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爱情就是悬疑 [book_author]达夫妮·杜穆里埃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146991 [book_dec]本书收录达芙妮·杜穆里埃的6篇短篇悬疑佳作，篇篇惊悚迷离，情节丝丝入扣！ 当新婚妻子在登山时突然失踪，是悲惨事故还是另有隐情？ 当家里的老苹果树变得“阴魂不散”，是亡妻复仇还是丈夫心里有鬼？ 当高傲的贵妇开始玩弄爱情，悠闲的假日情事将走向怎样的恐怖结局？ 当甜美邂逅突然降临，心动的陌生女郎为何引“我”夜游墓地？ [book_img]Z_10300.jpg [book_title]群鸟 十二月三日，一夜之间，风向变了。冬天来了。在此之前，秋日柔软，金红色的叶子在树梢上来回晃动，绿意仍停留在树篱间。犁过的田里，土壤肥沃。 纳特·霍肯在战争中落下了残疾。他有抚恤金，不用在农场里全职工作，一周工作三天就好，工作内容也相对轻松：搭篱笆、盖茅屋顶、修补农舍。 虽然已经结婚生子，他仍是独来独往的性子，最喜欢一个人工作。安排他去远在半岛的另一端建堤岸，或者修铁门，他会很高兴。在那儿，农田的两侧都被海水包围着。到了中午，他便会稍作休息，吃着妻子为他烤的馅儿饼，坐在悬崖边观鸟。秋日最适合观鸟了，甚至更胜春天。春天，群鸟会从海面飞向陆地。它们很清楚自己的方向，目标明确，坚定不移，生命的节奏与仪式刻不容缓。秋天，那些没有跨海迁徙，而是留下来过冬的鸟也会陷入相同的飞行冲动之中，但因为不能迁徙，它们的飞行自成一格。它们成群飞来半岛，不安、焦虑、一刻不停；一会儿在空中盘旋、打转，一会儿在刚松好的沃土上觅食。但即便如此，它们看起来似乎并不饥饿，并不渴望食物。不安让它们再次腾空。 寒鸦与海鸥，黑白相间，随意结伴，寻求着某种解放，永不满足，永不停歇。成群的椋鸟也因这种飞行冲动而扇动翅膀，发出像丝绸摩擦时的沙沙声响，飞向清新的牧场。麻雀和云雀这些体形稍小的鸟儿则如同被迫一般，飞散在树丛与树篱间。 纳特看着它们，也看着海鸟。海鸟们在海湾边等待着潮汐，显得更有耐心。蛎鹬、红脚鹬、三趾滨鹬、麻鹬守在岸边，待海水缓缓吞没海岸，再缓缓退去，留下海草和砾石，便一窝蜂地扎向海滩。然后，同样的飞行冲动让它们掠过平静的海面，呐喊着、呼啸着、叫唤着，离开了海岸。如此着急地离开，是要飞往何方、为何而飞？秋天不安的冲动，带着不满与悲伤，给它们施了咒，让它们必须成群结队、盘旋呐喊；必须赶在冬天来临之前，振翅飞翔。 纳特坐在崖边，咀嚼着馅儿饼，心想：或许秋天向群鸟释放了一个信号，像是一种警告——冬天就要到来。许多鸟在冬天死去。人若担心死亡，便会拼命工作或干脆及时行乐。人且如此，群鸟亦然。 今年秋天，群鸟的焦躁更甚从前。一成不变的日子越发加深了这种不安。西边山坡上，拖拉机沿着车辙上上下下，驾驶座上现出农夫的侧影。在盘旋呐喊的群鸟的笼罩下，整台拖拉机和座上的农夫时隐时现。纳特确信今年的鸟比往年都多。每年秋天，它们都跟在耕犁后头，但从不像今年这般众多、这般喧闹。 那天，搭好篱笆后，纳特说起了这件事。“是啊，”农夫说，“今年的鸟确实比往年多。我也注意到了。而且其中有一些简直胆大包天，完全没把拖拉机放眼里。今天下午有一两只海鸥几乎飞到了我头上，我都怕它们把我的帽子掀了！它们在我头顶飞着，阳光又直射我眼睛，害我几乎看不见路。我感觉要变天了。今年冬天不会好过，所以群鸟才会这么不安。” 踏过田间，顺着小路，纳特回到自家木屋中。在最后一抹夕阳余晖中，他望见仍环绕于西边山坡上的群鸟。四下无风，大海满盈，泛着灰调，一片平静。树篱间的剪秋萝仍在绽放，空气温和。但是农夫没说错，就在那天晚上，变天了。纳特的房间朝东，刚过凌晨两点他就被风灌进烟囱的声音吵醒。那不是会带来雨水的暴风或西南阵风，而是干冷的东风。烟囱里的声音听起来很沉闷，屋顶上一片松动的石板瓦被吹得啪啪作响。纳特听着声响。他可以听到海湾那儿的海水在咆哮。连这间小房间的空气都变冷了：冷空气从门缝钻进来，吹向床边。纳特裹紧了被子，靠近背对自己熟睡的妻子。他警醒着，一种没来由的不安爬上心头。 接着，他听到敲打窗户的声音，但木屋的墙上并没有爬藤植物要挣脱束缚爬向窗玻璃。他继续听着，终于被这声音搅得心烦意乱，于是起身走到窗边。但他刚打开窗户，就感觉有东西掠过他的手，猛戳他的指节，擦破他的皮肤。接着他看到了扑扇着的翅膀，飞上屋顶，飞向木屋后方，不见了。 是只鸟。他看不清是什么鸟。一定是因为狂风大作，鸟只好躲到窗沿上来。 他关上窗户回到床上，感觉指节处有点儿湿润，便用嘴含了含。是血。他猜想这只鸟应该是受了惊，不知所措，想要找一处避风，才在黑暗中伤到了他。于是，他再一次睡着。 不一会儿，敲打声又出现了。这一次声音更响更急。他的妻子被这声音吵醒，转身说：“去窗户那边看看，纳特，有声响。” “我已经去看过了，”他说，“有只鸟在那儿，想要进来。你听不见风声吗？从东边刮来的，鸟只好找地方躲着。” “赶走吧，”她说，“吵得我睡不着。” 他再次起身走向窗户。他打开了窗户。这一次，窗沿上不止一只鸟，而是有六七只。它们齐齐冲向他的脸，猛烈攻击。 他大声叫喊着，挥动手臂，把鸟打散开去。和第一只鸟一样，它们飞上屋顶，消失了。他马上关上窗户，闩住勾锁。 “你听到了吗？”他说，“它们冲着我来了，要啄我眼睛。”他站在窗边，凝视着黑暗，什么也看不见。妻子在熟睡中咕哝了两声。 “我没胡说，”他对妻子的反应很不满，“我和你说了，有鸟在窗沿上，想要进屋。” 突然，走廊对面孩子们睡的房间里传出惊恐的哭喊声。 “是吉尔，”听到声音，妻子马上从床上坐起来，“去看看怎么回事。” 纳特点了支蜡烛，但是刚打开门往走廊走，蜡烛就被一阵冷风吹灭。 惊恐的哭喊声再次传来，这次是两个孩子的声音。摸黑走进孩子们的房间，纳特感觉黑暗中好多翅膀劈头盖脸地打来。窗户大开着，闯进来的群鸟先是撞向天花板和墙，再掉头俯身冲向床上的孩子们。 “没事没事，我在这儿。”纳特喊着，孩子们尖叫着跑向他。黑暗中的鸟又腾起，俯冲，再次冲向他。 “怎么了，纳特，什么情况？”妻子从远处的房间里叫道。纳特一把将孩子们推出房间，迅速关起了门。现在，房间里只剩下他，以及这群鸟。 他从最近的床边抄起毯子来当进攻的武器，在空中用力地左右甩。他感觉到鸟被甩落在地，听到翅膀急促扇动的声音，但群鸟尚未败下阵来，它们一次次地发起进攻，用叉子一样锐利的鸟喙猛戳他的手和头。他只得把毯子缠在头上以作防御，然后在一片更深的黑暗中徒手反击。他不敢跌跌撞撞跑去开门，怕鸟会跟着他冲出去。 他不知道自己在黑暗中抗争了多久，但进攻的鸟逐渐减少，最后完全撤退。晨光透进盖在头上的毯子，他知道天要亮了。他等着、听着，除了远处房间里孩子们焦躁的哭声，别无其他。翅膀扇动呼呼作响的声音消停了。 他把毯子从头上拿下来，四下巡视着。清晨灰冷的光照亮了房间。黎明透过敞开着的窗户唤回了活着的鸟，死去的则留在了房间地板上。纳特震惊恐慌地盯着这些尸体。无一例外，都是小型鸟。地上准有五十只鸟的尸体：知更鸟、黄雀、麻雀、蓝山雀、云雀、燕雀。若是按照自然法则，这些鸟本应跟随自己的鸟群、留在自己的领地中，但现在它们混杂在一起，带着难以抑制的打斗冲动，或是撞向这间房间的墙壁，或是与他激斗，最终殒命。其中一些鸟因打斗而羽翼不全，一些鸟喙中还残留着血，纳特的血。 纳特感到恶心，走向窗边。他的视线越过院子，凝望着田野。 天气苦寒，地上的霜又硬又黑。不是在晨曦中闪闪发光的白霜，而是东风带来的黑霜。转向的浪潮使大海显得更加凶猛，掀起白沫，惊涛拍岸。此刻，群鸟去无踪。院子外的树篱间不见一只麻雀，草丛里也没有槲鸫和乌鸫来觅食。除了东风和海水的呼啸声，什么也听不见。 纳特关上窗户和小房间的门，穿过走廊，回到自己房间。妻子在床上坐着，大的孩子睡在她身边，小的孩子脸上缠着绷带，睡在她怀里。窗帘被紧紧地拉起。在屋里烛光的照耀下，她的脸光彩夺目。她摇摇头，示意纳特小点儿声。 “他睡着了，”她轻声说，“不过才刚睡着。肯定有什么东西割伤他了，我看到他眼角有血迹。吉尔说是鸟。她说她醒来时看到房间里有鸟。” 妻子抬头看着纳特，希望从他脸上得到肯定的答复。她看起来吓坏了，一脸茫然。他不愿让她知道，其实过去几小时发生的事也让他惊惶到几乎恍惚了。 “那个房间里有鸟，”他说，“死了，将近五十只。有知更鸟，有鹪鹩，全是这一带的小型鸟。东风好像让它们发狂成魔了。”他挨着妻子坐下，握着她的手。“是因为天气，”他说，“肯定是。天气这么恶劣。这些鸟也可能不是这一带的，是从北边南下的。” “但是，纳特，”妻子轻声道，“晚上才刚刚变天。之前也没有下雪，这些鸟也没有挨饿。它们在田野里就能找到吃的。” “是因为天气，”纳特重复道，“跟你说了，就是因为天气。” 和她一样，他的脸看起来也疲惫不堪。他们互相注视着对方，一言不发。 “我下楼去泡杯茶。”他过了一会儿说。 厨房里的场景让他稍微舒了口气。杯盘整齐地叠放在碗柜中，桌椅井然有序，妻子的毛线放在柳条椅上，孩子们的玩具收拾在壁角橱里。 他跪下身去，铲出灰烬，重新点起了火。火光让房子里的一切重回正常。冒着热气的烧水壶和褐色的茶壶，让人心里暖暖的，充满安全感。喝完茶，他带了一杯上楼给妻子。洗完杯碟，他便穿上靴子，打开了后门。 天色像灌了铅一般阴沉，昨天还在阳光中发亮的山，今天看起来又暗又秃。东风像剃刀一样剃光了树。叶子被风吹得发干，噼啪作响，颤抖着散落在风中。纳特用靴子跺了跺土。土已冻住，变得很硬。他从来不知道变化可以如此迅速、突然。短短一夜之间，黑色的冬天就已降临。 孩子们已经醒来。吉尔在楼上叽叽喳喳，小约翰尼又哭了。纳特听到妻子柔和的安慰声。现在他们下楼来了。他已经准备好早餐，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你把鸟都赶走了吗？”吉尔问道。厨房壁炉的火、晨光和早餐，让她恢复了平静。 “是的，现在它们都走了，”纳特说，“是东风把它们吹来的。它们吓坏了、迷路了，想要找个地方避避。” “它们想啄我们，”吉尔说，“它们扑向约翰尼的眼睛。” “因为它们太害怕了，”纳特说，“在那个漆黑的房间里，它们不知道自己在哪儿。” “希望它们别来了，”吉尔说，“如果我们在窗沿上给它们放点儿面包，或许它们吃完就会飞走。” 吃完早餐，她拿上了外套、兜帽、书和小书包。纳特什么也没说，但是妻子坐在桌子对面看着他。两人心照不宣。 “我送她去车站，”他说，“今天我不去农场了。” 趁着孩子在洗手台时，他和妻子说：“把所有的窗户都关好，门也都关上。小心一点儿总是好的。我一会儿去趟农场，看看其他人昨晚有没有听到什么。”然后他和女儿一起走了出去。她似乎已经把昨晚的事抛到了脑后，在他前面跳着，追着叶子，尖尖的兜帽下露出冻得粉红的小脸蛋。 “爸爸，会不会下雪？”她说，“已经好冷了。” 他抬头看着死寂的天空，感受着风从肩膀疾驰而过。 “不会，”他说，“不会下雪。今年的冬天是黑色的，不是白色的。” 他一直在寻找鸟的踪迹。他的目光落在树篱间，又越过树篱望向远处的田野，看向农场的树梢，那是之前白嘴鸦和寒鸦聚集的地方。但是，一只鸟也没有。 车站里有其他孩子在等着。他们戴着口罩，和吉尔一样也戴着兜帽，脸色发白，冻得发抖。 吉尔挥着手跑过去。“我爸爸说不会下雪，”她喊着，“今年的冬天是黑色的。” 她没提关于鸟的事，开始和一个小女孩推推扯扯地玩闹。巴士缓缓地开上山坡，纳特看着她上了车，转身往农场方向走。今天他本来不用工作，但他想确认是否一切无恙。放牛工吉姆正在院子里干活。 “老板来了吗？”纳特问道。 “去市场了，”吉姆回答，“今天不是周二吗？” 说完他就绕到木棚的角落去了。他不喜欢纳特，觉得他平时总是看书之类的，显得很清高。纳特忘了这天是周二，足见昨晚的事情把他吓得不轻。他走到农舍后门，听到特里格夫人在厨房里伴着收音机的音乐唱歌。 “你在里面吗，夫人？”纳特喊道。 她走到门边，眉开眼笑的，是位好脾气的女人。 “嘿，霍肯先生，”她说，“能不能告诉我这冷空气打哪儿来的，苏联吗？我从来没有见过变天变得这么快的。而且广播说这种天气还要持续下去，和北极圈有关系。” “我们今天早上没有听广播，”纳特说，“老实说，昨晚我们遇上了麻烦。” “孩子闹腾吗？” “不是……”他几乎不知该怎么解释。大白天的，说什么和鸟打斗，也太荒谬了。 他试着和特里格夫人讲述昨晚的情况，但她的眼神告诉他，她觉得这个故事只是他做的一个噩梦罢了。 “你确定是真的鸟？”她笑着说，“羽毛什么的都有吗？不是周六晚上喝到打烊的人会看到的那种奇形怪状的东西？” “特里格夫人，”他说，“有五十只鸟的尸体，知更鸟、鹪鹩之类的，现在还躺在孩子们房间的地上。它们扑向我，还要去啄小约翰尼的眼睛。” 特里格夫人怀疑地看着他。 “好吧，”她回答，“我猜是因为天气的关系。那些鸟飞进房间之后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可能是外国来的，从那个北极圈来的。” “不是，”纳特说，“那些鸟你在这里到处都能见到。” “有意思，”特里格夫人说，“真的太古怪了。你应该写下来去问问《卫报》。他们可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好了，我得接着干活了。” 她笑着颔首，回到厨房里去了。 纳特不太满意，转身走向农场大门。要不是房间地板上还有尸体等着他去捡起来埋掉，他也会觉得自己的故事太离谱了。 吉姆站在大门边。 “有没有遇上鸟？”纳特说。 “鸟？什么鸟？” “昨晚鸟飞到我家里。好几十只，飞到孩子们的房间。非常残暴。” “哦？”吉姆的脑袋要理解消化什么事都得费一阵工夫。“从没听过鸟会很残暴，”半晌后他说，“它们挺温驯的。有时候我看到鸟会飞到窗沿要面包屑吃。” “昨晚的那些鸟可不温驯。” “是吗？可能是因为又冷又饿吧。你给它们点儿面包屑。” 吉姆对这件事的兴趣一点儿也不比特里格夫人浓厚。纳特心想，这就像是战争中的空袭。国家这一头的人哪能知道普利茅斯人民的水深火热。眼下只能自己默默忍受。 他沿着小路往回走，跨过台阶，回到家里。妻子和小约翰尼在厨房里。 “见到什么人了吗？”她问道。 “特里格夫人，还有吉姆，”他答道，“我觉得他们不相信我的话。总之，他们那边没什么事。” “你可以把那些鸟都清理出去了，”她说，“不然我都不敢进去整理床铺。我好害怕。” “现在没什么好怕的了，”纳特说，“都死了。” 他拿着一个麻袋上楼，把已经僵直的鸟一只只丢进去。没错，总共五十只，都是树篱间寻常可见的小鸟，连一只画眉体形的都没有。昨晚它们肯定是因为害怕才那么做的。真的难以想象蓝山雀、鹪鹩这样的鸟，喙居然这么有力，可以像昨晚那样刺破他的脸和手。他带着这个麻袋来到院子，却遇上了一个新难题——土硬得挖不动。现在并没有下雪，土却被冻得硬邦邦的。过去几小时里，除了东风刮来，别的什么也没有发生。一切都太不自然、太古怪了。天气预报员说得肯定没错，这变天和北极圈有关系。 寒风刺骨，他拿着麻袋不知如何是好。他瞧见泛着白浪的大海拍向海湾，于是决定把鸟带去海岸边埋葬。 到达海岬下的海滩，东风强劲，他几乎站不住，连呼吸都觉得刺痛，双手也冻得发青。他有记忆以来，从未经历过这般严寒。大海正处于低潮，他踩着咯吱作响的石头，走到沙子较为松软的地方，背对着寒风，用脚后跟在沙子上挖出一个坑。