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猎人笔记
[book_author]屠格涅夫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265384
[book_dec]著名小说《猎人笔记》是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优秀作品之一。全书共25个短篇,自1847年起在俄国进步刊物《现代人》上陆续发表。小说以俄罗斯中部地区的自然景色为衬托,以农民与地主的生活为主要内容,广泛深入地描绘了19世纪中叶俄国农村的习俗风貌,展示了在罪恶的农奴制度下人民苦难的生活图景。作品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勤劳淳朴、心地善良、聪明能干的农奴形象,如善于营生的霍尔和对大自然有高度审美感的卡里纳奇(《霍尔与卡里纳奇》);无师自通的天才歌手雅可夫(《歌唱者》);热情真挚,品德高尚的农家女阿库丽(《幽会》),等等,同时也描绘出一幅幅逼真的地主贵族肖像,其中有刚愎自用,骄横专制,奢华无度的彼得·伊里奇伯爵(《莓泉》);被别林斯基称之为“举止温文尔雅的恶棍”宾诺奇金(《总管》)等。小说文字流畅而富有音乐性,其充满诗意的笔调,精确地再现了恬静优美的俄罗斯风光,表现出浓厚的抒情色彩。作品发表之初,其强烈的反农奴制倾向及温和的人道主义思想,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密切注视,当时的进步思想界称其是对农奴制的“一阵猛烈的炮火”,是“一部点燃火种的书”。作品成集出版后引起了沙皇政府和地主贵族的极大恐慌和仇视,作者因此而被沙皇放逐。继《猎人笔记》之后,屠格涅夫除写了许多诗歌,剧本,散文和书简外,还创作了《罗亭》、《贵族之家》、《前夜》、《父与子》等多部著名长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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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_title]伟大的抒情作家屠格涅夫
王守仁
潮来潮去,如今高品位的文学作品,古今中外的经典名著,又受到读者的青睐,甚至成为案头书。这是一种可喜的变化,说明任凭“沉渣”怎样泛起,都挡不住璞玉和珍珠的晶莹光辉。
大致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中国读者便熟悉一系列俄国作家的名字了: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蒲宁……其中,对世界文学作出杰出贡献的屠格涅夫,从二十世纪初至今,可说已赢得一代又一代中国读者的喜爱,其作品在中国的传播十分广泛。
综观世界文学发展史,可以看到,先前不太为人注意的俄国文学,十九世纪一下子令世人刮目相看,其成就和影响堪称世界文学史上的奇迹了。而就世界范围来说,如果不是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坛涌现出这样一批优秀作家,俄罗斯文学是根本无法与欧洲其他国家的文学相提并论的。在俄罗斯文学跻身于欧洲文学之林的过程中,这批俄罗斯作家各自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其中屠格涅夫更是功不可没。
在俄罗斯文学发展史上,屠格涅夫占有独特的重要位置,这大概应该归功于他的艺术成就:无论是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还是中篇小说和散文诗,他都显示出超凡的艺术功力,受到俄罗斯国内外读者的称赞和敬佩。
伊·谢·屠格涅夫(1818-1883)出生于破落贵族家庭,在奥廖尔省的斯帕斯科耶·鲁托维诺沃村的地主庄园度过童年。他亲眼目睹过农奴制生活的不合理和残暴,决心不步上层社会的后尘,走在生活面前“人人平等”的道路。少年时便精通法语、英语和德语,十五岁便考入莫斯科大学,后转入彼得堡大学,1836年毕业于该校文史系,1838年去柏林大学攻读哲学和古典语文学,对黑格尔的思想体系做过深入的研究,1841年回到莫斯科。起初,人们本以为这位善于思考深层次问题的学者会走哲学家之路,然而后来他却成为一位引起整个俄罗斯乃至整个欧洲都注目的抒情作家。伟大的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的作品,抒情而又富有哲理,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广为流传,脍炙人口,被公认为“世界文学宝库里的珍品”实属必然,当之无愧。
屠格涅夫以抒写人性人情、歌颂真善美为特点,其优美的语言、精湛的艺术技巧和感染力早已被世界公认。我们从屠格涅夫的作品里可以看出,作者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心理学家。叙述与剖析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似乎是作家选取和遵循的基本创作手法之一。屠格涅夫尤其在对人物心理的分析,在塑造女性形象方面,对丰富世界文学宝库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屠格涅夫心理描写的特点在于“心灵历程”的再现,在于人物灵魂的透视。这是一种清新的风格。在长篇小说《烟》中,心理描写已到达意识的深处,甚至可说触及到潜意识范畴。
就篇幅来说,屠格涅夫的六部长篇小说都比较简短,相当于中篇小说,原因之一是作者往往采用插叙的艺术手法,精练、紧凑地交代主人公的身世背景及其性格形成的周围环境。在长篇和中篇小说中,哲理性的抒情有时又起到了对情节发展承上启下的作用,从而使作品更为简练。
十九世纪的俄国,处在寻求革命道路的时期,人们评价作家作品时基本上都重“革命意义”,看其对社会变革起怎样的推动作用,不消说,这很自然,也是可以理解的。二十世纪的俄国基本上处在重革命和重对抗的时期,对作家作品的评价自然更是重“革命现实意义”了。如今的世界,经过大动荡、大变革之后,人类渴望和平、平等和相互尊重,对话与竞赛成为主导潮流。在这种形势之下,人们更看到了世界性经典作家作品的艺术魅力,原来那里汇聚的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和永恒的真理,是供精神上畅游和观赏的琼楼玉阁、心灵崇高与美的世界。然而,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有的批评家仍然以政治划线,一谈到现实主义作家或者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就强调其革命性及其作品的革命现实意义,仿佛他们笔下所反映所流露的都是“愤怒”“反抗”“呼声”似的,仿佛他们都是在揭露“社会的丑恶”“人民的悲剧”似的。这不能不说是由于“时代的局限”而形成的一种误解。不少作家所注重的就是艺术本身,他们往往站得更高一层,更超脱一些,更有预见性,或者说,看得更远一些。他们知道,社会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任何作家个人的影响都是微不足道的。然而,反映真善美、崇高精神、纯洁感情的文艺作品却是永葆青春的。这一点他们深信不疑。像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作家与什么“呼吁”人们去改变现实这类政治性的创作活动根本毫无关系。他们的创作基点是立足于人和人类,立足于人性和人道主义,立足于对“永恒的真理”和人的内心世界的反映。如果一味在政治上“拔高”屠格涅夫,强调其作品的“革命的”政治意义,仿佛屠格涅夫是文艺战线上的一位“斗士”,那恰恰背离了屠氏的创作意图,必然引起屠氏的不满甚至愤怒。历史事实正是如此。其实,屠格涅夫的创作一生都是在探索自然世界和人的情感世界,亦即人类“永恒的问题”。屠氏的作品,早已被公认为经典作品,我们不能沿用过去那种政治化的评论标准去鉴赏他的什么“时代性”和“思想性”,而最好回到作者创作的立足点——艺术性的高度。其实,真正有价值的作品,其艺术性怎能不包括思想性?人为地把两者割裂开来,实在说也是一个悲剧。屠格涅夫是一位超越历史时空的人道主义作家。在文学创作领域里,屠格涅夫追求的是艺术功力。屠格涅夫所写的都是极其平常的生活、个人的命运,硬是从中挖掘社会的政治的意义,似乎有点牵强附会。至于“社会生活”“社会历史”,那自有历史学家去精心研究和记述,而小说主人公“心灵的历史”是永远也不会令人们产生枯燥乏味之感的。读屠格涅夫的作品,不会产生“虚构”或“离奇”之感,这是因为屠氏的作品基本上都是“客观真实”和“内心真实”的反映,故事情节的进展也都十分自然,没有半点违背“情理”之处。
从1847年随笔《霍里和卡利内奇》发表到1852年单行本《猎人笔记》问世之后,屠格涅夫便被公认为俄罗斯的一流作家了。十九世纪以前,俄罗斯仅仅是一个“农民国家”,屠格涅夫首先在描写农民不幸命运的同时,突出表现了他们的心灵美和道德美的精神世界,赞美了他们的纯朴、善良和富有同情心的天性。作为一个人道主义作家,屠格涅夫早期作品对农民内心世界的描写,旨在展示普通小人物的聪明才智和丰富的生活情感世界,以期唤起庄园主的“平等”对待,并非像当时评论界上纲那样,仿佛是对农奴制的“猛烈炮火”,是“点燃火种”,所以我们不能因为屠格涅夫作品中有对贵族阶级阴暗面的暴露而就认为他是在号召革命似的。遗憾的是,不少评论界人士所遵循的是逻辑推理的原则,甚至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硬把自己愿意看到的东西强加在作者及其作品身上。我们不愿意做这样的分析去“引导”或者说“误导”读者,我们充分相信读者有自己的阅读和欣赏水平与能力,否则屠氏的作品也就不会深受读者的喜爱和欢迎。
与此同时,屠格涅夫又以猎人那敏锐的眼睛观察和描绘大自然。他笔下的俄罗斯风景无不充满诗情画意,令人赏心悦目。《猎人笔记》描绘了俄罗斯中部地区大自然的绚丽多姿和芳香四溢,小至露珠、篝火、野花,大至朝霞、草原、湖水,无不动中有静、静中有动,令人心旷神怡,仿佛自己就置身于其中……屠格涅夫对大自然风景的描写,常常是为了衬托、突出人物的心理和情绪的变化,离不开浓郁的抒情。所谓“触景生情”和“情景交融”,在屠格涅夫那里,可说是极其典型的。屠格涅夫对风景的描写,令列夫·托尔斯泰叹佩不已,认为屠氏之后的作家是无论如何也超越不了的。
在屠格涅夫的笔下,“永恒的主题”闪耀着璀璨的光辉,这光辉似乎会透过时空的限制而使其小说作品成为“永恒”。所谓“永恒的主题”也包括人类社会乃至整个大自然的必然性和规律性,其中包括新与旧的矛盾和冲突,新与旧的交替,等等。我们认为,屠格涅夫正是站在“全人类”的高度去从事“永恒的主题”的创作的,因而他的作品的人道主义精神、人性、神圣的情感对各国读者来说,都是具有艺术魅力并能够引起共鸣的。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永恒的主题”被视为“纯艺术”范畴,成为贬义的东西。其实,艺术本身就包含着思想性,根本不存在没有思想性的艺术。人为地把思想性与艺术性割裂开来,至少是对艺术的一种误解,是降低了对艺术品的要求,旨在追求直接为政治服务的目的。殊不知艺术本身自有其独自的内在规律,“永恒的主题”是不受时代和社会的影响的。“永恒的主题”的艺术品,归根结底,乃是人的情感及其历程的结晶,而崇高的、神圣的情感本身就体现出能够陶冶人的情操的高尚思想性。屠格涅夫的作品正是以“永恒的主题”为基本题材。过去被指摘为“纯艺术”的典型作品,如今看来恰恰是人们最为重视的经典作品。当读者津津有味地阅读一部优秀作品时,被其感染,根本没有再去思考什么作者的“世界观”“阶级烙印”“时代局限”等问题,那都是评论界的推论和分析,而这恰恰是大多数作家所不以为然的。只有站在预言家的高度,或者“远距离”才能看清时代生活的大事。还是“最具俄罗斯特色的抒情诗人”叶赛宁说得对:“脸贴近脸,面目难辨,大事远距离才看得清。”列夫·托尔斯泰在事隔半个多世纪之后才“理清”了并描绘出第一次伟大卫国战争时期的宏伟“时代画卷”。
抒情而又带有淡淡的忧伤是屠格涅夫作品的重要特点之一。这跟作家本人的精神气质和人生道路几乎是一致的。屠格涅夫一生没有结婚,在爱情方面,他只有精神上的追求。就整体来说,屠格涅夫的作品无论艺术形象还是故事情节,都贯穿着抒情与哲理的融合。那抒情有如涓涓的溪水,流进人的心田,哲理则有如看不见的钥匙启迪人的思想。这就是屠格涅夫作品的艺术魅力所在。在屠格涅夫的作品里,爱情是纯洁无比的,是神圣和崇高的,甚至可以说是检验人的灵魂的试金石,是展示人物性格的棱镜,是促使人物行动的原推力。屠格涅夫笔下的正面人物,几乎都具有为纯洁爱情而献身的崇高精神。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对纯洁、真挚、高尚爱情的赞颂乃是屠格涅夫全部创作的抒情基调。可以说,这个书系有助于读者全面、整体了解屠格涅夫的一生及其文学创作,了解俄罗斯大自然的美和女性内心世界的美。这是作家对美好心灵的赞美。作家在描绘女主人公的外表时,往往并不刻意为其“增添”姿色,而主要是以细腻的笔触去描写女主人公的内心和灵魂的深处。从艺术方法和艺术手法的角度来说,打开屠格涅夫的每一篇作品,都有可资借鉴的意义,而从一般阅读欣赏的角度来说,屠格涅夫的小说也好,散文诗也好,无不给人带来崇高的艺术享受。
屠格涅夫的真诚和伟大,还在于他立足点高,超越阶级属性,客观地展示了贵族阶级必然没落的趋势和结果。在屠格涅夫笔下,人们仿佛看到:自然界也好,人类社会也罢,都是“旧的衰朽死亡,新的要诞生、发展”。这是客观真理,这真理永恒。作家有意识地反映时代和现实生活固然是需要的,而无意识地或者说间接地反映时代和现实生活的作品,并不见得比前者差些,相反,有时甚至更高明些。正如屠格涅夫自己所认为的那样,他不是以描写客观现实为指导原则的自然主义者,而是一个“超现实主义”者,所以我们不能过分强调他作品的社会的政治的内容,而首先应看到的是作者主观上所要表达的东西,其中首先包括作品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和大自然的风景情状。
对中国读者来说,尤其是对中国知识分子读者来说,屠格涅夫的作品似乎更为亲切。这位俄罗斯作家,是在一百多年以前所写的作品,仿佛打破了时空的间距,呈现在今天的世界读者面前,其主人公的精神生活,憧憬与追求,似乎就是每个读者所熟悉的,甚至是亲身经历的。大概这也是屠格涅夫作品艺术魅力的一个方面。在俄罗斯,可说从十九世纪开始,文学批评界便把作家的世界观及其作品本身的矛盾摆在研究的首位,以致形成作家与批评家之间旷日持久的论战,有的甚至伤害了原本相当不错的感情。其实,作家从事创作的初衷,就连作家本人也不是十分明确的,正如屠格涅夫所创作的许多抒情作品,一般来说,只是由于某种事物对自己心灵的震动,引发出创作的激情,亦即“真实”地记录事件所发生的整个过程。至于作品后来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思想影响,可说作者根本没有考虑过。这一点我们应当相信作者。从今天的历史高度来看,我们没有必要从古今中外的每一部优秀作品中挖掘什么“社会进步意义”,倒是应该多研究些艺术上的成功之处,因为既然它是优秀的,其进步意义自不待说,否则就不会被当代的读者争相阅读,也不会流传于后世。
