还是日渐衰落。我们在展室陈列了一些样本。铜版画在中国只是皇帝的一种消遣娱乐，并没有像在日本一样普及流行。不过，到底是皇家御制，做出来的铜版画都十分精美。如此，西洋事物逐渐被中国吸收采用。 乾隆时期的铜版画《解围黑河》 《乾隆平定西域得胜图》 三、玻璃器 下面我们说说尚有诸多疑问的乾隆玻璃。我去问中国学者罗振玉时，他也说不清楚。这些玻璃器物近年在西方极受追捧，大量被出口西洋。我有个朋友中川忠顺[64]，去年到今年的这段期间，都在波士顿鉴赏审查美术品。他在那边看到乾隆玻璃后，也是一头雾水，搞不清楚。可西方人断定这些玻璃绝非西洋人所造，而是由中国人在中国造的，将其称为“乾隆玻璃”。其中也有一些不同年份的制品，但应该都制于康熙至乾隆年间。我也去中国的日本古玩店打听过，据古玩店的人说，这些玻璃产于山东博山。总之，很多情况直到现在依然搞不清楚，也没有发现相关记载。反正西洋人认为，那时的中国玻璃比现在的玻璃要精美得多。虽然如今尚有许多疑问，但大家可以先去看看实物。 四、音乐 魏源 音乐方面，中国也深受西洋影响。今天我们去中国听音乐时，最能听出西方元素的就是洋琴。洋琴的音色并不怎么好听。根据史料记载，中国还对西洋音乐做过研究。康熙帝对音乐颇有兴趣，曾敕令编纂《御制律吕正义》，对历代音乐家关于中国乐理中的十二律吕，以及十二调之本黄钟之宫的争论下了定说。因为这时已有西洋人来华共同参与研究，所以《律吕正义·续编》当中还论及西方乐理知识。中俄外交时任用过的葡萄牙人徐日升就精通音律，将西方乐理传入了中国。他把弦音高低与声音高低的相和称为“和声”，以此为基准论述乐理。此后来到中国的意大利人德礼格也很精通音律。这两人的理论大体相同，并无二致。除阐述乐理之外，《律吕正义·续编》还详细记述了西洋音乐的记谱方法——从如何画横线到如何标记西洋音乐中的符号——可谓事无巨细。由此可见，康熙帝时已经有了研究西洋音乐以供中国参考的想法。除皇家研究以外，民间也有人对西洋音乐抱有兴趣。譬如著有《圣武记》的著名历史学家魏源。为研究西洋事务，魏源曾前往澳门。日本人学习洋务去长崎，中国人则去澳门。魏源去澳门以后，在一个西洋人家里做客时，有一个眼神清澈的外国女孩为他弹奏了一首钢琴曲，令他叹服不已。他为此还作了一首长诗。可见，魏源是个很新潮的人。虽然我们不知道他的研究成果如何，但他确实深深为西洋音乐所折服。较之皇家的研究，这些研究可能更使西洋音乐真正走进了中国。不过，如今的中国音乐还是纯粹的中国音乐。究其原因，可能是中国这种古老的国家，即使研究外国事物，也只会将其内化成自己的东西。虽谓之研究，却也只停留在兴趣层面。 五、数学的发展 接下来我们说说数学。我对数学一窍不通，所以可能讲得不是很清楚。之前说过，在西洋数学的影响下，中国出现了很多数学著作。道光年间，有位西洋数学造诣很深的大数学家，叫李善兰。近来研究西洋数学的著作，大多是由他翻译的。其实，除数学家以外，西洋数学对中国的历史学家和经学家也影响巨大。西洋数学盛行之际，需要研究天文历算的经学家和历史学家也无不对它加以留意。因此，中国学者中不乏数学造诣颇深的历史学家和经学家。譬如历史上的长春真人曾受成吉思汗邀请，在不远万里前往中亚觐见的途中看到了日食。中国的历史学家已经开始尝试据此计算当地的经纬度，判断那次日食相当于历史上的哪次日食，进而考证其地理位置。诸如此种，其他领域也受西洋数学影响颇多。中国人向来注重面子。为了证明不只西洋有数学，中国古代也有数学，清朝还兴起了研究中国古代数学的风气。一时之间，不够发达的中国古代数学获得一片叫好声。 