他本想把鸟从麻袋倒进坑里，但是刚一打开，狂风就把鸟尸吹起。这五十具鸟尸仿佛再度飞翔，像羽毛般，被吹向沙滩，凌乱散落。眼前的画面不堪入目，他不喜欢。风把死去的鸟从他身边吹走。 “涨潮时，浪会把它们带走的。”他喃喃自语。 他望着大海，看着此起彼伏泛着绿调的浪潮。浪潮高高涨起，卷曲，再一次拍向岸边。因为是退潮时分，海水在远处翻腾，不似涨潮时那般声势浩大。 然后，他看到了它们——海鸥。就在那里，乘着海浪。 原来他一开始看到的并非海浪上溅起的白沫，而是海鸥。成百，上千，上万只……它们在海浪的低处起起落落，直面狂风，像一支停泊的强大舰队，在浪潮中等待着。向东望去，向西望去，都有海鸥的身影，横跨他视野之所及。它们保持着密集队形，一队挨着一队。如果没有刮风，紧紧挨在一起的它们会仿若白云一般遮住整片海湾。只是东风掀起层层浪，让人在岸边无法看清它们。 纳特转身离开了海滩，爬上陡峭的小路回家。应该得让什么人知道，应该得告诉什么人，告诉他们东风和天气造成了一些让人无法理解的状况。他不知道该不该去车站的电话亭报警。但是，警察能做什么呢？其他人能做什么呢？如果告诉警察有上千只海鸥因为暴风，因为饥饿，在海上驰骋，他们要么觉得他疯了，要么觉得他醉了，要么就是淡定地听完他的说辞，然后说：“谢谢。是的，已经有人反映过这个情况了。恶劣的天气把大量群鸟吹来陆地上。”纳特四下看了看，仍然不见任何鸟的踪迹。可能是严寒把它们从北面带来了？快走到家门口时，妻子出来迎他，激动地喊着。“纳特，”她说，“广播报道了。他们刚刚读了一则特别报道。我写下来了。” “广播报道了什么？”他问。 “群鸟，”她说，“不只是这儿，到处都有。伦敦也是，全国都是。群鸟确实受到了什么影响。” 他俩一起走进厨房。他拿起桌上的纸读了起来。 “内政部今日上午十一点发布消息。过去几小时，全国各地陆续反映城镇、乡村、远郊出现大量群鸟，造成堵塞、破坏，甚至有群鸟袭人事件发生。据推测是目前笼罩在不列颠群岛的北极气流导致大量群鸟南迁，或许是由于极度饥饿，群鸟出现袭人行为。居民要注意检查门窗烟囱，确保孩童安全。稍后将发布进一步消息。” 纳特兴奋不已，他带着胜利的表情看向妻子。 “太好了，”他说，“但愿农场的人也会听到这则消息，特里格夫人就知道我没有胡说八道了。真有这样的事，全国都有。整个早上我都不停地告诉自己肯定有什么问题。就在刚刚，我在海滩上看到海上有成千上万只海鸥，密密麻麻的，连根针都插不进去。它们都在那里，乘着海浪等待着。” “它们在等待什么，纳特？”她问。 他盯着她，然后目光又朝下看了看那张纸。 “我不知道，”他缓缓地说，“上面说群鸟很饥饿。” 他走向收着铁锤等工具的抽屉。 “你要做什么，纳特？” “按报道里说的，去检查窗户和烟囱。” “窗户都紧闭，它们还会闯进来？那些麻雀、知更鸟之类的？为什么？它们怎么可能进得来？” 他没有回答。他想的不是知更鸟和麻雀，而是海鸥…… 他走上楼去，上午剩下的时间他都在那儿忙活。他用木板钉住了房间窗户，还填满了烟囱底座。还好今天不用去农场工作。他回忆起了旧时光。那是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他还没结婚，在母亲位于普利茅斯的家里，所有的遮光板都是他做的。他还搭了避难处，以防万一。他好奇农场那边是否会采取这些防御措施。他有点儿怀疑他们什么也不会做，因为哈利·特里格和他太太都太随性了，他们可能会一笑而过，然后去跳舞或者打牌。 “午餐准备好了。”妻子在厨房叫他。 “好嘞！这就来。” 做好的边框完美地嵌套在窗玻璃和烟囱底座上，他对自己的手工活儿很满意。 午餐后，妻子在洗碗，纳特把广播调到一点钟新闻，这会儿正在重复早上妻子写下来的新闻，但做了进一步阐述。“群鸟在全国各地都引起了混乱，”广播员说，“今天上午十点，伦敦上空群鸟密布，整座城市仿佛笼罩在乌云之下。” “群鸟会逗留在房顶、窗沿、烟囱上，其中包括乌鸫、画眉、常见的家麻雀，也有大城市中会见到的成群的鸽子和椋鸟，以及伦敦河的红嘴鸥。这种现象实在太不寻常，许多大道交通堵塞，商店无法正常营业，公司员工无法上班，街上和人行道上站满了看鸟的人。” 广播播报了许多相关事件，重申原因可能是群鸟饥寒交迫，并再次提醒居民做好防御措施。广播员声音柔和舒缓。纳特觉得这个人对待整件事的态度就像对待一个精心设计的玩笑。可能还有成百个像他这样的人，全然不知在黑暗中和群鸟抗争是什么感觉。今晚伦敦可能还会开派对，就像选举夜的那种派对。大家凑在一起，喧闹狂笑，喝得酩酊大醉，叫着：“来啊，来观鸟啊！” 纳特关掉收音机，起身开始倒腾厨房的窗户。妻子在一旁看着他，小约翰尼跟在她身后。 “什么？楼下的窗户也要钉木条吗？”她说，“为什么？这样不到三点就得点蜡烛了。我觉得没必要。” “小心点儿总没错，”纳特说，“我要确保万无一失。” “他们应该派出军队扫射，”她说，“这样群鸟很快就会被吓走。” “如果他们真这么做，”纳特说，“要从哪里入手呢？” “码头就有军队，”她回答道，“码头工人罢工时，士兵就下到船里卸货。” “是的，”纳特说，“可伦敦有八百多万人口，想想那儿得有多少大楼、公寓、房子。你觉得士兵有多到可以到每栋楼上去扫射吗？” “我不知道。但是肯定要做点什么吧。他们应该要做点什么。” 纳特心想，“他们”此时此刻肯定在思考这个问题，但是无论“他们”决定在伦敦和大城市里怎么处理这个问题，都无法帮到三百英里[1]外的这个地方。这里的居民只能自求多福了。 “家里的食物还够吗？”他说。 “为什么问这个，纳特，又怎么了？” “没什么。食品柜里还剩下什么？” “明天就要采购了，你知道的。我不会囤很多生食，容易变质。肉贩后天才会来。不过明天我可以先去镇上买点儿东西回来。” 纳特不想吓着她。他觉得她明天可能去不成镇上。他自己去食品柜里和她放罐头的橱柜里翻了翻。里头的东西够撑个两三天。面包剩得不多。 “面包师傅呢？” “他明天也会来。” 他看到还有面粉。如果面包师傅明天不来，这些面粉也够她烤出一条面包了。 “还是以前好啊，”他说，“以前主妇每周烤两次面包，也做盐渍沙丁鱼，如果遇上特殊时期，也够一家人吃上好几个月了。” “我给孩子们尝过鱼罐头，他们不喜欢。”她说。 纳特继续给厨房窗户钉木条。蜡烛也没剩多少了。她肯定打算明天去买蜡烛的。没办法，今晚必须早点儿上床睡觉。前提是，如果…… 他起身从后门出去，站在院子里，从坡上向下望着大海。今天一天都没有出太阳，现在才刚下午三点，周围就已经暗下来了。天空阴沉沉的，暗淡无光。他能听到海水猛烈撞击岩石的声音。他走下小道，往海滩方向走去。走到半路，他停了下来。涨潮了。上午十点左右还能看到的岩石，此刻已被海水吞没。但是，让他出神的并非海水，而是海上的海鸥。成百上千只海鸥盘旋在海上，逆风振翅。是海鸥遮住了天光。它们沉默着，一点儿声音也没有，只是翱翔盘旋、起起落落，不断与风较量着。 纳特转过身，跑上小道，跑回屋子里。 “我要去接吉尔，”他说，“我要去车站等她。” “怎么了？”妻子问，“你脸色好惨白。” “让约翰尼待在家里，”他说，“把门关好，点起蜡烛，拉上窗帘。” “才刚过三点啊。”她说。 “不要紧。按我说的做。” 他到后门外的工具房里看了看。没有什么能用的。铲子太重，叉子用不上。他拿上了锄头。只有这个可能派得上用场，而且扛着也不重。 他走向车站，时不时回头看。 海鸥现在飞得更高了，队形更大更广，横跨长空。 他加快了脚步。虽然知道四点前巴士不会开到坡顶，他依然不自觉地疾步前行。路上一个人也没有，正合他意，因为他无暇停下来闲聊。 他在坡顶等着。他到得太早了，还要等半小时。高地上刮来的东风抽打着田野。他跺着脚，向手心哈气。从这个距离，他可以看到土坡在沉重苍白的天空下，光秃秃、白晃晃地立着。土坡后头腾起一团漆黑，开始像是大片污渍。污渍慢慢蔓延开来，颜色越来越深，化作一片云。这片云又散成四片，向着东、南、西、北延伸。不，不是云，是群鸟。他看着它们在空中穿行，从他头顶两三百英尺[2]的高度飞过。他从飞行速度判断出是向北边陆地飞的群鸟，和这个半岛没有半点儿关系，有白嘴鸦、乌鸦、寒鸦、喜鹊、松鸦。通常它们会捕食比自己体形更小的动物，但这个下午，它们坚定地奔赴另一种使命。 “城镇才是它们的地盘，”纳特心想，“它们清楚自己要做什么。我们这里对它们来说无关紧要。这里是海鸥的地盘，其他鸟群都去城镇。” 他走进电话亭，拿起了听筒。只要有接线员就行，他们会帮忙传递消息的。 “我是从公路这边打来的，”他说，“在这边的车站这里。我想汇报一下这里有大量群鸟飞往北边。海湾这里也聚集了大量海鸥。” “好的。”对面疲惫的声音简短地回答道。 “你会把这个消息转达给有关部门吧？” “会的……会的……”现在声音中充满了不耐烦和厌倦，随后便传来电话挂掉的忙音。 “又一个，”纳特想，“又一个不在乎的。可能她整天都得接听电话，心里却希望今晚能去看电影。她要牵住某个小伙子的手，指着天空说：‘看啊，都是鸟！’她才不在乎。” 巴士笨重地爬上了山坡。吉尔和三四个孩子下了车，巴士便继续开向镇子。 “为什么带锄头呀，爸爸？” 孩子们围在他身边，指着锄头笑起来。 “顺便带着罢了，”他说，“来吧，回家吧。天冷，不要在外逗留了。来，你们几个，我看着你们跑过田野，看看你们可以跑多快。” 他是在对吉尔的朋友们说话。这些孩子来自不同家庭，都住在政府廉租房里，可以从田野抄近路回家。 “我们想在小路上玩一会儿。”其中一个说。 “不行，你得回家去，不然我告诉你妈妈。” 他们几个眼睛睁得圆圆的，交头接耳，然后便一溜烟地跑过了田野。吉尔盯着爸爸，撇着嘴不高兴。 “我们每天都会在小路上玩的。”她说。 “今晚不行，”他说，“走吧，别磨蹭了。” 他看到海鸥在田野上盘旋，要向着陆地来了。依旧沉默，依旧无声。 “看，爸爸，看那边，全是海鸥。” “是。走快点儿，赶紧。” “它们要飞到哪里去？要去哪里？” “我猜是往北边去，那边暖和点儿。” 他抓紧她的手，一路在前面拉着她走。 “别走这么快。我要跟不上啦。” 成千上万只海鸥正学着白嘴鸦、乌鸦，在空中铺开队形，分别向着东、南、西、北四个方向飞去。 “爸爸，这是什么？海鸥在干吗？” 它们不像乌鸦和寒鸦那样有自己的飞行目的，也不像它们飞得那般高。海鸥仍在上空盘旋，似乎在等待某种信号，而指令仿佛悬而未决、尚不清晰。 “要不要我来背你，吉尔？来，上来。” 他以为这样可以加快速度。然而他错了。吉尔很重，一直从他背上滑下去。而且她哭了起来。他释放出的紧迫感、恐惧感，已经传递到了孩子的身上。 “我希望海鸥可以离开。我不喜欢它们。它们靠小路越来越近了。” 他把她从背上放下，跑了起来，吉尔跟在后头。他们跑到农场的路口时，看到农夫正在倒车出库。纳特喊住了他。 “可不可以带我们一程？”他说。 “怎么了？” 特里格先生从驾驶座里盯着他俩，笑意浮现在他红润愉快的脸上。 “感觉事情变得很有意思，”他说，“你看到海鸥了吗？吉姆和我准备去练练手。大家现在的话题只有一个，都在说群鸟发狂了。听说昨晚你也碰上麻烦了。要不要枪？” 纳特摇了摇头。 小车上堆满了东西，只够再塞进一个吉尔，而且前提是她得蜷坐在后座的汽油罐上。 “我不要枪，”纳特说，“但是如果你可以送吉尔回家，我会感激不尽。她害怕这些鸟。” 他言简意赅，因为不想在吉尔面前说得太多。 “行，”农夫说道，“我送她回家。你要不要留下来加入射击比赛？一块儿去闹一闹。” 吉尔爬上车，车子加速，转弯上了小路。纳特跟在后面走着，心想，特里格准是疯了，漫天的鸟，光有枪有什么用？ 现在吉尔不在身边了，纳特可以细细地环顾四周。群鸟仍在田野上空盘旋。大多数都是银鸥，不过也有红嘴鸥。通常这两种海鸥会分开行动，但现在某种纽带将它们聚了起来。他听说过红嘴鸥攻击小型鸟，甚至攻击刚出生的小羊崽。他没有亲眼见过，但现在看着天空，突然就想起了这件事。它们向着农场的方向飞来，在低空盘旋着。红嘴鸥飞在前头领航，农场是它们的目标。它们要飞向农场。 纳特加快步伐往家里赶。他看到农夫的车拐过弯，顺着路开了过来，然后急刹车停在他身边。 “孩子跑进屋里了，”农夫说，“你老婆照看着呢。好了，你怎么看？镇上的人说是苏联人动的手脚，他们给鸟下了毒。” “他们怎么能这么做？”纳特问。 “你可别问我。反正你知道事情总是传来传去的。要不要加入我们的射击比赛？” “不了，我要回家了。不然我老婆要担心了。” “我家那口子说我要是不吃海鸥，光打下来有什么用？”特里格说，“到时候我们要吃烤海鸥、烘海鸥，还要腌海鸥。你就等着我给这些畜生来点儿子弹吧。准吓得着它们。” “你给窗户钉木条了吗？”纳特问。 “没有。这都瞎扯淡。广播就喜欢唬人。我今天忙得很，才没空钉什么木条哩。” “我是你的话，现在就回去钉。” “嗬。我看你是被吓得不轻。今晚要不要到我家来睡？” “不用了，不过还是谢谢。” “好吧。明早见。给你准备海鸥早餐。” 农夫咧着嘴笑，开着车子拐进了农场大门。 纳特脚步匆匆。穿过小树林，穿过旧谷仓，再翻过梯凳，就能走上最后一段田野。 他正在翻越梯凳，就听见翅膀呼呼扇动的声音。一只红嘴鸥朝着他俯冲下来，没击中，转身腾空，再次俯冲下来。其他红嘴鸥也瞬间聚拢来，六只、七只、十几只，其中还掺杂着大黑背鸥和银鸥。纳特丢开了没用的锄头，忙用手臂抱头跑向自家木屋。群鸟不依不饶，继续从空中向他扑来。周围一片死寂，只听得到振动翅膀的声音——那可怕的拍动的翅膀。他能感觉到手臂、手腕和脖子都在流血。猛扑下来的鸟喙一次又一次地扎破他的皮肤。他只求眼睛不要被啄到，其他的也顾不上了，但眼睛千万不能被啄到。它们现在还不知道如何抓紧肩膀、撕裂衣服、成群向着他的头和身体俯冲下来，但是它们每一次俯冲的攻击性都越发强劲。它们不计后果、拼死奋战，如果飞得太低，没有击中，就会撞到地上，伤痕累累，甚至支离破碎。纳特跑着，不时会踢绊到前面地上的尸体。 他跑到了门前，用鲜血淋漓的手拼命敲。窗户已经被钉住，一丝光也没有透出来。漆黑笼罩着一切。 “让我进去，”他喊着，“是我，让我进去。” 他大声喊叫，怕声音淹没在海鸥翅膀的振动声里。 这时，他看见一只塘鹅正准备从他头顶的天空俯冲下来。海鸥盘旋着，迎着风，一个接着一个撤退、翱翔。只剩下那只塘鹅，独自飞在他头顶上方。突然，它收紧翅膀，像一块石头极速落下。纳特惨叫起来，门开了。他跌跌撞撞迈进门槛，妻子马上用身体重重地把门撞上。 他们听见塘鹅“砰”的一声，猛砸在了地上。 妻子为他包扎了伤口。伤口不深，手背和手腕伤得最严重。要不是他戴着帽子，群鸟一定会攻击他的头部。至于那只塘鹅……差一点儿就把他的头砸成两半。 孩子们在哭。他们看到了父亲手上的血。 “现在没事了，”他告诉他们，“我没受什么伤，只是擦破一点儿皮。吉尔，你和约翰尼去玩。妈妈会帮我清洗伤口的。” 他把洗碗台那里的门半关着，这样孩子们就看不见了。妻子面如死灰，打开了洗碗台的自来水。 “我看到飞鸟了，”她轻轻地说，“吉尔跟着特里格先生跑进来的时候，它们就已经开始聚拢了。我赶紧重重地关上门，结果门卡住了，所以刚刚你回来的时候没办法一下子打开。” “谢天谢地，它们是等着我来，”他说，“要是吉尔的话，肯定马上就摔倒了。一只鸟就能把她扑倒。” 为了不吓到孩子们，在包扎手和脖子后侧时，两人说话轻声细语、遮遮掩掩的。 “它们要飞去陆地，”他说，“好几千只。有白嘴鸦、乌鸦，都是体形比较大的鸟。我在车站就看见了。