长篇小说《罗亭》(1856)的同名主人公,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俄罗斯贵族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有理想和抱负,憧憬光明的未来,然而却仅限于思想上的驰骋,难免有夸夸其谈之嫌,遇事瞻前顾后也在预料和情理之中。说自己“多余”和“无用”并非调侃和无奈,就精神上的支持来说,应当承认是“无根的浮萍”。说他体现出当时知识分子的心态也未尝不可:有理想有追求,可主观上与客观上都注定他力不从心,彷徨苦闷。《贵族之家》(1859)与《罗亭》有某种内在联系,写贵族知识分子碌碌无为的一生:从童年到青年,从上大学到恋爱结婚,仿佛是走人人都走的一条道路。然而,作者正是在这普普通通的、人人习以为常的背景上,突出了主人公内心世界的激烈斗争,把情感的纯洁和美放到了神圣的地位,使读者为之赞美也为之痛苦和叹惋。主人公拉夫列茨基与丽莎之间的关系,反映出十九世纪俄罗斯贵族知识分子的精神悲剧——有情人却成不了眷属。这虽然有拉夫列茨基“婚姻纽带”的客观原因,但更重要的是,由于丽莎那纯洁善良、同情别人的美好心灵所致。丽莎宁愿把爱埋在心底,到修道院去走完人生旅程,而让心上人回到自己的妻子、女儿身边。在拉夫列茨基看来,“经验和理智乃是虚浮空幻的东西”,真正内心的情感才是最真实最重要的。这可说正是导致精神悲剧产生的根源:头脑虽然清醒,行动上却摆脱不了无形的羁绊。在人为命运“障碍”面前,主人公屈服了,任其孤独的黄昏暮年流逝,使“多余的苟活生活之火渐渐熄灭……”《前夜》(1860)的主人公——出身贵族门第的俄国姑娘叶莲娜,对一个有着崇高理想、远大抱负的异国青年的钟情和人生奉献,感人至深,催人泪下。这部自始至终都充满了抒情美的作品令一代又一代的读者爱不释手,百读不厌。与其后的几部长篇小说《父与子》(1862)、《烟》(1867)、《处女地》(1877)一样,作者表现的是现实,是“人物的精神面貌和客观现实生活”,这正是这位现实主义作家所遵循的创作原则,任何联系“俄国革命”的阐释都是他所不能接受的。屠格涅夫与当时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的原则分歧和决裂原因正在于此。作为外国读者,我们更感兴趣的是作家所抒发的情感,所描写的故事,而并非要从文学作品中探寻“革命历史”。
屠格涅夫一生的最后二十余年,大部分时光都是在国外度过的。他长期旅居法国,与当时的不少法国作家和其他欧洲国家的作家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文学创作方面的艺术交流和相互影响是十分明显的。法国乃是屠格涅夫的第二祖国,而屠格涅夫的文学创作活动在当时的法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都受到很高的评价。他的许多作品早在十九世纪的七十年代就被译成了法文、德文、英文、意大利文、丹麦文、捷克文、波兰文,等等,广泛流传于欧洲诸国。在旅居国外的晚年,博学、睿智的屠格涅夫几乎把所有的人生哲理都融进了他所创作的八十三篇散文诗里。屠氏的散文诗大多借物咏怀,抒情寓意,闪耀着哲理的光芒,其中不少诗篇渗透着晚年的寂寞、忧郁和苦闷,让人体味到永恒的真理。
屠格涅夫深信:人生易逝,艺术永存,且艺术能够体现出创作者的灵魂。这大概也是作者所能感到欣慰的了。
[book_title]译本序
张耳
伊·谢·屠格涅夫(1818-1883)是十九世纪俄国杰出作家。他一生四十余年的笔耕生涯中,创作了被誉为“艺术编年史”的六部长篇小说,以及大量的中短篇小说、特写、戏剧、抒情诗、叙事诗、散文诗等各种体裁的作品,并撰写了相当数量的文学评论、回忆录、文学书简,等等,他的创作极大地丰富了俄国文学的宝库,为俄国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作品也深受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如今已成了人类的共同文化遗产。
《猎人笔记》是屠格涅夫的成名作,也是他第一部现实主义力作,在他整个文学创作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猎人笔记》是一部形式独特的特写集。其第一篇特写《霍里和卡利内奇》最初发表于俄国《现代人》杂志1847年第一期。后面的绝大部分篇章也都是陆续发表于同一杂志。直至1852年,作者将先后刊出的二十一篇特写汇编在一起,外加一篇未曾发表的新作《两地主》,以《猎人笔记》为书名,出版了单行本。至1880年,作者又加进了后来创作的三篇《切尔托普哈诺夫的末路》(1872)、《车轱辘响》(1874)、《枯萎了的女人》(1874),共计二十五篇,这便成了作者生前最后的定本。今天我们所据以译出的就是这样的定本。
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俄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俄国农村中农奴制的存在已成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严重障碍,因此,农奴制的改革问题便被提上了日程,成了当时社会最关注的迫切问题。
屠格涅夫出身于奥廖尔省的一个贵族家庭,他的母亲就是一位残暴的农奴主。他自幼目睹地主阶级的凶残专横,早就产生了对农民悲惨处境的深切同情。上大学后,又受到了进步思想的熏陶,下定决心要与农奴制度作不倦的斗争。1843年他结识了著名批评家别林斯基,在别林斯基的思想影响下,他更坚定了与农奴制作斗争的决心。
《猎人笔记》就是他以反农奴制为中心思想的第一部重要作品,在这里他以敏锐的观察力提供了自己的新题材,发出了自己的呐喊。所以《猎人笔记》一出版,便引起举世瞩目,其影响所至远远超过了文艺界而扩及于整个社会。不同阶级的人们对它做出了不同的反应。它的思想内容立刻激起沙皇政府及统治阶级的惊恐和愤怒。当时沙皇政府中那位颇具政治嗅觉的教育大臣很快便嗅出了书中的反农奴制气息,他向尼古拉一世报告说,此书的大部分篇章都“带有侮辱地主的绝对倾向”,说书中的地主“不是被表现得滑稽可笑,就是常常被弄得极不体面而有损于他们名誉的样子”。随后不久,屠格涅夫便受到了沙皇政府的迫害,被遣返故里监管一年。而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此书则受到普遍的欢迎。作家有一次在一个小车站上遇到两位不相识的青年农民,当他们得知他就是《猎人笔记》的作者时,便脱帽向他致敬。其中一位还以“俄罗斯大众的名义”向他表示“敬意和感谢”。进步的文艺界人士更给予此书以很高的评价。尤其是别林斯基,当此书的第一篇特写《霍里和卡利内奇》刚发表时,便立即给了作者以极大的鼓励。别林斯基写信对作家说:你大概还不清楚自己的作品具有何等的价值,你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创作形式,你走上了出色的道路,你的前程远大。著名作家赫尔岑也称赞此书是一部“反农奴制的控诉书”。
这部作品反农奴制的思想倾向明显地表现在对作为农奴制社会基础的地主阶级的揭露和批判上,表现在对农民命运的深切同情上,表现在对农民的才能和精神世界的热情赞美上。
在揭露和批判地主阶级方面,俄国“自然派”文学奠基者、杰出作家果戈理已率先做出了出色的贡献,他在《死魂灵》中已成功地刻画了从玛尼洛夫到普柳什金等系列的典型地主形象。屠格涅夫继承并发展了果戈理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在《猎人笔记》中以不同于前者的风格,向读者展示了一系列新旧地主的画像。
沙皇政府中那位教育大臣所说的这部作品把地主不是表现得“滑稽可笑”,就是被弄得“极不体面”。从表面粗粗看来,所写的似乎就是如此而已。当你细细地品味书中的内容时,你就可发现,书中所写的地主不仅仅是“滑稽可笑”,他们的行为也远不止是“极不体面”。在农奴制的旧俄国,地主与农民的关系是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关系。在这样的关系中,地主必然会表现出诸如残暴、狠毒、贪婪以及虚伪、愚蠢、空虚、无耻等卑劣的性格和行为。这些正是作家要揭露和批判的对象。不过,作家在这本书中一般没有直接描写地主们凶残狰狞的面孔,没有直接描写他们残酷迫害农民的张牙舞爪的举动,没有直接描写他们最丑恶的表现。在不得不写的地方,也显得特别的小心,主要是通过间接的暗示和启发,让读者通过联想去认识他们卑劣的行为和品性。这固然是为了使作品易于通过书刊审查,更主要的是这位作家对自己的作品持有特殊的审美要求。
地主佩诺奇金是书中刻画得最出色的典型形象。此人受过“良好”教育,颇有“文明”风度。他仪表堂堂,衣着时髦,举止文雅,“为人正派”,“通情达理”。他家里收拾得既干净又舒适,他又饮食讲究,待客热情。但即使这样,客人还是不乐意登门,原因是他家里总是弥漫着可怕的气氛,令人窒息。他对奴仆虽然说话和气,貌似仁慈,但实际上非常冷酷无情,奴仆们偶有伺候不周之处(如侍仆费多尔忘了把他的酒烫热),便会受到严厉惩罚。即便在这种场合,这位老爷仍然显得文质彬彬,既没有表现出怒气冲冲,也没有厉声呵斥,更不用亲自动手打人,他只是坦然地、低声地吩咐旁边的奴仆“去处理一下”就行了。
佩诺奇金还善于利用总管、村长之类爪牙去经管各处的田庄。索夫龙就是他手下一名很得宠的总管,佩诺奇金得意地夸赞这位总管有“治国安邦”之才。索夫龙主管下的什比洛夫村就是老爷的田庄的样板。当老爷光临该村时,村长(总管的儿子)早就在村口迎候。老爷的车子进入村子时,几个坐着大车、一面唱着歌从打谷场上归来的庄稼人一见到老爷前来,马上就闭口不唱了,都摘下了帽子,低下了头。老爷的到来立刻使全村“震惊”了。不仅吓得娃娃哭着朝家里跑,连鸡也吓得直往大门底下钻。要说索夫龙的“管理”才能,确实有两下子:在他的治下,庄稼人都乖乖地按期向东家缴佃租。凡缴不起租的,索夫龙可给代缴,但这庄稼人就得给索夫龙当牛做马,凡欠了一些租的,就得给索夫龙当长工。凡是顶撞过索夫龙的(如安季普),就会被他折腾得家破人亡:几个儿子全被送去当兵,最后连母牛也被牵走,婆娘还挨一顿毒打。若还敢向东家告状(安季普真的告了状),就得彻底完蛋。所以在庄稼人眼里,索夫龙不是人,而是“一条恶狗”。作家无疑是想通过这些情节向社会启示:一个“文明”“有教养的”地主的统治尚且如此,更何况其他地主的统治了。
《两地主》也是一篇讽刺性很强的特写,讲的是两个性格各异的地主。一个姓赫瓦伦斯基,是个退伍军官,好像没有打过仗。此人“心地善良”,但有一些“奇怪的见解和习惯”。他瞧不起无钱无势的贵族,对他们“决不肯平等相待”,至于对那些地位卑微的人,更是“不瞧一眼”,要是需要同这些人说句话,他的声音便变得“像公鹌鹑”。他还没有娶妻,很好色,在路上一看见漂亮的女人,便穷追不舍。他喜欢打牌,但只愿同身份低的人打,这样他可以随意呵斥。等到同省长或其他高官打牌时,他那态度便发生惊人的变化:满脸堆笑,整个人变得像蜜一样甜。他还喜欢抛头露面,在各种庄严的公共场合上表现不凡。他很吝啬,所以竟不愿意接受贵族长这样的荣誉头衔。他大概怕开销大,不合算。
另一个地主是斯捷古诺夫。他自称是“老实人”,办事“按老规矩”,生活中的一切都保持古风。可有时也会赶新潮:为了显示自己不落后于时代,十年前便从莫斯科买来一台脱粒机,可是一直把它锁在棚子里不用,心里便很满足。他待客十分热情,显得是个“好心肠的人”,然而对附近的庄稼人却很不客气:例如近邻的农家有几只鸡跑进了他的花园,他便大喊大叫,不仅把鸡没收,还要抓住那个进来赶鸡回去的小姑娘鞭打一顿。他对奴仆也很残酷无情。他吩咐人鞭挞奴仆,自己坐在凉台上一边喝茶,一边随着鞭打声的节奏喊:“啪啪啪!啪啪!啪啪!”他对那些不够听话的庄稼人就更狠心了,把他们“送去当兵,把他们东一个西一个地拆散开来”,即使这样,他仍感到不解气,因为这样“也根除不了”。他还总结出一套理论:“老爷终究是老爷,庄稼人终究是庄稼人”;“如果老子是贼,儿子必定也是贼”。
在其他一些篇章中还描写了各种类型的地主,如蛮横地抢占他人土地的地主(“猎人”的祖父);精神空虚、变着法子折磨庄稼人和家仆的科莫夫;穿着像马车夫,表面上对农民客客气气,可又使他们心里害怕的柳博兹沃诺夫;设立庄园“办事处”,通过一批爪牙进行管理的女地主洛斯尼亚科娃,等等。通过对这些地主乖僻行为和习性的描写,自然使读者联想到,在他们主宰下的黑暗王国里,广大的农民会有什么样的命运。
揭示农民的悲惨命运,也是《猎人笔记》的基本主题之一。在屠格涅夫之前,利戈罗维奇的《乡村》和《苦命人安东》对此已做过一定程度的反映。在《猎人笔记》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因农奴制的长期压迫而变得极其可怜猥琐的旧式俄罗斯农民。例如《莓泉》中那个斯捷普什卡,他原先曾是地主的家仆,后来被主人完全抛弃了,结果落到“不被当人看”的地步,在人口调查簿上都找不到他的名字,连一份“口粮”也没有。他为了糊口,整天“像蚂蚁似的”到处觅食充饥。《利戈夫村》中绰号“小树枝”(即苏乔克)的库兹马,也是个家仆,在众多的地主手里被转来转去,被主人当一件东西似的任意摆布,先后充当过几个地主家的厨子、车夫、鞋匠、戏子、渔夫等角色,他被扭曲成一个毫无个性、胆小如鼠的可怜虫,以至于在那次涉水过河面临灭顶之灾时,竟不敢伸出手去抓住走在前面的“老爷”的衣襟。还有《两地主》中那个管餐室的仆役瓦夏,受了鞭打之后仍认为主子是个好人,是自己罪有应得,说主子是“不会平白无故惩罚人的”。书中的这类描写,显然是对农奴制的严厉控诉。
然而,书中最引人注目的则是作家从前人没有接触过的角度去发现农民生活的新的方面,那就是去表现农民的才干、创造力、优良品性和丰富的精神世界。
深受别林斯基重视和赞扬的第一篇特写《霍里和卡利内奇》率先为读者提供了两个别开生面的农民形象。一个叫霍里,为人精明、务实,有进取心和自信,他凭自己的勤劳和才智,为自己创建了较为独立富裕的生活。他思想开放,求知欲强,对国外的社会民生都感兴趣。他使人想起了彼得大帝,他也体现出俄罗斯人的精神特征:“相信自己的力量和刚强”,“勇敢地面对未来”。另一个是与他性格迥异的卡利内奇。这是个颇具天赋和丰富内心世界的农民。他不像霍里那样务实,不善于安排个人生活。他是个理想派、浪漫派一类的人,热情而好幻想,爱好大自然。他有多种特长:养蜂、治病、念咒语、识天时,又能弹会唱,还识得字。他很尊重霍里,霍里也很喜欢他,他俩之间洋溢着友谊的“温情”:他有时给霍里献上一束草莓,霍里很欣赏他的歌喉,有时与他一起动情地唱起伤感的歌。有时他们也互相逗趣,友好地争论。这是作家为俄罗斯农民唱出的第一首赞歌,并为全书定下了主旋律。诚然,作家是在向世人宣告:在俄罗斯农民的身上“蕴藏着并成熟着伟大事业的未来的萌芽,伟大的民族发展的萌芽”!
《美丽的梅恰河畔的卡西扬》中的卡西扬也是一个令人喜爱的农民形象。他身体矮小瘦弱,不善于干活,可他充满着生命的活力。他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显得那么灵活、自在、惬意,确像是个大自然的宠儿。他能与各种鸟儿对歌、争鸣,能利用野草为人治病。他头脑聪明,善于思考,平常沉默寡言,但一旦打开话匣子,便滔滔不绝,活像个哲学家,说出一套套绝非一般农民所能说得出的哲理。他爱大自然中的一切生灵,认为一切飞禽走兽都有权享受自己的生命,有权活尽自己的天年。射猎它们是罪过的。他认为人类有自己吃喝的东西,那就是上帝所恩赐的粮食和水,还有祖宗传下来的家禽家畜。他自己却喜欢去捕捉夜莺,但他不是为了杀害它、食用它,而是让它使人们开心快乐。他说鱼是可以捕食的,因为鱼的血“是冷的,不是活的”。他认为做人“必须正直,这是最要紧的”。他感到“人间无公道”,他打算去“寻找真理”!在这里作家是何等热情地赞叹农民的纯真和善良,赞叹他们的道德力量。
《歌手》更像是一首赞歌,它既直接地赞美山沟里的农民歌手雅科夫的艺术天赋,同时也间接地赞美歌手身边那群农人的音乐鉴赏力。作家借猎人之口说,这位农民的歌声“蕴有真挚深沉的情感、青春的气息、力量、甜美,以及一种淡淡的哀愁”,说那歌声里跳跃着“一颗俄罗斯正义的炽热灵魂”,它紧紧地“抓住人们的心,直接扣动俄罗斯人的心弦”。接着作家描写了在场听众的反应作为印证。你看,猎人的心弦被“扣动”了,“涌上了热泪”,酒馆老板娘禁不住“发出低沉的、压抑的哭声”,老成持重的老板感动得“垂下了头”,眨巴眼压制着内心的激动而“扭过头去”,笨瓜“深深动情了,笨相地张着嘴巴,呆呆地站着”,穿破长袍的庄稼人“在角落里低声抽泣”,那沉着冷静的“怪老爷”也“涌出大颗的泪珠”,连雅科夫的竞赛对手包工头都听得“发愣”了。作家似乎在告诉人们:在俄罗斯农民中不仅有艺术天才,更有广大的能够欣赏艺术美的群众。可是作家又在后面描写了一幅令人“很不愉快的”画面,表现了这群农人醉酒后使人懊丧的丑态。这无疑是要发人深思:农奴制下的现实生活无情地扭曲了这些具有才华和美好心灵的农人,他们理应有一种文明的、适合于他们美好心灵的生活!
