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理想之书 [book_author]冈仓天心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65514 [book_dec]本书是一本讲述日本文化源流和形成的书籍。从飞鸟时代开始，日本艺术经历了奈良时代、平安时代、藤原时代、镰仓时代、足利时代、丰臣时代、德川时代和明治时代。作者以每个时代为一个阶段，详细讲述了在中国和印度的影响下，日本的宗教、绘画、雕塑、诗歌以及各大思想流派是如何一步一步演化成如今的模样的。作者强调，亚洲各国并不是想象中的单纯地理片段，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我们应该尽量保存和复兴亚洲瑰丽艺术的本源。 [book_img]Z_10358.jpg [book_title]英文版前言 长期以来，作为目前在世的最重要最权威的人士，本书作者冈仓天心在东方考古学和艺术领域闻名于世。本书所要探讨的，是日本艺术的理想。我们希望，关于这一主题，作者会在未来写出篇幅更长、插图更完善的著作。 1886年，冈仓天心年纪尚轻，就作为皇家艺术委员会成员出访西洋，研究欧美艺术史和艺术潮流。这次旅行的体验并没有使冈仓先生心醉神迷，反而加深、加强了他对亚洲艺术的欣赏。此后，他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促成日本艺术回归国粹，与目前风靡东方的伪欧洲化倾向截然相反。 冈仓先生从西方返回后，日本政府任命他主持东京上野的新艺术学校，这表示他们欣赏并肯定他的学识。但由于政治变化，学校掀起了所谓的欧风新浪潮。1897年，新浪潮坚持增加欧洲学术的分量，冈仓先生因此辞职。6个月后，日本最出色的39位青年艺术家会集到他身边。他们在东京郊外的谷中建立了日本美术社（参见本书第十四章）。 如果我们说：在某种意义上，冈仓天心就是日本的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同样也可以说：日本美术社某种程度上就是日本的默顿修道院（Merton Priory）。这里的装饰艺术丰富多彩，漆器、金属工艺、青铜铸件、瓷器应有尽有，还有日本绘画与雕塑。社员试图深入理解一切当代西方艺术潮流的精华，同时保存并延续民族的灵感。这些艺术家的作品置诸全球而毫无逊色，他们为此自豪。这些社员包括：桥本雅邦[1]、下村观山[2]、横山大观[3]和其他同样著名的艺术家。冈仓先生除了美术社的工作以外，还帮助本国政府给日本艺术珍品分类，同时参观和研究中国与印度的古迹。就印度而言，游客对东方文化了若指掌，这还是首例。冈仓先生拜访了阿旃陀石窟（Ajanta Caves）——这是印度考古学的里程碑。他熟悉同时代的中国华南艺术，因此立刻看出窟中石像显示出的仅仅是雕像的基础或粗坯，雕像的一切生命和运动都留在此后覆盖的石膏表层上。更仔细地研究雕像后，他发现跟英国的教区教堂最近的遭遇一样，“唯利是图的欧洲人蒙昧无知，恣意破坏”，导致了不幸的“清洗”和无意识的外形损毁。这一观点获得了充分的佐证。 一个民族只在享有自由时才能发展艺术。它的确是所谓的民族感在自由的环境中所催生出来的果实和风范。因此，印度在几千年的压迫下失去了自发的生机，在劳动与美所编织出来的艺术的世界中丧失了本有的一席之地，实在不足为奇。但非常明显的是，印度曾经有过干练有为的权威，正如她的阿育王（Asoka）时代的宗教一样。那时，她显然引导着整个东方，无数中国朝圣者拜访她的大学和石窟庙宇，对她的思想和品味印象深刻，印度风范影响了中国雕塑、绘画和建筑的发展，又通过中国影响日本。 冈仓先生对所谓“希腊影响印度说”的个人主张，只有已经深入了解印度考古学的人才能领会。他提出了伟大的另类世界艺术谱系——换句话说，就是中国。冈仓先生能够证明希腊学说的荒谬。他指出：真正跟印度文化发展关系很密切的主要是中国，这可能就是他寻找远古亚洲共同艺术的原因。这种艺术在希腊海岸、爱尔兰极西、伊特鲁里亚（Etruria）、腓尼基（Phoenicia）、埃及、印度与中国留下了痕迹。在这种理论中，一切关于孰先孰后的不体面争论都告一段落，希腊回归其适当位置，只是古老亚细亚文明的一个部分，学者长期将其视为挪威神话仙宫的背景。同时，新世界向未来的学者开放，运用更综合的方法通盘考虑，可能会纠正过去的许多错误。 关于中国，冈仓先生的提议同样丰富。他对华北和华南思想的分析已经吸引了许多中国学者的注意，他提出的道家学说和道教的区别论也获得广泛认同。但他的著作有更广泛的价值。因为他掌握了最伟大的历史景观：佛教越过喜马拉雅山和海峡水路传入中国，全世界一定非常熟悉，这并不是孤立的事件。公元2世纪龙树菩萨（Nâgârjuna）时代，阿育王统治的印度和中国之间大概已经开始实在的交流。不用说，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亚洲才能生存、繁荣。被我们称为佛教的事物，本身并不是精炼、明确的教条，没有严格的边界，不需要与所谓异端划清界限，不会产生自己的宗教法庭。我们毋宁将佛教视为一个统称，代表外国人意识到的种种印度思想。冈仓先生研究9世纪的日本艺术，充分明了整个东方的神话，不限于佛陀的个人教义，它们都是一个相互交融的整体。真正的过程是：蒙古人种的心灵并没有佛教化，而是印度化——就像基督教在陌生国土称为方济各教（Franciscanism），因为第一批传教士属于方济各会。 众所周知，艺术始终是日本国民活动的重要元素。我们发现，每一个时代，这些内容在她的意识中都留下了必不可少的足迹和回忆。它不同于全民参与的古希腊艺术，也不同于全民精炼的印度思想。因此，问题变得极其有趣：是什么通过日本艺术，全面表达自身？冈仓先生毫不犹豫地回答：是亚洲大陆文化汇聚于日本，在日本艺术中找到了自由生动的表达。他明白：这是亚洲文化的一大分支，正如印度宗教和中国学术。对他而言，本国艺术的典型元素并非由装饰性和行业性特征构成的，而是伟大的生命或理想。欧洲人对这种理想还几乎一无所知。他们没有几幅李花图，却有龙的深厚意识；没有花鸟，却有死亡崇拜；没有些微的现实主义，无论多么美丽，却有人类心灵所达至的最伟大主题的最伟大诠释——渴望佛陀拯救众生，而非一己。这些才是日本艺术真正的责任。日本艺术表现的方法和技巧始终取自中国。但让冈仓先生满意的是，这种理想本身有赖于印度。他相信，日本艺术表现的新纪元总是紧随印度精神觉醒的浪潮而来。因此，日本如果不是享有南方大半岛的有益刺激和中国优越的艺术直觉之利，一定会缺乏活力，目光短浅。甚至北欧和西欧如果脱离意大利和教会的启示，一定也会这样。我们的作者坚持认为，与德国、荷兰、挪威有着鲜明的对比，亚洲艺术不可能“布尔乔亚”化。但我们可以设想，他也承认日本艺术可能会停留在乡土雕饰的美丽构图与宏大的水平之上。 作者在以下内容中向我们展示了印度精神的浪潮具体是怎样激发民族灵感的。首先，我们要理解印度精神发挥作用的环境：日本大和民族；华北人出色的伦理学天赋；南方人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我们看到佛教的潮流涌入，淹没这一切，将其整合为一。在这里，我们第一次接触普世信仰的梦想——普世信仰在科学上产生了宇宙论，在艺术上产生了大日如来。我们又看到印度精神瓜熟蒂落，形成了平安时代[4]的泛神论，藤原时代[5]的多愁善感，镰仓时代[6]的男儿豪气。 大和民族的原始宗教——神道教[7]的复兴似乎在伟大的明治时代就已经大功告成。新神道教大量借用了佛教元素，但这种恢宏可能远离了灵感的本源。与西方竞争的结果是品味和理想的崩坏，所有热爱东方艺术的人都对此感到沮丧。 因此，值得做一些努力，召唤亚洲人民回顾过去的伟大，追溯其本真根源。冈仓先生表示：亚洲不是我们想象的地理分区，而是一个完整的有机生命体，各部分相互依存，构成一个复杂的整体，其价值无与伦比。 过去10年里，天才的游方僧斯瓦米·维韦卡南达（Swâmi Vivekânanda）去了美国。1893年，他在芝加哥宗教会议上发言。像阿育王时代一样，正统印度思想又一次得到弘扬。六七年来，他们的传教士前往欧美各地，为未来传授宗教：综合了新教的知性自由（登峰造极于自然科学）和天主教精神与虔敬等财富。帝国民族反过来被臣民的宗教征服，这似乎是命中注定的。“正如受到蹂躏的犹太人在1800年来将《使徒信经》（The Creed）传遍了半个地球，”这位伟大的印度思想家如是说，“受到鄙视的印度人主宰全世界，似乎并非不可能。”这是亚洲北部的希望。回溯创始之初，我们的印度化用了1000年时间；而今，在蒸汽和电力的帮助下，可能只需要几十年时间就能够重现历史，让世界再度见证东方的印度化。 如果真是这样，后果之一就是我们将看到日本艺术理想的复活，类似中世纪艺术在20世纪的英格兰复兴。同时，中国和印度会不会有同样的发展呢？因为这个东方岛国毫无疑问一定会影响到外邦。我们的作者必须坚定地平息这部小书开启的争论，否则他的话将会徒劳无益。他的论点是：伟大的亚洲母亲永远是一体。 尼维德塔·罗摩克里什纳-维韦卡南达 （NIVEDITA OF RAMAKRISHNA-VIVEKANANDA） 加尔各答花园市场，伯里克·帕拉巷17号 * * * [1] 桥本雅邦（1835-1908），明治时期的日本画家。 [2] 下村观山（1873-1930），日本著名画家，东京美术学校教员。 [3] 横山大观（1868-1958），日本著名画家。 [4] 平安时代，日本古代的最后一个历史时代。 [5] 藤原时代，始于醍醐天皇继位，藤原家族渐渐专权。 [6] 镰仓时代，是日本历史中以镰仓为全国政治中心的武家政权时代。 [7] 神道教，简称神道，日本的传统民族宗教。 [book_title]第一章 理想的范围 亚洲是一个整体。喜马拉雅山的分隔仅仅是突出了两大文明：中国及其儒家的大同主义，印度及其吠陀的个人主义。但即使雪山壁垒也只能暂时隔绝亚洲所有种族祖传的共同思想：对终极和宇宙的博大之爱。这种思想使亚洲人创造了全世界所有伟大的宗教，使他们有别于地中海和波罗的海那些尚武的民族。