它们要飞到镇上去。” “但是它们能怎么样呢，纳特？” “它们会袭击街上的每一个人，还会试着从窗户、烟囱闯进室内。” “为什么政府不做点儿什么？为什么不派出军队用机关枪扫射之类的？” “事发突然，大家都措手不及。一会儿听听六点钟的新闻怎么说。” 纳特回到厨房，妻子也跟在他身后。约翰尼安静地在地板上玩。只有吉尔面露焦急之色。 “我可以听到鸟的声音，”她说，“听，爸爸。” 纳特听着。从门窗外传进闷响，是群鸟想要找到入口，翅膀在木屋表面擦过、划过、刮过的声音；有鸟的身体挤在一起，在窗沿上拖扯的声音；时不时还能听到鸟俯冲下来，坠地和撞击的声音。“这样会有一部分鸟死掉，”他想着，“但是防御还不够，永远不够。” “没事，”他大声说，“吉尔，窗户那边我都钉了木条了。鸟进不来的。” 他把每个窗户都检查了一遍。早上的工作做得很彻底，所有的缝都堵住了。但是，他还是想确保万无一失。于是，他找来楔子、旧锡铁片、木条和金属条加固在窗户四周。锤头的声音稍稍掩盖了群鸟掉落、拍打的声响，以及一种他不想让妻儿听到的不祥声音——玻璃的碎裂声。 “打开收音机，”他说，“我们来听听广播。” 这样也能吞没那些声音。他走到楼上的卧室去加固那里的窗户。现在，他可以听到群鸟在屋顶上的动静，它们滑行、推撞、爪子刮擦的声音。 他决定今晚一家人要睡在厨房里，把炉里的火点着，把床垫搬下来铺在地板上。他担心卧室里的烟囱，因为烟囱底座的木条可能会倒塌。厨房有火，会安全一些。他会想办法尽量说得有趣点儿，和孩子们假装是在玩露营游戏。如果最糟的情况发生，群鸟从卧室烟囱强行闯入，那它们想要撞破房门还要几小时，甚至几天时间。在此之前它们会被关在卧室里，无法伤人。挤成一团的它们，最终会窒息而死。 他开始往楼下搬床垫。看到这一幕，妻子瞪大的眼睛里充满忧虑。她以为楼上已经被群鸟攻陷。 “来吧，”他愉快地说，“今晚我们一起在厨房睡觉。烤着火睡得更香。这样就不用担心听那些蠢鸟拍打窗户了。” 他让孩子们帮忙一起移动家具，然后妻子帮着他一起小心地把碗柜移到窗户一侧。刚好能放得下。这样就多了一重保障。现在可以把床垫放好了，让它们一张挨着一张，顶着橱柜那一侧的墙。 “现在够安全了，”他寻思着，“这里既牢固又温暖，就像是空袭时的避难所。我们可以挺过去。我就是担心食物，还有生火用的煤。现在的量只够用上两三天。到时候……” 不用想那么远，广播会给出指示，告诉人们要怎么做的。现在的核心问题是广播里放的是舞曲，而非像往常一样播放儿童节目。他看了看收音机上的指针。没错，是国内服务的频道。但是只有舞曲。他转台到BBC轻节目。他知道，只有在特殊时期，如选举日之类的，才会停播平时的节目。他试着回想在战争时期、在伦敦遭遇猛烈空袭时是否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但是，显然，那时BBC没有在伦敦进行播报，当时的广播是通过其他临时部门转播的。“还是在这里比较好，”他心想，“还是在厨房里比较好，这儿的门窗都已经钉上了木条。还好我们不是在北边的镇上。谢天谢地，我们不是住在镇上。” 六点时分，舞曲停止播放了，报时信号响起。此刻不管会不会吓到孩子们，他都一定要听新闻广播。报完时短暂的停顿后，广播员开始说话了。他的声音庄严肃穆，和白天听起来很不一样。 “这里是伦敦，”他说，“下午四点宣布进入全国紧急状态。有关部门已采取措施保卫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但由于本次危机史无前例、无法预见，相关措施或无法即刻奏效。全体居民应做好防御工作，公寓里同住的各位居民应团结一致，全力阻止群鸟闯入。全体居民今晚务必待在室内，不可在街道、马路等任何户外场所逗留。大量群鸟正在袭击行人，并已开始攻击建筑物。但若谨慎防御，建筑物应是牢不可破的。大家要保持冷静、切勿惊慌。由于本次紧急情况的特殊性，明日七点前，将暂停播放所有广播节目。” 接下来奏响了国歌，便再无其他。纳特关掉了广播，看着妻子。妻子也看向了他。 “这是什么意思？”吉尔说，“新闻说了什么？” “今晚不会再有广播节目了，”纳特说，“BBC广播电台中断了。” “是因为群鸟吗？”吉尔说，“它们干了什么？” “不是，”纳特说，“只是因为大家都很忙，当然，他们也要去处理把镇上弄得鸡飞狗跳的群鸟。没事，一个晚上没广播听不要紧的。” “要是有留声机就好了，”吉尔说，“也比什么都没有好。” 她把脸转向抵着窗户的碗柜。虽然他们努力想要忽略外面的声音，但还是听得到群鸟拖扯、戳击以及翅膀不断拍打、扫过的声音。 “今天早点儿吃晚饭吧，”纳特提议，“吃点儿好吃的。问问妈妈，有没有烤芝士之类我们都爱吃的。” 他冲妻子眨眨眼、点点头。他希望恐惧焦虑的情绪能从吉尔脸上散去。 帮忙做晚餐时，他吹着口哨、唱着歌，故意大声地说说笑笑。他觉得外头的拖扯声和拍打声似乎没有一开始那么剧烈了。他上楼到卧室听着，屋顶上推撞的声音也消失了。 “它们还有点儿理智，”他心想，“知道没法闯进来，就去别处了。它们不会浪费时间和我们纠缠。” 正当他们平安无事吃过晚餐开始收拾时，听到一个新的声音传来，是一种熟悉的嗡嗡声，他们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妻子抬头看着他，脸色瞬间明亮了起来。“是飞机，”她说，“他们派飞机来了。这就是我一直说的他们应该做的事。这样群鸟就能被控制住了。是不是有枪声？你听不到吗？” 可能是海上传来的枪声。纳特没法确定。海军舰炮或许可以击退海上的海鸥，但是现在它们已经飞到陆上了。舰炮怕伤人，是不敢往岸上扫射的。 “这是好事，对不对？”妻子说，“听到飞机声是好事吧？” 吉尔看出妈妈的激动，和约翰尼一起雀跃起来：“飞机会抓住鸟的。飞机会对着鸟开枪的。” 就在这时，他们听到两英里外传来一声轰隆声，接着第二声、第三声。飞机嗡嗡的声音往海的方向远去了。 “什么声音？”妻子问，“他们是向群鸟丢炸弹了吗？” “不知道，”纳特回答，“应该不是。” 他不想告诉她轰隆声其实是飞机坠毁的声音。他非常肯定政府派出侦察机是自杀式的放手一搏。面对拼死飞向螺旋桨和机身的群鸟，飞机的结局便只有坠毁。他猜想全国各地都在尝试这项行动，并且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某些身处高位的人已经慌了手脚。 “飞机去哪里了，爸爸？”吉尔问。 “回基地去了，”他说，“好了，现在该躺下来了。” 趁妻子在炉火前帮孩子们脱衣服、铺床，忙得不可开交之时，纳特再次检查了整个房子，确保没有疏漏。现在已经听不到飞机和海军舰炮的声音了。“浪费时间和生命，”纳特自言自语，“那样是没法杀死多少只的。代价太惨重了。可以用毒气啊。或许之后他们会喷毒气，喷芥子气。如果这样的话，他们肯定会先通知我们。还有，今晚国家的精英人才肯定会在一起想办法的。” 他这么想着，心里突然得到了安慰，脑中浮现出科学家、自然学家、技术人员等所有幕后智囊团被召集起来的画面，想着他们现在肯定在处理这个问题。政府或长官们可处理不来这个问题，他们会按科学家说的去执行。 “他们必须要冷酷无情，”他心想，“如果用毒气的话，在问题最严重的区域，要牺牲更多生命。还会波及牲畜，土壤也会被污染。只要大家不要恐慌就好。恐慌才会造成麻烦。大家太容易恐慌、失去理智了。BBC广播提前提醒我们是没错的。” 楼上的卧室安安静静，没再听到刮擦戳撞窗户的声音了。战斗中止，队伍重新整顿。这不正是过去战时的公告板上说的吗？然而风势尚未减弱。他仍然可以听到风在烟囱中咆哮着。海水依旧重重落向岸边。这时，他想起了潮汐。潮水有涨有落，或许这也正是战斗中止的原因。群鸟应该遵循了某种和东风以及潮汐有关的自然法则。 他看了看手表，快八点了。一小时前准是涨潮了。也就是说，群鸟是随着涨潮开始发起进攻的。在北边内陆地区或许不然，但在海岸边似乎确实如此。他在脑中计算了下一次涨潮的时间，还有六小时，在此之前群鸟不会发起进攻。等到大约凌晨一点二十分，就会再度涨潮，那时群鸟可能会再度袭击…… 他有两种选择。第一种是去和妻儿一起休息，在群鸟再度来袭之前尽量睡上一会儿；第二种是出门去看看农场那边的情况，看看那边的电话还能不能用，这样他们或许可以从接线处那边得到点儿消息。 他轻声唤着刚刚哄睡孩子的妻子。妻子走上楼梯，他小声地对她说了自己的想法。 “别走，”妻子马上说，“别把我和孩子们单独留在这里。我受不了。” 她提高了音量，歇斯底里。他赶紧安抚她，让她小声点儿。 “好的，”他说，“好的。我在家待到早上。早上七点广播也会恢复。但是早上退潮以后，我还是要去一趟农场，或许那时候他们会给我们一些面包和土豆，还有牛奶。” 他又开始飞快思考着，计划如何应对突发情况。今晚农夫肯定没有给奶牛挤奶。奶牛准是等在院子里的大门边，而农夫和他们一样在给门窗钉木条。 前提是他们有时间做这些防御工作。他想到了农夫特里格从车上对着他笑的样子。他们今晚应该没有去射击。 孩子们已经睡着了。妻子和衣坐在床垫上。她看着他，眼里写满紧张。 “你打算怎么做？”她轻声问。 他摇头不语，蹑手蹑脚地打开后门往外看。 一片漆黑。风从未像现在这般强劲，一阵阵冰冷凛冽地从海上刮来。他用力跨出门去。窗户下、墙边，到处都堆着群鸟的尸体。这些鸟是自杀式俯冲进攻的，脖子都折断了。四处都是死去的鸟，没有一只活着的。活着的鸟在落潮时已经飞向了大海。现在，海鸥应该正乘着海浪，就像今天早些时候那样。 远处，两天前拖拉机开过的山上，有什么东西着火了。是一架坠毁飞机上的火，借着风势蔓延开来，点着了草堆。 他看着鸟的尸体，想到如果把它们一个叠着一个堆在窗沿上，就可以搭起一层额外的屏障，抵挡下一轮袭击。或许不能起到很大作用，但聊胜于无。如此一来，群鸟要想钳住窗沿、攻击玻璃，就必须要先抓、啄、拖开这些尸体。他开始在黑暗中忙活起来。这种感觉非常古怪。他厌恶触碰这些尚有体温、鲜血淋漓的尸体。鲜血弄脏了它们的羽毛。他觉得胃里一阵恶心，但没有停下手头的活儿。他惊恐地发现每扇窗玻璃都已经碎裂，要不是钉了木条，群鸟早已闯入。他用血淋淋的尸体堵住了玻璃上的缺口。 做完这一切后，他回到了屋里，把厨房门也用木条封住，多加了一重心安。他的绷带上面沾着血，不是他自己的，而是群鸟的，他解开来，换上了新的。 妻子为他泡了热可可，他一股脑儿喝了下去。他太累了。 “好了，”他笑着说，“别担心了，我们会挺过去的。” 他躺下来，闭上了眼，立刻就睡着了。他睡得并不安稳，梦到自己漏查了一两处地方，忽略了一些本该加固的位置，忘记采取一些他本来很清楚要采取的措施，但是梦里却怎么也想不起来究竟是什么。这个梦和山那边燃烧着的飞机和草堆有关。但是他继续睡着，没有醒来。最后是妻子把他摇醒了。 “开始了，”她啜泣着，“一小时前就开始了，我一个人听着太害怕了。而且有很难闻的味道，有东西烧起来了。” 他想起来了，是他忘记添火了。炉火几乎燃尽，只剩黑烟。他火速起身点亮了灯。门窗处都响起了敲打的声音，但这不是他眼下最担心的，他最担心的是那股充斥了厨房的羽毛的焦味。他立刻就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了。群鸟已经下到烟囱里来，要从烟囱一路冲进厨房里。 他把纸张和树枝放进灰烬里，然后马上去找煤油。 “后退，”他对着妻子喊道，“我们必须要冒一次险了。” 他把煤油泼到火上，火苗极速上蹿，呛进管道里，马上有烧焦发黑的鸟尸落在了火上。 孩子们醒来了，哭着。“这是什么？”吉尔说，“怎么了？” 纳特没时间回答了。他正把鸟的尸体从烟囱里耙出来，丢到地板上。火苗仍在上蹿，他必须冒着烟囱着火的风险，用火苗把烟囱上部活着的鸟赶走。但是烟囱下部才是麻烦所在，那里挤满了被火焚烧、无处可逃的鸟。他几乎无心顾及试图突破门窗的群鸟了：让它们在一次次撞击中折断翅膀和鸟喙死掉吧，它们是进不来的。他感谢老天让他能够拥有一间有结实墙壁、小扇窗户的老木屋，而不是那些新的廉租房。那些住在廉租房里的人啊，只能请老天保佑他们了。 “别哭了，”他对孩子们喊道，“没什么好怕的。别哭了。” 他继续耙出掉在火上的烧焦的尸体。 “这样就能把它们一网打尽，”他自言自语道，“有风，还有火焰。没问题的，只要烟囱不着火就好。我早该注意到这里的，都是我的错，我应该记得添火的。我明明知道这边会出问题。” 在窗户钉的木条上传来的刮擦声和撕扯声中，传来了厨房里钟的报时声。凌晨三点。还有四个多小时才会退潮。他并不确定涨潮的确切时间，但估摸着七点半前应该不会退潮，或许要等到七点四十分左右。 “把煤油灯点起来，”他对妻子说，“弄点儿茶，也给孩子们弄点儿可可。干坐着也没用。” 要让妻子和孩子们都有事可做。四处走动、吃点儿喝点儿，忙起来总归是好的。 他在烟囱边上等着。火焰马上要熄灭了，但是烟囱上再没有烤焦的尸体掉落下来。清空了。烟囱里的鸟都被清空了。他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吉尔，过来，”他说，“给我再拿点儿树枝来。我们把火烧得旺旺的。”但是，她并不愿意走近他。她正盯着那成堆的焦黑的鸟尸。 “别管那些，”他说，“等我把火烧起来了，我们就把它们转移到走廊上。” 烟囱危机解除。只要火昼夜不停地燃烧，这种危机就不会再次出现。 “明天要去农场再带点儿燃料回来。”他想着。 “现在这点儿绝对不够。但是我可以搞得定。等退潮了我就出去把事情都办好。没问题的，等退潮了，我就去把需要的都带回来。我们只要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就行。就这样。” 他们喝了茶和可可，吃了点儿面包和肉汁。纳特留意到现在只剩下半条面包了，心想，没关系，可以熬过去的。 “快住手，”小约翰尼用勺子指着窗户说，“快住手，你们这些坏鸟。” “没错，”纳特笑着说，“我们不想要这些坏家伙，对不对？可受够它们了。” 他们听到自杀式进攻的鸟砸向地面的声音，欢呼起来。 “爸爸，又一只，”吉尔喊着，“它完蛋了。” “它死定了，”纳特说，“活该，讨厌鬼。” 就是要用这种方式和精神来面对问题。如果可以一直保持这样的状态到七点广播开始，他们的情况便不会太糟。 “抽支烟吧，”他对妻子说，“烟味可以驱散羽毛烧焦的味道。” “只剩两支了，”她说，“我本打算去合作社再给你买点儿的。” “那我抽一支，”他说，“剩一支以备不时之需。” 现在让孩子们去睡也没有多大意义了。在拍打刮擦窗户的声音之中根本睡不着。大家盖着毯子坐在床垫上。纳特一手搂着妻子，一手搂着吉尔，约翰尼坐在妈妈的膝盖上。 “不得不说，这些家伙也很值得钦佩，”他说，“它们真的是锲而不舍。你以为它们迟早会厌倦这个游戏，但它们并没有。” 然而，钦佩之心很快就消失了。窗外不断传来拍打声，而且一种之前没听到的尖锐的声音贯入纳特耳中，仿佛有一只鸟喙更加锋利的鸟开始发起进攻。他试图回忆鸟类的名字，思考究竟会是哪种鸟。听起来不是啄木鸟的声音，否则声音会更轻更密。现在的情况应该更为严重。如果这只鸟继续进攻，木条也会像玻璃一样裂开。这时他想起了老鹰。是老鹰开始代替海鸥发起进攻了吗？现在窗沿上是不是有秃鹰正在喙爪并用发起进攻？老鹰、秃鹰、红隼、猎鹰——他忽略了猛禽，忽略了这些食肉猛禽的利爪。还剩仨小时。他们等待着，与此同时，利爪撕裂木条的声音传来。 