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乌托邦 [book_author]托马斯·莫尔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106945 [book_dec]16世纪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作。全名为《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莫尔著。1516年出现。“乌托邦”是拉丁文“utopia”的音译,意为“乌有之乡”,全书分上下两部。在上部,莫尔以自己同航海家拉裴尔谈话的方式,结合亲身见闻,揭露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中的野蛮行径,把英国的圈地运动称为“羊吃人”,对农民的悲惨境遇作了极其深刻的描绘,指出:私有制是劳动人民贫困和不幸的根源,“只有完全废除私有制度,财富才可以得到平均公正的分配,人类才能得到福利。”书的下部借拉裴尔之口,描写了一个美好的社会——乌托邦。在乌托邦国家中,没有贫穷。人民安居乐业,丰衣足食,城市中居民舒适,道路宽阔,有令人心旷神怡的花草树木,有便利大众的食堂和医院,劳动在这里成为生活的必须,除极少数例外,所有男女都从事劳动,全国无游民,无使人堕落的场所;教育事业、学术研究、文娱活动受到高度重视,为公民的工作和生活提供充足的便利。乌托邦人的全部行为,甚至包括道德行为,最后都把快乐当做目标和幸福,但这些快乐必须不妨碍他人和社会的公共利益。《乌托邦》是一部杰出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著作。它提出了一个财产公有、计划生产、按需分配、消灭了城乡对立的新社会制度。为此,托马斯·莫尔成为空想社会主义的奠基人,“乌托邦”一词被后人当做空想社会主义的代名词。《乌托邦》一书影响深远,一出版就畅销一时。由于时代的局限,《乌托邦》没有对工业、农业生产进行根本性改造,把理想社会仍然建筑在家庭经营和手工业方式的落后生产基础上,甚至把理想社会的实现寄托在贤明君主的统治上,不相信人民群众能够自己解放自己。这些方面都贯彻着历史唯心主义的精神。 [book_img]Z_9224.jpg [book_title]序言 托马斯·莫尔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杰出的人文主义者，1478年生，由于据说在宗教问题上违抗英王亨利八世，被判处死刑而不得不泰然自若地走上断头台，时在1535年。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大都思想比较先进，反对中世纪的禁欲观念和神权主义，坚持以人为本位，相信人的力量，力求满足人的情感和兴趣。莫尔当然也具有上述的特征。但是由于多数人文主义者毕竟主要地是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不可能在利益上和人民大众取得更大程度的一致。莫尔所以超出同辈，直到今天还享有盛名，其作品还未丧失现实意义，恰在于其能高度关心人民大众的生活。他在《乌托邦》这部不朽的著作中，为当日英国广大劳苦群众所遭受的水深火热的痛苦，慷慨陈词，大声疾呼。不仅如此，他还指出造成这种痛苦的根源，并提出具体的办法和措施，要一劳永逸地彻底解决他认为是具有普遍性的重大社会问题。在这一点上，他表现出丰富的才华，巨大的热情，过人的胆略，并阐述了精辟的见解。 莫尔在大学读书时代，已经对希腊拉丁古典文学的研究有很深的造诣，头角峥嵘，受到一些前辈学者的器重。以后他又和欧洲大陆上著名的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莫斯（Desiderious　Erasmus〔约1466—1536〕）成为莫逆之交，反复商量问题，切磋学问。书本上的东西以及师友的交往，都对他心智的成长有极大的帮助。而更重要的是，他后来成为一个经历丰富、见闻广博、又颇为留心新事物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他是英国人，供职本国政府，对于自己同胞在都铎王朝专制统治下所受的苦难，观察直接，了解特别深刻。例如英王对内百般聚敛，巧取豪夺，用刑严酷，杀人如麻；对外好战尚武，不讲信义，妄图称霸于一时。他的一些宠臣，不但不犯颜力谏，反去阿谀奉承，逢君之恶。莫尔最关心而且急于想纠正的，是大批农民被暴力从自己耕地上撵走及因此而引起的一系列严重后果。贵族豪绅把耕地一片接一片地圈起，变做牧场，用来养羊，提供纺织毛呢需要的羊毛。这就是所谓圈地运动。成千上万的农民被迫离开累世居住的家园，无法就业，到处流浪，以致或是饿死沟壑，或是流为盗匪。在英王政府的血腥统治下，流浪有罪，讨饭有罪，盗窃当然更有罪，总之，刑律苛烦，百姓动辄得咎，性命不保。在都铎王朝卵翼下的英国大贵族、大商人，为了喂肥自己，不惜和反动政府狼狈为奸，剥削镇压劳动群众。莫尔在《乌托邦》中关于他那个时代——资本原始积累的初期所谓“羊吃人”的情况的描绘非常逼真，令读者为之感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部分地加以引用。 莫尔对时政的不满与批评，达到异常坦率的地步。可是由于他所面对的亨利八世，是一个刚愎残忍的暴君，他觉得如果用隐蔽假托的方式陈述自己的观点，可能会有好的效果。这种方式颇类似我国古代诗人的主文谲谏，可惜仍然不曾取得应有的效果，只是使他的书留传后世，作为文学杰作，尤其是作为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一部伟大的文献；这也是作者几百年来享有盛名的主要原因。 莫尔在1516年写成《乌托邦》，采取了非常严肃的态度，使用的是当时学术界通行的拉丁语，但是书中人名、地名以及其他专名，都是杜撰。“乌托邦”（Utopia）这个词本身就是据古希腊语虚造出来的，六个字母中有四个元音，读起来很响，指的却是“无何有之乡”，不存在于客观世界。 很明显，莫尔是一个有抱负有理想的人，他写作的动机是积极的，是渴望实现自己的抱负和理想的。然而乌托邦社会主义却成为空想社会主义的同义词，乌托邦在后代被人们和空想等同起来。这也许非莫尔始料所及。 他的时代是地理发现的大时代。新的航路，新的陆地，新的人民，一齐涌现出来，使欧洲人眼界顿开，打破了成见，解放了思想。在这样的气氛中，莫尔从一位航海家口里叙出一个乌托邦来，的确真假难分，有如能迷惑人的桃源仙境。 原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谈到一个不合理的社会，熟悉英国这个时期历史的人一望而知，这指的是莫尔置身其中的英国社会。这一部分抨击了英国政治和社会的种种黑暗。然而作者点染巧妙，隐约其词，运用虚实相生的影射手法，使得倔强固执的英王也无从问罪作者。第二部分描绘乌托邦这个理想国，它同第一部分的内容形成鲜明的对照。作者关于未来的完美社会的全部设想都包含在这一部分。以下拟就六个方面分别来谈谈： 一　财产公有 财产公有是乌托邦的最大特点，也是莫尔社会主义思想中最可贵的要素。莫尔断言私有制是万恶的根源，私有制存在，就不可能根除贪婪、争讼、掠夺、战争及一切社会不安的因素。在这种制度下，总是凶狠狡黠的人占便宜，取得最多的财富，他们是人口中的少数。至于占多数的质朴真诚的劳动人民，对社会作出很大的贡献，却穷困潦倒，生活无着。世界再没有比这更不公平的事了。在乌托邦，全部社会财富是大家所公有的。不管什么产品，用的还是吃的，都汇聚到每座城市的几个指定的市场。家家户户到市场领取全部所需要的东西，不付钱，不付任何代价，也不受数量限制，但是从来无人多领，因为乌托邦物资充裕，取之不尽，如果在自己家中积存物资，真是多此一举。总之，乌托邦实行财产公有，按需分配，其前提是物资非常充足，产品非常丰富。莫尔着重地提出这一点，这是其有远见之处。 不但一个城市的分配如此，而且城乡之间，各个城市之间，无不平均分享物资，互通有无，不需补偿。整个乌托邦就是一个共产主义大家庭。 二　生产劳动 读者不禁要问，乌托邦不计其数的产品究竟从何而来的呢？回答是，这与乌托邦所严格执行的生产劳动制度分不开。 莫尔不曾用过生产劳动这个名称，但我们发现，乌托邦所有的劳动都是用于增进国家财富，提高社会福利，有益于全体人民衣食住行各种生活状况的改进，所以这种劳动是生产性的。淫巧的工艺，徒供奢侈享受而无益于国计民生的物品，都在一概禁绝之列，不许把劳动花在这上面。 在乌托邦，除极少数人以外，人人都须参加这种有益的劳动。首先是农业劳动。但除此之外，每人还须学一项专门手艺；学好一门之后，愿意学两门的听其自便。他们学纺织，学冶炼，学做木工或泥水匠，这些都是与改善人们的生活有密切联系的行业。 乌托邦没有贵族、地主等这些只图享受的寄生虫，没有二流子，没有乞讨为生的人。乌托邦人虽然每天只是白天劳动六小时，产品却十分丰富。 三　务农为本 乌托邦人牢牢地树立了务农为本的观念，特别重视农业劳动。无论男女，从小就在学校接受农业教育，并到田地上实践。城市中每个公民都须在农村住两年，以种田为业。凡乐于务农的可以申请在农村多住几年。城市公民如到本城郊区观光，必须参加当地的农业劳动才能得到食物供应。这一切说明农业是很受尊敬的一种劳动。 他们种田，重视利用畜力，并备有各种农具。他们非常珍惜每人分到的谷物，谷物只充食用，不得造酒。造酒的原料限于果类，如葡萄或梨子。 关于每个城市及郊区的用粮，他们事先有正确的估计，然而他们对于生产谷物及饲养牲畜，总是从宽打算，宁可使其有余，用以接济邻近的地区，但决不允许浪费。 四　城市规划 乌托邦的城市规划也颇值得注意。首先，城市人口有严格限制，不得过分集中。除郊区外，每座城市只规定六千个住户，每户的成年人，少则十名，最多十六名。如超过限额，则将多余人口移居到人口稀少的城市。如整个乌托邦人口过多，则向国外邻近地区移民，开荒恳地，从事生产。人口密度问题在乌托邦已受到一定的重视。 每座城市划为均等的四个部分，各有市场（货物总栈与食品供应站）、医院与公共食堂（乌托邦人习惯于在这种食堂集体进餐）。当然，这一切设施都是免费为所有公民服务的。 城市街道宽敞，规定为二十呎宽，便于行人，便于车辆交通。住宅区的建造都有具体的规格。每一住户可以任人自由进入，而且住房须每隔十年抽签调换，借以彻底废除私有制。乌托邦人花很大的气力绿化城市，每家后门对着花园，其中花草杂生，果树繁茂，既可观赏，又提供新鲜的水果。 五　卫生健康 乌托邦人把卫生健康当作大事来抓。每座城市有医院四个，每个占地之广宛如一个小村镇，里面设备完美，药物齐全，医生经验丰富，服务态度非常好，病人受到热情的照顾，以致乐于住院接受治疗。 乌托邦人采取措施，保证供应洁净的饮水与食物。他们注意维持公共环境卫生，以防止空气污染，防止疾病流传。 乌托邦人除每天工作六小时外，有一小时的文娱活动。他们有充足的休息与睡眠的时间。作者特别指出，乌托邦人的健康状况是好的，医药需要不多，但他们十分重视医药知识，重视有关这方面的著述。 六　学术研究 乌托邦人给学术研究及国民教育以重要的地位。 从事学术研究的人须经过严格选择，首先要有教士推荐（他们每座城市有十三名教士），并经过行政官员摄护格朗特的秘密投票。进行学术研究的人须全力以赴，因此不须参加体力劳动。然而如果他们不能胜任研究工作，那就仍然去劳动。相反，一个劳动者，如进行自修，学得很好，成绩卓著，就可以不做自己的手艺，专门去做学问。凡是出国充当外交使节的，都必须是有学问的人。对其他重要公职，包括各城市首长的职位，也是如此要求。 乌托邦人公共生活中有个特点，即每晨举行公开的学术报告会；专职研究人员必须参加，一般男女可以自由听讲。 乌托邦人很重视古代学术遗产。他们对外国过客所带来的欧洲古代的作品，不管是哲学、文学、历史、以及科学（如医学、植物学）等方面的，都认真保存，其中大都为经典名著。他们学习古希腊语很快，因此能阅读这些书。但他们不是专重书本知识，而是理论与实践并重。对于外来的技术，他们除领会其理论外，更重视亲手实验。 他们推行教育，不遗余力。任何儿童都要上学，通过学习祖国语言进行阅读，并且学农，学劳动。他们不但要求儿童与青年读书求知，还重视培养他们的品德。 至于一般的社会教育，则着重于提倡公共道德、集体义务、正当娱乐，以期养成良好的社会风气。教士在这方面，起有一定的作用，而更重要的似乎是，全体国民彼此观摩，互相激励，做到自觉地遵守纪律，维护公共利益。他们对于犯有重罪的人，也是寓教于惩，罚令做苦工，贬为奴隶，但改造得好的，可以减刑，甚至可以取消其奴隶身分。酗酒、赌博、乱搞男女关系，都在严禁之列。 以上介绍了《乌托邦》一书的若干主要内容，这些见解发表于四百六十多年前的欧洲。结合其当时的背景，读者不能不赞叹莫尔的社会政治思想的进步意义。就公有制问题来说，莫尔的看法比起他的前人来，已是跨越了很大的一步。有些评论者指出莫尔曾熟读柏拉图的《共和国》，他的公有制观点受了《共和国》的启发。即使如此，莫尔并不曾为这种启发所局限，他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共和国》中至少两处提到在卫士这个等级中实行妻子和子女公有，废除家庭。而在乌托邦，由亲属关系结成的家庭则是社会生产的基本单位。如果家庭不存在，整个社会就要瓦解，所以莫尔根本不主张废除家庭。在《共和国》中，卫士这个等级要竭力防止在他们的国家出现贫与富两种现象，因为贫会导致卑鄙、工艺粗糙，以及反叛，而富又会产生奢侈、懒惰以及追求奇巧的事物。莫尔却认为当财产为少数人所掠夺，大多数人就穷困到无以为生，这是社会的灾难。这种性质的贫是必须反对的，但他认为应该从贫所由产生的根源去反对，而不应从贫所引起的后果去反对。同样，莫尔反对的是少数人的富，而不是无条件地反对富。相反，全体公民过很富裕的生活，正是莫尔所企求的。富与懒惰有无必然的联系呢？莫尔认为没有必然的联系。乌托邦这个国家是很富的了，甚至黄金贱如粪土，然而人民却在辛勤地劳动，尽管由于物资充足，每天只须工作六小时。他们把业余的时间用于学习，用于正当文娱，并不游手好闲。在莫尔的理想社会中，既有劳动的任务以创造集体财富，又有学习任务以提高知识及技术水平。这些就是列宁所称许的“伟大的老空想家们提出来的”①思想，是难能可贵的。柏拉图不能预见到一个富裕的公有制社会，反而认为富必然带来懒。他把公有制局限于社会上的一个等级。而莫尔则要推行一个公有制的社会，一个公有制的国家。莫尔的基本论点是：财产私有为社会上万恶之源。这个论点的深刻性远不是柏拉图所能理解的。 ①列宁：《民粹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见《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13页。——译者 然而莫尔毕竟是他的时代的产儿，他的观点带有极大的时代局限性。 