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澳大利亚史 [book_author]斯科特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228590 [book_dec]《澳大利亚史》是“澳大利亚史学之父”欧内斯特·斯科特的代表作品。大航海时代的探险与澳大利亚的发现存在怎样的关系？澳大利亚为什么一开始成为流放犯人的地方？西方文明的生硬植入是如何改变澳大利亚历史进程的？澳大利亚淘金热是如何形成的？民主化是如何推进现代澳大利亚形成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澳新军团是如何鏖战欧罗巴的？澳大利亚与英联邦是什么关系？ [book_img]Z_10273.jpg [book_title]前言 这本《澳大利亚史》以地图的空白处为起点，以澳新军团的诞生结束，讲述了这片土地的发现的过程，人们到此定居的缘由与经过，以及社会文明的演化过程，还阐述了澳大利亚的政治社会进程、政府模式和与其曾依附的帝国之间的历史关系等。 本书的目的在于解答读者心中的疑惑，但由于篇幅有限，无法详细描述所有历史细节，因此大概呈现了这个国家历经的各个阶段。同时，本书也希望赋予历史鲜明的个性，因为历史是由一群勤劳勇敢的人创造的，而不是由胆小盲目的懦夫所写。 虽然著书立说是为了寻求突破，但即使内容安排细致周密，也无法将广大读者的所有兴趣点都涵盖其中。作者会用较多篇幅详细描述一些重要历史事件。对历史研习已久的读者可能认为书中的某些描述应该再详细一些，但纵观整个澳大利亚史，需要仔细研究的地方还有很多。如果这本书不能满足读者想要了解澳大利亚历史的需求，希望本书末页简短的书目注释可以对读者有一些帮助。 在筹备这本书时，作者找到了一本新出版的澳大利亚地图集，测绘非常精良。地图集的编者们，譬如J.G.巴塞罗缪博士和K.R.克兰普先生将这本地图集称为《澳大利亚学派地图集》[1]。 作者极力向读者推荐其中的一些精美的历史地图，如果喜欢史书的读者想了解相关地理信息，这些图片是非常便利的参考资料。 借此机会，作者在这版《澳大利亚史》中新增了总结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澳大利亚历史的部分内容。 墨尔本大学 1916年7月16日[2] 注解： [1]　《澳大利亚学派地图集》，牛津大学出版社，1915年出版。——原注 [2]　这是1916年新一版的《前言》，本书又增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澳新军团参战情况的内容。——译者注 [book_title]第1章 大航海时代与澳大利亚的发现 精彩看点 早期关于南部地区的地图——关于对跖面的猜测——发现通往东印度的海上航线——发现太平洋——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发现所罗门群岛——到达新赫布里底群岛的佩德罗·费尔南德斯·德·基罗斯——托雷斯海峡 历史上曾有一段时期，在世界各地绘制的地图中，并没有澳大利亚大陆。与此同时，人们开始在地图上绘制想象的未知大陆，譬如下面四个例子。 英王亨利八世[1]在位时，罗伯特·索恩绘制了一张地图，他曾为此道歉道：“它可能显得有些粗糙。”当然，事实也是如此，但恰好证明了罗伯特·索恩绘制地图的信息来源——西班牙地理学家们确实对澳大利亚大陆一无所知。六十年后，巴黎出版的一张地图上出现了新几内亚的局部区域，但澳大利亚大陆所在的位置依旧显示的是一片汪洋。1594年，阿姆斯特丹出版的荷兰地图显示，南部大陆有一片较大的延伸，人们称其为“南方的土地”。但无论从形状还是地理位置看，这片延伸出来的陆地与真正的澳大利亚大陆并没有相似之处。1595年，住在伦敦的荷兰人约道库斯·洪第乌斯绘制并出版了一张地图，证明了弗朗西斯·德雷克[2]环绕地球的海上航线。约道库斯·洪第乌斯将新几内亚绘制成一座岛屿，虽然位置基本正确，但形状有一些瑕疵。在这张地图上，新几内亚的南边被一道海峡隔开，出现了一片陆地，人们将这片陆地称为“南方的土地”。这片陆地的轮廓与现在的澳大利亚大陆差别很大，明显是从亚伯拉罕·奥特柳斯[3]早期绘制的荷兰地图上照搬过来的，上面甚至还印着拉丁文，表明当时绘图者并不确定新几内亚究竟是岛屿还是南部大陆的一部分。还有很多早期地图可以佐证，当时的人们对澳大利亚大陆确实一无所知。但这四个例子足以充分证明，在16世纪末，人们对澳大利亚大陆的认识还存在很多不足。 亨利八世（1491—1547） 约道库斯·洪第乌斯（1563—1612） 弗朗西斯·德雷克（1540—1596） 当时，人们渐渐相信南半球可能存在大片陆地。然而，在更早的中世纪，一些人十分怀疑地球上存在两极的说法。很多有识之士为此争论不休。显然，用拉丁文在纸上谈兵比身体力行地远洋丈量更容易。著名的航海学家库兹马·英基科普洛夫认为，如果与欧洲相对的另一端存在大陆，那么那里的人就得像天花板上的苍蝇一样，头朝下倒吊着行走，这实在是太荒谬了。他还说道：“唱圣歌和诵福音时会说雨‘落下’或‘下降’，在地球另一端是不是应该变成‘上升’！”后来，他直接宣布关于地球两极的说法纯粹是老妇人的闲谈怪说。 一些思想家坚持认为地球上一定存在对跖面，因为地球必须在纵轴中心两侧保持水平。他们认为，如果地球的一边有欧洲、亚洲、北非、北美等陆地，在赤道的另一边一定存在与相对的极点对应的大陆，这样地球才能保持平衡。为了阐明这个论断以及发现澳大利亚的过程，我们不得不回顾欧洲国家在海上探险、贸易及殖民时期做的一系列海外扩张活动。 16世纪前后，一系列利好事件加快了新的海上航线的开辟。新发现的大陆激发了人们的探索欲。为了维持与东方的贸易，人们争先恐后地前往东方。当时，欧洲人源源不断地从东方国家进口商品，譬如中国的丝绸和印度的棉纺织品，以及其他地区的香料、黄金、珠宝、铁制品、大米和糖等。更早的时期，类似的贸易也在部分陆地上进行。商人们沿着沙漠到达黎凡特或通过水路到达红海，然后穿过埃及到达亚历山大港。威尼斯人、热那亚人和意大利人乘货船往来于地中海之间，将商品卖给欧洲各国。不过，葡萄牙人发现可以直接乘船绕过非洲从东方进口商品，并且商品价格比旧航线上的价格更低廉。15世纪时，葡萄牙人多次沿非洲西海岸航行。直到1486年，巴尔托洛梅乌·缪·迪亚士才率领船队绕过了好望角。1497年，瓦斯科·达·伽马带领两艘船到达了印度，后返回里斯本，打破了巴尔托洛梅乌·缪·迪亚士的航行记录。 上述航海事件是发现澳大利亚的第一步。人们渐渐在海上发现了从东方到西方的航线。 为了寻找一条前往东方的便捷航线，效忠西班牙的热那亚人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提出向西航行。他认为，如果世界是圆的，一直向日落的方向航行就一定能够到达遥远的亚洲海岸。事实证明他的推断是正确的。然而，向西航行存在一个无法预料的巨大障碍。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并不知道这条通往东方的航线被美洲大陆挡住了，去世前一直没有意识到美洲大陆其实是一片新大陆，也从来不知道自己发现了新大陆，他一直以为自己进入了亚洲。 通过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及其同伴们的努力，西班牙人占领了美洲大陆。当他们意识到这片大陆并不是东方时，葡萄牙人的海上贸易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西班牙人只能眼睁睁看着。多年来，西班牙人一直在寻找一个能穿过或绕过美洲大陆的海峡。当探险家们穿过巴拿马狭窄的海峡时，一片浩瀚的海洋出现在了他们面前。这片海洋正是当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被美洲大陆挡住时，费尽心力想要寻找的地方。只要穿过这片海域，就能沿西航行到香料群岛[4]。虽然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已经去世，但西班牙还有很多勇敢的航海家，其中一位叫费迪南德·麦哲伦。1520年，费迪南德·麦哲伦沿南美洲的东海岸一路航行，穿过了用他的名字命名的海峡，进入了一片静谧的海洋。他称这片海洋为“太平洋”。 巴尔托洛梅乌·缪·迪亚士绕过好望角 瓦斯科·达·伽马抵达印度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抵达西印度群岛 发现太平洋是发现澳大利亚的重要一步。 关于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和费迪南德·麦哲伦新发现的重要意义，看看地图上澳大利亚和南美、南非的位置关系就知道了。当时，航海家们四处探险，主要目的是安全快捷地到达锡兰、印度、中国、日本、爪哇岛、菲律宾和香料群岛，开展各种贸易活动。因此，不管是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的葡萄牙人，还是绕过南美进入太平洋的西班牙人，都没有机会看见澳大利亚海岸，除非巨大的海风将船只吹离航道，或者航海家们的好奇心驱使他们远渡重洋。假设这两条航线是一个三角形的两条边，澳大利亚恰好位于底线的中点。 根据资料显示，16世纪时，几艘船曾途经澳大利亚沿海，但我们并不知道航海家的具体信息，也不知道他们路过那里是意外还是为了获取地理信息。 费迪南德·麦哲伦环球航行驾驶的“维多利亚”号 难得的是，在一张1542年的法兰西王国地图上，爪哇岛南部有一片区域，写着“大爪哇国”。在献给英王亨利八世的一张地图[5]上，爪哇岛被显著地标记为“小爪哇国”。这可能是法兰西绘图者从当地或加泰罗尼亚人的地图上找到的信息，并不是自己亲身证实的地理信息。如果这张地图真实展现了澳大利亚部分地区的轮廓，并且已经被世人接受，那么意味着当时至少有船经过了澳大利亚西北岸，而且东海岸也曾有船出没。从约克角到塔斯马尼亚南部的航行比广为人知的詹姆斯·库克[6]的航行整整早了两个半世纪。 然而，这张地图并不可靠，因为从14世纪的热那亚旅行家马可·波罗的书中得知，现在的苏门答腊岛当时被称为“小爪哇国”，而且马可·波罗和阿拉伯商人都将爪哇岛称为“大爪哇国”。1580年，弗朗西斯·德雷克环游世界后，也曾在“大爪哇国”逗留。当然，这里的“大爪哇国”指的不是澳大利亚，而是真正的爪哇岛。值得一提的是，绘有“大爪哇国”的地图的图例表明，那里的居民穿着衣服，手拿雨伞，骑着马或骆驼，旁边还有木屋。因此，一些葡萄牙作家称他们对澳大利亚早有认识。但这张有趣的地图证明，事实并非如此。 1598年，科尼利厄斯·怀特福利特[7]在鲁汶出版的书中写道：“澳大利亚大陆位于所有大陆的最南边，与新几内亚之间隔着一条狭长的海峡。迄今为止，那里的海岸线鲜有人知，因为几次航行后，通往澳大利亚的航线已经荒废。除非水手们遭遇暴风雨在澳大利亚沿海停留，否则那里人迹罕至。澳大利亚大陆最北端位于赤道附近，有人断言那里的土地纵横极广，如果进行彻底勘探，其面积可能是世界陆地面积的五分之一”。给鲁汶地理学家提供信息的人已经认识到，一条海峡将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南部的大陆隔开了，但他们想象中的南部大陆的面积比实际面积大很多。古代地理学家们想象中的澳大利亚大陆是绕着南极点延伸下去的。 马可·波罗（1254—1324） 詹姆斯·库克（1728—1779） 17世纪前，有关澳大利亚的信息疑点重重，有人称这些信息并不可信。也有人认为，1606年，荷兰人登陆澳大利亚大陆以前，欧洲人一直不知道澳大利亚大陆的存在。这一说法完全是毫无根据的臆断推测。我们无法得知是否有具体的水手或船只曾在荷兰人之前发现了澳大利亚大陆，因为我们能够参考的只有一些粗糙的图表、科尼利厄斯·怀特福利特的声明以及欧洲人古老的执着探索精神。然而，虽然这些证据并不能证明太多东西，但也不能忽视。现存的葡萄牙地图上并没有17世纪前的澳大利亚。 这些模糊旧史就像淡淡晨曦中的浮影，幽幽徜徉在街道尽头。 还有人认为，如果葡萄牙人确实在香料群岛的南边发现了一片新大陆，一定会引以为豪，并向世界宣告自己的发现。但也有人认为，葡萄牙人为了独享新大陆的资源，故意隐藏了行踪，试图垄断与东方的贸易往来。对西班牙人来说，他们尤其不信任葡萄牙人，将这位欧洲邻居视为称霸海上的竞争对手。葡萄牙人最先发现了绕过好望角通往东方的海上之路，西班牙人最先发现了穿越大西洋通往美洲的路径，双方都意识到，为了各自的利益，他们必将产生冲突。1493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将子午线东边的新大陆划给了葡萄牙，西边的新大陆划给了西班牙，平息了双方的争端。不久，两国同意了教皇颁布的修正条约，以子午线三百七十里格[8]以西的弗得角群岛为界，划定了两国的势力范围。 教皇亚历山大六世（1431—1503） 发现太平洋前，关于大西洋的分界线的争端稍有平息，但好景不长。费迪南德·麦哲伦船队驶出大西洋，进入太平洋时，教皇颁布的修正条约又调整了。摩鹿加群岛盛产香料，因此成了珍贵的香料产地。1512年，葡萄牙人发现了这群岛屿，想要占为己有。但西班牙强烈反对，声称摩鹿加群岛位于子午线分界线的西边，“根据教皇的公牛法令[9]，摩鹿加群岛应附属于管辖该地的国家”。最后，西班牙和葡萄牙“围绕印度群岛的香料和管辖权划分争论不休，冲突不断”。当时，一个西班牙人记录了“固执己见、怒气冲冲的葡萄牙国王约翰三世和其他葡萄牙人暴跳如雷的样子，他们仿佛要徒手将天空撕破，非常害怕西班牙人阻碍他们的香料生意”。经过一番争论，西班牙国王和葡萄牙国王各自迎娶了对方的妹妹，缓和了矛盾。葡萄牙给了西班牙国王一笔钱，劝他放弃争夺摩鹿加群岛。于是，葡萄牙名正言顺地获得了摩鹿加群岛的管辖权。对此，西班牙史学家记载：“有人啧啧称奇，有人遗憾唏嘘，但都不敢再说什么。虽然西班牙商人并不承认两国联姻迫使他们放弃了贸易权利，但在那时，他们最好还是少说为妙。” 葡萄牙国王约翰三世（1502—1557） 两个竞争国之间关于太平洋周围岛屿的归属权问题引发了一系列纷争，两国国王似乎也没有向摩鹿加群岛移民的计划。因此，人们认为，如果真的有人发现了澳大利亚大陆却不动声色，一定是为了维护葡萄牙的利益。如果西班牙人发现了澳大利亚大陆，一定会像争夺摩鹿加群岛一样大肆声张，还会对外宣扬葡萄牙支付的那笔钱只是买下了摩鹿加群岛，不包括南方的大片陆地。关于摩鹿加群岛的争夺问题终于在1529年划上了句号。如果葡萄牙人发现了新大陆，不知他们是否会佯装不知道。但我们确实没有找到相关的文献资料。从16世纪的葡萄牙旅行家发表的作品来看，葡萄牙人的确不知道爪哇国以北的大陆，只熟悉爪哇岛的北海岸。葡萄牙旅行家写道：“我们并不常去南部海岸，也不熟悉那里的海湾和港口，但我们常去北部海岸，那里有很多地理位置优越的港口。” 葡萄牙在摩鹿加群岛建设要塞 因此，我们得出结论，能够证明16世纪的葡萄牙人发现了澳大利亚大陆的确凿证据非常少，而且很模糊。既然没有具有说服力的证据，也就证明葡萄牙人发现了澳大利亚大陆的说法是不可信的。虽然我们可以理解葡萄牙掩盖发现澳大利亚大陆的动机是为了避开西班牙，但并没有证据表明葡萄牙人刻意隐瞒了有关澳大利亚大陆的信息。 直到1606年，我们才有了确凿的证据。那一年，荷兰与西班牙船队在航行途中看到了澳大利亚海岸。