纳特环顾四周，看有哪件家具可以承受毁坏用来挡门。窗户那儿有碗柜，所以是安全的，但是他不敢保证门也安全。他走上楼，到达二楼时，停下来屏住呼吸仔细听。孩子们卧室的地板上有轻轻的拍打声，群鸟已经闯入……他把耳朵贴在门上听。没错。他能听到翅膀沙沙作响，也听到鸟在地面行走的嗒嗒声。另一间卧室暂时无碍。他走进去，开始往外搬家具，堆在孩子们卧室外的楼道上，以免卧室门被攻破。这是未雨绸缪，或许用不上。他不能用家具抵着门，因为门是向里开的。唯一的法子就是把它放在楼道上。 “下来，纳特。你在那儿干什么？”妻子叫道。 “很快就好了，”他喊道，“我整理好就下来。” 他不想让她上来，不想让她听到孩子们卧室里有脚步声和羽毛抵着门摩擦的声音。 到了五点半，他提议早餐吃点儿培根和油炸面包，但愿这可以让妻子眼里的惊恐消失，让忧心忡忡的孩子们得以放松。她不知道楼上已有鸟闯入。还好卧室不是正对着厨房上方，否则她肯定能听到楼上的动静：群鸟在拍打木条。无知无畏自杀式进攻的鸟砰砰坠地，还有鸟如敢死队般撞向墙壁粉身碎骨。他很了解银鸥，它们没有脑子，而黑背鸥不同，它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同样的还有秃鹰、老鹰…… 他发现自己正盯着时钟，盯着那动得无比缓慢的指针。如果他的推测不正确，如果退潮时群鸟不会停止进攻，他知道他们就会在劫难逃。没有空气、没有睡眠、没有燃料、没有……他们没法挺过去。他的大脑在飞速运转。他知道想要抵抗围攻，需要很多东西，但他们没有做好充分准备，无法招架。可能还是在镇上安全点儿。如果他可以去农场电话亭联系上堂兄，只要乘坐北上的火车，很快他们就可以雇到车子。这样做能更快一点儿，赶在再次涨潮前雇到车…… 妻子唤他的声音驱散了他排山倒海、突如其来的睡意。 “怎么了？现在是什么情况？”他急切地说道。 “广播，”妻子说，“我一直在看钟，快七点了。” “别转台，”他第一次感到不耐烦，“现在就是内政部的频道了。他们会从内政部发通知的。” 他们等着。厨房里的时钟指向了七点。收音机没有声音。没有报时，没有音乐。他们等了一刻钟，转到轻松节目的频道。也是一样。没有新闻。 “我们听错了，”他说，“应该是到八点才播。” 他们就开着收音机等。纳特想到了电池，不知道还能撑多久。一般妻子去镇上采购的时候会带电池去充电。如果没电，他们就不能听广播指示了。 “天快亮了，”妻子低声说，“我看不到，但是可以感觉到。群鸟现在敲得也没那么响了。” 她说得没错。刮擦声、撕裂声不断减弱，外头台阶和窗沿上的摩擦声、争夺位置的推撞声也不断降低。退潮了。到了八点，除了风声，什么也听不见了。孩子们终于在一片寂静之中睡着了。八点半，纳特关掉了收音机。 “这是做什么？会错过新闻的。”妻子说。 “不会有新闻了，”纳特说，“我们要靠自己了。” 他走向门边，慢慢地移开门上的屏障，转动把手，踢开门外台阶上的鸟尸走了出去。寒风凛冽。现在他有六个小时的时间，他知道要留存体力做该做的事，不能浪费时间。食物、灯、燃料，这些都是必需品。如果能够备足，今晚就能挺过去。 他走进院子，望见了活着的鸟。海鸥像之前一样，涌向了大海。在重新发动攻击之前，它们乘机觅食。岸上的群鸟则不然，它们在等候，在观望。纳特看到它们了，在树篱上、土地上、树上、田野里，一排排，静静地，什么也不做。 他走到小院子尽头。群鸟没有动弹，继续盯着他。 “我要去弄点儿吃的来，”纳特对自己说，“去农场那边找点儿食物。” 他回到房子里，开始检查门窗。他上楼打开了孩子们的卧室，里面只有鸟的尸体，活着的都飞到院子和田野里去了。他走到楼下。 “我要去农场。”他说。 妻子紧紧地抓着他。她从敞开的门看到了活着的鸟。 “带我们一起去，”她乞求着，“我们不能单独待在这里。我宁愿死也不要单独待着。” 他思忖片刻，点了点头。 “那一起来吧，”他说，“带上篮子和约翰尼的婴儿车。我们可以把东西装在婴儿车里。” 他们穿上可以抵御刺骨寒风的衣服，戴上手套和围巾。妻子把约翰尼放进婴儿车里。纳特牵着吉尔的手。 她小声地说：“群鸟都在田野那边。” “它们不会伤害我们的，”他说，“白天不会。” 他们穿过院子，走向台阶，群鸟没有动。它们向着风，等待着。 转弯到了农场，纳特停下来让妻子带着两个孩子先在树篱间躲着等他。 “但是我想见特里格夫人，”她抗议，“如果他们昨天去了市场，那我们可以借到很多东西，不只面包，还有……” “在这儿等着，”纳特打断了她，“我很快回来。” 奶牛在院子里不安地走动着、吼叫着。纳特看到篱笆间有缺口，是羊撞开了篱笆，进到农舍前的院子里游荡着。烟囱里没有烟。他心中满是担忧，所以不想让妻儿走进农场。 “别再犹犹豫豫了，”纳特厉声说，“按我说的做。” 她拉着婴儿车隐入树篱间。树篱为她和孩子们挡住了风。 他独自走向农场。奶牛的乳房胀胀的，烦躁地低吼着，东转西转。纳特从牛群中挤了过去。他看到车子没有停进车库，而是停在大门边。农舍的窗户已经破碎。院子和房子周围有海鸥的尸体。活着的鸟栖息在屋顶上、农场后面的树丛里，一片死寂地盯着他。 地上躺着吉姆的尸体……是尸体剩下的部分。尸体被群鸟啄食过，又被牛踩踏过。他的枪掉落在身边。房门紧锁，但是窗户已经破裂，群鸟很容易进入。特里格的尸体倒在电话边。他当时一定是想打到接线处，但是群鸟攻向了他。听筒被拉了出来，墙上的座机也被破坏。没有看到特里格夫人。她应该是在楼上。要上去看看吗？纳特感到不适，他知道自己会看到怎样的场景。 “谢天谢地，”他对自己说，“没有孩子。” 他逼自己上楼去，但走到一半，他就下来了，因为他看见她的腿从房间开着的门里向外伸着，边上是黑背鸥的尸体，以及一把坏掉的雨伞。 “现在已经无济于事了，”纳特想，“只剩下不到五个小时。特里格夫妇会体谅我的。我必须拿走能找到的一切。” 他迈着沉重的步子，回到妻儿身边。 “我要把东西装满这辆车子，”他说，“要装煤炭、煤油。我们先装一车回家，然后再出来装一趟。” “特里格夫妇怎么样了？”妻子问。 “他们肯定是去朋友家了。”他说。 “那要不要我来帮你？” “不用。那边有点儿混乱。到处都是牛羊。等一下，我把车开过来，你可以坐进去。” 他不熟练地把车子从院子里倒到小路上。这里看不到吉姆的尸体。 “待在这里，”他说，“先别管婴儿车，我们回头可以再来拿。我现在先把东西放上来。” 她的眼睛一直注视着他。他相信她已经明白发生了什么，否则一定会坚持要帮着他去找面包和日用品的。 他们总共往返家和农场三次，终于备齐了所有必需品。他很吃惊原来需要这么多。最重要的是用来加固窗户的木条。他到处去寻找木材，想要把自家木屋所有的窗户都重新加固一遍。蜡烛、煤油、钉子、罐头食品，需要的东西似乎无穷无尽……除此之外，他还挤了三头奶牛的奶，剩下几头可怜的奶牛就只能因为胀奶而继续低吼着。 最后一趟时，他把车开到车站，下了车，走向电话亭。他把听筒不断挂上又拿起，等了几分钟，依然没有反应。电话无法接通。他爬上堤岸，环顾四周，但是周遭死气沉沉，田里空无一物，只有在观察等待着的群鸟。其中有一些鸟在睡觉，把喙埋进了羽毛里。 “这么看还以为是在觅食，”他自言自语，“没想到只是那样站着。” 接着，他想起来了。它们早已饱餐一顿。就在昨夜，它们狼吞虎咽，所以早上才一动不动…… 廉租房的烟囱里也没有飘出烟。他想起了昨天跑过田野的孩子们。 “我早该料到的，”他想，“我应该把他们一起带回家的。” 他向着天空抬起脸。天空灰蒙蒙的，一片暗淡。秃树似乎被东风吹弯了腰，蒙上了一层黑色。严寒并没有影响到群鸟，它们在田野上等待着。 “他们应该趁着这个时候向群鸟进攻，”纳特说，“现在这些鸟就是些活靶子。他们应该在全国范围内行动起来。为什么飞机不现在起飞，向群鸟喷射芥子气？那些家伙现在在干吗？他们必须知道这一切，必须要亲眼看看。” 他回到车上，坐进了驾驶座。 “快点儿开过第二扇大门，”妻子耳语道，“邮递员倒在那边。我不想让吉尔看到。” 他开始加速。小小的莫里斯汽车在小道上颠簸着，发出咔嗒声，孩子们放声大笑。 “上上下下，上上下下。”小约翰尼喊着。 回到木屋已是十二点四十五分。只剩一小时了。 “我吃冷的就好，”纳特说，“给你自己和孩子们热点儿汤之类的。我没时间吃了。现在必须要把东西搬下车。” 他把所有东西都搬进了木屋。晚点儿再分类好了，这样漫漫长夜里他们能有事可做，好打发时间。现在，他必须去检查门窗了。 他按照顺序走遍了木屋，检查了每扇门窗。他还爬上了屋顶，把所有烟囱都用木板封死，只留下厨房的。刺骨的寒冷让他几乎无法忍受，但他必须这么做。他时不时抬头看着天空，寻找飞机的踪迹，却遍寻不见。他一边忙活着，一边咒骂当局的无能。 “老是这个样子，”他咕哝着，“老是让我们失望。从一开始就乱七八糟，没有计划、没有真正的组织。他们就是觉得我们这些乡下人命如草芥，城里人就有特权。他们肯定在城里出动了飞机，喷了毒气。我们这些人就只能等死。” 他停了下来。卧室的烟囱已经被封死了。他望向大海。那里有什么东西在动。海浪间能看到灰白的东西。 “是海军，”他说，“他们从来没让我们失望过。他们正从海峡过来，在海湾转弯了。” 他向着大海等待着，紧盯着海面的双眼被风吹得流泪。但是，他错了，那并不是船只，海军没有来。是海鸥从大海腾起。田野里大片大片的群鸟，羽毛竖立，一个挨着一个，排成方阵，从地里跃起，翱翔天际。 又一次涨潮了。 纳特爬下梯子，走进厨房。妻儿正在吃晚餐。刚过了两点。他闩上了门，又在门上加了一层屏障，点着了灯。 “天黑了。”小约翰尼说。 妻子再次打开了收音机，但是依然什么声音都没有。 “我把所有频道都听了一遍，”她说，“外国频道也听了，但什么都没有。” “可能他们也遇上同样的麻烦了，”他说，“可能整个欧洲都是这样。” 她倒了一整盘特里格夫妇的汤，给他切了一大块特里格夫妇的面包，还在面包上抹上了从他们家拿来的肉汁。 他们无声地吃着。有一点儿肉汁顺着小约翰尼的下巴，落到了桌子上。 “没礼貌，约翰尼，”吉尔说，“你该学着自己擦嘴。” 拍打声开始出现在窗外、门外。沙沙声、争夺窗台位置的推挤声、海鸥自杀式撞死在台阶上的声音又开始传来。 “美国不做点儿什么吗？”妻子说，“他们一直是我们的盟友，不是吗？美国人肯定不会袖手旁观吧？” 纳特没有回答。窗户上的木板很结实，烟囱上的也是。木屋里物资齐全，有燃料，有所有他们接下来几天需要的东西。吃完晚饭后，他会把东西都整理收纳好，分好类，方便取用。妻子和孩子们可以来帮忙。这样，晚上八点四十五分退潮之前，他们得费力应付群鸟。然后在凌晨三点前，妻儿便都可以睡个好觉了。 他想出一个新办法，就是在加固窗户的木板上钉上带刺铁丝网。他从农场带回了一大卷。但讨厌的是，他需要在晚上九点到凌晨三点群鸟休战时，摸黑完成这项工作。早点儿想到这个办法就好了。不过，只要妻子和孩子们能睡好，他就感到莫大的欣慰。 现在窗户上的是小型鸟。他从鸟喙的轻敲声及它们翅膀擦过的声音中能够识别出来。老鹰则无视窗户，集中攻击门。纳特听着木头撕裂的声音，想着这些小小的脑袋里、尖锐的鸟喙中、犀利的眼神下究竟集结了几百万年的记忆，才给了它们这种本能，以机器般的灵巧精确来毁灭人类。 “我要把那最后一支烟抽了，”他对妻子说，“我太蠢了，唯独忘了从农场拿点儿烟回来。” 他伸手去拿烟，打开了无声的收音机。他把空烟盒丢进火里，看着它燃烧。 [1] 1英里合1.6093公里。——译者注（本书中注释如无特别说明，均为译者注。） [2] 1英尺合0.3048米。 [book_title]真理之山 后来，他们告诉我什么也没有找到，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他们发了狂，因为愤怒，我相信也因为恐惧，最终闯入从未踏足的岩壁之中。然而，在这与世隔绝了无数年岁的岩壁后迎接他们的，只有一片死寂。房屋空空荡荡，平地寸草不生。面对此景，他们沮丧、困惑、害怕、狂怒。于是，这些来自山谷的人便了结了此地，用的是数百年来众多农人所用的原始方式：放火，将一切化为乌有。 我想，这就是他们面对未知的唯一解决办法。之后，待他们怒火消散，定会明白其实一切都未被毁灭。在那黎明寒冷的星空下，他们眼中烧焦的岩壁，最终还是欺骗了他们。 当然，搜救队也进了山。他们中有经验老到的登山好手，丝毫不畏惧山顶裸露的岩石，但他们搜遍山脊，从北到南，从东到西，仍一无所获。 这就是故事的结局。我们知道的只有这么多。 村里的两个人帮我把维克托的尸体搬到山谷，将他葬于真理之山的山脚下。我想我是嫉妒他的，嫉妒他可以在那里安详长眠。他守住了自己的梦。 二战让这个世界再次动荡不安。旧时的记忆又一次向我袭来。如今，我已年近古稀，不再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我常常会想起真理之山，好奇最终的答案究竟是什么。 我有三种猜想，但或许都不对。 第一种猜想最为荒诞，那就是维克托才是对的，他执着地相信真理之山的居民已经到达一种奇特的永生阶段。他们拥有一种力量，让他们在必要之时，可以像古时候的先知一样，消失于尘世，进入天堂。古希腊人相信众神如此，犹太人相信先知以利亚如此，基督徒相信他们的开创者也是如此。纵观宗教迷信与轻信的悠悠历史，人们常常笃信有人可以获得足以战胜死亡的圣洁与力量。这种信念盛行于东方和非洲，只有西方世界的慧眼看出，有形物体与血肉身躯不可能凭空消失。 宗教教师对善恶之别各执己见：甲之蜜糖，乙之砒霜；善良的先知和邪恶的巫医都曾被处以投石之刑；彼时之亵渎，此时之神圣；昨日还是异端邪说，今日已被奉为信条。 我不善哲思，但过去的登山经历让我明确知道这一点：行走在山间能让我们最为接近自己命运的主宰，那里诞生过种种伟大的训诫。先知总是拾级而上，圣人和弥赛亚亦在云端与先父们相聚。我庄严地相信，那一夜，魔力之手从高处伸向真理之山，把那些灵魂带向了安全之境。 别忘了，我曾亲眼看见照亮那座山的满月，也见过那里午时的太阳。那所见、所闻、所感并不属于这个世界。我想到洒满月光的岩石，听到无路可入的岩壁中的吟唱，看到双子峰间如圣杯一般的巨缝，听到笑声，看到赤裸的古铜色手臂伸向太阳。 想起这些，我便会相信永生…… 然而，或许是因为我的登山岁月已然结束，随着四肢日益羸弱，山的魔力渐渐淡出了记忆。所以，我会提醒自己，最后一天我在真理之山所凝视的那双眼睛，分明属于一个活生生的人，那个人尚在呼吸，那双我所触碰过的手属于血肉之躯。 甚至那番话都出自人类之口。“你别管我们了。我们知道要怎么做。”然后就是最后那句令人悲痛的话语，“让维克托守住他的梦吧。” 于是我有了第二种猜想。我看到黑夜，看到星辰，看到那个灵魂勇敢地为自己和他人选择了最佳路线。当我回到维克托身边时，山谷里的人都已集结起来准备进发，攻向那一小群信徒，那最后一群真理的追求者。他们爬向双子峰的巨缝，最后迷失了方向。 当我和一些泛泛之交一起在外用完餐，独自回到纽约的公寓中时，便会感到愤世嫉俗，越发孤独。这时，第三种猜想就会浮上心头。我望向窗外五光十色的现实世界，它既不柔和，也不肃静。突然，我渴望平和，渴望理解。我告诉自己，或许真理之山的居民早已做好离开的准备。时辰一到，他们便整装出发，既非走向永生，也非迎接死亡，而是进入尘世。他们不为人知地走下山谷，混入人群，分道扬镳。从公寓俯瞰这忙碌喧嚣的世界，我不禁好奇，在人潮涌动的街头与地铁中，是否有他们的身影；如果我走上街头，是否能够在擦肩而过的面孔中发现他们，从而得到答案。 