《乌托邦》在1516年写成并出版。当时，自然科学尚未从神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生产技术从十字军东征以来虽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基本上还处于中世纪手工业时期。《乌托邦》作者虽能设想一个产品丰富到用之不竭、人人都可以按需分配的理想社会，但却不能想象生产力能够迅速增长。莫尔所津津乐道的，是以家庭为基本经济单位的手工业生产。乌托邦能输出的基本上只是些原料，如羊毛、亚麻、木材、染剂、生皮、黄蜡、油脂，以及蜂蜜、谷物、牲口之类。乌托邦人穿的衣服朴素简单，在其他生活方面也崇尚俭朴。总之，乌托邦大体上还保存自然经济的特点，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当于十六世纪初英国的水平。莫尔看不出生产力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莫尔的未来理想社会既是建筑在手工业家庭作坊上面，当然就不可能实现以丰富的物质财富为基础的公有制社会。他的那些设想恰恰是他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的反映。 乌托邦人民生活中需要解决重劳动和肮脏劳动的问题。据莫尔说，这些由奴隶去干。乌托邦的奴隶为数是不少的，起码每一农户就配有两名奴隶。因而读者不免得出这样的印象，这个理想的社会居然有不齿于一般公民的贱民。这显然不平等，和理想的社会不名实相符。莫尔可以说，奴隶当中一部分是罪犯。这个答复还是难令人满意的。可以看出，莫尔的思想中还保有奴隶社会中奴隶主思想的残余。 在莫尔生活的时代，资本主义还处于萌芽状态，资产者和无产者的矛盾开始产生。虽然莫尔对广大劳苦群众深感同情，促使他写成《乌托邦》一书，但他看不到劳苦群众有改变社会制度的力量，更不能设想无产者有朝一日作为一个阶级将是革命的主力并是一切革命力量的领导阶级。因此，莫尔没有、也不可能清楚地交代乌托邦的公有制是怎样产生的，是在什么条件下形成的。至少读者获得的印象是，在乌托邦，人们发现这个制度优越，通过实行各种规划，特别是通过实行生产劳动及产品按需分配的措施，人们就自然而然地和平地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这个已有一千七百六十年之久的国家，据说历史文献很完善，然而莫尔只字不曾提及人民和统治者有过什么样的矛盾，进行过什么样的斗争。相反，他把那个开国君主描写得很贤明，很有能力，几乎达到神化他的地步。那么，乌托邦所以能够享受幸福的生活，公有制所以能够维持而不遭到破坏，是否和历代统治者施政得宜有关呢？类似的问题从《乌托邦》一书中是找不到答复的。因而，他的乌托邦缺乏科学根据，只能是一种“空想”。 由此可见，莫尔只是一个空想社会主义者。然而众所公认，他是西欧第一个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我们举出他的一些具有进步意义的见解，这些见解是他自己的。我们也指明他的主要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是属于他那个时代和他所属的阶级的。 戴镏龄 1981年1月 [book_title]托马斯·莫尔向彼得·贾尔斯①问好的信 ①彼得·贾尔斯（Peter　Giles，1486—1533）——生于安特卫普（Antwerp），法兰德斯（Flanders）人文主义者，编著家。——中译者 几乎隔了一年，亲爱的彼得·贾尔斯，我才寄给你这本关于乌托邦国的小书，为此感到颇不好意思，我相信你盼望在一个半月之内就得到此书的。当然你知道，我无须为这部作品搜集材料，也不必为材料的安排操心。我只须把在你陪同下拉斐尔②所讲的东西重述一下。因此我没有理由花气力在叙述的文体上，他的语言本是不加修饰的。首先，那是匆促间临时的谈话；其次谈话人对拉丁语不如对希腊语精通，这是你清楚的。所以我的文体越是接近他的随意朴质风味，越是接近真实，而只有真实才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必须注意，也实际上是注意了的。 ②拉斐尔——全名应为：拉斐尔·希斯拉德（Raphael　Hythloday），因此在本书中亦简称希斯拉德。《乌托邦》中人名及地名多杜撰，此处除拉斐尔系借用教名外，希斯拉德是用希腊语构成，大意可能为“空谈的见闻家”。——中译者 我承认，亲爱的彼得，既然这一切准备工作使我无须过于辛苦从事，我就没有什么剩下要做的了。不然的话，材料的收集和整理都会要求一个不平凡的、有学问的天才家去付出大量的时间和辛勤劳动。如果材料要写得又准确又雄辩，我不可能用任何时间和辛勤劳动来完成这件任务。然而，事实上，我要为之大量流汗的辛苦事取消了。既然我所唯一要做的是写出我所听到的东西，那就没有什么困难。 可是要完成这件微不足道的任务，由于我有些其他的任务，我几乎挤不出时间。我经常忙于法律任务，或是辩护，或是审理，或是作为公断人进行裁决，或是以法官身份作出判断。我对甲作礼节性的拜访，又找乙处理事务。我差不多整天时间都在外为别人的事牺牲了，剩下的时间用于我一家人。至于为我自己，即是说，搞学问，就一点时间没有了。 当我回到家中，我必须和妻子谈话，和孩子聊天，和管家交换意见。这一切我都看成是事务，因为非办不可——如果你不想在自己家中做一个生客，就非办不可。再则，不管是由于天然的赐与，或是来自偶尔的姻缘，或是出于自己的选择，他们是和你一辈子相处的，你对他们务必采取极愉快的态度，只要你不溺爱，也不把管家纵容到变成主人一般。 整日整月乃至整年便在以上所说的这些活动中消失了。那么，什么时候才找到空闲来写东西呢？我还未一字提到睡眠，甚至未一字提到吃饭。对许多人说，吃饭所花时间不下于睡眠，而睡眠差不多消耗一个人的半生！因此，我所获得的仅有时间是从睡眠和吃饭偷来的。因此，我慢慢地（由于这笔时间是不多的）但终于（由于这笔时间还是有些顶用）完成了《乌托邦》并把它寄给你，亲爱的彼得，请你过目并提醒我有什么遗漏的地方。 在这方面我并非完全不信任自己。我但愿我会有足够的智力和学问，如同我有不是太坏的记忆力一样。然而我不敢自信什么也没有忘记。如你所知道的，我们聊时，我的孩子约翰·克莱门特①，也跟我们在一起。凡是多少有益的谈话，我都要他在场，因为这棵幼树已发出希腊拉丁文学的青条，我盼望基一天有丰富的果实。关于乌托邦有一个细节，他使得我感到不能确定。 ①约翰·克莱门特（John　Clement）——从莫尔问学，并与其养女结婚，精通希腊语，后业医。——中译者 据我的回忆，希斯拉德断言架在亚马乌罗提城②阿尼德罗③河上的桥共有五百步长。可是我的约翰说，应该减去两百，因为这条河不超过三百步宽。请你把这个问题回想一下。如你同意他的说法，我就采取一样的看法，自己认错。如你记不起，我就照自己所似乎记得的写，如同我实际上已写的一样。正由于我要避免在这本书中有任何错误，因此，如有任何一点难以肯定，我宁可照假直说，不必有意造假。因为我但愿做老实人，不愿装聪明人。 ②亚马乌罗提（Amaurote）——用希腊语成分杜撰，意指“晦暗的”或“不清楚的”城，依稀模糊，不必确有这样的城，亦可能同时影射多零的伦敦城。——中译者 ③阿尼德罗（Anyder）——用希腊语成分杜撰，意指“无水的”。“无水的”河即不存在的河。——中译者 但是，上述缺点你不难补救，假使你口头或书面问一问拉斐尔本人。另有一个疑问，你也必须请教他，那不知是我、是你、还是拉斐尔三人谁的过错更大所引起的一个疑问。我们忘记问，他又未交代，乌托邦是位置于新世界哪一部分。我很遗憾，这点被忽略了。哪怕为了获得这方面的资料要花一大笔钱，我也愿意。这是因为我感到惭愧，我竟不知道我所畅谈的这座岛在哪一个海里，而且我们中间有几位，尤其是一位虔诚的职业神学家，渴望访问乌托邦。他并非出于无聊或好奇想到新地方观光，而是有意促进在那儿已幸运地开始的我们的宗教。 为了按照适当的方式进行他的计划，他已决定设法由教皇委派他去，并且获得乌托邦主教的名义。至于必须向教廷提出申请，这个顾虑对他不是阻碍力量。他认为这个申请是圣洁的，不出于为名为利的动机，而是虔诚所驱使。 因此，亲爱的彼得，请你和希斯拉德取得联系，方便的话当面一谈，如他已经离开就给他写信，务使我这部作品不曾写进不真实的东西，也未遗漏掉任何真实的东西。我倾向于这样想，能把原书交他一看就更好了。没有别人更比他适宜于改正一切可能有的错误了。然而只有当他通读全书后，他才可以作出改正。此外，通过这个办法，你会发现他对我写这部东西是感到高兴还是不高兴。万一他本人要写自己的游历经过，他未必愿意我来代笔。在宣传乌托邦国家这点上，我当然不愿意比他抢先着笔，以致夺去他的叙述的新鲜花朵和光彩。 可是，说老实话，我还未决定是否将本书发表。人们的好尚是如此不同，有些人爱闹别扭，无情无义，偏执任性，所以那些高兴快乐地尽量随心所欲去生活的人似乎远优于另一些人，他们苦思焦虑，要发表读者能受益或欣赏的作品，读者却对之加以蔑视，或并不表示感谢。 多数人对学问一窃不通，不少人瞧不起学问。无文化的人对绝不是无文化的任何东西总认为不合胃口，把它排斥。一知半解之徒把不是堆砌陈词废语的一切看成平凡无奇。有些人只赞赏老古董；无数的人敝帚自珍。张三忧郁成性，听不得笑话；李四又缺乏风趣，拿诙谐当禁条。还有些人头脑迟钝，一听见讽刺话就怕，像被疯狗咬过的人怕水一般。又有些人感情易变，可以坐下来表扬这件事，站起来表扬那件事。 这些人在酒店中一杯在手，评论作家的才华。他们任意以权威自居，把每个作家的著作拿来谴责一番，攻击得体无完肤。他们自己却很安全，如俗话所说，遭不到射击。他们光滑玲珑，身上没有一根好人的毫毛能让你捋住。 再则，另外一些人如此不知感恩，因此，他们虽然很爱一部作品，却对作者不怀一点好感。他们就象失礼的来客，受到丰富筵席的款待以后，离开时酒醉饭饱，对邀请他的主人竟不道谢一声。现在就去自己花钱办酒席招待这些人吧，他们如此讲究味道，如此嗜好不一，如此善忘和不怀感谢之忧！ 不管怎样，亲爱的彼得，你要和希斯拉德进行我所说的事。日后关于这个问题，我还将充分自由采纳新的意见。然而，我已花气力写完本书，现在聪明起来总是太迟啦。因此，只要希斯拉德同意，今后在出版方面我要听从朋友们的建议，首先要听从您的建议。再见吧，非常可爱的好友；向贤良的嫂夫人致意。对我的友爱始终如一吧，我比以前更加爱你啦。 [book_title]《乌托邦》第一部 杰出人物拉斐尔·希斯拉德关于某一个国家理想盛世的谈话， 由英国名城伦敦的公民和行政司法长官、知名人士托马斯·莫尔转述 战无不胜的英王亨利八世①以具有模范君主的一切才德而著名。他近来和尊贵的卡斯提尔国王查理②殿下在某些重大问题上发生争论。为了就争论进行商议并取得和解，英王派我出使到法兰德斯③去，伴随着独一无二的卡思伯特·滕斯托尔④，他最近被英王任命为案卷法官，大家都为此感到高兴。我不打算说什么恭维他的话。这并非担心一个朋友的见证不易取信于人，而是由于他的正直及学问远过于我所能赞扬，而且是众所周知的，无须我的赞扬。除非我要给人们以这样的印象，如同俗语所说的，打着灯笼照太阳！ ①英王亨利八世（Henry　Ⅷ，1509—1547年在位）——当时英国和西班牙在海外贸易上发生重大矛盾。在荷兰逐渐受到西班牙统治势力支配后，英国禁止向荷兰输出羊毛。因此莫尔应邀出使调解争端。——中译者 ②卡斯提尔国王查理——即查理五世（Charles　Ⅴ），1516—1556年为西班牙国王，1519—1556年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卡斯提尔为英语Castile译名；西班牙语Castilla，汉译作卡斯蒂利亚。卡斯提尔位于西班牙境内，自十世纪起是一个独立王国，十五世纪后叶与阿拉贡王国联合成西班牙。查理五世原为卡斯提尔国王，故这儿如此称呼他。——中译者 ③法兰德斯——中世纪西欧的伯爵领地，区域跨今法、比、荷三国，当时为欧洲织布业中心，需用大量英国输出的羊毛。——中译者 ④卡思伯特·滕斯托尔（Cuthbert　Tunstall，1474—1559）——英国官员，莫尔的朋友。——中译者 按照事先的安排，卡斯提尔国王委派的处理这个专案的人员（都是非凡的人才）在布鲁日①接待了我们，组长为布鲁日市长，一个庄严的人物，但他们左右一切的中心发言人却是坦西斯②，加塞尔城③的教会长，口才具有素养，又得力于禀赋，而且精通法律，是外交谈判能手，在这方面有天才，又有多年经验。经过一两次会议，我们在若干点上还未能取得一致看法。因此他们就向我们告别几天，到布鲁塞尔④听取他们的国王的正式意见。 ①布鲁日（Bruges）——当时是羊毛纺织业中心，在今比利时法兰德斯省。——中译者 ②坦西斯（George　Temsice）——布鲁日城人，写过一本地方史，此外无考。——中译者 ③加塞尔（Cassel）——今法国西北部的城镇。——中译者 ④布鲁塞尔（Brussels）——当时为“低地国家”首都，今比利时首都。——中译者 这时，我因事前往安特卫普⑤。我停留在该城期间，有一个彼得·贾尔斯，是来访众客之一，又是所有他们这些人中最受欢迎的一个来客。他当地出生，是一个有地位的荣誉人物，然而却应该享有最崇高的地位，因为他年轻而学问和品格两方面都很出色。他极有德行及教养，对所有的人都很殷勤，而对朋友则胸怀坦率，亲爱忠诚，因此，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一个人或两个人，能象他那样从各方面来看都称得起是完美的朋友。他异乎寻常地谦逊，比谁都更丝毫不矫揉造作，比任何人都更天真单纯而又不失为明智慎重。此外，他的谈吐文雅，饶有风趣而不使听者感到不满。所以，我既和他快乐相处，进行愉快的交谈，我对乡土的怀念就大为消失，不象以前那样意识到和家人的别离，和妻儿的分手，我离开他们已经四个多月，我曾是多么急于回到他们身边呀。 ⑤安特卫普——当时属法兰德斯，今为比利时重要商港。——中译者 有一天，我在圣母院做礼拜，这是全城最美最拥挤的一座教堂。我做完礼拜，打算回到住所，这时碰巧看见彼得和一个外地人谈话，那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头儿，面孔晒得黝黑，胡须颇长，一件斗篷不介意地披在他的肩上。从他的外貌和衣着，我看出他象是一个船长。 彼得一见到我，就走来和我打招呼。我正待回礼，他把我拉到一旁，指着刚才和他交谈的那人，问我说： “你看见那人么？我正要把他马上带到你那儿去。” “非常欢迎，”我说，“为了你的原故。” “不，”他说，“为了他的原故，如果你认识他的话。除他外，当今没有第二个人能对陌生的人民和国家作出这样的报道，我了解这是你急切想听的题材。” “啊，那么，”我说，“我猜得不错。我一看到他，就断定他是海船的船长。” “可你完全错啦，”他说，“因为他的航行不象巴利纽拉斯①那样，而是象奥德修斯②，或不如说象柏拉图③吧。这位拉斐尔——这是他的名字，他姓希斯拉德——不但精通拉丁文，而且深晓希腊文。