后者喜欢执着于个体，寻找其意义，却不去探索生命的终极理想。 伊斯兰教传入以前，古老的海道熙熙攘攘。孟加拉海岸刚毅的水手在锡兰、爪哇、苏门答腊建立殖民地，使雅利安（Aryan）血统与缅甸、暹罗（Siam）沿海种族的血统混合，将中国和印度紧密联系在一起。 11世纪，伊斯兰教教徒建立伽色尼王朝（Ghaznavid Dynasty, a1-Ghaznawiyun）以后，漫长的退避时代开始了。印度威严扫地，退回本土。中国经历了蒙古人的征服，转入内向复原，不再欢迎外来思想。但古老的交流的力量仍然在鞑靼人（Tartar）牧马纵横的大海上波动。鞑靼人的浪涛从长城北塞后退，在旁遮普地区（Punjab）泛滥成灾。匈奴、塞种（Sakas）、大月氏，这些拉杰普特人（Rajput）强悍的祖先成为蒙古大军的前锋。成吉思汗和帖木儿的蒙古大军横行南国乐土，孟加拉的《坦陀罗经》（Tantrikism）泛滥成灾，淹没了印度半岛，给蒙古政治和艺术染上了穆斯林帝国主义的色彩。 如果说亚洲是一个整体，那么亚洲各种族一定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网络。在分崩离析的时代，我们忘记了一切，只注意到相似性海洋上闪闪发光的特殊性。为了精神方面的便利，不断有伪神被制造出来以供膜拜，但终极或相互排斥的可靠性莫过于两种相互交换的科学。如果德里的历史代表鞑靼人对伊斯兰世界的征敛，那么巴格达（Baghdad）的故事和萨拉森（Saracen）的文化便象征着闪米特（Semitic）民族的力量，面对地中海沿岸的法兰克国家（L’empire carolingien），他们体现出了中国和波斯的文明与艺术。阿拉伯的骑士精神、波斯的诗歌、中国的伦理学、印度的思想都在叙述亚洲共同孕育成长的古老和平，只是在不同地区开出了不同特色的花朵，但各地之间并不存在严格的分界线。伊斯兰自身可以被称为骑马握剑的儒家。黄河谷古老的大同理想完全可以得到精炼，正如纯粹的田园牧歌在穆斯林种族中获得抽象概念和自我实现一样。 或者，再一次从西方转向东亚。佛教是海纳百川的唯心主义大洋，东亚所有的思想体系都汇入其中。恒河接纳了支流，水色已经不再纯净，因为鞑靼各邦已经加入了自己的天赋，带来了新的象征、新的组织、新的虔诚，增加了信仰的财富。 不过，日本的伟大特权就是：有特殊的清晰意识的复杂综合体。这个种族从两种来源吸收了祖传的印度—鞑靼血脉，犹如整个亚洲意识的镜像。独特的神佑万世一系君主制；从未被征服的自强的民族自豪感；岛国孤立性以不能扩展为代价，保护了古老的观念和本能，使日本成为亚洲思想文化的储存库。朝代兴亡，鞑靼入侵，愤怒暴民的屠杀和毁灭，一次又一次蹂躏中国，除了文学和废墟，没有留下任何东西可以让我们回想起唐代的光荣和宋代的文雅。 阿育王是亚洲君主的理想典范，他曾向安条克（Antioch）和亚历山大（Alexandria）的君主口述和约条款。在婆尔诃特（Bharhut）和菩提伽耶（Buddha Gaya）的碎石堆中，他的伟大荣光几乎已经泯灭无痕。超日王珠玉璀璨的宫廷只是一个失落的梦境，甚至迦梨陀娑（Kalidasa）的诗歌都无法将其唤醒。匈奴人粗鲁的手，穆斯林狂热的偶像破坏者，欧洲人唯利是图的无意识破坏，几乎削平了印度艺术造诣的高峰，只给我们留下了昔日光荣的遗痕。阿旃陀的断壁残垣、埃洛拉（Ellora）扭曲的雕塑、奥里萨（Orissa）的石壁发出无声的抗议，最后只有今天的家用器皿，在高雅的家庭生活中以其悲哀的美贴近宗教。 只有在日本，才能通过亚洲文化的宝贵样本继续研究其历史财富。皇室的收藏，神道教的寺庙，开放的石棚，呈现出汉代工艺的精巧曲线。奈良的寺院满是唐代文化和印度艺术的景观，这些珍藏以其盛大的荣光影响着古典时期的创造——民族的天然遗产，原封不动地保存在这个伟大时代的音乐、语言、礼仪和服装里，不用说还有宗教仪式和哲学中。 大名的宝库也收藏了大量珍贵的宋元艺术品和手稿。中国在蒙古入侵中丧失了前者，在明朝的反动时代丧失了后者。因此，今天有许多中国学者在日本寻找古代知识的源泉。 由此可见，日本是亚洲文化的博物馆，不仅如此，种族的非凡天赋使日本秉承了不二论（Advaita）喜新不厌旧的精神，穷尽了过去所有时期的理想。神道教仍然坚守佛教以前古代祖先的仪式，佛教自身也发展出了多种多样的分支，大大丰富了艺术的内涵。 和歌、舞乐反映了藤原贵族统治时期的唐朝理想，至今仍然是灵感和欢愉的源泉。正如悲观的禅宗和能乐[1]是宋代启蒙的产物，这种韧性使日本即使身为当代强国，仍然忠于亚洲的灵魂。 因此，日本艺术史就是亚洲理想的历史。东方思潮一浪接一浪冲刷在海滩上，和民族意识冲突时激起阵阵涟漪。但当我一开始试图简明扼要地总结这些理想时，却感到心灰意冷，徘徊不前。因为艺术就像因陀罗（Indra）的钻石网，每一个节点都能反映全貌。在任何时期，艺术都不存在固定的模型。它永远在变化中，让每个年代的学者们无能为力。讨论任何特定时期的艺术发展，都要捋清无限的因果，贯穿古今。我们的艺术和别处一样，是我们民族文化最高级和最高贵的表现形式。因此，为了理解它，我们必须回顾儒家哲学的各个发展阶段；佛教精神的处处流露；一个接一个的政治大循环让民族旗帜随风飘扬；爱国思想在诗歌之光和英雄之影中的反映，及其所表现出的人民悲惨命运和种族狂欢的共鸣。 所以，只要西方世界意识不到艺术犹如珠玉，富有千变万化的映射和彼此相关的社会现象，那么任何日本艺术理想的历史就不可能存在。这无法过多地用语言表达。云与花的美在于无意识的自我舒展，每一个时代的杰作都是无言的雄辩，比任何半真半假的总结更能说明其本质。我只希望能略作提点，无意解说首尾。 【本章补说】 1.孟加拉《坦陀罗经》 《坦陀罗经》是13世纪后产于孟加拉北部大部分地区的作品。题材绝大部分涉及精神现象和亲族事务，但包括一些最纯正的印度思想。《坦陀罗经》的主要目的是为救赎底层民众的宗教提供规范。 2.汉代工艺—唐代文化—宋元两朝 中国历史朝代简要概括如下： 周朝（公元前1046-前256年）：这是中国早期文化经历了夏、殷两朝后统一的高峰。这些政权的首都都位于黄河谷地，但位置还没有发展到现代中心这么偏东。他们宅居河渭走廊西端，黄河在那里呈直角穿过平原，与后来的长城相接。 秦朝（公元前221-前206年）：这个政权镇压儒家的大同理想，以致垮台。其短命和重要性可与现代的拿破仑第一帝国相比。 汉朝（公元前206-公元220年）：人民起义建立了这个帝国，一位农民领袖成了中国皇帝。但汉朝的发展日益倾向于帝国主义。 三国（公元220-280年）：地方分裂。 两晋至隋朝（公元265-618年）：本土王朝统一三国，维持了大约200年。匈奴和蒙古各部落入侵北方边塞，将他们驱逐到长江河谷的避难所。中国王室和文化传承由此迁徙至南方，这时由北方传入佛教，建立道教。 唐朝（公元618-907年）：这个王朝是中国道教兴盛的结果。唐朝建都黄河流域，统一南北。最后，由于封建诸侯作乱，统一破裂。这就是五代，但只持续了半个世纪。 宋朝（公元960-1279年）：统治中心又一次转移到长江河谷。这个时期，宋学发展成为一种运动，我们称之为新儒家。 元朝（公元1206-1368年）：忽必烈汗率领蒙古部落，入主中国，在北京附近建都。元朝引进了喇嘛教或西藏密宗。 明朝（公元1368-1644年）：人民起义推翻蒙古暴政的产物，建都长江边的南京。但从第三个皇帝开始，迁都北京。 清朝（公元1616-1911年）：由于皇帝和驻北京军队分离，另一个鞑靼部落渔翁得利。他们镇压了将军们的叛乱后却不肯离开。他们缺乏完整的国家概念，这成为其王室的弱点。长江流域战乱不断，反对他们的统治。 3.和歌 和是日本人始祖大和民族的同义词。大和也是日本的一个省。 4.舞乐 意思是舞蹈音乐。从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舞乐在日本发展起来，并受到中国六朝文化的影响。它融合了印度和汉代音乐的元素。舞乐由世袭乐官演奏，他们依附于帝国宫廷、大寺院和神道教庙宇，例如日下寺、加茂寺和天王寺。舞乐在重大的节庆和典礼上表演。 * * * [1] 能乐，在日语里意为“有情节的艺能”，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日本传统艺术形式之一。 [book_title]第二章 日本原始艺术 大和民族的祖先将土著虾夷人[1]驱逐到虾夷岛和千岛群岛，意图建立旭日帝国。他们的源头已经在海雾中迷失，无法追溯到其艺术的本源。他们可能是阿卡德（Accadians）遗民和印度—鞑靼诸邦的混血种，沿着东南亚海岸和群岛迁移；也可能是突厥游牧部落的分支，取道满洲和朝鲜，早期定居于印度—太平洋地区；也可能是雅利安人的苗裔，通过克什米尔谷地，迷失在图兰（Turanian）各部落之间，为长江河谷的孩子们带来了印度象征主义的力量。图兰各部落后来演变成西藏、尼泊尔、缅甸、暹罗。这些问题仍然在考古学推测考究的云雾中悬而未决。 历史的晨光表明：他们是一个干练的民族，在战争的勇武中强壮，在和平的艺术中温柔，浸淫于太阳后裔和印度神话的传统之中。他们热爱诗歌，非常敬重妇女。他们的宗教以神道教闻名，意思是神的道路。神道教注重质朴的祖先崇拜和荣耀父辈的灵魂。父辈的灵魂化为诸神，聚集在圣山上，这里是日本的奥林匹斯山，太阳女神是他们的中心人物。每一个日本家庭都自称是太阳女神之天孙的后裔。天孙降临岛屿，云路放出八道光芒，由此加强了团结在皇室周围的民族精神。我们总是说：“我们来自圣山。”但我们的意思是大海、天空还是罗摩（Rama）大陆？除了简朴的古礼树、镜和剑，无人知晓。 波浪翻滚的稻米田、色彩斑斓的群岛极其有利于个性的发展和张扬。色彩柔和的季节、银光闪闪的空气、苍翠连绵的群山、松林海岸回荡的涛声，周而复始。这一切都源于温柔的简朴和浪漫的单纯，它们调剂了日本艺术的灵魂，使之有别于中国艺术单调的宽广，印度艺术过度的富丽。日本艺术固有的对简洁的热爱使其往往不甚宏大，却细腻敏锐，使我们悠远而精美的艺术完美无瑕。在这一点上，大概大陆的任何艺术作品都无法企及。 在伊势神宫[2]和出云大社[3]中，祖先拜祭的神龛洁白无瑕，花床和围栏令人联想起印度花栏。他们每20年根据原始形式修葺一次，从而在原有的比例上精确保存了质朴无华的美。 