屠格涅夫还以相当的篇幅描绘了女性的农民,如聪明美丽的渴求爱情和自由而又勇于做自我牺牲的马特廖娜(《彼·彼·卡拉塔叶夫》),纯真、温柔而又痴情的阿库丽娜(《幽会》)。特别是在《枯萎了的女人》中,作家以整章篇幅深情而细腻地刻画了卢克丽娅的形象。卢克丽娅原先是一个能歌善舞、笑声朗朗的美丽姑娘,曾是众多小伙子爱慕的对象。可是她后来不幸地从高台阶上重重摔了下来,由于没有得到适当的治疗而瘫痪,枯萎了,成了一具“活尸首”,虽然她外形的美丧失了,可是她那心灵的美反显得更为动人:她是那样坚强地忍受着病痛的折磨,她竟能以女英雄贞德的精神鼓舞自己。在长期的僵卧状态中仍表现出她对生命、对大自然的热爱;她不去抱怨个人的不幸,很能体谅别人,还惦记着农民兄弟的贫苦。从这些章节中我们已可发现,屠格涅夫确是一位描写女性心灵美的高手,这些描写也为全书增添了不少诗趣。
作家在这部书中也没有忽略对农民后生的刻画。在开篇中他就为读者勾勒了几个小霍里的画像,他们看起来是那样健康、开朗、富于幽默感,它给人以这样的印象:这些小霍里将比老霍里更强,他们更有能力去开拓自己的未来。在《别任草地》中专门描写了五个天真稚气的农家孩子。作家把他们置于暮色笼罩下的草地的背景里,似乎是有意烘托他们的纯真和可爱。然而他们毕竟是些穷孩子,小小年纪便分担着生活的担子,显然他们是没有机会上学,接受科学的教育的,他们受到的是民间的神话传说的熏陶。他们讲的传说故事里都带有恐怖凄凉的色彩,这反映了现实生活的苦痛已在孩子们心灵上留下了阴影,作家对他们倾注了深深的同情。在对勇敢的帕夫卢沙的热情赞叹里,更表现了作者对农民后生的希望和信心。
屠格涅夫的这些人物形象都是以现实生活中人物为原型的,而非凭概念随心所欲“创造”的,他的笔法是“诚挚而公正”的,对地主没有恶意丑化,对农民也没有任意美化,都能准确地抓住这两类人物性格的本质特征。作者也没有就这些人物做出直接的评价,这样的评价是留给读者自己去做的。
再来谈一下书中的风景描写吧。
如果说《猎人笔记》中猎人的形象是贯穿全书各篇的形象,那么,俄罗斯中部的大自然景色也可说是贯穿全书的第二形象,它与前者一样,成为统一全书结构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它也为全书平添了诗情画意。
屠格涅夫极擅长描写自然风景。日月星辰、天空白云、晨光暮霭、雨露风霜等自然现象以及自然界中的湖光山色、树林原野、香花野草、禽兽虫鱼,在他的神奇画笔下无不显得诗趣盎然,情味无穷。难怪托尔斯泰赞叹他的风景描写说:“只要他描上三笔两笔,自然景物就会冒出芬芳。”
风景描写在此书中具有多方面的重要作用:有时是标示故事发生时环境气氛和时间地点,有时烘托或反衬人物的内心世界,有时对情节的发展或结局起着象征作用。比如《幽会》中那位纯真少女阿库丽娜在树林中等待情郎前来幽会的时候,那树林中的景色也显得那么欢快,“到处洒满阳光,透过那些欢腾嬉闹的树叶,看得见浅蓝色的天空,它仿佛在闪闪发亮……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特殊的干爽的新鲜气息,令人心旷神怡,精神焕发”,这显然是少女此时心境的外投。待到那个薄情郎冷淡地抛下她而离去的时候,这位少女异常地伤心、失望,此时林中的景色亦随之大变,那阳光“似乎也变淡了,变冷了”,那些“蜷曲的小树叶急急地飞腾起来”,一只乌鸦在上空“时断时续地啼喊着”……一切都标志着“冬天的凄凉可怕的景象似乎已在悄然逼近了”。由此也可看到,屠格涅夫对自然景色的描写不是冷漠的、纯客观的,而是融入了主观的情感,使自然也染上了浓浓的情感色彩,达到情景的交融。所以书中的景色描写便成了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
当然,在《猎人笔记》中我们不但可看到屠格涅夫长于写景,而且也可看到他在刻画人物性格方面的非凡功力。这里我们不妨顺便稍谈一下他在刻画人物方面的几个特点:
一、善于选择有代表性的细节。例如《总管》中的侍仆费多尔因一点小过失(忘了给主人热酒),主人佩诺奇金便低声下令要惩罚他,这一细节即深刻地暴露了这位地主对待下人的冷酷无情。又如佩诺奇金去他的田庄,全村的庄稼人顿时惶惶不安,连孩子都吓得往屋里跑,母鸡也吓得往大门底下钻。这细节也有力地烘托出这位地主在庄稼人心目中的印象。
二、善于运用鲜明的对比手法。例如在开篇便以两个聪明可爱的农民霍里和卡利内奇同那个平庸可笑的地主波卢特金作了强烈对比,一下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在这两个农民之间也进行细致的对比,表现了他们各自的性格特征。在地主与地主之间也作对比(如《两地主》中两个地主的不同表现)。而且在同一人物身上也进行表里的对比,如佩诺奇金温文尔雅的风度与他冷酷残暴内心的对比,等等。
三、善于运用动物形象去比喻人物的性格。例如把那个胆小窝囊、一见到上司便浑身发抖的涅多皮尤斯金比喻成“像一只被抓住的小鸟”;把希格雷县的哈姆莱特那位有心灵创伤的妻子比喻为“被猫抓伤了的可怜的黄雀”,等等。有时干脆把这类比喻直接变成人物的绰号,例如,把那个懦弱渺小的老奴仆库兹马称为“小树枝”(即苏乔克),把那个沉默、孤独而又坚强的护林人福马称为“孤狼”,把那个性格好动而不安分的卡西扬称为“跳蚤”,等等。这些手法使作家在刻画人物性格时节约了大量笔墨,同时又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屠格涅夫又是一位语言大师,他创作中的语言总是显得那么的简洁、明快、清新、优美,读起来确实是一种美的享受。列宁就非常欣赏这位作家的语言,列宁在提到几位俄罗斯语言大师的名字时,首先便提到了他。
屠格涅夫不止一次地表明自己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他把“准确而有力地再现真实”视为自己的“莫大幸福”。托尔斯泰也称赞屠格涅夫创作的最主要特点就是它的“真实性”。读了《猎人笔记》,你就可感到:全书的内容都是俄罗斯生活的真实写照,是地道的俄罗斯的东西,每一篇都散发着俄罗斯泥土的芳香。
但是屠格涅夫并不满足于描写生活的真实。在他看来,“把生活提高到理想”才是艺术家的崇高使命。然而所谓提高不是人为的随便拔高,不是把现实生活加以任意的美化,而是要求作家从现实生活中的理想事物方面去提炼自己的材料。换言之,就是要从生活的散文中看到生活的诗意。法国作家德·沃盖说,屠格涅夫的才华“正好表现于保持现实和理想之间的惊人的匀称,每个细节都停留在现实主义的领域……而整个说来却飘浮在理想的领域”。法国作家莫洛亚更干脆地称屠格涅夫的现实主义为“诗意的现实主义”。我想,用这个词来评价《猎人笔记》的创作风格也是恰如其分的。
[book_title]霍里和卡利内奇
奥廖尔省人跟卡卢加省人有着气质上的明显差异,这也许会让那些从波尔霍夫县前来日兹德拉县的人大为吃惊。奥廖尔省的庄稼人个头不大,略显驼背,郁郁寡欢,老是愁眉不展。他们住的是窄小的白杨木屋,身服劳役,不事经商,饮食粗劣,穿的是树皮鞋;而卡卢加省的交田租的庄稼人可就大不一样了,他们住的是宽绰的松木房子,个子高高的,神情快活而胆大,脸孔白白净净,做奶油和柏油买卖,逢年过节便穿起长筒靴。奥廖尔省的村庄(我们说的是奥廖尔省的东部)一般都坐落在耕地中间,在那种稀里糊涂变成了污水塘的溪谷边上。除了寥寥几棵随时供人派用场的爆竹柳以及三两棵瘦巴巴的白桦,方圆一俄里内不见树木。房子鳞次栉比,房顶铺的是烂麦秸……卡卢加省的村庄恰好相反,大部分都是林木四绕;房子的间距显得较为宽松,排列得也较为齐整,房顶是用木板盖的,大门锁得严严实实,后院的篱笆也不见东歪西倒,不往外倾斜,不会招那些过往的猪来登门做客……对于猎人来说,卡卢加省也比较称心。过上五年六载,奥廖尔省最后一批森林和茂密的灌木丛将会荡然无存,沼泽地亦将无处可寻;相反,在卡卢加省,几百俄里内林木连绵不绝,沼泽地也占几十俄里,依然有高雅的松鸡在此栖息,和善的大鹬也常常光临,忙忙碌碌的山鹑猛地腾空而起,令射手和猎犬又惊又喜。
我曾以猎人身份去过日兹德拉县,在那边野外遇到了卡卢加省的一位小地主,并跟他混得挺熟。他姓波卢特金,是个猎迷,所以也是个有头有脸的人。说实话,他还是有一些弱点的。比如说吧,凡是省里富裕人家的闺秀,他全求过婚,结果到处遭人拒绝,被逐出门外,因此,他常怀着一颗破碎的心向各个朋友和相识苦诉衷肠,可是照旧把自家果园出产的酸桃子和其他不熟的果子当作礼品奉赠给那些被追求对象的高堂。他对趣闻非常津津乐道,叨咕个没完,尽管波卢特金先生认为自己说的多么情趣盎然,可惜从未赢得人家一笑。他叹赏阿基姆·纳希莫夫的文章和小说《平娜》。他说话结巴;将自家的狗美其名曰“天文学家”。他把“可是”念成“可希”,他家里吃的是法式菜肴,据他家的厨子的理解,烹调这类菜肴的奥秘就在于把各种各样食物的原汁原味来个彻里彻外的改造:肉食一经这位巧手料理,其味便变得像鱼,鱼变得像蘑菇,而通心粉则煮出了火药味;可是放进汤里的胡萝卜又全成了菱形或梯形的玩意儿。不过,撇开这些屈指可数的而又无伤大雅的缺点不谈,波卢特金,如同上边所说,算得上是个有头有脸的人。
我跟波卢特金相识的当天,他便邀我前去他家过夜。
“离我家大概有五俄里地,”他说,“步行去很远;我们先去霍里家吧。”(读者谅必会允许我不照他的口吃方式来转述吧。)
“霍里是什么人?”
“是我家的佃户……他家离这儿挺近的。”
于是我们便前去霍里家。在林子中间的一块经精心清理和整治过的空地上,耸立着霍里的独家宅院。院里有几间松木建造的房子,用篱笆圈在一起;正房前方有一敞棚,是由几根细柱子支撑起来的。我们步入院内。迎接我们的是一个年轻小伙,二十来岁,高高的个子,相貌堂堂。
“喂,费佳!霍里在家吗?”波卢特金先生问他。
“不在,他进城去了,”那小伙答道,一边微笑着,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齿,“吩咐备车吗?”
“对,伙计,备车吧。还给我们拿些格瓦斯来。”
我们进了房子。由洁净的圆木组装的墙壁上没有挂一张苏兹达尔的画;房角处摆着一尊沉甸甸的裹着银服饰的圣像,圣像前燃着一盏神灯;有一张前不久被刮洗得干干净净的椴木桌子;在圆木间的隙缝里,在窗子的边框上,既无机灵的茶婆虫在那里游荡,也无疑虑重重的蟑螂在那里藏身。那个年轻小伙拿着一只盛满爽口格瓦斯的大号白杯子,一大块小麦粉面包和放有十多根腌黄瓜的木盘快捷地出来了。他将这些食品在桌子上通通摆好,然后倚身门上,面露笑容,打量起我们来。我们还没来得及把这些小吃打扫光,台阶前已传来马车的响声。我们起身出来。驾车的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一头鬈发,两腮绯红,他使大劲勒住了那匹肥实的花斑牡马。马车四边围着六个大个子的年轻人,他们彼此很相像,而且都像费佳。“全是霍里的孩子!”波卢特金说。“全是小霍里,”费佳接过话说,他也跟着我们来到台阶上,“还没有到齐呢:波塔普正在林子里,西多尔跟着老爸进城去了……要小心,瓦夏,”他转向驾车的孩子继续说,“尽量跟快点,送的是老爷呢。不过,到了高坡那儿可得留神,悠着点儿。别把车子搞坏了,不能惊扰老爷的肚皮!”旁的几个小霍里听了费佳这句有点越轨的逗趣话都轻轻地笑了。“把天文学家放上车!”波卢特金先生威严地喊了一声。费佳开心地把那只强露笑容的狗举了起来,放到马车底板上。瓦夏松一下缰绳。我们的马车轱辘便滚动了。“这是我们的办事处,”波卢特金忽然指着一所低矮的小平房对我说,“要不要去瞧瞧?”“好的。”“目前它已撤了,”他说,一边下了车,“不过还值得一瞧。”说是办事处,不过是两个空房间而已。看守人是个独眼老头,他从后院跑来了。“你好,米尼亚伊奇,”波卢特金先生说,“哪儿有水?”独眼老头跑了开去,不一会儿就拿了一瓶水和两个杯子回来。“尝尝吧,”波卢特金对我说,“我这里的水可是上好的泉水呀。”我们各饮了一杯,这时候老头向我躬身施礼。“喂,看来现在我们可以动身了,”我的这位新朋友说,“在这个办事处里我卖出四俄亩林子给了商人阿利卢耶夫,还算卖了个好价钱。”我们坐进了马车,过了半小时,我们已经抵达主人的宅院了。
“请问,”晚餐时我问波卢特金,“为什么您的这位霍里跟您的其他佃户分开住呢?”
“原因嘛是这样的:他是我的一个挺有头脑的庄稼汉。大概二十五年前吧,他家的房子烧了;于是他前来对先父说:‘尼古拉·库济米奇,请让我搬到您的林子里的沼泽地上住吧。我会给您付高额租金的。’‘你为什么要迁到沼泽地上住呢?’‘我思谋着这样好;只是请您,尼古拉·库济米奇老爷,别派我去干任何活了,而租金嘛,由您来定。’‘一年五十卢布!’‘行。’‘当心,我可不许拖欠!’‘那当然,我不会拖欠的……’就这样他搬到沼泽地住下了。打那时候起,大家都管他叫霍里。”
“那么,他发了吧?”我问。
“发了。如今他付我的租金是一百卢布。我也许还要提价呢。我曾对他说过好几遍这样的话。我说:‘赎身吧,霍里,哎,赎了吧……’可是他这个老滑头硬是咬定赎不起,说是没有钱……这怎么可能呢……”
第二天,我们一喝过茶马上就去打猎了。马车经过林子的时候,波卢特金先生吩咐车夫在一所矮房子旁停一下车,并大喊一声:“卡利内奇!”“就来,老爷,马上来,”院子里传来答话声,“我在系鞋子呢。”我们的马车慢慢地向前赶着;一个四十来岁的汉子在村外赶上了我们,他是位瘦高个子,小脑袋稍稍后仰。这就是卡利内奇。他那张和善的、带点麻斑的黝黑脸孔,我一见就感到喜欢。卡利内奇天天都陪伴老爷去打猎(这是我后来听说的),背着他的袋子,有时还扛着枪,探察鸟儿在何处栖息,打水、采草莓、搭棚子、跟在马车后面跑;离开他,波卢特金真可谓寸步难行。卡利内奇这个人的性格是顶乐呵的,也是顶和顺的,他不断地低声哼唱歌曲,无所思虑地向四处东张西望,说话带点鼻音,微笑的时候便眯起那双浅蓝色的眼睛,不时地捋捋那稀疏的楔形胡子。他走起路来不急不忙,可步子迈得老大,还拄着一根又长又细的拐棍。这一天他跟我聊了好几回,伺候我时不见他低三下四,然而他照料老爷真像照料孩子一般。中午时分,天气酷热不堪,我们不得不找个蔽荫地方,这时候他领我们到他设在林子深处的养蜂房去。卡利内奇给我们打开了那间挂着一捆捆冒着香气的干草的小屋的门,让我们躺在新鲜的干草上,他在自己头上戴了一个袋状的网罩,拿起一把刀子、瓦罐和一块木片,到养蜂房去给我们割蜂蜜。我们喝着掺和泉水的透亮的温蜜汁,在蜜蜂单调的嗡嗡声和树叶的不停的簌簌声中睡着了。一阵清风吹醒了我……我睁开眼睛,看见卡利内奇坐在那扇半开半掩的门的门槛上,用刀在削一柄木勺。我盯着他的脸欣赏了好一阵子,那是一张如傍晚天空一般温和而明朗的脸。波卢特金先生也醒来了。我们没有立即起来。在走了很久的路和一阵酣睡之后,安然不动地躺在干草堆上是颇为惬意的:身体显得既舒坦又疲倦。脸上冒着轻微的热气,甜蜜的困倦使人懒得睁眼。最后我们起来了,又一直闲逛到傍晚。晚餐时我们又谈起了霍里和卡利内奇。“卡利内奇是个善良的庄稼人,”波卢特金对我说,“他又热心又殷勤,可希他没法正经八百地干农活,因为我老拖着他。他天天要陪我去打猎……哪还干得了农活呢,您想想看。”我很同意他的话,接着我们都睡着了。
到了第二天,波卢特金先生要进趟城,是为同邻居皮丘可夫打官司去的,听说那个叫皮丘可夫的邻居抢耕了他的田地,还在这块耕地上殴打了他的一个农妇……我便独自前去打猎,傍晚前拐到了霍里家。一个老头在门口接待了我,他谢顶、矮个、宽肩膀、身体壮实,这就是霍里本人。我怀着好奇心打量了这个霍里。他那面容活像苏格拉底:同样的带点疙瘩的高额门,同样的小眼睛,同样的翘鼻子。我们一同进了屋。上回见过的那个费佳给我端上牛奶和黑面包。霍里在凳子上坐下来,安详地抚摩着他那拳曲的胡子,同我攀谈起来。他显得很自尊,言谈举止慢条斯理,不时地从他那长长的小胡子下露出微笑。
我跟他聊播种,聊收成,聊农家生活……他对我说的话似乎处处认同;只是后来我感到不好意思,我觉得自己说得并非样样恰当……于是情况变得有点令人纳闷。霍里有时谈得难以捉摸,大概是由于谨慎的缘故吧……以下便是我们谈话中的一个例子:
“你说说,霍里,”我对他说,“你为什么不向老爷赎身呢?”
“我要赎身干吗?如今我很了解老爷,也付得起租金……我家老爷人很好。”
“得到自由总是更好些吧。”我说。
霍里斜瞥了我一眼。
“那当然。”他说。
“既然这样,那你为什么不赎身呢?”
霍里摇了摇头。
“老爷,让我拿什么去赎呀?”
“唉,得了,老头……”
“霍里要是成了自由人,”他低声地继续说,好像在自言自语,“那种不留胡子的人①,就会来向霍里发号施令了。”
“那你自己也剃掉胡子嘛。”
“胡子算什么?胡子是把草,可以割的。”
“那还说什么呢?”
“看来,霍里干脆去做生意人得了;生意人日子过得好,也可留胡子。”
“你不是已经在做生意了吗?”我问他。
“我只搞点奶油和柏油方面的小买卖……怎么,老爷,要不要备辆马车?”