有时，在旅行中遇到陌生人，我便会幻想，觉得对方的那一个回头、那一道目光别有深意，顷刻间让我感到着迷又陌生。我想立刻上前搭话，但不知是不是我的幻想，似乎有一种直觉在提醒着他们。于是，他们停留片刻、踌躇犹豫，然后就不见了。有时是在火车上，有时是在拥挤的街道中，有那么一瞬间，我看到一个人，美丽优雅得不似凡间所有，我便想伸出手，轻柔飞快地说：“我是不是在真理之山见过你？”但一切转瞬即逝。他们消失不见，独留我一人，以及我那未被证实的第三种猜想。 暮去朝来，我已年近古稀。岁月漫长，回忆渐远，真理之山所发生的事变得越来越模糊，越来越不真切。因此，我迫切想在记忆彻底抛下我之前，将其写成文字。或许读到这些文字的人会像我之前那样热爱着山峰，从而生出自己对这个故事的理解与诠释。 不过我得提醒一句，欧洲有许多山，叫作真理之山的或许就有无数座。瑞士、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奥地利的蒂罗尔都有。我所说的这座真理之山具体在哪儿我就不透露了。时至今日，两次世界大战后，似乎再无哪座山峰无人可至。哪座山都可以攀登。只要小心谨慎，就不会遇险。我所说的这座真理之山曾经人迹罕至，但并非由于山高难行或冰雪湿滑。事实上，即便是在晚秋时节，只要有人认得路，还是可以找到通往山顶的小径的。让登山者望而却步的并非危险，而是敬畏与恐惧。 如今，这座真理之山肯定和其他山脉一样，已经被标注在地图中。这点我毫不怀疑。山顶附近或许已经搭起休息营地，甚至连东边坡地上的村庄都可能已经盖起旅馆，游客们可以坐缆车轻松到达双子峰。即便如此，我依然相信这座山未被亵渎。午夜时，满月升起，山峰仍然面不改色、不可侵犯。冬日里，当冰雪、强风和浮云将人类阻隔于山峰之外时，真理之山的双子峰直指太阳，其岩面高耸，在静默中怜悯地俯瞰这盲目的世界。 我和维克托自幼相识，那时我们还是两个毛头小子。我们一开始都住在马尔伯勒，又在同一年去了剑桥。我是他最好的朋友。大学毕业后我们见面不太频繁，不过那纯粹是因为我们进入了不同的世界：我因为工作常常要出国，而他忙于打理位于什罗普郡的房产。但是，只要我们见面，就会立刻热络起来，丝毫不觉得疏远。 工作消耗了我们大量精力，不过好在我们都不缺钱，也有闲暇时间，因此可以纵情于我们最喜欢的消遣——登山。在设备专业且受过科学训练的行家眼中，我们俩充其量只能算是业余登山爱好者。那悠闲的日子是在一战之前。回想当年，我们确实只能称得上是业余水平，和专业完全不沾边。我们只是两个小年轻，手脚并用地攀爬坎伯兰郡和威尔士的突岩，获得一些经验后，便跑去南欧尝试攀登更险峻的山。 很快，我们不再莽撞，而是越来越关注天气，并学会尊重所攀登的山峰。山峰不是我们要降伏的敌人，而是要赢得的盟友。我和维克托的攀登，并非在追求危险刺激，或欲将登顶纳入自己的成就榜，我们的攀登只是为着内心的渴望，因为我们热爱所赢得的一切。 山峰情绪之多变，更甚于女人。它让你欢喜，让你恐惧，也让你的内心获得莫大平静。攀登的冲动永远说不清、道不明。或许在古时候，攀登是缘于想要手可摘星辰的愿景。可在今天，任何人若想抵达高空，只要买张机票，就可以换来驰骋天际的感受。但即便如此，他也无法脚踩岩石，任清风拂面，亦无法知晓仅在群山中才能感受到的宁静。 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刻，就是年轻时在山上度过的时光。那种在山顶上恨不得释放全身能量，耗尽一切想法，放空自己，面朝天空的心情，被维克托和我称为登山热。维克托总能很快地从登山热中清醒过来，然后便四下观察，有条不紊地仔细规划下山路线，而我仍不胜惊叹，继续沉浸在自己无法理解的梦境中。虽然我们的耐力经受住了考验，最终问鼎山峰，但是有种不可名状的东西还在等着我们去赢得。我的内心有一种渴望依然未能得到满足，有个声音在告诉我，问题出在我自己身上。不过，那些时光很美好，是我最美好的时光…… 夏天，我刚从加拿大出差回到伦敦，就收到维克托寄来的信。信中传递出来的喜悦溢于言表，他订婚了。事实上，他马上就要结婚了。他说，她是他见过的最美好的女子，问我能否给他做伴郎。我自然给他回了信，表达了喜悦和祝福。我是个单身汉，面对最好的朋友结婚，想到他今后将被家庭生活困住，便觉得自己又失去一个朋友。 他的未婚妻来自威尔士，就住在维克托所住的什罗普郡边上。“你敢相信吗，”维克托在第二封来信中写道，“她连斯诺登山都没去过！我打算全权负责教会她爬山。”我想象不出还有什么比带没经验的姑娘爬山更让我讨厌的了。 维克托在第三封信中告诉我他到伦敦了，她也来了，他们正紧锣密鼓地筹备婚礼。我邀请他们一同吃午餐。我不知道她长什么样，想象中应该个头不高，皮肤黝黑，身体结实，长着一双漂亮的眼睛。但没想到迎着我走来的是一个美人，她伸出手，对我说：“我叫安妮。” 在当时，也就是一战之前，年轻女子一般不施粉黛。安妮没有涂口红，一头美丽的金色鬈发遮住了耳朵。记忆中，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看着她惊为天人之美。维克托笑起来，高兴地说：“我和你说什么来着？”我们坐下一起吃午饭，三个人很快自在舒适地聊起天来。她有些矜持，这也为她平添了几分魅力。不过，她知道我是维克托最好的朋友，因此我觉得自己也被她接纳，被她喜欢。 我心想，维克托真是幸运。我对他婚姻的怀疑从见到她那一刻起便荡然无存。因为和维克托在一起，所以午饭还未进行到一半时，我们的话题就不可避免地转向了登山。 “你就要嫁给一个喜欢登山的人了，”我对她说，“可你连自己家乡的斯诺登山都还没有爬过。” “是的，”她说，“我没爬过。” 她声音中的犹豫令我好奇，那双无比完美的眼睛中流露出一丝惆怅。 “为什么？”我问，“身为威尔士人却没有爬过威尔士的最高峰，简直就是罪过啊！” 维克托打断道：“安妮害怕。每次我提议去爬山，她都能想出一个借口拒绝。” 她马上转向他。“不是的，维克托，”她说，“不是那样的。你不明白。不是因为我害怕爬山。” “那是为什么呢？”他说。 他伸出手，握住她搁在桌上的手。我看得出来他深爱着她，他们将会成为一对幸福的夫妻。她看向对面的我，似乎在用双眼感受着我，突然，我的直觉让我明白过来她要说什么。 “高山会向你索取，”她说，“你要付出一切。像我这样的人，还是远离为妙。” 我明白她的意思，至少我认为我明白。但是，看到维克托与她如此相爱，我想，只要她能克服对山峰的敬畏之心，他们俩或许就能拥有共同的爱好，没有什么能比这更美妙了。 “但登山的滋味无与伦比，”我说，“你刚刚说得没错，登山当然要付出一切，但是和维克托一起，你可以做到。他不会让你尝试超越你极限的事情。他比我更谨慎。” 安妮微笑着，把手从维克托手中抽出来。 “你们俩都很固执，”她说，“你们都不明白。我生在山里，清楚自己说那番话的意思。” 这时，我和维克托的一个共同朋友走过来打招呼，于是，我们关于登山的话题就此终止。 大概六个礼拜后，他们结婚了。安妮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新娘。我清楚地记得，那天，维克托紧张得面色发白。我心想，落在他肩头的责任是多么重大，他此生都要让这个女孩幸福。 在他们举行婚礼前的那六个礼拜，我时常见到她。虽然维克托丝毫没有察觉，可我已经像他一样深深爱上了她。吸引我的并非她的魅力，也非她的美丽，而是两者一种奇怪的杂糅，一种内在的光辉。我对他们未来唯一的担忧是维克托的性格，他有点儿太没心没肺、无忧无虑。我担心他的简单坦率或许会让她自我封闭，无法敞开心扉。安妮的父母已经离世，婚礼仪式由她的姨母代替出场。当然，婚礼结束后，他们驾车离去的样子依然让人觉得这是一对可人儿。我殷切期盼着能去什罗普郡找他们，做他们孩子的教父。 婚礼后不久，我就再次出差。直到十二月，我才收到维克托的来信，邀请我去他们那儿过圣诞节。我欣然接受。 那时，他们已经结婚八个月。维克托看上去健康又快乐，安妮在我眼中美得无以复加，我的目光几乎无法从她身上收回。他们热情地欢迎我。此前我已经来过几次，对这座精美的老宅很熟悉。我在这儿度过了平和的一周。我一眼就能断定他们的婚姻和谐美满。如果他们暂时没有孩子，那还可以充分享受好一阵子二人世界。 我们在园中散步、射击，晚上读书，三人在一块儿过得无比融洽。 我注意到维克托已经适应了安妮的安静。或许“安静”一词不能准确描述出她独特的沉静。这种令我难以形容的沉静，从她身体深处散发出来，给整座房子施了咒语。过去，这里一直都是一个舒适的住所，房间宽敞，天花板高高的，玻璃嵌在窗棂中。但现在，不知怎的，平和的气氛变得愈加紧张深重。每间房间似乎都浸入奇怪的沉默之中，显得有些阴森，让人无法不察觉到。这里已不似从前那般仅仅是舒适而已。 奇怪的是，回想圣诞那一周时，我竟记不起一丝和这个传统节日有关的事。我不记得我们吃了什么，喝了什么，也不记得我们有没有去教堂。当然，我们肯定去了，毕竟维克托是当地乡绅。我只记得那些夜晚，百叶窗紧闭，我们坐在大客厅里烤火，空气中弥漫着难以言表的平和。坐在那儿时，在维克托和安妮的家里，我才意识到刚刚结束的出差把我累坏了，那一刻我无欲无求，只想放松，让自己尽情享受当下治愈人心的宁静。 我到那儿几天后，才注意到这个房子还有其他变动。房子从未如此空荡，许多杂物和一些祖传家具都不见了。大房间里陈列稀疏，我们坐着的大客厅里也仅有一张长餐桌和几把摆在火堆前的椅子。一切似乎本该如此。但转念一想，一个女人给家里做出这样的改变多少有些奇怪。一般来说，新娘都会购置新窗帘和地毯，为单身汉的居所增添几分女性色彩。于是，我壮起胆子问了维克托。 “噢，是的，”他稍稍扫视四周，“我们清了不少东西出去。是安妮提议的。对她来说，这些都是身外之物。不，我们没有卖，全都送出去了。” 安排给我住的客房还是以前那间，房间里几乎一切如旧。床边放着热水、早茶、饼干，烟盒里装满烟，一如过去，充分体现了女主人的体贴入微。 但有一回，我走过通往楼梯口的长走廊时，留意到安妮平日里紧闭的房门没关。这间房间过去属于维克托的母亲，里头曾摆着一张做工精细的四柱大床和其他沉重的实木家具，与整栋房子的风格保持一致。出于好奇，经过开着的房门时，我转头一瞥。房间里几乎没有什么家具，没挂窗帘，也没有地毯，地板朴实无华。房间里放着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张长长的简易床，上面没有被罩，只有一条毯子。窗户向着黄昏敞开。我转过头走下楼梯，迎面碰上正走上楼的维克托。他一定看到了我的那一瞥，我不希望自己看上去鬼鬼祟祟的。 “不好意思，我无意擅入，”我说，“只是刚好注意到那个房间变得和你母亲在世时很不一样。” “是的，”他轻描淡写地说，“安妮不喜欢多余的装饰。准备好吃晚餐了吗？她让我来叫你。” 于是，我们便没再说什么，一同下楼去。不知为何，我无法忘记那陈列简单的房间，相较之下，我所住的那间是那么奢侈舒适。我心中涌起一种奇怪的自卑感。安妮肯定认为我是个无法摒弃舒适和讲究的人，而她自己无须这些，亦可游刃有余。 那晚，我坐在火堆边看着她。维克托有事出去了，大客厅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一如往常，我在宁静中感受着她的存在所带来的平和，沉静又舒缓。我被这种感受包裹、环绕，这是我普通单调的人生中从未有过的体验。她身上散发出的沉静不属于这个世界。我想将这种感受告诉她，却不知从何说起。最后，我说：“你给房子做了点儿改变。我不太明白。” “你不明白吗？”她说，“我觉得你明白。毕竟，我们都在寻找同样的东西。” 不知为何，我感到害怕。空气中的沉静并未改变，但更加强烈，几乎要压倒我。 “我并没有觉得自己在寻找什么。”我说。 我的话听起来有些愚蠢，它落在空中，消失了。我本来飘向火堆的视线，不受控制地飘向她的双眼。 “没有吗？”她说。 一种莫大的悲伤向我席卷而来。我第一次觉得自己是一个极其无用、渺小的人，整日穿梭于世，如同行尸走肉，和同样无用之人做着无关紧要的生意，只为有食果腹、有衣蔽体、有房安居，然后就这么死去。 我想到自己在威斯敏斯特购置的小房子，买之前我深思熟虑，买之后我用心装饰。房子里有我的书籍画作、瓷器收藏，还有两个得力的仆人，他们总是将房子收拾得一尘不染，等着我回去。我的房子及房中的一切都曾为我带来巨大快乐，但在此刻，我竟不确定它们是否有价值。 “你的建议是什么？”我听到自己向安妮开口，“我该卖掉一切，放弃工作吗？然后呢？” 回想我们之间这次简单的交谈，其实她并没有说出任何话暗示我提出这个问题。她说我在寻找一些东西，而我没有直接回答是或不是，反倒问她该不该放弃所拥有的一切。我当时并没意识到自己这种转变多么突兀，只知道自己深受感动。前几分钟我还在感受平和，现在却陷入烦恼。 “你我所寻找的答案或许不同，”她说，“不过，我也不确定自己的。总有一天我会知道的。” 我注视着她，心中觉得她必然已经找到答案。她那么美丽、沉静、通达，还要追求什么呢？除非是她现在膝下无子，因此感到人生不圆满？ 维克托回来了。他的出现似乎让气氛多了一份坚定与温暖。他穿着一套旧家居服，散发出熟悉与舒适的感觉。 “太冷了，”他说，“我去外头看过，温度计显示零下了。不过夜色很美，满月。”他把椅子拉到火堆边，亲切地对着安妮微笑，“和我们在斯诺登山那晚差不多冷。”他说，“老天，我不该匆忙忘记这件事。”他转向我，笑起来，“我还没和你说过，对吗？安妮最后还是屈尊和我去登山了。” “不会吧，”我惊喜地说，“我以为她不会去。” 我看着对面的安妮，发现她的双眼变得空洞无神。直觉告诉我，她并不希望维克托提起这件事，但维克托丝毫没有察觉，继续滔滔不绝地说着。 “她是匹黑马，”他说，“她对登山懂得和你我一样多。事实上，整个过程她都领先于我，后来我还跟丢了。” 他继续半开玩笑半认真地细说那次登山的事。那次登山可谓险象环生，因为他们出发的时节已经太晚。 他们出发那天，早上天气还很好，到了中午突然电闪雷鸣，最后袭来暴风雪。下山时，他们被困于黑暗中，被迫在野外度过一宿。 “我一直很费解，”维克托说，“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跟丢的。上一秒她还在我身边，下一秒就不见了。我和你说，我一个人度过了非常难挨的三个小时，周围一片漆黑，我被困在半飓风中。” 他讲这个故事时，安妮未发一言，似乎已经彻底抽离。她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我感到焦虑不安，想让维克托停下来。 “总之，”我想让他快点儿结束，说道，“你们还是好端端地下了山，没出什么事。” “没错，”他语带懊恼，“到了山下已是早上五点，我浑身湿透，吓得不轻。安妮走向我，身上竟然一点儿也没湿，看我生气她还很吃惊。她说她一直躲在岩石下。太神奇了，她竟然毫发未伤。我和她说，如果下次再一块儿去登山，她可以当向导了。” “或许，”我瞥了一眼安妮，“不会再有下次。一次就足够。” “不可能，”维克托愉快地说，“我们已经准备好明年夏天再出发。可能去阿尔卑斯山、多洛米蒂山，或者比利牛斯山，我们还没有决定。你最好和我们一起去，我们可以正儿八经地来一次远征。” 