他对希腊文下的工夫比对拉丁文还要深些，因为他竭尽精力去搞哲学，他觉得关于哲学这门学问，拉丁文中除了辛尼加④和西塞罗⑤的一些论文外，缺乏有价值的东西。他把祖先遗产留给家中兄弟们之后，由于急想看看这个世界（他是葡萄牙人），就加入亚美利哥·韦斯浦契⑥一行，作为他四次出航中后三次的游伴，始终跟随着韦斯浦契。这四次出航，人人都已阅读到了。可是最后一次，他不曾同韦斯浦契一同回来。他请求甚至要挟韦斯浦契同意让自己成为留在第四次航程终点的要塞上二十四人中之一。因此他就留下，可以随自己的意办事：他更热中于浪游，宁可生死付之度外。他有老不离口的两句俗话：‘死后没棺材，青天做遮盖’，以及‘上天堂的路到处远近一样。’要不是老天保佑，他这种态度是会叫他大吃苦头的。可是，自从韦斯浦契离去后，他便和要塞上的五个同伴航游了许多国家。一个意外的机会把他带到锡兰①，又转到卡利卡特②，在该处他便中碰到几条葡萄牙船，最后很出乎意外地又回到本国。” ①巴利纽拉斯（Palinurus）——古罗马诗人维吉尔（Virgil，公元前70—19）所著史诗《伊尼特》（Aeneid）主人公伊尼斯的船上的舵手，曾堕海失事，此处殆借喻为不高明的航海员。——中译者 ②奥德修斯（Odysseus）——古希腊诗人荷马（Homer）所著史诗《奥德赛》（Od－yssey）的主人公，著名航海冒险家。——中译者 ③柏拉图（Plato，公元前约428—约348）——古希腊哲学家，相传为了追求知识，曾在国外广泛旅行。——中译者 ④辛尼加（Seneca，公元前约4—65）——古罗马哲学家。——中译者 ⑤西塞罗（Cicero，公元前106—43）——古罗马政治家，希腊哲学的普及者。——中译者 ⑥亚美利哥·韦斯浦契（Amerigo　Vespucci，1454—1512）——意大利航海家，美洲（亚美利加）从他得名。——中译者 ①锡兰——今作斯里兰卡。——中译者 ②卡利卡特（Calicut）——印度海港。萄萄牙航海家伽马（Vasco　daGama，约1460—1524）绕好望角东航，曾于1498年到达此港。——中译者 彼得说完后，我感谢他的好意，他花费了很大的气力，无非要我和那人接谈，希望那人的谈话能使我高兴。我就转向拉斐尔，互相致敬，说了生人初见面时惯用的一番客套话，然后我们一同来到我的住所，坐在花园中草苔丛生的长凳上，我们开始交谈起来。 拉斐尔描述说，自从韦斯浦契离去后，他和留在要塞上的伙伴们，由于不断和当地人见面，对他们客气，渐渐获得他们的好感，直到既不觉得从他们那儿会带来危险，而且实际上彼此间产生了友谊，此外，还得到一位领袖的赏识和好感（这位领袖何名，属于何国，我都记不起了）。由于这位领袖慷慨好施，他和其余五个同伴得到充分的供应品以及旅费，并沿途配给了一个可靠的向导，部分是水路乘筏，部分是陆路乘车，被引到别的领袖那儿去，带有非常殷切的介绍信，请求予以照拂。拉斐尔说，他们游历多日，到过各种城镇都市以及熙熙攘攘、制度优越的国家。 他说，诚然，在赤道的下方以及这条线两旁几乎远至太阳运行所达到的地方，有热气不断熏灼的沙漠。到处无非一片阴森可怖，草木不生，令人厌恶，栖息着野兽毒蛇，或者和兽类一样野蛮有害的人。可是，稍微更向前进，风物就逐渐较为宜人，气候不那么酷热，地面上长满可爱的青草，兽类的性格也较为温顺些。最后，他们逢到人和城镇。在这些城镇之间以及附近，并且和辽远的国家，都经常有水陆贸易。 拉斐尔说，当时他们有访问四下许多国家的机会，因为凡是准备开出的任何航线上的船，都欢迎他和他的同伴搭乘。他们在最初旅行的地方所看到的船都是平底，航行时用一种纸草或柳枝编成的帆，也有时用皮革制成的帆。往后，他们又遇见有尖龙骨和帆布篷的船，实际上全和我们的船一样了。 他们的水手善于使自己和海洋及气候相适应。但是据拉斐尔说，由于他指点他们怎样使用指南针，他就获得了他们异常的好感。他们以前关于这个东西是完全无知的，因此对于信从海洋摆布，不免犹豫不决，而只有在夏季，才这样做过。现在，他们依靠指南针，在冬季也不觉得可怕，这就过于自信，反而招致危险。这样，本来认为会给他们很大好处的东西，由于轻率，倒有给他们带来极大危害之虞。 拉斐尔谈及的他到过的每一个地方，说来话长，也不符合本书的意图。我们也许会在另一个场合讲述他所说的故事，尤其是任何对读者会有益的东西，首先是在那些文明共处的人民中的明智慎重的法律条文，这是他所注意到的。因为，关于这样的题材，我们热切地向他提问，他也同样乐意谈论。可是，陈腐的海客奇谈，我们不爱打听。西拉①和贪馋的塞利诺②，吃人的雷斯特利哥尼人③，以及类似的可怕怪物，这些是极其常见的。可是，治理有方的公民倒不是随处可以遇见的。 ①西拉（Scylla）——古代希腊传说中的怪物，岩礁的化身，为害海中船只。——中译者 ②塞利诺（Celaeno）——古希腊传说中鸟身女面的三妖之一，巨风的化身，有利爪，能将人攫走。——中译者 ③雷斯特利哥尼人（Laestrygones）——古希腊传说中海岛上毁坏航船以吃人为生的巨怪，见史诗《奥德赛》第10卷。——中译者 的确，拉斐尔既提请注意这些新发现的国家有许多不合理的风俗，也详细举出若干点，我们的城市，王国以及不同民族和人种都可以借鉴，用于改正自己的错误。我已经说过，这些事例我必须留待另一个场合去叙述。现在我只想讲一讲他所说的关于乌托邦人的生活方式和风俗，然而首先得讲一讲引起他提到这个国家的谈话。 拉斐尔很明智地论及我们这半球的缺点，以及那半球的缺点，他发见两方面都是缺点不少。他也对我们中间和他们中间的明智措施作出了比较。他对每一国家的风俗习惯回忆起来，如同在他仅一度到过的地方曾经住了一辈子。彼得用如下的话对这个人表示了他的惊叹： “啊唷，亲爱的拉斐尔，我不明白你何以不去依附一个国王呢。我相信没有一个国王不欢迎你，因为你的学问，你对各种风土人情的通晓，既给他以喜悦的心情，又可以向他提供榜样，发出对他有所帮助的忠告。这样，不但对你自己极其有利，而且对于你的全部亲友也很能使他们得到提拔。” “提起我的亲友，”他回答说，“我不十分为他们操心，因为我想我对他们已很好地尽了应有的义务。别人对财产不到年老多病不肯放弃，而且即使那时也是十分勉强地放弃，尽管要保留已无能为力。当我还不是壮年，实际上在年轻时，我就把财产分给亲友。我想我的亲友对我的慷慨应感到满足，而不额外地要求或期望我为了他们的原故去臣奉国王。” “说得妙！”彼得宣称，“我的意思是要你侍奉国王，并非臣奉国王。” “臣奉和侍奉不过一个音节之差，”他说。 “不过我确信，”彼得接着说，“不管你怎样称呼这样的生活，它不失为一种手段，能对别人有好处，不管是对私人，还是全国所有的公民，并且你自己也可以更加发迹。” “我必须，”拉斐尔说，“用我内心所厌恶的办法以便更加发迹吗？事实上，我现在自由自在地生活着，相信朝廷贵臣很少能象我这样的。而且，巴结权贵的人为数很多，你不要以为权贵身旁没有我或是一两个象我这样的人，就造成很大的损失。” “嘿，”我于是说，“很明显，亲爱的拉斐尔，你是不羡慕金钱和权势的人。毫无疑问，我尊敬具有你这样胸襟的人，如同我尊敬非常有地位的大人物一样。可是我觉得，如果你在自己生活中把聪明勤奋用于为公众谋福利，即使这会使你个人吃亏，然而那才和你相称，和你的宽宏而真正富于哲理的气概相称。要很有成效地做到这一点，你就必须当一个伟大国王的谋臣，劝他采取（我深信你能使他采取）诚实荣誉的行动方针。从国王那儿，正如同从永不枯竭的泉源那儿，涌出的是所有能造福或为害全国的一条水。纵然你的事务经验不丰富，你有渊博的学问；或者即使你没有学问，你的事务经验是丰富的——因此你在任何国王的议事会上都是一个能臣。” “亲爱的莫尔，”他说，“你有两方面的错误。第一，就我而言；第二，就事情本身而言。我并不如你所说的那么有才能。即使我那么有才能，在打乱我的安静生活的同时，我并无从为公众谋福利。首先，几乎一切国王都乐于追求武功，我不懂武，也不愿意懂武。他们宁可不从事光荣的和平活动。他们更关心的，是想方设法夺取新的王国，而不是治理好已获得的王国。 “其次，朝廷大臣都的确人人聪明，无须别人进言代谋；或是自以为聪明，不屑于倾听别人的意见。可是，他们对国王的头等宠臣的谬论，却随声附和，想列名门下，通过献媚得到青眼相看。本来，认为自己的见解最高明，是人情之常，如同乌鸦和猴子对自己的仔总是十分钟爱。 “在这些妒忌别人的创见而重视自己的创见的人当中，如有人提出他所阅读到的异时异地的事，听者就显得似乎在才智方面所负的盛名有全部破产之虞，似乎此后将只会被看成是傻瓜，除非他们对别人的创见能够吹毛求疵。当一切企图都告失败的时候，他们便发表这样的议论作为最后的对策：‘这样的事是我们的祖先所喜欢的，但求我们有我们的祖先那样明智。’然后，他们觉得这一妙论似乎结束了全部问题，就在自己位置上坐下——当然意思是说，如果在任何一点上显得比我们的祖先更明智，那会是危险的。然而，不管我们的祖先有什么好的见解，我们总是漠然不顾。可是，如果在任何情况下，我们的祖先的行动方向不那么明智，这个缺点就成为我们抓住的把柄，不肯放过。这种傲慢、荒谬而顽固的偏见，我曾在别的国家屡见不鲜，有一次也在英国见过。” “什么，”我说，“你到过我的国家？” “是呀，”他回答说，“我在那儿住过几个月，在英国西部人民起义反抗英王惨遭失败①后不久；起义受到镇压，杀戮很重。那时，我很感谢尊敬的约翰·莫顿②红衣主教，坎特伯雷大主教，又是当日英国大法官。亲爱的彼得（我是专对你说的，莫尔深知大主教，不须向我了解），这位大主教是值得尊敬的，因为他深谋远虑，德高而又望重。他是中等身材，丝毫不显得年老。他的仪容令人觉得可敬而不必生畏。他的谈吐沉着庄严，但听起来愉快舒适。对于谒见有所请求的人，他爱用粗率语言相待，加以考验，但是完全出于一片好意，要观察一下对方的胆识和镇静自若的程度。坦然无惧的态度是他所赏识的，只要不流于冒失；因为这近似他的性情，而且对于奉公职的人是相宜的，从而他才加以赞美。他的谈吐精练犀利，法律知识精深。他的能力非常强，记忆非常好。学问和阅历使他的不凡天赋更善更美。 ①指居住在康瓦尔（Cornwall）地区的人民于1497年起兵抗税，后被英王亨利七世（Henry　Ⅶ，1485—1509年在位）镇压。——中译者 ②约翰，莫顿（John　Morton，1420—1500）——曾任红衣主教及英王亨利七世的首相。莫尔青年时当过莫顿家的侍从。——中译者 “英王十分听信他的意见。我在英国时，他似乎是国家所倚仗的栋梁。不出一般人所预料，他几乎在很年轻时就从学校进入宫廷，一生处理重大政务，经过种种的世运浮沉，从而在许多惊风骇浪中获得了一个政治家的远见，这样从亲身经历中来的远见是不容易忘的。 “某日，我正和他共餐，有一个精通英国法律的未奉圣职的俗人在座。这个人不知怎地找到一个机会咬文嚼字地谈起英国当日对盗窃犯执法的严峻。他们到处被执行死刑。据他说，送上绞刑台的有时一次达二十人之多。他又说，他感到更加惊奇的是，尽管漏网的人极少，为何不幸全国仍然盗窃犯横行呢？当时我不揣冒昧，在红衣主教席上毫不隐讳地发表了我的意见，我说： “‘你无须惊奇，因为这样处罚盗窃犯是越法的，对社会不利。对于盗窃，这是过于严厉的处分，但又不能制止盗窃。仅仅盗窃不是应处以死刑的重罪，而除盗窃外走投无路的人，随你想出什么惩治的办法，也还是要从事盗窃。在这点上，你们英国和世界上大多数地方一样，很类似误人子弟的教书匠，他们宁可鞭挞学生，而不去教育学生。你们对一个盗窃犯颁布了可怕的严刑，其实更好的办法是，给以谋生之道，使任何人不至于冒始而盗窃继而被处死的危险。’ “‘对这种情况，’这人说，‘我们已采取了充分的措施。我们有手艺。我们有农活。只要一个人不甘心为非作歹，他就可以做这些工作谋生。’ “‘不，’就反驳说，‘你不会这样轻易摆脱得了。我们且不提在对外和对内战争中变成残废回到家园的人，例如最近英国人和康瓦尔人①作战以及不久前对法国作战，都有这种情况。这些英国人为他们的国和王效劳，竟弄得四肢不全。他们由于残废而无从干自己的行当，由于年纪不小又不能学新行当。我们且不考虑这些人，因为战争总是偶尔才有。我们不妨思考一下每天都有的情况。 ①康瓦尔人（Cornishmen），见本书第17页注。——中译者 “‘首先，有大批贵族，这些人象雄蜂一样，一事不做，靠别人的劳动养活自己，例如，靠在自己田庄上做活的佃农，尽力剥削这些佃农，以增加收入，（他们唯独在这点上锱铢必较，否则他们总是挥金如土，把自己搞穷搞光！）而且带着大批从未学过任何糊口技艺的游手好闲的随从。只要主人一死，或者他们自己生病，这批人便立刻被赶出去。主人宁养闲客，不养病号。后嗣也往往无力象先人一样维持偌大的门户，至少一开始无力这样做。 “‘同时，这些人如不尽可能从事盗窃，就只有尽可能挨饿。的确，他们能怎样办？流浪的生活逐渐使他们的衣服破烂不堪，并且身体衰弱不堪，既然如此贫病交迫，任何绅士都不屑于去雇用他们，农民也对他们望而生畏。农民深知，一个人习惯于舒适懒散，挂刀持盾，对周围的人自吹自夸，摆出神气十足的样子，他就不会为了些微的报酬和粗淡的饭食，去拿起铁锹和锄头，老老实实地替贫苦老百姓干活。’ “‘可是这种人，’那个精通法律的家伙反驳说，‘正是我们要尽力加以赞助的。一旦我们需要作战，我们军队的支柱正是要这种人来当，他们比做工的和种田的有更大的气魄。’ “‘当然啦，’我说，‘你倒不如说，为了作战，我们就必须鼓励盗窃犯。只要你养这类的人，你决不能使盗窃犯绝迹。而且，盗窃犯当兵，并非是最不活跃的；当兵的干盗窃，也并非是最缺少劲头的。两者竟是如此巧妙地互通。可是，这个毛病在你们的国家虽然很猖獗，倒不是你们所独有，而是几乎一切国家所共有的。 “‘法国患有另一种更严重的灾难。即使在和平时期（假如你可以称它为和平时期），法国到处挤满了雇佣兵，因为法国人和英国人想法一样，认为养一批懒散的随从是好事。这些自作聪明的人的想法是：若要社会安全，必须随时备有一支坚强可靠的守卫部队，主要由老兵组成，因为他们不信任新兵。这种看法使他们不得不经常寻找战争的口实，专供士兵获得临阵的经验，盲目杀人，惟恐，如同塞拉斯特①所作的妙论，“无论是心或手，不用就不灵。”然而，法国吃了大亏才认识到，豢养这般野蛮畜牲是多么危险，这点也从罗马、迦太基、叙利亚②和别的许多国家的事例得到证明。后面这些国家的常备军，不但毁灭了他们国家的最高权力，而且连土地城市也毁灭了。 ①塞拉斯特（Sallust，公元前86—约34）——古罗马历史家，引言见其所著《卡特林的阴谋政变》第16章。——中译者 ②罗马及迦太基用雇佣兵作战，在古代西方史中是较突出的。此处所说叙利亚，当系指公元前塞琉古（Seleucus）王国。——中译者 “‘这种军队之无须乎维持，从这点可清楚地得到证明：即使从小就在行伍中认真训练的法国士兵，也不敢夸口如果和你们征来的新兵作战，可以经常得胜。这点我无须多谈，以免好象露骨地奉承你们。无论如何，你们城市中长大的手艺人或是种田的乡下佬，除掉体格不够健壮与勇猛者外，除掉因家中吃用不够而志气受磨折者外，据信是全不害怕那些伺候绅士的懒散随从的。因此，这些随从，一度身强力壮（因为绅士所要特意腐蚀的恰巧是经过精选的汉子），现在却由于懒散而趋于衰弱，由于干的缺乏男子气概的活而变成软绵绵的。如果一旦通过锻炼，做老实的工去养自己，干结结实实的粗活，倒无须担心挺不起腰杆作丈夫！ “‘不管怎样，为了应付紧急战争，养一大批这类扰乱治安的人，在我看来，不利于为社会造福。你们不要战争，就决不会有战争，而你们所更应该重视的是和平，不是战争。但这并不是使盗窃成为不可避免的唯一情况。还有另一种我认为是英国人的特殊情况。’ “‘那是什么情况？’红衣主教问。 “‘你们的羊，’我回答说，‘一向是那么驯服，那么容易喂饱，据说现在变得很贪婪、很凶蛮，以至于吃人，并把你们的田地，家园和城市蹂躏成废墟。全国各处，凡出产最精致贵重的羊毛的，无不有贵族豪绅，以及天知道什么圣人之流的一些主教，觉得祖传地产上惯例的岁租年金不能满足他们了。他们过着闲适奢侈的生活，对国家丝毫无补，觉得不够，还横下一条心要对它造成严重的危害。他们使所有的地耕种不成，把每寸土都围起来做牧场，房屋和城镇给毁掉了，只留下教堂当作羊栏。并且，好象他们浪费于鸟兽园囿上的英国土地还不够多，这般家伙还把用于居住和耕种的每块地都弄成一片荒芜。 “‘因此①，佃农从地上被撵走，为的是一种确是为害本国的贪食无餍者，可以用一条栏栅把成千上万亩地圈上。有些佃农则是在欺诈和暴力手段之下被剥夺了自己的所有，或是受尽冤屈损害而不得不卖掉本人的一切。这些不幸的人在各种逼迫之下非离开家园不可——男人、女人、丈夫、妻子、孤儿、寡妇、携带儿童的父母，以及生活资料少而人口众多的全家，因为种田是需要许多人手的。嗨，他们离开啦，离开他们所熟悉的唯一家乡，却找不到安身的去处。他们的全部家当，如等到买主，本来值钱无多，既然他们被迫出走，于是就半文一钱地将其脱手。 ①此处马克思曾引用，参见《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04页注221a.——中译者 “‘他们在浪流中花完这半文一钱之后，除去从事盗窃以致受绞刑外（这是罪有应得，你会说），或是除去沿途讨饭为生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何况即使讨饭为生，他们也是被当做到处浪荡不务正业的游民抓进监狱，而其实他们非常想就业，却找不到雇主。他们是对种田素有专长的，可是找不到种田的活，由于已无供耕种的田。一度需要多人耕作才产粮食的地，用于放牧，只要一个牧人就够。 “‘这种情况使许多地区粮价剧增。而生羊毛的价格又如此高涨，一向织毛呢的英国穷人买不起它，于是大批赋闲。因为，牧场既然扩大了，曾有许多头羊死于一场瘟疫，好象老天在羊身上降瘟，作为对贪婪的惩罚，其实在羊的主人的头上降瘟才更公道些。可是，不管羊的繁殖量多么地提高，羊的价格丝毫未跌，因为，售户不止一人，固然未便指为垄断，但出售方式无疑地是寡头操纵，所有的羊落到极少数人手中，这些是少数富有的人，他们不想卖，就不必卖，而他们得不到要求的价格，就不想实。 “‘到了这时刻，其他全部牲畜也由于这个理由而同样涨价，而且变本加厉，其原因是，农庄遭到破坏，农业趋于萧条，无人从事饲养牲畜。富人不象自己养小羊那样养小牛。他们从国外用廉价买进瘦弱的小牛，在牧场上喂肥后，用高价卖出。照我看来，这种方式的全部危害还不曾被人感觉到。直到现在，这些商贩在把牲畜脱手的地方才大抬价格，可是，一旦他们在产地采购频繁，超过该地饲养的速度，那么，来源市场既然供应逐渐减少，结果一定远远供不应求。 “‘这样，由于少数人贪得无厌，对你们这个岛国本来认为是带来极大幸运的东西，现在是遭到毁灭了。粮食腾贵的结果，家家尽量减少雇佣。请问，这些被解雇的人，不去乞讨，或不去抢劫（有胆子的人更容易走的一条路），还有什么办法呢？ “‘而且，一面穷困不堪，而另一面又是奢侈无度。不但贵族的仆从，还有手工人，甚至几乎农民本身，实际上各种人一无例外，都是讲究穿着，纵情吃喝。诸如赌厅妓院，以及声名狼藉不下于妓院的场所（象那些酒楼餐馆），还有不正当的游戏，什么骰子、纸牌、双陆、玩球、掷铁圈等，这一切不是能使嗜好者很快把钱花光、走上抢劫之途吗？ “‘戒绝这些害人的东西吧。用法律规定，凡破坏农庄和乡村者须亲自加以恢复，或将其转交给愿意加以恢复并乐于从事建设的人。对富有者囤积居奇的权利以及利用这项权利垄断市场，须严加控制。少养活些好吃懒做的人。振兴农业。恢复织布，让它成为光荣的职业，安插一大批有用的但闲着的人手，他们或是迄今被贫穷驱为盗窃犯，或是目前非流浪即帮闲，终究都会沦为盗窃犯。毫无疑问，除非你们医治这些弊病，光是夸口你们如何执法惩办盗窃犯，那是无用的。这样的执法，表面好看，实则不公正，不收效。你们让青年人受不良的熏染，甚至从小就一天天堕落下去，待到他们成长后，犯下他们儿童时代起早就总是显得要犯的罪恶，这时，当然啦，予以处分。你们始而纵民为盗，继而充当办盗的人，你们干的事不正是这样吗？’ “我在发这个长议论时，那律师就忙于准备答复，并决定采用辩论家的惯常方式，即把已说过的话努力重述，而不是给以答复，表示自己的记忆力很不坏。 “‘当然，’他发言说，‘你谈得很好，考虑到你仅是一个外国人，对这一类的事是耳食多于真知——这点我要简单地说清楚。我且先把你所说的依次举出，然后指明，由于你对我们的情况一无所知，你在哪些方面弄错了。最后，我要驳倒你的全部论点。好，从我答应的第一点开始，在四点上我认为你——’ “‘且住，’红衣主教打断说，‘你这样开始，怕不是三言两语能答复得完的。因此你现在不必辛辛苦苦作答复，你作答复的权利可以完整地保留到下次见面，即是在明天，我打算这样安排，假如你和拉斐尔都方便的话。 “‘亲爱的拉斐尔，我希望你告诉我，何以你认为对盗窃罪不应处以极刑，你觉得怎样用刑才对社会更有好处呢，我深信，即使你，也不会觉得必须任其逍遥法外。甚至照现在的样子，规定了死刑，依然盗窃成风。一旦盗窃犯知道决不会被处死刑，还有什么力量、什么畏惧，能制止罪犯。他们会把这样的减刑诲盗看成是对他们的奖励。’ ”‘当然，’我说，‘尊敬的红衣主教阁下，一个人使别人丧财就得自己丧命，这是很不公道的。我认为，幸运能给我们的全部财富全都比不上人的性命的宝贵。假如人们说，对这样的罪所以如此用刑，是由于其犯法违禁，而不是由于金钱被盗，那么，大可以把这样的极端的执法描绘成为极端不合法。因为我们既不赞成曼利阿斯①的法律准则，对于轻微的犯法就要立即拔刀用刑，也反对斯多葛派②的条令，把一切罪等量齐观，杀人和抢钱竟被看成毫无区别，其实，如果公道还有任何意义的话，这两件案例既不相同，也不相关。 ①曼利阿斯（Manlius　Torquatus）——古罗马政治家，在第三次任执政官时，于公元前340年一次对外战争中，对其违背军令的亲生子，处以死刑。——中译者 ②斯多葛派——古希腊的一个哲学学派，该派后期有“一切罪恶都是均等的”这一主张。——中译者 “‘上帝命令：“你不准杀人，”我们可以把一小笔钱的偷窃犯轻易处死吗？如果说，上帝命令我们戒杀并不意味着按照人类法律认为可杀时，也必须不杀，那么，同样，人们可以自己相互决定在什么程度上，强奸、私通以及伪誓是允许的了。上帝命令我们无杀人之权，也无自杀之权。而人们却彼此同意，在一定的事例中，人可以杀人。但如果人们中的这种意见一致竟具有如此的效力，使他们的仆从无须遵守上帝的诫律，尽管从上帝处无先例可援，这些仆从却可以把按照人类法律应该处死的人处死，岂非上帝的诫律在人类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才行得通吗？其结果将会是，在每一件事上都要同样由人们来决定上帝的诫律究竟便于他们遵行到什么程度。 “‘最后，摩西①立法虽然严酷，由于其本来用以对付奴隶和贱民，对盗窃也只是科以罚金，不用死刑。我们不要认为，在其慈悲的新法律②里训示我们如同父亲训示儿女一般的上帝，竟容许人们有彼此残忍相待的这种较大的随便权利。 ①摩西（Moses）——公元前十四世纪或十三世纪以色列部落的领袖。此处所说，见基督教圣经《旧约全书出埃及记》，第22章。——中译者 ②新法律——指基督教圣经《新约全书》福音中的教义。——中译者 “‘这就是我认为这种惩罚不合法的道理。而且，一个国家对盗窃犯和杀人犯用同样的刑罚，任何人都看得出，这是多么荒谬甚至危险的。当盗窃犯发现，仅仅对于盗窃，判刑竟如同对于杀人同样的可怕，这个简单的考虑就促使他把他本来只想抢劫的那人索性杀掉。他要是被人拿获，本不致冒更大的危险；何况杀人灭口，更可望掩盖罪行，对他说来反而较为安全了。这样，我们虽然用酷刑威吓盗窃犯，我们却怂恿他消灭良好的公民。 “‘关于更适当的惩办方式这个常见的问题，我认为发现一个较好的方式比发现一个较坏的方式要容易些。非常长于治国的罗马人在古时所爱用的一种惩办罪行的方法，那是好方法，我们为何对它有怀疑呢？罗马人把经过判罪的重犯始终加上镣铐，罚去终身采石开矿。 “‘然而，关于这个问题，任何国家的制度都比不上我旅行波斯时在一般叫做波利来赖塔人①中所看到的那种制度。他们的国家很大，治理得宜，除向波斯国王进贡年税而外，他们生活自由，按本身立法实行自治。他们的地方离海很远，几乎四面环山，物产完全自给自足。因此，他们和别的国家极少互通往来。按照他们多少年来的国策，他们不求扩张自己的领土，而且，既有高山作屏障，又对他们的霸主进献贡物，因此，保卫本国领土使其不受侵略也不费力。他们既然完全不受军国主义的侵扰，过的生活尽管平常却很舒适，虽然默默无闻却很快乐。我想，甚至他们的国名，除近邻外，外间都不大知道。 ①波利来赖塔人（Polylerites）——用希腊语成分杜撰，意指“一派胡说”。——中译者 “‘在这个国家，盗窃犯定罪后须将赃物交还失主，不象通常在别处须送给国王。他们认为，国王和盗窃犯都没有取得该物的权利。如原物已失，则按价从盗窃犯的财产中取偿，多余的钱全部还与犯人的妻子儿女。犯人本身则被罚令服苦役。如罪行不严重，犯人不至于坐监牢，也免于上脚镣，在身体自由的情况下派去为公众服劳役。拒绝劳动或劳动态度差的犯人不但被加上锁链，而且受到鞭笞，进行强迫劳动。他们若是做工勤快，决不会受到侮辱和伤害。只是每夜他们经过点名后，被锁禁在睡觉的处所。 “‘除去经常做工外，犯人的生活中没有什么苦可吃。例如，他们的伙食很好，由公库开支，因为他们是替公家做工——关于这方面的办法各地不一样。在某些地区，用于他们身上的开支来自筹集救济金。这个办法虽不稳定，然而波利来赖塔人存心非常慈善，所以其他任何办法所得都不比这个办法更能供应充裕，满足需要。在另一些地区，拨出固定的公共税收以支付此项费用。其余地区则按人口抽特定的税充当这笔经费。还有若干地区的犯人无须为公众服劳役，任何公民需要帮工，可到市场雇用他们，按日发给固定的工资，略低于雇用自由的公民。并且，受雇的犯人如工作不力，雇主可施行鞭打。因此，犯人不愁无工可做，不但赚钱养活自己，还每天为国库增加收入。 “‘他们穿的衣服颜色全一样。他们不剃头，把两耳上面的发剪短，并削去一个耳垂①。他们可以接受朋友赠送的饮食以及符合规定颜色的衣服。金钱赠予，对送者及收者都是死罪。任何自由公民，不问理由如何，若是接受犯人的钱，以及奴隶（定罪犯人的通称）若是接触武器，都冒被处死刑的危险。每一地区的奴隶带有特殊标志，以资识别；当他从本区外出，或和另一地区奴隶交谈时，扔掉这个标志构成死罪。此外，凡密谋逃亡与实际逃亡是同样的险事。对逃亡有默许行为的，若是奴隶，处以死刑；若是自由公民，罚令充当奴隶。相反，对告发者规定了奖赏，自由公民得现钱，奴隶恢复自由，对以上两种人都免予追究其同谋的罪行。其用意是，作恶到头的人决不能比及早回头的人占更安全的便宜。 ①削去耳垂——亨利八世王朝的英国确有类似的用刑，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03页。——中译者 “‘这就是关于这个问题的法令和步骤，我已经对你描述过了。你会很容易看出，这是多么合乎人道，多么有益处。公众所表示的愤怒，其目的无非是根除罪恶，挽救犯罪的人，处理他们时使他们一定要改过迁善，以后一辈子将功赎罪。 “‘而且，也无须担心这样的人旧病重犯。甚至旅客出行，认为用这类奴隶做向导是十分安全的，每当进入一个新地区，就更换奴隶。奴隶没有可用于抢劫的工具。他们不携带武器，如发现有钱适足以证明有罪。这种人一经被捕，就受到惩处，想逍遥法外是绝不可能的。他的衣服和通常人的衣服绝无相同之处，除非赤裸裸上路，怎能够悄悄逃去不给发现呢？即使赤裸裸上路，他的耳朵也会在逃亡中使人识破他。 “‘不过当然啦，会不会竟有奴隶共同阴谋叛国之虞呢？那就好象任何一个地区的奴隶在这方面可望成功，而无须先对其他许多地区的奴隶群进行试探和煽动了！他们是不可能共同密谋的，甚至不能见面交谈或互相招呼。他们更不可能胆敢将阴谋向自己的伙伴泄露，因为他们深知，隐瞒阴谋者是处于危险之中的，而告发阴谋者是得到好处的。相反，如果一个人心甘情愿而毫无怨言地忍受他的处罚，有从此改过自新的表现，他是有希望终有一天获得自由的。实际上，每年都有大批这样的人由于服从管教而被给与自由。’ “我说过这段话后，接着又说，我看不出这个方法何以在英国不能采用，何以比起和我辩论的这位法律家所夸不绝口的司法措施不更行之有利。那位法律家回答说，‘把这套制度在英国定下来一定弄得全国不得安宁。’他边说边摇头努嘴，然后沉默下去。在场的人都认为他的话有道理。 “接着红衣主教发言说，‘要猜测这个制度行之有利或有害是一件难事，因为完全没有实施过。如果，宣判死刑后，英王下令暂缓执行；并经过对庇护权①的限制，我们试行这个制度，那时实践有效的话，把这个制度当成法律就是正当的。倘若行之不利，然后将已判处死刑的人立即执行，比起现在就执行，会一样有利于公众，而且一样公正。同时，这种试行并不带来危险。而且，我相信，对于游民可用同样办法处理②，因为，尽管屡次制定法令制裁这批人，我们成绩毫无。’ ①庇护权——英国中世纪某种类型的犯罪者如避入教堂等处，可逃免追捕，得到庇护。——中译者 ②对于游民可用同样办法处理——暗指当时英国残酷地镇压游民，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03—805页。——中译者 “红衣主教话才说完，大家争先恐后称赞不已；可是这些意见刚才从我口里提出，他们都瞧不起。关于讲话中涉及游民的部分，大家尤其恭维，因为这是红衣主教的补充意见。 “我感到为难，是否把接着发生的事略去不讲还好些，因为那是很可笑的。不过我还是得讲，它本身无害，而且和我们讨论的问题有关。 “那就是当时恰巧有个清客在一旁，他想给人扮演滑稽家的印象，可是他的扮演逼真，使他显得确是滑稽。他的不合时宜的打趣的话本是用来引人发笑的，可是更引人发笑的是他本人而不是他的笑话。但他有时说的话不失为中肯，这就证明这句谚语的真实性：一个人常掷骰子，他迟早总要中一次彩。有个客人碰巧说： “‘拉斐尔的建议是对付盗窃犯的良好措施。红衣主教也采取了预防游民的好办法。现在剩下的只是，为那些由于老病而陷于贫困又无从工作谋生的人制定社会方案。’ “‘如果我获得允许，’那个清客自告奋勇说，‘我会设法把这种情况治好。我最巴不得将这样的人从我面前打发走。他们老是纠缠住我讨钱，发出凄凉的呼号声。可是随他们叫出什么调子，我是分文不给。往往发生的不外乎两者之一，我不愿意给钱，或是我手头空空，无钱可给。现在他们聪明起来了。他们看见我走过时，一言不发，再不想白费气力。