数学领域大家辈出的同时，鸦片战争的爆发使林则徐等人开始关注西方。《瀛寰志略》随之问世。《瀛寰志略》在日本也广被翻刻。明治维新以前，日本对西洋的认识大多来自此书。《海国图志》也对日本人了解西方起了巨大作用。另外，经小川琢治教授提醒，今天展室还展出了一些地质学方面的书。这些书籍都是鸦片战争时期中国人关注西方的成果，大都被翻刻成了日文，极大地推动了日本对西方的研究。所以，日本西洋学的发展很大程度上离不开中国的这些书籍。 李善兰 林则徐 六、兵器 下面我想稍微讲讲兵器。清朝末期，李鸿章为平长毛之乱，雇佣英国将军戈登率军作战，便使用了西洋兵器。自此，西洋兵器才传到了各地军中。不过，清朝也因这些兵器而亡。明朝时期，明军使用的西洋兵器后被敌军所用，导致明朝灭亡。而清朝也是由于使用西洋兵器，致使湖北一带暴动，最终走向了灭亡。 戈登 七、中日采用西法之异同 其次所列为“中日采用西法之异同”。首先我要说明的是，虽然中国自古以来都积极吸收西洋文明，但始终难以将其融入本国学问，进而形成中国人的思想。原因之一可能是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对外来思想的吸收。但除此之外，也有可能是方式方法的问题。日本广泛吸收西洋文明始于幕府第八代将军时期。与中国一样，日本最先引进的西方文明也是天文历算。之后，西洋学问开始在民间盛行。在中国，数学这些形而上的东西更盛行，而在日本则是医学、实验科学更发达。杉田玄白[65]等人的积极倡导为今日盛行的西学奠定了基础。这些先行者多为医生。后来许多医生还搞起了副业，旁及地理学、兵学等。所以，德川幕府末期，医生成为兵学家的事情常有。他们从事的方向甚为广泛，但根本还是医学。这就是中日之间的不同之处。在中国，西洋历算、艺术的吸收由君主的个人好恶决定，与百姓实际生活中的需求相去甚远。而在日本，虽然学习西法同样始于历算，但民间学者很快便参与其中，开始从事与人们生活关系密切的医学研究。也就是说，西学是从实用领域传入日本的。可能正是这一点，才使日本人比中国人更容易接受西方人的思想。当然，日本不像中国拥有根深蒂固的文明，所以可能更容易接受外来思想。但西法采用方式的差异也是造成其不同结果的一大原因。文明在中国只属于君主、贵族等上层社会。这些人并不看重实验科学这些人们生活中所必需的东西。无论百姓过着如何贫困生活，贵族阶层都不大可能关注。他们只会习以为常地研究数学这些接近空想的学科。而在日本，学者大多都是穷人。只有兰学[66]算是依靠大名的保护发展起来，贵族才多一些。相比之下，中国民间不仅不向学问，反而认为做学问是极为烦琐、令人生厌的事情。正因如此，中国才会天文数学一枝独秀，人才辈出；经学史学略受影响；而根本的国民文明并未受到太大影响。 时至今日，西洋文明在中国依然偏属于上层社会，与下层人民关系不大。而日本对西洋文明的采用始于医学，对人民的根本生活产生了广泛影响。因此，西洋之优秀文明使日本文明得以改头换面。这就是中日之间的不同之处。今天就讲到这里，明天开始讲经学。 [book_title]第4讲　经学 宋学 今天我们讲经学。之前也说过，我这次的演讲会尽量避开政治方面，主要讲文化方面。截至目前，我们首先讲了作为文化中心的帝王之事，后来又讲到清朝的特有文化，也即这种异邦语言的相关情况，以及贸易对财政经济的一些影响，对文化的奠基之功。再后来，我们还讲到帝王对外国文化的吸收。从今天起，我们开始讲中国国内的、本国的文化。 像中国这种历史文化悠久的国家，每逢太平盛世，国家稳步发展之时，一般都会复兴本国传统文化。