我遗憾地摇摇头。 “我要是能去就好了，”我说，“不过没办法，五月我肯定在纽约，得一直待到九月才会回来。” “噢，还早着呢，”维克托说，“说不定到了五月你就改变计划了。到时候再说吧。” 安妮依旧一言不发。我很好奇为什么维克托没有看出她的沉默有些古怪。突然，她道了声晚安，便上楼去了。我很清楚，她不喜欢这个话题。我心中涌起一股冲动，想要反驳维克托。 “听着，”我说，“你必须考虑清楚，我很肯定安妮不想去。” “不想去？”维克托很吃惊，“为什么，这完全是她提议的啊。” 我目瞪口呆。 “真的吗？”我问。 “当然啊。老朋友，我和你说，她对高山深深着迷，欲罢不能。我想这是因为她身上流着威尔士人的血。刚刚说起在斯诺登山的夜晚时，我摆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但我和她独处时，会对她的勇气和韧性深表惊叹。我不介意承认，经历过那晚的暴风雪，再加上为她担惊受怕，第二天早上我已经身心俱疲，但她从清晨的薄雾中钻出来时，就像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精灵。我从没见过她那个样子。她从那可怕的山上下来，却像是在诸神聚集的奥林匹斯山待了一晚，而我跛着脚跟在她身后，就像个孩子。她真是非比寻常。你也注意到了，对不对？” “是的，”我缓缓说道，“我同意。安妮的确非比寻常。” 很快，我们便上楼就寝。我注意到我的睡衣已经提前被烤得暖烘烘的，床头柜上的热水瓶中还装着热牛奶，以便我睡不着时可以喝。我换上睡衣，穿上软拖鞋，在铺着厚地毯的房间里踱步，再次想起安妮那间空荡得有些奇怪的房间，想起那张窄窄的简易床。于是，我一把丢开毯子上的缎面被，又在上床睡觉前把窗户敞开。 然而，我焦躁不安，无法入眠。炉火渐弱，寒冷渗入屋中。一整夜，我都能听到我那老旧磨损的旅行时钟嘀嗒嘀嗒地走动着。到了四点，我再也受不了，想到床头还放着热牛奶，感激不已。喝牛奶前，我决定还是让自己更舒服些，便打算去关窗。 我爬下床，哆哆嗦嗦地穿过房间。维克托说得没错，外头的地面结满白霜，天上挂着一轮满月。我在敞开的窗前站了一会儿，突然看到树影下走出一个人，立在楼下的草坪中。那个人并没有鬼鬼祟祟，也没有偷偷摸摸，并非擅自闯入，也非上门行窃，只是一动不动地站着，仰望月亮，仿佛在冥想。 我发现那是安妮。她身穿一件浴袍，系着腰带，头发垂落在肩上。她站在结了霜的草坪上，没有发出一丝声响。令我大为震惊的是，她竟然赤着脚。我用手抓着窗帘，站在那儿看着。突然，我意识到自己是在偷窥他人隐私，便关上窗户，躺回床上。直觉告诉我，不能把今夜所见告诉维克托，也不能告诉安妮本人。想到这里，我内心充满不安，甚至忧虑起来。 第二天早上，艳阳高照，我们带着狗出门散步。安妮和维克托看起来心情不错，没有任何反常，我告诉自己昨晚是我过虑了。即便安妮想在凌晨时分赤脚走路，那也是她的自由，我不该窥视。接下来几天都安然无事，我们三个人在一块儿开心又满足，离开时我很不舍。 几个月后，在我出发去美国前，我和他们简单见了一面。我去圣詹姆斯街区的一家旅行用品店买几本书，好熬过颠簸在大西洋上的漫长旅途，毕竟那时泰坦尼克号的惨剧才发生不久，大家对海上航行仍心有余悸。维克托和安妮则在店里把地图大大摊开，细细研究着。 那天的见面基本上没有聊什么，我们之后都各有安排，很快便互相道别。 “我们俩忙着安排夏天的度假，行程已经规划好了。你要不干脆改变主意，和我们一起去吧。” “不可能，”我说，“都安排好了，我九月才会回家。我一回来就联系你们。对了，你们决定要去哪里？” “安妮选的地方，”维克托说，“她想了好几个礼拜，终于想到要去哪里。那座山看起来完全无法攀登，你我从未去过。” 他指着面前的地图。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我看到一个被安妮标注出来的位置。 “威利塔山[1]。”我读出上面的字。 我抬起头，安妮正看着我。 “据我所知，这应该是一个未知领地，”我说，“登山前一定要先听听别人的建议，找好当地向导之类的。为什么你会选择这样一座山？” 安妮微笑着，我突然感到羞耻，觉得自己低她一等。 “真理之山，”她说，“和我们一起去吧，真的。” 我摇头，踏上了自己的旅程。 之后几个月，我常常会想起他们，也嫉妒他们。他们在登山，正被我所钟爱的山峰包围，而我只能被繁杂的工作包围。我时常希望自己能够鼓足勇气，抛下工作，告别文明世界和虚浮的快乐，和我那两位朋友一起去追寻真理。只不过，我被世俗所羁绊，被事业的成就感所羁绊，觉得斩断职业之路太过愚蠢。我的人生已经定型，现在改变，为时已晚。 九月，我返回英格兰。令我吃惊的是，在堆积如山的信件中，竟没有维克托寄来的。他之前答应过要给我写信，和我分享其见闻。他们那边没有电话，所以我没法联系上，不过，我提醒自己把工作信件都整理好之后，就给维克托写信。 几天后，我去了一趟俱乐部，出来时碰到一位我和维克托都认识的朋友，他问了我关于这次出差的一些问题。就在我要下楼时，听到他回头问我：“话说，可怜的维克托实在太不幸了。你要去看他吗？” “你说什么？什么太不幸了？”我问，“出什么事了吗？” “他病得很重，现在就住在伦敦这里的一家疗养院里，”他回答道，“他精神崩溃。你知道他妻子离开他了吗？” “天哪，我不知道。”我惊呼。 “噢，是的。所以他才会这样。他的身体都垮了。你知道他多么爱她的。” 我非常震惊，面无血色地瞪着眼睛。 “你是说，”我说，“她和别人走了吗？” “不知道，我猜是的。维克托什么也不说。总之，他已经精神崩溃，在疗养院里待了好几周了。” 我问来疗养院的地址，没有一丝耽搁，马上跳上出租车过去。 一开始，院方告知我维克托不见访客。我拿出名片，在背后写下一行字，请对方交给维克托。他肯定不会拒绝见我的吧？随后，一位护士过来，带我走上二楼。 她打开门。看到维克托枯槁的面容，我吓了一跳。他坐在瓦斯火炉旁的椅子上看着我，无比孱弱，与从前的他判若两人。 “亲爱的老兄，”我走近他，“我五分钟前才知道你在这里。” 护士关上门，只留我们在房中。 维克托的双眼充满泪水，我感到揪心。 “没事，”我说，“想哭就哭。你知道我能理解你的。” 他似乎说不出话，只是坐在那儿，浴袍下的身体弓着，任凭泪水淌落。我从未感到如此无助。他指了指一把椅子，我便拉到他身边坐下。我等待着。如果他不想告诉我发生了什么，我也不会追问。我只想安慰他，帮助他。 终于，他开口了。我几乎听不出那是他的声音。 “安妮走了，”他说，“你知道了吗？她走了。” 我点头，把手放在他的膝盖上，仿佛他变回一个小男孩，而不是一个和我一样年过三十岁的男子。 “我知道，”我轻声说，“但是会没事的，她会回来的，你一定能让她回心转意。” 他摇头。我从未见过这样的绝望和笃信。 “噢，不会的，”他说，“她永远不会回来了。我太了解她了。她已经找到自己想要的了。” 看到他彻底接受了所发生的一切，我心生同情。维克托总是那么坚强，那么理性。 “对方是谁？”我说，“她是在哪里遇见他的？” 维克托盯着我，一脸茫然。 “你说什么？”他说，“她没有遇见谁，不是那样的。如果是那样的话，事情还简单一些……” 他停下来，绝望地摊开手。突然，他的精神再度崩溃，但这次并非因为脆弱，而是因为一种更可怕的东西，是压抑的愤怒，是一个男人在和比自己更强大的存在斗争时，释放出的无能、无用的愤怒。“是山带走了她，”他说，“该死的山，真理之山。那里有一个教派，他们避世，终生将自己关在那里，关在那座山里。我从来没想到会有那样的存在。我从来都不知道。现在她就在那里，在那座该死的山上，在真理之山上……” 整个下午，我都坐在疗养院里陪他，他一点点地把整个故事告诉了我。 维克托说，整个旅程原本令人愉快，平静无事。终于，他们到达中心地带，准备马上从这里开始探索真理之山下的地形。但就在那里，他们遇到了困难。维克托对这个国家很陌生，这里的人看上去都很孤僻、不友好。他说，过去我们登山，遇到的人都很欢迎我们，那些人却截然不同。他们说着一口难懂的方言，看上去愚昧无知。 “至少那就是他们给我的感觉，”维克托说，“他们非常野蛮，似乎未经开化，像是从上个世纪走出来的人。你知道的，以前我们一起登山时，当地人都很愿意帮助我们，我们总能找到向导。在那里却不一样。安妮和我想要找到最佳登山路线，他们却不告诉我们，只是呆蠢地看着我们，耸耸肩膀。有人说这里没有向导，这座原始山脉从未有人踏足。” 维克托停下来，用那同样绝望的眼神看我。 “你看，”他说，“我就在这里犯了错误。我应该意识到选择了这样一个地方是个错误。我应该向安妮提议返程，一起去做点儿别的什么，好歹去个文明点儿的地方，至少当地人会更友好，地方我也更熟悉些。但你知道，人一上山，就会变得很倔，内心那种叛逆的情绪不知怎的就被唤醒。” “而且真理之山它……”他突然停下来，目视前方，仿佛此刻正在脑海中再度仰视它，“我一向不擅长抒情，你是知道的，”他说，“以前登山时，哪怕风光再美，我都还是很务实，而你才是个文艺派。但是，我真的从未见过像真理之山那般绝美的山峰。我和你也曾登上更高的山，去过更危险的地方，但不知为何，真理之山……尤为崇高。” 他沉默了一会儿，继续往下说：“我问安妮：‘现在怎么办？’她毫不犹豫地回答：‘我们必须前进。’我没有争辩。我非常清楚这就是她的心愿。这个地方已经给我们两个都施了魔咒。” 他们离开山谷，开始攀登。 “那天天气非常好，”维克托说，“万里无云，几乎没有风。艳阳灼灼，你知道这样的天气的，空气干爽清冷。我和安妮打趣，说起上次去斯诺登山的事，要她保证这次不能丢下我。她穿着开襟衬衫和苏格兰短褶裙，头发披着，看起来……好美。” 他的陈述安静平缓。我觉得肯定是出了意外，只是他因为这场悲剧而神经错乱，无法接受安妮的死。一定是这样。安妮摔下山崖，他看着，却无力挽救。于是，他回来后，精神崩溃，不断告诉自己安妮还活着，活在真理之山中。 “太阳落山前一小时，我们到达了一座村庄。”维克托说。 “当时我们已经爬了一整天，但是我估摸着距离山顶还有差不多三个小时的路程。这座村庄里有十几间房子，紧挨在一起。我们走近第一间房时，就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 他停下来，盯着前方。 “安妮走在我前面一点儿，”他说，“她的步子很大，动作敏捷，你是知道的。我看到两三个男人，带着几个孩子和几只羊，走在我们右边的牧场小道上。安妮举起手来向他们致意，但他们一看到她，仿佛见了鬼一般，一把抓起孩子，猛地跑向最近的破棚子，重重闩起门窗。这真的太离奇了。小路上的羊也被惊得到处乱窜。” 维克托说，他和安妮开玩笑说，这种欢迎方式可真友好，可她看上去闷闷不乐，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吓到他们。维克托走到第一间屋外敲门。 没有反应。不过，他可以听到屋内有人在窃窃私语，还有个小孩在哭。他失去耐心，开始大喊起来。这下里头有反应了。没过一会儿，窗上的百叶被掀起一角，一个男人的脸出现在缝隙中，盯着他看。维克托一脸友善地朝他点头微笑。慢慢地，屋内的男人拉开整扇百叶，维克托便开口和他说话。这个男人先是摇头，随后似乎改变主意，打开了闩着的门。他站在门边，紧张地盯着维克托，随后转而看向安妮。突然，他激动地摇头，手指向真理之山的山巅，嘴里飞快说着一些让人完全听不懂的话。然后，从小房间阴影中走出一位拄着双拐的老人。老人示意受了惊吓的孩子们到边上去，自己则走到门前。他说的话至少让人还能够听懂一些。 “那个女人是谁？”他问，“她来找我们做什么？” 维克托解释说安妮是他的妻子，他们是来度假的游客，从山谷上来，想要登山，希望今晚能有个住处过夜。老者的视线从他身上移开，注视着安妮。 “她是你妻子？”他说，“她不是从真理之山来的？” “她是我妻子，”维克托重复道，“我们从英格兰来此地度假，之前我们从未来过这里。” 老人转向年轻男人，两人交头接耳。然后，年轻男人退回屋里，房间深处传出说话声。一个女人出现了，看起来比那个年轻男人还要害怕。维克托说，她从门内看向安妮时，全身都在发抖。安妮让他们感到不安。 “她是我妻子，”维克托再次重复，“我们是从山谷过来的。” 终于，老人做出认同和理解的手势。 “我相信你们，”他说，“欢迎你们进来。如果你们是从山谷过来的就没关系。我们只是要谨慎一些。” 维克托向安妮招手示意，她慢慢地从小道上走来，和维克托一同站在门槛边。即便是现在，那个女人依然胆怯地看着她，带着孩子们一同退回内室。 老人示意他们进屋。客厅空荡荡的，但很干净，还烧着火。 “我们带了吃的，”维克托把背包放下，说，“还有睡垫。我们不想麻烦你们。如果可以在这里吃东西，睡在地上，我们就非常知足了。” 老人点头。“很好，”他说，“我相信你们。” 然后，他便和其他人回到了内室。 维克托说，他和安妮对这种接待方式感到很困惑，不明白为何一开始他们会那么恐惧，却在听说他们俩是夫妻，是从山谷过来的之后，就愿意接待他们。他们吃完东西，打开行囊。过了一会儿，老人再次出现，给他们端来牛奶和奶酪。那个女人留在后头，但年轻男人充满好奇，跟在老人身边。 维克托对老人的好客表达了谢意，说他们现在准备睡觉，第二天早上太阳一升起，他们就要开始往上爬。 “路好走吗？”他问。 “不难走，”老人回答，“我本该找人陪你们同去，但是没人想去。” 他举止畏缩，维克托说他又瞥向安妮。 “你妻子留在这里不会有事的，”他说，“我们会照顾她。” “我妻子要和我一起爬山，”维克托说，“她不会愿意留下来的。” 老人脸上出现焦虑之色。 “你的妻子最好不要去爬真理之山，”他说，“会很危险。” “为什么我去爬真理之山就很危险？”安妮问。 老人看着她，神情更加焦虑。 “对女孩，”他说，“对女人，都很危险。” “可是为什么呢？”安妮问，“为什么？你刚刚还和我丈夫说路不难走。” “危险的不是路，”他回答，“我儿子可以给你们指路。危险的是……”维克托说他用了一个他和安妮都听不懂的字眼儿，听起来像是“萨切多特莎”，或者“萨切多奇亚”。 “意思是女祭司，或者祭司，”维克托说，“但不可能是这个意思。我好奇他到底想说什么。” 老人又着急又苦恼，看看他，又看看安妮。 “你上山下山都很安全，”他再次对维克托说，“但是你妻子不行。萨切多特莎拥有强大的力量。村里的人都一直在为女孩和女人们担惊受怕。” 维克托说这整件事听起来像一个非洲旅行奇闻，就是那种丛林中的野人部落突然发起袭击，把女眷掳走后囚禁起来的奇闻。 “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他对安妮说，“不过我猜他们应该是对某种迷信深信不疑，这应该很吸引你，毕竟你流着威尔士人的血嘛。” 他告诉我，当时他笑起来，想让气氛轻松一些。然后，困意袭来，他就把睡垫铺在火前，和老人道了晚安，便与安妮一同入睡。 爬了一天的山，他睡得很安稳。拂晓前，他听到外头公鸡的打鸣声，突然醒来。 他转身想看看安妮是否醒了。 睡垫已经掀起，上面没有人。安妮已经走了…… 维克托说，屋子里的人都还没起床，只能听到公鸡打鸣的声音。他起床，穿上鞋子和外套，走向门外。 太阳还没有升起，清晨寒冷寂静，天上还剩几颗星星，闪着微光。几千英尺下的山谷被云朵笼罩，只有这里，靠近山巅的这里，一切才那么明朗。 