他们再也不想从我得到什么了，真的，仿佛我是教区外的僧侣一样，从他捞不到东西。至于我，我要制定一条法令，把全部乞丐分配到各个班尼提克特①寺院去，男的当勤杂道人，女的做尼姑。’ ①班尼提克特——属于天主教班尼提克特僧团（the　Benedictine　Order）的。当亨利八世王朝，这个僧团有三百座寺院，极为富有。——中译者 “红衣主教微笑，把这些话当成说着玩的，可是其余的人却很当真。其中有一个神学家，是一个托钵僧②，他对于取笑教区外的僧侣和取笑和尚，颇感兴趣，因此他自己也来开心一番，虽然他平常是严肃的，达到阴郁的程度。 ②托钵僧——罗马天主教中以依靠施舍物为生的一种僧侣。——中译者 “‘不，’他说，‘即使情况是这样，你也不能使乞丐绝迹，除非对我们托钵僧有所照顾。’ “‘可是这已经有照顾了，’那清客报复说。‘红衣主教决定把游民管禁起来，让他们作工，这就很好地照顾了你们，因为你们是第一号游民。’ “当时大家注视红衣主教，见他对这个笑话未感到生气，如同对上面的笑话未生气一样，大家也就觉得听来高兴，只有托体僧是例外。那是不足为怪的，他在这番讽刺的冲击下，怒不可言，止不住辱骂那个开玩笑的人。他骂对方是坏蛋、诽谤者、该死的家伙，同时从《圣经》上引用厉害的谴责词句。这个嘲笑者开始认真嘲笑起来，很得意自如： “‘不要生气，好托钵僧。圣书上写道：“你们常存忍耐就必保全灵魂。”’① ①见《新约全书路加福音》，第21章，第19节。——中译者 “托钵僧就回击——原话引在下面：‘你这该死的东西，我倒不曾生气，至少我不曾犯罪，因为赞美诗作者说：“你生气吧，可不要犯罪。”’② ②见《旧约全书诗篇》，第4篇，第4节。此处莫尔的译文是忠实的，1611年英国钦定译本此句欠确：1970年《新英语圣经》此句译得对。——中译者 “这时红衣主教很温和地告诫托钵僧平静下来，但是他回答说： “‘不，大人，我说话出于一片善良的热切之心，我应该这样。由于圣洁的人是有热切之心的，因此圣书说：“我因为你的庙殿而心里热切，如同火烧。”①全教堂发出共鸣的歌声：“当以利沙②向教堂走去，嘲笑他的人感受到这个秃头者的热切之心。”那个开下流玩笑的家伙也许同样有所感受吧。’ ①见《旧约全书诗篇》，第69篇，第9节。——中译者 ②以利沙（Elisha，公元前850？—795？）——古代犹太预言家。以利沙对嘲笑他秃头的儿童进行恶狠报复事，见《旧约全书列王纪下》，第2章，第23、24节。——中译者 “‘或许，’红衣主教说，‘你的表现出于正当的心情。可是据我看，你若是不和一个笨蛋斗智，不和一个傻瓜进行傻的争辩，你虽未必显得更有道行，至少显得更加聪明。’ “‘不，大人，’他回答说，‘我不会显得更加聪明。最聪明的所罗门说：“要照傻瓜的傻话回答傻瓜”③——我现在就是这样作。我向他指出他如不小心就会掉进去的那个深坑。因为，如果许多人嘲笑唯一秃头的以利沙，感受到秃头者的热切之心，那末，一个人取笑那么多托钵僧，其中秃头的不在少数，这个人应该怎样更加有如此的感受呢！此外，还有教皇的谕旨，可根据谕旨把嘲笑我们的人开除教籍。’ ③见《旧约全书箴言》，第26章，第5节。——中译者 “红衣主教看到这件事罢休不了，用头示意那清客走开，机智地转到另一个话题。不一会儿，他从饭桌起身，去听取诉状，把我们打发走了。 “亲爱的莫尔，我的罗唆故事使你听起来够累的了。若不是你很想听，并且不肯放过谈话中任何一个部分，我真不好意思把时间拉长。我必须叙述这个谈话，虽然叙述得还是简要一些，以便揭露那些人的态度，他们不以先从我口里说出的话为然，可是一看到红衣主教对这样的话不加非难，他们就立即也表示赞同。他们如此逢迎红衣主教，甚至那个清客的空想，红衣主教只是当做玩笑，不曾驳斥，他们也表示赞许，几乎认起真来。由此你可以断定，这些奉承者对我以及我的意见会多么地轻视。” “不待说，亲爱的拉斐尔，”我评论说，“你使我很高兴，因为你所说的既有道理，又有风趣。而且，我听你叙说时，觉得此身是在故乡英国，又觉得由于愉快地追忆起红衣主教，仿佛回到我的童年了，我小时正是在红衣主教的宫廷受到培养的。你既然很怀念红衣主教，你真难相信我是多么因此更加对你有好感了，尽管我已经对你具有很大的好感。然而，即使是目前，我不能改变心意，而必须认为如果你能说服自己不回避帝王宫廷，从而陈述你的谋划，你可以为社会造最大的福。这是你的责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也是任何善良的人的责任。你爱读的作家柏拉图有这样的意见，只有哲学家做国王或是国王从事研究哲学，国家最后才能康乐。假如哲学家甚至不屑于向国王献计进言，康乐将是一件多么遥远的事！” “哲学家并非如此不通情达理，”他回答说，“以至不愿意这样做——事实上，许多哲学家借著书立说这样做了——只要统治者肯采纳嘉谋嘉默。但是无疑，柏拉图有过正确的预见：如果国王本人不从事研究哲学，国王就决不会赞同真正哲学家的意见，因为国王是自小就受错误观念的熏染了。柏拉图从自己和代俄尼喜阿①交往的经验中，得到以上的真理。假如我对某一国王作出有益的条陈，彻底清除他灵魂上的毒素，难道你料想不到我会不是马上被撵走就是受到奚落吗？ ①柏拉图——见本书第10页注，在其所著的《理想国》中，他主张由哲学家管理国家。他曾作过西西里岛的统治者代俄尼喜阿（称小代俄尼喜阿Dionysiusthe　Younger，公元前四世纪）的哲学老师。——中译者 “好，假使我供职法王②宫廷，参加他的枢密会议。在他亲自主持的一个秘密会上，一群最精明的谋臣绞尽脑汁，究竟用什么妙策可以占住米兰不放，夺回失去的那不勒斯，然后击败威尼斯，征服全意大利；更进而统治法兰德斯，布拉邦特，终而全勃艮第③——还有别的国家，其领土是法王早就有意并吞的。 ②法王——此指路易十二（LouisⅫ，1498—1515年在位），通过其外家势力希图霸占今意大利的米兰（Milan），觊觎那不勒斯（Naples）以及威尼斯（Venice），以上各城当时都是几个小公国。——中译者 ③勃艮第（Burgundy）——在今法国东南部，自九世纪起为独立公爵领地，1477年曾为法国兼并。布拉邦特（Brabant）在中世纪为公爵领地，1430并入勃艮第，后与勃艮第大部分北部领地同并入奥地利的哈普斯堡（Hapsburg）王室。——中译者 “在这个会上，一个谋臣建议和威尼斯人达成协定，只要法王认为便利，协定便持续下去，有事和威尼斯人商议，并让他们享受一部分掠夺物，等到事情如愿以偿，不妨索回原物。另一个谋臣提出召募德意志雇佣兵，还有谋臣想贿买瑞士人，更有谋臣要国王用黄金作为可以接受的礼物，消解皇帝陛下①的怒气。又有谋臣献计须和阿拉贡国王②言归于好，作为和平的保证，应把属于别人的纳瓦尔国③割让于他。也还有谋臣建议让卡斯提尔国王④上钩，使他指望和法国联姻，并用固定的年金收买他宫廷上某些贵族，使倒向法国。 ①皇帝——指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Maximilian　I，1508—1519年在位）。——中译者 ②阿拉贡（Aragon）国王——据这个王位称斐迪南二世（FerdinandⅡ，1479—1516年在位），通称斐迪南五世（Ferdinand　Ⅴ），为英王亨利八世最初妻子凯瑟琳（Catherine）的父亲。——中译者 ③纳瓦尔国（Navarre）——以前欧洲的王国，界于西班牙及法国之间，十六世纪两者相互争夺它。——中译者 ④卡斯提尔国王——即查理五世，见本书第8页注。此处似指当时查理与路易十二最幼女议婚事。——中译者 “同时，有一个最令人苦恼的问题：怎样对付英国？大家公认，必须进行和平谈判；对于一个脆弱的联盟，充其量只能用坚固的契约去加强，必须称英国人为朋友，暗防他们是敌人。因此，要使苏格兰人有所准备，英国人一有动静，就让苏格兰人抓住机会对他们下手。此外，必须暗中支持某个流亡在外的贵族——既有条约，就不好公开支持——赞助他对于英国王位的要求，借此箝制一个不堪信任的国王。 “在这样的会上，嗨，大家如此卖力，许多杰出的人才竞相提出属于战争性质的建议，像我这个无足轻重的人，如果我起立建议改变方针，将会怎样呢？假定我表示不要去干涉意大利。假定我用辩论证明，我们应该呆在本国，因为法国本身已经大得不是一个人所能治理得宜的，所以法王不应梦想扩大自己管辖的领土。假定，然后，我对他们陈述乌托邦岛东南南方大陆上的阿科里亚人①所作的决定。 ①阿科里亚人（Achoriens）——用希腊语成分杜撰，意谓无何有之乡的人，其构成类似“乌托邦”的意义。——中译者 “曾经有个时候，阿科里亚人为他们的国王争夺另一个王国而从事战争，这个国王根据和那国的旧的联姻关系，自认是它的合法继承人。在阿科里亚人将其夺取后，他们发见，由于要保住它而来的麻烦不亚于花气力取得它。在这些新掠夺来的臣民中，经常发生着内部叛乱和外来侵略的萌芽。阿科里亚人认识到，对于这些臣民，他们不得不经常作战加以保护或加以制裁，因而保持一支常备不懈的军队。同时，阿科里亚人遭到洗劫，他们的金钱流出国外，他们为别人的区区荣誉而流血，但和平却不比过去更加牢固，因为战争使国内的道德风尚趋于败坏，酷嗜盗窃成为第二天性，战场上的杀戮使人们敢于铤而走险去犯罪，法律受到蔑视——这都是因为这个国王要为管理两个王国分心，结果其中任何一国不能治理得宜。 “后来，阿科里亚人发现要结束这一切灾难绝无别法，就一起商议，非常恭顺地请求国王对那两王国只保留一个，任凭他自愿选择。他不能两个王国兼顾，因为他无从分身统治那么众多的人，正如同谁也不赞同雇用哪怕是一名骡夫，如果须和另一个主人合雇。这位贤明的国王不得不满足于自己的王国，而把新获得的王国让给一个朋友，后来不久这个朋友被赶走了。 “再者，假定我表明，由于法国国王而那么许多国家陷于扰攘不安的这一切穷兵黩武，在消耗了他的财库和歼灭了他的人民之后，终必至于不幸一无所获，所以，他不如去治理这个祖传的王国，竭力使其繁荣昌盛，爱臣民并为臣民所爱，和他们一同生活，政事宽而不严，不觊觎别的王国，因为他所统辖的土地对他已经绰有余裕了。亲爱的莫尔，我这番话，你想听的人将会怎样去接受呢？” “当然，不会乐意接受，”我说。 “那么，再说下去罢，”他继续说。“设想这样一个情景：某一国王正倾听一批廷臣大发议论，筹划如何为他聚敛财富。一个廷臣献计，国王支付时可将货币升值，当他收进时，可将其贬值至法定率以下——这就可以双收其利，既用少量的钱还大量的债，又可以从应收进的小笔欠款捞一笔钱。另一个廷臣献计虚张声势作战，以此为借口筹集款项，然后在国王认为合适时庄严地讲和，蒙蔽纯朴的老百姓，都是因为仁慈的国王出于好心肠，不忍涂炭生灵呀！ “还有廷臣向国王提起某些陈旧断烂的法典，因长期不用而废除的法典，谁也记不起颁布过，谁也就不遵守。国王应对不遵守这些法典的人科以罚金，这是最大的生财之道，又最名正言顺，因为是以执法为幌子！又有廷臣献策，国王规定许多禁例，侵犯国民生计更是禁例，违者严厉处分。然后，他又从因禁例而利益受损的人收取金钱，特许对他们开禁。这样，他既博得老百姓的欢心，又有双重进项：既向贪图横财以致陷于法网的人勒索罚金，又向另一些人出卖专利——的确，卖价越高，国王越贤明，因为国王极不愿给私人以侵害公益的专利，如要给与，必须私人付出重价！ “还有廷臣劝说国王将法官约束起来，听从他的节制，这样，法官判决每一案件，都将有利于国王。而且，他须召法官到王宫，要他们当他的面辩论有关他的事务。国王所作所为尽管显然不正当，法官对此，或是存心反驳别人，或是羞于雷同其他意见，或是一意邀宠，总可以在法律条文中找到漏洞，加以曲解。当各个法官意见参差不一，本来很清楚的一个问题却引起争议，真理成为可疑，国王正好借此亲自解释法律条文，使符合他本人的利益。别人或是恬不知耻，或是心里害怕，无不随声附和。（随着，这个决议竟毫无顾忌地被说成是法庭作的！）然后，站在国王一边作判决，总不怕找不到借口。为了能对国王有利，只要或是说国王是公正的，或是死扣法律条文的字眼，或是歪曲书面文字的意义，或是举出无可争议的国王特权，最后这一条对于有责任心的法官是高出一切法律之上的！ “所有的廷臣都赞成革拉苏①的名言：一个必须维持一支军队的国王，不管他的钱怎样多，总是不够的。而且，即使国王想做错，也不至于做错，因为凡是老百姓所有的都是国王所有的，连老百姓本身都是属于国王的，只是由于国王开恩而不曾取去的那一些才是每个人自己的财产。每个人自己的财产越少越好，这是对国王极其有利的。因为国王的保障在于老百姓不能从有钱有自由而变为犯上无礼。老百姓一旦又有钱又有自由，就不肯接受苛刻而不公道的政令。相反，贫困可以磨折他们的志气，使他们忍受，使受压迫者失去高贵的反抗精神。 ①革拉苏（Crassus，公元前约115—53）——古罗马显宦及富人。——中译者 “在这个时候，假使我又起身争辩，说这些进言有损于国王的光荣和安全，因为不但国王的光荣，而且他的安全，系于老百姓的富裕，而不是系于他自己的富裕。假使我还指出，老百姓选出国王，不是为国王，而是为他们自己，直率地说，要求国王辛勤从政，他们可以安居乐业，不遭受欺侮和冤屈。正由于此，国王应该更多关心的是老百姓的而不是他个人的幸福，犹如牧羊人作为一个牧羊人，其职责是喂饱羊，不是喂饱自己。 “事实的确如此，这些谋臣的错误在于认为，百姓穷就导致国家太平。然而在叫化子中间不是争吵最多吗？还有比不满意生活现状的人更急于造反的吗？还有比一无所有的人更不顾一切极力去捣乱、想混水摸鱼的吗？如果某一国王被老百姓轻视憎恨，为了镇压他们，不得不从事虐待、掠夺、查抄、把他们沦为乞丐，那么，他的确倒不如辞去王位，免得由于保持王位而采用那些手段，徒有国王之名，毫无尊严可言。国王所统治的不是繁荣幸福的人民，而是一群乞丐，这样的国王还象什么话。这点正是正直高尚的腓布里喜①的意见，他答复别人说，他宁可治理富有的老百姓，不愿意自己富有。 ①腓布里喜（Fabricius，？—公元前约250）——罗马执政官，以清廉著称。——中译者 “诚然，要是一个人享乐纵欲，周围却是一片呻吟哀号，那就意味着他不是管理国家的，而是管理监狱的。总之，给人治好头病却带来脚病的那是庸医，同样，为了改善公民的生活而必须夺去他们生命中美好的东西的人，应该承认他自己对治理自由人民是一个门外汉。 “是的，一个国王应该力戒惰与傲，这两个弊病一般使他无从得到人民的爱戴。他必须依靠自己为生而无损于人。他必须量入为出。他应制止危害及罪行，正当地引导人民，与其各处有犯法行为而事后加以惩处，不如事前防止。时效丧失的法律，特别是长期不用而视同可无的法律，他不应轻率地付诸实施。他不能借口处分违法乱纪而没收法庭不容私人占取的财物，因为这是一种讹诈。 “假如我又向他们提及马克里亚人①的法典，这将会怎样呢？马克里亚人住的地方距乌托邦很近，他们的国王在登位的一天举行庄严的献祭，宣誓他内库的黄金或白银在任何时候值价不超过一千英镑。据说，这条法律是一位很贤明的国王制定的，他对国家的福利，比对自己的财富还更关心。这个立法是用以防止聚敛财富致使百姓陷于贫穷。那位国王认为，这笔库存已够使他平定内乱和抵御外侮，但又不至于多到诱使他侵犯他人的所有物。防止最后一点是制定这条法律的主要目的。他还考虑到，这对于民间日常交易所需通货的可能缺乏又是一种预防措施。