清朝国泰民安、国力强盛之际，本国文化也得到了极大发展。中国自唐朝以来，即使偶有战乱爆发，也几乎没有因连年战事造成的黒暗时代，文化传承得以绵延不断。所以，清朝的文化兴盛是指早前就很繁荣的文化随着时代的变迁有了新的发展。 清朝文化当中发展最繁荣的首推学术，而经学又居于学术之中心。清朝经学达到了两汉以来前所未有的兴盛程度。经学研究推至一般学者，而且开始具有真正的学术性，这是两汉时期不曾有的。清朝的经学研究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可谓史无前例。当然，经学并非在清朝时期突然兴起。明朝时期，受宋、元时期的影响，宋学十分盛行。虽然笼统地将其称为宋学，但除程朱理学以外，还包括陆王心学。明初，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分营对垒，不相上下。到明末时，学者之间兴起一股讲学之风。所谓讲学，是指不仅钻研学问，还要像我今天来这里演讲一样，以所做学问为演讲材料，用禅宗的问答方式，通过口头空论来研究学问。不就事实进行研究，而以口头空论来做学问被称为讲学派。参考书目最开始列出的顾炎武、黄宗羲二人则极力反对讲学派。尽管如此，讲学派仍有学者辈出，譬如这里列出的孙奇逢、李中孚等人，他们都延续了明末的治学方法。明末讲学派中，陆王学派的讲学之风较之程朱学派更盛。万历年间以小说批评家之名为日本人所闻的学者李贽曾剃发，穿僧服，拄手杖，允许男女混杂一堂听他讲学。这在中国是非常忌讳的。顾炎武一派对此极力反对。顾炎武本为朱子学者，在对讲学风气的批判过程中开始倾向于以事实来研究学问，渐渐疏离朱子学说，成为清朝与程朱理学对立的汉学一派的开山之祖。同时，顾炎武不失宋学精神，可谓既取宋学，也为汉学开山。我们再看黄宗羲。明末时期，黄宗羲起兵抗清复明，曾遣使日本请求援兵，后来看到明朝大势已去，才弃政从文。他与王阳明是同乡，虽所学出自王阳明，但由于自己前朝余党的身份，不愿抛头露面，因而排斥讲学，倾向于以事实研究学问。随着研究的日益兴盛，后来又分出了浙西学派和浙东学派，分别由顾炎武和黄宗羲开其端。我们来看看浙东、浙西的大略地图。钱塘江就在浙江，浙江以东的学派称为浙东学派。这里是宁波。宁波有个地方叫余姚。余姚既是黄宗羲的出生地，也是王阳明的故里。除这两人是浙西、浙东学派的开山始祖以外，参考书目中还列了很多名字，由于时间关系，这里就略去不提了。顾炎武后面写着徐乾学，意思是徐乾学对顾炎武的学问有所继承。黄宗羲下面的万斯大、万斯同也继承了黄宗羲的学问。徐乾学后来深得康熙宠信。之前我们讲过，徐乾学曾经深居洞庭山，邀请众多学者编纂《一统志》。此外，他还有别的匿名编纂的著作。徐乾学下面所列的纳兰性德是个年轻的满洲旗人学者。徐乾学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曾经编书并让名于纳兰性德，以此拉拢满人。现今保存下来的《通志堂经解》就是徐乾学编纂，但冠以纳兰之名的一部巨著，收罗了宋元明三朝经解。清朝那时只有宋学。本着将宋学著作全部收罗在内的初衷，《通志堂经解》得以问世。其实，这部著作完全就是徐乾学用早前搜集来的资料，挂纳兰性德之名刊刻成书的。徐乾学是顾炎武的外甥，虽然对顾炎武之学有所继承，但两人性情大不相同。顾炎武一生拒绝仕奉清政府，而徐乾学却比较精于人情世故。不过，顾炎武学说中宋学的相关部分对徐乾学影响颇多。以上就是清初宋学一支独秀的情形。 