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烛烬 [book_author]山多尔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104030 [book_dec]空寂的庄园，主人老将军迎来了一位罕见的访客，一位曾与他金兰之交的故友。 昏暗的客厅里，将军与访客秉烛对坐，彻夜长谈，怀念将军逝去多年的妻子，审判一段由爱情及友情、忠贞和背叛交织的三角关系。混乱与骚动在年已迟暮的两位故友心灵深处涌流，情欲与仇恨的余烬不断闷烧。 在扣人心弦的激烈争辩中，马洛伊用沉郁如挽歌的文字怀念逝去的帝国时代，还有随之消逝的贵族品德和君子情谊。奥匈帝国面临衰亡时的哀伤，以及世界秩序坍塌时人们传统道德的动摇，在字里行间纤毫毕现。 [book_img]Z_10285.jpg [book_title]1 上午，将军在榨汁房[1]的地窖里逗留了很久。天刚破晓，他就带着酿酒师去了葡萄园，因为有两桶葡萄酒开始发酵。装好瓶后回到家里，已经是十一点多钟了。门廊里潮湿的砖石散发着霉味，他的猎手站在廊柱下，将一封信递给刚回来的老爷。 “这是什么？”将军满心不悦地停下来问，整副黝红的面孔都隐在宽大帽檐的阴影里，他将草帽从额头朝脑后推了一下。他已经有几十年不拆信、不看信了。信件由一位管家在庄园管理办公室里拆开，拣选。 “这是信使送来的。”猎手回答，身子僵直地站在那儿。 将军一眼认出信封上的笔迹，接了过来，揣进兜里。他走进清凉的前厅，一言不发地将草帽、手杖递给猎手，从放雪茄的衣袋里摸出眼镜，走到窗前，在昏暗之中，借着从半开半掩的百叶窗缝隙透进的光线开始读信。 “等一下。”他忽然侧过脸叫住拿着草帽、手杖正准备离开的猎手，但并没有回头。信在他的手中被揉成一团。 “你去通知卡曼六点钟要套上马，备好轿厢，因为晚上有雨。告诉他要盛装打扮。你也一样。”将军说，随后突然加重语气，仿佛对什么事情感到愤懑，“一切都必须锃光瓦亮。叫他们立即动手清洗马车和马具。你要换上礼服，听懂了没有？你挨着卡曼，坐到驾驶座。” “遵命，尊贵的老爷。”猎手应道，目不转睛地盯着老爷，“六点钟。” “你们六点半出发。”将军吩咐，随后默不作声地嚅动着嘴唇，像是在数数，“你去白鹰旅馆。你就说，是我派你去的，专程驾车去接上校先生。你给我重复一遍。” 猎手重复了一遍主人的话。这时候，将军似乎想说什么，抬了下手，朝着天花板望了一眼，但他最终还是什么也没说，朝楼上走去。猎手神色紧张地立在原地，目光呆滞，一直望着那个肩膀宽阔、身材敦实的背影在楼上拐角处的雕花石栏后消失。 将军回到自己的房间，洗完手，走到又高又窄、铺着染有墨渍的绿色羊毛毡的高脚桌前。钢笔和墨汁端端正正、不差毫厘地并排摆放；在一块网格图案的蜡麻布上，依次斜拴着几本小学生用的作业簿；一盏绿灯罩的台灯立在读经台中央。由于房间里面光线昏暗，他打开了台灯。在紧闭着的百叶窗后，在闷热、萎蔫、枯槁的花园里，夏日宣泄着最后一股怒气，就像一个纵火犯，在远走高飞之前怀着丧失理智的愤恨点燃了边境。将军掏出那封信，小心翼翼地将信纸展平，鼻梁上架着眼镜，在刺眼的灯光下又读了一遍字迹潦草、笔画粗粝、言简意赅的那几行字。读信的时候，他将两手反剪在背后。 墙上挂着日历，上面印着拳头大小的数字。8月14日。将军把头向后仰着，在心里默算。8月14日。7月2日。他默算着一个过去的日子与今天之间所逝去的时光。“四十一年！”他终于脱口道出。他一个人时，在房间里大声自语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四十年了。”他这时又说道，语气里流露出焦躁不安。他就像一个小学生在读课文时遇到晦涩难懂的段落，脸憋得通红，头往后仰，闭上眯细的眼睛，从米黄色外套领口露出的脖子涨得又红又粗。“1899年，7月2日，就是在那一天打的猎。”他喃喃自语。随后是一阵沉默，他若有所思地将胳膊肘拄在台面上，如同一个背书的学生，再次盯着那几行手迹，那封短信。“四十一年，”终于他用嘶哑的嗓音说，“零四十三天。一晃过去了这么多年头。” 现在，他似乎平静了一些，开始来回踱步。房间是拱券结构的，中央有一根立柱支撑着拱顶。曾几何时，这间大屋原本是两个房间，卧室和更衣室。许多年前—他指几十年前，他不喜欢准确的数字，似乎每个数字都让他回想起某些最好应该忘掉的记忆—他下令拆掉两间屋的隔墙，只留下这根柱子支撑着拱顶。这幢房子是两百年前修建的，是一位军粮供应商盖的，他曾将雀麦卖给奥地利骑兵，后被册封成公爵。这座庄园就是在那时修建的。将军在这里出生，就在这间屋里，准确地说，在当时光线昏暗的后屋。后屋是他母亲的卧室，窗户面向花园，正对着管家和仆人们的房间；他现在所站的地方，则是相对敞亮通风的更衣室。几十年前，当他搬到庄园的这一翼时，拆掉了与母亲卧室相隔的那堵墙，将两间小屋合并成一间光线昏暗的大屋。从门到床，总共要走十七步。从院墙到阳台，要走十八步。他数过不知道多少遍，所以准确地知道。 他住在这间屋子里，有如一个人习惯了自己的患者身份。房间像是根据他的身材盖的。许多年过去，他再也没有跨进庄园另一翼半步，那里的绿色、蓝色和红色沙龙，与金色吊灯相映成趣。窗户面向院落，对着一片栗子树。每到春天，栗子树就会越过护栏，伸到阳台，树枝上装点着粉红色蜡炬；它穿着墨绿色的华服，威仪堂堂地张开怀抱搂住南侧的翼楼，在阳台的石栏前营造出一个生机勃勃的空间。一个个胖天使支撑着护栏。每天清晨，他不是去榨汁房，就是去林子里，要么就去鳟鱼溪—冬天也一样，哪怕大雪纷飞。回到家后，他穿过前厅上楼，走进自己的房间，并在这里用餐。 “他回来了。”将军站在房间中央大声地说，“四十一年，零四十三天。” 他说这话时，感觉到疲惫，仿佛现在才意识到：这四十一年零四十三天，是多么漫长的时光啊！他脚步蹒跚，坐到一把靠背已被磨破的皮椅上。小桌上摆着一只银铃，他伸手抓起，摇了两下。 “叫妮妮过来！”他向男仆吩咐。随后他又和缓地补充了一句：“请她上来。” 他坐在那里一动未动，直到妮妮进来，他仍然手攥着银铃。 [book_title]2 妮妮已经九十四岁，但是她很快就出现在门口。她曾在这间屋里哺养过将军。将军出生的时候，她就在这间屋子里。当时她只有十六岁，而且非常漂亮。她个子不高，相当结实，仿佛体内蕴藏着秘密，仿佛有什么东西藏在她的骨头里、血液里和肌肉里，藏着时间或生命的秘密，藏着秘不告人、不可翻译、任何词语都难以负载的秘密。她是一位乡村邮递员的女儿，十六岁时就生了孩子，但是她从来不说孩子的父亲是谁。由于奶水很多，她给将军哺乳；她被父亲从家里赶走，来到庄园。当时她一无所有，只有一身衣裳和夹在信封里的一绺死婴的头发。她就这样来到了庄园。将军出生后吮吸的第一口奶水，就是来自妮妮的乳房。 她就这样住进了庄园，寡言少语，一住就是七十五年。她总是面带微笑。她的名字穿过一个个房间，仿佛庄园里的人在互相提醒着什么事情。他们叫：“妮妮！”像是要说：“真有趣啊，世界上除了自私、激情和自恋之外，还存在别的东西，妮妮……”由于她无处不在，有求必应，以至于人们从来看不到她。由于她总是开朗快乐，所以人们从没有询问过：她爱的男人走了，她盼的孩子死了，她怎么还能有这么好的情绪？她不仅哺养将军，还看着他长大，一晃过去了七十五个春秋。有的时候，在庄园和全家人的头顶炎炎烈日灼烤着，在令人晕眩的阳光下，大家居然发现妮妮的脸上仍挂着微笑。后来，公爵夫人，也就是将军的母亲去世了，妮妮用蘸了醋的湿布擦拭死者煞白、冰冷、挂着黏腻汗水的额头。有一天，人们用担架把将军的母亲抬回家来，她不慎从马上摔了下来，之后活了一年。妮妮精心照料她，用法语为她朗读。妮妮并不懂法语，只会念字母；她不知道正确的发音，所以只能念字母，念得很慢很慢，好让听的人能够跟上。不过即便如此，病人还是能听懂。后来，将军结婚了，当他们度完蜜月回到家时，妮妮站在庄园的大门口迎接他们。她吻了新娘的手背，并献上一束玫瑰。将军经常想起那一刻，当时妮妮也是满脸微笑。后来，二十年过后，将军妻子去世，妮妮不仅守墓，还看管女主人留下的衣物。 在这个家里，她既没有头衔，也没有官阶。人们只是感到她能量充沛。说来有趣，只有将军知道妮妮已经九十多岁了。庄园里没人谈论这个话题。妮妮的能量充满整幢房子，穿过人们的身体，穿越墙壁和屋内的陈设，就像在木偶剧院里操纵小舞台上的角色们，操纵亚诺什勇士[2]与死亡的秘密电流。人们有时候感到，若不是妮妮将他们维系到一起，这幢房子就会连同房内的陈设轰然坍塌，就像远古的旧物，一旦被触摸，就会立即损毁，变成碎片。妻子去世后，将军在外云游了一年。回到家后，他立即搬进了庄园旧翼的母亲房里，将他和妻子一起居住过的新翼锁了起来，连同饰有浮华、奢靡的法兰西丝绸幔帐的彩色沙龙，连同带有壁炉、书柜并悬挂着麋鹿角、松鸡标本、羚羊头的宽敞书房，连同透过窗户可以眺望山谷、小城和蓝雾笼罩的山峦的敞亮餐厅，连同女主人的房间以及紧靠女主人房间的自己的旧卧室。三十二年前，当女主人去世，将军从国外回来后，只有妮妮和仆人进出那些房间，每隔一个月打扫一次。 “请坐，妮妮。”将军说。 乳娘坐下。这几年，她变老了。人在九十岁后，衰老的方式与五十岁或六十岁后完全不同。毫无怨艾地衰老。妮妮的脸上布满皱纹，而且是呈粉红色—非常尊贵的物件才这样衰老，譬如织入了一家人所有的巧智与梦想的百年绸缎。几年前，妮妮得了白内障。现在她的一只眼睛有些忧伤，是灰色的；另一只依旧湛蓝，宛若八月群山中亘古不变的海眼一样。这只眼睛是微笑的。妮妮的装束一辈子不变，深蓝色的呢料长裙和紧胸衬衫。好像七十五年来她从来就没有换过衣服。 “康拉德来信了。”将军说，一只手有意无意地举起信笺，“你还记得他吗？” “记得。”妮妮回答。她什么都记得。 “他就在城里，”将军小声对乳娘说，像是告诉她一条格外机密的重要消息，“住在白鹰旅馆。他晚上过来，我会派车去接他。在这里用晚餐。” “这里，在哪儿？”妮妮平静地问。那只蓝色的眼睛里露出明快的微笑，环视了一下房间。 这里已经有二十年没有接待过客人了。偶尔有来用午餐的造访者，州、市政府的官员或巡回狩猎的客人们，均由庄园总管在树林里的猎宫设宴款待，那里一年四季都宾至如归；卧室、浴室、厨房、高大的猎人餐厅、露天的拱廊和山羊腿的饭桌夜以继日地恭候宾客。在这种场合，庄园总管坐在宴席上座，以将军的名义款待猎人或官老爷们。没有人觉得受到怠慢，因为他们都知道，庄园的主人是隐形人。只有牧师每年进一次庄园，而且是在冬天，当加什帕尔用粉笔将迈尼黑尔特和博尔迪扎尔两个名字的首字母写在庄园大门的门楣上时。牧师还为这一家人送葬。除他之外，从来没有别人进去过。 “到那边去，”将军问，“可以吗？” “一个月前打扫过。”乳娘回答，“可以。” “晚上八点，可以吗？”他追问道，神情里流露出一丝孩子气的好奇，他坐在扶手椅里，上身前倾，“在大厅里。现在已经中午了。” “中午？”乳娘说，“那我现在就通知他们。六点之前通好风，然后布置宴席。”她的嘴唇无声地嚅动着，好像在默算，默算还有多少时间，总共有多少项任务。“好吧。”她随后说，音调平静而果断。 将军的上身前倾，好奇地盯着她。 两条生命一同涨潮，在格外衰老的身体内，缓慢的生命节奏波涛暗涌。他们彼此了如指掌，要比母子之间、夫妻之间还要熟悉。这个由他们的身体结成的共同体，要比所有身体的共同体更加知心。也许这是哺乳的缘故。也许因为妮妮是将军出生的那一刻，在他跟所有新生儿一样还身挂血丝和秽物时，第一个看到他的生灵。也许由于这七十五年，他们始终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吃同样的饭，呼吸同样的空气；房子的潮气，窗前的草木，都是他们共有的。这一切没有任何名分。他俩既不是姐弟，也不是情人。然而他们的关系另有意味，他们朦朦胧胧地知道这个。一种姐弟之情，但要比在母亲子宫里的双胞胎之间的感情更丰富、更浓稠。生活将他俩的昼夜交织到一起，他们熟知彼此的身体与梦想。 这时候，乳娘问： “你是想，跟以前一样，是吧？” “是的，”将军说，“所有的一切，都要跟最后一次一样。” “那好。”乳娘回答得十分简洁。 她走到将军跟前，躬身吻了一下那憔悴衰老、布满皱纹和色素斑的手。 “答应我，”她说，“不要过于激动。” “我保证。”将军平静而顺从地回答道。 [book_title]3 直到五点，房间里没有传出任何动静。这时，他摇铃叫来男仆，说要洗一个冷水澡。他没吃午餐，只喝了一杯凉茶。他躺在长沙发上，躺在光线昏暗的房间里，夏日在冰凉的墙壁后面蒸腾，发酵。他倾听阳光滚烫的喧沸和低垂着的树冠间热风的婆娑，捕捉着庄园内的窸窣碎响。 现在，当第一个惊喜过去之后，他突然感到疲倦。人们一辈子都在为某件事做着准备。先是积怨。然后想复仇。随后是等待。等了许久之后，已经忘记了何时积下的怨，为什么想复仇。随着时光的流逝，一切还在，但却像模糊褪色了的老照片一样固定在金属板上。时间洗刷了照片上清晰的轮廓和独特的光影。必须转动照片，找到某束合适的光线，使我们能在不见图像的金属板上辨别出某人曾经投下过镜影的面部轮廓。因此，虽然所有人的记忆都会因时光的推移而变得模糊，但是总有一天，从哪里射来的一束光线，能让我们再次看到某张面孔。将军在一个抽屉里珍藏着这样的老照片。他父亲的肖像。在那张照片上，他父亲穿着宫廷近卫队队长的军服。他的头发柔软拳曲，像女孩一样。雪白的近卫队斗篷从他的肩头垂下；他戴着戒指的那只手，在胸前攥住斗篷的前襟。他的头偏向一侧，显得傲慢和怨愤。他从来没有提到过，他的怨愤是从哪里来的或因为什么原因而积下的。他从维也纳回来后，便开始打猎。不分白天黑夜，每天都去；假若没有遇到猎物，或者赶上了禁猎期，他就会打狐狸，打乌鸦。他好像想要杀死谁，好像无时无刻不准备复仇。将军的母亲是位女伯爵，她禁止在庄园内打猎。是的，她禁止并远离一切能让她想到打猎的东西，比如枪支、子弹带、古代弓箭或鸟类标本。因此，近卫队长修建了那栋猎宫。随后，他将那里布置得满满当当：壁炉前铺着四张熊皮，墙上挂满了雪白的绵羊皮，棕色带框的墙板上挂着武器：奥地利猎枪、英格兰猎刀和俄罗斯弹丸式长枪。那里备有所有打猎用的东西，还有在猎宫附近豢养的猎狗：一大群狼狗、特兰西瓦尼亚猎犬和维希拉猎犬，那里还住了三位饲养冠鹰的训鹰师。将军的父亲住在猎宫里。庄园里的人只有在吃午饭时才能见到他。庄园里的墙上挂着浅色的法兰西丝绸幔帐，有浅蓝色的、浅绿色的、浅红色的，幔帐上的金线是在巴黎近郊一家织布厂里织入的。每年秋天，女伯爵都借回家探亲的机会，亲自去法国工厂或商店选择壁纸和家具。这种省亲之旅连年未断。她有权这样，因为她在嫁给陌生的近卫官时，特意在婚姻协议书上写明了这项权利。 “也许她的旅行事出有因。”现在将军这样猜测。 他指的是，父母之间缺乏理解。近卫官之所以打猎，是因为他无法摧毁有其他人跟自己一样生活的这个世界—陌生的城市、巴黎、庄园、外语和生活习惯—所以他杀狍子，杀狗熊，杀麋鹿。是的，也许这就是母亲旅行的原因。将军站了起来，走到白色、敦实的陶瓷壁炉前，从前用它为卧室供暖。壁炉很大，有一百年了，热气扑面，像是从一个好心肠、大肚子、行动迟缓、想用某种高尚而廉价的善意言行减少私心的家伙身上散发出来。显然，母亲在这里感到很冷。对她来说，这座庄园黑暗阴森，这间拱券式的老屋毫无生气地隐在林中：所以她在墙上挂满了各种颜色的艳丽幔帐。