终于，我们知道了发现澳大利亚大陆的人的具体名字以及确凿证据，也掌握了可供阅读分析的第一手文献资料。 西班牙人的此次航行是这样的。当时，被派去管理美洲大陆殖民地的总督经常派出探险队去寻找新大陆。1567年，阿尔瓦罗·德·孟丹努厄·德·雷瓦拿率领一支来自秘鲁的探险队发现了位于新几内亚东边的所罗门群岛。根据这次航行经历，阿尔瓦罗·德·孟丹努厄·德·雷瓦拿认为自己找到了人们一直怀疑是否真实存在的辽阔的南方大陆。当时，探险队发现的最大的岛屿用发现者的名字命名，称瓜达尔康纳尔岛。沿海岸线航行一百五十里格后，探险队才分辨出这片陆地竟是一座与大陆相连的岛屿。但那时他们并不确定岛上有什么，只想着这座岛与大陆相连，可以通往麦哲伦海峡。然而，船队一直沿着海岸线18°方向航行，仍然没有看到尽头。他们在这个小岛或大陆上找到了黄金，但由于听不懂当地语言，加上身材强壮的印第安人的奋力抵抗，西班牙人并没有弄清楚黄金的真正产地，也不知道当地蕴藏着多少宝藏。 为了吸引其他西班牙人来此定居，阿尔瓦罗·德·孟丹努厄·德·雷瓦拿将这些岛屿称为所罗门群岛[10]。他认为，在所罗门群岛建一个西班牙殖民地会为西班牙的海上贸易提供便利。因此，1595年，他又率领一支探险队出发了。时隔二十八年后，他没有找到所罗门群岛，却发现了马克萨斯群岛。当时的航海家经常在茫茫大海中迷失方向，阿尔瓦罗·德·孟丹努厄·德·雷瓦拿没有精准推算出自己船队的位置，他在所罗门群岛东南面的圣克鲁兹岛郁郁而终。直到去世那天，他也没能重新找到所罗门群岛。 在阿尔瓦罗·德·孟丹努厄·德·雷瓦拿第二次出航的探险队里，有一个叫佩德罗·费尔南德斯·德·基罗斯的航海家。这个西班牙人也认为所罗门群岛附近有一片“广阔的南方大陆，一直延伸到麦哲伦海峡”。他坚信，如果能占领这片大陆，将会对西班牙十分有利。他向国王腓力三世[11]说明了相关情况，并毛遂自荐。后来，腓力三世命他带领三艘舰船踏上了占领圣克鲁兹岛并寻找南方大陆的茫茫征途。 阿尔瓦罗·德·孟丹努厄·德·雷瓦拿（1542—1595） 1605年12月21日，探险队从秘鲁的卡亚俄起航。路易·韦兹·德·托雷斯是探险队的第二指挥官。由于佩德罗·费尔南德斯·德·基罗斯无法统一指挥船员，船员们开始造反。路易·韦兹·德·托雷斯在航行记录中记载：“船员们迫使船队改变了航线。”当船队到达新赫布里底群岛的圣埃斯皮里图岛时，路易·韦兹·德·托雷斯和佩德罗·费尔南德斯·德·基罗斯率领的船队分开了。1605年6月11日半夜时分，佩德罗·费尔南德斯·德·基罗斯的船舰“圣约翰”号和“圣保罗”号驶出了港湾。路易·韦兹·德·托雷斯说：“我们第二天立刻动身去找他们，竭力寻找后，发现根本不可能将他们找回来，因为他们没有按照预定的航线行驶。他们可能也不想被我们找到。”从路易·韦兹·德·托雷斯的话中可以推断出，叛变的船员们迫使佩德罗·费尔南德斯·德·基罗斯返回了秘鲁，留下路易·韦兹·德·托雷斯指挥剩下的两艘船。 腓力三世（1578—1621） 探险队的最高指挥官已经离开，留下了不知所措的路易·韦兹·德·托雷斯。他不知是否应该放弃航行计划回到卡亚俄。后来，他决定继续航行，直到有所收获。带着这份决心，他到达了澳大利亚大陆的倾斜面的背面。他补充说：“我的领导风格和佩德罗·费尔南德斯·德·基罗斯船长完全不同。”言语间透露出一丝自豪和对佩德罗·费尔南德斯·德·基罗斯失败的嘲讽。 路易·韦兹·德·托雷斯确定船队之前停泊的地方是一个小岛，而不是大陆后，便一路行驶到了新几内亚的南部海岸。在接下来焦虑不安的两个月里，他率领船队穿过了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中间的海峡。那里岛屿分布复杂，暗礁恶浪，危险重重。路易·韦兹·德·托雷斯的船队不太可能看到澳大利亚海岸。我们有两份关于那次航行的资料，一份是路易·韦兹·德·托雷斯的记录，另一份是迪亚哥·德·普拉多的记录。他们的航线上都没有能看到澳大利亚大陆的角度，除非爬到托雷斯海峡小岛上的一座海拔七百五十英尺的山上。如果在天气晴朗时爬上那座山，或许可以看见远方的澳大利亚海岸。但这两份记录都没有提到类似的事件。在环境恶劣的热带岛屿上，想要攀上一座高山必定会付出不小的代价。因此，如果真有其事，后来的记录不可能没有提到。 佩德罗·费尔南德斯·德·基罗斯理直气壮地说自己发现了南方大陆，但他在1610年公开的航行记录中，宣称一直延伸到极地的南方地区应该叫“圣灵澳大利亚”，以此表达他对西班牙国王腓力三世的敬意，同时也表明新大陆是一片南方大陆。佩德罗·费尔南德斯·德·基罗斯说取这个名字的原因“是源自哈布斯堡家族威严尊贵的封号”。但路易·韦兹·德·托雷斯心里明白，佩德罗·费尔南德斯·德·基罗斯根本没有发现澳大利亚大陆，只发现了一座面积不大的小岛。佩德罗·费尔南德斯·德·基罗斯到达的地方距真正的澳大利亚大陆至少还有上千英里。 注解： [1]　亨利八世（Henry VIII，1491—1547），英王亨利七世与伊丽莎白王后的第二个儿子，1509年登基，在位期间与罗马教皇反目，并推行宗教改革，使英格兰教会脱离了罗马教廷统治。——译者注 [2]　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1540—1596），英国著名的私掠船船长、奴隶贩卖商以及航海家和探险家，也是伊丽莎白时代的政治家。他在1577年至1580年进行了两次环球航行。——译者注 [3]　亚伯拉罕·奥特柳斯（Abraham Ortelius，1527—1598），比利时地图学家和地理学家，1570年发表了第一部现代地图集《世界概貌》，提出了“大陆漂移学说”的最初设想。——译者注 [4]　香料群岛（Spice Islands）指位于印度尼西亚东北部的马鲁古群岛。——译者注 [5]　这张地图由约翰·罗茨呈交。据推测，约翰·罗茨是作为亨利八世的第四任妻子——克利夫斯的安妮（Anne of Cleves）的随从来到英格兰的。——原注 [6]　詹姆斯·库克（James Cook，1728—1779），人称库克船长，是英国皇家海军军官、航海家、探险家和绘图师，曾三次奉命前往太平洋，成为首批登陆澳大利亚东岸和夏威夷群岛的欧洲人，他带领的船队是首次环绕新西兰航行的欧洲船队。——译者注 [7]　科尼利厄斯·怀特福利特（Cornelius Wytfiet，？—1597），来自哈布斯堡尼德兰的地理学家，因测绘出版第一本美洲地图册而著名。——译者注 [8]　旧时长度单位，七十里格约三英里或四点八英里。——原注 [9]　公牛法令也叫公牛诏令，是罗马天主教皇颁布的一种公文制诰。这一名字来源于教皇的传统文件中使用的牛头形状的铅封。——译者注 [10]　西班牙人认为所罗门王曾从这些岛上运回黄金装饰耶路撒冷（Jerusalem）的神殿，因此，将这些岛屿称为“所罗门”，希望可以吸引西班牙人来这里定居。——原注 [11]　腓力三世（Philip III of Spain），哈布斯堡王朝（House of Habsburg）的君主。——原注 [book_title]第2章 荷兰人与新荷兰 精彩看点 西班牙和荷兰——科内利斯·德·豪特曼在东印度群岛——荷兰人在爪哇岛的殖民——“杜伊夫根”号在托雷斯海峡——亨德里克·布劳威尔发现前往印度群岛的新航线——德克·哈托格在鲨鱼湾——卡奔塔利亚湾的发现——露纹地的发现——英格兰“试验”号遇难——亚伯·塔斯曼的航行——新荷兰 荷兰人进入东方探险、开拓殖民地、进行贸易往来等活动与欧洲发生的几次重大事件密切相关。宗教改革虽然主要是关于教会事务和宗教观念及形式的变革，但仍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涉及政治、商业和人类权益的方方面面。宗教改革的影响不仅遍布已知的所有大陆，还引发了人们对未知大陆的探索。 16世纪中后期，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与荷兰人展开了一场血腥苦斗。成千上万的荷兰人脱离了曾经的教会。作为一名虔诚的信徒，腓力二世痛恨异教思想，决心“要像连根拔起毒草一样消灭他们”。当时，西班牙团接到上级命令后，用极其残忍的手段镇压了叛乱的教徒，在历史上留下了一段非常可怕的黑暗时期。四十多年来，西班牙人的刀剑上不知沾染了多少荷兰人的鲜血。在南部的布拉班特省和弗兰德斯省，新教被镇压。残忍的宗教狂徒腓力二世在马德里下令迫害新教徒，但北方的荷兰省和西兰岛成功抵制了这场腥风血雨。 宗教动乱期间，在欧洲各国的海上贸易中，荷兰是贸易量最大的国家。荷兰人拥有大量商业舰船和经验丰富的水手，贸易的主要任务是到里斯本运输葡萄牙人从东方带回的商品，然后再卖到欧洲大陆。当葡萄牙人垄断了东方贸易时，荷兰人掌控了欧洲各地的主要货运贸易，并从中牟取暴利。荷兰人的财富越来越多，于是，他们用赚来的钱扩大了航运规模。日渐增加的财富和不断增强的海上实力为荷兰公然反抗腓力二世提供了经济保障。 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1527—1598） 西班牙与荷兰战争期间灾难深重的荷兰人 腓力二世发现无法用武力征服荷兰人，于是决心打压他们的贸易。1580年，葡萄牙王位虚悬，西班牙军队越过边境强迫葡萄牙人接受腓力二世的统治。随后的六十年，即1640年葡萄牙获得独立前，昔日在海上贸易和探险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的英勇王国沦为了西班牙的“阶下囚”。腓力二世利用自己对殖民地和葡萄牙航运的控制权，向荷兰人发起了报复性攻击。1584年，他下令禁止荷兰船只进入里斯本。通过禁止异教徒船只在港口通行，他希望切断荷兰人的经济来源，摧毁他们的海上贸易，严惩他们的忤逆罪行。 然而，腓力二世完全低估了荷兰人的反抗精神。荷兰人骗过了西班牙最英勇的将军，打败了西班牙最精良的军队，甚至还俘虏了西班牙的海上船队。以前，荷兰船队需要去里斯本运货，但现在，船队可以直接从东方进货，根本不需要经过里斯本的港口。这一切对腓力二世颁布的禁令来说，都是极大的讽刺。起初，荷兰人想通过欧洲北部的通道探索一条前往东方的新航线，但被北冰洋阻断了。因此，如果他们想成功开展海上贸易，就必须与西班牙人正面交锋，用武力夺回自己开辟的海上航线。 里斯本港 葡萄牙人虽然想尽办法隐藏自己的海上航线，从未公开发布地图，但以前经常雇佣荷兰水手。这些水手知道他们的航线。一个叫科内利斯·德·豪特曼的荷兰水手曾在葡萄牙与东方的贸易中担任领航员。另一个叫让·哈伊根·范·林斯霍滕的荷兰人也在东印度生活了十四年，回国后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了一部名为《旅程》的著作，详细描述了他对东方的全部认识。还有几个英格兰人辗转在亚洲各个海洋和大陆上，颠沛流离，饱尝冒险的艰辛。后来，他们的经历被理查德·哈克路特写进了《重要的航海、航行与发现》一书中，于1589年出版。因此，令腓力二世没有想到的是，通过各种不同的渠道，荷兰人对印度群岛的认识已经非常充分，而且已经做好积极投身实践的准备。 一群阿姆斯特丹商人组建了一支四艘船的船队，由科内利斯·德·豪特曼指挥，踏上了通往香料群岛的征途。从1595年4月到1597年7月，他们经历了重重艰险，但对荷兰来说，这是一次伟大的航行。这支船队是第一批绕过好望角的荷兰船队，沿途经过了马达加斯加、果阿、爪哇国和摩鹿加群岛等地。荷兰船队中，科内利斯·德·豪特曼和他的兄弟弗雷德里克·德·豪特曼是这次东方征途中最重要的先锋。澳大利亚西海岸有一片长长的浅滩，即澳大利亚地图上的豪特曼·阿布洛霍斯群岛，这片群岛是用第一个看见它的人的名字命名的。葡萄牙语中的“阿布洛霍斯”的字面意思是“睁开的眼睛”，起这个名字是因为当地的海岸需要严加防守。荷兰人为新发现的群岛取一个葡萄牙名字本身是一件有趣的事，说明大部分荷兰水手曾在葡萄牙的船队中积累经验，因此，荷兰人用葡萄牙语取名也就不足为奇了。 让·哈伊根·范·林斯霍滕为探险船领航 科内利斯·德·豪特曼率领四艘船从阿姆斯特丹起航 发现澳大利亚的下一个重大事件是荷兰人强行进入东方海上贸易。 科内利斯·德·豪特曼领航带路，其他人紧随其后。1598年，荷兰人已经在爪哇国站稳了脚跟，成立了七个从事东方贸易的公司，并从中赚取了巨额利润。络绎不绝的船只从荷兰出发。荷兰商人的船装备精良，水手们经验丰富，他们严阵以待，已经做好面对劲敌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准备。不管在东方战场还是在欧洲海域，荷兰人都成功击退了敌船。1606年，在马六甲海峡，荷兰人击退了敌方的一支舰队；1607年，在直布罗陀海峡，雅各布·范·海姆斯凯尔克指挥的荷兰特遣小分队摧毁了一支西班牙大型舰队。这股新兴的海上力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取代了葡萄牙，成为欧洲在东方海域的主要势力。 雅各布·范·海姆斯凯尔克指挥舰队在直布罗陀海峡歼灭了西班牙舰队 在进行海上活动前半个世纪，荷兰人不但在商业贸易方面开拓了市场，而且充满冒险探索精神。他们四处探索，绘制地图并出版。荷兰人绘制了许多精美的地图，丰富了世界地理知识。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们将探索结果进行整合，为位于香料群岛南部的北部大陆和南部海岸绘制了地图轮廓，并将两张地图拼接了起来。 第一艘来到澳大利亚海岸的荷兰船是“杜伊夫根”号。当时，“杜伊夫根”号被派去巡查新几内亚岛屿。1606年3月，“杜伊夫根”号的指挥官威廉·扬松到达托雷斯海峡。几个星期前，路易·韦兹·德·托雷斯刚从那里经过。为解决船上补给不足而与土著发生冲突，“杜伊夫根”号上的九个船员被当地土著杀害，那些土著都是“狂野、残忍、皮肤黝黑的野蛮人”。因此，“杜伊夫根”号没能穿过约克角西边的基尔维尔角，即回転角。威廉·扬松以为新几内亚南部海岸与他航行时经过的陆地接壤，于是在后来的荷兰地图中留下了这个错误，并持续了很多年。 通过一系列活动，荷兰人逐渐完成了对澳大利亚西海岸的探索。探索过程充满辛酸苦涩，但也不乏喜悦和成功。荷兰人首次进入澳大利亚西海岸海域时，是沿葡萄牙人的航线航行的。绕过好望角后，他们沿着非洲海岸向东北航行，到达了马达加斯加岛，进入了印度洋。由于热带地区没有风，接连几个星期，舰船一直无法起航。加上酷热难当，几个船员得了坏血病或痢疾。一艘船在航行途中损失百分之六十的船员是常有的事，而且货物经常变质，船舱也经常漏水，船上臭气熏天。一次航行有时会持续一年，最少也要九个月。1584年，一位来到葡萄牙殖民地的英格兰人注意到，海船如果错过了每年7月的雨季，一般都无法穿越印度洋，只能掉头回到圣海伦娜岛。但他记录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在我主保佑的1580年10月5日，一艘名为‘洛伦佐’的船经受了海上恶劣环境的种种考验，竟然安全抵达了殖民地。真是一个奇迹！此后，我再也没有听说过类似的事件。”之前的航线障碍重重，船根本无法全速航行，种种不便使荷兰人意识到必须重新找一条更便捷的航线。一张荷兰地图标注了雅各布·科内利松·范·内克[1]的船队在1598至1600年的航线，表明当时还有别的航线可以穿越印度洋。 1611年，能力出众的指挥官亨德里克·布劳威尔发现了一条重要航线，后来，他成了荷属东印度群岛的总督。亨德里克·布劳威尔发现，绕过好望角后，乘船向正东方向行驶三千英里，转北向爪哇国行驶，就能迎风直达目的地。新航线的航行时间比旧航线少很多。