此外，他觉得，凡超出法律所规定的数字限制的金额，他必须从国库中交出，这样，他就无须索取不义之财了。这样的国王就会使坏人害怕，好人爱戴。总而言之，如果我把这些意见以及诸如此类的意见，强加于另有其看法的那些人，这岂非对聋子说道吗？” ①马克里亚人（Macarians）——本希腊语，意谓快乐的人。——中译者 “的确是面对聋子，”我表示同意说，“老天在上，我丝毫不奇怪。老实说，你既然肯定人家是聋子，我以为你无须把你的意见强加于他们，无须向他们提出建议。他们已有不同的信念先入为主，你这种不同寻常的见解对他们何益，能打动他们的心弦吗？在熟朋友中彼此聊天，你这套经院式哲学是不失为有风趣的，可是拿到议论大事左右一切的国王会议上，你那些想法是没有地位的。” “我说哲学与统治者无缘，”他回答说，“正和你的观点不谋而合。” “是，”我说，“诚然不错。与这套经院式哲学无缘，因为这种哲学认为它是到处都可适用的。可是还有一种哲学，深知自己活动的舞台，能适应要上演的戏，并巧于扮演须担任的脚色，这种哲学对政治家更合于实用。这是你必须采用的哲学。不然，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当普劳塔斯①的喜剧演出时，一群家奴正在台上彼此即兴打诨，你却披上哲学家的外衣走上舞台，朗诵《屋大维娅》②悲剧中辛尼加对尼禄皇帝的争辩。如此不合时宜的朗诵，把一场戏弄成又悲又喜的杂烩，那岂非扮一个哑巴角色还好些吗？你会使一场演出大杀风景，如果你搀入不相干的东西，纵使这些东西从其本身说价值更高。不管您演的是什么戏，要尽量演好它，不要由于想起另外更有趣的戏而把它搞坏了。 ①普劳塔斯（Plautus，公元前254？—184）——古罗马喜剧家。——中译者 ②《屋大维娅》（Octavia）——古罗马的一部悲剧，混入哲学家辛尼加（见本书第11页注）的稿本中，其实这个剧并不是辛尼加的作品。辛尼加当过罗马暴君尼禄（Nero，54—68年在位）的教师。尼禄因故不喜其第一个妻子屋大维娅，后将其处死，辛尼加对尼禄意图遗弃妻子提出了抗议，尼禄不顾，所以这场争辩是无益的。这个剧冗长而沉闷枯燥，又有过于浓厚的悲哀气氛，故此处云云。——中译者 “对一个国家也是这样。对国王召集的会议也是这样。你如不能根除坚持错误的成见，不能称心满意地治好积久的弊端，你切不可因此就抛弃这个国家。正如你不能因为控制不住风就在风暴中扔掉船一样。 “从另一方面说，不要把抱有不同看法的人所难以接受的新鲜意见强加于这种人，而是一定要间接地尽你力之所能机智地行事。凡是你无法使之好转的事，切不可丝毫搞坏。因为什么事都好是不可能的，除非什么人都好，我不敢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什么人都好。” “如果用这样的办法，”他议论说，“我所得的结果只是，在我医治别人的疯狂时，我自己也惹上精神失常。我若是坚持真理，我就必须依照我所讲述的方式说话。我认为，说谎可能是哲学家的本分，但我决不干。虽然我的发言那些谋臣或许不赞成，觉得讨厌，但我看不出我的发言竟会奇怪到荒谬的程度。要是我把柏拉图在他的共和国中的设想提出，或是把乌托邦人在他们国中所实行的提出，又将怎样呢？尽管这些制度是优越的（不消说是优越的），却会看来是奇怪的，因为这儿每人享有私有财产的权利，那儿一切是公有的。 “一意在相反的道路上轻率前进的人，不会欢迎向他招手指出前途有危险的人。但是除此以外，我谈话内容有哪些是不宜于或不应该到处提出的呢？的确，倘使人类反常道德观认为奇怪的一切事物，都必须作为离经叛道而置之不论，那么，我们必须装做不见基督的全部教义了。可是，基督不容许我们装做不见，以致即使他对弟子附耳低声说的话，他还命令拿到屋顶上去公开宣扬①。基督的大部分教训，比我的发言更和世上人的道德大有差异。然而狡狯的传教士发见人们不愿按基督的准则改正自己的道德后，于是似乎听从你的劝告，竟变通基督的教训，好象那是一根软铅尺②，以适应世上人的道德，使二者至少在某种情况下取得一致。我看不出传教士这样作有什么好处可得，除非使人们可以更心安理得地去作坏事而已。 ①见《新约全书路加福音》，第12章，第3节。——中译者 ②软铅尺——屡见于旧的著述中，古代希腊莱斯博斯岛（Lesbos　Island）上用于建筑上弯曲线条的一种尺。——中译者 “毫无疑问，我在国王的议事会上将同样难以取得成效。因为我或是持相反意见，那等于白发表意见，或是附和别人，这就如同忒楞斯的戏里密喜俄③所说的，助长他们的疯狂。至于你提出的间接的方法，我看难用得着。我指的是你建议我在一切都无济于事的时候，至少要极力机智行事，并尽量不要搞坏。在国王面前，一个人无从装聋作哑，也不能视而不见。他必须公开赞成最糟糕的献策，支持最有害的旨谕。任何人对坏意见只要不尽情恭维，就会被看成是间谍，几乎视同叛徒。 ③忒楞斯（Terence，公元前约190—159）——古罗马剧作家，其喜剧《兄弟》（Adelphi）中人物之一是密喜俄（Mitio）。此处所引的话见该剧第1幕，第2场，第65行。——中译者 “而且，你没有机会去干任何有益的事，因为和你相处的是那般同事，在他们自己还未得改造之前，很容易带坏哪怕是再好不过的人。由于来自他们的这种不良伙伴关系，你本人不是被拖下水，就是保持正直清白，却为别人的坏事蠢事作了掩护。所以你的间接手法远远地无补于事。 “由于此，柏拉图作了一个很妙的比较，指出何以哲学家有理由不参与管理国家。哲学家看见人们走出涌上街头，浑身给经常的阵雨淋湿，却无法劝他们进屋子避雨。①哲学家知道，如果他们自己外出，毫无好处，只是和其余的人一样弄湿身子。因此，如果至少他们本人安全，他们就觉得满意，这样，他们便留在家中，对于医治别人的愚蠢，他们是无能为力的。 ①见柏拉图《理想国》第6卷。——中译者 “不过，当然啦，亲爱的莫尔，把我内心的感想坦率对你说吧：我觉得，任何地方私有制存在，所有的人凭现金价值衡量所有的事物，那么，一个国家就难以有正义和繁荣。除非一切最珍贵的东西落到最坏的人手里，你认为这符合正义；或是极少数人瓜分所有财富，你认为这称得上繁荣——这少数人即使未必生活充裕，其余的人已穷苦不堪了。 “所以，当我心头思考乌托邦人的非常贤明而神圣的制度时，想到他们中间法令极少而治理得宜，善必有赏，可是由于分配平均，人人一切物资充裕；于是和乌托邦人的政策相对照，我又想到别处许多国家不断制定法律，却全都不上轨道——在这些国家，一个人不管取得了什么东西，就把它叫做自己的私产，然而那儿每天订出的全部法律却不够使一个人对于轮到可称为他自己的商品，给以保护防卫，或从别人的商品分辨出来。这种困难处境，容易从无数层出不穷的诉讼得到证实。我重复一句，当我考虑到以上一切实际情况，我就更加赞同柏拉图，更不奇怪何以他不肯给拒绝财产均有法规的人们制定法律。① ①此处所引见代俄哲尼斯·雷厄喜阿斯（Diogenes　Laertius，约200—约250）用希腊文写的《著名哲学家生平及见解》第3卷中关于柏拉图部分。——中译者 “这位哲人当然轻易地预见到，达到普遍幸福的唯一道路是一切平均享有。我怀疑当个人所有即是私人财产时，一切平均享有能否达到。如果人人对自己能取得的一切财物力图绝对占有，那就不管产品多么充斥，还是少数人分享，其余的人贫困。在一般的情况下，穷人倒很应该享有富人的境遇，因为富人贪婪、肆无忌惮、毫无用处，而穷人则正派、直率，终日辛勤劳动，牺牲自己为国家作出贡献。我深信，如不彻底废除私有制，产品不可能公平分配，人类不可能获得幸福。私有制存在一天，人类中绝大的一部分也是最优秀的一部分将始终背上沉重而甩不掉的贫困灾难担子。 “我承认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减轻这副担子，但我坚信，无法取消它。可以规定一项条例，任何人拥有的地不得超过若干亩，任何人货币收入不得多于法定的数目。还可以通过特定法律，防止国王权力过大和国民傲慢不逊，以及禁止卖官鬻爵，不许因公务而个人得以铺张浪费。不如此，就会产生机会，使人想通过欺骗及掠夺去充实私囊，而且本应该由贤人担任的官职，势必要委任富人担当。我的意见是，犹如得不治之症的病人不断医疗可获得拖延，因此用这种立法，那些弊端也可以减轻，较为缓和。然而只要每人是自己财产的主人，彻底治好和恢复健康是无望的。并且，当你专心某一局部的治疗，你会加重其他部分的病情。因此，你治好甲的病，乙又转而生病，其原因是所有给与甲的都是取之于乙的。” “可是，”我大胆地说，“我有相反的看法。一切东西共有共享，人生就没有乐趣了。如果大家都不从事生产劳动，物资供应如何会充足？因为一个人缺乏亲身利益作为动力，他就爱逸恶劳，只指望别人辛苦操作。而且，当人们为贫困所驱使，而保持个人自己所得又成为非法，这不是必然会惹起经常的流血和暴乱吗？特别是由于取消了行政官的权威以及其职位的尊严，情形就会是这样，因为我无从想像，当人人同处在一个水平面上，行政官在他们中间怎能有什么地位。” “我毫不奇怪，”拉斐尔回答说，“你这样看问题；你对于我所指的情况不能想象，或是想象错了。你如果跟我到过乌托邦，和我一样亲眼看到那儿的风俗习惯就好了。我在那儿生活了五年，若不是由于要使外人知道这个新世界，我决不愿离去。因而，你若是到过乌托邦，你可以当之无愧地承认，除掉在那儿，你从未见过生活得秩序井然的人民。” “可是，肯定无疑地，”彼得反对说，“你很难使我相信，比起我们所熟知的这个世界，在那个新世界竟能发现生活得更秩序井然的人民。在我们所熟知的这个世界，我料想有同样聪明的人，有比那儿更历史悠久的国家，由于累世的经验而找到许多生活上的便利，更无须列举不是任何人类智慧所能想象出的那些偶然巧合的发现了。” “关于国家历史悠久，”拉斐尔驳斥说，“如果你读过有关那个世界的记载，你会作出更正确的判断。若是我们必须相信那些记载，那么，我们这儿还未出现人以前，那儿就已经有城市了。而且，凡是人的智力的创造或属于偶然的发现，他们那儿和我们这儿可以同样都有。我深信不疑，即使我们比那儿的人更聪明，我们远不如他们实干和勤奋。 “根据他们的纪年史，直到我们登陆时，他们对于我们的活动一无所知（他们称呼我们为赤道那边的人），只知道一千二百年前一只遭风暴的船曾在乌托邦岛失事，那次若干罗马人和埃及人被冲上岸，从此留住岛上。请看乌托邦人怎样毫不松懈，很好地利用了这个机会。凡是罗马帝国有用的技艺，他们或是从这些乘船失事的外来人学会了，或是从得到的研究线索自己加以发现。我们中间若干人仅仅一度漂流到他们的岸上，他们竟因此获益不浅。 “可是如果任何人从这个国土同样偶然漂流到我们的国土上来，我们会忘记得一干二净，正如后世也许会把我到过那儿这件事同样忘记得一干二净。他们一遇见我们的人，便马上把我们的种种好发明变为己有，而我们要采用他们的更优越的制度，我想那是要经过一个长时期的。我认为这个特点说明，何以我们在聪明和资源方面不亚于他们，而我们的国家却不如他们的国家治理得当和幸福繁荣。” “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亲爱的拉斐尔，”我说，“我恳求你给我们把这个岛描写一番。不要说得简略，请依次说明地域、江河、城镇、居民、传统、风俗、法律，事实上凡是你认为我们想知道的一切事物。你一定要考虑到，任何能开拓我们眼界的事物，我们都愿意知道。” “这件事，”他宣称，“我是十分高兴做的，那些情况在我还是记忆犹新呢。但说来话长，需要时间。” “既然如此，”我建议说，“且到里面进餐。然后我们随意支配充分的时间吧。” “同意，”他回答说。 于是我们入内吃饭。饭后我们回到原处，坐在原来那张长凳上，吩咐仆人莫来打搅。彼得·贾尔斯和我就催拉斐尔实践诺言。他见到我们急切地要听，经过坐定沉思一会儿后，开始他如下的叙述。 [book_title]《乌托邦》第二部 拉斐尔·希斯拉德关于某一个国家理想盛世的谈话， 由伦敦公民和行政司法长官托马斯·莫尔转述 乌托邦岛中部最宽，延伸到二百哩，全岛大部分不亚于这样的宽度，只是两头逐渐尖削。从一头到另一头周围五百哩，使全岛呈新月状，两角间有长约十一哩的海峡，展开一片汪洋大水。由于到处陆地环绕，不受风的侵袭，海湾如同一个巨湖，平静无波，使这个岛国的几乎整个腹部变成一个港口，舟舶可以通航各地，居民极为称便。 港口出入处甚是险要，布满浅滩和暗礁。约当正中，有岩石矗立，清楚可见，因而不造成危险，其上筑有堡垒，由一支卫戍部队据守。此外是水底暗礁，因而令人难以提防。只有本国人熟知各条水道。外人不经乌托邦人领航，很难进入海湾。实则，这个出入处即使对乌托邦人自己也不能算是安全的，除非他们依照岸上的明显标志作指引。这些标志一经移位，不管敌人舰队多么壮大，都容易被诱趋于毁灭。 岛的外侧也是港湾重重。可是到处天然的或工程的防御极佳，少数守兵可以阻遏强敌近岸。 根据传说以及地势证明，这个岛当初并非四面环海。征服这个岛（在此以前叫做阿布拉克萨岛①）而给它命名的乌托普国王使岛上未开化的淳朴居民成为高度有文化和教养的人，今天高出几乎其他所有的人。乌托普一登上本岛，就取得胜利。然后他下令在本岛联接大陆的一面掘开十五哩，让海水流入，将岛围住。他不但要居民干这个活，而为了不使他们觉得这种劳动不光采，也让自己的兵士参加进去。既然动手的人多，任务完成得异常快，邻国人民当初讥笑这个工程白费气力，及见大功告成，无不惊讶失色。 ①阿布拉克萨（Abraxa）——一说组成本名的希腊字母代表数字365，等于全年的天数，寓有神秘意味。——中译者 岛上有五十四座城市，无不巨大壮丽，有共同的语言、传统、风俗和法律。各城市的布局也相仿，甚至在地势许可的情况下，其外观无甚差别。城市之间最近的相隔不到二十四哩，最远的从不超过一天的脚程。每年每个城市有三名富于经验的老年公民到亚马乌罗提集会商讨关系全岛利益的事。亚马乌罗提作为全国中心的一座城，其位置便于各界代表到来。它被看成是主要的城，亦即是首都。 各个城的辖境分配得宜，任何城的每一个方向都至少有十二哩区域，甚至更宽些，亦即两城相距较远的一面。每个城都不愿扩张自己的地方，因为乌托邦人认为自己是土地的耕种者，而不是占有者。 农村中到处是间隔适宜的农场住宅，配有充足的农具。市民轮流搬到这儿居住。每个农户男女成员不得少于四十人，外加农奴二人，由严肃的老年男女各一人分别担任管理。每三十户设长官一人，名飞拉哈。① ①飞拉哈（Phylarch）——希腊语，意谓部落酋长。——中译者 每户每年有二十人返回城市，他们都是在农村住满两年的。其空额由从城市来的另二十人填补。这些新来者从已在那儿住过一年因而较熟悉耕作的人接受训练。新来者本身次年又转而训练另一批人。这样，就不发生由于技术缺乏而粮食年产会出问题的危险。如果大家同时都是不懂农业的新来者，这种危险就会不可避免。虽然农业人员的更换是常规，以免有人在不愿意情况下被迫长期一直从事颇为艰苦的工作，然而许多人对农事有天然的爱好，他们获得许可多住几年。 农业人员的职务是耕田，喂牲口，砍伐木材，或经陆路或经水路将木材运到城市，视方便而定。他们用巧妙的方法大规模养鸡。母鸡不用孵蛋。农业人员使大量的蛋保持一样的温度，从而成熟孵化。小鸡一脱壳，就依恋人，视同自己的母亲！ 他们饲养少量的马，全是良种，只供青年驰骋锻炼，不作他用。耕犁及驮运是由牛担任。他们深知牛不如马善于奔腾，但是牛比马更吃苦耐劳，又较少生病。