她感到很冷，因为林中的风永远在刮，即使在夏季，风中夹杂着山溪的味道，像在早春时节积雪融化后小溪涨水时的味道。她感到很冷，所以那个敦实的白色陶瓷壁炉总是烧着。母亲期待发生奇迹。她之所以来到东欧，是因为一股直抵心扉的激情，那股激情比所能解释、所能表达的要强烈得多。他们是在近卫官服役期间认识的：五十年代，他曾在巴黎使馆当信使。他俩在一次晚会上相遇，一见钟情。在音乐声中，近卫官对这位法国伯爵的女儿说：“我们那里人的感情更强烈、更致命。”这发生在使馆的舞会上。窗上挂着白色的绸缎垂帘；他们站在一扇凸窗前的角落里看着跳舞的人们。巴黎的街道是银白色的，外面在下雪。就在这时，路易的孙子走进大厅，他是法国国王。所有人都鞠躬致意。国王穿着蓝色燕尾服和白色马甲，他慢慢将金制手柄的眼镜举到眼前。在结束了礼貌的深鞠躬之后，他俩直起腰，彼此对视。那时候他们已经明白，自己别无选择，必须一起生活。他们脸色煞白、困惑不安地彼此微笑。乐队在隔壁房间里演奏，法国女孩问：“您那里，是哪儿？……”她面带微笑，有些近视。近卫官说出自己国家的名字。他俩所说的第一个亲密词汇，是他祖国的名字。 秋天，他回到家乡。一年之后，这位陌生女人坐进了马车的轿厢，坐在面纱和被褥之间。他们翻山越岭，途经瑞士和蒂罗尔[3]，在维也纳受到皇帝和皇后[4]的接见。皇帝十分和蔼，正像书里描写的那样。他说：“你可要小心！他要带你去的森林，里面还住着狗熊。他就是只狗熊。”她被逗笑了。所有人都笑了。皇帝和匈牙利宫廷近卫官的法国妻子开玩笑，这是天大的恩赐。女人回答：“陛下，回头我用音乐驯服它们，就像俄耳甫斯那样让猛兽俯首贴耳。”他们穿过水果飘香的山林和草地，当他们抵达边境时，山峦和城市都消失了，女人哭了起来。“天哪，”她说，“我的头都晕了。这什么时候才能走到头啊。”她晕眩于荒原野景，晕眩于波荡而沉郁的秋日空气。当时已经收割完了，马车一连几个小时走在没有路的路上，只有仙鹤飞在苍穹之下，路边的玉米地像遭到过洗劫，像在战争之后，伤残的原野也随着军队的撤退死去了。近卫官抱着胳膊，一声不吭地坐在马车里。有时，近卫官叫侍从牵过马匹，他骑马走在马车旁，一骑就是几个小时。他看着他们曾经寄宿过的房子，仿佛生平第一次看到。绿色的木卷帘窗，白色的门廊，房子低矮，隐在院落深处，那是当地人的住宅，阴凉的屋内，家具是熟悉的式样，就连橱柜的味道都似曾相识。她眺望风景，心里感到一阵孤独和伤感，这样的风景是自己有生以来头一次看到：桔槔井、沃野、桦树林和大平原上黄昏时刻天际粉红色的云朵。故乡的画卷在他们眼前展开，近卫官的心跳怦怦加快，不只是景色，命运也同时在迎接他们。女人坐在轿厢内沉默不语，不时用手帕擦拭泪水。这个时候，丈夫从马鞍上俯身看到，用不解的目光注视着她的泪眼。但是女人挥一挥手，示意他们继续走。他俩之间是有感情的。 开始那段时间，庄园给她带来过慰藉。它是那么大，森林和群山挡住了平原：房子虽然陌生，但有家的感觉。现在，运货的马车随后就到，每个月都有一辆来自巴黎和维也纳的马车，车上载着家具、麻布、锦缎、版画和一把竖琴，因为她想驯化猛兽。当他们安置停当，开始在庄园里生活时，山里已经下了第一场雪。大雪封住了庄园，就像一支寂静无声、严阵以待的攻城军队。夜里，獐子和麋鹿走出密林，站在雪地上，月光下，朝庄园亮灯的窗户张望，歪着脑袋，睁着优美、专注、折射着蓝光的黑眼睛，聆听从庄园里传出的音乐。“你看到了吗？”女人坐在钢琴前对丈夫说，并且开心地笑了。2月份，寒霜将野狼从雪岭里赶出，仆人和猎手们将用柴薪做成的火把插在庄园周围，在火光魅力的诱引下，狼群缩着身子围着园子转来转去。近卫官攥着猎刀闯进狼群；女人趴在窗户上观望。他们在有些问题上难以相处。 但是，他们彼此相爱。将军走到他母亲的肖像前。这是一位维也纳画家的作品，他曾给皇后画过一幅发辫如瀑的肖像；近卫官曾在维也纳皇宫内皇帝的勤政厅里见过。画上的女伯爵戴着一顶浅粉色草帽，就像夏日里的佛罗伦萨女郎。这幅画镶着金色的画框，悬挂在樱桃木屉柜上方的白墙上。这件家具是母亲的。将军手扶橱柜，仰头望着高悬的肖像。维也纳画家作品上的年轻女士，头偏向一侧，将温柔而郑重的目光投向虚空，好像在问：“为什么？”这就是作品的意义。她的面部轮廓优雅高贵，脖颈和手都很敏感，戴着钩编手套，身穿一件淡绿色上衣，低胸的领口露出白皙的肩膀，乳房相当丰满。他们无声地争斗，用音乐和狩猎、旅行和晚宴。当整座庄园灯火通明，厅堂里亮得像失火了一样，马厩里拴满了客人们的坐骑和马车，四层高台阶上，每层都站满了腰板笔直的家丁，手擎十二枝杈的银制烛台，就像蜡像馆里陈列的蜡人，烛光、音乐、人声和体味在厅堂里交织流溢，仿佛生命该是某种凄凉、绝望的欢宴法则，某种悲惨而神圣的欢宴，对着它的结束号手吹响号角，向出席晚宴的宾客宣布一个不祥的指令。将军至今仍记得这样的晚宴。有的时候，马和马车停在积雪的草坪上，停在火把旁边，因为马厩已经挤满了。有一次皇帝驾临，在这个国家他是国王。他是在白马骑兵的护卫下乘车来的。他在森林里打了两天猎，下榻在另一侧翼楼，睡在铁床上，并和女主人跳了舞。跳舞的时候他与她攀谈，女人的眼里噙满泪花。国王停下舞步，躬身吻了她的手，并把她送回到另一间大厅，那里站着半圈的随从。国王将女主人领到近卫官跟前，再次吻了她的手。 “你们谈了什么？”后来，很多年后，近卫官问妻子。 但是女人不肯说。没有人知道国王跟女主人谈了什么，她是外国人，在跳舞时哭了。周围人谈论了很久很久。 [book_title]4 庄园封闭得格外严密，就像一间宏大、华丽的石雕墓室，祖祖辈辈人的尸骨在里面腐烂，用从前妇人和男人的灰绸缎或黑呢子缝制的寿衣在里面变成尘灰。死寂也被囚禁其中，如同一个被关在地下室监牢里的异教犯人，蓬发垢须，衣衫褴褛，躺在霉腐的稻草上奄奄一息。记忆也被幽闭其中，那些潜伏在房间污秽角落里的死者记忆，如同老屋潮湿地下室里的霉菌、跳蚤、蝙蝠、老鼠和甲虫。每当人犹豫不决地按下门柄，都会在门柄上感到一只手的颤抖，感到昔日瞬间的一道激情。所有的房子，只要人们在那里全身心地卷入过激情的旋涡，都会充满这样暧昧的内容。 将军望着母亲的肖像。他熟悉这张消瘦面孔的每个线条。那疲倦而忧伤的眼神投向时间深处；过去的女人们就带着这样的眼神迈向绞架，同时蔑视那些自己为之丧生的人和那些杀害她们的人。他母亲的家族在布列塔尼[5]海滨拥有一座城堡。八岁那年的夏天，将军被带到那里。那时已经可以乘火车旅行。车速很慢。在网式行李架上放着用帆布包裹的皮箱，帆布上标记了母亲姓名的首字母，并且绣上了长音。巴黎城内阴雨绵绵。孩子坐在绸缎内衬的轿厢内，透过模糊不清的车窗玻璃望着那座好似一个肥胖鱼肚的城市，在雨中闪着油腻的光亮。他看到湿滑屋顶和高耸的烟囱，灰色、倾斜的烟囱昂立在湿漉漉的天空的污秽幕布之间，仿佛向世界宣布某种迥然不同、不可理解的命运秘密。女人们有说有笑地在雨中行路，用一只手稍稍提起裙角，她们的牙齿像雨水一样明亮。那是一座陌生的城市，人们讲法语，这一切本该是让人心舒意爽的兴奋事，可惜孩子并不懂得这些。他只有八岁，一本正经地挨着母亲坐在轿厢里，对面坐着女佣和家教，他感到自己肩负着重任。所有人都在注意他，注意这个来自远方、来自森林、来自狗熊群中的小野人。孩子说法语时咬音嚼字，谨小慎微，焦虑不安。他知道现在他是以父亲、庄园、猎狗、森林和远离的家的名义说话。大门打开，马车驶入一座宽大的庭院，身穿燕尾服的年轻侍者站在气派的台阶前。这一切都显得略带敌意。他们被带进室内，那是一个令人不适、感觉到威胁之地。在楼上的大房间里，法国外婆迎接他。老人的眼睛是灰色的，头发用又小又窄的黑发卡高盘在头顶，估计头发原来是棕红色的，现在变成了脏栗色，好像很长时间忘记了洗头。她吻过孩子，用两只肤色苍白、瘦骨嶙峋的手扶着这位家庭新成员的脑袋并使之后仰，然后居高临下地仔细打量。“不管怎样……”她用法语对孩子的母亲说。后者提心吊胆地站在旁边，感觉孩子像在接受考试，好像马上将被发现什么。后来，用人端上菩提叶茶。那味道让人难以忍受，孩子感到恶心。接近午夜，孩子又哭又吐。“快叫妮妮来！”她说，哭得已经喘不上气。孩子脸色煞白地躺在床上。 第二天，孩子高烧，谵语。医生们身穿双排扣的黑色长礼服接踵而至，在白色马甲中间的纽扣上挂着金表链，俨然出席节日盛典；他们在孩子的床前俯下身子，从胡子和衣服里散发出的气味就跟从庄园里的家具、法国外婆的头发和嘴里散发出的一模一样。孩子感觉，要是这股气味再不散掉，他宁愿死掉。高烧一直持续到周末未退，脉搏变得微弱。母亲发出紧急电报叫妮妮快来。乳娘经过四天的颠簸才赶到巴黎。长了一脸大胡子的管家在火车站没能认出她来。妮妮扛着一个包袱步行到府邸。她简直就像小鸟搬家：不懂法语，不识街巷，后来她从来未能回答这个问题：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她是怎么找到这间藏着病孩子的屋子的？她冲进房间，从床上抱起生命垂危的孩子；这时孩子已经奄奄一息，只有眼睛还在发光。她把孩子抱进怀里，用胳膊紧紧搂着，一声不响地坐下来轻轻摇晃。第三天，神父给孩子做了最后的祈祷。晚上，妮妮从病人的房间里出来，用匈牙利语跟女伯爵说： “我想，他活了下来。” 妮妮没哭，只是显得精疲力竭，她已经六天没合眼了。回到房间，她从包袱里掏出带来的食物，开始吃饭。六天里，她精心呵护孩子的生命。女伯爵跪在房门口，一边抽泣一边祈祷。所有人都等在那里，法国外婆，所有的仆人；还有一位眉梢斜吊的年轻神父，一天之内，他几乎每个小时都来一次。后来，医生们的身影慢慢消失。妮妮带着孩子去了布列塔尼，法国外婆感到惊诧和生气，她留在了巴黎。当然，谁都没说孩子到底因为什么生病。大家不说，但都知道！将军渴望得到爱，当陌生人俯身看他，闻到他身上那股令人难以忍受的气味时，他想一死了之。在布列塔尼，海风呼啸，潮水在怪石间涨落。红色岩礁耸立在海面上。妮妮平和、微笑地望着大海和天空，好像早就看过一样。城堡是用四方的拙石垒砌的，非常古老；多座碉堡巍然兀立，很久很久以前，女伯爵的祖先从这里眺望叙尔库夫，侦查海盗。孩子很快晒得黝黑，爱说爱笑。现在他已经不再害怕，因为他知道，只要跟妮妮在一起，他们两人都会坚强许多。他们坐在海滩上。妮妮穿着深蓝色衣服，衣摆的褶裥随风飘舞，无论空气还是鲜花，一切都是咸涩的。早上，当潮水退去，毛腿的海蜘蛛、红壳的螃蟹和身挂胶冻的紫色海星被困在海滩上红色岩礁的深处。在城堡的院落里有一株几百年的无花果树，它就像一位东方的哲人，只讲述非常简单的故事。葱茏的树冠下，潜伏着甜腻、芳香的阴凉。中午，大海陶醉地卷起隆隆波涛，孩子和乳娘坐在岸边出神地倾听。 “我要当诗人。”有一次他说，歪着脑袋扬起脸看她。 她望着大海，金色的发绺在热风中飘舞，透过半垂的睫毛窥伺远方。 乳娘把他搂到怀里，让他的头贴紧自己的胸脯。她说：“不，你要当军人。” “跟爸爸一样吗？”孩子摇了摇头，“爸爸也是诗人，你不知道吗？他脑子里总在想别的事。” “你说的对。”乳娘回答，叹了口气，“别盯着太阳看，我的小天使。你会头疼的。” 他们经常坐在无花果树下。他们聆听大海：涛声似曾相识，就像家里的树林一样呼啸。孩子和乳娘心里暗想，世界上的一切都共生共存。 [book_title]5 这样的记忆，人们很晚才回想起来。时间过去了几十年，直到搬进死过人的昏暗房间，才突然听到大海的涛声和昔日的话语。那几句话仿佛阐释了生命的真谛。可惜的是，后来他们总是要讲其他的话题。秋天，他们从布列塔尼回家，近卫官在维也纳等候家人。孩子被送进了一所军事训练学校，得到小宝剑、长裤和高顶皮军帽。星期天，学员们腰佩仪仗剑，身穿深蓝色短裤，被带到格拉本大街散步。看上去就像一群装扮成军人的孩子们在游戏。他们戴着白手套优雅地敬礼。 军校设在维也纳城边的一座山丘上。那是一幢黄色建筑，从二楼窗户可以眺望街道笔直的老城、皇帝的夏宫、美泉宫的房顶和大花园内修剪整齐的树冠之间的林荫道。在拱券式的白色回廊上，在教室里，在食堂里，在寝室里，一切全都有条不紊，好像这里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终于将生活中的混乱与怠惰调整得秩序井然的地方。教员都是些老军官，每个人身上都有股硝石味儿。寝室里睡了三十名学员，每间屋里住着三十个同龄的孩子，他们像皇帝一样睡在窄小的铁床上[6]。门楣上方悬挂着十字架和供奉的方舟。夜里，灯盏亮着蓝光。清晨，他们听到军号起床；冬天时，洗漱用的水有时在铁盆里冻成了冰坨。这种时候，勤务兵会用铁壶从厨房里打来热水。他们学习希腊语、弹道学、历史，以及短兵相接时的作战方式。男孩面色苍白，经常咳嗽。秋天，牧师每天下午都领着他们去美泉宫散步。他们沿着放射路慢慢行进。从一个石头上布满青苔和霉菌的喷泉眼里汩汩流出金色的水柱，因为阳光正好投射到那里。孩子们在修剪整齐的树墙之间散步，不时挺身立正，用戴着白手套的手向在园中散步的老军人郑重敬礼；老军人们披挂整齐，仿佛每天都是皇帝的生日。一位戴着帽子的妇人走过，肩上打着一把绣着白色花边的太阳伞；她快步从孩子们的身边走过，牧师深深地鞠了个躬。 “皇后[7]。”他小声告诉孩子们。 妇人面色苍白，黑发浓密，辫子在头上盘了三圈。她离孩子们只有三步远，略微驼背，好像因赶路累了的样子，身后跟着一位黑衣女人。 “皇后。”牧师又说了一遍，怀着深深的虔诚。 孩子们望着那位孤单妇人的背影，她在高大的花园树墙之间疾步行走，仿佛是在逃离什么。 “她很像我奶奶。”他说，因为他突然想起挂在父亲工作室内写字台上方的那张照片。 “这种话不能乱讲。”牧师严肃地回答。 他们从早到晚所学的都是：哪些话不能乱讲。在军校里读书的有四百名孩子，但是寂静得像一个马上就要爆炸的炸弹的内核。军校里什么样的人都有，有的来自捷克庄园，长着草黄的头发和上翘的鼻子，两手苍白无力；有的来自摩拉维亚[8]的大贵族官邸、蒂罗尔城堡和斯塔耶尔猎宫；有的来自格拉本街区百叶窗紧闭的宫殿和匈牙利乡村，许多人的名字非常长，带着许多长短音和家姓、封号与头衔，在军校里，它们如同放进存衣处的柔软精致、在维也纳和伦敦缝制的中产阶级服装和荷兰内衣。在这一切里，只留下一个名字和一个属于这个名字的孩子，正在学习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还有额头窄长的斯拉夫男孩，在他们的血液里混杂了帝国各族人种的特征，蓝眼睛、格外柔弱的十岁贵族，有着虚无的目光，仿佛他们的祖先替他们看到了一切；一位来自蒂罗尔的王子在十二岁那年开枪自杀，原因是他爱上了一个表妹。 康拉德睡在他旁边的床上。他们相识的时候全都十几岁。 康拉德身材矮壮，但还是挺瘦，就像某种非常古老的人种的后裔，在他们的体内，骨骼统治着肌肉。他反应较慢，但一点不懒，只是有意识地控制住节奏。他的父亲是被册封了男爵的加利西亚[9]官员，他的母亲是波兰人。他笑的时候嘴咧得很大，孩子气十足，斯拉夫人的特征。他很少笑。平时少言寡语，周密细心。 从一同寄宿的第一刻起，他俩就像母亲子宫里的一对单卵双胞胎。这个并不需要像过去年轻人习惯的那样，当第一次想从世界手中夺过并且占有另一个人的身体与心灵且仅归自己所有时，出于以自发而扭曲的形式而萌生的人与人之间的欲望，或以深思熟虑的激情在滑稽而郑重的仪式上“结拜兄弟”。这就是爱情和友谊的全部意义。他们之间的友谊是那么严肃而沉默。就像所有触及生命本质的伟大情感那样，它也包括了羞惭和负罪感。一个人不可能毫无负罪感地将另一个人从他人的手中夺过来。 但是他们从一开始就很清楚，这次相识将持续他们整个一生。