亨德里克·布劳威尔写信给荷属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信中指出他从荷兰到爪哇国只用了七个月，建议以后的船只都走同样的航线。董事们听取了他的建议。1613年起，所有的荷兰船队指挥官都按照亨德里克·布劳威尔发现的航线行进。 雅各布·科内利松·范·内克（1564—1638） 看了南印度洋地图的人都会明白，航线的变化对发现澳大利亚西海岸意义重大。好望角距露纹角约四千三百英里。有风的时候，如果向东行驶的船在改变航道前利用风势，就有可能看到澳大利亚海岸。 “安德哈特”号通过这条航线看到了澳大利亚海岸。“安德哈特”号的船长德克·哈托格沿亨德里克·布劳威尔发现的航线航行时，命船稍微往东偏移了一些，到达了鲨鱼湾，在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小岛登陆。他还在那里立了一根柱子，柱子上面钉了一块金属牌，牌子上写着：“1616年10月25日，‘安德哈特’号从阿姆斯特丹来到此地，1616年10月27日出发前往班塔姆岛。”现在。这块牌子保存在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里。其实，这块金属牌不过是当时水手吃饭时用的锡铅合金制的餐盘。它被锤平了，用来做标记，如今成了珍贵的文物，因为它见证了欧洲人首次来到澳大利亚的历史。八十年后，荷兰“盖尔文克”号的船长威廉·德·福拉曼发现了德克·哈托格留下的金属牌。那根柱子已经腐烂，但钉在上面的金属牌“经过雨淋暴晒依然完好”。威廉·德·福拉曼将金属牌作为“有趣的探险纪念品”送回了阿姆斯特丹，又在原来的地方重新立了一根柱子，并钉了块牌子。1817年，法兰西复辟王朝的远征队指挥官路易·德·弗雷西内将这块牌子带回了巴黎。 亨德里克·布劳威尔（1581—1643） 威廉·德·福拉曼（1640—1698） 荷兰水手认为德克·哈托格的发现保障了航行的安全。在亨德里克·布劳威尔的航行记录里，并没有叙述清楚他从什么时候开始向北航行。现在，荷兰航海者有了一个参照地标，并收到了新修正的航行指令，在好望角朝南纬30°至40°之间的方向航行四千英里，直达“安德哈特”号发现的德克哈托格岛。荷兰人给澳大利亚取了第一个名字——“南方新陆地”。早期阿姆斯特丹出版的几张地图上都绘有这片陆地。 这样一来，欧洲的货船在常规航线上就能看见澳大利亚西海岸，发现澳大利亚其他海岸也就指日可待了。当然，并不是所有船只都在澳大利亚海岸的同一个地点登陆。有时，船只会被强劲的海风吹离预定路线几百英里。船队在往返东印度群岛的途中，发现新海岸线的可能性微乎其微。1628年，德·威特船长从巴达维亚返回荷兰。途中，由于逆风，船在澳大利亚西北海岸搁浅。德·威特被迫将胡椒和铜全部扔进大海，“上帝立刻显灵，船又完好无损地开始航行了”。后来，这个地方的一片海岸被称为“德威特地”。1627年，“古登·西帕”号上的高级官员彼得·诺伊兹发现了位于澳大利亚西南角大澳大利亚湾北部的圣彼得岛和圣弗朗西斯岛，并将其命名为“露纹地”，因为在1623年，一艘同名的船发现了这片区域。“露纹”的意思是“母狮子”。 与此同时，一艘英格兰船离开澳大利亚海岸后遇险，与澳大利亚有关的历史记录也由此开始。1627年，在荷兰地图上，德克哈托格岛西北部有一片珊瑚礁。1622年，英格兰船“试验”号在这里沉没。“试验”号的体积很大，船上共有一百三十三人，其中四十六人被小船救起，送到了巴达维亚。1622年7月5日，生还者到达巴达维亚后，荷兰总督向东印度公司的经理做了汇报。报告上说：“他们说‘探险’号在风平浪静的夜晚撞上了岩石，海水迅速渗入船舱。生还的四十六人手忙脚乱地坐上小船或救生艇逃离，剩下的九十七人在船上听天由命。”这次不幸事件是英格兰了解澳大利亚的开端，比詹姆斯·库克船长远征澳大利亚东海岸整整早了一个半世纪。 巴达维亚（今雅加达） 在发现澳大利亚的过程中，荷兰有一位叫亚伯·塔斯曼的杰出航海家。1603年，在弗里斯兰省一个草木茂盛的小村庄，亚伯·塔斯曼出生。当时的荷兰人刚刚打赢了宿敌西班牙人。随着荷兰人在东印度群岛站稳脚跟，长大后的亚伯·塔斯曼萌生了出海闯荡的想法。他抓住机会为东印度公司效力，成了一名训练有素、精明能干的水手。亚伯·塔斯曼晋升得很快。一开始，他只是一名普通水手，但两年内后他就当上了船长。当时，没有人的航海技术能比得上亚伯·塔斯曼。因此，掌管公司事务的精明商人们将整艘船都交给了这位能力出众的航海家。我们可以从亚伯·塔斯曼的迅速升迁以及他在东印度公司从事的工作推断出，他是一个有勇有谋、值得信赖的杰出指挥官。 幸运的是，亚伯·塔斯曼在东印度公司任职时，荷属东印度地区的控制权掌握在安东尼·范·迪门手中。1636年，这位受人敬仰的荷兰总督上任，1645年卸任。安东尼·范·迪门不仅扩大了荷兰在东方的势力，赚取了巨额贸易利润，还积极探索南部海域的未知地域。他运用前人积累的知识经验，经过深思熟虑后给船员水手们下达命令，体现出敏锐的商业头脑。在如何与土著人打交道方面，安东尼·范·迪门命令属下一定要谨慎。他说：“如果你对土著人的小偷小摸视而不见，他们就会与你亲近，也不会对你的民族产生仇恨。探索未知大陆和部落没有捷径，只能依靠足够的耐心和坚强的毅力，而且必须尽力迎合当地人。”同时，安东尼·范·迪门没有忘记自己是商人，荷兰公司不仅要帮助人类拓展知识，更重要的是要谋取利益。安东尼·范·迪门说过，土著人一直不知道金银的价值，如果发现金银，就不要告诉他们，“要假装你并不想得到金银。如果他们用金银换取你的货物，你必须假装根本不在乎，给他们铜、锌和铅，就像这些金属更有价值一样”。 亚伯·塔斯曼（1603—1659）（左）与家人 1642年，亚伯·塔斯曼第一次受命指挥探险队时，已经在东方待了近十年，为自己的祖国尽忠职守。安东尼·范·迪门派亚伯·塔斯曼指挥“海姆斯凯克”号和“齐恩”号，并让经验丰富的弗兰兹·维斯切尔担任领航员，规划航程。这次航行的目的是开辟新的贸易航线，找到更便捷的通往南美的路径。为了与西班牙抗衡，荷兰人将南美作为贸易拓展目标。1642年8月14日，亚伯·塔斯曼的船队从巴达维亚起航，绕了印度洋一大圈后停靠在毛里求斯，随后向南航行，但遇到了暴风天气。船队到达南纬49°地区时，在弗兰兹·维斯切尔的建议下，亚伯·塔斯曼决定回到温度较高的水域。在南纬42°时，他们迎着强劲的西风疾驶。1642年11月24日，船上的瞭望员看到前方出现了陆地。事实上，瞭望员看见的是以发现者安东尼·范·迪门的名字命名的小岛，但现在这块小岛以亚伯·塔斯曼的名字命名。后来的研究者认为，亚伯·塔斯曼的登陆点是在小岛西海岸的麦夸里海港入口附近，这里能看见海姆斯凯克山和齐恩山。1798年，马修·弗林德斯以亚伯·塔斯曼船队的船名命名了这两座山。 亚伯·塔斯曼在小岛南部插上了荷兰总督弗雷德里克·亨利亲王[2]的旗帜，以此表示荷兰对这座小岛的占有权。1642年12月4日，亚伯·塔斯曼继续率船队向东行驶。九天后，他看到了新西兰南部小岛的西岸，将船停靠在屠杀湾。之所以将这里取名屠杀湾是因为在此地，亚伯·塔斯曼的三个船员被毛利人杀害。亚伯·塔斯曼在日志中写道：“这是我们发现的第二块大陆，看上去是一块不错的大陆。”为了纪念荷兰的议会制度，他将这片陆地命名为“斯塔恩”。发现者将范迪门斯地和新西兰中间的海域命名为“亚伯·塔斯曼通道”，误以为新西兰是神秘未知的澳大利亚的一部分，并以为这片海域是新西兰和新荷兰之间的海峡。近年来，英格兰海军部在地图上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间的海域取名为塔斯曼海域，这才是恰当的。 弗雷德里克·亨利亲王（1584—1647） 毛利人 离开新西兰后，亚伯·塔斯曼的船队进入了太平洋，中途停靠在汤加群岛，随后绕过新几内亚北部海岸开始返航。1643年6月15日，船队到达巴达维亚。在这次为期十个月的海上探险中，亚伯·塔斯曼有了重大发现。 1644年，亚伯·塔斯曼第二次率船队起航，试图寻找新几内亚及其南部大陆之间的海上通道。现在，荷兰人已经知道新几内亚南部大陆十分辽阔，但他们还不知道路易·韦兹·德·托雷斯早在三十八年前就已经通过那片海峡。如果亚伯·塔斯曼找到那片海峡并穿过，就可以到达范迪门斯地，驶向圣彼得岛和圣弗朗西斯岛，从德克哈托格岛的海岸返回巴达维亚。如果他真的做到了，就可以证明澳大利亚是一座岛屿，并揭开神秘的澳大利亚的面纱。然而，由于一些未知原因[3]，亚伯·塔斯曼没有找到海上通道，也没有通过上述路线穿越太平洋。1644年8月，他回到巴达维亚。归入新几内亚的陆地可能被亚伯·塔斯曼命名为卡奔塔利亚湾，以此纪念荷兰总督彼得·卡本特。 经过亚伯·塔斯曼的几次海上探险后，荷兰人开始用新荷兰称包括范迪门斯地和整个德威特地以北的区域，尽管他们从未到过澳大利亚东部海岸。 亚伯·塔斯曼和安东尼·范·迪门结束了荷兰人在澳大利亚探险的伟大时代。无论在探险的范围还是在辉煌的成就方面，历史上再也没有人可以与这两个人相提并论。然而，亚伯·塔斯曼和安东尼·范·迪门仅仅完成了一部分探索任务。通过偶然发现或潜心寻找，荷兰人获得了从卡奔塔利亚湾到大澳大利亚湾的海岸线信息，并将新西兰和范迪门斯地纳入了该区域。亚伯·塔斯曼1644年留下的地图几乎一直沿用到1770年。后来，詹姆斯·库克带领探险队又有了新的发现。 注解： [1]　雅各布·科内利松·范·内克（Jacob Corneliszoon van Neck，1564—1638），荷兰海军军官、探险家，1598年至1599年率领荷兰船队第二次对印度尼西亚进行了探险。——译者注 [2]　弗雷德里克·亨利亲王（Prince Frederic Henry，1584—1647），奥兰治亲王，是荷兰、泽兰、乌特勒支、格德斯和上艾瑟尔的统治者。——译者注 [3]　1644年，亚伯·塔斯曼的航行日志丢失，因此我们无法得知他遇到了什么困难。——原注 [book_title]第3章 威廉·丹皮尔与詹姆斯·库克 精彩看点 荷兰人结束探险——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政策——威廉·丹皮尔率领“天鹅”号第一次到达澳大利亚——威廉·丹皮尔带领“雄獐”号进行的探险——詹姆斯·库克的航行——发现新南威尔士——植物学湾——“决心”号的航行——詹姆斯·库克的畅销书《远航记》 荷兰人在澳大利亚的探险已经完成一大半，但没有完成剩下的部分。当年，激励安东尼·范·迪门探险的精神火焰随着他的去世逐渐熄灭。1645年，在亚伯·塔斯曼完成第二次探险后，这位伟大的总督与世长辞。从此，亚伯·塔斯曼再也没有参加过任何海上探险，也没能亲眼见证别人超越他的伟大成就。1659年，亚伯·塔斯曼去世。 由于花费巨大且看不到即时收益，东印度公司的管理层并不鼓励继续海上探险。虽然公司内部仍有一部分荷兰人支持探险，主要负责人也由荷兰政府任命，但支持者都是商人。当时的人记录了这样一句话：“在商言商，利益为先。” 事实的确如此。如果安东尼·范·迪门多活几个月，就会收到一封东印度公司的信，他会因海上冒险的高额花费被骂得狗血淋头。发现新大陆的海上探险不仅没有增加东印度公司的收益或产生即时的效益，还花费了大笔资金。安东尼·范·迪门希望用探险得来的金银财宝支付航海的开销。新西兰的范迪门斯地有很多金矿和银矿，山里闪闪发亮的金银比所罗门、克罗伊斯[1]、埃及法老和莫卧儿人的金银加在一起还要多。但金银不会躺在沙滩的石子间，因此，首先必须找到金银。抹着油彩、皮肤黝黑的土著世代生活在这片大陆上，但他们对此毫无概念。因此，荷兰人和这些土著根本无法做成赚钱的买卖。野人的文明程度很低，甚至不会以物易物。阿姆斯特丹的商人问道：“为什么要来这些偏僻又无利可得的地方呢？”显然，安波那岛的肉豆蔻、锡兰的丁香、印度的稻米、中国的丝绸以及从物产丰饶的东方舶来的其他商品的利润更丰厚。虽然探险可以发现新大陆，但不能产生相应的利润。 安东尼·范·迪门（1593—1645） 安东尼·范·迪门如果读了来自东印度公司的信，可能会十分生气，但同时会觉得抱歉。1644年，在得知亚伯·塔斯曼的航行不久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管理层写了这封信，但在信件到达爪哇国前，安东尼·范·迪门已经与世长辞，恰好躲过了官方的责备。公司管理层在信中说：“我们知道你的战舰已经再次出海，担负起了探索新几内亚海岸的任务，并试图通过探险获得金银宝藏。我们不希望继续进行探险活动，因为这类活动给公司带来了巨大的负担，公司需要投入更多船只和水手。如果贸易开展得顺利，就可以证明公司开拓了足够广阔的市场和航线。为公司寻找金矿和银矿并不是我们的任务，但如果发现了矿藏，就请好好从中谋利。开发矿山需要投入很多资金和人力。目前，你的舰队计划有点儿偏离我们的目标。事实上，公司已经找到了获得金银财宝的途径，即我们在印度洋的所有海上贸易。” 毫无疑问，不管是欧洲还是东方的荷兰人，都对中止毫无收益的探险活动感到十分遗憾，尤其是一些精英和热心人士。17世纪末，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主要董事是尼古拉·维特森。他在信中说道：“我们的水手出去探险的目的只是金钱，这是我们深感遗憾的地方。”但他和持有相同观点的人无法改变公司其他人和国人的普遍观念。探险结束后，对荷兰人来说，新荷兰只是他们在往返东印度群岛的途中偶然发现的一块陆地。延绵的海岸线引起了荷兰人的好奇，但并没有促使他们继续探索这块陆地。他们只看到了澳大利亚西部和北部的海岸，从未看到过南部和东部的美丽海岸。新荷兰留给他们的印象只有贫瘠。 1688年，詹姆斯二世[2]在英格兰执政期间，澳大利亚海岸附近出现了一群投机冒险家，其中一位叫威廉·丹皮尔的英格兰人有着极高的写作天赋，对冒险充满热情。威廉·丹皮尔和同伴驾驶“天鹅”号在中国海域进行劫掠活动。“天鹅”号是他们曾经的战利品。这群海盗做的非法勾当十分卑劣，按照西班牙人的话说，如果他们被抓，应该立即处以绞刑，将他们吊在船横衍臂上，结束他们罪恶的一生。 詹姆斯二世（1633—1701） 威廉·丹皮尔（1651—1715） 然而，如果威廉·丹皮尔真的落得被绞死的下场，后来的人们就没有机会阅读那本生动有趣的见闻游记了。因此，“天鹅”号为了避开别的船队，决定前往新荷兰一个相对安静的地方，“去见识一下那里的土地能给予我们什么。”这次航行并没有给威廉·丹皮尔留下太深刻的印象。船在靠近梅尔维尔岛附近的西北海岸停泊了几个星期，船员们正好有时间将船彻底清洗一遍。威廉·丹皮尔栩栩如生地描述了他和同伴们遇到的土著人。经过尝试后，他们发现，要想“用玩具引诱土著人进行交易”是不可能的。由于没有足够的食物，当地也没有可以掠夺的财宝，威廉·丹皮尔和同伴们清洗完船，修补好船帆，储存了足够的新鲜淡水后，就离开了这个地方。在这次远航中，威廉·丹皮尔的绘画天赋展露无遗。一直以来，他热衷于探索，喜欢绘制地图和创作素描一类的画作。他告诉我们：“我画了一幅这里的草图。”但后来船翻了，草图和其他文件一起丢失了。 在威廉·丹皮尔绘制的地图中，关于安德哈特的地名，他犯了一个错误。我们知道，“安德哈特”是一艘船的名字，但威廉·丹皮尔和他的大部分水手一样，都迷信有磁石的海岸会将船只神奇地吸引过去的谣传。在他后来出版的《远航记》的第一卷中，他写道：“荷兰人将这里的一部分海岸称为‘有吸力的地方’，因为它像有魔法一样，会将急速行驶的船吸引过去。” 威廉·丹皮尔与澳大利亚的第一次邂逅为后来的进一步探险埋下了伏笔。回到英格兰后，他出版了自己的旅行见闻《远航记》。这本书不仅为他赢得了名声，还激起了读者对澳大利亚的好奇心。上流人士们喜欢与威廉·丹皮尔交谈。威廉·丹皮尔也抓住良机促成了远征新荷兰的探险之旅。