此外，牛的饲养更经济省力。超过服役年龄的牛还可以供食用。 他们种谷物，专当粮食。他们喝的是葡萄或苹果或梨子酿成的酒，甚至只是水。他们有时喝清水，但通常水里加上煮过的蜂蜜或当地盛产的甘草。 他们对于本城及附近地区消费粮食的数量虽然心中十分有数，却生产出超过自己需要的谷物及牲畜。他们将剩余分给邻境居民。当他们需用农村无从觅得的物品时，就派人到城市取得全部供应，无须任何实物交换，城市官员发出这些供应时是毫无议价麻烦的。反正每月逢假的那一天，农村中许多人进城度假。 将近收获时，农业飞拉哈通知城市官员应派遣下乡的人数。这批收割大军迅速按指定时间到达后，几乎在一个晴天飞快地全部收割完毕。 [book_title]关于城市，特别是亚马乌罗提城 我们只要熟悉其中一个城市，也就熟悉全部城市了，因为在地形所许可的范围内，这些城市一模一样。所以我将举一个城市来描写（究竟哪一个城市，无关紧要）。但还有什么城比亚马乌罗提更适宜呢？首先，没有别的城市比它地位更高，其余城市都推它为元老院会议所在地。其次，没有别的城市最为我所熟悉，因为它是我住过整整五年的城市。 请听我说下去。亚马乌罗提位于一个不太陡的山坡上，几成正方形。它宽达两哩左右，从近山顶处蜿蜒而下，直达阿尼德罗河。它沿河部分延伸稍微长些。 阿尼德罗河发源于距城八十哩上游的一小股水，由于若干支流的汇注而河身加宽（其中两条支流水势颇大），使阿尼德罗河在城前流过时达半哩宽。稍远，河水更加浩阔，一泻六十哩，注入大海。从城到海这一段河道，甚至直到城那边的上游，每隔六小时有海水涨落，潮势凶猛。每当潮起，河水被迫后退，海水侵入河床达二十哩。这时，连远至三十哩之外，河水都是咸的。更上，水味渐淡，所以阿尼德罗河在城附近一段是不受海潮污染的。一旦潮退，河中澄清的水又流往下方到河口一带。 该城有桥通河的对岸，桥基不是用木桩而是用巨大的石拱建成。这个桥位置于距海最远的地方，因而船只可无妨碍地沿城的这一面全程航行。 这儿还另有一条小河，水流舒缓而怡人心目。它发源于城基所在的那座山，穿过城的中部流入阿尼德罗河。由于这条河的源头在城郊，居民便在该处筑成外围工事，和城连接起来，以防一旦敌人进攻，河流不致被截断或改道，也不致被放毒污染。居民从源头用瓦管将水分流到城中较低各处。凡因地势而不适于安设水管的地方，有容积大的雨水池，同样称便。 绕城有高而厚的城墙，其上密布望楼和雉堞。城的三面筑有碉堡，其下周围是既阔且深的干壕，其中荆棘丛生，难以越过。剩下的一面就用那道河作为护城河。 街道的布局利于交通，也免于风害。建筑是美观的，排成长条，栉比相连，和街对面的建筑一样。各段建筑的住屋正面相互隔开，中间为二十呎宽的大路。整段建筑的住屋后面是宽敞的花园，四围为建筑的背部，花园恰在其中。每家前门通街，后门通花园。此外，装的是折门，便于用手推开，然后自动关上，任何人可随意进入。因而，任何地方都没有一样东西是私产。事实上，他们每隔十年用抽签方式调换房屋。 乌托邦人酷爱自己的花园，园中种有葡萄、各种果树及花花草草，栽培得法，郁郁葱葱，果实之多及可口确为生平第一次见到。他们搞好花园的热忱，由于从中得到享乐以及各街区于此争奇斗胜而不断受到鼓励。一见而知，花园是对全城人民最富于实惠及娱乐性的事物。这个城的建立者所最爱护的似乎也是花园。 实际上，乌托邦人宣称，该城的全部设计是最初由乌托普国王本人拟出草图的。至于修饰加工，他看到这不是一个人毕生力量所能完成，就留给后代去做。他们的纪事史长达一千七百六十年，写得翔实认真。史书载明，最初住屋低矮，与棚舍无异，随便用任何到手的木料构成，围以泥墙。屋面陡斜，用草葺成。 今天则各户外观都很美，为三层的楼房。墙面用坚石或涂上泥灰，也有砖砌的，墙心用碎石填充。屋面为平顶，覆盖着一层廉价水泥，调制极精，可以防火，对于抵抗风暴又比铅板优越。他们用玻璃窗防风，玻璃在乌托邦使用极广；也间或用细麻布代玻璃装窗，布上涂透明的油料或琥珀。这个办法具有两个优点，光线较充足，抗风更有效。 [book_title]关于官员 每三十户每年选出官员一人，在他们的古代语言中名叫摄护格朗特①，在近代语言中叫飞拉哈。每十名摄护格朗特以及其下所掌管的各户隶属于一个高级的官员，过去称为特朗尼菩尔①，现称为首席飞拉哈。 ①摄护格朗特（Syphogrant）——对本词希腊语原意，名家解释不一，有人解为老人或长者。——中译者 ①特朗尼菩尔（Tranibor）——各家对本词希腊语原意有不同解释，一说指坐首席席位者。——中译者 全体摄护格朗特共二百名，他们经过宣誓对他们认为最能胜任的人进行选举，用秘密投票方式公推一个总督，特别是从公民选用的候选人四名当中去推。因为全城四个区，每区提出一名总督候选人，准备提到议事会去。 总督为终身职，除非因有阴谋施行暴政嫌疑而遭废黜。特朗尼菩尔每年选举，但如无充分理由，无须更换。其他官员都是一年一选。 特朗尼菩尔每三天与总督商量公务，倘有必要，可以有时更频繁地接触。他们商讨国事。但如公民私人间发生纠纷（这种情况是不多的），他们总是及时处理。他们经常让两名摄护格朗特出席议事会，这两名每天不同。他们规定，任何涉及国家的事，在通过一项法令的三天前如未经议事会讨论，就得不到批准。在议事会外或在民众大会外议论公事，以死罪论。这种措施的目的，据他们说，是使总督及特朗尼菩尔不能轻易地共谋对人民进行专制压迫，从而变革国家的制度。因此，凡属认为重要的事都要提交摄护格朗特会议，由摄护格朗特通知各人所管理的住户，开会讨论，将决定报告议事会。有时问题须交全岛大会审议。 此外，议事会照例不在某一问题初次提出的当天讨论，而是留到下次会议上。他们一般这样作，以防止任何成员未经深思，信口议论，往后却是更多地考虑为自己的意见辩护，而不是考虑国家的利益，即宁可危害公共福利，而不愿使自己的名声遭受风险，其原因是出于坚持错误的不适当的面子观点，唯恐别人会认为他一开始缺乏预见——其实他一开始本应充分预见到发言应该慎重而不应轻率。 [book_title]关于职业 乌托邦人不分男女都以务农为业。他们无不从小学农，部分是在学校接受理论，部分是到城市附近农庄上作实习旅行，有如文娱活动。他们在农庄上不只是旁观者，而是每当有体力劳动的机会，从事实际操作。 每人除我所说的都要务农外，还得自己各学一项专门手艺。这一般是毛织、麻纺、圬工、冶炼或木作。除此而外，部分人从事的其它职业是不值得提及的。至于服装，全岛几百年来是同一式样，只是男女有别，已婚未婚有别。这种衣服令人看了感到愉快，方便行动，而且寒暑咸宜。哦，每户都是做自己的衣服呢！ 除了裁制衣服而外，其它的手艺都是每人学一种，男的如此，女的也是如此。妇女体力较弱，因而做轻易的工作，一般是毛织和麻纺。男人担任其余较繁重的活计。子承父业是一般的情况，由于多数人有这种自然倾向。但如任何人对家传以外的其他行业感到对他有吸引力，他可以寄养到操他所喜欢的那种行业的人家。他的父亲，乃至地方当局，都关心替他找一个庄严可敬的户主。此外，如某人精通一艺后，想另学一艺，可得到同样的批准。他学得两门手艺后，可以任操一艺，除非本城市对其中之一有更大的需要。 摄护格朗特的主要的和几乎唯一的职掌是务求做到没有一个闲人，大家都辛勤地干他们的本行，但又不至于从清早到深夜工作不停，累得如牛马一般。那样倒霉是比奴隶的处境还不幸了，然而除乌托邦人外，劳动人民的生活几乎到处如此。乌托邦人把一昼夜均分为二十四小时，只安排六小时劳动。午前劳动三小时，然后是进午膳。午后休息二小时，又是继以三小时工作，然后停工进晚餐。他们从正午算起是第一小时，第八小时左右就寝，睡眠时间占八小时。 工作、睡眠及用餐时间当中的空隙，由每人自己掌握使用，不是浪费在欢宴和游荡上，而是按各人爱好搞些业余活动。这样的空闲一般是用于学术探讨。他们照例每天在黎明前举行公共演讲。只有经特别挑选去做学问的人方必须出席。然而大部分各界人士，无分男女，成群结队来听讲，按各人性之所近，有听这一种的，也有听那一种的。但如任何人宁可把这个时间花在自己的手艺上，则听其自便。许多人就是这样的情况，他们的水平不够达到用脑的较高深的学科。他们搞自己的手艺实际上还受到表扬，因为对国家有益。 晚餐后有一小时文娱，夏季在花园中，冬季在进餐的厅馆内，或是演奏音乐，或是彼此谈心消遣。骰子以及类乎此的荒唐有害的游戏，乌托邦是从不知道的。可是他们间通行两种游戏，颇类下棋。一种是斗数，一个数目捉吃另一个数目。另一个游戏是罪恶摆好架势向道德进攻，于此首先很巧妙地显示出罪恶与罪恶之间彼此倾轧而又一致反抗道德，然后是什么样的罪恶反抗什么样的道德，用什么样的兵力公开袭击道德，用什么样的策略迂回向道德进军，而道德又是采取什么样的防护以阻止罪恶的猖獗得势，用什么样的计谋挫败罪恶的花招，直到最后，其中一方通过什么样途径取得胜利。 可是，为了避免误会，这儿有一点你必须更深入地加以考察。既然他们只工作六小时，你可能认为其后果是必需品会有些是不足的。然而事实远非如此。对于生活上的必需或便利所万不可少的全部供应，这六小时不但够用，而且绰有余裕。这种现象你会理解，假使你考虑到在别的国家只吃饭而不干活的在全人口中占多么大的一个比例，首先是几乎所有的妇女，她们是全民的半数，或是妇女有事干的地方，男子又通常睡懒觉。而且，那伙僧侣以及所谓的宗教信徒又是多么队伍庞大，多么游手好闲呀！和他们加在一起的还有全部富人，特别是叫做绅士与贵族的地主老爷。再算上他们的仆从，我指那些干不出一件好事的仗势凌人的全部下流东西。末了，包括在内的又有身强力壮的乞丐，他们借口有病，专吃闲饭。这样，你就一定发见，创造人们全部日用必需品的劳动者远比你所想象的人数要少。 现在可以估计一下，在劳动者当中从事必要的手艺的人又是多么少得可怜。因为，在以金钱衡量一切的社会中，人们势不得不操许多毫无实用的多余的行业，徒然为奢侈荒淫的生活提供享受。倘使现在干活的这一大群人分配到为满足生活的少数自然需要与便利的少数行业中去，商品就必然大为增加，价格就会跌落到使制造工人无法靠作工维持生活。可是又倘使目前全部不务正业的人以及全部懒汉（他们每个人所消耗的别人劳动的成果就等于两个工人所消耗的）都被分派去劳动，做有益的工作，那么，你不难看出，只需要多么少的工作时间便足够有余地生产出生活上需要与便利（甚至享乐，只要是真正自然的享乐）所必不可少的一切。 乌托邦的经验证明了上述的后一种情况。那儿，每一座城及其附近地区中凡年龄体力适合于劳动的男女都要参加劳动，准予豁免的不到五百人。其中各位摄护格朗特虽依法免除劳动，可是不肯利用这个特权，而是以身作则，更乐意地带动别人劳动。有些人经过教士的推荐以及摄护格朗特的秘密投票，也可以豁免，以便认真进行各科学术的研究。但是如果任何做学问的人辜负了寄托在他们身上的期望，就被调回去做工。相反，往往有这样的事，一个工人业余钻研学问，孜孜不倦，成绩显著，因而他可以摆脱自己的手艺，被指定做学问。正是从一批有学问的人当中，乌托邦人选出外交使节、教士、特朗尼菩尔，乃至总督。在他们的古代语言中，总督叫做巴桑①，近来称为阿丹麦②。 ①巴桑（Barzanes）——一说据希腊语指宙斯之子（宙斯乃希腊神话中的主神）。——中译者 ②阿丹麦（Ademus）——据希腊语为“无国民”之意。——中译者 几乎其余所有居民既不懒散，所忙碌从事的又非无益的工作，因此可想而知，他们制出的好东西多么丰富，花时间又多么节省。除此而外，他们对大多数必需的手艺，不如在别的国家要费那么多工，这也是一个便利。首先，房屋的建成和修理在别处要大批工人经常付出劳动，这是因为一个父亲经营的建筑，他的不知爱惜财力的后人总是任其逐渐颓毁。结果，本是花小钱就可以维修的房子，后人须花大钱另起一幢。而且，甲虽然使用巨款才造成的房子，乙却任意挑剔，不把它看在眼里，不加爱惜，任其失修倒塌，然后在别处花同样数目的钱另造一所。而在乌托邦土地上，由于一切井井有条，公众福利管理认真，很少见到辟新地建新房。乌托邦人勤于维修房屋，尤其重视事前爱护。从而花的劳动量最小，房屋非常经久，瓦木工有时闭得无事可作，除非在自己家中砍劈木料，同时整修石块，以便一日有兴土木的需要，可以很快建好房子。 同样，关于服装，也请注意消费的劳动力多么少。首先，他们在工作时间穿可以经用七年的粗皮服，这是朴素的衣着。他们出外到公共场所时，披上外套，不露出较粗的工作装。外套颜色全岛一律，乃是羊毛的本色。因此，毛绒的需要固比他处为少，而且比别处价格低廉。从另一方面说，亚麻布制成较省力，用途也就较广。对亚麻布他们着重的只是颜色白，对毛呢他们着重的只是质地洁。毛头纤细他们不希罕。所以，在别的国家，一个人有各色的毛衣四五件，又是四五件绸衫，不觉得满足，更爱挑挑拣拣的人甚至有了十件还不满足；而在乌托邦，只一件外套就使人称心满意，一般用上两年。当然，乌托邦人无理由要更多的衣服，因为更多并不穿得更暖和些，也不显得更漂亮。 此所以，既然他们大家忙于有益的手工艺，而且从中取得较少的产品已经足够，他们在一切日用品充沛时，间或调出不计其数的公民修理一切损坏了的公共道路。如果甚至这样的修理都无需要，他们还往往公开宣告减少工作时数。政府并不强迫公民从事多余无益的劳动。乌托邦宪法规定：在公共需要不受损害的范围内，所有公民应该除了从事体力劳动，还有尽可能充裕的时间用于精神上的自由及开拓，他们认为这才是人生的快乐。 [book_title]关于社交生活 现在似应说明公民如何彼此来往，他们的社会关系的性质，以及物资分配方法。城市是由家组成的，家是由有亲属关系的成员共同居住的。女子成年结婚后，到丈夫家居住。儿子及孙男则住在自己家中，听命于年纪最大的家长，除非他已年老昏愦，这样，他就由次老的人取代其地位。 为使城市人口不过稀也不过密，规定每家成年人不得少于十名，也不得多于十六名。每一个城市须有六千个这样的户，郊区除外。未成年的儿童当然不限定数目。这个限制不难遵守，只须把一户过多的人口抽出，以填补人口不足的一户。如果全城各户人口都已足额，凡有超出数字的成年人可迁移出来，帮助充实其他人口不足的城市。 如全岛人口超出规定的数量，他们就从每一个城市登记公民，按照乌托邦法律，在邻近大陆无人的荒地上建立殖民地。如当地人愿意前来和他们一起生活，他们就与其联合起来。如实行联合，两方逐渐容易地融成一体，吸收共同的生活方式及风俗，对两方都有极大的好处。乌托邦人通过所采取的步骤，使两方都有足以维持生活的土地，而这种土地先前是被当地人认为荒芜不毛的。对不遵守乌托邦法律的当地人，乌托邦人就从为自己圈定的土地上将他们逐出。他们若是反抗，乌托邦便出兵讨伐。如果某个民族听任自己的土地荒废，不去利用，又不让按照自然规律应当依靠这片土地为生的其他民族使用，那么，乌托邦人认为这是作战的绝好理由。 假如乌托邦城市因某种祸灾而人口减少，不能从岛上其他地区取得补充而不损害别的城市的适当人力（据说，这种情形历来只有两次，由于瘟疫流行），他们就从殖民地调回公民充实。他们宁可让殖民地消灭，不愿看到岛上的任何城市削弱。 现在再把话回到公民的彼此交往上。我上面说过，年纪最老的人当家。妻子呢，伺候丈夫；儿女呢，服侍父母。一般说来，年轻人照顾年老人。 每座城市分成四个大小一样的部分。每一区的中心是百货汇聚的市场。任何一户的制品都运到市场的指定建筑物中。各种货物在仓库中是按类存放。每一户的户主来到仓库觅取他自己以及他的家人所需要的物资，领回本户，不付现金，无任何补偿。