匈牙利男孩瘦长羸弱，那段时间，他每周都接受医生检查：医生们担心他有肺病。校长是一位来自摩拉维亚的上校，他约近卫队队长到维也纳会面，跟医生们谈了很长时间。医生们啰啰嗦嗦地解释了许多，他只听懂了一个词：“危险”。他们说，男孩其实并没有病，只是有患病倾向。他们普遍认为，这很危险。近卫官在一家名为“觐见匈牙利国王”的旅馆下榻，孩子的爷爷也曾在那里投宿。旅馆开在一条光线昏暗的小巷里，笼罩在圣斯蒂芬大教堂的阴影里。它的过道里悬挂着麋鹿角。服务生对近卫官毕恭毕敬：“吻您的手。”[10]他住了两间客房，在光线昏暗的拱顶式房间里，挤满了用黄绸包面的家具。那些日子里，他把孩子带在自己身边，一起住在旅馆里。旅馆每间客房的门楣上可以看到常客和贵客们的名字。对这位孤独的奥匈帝国大贵族来说，这座建筑好似一座闻名遐迩的修道院。上午他们乘坐马车去普拉特[11]。11月初，天气已经转凉。晚上他们去剧院，剧中的角色们在舞台上慷慨陈词，大声喘息，并且倒在剑锋之下。之后，他们在一家饭店用餐，在一个有许多侍者服务的单间里。男孩少言寡语，以某种老派的礼仪和父亲同住，仿佛忍受着什么，原谅着什么。 “他们说，很危险。”晚饭后，父亲自言自语地说，点燃一支又粗又黑的雪茄烟，“如果你想回家，你可以回。但是，我更希望你能够不怕任何的危险。” “我不怕，爸爸。”男孩说，“但是，让康拉德跟我们在一起。他家不富裕，我希望夏天他能来我们家。” “他是你的朋友？”父亲问。 “对。” “那他也是我的朋友。”父亲郑重地说。 男孩穿着燕尾服和带褶裥的衬衫，最后那些天，他已经不再穿制服了。父亲的话让他如释重负，变得柔和平静。父亲的话是可以相信的。在维也纳，不管父子俩走到哪儿，人们都能认出他们，在手套店、衬衫店或裁缝铺，在盛装的侍者驾驭餐桌的饭店里，即使在街上，也时有结伴而行的女士或男士热情地向他们打招呼。 “您去见皇帝吗？”有一天在父亲出门之前，孩子问。 “是国王。”父亲用严肃的语调纠正道。 之后，他又说： “我不会再见他。” 男孩明白，在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就在动身之日，他把康拉德介绍给父亲。之前的那夜，他睡觉的时候心在怦怦狂跳：感觉就像订婚一样。“在他面前不能提国王。”他叮嘱朋友。父亲非常慈善、热情、绅士气十足。一次握手，他就将康拉德当作了自己家人。 从那天开始，孩子很少咳嗽了。他不再孤独。他不能忍受在人群中的孤独存在。 在他的血脉里所负载的教养，那些来自家乡、来自森林、来自巴黎、来自母亲性情的教养要求他，不能谈论心痛之事，而是默默地承受它。最明智的选择是彻底闭口不谈，这就是他接受的家教。但是，没有爱他无法生存，这也是他继承到的。可能是法国女人将这个欲望带进了这个家族，要向人们展示自己的感情。在父亲的家族里，从来不谈论这类话题。他需要一个可以爱的人：妮妮或康拉德，这样他就不会再发烧，不会再咳嗽，苍白羸弱的体内就会充满粉红色的激情和自信。那个年龄段的男孩，还没有明确的性别意识：好像性别还没有确定一样。他憎恨自己柔软的金发，因为感觉自己像一个女孩，所以他每两个星期就让理发师用剃头剪给他推一次头。康拉德看上去更阳刚、更沉静。现在他们迎来了自己的孩提时代，不再惧怕那个年龄，因为他们不再孤独。 在那一年的夏末，当男孩们坐上马车回维也纳时，法国外婆站在城堡的大门口目送他们远行。随后，外婆微笑着对妮妮说： “总算有了个好婚姻。” 但是妮妮并没有笑。每年夏天，两个男孩都结伴回家，后来连圣诞节也一起在庄园里度过。他俩的一切都是共有的，衣服，内衣，在庄园里共同享用一间卧室，一起阅读同一本书，他俩一起发现维也纳和森林的秘密，一起看书，一起打猎，一起骑马，一起培养军人的品德，一起体验社交生活以及爱情。妮妮为此感到担心，也许其中掺杂着一些嫉妒。这份友谊已经进入了第四个年头，他俩开始回避世界，开始有了自己的秘密。男孩的关系越陷越深，变得越来越复杂。将军总是夸奖康拉德，想把他介绍给所有的人，就像介绍一件作品，一件杰作，同时又担心有人会从自己的手里夺走所爱。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妮妮对女主人说，“那孩子迟早有一天会离开他。那时候他会非常痛苦。” “这是人类应该面对的挑战，”女主人应道，她正坐在镜子前，端详着自己日渐衰败的美丽，“人们总有一天要失去他们自己的所爱。不能忍受这点的人，不值得可怜，因为他不是完整的人。” 学校里对他俩友谊的嘲讽并没有持续太久；大家很快就习惯了，感觉像是个自然现象。甚至人们在提到他俩时，已经像提到一对夫妻那样将两人的名字合二为一，称为“亨利克两口子”，但是大家并不再嘲讽这种关系。在他俩的关系里，有着某种柔情、严肃、无条件和悲剧性，这种友谊的光芒让嘲讽者缴械。在任何人群里，都会有人嫉妒这样的关系。人们最大的渴望，莫过于无私的友谊。人们绝望地渴望得到它。在学校里，男孩们不是逃避于出身的傲慢或学业之中，就是沉溺于过早的放荡、身体的蛮勇与早熟、迷茫或痛苦的爱情。康拉德和亨利克的友谊在人类的混沌中泛出薄明，有如在中世纪圣礼仪式上闪烁的微光。在年轻人中间，没有什么能比友谊更加弥足珍贵，这种友谊，既不期待对方进行帮助，也不要求对方做出牺牲。年轻人通常希望能为自己寄予厚望之人做出牺牲。两个男孩感觉自己生活在一个不可名状、美妙神奇、宽厚仁慈的境界里。 没有什么能比这种关系更柔情。后来他们在生活中所遭遇的一切，无论是温柔或粗暴的欲望，还是强烈的情感或激情的绑缚，一切都更野蛮残酷。康拉德跟所有真正的男人一样拘谨羞涩，哪怕当时他只有十岁。男孩们进入青春期后，开始顽皮嬉闹，带着伤感的情绪探究成年人生活的秘密。康拉德让亨利克发誓，他们要纯洁地活着。然而，若真想恪守这个誓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们每隔一周做一次忏悔，一起写悔罪日记。欲望在他们的血液里和神经里悄然滋生，每逢季节更迭，男孩们就会脸色苍白，头晕目眩，但他们依旧纯洁地活着，友谊就像一顶具有魔法的斗篷罩住了他们年轻的生活，像是做出补偿，让其他人备受折磨，将所有好奇和不安驱逐到暗淡无光的幽冥世界。 他们生活在一种有着数百年实践经验的军校制度里。每天早晨，他俩缠着绷带，戴着头盔，光着脊梁，在学校的体操房里练一小时击剑。然后练习马术。亨利克是一个骑马好手，康拉德则需要手忙脚乱地拼命挣扎，才能在马鞍上保持住平衡不跌下来，在他身上缺少先天继承的娴熟技艺。亨利克学习非常轻松，康拉德学习则很吃力，但是只要他学过的东西，就会不遗余力地吝啬珍藏，仿佛他知道那是自己在世界上的全部财富。亨利克在集体中如鱼得水、随心所欲、不拘小节，似乎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能让他吃惊；康拉德则显得刻板、固执。有一年夏天，他俩一起到加利西亚旅游，去探望康拉德的父母。当时他们已经是青年军官。男爵是一位年迈、秃顶、谦卑的人，在加利西亚服役的四十年，已经磨掉了他心性中的棱角；一位波兰女贵族怀着从来未能实现的社交愿望，以惶惑不安的殷勤急匆匆地跑出来迎接两位年轻绅士。城中闷热难耐，到处可见古老的钟楼、四方的广场和广场中央的喷泉池，以及光线昏暗的拱券式老屋。城里的居民中有乌克兰人、德国人、犹太人和俄罗斯人，他们全都生活在当权者制造的令人窒息、麻木的喧嚣中，仿佛在这座城中，在光线昏暗、密不通风的家宅里，时刻不断地在酝酿着革命或某种无聊无稽的不满，或许连不满都算不上；一种小客栈窒闷的欣狂和祈盼的情绪，渗透到城中的房子、广场和生活之中。只有主教座堂[12]在颤抖、尖利、嘁喳、嘈杂的背景下显得从容镇定，坚固的钟楼，高大的拱券，仿佛有什么人曾在城里宣布过一项法律，一项绝对权威、不容变更的法律。男孩们住在旅店里，因为男爵家很小，只有三个小房间。第一天晚上，他们共进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油腻的肉食，香醇的葡萄酒—年迈的官员（康拉德的父亲）和憔悴、忧郁、姹紫嫣红的脂粉涂得有如鹦鹉一般的波兰妇人（他的母亲）怀着一种令人感动并伤感的兴奋在清贫的公寓里摆了一桌如此丰盛的宴席，似乎极少回家的儿子幸福与否，就取决于菜肴的质量—睡觉之前，两位青年军官在加利西亚旅店一个棕榈树下光影朦胧的角落里坐了很久。他们喝着浓醇的匈牙利葡萄酒，抽着烟，沉默不语。 “现在你见到他们了。”康拉德说。 “是啊。”近卫官的儿子歉疚地回答。 “那么，”康拉德用平静而严肃的口吻说，“你现在能够想象得出，我在这里的二十二年是怎么活过来的。” “我知道。”将军应道，他感到喉咙发紧，像是被人扼住。 “我们一起去城堡剧院看戏时要戴的所有手套，”康拉德说，“都是从这里寄去的。如果我需要一副新的马具，他们就得三个月不吃肉。如果我在一顿晚餐上给侍者小费，我父亲就得一星期不抽雪茄。这二十二年就是这样过的。我总是要什么就有什么。在很远的地方，在与俄罗斯接壤的波兰边境，有过一座农庄。我从来没有去过那里。那曾是我母亲的。我的所有开销都从那里寄来：制服，学费，买戏票的钱，当你母亲途经维也纳时我送给她的糖果，考试费，我不得不跟巴伐利亚人较量时所需的决斗费用。二十二年，所有的一切。他们先是卖掉家具，然后卖掉院子、土地和房子。之后付出的是他们的健康、享受、安宁、老年和我母亲的社交愿望，他们不再奢望能在这座该死的小城里多拥有一个房间，不再奢望房间里能有一件像样的家具，他们极少能在家中宴客。你明不明白？” “对不起。”将军说，他感到激动，脸色苍白。 “我并没有怪你。”朋友非常认真地说，“我只是想让你知道，让你亲眼看到。当那个巴伐利亚小子拔出佩剑朝我走来，并发疯似的向我乱刺乱砍时，我们看上去是那么快活，像是开一个很棒的玩笑，似乎出于虚荣要将彼此剁成肉酱，实际上我眼前浮现出母亲的面孔，看到她每天清晨去集市上采购的身影，她这样做是为了不让女厨师骗两个菲列，这样到年底可以在信封里给我寄五个福林[13]……那个时候，我简直想杀了他，杀掉那个出于虚荣想要伤害我的巴伐利亚混蛋。他并不知道，他在我身上留下的每道划痕，都是对两个人犯下死罪，那两个人为了我，在加利西亚默默牺牲掉自己的生活。当我在你家里付给仆人小费时，我是在从他们的性命中支出什么。他们的生活非常艰难。”康拉德说，他的脸已经涨红了。 “你为什么这么想？”将军平静地问，“你不觉得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欣慰？” “对他们来说，也许是这样。”男孩沉默了。他以前从来没有谈过这个话题。现在他说了出来，声音哽塞，不敢直视朋友的眼睛。“当时对我来说，这样活着非常难。好像我并不属于我自己。如果我病了，我会惊慌失措，好像要丧失某种陌生的财产，要丢掉某种不完全属于自己的东西，失掉健康。我是个军人，他们把我培养成军人，是为了让我能够杀人或被杀。我为此而宣誓。但是，假如我被杀掉，他们忍受这一切苦难的意义何在？你懂了吗？……我在这座城市里生活了二十二年，这里到处都是窒闷的气味，就像一间腌臜的破屋，里面住着流浪的吉卜赛人……饭菜的味道，廉价的香水，从不晾晒的床铺。他们默默无闻地住在这儿。我父亲已经有二十二年没去维也纳了，而那里是他生长的故乡。二十二年里，他从不旅游，从不买一件多余的衣裳，从不外出避暑，因为他们想把我打造成一件杰作，将我塑造成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中未能成为的那种人。有时我想做些什么，但是我的手却停在空中。我总是想到这份责任。我甚至希望他们死去。”他说这话时的嗓音非常微弱。 “我懂。”将军回答。 他们在城里住了四天。离开的时候，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在他俩之间发生了什么，好像彼此都欠了对方什么。这个不可能用言语道清。 [book_title]6 但是康拉德有一处避难所，那里连朋友也无法进入：音乐；仿佛那是一个隐秘得无人可及的藏身地。亨利克的耳朵毫无乐感，分辨不清吉卜赛音乐和维也纳圆舞曲。 在军校里，教员和学员们并不谈论音乐，而只是抱着忍耐和宽容的态度，似乎音乐不过是青春期心血来潮的一种怪癖。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软肋。有的人不惜一切代价地养一条狗，有的人则酷爱骑马。这类癖好总比打牌要好，大伙儿这样认为；总不会比女人更危险，大伙儿这样认为。 但是将军有时感到怀疑，在他看来，音乐并非一种毫无危险的癖好。在军校里，人们自然不能忍受反叛的意志，不能忍受音乐的暴动，即使对跟训练有关的军乐的认知，也只限于宽泛、肤浅的意义层面。他们关于音乐的知识仅是：要吹铜号，鼓乐队长走在队列前面，不时高高举起银色的指挥棒。乐队后面有一匹小马驹拉着军鼓。这种音乐铿锵震耳，有板有眼，演奏者排着整齐的队列，迈着规范的步伐，吸引市民们上街围观，各种大游行都少不了它。人们听到乐声，步伐就会坚定有力，这就是他们知道的一切。音乐有时轻快滑稽，有时豪迈奔放，有时庄重严肃。否则没有人会搭理它。 但是康拉德只要一听到音乐就会脸色煞白。不管什么音乐，哪怕是最普通的音乐，都会像短兵相接或身体攻击一样地触动他。他会面无血色，嘴唇颤抖，似乎音乐对他说了什么别人不可能理解的话。旋律在他身上所唤醒的，很可能并不是理智。纪律；他们生活在纪律中，成长在纪律中，他们的目标是要在世界上获得身份地位，他们自觉自愿地服从纪律，就像信徒服从惩罚与救赎。在这样的时刻，人们会感到心情放松，仿佛紧张、刻板的心态在体内获得了宣泄，就像在阅兵式上，在漫长而疲惫的检阅之后突然听到“休息！”的命令。但是他一听到音乐，嘴唇就开始发抖，好像想要说什么。这种时候，他忘了自己身在何处，眼含微笑，遥望虚空，对周围的景物视而不见，看不见上司和同伴，甚至看不见漂亮的女郎和剧院里的观众。他用整个身体聆听音乐，那种渴望，就像一名囚犯在监狱中仔细捕捉远处的、可能为他捎来逃亡讯息的脚步和响动。这种时候，他听不见别人跟他讲话。音乐摧毁了他周遭的世界，刹那之间，人为制定的法规改变了，就这样，康拉德也在刹那之间不再是军人。在一个夏日的晚上，当康拉德在庄园里跟将军的母亲演奏四手联弹曲目时，有什么事情发生了。晚饭之后，他们坐在大厅里，近卫官和儿子出于礼貌聆听音乐。他们坐在大厅里的一个角落，带着彬彬有礼的悠闲和耐心，好像当时有人对他们说：生活就是义务，必须忍受音乐。你们不应该违背女士的意愿。母亲激情地演奏，他们在弹肖邦的《波罗乃兹幻想曲》。房间里的一切似乎都在发生变化。父子俩坐在大厅的角落，坐在扶手椅里，在彬彬有礼和耐心等待中也感觉到了，此时此刻，在那两个人的体内，在母亲和康拉德的体内正发生着什么。仿佛音乐在暴动，将屋里的家具高高举起；仿佛窗户后有一股力量在掀动厚重的绸缎垂帘；仿佛埋葬在人们心底的一切，不管是溃烂的还是腐臭的，都开始重生；仿佛在所有人的心底都潜伏着一种致命的韵律，它在生命的某一瞬间以灾难性的力量开始轰然奏响。两位礼貌的听众意识到，音乐非常危险。但是坐在钢琴前的那两个人，母亲和康拉德，根本不在乎有任何危险。《波罗乃兹幻想曲》只不过是个借口，实际是为了在世界上释放能量，这种能量能够改变和炸毁人类等级地位所精心掩藏的一切。