“你这人嘴好严哪,心里可有主意啦。”我心里想。
“不用,”我大声说,“我不需要马车。明天我要在你家近处转转,如果允许的话,我想在你家干草棚里过一夜。”
“欢迎呀。不过,你在干草棚里睡得踏实吗?我吩咐娘儿们给你铺上床单,放上枕头。喂,娘儿们!”他喊道,一面站起身来,“过来,娘儿们……你,费佳,跟她们一块去。她们都是些饭桶。”
过了一刻钟,费佳提着灯笼领我到干草棚去。我扑倒在干草上,狗蜷缩在我的脚旁;费佳向我道了晚安,门嘎的一响,又砰的一声关上了。我久久没有睡着。一头母牛走近门边,大声地喷了两口气。狗自尊地朝它汪汪地大叫起来;一头猪从棚边走过,沉思地哼哼着;有匹马也在附近某处嚼着干草,打着响鼻……我终于打起盹来。
一大早费佳唤醒了我。这个快活而机灵的小伙子很让我喜欢;据我所见,他也是老霍里的心肝宝贝。他们爷儿俩常常相互逗闷子,亲热极了。老头出来问候了我。不知是因为我在他家过了夜,或是其他什么原因,霍里比昨天对我的态度更亲切多了。
“茶炊为你准备好了,”他微笑着对我说,“我们去喝茶吧。”
我们在桌子旁坐下来。一个壮健的女人,即他的一位儿媳,送上了一罐牛奶。他的儿子们全挨个地来到屋里。
“你有这么一大家子呀!”我对老头说。
“是呀,”他咬了一小块糖,一边说,“对我和我的老伴来说他们看来没有什么好抱怨的。”
“全都跟你住在一起吗?”
“全住在一起。他们自己愿意这样,就这样住了。”
“都娶媳妇了吗?”
“就这个淘气鬼还没有成亲,”他指了指依旧靠在门上的费佳回答我说,“瓦西卡年纪还小,可以再等等。”
“我干吗结婚?”费佳回嘴说,“我这样蛮好。老婆对我有什么用?好跟她吵架,是吗?”
“哼,你呀……我还不知道你!戴上银戒指……想整天跟那班丫头片子胡混……‘得了,真不要脸!’”老头滑稽地模仿那些丫头们说话的口气说,“我可知道你,你这懒虫!”
“老婆有什么好?”
“老婆就是劳力嘛,”霍里严肃地说,“老婆会侍候男人。”
“我要劳力做什么?”
“得了,你就喜欢别人替你白干活。你这种家伙我可知道。”
“既然这样,就给我娶一个吧,啊?怎么啦!你为什么不说话?”
“唉,得了,得了,调皮鬼。你瞧,咱们打扰老爷了。会给你娶的,别担心……老爷,你别生气,孩子还小,不懂规矩。”
费佳摇摇头……
“霍里在家吗?”门外响起一个熟悉的声音,卡利内奇进了屋,手里拿着一束草莓,那是他为自己的朋友霍里采的。老头欢欣地迎接他。我惊奇地瞅了瞅卡利内奇,说真的,我没料到庄稼人也有这种“温情”。
这一天我比平常约晚了四小时才去打猎,随后三天我都住在霍里家里。我的这两位新相识令我颇感兴趣。我不清楚我拿什么博得了他们的信任,他们都无拘无束地跟我聊这聊那。我愉快地听着他们的谈话,并不断观察他们。这两位朋友彼此没什么相似之处。霍里是个正派的、务实的人,有经营管理的头脑,重理性;相反,卡利内奇是属于理想派、浪漫派一类的人,他热情洋溢,好幻想。霍里懂得实际生活,所以他要修建房屋,积蓄钱财,跟主人和其他有权有势的人融洽相处;卡利内奇则是脚穿草鞋走路,凑凑合合度日。霍里养育了一群孩子,有一个对他服服帖帖、团结一心的家庭;卡利内奇也曾有过媳妇,可他惧内,未养得一儿半女。霍里对波卢特金先生其人看得一清二楚;而卡利内奇则很崇拜主人。霍里喜欢卡利内奇,对他时加袒护;卡利内奇也喜欢并尊敬霍里。霍里话语不多,笑颜常开,而心里可颇有主意;卡利内奇很爱说话,但不像机灵的花言巧语者那样,说得像夜莺歌唱一般……不过,卡利内奇很有一些天赋,霍里对此就很赏识;比如说,他会用咒语止血、镇惊、制疯、驱虫;蜜蜂都服他调教,他是很有好手气的。霍里曾当着我的面请他把一匹新买来的马牵进马厩,卡利内奇便认认真真、正经八百地去执行这个多疑的老头的托付。卡利内奇更接近于大自然;而霍里更接近于人和社会。卡利内奇不喜欢深入思考,他盲目相信一切;霍里站得高,以至对人生持有嘲弄的眼光。他见多识广,我从他那里学到不少东西;比如说,我从他口里知道了这样的事,他说,每年夏天,在麦收季节前,常有一辆式样特别的小马车来到各个村庄。车上坐着一个穿长外衫的人,他在销售大镰刀。用现金购买的话,每把卖一卢布二十五戈比至一个半卢布;若是赊账,每把则卖三个卢布纸币至一个银卢布。不用说,所有的庄稼人向他买的时候都要赊账。过不了两三星期,他又来了,是为讨账来的。庄稼人刚割了燕麦,都付得起账;庄稼人与商人一起去了小酒店,在那里付清了赊账。有一些地主思谋着用现金购进镰刀,然后用同一价格赊账给庄稼人;可是庄稼人觉得不过瘾,甚至有些丧气;因为他们失掉了不少乐趣,比如用手指弹弹镰刀,听听声响,把镰刀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查看,无数遍地探问那个骗人的商贩子:“喂,伙计,这镰刀不怎么行吧?”在买小镰刀的时候,也会出现同样的把戏。不过不同的是,这样场合往往有女人们掺和进去,有时候弄得那商人不得不动手打人,这样一来反而对女人们有利了。然而,最让女人们吃亏上当的是以下情况。造纸厂的原料采办人员委托那些在一些县里被称为“鹰”的专门人员去收购废布。这种“鹰”从商人手里领到二百卢布左右的纸币,然后就去寻找猎物。可是他和自己因以得名的那种高尚的鸟大不相同,他不是明目张胆地去进攻,相反,这种“鹰”要耍滑头,弄诡计。他把马车停在村子近旁某处丛林里,自己窜到各家的后院或后门,装成过路的人或装成无事闲逛的人。娘儿们凭感觉就猜到他来了,便悄悄地向他跑去。买卖匆匆地就成交了。为了几个铜子,娘儿们不仅把各种不要的破衣烂布卖给“鹰”,而且把丈夫的衬衫和自己的裙子都给卖了。近来娘儿们发现有些交易是挺来钱的,那就是把自家的大麻,尤其是把一些大麻布偷出来,以同样方式卖出去——这样一来,“鹰”们的生意可就一下红火了。可是村里的爷们儿也变聪明了,一觉得可疑,远远一听到“鹰”的到来的消息,便立即采取措施,认真防备。说真的,这不可气吗?卖大麻本是他们的事,他们是实实在在地去卖——不是拿到城里去卖,去城里卖得自己运去,而是卖给前来采购的商人,他们由于没有秤,就规定四十把算一普特——可您知道,什么是一把,什么是俄国人的手掌,特别是在他“存心多拿”的时候!我这个阅历浅、对农村生活不“识门道”(如我们奥廖尔省人所说的)的人听了很多这类的故事。不过霍里不是自己一个劲儿去讲,他也问了我许多问题。他听说我到过外国,这大大引起了他的好奇心……卡利内奇的好奇心也不比他的差,可是卡利内奇更感兴趣的是有关大自然、高山、瀑布、非凡的建筑、大城市等的描述;霍里所关心的则是国家和管理方面的问题。他对一切事情都逐个儿进行分析思考:“这种事在他们那儿跟咱们这儿一样,或是不一样?……说说吧,老爷,是怎么回事?……”“啊,天哪,真玄呀!”在我讲述的时候,卡利内奇不时地这样感叹;霍里则默不作声,浓眉紧蹙,只是偶尔说:“这在咱们这儿可能行不通,不过这很好,很得当。”我不能将他的种种提问都向你们转述,也没有必要;但从我们的谈话里,我得出一种信念,读者对它也许怎么也料想不到,这信念就是:彼得大帝主要是表现出俄罗斯人的特性,俄罗斯人的特性正表现于他的革新精神中。俄罗斯人是如此的相信自己的力量和坚强,以至自己受折磨也在所不顾:他们很少迷恋过去,总是大胆地向前看。凡是好的他们便喜欢,合理的他们便吸取,至于它来自何处,他们觉得无所谓。他们那健全的头脑喜欢嘲笑德国人的乏味的理性;但是,用霍里的话说,德国人是挺好奇的人,他准备向他们学习。由于自己处境的特殊性,由于他实际上的独立性,霍里对我谈了许多,这在别的人那里,就像庄稼人所说的,那是用杠杆转不出,用磨也磨不出的。他的确很了解自己的地位。我同霍里聊天时,是头一回听到俄国庄稼人的那种纯朴而深含智慧的言谈。作为一个庄稼人,他的知识是相当渊博的,但是他不会读书识字;而卡利内奇会。“这个鬼家伙识得字,”霍里说,“他养蜂也挺棒,蜂从来不死。”“你让自己的孩子学识字吗?”霍里沉默了一下。“费佳识字。”“其他几个呢?”“其他几个不识。”“为什么呀?”老头置之不答,并换了话题。然而,不管他多么聪明,他也有许多偏见和成见。他打心眼深处就瞧不起女人,他开心的时候就拿她们逗乐,嘲笑她们。他那老伴又老又爱唠叨,整天不下炕,不停地怨这怨那,骂不绝口;儿子们都不搭理她,可是儿媳们对她却怕得要命。难怪俄罗斯小曲中的婆婆这样唱:“你算我什么儿子,算什么成家的人!你不揍老婆,不揍新媳妇……”有一回我打算替那几个儿媳鸣不平,想引起霍里的同情;可是他坦然地反驳我说:“您去管这些……小事何苦呢——让娘儿们吵去好啦……劝解她们反而更糟,也犯不着惹那份麻烦。”有时候这个凶恶的老太婆爬下炕,从穿堂里唤出那只看家狗,她喊道:“来,来,小狗!”接着抡起火钩子照着那狗的瘦脊背直打,或者站在敞棚下朝所有过路的人,如霍里所形容那样,“骂街”。然而,她怕自己的丈夫,他一声令下,她便乖乖地回到她的炕上。可特别有趣的是听卡利内奇与霍里在谈及有关波卢特金先生事时的拌嘴。“你呀,霍里,别当我的面招惹他。”卡利内奇说。“那为什么他不给你置双靴子呢?”霍里反驳说。“哼,靴子……我要靴子干什么?我是庄稼人……”“我也是庄稼人,可是你瞧……”说到这儿,霍里抬起自己的脚,把那双可能是象皮制的靴子给卡利内奇看。“哼,我哪能跟你比呀!”卡利内奇回答说。“哪怕给你点钱买树皮鞋也好嘛:你是老陪他去打猎的呀;也许一天就得一双树皮鞋吧。”“他是给我买树皮鞋钱的。”“可不,去年就赏了你一个十戈比银币。”卡利内奇懊丧地转过脸去,霍里哈哈地大笑起来,这时候他那双小眼睛眯得全看不见了。
卡利内奇唱歌唱得非常动听,他还弹了一会儿三弦琴。霍里听着听着,忽然把头侧向一边,以悲怆的声音与他伴唱起来。霍里特别喜欢《我的命运啊,命运!》这首歌曲。费佳趁机取笑父亲。“老爷子,怎么悲伤起来啦?”而霍里只顾手托脸颊,闭起眼睛,继续悲歌自己的命运……可是在别的时候,没有人比他更勤奋的了,他老是在鼓捣着什么:修修马车,整整篱笆,查查挽具。然而他不大讲究卫生,有一次我提了一下,他回答说:“房子嘛得有些住家的气味。”
“你看,”我反驳他说,“卡利内奇的蜂房里多干净。”
“蜂房若不干净,蜜蜂就不肯待了,老爷。”他叹口气说。
有一次他问我:“你家有世袭领地吗?”“有。”“离这儿远吗?”“约有一百俄里吧。”“那么你是住在自家领地上?”“是的。”“想必常常玩枪打猎吧?”“的确是。”“那挺好;为了身体,多去打打松鸡吧,不过得常换换村长。”
到了第四天傍晚,波卢特金先生派人来接我。跟霍里老头告别,我有点依依不舍。我同卡利内奇一起坐上马车。“再见吧,霍里,祝你健康。”我说……“再见,费佳。”“再见,老爷,再见,别忘了我们。”我们动身了;晚霞刚刚燃红。“明天会是好天气。”我望着明亮的天空说。“不,要下雨啦,”卡利内奇反驳我说,“鸭子在那边使劲拍水,再说,青草散发出浓烈的气味。”我们的马车跑进了丛林。卡利内奇在车夫的座位上颠簸着,低声地哼起歌曲,一面不断地瞧着晚霞……
第二天,我离开了波卢特金先生的好客之家。
[book_title]叶尔莫莱和磨坊老板娘
傍晚时分,我偕同猎人叶尔莫莱一道前去打“伏击”……我的读者大概不是人人都了解什么是伏击。那就听我说说吧,先生们。
春天里,当日落前一刻钟光景,您带上枪到小树林里去,不带狗。您就在树林边上找个地儿,观察一下周围,检查一下子弹火门,跟同伴交换交换眼色。一刻钟过去了。夕阳下去了,可林子里还是亮堂的;空气清洁而明澈;鸟儿在饶舌地啁啾着;嫩草闪着绿宝石般的欢快光泽……您就等着好了。林子里渐渐昏暗下来;晚霞的红光缓缓地滑过树根和树干,越升越高,从几乎光秃的树枝移向发愣的、沉沉欲睡的树梢头……接着树梢也暗下来了;红彤彤的天空渐渐地变蓝了。林子的气息也渐渐浓烈起来,微微地散发着暖洋洋的潮气;吹进来的风一到您近旁便停住了。鸟儿们就要入睡——不是一下全都睡去,而是分批分类地睡去:最先安静下来的是燕雀,过一会儿是知更鸟,接着是白鸟。林子里越来越黑了。树木连成了黑压压的一片;蓝蓝的天上羞答答地出现了第一批星辰。各种鸟儿全都进入了梦乡。唯有赤尾鸟和小啄木鸟仍在困倦地啼喊……过不多一会儿它们也沉默下来了。在您的头上又一次响起了柳莺清脆的歌喉;黄鹂在一处悲悲切切地叫喊,夜莺初次啼啭了。您正等得心烦,突然——但只有猎人才明白我的意思——突然在沉寂中响起一种奇特的嘎嘎声和沙沙声,听到一阵急促而有节奏的鼓翼声——一只山鹬姿势优雅地侧着长长的嘴,从容不迫地从黑洞洞的白桦树后飞了出来,迎着您的射击。
所谓的“伏击”指的就是这个。
就这样,我和叶尔莫莱一起前去伏击;不过请原谅,我先得向诸位介绍一下叶尔莫莱。
此人是个四十五六岁的汉子,瘦高身材,细长鼻子,低脑门,灰眼睛,一头乱发,两片带嘲笑神情的宽嘴唇。无论严寒酷暑,他都穿着一身浅黄色土布外衣,还系着一条宽腰带;下穿蓝色灯笼裤,头戴羔皮帽,这帽子是一个破落地主一时高兴送给他的。他那腰带上系着两个袋子:一个系在前边,巧妙地扎成两半,一半装弹药,一半装子弹,另一个系在后边,是用来装野味的;而所用的棉屑,叶尔莫莱是从自己那顶仿佛取之不尽的帽子里掏出来的。本来他用卖野味赚的钱不难为自己购置弹药袋和背袋,可是他压根儿想不起去买这类用品,仍然照老办法装弹药,他能避免霰弹和火药撒落或混合的危险,其手法之高超常令观者为之惊叹不已。他的枪是单筒的,装有火石,并有强度“后坐”的坏习性,所以叶尔莫莱的右腮总是比左腮肿大。他是如何使用这支枪射中猎物的——即便机灵人也想象不出,可是他能射中。他有一条猎狗,取名瓦列特卡,是个怪得出奇的造物。叶尔莫莱从来不喂它。“喂狗干什么呀,”他自有道理地说,“再说,狗是种聪明的畜生,它自个儿会找到吃的。”此话确实不假:瓦列特卡那副骨瘦如柴的模样虽然让不相干的过往生人也大感吃惊,可是它依然活着,而且还挺长寿;尽管它境况可怜,可它一次也没有逃走过,从来没有表示过想要离开主人的意思。只有过一回,那是在它的青春年华,为了谈情说爱而离开过两天;不过它很快就不再干这种蠢事了。瓦列特卡有一个最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对世上的一切都持一种令人捉摸不透的无所谓的态度……倘若这里谈的不是狗,那么我就想用一个词去说明:“悲观失望。”它常常坐着,把它那短尾巴蜷在身子底下,双眉紧蹙,不时地哆嗦几下,从来不见它露出笑容(大家知道,狗是会笑的,甚至笑得挺可爱)。它那副长相奇丑无比,凡是闲来无事的仆人总不放过机会把它的仪表刻毒地嘲笑一番;可是对于所有这些嘲笑以至殴打,瓦列特卡都以惊人的冷静态度忍受下来。有时候由于那些不单单是狗所特有的弱点,它把自己的馋嘴巴探进暖和而香气扑鼻的厨房那扇半开半掩的门里,厨子们便立刻丢下手头的活,对它大喊大骂,并去追赶它,这给厨子们带来了极大的快乐。行猎时,它一向不知疲累,嗅觉又极灵敏;不过,如果偶尔追到一只被打伤的兔子,它就会远远地躲开那个用各种懂得和不懂得的方言大骂的叶尔莫莱,躲在绿丛林里的阴凉处,美美地把兔子吃个精光,连骨头都不剩一根。