一开始，维克托没有丝毫担忧。他知道安妮现在已经可以照顾好自己，不会出什么差池，甚至做得比他更好。她不会傻傻去冒险。而且老人也说过这条路并不难走。不过，他心中有些受伤，因为安妮没有等他，她没有信守承诺，又与他分开登山。他不知道她已经领先多少，唯一能做的只有尽快跟上。 他回到房里，带上安妮忘带的口粮。他打算把两人的背包留在这里，等下山再来取，到时候盛情难却，他们可能还得在此留宿一夜。 准是他的动静吵醒了主人，老人突然从内室走出，站在他身后。他的视线落在安妮的空睡垫上，然后看向维克托，几乎是在质问他。 “我妻子先出发了，”维克托说，“我打算跟上她。” 老人的神色非常凝重。他走到开着的门边，站在那里，往山的方向望去。 “不该让她走的，”他说，“你不该同意。”他看上去非常忧愁，维克托说，他不停地摇头，喃喃自语。 “没事，”维克托说，“我应该很快就能跟上她，过了中午我们应该就会回到这里。” 他把手搭在老人的胳膊上，想让他安心。 “我怕现在已经来不及了，”老人说，“她会去找他们，一旦见到他们，她就不会回来了。” 他再次用了“萨切多特莎”这个词，提到萨切多特莎的力量。他的举止，他的忧虑，此刻也传递到维克托身上，令维克托也开始感到紧迫、害怕。 “你是说真理之山的山巅住着人吗？”他说，“有人会袭击她、伤害她吗？” 老人语速飞快，一股脑儿地说了好多，令人难辨其意。不，他说，萨切多特莎不会伤害她，他们不会伤害任何人，但是会吸纳她成为其中一员。安妮会去找他们，她无法控制住自己，他们的力量太过强大。老人说，二三十年前，他的女儿就去找他们了，从此他再也没有见过她。村里其他年轻女人，还有山谷里的女人，也都有被萨切多特莎召唤去的。她们一旦被召唤，就绝不会回头。从此，再也没人见过她们，再也没有。早在他父亲那一代，他父亲的父亲那一代，甚至更早，便已经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现在，没有人知晓萨切多特莎是何时来到真理之山的。在世之人无人见过他们。他们与世隔绝，住在岩壁之后。他们拥有一股力量，老人坚称是种魔力。“有人说他们的力量来自上天，有人则说来自魔鬼，”他说，“但我们不知道，我们无从得知。有谣言说，真理之山的萨切多特莎永远不会变老，他们永葆青春美丽，从月亮中汲取力量。他们崇拜月亮和太阳。” 维克托从他的胡话中听出了这些内容。他觉得这准是传说，是迷信。 老人摇头，看着山中的小道。“昨晚，我从她的眼神中看出来了，”他说，“我很担心。她的眼神和她们被召唤时一样。我之前见过。我女儿，还有其他人都是这样。” 这会儿，全家人都已醒来，一个接一个走进来。他们似乎察觉到发生了什么。那个年轻男人、女人，甚至孩子们，都忧心忡忡地看着维克托，眼里还流露出一种奇怪的同情。他说当时的气氛没让他警觉，倒是让他气愤，让他联想到猫、女巫的扫帚，还有十六世纪的巫术。 山谷中的云雾缓缓散开。天空投下柔和的晨光，照亮东方，照遍山野，预示着太阳的升起。 老人对年轻男人说了些什么，用拐杖指了指。 “我儿子会带你上山，”他说，“不过他只会陪你走一段，他不想走太远。” 维克托说，他出发时所有人的视线都集中在他身上，不仅是第一间屋子的这家人，村里其他人家也是。他知道紧闭的百叶窗后、半掩的房门边，有一双双眼睛在窥视。全村人都已醒来，他们又害怕又难以自拔，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他的向导并没有打算交谈。他走在前面，肩膀前倾，看着脚下的路。维克托觉得他只是听命于父亲才来为自己引路。 这条路崎岖多石，还有多处断裂，维克托判断这儿在过去应该是条河道，若下雨便无法通行。不过现在是盛夏，走起来并不困难。顺利爬了一小时后，植被、荆棘、灌木都已被他们甩在身后。山顶就在头顶上方，直指天际，左右劈开，像分开的手指。山顶的劈裂从山谷中，甚至从村庄那儿皆无法看出，远远望去，双子峰仿佛合二为一。 太阳随着他们的攀登也逐渐高升，此刻已放出万丈光芒。山峰东南面沐浴在阳光下，变成珊瑚色。巨大的云朵柔软卷曲，笼罩着脚下的世界。维克托的向导突然停下脚步，指着前方，那里有一块凸起的岩边，在陡峭的山脊边缘向南蜿蜒着，消失在视线范围内。 “真理之山，”他说完又重复一次，“真理之山。” 然后，他飞快转身，原路返回。 维克托在后面喊他，但他没有回答，甚至连头也没回。很快，他就不见了。维克托说，他别无选择，只能一个人继续向前，他顺着悬崖边缘的岩片走，相信安妮就在另一端等着他。 他爬了半小时才绕过突出的山肩。每走一步，他的不安便增加一分，因为山的南面极为陡峭，坡度急剧增加，很快便会寸步难行。 “然后，”维克托说，“我顺着一处隘谷走出，那里的山脊距离山顶只有三百英尺。这时，我看到了它。那是一座修道院，建在光秃秃的双峰之间。修道院四面被陡峭的岩壁环绕，岩壁足有千尺高，下方连着山脊，上方则除了天空与真理之山的双子峰，什么也没有。” 看来是真的。维克托没有失去理智。这个地方确实存在。没有发生意外。现在，他就在疗养院里，坐在瓦斯火炉边上的椅子中，诉说着真实发生过的事，而非经历悲剧后的臆想。 和我说完这么多话，他似乎变得很平静，紧绷的情绪已经平复，双手也不再颤抖。他的模样不再那么陌生，声音也平稳了许多。 “那一定已经存在了好几个世纪，”过了一会儿，他开口说，“天哪，谁知道要花多长时间，才能凿开那样的岩壁啊！我从未见过一个地方，是那么原始荒凉，却又莫名让人觉得异常美丽。它仿佛就悬在那儿，悬在高山与苍穹之间。岩壁上有许多狭长的裂缝，用来通风采光，但并非我们认知中窗户的样子。一座塔楼，面朝西方，立于陡峭的悬崖之上。巨大的岩壁围住整个地方，使它像堡垒一般坚不可摧。我看不到入口，也没有见到人影，什么也没有。我站在那里注视着，那些狭长的窗缝也注视着我。我什么也做不了，只能等在那里，等待安妮出现。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相信老人所说，我知道一定发生了什么。这里的居民从狭长的窗缝中看到了安妮，将她召唤去。现在，她已经和他们一起在里面。她一定看到我就站在岩壁之外，就要出来见我了。所以，我在那里等着，等了一整天……” 他的话语很简单，只是平淡的描述。任何一个丈夫或许都会这么做的，他们会等着旅途中冒险去会友的妻子归来。他在岩壁边坐下，过了一会儿吃了午餐。他看着笼罩山谷的云，时卷时舒，时聚时散；他看着盛夏的烈日，直射向裸露着的真理之山，直射向塔楼。狭长的窗缝，环绕的岩壁，它们纹丝不动，悄然无声。 “我在那里坐了一整天，”维克托说，“但她没有来。灼热的阳光让人睁不开眼，我不得不退回隘谷中。我躺在一块凸出岩石的阴影里，依然可以看到塔楼和窗缝。你我过去也感受过山里的沉静，但都无法同真理之山相比拟。 “时间慢慢过去，我仍在等待。天渐渐凉下来。我越来越不安，时间却跑得越来越快，一眨眼太阳就已西沉。岩面变了色，耀眼的光消失了，我开始恐慌。我走到岩壁边大声呼喊。我用手摸着岩壁，但找不到入口，什么也没有。我听到自己的回声，一遍又一遍传来。抬起头，我只能看到那些窗缝。我开始怀疑，怀疑老人说的故事，怀疑一切。这个地方根本不能居住，根本没人在此生活千年。很早以前人们建起这个地方，之后便荒废了。安妮从未来过这儿。她已经摔下悬崖，就在山路尽头狭窄的岩片那里，就在那个男人丢下我的地方。她肯定已经在爬到南面山肩前跌入深渊。其他走上这条路的女人，老人的女儿、山谷的女孩都是如此，她们全部都跌入深渊，从未到达岩面尽头，到达双子峰。” 如果维克托的声音还像一开始那样紧绷，随时都透露出崩溃的可能，那此刻的戛然而止也就不至于如此难熬。疗养院里的房间朴素，没有人情味。他坐在这里，身边的桌上每天都放着瓶瓶罐罐的药物，威格莫尔街上传来车流声。他的语调一成不变，毫无起伏，就像时钟走针的声音。如果现在他突然失控开始大叫，倒显得更加自然。 “但我不敢回去，”他说，“除非她来。我必须在岩壁下继续等待。云层向我聚拢过来，变成灰色。阴影渗进天空，预示着夜晚的到来，我对此再清楚不过。很快，岩面、岩壁、窗缝都变成金色。突然，太阳不见了，黄昏不再，寒冷袭来，夜晚降临。” 维克托告诉我，他彻夜未眠，靠着岩壁一直待到破晓。为了保暖，他只能来回走动。黎明到来时，他已冷得发麻，又因为饥饿，头也发晕。他只带了够他们俩吃到昨天中午的口粮。 理智告诉他，不能再这么等下去。他必须回到村里去取食物和水。如果可能的话，还要请那里的人和他一起搜救。太阳升起后，他不情不愿地离开岩面。四下依旧寂静无声，他确信岩壁后无人居住。 他往回走，绕过山肩，到了山路上，然后在晨雾中走向村庄。 维克托说，不出他所料，他们都在那里等他。老人站在家门口，身边还聚集着许多邻居，几乎都是男人和孩子。 维克托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妻子回来了吗？”从山顶下来的路上，他突然又心怀希望，觉得她或许没有走这条路，而是从另一条路上去，现在已经回到村里。但是，当他看到他们的脸庞时，希望就落空了。 “她不会回来了，”老人说，“我们之前就告诉过你。她已经去真理之山找他们了。” 维克托理智尚存，知道得先要到食物和水，再和他们争论不迟。他们给了他食物和水，站在他身边，怜悯地看着他。维克托说，看到安妮的背包、睡垫、水壶和小刀时，他痛苦万分，这些随身物件她都没有带去。 他吃完后，他们还继续站着，等着他开口。他把一切都告诉老人，告诉他自己如何等了一天一夜，告诉他真理之山岩面的窗缝中没有透出一丝声响，周遭杳无人烟。老人时不时将他的话翻译给邻居们听。 维克托说完后，老人开口了。 “就是我说的那样，你妻子在那里，和他们在一起。” 维克托的理智瞬间支离破碎，大声咆哮起来。 “她怎么可能在那里？那个地方没有活人。死了。空了。已经死了好几个世纪。” 老人倾身向前，把手放在维克托肩膀上：“没有死。你说的话之前很多人也说过。他们和你一样，也去那里等过。二十五年前，我也做过同样的事。这个人是我的邻居，多年前，他的妻子也被召唤去。于是他等了三个月，日盼夜盼，也没能把她盼回来。被真理之山召唤去的人，都不会再回来。” 那她就是摔下悬崖死了，就是这样。维克托坚持自己的看法，求他们和他一起去搜寻尸体。 老人同情地轻轻摇头。“过去我们也这么做过，”他说，“和我们一起去的人里，有一些有丰富的经验，他们熟悉这座山的每一寸土壤，他们甚至走下山的南面，走到大冰川的边缘，过了那里无人能够生还，但是我们依然找不到尸体。被召唤走的女人没有摔下悬崖，她们不在那里。她们和萨切多特莎在一起，在真理之山上。” 维克托说，他绝望了。再争辩下去也没有意义。他知道自己必须走下山谷去求助，如果那里也没有人愿意帮忙，他就去更远的地方，去这个国家里他比较熟悉的地方，在那里他可以找到向导，他们会愿意与他同往。 “我妻子的尸体就在这座山的某个地方，”他说，“我必须找到。如果你们不帮我，我就去找别人。” 老人回过头，叫出一个名字。从一小群沉默的围观者中，走出一个大概九岁的小女孩。老人把手放在她头上。 “这个孩子，”他说，“曾经见过萨切多特莎，也和他们说过话。过去也有其他孩子见过。他们很少现身，若现身也只在孩子面前。她会告诉你她看到了什么。” 孩子的目光直视维克托，开始吟诵起来，嗓音尖锐，声调起伏。他说，他可以看出来，这个故事她已经和相同的听众反复说过很多遍，已经像一首圣歌、一篇课文一样，烂熟于心。她说的是方言，维克托一个字也听不明白。 她说完后，老人开始翻译。因为过于熟悉，他也用同样的声调，和刚刚那个孩子一样开始吟诵。 “当时，我和伙伴们一起在真理之山上。天上下起暴雨，我的伙伴们都跑开了。我走着走着便迷了路，来到一个地方，那里有岩壁，有窗户。我很害怕，就哭了起来。她从岩壁里走出来，又高挑又美丽，和她在一起的另一个人也是年轻貌美。她们安慰我。我听到塔楼上传来歌声，想和她们一起走进岩壁中，但她们告诉我不能进去，要等我到了十三岁，才可以回来和她们一起生活。她们穿着及膝白衣，露出胳膊和腿，头发很短。她们的美丽远胜这世间所有人。她们带我走下真理之山，走到我认识的小路上，然后就离开了。这就是我知道的一切。” 吟诵完毕，老人看着维克托的脸。维克托说，孩子话中传递出的信念感令他震撼。他觉得这个孩子显然是做了个梦，却把梦当作现实。 “很抱歉，”他对老人说，“我没法相信这个孩子说的故事。这只是想象。” 老人再次叫到孩子的名字，和她说了几句话，她便立刻跑出房子，不见了。 “他们给了她一条石头腰带，”老人说，“她父母担心有邪灵，便将它锁起来。现在她去拿来给你看。” 过了一会儿，孩子回来了。她往维克托手里放了一条腰带，腰带很小，刚好够绕住细细的腰，或者绕在脖子上。上面的石头看起来像石英，经过手工切割成型，一颗颗嵌在带子表面的凹槽中。腰带做工细致，甚至可以说是精美。这不是出自农民之手，不是他们为了打发冬夜时光而粗制滥造出来的。维克托默默地将腰带还给孩子。 “这可能是她从山里捡回来的。”他说。 “这不是我们的作风，”老人回答，“山谷里的人也不会这么做，甚至在这个国家我去过的城市里，也不会有人如此。是有人把腰带给了这个孩子，就像她刚刚说的，是住在真理之山的人给她的。” 维克托知道没必要再争论下去。他们太固执，他们的迷信有悖于世间常理。他问老人是否可以再留宿一夜。 “欢迎你留下，”老人说，“直到你明白真相。” 邻居们一个个离开，这里又恢复了往常的平静，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维克托再次出门，这次他往北面的山肩走去。没走多久，他就发现，在缺乏装备又没有登山好手帮助的情况下，此处的山脊根本无法攀登。如果安妮从这里往上爬，就必死无疑。 他回到村里。村庄位于东边的山坡，这时太阳已经下山。他走进客厅，看到晚餐已为他准备好，睡垫也已铺在炉边。 他太疲倦了，吃不下东西，倒在睡垫上就睡着了。第二天，他早早起来，再度登上真理之山。他在那儿坐了一整天，盯着窗缝，等待着。太阳炙烤着岩面，几小时后西沉。没有一丝声响，没有人出现。 他想起那个日复一日来此等待了三个月的村民，好奇自己的忍耐极限是多久，是否能像他那般坚毅。 第三天，中午时分，日头毒辣，他再也无法忍受热浪，便走进隘谷，躺在突出的岩石下，那里的阴影带来了一方凉爽。由于视觉疲劳，再加上充斥全身的绝望，他疲倦地睡着了。 突然，他惊醒过来。手表指针指向五点，隘谷中已经变冷。他爬了出来，望向岩面。夕阳余晖下的岩面一片金黄。然后，他看到了她。她站在岩壁下，脚下只有方寸之地，往下便是千尺深渊。 她站在那里，看着他。他一边向她跑去，一边呼喊：“安妮……安妮……”他说他听到自己在抽泣，觉得心脏就要爆裂。 靠近后，他发现自己过不去。深渊将他们分隔。他们之间的距离不过数尺，他却无法碰触到她。 “我站在原地注视她，”维克托说，“我无法说话，仿佛被什么东西噎住。我的泪水滚落在面庞。我哭喊着。我本来已经相信她死了，相信她跌落悬崖，但现在她就活生生地站在那里。我说不出话。我想问她：‘发生什么了？你去哪里了？’但是依然说不出来。我看着她，瞬间就对老人和孩子说的话深信不疑。尽管可怕，尽管盲目，但我知道那不是想象，不是迷信。虽然我只看到安妮一人，但这个地方霎时间活了过来。那些窗缝后有无数双眼睛正在俯视我。我可以感受到他们就在附近，就在那岩壁之后。