他们身体僵硬地坐在钢琴前，上身笔直，紧绷，并稍微后仰，仿佛音乐让看不见的、传说中的神骏舞动一对火焰的翅膀，在世界上空的暴风雨中，在洪流之中，只有他俩用僵硬的身体和有力的双手拽着狂野不羁的缰绳。之后，随着一个短暂有力的铿锵乐音，音乐戛然而止。夕阳将一束光投在翼楼的窗上，金色的浮尘在光柱中炫舞，仿佛疾驰到远方的音乐神骏在身后留下一条扬尘的天路，通向虚无与毁灭。 “肖邦，”法国女人说，她的呼吸变得困难，“他的父亲是法国人。” “他的母亲是波兰人。”康拉德说，并侧身将头探出窗外，“是我妈妈的亲戚。”他漫不经心地说，好像为有这种关系而感到耻辱。 所有人都在注意他，因为从他的嗓音里，听到了有如流亡者谈及思乡和故乡时在语调中流露出的那种悲楚。近卫官的身体稍稍前倾，聚精会神地盯着儿子的朋友，像是头一次见到他。夜里，当他跟儿子单独待在吸烟室时，他跟儿子说： “康拉德永远不会成为真正的军人。” “为什么？”男孩吃惊地问。 但他明白，父亲说得没错。近卫官耸了耸肩膀。他抽着雪茄，伸长两腿坐在壁炉前，盯着雪茄的烟雾。他用过来人才有的那种平静而优越的语调说： “因为他是一个另类。” 当将军理解了这句话时，父亲已经不在了，已经去世了许多年。 [book_title]7 人们迟早都会知道事实，知道那些被角色、装束、生活状况所掩盖的另一种事实。两个男孩一起上学，一起宣誓，在维也纳的那些年一起居住，因为近卫官有办法安排儿子和康拉德一起在宫廷附近服前几年的军役。他们在美泉宫花园隔壁一幢灰顶窄楼的二层楼里租下一套住房。公寓的窗户面向闷热、狭长、长满梅子树的花园。这里共有三个房间，他们和一位耳聋的寡妇住在一起，她丈夫生前是一位上校军医。康拉德租来一架钢琴，但是平时很少弹；他好像惧怕音乐似的。他们像对亲兄弟一样住在这儿，有的时候，近卫官的儿子不安地察觉，朋友心里有什么秘密。 康拉德是“另一类人”，不可能用询问的方式获知他的秘密。他总是态度温和，从不争辩。他这样生活，这样服役，这样与同伴相处，这样应对世界和人群，仿佛他的服役期永远不会结束，仿佛这辈子就是一段军纪严明的服役期，不分白天，不论黑夜。他俩都是青年军官，近卫官的儿子有时不安地觉得，康拉德活得就像一名僧侣，似乎并非活在这个世界上。他似乎从执勤任务结束的那一刻开始，又投入另一项更加复杂艰巨、更加责任重大的任务，就像对一位年轻僧侣而言，供奉神职不仅是指祈祷和祭拜，还指身心的共生，而且还是在做梦的时间。在他惧怕音乐的背后，肯定有什么秘密，那不仅涉及到他的思想，还跟他的身体有关：仿佛音乐的终极本质是一道将要使他脱轨、让他崩溃的致命指令。清晨，他俩一起在普拉特或马术学校骑马，之后康拉德去执勤，站岗后回到希辛格区[14]的公寓，有时一连几个星期都是这样，晚上待在房里足不出户。老屋里还用煤油灯和蜡烛照明；近卫官的儿子几乎每天都在午夜后回家，不是参加舞会，就是朋友聚饮。在回家的路上，近卫官的儿子坐在出租马车里，从街上就能远远看到朋友房间的窗户上，怯懦而责怨地闪映着热烈、温柔的微光。在窗上的光影里，隐伏着某种责难。近卫官的儿子向车夫付完钱后，站在寂静的街巷里，站在破旧的大门前，摘下手套，从口袋里掏出钥匙，感觉这一夜又背叛了朋友。他来自缭绕着轻柔音乐的世界，来自饭馆、舞厅，来自市中心的娱乐场所，来自缭绕着轻柔音乐的花花世界：但那里的音乐跟朋友爱听或爱弹的音乐截然不同，是为了让生活更舒适、更快乐，让女人的眼睛妩媚发光，让男人的虚荣闪出火花。在城里，在近卫官的儿子度过那几年夜生活的地方，音乐是为了这些而演奏的。但是康拉德喜爱的音乐，并不是为了让人忘却烦恼，而是触发人的内心激情与负罪感，是想让人的生活在自己内心、在意识层面变得更加真实。这种音乐非常可怕，他这样想着，挑衅似的轻轻吹起一首圆舞曲。在那些年的维也纳，无论是在哪个角落，人们都爱吹一位大红大紫的作曲家小施特劳斯谱写的圆舞曲。他掏出钥匙，拧动门锁，推开那扇沉重、缓慢、历经了百年风雨的楼门。拱廊式的楼道幽暗潮湿，他穿过煤油灯照明的宽敞回廊，忽然驻足片刻，望了一眼月光下白雪覆盖的院落，每样东西都轮廓清晰，仿佛有人用粉笔标画出位置。所有的一切都在宁和之中。维也纳已经坠入梦乡，睡得很死，飘着雪花。皇帝也已在城堡中入睡，五千万人在皇帝的社稷中酣睡。近卫官的儿子与这片宁静有关，他也守护着皇帝和五千万臣民的梦乡与安全，即使他只穿着军服什么也不做，即使他参加晚上的聚会，欣赏圆舞曲，品法国红酒，跟女士和先生们讲他们最想听的话，他也是在守护。近卫官的儿子觉得，他服从于明文或没有明文下达的强大指令，不管是在军营、训练场还是在沙龙，服从也是在执行任务。对五千万臣民来说，他们由此获得安全感：皇帝在子夜前入睡，黎明五点起床，坐在烛光下，坐在美国制造的扶手藤椅里，坐在写字台后；其他的人向他宣誓效忠，服从规定、惯例和法律。当然，服从的程度必须超过法律所规定的程度。人们要在心里随时随地地服从，这一点至关重要。人们需要相信，一切平安无事。那一年，近卫官的儿子和他的朋友都是二十二岁。 他俩住在维也纳，都是青年军官。近卫官的儿子用口哨吹着一首圆舞曲，步履轻盈地走上潮湿的台阶。在这栋房子里，房间，楼道，所有的一切都有一点潮湿的霉味，但是也有一点香气，在房间中弥散着某种类似水果罐头的甜腻香味。就在那年冬天，化装舞会风靡了维也纳，如同一场轻快、欢乐的瘟疫。他们每天晚上翩翩起舞，在煤油灯摇曳的光影下，在描金镀银的厅堂里。瑞雪连绵，马车在大雪中悄无声息地载送情侣。维也纳在雪中舞蹈，近卫官的儿子每天都去旧马场观看西班牙骑兵和利比扎[15]白骏马的训练。在战马与骑兵的体内，有一种风度和高贵，像在古代灵魂和贵族身体的自我意识中所拥有的某种带有负罪感的友善和节奏感。去旧马场之前，他先到城里散步，毕竟他是个年轻人。无论他站在城里的商店门口，还是站在舞池外，年长的马车夫和跑堂都会认出他，因为他长得太像父亲了。维也纳，帝国，曾是一个大家族，匈牙利人，日耳曼人，莫尔瓦人，捷克人，拉茨人，克罗地亚人和意大利人，在这个大家庭内部，每个人都隐秘地感觉到，在冒险的欲望、爱好与激情之间，只有皇帝能够维持秩序，他同时集超期服役的军士和陛下、身穿绸缎制服的公务员和大贵族、莽撞汉和统治者于一身。在市中心充满潮湿霉味的拱券结构的啤酒馆里，可以喝到世界上最好的啤酒。当正午的钟声敲响时，土豆牛肉汤的香味充满整座城池，在街巷和人们的心灵里涌流着一股亲密和温柔，仿佛生活的平静是永恒的。女人戴着黑色的毛皮手套和饰有翎毛的帽子，她们的鼻子和眼睛在雪中闪亮，脸上罩着面纱。下午四点，在咖啡馆里点燃煤火，端上浮着泡沫的咖啡，将军和官员们坐在自己常坐的桌前，女人娇红的面孔隐在出租马车的轿厢内，匆匆赶向烧木柴取暖的小伙子家，因为她刚刚参加完假面舞会。爱情在城市里燃烧，蔓延，犹如一张巨大的、覆盖了社会各个阶层的、策划阴谋的间谍网在燃烧，烧得连幽魂都不得安宁。在剧院开演前的一个小时里，艾斯特哈兹公爵在城中官邸的酒窖里秘密聚饮，请来爱喝烈酒的酒友们；在萨赫酒店的单间里，已为公爵们摆好了丰盛的酒筵；在圣斯蒂芬教堂隔壁新开张的修道院酒窖烟雾缭绕、空气窒闷的厅堂里，波兰绅士们兴奋而忧伤地喝着酒精度很高的帕林卡[16]，因为当时在波兰的生活不幸福。然而在那年冬季的维也纳，有那么几个小时，似乎所有人都能感到片刻的幸福。近卫官的儿子这样想着，微笑着，轻声吹着欢快的口哨。一进前厅，他就感到壁炉扑面的热浪，如同在跟一位亲戚握手。在这座城市，一切都是那么宽敞，所有的一切和所有的人，都是那么无可挑剔：大公们也有点像莽撞汉子；守门人也是秘密的享乐者，是一个庞杂而人道的等级制度中的有身份者。男仆从壁炉旁跳了起来，从主人手里接过大衣、高筒军帽和手套，并腾出一只手从白色陶瓦壁炉的座台上取下一瓶法国葡萄酒，主人每天晚上睡觉前都会啜饮一杯，仿佛想用醇香的勃艮第那深奥、智慧的话语告别白天和夜晚轻松的记忆。现在也跟往日一样，男仆用银制托盘端着葡萄酒瓶跟随主人走进康拉德的房间。 有的时候，他俩在光线昏暗的房间里聊到天亮，直到壁炉变凉，近卫官的儿子喝完勃艮第酒瓶里的最后一口酒。康拉德谈论书籍，近卫官的儿子谈论生活。康拉德没钱享受生活，从军对他来说是一项职业，一项穿制服、戴军衔并要承担各种各样繁复后果的职业。近卫官的儿子察觉到，他们的友谊和结盟要比所有致命的人际关系都更加复杂，更加脆弱，必须把它从金钱、嫉妒、幼稚的阴影里拯救出来。这谈何容易！他们用兄弟一样的口吻谈论这一话题。近卫官的儿子小声央求，要康拉德与他分享那些他多得根本不知该如何处置的财产。康拉德解释说，他一个铜板也不能接受。两个人都很清楚，近卫官的儿子不可以给康拉德钱，他必须忍受自己独自花天酒地，享受与自己的身份、名声相称的生活方式；而康拉德在家里，在位于希辛格区的住所里，一个星期至少五个晚上都吃炸肉排，亲自清点从洗衣店送回来的干净内衣。但这些并不是最要命的。更可怕的是，除了金钱之外，还要从其他事的手中挽救友谊。康拉德衰老得很快，只有二十五岁，看书就要戴上深度眼镜。当朋友半夜三更从维也纳回来，从花花世界回来时，身上带着烟草和科隆香水的味道，头发湿漉，洋溢着一股年少的轻狂。他俩像同谋犯一样轻声交谈，一聊就能聊很久很久。康拉德俨如一位魔法师，当弟子们周游世界搜集关于人类生命的秘密讯息时，他坐在家中思考人类与万象的意义，康拉德最喜欢读有关人类共同生存的历史和社会发展的英文著作。近卫官的儿子只喜欢读跟马术、旅游有关的读物。他们之所以彼此喜欢，是因为他们都宽恕了对方身上带着的原罪：康拉德宽恕了朋友的财富，近卫官的儿子宽恕了康拉德的贫穷。父亲在康拉德和女伯爵一起演奏《波罗乃兹狂想曲》时所说的那种“另类”，赋予了康拉德一种凌驾于朋友灵魂之上的力量。 这种力量意味着什么？在所有人类的力量中，都存在着某种对在我们统治之下的人们的不尽温雅、不太惹人注意的轻蔑。只有当我们熟悉，理解，并十分委婉地蔑视那些不得不屈服的人时，我们才能彻底地统治他们的灵魂。在希辛格区公寓里所进行的那些深夜长谈，有时候高声辩论，互不相让，就像导师与弟子之间的谈话。跟所有迫于自身的意愿与环境而不合时宜地固执己见之人一样，康拉德也会用轻松嘲讽、略带蔑视、同时又无可奈何的激烈语调谈论世界，好像在那边，在彼岸所能感受到的一切，只有儿童和比儿童还幼稚无知的生灵才会感兴趣。但是从他的声调里，还是可以感觉到思家之情：年轻人总是想家，永远渴望一个暧昧、冷漠、可怕的被称为“世界”的家。当康拉德用非常友好、傲慢、玩笑、漫不经心的口吻挖苦近卫官儿子对世界的体验时，嗓音里也能让人察觉到某种因充满欲望而焦渴的吞咽声。 就这样，他们生活在明亮刺目的青春反光里，生活在一个虽然是职业、同时也赋予生活以沉重压力和内心镇定的角色里。女人的手也敲响了希辛格区公寓的房门，轻柔、快乐、情意绵绵。有一天，舞女维罗妮卡也叩响了房门—想起这个名字，将军下意识地揉了揉眼睛，好像一个人从梦中醒来，不无玩味地陷入回忆。对，是维罗妮卡。随后他又想起安吉拉，一位军医的年轻寡妇，她对赛马的热情超乎一切。不，还是维罗妮卡，一位舞女。她住在一条名为“三块马蹄铁”的小巷里，在一幢破旧老楼的阁楼上，那是一个从来不可能良好供暖的训练厅。但她只能住在那里，住在训练厅里，她在那里有足够的空间练习舞步和旋转。空旷的大厅里装饰着蒙了尘的蜡菊花束和前一位房客留下的动物画，那是一位施蒂利亚[17]画家留给房东的，用来抵偿自己所欠的租金。他喜欢画绵羊：忧伤的绵羊站在大厅的各个角落，用好奇、潮湿、空洞的动物眼睛盯着来客。舞女维罗妮卡就住在这里，住在落满灰尘的窗帘、隔帘和旧家具中间。从楼道里飘来浓重的熏香，是蒸烤玫瑰油和法国香水的香气。在一个夏日的夜晚，他们三个人一起去吃晚饭。他现在记得，清楚地记得，清楚得如同用放大镜审视一幅图画一样。他们在维也纳郊区森林里的一家饭馆里用晚餐。他们是乘马车去的，穿过潮湿闷热、充满草叶味道的森林。舞女戴着一顶宽檐的佛罗伦萨草帽和长到臂肘的白色蕾丝手套，身穿粉色、细腰的绸缎衣裳和黑色绸面的低帮鞋。品位糟糕，却也极致。在茂密的树林里，她小心谨慎地走在马车道上，仿佛在地上每迈出一步，都该有明确的生活目标，比方说，朝着一家饭馆走，是对她那双香足的不尊重。就像斯特拉迪瓦里[18]小提琴不适合胡拉乱奏饮酒歌一样，她小心翼翼地爱护自己的脚，如同爱护一件艺术杰作，仿佛那双脚的唯一用途和存在意义只是用来跳舞，用来破除大地的沉重法规，用来解除肉身可悲的束缚。他们是在一个爬满野葡萄藤的农家小院就着燃在玻璃盅内的烛光吃的晚餐。他们喝了爽口的葡萄酒，女郎的笑声始终未断。在回去的路上，在月夜之下，在一座小山丘顶，他们从马车的轿厢里朝那座正在皎洁的月光中悄然隐遁的城市深情脉脉地望了一眼，维罗妮卡情不自禁地搂住他俩。那是一个欢乐、陶醉、真实的瞬间。他们默默无语地送一位舞女回家，在一幢破败的老城公寓楼门洞里与她吻手告别。维罗妮卡。安吉拉和骏马。还有所有的一切，她们戴在头上的鲜花，在悠长心醉的圆舞中一起翩跹的彩条、绿叶和花瓣，以及她们丢下的一只手套。这些女人为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初恋的狂喜和意味着爱情的所有东西：欲望、嫉妒和相似的孤独。但是在女人、角色和世界的背后，还弥漫着一种比什么都强烈的情感。这种情感只有男人们才知道。它被称作“友谊”。 [book_title]8 将军换好衣服。他一个人换衣服；从衣柜里找出漂亮的礼服，看了好久。他已经有十几年没有再穿制服了。他拉开一个抽屉，找出奖章，盯着那些珍藏在用红、绿、白色绸缎作内衬的盒子里的奖章出神。当他在手里拿着并触摸那些铜质、银制和金制的奖牌时，眼前浮现出一座桥头堡，在第聂伯河[19]畔，一次在维也纳举行的阅兵式，一次在佩斯城堡里的接见。他耸了下肩。生活给了他什么？义务与虚荣。他心不在焉地将一大堆奖章重新放回到抽屉里，就像在一场角逐激烈的牌局之后，收起花里胡哨的游戏币。 他穿上一身黑衣服，系了一条白色的马瑟林绸领带，并用湿梳子仔细梳理了一下花白的平头。最近这些年，每天晚上他都是这样一副神父般的严肃打扮。他走到写字台前，犹豫了片刻，用衰老的、发抖的手从钱包里摸出一把小钥匙，打开一个又长又深的抽屉。他从抽屉里隐秘的角落取出各种各样的物件：比利时手枪，用蓝丝带捆着的一大摞信，一个包着黄色丝绒面的薄本子，封面上印着烫金的字样：纪念簿。这个本子他拿了很久，本子的封面上系了一条蓝丝带，上面盖着一记同样颜色的封印。之后，他用很专业的动作认真查看了一下手枪。那是一把老式的转轮手枪，共装有六枚子弹。六枚子弹都已经上膛。他顺手将手枪放回到抽屉，耸了下肩。他将包有黄色丝绒面的本子揣进很深的外套侧兜里。 他走到窗前，拉开木卷帘窗。他睡觉的时候，院子里下过一场暴风雨。树林里刮起凉风，潮湿的悬铃木油光闪亮。已经黄昏。他一动不动地站在窗前，抱着两条胳膊眺望风景，眺望山谷、树林、隐现在山下密林深处的黄色马路和城市的轮廓。那双习惯远眺的眼睛，一眼分辨出在土路上扬尘的马车。客人已经在来庄园的路上了。 他盯着那个迅速移动的小点，一动不动，面无表情，一只眼睛半眯着，如同猎人在瞄准猎物。 [book_title]9 将军从自己的房间出来时，已经傍晚七点多钟。他拄着象牙手柄的拐杖，迈着缓慢、均匀的步伐穿过将庄园的这一侧翼，将他的卧室跟大厅、会客室、音乐室和沙龙连在一起的长长的走廊。走廊的墙上挂满了古老的肖像：他的祖先、玄祖父、玄祖母、熟人、从前的仆人、军队的战友、镶嵌在鎏金画框里的曾经光临过庄园的名流贵客。