叶尔莫莱是我邻近一个旧式地主家的下人。那些旧式地主不喜欢“鹬鸟”,而爱吃家禽。只有遇到特殊情况,如逢生日、命名日或选举日,旧式地主家的厨子们才烹制一些长嘴鸟做菜肴。俄国人都有一个特点,每当自己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就来了劲头,那些厨子就是这样,他们一来劲便想出高招,调制出奇离古怪的菜肴,使得大多数宾客只能好奇地欣赏端上来的美味,可怎么也不敢去尝一尝滋味。叶尔莫莱按吩咐每月要为主人家厨房供应两对松鸡和山鹑,其他的事便不用他管了,他想住哪儿就住哪儿,想怎么过就怎么过。人们都不要他干活,把他看成百无一用的人——就像奥廖尔人所说的,是“废物一个”。不用说,正是依照他那种不拿东西喂狗的规矩,人们也不供给他火药和霰弹。叶尔莫莱是一个怪得出奇的人:如鸟儿一般无牵无挂,贫嘴长舌,从表面看懒懒散散,笨里吧唧;他非常贪杯,不爱在一地久居,走起路来两脚磨磨蹭蹭,身子东摇西晃——就这样磨蹭和摇晃,一昼夜却能走五十来俄里路。他经历过各种各样的险遇:曾在沼地里、树上、房顶上、桥底下宿过夜,多次被人关在楼阁、地窖和棚屋里,失掉了狗、贴身穿的衣服,被人长时间狠揍过,然而,时隔不久,他又回来了,也有衣服穿,还带着枪和狗呢。不能管他叫快乐的人,虽然他的心情几乎是蛮不错的;总的说来,他像个怪人。叶尔莫莱喜欢跟上等人侃上几句,特别是在酒酣之时,但他侃不多一会儿,抬起屁股就走。“你往哪儿去呀,死鬼?深更半夜的。”“到恰普利诺村去。”“你跑十来俄里去恰普利诺干啥呀?”“到那边庄稼汉索夫龙家过夜。”“就在这儿过夜吧。”“不,不行。”就这样叶尔莫莱带着自己的瓦列特卡在黑夜里穿过一处处丛林,越过一道道水沟,匆匆地赶路,而那个庄稼汉索夫龙没准连门也不让他进,还可能拧他的脖子,不准他来打扰规矩人家。话说回来,叶尔莫莱的某些能耐却是无人可及的,比如他善于在春汛时捕鱼,赤手捞虾,凭嗅觉找到野味,诱招鹌鹑,驯养猎鹰,捕捉那些会唱“魔笛”和“杜鹃于飞”曲段的夜莺。唯独驯狗这一行他干不来,他缺乏耐心。他也有妻子。每星期他去会她一回。她住在一间歪歪斜斜破烂不堪的小屋里苦挣苦扎,艰难度日,今天不知明天能否填饱肚子,总之,受尽苦命的煎熬。叶尔莫莱本是个心地温厚、无所挂心的人,可是对老婆却很粗暴而无情,在家里爱摆臭架子,显得严厉可怕——他那可怜的婆娘不知如何讨好他,他一瞪眼,她便吓得发抖,把剩下的最后一分钱都给他打酒喝。当他神气十足地躺在炕上熟睡的时候,她便像奴婢似的给他盖上自己的皮袄。我也不止一次地看到他无意中流露出来的阴沉的凶残劲:他在咬死被射伤的鸟儿时的那种脸部表情使我很厌恶。叶尔莫莱从来没有在家里待过一天以上。到了外边,他又变成了“叶尔莫尔卡”,方圆一百俄里内人家都这样称呼他,有时他本人也这样称呼自己。最卑贱的奴仆都觉得自己比这个流浪汉优越,也许正因为这样缘故,对他倒是蛮友好的。农人们起先为了寻开心,跑去追逐他、逮住他,就像对待野地里的兔子似的,过后又发慈悲而放了他,一听说他是个怪人,就不捉弄他了,甚至还给他面包吃,跟他闲聊……我就是带着这样一个人同去打猎,与他一起到伊斯塔河畔一个很大的桦树林里去伏击。
俄国有许多河流跟伏尔加河很相似:一边是山,另一边是草地。伊斯塔河也是如此。这条小河像蛇一样蜿蜒着,奇特异常,没有半俄里是直溜的。在有的地方从陡峭的山冈上放眼望去,十几俄里长的小河,以及堤坝、池塘、磨坊、围着爆竹柳的菜园和茂密的果园,都可一览无遗。伊斯塔河中的鱼多得没法数,尤其是大头(天热的时候农人们在灌木丛下用手去逮)。一些小滨鹬一边啁啾着,一边沿着那些流淌着冰凉而清澈泉水的岩石岸边飞来飞去;野鸭子向池塘中央游去,小心翼翼地四下顾盼;苍鹭停歇在一些河湾里悬岩下的阴影处……我们伏击了近一小时,猎到两对山鹬,希望在日出之前再碰碰运气(早晨也可以伏击的),便决定到最近处一家磨坊去歇宿。我们走出丛林,下了山冈。河水滚着深蓝色的波浪;空气变浓了,弥漫着夜晚的潮气。我们敲了敲大门,院内有几只狗一齐叫了起来。“谁呀?”响起一个沙哑的、睡意蒙眬的声音。“是打猎的,想借宿一下。”没有回答。“我们会付钱的。”“我去对老板说说……嘘,该死的畜生!……怎么不死呀!”我们听到那雇工进屋里去了;他很快就回到大门边。“不行,”他说,“老板不让进。”“为什么不让?”“他害怕;你们是打猎的,弄不好把磨坊给烧了,你们带有弹药呢。”“瞎说!”“前年我们的磨坊已烧过一回:有几个牲口贩子来过夜,不知怎的把房子给烧了。”“怎么,伙计,总不能让我们在外头过夜吧!”“那随你们的便了……”他走开了,靴子噔噔噔地响。
叶尔莫莱朝他骂了一通脏话。“咱们到村里去吧。”最后他叹口气说。但到村子还有两俄里地呢……“就在这儿过夜吧,”我说,“就睡在外头,夜里还暖和;给点钱,让老板给咱们送些麦秸来。”叶尔莫莱顺从地同意了。我们又敲起门来。“你们要干什么呀?”又传来那个雇工的声音,“说过了,不行。”我们向他说明了我们的要求。他去跟老板商量了一会儿,便和老板一起转回来。小门嘎的一声开了。老板露面了,他是个高个子,肥肥的脸,公牛般的后脑勺,滚圆的大肚子。他同意了我的要求。离磨坊百来步远的地方有一个四边通风的小敞棚。他们把麦秸和干草给我们送到敞棚里。那雇工在河边草地上摆好茶炊,蹲下身子,尽心地去吹那生火的筒子……炭火闪烁着,清楚地照亮了他那张年轻的脸。磨坊老板跑回去唤醒妻子,终于他自己提出让我到他房子里过夜;但我宁愿在外边露宿。老板娘给我们送来了牛奶、鸡蛋、土豆、面包。茶炊很快就烧开了,我们便开始饮茶。河面已是雾气腾腾,没有风;秧鸡在四周咕咕地啼叫;磨坊的水轮边发出微弱的响声,那是轮翼上的水点往下滴,水从堤坝闸门里渗漏出来。我们生起一小堆篝火。叶尔莫莱在灰烬上烤着土豆,我趁机打了一会儿盹……一阵压低的轻声细语惊醒了我。我抬头一瞧:那磨坊老板娘正坐在篝火前一个倒放的木桶上同我的猎伴在聊天。我早先从她的穿着和举止言谈中已看出她是某地主家的女仆——她不会是农妇,也不会是小市民,不过直到这一会儿我才看清她的脸容。看样子她有三十来岁;清瘦的面容还留有当年姿色的遗韵;我特别欣赏她那双忧郁的大眼睛。她的两肘支在膝上,手托着脸。叶尔莫莱背朝着我坐,不时往火堆里添些木柴。
“热尔图希纳那边的牲畜又闹瘟疫了,”磨坊老板娘说,“伊万神甫家已死了两头母牛……愿上帝保佑!”
“你们家的猪怎么样?”叶尔莫莱沉默了一会儿后问道。
“都活着呢。”
“能给我一只小猪崽就好了。”
老板娘一时不答话,稍后叹了口气。
“和您一起来的是什么人?”她问。
“一位老爷,柯斯托马罗夫村那边的。”
叶尔莫莱往火里扔了几根枞树枝;树枝立即噼噼啪啪地响了起来,一股浓浓的白烟直扑他的脸。
“你丈夫干吗不让我们进屋?”
“他怕。”
“瞧那胖样,大肚皮……小鸽子,阿丽娜·季莫费叶夫娜,给我一小杯酒吧!”
老板娘站起身,消失在黑暗中。叶尔莫莱低声地哼起歌来:
我去找情妇,
鞋子都磨破……
阿丽娜拿着小酒瓶和小杯子回来了。叶尔莫莱欠一欠身,画了下十字,一口气喝干了酒。“棒极了!”他说了一句。
老板娘又在木桶上坐下来。
“怎么,阿丽娜·季莫费叶夫娜,你还老是有病?”
“可不。”
“这怎么回事?”
“夜夜咳嗽,可折磨人啦。”
“老爷看来睡着了,”叶尔莫莱沉默了一会儿说,“你别去找郎中,那会更糟。”
“所以我没有去。”
“上我家串串门吧。”
阿丽娜埋下了头。
“到时候我把家里那婆娘赶走,”叶尔莫莱继续说,“真的。”
“您最好把老爷叫醒,叶尔莫莱·彼得罗维奇:瞧,土豆烤熟了。”
“让他好好睡吧,”我的忠实仆人冷静地说,“他跑累了,睡得很香。”
我在干草上翻起身来。叶尔莫莱站起来,走到我身旁。
“土豆烤熟了,吃点吧。”
我走出敞棚;老板娘从木桶上站了起来,想要走。我跟她聊了起来。
“这磨坊你们租下很久啦?”
“去年三一节那天租的,一年多了。”
“你丈夫是哪儿人?”
阿丽娜没有听清我的问话。
“你丈夫是啥地方人?”叶尔莫莱提高嗓门,重复了一遍。
“是别廖夫人。他是别廖夫城里人。”
“你也是从别廖夫来的?”
“不,我是地主家的人……以前在一个地主家干活。”
“谁家的?”
“兹韦尔科夫先生家的。现在我自由了。”
“哪一个兹韦尔科夫?”
“亚历山大·西雷奇。”
“你是不是做过他妻子的婢女?”
“您怎么知道的?我做过。”
我怀着双倍的好奇心和同情心瞅了瞅阿丽娜。
“我认识你那家老爷。”我继续说。
“您认识?”她低声地答话,低下头去。
该对读者说一下,为什么我会如此同情地瞅着阿丽娜。我在彼得堡的时候,一个偶然机会使我认识了兹韦尔科夫先生。他当时身居要职,以博识和干练闻名。他有一位胖乎乎的夫人,她有些神经过敏,爱哭鼻子,可又很凶,是个平庸而又讨厌的女人;他也有一个儿子,是个地道的又娇又蠢的公子哥。兹韦尔科夫先生本人的长相也令人不敢恭维:那张近乎四方形的宽脸上狡猾地瞪着一双鼠眼,翘着一只又大又尖的鼻子,鼻孔朝外翻;剪得很短的白发像鬃似的戳立在他那布满皱纹的前额上边,两片薄嘴唇不停地颤动着,甜腻腻地微笑着。兹韦尔科夫先生常叉开两腿站着,把那双胖胖的手插在口袋里。有一次我和他两人坐马车出城。我们谈起来。作为一个阅历丰富的能干人,兹韦尔科夫先生便教导起我来,要我学走“正路”。
“恕我直言,”他最后尖声尖气地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对各种事情不假思索,便做出判断和解释;你们很少了解自己的祖国。你们,先生们,对俄罗斯很不熟悉,就是这么回事……你们全只读德国人的书。比如说,您现在跟我谈这谈那,喏,比如谈仆人问题……很好,我不争论,这一切都很好;可是你们不了解他们,不了解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兹韦尔科夫先生大声擤了下鼻涕,嗅了嗅鼻烟。)比如,有一件小趣闻,我来对您说说,这可能会让您感兴趣。(兹韦尔科夫先生咳了一下。)您是知道的,我的太太是什么样的人:比她更善良的女人,恐怕是难以找到的,这您也是承认的。她使唤的丫头过的可不是常人的日子——简直像在天堂……但是我的太太给自己立下一道规矩:不用结过婚的女仆。那样的女仆确实不合适:一个女仆有了孩子后,就有这事那事,哪儿还能好好服侍太太,照料她的饮食起居呢?那样的女仆会顾不上这些,她已经没有这份心思了。这也是人之常情嘛。事情是这样的:有一次我们乘车经过我们的村子,这事有些年头了——怎么对您说呢,说实话——早在十五六年前吧。我们看到村长家里有个小姑娘,是他的闺女,模样标致极了;而且您要知道,那仪态里还带有娇媚劲。我太太就对我说:‘科科(您知道她是这样称呼我的)把这个小丫头带到彼得堡吧,我很喜欢她。科科……’我说:‘好吧,带去吧。’那村长嘛,不用说,就向我们下跪道谢,您明白,他做梦也想不到有这样好运……当然啰,那小丫头还不懂事,大哭了一阵。开头这的确会让她害怕:要离开爹娘的家嘛……总之……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她很快就跟我们处惯了;起初让她和女仆们一处住;当然,得调教她。您猜怎么着?……这丫头的长劲可惊人了;我太太对她简直喜欢得不得了,可疼她啦,终于撤了其他几个女仆,让她来当自己的贴身丫头……看到了吧!……也该为她说句公道话:我太太压根儿没有过这样可心的丫头;她那么殷勤、恭顺、听话,简直样样都称人的心。可说实话,我太太对她也太宠了;给她穿得漂漂亮亮,让她与主人吃一样的饭菜,喝一样的茶……嘿,真教人难以想象!就这样她在我太太身边伺候了十来年。忽然,有一天早上,您想象一下吧,阿丽娜——她的名字叫阿丽娜——没有禀报就走进我的办事室里——扑通一声便跪在我面前……坦白地说,我容忍不了这个。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该忘记自己的身份,不是吗?‘你有什么事?’‘老爷,亚历山大·西雷奇,请您发发慈悲。’‘什么?’‘请许我出嫁吧。’说实话,我很惊讶。‘你是知道的,傻丫头,太太身边没有别的丫头呀!’‘我会照常服侍太太的。’‘瞎说!瞎说!太太是不用出嫁的丫头的。’‘马拉尼娅可以接替我。’‘别说三道四了!’‘随您怎样吧……’说真的,我惊呆了。对您说吧,我是这样的人:我敢说,没有什么像忘恩负义一样让我感到这样强烈的痛恨的了……反正对您说说不要紧,您知道我太太是什么样的人,她是天使的化身,她的善良是无法言传的……哪怕是魔鬼,也会怜惜她的。我把阿丽娜轰出房去。我思谋着她没准会醒悟的,要知道,我不信人会那么坏,会以怨报德。您猜怎么着?半年后她又为同一件事来求我。我,说真的,非常气恼,把她赶了出去,并吓唬她,说要去告诉太太。我火极了……可是还有令我吃惊的:过了不多日子,我太太眼泪汪汪地来找我,她十分激动,简直让我吓坏了。‘出什么事啦?’‘阿丽娜……’您明白……您明白……这事我羞于说出口。‘不会吧……会是谁呢?’‘是仆人彼得鲁什卡。’我肺都气炸了。我这个人哪……就不爱含糊……彼得鲁什卡……没有错。惩罚他也行,不过,依我看,他没有错。阿丽娜嘛,唉,唉,还有什么可说呢?当然,我立刻吩咐把她的头发剃了,给她换上粗布衣服,把她遣送到乡下去。我太太失去了一个可心的婢女,但这也无可奈何:家里总不能被搞得一团糟。烂肢不如一下截去好……唉,唉,现在您自己想想吧,反正您是了解我太太的,这,这,这……终究是个天使呀……她就是舍不得阿丽娜嘛,阿丽娜明明知道,而她就不顾羞耻……不是吗?您说说……啊?还能说什么呢!总之,毫无办法。至于我嘛,这个丫头的忘恩负义也使我痛心,难过了好一阵子。不管怎么说……这种人没有良心,无情无义!你无论怎样喂狼,狼总是眼瞧树林……且当作后事之师吧!不过我仅是想向您说明……”
兹韦尔科夫先生没有把话说完,便转过头去,用外套把自己裹得更加严实,刚强地抑制着不由自主的激动。
这一会儿读者大概已会明白,我为什么那么同情地瞅着阿丽娜了。
“你嫁给磨坊老板已很久了吗?”我最后这样问她。
“两年了。”
“怎么,老爷允许您啦?”
“人家替我赎了身。”
“谁?”
“萨韦利·阿列克谢维奇。”
“他是什么人?”
“是我男人。(叶尔莫莱不出声地微笑一下。)莫非老爷对您说起过我?”阿丽娜稍沉默了一会儿,又问一句。
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她的问话好。“阿丽娜!”磨坊老板从远处喊她。她站起身走了。
“她丈夫人好吗?”我问叶尔莫莱。
“还可以吧。”
“他们有子女吗?”
“有过一个儿子,可夭折了。”
“怎么,磨坊老板喜欢上了她,是吗?……他替她赎身花了很多钱吧?”
“这不清楚。她识字;干他那一行,识字……总是……很有用的。所以她被看中了。”
“你跟她早相识啦?”
“早啦。我从前常去她主人家。他们的田庄离这儿不远。”
“仆人彼得鲁什卡你也认得?”