他的赞助人都是社会名流。海军部也被他说服，认为这次探险有利可图。1699年，威廉·丹皮尔率领“雄獐”号开始了探险之旅。 后来，威廉·丹皮尔乘“雄獐”号进行了多次前往澳大利亚的探险。如果他坚持按照原来的探索路线，绕过非洲之角穿过太平洋，就会发现澳大利亚东部海岸，“雄獐”号的探索成果也会翻倍。但他担心非洲之角的严寒，更喜欢温暖的海洋。因此，虽然船员们对这条航线抱怨不已，但他还是选择了绕过好望角的路线，抵达了澳大利亚西海岸。荷兰人在他之前已经来过这里。 威廉·丹皮尔率“雄獐”号绕过好望角 1699年8月6日，威廉·丹皮尔在鲨鱼湾登陆。取这个名字是因为他的船员曾在此地捕食鲨鱼，“他们擅长因地制宜地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并以此为乐。”当时，威廉·丹皮尔回国后出版的书对新荷兰的描述非常详尽。然而，他并不觉得澳大利亚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说道：“除了可以获得探索的乐趣，新荷兰的海岸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吸引力。此外，地球上最贫瘠的地方也必须有人去探索。”威廉·丹皮尔对澳大利亚土著的描述是：“那里的土著非常讨厌，他们长得又黑又丑，一个个脏兮兮地眨着眼睛。虽然我见过不少土著，但他们是我见过最惹人生厌的人。” 威廉·丹皮尔在澳大利亚西部和西北海岸待了四个月，跋涉了一千英里，但并没有发现任何振奋人心的新事物。后来，“因为到了最干旱的季节，有些船员因缺乏补给得了坏血病，所以我无心再继续向前探索，决定离开这个海岸。”不幸的是，在航行即将结束时，这艘已经彻底腐烂的老船在返程途中失事。威廉·丹皮尔没有向海军部上报任何有价值的信息，荷兰人也没有继续在澳大利亚进行拓殖开发。 威廉·丹皮尔探险结束后的七十多年，澳大利亚依旧是一个神秘的地方。荷兰人认为那里没有任何开发价值，英国人也只是对那里有一点儿好奇。一些传奇作家发挥想象力，编出了很多关于澳大利亚的传奇故事，其中最著名的是英国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的小说《格列佛游记》。书中有一张小人国的地图，也是格列佛在海上遇难的地方，与之对应的真实地理位置是澳大利亚的西南海岸。事实上，这张地图是乔纳森·斯威夫特直接从威廉·丹皮尔的书中照搬过来的，而且格列佛自称是一个冒险海盗的表弟。 历史上另一位著名航海家詹姆斯·库克的出现，再次揭开了澳大利亚神秘的面纱。 1769年，伦敦皇家协会提出要观测一个天文现象。八大行星之一的金星将直接穿过太阳表面，这个天文现象的最佳观测点在海洋的南边。伦敦皇家协会向海军部申请派船只前往海洋南边观测有趣的金星运动，而且要带上专业的观测员和必要的仪器。海军部批准了伦敦皇家协会的申请。一艘名为“彭布罗克伯爵”号的运煤船重新装备后，准备执行这项特殊任务。“彭布罗克伯爵”号重三百七十吨，成交价是两千八百英镑，后来被更名为“奋进”号。 乔纳森·斯威夫特（1667—1745） 在纽芬兰岛的圣劳伦斯和拉布拉多的测绘工作中，詹姆斯·库克表现出色，所以赢得了海军部的信任，被任命为此次远航的指挥官。詹姆斯·库克虽然一直被世人称作“库克船长”，但在当时，他真正的海军头衔是中尉。为了与另一艘“奋进”号海军船区别开来，被征用的“彭布罗克伯爵”号记录在册的名字是“奋进”号，但历史上有记载的“奋进”号只有一艘。这次航行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诗人奥利弗·戈德史密斯在他的一部戏剧的序幕中也提到了这次航海： 峥嵘岁月，壮士勇于担当探索， 勿论天气险恶，海途荒凉无常， 天文智者破浪远赴印度洋， 只为观得金星闪耀更明亮。 “奋进”号 詹姆斯·库克按计划驾船驶向太平洋的塔希提岛，打算完成观测金星运动的任务后，“再往南行至南纬40°的太平洋南部进行探险”。这意味着他要去寻找传说中神秘的澳大利亚。有人认为澳大利亚绕着极点延伸。如果探索未果，詹姆斯·库克计划前往新西兰探险，然后“通过我认为合适的线路”回到英国。由此得知，詹姆斯·库克的探险范围并不是新荷兰。完成规定任务后，他就可以自由进行他认为有用的探险调查了。 1768年8月26日，詹姆斯·库克的航行正式开始。1769年6月1日，观测者成功观察到了金星的运动轨迹。从那时起，詹姆斯·库克的海上活动开始受人瞩目。他向南航行寻找澳大利亚，搜寻未果后，继续前往新西兰。他在新西兰逗留了近半年，一边测绘一边探险。在“奋进”号上测绘凹凸不平的海岸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詹姆斯·库克证明澳大利亚由两座面积广阔的岛屿组成，两座岛屿被一道海峡分开。后来，一位法兰西王国航海家拿着詹姆斯·库克的地图经过此地时，由衷感叹道：“地图测绘得如此精准详细，我都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了。”詹姆斯·库克的实证考察驳倒了之前很多航海家的观点。这些航海家认为亚伯·塔斯曼发现的陆地是南极大陆的一部分。 詹姆斯·库克抵达塔希提岛 1770年3月31日，詹姆斯·库克离开新西兰后，决定前往新荷兰东岸，因为荷兰人从来没有开发过东岸，航海家也没有测绘过这一区域。詹姆斯·库克知道，他现在做的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工作。显然，荷兰航海家对新荷兰的西海岸非常熟悉，也认为一定存在东海岸。詹姆斯·库克并不知道已经有地图表明，早在两个多世纪前，葡萄牙人就在新荷兰东岸登陆了。他的发现也并不像一些记载说的那样是一个巧合。根据他本人的话，他早就计划从新西兰向西行驶，寻找新荷兰的东部海岸，然后再沿着海岸线往北行驶，一直到达最北部的极点。这项计划非常清晰明了。 1770年4月20日，星期四早晨6时，当值的扎卡里·希克斯中尉看到了新荷兰的海岸。詹姆斯·库克的航海日志里记录的发现新荷兰东海岸的日期是1770年4月19日。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船是从欧洲向西航行绕过合恩角，然后向澳大利亚行驶，因此船航行的时间要比格林威治的时间迟一点儿。当时，詹姆斯·库克并没有矫正时间，到了巴达维亚后，才矫正了时间。此外，詹姆斯·库克用航海计算方式记录事件，但航海日是从中午开始的。因此，他在航海日志中的日期比公民年鉴晚一天。 詹姆斯·库克记录的登陆澳大利亚的具体位置存在一些疑点。他将“我们看到的最北边的大陆”取名“希克斯角”，因为“扎卡里·希克斯中尉是第一个发现这片陆地的人”。但不幸的是，詹姆斯·库克将希克斯角的经度和纬度都标错了。在他记录的希克斯角的位置上，根本没有陆地，只有一片汪洋。因此，我们只能根据他的描述来推断希克斯角的位置。当时，在“奋进”号上能看到的“最南边的大陆点”只有海军地图上的埃弗拉德角。 绕过豪威角，“奋进”号沿着新荷兰东海岸向北航行。1770年4月30日[3]下午3时，“奋进”号停泊在植物学湾。在航海途中，詹姆斯·库克有一个习惯，即每次首先登陆的人都是他妻子的表弟——艾萨克·史密斯。艾萨克·史密斯是一位海军预备少尉，他乘小船上岸。船头刚冲上海滩，詹姆斯·库克就说：“艾萨克，你打头阵。”詹姆斯·库克本来打算将这片登陆地取名为“黄貂鱼海湾”，但后来考虑到植物学家在此地收集到的丰富的植物标本，于是他将其取名为“植物学湾”，并在自己的地图上用“植物学湾”标记。约瑟夫·班克斯[4]与专业植物学家丹尼尔·索兰德一起，在这里收集了很多植物标本。因此，植物学湾的植物多样性引起了欧洲人的兴趣。著名的瑞典植物学家卡尔·林奈写道：“新发现的大陆应命名为‘班克斯湾’。”探险队在这里待了一周。随后，“奋进”号向北航行，经过了杰克逊港[5]的入口，沿着未知的海岸线艰难航行了近四个月。詹姆士·库克肯定地说没有欧洲人来过这里。 詹姆斯·库克在植物学湾登陆 詹姆斯·库克指挥“奋进”号穿过海峡时，并没有炫耀自己完成的探险壮举。1762年，在马尼拉的西班牙文件中，人们发现了路易·韦兹·德·托雷斯真实的航行记录。当时，詹姆斯·库克虽然并没有看过航行记录的翻译稿，但知道许多人认为新几内亚是分散的大陆岛的观点并不正确。因此，他严谨地写道：“我相信有人以前就知道了，只是没有公开，我不求有功但求解疑求真。”1770年8月23日，穿过迷宫似的珊瑚礁和小岛进入安全海域后，詹姆士·库克在占领岛登陆，并获得了整片东部海岸的占领权，将东部海岸取名为“新威尔士”，或如他在信中和两份日记中用的名字——“新南威尔士”。 1772年至1774年，詹姆斯·库克乘“决心”号再次前往新西兰，但他并没有借此机会接近澳大利亚海岸。他想弄清楚范迪门斯地究竟是一座岛屿还是陆地的一部分。但“探险”号的指挥官托拜厄斯·弗诺一路跟着詹姆斯·库克，建议他不要这么做。由于天气恶劣，托拜厄斯·弗诺与“决心”号失散了。在前往预定汇合点新西兰夏洛特王后海湾的途中，托拜厄斯·弗诺的“探险”号进入了澳大利亚和塔斯马尼亚岛之间的海峡的东边。但他在报告中却声称新荷兰在那里是一片连着的大陆。詹姆斯·库克相信了托拜厄斯·弗诺的话，丧失了发现澳大利亚南海岸的机会。如果詹姆斯·库克的船到达那里，他一定不会忽视这一重大发现。 詹姆斯·库克在新南威尔士登陆 约瑟夫·班克斯（1743—1820） 丹尼尔·索兰德（1733—1782） 詹姆斯·库克的《库克船长游记》成了当时最流行的畅销书。书中描述的新奇的事物、奇妙刺激的探险、全面广阔的视野，以及充满个性魅力的各色人物，使这部书成了老少皆宜的传世佳作，并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在各国流传。世界各地的君主和船员都被这部著作吸引。法王路易十六[6]和拿破仑大帝都对这本书爱不释手，但他们和普通人一样，只能在书中了解这些新奇的地方。史书记载的一般是詹姆斯·库克“发现了澳大利亚”，甚至到现在还有人经常这样说，但我们应该好好了解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从字面意义上来说，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但从更深层的意义上来说，这样讲也行得通。荷兰人的确发现了澳大利亚并测绘了一部分地图，但他们所有的相关报道都透露出对这片不毛之地的厌恶。然而，詹姆斯·库克的描述是令人向往的。他将澳大利亚描述成一个纯净自然的地方：“在这里，勤劳的人无需改造自然环境，一切都欣欣向荣地自然生长。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只要我们用勤劳的双手将带来的大部分谷物种植培育，譬如水果、根菜，最后一定会收获丰硕的果实。这里一年四季都有取之不尽的草料，即使将所有牛儿赶来也吃不完。” 因此，詹姆斯·库克不仅发现了澳大利亚的整片东部海岸，还发现了澳大利亚作为文明的人类的栖息地的可能性。这次航海发现的陆地面积比之前或后来的任何一位航海家发现的面积都大。这是詹姆斯·库克在1770年的航海探险中最显著的成果。 注解： [1]　克罗伊斯（Croesus），公元前6世纪末，小亚细亚西南部里底亚王国的一位国王，以富有著称。——译者注 [2]　詹姆斯二世（James II，1633—1701），最后一位信奉天主教的英格兰国王兼苏格兰国王，在“光荣革命”中被废黜。——译者注 [3]　詹姆斯·库克的日志记载的时间是1770年4月29日。——原注 [4]　约瑟夫·班克斯（Joseph Banks，1743—1820），英国植物学家、探险家。1768年至1771年随詹姆斯·库克作环球考察旅行，在澳大利亚发现了许多植物新品种。1778年担任英国皇家学会会长。——译者注 [5]　杰克逊港以海军军官乔治·杰克逊（George Jackson）的名字命名。——原注 [6]　法王路易十六（Louis XVI of France，1754—1793），法兰西波旁王朝复辟前最后一任国王，也是法兰西历史上唯一被处决的国王。——译者注 [book_title]第4章 悉尼的建立 精彩看点 美洲殖民地起义的影响——殖民主义者的问题——终止运送罪犯到美洲的政策——约瑟夫·班克斯建议在新荷兰设罪犯安置地——詹姆斯·马特拉的建议——乔治·扬爵士的计划——英国政府决定在新荷兰设安置地——威廉·皮特的政策——亚瑟·菲利普担任总督——第一舰队起航——亚瑟·菲利普放弃植物学湾选择杰克逊港——德·拉佩鲁兹伯爵在植物学湾——亚瑟·菲利普的任务及其作用——亚瑟·菲利普对未来的坚定信念——亚瑟·菲利普退休 正如荷兰人发现澳大利亚西部和北部海岸与欧洲宗教改革紧密相关那样，1788年，英国人在杰克逊港设立的安置地也与世界其他重大历史事件紧密相连。 1782年，由美洲殖民地起义引发的美国独立战争结束。这场战争产生的两个重大影响使英国大臣们的注意力转向了海洋南边的无人大陆。第一个影响是对美洲大陆亲英派的影响。在黑暗的战争岁月里，一直对英国忠心耿耿的殖民者陷入了可怕的困境。获胜的美国人对自己的“同胞敌人”毫不留情，不仅没收了他们的财产，还宣布欠债人欠的钱全部一笔勾销，将几千人逐出了美洲大陆。五万多名保皇党逃往加拿大的新斯科舍半岛和西印度群岛。其余一些人在战争结束时跟随英国军队返回了祖国，其中大部分人在伦敦过着贫苦凄惨的生活。如何安置这些人成了英国政府亟需解决的问题。 第二个影响是，由于无法继续将罪犯流放到美洲，英国刑罚面临无法执行的尴尬局面。18世纪以来，将大批罪犯流放到殖民地已经成为英国的刑罚惯例。当时，殖民地的劳动力需求很大。承包商愿意无条件接收罪犯，然后以二十英镑每人的价格将其卖给种植园主。1717年至独立战争期间，至少有五万名英国罪犯被流放到美洲大陆。几个殖民地曾抗议罪犯流放制度，还试图通过立法机构制定法令终结这种行为，但英国政府否决了殖民地提出的法令。 现在，美国已经脱离英国的统治，获得了独立。因此，将罪犯运送到美洲的惩罚方式已经行不通。但英国法律依然将流放规定为惩戒方式之一，在类似的判罚中，法官继续沿用这种判决制度。监狱根本无法容纳所有罪犯。1786年，埃德蒙·伯克在议会上说：“英国监狱已经拥挤不堪。伦敦的一所监狱里容纳了五百五十八人，这所监狱里的人数和英国下议院的人数一样多。我指的就是臭名昭著的纽盖特监狱。”他补充说：“纽盖特监狱的环境亟需改善。那里原本是一座贮藏室，但现在，几千名囚犯拥挤在这个肮脏的大容器里。监狱里挤满了作奸犯科的人。虽然很多罪犯被判流放异地，但没有可以流放他们的地方。”据说，当时英国有十万名罪犯被判流放，虽然有些夸大其辞，但足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英国政府对非洲西南部的几处驻点进行了调查，有人曾提议在那些地方设立流放安置地。事实上，已经有几百名罪犯被送到非洲，但流放罪犯的非洲安置点瘟疫肆虐，几乎是传染病和饥荒的温床。 埃德蒙·伯克（1729—1797） 埃德蒙·伯克义正辞严地质问英国政府：“严明的法律已经赦免了罪犯的死刑，但到头来却是虚假的仁慈。罪犯们被送到一个根本无法生存的地方，那里的死亡方式怪异可怕，这难道是公平的惩罚？如此说来，将罪犯送到非洲其实是一种更残忍的刑罚。用绞刑架杀人的方式远不及非洲的恶劣环境或野蛮人可怕。”于是，如何安置在独立战争中幸存下来的保皇党和以前被流放到美洲殖民地的罪犯的问题，使以威廉·皮特[1]为首的内阁大臣们烦恼不已。 约瑟夫·班克斯首先提出可以在新荷兰建立一个罪犯安置地。