将军的家族有这个传统，在庄园内供养家庭画师：途经那里或流浪到那里的肖像画家，也有比较有名的，例如布拉格的S，在将军的祖父在世时，他曾在庄园住了八年之久，他见谁画谁，包括大管家和著名的骏马。玄祖父和玄祖母也充当了流浪艺术家们笔下的牺牲品：他们穿着节日盛装，睁着清澈的眼睛从高处俯瞰。接下来的，是几副严肃、镇定的男人面孔，近卫官的同僚，留着匈牙利式的翘胡子、头发像蜗牛一样梳向前额的男人们，他们不是身穿黑色礼服，就是一身威武的戎装。“那代人很棒。”看着父亲的亲戚、朋友和战友的肖像时，将军自言自语道。那代人确实很棒，但是稍微有点孤独。他们不能幸运地融入世界，他们虽很高傲，但心存相信：相信正直，相信男性品德，相信沉默，相信孤独和诺言，还相信女人。他们失望的时候，便沉默不语。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一辈子沉默，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义务和沉默，就像献身给誓言一样。在长廊的另一端是法国人的肖像：头发上插满头饰的老派法国女士和戴着假发套、唇露喜悦、身材肥胖的陌生绅士，那些映衬在蓝色、粉红色或鸽子灰色背景下的生硬面孔，他们都是将军母亲的远亲。他们都是些陌生人。随后看到的是父亲的肖像，身穿近卫军制服。还有一幅母亲的肖像，戴着饰有羽翎的帽子，手里攥着马鞭，像是一位女马术师。之后是一块一米见方的空白墙壁，夹在肖像之间：淡灰色的边线里框着一块白墙，看得出来，这里曾经也挂过画。将军面无表情地从那块四方形的空墙前走过。现在接下来的是风景画。 走廊的尽头，站着身穿黑色衣服的乳娘，在她小得像小鸟一样的头上包着一块崭新的、浆洗得挺括的白头巾。 “你在看画？”她问。 “对。” “你不想把那幅画挂回去吗？”她用老年人直率的语调平静地问，并朝墙上指了指。她指着那块缺了幅画的位置。 “还在吗？”将军问。 乳娘点了点头，表示她保存着那幅画。 “不用。”他停顿了片刻后说，随后又用更低的声音自语道，“我不知道你还保存着它。我还以为，你把它烧了。” “烧画，没有任何意义。”乳娘用尖细的嗓音说。 “不用挂。”将军肯定地说，他只跟乳娘用这种语气讲话，“挂不挂都改变不了什么。” 他们拐向高大的楼道，朝楼下看看，前厅里有一位男仆正跟女仆一起往水晶花瓶里插鲜花。 在刚刚过去的几个小时里，庄园里开始出现了生机，像是一台上了弦的机器。不仅是家具活了起来，比如摘掉了夏季麻布椅套的扶手椅和沙发，还有墙上的画、铁制的大烛台、玻璃橱里的装饰品和壁炉的座台。壁炉里已经备好了烧火的木柴，由于夏末的夜晚有阴凉的潮气，午夜过后，房间会变得湿冷黏腻。物品仿佛突然获得了存在的意义，似乎想要证明，世界上的一切都只有在跟人类有关，在变成人类命运和行动的一部分之后才会有意义。将军看着大厅，看着摆在壁炉前桌子上的鲜花和扶手椅的位置。 “这把皮椅子，摆在右边。”他说。 “你记得这么清楚？”乳娘问他，并眨了下眼。 “对，”他说，“康拉德坐在这儿，壁钟下边，靠着炉火。我坐在正中间的那把佛罗伦萨椅子里，正对着壁炉。克丽丝蒂娜坐在母亲带来的那把扶手椅里。” “你能肯定吗？”乳娘问。 “能，”将军倚着楼梯扶手，朝那望去，“蓝色的水晶花瓶里插的是大丽花。四十一年了。” “唉，你连这个都记得。”乳娘叹了口气说。 “我记得。”他平静地回答，“你摆的是法兰西瓷器吗？” “是，浅色的。”妮妮说。 “那就好。”将军放心地点点头。现在，他们一声不响地看了一会儿画，环视了一下会客室和摆在房间深处的笨重家具。这些家具珍藏着记忆，珍藏着一个小时、一个瞬间的意义，似乎直到那个瞬间为止，它们只是按照纤维、树木和金属的自然法则存在而已，就在四十一年前的那个瞬间，无生命的物品充满了蓬勃盎然的内容，那个瞬间才是它们存在的真正意义。现在它们开始重生，就像一台上了弦的机器，物品也陷入深深的回忆。 “你给客人吃什么？” “鳟鱼，”妮妮说，“汤和鳟鱼。红肉和沙拉。珍珠鸡。还有火焰冰激凌。厨师已经十年没做这些了。不过，或许还是能够做好。”她忧心忡忡地说。 “小心，别搞砸了。当时还有虾。”将军平静地说，显然陷入了沉思。 “对，”乳娘应道，随后安慰他说，“克丽丝蒂娜喜欢吃虾。不管怎么做她都爱吃。那时小溪里还有虾，现在已经没了。晚上无法进城去买。” “别忘了准备葡萄酒。”将军用密谋般的语调悄声叮嘱。这种语调让乳娘不得不凑近一些，以仆人兼家庭成员的那种亲密微微躬身，她清楚地理解对方的意思。“你叫人取一瓶1886年的波玛德[20]。一瓶夏布利[21]，配鱼喝。再拿一瓶陈年的玛姆[22]，有几个大瓶的。你还记得吗？” “记得。”乳娘若有所思地回答，“玛姆只剩下干的了。克丽丝蒂娜当时喝的是半干的。” “她只喝了一口，”将军说，“吃蛋糕时，她总是只喝一口。她不喜欢喝香槟。” “你想从他那里得到什么？”乳娘问。 “真相。”将军说。 “可你知道真相。” “我不知道。”他提高了嗓门，并不担心被人听到，正在插花的男仆和女仆闻声停手，抬头张望。但他们很快又垂下眼帘，继续动作机械地布置房间。“正因为我不知道真相。” “但是你知道事实。”乳娘用尖利、攻击的嗓音说。 “事实不是真相，”将军回答，“事实只是一部分真相。克丽丝蒂娜也不知道真相。也许他—康拉德—知道。现在我从他手里要过来。”他平静地说。 “要过来什么？”乳娘问。 “真相。”他简短地应道，随后沉默。 男仆和女仆离开了会客厅，他俩独自留在高处，乳娘也用胳膊肘伏在栏杆上，仿佛是在山坡上远眺。她冲着那个三人曾围着壁炉坐过的房间说： “有件事我必须告诉你。克丽丝蒂娜在临死前，她叫过你。” “哦，”将军应道，“我当时在这里。” “你可以说在，也可以说没在。你离得那么远，好像远游了一样。你在你的房间里，而她当时奄奄一息。只有我守在她身边，她叫你的时候，天快亮了。我之所以说这个，是想让你今晚知道。” 将军不语。 “我想，他该到了。”他说，随后直起身子，“别忘了葡萄酒和我吩咐的事，妮妮。” 大门口传来庄园大道上碎石子发出的嘎吱声和轿厢式马车轱辘的吱呀碎响。将军将拐杖靠在楼梯扶手上，不拄拐杖就迈开脚步，走下台阶，去迎接客人。 在台阶上，他突然停下。 “蜡烛，”他说，“你还记得吗？……餐桌上点的是蓝蜡烛。它们还在吗？晚饭时一定把它们点起来。” “这个我忘了。”乳娘说。 “我没有忘。”将军固执地说。 他抬头挺胸，穿着黑色礼服，迈开衰老而庄重的脚步，慢慢走下台阶。在男仆身后，一位老人出现在会客室高大的玻璃门门口。 “你看，我又来了。”客人和悦地说。 “这个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将军回答，他的语调也同样和悦，面带微笑。 两个人紧紧握手，彬彬有礼。 [book_title]10 他们走向壁炉，在壁灯冰冷、明亮的光线下，他俩都眨着被刺痛的眼睛，认认真真地相互打量。 康拉德比将军年长几个月：春天已满七十三岁。两位老人眨着眼睛，认认真真地相互打量，只有老人才能察觉到这样的体征：他们全神贯注，洞察实质，在脸上和举止里寻找生命力的最后征兆和生存欲的残留迹象。 “不用这么看，”康拉德一本正经地说，“人不会变得年轻的。” 但是两个人同时都感到嫉妒和惊喜，接受对方的严格检查：过去的这四十一年，是他们分离的时光，是他们虽不能每天见面却仍时刻相知的时光，虽然并没有显现在他们脸上。我们都熬了过来，将军暗想。客人在打量了对方的身体之后，带着一种滋味混杂的满足暗想：他在等我，所以这么精神。那是一种夹杂了隐隐的失望和窃喜的满足（失望，因为对方精神抖擞、身体健康地站在自己面前；窃喜，因为自己能有心力和体力重返这里）。 那一刻他俩全都感到，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等待的日子为他们的生命注入了力量。就像一个人一辈子都在做一项训练。康拉德知道，自己总有一天要重返这里；将军知道，这一刻总有一天会到来。他俩都是为此而活着。 康拉德现在的脸色跟年轻时一样苍白，看得出来，他现在也成天待在屋里，不去户外呼吸新鲜空气。他也穿着深色衣服，料子的质地非常柔软。看起来，他挺有钱的，将军揣测。他们沉默了几分钟，彼此审视。过了一会儿，男仆端来苦艾酒和帕林卡。 “你从哪儿来？”将军问。 “伦敦。” “你住在哪儿？” “伦敦附近。我在伦敦有一幢小房子。我从热带回来后，就在那里定居。” “你去了热带的什么地方？” “新加坡。”他举起苍白的手，并不确定地朝空气中的某个点指了一下，像是在宇宙里标出一个地方，曾几何时他在那里住过，“但只是最后那几年。之前我在半岛的深处，跟马来人一起。” “我听说，”将军边说边举起斟满苦艾酒的酒盅，冲着灯光做了一个致意的动作，“热带非常折磨人，催人老。” “很可怕，”康拉德说，“我失去了生命中的十个年头。” “但在你身上看不出来。感谢上帝把你带到这里！” 他俩一饮而尽，坐了下来。 “看不出来？”客人问，他坐到壁炉旁，坐在壁钟下的扶手椅里。将军仔细观察他的动作。现在，当昔日好友坐在扶手椅里—正好坐在四十一年前他最后一次坐过的地方，好像接受了催眠术一样顺从地坐到被指定的地方—他如释重负地眨了下眼，感觉自己像一位终于看到猎物掉进陷阱的猎人；在此之前，猎物始终小心翼翼地围着陷阱转。现在所有的东西和所有的人都已各就各位。“热带很可怕，”康拉德重复了一遍，“我们这类人无法忍受。脏腑被毁掉，皮肉被烧光。在人的体内，总有什么东西会被杀死。” “那么你去那里，”将军用心不在焉的轻松语调问，“是为了杀死自己体内的什么东西吧？” 将军这句话问得彬彬有礼，一派闲谈的语调。他也坐了下来，对着壁炉，坐在一把旧扶手椅里，家里人称它为“佛罗伦萨椅”。那是他的位子。四十一年前的每天晚上，在晚餐前后，当他和克丽丝蒂娜、康拉德三人坐在会客室里聊天时，他总是坐那里。现在，他俩都朝第三把包着法兰西绸缎的扶手椅望去，那把椅子空着。 “对。”康拉德平静地回答。 “目的达到了吗？” “我已经老了。”他说，目光投向炉火。 康拉德没有回答提问。他俩就这样一言不发地坐在那里，看着炉火，直到男仆进来招呼他们去吃晚餐。 [book_title]11 “情况是这样，开始时你以为自己适应了。”康拉德吃完鳟鱼后，又谈起了热带，“我去那里的时候还很年轻，这你应该记得。三十二岁。我当时去了沼泽地。当地人住在铁皮屋顶的房子里。我没有钱。一切都由殖民团体支付。半夜睡觉，你感觉像躺在热雾里。清晨时分，雾变得更浓、更烫。你会感到浑身酸痛。所有人都酗酒，眼睛猩红。第一年你以为你会死掉。第三年你觉得，你不再是过去的那个你，好像你的生命节奏改变了。你活得匆促，有什么东西在你体内燃烧，你的心以另一种方式跳动，整个人变得没精打采。一连几个月都没精打采。之后有那么一刻，你不再知道自己和周围发生了什么。有时这只发生在五年之后，有时就发生在头几个月。这会让人暴躁不安。在这种时候，不少人杀人，或者自杀。” “英国人也这样吗？”将军问。 “在英国人中，这种情况少见一些。但是他们也会染上高烧、躁狂的瘟疫，那种瘟疫并没有什么致病菌。我真认为这是一种疾病，只是我们不知道病因而已。可能是水。可能是植物。可能是马来情人。那些女人你肯定无法习惯。她们中有的非常漂亮，笑意迷人，在她们的皮肤、举止、微笑和习惯里都蕴含着某种极致的柔润；无论在床上还是在餐桌上，她们都会把你服侍得体贴入微……即使这样，还是无法习惯。英国人，是的，他们保护自己。他们把整个英国装进手提行李，随身带来。比如彬彬有礼的傲慢、自我封闭、良好的教育、高尔夫球场和网球场，还有陪伴他们在沼泽地中央的铁皮顶房子里度过长夜的威士忌和烟草。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这些人只是传说而已。大多数人在四五年后，都跟其他那些比利时人、法国人、荷兰人一样变成野兽。热带啄掉他们身上的剑桥风度，就像麻风病啄烂人身上的皮肤。热带烧掉了他们身上的剑桥和牛津。你要知道，在那个岛屿上，所有在热带长期居住过的英国人都很可疑。受人尊敬，被人赞许，但很可疑。我敢肯定，他们在秘密档案里被人注上：‘热带’。像是说：‘性病’。或者：‘从事间谍活动’。所有在热带长期居住过的人都很可疑，无论他们打高尔夫还是打网球，无论他们在新加坡的朋友圈里喝威士忌还是一次又一次地穿着燕尾服或军服、胸前佩戴奖章参加政府晚宴，这都无济于事：他们仍然会很可疑。因为他们在热带生活过。因为他们染上了这种不可能适应的可怕瘟疫，如同所有的瘾癖，瘟疫也具有某种魅力。热带是一种疾病。热带性疾病可以痊愈，但热带永远不可能痊愈。” “我明白了，”将军问，“你也染上了，对吧？” “每个人都会染上的。”客人喝了一口夏布利，头往后仰，用过来人的语调说，“喝酒的人是廉价逃亡。瘾癖会潜伏在人的生活中，就像台风潜伏在沼泽地后，山林之间。那里有各种瘾癖。因此对岛上的英国人来说，所有来自热带的人都很可疑。因为无法知道在他的血液、心脏和神经里都有什么。不再是简单的欧洲人，这是肯定的。不再纯粹。欧洲的杂志起不了什么作用，你在沼泽地里所读的所有关于理想的文字，无论是在近些年的新书，还是在上个世纪写的或想的，都无济于事。你白白保持与众不同、尴尬而审慎的风度，就像热带居民在这类白人中间或像醉酒者在聚会场合那样小心注意自己的风度：言行举止过分造作，不想让人意识到他们内心的激情，极力表现得平和镇静、一本正经、有良好的修养……但在他们心里却是另一回事。” “那么，”将军边说边朝灯光的方向举起斟满白葡萄酒的酒杯，“请你告诉我，他们心里到底是怎么回事？” 看到对方不语，他又说： “我以为，今晚你之所以来这里，就是想告诉我这个。” 他俩坐在一张长桌旁，坐在一间高大的宴会厅里。自从克丽丝蒂娜去世后，这里再没有招待过客人。几十年来，没有人在这个大厅里吃过饭，这里就像博物馆的一间展厅，保存着旧家具和用过的物品，陈列着一个逝去了的年代所具有代表性的艺术珍品。墙上包有法兰西式的木雕墙围，家具像是从凡尔赛宫运来的。他俩分别坐在长餐桌的两端，在两人之间铺着白绫桌布的桌子中央，摆着一个插满兰花的水晶花瓶。花瓶周围摆了四件陶瓷雕塑，均是产自塞夫勒[23]的极品，纤巧优雅的工艺品分别象征着东南西北。正对将军的是《西》，对着康拉德的是《东》：瓷器上微笑的黑人骑着骆驼，还有阔叶的棕榈树。 陶瓷烛台在桌子上一字排开，上面插着很粗的、教堂用的蓝色蜡烛。房间里只有四个角落亮着隐蔽的灯光。烛火燃得很高，摇曳颤抖，可房间内还是半明半暗。灰色大理石的壁炉里，木柴熊熊燃烧，冒着黄色、黑红色的火苗。不过，落地窗的窗扇虚掩着，灰色的纱帘没有完全拉上。夏日的晚风不时从窗口吹进屋内，透过薄薄的纱帘可以看到月光下的风景和远处小城里闪烁的灯火。摇曳的烛光映照着鲜花点缀的长桌中央，背靠壁炉还摆放了一把罩着绣毯的椅子。以前，那曾是将军的妻子克丽丝蒂娜的座位。在缺席者面前摆放的瓷雕是《南》：狮子、大象和一个披着阿拉伯连帽斗篷的黑人一起默默地镇守这块巴掌大的地方。大管家穿着黑色双排扣礼服，跟侍者一起纹丝不动地站在背后随时听命，随时用眼神纠正男仆们的举止。今天晚上，男仆们全都一副法国侍者的装扮，马裤与黑色燕尾服。这个习惯还是将军的母亲带到这里的，只要是在这个厅用餐—这个厅的所有家具、盘子、镀金餐具、水晶瓶、杯子和墙围，都是这位来自异邦的女主人从她的家乡带来的—她都要求男仆们穿上这套礼服端盘倒酒。