“彼得·瓦西利耶维奇吗?当然是,认得。”
“他现在在哪儿?”
“当兵啦。”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
“她的身体似乎不大好?”我最后问叶尔莫莱。
“会有什么好身体呢……明天这场伏击兴许很好。现在您就好好睡一觉吧。”
一群野鸭嘎嘎地叫唤着,掠过我们的上空,我们听到,它们是降落在离我们不远的河面上。天色已经全黑了,也开始变凉了;树林里夜莺在嘹亮地啼啭。我们钻进干草里睡着了。
[book_title]莓泉
八月初的炎热天气常常令人不堪忍受。在十二点到三点这段时辰里,即使最坚决最迷恋打猎的猎人也无法出去行猎,连最忠心的狗也“蹭起猎人的脚跟”,就是说,一步一步地跟在猎人的屁股后边,难受地眯起眼睛,把舌头伸得老长,对于主人的呵斥,它只是委屈地摇摇尾巴作为回答,脸上露出一副窘态,但不往前头跑。我有一次就是在这样的日子前去打猎。心里很想找个阴凉地方,哪怕躺一会儿也好,可是我对这种诱惑抵制了好一阵子。我那只不知疲倦的狗也一直坚持在灌木丛里寻找猎物,显然,它并不期望自己的狂热行动会有什么收效。这种令人喘不过气的暑热最终迫使我想到,还是保存一些最后的气力和能力为好。我勉勉强强走到伊斯塔河边,这条河是我的宽厚的读者所已熟悉的。我走下陡坡,踏着潮湿的黄沙,朝着那个在附近颇有名气的名曰“莓泉”的泉水走去。这股泉水是从河岸上那个渐渐变成又窄又深的峡谷的裂缝中涌出来的,它在离这儿二十来步远的地方带着欢快的絮叨声泻入河中。峡谷两边的斜坡上长满了小橡树林;泉水近旁是一片青翠的草地,草长得很短,整片草地仿佛天鹅绒一般;阳光几乎从来没有接触过那清凉的、银色的泉水。我好不容易来到泉水边,草地上放着一个桦树皮做的水勺,那是过路的农人留下给大家用的。我喝足了水,在阴凉处躺下来,向周围扫了一眼。泉水注入小河的地方形成了一个水湾,那儿老是泛着一片涟漪。就在水湾旁坐着两个老头,背对着我。其中一个身体壮实,个头高大,身穿整洁的深绿色长外衣,头戴毛绒便帽,正在钓鱼;另一个身体瘦小,穿的是一件带补丁的棉毛上衣,没有戴帽,膝上放着一小罐鱼饵,有时摸摸自己白发苍苍的头,像是要挡点阳光。我细细打量了他,认出他就是舒米希诺村的斯捷普什卡。请读者允许我介绍一下这个人。
距我的村庄几俄里远的地方,有个叫舒米希诺的大村庄,村上有一座石结构教堂,它是为修士圣科济马和圣达米安而修建的。教堂对面有一座曾显赫一时的宽敞的地主大宅,大宅周围有各种各样附建的房屋棚舍,如杂用房、作坊、马厩、地窖、马车棚、澡堂、临时伙房、供客人和管理人员住的厢房、花房、民众娱乐房以及其他大小用房。在这个宅院里住的是一家地主老财,他们的日子一直是过得安安稳稳的。不料在一天早晨,他们的全部家当突然被一场大火烧个精光。于是这地主一家便迁往另一处住了,这儿的宅院便开始荒废。宽敞的废墟变成了菜地,一些地方留下一堆堆砖头瓦块和先前屋基的残迹。人们用没被烧坏的圆木马马虎虎地钉了一间小屋,用船板盖了屋顶,那船板是十来年前为建造哥特式亭台而购置的。主人让园丁米特罗方带着妻子阿克西尼娅以及七个孩子住进这个小屋,并派他种瓜种菜,供住在一百五十俄里外的主人家食用,又指派阿克西尼娅照管那头以高价从莫斯科买来的季罗里种母牛,不过,很遗憾,这头母牛已丧失了生殖能力,因此自买来后就没有产过奶;她还得饲养一只烟色的凤头公鸭,这是唯一的“老爷家的”家禽;孩子们由于年幼,没有派他们任何差使,这倒使他们完全成了懒骨头。我曾有两次在这个园丁家里借宿;路过时常向他买些黄瓜,可天知道为什么他的黄瓜在夏天便长得那么老大,皮黄而厚,淡而无味。就是在他家里我头一回见到了斯捷普什卡。除了米特罗方一家,还有一个托基督的福寄住在一个士兵的独眼妻子那间小屋里的年老失聪的教会长老格拉西姆。除此之外,便没有任何其他家仆留在舒米希诺村了,因为我要向读者介绍的这个斯捷普什卡一般不能算作人,尤其不能把他算作家仆。
在社会里,任何人总有一定的地位,总有一定的交往;任何家仆,即使不拿工钱,至少也得有他一份所谓的“口粮”,可是斯捷普什卡则绝对没有拿过任何补贴什么的,他无亲无故,无人知道他的生死。此人简直没有来历,没有人谈起他,人口调查簿上也不见得查得到他。有些不明不白的传闻说,他从前当过某某人的侍仆;然而,他是何人,来自何方,是何人之子,如何成了舒米希诺村的村民,他那件不知从何年何月起就穿在身上的棉毛外衣是如何搞到的,他住在何处,何以为生等诸多问题,绝对没有人能知道一星半点,老实说,也没有人去考查这些问题。特罗菲梅奇老爷爷是个很了解所有家仆的四代家谱的人,就连他也只提起过一次,他说,他记得已故的老爷阿列克塞·罗曼内奇旅长当年出征归来时,用辎重车载回的那个土耳其女子就是斯捷潘的亲戚。按俄国的古老习俗,每逢节日,就用荞麦馅饼和烧酒普遍赏赐和款待大家,即使在这种节日里,斯捷普什卡也不来到摆好的餐桌和酒桶旁边,他不鞠躬行礼,也不前去吻老爷的手,不当着老爷的面一口气饮干由管家的胖手斟的满满一杯酒,以表示对老爷健康的祝福;除非有个好心人经过,把一块吃剩的馅饼分给这个可怜虫。在复活节,人们按习俗吻他的脸,而他也不卷起油腻腻的袖子,不从后边口袋里掏出红鸡蛋,也不喘着气、眨着眼把红鸡蛋献给少爷以至太太。夏天他住在鸡窝近边的贮藏室里,到冬天则住在澡堂的更衣室里;最寒冷的时候便到干草棚里过夜。人们对他看习惯了,有时甚至给他一拳踢他一脚,但没有人跟他说说话,他本人也好像生来没张过嘴一样。那场火灾之后,这个被丢下不管的人便栖身在,或像奥廖尔人所说的,“躲藏”在园丁米特罗方家里。园丁对他不理不睬,既不对他说“住在我这里吧”,也没有让他滚蛋。斯捷普什卡也不算是住在园丁家里,他是凑凑合合地歇宿在菜园子里,他来来去去、一举一动都无声无息;打喷嚏、咳嗽时都蒙上手,害怕出声,他老是忙忙碌碌,奔前奔后,活像蚂蚁,这全是为了糊口,纯粹是为了有口饭吃。说真的,要是他不从早到晚为自己的吃饭奔忙操心的话,那么我的斯捷普什卡已成了饿死鬼了。糟就糟在朝不保夕,吃了上一顿,没有下一顿!有时斯捷普什卡坐在篱笆旁啃萝卜或是嚼胡萝卜,或者低着头切碎那肮里肮脏的白菜帮;有时呼哧呼哧地把一桶水提到某处去;有时在小沙锅下边生火,从怀里掏出几块黑乎乎的玩意儿扔在锅里;有时在自己的小贮藏室用木头敲敲打打,钉钉子,做个搁面包的小架子。他干这种活时都是不声不响的,像是偷偷摸摸地干:有人瞧一眼,他就躲开了。有时他突然离开三两天;他的失踪当然也没有人发觉……过不多久,一瞧,他又在那里了,又在篱笆旁偷偷地给沙锅生火煮吃的了。他的脸蛋很小,有一双黄色的小眼睛,头发直遮到眉毛,小鼻子尖尖的,耳朵特大,显得透亮,活像蝙蝠的耳朵,胡子像是两星期前剃的,老是留得不长不短。这就是我在伊斯塔河岸上遇到的与另一个老头待在一起的那个斯捷普什卡。
我走到他们身旁,向他们问了好,然后便挨着他们坐下来。斯捷普什卡的那位同伴我也认出来是位熟人:他是彼得·伊利奇伯爵家的已获自由的农奴米海洛·萨韦利耶夫,绰号叫“雾”。他常住在那个患肺病的波尔霍夫城小市民——一家客店的老板——那里,我经常在那家客店里投宿。乘车经过奥廖尔大道的年轻官员以及其他有闲情的人(那些沉睡在条纹羽毛褥子里的商人则无心及此)至今还可以发现离那个特罗伊茨基大村庄不远的地方,有一座木建的两层楼房立在路旁,房顶已经塌了,窗户已经钉死,完全被废弃了。在阳光普照、天气晴朗的中午时分,你很难想象有比这遗址更凄凉的景象了。早先在这里住的是彼得·伊利奇伯爵,他是当年有钱有势的显赫人物,以好客闻名。他的家里常常云集着全省的名流显要,客人们在他的家庭乐队震耳欲聋的乐声中,在花炮和焰火的噼啪声中尽情地跳呀,玩呀,热闹非常。如今,因途经这座荒废了的贵族豪华宅第而勾起对往昔和青春岁月的感叹和回忆的,大概不止是一位老太太吧。伯爵长年地大摆筵席,带着亲切的微笑来往周旋于众多的百般奉承的宾客之中。但不幸的是他的产业不够他一生挥霍。他彻底破产了,于是便前往彼得堡,想在那边谋个一官半职,但还未等到什么结果,就死在旅馆里了。“雾”曾在伯爵家里当过管家。伯爵还健在时,他就领到了解放证书。此人约七十岁左右,有一张端正而讨人喜欢的脸。他几乎总是面露微笑,如今只有叶卡捷琳娜时代的人才像他那样笑得慈善而优雅。说话时,双唇慢慢地开开合合,亲切地眯起眼睛,说话带点鼻音。他擤鼻子、嗅鼻烟都显得不慌不忙,像在办件要事。
“怎么样,米海洛·萨韦利伊奇,”我开始说,“钓到鱼了吗?”“您瞧一瞧渔篓吧:钓到了两条鲈鱼,还有五条大头呢……给他看看,斯捷普什卡。”
斯捷普什卡把渔篓递给我看。
“你近来好吗,斯捷潘?”我问他。
“没……没……没……没什么,老爷,马马虎虎。”斯捷潘讷讷地回答,仿佛舌头上压着重东西。
“米特罗方身体好吗?”
“他身体很好,可……可不是,老爷。”
这可怜的老头转过脸去。
“鱼不怎么爱上钩,”“雾”说起话来,“热得真够呛;鱼全躲进树丛下睡觉了……替我装个鱼饵吧,斯捷帕。(斯捷普什卡取出一条虫子,放在手掌上,拍打了两下,安在钓钩上,吐了口唾沫,递给了“雾”。)谢谢,斯捷帕……老爷,您,”他接着向我说,“是去打猎吗?”
“是呀。”
“唔……您的狗是英国种或是纽芬兰种?”
这老家伙一有机会就喜欢显摆自己,他的用意是让人知道,他是个见过世面的人!
“不知道它是什么种,可是它挺好。”
“唔……您还有一些狗吧?”
“家里养了两群呢。”
“雾”微微一笑,摇摇头。
“确是这样:有的人对狗很着迷,可有的人白送他也不要。依我的肤浅之见,我以为养狗可以说主要是为了摆谱儿……想让一切都显得体面:让马显得体面,让养狗的仆人也显得体面,一切都得体面。已去世的伯爵——愿他进天国!——说实话,生来就不是一个猎人,可他也养狗,一年里出去打一两回猎。养狗的仆人穿起镶金边的红外套,集合在院子里,吹起号角;伯爵大人出来了,他们给伯爵大人牵过马,扶他上马,猎手的头头把大人的脚套进马蹬,然后摘下帽子,用帽子托着缰绳递上去。伯爵大人的马鞭一响,养狗的仆人们便吆喝起来,拥出院子。马夫骑着马跟在大人后面,用绸带子牵着主人的两只宠爱的狗,小心照看着……马夫他高高地骑在哥萨克马的马鞍上,容光焕发,大眼睛不停地转来转去……当然啰,在这样的场合总是少不了有宾客。多么开心,多么派头……咳,挣脱了,鬼东西!”他拽了下钓竿,突然说。
“听说,伯爵这辈子过得挺风光的,是吗?”我问道。
老头往鱼饵上吐了口唾沫,把钓钩抛下去。
“敢情,他是个富贵显赫的人嘛。可以说,常常有一些从彼得堡来的头等要人来拜访他,常常有一些佩蓝绶带的人在他家里吃吃喝喝。伯爵也挺会款待客人。他时常把我叫去,说:‘“雾”,明儿我要几条活鲟鱼,叫人给送来,听见没有?’‘听见了,大人。’那些绣花外套、假发、手杖、香水、上等花露水、鼻烟壶、大幅油画等都是直接从巴黎定购来的。一举办大宴会——天哪,可了不得!焰火满天蹿,车马遍地游,甚至还放炮呢。光是乐师就有四十人。他雇了一个德国佬来当乐队指挥,可那德国佬竟摆起架子:要与主人一家同桌用餐,伯爵大人就下令让他滚蛋,他说,我的乐师个个懂行,用不着指挥。当然啰,什么都由老爷说了算。一跳起舞来,便跳个通宵达旦,跳得最多的是拉科谢兹舞和马特拉杜尔舞……唉……唉……唉……上钩了,伙计!(老头从河里拖上一条不大的鲈鱼。)拿着吧,斯捷帕。”老头又抛出钓钩,接下说,“老爷倒是个好老爷,心肠也好。有时会揍你几下,过一会儿就不记得了。只有一件事不怎么的,就是养姘头。唉,那些姘头呀,全不是好玩意儿!就是她们害得他破产的。她们全是从下等人家那里挑来的。按说,她们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可是不:即使把全欧洲最值钱的东西都给了她们,还是不行!说来也是,为什么不及时行乐呢,这是老爷家的事……可是搞到破产总是不该的呀。特别是一个名叫阿库丽娜的姘头,如今她已不在人世了,愿她升入天国!她本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丫头,西托夫村一个甲长的女儿,瞧她那个凶劲!常常扇伯爵的耳光。她把伯爵完全给拴住了。我侄儿不小心把她的新衣服溅了点可可汁,就把他押去当兵……被押去当兵的何止他一个人呢。话说回来,那时候到底是好时光呀!”老头又说了这段话,深深叹了口气,低下头,不吭声了。
“我看,你家老爷很严厉吧?”沉默了一会儿之后,我开口说。
“那时候就兴这样嘛,老爷。”老头摇摇头,反驳说。
“现在就不那样了。”我眼盯着他,说。
他斜过眼瞟了我一下。
“现在当然更好了。”他嘟哝说,把钓钩抛得远远的。
我们坐在树荫下,可树荫下也闷热得很。沉闷而炎热的空气似乎停滞不动;燥热的脸愁苦地盼着风来,可是一点风也没有。太阳从蓝蓝的发黑的天空火一般的照射;在我们的正对岸,是一片黄灿灿的燕麦地,有些地方长出一蓬蓬苦艾,连一根麦穗也没有摇动。稍低处有一匹农家的马站在齐膝的河里,懒洋洋地摇晃着湿漉漉的尾巴;从低垂的灌木下有时浮出一条大鱼,吐了几口水泡,又悄然沉到水底,留下微微的涟漪。螽斯在枯黄的草地里吱吱地叫着;鹌鹑仿佛不高兴地啼喊着;鹞鹰在田野上空从容地飞翔,时不时地在一处停歇下来,迅速地拍了拍翅膀,尾巴如扇子似的展开。我们热得一动不动地坐着。蓦然从我们后面的峡谷里传来了一阵脚步声:有人朝着泉水走来。我回头一瞧,就瞧见一个五十来岁的满身尘土的庄稼人,身上穿一件衬衫,脚蹬树皮鞋,背着一只背篓,肩上搭着一件粗呢上衣。他来到泉边,大口大口地饱喝了一通水,慢慢地站起身来。
“是你呀,符拉斯?”“雾”朝他打量了一下,喊了起来,“你好呀,老弟。你是打哪儿来呀?”
“你好,米海洛·萨韦利伊奇,”庄稼人走到我们跟前说,“打大老远来。”
“上哪儿去了?”“雾”问他。
“上了趟莫斯科,去找老爷。”
“为了什么事呀?”
“去求他。”
“求他什么呀?”
“求他减轻点代役租,要么就改劳役租,或者让我换个地方也行……我儿子死了,眼下我一人对付不过来。”
“你儿子死了?”
“死了,”庄稼人沉默了一下,接下说,“我儿子以前在莫斯科赶马车;说实话,代役租是他替我缴的。”
“难道你们如今还缴代役租?”
“是呀。”
“你家老爷怎么说呢?”
“老爷怎么说?他赶我走!他说,你怎么敢直接上我这儿:这种事有管家管嘛;他说,你应该先向管家报告……让我给你换到哪儿呀?他说,你得先把欠的租交清了。老爷真的生气了。”
“怎么,你就这样回来啦?”
“就回来了。我本来打算查问一下,我死去的儿子有没有留下什么财物,可是没有弄清楚。我对儿子的老板说:‘我是菲利普的爹。’而他对我说:‘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他爹呢?再说,你儿子也没留下什么;还欠我的债呢。’我就这样回来了。”
这庄稼人是带着微笑对我们谈这些事的,好像是在谈别人的事,可是他那双小小的、眯拢的眼睛里却是泪水盈眶,嘴唇抽搐着。
“那么你现在就回家吗?”