石棚的形状值得注意，它们的原始形式跟舍利塔有关，暗示林迦（lingam）原型。细长的船形石头或赤陶棺放置其中，棺盖图案往往颇有艺术价值。石棚里还有祭拜器具和个人风格的装潢，使用青铜、铁和各色彩石表现出高度完美的工艺。墓冢周围环绕着赤陶雕像，大概代表的是更古老的墓冢人殉，展现了原始大和民族的艺术造诣。在我们的历史初期，汉代成熟的艺术输入。我们震惊于更古老的文化财富，力图在更高的新水准上吸纳审美能量。 如果我们的文明没有汉代和后来佛教的影响，很难想象日本艺术是什么样子。希腊人虽然有生气勃勃的艺术本能，如果没有埃及、佩拉斯基亚（Pelasgian）和波斯文化的背景，谁能断言希腊会怎样？如果没有基督教，不与地中海各族的拉丁文化接触，条顿（Teutonic）艺术岂不是一片空白？我们只能说：我们原始艺术的精神不会灭亡。在奈良时代，它以奈良春日风格的精巧曲线修正了中国建筑的斜顶。它为藤原时代的艺术创造性地赋予了女性的典雅。它使足利时代[4]的严肃艺术留下了剑魂的纯洁。它就像大批落叶覆盖的河道，光芒时时闪现，以映衬那些遮蔽它的草木。 除此之外，日本显而易见的原始天命和地理位置似乎注定她的角色应该是中国的一个省份或印度的殖民地。但在亚洲文明两大重镇风起云涌时，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有机联合仍然坚若磐石，贯穿古今。 民族天赋从来不会被洗去，模仿从来不能替代自由创造。外来影响无论多大，总是要经过接纳和重新运用，才会成为丰富的能量来源。亚洲大陆的荣光照射日本，也是为了产生新生命、新灵感。高天原圣山的荣耀不仅在政治方面，且在更为深远的意义上，作为生命、自由、思想的鲜活精神，保持着自身无与伦比的地位。 【本章补说】 1.树、镜、剑的简朴古礼 树是榊树，或诸神之树，上悬挂剪成特殊形状的锦缎、丝绸、亚麻、棉布和纸张。镜与剑是帝国重宝，天孙降临列岛时，由太阳女神亲手递给他。神道教庙宇中，除了镜子空无一物。据说，剑来自风暴之神素盏呜尊斩杀的龙尾。素盏呜尊在热田地区格外受到崇拜。 2.伊势和出云的庙宇 伊势神宫是太阳女神（天照大神）的庙宇，位于日本中部伊势国大和地区。出云大社是风暴之神后裔的庙宇，他们是天孙降临前日本列岛的统治者，位于日本北海岸的出云国。伊势神宫和出云大社完全用木材建成，两个不同的地址交替使用。每隔20年，一个地址就精确依据另一个地址的原型重建神宫。这种风格暗示建筑物源于竹制农舍或原木小屋，这些建筑在东南亚沿海地区仍然多见。它并没有暗示是帐篷。 3.奈良的春日风格 春日风格是伊势和出云神道教庙宇风格的发展趋势，其特点是精致的曲线，一面获益于大和的直线，一面获益于中国的繁复波纹曲线。 4.忽必烈汗的骄横 忽必烈汗入主中国后，派使臣命日本投降。日本人断然拒绝，蒙古人随后向若干离岛发动进攻。日本人正在严阵以待，守卫海岸。这时，人们看见伊势神宫升起大片乌云，风暴随之降临，彻底摧毁了入侵者的舰队。一万艘战舰和百万大军灰飞烟灭，只有三人幸存。直至今日，所有的教派仍然声称：伊势神风乃祈祷之力。 * * * [1] 虾夷，北海道的旧称。虾夷人是古代日本的族群之一，因其毛发长如虾须得名。 [2] 伊势神宫位于三重县，是日本神社的主要代表，自明治天皇（1867-1912在位）以后，历代天皇即位时均要去参拜。 [3] 出云大社位于岛根县出云市，是日本最古老的神社之一，也是日本被冠有“大社”之名的神社之一。供奉的神是被称为“国中第一之灵神”的大国主大神。 [4] 足利时代，是指镰仓幕府末期，足利氏宗家当主足利尊氏（1305-1358）开启的足利氏时代实质上是统治日本的历史时期。 [book_title]第三章 儒家 ——华北 在6世纪接触佛教前，日本艺术沐浴了第一波大陆春风，这就是汉代和六朝时期的中国。 汉代艺术本身是中国原始文化成熟的产物。中国原始文化在公元前1046年至公元前221年的周朝登峰造极，其理念泛称儒家或孔教，得名于体现和阐明中国人基本观念的伟大贤哲孔夫子。 中国人是从事农业的，他们从远古时代起，就定居在富饶的黄河谷地。他们衍生出伟大的大同主义体系，跟他们留在蒙古大草原上的游牧兄弟判若两人。不过，在最早的时期，同样的元素之核无疑已经在那些高原城市中存在了，儒家的萌芽已经就绪。那个时代已经迷失在史前的黑夜中，从那时到现在，黄河谷地的居民依然如故。鞑靼牧马周期性打断他们自己的发展，然后被同化为农业民族。 牧民的利剑变成了农民的犁头。这个过程削弱了新公民的抵抗力，使他们周而复始地遭遇“长城以后”的命运。就这样，中国漫长的朝代记录总是由新兴部落领导国家，当原来的情况再次出现，便继续循环往复。 不过，中国人虽然在平原上居住了许多年，却仍然保持古代政府的观念。古中国分为九州，其总督号称“方伯”或“祭师”。他们信仰祖先神，以“上天”为象征。在上天保佑下，数学般准确地划定人类的命运。汉语“命运”的词根是“命”或“命令”，意思是宿命论。他们将宿命论传给阿拉伯人，变成穆罕默德教义。他们仍然对无形世界的各种精灵保持敬畏。他们所保持的女性理想，后来成为东方的闺房传统。他们保存了高原茂草中收集的天文知识和图兰二元论神学。尤其是，他们还延续了“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理想，这是从阿穆尔河到多瑙河的一切牧人民族的共同遗产。事实上，中国牧民是农民的先驱者。这反映在他们的神话中：第一位皇帝伏羲氏[1]是畜牧业的导师，他的继承人是神圣的农民神农氏。 在长久的平静的年代里，随着农业社会越来越完善，产生了基于土地和劳动的伟大伦理和宗教系统。直到今日，土地和劳动仍然是中国永不枯竭的力量来源。千真万确，他们有祖传的组织，在值得赞美的社会主义中自给自足，他们有孩子，不谈政治，继续辛勤耕耘地球的每一个角落。 周朝末年，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阐明和体现了这种伟大的共同劳动理想，值得每一位现代社会主义者深入研究。他献身于伦理宗教的实践以及人与人的奉献。对他而言，仁就是上帝，他的最终教义是生命的和谐。让印第安人的灵魂翱翔，融入无垠的天空；让功利的欧洲人探索大地和物质的秘密；让基督徒和闪米特人遨游在梦想的天国中——让他们所有人都去吧，儒家一定要坚守其博大的普遍理性及其对普通人的无限悲悯。 《易经》是中国人的《吠陀经》（Veda），充满了暗示，祭司能够通过暗示抵达不可言喻的存在。《易经》差不多是不可知论者的禁区。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根据中国人的伦理学，家庭是最基本的社会单位，由分级的服从体系组成，人民跟皇帝同样重要。皇帝以家长式统治者的身份进行管理，天下大同，兄弟互助，完全基于社会的本意和选择。 生活的最高法则就是为社会牺牲个人。艺术为社会道德契约服务，从而获得褒奖。值得注意的是，音乐是居于最高等级的。它的特殊作用就是协调人与人、社区与社区之间的关系。因此，周朝贵族青年的第一项课程就是研究音乐。 根据孔子生平的某些回忆，不仅有几段对话记载了他对音乐之美的热爱，还有故事说：他先斋戒再听音乐。有一次，他为了观察节奏对人们行动的影响，便饶有兴趣地跟随着一个敲打砂锅的孩子。后来，他去齐国旅行，欣赏到了从太公时代流传至今的韶乐。 中国人利用类似的方式，把诗歌视为促进政治和谐的途径。君主的天职不是命令，而是建议，臣民要表达心声不需要通过谏言，而是讽喻。这些都以诗歌为公认的媒介。这种理论暗示：就像中古的欧洲一样，乡野民歌承载了爱、劳作和大地的美，边塞舞曲回荡着金戈铁马的铿锵，以怪诞的异域谣曲体现边塞的荒凉。这些都是公认的形式。只有在这类元素极其丰富的时代，这种理论才能形成。其中，体现个人意识觉醒的诗歌尚未诞生。贤哲收集的中国古代歌谣体现了夏、殷、周三朝黄金时代的风貌，这些歌谣可以证明相关的省份在当时是繁荣昌盛还是破败落后。 甚至绘画也被视为教诲道德的实践手段。孔子在《家语》中提到：他拜访周朝列王的陵墓，描绘周公辅成王的壁画。他对照另一幅桀纣（古代暴君）图，看到荣辱有别，不禁衷心喜悦。 据说周朝的甔[2]和其他青铜器虽然宗风各别，但其纯正性不输希腊。确实，它们的配件，例如纯净精美的玉器，与闪耀着个人主义的玉器相比，更体现了东西方装饰品截然不同的理念。我们在金匠和玉匠的作品中，也发现了同样的渴望和谐的思想，同时代的画家和歌手也同样对此心醉神迷。 周朝的大一统持续了500年，最后由于强大封建世卿的崛起而被削弱。大约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了中国。 古代儒生对这些暴君极其憎恶与恐惧，但他们毕竟是实现周朝统一的因素。他们用长城和道路统一了中华帝国；他们的行省制度类似波斯帝国；他们发明，或者更准确说，选择了民族的字体。是他们正式将中国解除武装，首先采用皇帝的称呼和头衔。总而言之，虽然秦人随后就被推翻了，但他们为了自己的目的实现了中央集权，开辟了帝国的普遍传统。 甚至秦人对文学的敌视和迫害都未必是对儒家学者或压迫自由思想的抵触。他们在学校以吏为师。 在这个时代，伟大的政治思想在全世界出现。雅典是一个活生生的范例，亚历山大人开始理解基督教。大陆东陲，暴秦学术昌盛。他们实行审查制度，号称“秦火”[3]。但很有可能，令后世悲恸惋惜的各种文献，其实是毁坏于短命帝国持续了近20年内战的战火。 汉（公元前206-公元220年）继秦后，遵循大部分秦制，只有一点不同：汉代第三位皇帝规定儒学为文官考试的必修课。这种制度非常有利于吸引最优秀人才为国家服务。不过，考试基本内容被严格限定，阻碍了其发展和演变，儒家学说越来越僵化。 这段时间里，儒家的影响确实极其强大。基督纪元1世纪，宰相王莽登上皇位，声称他的即位是当时贤哲的选择，是符合传统规范的。 有趣的是，王莽天赋卓绝，他建立了新朝。在14年的短暂统治中，他的钱币遍及已知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据说，“支那”这个词最初就来自“新朝”。不过，从更早的印度文献看，他可能只是强化了这个词的用法。新朝是第一个下诏废除奴隶制的王朝。