厅里如此寂静，就连木柴咝咝的燃烧声都能听见。他们交谈的声音虽然很轻，但彼此仍能听见：就连耳语般的词句，都会在包着古色古香、感觉温暖的木墙围的墙壁上产生回声，犹如弓弦在琴板上发出的铮铮乐音。 “不，”一边吃饭一边沉思的康拉德说，“我来这里，是因为从维也纳回来正好路过。” 他动作优雅地狼吞虎咽，带着一股老年人的贪婪。现在，他将餐叉放到盘子边沿，上身微微前倾，提高嗓门，冲着远远坐在对面的主人大声说： “我来这里，是想再见你一面。难道这样不应该吗？” “当然应该。”将军礼貌地回答，“这么说，你去了维也纳。想来收获肯定不小，尤其对你这样了解热带和隐僻的人来说。你最后一次去维也纳是不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他温和地问，语调里丝毫不含讥讽的话外音。 客人面带狐疑地望了一眼长桌的尽头。两位老人略带茫然地坐在那里，相距甚远地坐在高大的厅堂里。 “是很久了，”他回答说，“四十年前，我是在……”他困惑不安地说，并且出于尴尬而被迫沉默。 “我是在去新加坡的途中，去的维也纳。”过了一会儿，客人又说。 “原来是这样，”将军又问，“这次你去维也纳有什么感想？” “变化很大，”康拉德说，“不管谁在我这样的年龄和处境里，去哪儿都会感觉到变化。是啊，我已经四十年没在欧洲大陆旅行了。我只在从新加坡去伦敦的途中，曾在法国的港口逗留过几个小时。但我还是想看看维也纳。看看那幢房子。” “难道你此行就为了这个？”将军追问，“就为了看看维也纳和那幢房子？你是不是有什么生意？” “什么生意也没有。”客人回答，“我跟你一样，已经七十三岁了。过不了多久就会死掉。所以我决定上路，并来这里看看你。” “俗话说，”将军用彬彬有礼的鼓励语调回应说，“人到了这个年龄，将一直活到自己感到厌烦。你不这样觉得吗？” “我已经感到厌烦了。”客人说。 这句话他说得漫不经心，语调平淡。 “你知道，对我来说，”康拉德说，“维也纳曾是这个世界上的一只音叉。说出‘维也纳’这个词，就像敲响音叉，然后注意那个正在与我说话的人从这个声音里听到了什么。我这样对人进行拣选。谁不符合标准，谁就不是我的人。因为维也纳不仅是座城市，还是一个声音，这个声音一个人要么能永远在灵魂中听到，要么永远听不到。这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东西。我那时很穷，但并不孤独，因为我有一位朋友。维也纳就像一位朋友。我总能听到他的声音。即使在热带的雨中。在任何时候。有时我会在雨林里想起希辛格区房子门洞里潮腐的霉味。维也纳有我喜爱的音乐和一切，在砖石里，在人们的眼神和气质里，音乐使人变得无怨无艾，心平气和。你知道，在这种时候，人不会再受情绪的煎熬。冬季和春季的维也纳。美泉宫的林荫大道。在军校宿舍里，暗蓝的光线和高大、雪白、饰有巴洛克雕塑的楼道。清晨在普拉特骑马。西班牙学校的白色骏马。我记得所有的一切，我很想能够再次看到。” 他平静地说，神情之中带着羞涩。 “四十一年后，你找到了什么？”将军再次询问。 “一座城市。”康拉德回答，并耸了下肩膀。 “这里，”将军说，“至少不会让你失望。我们这里没发生什么变化。” “这些年你没有出门旅行吗？” “很少。”将军望着烛光说，“除非因为工作不得不去。有段时间，我真想跟你一样退役。有过那么一刻，我真这么想。我该远走天涯，去看看世界，去寻找什么，去找某样东西或某个人。”他们没有互相对视：客人盯着盛有黄色饮料的水晶杯，将军望着摇曳的烛光。“但是最终我还是留了下来。你知道，我是指军役。人变得刻板，淡漠。我曾向我父亲承诺，我将终身服役。所以我才留了下来。没错，我是提前退休了。五十岁那年，他们要任命我统领整个军团。我认为自己要承担这样大的重任还太年轻。于是我申请退役。他们表示理解，同意了我的请求。” “更何况，”主人停顿片刻，招呼男仆斟上红葡萄酒，接着又说，“当时服役已不再给我带来任何的快乐。革命已经爆发。正处于一个剧变期。” “是的，”客人回答，“这个我听说了。” “你只是听说？我们是亲身经历的。”他严肃地说。 “我不止是听说。”客人解释道，“1917年，是的。就在那年，我第二次回到热带。我在沼泽里和中国人以及马来劳工一起工作。中国人最棒。尽管他们赌掉了一切，还属他们最棒。我们生活在沼泽地，在热带雨林深处。没有电话。没有收音机。世界大战爆发时，我已经加入了英国国籍，他们理解我，不可能让我跟自己的祖国作战。这样的事情他们理解。所以我可以回到热带。在那里，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劳工的消息最为闭塞。但是有一天，在既没有报纸也没有收音机、一连几周与世隔绝、对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的沼泽地里，劳工们突然停止了工作。那是中午十二点钟。没有任何起因。他们的周围环境、工作条件、监督体制和生活待遇都跟以前一模一样，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既说不上好，也不能算坏。在那种情况下也只能那样。然而有一天，十二点钟，正午十二点整，他们说不愿再继续工作。他们来了许多人，有四千多名劳工，两腿泥污，上身赤裸，他们放下镐头、铁锨等劳动工具，说他们不再继续忍受。他们提出各种要求：要求雇主取消纪律处罚规定，要求提高工酬，增加休息时间。我们不知所措，不明白他们到底怎么了。四千名劳工变成了四千个黄皮肤和棕皮肤的勇士。下午，我骑马赶到新加坡。我是在那里听说的。在半岛上，我是最先听说的几个人之一。” “你在那里听说了什么？”将军问，并向前欠了欠身。 “我听说，在俄罗斯爆发了革命。有一个人，当时大家只知道他叫列宁，搭乘密封的火车回到祖国，将布尔什维克装在手提行李里带回国。我的劳工们在没有电话没有收音机的热带雨林里，居然跟伦敦人在同一天获知这一新闻。简直不可思议！我后来理解了：对于人们来说，重要的消息，即使没有广播、没有电话，他们也会知道。” “你这样认为？”将军问。 “我知道是这样。”客人平静地回答，“克丽丝蒂娜是什么时候死的？”他毫无铺垫地问。 “你怎么知道克丽丝斯蒂娜死了？”将军用和悦的语调问，“你远在热带，已经四十一年没来欧洲大陆。难道你是感觉到的？就跟劳工感觉到革命爆发一样？” “我感觉到的？”客人反问，“也许吧。可她没有跟我们坐在一起。她会在哪里？只可能在坟墓里。” “是的。”将军说，“她就安息在院子里，离暖房不远。按照她的愿望。” “她死了很久吗？” “你离开之后的第八年。” “八年之后。”客人说，他的嘴唇苍白，无声地嚅动，雪白的假牙像在咀嚼什么，或是在默默心算。“她二十八岁那年。”他又开始默默心算，并悄声自语，“她要是活着，今天也该六十一岁了。” “是啊，她会是个老太太，跟我们一样衰老。” “她得了什么病？” “医生说，她死于严重贫血。那种病非常少见。” “并不那么少见，”康拉德用很内行的语气回答，“在热带很常见。人的生活条件发生改变，血象会发生相应变化。” “也许是吧。”将军说，“如果那种病跟人的生活条件发生变化有关，在欧洲也许会很常见。我不懂这个。” “我也不太懂。不过我在热带经常生病，慢慢变成了土郎中。马来人都是土郎中，而且代代相传。这么说，她是在1908年去世的。”过了好一会儿，客人用平和的语调说，仿佛一个人沉思了许久，终于说出自己的想法，“当时你还在服役吗？” “是的。我一直服役到战争[24]结束。” “情况如何？” “你是问战争吗？”将军瞅了客人一眼，简短而生硬地回答说，“跟热带一样令人憎恶。特别是在最后一个冬季，在北方。即使在这里，在欧洲，生活也一样充满冒险。”将军说完微微一笑。 “冒险？……对，有可能。”客人会意地点了点头，“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想到你们在前线作战，我却远离家乡，心里感到十分痛苦。我甚至想过回国报名参军。” “这种想法，”将军用平缓、礼貌而果断的语气说，“在军团有不少人都曾有过，并且付诸了行动，可你最终并没有回来。我估计你还有别的原因。”他用劝诱的语调说。 “我是英国籍公民，”康拉德再次不安地解释，“人不可能每隔十年换一次家园。” “是不可能。”将军表示同意，“我认为，人根本就不可能更换家园。只能更换证件。你不这么认为吗？” “我的家园[25]，”客人说，“已经灭亡了，解体了。我的家园曾是波兰和维也纳，是那幢房子和那座城市里的军营，是加利西亚和肖邦。它们中哪个现在还存在？把我跟它们联系到一起的那条秘密纽带已经不复存在了。所有的一切都分崩离析，变成碎片。我的家园，曾是一种情感。这种情感被伤害了。人在这种时候会毅然出走。去热带，或更远的地方。” “更远的地方？去哪儿？”将军冷冷地问。 “到时间中避难。” “这个葡萄酒的年份，”将军举起盛着绛红色葡萄酒的酒杯说，“或许你还记得。是在1880年我们宣誓[26]那年采摘的葡萄。在对面翼楼的地下室里，我父亲储藏了满满一窖，用那一年的葡萄酒纪念那一天。年份已经很久，几乎是我们的整个一生。现在已经是陈年老酒。” “我们为之宣誓的国家已经不复存在。”客人十分沉重地说，也举起了酒杯，“所有人都死了，走了，放弃了我们许下的誓言。曾经有过一个我们值得为之生、为之死的世界。这个世界灭亡了。新的世界与我无关。这就是我所能说的一切。” “对我来说，这个世界依旧还在，即使在现实中已经消亡。它还在，因为我向它许下过誓言。这就是我所能说的一切。” “是的，你始终是位军人。”客人回答。 两人远远地相互举杯，然后默默无语地喝干红葡萄酒。 [book_title]12 “你走了之后，”将军语调亲热地说，仿佛终于谈完了最重要、最令人头疼的事情，现在只是轻松闲谈，“我们很长时间都认为你还会回来的。所有人都在这里等着你。所有人都曾是你的朋友。那时候你是有点古怪，我这么说你别生气。这一点我们可以体谅，因为我们知道，对你来说音乐更重要。我们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突然出走，但是我们并不责怪，因为我们知道，你这样做会有你的理由。我们知道，跟我们这些真正的军人相比，你对那一切更难忍受。对你来说是困境的东西，对我们来说是职业。对你来说是戏装的东西，对我们来说却是宿命。当你脱掉那身戏装，我们并不感到惊讶。但是我们相信，总有一天你会回来。至少你会给我们写信。我们许多人都有这样的感觉，实话实说，我和克丽丝蒂娜也都这么想。军团里的一些战友，大概你还能记得他们。” “我只模模糊糊记得些。”客人无动于衷地回答。 “是啊，你一定经历了太多的事情。你闯荡过世界。人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忘事。” “并非如此。”他说。“世界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从来不能忘记。这一点是我后来才明白的，可惜那时我已经老了。但是细节没有了，像梦一样被人丢掉。我不记得那个军团了。”他固执地说，“有段时间，我只记得几件最主要的事。” “比方说，维也纳和那幢房子？对不对？……” “维也纳和那幢房子。”客人机械地重复道，他眼睑微垂，目光炯炯地盯着前方，“记忆过滤了所有的一切。在十年或二十年后你会发现，你对重大事件的记忆并不曾发生任何变化。之后会有一天，你突然记起某次打猎或某本书的某个章节，或许是这个房间。最后一次我们三个人在这里吃晚餐时，克丽丝蒂娜还活着。她就坐在这里，坐在中间。当时餐桌上的装饰也是这样。” “是的，”将军说，“你对着《东》。克丽丝蒂娜对着《南》。我对着《西》。” “这些细节你都记得？”客人用吃惊的口气问。 “我记得一切。” “是的，细节有时非常重要。每个细节都与整体相关，把记忆的原始材料粘连到一起。有时我也会记起这些，在热带，在下雨的时候。那里的雨，”康拉德说这话时的语气仿佛开始说另一个话题，“一下就是几个月。雨水打在铁皮房顶上，听起来就像遭到机枪扫射似的。沼泽地里热气蒸腾，雨水是热的。一切都是潮湿的，床单，内衣，书，铁盒里的烟草，面包。一切都是黏糊糊、湿漉漉的。你坐在屋里，马来人在唱歌。你带回来的女人坐在房间的角落里一动不动地看着你。她们能一坐几个小时，一动不动地看着你。开始的时候你根本没注意，后来你变得烦躁不安，会叫她出去。但是这么做也无济于事：你知道，她会坐在别的地方，在房子某间屋子的角落里，仍透过墙壁看着你。她有一双棕色的大眼睛，就像藏獒的眼睛，哑巴魔鬼的眼睛，地球上最狡猾的动物的眼睛。她们用那种明亮、安静的眼睛看着你，不管你走到哪里，都能感觉到这样的视线，仿佛鬼怪在用魔光跟踪谁。你若冲她吼叫，她会报以微笑。你若揍她，她会看着你微笑。你若赶她走，她会坐在房子的门槛上看着你。这种时候不得不叫她回来。她们总是生孩子，可是人们很少谈论这个，她们更是闭口不谈。在你看来，她们仿佛是集野兽、杀人犯、女神父、魔法师和疯子于一身。后来，你会感到害怕，因为这种目光能让最坚强的人都感到疲惫。强烈得如同触摸。好像有人总在抚摸你。你会因此发疯。又过了一段时间，你对这个也变得麻木冷漠。外面下雨。你坐在屋里喝帕林卡，抽了好多甜烟草[27]。偶尔有人过来串门，但跟你一样也吝啬口舌，也喝帕林卡和抽甜烟草。你想读书，但雨水飘到书页里，尽管没有淋湿每个词，但你也很难再弄懂字母的意义，你默默听雨。你想弹钢琴，但是雨水落到你的身边，与你合奏。再后来，发生大旱，蒸汽一样的光焰。人们很快衰老。” “你在热带，”将军礼貌地询问，“偶尔也弹《波罗乃兹幻想曲》吗？” 他们盯着盘中的红肉，吃得聚精会神，充满食欲，用老年人特有的深沉咀嚼和品味，似乎对他们来说，用餐已经不仅是简单的摄取营养，而是一种隆重而古老的行动。他们格外认真地细嚼慢咽，仿佛是在积蓄力量。行动需要力量，力量也存在于食物、红肉和黑葡萄酒[28]里。他们吃饭的时候稍稍有些吧唧嘴，带着虔敬而忧闷的专注，就像一个人已经没有时间好好吃饭，最重要的则是仔细咬断肉的所有纤维，从肉里吸取他们所需的生命力量。他们举止优雅地进餐，同时又像部落长者们一样隆重：既严肃，又不祥。 大管家从房间的角落提心吊胆地盯着男仆的一举一动，男仆正用戴着白手套的手举着一只大托盘。在托盘中央，巧克力冰激凌正在燃烧，冒着葡萄酒酒精的蓝黄色火焰。 男仆往客人和主人的杯子里倒香槟酒。两位老人十分专业地通过嗅觉重温正从那个大如婴孩的酒瓶里流出的淡黄色佳酿。 将军品了一口，然后推开香槟酒杯，招呼男仆倒红葡萄酒。客人眨了眨眼睛看着对方的举动。他们已经吃了很多、喝了很多，现在要喝红葡萄酒。 “我祖父在世时，”将军瞅了一眼葡萄酒说，“在每位客人跟前摆一品脱餐酒。这是客人要喝的酒量。一品脱或一升半。餐酒。我父亲讲过，国王宴客时，在每位客人面前都摆放一瓶用水晶瓶装的葡萄酒。每人一瓶餐酒。所以，摆在自己跟前的酒瓶里的酒，客人想喝多少就喝多少。正式的葡萄酒另斟。这是王宫里的酒规。” “是这样，”康拉德面红耳赤地坐在那里消化食物，“那个时候不管什么都有规矩。”他面无表情地说。 “他就坐在这里。”将军补充道，用目光指了一下桌子正中国王曾经坐过的位置。 “我母亲坐在他右边，大主教坐在左边。他坐在这里，坐在上座，就在这间大厅里。他在楼上下榻，在黄色沙龙。晚餐后，他曾跟我母亲一起跳舞。”他平静地讲述着，老态龙钟，又有一点孩子气，仿佛什么都记得，“你看，我跟别人不可能谈这件事。就为这个，我也为你的再次光临感到高兴。”他十分真诚地说，“你跟我母亲一起弹过《波罗乃兹幻想曲》。后来你在热带有没有弹过？”他再次追问，好像终于想起了什么最重要的事。 客人陷入了沉思。 “没有。”他回答说，“我在热带从来没弹过肖邦的曲子。你知道，他的音乐对我来说有着多重意味。人在热带时变得更加敏感。” 现在，他们已经酒足饭饱，前半个小时两人之间紧张、郑重的气氛逐渐缓解。血液在他们硬化了的血管里温暖地涌流，额头和太阳穴青筋怒张。男仆端来暖房的水果。他们吃葡萄和枸杞子。大厅变得暖和起来，窗扇半开，夏夜的过堂风吹起灰色的绸缎窗帘。 “咖啡，”将军说，“我们要不到那边去喝吧。” 就在这时，一阵风吹开窗户。灰色的绸缎窗帘开始飘摆，沉重的水晶吊灯也微微摇晃，仿佛在暴风雨中的大船上。天空刹那间变得明亮，一道棕黄色的闪电划破夜空，像一把黄金大刀斩断受难者的躯体。暴风雨的雷鸣已经滚进屋内，几簇惊恐摇曳的烛火熄灭了，随后突然一片黑暗。大管家疾步冲到窗前，在两名男仆的帮助下，在黑暗中摸索着关上窗户。他们现在才注意到，整座城市都漆黑一片。 城市上空雷电交加。他们默不作声地坐在黑暗里，只有壁炉的灶火和两根孤单燃烧的蜡烛发出光亮。随后，仆人们端来新的烛台。 “我们到那边去喝。”将军重复道，好像根本就没有注意到闪电和黑暗。 一名仆人高举一支点燃的蜡烛为他们引路。他俩跟着幽灵般的烛光，一声不响地离开宴会厅，脚步蹒跚，身体摇晃，如同投在墙上的影子，他们穿过阴冷的会客室来到另一个房间，那里有一架敞着琴盖的长型钢琴和三把围着陶瓷壁炉摆放的扶手椅，壁炉矮粗，炉火正旺。他们坐了下来，透过垂地的白色窗帘，眺望窗外漆黑的景色。在一张小桌上，仆人为他们摆好咖啡、雪茄和帕林卡酒，壁炉台上立着一个银制烛台，烛台上燃着一根像婴儿胳膊一样粗的教堂用的蜡烛。现在，他俩都点燃了雪茄，默默不语地坐在那里，烤着火。壁炉里散发着柴火的热气，烛光在他们的头顶不安地摇曳。他们身后的屋门关上了。房间里只剩下他俩。 [book_title]13 “我们已经不会活太久了，”将军单刀直入地开口说，仿佛想道出一场无声争论的最终结论，“一年，两年，也许更短。因为你回来了，我们不会活太久的。这个你心里也很清楚。你有足够的时间想这个问题，先是在热带，后来是在你伦敦附近的家中。四十一年是很长的时光。你已经想好了，是吧？……不管怎么说，最终你还是回来了，因为你别无选择。我一直在等你，因为我也别无选择。我们都很清楚，我们的重逢，将是我们的终结。生命的终结，一切的终结，至今为止赋予我们生命以内容和张力的所有的一切。因为潜藏在你我心底的秘密里，有着某种特别的能量。燃烧着生命，如鬼怪的魔光，但与此同时也赋予生命以张力和热度，迫使人不得不活下去……只要一个人在地球上还有未竟之事，他就得活着。我来告诉你在过去的四十一年里，当你在热带和世界上闯荡时，我一个人在森林里隐居的体验吧。就连孤独都与众不同……有的时候，它就像一片原始森林，充满危险和惊喜。我熟悉它的一切。那种无聊，无论你想用何种人为之建立的生活秩序将它驱逐都无济于事。随后是突然的爆发。孤独也跟热带雨林一样神秘。”他的语气又变得执拗，“一个人活在严格的秩序里，有一天突然变成杀人狂，就像你的马来人。尽管他拥有许多房间，拥有爵位、官衔和病态恪守的生活模式。有一天，他突然冲破所有的一切，手里拿着枪或没有拿枪……后者恐怕更加危险。他冲到世界上，面对严峻的目光；同伴和老友躲闪让路。他去到大城市，花钱玩女人，周围的一切轰然引爆。他寻找争斗，并能随处找到。我要说的是，这还不是最糟的。也许他在狂奔中像癞皮的疯狗一样遭到殴打。也许撞到墙壁，遇到生活中的无数阻碍，撞得粉身碎骨。更糟的是，一个人在自己的体内扼杀掉了那种由孤独在灵魂深处酿生的愤怒。他哪儿都不去。谁也不杀。他该怎么办？只有活着，等待，恪守秩序。像僧侣那样，像恪守某种处事原则的异教徒那样活着……但是对僧侣来说这很容易，因为他们有信仰。这类将自己的灵魂和命运交付给孤独的人没有信仰，只有等待。等待那一天或那一刻的到来，直到能够再次与那些使他陷入这一境地的人进行争论，争论迫使他坠入孤独的所有一切。十年，四十年，准确地说是四十一年，他时刻都在准备迎接这一刻的到来，就像决斗者准备决斗那样。他这样安排好生活里的一切，即使在决斗中丧生，也不要亏欠任何人。他像一位职业击剑手那样每天训练。训练什么？依靠记忆，不让孤独和时间的欣狂往心里和灵魂里放入任何东西。因为在人生中有一场决斗，不用剑的决斗，他必须全力以赴准备应战。这是最危险的事情。但这一时刻总有一天会到来。你是不是也这么想？”他礼貌地问。 “你说的千真万确。”客人回答，他的眼睛盯着雪茄的烟灰。 “你也这么想，我很高兴。”将军说，“这种等待，使人能够活下去。但是，如同生活中的万事万物，它也有自己的限期。假如我不能肯定你有朝一日还会回来，我很可能会在昨天或二十年前就动身去找你，去伦敦附近你的家中，去热带，到马来人中间，或去地狱的最底层。这一点你很清楚，我会去找你的。看来，人对至关重要的客观现实能够感知。你说得很对，即使没有电话没有收音机也会知道。我家里没有电话，只在山下的办公室里有；也没有收音机，因为我禁止让世上的愚蠢、嘈杂的噪音进入我住的房间里。世界不再能侵扰我。新的世界秩序能够毁掉我与生俱来、赖以存在的生活方式，那股喧嚣鼎沸、具有攻击性的力量能够置我于死地，能够夺走我的自由和生命。对我来说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不能跟这个我已经了解并且拒之于自己生活之外的世界进行妥协。再者说，即使没有现代化设施，我也知道你还活着，总有一天会来找我。我不急于让这一时刻早些到来。我愿意等待，就像人们等待世间万物自然而然，应运而生。现在，这个时刻终于到来了。”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康拉德问，“我是走了，我有这个权利。而且我有理由这么做。的确，我走得很突然，而且不辞而别。你心里肯定很清楚，并能感觉到，我除了那样别无选择。” “你别无选择？”将军抬起头问，他用锐利的目光盯着客人，仿佛审视一件物品，“说的就是这个。这让我琢磨了好长时间。屈指算算，已经四十一年了。” 见到对方不语，将军又说： “现在，当我步入老年，我经常回想起童年时光。人们都说，这个过程十分自然。接近人生终点时，人对早年的记忆最强烈，也最准确。我能看到面孔，听到声音。我能看到我在军校院子里把你介绍给我父亲的那个时刻。当时，他是作为朋友接受的你，因为你曾是我的朋友。要他作为朋友接受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他一言既出，至死都算数。你还记得那一刻吗？……我们站在栗子树下，高台阶前，我父亲跟你握手。‘你是我儿子的朋友，’他说，‘你们要珍重这份友谊。’他语重心长地叮嘱。我觉得对他来说，没有什么能像这个词这么重要。你在听我讲吗？……谢谢。那我就接着说下去。我会尽量把话说得有条理。你用不着担心，马车等在外头，只要你想离开，随时可以送你回城。你用不着担心，如果你不愿意在这里留宿，我不会勉强。我的意思是，在这里留宿可能会让你感到不自在。但是如果你愿意的话，今晚可以睡在这里。”将军漠无表情、漫不经心地解释。他看到对方做了一个谢绝的手势，继续又说：“悉听尊便。马车等在门外，随时可以送你回城。你可以在早晨回家。去伦敦或去热带，你愿意去哪儿就去哪儿。但在你走之前，请你一定听我讲完。” “我洗耳恭听。”客人应道。 “谢谢，”将军爽利地说，“我们也可以谈别的话题。两个老朋友，当太阳从他们头顶渐渐落下时，肯定会想起许多往事。但是现在，你在这里，让我们只谈真相吧！我刚才说到，我父亲作为朋友接受了你。你很清楚他所伸出的手意味着什么，无论你陷入何种困境，遇到何种苦难，无论你遭受生活的任何打击与不幸，你都可以求助于他。他确实很少这样向谁伸出过手。总而言之，在军校的院子里，在栗子树下，他这样跟你握了手。当时我们都十二岁。那是我们童年的尾声。有的时候，我能在黑夜中清晰地看到那一时刻，就跟看到生活中其他重要时刻一样历历在目。在我父亲看来，‘友谊’这个词跟‘荣誉’的意味完全相同。这个你也很清楚，想来你很熟悉他。另外，请允许我告诉你，这对我来讲，或许还有更多的意味。我现在要讲的话，可能会让你感到不自在，那么请你原谅。”他平静地说，态度很真挚。 “我不会不自在的，”康拉德用同样平静的语调回答，“你说吧。” “我很想知道，”他说话的口气仿佛是在跟自己辩论，“到底存在不存在友谊？我现在所指的，并不是那种由于两个人相识、在他们生活的某一阶段对某些问题抱有同样的看法、具有相似品位和相同爱好而感到两心相悦的偶然性欢欣。那些都不是真正的友谊。有的时候，或许由于它如此独特，如此卓然，我认为友谊是生活中最牢固的关系……友谊的基础是什么？是同情吗？‘同情’这个词太空洞和单薄，它的含义远不足以让两个人在他们生活的危难关头拔刀相助，仅仅出于同情吗？或许还有别的什么？……莫非在所有人际关系的深处，都有个小小的厄洛斯[29]？在这里，在孤独中，在森林里，我试图理解生活中的一切，因为我没有别的事可做，所以我经常思考这个问题。当然，友谊不同于那些在同性身上寻求某种畸形满足之人的病态性倾向。友谊的厄洛斯不需要肉体……与其说令人兴奋，不如说让人困惑。不管怎么说，它终归还是个厄洛斯。在所有的爱和所有人际关系的深处，都住着一个厄洛斯。你知道，我读了很多书。”他用歉然的语调说，“今天，人们写它已经自由了许多。不过，我还是一遍又一遍地读柏拉图，因为在学校时我并没有读懂。我认为友谊这种人际关系—你在世界上走过的地方更多，跟我这个隐居乡下的人相比，你肯定对它了解得更多，看法也更与众不同—是从娘胎里带来的各种情感中最高贵的一种。有趣的是，动物中也存在这种情感。动物也有友谊，无私，乐助。一位俄罗斯大公写过这个……我已经忘了他的名字。有些狮子和雄松鸡，各种层次和级别的动物，会竭力帮助陷入困境的同类，我确实曾经亲眼见到，它们有时还帮助非同类的动物。你在国外有没有注意到类似的情况？……那里的友谊肯定跟这里的有所不同，肯定要比我们这个落后世界里的友谊更先进、更现代。动物会采取救助行动……有的时候，尽管它们自己很难战胜救助中的困难，但在每个种群里，总会有强壮、乐助的生灵挺身而出。我在动物世界里见过的实例数以百计。但在人类之间，这样的实例我却很少见到。确切地说，我只见过一例。同情，在人与人之间眼看着生成，最终却总是溺死在自私与虚荣的沼泽里。战友关系和伙伴关系，有时看上去很像友谊。有的时候，共同的利益能够打造出一种类似友谊的人类处境。另外人们愿意逃离孤独，逃入各种亲密关系，尽管他们中大多数人会后悔，但或长或短还是相信：亲密已是友情的一种。毫无疑问，这些都不是真正的友谊。我父亲认为，人们习惯将友谊想象成一种义务。跟爱情一样，朋友也不会因为自己投入的情感而要求回报。既不期望报答，也不把自己选作朋友的人视为不可思议的生灵，应该了解对方的毛病，并承担全部后果。这才该是理想。只有这样活着才有意义，人类能抛开这样的理想而存在吗？假如一位朋友辜负了我们，我们可不可以因为他不是真正的朋友而谴责他的个性和过失？假如我们希望另一个人保持理想和忠诚，这样的友谊又有什么价值？各种各样索求回报的爱又有什么意义？难道我不该像接受自觉自愿的风险与忠诚那样接受一位不忠的朋友吗？难道对他人无求无欲的无私品质不是所有人际关系的真正内涵吗？莫非赋予得越多，人对回报的期望就越少？怎么才能做到赋予得越多，对回报的期求越少呢？假如一个人付出了自己青年时代所有的忠实信赖、壮年时代所有的自我牺牲，最终抱着盲目、绝对、丰沛的信任向另一个人付出了人类之间所能够付出的一切，结果发现另一个人不忠和卑鄙，他有没有权利愤怒和报复呢？如果愤怒，如果报复，那个欺骗并抛弃了他的人是否曾是他真正的朋友？你看，当我孤独的时候，总是琢磨这类书生气的问题。当然，孤独不会提供答案。书籍也不会给出完美的回答。无论是中国人、犹太人或拉丁圣哲的古代论著，还是现在的新书，难道都只是玩弄修辞、不说真相的夸夸其谈？到底有没有人曾经说过或写过真相呢？……当我有一天开始沉浸于心灵和书籍之中，我开始反复思考这个问题。时光流逝，生活在我的周围变得晦暗朦胧。书和记忆越攒越多，越积越浓。每本书里都有一点点真相，所有的记忆都表明，人们徒然知道人际关系的真正本质，他们不会由于各种见识而变得更加明智。因此我们没有权利向我们曾经视为朋友之人索求真相与忠诚，哪怕有许多件事表明了这个朋友的不忠。” “你能完全肯定，这个朋友不忠吗？”客人反问。 突然一阵长长的沉默。在朦胧中，在不安的烛光里，两位憔悴的老人相互望着，几乎消失在昏暗里。 “我不能完全肯定，”将军说，“所以要趁你在这里，咱们谈谈这件事。” 他向后靠在扶手椅里，抱着双臂，动作镇定、谨慎地说： “因为有一些是资料性的真相。比如说，发生了这样或那样的事；这样或那样发生的；这时或那时发生的。想知道这个并不难。常言说，事实在说话。在生命行将结束的时候，全部事实浮出水面，并大声叫喊，要比被告在刑讯室内的哀号声还要响。最终一切全都发生，这个事实不可能被误解。但是有的时候，事实只是可怜的后果。一个人并非由于他所做的事情而犯错误，而是由于他所做事情的根本意图。我对庞大、古老、宗教性的法律制度进行了研究，它们不仅了解这点，并且开诚布公。一个人可以做出不忠、卑鄙乃至杀人之类更坏的事情而仍然未失内心的纯洁。行为还不是真相，毕竟只是后果而已。假如有一天，一个人想做出裁决和审判，不能只凭警方举报的事实，还必须了解法学家所说的‘动机’。你逃跑的事实很容易理解，但是原因很难理解。你要相信，在过去的四十一年里，我假设并分析了各种可能，试图对你那令人费解的举动进行解释，但始终未得到任何答案。只有真相能够提供答案。”他说。 “你说‘逃跑’，”康拉德说，“这个词用得太重了。想来，我不欠任何人的任何东西。我按照规定辞掉了军衔，没留下任何不清白的欠账，没向任何人做过自己未能恪守的承诺。‘逃跑’，这个词用得太重了。”他郑重其事地辩解道，并且稍稍挺直了上身。 但是他的声音听起来颤抖，气愤突然给他的嗓音染上一层严肃的色彩，不尽坦诚。 “也许，这个词用得是有些重，”将军边说边做了一个肯定的手势，“但是若从远处观察所发生的事情，你应该承认，很难找到比这个更温和、更婉转的词了。你说你并不亏欠任何人，这话既对也不对。当然，你在城里既不欠裁缝的钱，也没欠放高利贷者的账。既不欠我钱，也不欠我承诺。可是就在那一刻，在7月份的那一天—你看，我连日子都记得很清楚，那是一个星期三—当你离开这座城市的时候，你要知道，你是有所亏欠的。当晚我去了你的住处，因为我听说你走了。我是在傍晚得知的消息，后来发生的事情出人意料。如果你想知道的话，我可以详细地告诉你。我赶到你的住处，只有你的勤务兵接待我。我请他让我在你住过的房里单独待一会儿，那是在最后几年，你在离我们不远的城市里服役时住过的地方。”将军沉默了一会儿，仰身靠在扶手椅里，用一只手掌遮住眼睛，仿佛在回想过去。过了一会儿，他用平静、陈述的语调继续说：“勤务兵自然乖觉地顺从，想来他也别无选择。