1779年，下议院委员会授命约瑟夫·班克斯考虑解决罪犯安置问题的办法。约瑟夫·班克斯当场提出解决方式，建议通过改造植物学湾解决难题。因为他在植物学湾收集到很多植物标本，所以对当地的印象很好。然而，当时的英国政府正忙着处理其他紧要事物，并没有按照他的建议及时采取行动。 1783年，曾经和詹姆斯·库克一起参加过“奋进”号探险的一个科西嘉人为了解决政府面临的尴尬局面，再次将植物学湾作为解决方案提了出来，成功引起了政府的关注。1783年，詹姆斯·马特拉在写给内政部国务大臣托马斯·汤森[2]的信中指出，在英国的庇佑下，将美洲大陆上幸存的保皇党人送往新荷兰定居，不仅可以缓解这些人的悲痛，还可以使他们在南部地区落户安居，因为那里有广阔的土地和许多与印度、中国以及日本进行贸易的机会。他们可以通过发展产业重新获得在美洲大陆失去的财富。关于这个问题，同美国人商议后，英国人一致认为，该提议非常有发展前景，将给饱受煎熬的保皇党人带来福音。 纽盖特监狱的罪犯 威廉·皮特（1759—1806） 托马斯·汤森（1733—1800） 在托马斯·汤森与詹姆斯·马特拉的一次会面中，两人讨论了流放计划的可行性。托马斯·汤森认为，如何安置罪犯的问题比保皇党人的问题更严重。但詹姆斯·马特拉认为，如果稍微修改一下原来的方案，可能会获得更多人的支持，并实现在新荷兰殖民的计划。后来，詹姆斯·马特拉指出，新荷兰存在很多建立接收罪犯的殖民地的机会。 1785年，海军舰队司令乔治·扬爵士向英国政府递交了一份在新南威尔士安置保皇党人和罪犯的详细计划书。在他看来，新荷兰距欧洲十分遥远，是实施流放计划的最佳地点。他认为，如果将罪犯送到新南威尔士，英国就可以“一劳永逸”地摆脱罪犯造成的困扰了。 在非洲西岸设立安置点的计划落空，再加上支持新荷兰的呼声越来越高，1786年，英国政府被迫决定在澳大利亚进行殖民实验。1787年1月，英王在向议会的演讲中肯定地宣布，英国已经计划将一部分罪犯运走，“目的是解决全国各地由于监狱拥挤导致的一系列问题”。英王在讲话中并没有提到保皇党人的命运。由于对英国忠心耿耿，保皇党人选择了战败的一方，因此处在了当前的艰难困境中。但英国政府并没有抓住机会向他们宣传去新荷兰定居的好处。他们原本可以利用丰富的殖民经验在新荷兰开启新的生活。 后人眼中的威廉·皮特是一位有远见的伟大政治家，解决问题时能够高瞻远瞩并能一石二鸟。然而，事实上，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威廉·皮特曾打算在海洋南边建立一个新的殖民地。他是一位实用型政治家，注重解决眼前的种种复杂问题。当前，他的内阁面临的问题之一是如何处置重犯。负责该事务的托马斯·汤森建议将罪犯送去新荷兰。威廉·皮特虽然同意了托马斯·汤森的建议，但他并不重视此事。有一次在下议院，威廉·皮特以“公共事务繁忙”为由，没有为及时提供罪犯安置计划的信息致歉。还有一次，他为流放计划辩护，称“从费用支出方面来讲，没有比这一计划更便宜的解决罪犯问题的办法了。”这种话绝不是一个有帝国扩张野心的人说的话，但这也说明威廉·皮特确实很务实。如果他优先考虑美洲大陆上的保皇党人的诉求，并重视弗朗西斯·培根[3]说的，“让人渣和邪恶的罪人成为你的劳动伙伴，是一件可耻不幸的事”，那么后来，英国在澳大利亚殖民地的所有成就也许都属于他。可惜的是，他只专注于解决眼前的麻烦，并没有开拓新殖民地的想法。然而，如果从政治事件对后世产生的影响来判断其重要性和价值，以及对人类社会的深远影响，新南威尔士的建立无疑是威廉·皮特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政策之一。1786年，威廉·皮特授权在澳大利亚建立安置点，由此诞生了澳大利亚联邦的最初形态。 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 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建立了新的安置点，英国政府也没有完全改变将罪犯送往别的殖民地的政策。显然，英国政府还没有下定决心让植物学湾成为英国罪犯唯一的收容地。1789年11月，外交大臣威廉·格伦威尔给威廉·皮特写了一封亲笔信。他在信中说道：“虽然船主们只是为了履行合同，但对一个独立的外邦来说，英国罪犯在美国登陆是一种冒犯行为。对英国政府来说，这种政策实在太不合适了。此外，罪犯上岸后没有任何物质资源，只能被活活饿死或被当地人杀死，这是极其残忍的。在美洲殖民地，海军上将马克·米尔班克公然违命后，没有一个总督愿意让罪犯登陆他们的辖地。”威廉·格伦威尔指的是，《1786年爱尔兰议会法案》明文规定将罪犯运往美洲或欧洲以外的地方，纽芬兰总督马克·米尔班克不顾法令，拒绝接收八十名爱尔兰罪犯。需要说明的是，爱尔兰罪犯是在澳大利亚殖民地建成后被送去纽芬兰的。 威廉·格伦威尔（1759—1834） 英国皇家海军军官亚瑟·菲利普当选新南威尔士的第一任总督，管辖范围从约克角到范迪门斯地的最南边，往西一直到西经135°。这片区域是整个澳大利亚面积的一半，但并不包括荷兰人划定的新荷兰的西边区域。当时，还没有人发现澳大利亚大陆是一个巨大的岛国。很多人认为新荷兰和新威尔士之间有一道海峡。英国政府应该也是考虑到了这一点，谨慎地将殖民地的西部边界划在了西经135°的位置。目前，他们还没有开发整个澳大利亚的野心。 1787年5月13日，第一舰队从英国起程，其中包括“小天狼星”号、“供应”号、三艘食物储备船以及六艘载有罪犯的运输船，总共十一艘船。1788年1月18日，亚瑟·菲利普登陆植物学湾。两天后，所有船安全抵达，总共一千多人，其中包括军官、水手以及携带家眷的二百九十名劳动力。到达植物学湾的罪犯共有七百一十七人，其中五百二十人是男性。这就是整个殖民地的安置人口。仔细查看了植物学湾后，亚瑟·菲利普很快得出结论，认为植物学湾并不适合定居。植物学湾的海湾很开阔，周围没有遮蔽，而且土壤贫瘠不适合耕种，平地周围全是沼泽，因此殖民工作开展得很不顺利。于是，亚瑟·菲利普决定继续向北搜寻，考察詹姆斯·库克船长曾在地图上标记但并没有进入的杰克逊港。到达杰克逊港后，这名老水手眼前一亮，凭借多年累积的经验和见识，认为杰克逊港满足定居需要的所有条件。亚瑟·菲利普形容杰克逊港是“世间最美的港湾，千帆尽可无忧漂泊”。杰克逊港有一道深长的海湾，近处有丰富的淡水资源。亚瑟·菲利普给这里取名悉尼湾。多年来，悉尼湾接纳了几千名流放罪犯，正如诗人托马斯·坎贝尔说的：“命中注定邂逅悉尼湾。”不久，亚瑟·菲利普又发现了一处适合居住的地方——布罗肯湾。当他来到位于杰克逊港北部的布罗肯湾时，看到了“这辈子见过的最美的水域，于是将这里命名为‘彼得沃特’”。 “小天狼星”号抵达澳大利亚海岸 布罗肯湾的确与亚瑟·菲利普热情的赞美之词相符。布罗肯湾位于一片广阔水域的南边，天然分散成一道道狭长的海湾，周围是茂密的分层植被，整片海湾被绿荫覆盖，形成一道迷人的风景，很有发展前景。这片水域正对着长达两百英里的深水区，在“那黑色漩涡般的时间深渊里”，它曾是河流的入海口，离现在的海岸线往东还有几十英里。但后来由于海床下沉，陆地到了现在的水平位置，形成了一片多边环绕的海湾。 亚瑟·菲利普在悉尼湾登陆 托马斯·坎贝尔（1777—1844） 亚瑟·菲利普从杰克逊港回来后，第一舰队还在植物学湾停泊休整，有人看见两艘陌生船只正在向他们靠近。两艘船的出现引起了第一舰队的好奇。有人认为这两艘船是荷兰人的。荷兰人因英国人登陆植物学湾前来理论。还有人推测双方可能会动武。亚瑟·菲利普认为这些人是德·拉佩鲁兹伯爵指挥的法兰西王国探险船队。结果证明他猜对了。1788年1月24日凌晨，亚瑟·菲利普正忙着将大队人马全部转移到他新选的安置点，他认为现在等候陌生人并不合适，应该抓紧时间筹备转移事宜。 德·拉佩鲁兹伯爵（1741—1788） 德·拉佩鲁兹伯爵指挥的两艘船停靠在了植物学湾。与此同时，亚瑟·菲利普留下负责“小天狼星”号的约翰·亨特船长出海了。在德·拉佩鲁兹伯爵的信件和日记中，对法兰西人来到植物学湾的原因记录得很清楚。德·拉佩鲁兹伯爵一直在太平洋探险，他的两艘船上的大部分船在萨摩亚群岛上遇险，剩下的人被当地土著杀害，船队中的大船也被土著人砸毁。当时，德·拉佩鲁兹伯爵的船舱里装着两艘新船的框架和木板，他想找个安全的海湾将它们拼装好。因为担心会再次遇上土著人，所以他没有在南部登陆。由于失去了同伴，船员们很愤怒，但如果和土著人再次正面交锋，他们一定会损失惨重，甚至无睱顾及新装好的两艘船。到时候，新船一定会被迫搁浅在海滩上，其中一艘只能被摧毁。德·拉佩鲁兹伯爵曾是詹姆斯·库克船队的学徒，他还记得詹姆斯·库克船长对植物学湾的描述，于是决定前往植物学湾拼装新船。如果说德·拉佩鲁兹伯爵想要将植物学湾据为己有，或在那里建立殖民地，那绝对是空穴来风。在植物学湾，法兰西人一直待到1788年3月10日才离开。他们与英国军官相处得很融洽。再次驶入太平洋后，他们不幸在珊瑚礁触礁沉船。 1788年1月26日，亚瑟·菲利普在悉尼湾扬起了英国国旗，通过简单的仪式宣布了国王身体抱恙的消息，并鼓励大家努力工作。所有人积极开荒建房。亚瑟·菲利普住的用帆布临时搭建的房子既不防风也不防水。军官、水手以及罪犯都住在从英国带来的材料搭建的帐篷里。良莠不齐的劳动力全被组织起来为建设一个有序的社区努力。大片空地被开垦出来种植玉米，砍伐的树木被用来搭建木屋，船上的贮藏品都拿了出来，原始森林和灌木丛逐渐被一个秩序井然的小镇代替。1788年2月7日，亚瑟·菲利普当场宣读了委任状。在所有人的见证下，他按法律规定进行了宣誓。宣誓的其中一条是放弃追随斯图亚特家族的小觎位王子[4]。这是亚瑟·菲利普最后一次说出类似的誓词，因为在他郑重发誓绝不承认查理三世的王位继承权的前一星期，即1788年1月31日查理三世驾崩。 历史上没有几个人能像亚瑟·菲利普那样，得到如此一个绝佳的机会。他在一片从来没有文明人生活过的新大陆上建立了自己的王国。历史上再也没有人能像英王乔治三世[5]那样，在臣民中享有极高的声望。虽然每一位君王都想名留千古，希望驾崩后得到铜铸或大理石雕刻的纪念碑以及公众的祭奠，但一切其实都是过眼云烟。历史上有很多君王想尽办法流芳百世，然而，他们中又有谁能像亚瑟·菲利普那样开疆拓土，披荆斩棘，克服重重困难建立殖民地，却从没想过获得丰厚的回报呢？ 查理三世（1716—1788） 乔治三世（1738—1820） 殖民地建立初期，亚瑟·菲利普面临很多困难。譬如，劳动者的个性差异使管理工作变得非常艰难。另外，物资供应也十分匮乏，尤其是刚起步的殖民地十分依赖外部资源。因为殖民地的主要劳动力是被判流放的罪犯们，所以拓殖进程进行得十分缓慢。很多罪犯懒惰又无能。亚瑟·菲利普在报告中说：“他们中的很多人从小就懒惰惯了，如果让他们自力更生，肯定会被饿死。”越来越多的罪犯被流放到新殖民地。亚瑟·菲利普抱怨说，身体健康且懂得经商的罪犯都被关在英国监狱，只有没用的人才会被送到殖民地。他写道：“将无依无靠的粗鲁人送来流放的确可以空出一些监狱，解决教区面临的难题，但显然，如果一直这么下去，这片安置地将无法自给自足，甚至成为英国的负担。”他认为应该鼓励殖民者进行改革，作为嘉奖，可以授予行为良好的罪犯自由权，并希望英国政府可以送来一些诚实聪明的殖民者，为殖民地树立榜样并带动其他人。“我们需要一些品德高尚的模范来给这里的人树立榜样。” 在殖民地开发的前几年，物资供应短缺是一直存在的问题。殖民地非常依赖英国的补给品，一艘不幸遇难的供应船意味着殖民地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将面临食物短缺的困境。人们在干活时经常抱怨吃不饱，没有力气干活。1792年3月，亚瑟·菲利普说殖民地从1789年11月开始就减少了定量配额，这种状况已经持续两年多了。如果补给船逾期没有到港，人们就会因担心物资短缺引发恐慌。1788年，他被迫送两百人去了诺福克岛，新建了一个定居点缓解了悉尼湾的资源短缺压力。起初，牛羊数量很少，许多牛都病死了，蚂蚁和田鼠吃了玉米种子，人们吃的大米也都变质了。在困难时期，亚瑟·菲利普将自己的私人补给拿出来和所有人分享，与大家一起同甘共苦，拒绝被特殊对待。 接下来，殖民地渐渐被饥饿的阴影笼罩，可用物资越来越少，一些人甚至觉得自己的母国将悉尼湾当作了垃圾场，但亚瑟·菲利普从来没有灰心失望，更没有怀疑过自己肩负的使命。其他人也许会对殖民地的未来感到绝望，但他从来没有。他的一位军官曾写道：“请罪犯们在伦敦酒馆吃龟肉和鹿肉都比送他们来这里便宜很多。” 然而，我们并没有在亚瑟·菲利普的信件或报告中发现类似的记录。他从未怀疑过未来。在每次报告的末尾，他都会记录牛羊的死亡数量、与土著的冲突、食物短缺、劳动力生病以及地震等问题，但他仍然高呼自己坚定的信念：“我坚信这片土地将成为大不列颠最有价值的资产。”“我为自己的国家服务，为人类的事业服务！”在另一份报告中，他说不仅占领了诺福克岛，还扩张了殖民地。除了悉尼，他在帕拉马塔建了一个新的小镇。起初，新小镇被称为“玫瑰山”。在“玫瑰山”，亚瑟·菲利普鼓励人们农耕，并进行实验，让勤劳的罪犯下地劳作，表现好的罪犯可以获得自由。 悉尼定居点 退休前，亚瑟·菲利普对帕拉马塔新开垦的近两千英亩耕地感到很满意。帕拉马塔河沿岸的土地非常肥沃，亚瑟·菲利普说如果在第一次寻找定居点时来到这里，说不定会将大本营设在这里。1792年，当看到殖民地在生活必需品方面已经实现自给自足时，亚瑟·菲利普因身体原因不得不退休，回到了英国。1792年12月，他离开了殖民地。本来，他希望晚些时候再回到自己原来的岗位上，但他再也没有看到悉尼湾。1814年，亚瑟·菲利普在巴斯逝世，安静地躺在墓地八十年后，他的功绩才被人们想起。 注解： [1]　威廉·皮特（William Pitt，1759—1806），英国第十四任首相，也是英国历史上最年轻的首相，就任首相时年仅二十四岁，他通过财政改革支撑了英国抵抗拿破仑的战争。——译者注 [2]　托马斯·汤森（Thomas Townshend，1733—1800），英国著名政治家。1785年和1788年，加拿大新斯科舍省的悉尼市和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的悉尼市分别以他的名字命名。——译者注 [3]　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英国哲学家和科学家，他推崇科学、发展科学的进步思想和崇尚知识的进步口号，推动了社会的进步，被马克思称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译者注 [4]　小觎位王子指查尔斯·爱德华·斯图亚特，他是詹姆士二世的后代，被詹姆士党人奉为“英格兰和苏格兰国王查理三世”，被英国人称为“小觎位王子”。——译者注 [5]　乔治三世（George III，1738—1820），大不列颠国王及爱尔兰国王，1801年1月1日后因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组成联合王国成为联合王国国王。——译者注 [book_title]第5章 罪犯流放制度 精彩看点 新南威尔士团——弗朗西斯·格罗斯和威廉·帕特森——新南威尔士的约翰·亨特总督——垄断交易——罪犯流放制度——分配制度——出狱许可——政治犯——爱尔兰叛乱分子 悉尼建立后的第二年，英国专门为新殖民地组织了一支军队，称新南威尔士团。为了让新南威尔士团在悉尼留下一支永久驻扎的分遣队，与第一舰队同行的还有海军陆战队。但军官和士兵们都不愿意在新南威尔士团服役。因此，英国政府决定组织一支特殊步团。