顾炎武 黄宗羲 宋学当中又有孙奇逢等兼采陆王程朱之学的一派、程朱派和陆王派三个学派。他们与顾炎武、黄宗羲不同，都出自讲学派。孙奇逢、李中孚等人到了清朝也仍四处讲学，名噪一时。虽然也有人借着讲学沽名钓誉，但也不乏像李中孚这种清政府屡召不仕的名士。总之，以上这些都出自讲学派。 李光地 清初的宋学就是由这些人缔造的。不过，这个时代——主要指康熙以前的时期——清朝的宋学尚未形成气候，只是初具清朝特色。所谓清朝特色的宋学，就是讲学的同时，虽不至考究事实，却也遍览经书，脚踏实地去做研究。这些人当中，程朱学派中的李光地曾研读当时已经脱离宋学的顾炎武的著作，渐渐流入顾氏之学。因此，康熙以后的清朝宋学和明朝时期大不相同，不再空谈讲学，开始注重读书。 再下面所列姚鼐、方东树等人的宋学，其实已是后来之事。这里暂不说。姚鼐以下的宋学是指受到清朝汉学影响之后的宋学，以后我们再讲。 汉学 清朝经学当中最具特色的是汉学。虽然凡是中国学问，日本都称之为汉学，但清朝所谓的汉学是指汉朝学问。随着宋学渐渐被世人嫌恶，人们开始上溯汉朝，钻研汉世之学。所谓汉学，一言以蔽之，就是不讲学。这是治学方法上的不同。此外，汉学派十分崇尚朴学。简单来说，朴学就是闭门穷经，注重考据。中国人做学问，流于浮华的大有人在，譬如上面说到的以演说为主的讲学，或者撰文作诗以博取名声的做法。而朴学则对追名逐利、迎合世人的学问弃若敝履，只是关起门来潜心治学。在清人对朴学的推崇下，学问不再流于装饰，开始成为经世致用之学。因此，汉学派贯彻如一的治学主张就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一词最早出自《汉书·河间献王传》，即治学必须从事实出发，不能只是空谈。这就是清朝汉学派的学术主张。 一、初期 历经变迁，经学发展到了这里所列的阎若璩、朱彝尊、胡渭等人的时代。纲目中写着“以上清初之学尚属草创”，也就是说，这些人都是汉学发轫之初的学者。不过，他们其实并非纯粹的汉学家。譬如阎若璩就出身宋学，只是他对程朱理学从不盲从，而是亲自一一考据经籍来做学问。阎若璩有本很有名的著述，叫《尚书古文疏证》。历史上广为流传的《古文尚书》编于东晋时期，沿用多年。宋朝时期，朱子等人开始怀疑《古文尚书》中混有伪作，阎若璩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将其伪迹一一辨出。不过，这都基于朱子的怀疑。此外，阎若璩还著有《四书释地》。宋学虽研究四书，可到后来，纯粹的汉学只研究《论语》和《孟子》，不研究《大学》和《中庸》。而阎若璩仍然研究四书，可见他尚未脱离宋学。下边的毛奇龄是萧山人，学问多受王阳明影响。因出自陆王学派，他对程朱理学百般抨击；又因批判朱子学说，他对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也持反对态度。阎若璩渐趋汉学。毛奇龄虽出自陆王学派，也渐趋汉学。总之，康熙时期，能人学者辈出。宋学等以讲学为主的空疏学风受到猛烈批判；汉学兴盛之兆初现。此外，还有张尔岐研究礼学；朱彝尊研究经书提要，并撰写有名的《经义考》；胡渭则深入研究《尚书》中的地理内容以及部分《周易》。这些人虽称不上是纯粹的汉学派，却开启了朴实无华、实事求是的治学之风，为汉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中世极盛期 此后，汉学不断发展壮大，渐成气候。同时，因地域、师承、家学不同，汉学分成了不同派别。