“还能去哪儿?当然是回家。说不定我老婆正饿着肚皮呢。”
“那你还是……那个……”斯捷普什卡突然开口说,却又觉得不好意思,便不说了,把手伸到罐里翻弄鱼饵。
“那你去找管家吗?”“雾”继续说,带点惊讶地扫一眼斯捷帕。
“我去他那儿干什么?……我还欠着租呢。我儿子在死以前就病了一年,连他自己那份租金都没有交……我也不去操那份心了:反正从我身上挤不出什么了……老哥,任你怎么有鬼主意,都用不着了:我不管那一套了!(庄稼人哈哈大笑。)不管他怎么耍聪明,金季良·谢苗内奇,总归……”
符拉斯又笑了起来。
“怎么样呢?这可不好,符拉斯老弟。”“雾”一字一顿地说。
“有什么不好?不……(符拉斯的话音断了。)天气真热呀。”他用衣袖擦下脸,又说了一句。
“谁是你家老爷?”我问。
“瓦列里安·彼得罗维奇·×××伯爵。”
“是彼得·伊利奇的儿子吗?”
“是彼得·伊利奇的儿子,”“雾”做了回答,“彼得·伊利奇还在世那会儿就把符拉斯住的那个村子分给了他。”
“是这样,他身体好吗?”
“身体好着呢,感谢上帝,”符拉斯回答说,“他气色红润,脸好像更胖了。”
“是这样,老爷,”“雾”朝着我说,“要是在莫斯科附近就好些,可是在这里得交代役租。”
“租金得多少?”
“租金得九十五卢布。”符拉斯嘟哝说。
“喏,您知道,耕地没多少,尽是老爷家的林子。”
“有人说,那林子已卖掉了。”那庄稼人说。
“喏,您看看……斯捷帕,给我个鱼饵……斯捷帕?你怎么啦,睡着啦?”
斯捷普什卡猛地振作一下。庄稼人在我们旁边坐了下来。我们又不作声了。对岸有人唱起歌来,多么忧伤的歌啊……我这位可怜的符拉斯发起愁来……
半小时后,我们便分手了。
[book_title]县城的大夫
秋天的时候,有一回我从很远的野外打猎归来,途中着了凉,病了。我发起烧来,幸好这时候已到了县城,在一家客店住下了。我打发人去请医生。半小时后来了一位县城的大夫。此人个头不大,瘦巴巴的,头发乌黑。他给我开了普通的退烧药,要我贴上芥末膏,挺麻利地把一张五卢布钞票塞进他那翻袖口里,而同时干咳了一声,瞧了瞧旁边,本来想要立即打道回府,不知怎的,跟我聊了起来,于是留了下来。我受着高烧的折磨;我料想夜里会睡不着,巴不得有个人同我侃侃大山。茶端上来了。我的医生便打开了话匣子。他这个人不笨,口齿伶俐,说话颇有风趣。世上有些事好奇怪:你同有的人相处很久,关系也挺融洽,可是你从来不向他披肝沥胆,倾吐心曲;而跟有的人刚刚结识,便视为知己,彼此把心里的全部隐私像忏悔似的掏给对方。我不清楚我是凭什么博得了我这位新朋友的信任,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便把一件相当动人的事,如常言说的,“拿来”说给我听了。现在我就把他讲的事说给我知音的读者听听。我尽量用那位大夫的原话叙述。
“您知不知道,”他开始说了,嗓音显得乏力而发颤(这是因为抽了纯别列佐夫烟草的缘故),“您知不知道本地的法官帕韦尔·卢基奇·梅洛夫?……不知道吧……那没关系。(他咳几下清清嗓子,擦擦眼睛。)您看,怎么说好呢,就照实对您说吧,事情是发生在大斋期里,那正是冰雪消融的时节。我坐在他——我们的法官——家里,在玩普列费兰斯纸牌。我们这位法官是个好人,对玩这种牌很着迷。突然(我的大夫常常用‘突然’这个词)有人对我说:‘有人找您。’我说:‘有什么事?’那人说:‘他带来一张条子,也许是病家写的。’我说:‘把条子拿来。’果然是一个病家写的……那是好事——您明白,这就是我们的饭碗嘛……是这么一回事:那条子是一位守寡的女地主写给我的;她说:‘我女儿病危,看上帝的面上,劳您驾来一趟,我派马车接您。’嗯,这倒没有什么……可是她家离城有二十俄里地,当时已是深更半夜,而且道路又是那么糟!再说啦,她那家又穷,很难指望出两个银卢布以上的诊费,就连这点钱还未必有,没准只给些粗麻布或者旁的一点儿什么。可是您明白,职责重于一切嘛,人家快要丧命了。我突然把纸牌交给那位每场必到的牌友卡利奥宾,就赶回家去。一瞧,一辆小马车已停在台阶前;那几匹马是农家的马——是些大肚子马,肚子特别大,身上的毛简直像毡子一样,那车夫为了表示崇敬,脱了帽坐在那里。我心想,一看就知道,老兄,你的主人不是家财万贯的主呀……您笑了,对您直说吧,我们这些穷哥们,凡是都要掂量掂量……要是车夫像个公爵似的坐着,不脱帽子,还从胡子底下冒出几声冷笑,一边摇晃着鞭子——我敢说准能拿到双倍的诊金!而这一回,我知道不会有那样的运气。不过,我心想,没法子,还是救人要紧嘛。我带上一些最必需的药品,就动身了。您信吗,我费了老劲才勉强到达的。道路糟透了:又是小河,又是雪,又是烂泥,又是水坑,突然有一处堤坝还决了口——多糟糕呀!可我还是到了。病家的房子很小,房顶是麦秸铺的。窗子里亮着灯,想必是在等我。一个恭恭敬敬的老太太戴着便帽出来迎接我。她说:‘救救命吧,她快不行了。’我说:‘请别着急……病人在哪儿呢?’‘请到这边来。’我一看,是一个干干净净的小房间,角落里亮着一盏神灯,床上躺着一位二十来岁的女子,处于昏迷状态。她体温很高,呼吸困难——患的是热病。房间里还另有两位女子,是她的姐妹,她们甚是惊恐,眼泪汪汪的。她们说:‘昨天她还好好的,吃东西也有胃口;今天一早便说头痛,到晚上就这样了。’我再次说:‘请别着急。’您知道,这是医生必须说的话,接着我便开始给病人诊治。我给她放了血,吩咐给她抹上芥末膏,开了药。这时候我瞧了瞧她,瞧着瞧着——我的天,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标致的脸蛋……简直可说是个绝色美妞!我的怜惜之情便油然而生。那容貌真招人喜欢,那双眼睛……过了一会儿,感谢上帝,她安静些了;她发了汗,似乎清醒过来了,向周围瞧了瞧,微微一笑,用手摸摸脸……两位姐妹向她俯身问道:‘你怎么样啦?’‘没什么。’她说,身子转了过去……我一瞧,她睡着了。于是我说,现在该让病人安静一会儿。我们便蹑手蹑脚地走出去,留下一个丫头在那里随时侍候。客厅的桌子上已摆好了茶炊,旁边还放着牙买加酒:干我们这一行是少不了它的。给我上了茶,并请我留下过夜……我同意了,这时候还能去哪儿呀!老太太叹气不已。我说:‘您何必这样呢?她会好的。请别担心,您自己去好好休息一下,已经一点多钟了。’‘要是有事,请您叫人喊醒我好吗?’‘好的,好的。’老太太出去了,两位姐妹也回到自己房里去;已经给我在客厅里铺好了床。我躺下来,可就是睡不着——多么奇怪呀!我心里老是翻腾着。我总是想着我的病人。我终于忍耐不住,突然起来了;心里想,去看看病人怎么样了?她的卧室就在客厅隔壁。于是我下了床,轻轻地推开门,而我的心怦怦直跳。我一瞧,那个丫头已经睡着了,张着嘴,还打着鼾,这个狡猾丫头!病人脸朝外躺着,两手伸开,可怜的姑娘!我走近她……她突然睁开眼睛凝视着我……‘谁呀?谁呀?’我有些发窘。我说:‘别害怕,小姐,我是医生,来看看您怎么样了。’‘您是医生?’‘是医生……是令堂派人到城里请我来的;我已经给您放过血,小姐;现在您好好睡吧,过上三两天,上帝保佑,我们会让您康复的。’‘唉,好呀,好呀,医生。别让我死去呀……求求您,求求您啦。’‘您这是怎么啦,上帝会保佑您的!’我心想,她又发烧了。我给她号了下脉,的确,又在发烧。她瞧了我一会儿,突然抓过我的手。‘我要告诉您,我为什么不愿意死,我要告诉您,我要告诉您……现在只有咱们两个人;可是请您别告诉任何人……请听我说……’我弯下身子;她的嘴唇凑到我的耳边,她的头发触到我的脸——说真的,我脑袋都晕了——她喃喃地说了起来……我什么也听不明白……唉,她是在说胡话呢……她低声地说呀,说呀,话说得很快,似乎说的不是俄国话,她说完了,身子颤了一下,把头倒在枕头上,用手指威吓我说:‘当心,医生,不能对任何人说……’我好歹让她安静下来,给她喝了水,叫醒那个丫头,就出来了。”
说到这儿,大夫又使劲地嗅了嗅鼻烟,发了一会儿呆。
“可是,”他接下去说,“到了第二天,同我的期望相反,她的病情不见减轻。我想来想去,突然决定留下来,虽然还有别的病人在等着我……您也知道,对病家可随便不得,不然,以后的业务会大受影响。但是,第一,这病人确实处于危急状态;第二,应说实话,我对她大有好感。再说,这全家人我都喜欢。她们虽然很穷,可很有教养,可以说是很难得的……她们的父亲是个有学问的人,是作家;当然,他死于贫困,然而已经让子女们受到了良好教育;又留下了许多书。是不是因为我在病人身旁热心照料,还是别的原因,我敢说,她们都很喜欢我,对我像亲人似的……再说,路又泥泞得可怕,交通可以说完全中断了;去城里买药也困难得很……病人的病况还未见好转……日子一天又一天地过去……但是……这样一来(大夫沉默了一会儿。)我真不知怎么对您讲好……(他又嗅了下鼻烟,咳了一声,喝了一口茶。)对您直说吧,我的病人……这怎么说呢……也许是爱上了我……或者不是,不是爱上……可是……真的,这怎么说好呢……”(大夫低下了头,脸红了。)
“不,”他很兴奋地接下说,“怎么能说爱上呀!人总该知道自己的身价嘛。她是个有教养的、聪明博学的女子,而我连拉丁文可以说都忘光了。至于模样嘛(大夫微笑着瞧了瞧自己),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好自夸的。然而上帝也没有让我生成了傻瓜:我不会把白的叫作黑的;我也懂得些什么的。比如说,我心里很清楚,亚历山德拉·安德列叶夫娜——她名叫亚历山德拉·安德列叶夫娜——对我产生的不是爱情,而可以说是一种友好的情谊、敬重什么的。虽然她自己也许在这方面搞错了,要知道她的地位是怎样的,您自己想想看……然而,”大夫带点慌张地一口气说完这些断断续续的话,以后又补充说,“我似乎有点说乱了……这样说您会一点听不明白……这样吧,我还是照顺序给您说吧。”
他喝干了一杯茶,以较平静的音调说起来。
“事情是这样的。我的病人的病情越来越糟了,越来越糟了。您不当大夫,亲爱的先生,您可能体会不了我们这些当大夫的心情,特别是当他最初料到他敌不过病魔时的心情。自信心不知哪儿去啦!你突然会害怕起来,怕得没法说。你似乎感到你把自己的所有医术全给忘了,病人也不相信你了,别的人也发现你惊慌失措了,不大乐意地告诉你症状,皱着眉头瞧着,在一旁嘀嘀咕咕……唉,糟透了!你心里定是在想,会有对症的药的,只要找得到就好。看,是这药不是?试试吧——不对,不是这药!不等药力有起作用的时间……一会儿用这种药,一会儿又用那种药。有时就拿起药学书来翻翻……心想,就是它,就是这种药!实际上有时是随便翻翻书,心想或许运气好能找到什么……可是病人这时候快不行了;也许别的大夫能够救治他。于是你就说,需要会诊;我不能把责任揽给自己。在这种场合下你多么像个傻瓜!不过,时间一长,就习惯了,觉得没有什么。人死了,不是你的过错,你是照章办事嘛。常常还有更令人窝心的事:看到人家盲目地信任你,而你自己则感到无力帮人一把。亚历山德拉·安德列叶夫娜一家正是这样信任我的:她们家的姑娘已危在旦夕。而我这方面呢,则让她们相信,这病不大要紧,可是心里却担心得要命。特别难办的是,道路那么泥泞难行,车夫去买药,往返得好几天。我待在病人房间出不来,我离不开,您知道,我给她讲各种各样好笑的事,同她玩纸牌。夜里都坐在那里守着。老太太噙着泪感谢我;而我心想:‘我不值得你谢。’我坦率地跟您说吧——如今也不必隐瞒了——我爱上了这位女病人。亚历山德拉·安德列叶夫娜对我也情意绵绵;除了我,一般她不让任何别人进她的房间。她跟我一聊起来,便向我问长问短,问我在哪儿上的学,日子过得怎么样,亲人有些谁,同哪些人交往?我觉得不能让她多说话,需要劝阻她,但您知道,完全不让她说说话——我办不到。我常常抱着头在想:‘你是在干什么呀,你这强盗?……’然而她握住我的手不放,打量着我,久久地打量着我,然后转过脸去,叹口气说:‘您是多好的人哪!’她那双手烧得多么烫,眼睛大大的,显得无精打采。她说:‘是的,您很善良,您是个好人,您不像我们这里的一些街坊……是的,您不是那种人……我以前怎么不认识您呀!’‘亚历山德拉·安得列叶夫娜,您安静些吧,’我说,‘……说真的,我觉得,我不知道有什么值得您夸奖的……看上帝面上,请您安静些吧,安静些吧……一切都会好的,您会康复的。’不过我应该告诉您,”大夫向前弯弯身,耸起眉头,继续说,她们跟街坊来往很少,因为寒微人家跟她们身份不大相称,而傲气又使她们不愿去高攀那些富人阔佬。对您说吧,这是一个非常有教养的家庭,所以,您知道,我很引以为荣。她只吃由我亲手递给的药……这可怜的人由我帮她坐起来服药,然后凝望着我……我的心跳得可厉害啦。这期间,她的病情越来越恶化,越来越糟了,我想,她就要死了,一定要死了。您信吗,哪怕让我进棺材也好;这时候她的母亲和两位姐妹都在一旁打量着,直盯着我的眼睛……对我渐渐失去了信任。‘什么?怎么样呀?’‘没什么,没什么!’神志都不清了,怎么是没什么呢。有一天夜里我又是一个人坐在病人旁边。那丫头也坐在那里,鼾声如雷……可是也不能怪这个可怜的丫头,她也累得够呛了。亚历山德拉·安德列叶夫娜整个晚上都感到非常难受,烧得很苦。她一直辗转反侧地折腾到半夜;最后似乎睡着了,至少躺着不动了。屋角里圣像亮着神灯。我坐在那里,耷拉下脑袋,打起盹来。突然,像是有人从旁捅了我一下,我转过头……我的天!亚历山德拉·安德列叶夫娜睁着眼睛在瞅我……嘴张着,两颊烧得通红。‘您怎么啦?’‘医生,我要死了吗?’‘哪会呢!’‘不,医生,不,请不要说我会好起来……不要这样说啦……如果您知道……您听我说,看在上帝面上,不要对我隐瞒病情啦!’她呼吸得非常急速。‘要是我确切知道我定要死去……那我要把一切都告诉您,全告诉您!’‘亚历山德拉·安德列叶夫娜,请别这样想!’‘请听我说,我一点也没睡着,我对您看了好久……看在上帝面上……我信得过您,您这个人很善良、很诚实,为了世上神圣的一切,我恳求您对我说实话吧!要是您能明白,这对于我是多么的重要。……医生,看在上帝面上,请告诉我,我的病很危险吗?’‘我对您说什么呢,亚历山德拉·安德列叶夫娜——别那么想!’‘请行行好,我求您了!’‘我不能瞒您,亚历山德拉·安德列叶夫娜,您的病确实很危险,但上帝会保佑的……’‘我要死了,我要死了……’她似乎高兴起来,脸上显得非常快乐;我很吃惊。‘您别害怕,别害怕,死一点儿也不让我畏惧。’她突然欠起身来,支在胳膊肘上。‘现在……嗯,现在我可以对您说了,我真心实意地感谢您,您很善良,是个好人,我爱您……’我呆了似的瞧着她;您知道,我害怕极了……‘听见了吗,我爱您……’‘亚历山德拉·安德列叶夫娜,我哪儿配呢!’‘不,不,您不理解我……您不理解我……’突然她伸过双手,抱住我的头,吻了一下……真的,我几乎喊了起来……我猛地跪下来,把头埋在枕头里她默不作声;她的手指在我的头发上颤动着;我听见她在呜咽。我开始安慰她,要她放宽心……我真不知道对她说了些什么。我说:‘您会把那丫头吵醒的,亚历山德拉·安德列叶夫娜……我很感谢您……请相信我……安静些吧。’‘得了,得了,’她一再地说,‘别去管她们啦,她们醒来也好,进来也好,都无所谓:反正我要死……而你有什么好羞的,好怕的呢?抬起头来吧……也许您不爱我,也许我搞错了……若是这样的话,请原谅我。’‘亚历山德拉·安德列叶夫娜,您说的什么呀?……我爱您,亚历山德拉·安德列叶夫娜。’她直对我的眼睛盯了一下,张开双臂。‘那就拥抱我吧……’对您坦率地说,我搞不懂我在那一夜怎么没有发疯。我感到我的病人是在毁灭自己;我看得出,她不完全清醒;我也明白,要是她不认为自己快要死去,她大概就想不到我了;您想想看,她活到二十五岁了,还没有爱过什么人,可就要死去,岂不遗憾?正因为如此,她痛苦极了,所以,出于绝望,她连我这样的人也抓住不放——这一下您明白了吧?她那双手搂着我不放。我说:‘请顾惜顾惜我吧,亚历山德拉·安德列叶夫娜,也顾惜顾惜您自己。’她说:‘为什么呀,有什么好顾惜的呢?反正我要死了……’她不断地叨咕这句话。‘要是我知道我还会活下去,还要做个体面的小姐,那我就会害臊的,真的害臊的……而现在还有什么呢?’‘谁对您说,您要死了?’‘唉,得了,你骗不了我,你连说谎也不会,瞧瞧你自己吧。’‘您会好的,亚历山德拉·安德列叶夫娜,我会把您治好的;我们要求得到令堂的祝福……我们将结为夫妇,我们会幸福的。’‘不,不,我记住您说的话,我会死的……你答应过我……你对我说过……’我很难过,有许多原因令我难过。您想想,有时有些小事,看起来没什么,其实令人痛苦得很。她突然想到问我叫什么名字,她问的不是姓,而是名字。可惜我的名字不怎么的,叫特里丰。是呀,是呀,叫特里丰,特里丰·伊万内奇。在她家里大家都称呼我医生。我没办法,只得实告:‘叫特里丰,小姐。’她眯眯眼睛,摇摇头,用法语嘟哝句什么——大概是句不好听的话吧——随后她笑了起来,也笑得不大好听。就这样我跟她一起过了几乎一整夜。清早我出来像疯了似的;我再去她的房间时已是白天用过茶之后。我的天,我的天哪!都认不出她来了,比死人只多一口气了。我对您绝对说实话,到现在我都不明白,压根儿不明白,我当时怎么受得了那样的折磨。我的病人又苦挣苦扎地活了三天三夜……多么难熬的三个夜晚啊!她对我说了些什么呀!……最后的那一夜,您想象一下吧——我坐在她身旁,只求上帝一样事:快点带她走吧,把我也一起带上吧……突然她的老母亲一下闯进房间里……我在头天晚上就对她——这位老母亲——说过,我说情况不妙,希望不大了,请牧师来吧。病人一见到母亲就说:‘正好,你来了……你看看我们吧,我们相爱了,我们相爱了,我们相互起了誓。’‘她这是怎么啦,医生,她怎么啦?’我已面无人色。我说:‘她发高烧,在说胡话……’而她却说:‘得了,得了,你刚才对我说的完全是另一番话,你还接受了我的戒指呢……你干吗装假呢?我母亲心好,她会原谅的,会理解的,我就要死了——我用不到说谎;把手给我……’我跳了起来,跑掉了。老太太当然已猜到了。
“不过,我就不多打扰了,说真的,我自己一想起这一切,心里真难受。我的病人到第二天就死了。愿她进天国(大夫快速地补说了这句,叹了一口气)!她临终前要求家里人都出去,单留下我一个人在身旁。她说:‘请原谅我吧,也许,我对不起您……有病嘛……不过请您相信,我没有比爱您更深地爱过任何人……请不要把我忘了……保存好我的戒指吧……’”
大夫转过脸去;我握住他的手。
“唉!”他说,“聊聊别的什么吧,要不,想不想玩一玩小输赢的普列费兰斯牌?知道吗,我们这号人是不该陷到那种高尚情感中去的。我们这号人该考虑的只有,怎么让孩子不哭不闹,让老婆不骂街。打那以后,我结婚了,即缔结了所谓的合法婚姻……可不是吗……我娶了一位商人的女儿,有七千卢布的陪嫁。她叫阿库丽娜,跟我特里丰正好门当户对。我告诉您吧,这婆娘挺凶,好在她整天睡大觉……怎么,玩普列费兰斯吗?”