为了鼓励团成员在新南威尔士定居，政府将土地作为奖励。此后，军方力量开始在殖民地发挥重要作用。军人们本来应该协助英国政府管理殖民地，但屡次试图喧宾夺主，时常制造骚乱。从英国军队驻扎在澳大利亚开始，亚瑟·菲利普之后继任的总督都处理过军方造成的动乱，直到1810年团解散。约翰·亨特总督抱怨军队违法乱纪，却遭到了军人们的藐视。士兵们甚至侮辱了菲利普·吉德利·金总督，罢黜了威廉·布莱总督。 新南威尔士的第二任总督是曾在第一舰队指挥过“小天狼星”号的船长约翰·亨特。他在亚瑟·菲利普离任一年多后被任命为总督，1795年9月到达悉尼。在没有总督的三年期间，悉尼由陆军少校弗朗西斯·格罗斯临时管理，约翰·亨特到任前的九个月又由威廉·帕特森管理。弗朗西斯·格罗斯和威廉·帕特森都是新南威尔士团的军官。其间，军方的管理并没有促进殖民地的发展，因为军队执法不公，士兵们整日沉迷酒色，消极腐败，导致殖民地的风气日益堕落，多年后才逐渐有所改善。亚瑟·菲利普在位期间认识到，道德意识薄弱的人经常饮酒会不可避免地影响社会安定，因此他明令禁止贩卖朗姆酒。然而，弗朗西斯·格罗斯在管理期间允许殖民地进口大量朗姆酒，军官和定居者可以合法购买酒，甚至用酒奖励努力干活的罪犯。多年来，统称朗姆酒的各种酒成了悉尼的祸患。军官们从酒的进口、酿造和贩卖方面牟取利润，士兵和罪犯们都大肆饮酒。酒精的泛滥引发了各种疾病、犯罪、极端行为以及叛乱等恶果。 新南威尔士团镇压澳大利亚殖民地的叛乱 威廉·布莱被捕 弗朗西斯·格罗斯（1758—1814） 弗朗西斯·格罗斯对自己的部下十分慷慨，允许军官们获得土地，甚至允许罪犯为军官的私人土地劳动。约翰·亨特接手殖民地时，发现自从亚瑟·菲利普离任后，殖民地再也没有开垦过新的土地，也没有发展任何公共事业，几乎所有劳动力都被用来满足军官们的一己私欲了。英国政府出线给罪犯们提供吃穿，军官们却独享罪犯们的劳动成果，还迫使英国政府花钱购买由他们定价的当地商品。 军官们垄断了普通的酒类商品和其他商品，从中牟取暴利。军人身上应有的责任和尊严已经被肮脏的欲望和贪婪取代，殖民地日渐堕落腐败，军人们却越来越富有。1812年，一位叫莫里斯·马格洛特的政治犯被送回英国下议院的流放委员会受审。委员会问他：“英国殖民地的大部分军官都参与贸易了吗？”莫里斯·马格洛特回答：“是的，他们委托了一个人。”委员会又问：“什么样的贸易？”他回答：“一开始是垄断贸易，然后是勒索。贸易商品包括所有运到殖民地的生活必需品。”莫里斯·马格洛特又说，1797年，“军官们引进了一种联合债券”，罪犯们不能低价买入或卖出这种债券。这就是澳大利亚信托的第一个样例。这位证人还说，本来售价每加仑七点六英镑的酒以这种方式销售可以卖到每加仑八英镑。约翰·麦克阿瑟夫人[1]写了一封信，解释垄断的操作方式。她在信中说：“殖民地的官员伙同一些有钱或有威望的英国人到各个地方购买次等的船运货物，从中选出最便宜的货物运送到殖民地销售，所得收入按照每人的投入比例分配。” 弗朗西斯·格罗斯默许了这种贸易制度存在，与此同时，还压制了民事裁决法庭，将裁决权完全交给了军方。约翰·亨特坚持要求恢复殖民地的司法制度时，军官们任由士兵耍赖。因此，约翰·亨特认为自己有义务向国务大臣汇报殖民地的情况。军人们“为了满足可耻的无法饶恕的私欲，机关算尽，这是何等险恶、反动！只有报复心极强的人才会用极端方法”。弗朗西斯·格罗斯承认自己对殖民地的管理力不从心，还很不耐烦地说如果不纵容士兵，他们就会和自己对着干，罪犯们也都难以控制，他“已经快被殖民者折磨死了”。 约翰·麦克阿瑟夫人（1766—1850） 弗朗西斯·格罗斯和威廉·帕特森担任临时总督时，殖民地的管理制度实际上就是腐败的军事独裁。在约翰·亨特、菲利普·吉德利·金和威廉·布莱任职期间，殖民地的状况逐渐得到改善。因为军权掌握在军官手中，总督没有军事武装的支持，而且军人们大都不服从总督的命令，所以总督很难获得人们的尊重，更不用说权威和命令了。 起初，新南威尔士的社会基石是罪犯流放制度。有了这一制度，澳大利亚逐渐建立了殖民地，并持续发展。当时，英国的刑罚制度是欧洲最严格的。19世纪初，英国刑罚中有超过两百条罪行是可以判处死刑的，在伦敦，经常可以看见公开处决罪犯的场景。处决一般发生在污秽的街头或闹市。在很多案件中，法官有权判处罪犯七年至十四年的有期徒刑或将无期徒刑的罪犯流放。在战争年代，很多罪犯被迫充军。1837年，维多利亚女王继位。根据官方记录，当时会被判处流放的罪行超过两百条，其中很多都是重罪。一些判决显得太过严苛，现在看来甚至有些野蛮，譬如无执照卖肉、毁坏超过五英镑价值的树苗、在牡蛎养殖场偷牡蛎、在公共财物上乱涂乱画、盗猎、晚上为了打猎持械外出等。当然，并非所有被流放的罪犯都犯了上述罪行。一位爱尔兰骑士因绑架贵格会银行家的女继承人被判流放，驻印度军队中的一名军官在决斗中因失手杀死对方也被流放。 维多利亚女王继位 罪犯们乘租赁运输船从英国前往新南威尔士，船主和船长以及军官缔结了协约，承诺将船上的人安全送达。早期的运输船上有军队士兵，但在英法战争期间，因为军队人手不够，无法派士兵跟船，所以军方雇了很多水手看守罪犯。运输船的承包商按人头每人收费三十英镑。由于承包商的利润取决于船上的罪犯数量，因此他们拼命往船舱里塞人，结果导致很多罪犯死在了前往殖民地的途中。1790年，“海王星”号上有五百零二人登船。其中一百五十八人死在了途中，到达悉尼的人也大都身体虚弱。1799年，“希尔斯堡”号上有三百人登船。其中九十五人不幸去世，到达殖民地的人也都羸弱不堪。管理英国监狱的官员并不管登船的罪犯是否衣冠整齐。约翰·亨特在报告中说：“这船罪犯登船时本来都穿着衣服，但到达时几乎都是赤身裸体的。” “海王星”号抵达澳大利亚海岸 1802年后，英国政府采取了新的刑罚制度，一年分两次运送罪犯，并用专门的运输船运送罪犯。在流放委员会的督促下，由海军军官指挥的运输罪犯的船只条件得到了改善。 亚瑟·菲利普一开始将罪犯分配给殖民地的定居者，安排罪犯们去农场工作。在向澳大利亚流放罪犯期间，这种分配制度一直是流放制度的基本特点。到达流放地后，罪犯们不会继续被监禁，因为整个殖民地本身就是一个大监狱。悉尼和帕拉马塔建了一些木质监狱，但这些监狱是为惩罚到达安置地后再次犯罪的罪犯建的，并不是为了惩罚他们在英国犯的罪。只有犯下重罪的罪犯才会被派往诺福克岛。 从法律方面来看，在罪犯被流放期间，总督掌握着罪犯的劳动权并拥有其劳动成果。罪犯被分配给定居者或军官后，这一权力随即被转交给分配对象。英国废除黑人奴隶制后，有人对流放制度提出质疑，质问流放制度是刚刚被废除的残忍的奴隶制度的另一种变体？在上议院，约翰·罗素爵士肯定地说，流放制度一种纯粹的“奴隶制”。查尔斯·格雷伯爵在《殖民政策》一书中写道：“被分配的罪犯实际上就是奴隶，许多惨不忍睹的证据表明，各种恶行其实与奴隶制是密不可分的。”律师们坚持认为奴隶制中的人身财产不同于流放制度中的人身劳动财产。然而，如果无法拥有人身权利，就无从拥有“人身劳动财产”，因此，两者的差异并不明显。 被分配的罪犯只能得到名义上的工资，工资形式也不是金钱，而是茶叶、糖、烟草等不包括在规定配额中的商品。他们的衣食住行都由管理部门统一指定。有些土地主非常残忍，因此管理部门不得不下令禁止殴打罪犯。如果证据表明，有人因罪犯们犯错擅自惩罚或殴打他们，却没有事先告诉治安官的话，这个人很可能会失去为他劳作的罪犯。慷慨的主人会给勤劳的罪犯提供比政府规定的伙食还要丰盛的食物。一位雇佣了大量罪犯的悉尼商人说，他的仆人很少给他找麻烦，他也主要通过道德影响感化、管理罪犯。据说其中一个罪犯是特拉法加海战中的英雄，因醉酒打了一个官员被判流放。他为悉尼商人服务了四十年。他在给英国的母亲写信时说：“我在这儿比在家时感觉好多了，只是没有你在我身边，这让我很伤心。” 约翰·罗素（1792—1878） 查尔斯·格雷（1764—1845） 当时，人们将同时期英国农村的情况与新南威尔士的情况做比较，发现分派给澳大利亚种植园主的罪犯比英国农村的普通劳动者吃得好，至少在住的方面条件更好，因此，上述说法还是有根据的。 然而，殖民地的刑法依然十分严苛。罪犯们面前时刻晃着鞭子和绞索，一不小心被会受到鞭打。有一次，爱尔兰罪犯发动了叛乱，组织叛乱的十五个头目全被绞死，其他人按情节轻重判鞭刑二百、五百或一千下。一些罪犯挨完一部分鞭刑，刚从虚脱中缓过来，就立即被拖去接受剩下的刑罚。 殖民地允许罪犯结婚。一些罪犯甚至会被分派给自己曾经的妻子。一个影响很不好的案例是，一名因伪造罪被判流放的罪犯到达澳大利亚后，他的妻子也从英国跟了过来，还带了一大笔钱。关于这笔钱的来源，有关部门认为是抢劫所得。这位妇人在悉尼开了一家店铺，想方设法将自己的丈夫派到自己身边做事。但当她忙着打理生意时，她的丈夫却过着悠闲舒适的日子。据一位官员报告，一个罪犯写了封奇怪的家书，信中叫他的未婚妻从英国过来找他。他在信中写道：“我可以申请娶你，政府会安排我们结婚，而且不用任何费用。”后来，分配罪犯到自己妻子身边的政策被取消了，因为“这会改变惩罚的性质”，但也从侧面说明了妇女们的可爱。 殖民地军队镇压爱尔兰人叛乱 如果罪犯表现良好或受到称赞，就可以从劳教中解脱出来，称为“刑满解教者”。“刑满解教者”也用来指刑期已满但仍留在殖民地的人，这些人通常被称为“服满刑期者”。刑满解教者可以自由从事任何职业，不用再被奴役。其中一些人成了牧师、商人、银行董事、律师、外科医生以及校长等，而且变得越来越有钱。有记录表明，一些人的收入以每年三千英镑的速度递增。1837年，一个身居高位的人从悉尼的产业中获利四万英镑。 除了被特别看管的政治犯，其他罪犯想要获得刑满解教并不难。获得自由后，他们还可以得到土地，通过努力变成有钱人。这种激励机制使人们愿意勤恳劳动。譬如，马修·弗林德斯需要水手随自己一起去探险，于是，他选了九名罪犯。他承诺将九名罪犯有条件或无条件赦免。1802年，来到杰克逊港的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科考队的官员高度赞扬了殖民地改造方式，称这是使罪犯成为诚实有用的市民的最好方式。 被派去从事公共事业的罪犯也会受到激励，他们可以通过良好的表现和努力工作获得自由。譬如，1810年，拉克伦·麦夸里总督在纽卡斯尔建了一个开采煤矿的据点。他向罪犯们承诺，只要他们勤奋努力，就可以获得救济物资。这对罪犯们来说不是一般的待遇。拉克伦·麦夸里严格规定对罪犯一视同仁。如果罪犯被派去加班、饲养家禽牲口或种植果园，就会分到额外的配额商品。拉克伦·麦夸里还规定指挥官执法时必须公正宽容，“如果犯罪证据不清晰或不够完整，就可以作宽大处理，不要强行实施惩罚措施。” 拉克伦·麦夸里（1762—1824） 在开发澳大利亚殖民地的前三十年，罪犯的出狱许可由总督亲自签发。得到许可后，罪犯们不仅不需要再为管理者效力，还可以通过辛勤劳作为自己谋福利。出狱许可的签发并没有常规的硬性条件。然而，托马斯·布里斯班总督颁布了一项条令，即被判七年以下流放徒刑的罪犯如果前四年表现良好，就可以获得出狱许可；被判十四年以上流放徒刑的罪犯必须有六年的良好行为记录才能获得许可；被判终身流放的罪犯如果有八年的良好行为记录，就可以获得有条件的自由许可。很多管理者会得到一些有能力的罪犯，譬如技法纯熟的修理工。为了一直拥有能力出众的劳动力，管理者会编造不实罪名让一些罪犯得不到出狱许可。 托马斯·布里斯班（1773—1860） 殖民者、农场以及产业数量决定了殖民地接收劳动力的限度。起初，当殖民地的罪犯数量超过管理部门的安置能力时，为了缓解供养劳动力的财政压力，英国政府会给殖民者和军官们一些好处，让他们接收比实际需要多的罪犯。但随着殖民地的扩张，情况逐渐被逆转。19世纪初的前二十年，被流放到澳大利亚的罪犯很快会被分派完。从1823年开始，殖民地的劳动力供不应求。虽然有时也会出现劳动力过剩的情况，但大多数时候都是劳动力短缺的状态。一次，由于劳动力过多，总督和一个富商制定了合同。合同规定，如果富商带走一百个罪犯，就可以得到肖尔黑文的一万亩肥沃土地。这个富商从中赚了不少钱。但他实际领走的罪犯数量根本没有那么多，剩下的罪犯被派到其他需要劳动力的地方了。1826年，有人申请两千名罪犯劳动力，但指挥者一时无法满足，于是，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局面。由于自由殖民者越来越多，人们开始拒绝接收罪犯劳动力，尽管罪犯劳动力能带来更大的利润。 由于反对英国政府的政治骚乱和爱尔兰的叛乱，新南威尔士迎来了一群特殊的政治犯。其中，“苏格兰烈士”是一个有趣的例子。当时，苏格兰成立了支持议会改革的协会。协会成员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在集会上发表了很多传播先进思想的演讲。英国政府对工人阶级中的激进思想非常警惕，决定逮捕其中的几个活跃分子。1793年，英国政府逮捕了小有名气且擅长雄辩的政治领袖托马斯·缪尔、敦提的一神教牧师T.F.帕尔默、爱丁堡人民之友社的秘书威廉·斯柯文以及莫里斯·马格洛特和约瑟夫·杰拉德。他们因煽动叛乱罪被带到了臭名昭著的布莱克斯菲尔德勋爵面前。布莱克斯菲尔德勋爵是爱丁堡的民事法庭副庭长。虽然苏格兰并没有实行英国的流放罪刑法，但这些人还是被流放到了新南威尔士。英国下议院谴责了布莱克斯菲尔德勋爵的残忍行为和不公判决。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感叹道：“愿上帝怜悯碰上这种法官的人！” 约瑟夫·杰拉德（1763—1796） 布莱克斯菲尔德勋爵（1722—1799） 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1749—1806） 托马斯·缪尔设法乘美国船逃出了悉尼，后来在法兰西去世。T.F.帕尔默服刑期满后，在回国途中去世。德高望重的威廉·斯柯文在悉尼逝世。约瑟夫·杰拉德的命运与威廉·斯柯文一样。莫里斯·马格洛特是五位烈士中唯一德行有失的人，但只有他活着回到了英国，其他人都成了司法官僚之间争斗的牺牲品。如果英国政府逮捕这些人不算非法的话，就是对即将到来的变革感到害怕。威廉·华兹华斯在诗中写道：“英国弥漫着惧怕改变的恐慌情绪。” 1798年爱尔兰叛乱和之前的骚乱使大量躁动不安的政治犯涌入了悉尼。因为这些人的叛乱源自对政府的不满，所以他们将不满情绪带到了殖民地。爱尔兰罪犯在个人品德方面都是可敬之士，但他们给殖民地带去了阴谋诡计和暴力仇恨。管理部门被迫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压制措施。虽然殖民地到处都是罪名各异的罪犯，其中一些人甚至犯下了无法饶恕的罪行，但在爱尔兰政治犯到来前，殖民地从未出现过严重内乱。1803年和1804年的暴乱将很多人送上了绞刑架，九尾鞭也从未闲置过。然而，菲利普·吉德利·金总督仍然不敢掉以轻心，因为如果他管理的几千名罪犯全部揭竿起义，整个殖民地就会陷入无政府的混乱状态，他手中的军队极有可能被全部消灭。当时，菲利普·吉德利·金可能还不知道，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已经得到消息，称如果悉尼突袭成功，叛乱者们很可能是依靠了爱尔兰叛乱分子的力量。非常时期必须采取非常手段。因此，菲利普·吉德利·金下了一道严苛的命令。命令规定，如果自由人或官员发现有两人站在一起悄悄说话，必须在半小时内将他们分开，否则两人都要被处死。 威廉·华兹华斯（1770—1850） 殖民地的很多罪犯并不知道自己的刑期，也没有任何相关文件表明他们的刑期。虽然约翰·亨特总督认为罪犯们性情暴躁，品行恶劣，但也提到许多罪犯因不知道自己会被流放多久陷入绝望。