王莽遵循儒家的理想，下令给人民平分土地，遭到了贵族集中力量的反对，因此倒台。公元23年，王莽遇害。他的死亡经历是儒家宿命论的绝好例证。他坐在宫殿里，手握玉尺，仰望群星，对周围的激战视若无睹。他平静地说：“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敌人冲进来杀害他，他安坐不动，毫不反抗。 汉代艺术光大了儒家的理想，正如罗马光大了希腊文化。鲜明的色彩和华丽的图像，以及广大一体的奢靡生活是汉代意识的一部分，在大赋中留下了痕迹。有趣的是，作家总是为铺陈放纵的华丽辞藻寻找伦理基础，很大程度上从社会认知角度看问题。任何中国学者都能回忆起《子虚赋》和《上林赋》。大赋描绘了皇帝辉煌的行猎队，闪闪发亮的战车，远方的大象和狮子，宴会和舞女。最后他们补充说：“天下太平，可喜可贺，因为这样诸王才能穷奢极欲！”他们还描绘了帝国名城的宏伟，结束时提示：京师真正的美不在于高塔和盛饰，而在于人民欢乐的面容。 这一时期的建筑大多是宏大的宫室，雕梁繁纹主要代表了道德生活。这些秦朝真正的继承人建造了砖木结构的高塔巨宅。秦朝皇帝留下的长城，西起陇右，东临黄海，与后来的罗马边墙有异曲同工之妙。长城象征着盛极而衰，它耗尽了政府的资源和威望。但许多后来的朝代仍继续修筑长城。不过，这一时期的另一些建筑成就，例如巨型青铜像和铁像，当时的文献经常提到，现在却已消失踪迹。部分原因是中国皇帝习惯在失败时焚烧财物，还有部分原因是改朝换代时的破坏。 当然，汉代绘画的风格已经无法复原了，除非我们能通过山东摩崖石刻、汉末地方贵族祖坟，在脑海中唤起汉代艺术的富丽与成熟。这些壁画描绘了中国的神话和历史，讲述了中国早期的生活与习俗。 我们要寻找美妙的汉代工艺品样本，就必须求助于日本皇室藏品、神道教庙宇和石棚发掘物。我们接受了汉代艺术品，因此很有可能早在朝鲜学者王仁传授儒家经典之前，就已经熟悉中国文献了。大量汉文铭刻证明了早期影响的存在，说明他来后不久，日本人就已经熟悉了这种语言。就这样，在中国和日本，儒家为后来佛教的成长奠定了基础。 大批中国和朝鲜移民是艺术家和工匠，作品多体现汉代风格。他们制作的镜子、马缰、剑鞘和美丽的青铜与黄金甲就是证明。于是，新兴佛教在阿育王时代广泛传播时，日本的艺术教育差不多已经完成了。我们的伟大雕塑家鞍作止利[4]不是一夜间诞生的，而是长期孕育的结果。在他身上，我们能发现文化长时间耕耘后的丰收。 不过，儒家理想、儒家二元论，相信部分从属于整体，必然会限制艺术自由。艺术受到伦理的束缚，自然发展缓慢。确实，中国的艺术思想倾向于装潢——中国纺织品和陶瓷便是很好的例子。有了道家游戏人生的个人主义和后来传入的佛教教义，中国艺术才有了主导的理想。但即使它停留在装潢层面，也绝不会降到资产阶级的水平，因为亚洲艺术最不可能走向这种失败，她博大的普世精神和客观的心灵永远会提供救赎。 【本章补说】 1.《易经》 中国古籍，经夏、殷两代不断积累，由周文王完成，孔子作注，儒生认为这是《易经》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其着重点在于：人是在天地冲突的中心点产生的，并由此演化出了天下大同哲学。另一方面，道家无视儒家的注释，重新解释了《易经》，其着重点在于冲破物质的桎梏，获得全身心的自由。这本古中国的《吠陀经》可以描绘为自然哲学而非创世记载。它涉及一切二元内在的统一性，天之四季与地之八脉的关系。总共包括四卷。 2.太公时代 太公是周朝第一位国王（推翻殷人的周武王）的大臣。作为封赏，他获得了齐国（山东）封地。 * * * [1] 伏羲氏是中国古籍中记载的最早的王之一，所处时代约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他根据天地万物的变化，发明创造了八卦，成了中国古文字的发端，也结束了“结绳记事的历史”。 [2] 甔，相当于瓶。《列子·汤问》：“当国之中有山，山名壶领，状若甔甀。” [3] 秦火，指公元前213年和公元前212年，秦始皇下令焚毁书籍、坑杀儒士，对中华文明危害甚大，史称“焚书坑儒”。 [4] 鞍作止利，生卒年不详，飞鸟时代和尚。祖父司马达止是第一位把佛教带到日本的梁朝渡来人。他本人是苏我马子与圣德太子的老师，法隆寺释迦三尊与飞鸟寺飞鸟大佛是他的作品，有鲜明的北魏风格。 [book_title]第四章 道家与道教 ——华南 如果自周朝末年以来，道家和道教没有在亚洲共同的两极思想基础上做好准备，儒化的中国永远不会接受佛教。 长江并不是黄河的附属。农民共同的社会主义在黄河流域发展起来，但从来没有限制他们不羁的性情。粗犷而自由的种族定居在长江河谷与世隔绝的森林和雾气迷蒙的沼泽之间，不向北方的周天子称臣纳贡。在封建时代，周朝贵族的会议不接受这些山民的首领。北方人把他们粗野的面容和粗鲁的语言比作乌鸦的哇哇叫，甚至到了汉朝，他们仍然受到嘲笑。不过，南方人渐渐浸淫周文化，用艺术表现他们自己的爱和理想，形式上与北方人颇为不同。 这些诗歌，例如屈原的诗歌，富于自然崇拜，比如江河崇拜。他们因云霞和湖沼而欢悦，热爱自由和自我表现。老子的《道德经》充分体现了后者。在《道德经》里，我们看到了从传统规范中退隐或解脱的伟大精神。 老子生于楚国南部，担任周朝的图书档案管理员。孔子虽然跟他道不同，仍然尊他为大师，称他为“龙”。他说：“我知道鱼会游，鸟会飞，但龙的力量我无从揣度。”老子的传人庄子也是南方人，他承接其衣钵，详细论述了事物的相对性和形式的多变性。 《庄子》充满瑰丽的想象，与孔子枯燥的散文体箴言形成鲜明的对比。他说到鹏鸟，翅膀长九万里，飞行时遮天蔽日，需要半年时间才能降落。在此期间，麻雀和画眉快活地叽叽喳喳：“我们不是经常从草丛飞向树梢吗？飞这么远有什么用？”还有，“风是自然的箫声，穿林渡水，唱着美妙的歌曲。即使如此，大道通过不同时代和心灵表现自己，仍然不失本色。”还有，“生活艺术的秘密不在于敌对或批评，而在于游刃有余。”最后这个观点来自庖丁，他的屠刀从来不用磨，因为他以无厚入有间，不去硬砍骨头。庄子把儒家的政策和传统嘲笑了一番，说以他们有限的努力是永远无法悟得大道的。 据说，楚王欲拜庄子为官，但他指着身披华饰的献祭公牛说：“这头牛身披珠玉，但刀锯临身，它会不会高兴呢？”个人主义精神动摇了儒家社会主义的基础。因此，儒家第二代宗师孟子反对道家。值得注意的是，东方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斗争不是以经济为基础，而是以智识和想象为基础。最乐于为公共福利保护儒家应得的道德利益的，莫过于儒家的对手道家。 南方伟大思想家的治国之道与儒家理想大相径庭。例如，孙子比意大利人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精炼的《君主论》（The Prince）体系早1600年。在这个时期，军事理论繁荣昌盛，一位拿破仑式的天才致力于精密总结战争科学。周末封建时代是一个自由探讨的时代，欢迎政治、社会、法律方面的原创思想和研究，华南人自由而复杂的天性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 在此期间，秦人一直慢慢侵蚀中国。秦帝国的改朝换代和汉朝的独尊儒术似乎对道家造成了致命打击。但哲学的暗流贯穿汉朝始终，自由讨论，无奇不有。 汉末天下三分，削弱了儒家统一的遗产。于是，道家自由奔放的精神泛滥成灾。王弼和阮籍注释《道德经》，虽然这些思想家并不公开抨击儒家，但他们的行为提供了反传统的范例。隐居的学者时常在竹林中讨论哲学；宰相在路边饭馆停车，跟仆人一起喝酒；一位淳朴的弟子拖延了大臣的脚步，他请求大臣吹笛，这位政治家和蔼可亲，素来以吹笛闻名，满足了他的要求，吹了几个小时；而哲学家为了自娱自乐，忙着打铁，根本没有注意贵宾光临，求教难题。两晋至隋朝（公元265-618年）早期的诗歌体现了这种自由，以其质朴和优雅回归自然之爱，与汉代诗歌富丽的形象和精致的韵律截然相反。 陶渊明的诗歌可谓脍炙人口。陶渊明既是最儒化的道家，又是最道化的儒家。他辞官不就，因为他讨厌穿上礼服迎接皇家钦使，作《归去来兮辞》纪念这一时刻。陶渊明和其他南方诗人描绘纯洁的景色：菊花滴落露水；竹影摇曳风骨；暮光水色上，李花自在香；松静翠意闲，临风泣诉哀；水仙任高洁，孤艳岩壑间；寻春偶见录。这些都能激发诗人的灵感，与大兴于唐的佛教理想混合，在唐诗中发扬蹈厉。唐代诗人和陶渊明一样，都是长江灵魂的产物，永远在自然中追求灵魂的代表。 庄子视自由为必不可少的基本思想。他讲了一个故事：一位大贵族寻找杰出的画家作画。应征者络绎不绝，彬彬有礼地向他致意，问他需要什么样的主题和风格。他对这些人都不满意。最后，一位艺术家大模大样地排闼直入，旁若无人地脱下衣服，挥毫调色。“好了，”应征官不再犹豫，叫道，“就是你了！” 顾恺之是4世纪末期的诗人和画家。他属于道家，以三绝为人称羡，号称“才绝、画绝、痴绝”。他第一个指出艺术创作必须全神贯注。他说：“肖像画的秘密在于点睛。”道家思想的另一个成果，是出现了第一批系统的绘画批评理论，中国绘画史由此发端，这为大陆和日本未来的美学奠定了基础。 5世纪的画家谢赫提出画艺六法，其中三处提及描绘自然的理念，从属于另外两项主要原则。第一条原则是“气韵生动”。对他而言，艺术是伟大的宇宙之气到处流动，韵是事物和谐的法则。 他的第二条原则关系到构图和线条，称为“骨法用笔”。据此，创造的精神体现于构图的有机结构。伟大想象的构架形成了作品的骨骼体系，神经和血管都以骨骼为依托。色彩作为皮肤，覆盖全体。他忽略了明暗的问题，因为在他的时代，所有绘画仍然是亚洲早期的风格：以熟石灰覆盖画面，在其上着色；用浓黑线条相互标志和强调。因此，孔子说：“一切色彩都源于白色。”（“素以为绚兮”“绘事后素”）我们面对这些作品，古希腊绘画风格失落的梦在眼前浮现，还有无法抹杀的懊悔。亚洲风格的产生远在阿波勒西安画派带来明暗对照法和模仿自然之前。我们想到普洛戈尼斯《卡桑德拉》（Cassandra）强有力的线条，据说将整个特洛伊的毁灭体现在了女先知的眼中。我们不能不想到，虽然欧洲以后的画派已经增加了现实主义表达的手法，却极大地丧失了构图和线条的表现力。