我们坐下来,玩起一戈比一局的普列费兰斯。特里丰·伊万内奇赢了我两个半卢布——他很晚才走,对自己的赢钱极为得意。
[book_title]我的邻里拉季洛夫
秋天里山鹬常常栖息在那些老椴树园里。在我们奥廖尔省有许许多多这样的园子。我们的先人在选择定居地方时必定辟出两三俄亩好地用来营建带椴树林荫道的果园。经过五十来年,多则七十来年,这些庄园,即所谓的“贵族之家”渐渐从地面上消失了;房子倒塌了,或被卖掉后给拆运走了,石建杂用房也变成了一堆堆废墟。苹果树枯死了,被当作了柴火,栅栏和篱笆都消失殆尽了。唯有椴树依旧欣欣向荣,如今在它们的周围已整出一片片耕地,它们正向我们这些轻浮的后人诉说“早已长眠的父兄”的往事。这样的老椴树是一种非常美好的树……连俄国庄稼汉的无情的斧头也怜惜它呢。它的叶子很小,强劲的树枝宽宽地覆盖四方,树下永是一片浓荫。
我和叶尔莫莱有一回在野外游猎山鹑,我看到旁边有一个荒芜了的园子,就向它走去。我刚刚踏进林子,一只山鹬啪的一声从灌木丛里腾空而起;我放了一枪,就在那一瞬间,离我没几步远的地方有人喊了一声:一位年轻姑娘惊慌的脸从树后露了一下,当即便躲开了。叶尔莫莱向我跑来。“您怎么在这儿开枪呀:这儿住着一个地主呢。”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我的狗也没来得及神采飞扬地把射死的山鹬叼给我,便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一个高个的蓄小胡子的人从密林里走了出来,他一副不高兴的样子站到我跟前。我再三表示歉意,并报了自己的姓名,还把那只在他领地上射下的鸟送给他。
“那好,”他带着微笑对我说,“我就收下您的野禽,但是有一个条件:您要留下来在我家吃顿饭。”
说心里话,我不大乐意接受他的邀请,可是却之不恭。
“我是这儿的地主,是您的邻里,我姓拉季洛夫,您可能听说过,”我的新相识继续说,“今天是星期天,我家的伙食大概会像点样,不然,我就不敢请您了。”
我做了这种场合下得体的回答,便随之前往。一条清扫过不久的小路很快把我们引出了椴树林;我们走进一座菜园。在一些老苹果树和茂盛的醋栗丛之间,长满一棵棵圆圆的浅绿色白菜;蛇醉草弯弯绕绕地缠在高高的杆子上;菜畦上密匝匝地插着小枝条,上面缠着干枯了的豌豆藤;一个个扁平的大南瓜宛如躺在地上;在那些沾满尘土、带棱带角的叶子下露出黄灿灿的黄瓜;高高的荨麻沿着篱笆一溜地摇晃着;有两三处长着一丛鞑靼忍冬、接骨木、野蔷薇,这都是往昔“花坛”的遗物。有一个小鱼池,里面灌满淡红色的含黏液的水,鱼池旁有一口水井,周围尽是小水坑;一些鸭子就在那些水坑里拍水游玩;有只狗全身颤动着,眯着眼睛在草地上啃骨头;一头花斑色母牛也在那边懒洋洋地吃草,不时地用尾巴甩打瘦瘦的脊背。小路拐向了一边;在粗大的爆竹柳和白桦树后面映出了一幢老式小屋,屋顶是松木盖的,屋前有个歪斜的台阶。拉季洛夫在这里停下步。
“不过,”他善意地直对着我的脸瞧了瞧,说,“我刚才细想了一下,也许您根本不愿意上我家来,要是那样的话……”
我没等他把话说完,便极力向他表示:恰好相反,我很高兴在他家用餐。
“那好,请吧。”
我们进了屋。一个身穿蓝色厚呢长外衣的年轻仆人在台阶上迎接我们。拉季洛夫立即让他拿伏特加酒招待叶尔莫莱;我的猎伴朝着这位慷慨施主毕恭毕敬地鞠了个躬。我们经过那个贴有形形色色图画,挂有许多鸟笼的前室,走进一个不很大的房间——这是拉季洛夫的办事室。我脱下了猎装,把枪搁到房角里;一个穿长襟衣服的侍仆忙手忙脚地清掉我身上的尘土。
“好,咱们就到客厅去吧,”拉季洛夫亲切地说,“让您会会家母。”
我跟着他走。客厅中央摆着一个长沙发,那里坐着一位身材不高的老太太,她身穿一件深棕色衣服,戴一顶白色便帽,有一张慈祥而瘦削的脸,眼神畏怯而忧伤。
“妈,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咱们的邻里×××。”
老太太欠欠身子,向我施下礼,没有从她那双干瘦的手中放下口袋似的粗毛线手提包。
“您光临我们这地方已很久了吗?”她眨了眨眼睛,有气无力地低声问道。
“不,不很久。”
“打算在这儿久住吗?”
“我想住到冬天吧。”
老太太不言语了。
“还有这一位,”拉季洛夫向我指指一个又高又瘦的人说,我进客厅时没有注意到他,“这是费多尔·米赫伊奇……喂,费佳,把你的技艺对客人露一手。你干吗躲到角落里呀?”
费多尔·米赫伊奇立刻从椅子上站起来,从窗台上取过一把破提琴,拿起弓子——不是按规矩握着弓的一头,而是握着弓的中段,把小提琴抵在胸前,闭拢眼睛,跳起舞来,一边哼着歌,把琴弦拉得吱吱直响。看样子他大概有七十来岁,长长的粗布外套在他那干瘦的肢体上可悲地晃荡着,他跳着舞;时而大胆地摇晃着他那光秃的小脑袋,时而似乎要停住不动,把那青筋嶙嶙的脖子伸得直直的,两只脚在原地踩着,有时显然很费劲地屈起双膝。他那掉光牙的嘴巴发出苍老的声音。拉季洛夫大概从我脸上的表情猜到,费佳的“技艺”没有给我带来多大的快乐。
“好了,老爷子,够了,”他说,“你可以去犒劳一下自己了。”
费多尔·米赫伊奇立即把小提琴搁到窗台上,先向我这个客人鞠个躬,接着向老太太,再向拉季洛夫鞠了躬,随后就出去了。
“他原先也是个地主,”我的新朋友接着说,“本来挺有钱的,可是破产了,所以现在就住在我家里……当年他在省里可算是头号的风流汉呢:夺走过两个男人的老婆,家里养着一些歌手,他自己也挺能跳能唱的……要不要来点伏特加?饭菜都摆好了。”
一位年轻姑娘,就是我在园子里见到一眼的那一位,走进房间里来。
“这位就是奥丽雅!”拉季洛夫稍稍转过头说,“请多多关照……好,咱们就去吃饭吧。”
我们去到餐室就了座。当我们从客厅出来,到这边坐定后,那个因受到“犒劳”而两眼发亮,鼻子也微微发红的费多尔·米赫伊奇便唱起《让胜利之雷响起吧!》。屋角里已放着一张没铺桌布的小桌子,上面为他单摆了一份餐具。这个可怜老头的邋遢相令人不敢恭维,所以经常让他离大家远一点。他画了十字,叹口气,然后如鲨鱼似的吞食起来。饭菜确实不错,由于是星期天,所以少不了有颤动的果子冻和那种名为“西班牙之风”的甜点心。这个曾在陆军步兵团干过十来年并到过土耳其的拉季洛夫在餐席上便天南地北地聊开了。我留意地听着,并悄悄地观察起奥丽加。她不算很漂亮;可是她那坚毅而沉着的表情,她那宽阔而白皙的额门、浓密的头发,特别是那双虽然不很大,但显得聪明、清晰、水灵的褐色眼睛,无论谁处在我此时的位置上,都会感到惊讶的。她似乎很专心地倾听拉季洛夫的每句话;她脸上显露的不是兴趣,而是热情的关注。论岁数拉季洛夫可做她的父亲;他称呼她为“你”,然而我立刻猜她不是他的女儿。在谈话中他提到自己已故的妻子——“就是她姐”,他指着奥丽加这样说。她脸一下子红了,垂下了眼睛。拉季洛夫沉默了一会儿,并换了话题。老太太在用餐的整段时间里没有说一句话,几乎什么也没有吃,也没有客气地招呼我多吃菜。她那脸上流露出某种畏缩的、失望的期待和一种老年的忧伤,使人看了感到非常难受。快散席的时候,费多尔·米赫伊奇本来要唱支歌来“赞颂”主人和客人,然而拉季洛夫瞧了我一眼,便叫他不要唱了;老头用手抹抹嘴唇,眨眨眼睛,行了个礼,又坐下了,可坐到了椅子的边上。饭后我和拉季洛夫去到他的办事室。
凡是心里强烈地怀有一种念头或一种欲望的人,在待人接物上都有某种共同点,某种表面上的相似之处,不论他们的品性、能力、社会地位和所受的教育是多么的不同。我越是留意观察拉季洛夫,就越感到他就是属于这一类人。他谈农事、收成、刈草、战争、县里的流言蜚语、近期的选举等时,谈得头头是道,顺畅自如,甚至相当投入,但突然间却叹起气来,像一个被繁忙工作搞得疲累不堪的人一样倒在安乐椅里,用手抹抹脸。他那既善良又温情的整个心灵似乎浸透着、充溢着某种情感。令我惊讶的是,我从他身上看不出他对什么有强烈的爱好,比如对吃喝、对行猎、对库尔斯克的夜莺、对患癫痫病的鸽子、对俄罗斯文学、对溜蹄马、对匈牙利舞、对纸牌和台球游戏、对舞蹈晚会、对省城或大都市的旅游、对造纸厂和制糖厂、对豪华的亭阁、对茶、对娇惯坏了的拉梢马、对胖得把腰带系到胳肢窝下的马车夫、对那些穿着讲究但不知为什么脖子一动眼睛就歪斜和往外翻的马车夫……“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地主呢?”我这样想。而且他绝没有装得像个闷闷不乐的人,像个怨天尤命的人;他对别人总是显出一样的感情和热忱,几乎想要去结交每一个随便相遇的人。其实,您同时会感到,他跟任何人都不可能成为朋友,都不可能真正地深交,这并不是因为他一概不需要别人,而是因为他把一切都埋入内心。我细细观察了拉季洛夫,简直想象不出他无论现在或过去什么时候会是幸福的人。他也不算是个美男子;然而在他的眼神里、微笑里,他的整个身上都蕴含着某种非凡的魅力,的确如此。所以,我很想好好地了解他,喜欢他。当然,有时他也暴露出地主和乡下人的本性,然而他终究是个相当不错的人。
我刚刚同他聊起新任的县长,忽然门口传来奥丽加的声音:“茶备好了。”我们来到客厅。费多尔·米赫伊奇仍然坐在窗子和门之间的那个角落里,谦卑地缩起脚。拉季洛夫的母亲在一边织袜子。窗子是开着的,从园子里飘来秋天的清爽气息和苹果的芳香。奥丽加忙着为我们斟茶。我这会儿比用餐时更加仔细地打量她。她很少说话,像一般的县城姑娘一样,可是至少我从她身上看不出她在痛苦地感到空虚无聊的同时想要说些好听的话,不翻白眼,也不做带幻想味道的、用意不明的微笑。她显得既文静又坦然,如同一个经历过大喜或大悲后歇息下来的人。她的步态、举止又坚定又洒脱。她很让我喜欢。
我跟拉季洛夫又侃了起来。我已经记不清我们是怎样得出一个人所共知的见解:一些最无关紧要的小事往往比一些极其重要的事给人的印象更深。
“是呀,”拉季洛夫说,“我常有这种体会。您知道,我有过妻子。共同生活不很久……三年,我妻子便死于难产。我想,我活不下去了;我悲伤极了,痛苦得要死,可是又哭不出来——成了呆子似的。我们照规矩给她穿好衣服,放到灵床上——就在这间屋子里。神甫来了,几位教堂执事也来了,开始唱赞美诗、祈祷、焚香;我鞠躬磕头,可是掉不出一滴泪来。我的心仿佛变成石头,头脑也是这样——全身沉重极了。头一天就这样过去。您信吗?夜里我甚至睡着了。第二天一早我来到妻子身旁——那时候是夏天,她从头到脚都被阳光照射着,而且被照得亮亮的。突然我看到……(拉季洛夫说到这儿不由得颤抖了一下。)您猜怎么着?她的一只眼睛没有全闭上,有一只苍蝇就在那只眼睛上爬……我一下就栽倒在地了。苏醒后就开始哭呀,哭呀,已抑制不住自己了……”
拉季洛夫不说话了。我瞧了瞧他,又瞧了瞧奥丽加……我永远忘不了她那脸上的表情。老太太把袜子搁在膝上,从手提包里掏出手绢,偷偷地擦擦眼泪,费多尔·米赫伊奇蓦地站起身来,抓过他的小提琴,用嘶哑而古怪的嗓音唱了起来。他大概是想让我们快乐,可是一听他那声音,我们全打战了。拉季洛夫就请他别唱了。
“不过,”他接下去说,“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过去的事是挽回不了的,而且终归……人世上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这话似乎是伏尔泰说的吧。”他连忙补充说。
“是的,”我回答说,“当然是这样的。而且各种不幸都可忍受过去,没有摆脱不了的逆境。”
“您这样想吗?”拉季洛夫说,“怎么说呢,也许您是对的。记得我在土耳其的时候,有一次躺在医院里,人已半死不活的了:我因创口感染而发起热病。唉,那时的住院条件当然没法说是好的,战争时期嘛,有个地方躺就得感谢老天爷了!突然又送来一批伤病员——把他们往哪儿安置呀?大夫跑东跑西,就是找不到地方。后来他走到我身边,问助理医生:‘他还活着吗?’助理医生回答说:‘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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