一切都那么诡异、可怖、真实。” 维克托的声音再次紧张起来，手也开始颤抖。他拿起一杯水，焦渴难耐地喝下。 “她穿的不是自己的衣服，”他说，“而是一身类似裙子的及膝长袍，缠着石头腰带，和那个孩子给我看的一样。她没穿鞋，露着胳膊。最让我惊恐的是她的头发剪得非常短，像你我这么短，这让她变得和以前不同，看起来更年轻，但某种程度上，也让她看起来极其严肃。这时，她开始对我说话。她的声音一如往常，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我希望你回家去，亲爱的维克托，不要再为我担心。’” 维克托告诉我一开始他几乎无法相信，她竟然可以站在那里和他说这番话。这让他想起所谓的灵媒，能够让人与亲人的亡魂对话。他几乎无法相信，不敢回答。他想，或许她已被催眠，言不由衷。 “为什么要我回家？”他的语气很温柔，不想扰乱她或许已被摧毁的心智。 “只能如此。”她回答。然后，她微笑，看起来很正常，很幸福，仿佛他们正在家里商量计划。“亲爱的，我没事，”她说，“我没有发疯，也没有被催眠，没有经历一切你所想象的事情。村里的人吓到你了，我可以理解。这个存在比大多数人类都更强大。但我一直都知道它就在世界的某个地方。这么多年，我一直在等待。我知道当人们遁入空门时，他们的亲人们都会痛苦不堪，但他们会渐渐适应。我希望你也如此，维克托，拜托你。我希望你如此，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你理解。” 她非常冷静、平和，微笑着低头看他。 “你是说，”他说，“你想要一辈子待在这个地方？” “是的，”她说，“我的尘缘已经了结。你必须相信这一点。我想要你回家去，继续从前的生活，打理房产与土地。如果你爱上什么人，就和她结婚，去过幸福的生活。亲爱的，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爱、善良和奉献，我祝福你。如果我死了，你定会希望我能平和地在天堂生活。这里，对我来说，就是天堂。如果要我从真理之山离开，回到尘世，那我宁愿现在就跳下去，跳下这千尺深渊。” 维克托说他一直注视着她，她周身散发出前所未见的光芒，哪怕在他们最幸福的时候也未曾如此。 “你和我，”他对我说，“都读过《圣经》中的主显圣容，我只能用这个词来形容她的面容。我没有发疯，也并非出于感情之故，她确实就是那样。一个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东西选中了她。恳求无用，强迫也不可能，安妮宁愿纵身一跃，也不愿再回归尘世。我无力改变。” 他说他自知无能为力，深深的无助感压垮了他。他和她似乎站在码头，而她正准备登上一艘不知开往何方的轮船。轮船启程的号角声就要响起，提醒他再过几分钟，舷梯将收起，她必须出发。 他问她在这里是否吃得饱、穿得暖，如果她生病，是否有地方可以治疗。他想知道她是否需要什么东西。她微笑着，说岩壁里有她此生需要的一切。 他对她说：“我每年的此时都会回来这里，唤你回去。我永远不会忘记。” 她说：“如果你这么做，就像年年在坟前祭花，只会让你更难过。我希望你远离这里。” “我无法远离，”他说，“知道你就在岩壁之后，我怎么能远离？” “我无法再出来见你，”她说，“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相见。但是，记住，我永远都会是现在的样子。这是信仰的一部分。请记住我现在的样子。” 然后，维克托说，她让他离开。他若不离开，她便无法回到岩壁中。太阳低沉，岩面已笼在阴影之中。 维克托久久地盯着安妮，然后他转身背对站在岩石边缘的她，一路走回隘谷，自始至终没有回头。到了隘谷中，他等了一会儿，然后再次看向岩面。安妮已经不在那里，只留下岩壁与窗缝，以及尚未陷入阴影之中的双子峰。 我每天都花半小时去疗养院探望维克托。他日渐精神，恢复得越来越像原来的自己。我和照看他的医生、女护士长和护工都聊过，他们说他没有精神失常，只是受到严重惊吓，导致精神崩溃。我们的见面交谈对他的恢复大有裨益。两周后，他便康复出院，与我一起住在威斯敏斯特。 在那些个秋夜里，我们一遍遍地回顾发生的一切。我向他提了更多更细致的问题。他否认安妮之前有过任何不正常的表现。他们的婚姻很幸福、很正常。他也认为她的清心寡欲和斯巴达式的生活方式很罕见，但不至于让他觉得有什么特别，那就是安妮的性格。我告诉他，我曾看到她赤脚站在花园结了霜的草地上。是的，他说，那是她会做的事。但他尊重她的严谨挑剔、沉默寡言，从不干涉。 我问他对安妮婚前的生活了解多少。他告诉我他知之甚少。她从小父母双亡，由威尔士的姨母抚养成人。出身背景没有什么古怪，也没有什么不可外扬的家丑，不管怎么看，她的成长都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 “没用的，”维克托说，“你无法解释安妮为何会这么做。她就是她，独一无二。就像你无法解释为何有人出生普通，却突然成为风靡一时的音乐家、诗人，或是成为圣人。他们就是出现了，无法解释。遇见她，我仿佛进入天堂，失去她，我如同坠入地狱。不过，我要活下去，这是她的期望。每年，我都会回到真理之山去。” 他的生活被彻底击溃，但他却安之若素，这令我震惊。若是我经历了那样的悲剧，恐怕无法走出绝望。在山里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组织，在几天时间内，就控制了一个充满智慧与个性的女人，这真是骇人听闻。若是无知农妇受到蛊惑，误入歧途，她们的亲人因为迷信，只好袖手旁观，那姑且能够理解。但我们不能这样。我把想法告诉维克托。我告诉他可以通过大使馆与那个国家的政府取得联系，在我国政府的支持下，在他们国家展开调查，让媒体报道。我告诉他我已准备好实施计划。我们生活在二十世纪，不是中世纪。像真理之山这样的存在是不被允许的。我会让大家群情激愤，从而在国际上造成影响。 “但是为什么呢，”维克托静静地说，“目的是什么？” “把安妮带回来，”我说，“也放了其他人，不再让任何人妻离子散。” “没办法的，”维克托说，“我们不可能到处拆毁修道院。全世界有好几百座。” “那不一样，”我辩道，“那些修道院是合理的组织，已经存在好几个世纪。” “我想，真理之山也非常有可能是这样。” “他们怎么生活，怎么吃东西，病了死了又怎么办？” “我不知道。我尽量不去想这些。我只知道安妮说自己找到了毕生所求，她很幸福。我不会去毁掉那种幸福。” 然后，他看着我，半糊涂半清醒地说：“真奇怪，你竟然会说出刚刚那番话。按理说，你应该比我更明白安妮的感受。我们两人中，一直都是你充满登山热。过去一起登山时，你总会沉醉其中，对我吟诵诗句——尘世太喧嚣，过去与今朝，索取又挥霍，力量皆尽抛。” 我记得我起身走向窗边，望着堤岸边雾茫茫的街道。我没有说话。他的言语深深触动了我。我无法回答。我知道，在内心深处，我之所以憎恨真理之山的传说，想让那个地方毁灭，是因为安妮找到了她所追求的真理，而我还没有…… 我与维克托的这场交谈，即便不是我们友谊的断点，至少也是个转折点。我们都走到了人生中点。他回到什罗普郡后不久，便来信告诉我，说自己打算把房产过户给一个还在上学的侄子，接下来几年打算让侄子在假期里与他同住，熟悉熟悉这个地方。再往后，他也不知道要做什么。他不打算做安排。当时，我自己的未来也充满变数。因为工作需要，我得去美国住上两年。 之后一年，世界的稳定被打破。那是一九一四年。 维克托是最早去参军的。或许他觉得这就是他所寻找的答案，或许他觉得自己会战死沙场。我结束美国的工作后，才效仿他的做法。然而，这显然不是我所寻找的答案。在部队度过的每一刻都让我感到厌恶。整个战争时期，我都没有见过维克托。我们没在同一处作战，甚至连休假也没有见上一面。但是，我收到过他的一封信，信上的内容是： 尽管发生了这么多事，我依然遵循自己的承诺，每年都去真理之山。我住在村里那位老人的家中，第二天便爬上山顶。那里一如过去，一片死寂。我在岩壁下给安妮留了封信，然后就在那里坐上一整天，看着那个地方，感受她就在身边。我知道她不会出现。第二天，我再次前往，欣喜若狂地看到她给我的回信。如果那算得上一封信的话。那是一块刻了字的石板，我想这应该是他们唯一的沟通方式。她说她很好，很健康，很幸福。她祝福我，也祝福你。她让我再也不要为她担忧。就这么多。就像我在疗养院里和你说的那样，这仿佛是与亡魂的对话。收到这封信，我必须，也的确感到心满意足。如果我没有战死，我可能会去那个国家找个地方生活，这样就能离她近点儿。即便再也无法见到她或听到她的声音，但每年能收到刻在石头上的只言片语，我也心甘情愿。 祝你好运，老朋友。不知道你在何方。 维克托 停战后，我退伍了。回归正常生活后，我马上开始打听维克托的下落。我往他什罗普郡的家中寄信，收到他侄子客气的回信。他的侄子已经接手那里的房子和土地。维克托负伤了，但不严重。他已经离开英格兰，去了国外，不是意大利就是西班牙，他侄子也不太确定。但他相信叔叔已经决定永远住在那里。如果他听说了什么消息，会告诉我。然而，之后便再无消息。至于我自己，因为不喜欢战后的伦敦和那里的人，于是与家乡做出了断，移居美国。 之后二十年，我再也没有见过维克托。 我们的重逢并非偶然，我很确信，重逢是命中注定。在我看来，人生就像一叠纸牌，我们此生的邂逅与所爱，都在一次次洗牌中与我们交会。同样花色的我们，都被命运操纵在手中。游戏开始，丢牌，传牌。五十五岁那年，我重返欧洲，那是二战之前的两三年。是什么契机让我回去并不重要，总之，我回到了欧洲。 我从一国首都飞往另一国首都时——这两处地名并不重要——飞机迫降在荒凉的山中，所幸无人罹难。整整两天，机组人员、乘客，包括我自己，都无法与外界取得联系。我们在部分损毁的机身边上搭起帐篷，等待救援。这次事故登上了世界各地报纸的头条，连着几日，所占版面比战火一触即发的欧洲局势还要大。 那四十八小时并不难熬。好在飞机上没有妇女儿童，因此我们这些男人能够保持乐观的心情，等待救援。我们充满信心，相信要不了多久就会得救。迫降之前，无线电尚能正常运作，操作员已将我们所在的位置发出。所以，我们只需要做好保暖，耐心等待。 我在欧洲的任务已经完成，美国那边应该也没有什么要紧事。这次迫降着实奇特，因为我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多年前会让我热血沸腾的地方。我久居城市，早已习惯舒适。美国生活的高强度、快节奏、生命力，新世界让人无法喘息的能量，让我忘了与旧时光仍未斩断的联结。 我看着周围的荒凉与壮丽，明白了自己这么多年缺失的是什么。我忘记身边的人，忘记残缺的灰色机身，也忘记自己花白的头发、笨重的身躯，忘记五十五年来的负担。在这经历了几个世纪的荒野中，时光错乱。我又变回少年，满怀希望与激情，找寻对永恒的回答，而那答案就明明白白地等在远处的山巅上。我伫立在那里，穿着与此情此景不协调的城市着装，血液中重新燃起登山热。 我想远离机身残骸，远离那些消瘦苍白的面孔，忘记过去的蹉跎岁月。我想抛开一切，让再度苏醒的少年攀上高峰，登上荣耀。我知道在高山上的感觉。那里的空气更加冷冽刺骨，周遭更加沉寂。我曾体验过触碰冰面时那奇怪的灼烧感，也曾感受过阳光渗入皮肤的穿透力，经历过一脚踩空，差点儿从狭窄的悬崖边跌落，手里紧紧抓着绳索，心脏漏跳一拍的惊心动魄。 我仰头凝视所爱的山峰，觉得自己是个叛徒，为了世俗享乐与安逸而背叛了它们。等我和飞机上的人获救后，我要弥补失去的时光。我不需要赶回美国，可以留在欧洲度个假，再次攀登高山。我会做好准备，买来合适的衣服和装备。做出这个决定后，我感到轻松，不再为世间纷扰所羁绊，一切似乎都不再重要。我回到人群中，钻进帐篷，和大家一起有说有笑，度过等待救援的时光。 第二天，我们得救了。黎明时分，当我们看到百尺高空上的飞机时，便知道自己得救了。搜救队伍中有真正的登山好手和向导，都是些粗汉，但很可亲。他们带来了衣物、食物和工具。他们坦言，带来的东西竟然都能派上用场，令他们非常吃惊，因为他们原以为我们无人生还。 在他们的带领下，我们缓缓下山，第二天才到达山谷。到达前夜，我们睡在大山脊北面。望着残缺飞机边上的高山，我觉得它似乎遥不可及、无法攀登。天亮后，我们再度启程，那日天朗气清，脚下的山谷尽收眼底。山的东面很陡峭，据我判断，人应该无法通行，一路向上连接着白雪皑皑的单峰，或许是双峰，直冲天际，就像攥紧拳头而发白的指节。 开始下山时，我向救援队队长询问：“我年轻时常常登山，但从来没有来过这个国家。来这里登山的人多吗？” 他摇头，告诉我这里条件恶劣。他和同伴是从别处过来的。这里东边山谷中的居民落后无知，也没什么设备可以供游客或外人使用。如果我想爬山，他可以带我去别处，在那里有人可以为我提供帮助。不过，现在这个时节登山，已经太晚。 我继续望向东边的山脊，那么远，那么美。 “东边的双峰，”我说，“叫什么名字？” 他答道：“真理之山。” 这下，我知道是什么把我带来欧洲了…… 在飞机迫降处二十英里外的小镇，我和同行的人分开。他们坐车前往最近的火车站，前往文明世界，而我留了下来。我在一家小旅馆里订了个房间，把行李寄存在那里。我买来结实的靴子、一条马裤、一件坎肩、几件衬衣，便离开小镇，前往山里。 正如向导所言，这个时节登山确实太晚了，但我并不在意。我只身一人，再次开始攀登。我都忘了独处是如此治愈人心。过去的力量重新注入双腿和肺部，冷冽的空气钻进身体每一个毛孔中。五十五岁的我几乎想要放声大笑。人间的纷扰与压力、不安与焦躁，城市的灯光和枯燥的气息，都随风而去。我之前肯定是疯了，才能忍受那一切如此之久。 我兴奋不已地到达真理之山东面的山谷。这个地方没怎么变，和当年维克托描述的差不多。小镇又小又原始，住在这里的人都死气沉沉，不苟言笑。我看到一家旅馆——事实上，那潦倒的样子几乎不能称为旅馆——上前询问能否住一晚。 店家很冷漠，但也不算无礼。我是这里唯一的客人。在集吧台和餐桌于一体的桌上吃过晚餐后，我问吧台后的店家去真理之山的路是否还能通行。他正喝着我递给他的酒，对我并不感兴趣。 “我想应该可以吧，至少能走到村庄那里。过了村庄我就不知道了。”他说。 “你们和村庄那儿的人有来往吗？” “偶尔。或许吧。这个时节没有。”他回答。 “你们这里来过游客吗？” “几乎没有。他们一般去北边，那儿条件好些。” “村庄里有没有什么可以过夜的地方？” “不知道。” 我顿了一会儿，看着他拉长的脸。接着，我说：“那萨切多特莎还住在真理之山上吗？” 他突然一惊，目光完全落在我身上，身体靠在吧台上，说：“你到底是什么人？你知道些什么？” “所以，他们还存在？”我说。 他一脸怀疑地看着我。过去二十年，他们的国家遭遇变故，充斥暴力、革命，父子间亦反目成仇。这个角落虽然如此偏远，但是想必也受到了冲击。或许正因如此，他们才这么保守。 “有一些传闻，”他缓缓地说，“我不想掺和这样的事。很危险，总有一天会给人惹出麻烦。” “给谁惹出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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