构图和线条一向是中国和日本的伟大力量所在。宋朝和足利时代的艺术家虽然增加了明暗法，但没有忘记他们的目标不是科学而是艺术。丰臣时代[1]对彩色构图贡献良多。 神圣的书法在道家时代第一次登峰造极，彰显了简朴而纯粹的线条崇拜。一笔一画都包含了自身生命与死亡的法则，各线条相互连接，显示出象形文字的美。书法不能视为中国和日本的绘画作品，原因仅仅在于：书法只是表达或加重了线条或轮廓而已。即便如此，如同简朴的线条一样，它自有其抽象之美。 道家时代的作品现在已经没有遗存，因此我们只能根据后代延续的特征推断和重建其风格。我们知道，他们开辟了一个新的艺术领域。这个画派热爱自然和自由，由此产生了山水画。我们在他们的画中看到：野鸟在芦苇丛中呼朋引伴。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创造了强大的龙的形象。龙在云雾的萦绕中诞生，代表变化的强大力量。他们在龙虎图中描绘无限物质力量的永恒斗争——老虎不断嘶吼咆哮，向未知的精神恐怖发出挑战。 道家运动自然不能发动群众。无论老庄及其后裔还是谈空说玄的博雅清谈家（他们清谈时挥舞塵尾）都没有创立道教。今天仍然有这么多中国人信仰道教，还声称“太上老君”是道教的创始人。 虽然儒家圣贤不断努力，中国人从祖先家园带来的迷信仍然无法根除。长江流域的原始森林保护了祖传的迷信，他们喜欢巫术和魔法的故事。事实上，由于儒家不考虑身后事，这种结果是必然的。他们认为：人身上高级的元素会回归天庭，低级的元素会融入大地。他们追求肉体的不朽。 甚至回溯周代文学，我们也经常可以发现仙人、仙山和仙丹、长生不老的奇谈，以及成仙者驾鹤遨游太虚，加入神秘的兄弟会等。 始皇帝派探险队去东海寻找长生不老药。据说这些人害怕无功而返，留在日本。今天还有一些家庭自称是他们的后代。 汉朝皇帝也颇受到类似的诱惑，时不时建立宫殿崇拜他们的神仙，但总是由于儒家的反对而放弃。不过，他们的炼金术实验发现了许多化学物质。我们可以将精美的中国陶瓷归功于他们偶然的发现。 由于张道陵和张鲁的努力，道家发展为秘密教派。他们采取老子的哲学和佛教的仪式，在民众中影响越来越大，享有赏罚大权。道教对华北的佛教发动了一系列可怕的迫害，直到唐朝实现三教并尊，相互宽容。 在哲学方面，道教吸收了佛教，进而发展了自己的观点。印度教义的早期经师大多数是老庄门徒。支道林甚至认为老庄著作是研究马鸣菩萨（Ashvaghosha）和龙树菩萨抽象唯心论的必要准备。 在更具体的层面上，早期道教将佛陀列为自己的一尊神。 1世纪时，汉将霍去病征伐西藏边境，取（仙山）金人为战利品。汉人认为金人跟现存的道教神祇没有什么不同，把它们一起陈列在甘泉宫祭祀。2世纪，楚王刘英既是公开的道教徒又是虔诚的佛教徒。3世纪，汉明帝铸金人，同时铸老子像。这一切都说明，两个宗教在早期并没有像道教徒后来所说那样发生冲突。 【本章补说】 1.屈原 楚国诗人、政治家。楚王拒绝他的建议，将他流放。他以自我表现的方式写下了伟大的诗篇：孤独者离群索居，自然是他唯一的朋友。他将唯一的家园理想化，然后沉江而死。人民在他的忌日赛龙舟。 2.孟子 孟子大约生于孔子以后100年。儒道以仁为本，孟子辅以义。义就是相互的义务法则。义的象形文字可以说明问题：义（义）字由“羊”和“我”组成，我的羊就是义务。仁的象形文字是二人携手，忘记自己。 3.龙 随着道教的兴起，所有中国和日本艺术需要表达无限时，就会出现龙形。龙代表变化的力量，至高无上的统治权。皇帝本人总是称为龙形或龙面。 * * * [1] 丰臣时代，是指从1587年丰臣秀吉掌握最高统治权开始，到1711年德川吉宗继承幕府将军之职为止，丰臣家族主宰日本政局的历史时期。 [book_title]第五章 佛教与印度艺术 佛教一直在成长。最初启蒙的钻石宝座现在已经难以发现，因为巨大的立柱和精致的门廊不断树立，不断包围信仰大厦，形成了一座迷宫。每一代人都带来自己的石头和瓷砖，扩建屋顶。它像菩提树一样，每天都为人类提供更广阔的遮蔽。在菩提伽耶，几个世纪的风尘已经掩盖了佛陀的出生地。尊敬和爱戴的花环覆盖，宗派的傲慢和虔诚的欺诈玷污，犹如百川归海，再也无法分辨每一道支流。 不过，佛教的适应和成长已经越出了东亚大陆的伟大体系，早已将种子撒向叙利亚沙漠，以基督教的形式开花结果，让爱与敢于放弃的精神影响全世界。 正如同样的雨滴可以让不同气候下的花卉起死回生，伟大导师的思想也有几种不同形式，因为它接触了许多不同民族和时代，实在难以分析和描述真正的发展顺序。因为亚洲幅员辽阔，印度本身就比维斯瓦河（Vistula）以西的欧洲更大。佛教在印度有23派，在中国有12派，在日本有13派，后来又分化出无数的支派，内在联系主要依靠地域的临近，而非时间。南北二宗就代表了信仰的两个主要分支。 显然，个人创始的宗教必须具备两大元素。其一，一位伟大的教主，人格的光彩经过几世纪传承后越来越耀眼；其二，他突然得道的历史和民族背景。如果我们更深入研究个人的心理状况，就会有理由寻找导师及其过去的对立，不过不一定是对抗。最有力的表达就是：他创造了这些没有在社会中发现的元素。只有考虑到教义跟意识的关系，才能充分领会其意义。因此，完全可以设想：创始人的教义远离其自然环境后，会产生某些意义。这些意义自身是真实的，但表面上与另一种思想相抵触。后者至少是更真实、更广泛地忠于原初冲动的复合体。任何人研究印度诞生的圣人，都不能无视这项法则的应用。在那里，最惊人的弃绝反而会被视为先知的自身解放，以圆满的生命降临的自然证明，不会有片刻扰乱他们的平静体验。所有的印度男女们都会拜倒在一些受到启示的旅人脚下，他们会宣讲：这里没有神的形象，这个词本身就是一种限制。自然的结果是：他们会径直走过去，向湿婆（Shiva）的林迦像（即男性生殖器）泼水。如果我们不理解隐秘的内在对立，就难以理解佛教南北二宗的相互关系。我们不能说哪一宗是真，哪一宗是假，但完全可以弄清楚：由于佛教南宗的源头更窄，我们可以听到伟人自己的回音。伟人在旷野中独自饮泣，周围的人对何时何地、何去何从一无所知。同时，我们在佛教北宗听到佛陀论相对性的箴言，作为国家宗教体验的顶峰。因此，北宗犹如高山巨壑，从印度向全世界倾泻其智慧的溪流。克什米尔的辩论对教义做出了最权威的判断，不过教义的内涵必然会比言辞的意义更深刻，在语义上却不一定精准。 根据南北二宗的诠释，佛教从本质上讲就是灵魂自由之道。那些听取教义，获得解脱的恒河之子已经深悟《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和《奥义书》（Upanishads）绝对的纯洁性。但我们超越伟大的哲学流派，跨过似水流年，超越南北二宗照本宣科的传承，仍然能听到神圣的声音为怜悯众生而颤抖。佛陀在世界上最个人主义的种族中传道，将不会说话的牲畜抬高到人的水准。他是仁慈的贵族，直面精神上的封建主义。封建主义源于让农民赤贫如洗的种姓制度。我们看到：他秉承无限的慈悲，梦想众生一心，打破社会枷锁，宣告众生平等和人人皆兄弟。这第二种元素酷似中国儒家本身。佛陀由此有别于以往所有发展吠陀思想的哲人，他的教诲传遍全亚洲，乃至全人类。 佛陀生于迦毗罗卫（Kapilavastu），在尼泊尔境内，当时比现在更为图兰化。学者经常声称他出身鞑靼人，可能是塞种或斯基泰人。他早期的画像有显著的蒙古特征，在最早的经藏描绘他的皮肤是金色或黄色，还有其他值得注意的推论。道教徒的信仰甚至发展到荒谬可笑的地步，《老子化胡经》中这样说道：老子西出函谷，神秘消失，前往印度，化身为乔达摩（Gautama）！ 无论佛陀有没有鞑靼人的血脉，他无疑体现了这个种族根深蒂固的思想理念。由此，印度唯心主义的思潮遍及世界，将恒河和黄河连为一气。 修道院思想更使他有别于所有那些在森林中祈祷的圣哲及其门徒。圣哲们独立的精神群星璀璨，但无法形成星座。佛教教会是一切教会之母，体现了佛教思想的二重倾向。因为门徒组织就是一种束缚，但佛教信仰的灵魂是解脱一切有情众生的苦难。 不过事实上，自由和束缚一直是伟大贤哲关注的经典模式。为了自我表现，有必要退回其对立面，在多样性当中寻找统一性，宣布真正的个性同时寓于普遍和特殊性。由此，我们视所有千差万别的信条为理所当然。 释迦之狮摆动鬣毛，撕开了摩耶（Maya）的面纱。他打破了奴役的形式，否认其存在。因为他引导灵魂走向永恒的统一。日后佛教南宗的无神论公式肇基于是。同时，跟绝对结合的荣耀和喜悦产生了对美好万物的无限热爱，吸引佛教北宗及其印度教兄弟描绘诸神的整个世界。他的教诲可能在偈颂中传承，或是保存在巴利语之前的某些类似的原始梵文记录中。但似乎是为了亲口予以否认，他命弟子用普通百姓的方言土语进行交流。 同样的真理有这么多千差万别的解释，由此，同样的权威有各式各样的外表，不可避免会产生门派纠纷。起初，争论集中于伟大精神导师确定的最重要的戒律或规则上，后来又涉及哲学观念的分歧，把佛教分裂为无数小宗派。 最初的分裂发生在那些代表印度文化最高成就的思想家之间，一方发展了《奥义书》的思想；另一方接受了佛教的新教义和戒律。 佛陀涅槃后，佛教进入第一个时期，据我们估计，这大约发生在6世纪中叶。最初的团体居于统治地位，其领导人形成早期教会的贵族。他们提出了一种积极的唯心论体系，而他们的对手主要关心僧院戒律的细则，辩论有无，结论多半是否定的。 伟大的阿育王统一印度，君威从锡兰直抵埃及、叙利亚边境。他视佛教为统一的力量，施加个人影响力，促使这些思想家与北宗紧密联盟。不过，阿育王对他们的对手也给予宽容和保护，对婆罗门教同样不失援助。他的儿子摩哂陀促使锡兰改信佛教，以北宗为基础，这种情况直至7世纪玄奘赴印度时仍然存在，直到几百年后来自暹罗的南宗逆袭。今天，暹罗仍然是强大的南宗据点。 佛门弟子在北印度和克什米尔传道，那些地方成了佛教活动最繁忙的地区。公元1世纪，迦腻色伽王（Kanishka）统治克什米尔，把疆域从中亚一直延伸到旁遮普，在阿格拉（Agra）附近的马土拉（Mathura）留下了痕迹。迦腻色伽举行了最伟大的佛教会议，将佛教的影响远播中亚，甚至更远。伟大的笈多王朝（Gupta）步武其后，但所有这些只是完善了阿育王最开始的工作。 印度高僧龙树闻名于中国和日本。公元2世纪，他效法先贤马鸣菩萨和世友菩萨（Vasumitra）。世友菩萨以前是迦腻色伽佛教会议的主席。