我独自站在你住过的房间里，仔细环顾了屋里的一切……请你原谅我鄙俗的好奇心。但是不管怎样，我都难以接受那个现实，无法相信一个曾跟我共同度过生命中漫长时光的人竟会逃跑，我说的时光，准确的讲是二十二年，包括了我们的少年、青年和成年时代最美好的日子。我极力寻找借口，猜想你可能身患重病，甚至希望你发了疯；也许有人在迫害你，也许你打牌赌输了，也许你做了什么有辱军团、军旗以及你的誓言与尊严的蠢事。我真的这样期望。我说得没错，你不要觉得奇怪，在我眼里，所有这些罪过都小于你当时的不辞而别。即使你改变了世界观，我也能为一切找到借口和解释。只是有一点我无法解释：那就是，你对我的伤害。对于这个，我既无法理解，也找不到遁词。你走了，就像一个逃债者或窥探者，就在你走前的几个小时，还曾跟我们在一起，跟克丽丝蒂娜和我在一起，在山上的庄园里，要知道我们在那里曾一起度过了许多白天，甚至夜晚，年复一年，那种亲密感和手足情只有双胞胎才能体会到，双胞胎是与众不同的生灵，大自然的奇思怪想将他们生死相系。你知道吗，双胞胎即使在成年之后相隔遥远，也能够彼此感知。基于某种特别的生理规律，他们同时患病，忍受同一种疾病的折磨，即使一个住在伦敦，另一个住在遥远陌生的国度。他们既不通信，也不打电话，在迥异的环境和条件中居住、生活、用餐，彼此相隔数千公里：他们还是会在三十或四十岁时患上同样发作、同样治疗的同种疾病，比如急性胆病或盲肠炎。两个身体有着脏器的共鸣，就像在母亲的子宫里……他们喜欢或憎恨同一个人。在自然界里，的确是这样。这种情况不很常见……但是或许也不像人们认为的那么少见。有时候我想，或许友谊也是一种跟双胞胎生死不移的共生相似的纽带。在志趣、喜好、品位、修养和秉性方面惊人的相似性，将两个人的命运联系到一起。即使其中的一个背叛另一个也是枉然，因为他们的命运仍是共同的。即使其中的一个逃离另一个也是枉然，因为他们可以感知彼此的内心。即使其中的一个选择了新的朋友或情人也是枉然，只要没有某种不成文的秘密应许，另一个仍无法从这种共生中解脱。这种人的命运是平行的，不管其中的一个离开另一个多远都无济于事，无论多远，哪怕是去热带。这就是你逃走的那天，我站在你的房间里所想的事。我清楚地看到当时的情景，看到房间的照明，我现在都能闻到英国烟草呛人的味道，看到家具、沙发床、巨大的东方地毯和挂在墙上的骑马画像。就连那把适合摆在吸烟室里的紫红色扶手皮椅我都还记得。沙发床很大，看得出来，是你特别定制的，我们这一带不买这样的家具。与其说是沙发床，不如说是宽大的法兰西婚床，上面能躺两个人。” 他盯着缭绕的烟缕。 “窗户面向花园。我没记错吧？……那是我第一次去你那儿，也是最后一次。你从来不想我去看你。你只是随口提过，你在城外租了幢房子，在偏僻的乡下，带院子的房子。你是在逃跑前的第三年租下的那幢房子—对不起，我看你没有心思听我讲这番话。” “你接着讲吧，”客人应道，“话语决定不了任何东西。既然你已经开始了，那就把话讲完吧。” “你真这样认为？”将军不解地问，“你真认为话语决定不了任何东西？我可不敢如此断言。我有时认为，许多东西，也许所有的东西都取决于人们在某时某刻说过的、没有说过的或写下来的话语……是的，我这样认为。”这时他的语气变得果断，“你从来没有邀我去你的住所，我也不会贸然闯去。说老实话，我以为你不请我，是因为在我面前，在富人面前，你会为自己的住所感到羞窘，那里的家具是你购置的……也许你觉得家具寒酸……那时你很孤傲。”将军肯定地说，“在我们的年轻时代，唯一将我们隔开的是金钱。那时你很孤傲，不能宽恕我的富有。后来，即使过去了大半辈子，我还是这样认为，也许富有本身就不可宽恕。你常来做客的这个庄园，实在大得有点过分……我在这里出生，有时连自己都这样觉得，确实让人无法宽恕。对于我俩在金钱方面所感到的差别，你总是格外敏感。穷人，特别是绅士的穷人，他们更不会宽恕。”他用一种颇为得意的语调说，“所以我想，你之所以不愿意让我去你的住处，可能是为简陋的家具感到羞窘。现在我已经意识到，自己的揣测是多么愚蠢，但那时你的孤傲真的很令人费解。终于有一天，我站在你租下并且精心布置过的、从未邀我去过的房子里，站在你的卧室里。我大为惊诧，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你心里很清楚，那幢房子，简直是件杰作。房子不大，楼下是个大房间，楼上有两个小房间，但是花园、房间、家具和所有的一切，只有艺术家才会把自己的住所布置成那样。那一刻我明白了，你原本是一位艺术家。我也理解了你在我们中间，在另一类人中间，为什么会成为局外人，理解了那些出于爱和抱负从戎的家伙们对你犯下的罪过。你从来就不是一名军人。我理解了你生活在我们中间所感到的深深孤独。那个家是你的隐居所，就像中世纪孤独者们的城堡或修道院，就像一名海盗将所有的赃物都藏在了那里，美丽而华贵：窗帘和地毯，年代久远的铜制、银制和水晶器皿，古董家具，罕见的纺织品……我知道你母亲在那些年去世，你从家族中的波兰亲戚那里也继承到遗产。你有一次说过，你家在靠近俄罗斯边境的某个地方有一座宅院和领地，那个宅院有一天将归你所有。看来，这就是那套宅院和领地，你把它们兑换成了家具、画作和三个房间。一架大钢琴立在楼下大房间的正中，上面盖着古旧的锦缎，摆着水晶花瓶，花瓶中插着三枝兰花。在这一带，只有我家的暖房里才养兰花。我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仔细查看。我理解了，你虽然生活在我们中间，但仍不属于我们中的一员。我理解了，你竭心尽力、满怀忧郁地秘密建造出这一杰作，这幢住房，这个远离尘嚣、与众不同的家园，在那里你只为自己和艺术活着。因为你是一位艺术家，或许你本来能创作些什么。”他一口气地说下去，仿佛不能容忍别人有任何异议，“在你丢下的家里，在稀有的老家具中间，我理解了这所有的一切。就在这时，克丽丝蒂娜进来了。” 他将两条胳膊交叉抱在胸前，语调平淡，不带感情色彩，仿佛是在警察局用钢笔记述一次事故发生时的情况。 “我站在钢琴前，看着兰花。”他接着又说，“那幢房子就像是一个人的伪装。当然对你来说，也许军服才是伪装？这个只有你能回答，现在，当一切都已经过去，你用你的生命做出了回答。一个人最终总会用他的整个一生回答那些比较重要的问题。难道他在这期间所说过的话和用来辩解的道理都不算数吗？最终，当一切行将结束时，他用自己生命的事实回答了世界对他固执的提问。这些提问是：你曾经是谁？你实际想做什么？你实际能做什么？你曾对什么忠诚和不忠？你曾对什么、曾对谁勇敢或懦弱过？这些提问，人们尽力回答，要么诚实，要么撒谎；不过这个并不很重要。重要的是，最终用整个生命做出回答。你脱下了伪装，因为你感觉到那是伪装，这个已经不言自明。我则按照职业和世界对我的要求，一直坚持到最后一刻，我也做出了回答。这是问题之一。另一个问题是：你和我之间是什么关系？你是我的朋友吗？最后，你逃跑了。你不辞而别地远走高飞，即便并不是完全的不辞而别，因为就在你走前的那天，在我们一起打猎的时候发生了一些事情，只是我后来才明白其中的意味。那就是你的告辞。人很少知道到底哪句话或哪个举止有着不祥的意味，或将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引发某种不可逆转的变化。我为什么要在那天去你那里？你没有邀请我，没有跟我告别，也没有给我捎信来。恰恰就在你永远离开这里的那一天，我去你从未邀请我去过的家里干什么？是什么样的讯息催促我坐进了马车，直奔城里，赶到你已经人去巢空了的家？在前一天打猎时，我究竟知道了什么？难道我什么都没有察觉到吗？难道我真没有获知关于你要逃走的确切消息、暗示和征兆吗？确实没有，所有人都守口如瓶，包括妮妮—你还记得那位老乳娘吗？她知道关于我们的一切。她还活着吗？是的，她还活着，跟你一样。就像窗外我曾祖父种的那棵树一样活着。就像所有的生灵一样，她有自己生命的大限，必须活到自己的大限。她知道。但她也没说。那些天里，我彻底孤独。但是就在那一刻，当所有的一切都瓜熟蒂落，真相大白，当所有的事情和所有的人，包括你我在内的所有人都已然各就各位，我终于还是知道了。是的，我是在打猎时知道的。”他用追忆的口吻说，似乎在向自己回答一个沉思已久的问题。随后他陷入沉默。 “打猎的时候，你知道了什么？”康拉德试探地问。 “那次打猎很开心，”将军换了一副亲热的语调，仿佛在心底重温美好回忆中的每个细节，“那是在这片山林里进行过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狩猎。当时猎人们都还都活着，那些真正的猎人……也许他们现在也还活着，只是我不知道而已。那是我最后一次在山林里打猎。从那之后，只有枪手们去那儿，那些来庄园造访的客人们，他们在林子里胡乱开枪。猎人，真正的猎人，跟他们截然不同。这个你可能不太懂，因为你从来就不是猎人。对你来说，打猎只是义务而已，就像骑马和社交，只是贵族的和职业性的义务。你也参加打猎，但只是拘于一种社交礼节。打猎的时候，你一脸轻蔑。你携枪的姿势也是那么漫不经心，就像拿着一根手杖。你不了解这种特别的激情，这种掩藏在所有角色、服装和修养背后的男性生活最隐秘的激情，这种激情隐伏在所有男人的神经里，埋得那么深，就像地心永恒的火焰。这种激情是屠杀的欲望。我们是人，我们接到的生活指令就是要我们屠杀。别无选择……人类为了保卫什么而屠杀，为了获得什么而屠杀，为了报复什么而屠杀。你笑什么？你在轻蔑地嘲笑？你是一位艺术家，你在心灵深处对这些低级、野蛮的本能嗤之以鼻，对吧？你是不是认为，你从来没有屠杀过活物？这并不一定。”他严肃、客观地说，“这个夜晚终于来到，除了真相和本质之外，咱们没有必要谈别的，因为这个夜晚不会有延续，也许在这之后，不会再有太多的白天和夜晚……我的意思是说，不会再发生任何将有特别意义的事件了。也许你还记得，从前，在很久以前，我也去过东方；那是跟克丽丝蒂娜一起度蜜月。我们去到阿拉伯人中间，在巴格达的一个阿拉伯家庭做客。这些人是最高贵的绅士，你这个旅行家肯定知道。他们的高傲，他们的自豪，他们的举止，他们的激情，他们的平和，他们身体的惩戒和他们举止的自觉，他们的游戏和他们眼睛的闪烁，那一切都折射出昔日的贵族气，那种当人类第一次在造物的无序中苏醒并意识到其人品等级的另类感。有种理论认为，人类世界起源于时间的初始，在民族、部落和文化之前，在阿拉伯世界的深处。或许正因如此，他们才显得如此高傲。我不知道。我对这个不太懂……但是对于自豪我还是颇有体验的，即使在缺少外在识别符号的情况下，人们也能感受到彼此是同样血缘和等级的人。我在东方的那几个星期，感觉那里的人都是绅士，包括蓬头垢面赶骆驼的人。我刚才说了，我们跟本土居民住在一起，住在宫殿一样的建筑里；在我们公使的推荐下，我们到当地一户人家做客。那些阴凉的白房子……你知道吧？宽敞的庭院里总是人头攒动，那里是家族、部落生活的大舞台，集贸易市场、议会大厦和教堂后院于一体……在他们的每个动作里，都带着懒散、贪婪的游戏欲。在这种极度尊严和过分慵懒的背后，隐伏着生活的情趣与激情，就像阳光下的蛇，一动不动地匍匐在乱石之间。有一天晚上，为了欢迎我们，他们在家中设宴，请的都是阿拉伯客人。在那之前，他们大多以欧洲人的方式宴客，主人既是法官，又是走私贩，是那座城里最富有的人。所有客房里布置的都是英式家具，浴盆是纯银的。但在那天晚上，我们大开眼界。太阳落山后，客人们接踵而至，全是男人，老爷和仆人。庭院中央燃起了篝火，烟气腾腾，冒着烧骆驼粪的呛人浓烟。所有人都一声不响地坐在篝火周围。克丽丝蒂娜是我们中间唯一的女性。随后，有人牵来绵羊，一只雪白的绵羊，主人亮出屠刀，以一个让人无法忘记的动作霍地刺入……这个动作不可能学会，这是东方人的动作，即使屠宰也有着象征和宗教的意义，显然与某种本质和牺牲有关。当亚伯拉罕想要祭献以撒[30]时，就是这样举起屠刀，在古老的教堂里，人们就用这样的动作在神龛、神像、神符前屠宰用于祭祀的动物，施洗者圣约翰[31]被砍头时，凶手用的也是这个动作……这是非常古老的动作。在东方，这个动作隐伏在每个人手中。或许人就是从这个动作开始，是从介于野兽与人类之间的某种中间态生灵变成人的……根据人类科学研究，人就是从这个拇指弯曲、抓住武器和工具的能力开始变成人的。但也可能是从心灵开始，而不是从大拇指开始；有可能，我不知道……这位阿拉伯贵族宰杀了绵羊，当时这位年长的男人穿着一件白袍，上面没溅上一滴血，真像一位东方大主教在主持燔祭。他的眼睛闪烁，刹那间变得年轻起来，周围一片死寂。大家围火而坐，看着那个宰杀的动作、刀刃的寒光、挣扎的绵羊身体和飞溅的血水，所有人的眼睛都熠熠发光。那一刻我理解了，杀戮是这些人生活中习以为常的日常现象，血对他们来说是司空见惯的物质，刀光对他们来说就跟女人的微笑或雨水一样是自然现象。我们理解了—我想，克丽丝蒂娜也理解了，因为她格外沉默，刹那之间，她的脸由红变白，呼吸困难，扭过了头，仿佛被迫成为某个激情、刺激场景的见证人—我们理解了，在东方，人们不仅知道杀生的神圣和象征意义，还知道它神秘、敏感的意味。因为在场的所有人都在微笑，这些皮肤黝黑的高贵面孔，努着嘴唇，面带笑意地看着前方，仿佛杀戮就像亲吻一样，是一件激越、美好的事情。特别是在匈牙利语里，这两个词彼此呼应，互为因果：杀戮与拥抱[32]……的确如此。当然，我们是西方人。”他换了一种较为郑重的语调，“至少是迁徙到这儿并在此定居的西方人。对我们来说，杀戮是法律和道德问题，或医学问题，不管怎样都会有什么予以批准或禁止，属于一个庞大道德与法律体系逐条逐款、精确规定的特殊事物。我们也杀戮，只是更加复杂；我们根据法律的规定与许可进行杀戮。我们为了保卫崇高的理想和正直者的财产而杀戮，为了捍卫人类共生的秩序而杀戮。我们别无选择。我们是天主教徒，我们有意识，我们成长于西方文化。在我们迄今为止的历史中，充斥着接连不断的大屠杀，但是人们总是闭上眼睛，用蔑视和谴责的口吻谈论杀戮；我们别无选择，这是我们的角色。即使狩猎，”他说，“我们也要遵守骑马和训练规定，根据当地的情况要求选猎野兽，但是狩猎和屠杀，是非常古老的、与人类共生的宗教活动仪式性的畸形遗迹。所以说‘打猎是为了捕杀猎物’，这并不是真话。人类并不只是为了猎物而杀戮，即使在对人类而言狩猎是获取食物为数不多的手段之一的远古时代，人们也不只是为了猎物而杀戮。围绕狩猎，总有着各种的仪式，部落仪式和宗教仪式。优秀猎手总是部落中的头号人物，有一点像神父。当然，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切也变得模糊褪色。但是仪式以某种并不张扬的形式遗存下来。我这一辈子，或许对这些黎明和打猎清晨的喜爱胜过一切。人在天光未亮时醒来，特别是更衣的感觉，跟平日迥然不同，有的放矢地穿上特别选好的衣裳，早餐也不同以往，在屋内煤油灯的照明下，喝帕林卡暖心，嚼冷肉下酒。我喜欢猎装的气味，起绒粗呢布吸满了森林、绿树、空气和鲜血溅出的气味，你高兴地捡起坠地的野鸡，它们的血弄脏了猎装。但是血真的很脏吗？……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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