“纲目”中的吴派、皖派等，有些是我自己起的名字，有些则是一些广为流传的说法。这里列出吴派、皖派、北学、扬州学派、闽学、浙东学派、常州学派，并标有“以上为中世极盛之期”，意思是从吴派至常州学派都属于汉学全盛时期。汉学全盛时期形成了以上众多派别。汉学全盛始于乾隆时期。康熙时期尚属宋学的天下。虽然初有顾炎武，后有阎若璩、毛奇龄等人，但总体仍是宋学的天下。而且，康熙帝十分尊崇宋学，身边有宋学名臣李光地。虽不谓之为师，但康熙帝却常与他探讨学问。李光地后来还奉旨编修《朱子全书》，辑录朱子的全部著述文字以及相关书籍。不仅皇帝尊崇宋学，民间亦是宋学的天下。从这时起，皇帝已经有了为古来经学做定说的想法。许多著述纷纷问世，其中最有名的是《三礼义疏》。礼学之兴意味着学问开始不尚空谈，转向注重事实，渐渐呈现出了康熙时期宋学的特征。参与礼学研究的学者有方苞等人。宋学虽仍为宋学，却不再囿于四书，开始研究礼学，可谓清初学问的一大特征。总之，这时仍是宋学的天下。但乾隆时期，学术风潮突然从宋学转入汉学。乾隆虽自幼接受宋学教育，但他崇尚学问，广读博览。久而久之，民间学风也为之一变。“吴派”所列的第一个人惠周惕是吴派的开宗立派之人。虽然惠周惕尚未脱尽宋学之风，但到了第三代惠栋时，汉学已真正确立。惠氏是苏州经学世家，三代相传，影响深远。余萧客、江声等人深受惠栋影响；兼治经史的王鸣盛、钱大昕等人也深受惠栋影响。余萧客、江声是直接受其影响；王鸣盛、钱大昕则是间接受其影响。 钱大昕 再下边是“皖派”。这里的皖指地跨长江的安徽。长江以南多为深山，民风顽固刚强。皖派就兴起于此地。皖派的中心人物戴震师承江永。江永治学兼采汉宋，承袭顾炎武之学，对顾炎武的部分学问进行了更细致的研究。到戴震时，学问取得极大发展。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直到此前，顾炎武等人的治学方法虽谓为实事求是，却很空泛模糊，并未有家法或师法形成。所谓家法和师法，是指某个学派系统的治学方法。汉朝时期，各家均有专治学问，研究《易经》的只研究《易经》，研究《书经》的也只研究《书经》，各有各的家法。因此，研究必须在家法的约束下开展。清朝学者继承了这个做法，主张治学不能没有师法，也不能没有家法。不过，清朝的师法和家法与汉朝时期稍有不同。汉朝时期，如研究《易经》，就只能传授所承之学；研究《书经》，也只能传授所承之学。研究《书经》的又有两至三家，方法各不相同，各自传承。到清朝时，师法和家法变得更学术化和系统化。对此有奠基之功者就是戴震。顾炎武的部分学问，譬如中国称为小学的传统语言音韵学虽已自成家法，但所有学问均有家法，形成一套放之四海皆准的法则却始于戴震。所以戴震可谓清朝汉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地位极其重要。戴震寿命不长，只活了五十几岁，但其学术地位却很高。戴震沿承顾炎武的研究，主攻语言音韵学。语言音韵学的研究为什么很重要呢？研究距今两三千年以前的事情时，宋学家往往以今义解古文。就好比读日本《万叶集》[67]时，将诗歌中的语言擅自按照现代意思解释，注解既不充分也不准确。而汉学派主张，古代的语言必须要用古义去解。因此，研究语言的学问就变得很有必要。西方称研究语言的学问为语言学，中国则称之为小学。小学既有分析字形的学问，也有研究字音的学问，分为文字、音韵、训诂三个部分。小学的研究法则始于顾炎武，至江永、戴震时得到确立。此外，江永等人这时已开始关注礼学。后来，戴震等人为部分礼学奠定了更准确的基础。