有什么理由要拒绝给予所需要的物资呢？首先一切货品供应充足。其次无须担心有人所求超出自己所需。有什么理由要怀疑一个人会要求过多的货品，当他确信货品决不会不够？当然，就一切生物而言，贪得无厌的心，都来自唯恐供应缺乏，可是就人而言，则出于自尊感，即认为显示一下占有的东西超过别人是值得引以为荣的。这种坏风尚丝毫不存在于乌托邦人的生活习惯中。 在我所说的那市场的近旁是食品市场。运到这儿的不但有各种蔬菜、水果、面包，还有鱼，以及可供食用的禽鸟及牲畜。全部血腥污秽在城外专地经过流水冲洗掉，然后从这儿将由奴隶屠宰并洗涤过的牲畜躯体运出。乌托邦人不准自己的公民操屠宰业，认为这会逐渐消灭人性中最可贵的恻隐之心。而且，他们不允许将任何不洁的东西带进城市，以防止空气受腐朽物的污染而引起疾病。 此外，每条街有宽敞的厅馆，位置的距离相等，每一座有自己的专名。摄护格朗特住在这些厅馆里。一个厅馆左方右方各十五户，共管三十户，集中在厅馆中用膳。各厅馆的伙食经理按时到市场聚齐，根据自己掌管的开伙人数领取食品。 在公医院治疗的病人首先得到特殊照顾。在每一个城的范围内，邻近城郊，有四所公医院，都是十分宽大，宛如四个小镇。其目的有二：第一，不管病人有好多，不至于挤在一起而造成不舒适；其次，患传染病的人可以尽量隔离。这些医院设备完善，凡足以促进健康的用具无不应有尽有。而且，治疗认真而体贴入微，高明医生亲自不断护理，所以病人被送进医院虽不带强迫性，全城居民一染上病无不乐于离家住院护理。 病号管理员领到医生对病人所规定的食物后，将最精美的各种饭菜根据各厅馆人数平均分配，但是对总督、主教、特朗尼菩尔，以及外国使节和全部外侨（倘若有外侨的话，不过一般说来，难得有外侨）则是例外地给以特殊照顾。外侨来到乌托邦，有为他们准备好的固定住所。 在规定的午餐及晚餐时间，听到铜喇叭号声，摄护格朗特辖下全部居民便前来厅馆聚齐，住院或在家生病者除外。厅馆开饭后，如有人又从市场领取食品回家，并不禁止。乌托邦人认识到，一个人那样做一定是有原因的。因为虽然任何人在家开伙并不是不允许，但任何人不愿在家开伙。附近厅馆中的饭菜既然如此精美丰盛，一个人却傻到自找麻烦去从事质量差的烹饪，这种做法是被认为欠体统的。 厅馆中或多或少费力而又肮脏的全部贱活都由奴隶承担。但是食物烹调以及全餐的安排由妇女单独担任，由各户妇女轮流。或分三个食桌或分更多的食桌进餐，视全体人数多少而定。男子在岁桌上背墙坐，女子靠外坐，因而后者如感到急痛或不适（怀孕妇女往往不免），便可离座到保姆处而不至于引起秩序搅乱。 保姆带婴儿另在专门指定的餐室里，那儿经常生火，备有清洁用水，还放有摇篮。保姆可以把婴儿放进摇篮，也可以随意解开婴儿包裹，听其在火边自在地游戏。母亲哺育自己的婴儿，母亲死亡或生病者除外。万一母亲死亡或生病，摄护格朗特的夫人很快找来一个保姆，这并非难事。因为凡能对此胜任的妇女无不自愿，出以非常踊跃的心情。这种慈善得到人人赞扬。并且在这种情况下受到抚养的婴儿视保姆如生母一般。五岁以下婴儿都和保姆同住。其他未成年人，其中包括未达结婚年龄男女，或在食桌旁伺候进餐者，或由于年幼不胜任本职则静立一旁。以上两种青年人吃的是从餐桌上递给他们的饭菜，无另外用膳时间。 摄护格朗特和他的夫人坐在首席正中方，这个地方最荣誉，又可以使他们看到全体进膳的人。这个首席是横安在食堂的最尽头。和摄护格朗特夫妇同桌的是两位最年长的公民。他们总是四人一桌。如某一摄护格朗特区设有教堂，教士夫妇便在摄护格朗特席上就座，并担任席长。两旁餐桌是年轻人使用，接下去又是老年人用桌，全食堂的餐桌都是这样互相间隔地排下去，年龄相同的人一桌，又和年龄不同的人交叉。他们说，这样安排，老人们的严肃而可敬畏的威仪足以防止青年言行失检而涉于浪荡，因为他们一言一行都逃不了在场老年人的注意。 食盘并非依次序端上第一席后，再上第二席等等，而是坐位显著的老人首先有最好的食品端上，然后其他各桌位才得到平均的分配。如果这种美味分量有限，不能供食堂全体享受，老人可随自己意将他的美味分给邻座的人。因此，老年人受到理所应得的尊敬，其余的人也平均沾光。 午餐及晚餐开始前，有人先读一段书，劝人为善，但内容简短，不至于令听者厌烦。老人就按这段书的提示，引出认为适当的话题，调子是开朗的而且略带风趣的。但老人并不终席自己长篇大论，也乐于听青年发言，甚至故意引出他们的话，以便在进餐时谈话的轻松气氛中考验每一青年流露出的才华及性格。 午膳时间不算长，晚膳时间倒长些，因午膳后须工作，而晚膳后则是就寝，整夜休息。乌托邦人认为一夜的安眠大有助于肠胃消化。每逢晚膳，必有音乐，餐后的甜点心极为可口。他们燃香，喷洒香水，尽力之所能使所有的人心情愉快。他们总是宁可认为：一切无害的享乐都不应该禁止。 他们在城市中便是这样共同生活。然而在乡村中，由于大家的住处彼此相隔辽远，各人就在自己家中进餐。任何一户都有一切食品的供应，原来城市中人吃的东西也是全部来自乡村老百姓那儿。 [book_title]关于乌托邦人的旅行等等 凡想到另一城市探望朋友或是从事游览的公民，可以很容易地得到摄护格朗特及特朗尼菩尔的准许，除非有充分理由不让他们去。因此，一批出行者组成出发，持有总督的文件，证明他们获得准许外出，上面规定了回来的日期。他们可领得一挂车，一名赶车驾牛的公共奴隶。不过如旅伴中无妇女，他们总是退车，认为有车反而累赘不便。他们在旅行全程中，什么都不带，却什么也不缺乏，因为到处象在自己家里。如他们在任何地方住留一天以上，每人就在当地干自己那一行的活，受到同业殷勤的款待。 任何人擅自越过本城辖区，被捕经查明未持有总督的文件后，遭遇是很不光彩的；他作为逃亡者被押回，严重处罚。任何人轻率地重犯这个罪行被贬做奴隶。 任何人如想到本城的郊区观光，只要自己的父亲允许，妻子赞同，不在禁止之列。不管他来到乡村中任何一个地区，他必须做完当天上午的活或晚餐前照例须做的活，然后他受到伙食款待。一个人只要遵守这个条件，可以随意访问本城辖区内任何地方。这样，他就如同仍然在那个城市中一样地作出贡献。 由此你可以看出，不管在那儿，不容许浪费时间或借口逃避工作。他们没有酒馆和烈性饮料店，没有妓院，没有腐化场所，没有藏垢纳污的暗洞，没有秘密集会的地方。相反，在众目睽睽之下，人们必须干通常的活，或是正当地消磨业余时间。既然这是一般风尚，所有的商品就势必异常丰富。商品又是在全部居民中均匀分配，任何人不至于变成穷人或乞丐。 在亚马乌罗提的元老院会议上（上面我说过，每座城市每年派来三名代表出席），他们首先确定某一特殊地区哪一类商品充足，然后又确定岛上哪些地区粮食歉收。他们立即在两地之间以有余济不足。这是无补偿的供应，他们不向受接济的一方有所需索。凡从自己的储存无报酬地支援某城市的人们，也可以从另一城市免费地取得他们所缺乏的任何东西。所以全乌托邦岛是一个家庭。 当乌托邦人做到本身供应充足后（由于第二年收成不可前定，他们要有两年的储备，才认为供应完成），他们将剩余运销到别的国家，有大宗谷物、蜂蜜、羊毛、亚麻、木材、大红和紫色染料、生皮、黄蜡、油脂、熟皮，以及牲口。他们把上述产品的七分之一送给这些国家的贫民，余下的廉价出售。 通过这样的交易，他们运回自己缺乏的商品（实际上缺乏的只有铁一项），而且运回大量金银。这样的贸易日复一日继续下去已经很久，以致他们国内到处都有大量金银，多到令人难以相信。结果，他们目下毫不计较是售货取得现款，还是用赊欠办法。实际上，他们是用赊欠出售大宗货物。然而他们对于一切信贷交易，不信任私人，必须有城市当局出面，照例签订合法文件。到了付还款项的一天，该城市当局向私人债户收齐欠款存入公库，在乌托邦人提取以前可将其作为资金使用。 其中大部分债务，乌托邦人从不索偿。这笔钱他们用不着，对别人却有用，因此他们认为将其从别人取去是不公平的。但如发生一种情况，使他们必须将这笔款项的一部分借给另一国家，他们就收回债款。当他们必须作战时也是如此。其唯一目的是，将他们所有的金钱储存在国内，作为极端危急时或突然事变中的保障。他们尤其用这些钱付出异乎寻常的高价召募外国雇佣兵（乌托邦人宁可使这种人上阵冒险，不肯使用本国公民），深知只要有大量钱币，甚至可以收买和出卖敌人，或使其互怀鬼胎或公开动武而彼此残杀。 出于以上军事的理由，乌托邦人储存了大宗金银，但不仅仅是作为金银。他们如何收藏金银，说出来实在令我感到难为情，唯恐我所说的难以取信。我的唯恐心理更证明是正当的，因为我明白，如果我未到过乌托邦亲眼看到这一现象，我也难以从别人的报告就对那点信而不疑。几乎不可避免地这是一条通例：听者对于自己越不习惯的东西，越是不信。然而一个看问题不偏的人既发现他们制度的其他一切方面与我们是如此不同，也许就不会那么觉得奇怪何以他们使用金银的方式适合于他们的生活习惯，而不必适合于我们的生活习惯。如上所说，他们自己不用钱，而是保存它以应付可能发生而又可能永不发生的突然事件。 同时，他们看待铸钱的金银，都只按其本身真实性质所应得的价值，不超过这个价值。尽人皆知，金银的有用性远逊于铁。无铁，犹如无火无水，人类难以生存。自然所赋予金银的全部用途，对我们都非必要，假如不是由于人们的愚蠢而被看成物希为贵。相反，自然如同仁慈而宽容的母亲一般，使一切最有用的东西都显露出来，像空气、水以及土本身，可是把所有空虚无益的东西尽量远之又远地从人类隔离开。 如果金银在乌托邦是锁藏在一座塔中，一般人出于胡猜乱想，会疑心这是总督及议事会的骗人诡计，企图自己从中取利。如果乌托邦人又将金银制成饮器以及类此的精巧工艺品，然后有必要又将其悉数熔毁以支付军饷，那么，他们明白，作为器皿的主人的老百姓是不愿让出一度心爱的东西的。 乌托邦人有鉴于此，想出一种符合于他们的其他一切制度的办法。我们如此重视黄金，如此小心翼翼地保护它，因此那个办法和我们的制度绝无相同之处，除身历其境者外，也无人相信。原来乌托邦人饮食是用陶器及玻璃器皿，制作考究而值钱无几；至于公共厅馆和私人住宅等地的粪桶溺盆之类的用具倒是由金银铸成。再则套在奴隶身上的链铐也是取材于金银。最后，因犯罪而成为可耻的人都戴着金耳环、金戒指、金项圈以及一顶金冠。乌托邦人就是这样用尽心力使金银成为可耻的标记。所以别的民族对于金银丧失，万分悲痛，好像扒出心肝一般；相反，在乌托邦，全部金银如有必要被拿走，没有人会感到损失一分钱。 乌托邦人在海滨捡珍珠，在某些崖壁上采钻石宝玉。他们并非有意找这种东西，而是偶然碰到后，打磨加工一番，给小儿做装饰品，幼小的儿童为此得意，等稍微长大以后，发见只有孩子佩戴这类玩物，便将其扔掉，不是出于父母的劝告，而是自己过意不去，如同我国的儿童一旦成人也扔掉弹子、拨浪鼓以及洋娃娃。 乌托邦制度和别国制度如此不同，因而思想感情截然相反。在这方面，阿尼蒙利安人①派来的外交使节们的例子，使我获得深刻理解。他们到达亚马乌罗提时，我正在那儿。因为他们有要事前来商谈，乌托邦每座城市已有三位代表事先在此聚齐。凡过去光临过的邻近各国使节都深悉乌托邦风俗，知道华服盛装不受重视，丝绸被看成贱品，黄金是可耻的标志。所以这些外交官来时总是穿得异常朴素。可是阿尼蒙利安人住得较远，和乌托邦人素少交往。他们因听说在乌托邦大家衣服一样，而且料子粗陋，便认定乌托邦所不用的东西也就是乌托邦人所没有的东西。他们是高傲有余而聪明不足的人，决心用豪华的装束把自己打扮成天神一般，叫穷酸的乌托邦人在这般宝光四射的装扮前眼花缭乱。 ①阿尼蒙利安人（Anemolians）——源于希腊语，意谓刮风的，吹牛的，虚浮的。——中译者 于是那三个使节堂堂皇皇地进入乌托邦，随从一百名，无不穿五颜六色的衣服，大部分用丝绸制成。三位使节本人在自己的国家是贵族，故穿的金锻，戴着重金项圈及金耳环，手上有金戒指。他们的帽子上饰有成串的珍珠及宝石。他们打扮自己的全部东西恰是在乌托邦用来处罚奴隶，污辱罪犯，以及给儿童开心的。当阿尼蒙利安人自鸣得意，把身上的华装和涌到街头看他们走过的乌托邦人的衣服相比时，那幅景象煞是可观。而注意一下，他们充满乐观的期望多么毫无根据，他们想为自己获得重视又多么毫不受重视，这也是同样有趣的。在所有乌托邦人眼中（除了少数因事出过国的以外），这种华丽的排场是丢脸的。因此他们把使节团体中最下等的仆从当做主人来敬礼，把使节本人当做奴隶，因为使节戴着金链，走过时受不到任何敬意。 是呀，你还可以发现，那些已经扔掉珍珠宝石的儿童见到这些使节帽子上有珍珠宝石，都轻推他们的母亲说： “看，妈妈，多么大的傻蛋，还戴珍珠宝石，真是小孩子一般！” 可是母亲们也当起真来，会说： “莫作声，孩子，我想那是外国使节身边的小丑吧。” 又有些乌托邦人对那些金链诸多挑剔，说太细，不合用，容易被奴隶挣断，并且太松，奴隶可任意把它摔脱，溜之大吉。 这些使节在乌托邦住上一两天后，发见那儿金银无数，毫不值钱，被视同贱物，与他们自己珍视金银的情形正相反。他们又看到，一个逃亡奴隶身上链铐所用的金银比他们三个使节全部打扮的金子还要多。他们因此神气沮丧，羞愧万分，不得不把使自己傲慢出风头的华丽服饰全部收拾起来，尤其是在和乌托邦人亲切交谈因而了解其风俗和见解之后。 乌托邦人认为奇怪的是，一个人可以仰视星辰乃至太阳，何至于竟喜欢小块珠宝的闪闪微光。他们认为奇怪的是，竟有人由于身上穿的是细线羊毛衣，就大发狂想，以为自己更加高贵：其实不管羊毛质地多么细，原来是披在羊身上的，一只羊终归还是羊。 乌托邦人又觉得奇怪的是，黄金从其本身性质说毫无价值，竟在世界各地目前如此受到重视，以致人比黄金贱得多，而黄金之所以那样昂贵是由于人力所致以及供人使用所致。这是非常实在的情况，所以一个木偶般的傻子，不正直，不懂事，只因为他手头有非常多的金币，就可以奴役大批聪明人和好人。然而如果由于某种运道或是某种法律骗局（这种骗局如运道一样易于使贵者贱者互换地位），黄金从其主人手中转到他全家最卑微的杂役手中，这个主人无疑不久会去伺候他的旧仆人，似乎他是金币的附属品或外加物。而乌托邦人更感到惊奇而且也憎恨的是某些人的疯狂，这些人给富人几乎以神圣的荣誉，只是由于富人有钱，他们自己既不欠富人的债，也并非在富人权力掌握之中。这些人又很清楚富人吝啬小气，深信富人只要还活在世上一天，决不会从成堆现钱里取出一分钱给他们。 乌托邦人的这些见解以及类似见解是从他们的教养形成的。他们是在这样一个国家培养起来的，那儿的制度和上面说的那种愚昧无知是完全格格不入的。同时这些见解来自他们的学习和有益图书的阅读。每个城市中可免除其余一切工作以便专门从事学术工作的人（即从小被发现性格特殊、聪明不凡并爱好学问的人）固然为数不多，然而所有儿童都被引导读有益的书。大部分公民，无分男女，总是把体力劳动后的剩余时间一辈子花在学习上，这在上面已经提到。 他们通过本国语学习各科知识。这种语言既词汇丰富，又发音悦耳，是表达思想的准确工具。它和分布在那个世界的广大地域上的语言几乎相同，所不同的仅是，在其他各地这种语言有不同程度的形式讹误。 旧世界一切著名的哲学家在我们到达以前对他们全是陌生的。但是在音乐、论证、算术以及几何各个领域，他们的发现几乎赶得上我们的古典哲学家。然而尽管他们在几乎其他一切学科方面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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