龙树拟定八戒，确定了佛教第一个门派的形式。他阐明中间道路位于两端之间，通过对自身的无限认识，伟大的灵魂和光明可以普度万物。虽然龙树鼓吹不存在有限的自我，但巴利文佛经（南宗）并不否定这种教义。龙树的遗踪遍及奥里萨邦和南印度。他的直接继承人提婆（Deva）来自锡兰，由此证明第一个门派的影响无远弗届。 早期佛教艺术从以前的史诗时代自然成长而来。欧洲考古学家惯于否认佛教以前印度艺术的广泛存在，而归因于突如其来的希腊影响，这种观念是站不住脚的。《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Ramayana）中经常提及多层塔楼、美术馆、画家的种姓，不提金身巨像和富丽堂皇的装饰。确实，许多世纪以来，流浪歌手四处吟唱歌谣。后来，这些歌谣演变成了史诗。很难想象，其中绝无形象崇拜的迹象。因为叙事文学涉及神的形象，就是指相应的塑像尝试。阿育王的雕塑证实了这个设想，我们在其中发现了因陀罗和提婆崇拜菩提树的形象。它们跟中国古代雕塑一样，只用黏土、石膏和其他不能持久的材料。我们在笈多时代再次发现了这种习惯做法：在石像基础上覆盖石膏或黏土。阿育王的雕塑原先大概也是这样覆盖的。这里没有丝毫受到希腊影响的迹象。如果一定要跟外国门派拉上关系，那肯定是在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n）、中国、波斯发现的亚洲古老艺术遗痕。 阿育王时代的德里铁柱堪称铸造艺术的杰作，现今欧洲所有的科学技术都无法仿制。阿育王同时代的秦始皇十二金人也是这样，工艺之巧，资源之富，令我们叹为观止。我们几乎没有做什么努力来重现当时的伟大荣耀与业绩，这些业绩必定存在，才能在以后的时代留下这样壮观的遗迹。俱卢之野遗墟萧瑟，王舍城池野草泣诉，仍然在怀念古时的光荣，畏避外人的目光。 虽然早期舍利塔已无遗存，我们也无法将它们跟现在的成品区别开来，佛陀本人的塑像可能是佛门子弟的第一项作品。不久，他们就学会了用《佛本生》（Jataka）传奇包装佛陀的经历，美化他的理想人格。 在阿育王以后的印度，我们发现佛教艺术作品突破了原始框架，形式更自由，对象更广泛，但民族艺术流派的发展一直保持延续。3世纪，这个流派登峰造极，体现在奥里萨的岩庙、桑吉（Sanchi）的廊柱和阿马拉瓦蒂（Amaravati）的精美轮廓上。 马土拉和犍陀罗（Gandhara）的遗业有普遍的变化倾向，因为迦腻色伽和大月氏给印度艺术带来了他们的蒙古特征，但没有逾出古代共同风格的范围。若是更加深入细致地研究犍陀罗艺术，就会发现中国特征比所谓的希腊特征更突出。阿富汗的大夏王国（Bactrian kingdom）从来不过是鞑靼人汪洋大海中的一片小小殖民地，早在公元前1世纪就已经销声匿迹。亚历山大远征与其说扩大了希腊文化的影响，倒不如说扩大了波斯文化的影响。 佛教活动的第二个时期——关于佛教在中国和日本的进展，我们正好接触到4世纪初期的奈良时期。这时，笈多王朝统治印度，先前的安德拉斯人（Andras）与南方达罗毗荼（Dravidian）文化、朱罗王朝（Cholas）融合。 我们现在发现：无著（Asanga）和世亲（Vasubandhu）开辟了客观研究派。在这个运动中，诗歌冲动实现了非常科学的表述。必须明白：佛教对摩耶有特殊定义，因此其宗教理想很有科学性。我们所说的这个时期就是有力的证明。这是一个心智成熟的伟大时代，迦梨陀娑的诗作天才纵横，瓦拉哈米希拉（Varahamihira）的天文学登峰造极，以那烂陀（Nalanda）为中心的文化繁荣时期一直持续到7世纪。 阿旃陀壁画和埃洛拉石窟是第二期佛教艺术的精品。现在，伟大的印度艺术存者寥寥。无疑要感谢无数旅行者，印度艺术激发了中国唐代艺术的灵感。 第三期佛教艺术是理念的具体化。7世纪以后，佛教居于主导地位，影响远及西藏地区。在西藏，佛教一方面产生了喇嘛教，另一方面产生了密宗。密宗教义传到中国内地和日本，创造了平安时期的艺术。这时，佛教南宗一直跟北宗并驾齐驱，集中在缅甸和暹罗。南宗传回暹罗，吸收北宗在岛上的遗业，由此创造了一代印度—中国艺术，风格与北方大相径庭。 印度教——自佛教成为一种信条起，由致力于解决佛教的印度民族意识形成，现在再一次包罗民族生命万象。商羯罗（Shankaracharya）复兴的《吠檀多》（Vedantic）吸收了佛教，出现了新的动力形式。现在，虽然时代悬绝，日本却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接近其思想的源头。 【本章补说】 1.精神封建主义 隐喻婆罗门的理想，他们整个文化根植和实践于生活的极端淳朴。一位居乡的婆罗门可能不仅是欧洲大学那种意义上的学者，也是智慧和品格获得解脱的。而且，他跟村民同样简朴，因此而自豪。他不仅要持斋守戒，还要像阿西西的弗朗西斯一样，向往清贫。可以说在印度这些阶级中，许多人都能证实以上所言不虚。 2.《摩诃婆罗多》 伟大的印度史诗，歌颂俱卢和班度两族之间的战争，印度上层阶级的男孩仍然通过其历史学习英雄气概。《薄伽梵歌》（The Bhagavad Gita）是其中的一段，可以说是一节简短的赞美诗，体现了北印度佛教的所有特征。 3.《奥义书》 撰写时间大概在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700年之间。《奥义书》是《吠陀》的附注，形成了印度人民的伟大宗教经典，主题为实现超越个人的存在。在世界文学中，二者的深刻和壮丽无可匹敌。 4.《罗摩衍那》 仅次于《摩诃婆罗多》的伟大印度史诗，叙述罗摩和悉达（Sita）英雄式的恋爱。 5.俱卢之野 德里附近的大平原。《摩诃婆罗多》记载，这里发生了十八天大战。《薄伽梵歌》在这里诞生。现在，这里是朝圣地。 6.王舍城池 即拉吉格里哈（Rajagriha），摩揭陀（Magadha，中印度之古国，佛陀住世时印度十六大国之一）故都，后来迁都巴特那（Patna），在今天印度比哈尔（Behar）境内。 7.那烂陀 古印度伟大的佛教寺院和学术中心，在拉吉格里哈附近。 [book_title]第六章 飞鸟时代（公元550-700年） 552年，日本第一次从百济引进了佛教。这个时期称为飞鸟时代[1]，因为首都位于飞鸟国，直到710年最终迁往奈良。飞鸟时代标志抽象唯心主义在日本的最初潮流。佛教经阿育王和迦腻色伽巩固后，把新的信仰之水引至中国。 当然，阿育王派传教使团前往中央帝国，可能正好遭遇秦始皇的暴政。但即使如此，他们还是留下了一点痕迹。我们可以证实的历史记录始于公元59年。这时，可能在迦腻色伽统治下的大月氏使节向中国学者景卢提供佛经译本。公元65年，汉明帝梦见金人巨像，他醒来让大臣圆梦。景卢这时已经是有名望的学者，能够解释西方的佛教。第二年，景卢和十八名随从奉命出使大月氏。公元67年，他带回佛陀的图像和两位僧人：自称来自印度中部的摩腾（Kasyapa Matanga）和竺法兰（Dharmaratna）。据说，他们住在专门安置外宾的洛阳宫殿。洛阳是东汉的首都，汉朝以天下之主自居。这座宫殿后来改为寺院，称为白马寺，今天仍然可以在洛阳郊区看到。这座都城古代曾经盛极一时，现在满目丘墟。据称，摩腾在宫墙上作壁画：一座舍利塔围绕着一千战车和骑士，暗示桑吉和阿马拉瓦蒂的佛塔和廊柱，当然是那个时代的风格。他们带来的佛像几乎不为人知。 下一位僧人安世高（Ansei）来自帕提亚人（Parthians）的国土安息（Arsaie），他的随从来自大月氏的邻邦。据记载，159年，一位使节取道交趾来中国。这些传道士翻译的佛经属于北宗（积极的唯心主义）。大约3世纪末，《阿弥陀经》（Amida-Sutra）译成。 阿弥陀佛（Amita）这个词意味着无法估量的光明，代表没有个人色彩的神圣理念，跟释迦牟尼代表的个人神圣相对应。印度《奥义书》称伟大永恒的洞见为婆罗门。佛教南北二宗的区别就在于这种基本认同的差异。南宗修道的最终目的是涅槃，从世界的相对性当中解脱出来；北宗却认为这是新的光荣开端。第一次阐明理念，应该归功于马鸣。这是我们从亚洲早期哲学获得的共同遗产，佛教就是从共同遗产中成长起来的。 佛教之树在中国扎下了根。这时，匈奴北狄破边而入，建立了后来所说的北朝，突然给佛教的发展增加了推动力。因为这些部落在野蛮时代就已经皈依佛教，虽然他们的信仰还带有迷信和偏见的色彩，不过就他们的野蛮程度而言，这是自然而然的。在华南或本土王朝的文明世界，清谈家的哲学机锋和理念亲和，与其大相径庭。 据说，传道士佛图澄是印度僧人，对狂暴凶猛的匈奴军人影响很大。据说他拥有超自然的力量。人民对他极其敬畏，甚至不敢向他的方向吐口水。他能运用个人的影响，制止北赵王朝的残暴和血腥。他的学生道安前往南方，跟义安合作，协助宣传阿弥陀的信仰，为救赎而沉思，向西天理想中的佛陀祈祷。鸠摩罗什（Kumarajiva）的父亲是大月氏人，母亲是印度人，自己大概是龟兹土著。他在当时如此闻名，以致北方皇帝派兵带他到中国传道。401年，他抵达中国。献身于翻译佛经的事业，硕果累累，奠定了佛学的基础，6世纪末在天台山盛极一时。 重要的传道士前赴后继，其精神源远流长，说明思想家在此期间不断从印度向中国流动，产生了有趣的交流。似乎除了从孟加拉经锡兰到长江口的海路，还有两条重要的陆路。它们都从中国开始，抵达奥克苏斯河（Oxus）以前，在大戈壁分为天山北路和天山南道，就此前往印度河。使节大概走海路。 在这里，我们掌握了一个伟大时代的线索。印度西北部是两个伟大帝国的中枢，游客、朝圣者、商人络绎不绝，创造了共同的文化。大概穆斯林征服印度西北部，才迫使双方的巨额贸易停顿。这个隐秘的过程夺走了东方的威望，使得地中海和波罗的海人以为整个东方都是“发展停滞”的受害者。 这个时期的艺术尝试不胜枚举，有些规模巨大。但民族的主要观念是：将佛教纳入道教的万神殿，给印度宗教披上一层中国汉代艺术的外衣。就是这样，早期基督教的庙宇和图形采取了古罗马建筑和雕塑的风格。 在建筑方面，如前所见：中国宫殿在弃绝的冲动下变成了佛教庙宇，只有这样的变化才能满足新需要。早在迦腻色伽时代，舍利塔通过基座的演变，分几步发展成中国的形式。在木结构建筑的条件下，舍利塔变成了今天在日本如此闻名的木制佛塔。佛塔有长方形和圆形两种形式，后者仍然保存了最初的圆顶形式。 