礼学当中，尤以《考工记》最艰深。《考工记》记述的是周朝工具的制造方法。譬如车舆如何制造，大钟如何制造，木器、铜器又如何制造。如果不知道这些，就不可能真正了解周朝的生活。戴震认识到了这项研究的重要性，便开始着手研究《考工记》，考察当时实际使用的工具以及所有与生活相关的实物。不过由于那时很少挖掘遗物，所以他主要是从书本上做研究。除音韵学、训诂学以外，戴震也很注重思想方面的研究，并写下《孟子字义疏证》一书，考证宋学家之言论是否如实地阐释了古人思想，有无曲解。清朝汉学在思想方面并未取得很大进步，倒是上面提到的小学和礼学取得了很大发展。总之，戴震以这三种学问为治学之基础，可谓他的一大特点。 戴震 皖派与吴派的不同之处在于，吴派之学、惠氏一家的学问因兴于苏州这个喧闹繁华的文明中心，治学同时也作诗文，学问自然偏于活泼。惠栋作为汉学元祖，虽对《易经》《尚书》深有研究，却未能抛开诗文。治学之余，他还为大诗人王渔洋的诗文作注，聊以消遣。所以，吴派的治学态度可谓玩乐之余，悠闲治学，一开始并不确立法则，而是每有成果，再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研究。皖派则相对规范些，开始时便确立目标，按照既定法则开展研究。这种情况，法则错了会很麻烦，所以皖派治学会尽可能在一开始就确立正确的法则，依照既定法则开展研究。以上就是清朝汉学的两大派别，可谓清朝汉学的特色。而清朝汉学特色中的特色，当数戴震。戴震一派当中，段玉裁、王念孙在小学研究上造诣颇深。金榜、程瑶田、凌廷堪、三胡亦受其影响，心向礼学。这些人共同为清朝的汉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就是说，吴派和皖派是清朝汉学的两大根基。 纪昀 这里还列了个“北学”。北学是我自己取的名，也可以有别的叫法。由于这些人大多来自北方，所以我命名为北学。其中，张之洞虽是后来之人，不属于这个时代，但他的思想承袭北学一派，所以也在列。北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朱筠和纪昀等。朱筠虽然没有留下什么特别的著述，但他对文人学者关怀备至，可谓清朝汉学的保护人。他还曾向皇帝进言，力倡汉学，并提议编纂《四库全书》。总之，汉学得以兴盛，朱筠有提倡扶植之功。朱筠是北京人，巧的是，北京附近的河间地区还有一个倡导汉学之人。此人就是纪昀，是有清一代的大学问家。朱筠提议编修的《四库全书》实际就由纪昀完成。纪昀还为这部荟萃中国典籍的鸿篇巨制编写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虽然众多学者参与其中，但纪昀作为总纂修官，事必躬亲，修改润色了所有底稿。所以，可以说朱筠发起之事实际是由纪昀完成的。纪昀编写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处处体现着汉学精神，百般抨击宋学，无处不对汉学偏袒庇护，多有失偏颇。因此，这部典籍总目可以说是为尊崇汉学而编。出生于北方直隶的还有一人，就是张之洞。张之洞虽然没有特别的经学著述，但他授人方针、劝人治学这点，与朱筠、纪昀二人颇有相似之处。所以，虽然时代相隔很远，我也把张之洞列入其中。综上所述，北学一派虽然在奠定汉学的基础上没有太大作为，却有将汉学传播于世的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