菲利普·吉德利·金总督认为许多罪犯有值得称赞的一面，只是他们身上有“一个躁动的恶魔”。他对没有文件证明刑期一事颇有怨言。殖民地向爱尔兰政府索要罪犯的详细资料时，爱尔兰政府表示很多罪犯没有经过法律机构的审判就被运往流放地了，因而没有留下任何定罪记录。虽然士兵们也表示过不满，但军官一声令下，他们还是匆匆上了船。因此，根本没有随行士兵的名单。 殖民地的两千多名爱尔兰罪犯被贴上了“反叛者”“政府的敌人”等标签，心中充满愤怒，成了导致殖民地动荡不安的主要因素。他们比造假者、小偷、盗窃犯麻烦得多。他们曾多次尝试逃跑，一些人夺船而逃，却葬身茫茫大海。长期的绝望使他们开始捕风捉影，并催生了荒诞的谣言。罪犯们中间流传着一种说法，称殖民地北部的一个地方住着其他白种人，只要徒步翻过远处的蓝山，就可能到达中国或其他地方，摆脱这里备受煎熬的生活。约翰·亨特在报告中说：“罪犯们以为可以逃到想象中的天堂或中国。”心存这种幻想逃跑的人几乎无人生还。在遍布岩石的深山里，随处可见褪色发白的遗骸。 杰克逊港的殖民地被群山大海环绕。半个世纪以来，杰克逊港聚集了形形色色的人，包括年收入百万的无赖和经历了“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般大起大落的贵族。一名到访悉尼的船长在回忆录中描述了他在悉尼店铺遇到的一位美丽的年轻女子。女子虽然身着仆人装，但言谈举止表明她出生高贵且很有教养。后来，船长知道了她的故事，并应她的请求找到了她在英国的哥哥。女子的哥哥是一个有身份的人，船长向他转告了他妹妹还健在的消息。一天，船长遇见了一位“身穿佩有黑色天鹅绒领的蓝色大衣、举止优雅、模样英俊、浑身散发着绅士气息的男子”。这名男子曾是爱尔兰韦克斯福德的起义领袖。在殖民地还可以看见这样的景象：一位曾经的小镇治安官和一名奸诈的法兰西伪造犯并肩而行。这名伪造犯为了保护本国银行曾试图扳倒英国银行。品德高尚的理想主义者威廉·斯柯文与性情暴躁的亨利·布朗·海耶斯爵士来往密切。身处逆境时，用柏拉图的著作和卢克莱修的诗歌聊以慰藉的人也可以与从不读书的人朝夕相处。一位以高超的艺术模仿能力闻名的天才艺术家因伪造被判流放，后来，根据官方报告，他因“给当地教堂的神坛涂色”获得了减刑。英国刑法毫不犹豫地将这些人扔到了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之一。现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充斥着朗姆酒的气味和种种恶行，形形色色的人混杂在一起，到处都是小偷、杀人犯、诈骗犯、伪造者、叛徒、盗猎者、赌徒以及欠债者。在悉尼，曾当过小偷的巴灵顿成了一名虔诚的教徒，下面这段布道词就是他说的。具体内容如下： 杰克逊港 请理解，我们是真正的爱国者。为了祖国，我们离开了它。个人的狭隘偏见并不能磨灭我们心中的仁慈与热情。我们的离开造就了祖国的繁荣。 注解： [1]　约翰·麦克阿瑟夫人（Mrs.John Macarthur，1766—1850），约翰·麦克阿瑟的妻子。约翰·麦克阿瑟是一名英国军官、企业家、政治家、建筑师以及澳大利亚拓殖先锋，是公认的澳大利亚羊毛产业的创始人。——译者注 [book_title]第6章 殖民政府与总督 精彩看点 殖民地的政府体制与政治独裁——约翰·亨特的政权——约翰·亨特面临的难题——约翰·亨特被召回——菲利普·吉德利·金的政权——朗姆酒贸易——约翰·麦克阿瑟——威廉·布莱下台 1823年以前，总督一直是新南威尔士政府的最高长官。总督由英国国务大臣分管，后来改由战争与殖民地大臣。直到1854年，英国政府单独设了殖民大臣一职。与此同时，由于没有可以提供意见和监管的地方议会，总督只能向军事法官咨询司法问题，向测绘局长咨询修建道路和建筑方面的问题，亲自向军粮供应处查询补给事宜。总督的具体工作范围完全由自己决定。殖民地的其他官员都是总督的下属，总督代表独裁政府，行使最宽泛的权力，而且除了英国国务大臣，总督不会受到任何上级的批评和指责。 总督可以决定是否判一个死刑罪犯立即执行或死缓，罪犯不可以上诉。是否赦免罪犯也完全取决于总督的个人意愿或心情。一天，两名罪犯同时向菲利普·吉德利·金递交了赦免申请书，“其中一封申请书上有所有悉尼权贵的签名，另一封上只有一个人的签名”。菲利普·吉德利·金问后一封申请书的主人，为什么只有一个签名。罪犯回答说他自始至终都只被分派给了一个人，不认识其他人。于是，菲利普·吉德利·金赦免了他，但打发走了另一名罪犯，还对没有得到赦免的罪犯说：“既然你认识这么多有钱人，就不需要我的赦免了。” 总督还掌握着殖民地的经济管理权，有权决定土地和罪犯的分配，像古代罗马皇帝戴克里先[1]一样控制着商人们的利润，并像所罗门一样颁布法令，像沙皇一样奖惩自己的子民。有人谴责威廉·布莱总督违反法律时，威廉·布莱惊呼道：“法律？先生，我就是法律！”他说的其实是对的。 总督由英国国务大臣任命。澳大利亚殖民地最初的三位总督的年收入是一千英镑，从第四位开始，年收入增加到两千英镑。殖民地拓展到霍巴特的诺福克岛和达尔林普尔港时，新拓展的定居点由副总督管理。副总督的年收入是四百五十英镑。 在总督任命的地方官员中，有一些是刑满释放者，但他们不能担任司法官员。一次，总督办公室的一个办事员收受罪犯的贿赂，篡改了记录刑期的文件，将被判终身流放的罪犯的刑期改成了七年，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后来，这起欺诈事件引发了很多混乱，终于得以曝光。英国国内的一些人没有想到被判终身流放的罪犯竟然回国了，他们可能也不想见到这些罪犯。 殖民地最初的四位总督都是海军部队的船长，其中，亚瑟·菲利普、约翰·亨特和菲利普·吉德利·金都是第一舰队的船长。1795年，约翰·亨特担任总督时，面临的情况十分复杂。当时，殖民地政府像奥吉厄斯国王[2]的牛棚一样腐败肮脏，没人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些积弊。约翰·亨特是一位正直、诚实、重情重义的人，言行举止礼貌大方，与周遭粗犷原始的环境格格不入。他的下属称他是“一个完美的绅士，亲切大方，却不失为官的威严和做人的体面。”但在军方管理殖民地的过渡期，弗朗西斯·格罗斯手下的军官们已经尝到贩卖朗姆酒和垄断贸易的甜头，根本不舍得放弃赚钱的无良生意，暗地里继续之前的买卖。约翰·亨特的改革难以推进。军官们发现，英国国务大臣会听取与违反政府管理条例相关的匿名举报，于是背地里诬陷约翰·亨特。如果采取一些更强硬的措施，约翰·亨特也许可以解决眼前的混乱局面，但他没有办法在不得罪人的情况下解决问题，而且树敌太多，对手又大都老奸巨猾。约翰·亨特得不到英国政府的支持，于1800年被召回。英国政府不但没有对他面临的难题表示丝毫理解和同情，而且对他的管理方式颇有微词。 霍巴特殖民点与塔斯马尼亚土著 从各方面来看，菲利普·吉德利·金是一个比约翰·亨特更强硬的管理者，在非常时期，他勇敢地拉出了王权大旗压阵。当英国议会法案不适用殖民地的实际情况时，他会适当地加以修改。菲利普·吉德利·金发布的一些命令上写着“以陛下的命令”，其实是他自己的命令，身为总督，他就是殖民地的国王。当时，菲利普·吉德利·金认为必须采取强硬措施，大力打击朗姆酒贸易和官员之间的贸易，但他也必须承认：“我采取的措施损害了一些人的私利。不管是代理商，还是非代理商，都想方设法与我作对，用尽一切阴谋诡计破坏我的改革。” 四处泛滥的朗姆酒对殖民地的发展产生了非常不好的影响。一些家底不厚的土地主竟然开始抵押土地，或用牲口换酒。官员们垄断了朗姆酒贸易，只有他们可以提供货源。据说，一个土地主用自己的土地换了一加仑朗姆酒。一些官员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了地产，成了富有的大地主。因此，菲利普·吉德利·金不得不面对他称为“下属的小偷伎俩和表里不一的手段”。改革进行得很困难。起初，菲利普·吉德利·金发现，“不管是善良还是阴险的罪犯，他们的地窖里都装满这种会让人血液燃烧的毒药”。他也曾用政府资金建了一个酿酒厂，试图用啤酒代替人们对酒精的渴望，但最后还是赔了钱。问题主要出在“他不得不雇佣的罪犯身上”。菲利普·吉德利·金禁止官员从事贸易，但并没有完全根除。同时，他禁止进口朗姆酒，然而，朗姆酒仍然在殖民地泛滥。一些官员公开与菲利普·吉德利·金为敌，故意在英王生日那天缺席政府例会，但他们不会当面违抗总督的命令。在改革中，菲利普·吉德利·金确实取得了一些成绩，不过，由于军官们的打击报复，他也遇到了很多困难。在管理殖民地的后期，从菲利普·吉德利·金的信中可以看出，他已经力不从心，对殖民地的一切失望透顶。这一点确实令人难过。 接任菲利普·吉德利·金职务的是威廉·布莱。在担任新南威尔士的总督前，威廉·布莱因和“邦蒂”号的哗变有关被人们熟知。他曾经是詹姆斯·库克船长的下级军官，在哥本哈根战役中担任霍雷肖·纳尔逊[3]手下的舰船指挥。英国大臣们认为约瑟夫·班克斯是最了解新南威尔士的人，因此经常找他询问相关事宜。约瑟夫·班克斯知道，殖民地在弗朗西斯·格罗斯的管理下变得越来越乌烟瘴气，也知道约翰·亨特没有能力解决朗姆酒的泛滥问题，以及菲利普·吉德利·金和殖民地的军官之间的矛盾。他认为殖民地需要一位厉行纪律的强硬总督，因此，威廉·布莱是下一任总督的不二人选。 威廉·布莱确实手段强硬、纪律严明，但不幸的是，他性情暴躁，而且经常说脏话，与他打交道的人非常厌恶他的说话方式。他会毫无顾忌地说出一连串伤人的话，如果有人惹他生气，也会不分场合地宣泄自己的不满情绪，不论在阅兵场上，还是在街上或自己家里，甚至在教堂里。一位曾经惹怒过他的人写道：“总督不能容忍任何反对他的声音，他的表情因愤怒扭曲，嘴角唾沫飞扬，情绪激动，不可一世地在众人面前挥舞拳头。”威廉·布莱说“我就是法律”。毫无疑问，他的行为确实比以往任何一位总督都放肆任性，但也同样面临许多棘手的问题。很多人讨厌威廉·布莱的处事方式，最后，一场叛乱将他赶下了台。 “邦蒂”号哗变 哥本哈根战役 约翰·麦克阿瑟是最憎恶威廉·布莱的人，同样，他也是威廉·布莱最恨的人。作为新南威尔士团的中尉，约翰·麦克阿瑟来到悉尼后，参与了走私朗姆酒和其他商品的贸易，并从中获利。他的羊毛生意曾给澳大利亚和世界带来了很多好处，因此，约翰·麦克阿瑟成了人尽皆知的名字。他从羊毛生意中积聚了大笔财富。同时，他是一个性格固执，脾气急躁的人，虽然表面上为人亲切，但容不得异见，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他曾和殖民地两任总督发生过冲突，还故意诋毁总督们的声誉。约翰·亨特说他是个“大忙人”，“将所有时间都用在了制造不和谐上，通过卑劣手段牟取私利”。菲利普·吉德利·金说约翰·麦克阿瑟“有双毒蛇般的眼睛，只对权术诡计感兴趣”。 威廉·布莱（1754—1817） 1806年，威廉·布莱担任总督时，约翰·麦克阿瑟已经是新南威尔士最富有的人了。约翰·麦克阿瑟很清楚财富带给自己的权力。他因在团与人决斗被菲利普·吉德利·金下令遣送回英国受审。与菲利普·吉德利·金大吵一架后，约翰·麦克阿瑟退出了团。回到悉尼后，他全身心投入羊毛生意，并得到了卡姆登的五千英亩土地，开始进行养殖实验。1805年，他已经拥有殖民地三分之一的羊群，而且大部分都是毛质极好的美利奴羊。威廉·布莱刚上任几个月，就和约翰·麦克阿瑟产生了分歧，两人总是充满矛盾。两个脾气倔强的人的争执虽然没有产生历史影响，但在殖民地引发了反抗威廉·布莱的暴动。当时，威廉·布莱决心整治贩卖朗姆酒的乱象，对参与朗姆酒买卖的人严惩不贷。他很快发现，虽然前任总督付出了不少努力，但朗姆酒依然在殖民地肆虐，甚至成了一种流通货币。人们可以用朗姆酒购买衣服、食物、工具等商品。因此，威廉·布莱决定彻底铲除这种害人的“货币”，如果发现有人贩卖朗姆酒，一定严厉查处。 威廉·布莱下令禁止买卖朗姆酒几个月后，伦敦寄来了两个制酒的蒸馏器，其中一个是寄给约翰·麦克阿瑟的。约翰·麦克阿瑟称自己并没有预定蒸馏器，但他在伦敦的代理商偷偷将蒸馏器与普通货物放在一起运过来了。威廉·布莱下令没收蒸馏器。约翰·麦克阿瑟同意上交蒸馏器的一些重要部件，但他要求留下铜锅炉。威廉·布莱没有同意，下令没收蒸馏器的所有部件。于是，约翰·麦克阿瑟起诉了没收他东西的官员，指控这名官员非法侵占私人财产。虽然不是全票通过，但法庭判定那名官员无权占有私人财产。威廉·布莱对审判结果很恼火，尤其是约翰·麦克阿瑟在法庭上的申辩词。约翰·麦克阿瑟激动地质问法官：“英国公民难道应该任由总督毫无理由地剥夺他人的私有财产吗？” 约翰·麦克阿瑟向威廉·布莱宣战，两人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约翰·麦克阿瑟是“帕拉马塔”号贸易船的股东之一。“帕拉马塔”号从悉尼出发前往塔希提岛时，一个罪犯偷偷搭上了船。在这种情况下，携罪犯偷渡的船必需缴纳罚金，威廉·布莱命令没收“帕拉马塔”号的九百英镑债券。约翰·麦克阿瑟决定弃船，拒绝支付罚金。后来，他不再向“帕拉马塔”号上的船员提供食宿，于是船员们都上了岸。然而，港口明文规定，船主必须严禁其船员在流放罪犯的殖民地逗留。因此，军事法官理查德·鲍耶·阿特金斯传讯约翰·麦克阿瑟前来法庭受审。但约翰·麦克阿瑟拒绝出席审判，认为自己已经将船交给政府，因此，政府应该对这起事件负责。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纠纷。约翰·麦克阿瑟借钱给理查德·鲍耶·阿特金斯，但他不能因此起诉理查德·鲍耶·阿特金斯，因为理查德·鲍耶·阿特金斯是唯一处理这类案件的法官。于是，约翰·麦克阿瑟向威廉·布莱提出诉讼。威廉·布莱恰好是理查德·鲍耶·阿特金斯的朋友。他说发传票传唤理查德·鲍耶·阿特金斯到军事审判员面前受审，自己裁决自己的案件显得十分荒谬，因为理查德·鲍耶·阿特金斯就是审判员。此外，约翰·麦克阿瑟有一块租借的土地，他打算在上面修建工事，但威廉·布莱下令禁止他这么做，两人为此争执不休。 约翰·麦克阿瑟（1767—1834） 总之，殖民地的总督和殖民地最有钱有势的人都是顽固不化、意见相左的人。他们彼此看不顺眼，自然免不了引发暴力事件。 1807年12月16日，理查德·鲍耶·阿特金斯签发逮捕令逮捕了约翰·麦克阿瑟，并将其带上了法庭。在一位事务律师的帮助下，受到非律师身份的理查德·鲍耶·阿特金斯的委托起草了一份起诉书，列举了一长串控告约翰·麦克阿瑟的罪名，将他描述成“一个阴险狡诈的人，思想堕落邪恶，性格如恶魔一般”，还说他是“一个满口谎言的人”。 1808年1月25日，法庭上审理这起案件的是新南威尔士团的六名官员，整个审理过程由军事裁判官理查德·鲍耶·阿特金斯主持。约翰·麦克阿瑟提出抗议，拒绝由他的死敌及债务人审讯自己。军官们也提出抗议，不愿和理查德·鲍耶·阿特金斯坐在一起。后来，理查德·鲍耶·阿特金斯只能退出法庭，但坚称法庭不能没有他。威廉·布莱坚决支持理查德·鲍耶·阿特金斯，派人传话给军官们，称“没有军事裁判官，你们无法组成一个法庭”。 因此，情况变得非常复杂。被告反对军事裁判官坐在审判席上，法庭上的其他审判员与被告意见一致。总督命令军事裁判官必须出席庭审，否则无法组成一个正规的法庭。与此同时，六位军官坚持认为自己已经宣誓对约翰·麦克阿瑟进行审判，必须对他负责，约翰·麦克阿瑟只能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总督没有权力审判他。于是，总督和殖民地唯一的团之间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 1808年1月26日，威廉·布莱传唤六名审判员来政府大楼，解释军事裁判官控告他们的几条罪状。同时，他送信给团指挥官乔治·约翰斯顿少校，称将以叛国罪逮捕这六名军官。同一天凌晨，关押在普通监狱中的约翰·麦克阿瑟申请保释被拒。 殖民地政府大楼 一系列冲突事件给殖民地带来了很大波动。逮捕约翰·麦克阿瑟引起了人们对威廉·布莱的不满。虽然约翰·麦克阿瑟树敌不少，有人妒忌他，也有人不喜欢他颐指气使的样子，但在军队里，还是有很多人支持他。一些不喜欢他的人考虑到他受到的不公平待遇，也加入了支持他的阵营。此外，很多人对威廉·布莱颇有不满，殖民地的外科医生达西·温特沃斯就是其中之一，这与威廉·布莱任性妄为、滥用职权有关。还有一些人以前靠售卖朗姆酒发了财，现在，威廉·布莱断了他们的财路，因此，他们也成了威廉·布莱的敌人。 1808年1月26日下午，乔治·约翰斯顿看见很多士兵和平民在街头大声交谈，“一切都令人感到慌恐不安”。在一些有影响力的人的支持下，军官们唆使乔治·约翰斯顿逮捕威廉·布莱。乔治·约翰斯顿是一个处事冷静、性情温和却果断坚毅的人，脾气并不火爆。他说：“之前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表明，除非将这位不讨人喜欢的总督逮捕，否则一定会发生兵变。如果真的走到那一步，殖民地的流血事件必定会算在我头上。”然而，“除了与威廉·布莱关系亲密的人，殖民地其他有权有势的人都冲进营房广场，逼迫乔治·约翰斯顿立即采取行动”。因此，由于情势危急，乔治·约翰斯顿担负起了自己的责任，无奈采取了行动。 乔治·约翰斯顿下令释放约翰·麦克阿瑟，并派士兵前去执行他的命令。看守监狱的人释放了约翰·麦克阿瑟。约翰·麦克阿瑟立即加入到反对派阵营，并起草了一份申请书，请求乔治·约翰斯顿逮捕威廉·布莱，夺回殖民地的统治权。他还向签名支持他的人担保，他们不但没有性命之忧，事成之后还能享有荣华富贵。 显然，在释放约翰·麦克阿瑟前，乔治·约翰斯顿已经决定罢黜威廉·布莱。他以副总督的名义在约翰·麦克阿瑟的释放文件上签了名。团的旗帜在风中飘扬，他站在士兵们前面。《伴随着英国掷弹兵进行曲》的鼓点节奏，一队身着正装的英国军人走出营房广场，大步迈向政府大楼。威廉·布莱透过窗户看见了军队，并从乔治·约翰斯顿的信中知道了很多有权势的人对他的控告。这些人认为他“不适合管理殖民地，要求他立刻下台”。 到达政府大楼后，士兵们对着大门列队站好，几门大炮正对着大楼，四位军官和一些士兵进入大楼，想要逮捕威廉·布莱。 威廉·布莱的女儿堵在大楼门口阻止士兵进入，但她被恭敬地请开了。找到威廉·布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威廉·布莱听见士兵们“在外屋和庭院里四处搜查”。当时，他穿着胸前别有徽章的制服，佩着宝剑，正在卧室里撕毁官方文件，还将一些文件塞进了自己的马甲里。他躲在床底下，一位士兵发誓说要找到已经被废黜的总督。最后，威廉·布莱被拖了出来。考虑到他曾经的做事方式，说他因害怕躲起来也许并不可信，但他当时确实躲起来了。士兵们搜查了很久才找到他。乔治·约翰斯顿在报告里说：“找到威廉·布莱时，场面十分窘迫尴尬，这里不再叙述。”有人生动描述了当时的场景，说：“找到威廉·布莱时，他的身上全是脏兮兮的白色羽毛。” 威廉·布莱的女儿玛丽·普特兰（1783—1864） 乔治·约翰斯顿（1752—1814） 1808年1月26日夜晚，悉尼街上灯火通明，到处都是篝火庆祝活动。不久，几个商店竖起了牌子，牌子上写着：“永远纪念1808年1月26日。”其中一块牌子上画着身穿苏格兰高地制服的乔治·约翰斯顿，他脚下踩着一条蛇，手执宝剑刺穿了蛇头，旁边的一位女士授予了他象征自由的军帽。这是一幅讽刺画作，目的是表达悉尼民众的喜悦心情。 公平来说，在农民阶层中，威廉·布莱还是获得了一定支持者的。农民阶层对威廉·布莱全面禁止酒精贸易的做法心怀感激。当他们中的许多人遭受洪涝灾害时，威廉·布莱伸出了援手。但由于他们的职业属性，威廉·布莱很少和他们打交道。植物学家乔治·凯利认为，虽然威廉·布莱的政策有些激进，不太适合当总督，但强烈反对用暴力方式逼他下台，并认为约翰·麦克阿瑟是真正的始作俑者。 威廉·布莱被逮捕后，需要英国政府判决。殖民地日常事务由新南威尔士团的军官们统一管理。约翰·麦克阿瑟无偿担任殖民地大臣一职。然而，约翰·麦克阿瑟虽然很有才能，但性格不够沉稳，更无法赢得民心。如果他继续掌握大权，势必会引发下一场革命。殖民地叛乱的消息传到英国后，国务大臣迟迟没有采取措施。1808年1月，殖民地发生叛乱。直到1809年12月，威廉·布莱的继任者才到达杰克逊港。 英国在调查这起叛乱时，乔治·约翰斯顿被革了职。后来，军事法庭考虑到他当时面临的紧急情况，认为他采取措施是必要的。受人敬仰的乔治·约翰斯顿又回到了新南威尔士，在农场度过了余下的日子。约翰·麦克阿瑟返回英国提交证据时被捕，于1817年回到澳大利亚，被判流放八年。威廉·布莱后来升职为海军少将，但此后，他再也没有担任过任何政府公职。 注解： [1]　戴克里先（Diocletian，244—312），罗马帝国皇帝，284年11月20日至305年5月1日在位。他在位期间结束了罗马帝国的第三世纪危机，建立了罗马帝国后期的主要政体——四帝共治制。——译者注 [2]　奥吉厄斯（Augean），古希腊国王。他养了三千头牛，但牛棚三十年未曾清扫，粪秽堆积如山。希腊英雄赫拉克勒斯奉命一日内将牛棚清扫干净，结果他真的做到了。——译者注 [3]　霍雷肖·纳尔逊（Horatio Nelson，1758—1805），英国风帆战列舰时代最著名的海军将领及军事家，在1798年尼罗河口海战及1801年哥本哈根战役中指挥皇家海军获胜，并在1805年的特拉法加海战中击溃了联合舰队，迫使拿破仑放弃了海上进攻英国的计划，但他在战争中不幸身亡。——译者注 [book_title]第7章 翻越蓝山与发现菲利普港 精彩看点 翻越蓝山的尝试——格雷戈里·布莱克斯兰的成功——G.W.埃文斯发现巴瑟斯特平原——乔治·巴斯和马修·弗林德斯乘“拇指汤姆”号探险——乔治·巴斯发现煤矿——巴斯海峡和西港的发现——乔治·巴斯和马修·弗林德斯乘“诺福克”号环绕塔斯马尼亚岛——乔治·巴斯的结局——“纳尔逊夫人”号的航行——约翰·默里发现菲利普港——马修·弗林德斯乘“调查”号的航行——发现斯宾塞湾和圣文森特海湾——环行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名字的由来——马修·弗林德斯在毛里求斯——马修·弗林德斯的获释和去世 这一时期，在杰克逊港设立的安置地，以及在帕拉马塔和霍克斯伯里河拓展的殖民地，仅仅是整个澳大利亚面积的极其微小的一部分。在澳大利亚，这几处安置地所占的面积比例还不如科西嘉岛在整个欧洲的面积比例大。第一舰队到达十五年后，人们才逐渐弄清楚了澳大利亚的概貌和轮廓。当时，世人以为澳大利亚是一群岛屿，而不是一整块陆地。范迪门斯地并不与澳大利亚相连，但人们还没有发现这一点。澳大利亚的内陆概况也无人知晓，海上和陆地上依然有一大片广袤的地域等待着探险家去开拓。 探险队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找到一条翻越群山、通往大陆腹地的路。新南威尔士中部是一片广阔的平原。很多年前，这里的大部分陆地被海水覆盖，周围耸立着群山。后来，经过雨水和洪水的反复冲刷，山丘渐渐被销蚀。需要记住的是，虽然澳大利亚很晚才被人们发现，而且是一片由白人发现并开发的陆地，但从地质方面来说，它是一片非常古老的陆地。一些一两万英尺高的古老山体，由于受到环境和气候的影响被渐渐磨蚀，就像一根棒棒糖的顶部和边缘因摩擦逐渐变小。内陆平原上的大片土地平坦得像滚保龄球的草地一样，人们可以在草地上尽情奔跑，不会碰到一块石头。平原一直延伸到山脉的斜坡上。山脉由北向南延伸，从约克角一直到威尔逊角。山与山之间界限分明，有些地方形成了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 翻越群山的真正困难并不止于七千英尺的高度，譬如，科修斯科山高七千三百二十八英尺，汤森德山高七千二百三十八英尺，但悉尼南部的山不超过四千五百英尺，而是分布在高低不一的砂岩高原上的山岭，形成了垂直陡峭的绝壁。再往前是人迹罕至的峡谷，凌乱的岩肋横跨山间，绿树覆盖的山脊层层相叠。探险者克服重重障碍爬上山谷之巅，却被绿荫遮蔽的崎岖山体挡住了去路，好不容易越过一座山峰，却又来到了深谷边缘，下面是一片绿色。探险者走来走去，就是走不出去这片山谷。 悉尼在山谷的西面，位于海边狭窄不平的斜坡上。对早期的殖民者来说，远处的山脉永远被笼罩在一片蓝色的神秘氛围中，那里有通往希望的路。但对另一些人来说，那里意味着迷失和死亡。远远望去，蓝色的山丘显得十分温柔。因此，对那片遥远的神秘之地，人们有很多迷信的说法，很多人在那里丧命。菲利普·吉德利·金下令禁止传播这些妖言惑众的迷信说法，因为很多人因此命丧黄泉。 随着殖民地的扩张，翻越蓝山成了当务之急。一些热爱探险的勇士自发前去探路。1793年，威廉·帕特森带领一群苏格兰高地人前去探险。1794年，亨利·哈金也曾尝试冒险。1796年，外科医生乔治·巴斯带着绳梯和抓钩，试图奋力一搏。1804年，乔治·凯利说他带领一队人去探险，就像是“在城镇的屋顶上穿行”，虽然他体格健硕、装备齐全、勇敢积极，而且还带着殖民地最强壮的人，但还是失望而归。得到乔治·凯利失败返回的消息后，菲利普·吉德利·金承认：“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和努力，都无法跨越这些贫瘠的山脉和崎岖神秘的峡谷。”跟随乔治·凯利去探险的人说，甚至连乌鸦都好像迷了路飞不出去了。 科修斯科山 汤森德山之巅 直到1813年，格雷戈里·布莱克斯兰、劳森少校和一个青年学生威廉·温特沃斯，从彭里斯出发，沿着通往约克山的山脉，在茂密的灌木丛和原始森林中经过了漫长艰辛的十五天跋涉，绕过了高山和峡谷，终于看见了西边绿色的巴瑟斯特平原。他们知道自己完成了前人尝试多次都失败了的任务，一种征服一切的自豪感油然而生。三年后的第一届剑桥诗歌比赛中，感受到探险乐趣的威廉·温特沃斯写下了那次难忘的经历。他在诗中描述道：“当流星划过夜空，眼前是无垠的香槟色美景。随着步伐的迈进，景色越发美丽舒展，就像以色列人眼中的迦南。”[1] 威廉·温特沃斯（1790—1872） 探险家G.W.埃文斯沿着格雷戈里·布莱克斯兰和同伴们找到的路线，翻越了另一侧的远山，穿过平原到达了巴瑟斯特平原的另一边，然后凯旋归来。未来几百年，群山背后的大片土地一直是澳大利亚最重要的牧场和耕地。通过不懈努力，多次翻越群山的早期探险家们使澳大利亚探险史充满传奇色彩，但其中也不乏悲凉。 在澳大利亚的一系列海路探险任务的顺利完成，与一个叫马修·弗林德斯的人分不开。1795年，这位著名航海家乘护送约翰·亨特前往澳大利亚上任的“依靠”号来到新南威尔士，当时，他是一名海军军官候补员。船上的外科大夫乔治·巴斯渴望探险，对当时亟待解决的地理问题非常感兴趣。马修·弗林德斯和乔治·巴斯都来自林肯郡，两人一见如故，成了探险搭档，并一同制订了探险计划。 乔治·巴斯从英国带来一艘叫“拇指汤姆”号的小船。这条船的龙骨只有八英尺长，横梁宽五英尺，是一艘简易小船。他们没有更好的船了。因此，乔治·巴斯和马修·弗林德斯一到澳大利亚就乘“拇指汤姆”号驶出了杰克逊港。他们来到乔治河附近探险，并向约翰·亨特汇报了他们的发现，于是有了后来的班克斯镇。1796年3月，乔治·巴斯和马修·弗林德斯乘另一艘在悉尼造的“拇指汤姆”号来到了哈金港。这次探险险象环生，好几次差点翻船，他们用毕生所学克服了种种困难，成功脱险。还有一次，他们被迫登陆，在一条小溪旁修船和晒干粮，结果遇上了一群土著人。马修·弗林德斯用一把大剪刀给这些土著人剪头发和胡须，乔治·巴斯在一旁修补船和储存淡水。 两次探险经历激发了乔治·巴斯和马修·弗林德斯的探险热情，他们认为澳大利亚沿海还有很多地方值得探索。他们的探险热情受到了约翰·亨特的鼓励，约翰·亨特希望他们继续进行类似的探险活动。由于船只要征收关税，马修·弗林德斯无法和他的朋友一起参加接下来的两次探险。在后来的两次探险中，乔治·巴斯在位于植物学湾南边二十英里处，现在称煤岩的地方发现了一座煤矿，吸引了各国对澳大利亚煤矿资源的关注，打开了新南威尔士的财富之门。随后，他带着六名水兵乘从约翰·亨特那儿借来的捕鲸船，绕过豪威角的东南边，进入了巴斯海峡，于1796年1月发现了西港。将新发现的地方命名为西港是因为“他参考了这个地方与海岸线上其他已知港湾的位置”。事实上，西港是自澳大利亚建立殖民地以来最重要的发现之一。 巴瑟斯特优良牧场 马修·弗林德斯（1774—1814） 马修·弗林德斯环澳航行示意图 乔治·巴斯的探险之旅再次证明范迪门斯地是新荷兰南部延伸部分的说法是错误的。乔治·巴斯并没有正面举证某个海峡的存在，但西港西南边凸起的一块陆地使他坚信这个海峡确实存在。1798年，乔治·巴斯和马修·弗林德斯乘“诺福克”号绕范迪门斯地一周，证明了海峡的存在。这是乔治·巴斯参与的最后一次探险。马修·弗林德斯发表了此次旅行的见闻，使英国政府注意到了这位能力超群、值得信赖的航海家。乔治·巴斯回国后，离开了海军部队。1801年，作为贸易船“维纳斯”号的船主，他再次来到澳大利亚，并带了一船普通商品，希望从中大赚一笔。投机生意失败后，1803年，乔治·巴斯乘船前往南美海岸，从此一去不返。后来，这位胸怀大志、才华出众的天之骄子的命运成了一个未解之谜。有人说他可能想在南美洲进行走私贸易，但在利马被西班牙人抓住，一直被囚禁到去世。但他的名字依然留在他发现的海峡上。他最亲密的朋友马修·弗林德斯，也是他在探险中的生死之交，为他写的颂词里称他的捕鲸船探险“在航海史上绝无仅有”，还说“他积极探索、坚持不懈的进取心令人钦佩”。 乔治·巴斯航行示意图 乔治·巴斯和马修·弗林德斯完全是因为个人兴趣并利用闲暇时间进行探险活动。19世纪初，对整个澳大利亚的探险活动开始进行。1800年，一艘六十吨重的双桅船“纳尔逊夫人”号在海军上尉詹姆斯·格兰特的指挥下，协助完成对整个澳大利亚的探险任务。这艘船由约翰·斯纳克船长设计，龙骨位置有三块可滑动的活动插板，减少了船在浅水区的阻力，可以在海岸附近或河流中行驶。詹姆斯·格兰特接到命令后，穿过巴斯海峡前往悉尼。巴斯海峡的发现激起了英国的兴趣。1800年12月3日，看到现在的维多利亚州和南澳分界处对面的澳大利亚海岸后，“纳尔逊夫人”号从那里出发，沿着一片不知名的陆地平行行驶，到达了巴斯海峡的西港。这是第一艘从西边穿过巴斯海峡的船。 “纳尔逊夫人”号完成了许多极具冒险性的航行任务，直到1825年被海盗劫持。这艘船最重要的探险成果是在1802年发现了菲利普港。詹姆斯·格兰特错过了海湾的入口。另外一些人认为如果继续往深处走，一定会看到隔开西边的新荷兰和东边的新南威尔士的峡口。在海军上尉约翰·默里的指挥下，船继续在澳大利亚南岸进行调查，并对西港进行了全面的勘测。约翰·默里派出他的副官鲍文乘小艇探测菲利普港的入口。鲍文找到了一个可通行的海峡后，约翰·默里于1802年2月15日登陆菲利普港。他本来将这个港口命名为金港，后来，为了向新南威尔士第一任总督致敬，菲利普·吉德利·金将其改为菲利普港。 “纳尔逊夫人”号 值得注意的是，大不列颠王国统治时期，英国人在澳大利亚发现的第一个地方就是菲利普港，大不列颠王国国旗在那里升起。18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