217年，最初的佛塔在里肯建成，一定是模仿汉代已经存在的碟形塔尖和多层宝塔。碟形塔尖源于天蓬或华盖，象征君主的权威。多层代表精神的层级，三层显示圣人，九层显示最高的佛陀。木制佛塔从6世纪开始建筑，幸运地保留了一些记录。这些佛塔越来越接近印度装饰风格，我们在顶部发现巨甔，明显让人想到玄奘提到的菩提伽耶舍利塔的装饰品。菩提伽耶舍利塔与阿玛拉·辛格（Amara Singh）存在于同一个世纪，后者是超日王宫廷“九宝”之一。 塑像似乎经历了一个平行的发展过程。一开始，印度类型在中国人心中实属怪异。4世纪雕塑家戴安道献身于新类型的演化，不断改变其比例。戴安道亟须诚实的批评，于是在雕塑后面挂上帘子，自己藏在后面听取公众评论达三年之久。朝圣者法显的记录证明，存在一个杰出的中国雕塑流派。某些边境国家的雕塑风格完全是中国式，跟另一些地方的印度风格截然不同。他把这种风格的起源归因于一位占据边境的中国将军吕光的影响。不过我们认为：这只是加强了大月氏人在旁遮普发展起来的雕塑风格，在马土拉同样可见。确实，据我们所知，在特色、材料、装饰方面，现存的这一时期样本主要是汉代风格。 我们能够回想起的最典型例证是洛阳附近的龙门石刻。龙门石刻源于516年胡太后建立的石窟神庙。神庙虽已荒废，仍然气势恢宏。石窟不仅代表这一时期的艺术，而且自身就是一个完美的博物馆，藏有一万多尊佛像。根据权威人士的判断，这些佛像有的属于唐代，有的晚至宋代。石窟前后相继，都是尖顶穹窿，里面主要是凹凸不平的浮雕，主要人物被大刀阔斧地刻在岩石上。 一位中国诗人拜访此地，题诗岩上：“摩崖成佛性，顽石亦慧根。”龙门风景绝佳，摩崖佛像下临伊阙激流，对岸有一座小庙，名叫香山寺。我们敬爱的唐代诗人白居易故居就在这里，保存至今。 佛教在飞鸟时期第一次传入日本时，苏我氏[2]像后来的藤原和源氏一样大权独揽。苏我氏始祖武内宿祢[3]辅佐神功皇后经略三韩，以后苏我氏一直是帝国的甲第膏粱。在后来的绘画中，他的形象是表情严肃的美髯公，把幼主抱在怀里。从此，苏我氏世袭外务大臣之职。他们由于家族传统之故，自然喜爱、尊重外国文化和制度，而其他本国君侯更趋向于保守国粹传统。政权一般掌握在皇座周围的大贵族手中，他们以皇室名义治国。这是“诸神会议”的余音。 佛教传入日本，民众骚乱随之而起，苏我氏和物部氏[4]的宿怨由此而生。物部氏世袭地方军元帅，获得藤原氏始祖中臣镰足的支持。藤原氏世袭祭司长，更适当地说，他们是古代典礼的守护神。他们自然倾向于国粹，反对新宗教。奥姆氏世袭日本海军大将，巡视朝鲜海岸，倾向于苏我氏，至少在争执中保持中立。灾难性的权力斗争后，苏我氏独揽大权，并伴随着无法遗忘的暴政和几次天皇废立。对今天的日本人而言，这是最可悲的事情。不过，当时的形势酷似明治天皇复辟时期：进步和保守两派目的不同，观念不同，斗争不已，不过态度比较温和。 皇权经过苏我寡头政治的侵夺，已经无力节制双方。于是，钦明天皇13年，圣明王遣使来聘，赠释迦牟尼铜像及帘幕、华盖和种种佛经。使节致辞：“藩臣百济王圣明敬奉贡品。金身入朝，大佑皇极，辟土开疆，佛力无边，及于海东。”天皇自然乐于接受贡品，但对佛像犹豫不决。他询问廷臣，苏我稻目主张以礼祭拜，物部尾舆[5]和中臣镰足主张拒绝使节和佛像。物部尾舆是物部守屋[6]的父亲，他连名字都有憎恶佛教的含义！ 天皇决定宽容，将佛像交给苏我稻目，供于小垦国田家中。但来年瘟疫和饥荒流行，给苏我氏的敌人提供了极好的借口。他们立刻宣布：灾难源于供奉外来神明。于是，他们获准焚烧一切佛物，将佛像投入附近的湖中。不过，显然早在宫廷接待僧侣和佛像以前，佛教已经举国皆知。在这之前三十一年，中国南朝梁有个著名的雕刻家司马达止[7]，他迁居到了日本。他的女儿成为日本最早的女尼，他的孙子鞍作止利更是虔诚的佛教信徒和当时最杰出的艺术家。554年，朝鲜僧侣道谒和道什迁居日本。据说，南朝人钱总十年后带来了佛像和佛画。虽然保守派迫害，佛教仍然蒸蒸日上。百济和新罗国王竞相供佛。苏我稻目之子苏我马子继承了父亲的首相职务，于584年建立佛寺。574年，著名的上宫廏户丰聪耳[8]皇子，也就是通称的圣德太子诞生。圣德太子是诸王子当中的圣徒，象征佛教的第一次启蒙。他为姑母推古天皇摄政，撰写了日本宪法十七条。这份文献弘扬尽忠天皇的义务，教诲儒家伦理，伟大的印度理想贯穿全文——由此体现了那个时代日本国民追随的生活之道。圣德太子注释的佛教经藏不仅说明他有极高的汉学造诣，还清晰地阐明了公元2世纪龙树菩萨的要义，表现出天才的洞察力和灵性。朝鲜人和中国人对此书惊叹不已。621年，圣德太子去世，举世哀悼，人们捶胸顿足，好像在黑夜中失去了明月。工匠和艺术家仍然将他作为一切艺术的保护人来崇拜，尤其在大阪的天王寺[9]。 588年，敌对家族之间的斗争达到顶峰。双方都试图将自己信仰的支持者推上宝座，结果物部和中臣败北。遇刺的继任天皇选择苏我马子摄政，苏我马子立自己的外甥女，天皇的孙女推古为天皇。推古天皇享国长久，统治时期从593年到628年。圣德太子摄政，形成了佛教运动的第一个高潮，因她得名为推古时代。她定都于飞鸟国，大约在奈良以南12里。自钦明天皇以来，朝廷常驻奈良。不幸的是，飞鸟时期的艺术品没有保存下来。朝廷迁都奈良后，飞鸟全境弃为丘墟，若干寺庙散布其间，桑树林中犹有一些大理石基座遗存，独自标识昔日的伟大。 飞鸟时期寺庙遗址只有一处遗存：安科因（Ankoin）青铜巨像。根据历史记录，巨像铸于推古天皇十五年。巨像体型过大，通不过大庙门，雕塑家托里（Tori）的才能因此经受了考验。他通过辛勤劳动获得报酬，在宫廷身居高位，在各省占有大量地产。塑像经历了火灾和其他灾难，一度濒临毁灭。在不幸的德川时期[10]，塑像经过修复，原先的特征大部分已经不复存在。我们只有根据手臂、衣袖、前额、耳朵来推测杰作原有的风采。 幸而奈良附近的法隆寺[11]大量保存了飞鸟时期的建筑物和艺术品，圣德太子的驻地就在法隆寺不远处。在近藤或金厅，圣德太子命托里铸成的释迦三尊像仍然可见，时间大约在公元600年前后。另一座药师三尊像大约在公元625年前后，包括光晕在内，三者都有7英尺高。我们在这些塑像中发现了汉代风格，跟100多年前的龙门石刻一模一样。 金厅还有一座百济观音（观世音菩萨立像）塑像，高10英尺，用木头和上漆的石膏铸成，估计是某一位朝鲜国王送的礼物。塑像要么在朝鲜制成，要么就是当时有大批朝鲜艺术家云集日本。另一座观音塑像，即同一寺庙的梦殿观世音菩萨数百年未向公众开放，保存状况值得关注。我们可以依据这两座塑像评判佛教艺术体现的纯粹汉代理想风格。它们的比例并不完美——手脚比例失调，风格的僵硬近乎埃及雕塑。不过，虽然有这些不足之处，我们还是在这些作品中发现了极度优雅和纯粹的精神，只有伟大的宗教精神才能做到。在民族意识形成的早期，神性犹如抽象的理想，遥不可及，神秘莫测，不和谐也赋予艺术一种可怕的魅力。 但日本人的心灵似乎天然倾向于热爱美和具体性，不能满足于中国和朝鲜导师提供的抽象类型。因此，我们在与这些作品同时代的雕塑中发现了一种新运动，目的是软化僵硬的线条，改善比例。长谷寺[12]的木制观音像就是一个典型的实例。长谷寺是一座尼姑庵，由亲王的女儿建立，隶属法隆寺。据信，这座塑像大约在飞鸟时期制成，虽然严守汉风，但表情温柔，比例匀称，令人叹为观止。同一座寺内除了佛陀和菩萨，还保存了金刚（“护法尊者”，支持宇宙四方）塑像，称为“四大法王”。这些近期的塑像有山口、小口、久须志、鸟子的签名。山口在别处提到过，是7世纪中叶的著名艺术家。这些法王塑像有一个显著特点：头盔和铠甲精雕细琢，仍然保持着早期石棚发现的汉代遗风。 飞鸟时期绘画只有一例尚存，由推古天皇神龛的漆饰组成，是汉代风格的优秀样本。 长谷寺还保存着一幅描绘极乐世界的刺绣，称为天寿国绣帐[13]，由圣德太子遗孀及其侍女根据一位朝鲜艺术家的设计织成，寄托怀念之情，为太子升入天堂乐园祈福。我们根据推古天皇神龛的样本，解释这个时期的着色与构图，刺绣证实了我们的解释。 神龛遗墟本身就是一个典型实例。广为称道的近藤金厅虽然在一百年后重修，但仍然符合这个类型。附近法隆寺和法贵寺的宝塔也是同一种风格的样本。 【本章补说】 1.这部简史的日本历史分期多多少少流于泛化。以下概略较为精确，可资参照。 A.飞鸟时期 从552年引进佛教起，到663年天智天皇即位结束。这个时期，佛教在中国唐代极为活跃，日本深受影响。 B.藤原时期 从897年醍醐天皇即位，到1186年平清盛家族没落结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藤原氏贵族统治下的佛教艺术和哲学发展纯粹的民族形式。 C.镰仓时期 1186年-1394年，从源氏幕府在镰仓崛起到足利幕府。 D.足利时期 1394年-1587年，得名于武藏野。据说，幕府时期的源氏支脉原先住在那儿。 E.丰臣时期和德川早期 从1587年丰臣秀吉掌握最高统治权，到1711年德川吉宗继承幕府将军之职。 F.德川后期 从1711年德川吉宗继任幕府将军，到1867年幕府倒台。在这个时期，中产阶级崛起，欧洲影响涉入，艺术现实主义流派出现。 G.明治时期 从1867年天皇亲政到现在。 2.观音 这个词是观世音或观世音菩萨的缩写，观世音菩萨是见证之神。这个名称显示了大乘教义：不能普度众生，誓不成佛。人们最初设想观世音是一位青年，有些像基督教观念中的天使。后来，观世音不寻常地演变成女性和母亲，在每一声悲哀的哭泣、每一眼怜悯的目光中现身。观世音有三十三种形式，代表存在的一切层次。《莲华经》的主旨可以概括为：“飞虫在哪里哭泣，我就在哪里。”他（她）代表弃绝带来的满足。因此，观世音从不给予涅槃，只提供救赎前的必要步骤。他（她）不是佛陀，而是有情众生的菩提。在印度佛教徒当中，他（她）以莲花手菩萨，持莲者闻名，与金刚手菩萨，持雷霆者相对。 * * * [1] 飞鸟时代，约始于公元600年，止于迁都平城京（奈良古称）的710年，因其以奈良县的飞鸟（即藤原京）为政治中心而得名。 [2] 苏我氏，日本从古坟时代到飞鸟时代，代代都出大臣的有力氏族，尤以苏我稻目（506-570）、苏我马子（551-626）、苏我入鹿（610-645）最为强势。 [3] 武内宿祢（84-367），大和王权初期大臣，历仕景行、成务、仲哀、应神、仁德五朝，为大和王权栋梁之臣，其众多子孙更纷纷担任要职，人称“大臣之祖”。 [4] 物部氏，日本古坟时代统治河内国哮峰地区（现大阪府交野市）的一支氏族，传说是日本神祇之一饶速日命（天照大神之孙，在日本历史中也以宇摩志麻迟命之名出现）的子孙。 [5] 物部尾舆，生卒年不详，6世纪中叶的豪族。 [6] 物部守屋（？-587），物部尾舆与弓削阿佐姬之子，飞鸟时代的有力豪族。 [7] 司马达止，南朝梁人，又作司马达。日本继体天皇十六年（522）至日本弘传佛法，被奉为日本佛师之祖，后被赐以“鞍部”村主之姓氏。其子鞍部多须那及女鞍部岛皆出家，号为“德齐”及“善信尼”；其孙鞍作止利，乃制作飞鸟佛像之第一人。 [8] 上宫廏户丰聪耳（574-621），即圣德太子，日本飞鸟时代的政治家，女帝推古朝的改革推行者。 [9] 天王寺，全称四天王寺，别称荒陵寺、敬田院、难波寺、难波大寺、崛江寺、三津寺。原址设于玉造东岸，后移往难波的荒陵，即现址。 [10] 德川时期，即德川幕府当政时期，日本第三个封建军事政权，由德川家康建立。德川氏以江户为政治根据地，开幕府以统治天下，故亦称江户幕府。 [11] 法隆寺，又称斑鸠寺，位于日本奈良生驹郡斑鸠町，是圣德太子于飞鸟时代建造的佛教木结构寺庙。 [12] 长谷寺为日本真言宗丰山派总本山，位于奈良县樱井市（初濑町）。 [13] 天寿国绣帐，又称天寿国曼荼罗。现存断片六个，色彩鲜明，刺绣精巧，为日本此类遗品中之最古者。 [book_title]第七章 奈良时代（公元700-800年） 新时代就要诞生。全亚洲的思想通过遥远印度的抽象普世性，不断掀起波澜。佛教使抽象普世性成为可能，承认最高的自我觉醒位于宇宙本身。在后来的时代里，这次浪潮越来越粗俗化，越来越倾向于庸劣、僵硬的象征主义。这种象征主义取代了原先的直观洞察之美。但此时此刻，精神追求跟物质合为一体。迦梨陀娑、李太白和灰田的诗歌抒发了最初合体的喜悦，从乌贾因（Ujjain）、长安一直传到奈良。这个辉煌灿烂的开明时代肇始于三位伟大政治家。在6世纪的印度，超日王推翻了匈奴人的统治，唤醒了阿育王以后一直沉睡的北印度民族意识。100年后，唐朝第一个皇帝李世民结束了300年的分裂，重新统一中国。他的帝国幅员辽阔，仅次于成吉思汗。天智天皇是李世民的同时代人，他摧毁了贵族世卿的权力，暂时将帝国置于皇权之下。 在印度，《奥义书》开启的关于抽象和永恒的讨论，在2世纪的龙树菩萨身上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现在暂时告一段落。我们瞥见学术浪潮在这个国家绵延不绝，流入这个世纪。印度推动智力进步，向全世界散播种子。早在佛教以前，她就产生了数论哲学和原子理论。5世纪，阿耶波多体现了数学和天文学的繁荣昌盛。7世纪，婆罗摩笈多（Brahmagupta）观测天体，在代数学方面大有突破。12世纪，婆什伽罗（Bhaskaracharya）和他著名的女儿成就瞩目。再来到19和20世纪，数学家汉姆·钱德拉，物理学家贾格迪斯·昌德尔·鲍斯都才华横溢。 我们现在关注的从无著和世亲时代开始。佛教将全部精力投入感官和现象的学术研究，第一批成果是有限灵魂演化的精密心理学研究：灵魂经过52个阶段的成长，最终在无限中获得解脱。整个宇宙体现于每一个原子。因此，一切多样性效力相同，并非与事物的统一性毫无关系。这种信仰解放了印度的科学精神。甚至在当代，这种精神仍然如此强大，足以打破专业分工的外壳。由此，印度之子能够通过最严格的科学证明，沟通无机和有机两个世界，跨越二者假想的鸿沟。这种信仰秉承早期的热忱，有着旺盛的精力，自然会刺激造就阿耶波多（Aryabhatta）一流天文学家的伟大科学时代。阿耶波多发现：地球在自己的轴上自转。他的传人瓦拉米希拉（Varamihira）同样著名，在《经藏》名下将印度医学推上了最高峰。这些知识最后通过阿拉伯人之手，浇灌欧洲。 这也是诗人的时代。迦梨陀娑、巴拉哈特、吉纳·拉维基蒂出类拔萃。他们创造了丰富的形象和隐喻，后来印度教《往事书》（Puranic）的知识来源于此。 现代人认为：平和是佛教艺术的主要特征。这种特征始终产生于精神与物质的协调，有赖于两者间的协调性。印度艺术精神酷似古典希腊的理想，希腊万神殿的宁静表情与此非常相似。雕塑出类拔萃，形式最适合这种设想。埃洛拉的廷达尔（Tin Tal）石佛虽然剥去了原有的石膏层，比例依然和谐，恢宏自足之美依然如故。我们在这些雕塑中发现了唐代和奈良雕塑艺术的灵感之源。 中国唐朝吸收了前代的血统，重获新生，统一黄河与长江流域。唐帝国的势力越过了帕米尔高原，印度交通更为便利，大批朝圣者前往佛国，印度人同时流入中国，日盛一日。玄奘和义净虽然以著述闻名，但也只不过是两国之间来往的无数旅客中的两例。唐太宗的征服刚刚打开了通过西藏的道路，在原有的天山南北道之外增加了第四条路线。洛阳当时有三千印度僧人和十万印度家庭，印度宗教和艺术给中国土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他们能给中国象形文字提供音韵，就可以看出他们的巨大影响。8世纪，现在的日本字母表由此产生。 大陆文化融合的伟大成果至今仍在日本遗存。有一篇古雅的传奇，讲述印度、日本和中国的三位旅行者在洛阳见面的故事。“我们在这里会面，”最后，中国人说道，“好像一把扇子。中国人代表扇纸，印度人代表扇骨，我们的日本客人代表虽小而必不可少的枢轴！” 这是宽容的时代，到处都可以预料到印度文化无孔不入的渗透。儒、道、佛三教并尊，景教教父们获准在长安传教，此事见诸大秦景教碑。祆教也获准在帝国重要城市建立拜火寺。中国装饰受到波斯和拜占庭的影响。印度也有同样的宽容，亚索瓦罕（Yasovardhan）和曲女城的戒日王（Siladitya）一视同仁地敬奉印度教、耆那教和佛教。于是，中国三教并行。杜子美、李太白、王摩诘分别代表三类诗歌理想，多多少少也体现了唐代的伟大和谐。文中子早已表述过同化思想，他的弟子魏徵就是唐太宗本人的主要顾问。合流论预示着未来宋代的新儒家，儒佛道融为民族的整体意识。 佛教在这一时期居于统治地位，当然，是第二期佛教。玄奘受教于世亲的弟子蜜多斯那（Mitrasena）。他从印度取经归来后，致力于译经注经的伟大事业，创立了新唯识宗。唯识理念甚至早在玄奘以前就存在了。8世纪初，贤首在中印度的吉桑南达（Gissananda），南印度的菩提卢奇（Bodhi-ruchi）协助下，进一步推动这场运动，创立了华严宗。华严宗的教旨是心物完全融合。这一时期的智力成就酷似现代科学，艺术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浩瀚宇宙的可视化，集中于佛陀。因此，它设想浩瀚无涯的维度，佛像成为无限的毗卢遮那佛（Vairochana）。毗卢遮那佛是律法之佛，而非慈悲之佛阿弥陀佛——释迦牟尼本人的化身。 现存毗卢遮那佛像的最佳样本就是我们以前提到的龙门石刻。龙门佛像酷似埃洛拉佛像，高度超过60英尺，佛塔伫立于龙门山绝壁，背后山势雄骏，足下激流汹涌。 另一座毗卢遮那石佛位于长江畔乐山附近，由孤山巨崖刻成。佛像之雄伟，可以从以下事实想象：一棵巨大的松树占据要津，不会明显影响石佛螺旋头饰的和谐。佛像以通常的风格，脚踏莲花宝座。佛像由红砂岩刻成，因此大部分特征已经磨蚀殆尽。长江从佛像脚下流过，因此即使在原始状态下也难以研究。 在日本，天智天皇于645年粉碎了苏我氏集权，开辟了一个新时代，一直持续到首相镰足的后裔藤原氏再次以贵族政治侵夺君权。过去各国守由世袭君侯担任，现在改由天皇任命。日本效法唐朝宫廷，编撰律令体系。司法交给特别任命的法官，整个国家焕发出全新的活力。道路得以修建，交通体系在更健全的基础上予以规范，驿站制度建立。内政全面革新，但外务大权或有所失，日本日益繁荣昌盛。710年，朝廷感到有必要在更广阔的大和平原建立新都，现在称为奈良。奈良成为伟大的佛教中心，僧侣团体的势力后来足以威胁皇室和贵族。 日本僧人道昭[1]在长安师从玄奘，677年返回日本。他和觉真在8世纪中叶将唯识、法相二宗引入日本。于是，在这些思想得以吸收后，日本开始加入新形式北宗的伟大运动。 因此很容易理解，奈良时代的艺术反映初唐风格，甚至可以直接联系到其印度原型。因为这一时期许多印度艺术家渡海来归。伟大的中国僧人鉴真在这一时期建立了律藏宗，他的随从冈坡大概是锡兰雕塑家。冈坡的作品跟阿努拉德普勒（Anarajapura）雕塑非常相似，显示了整个笈多时代全印度的主导风格。日本采取同样的主题，不仅具备印度的抽象美，唐朝的力量，还增加了精细和完整。奈良艺术不仅满足了民族的自豪感，亦堪称第二期亚洲思想表现的最高形式。 奈良时代以丰富的雕塑艺术著称，始于药师寺释迦三尊像。30年后，药师寺又铸成药师三尊像。无疑，奈良艺术的最佳样本莫过于此。在这方面，还有必要提及普度寺观世音和开莫寺药师。 不过，奈良毗卢遮那佛像才是巨型铜像的巅峰，是全世界最大的铜佛像。铜像两次遭遇火灾，遗骸至今仍然存在。一次火灾发生在1180年天平时代，佛像头和手被毁。不过，技艺精湛的雕塑家快庆在镰仓时期进行了第一次修葺。从遗存图像看，原有的比例保存得相当好。第二次火灾发生在16世纪内战期间，目前佛像的头和手是200年前德川时期修复后的作品。那时，雕塑艺术处于最低谷，艺术家对原有风格和比例完全没有概念。虽然目前的建筑空间狭窄，限制了朝圣者的视界，但任何人看到佛像后，都会对作品的不朽之美和大胆构想印象深刻。原有的建筑比目前的建筑高45英尺，长80英尺。 我们将佛像的构想归功于圣武天皇和他的皇后光明子，他们咨询了觉真和尚。大和尚走遍日本东西南北，宣传君主建造奈良毗卢遮那大佛的计划，然后补充说：“我们希望每一位农民都有权为巨像添土拔草。”我们一定要记住，大佛的本意是要成为佛教艺术的中心。我们仍然看到莲花座上精雕细琢的诸佛大千世界。 天皇自称“三宝奴”，倾宫廷之力建造佛像。三宝是指佛、法、僧。据说，最高贵的命妇们用锦缎宽袖为巨像添土。奠基典礼极尽隆重之能事。中央的佛像用了两万日镑精铜，覆以黄金。佛头光环悬挂了300个金像，更不用说美丽的绣幔和帘幕。至今犹存的残片证实了昔日的辉煌。婆罗门僧侣菩提来到日本，风烛残年的觉真和尚来自圣地，向比自己更有资历的客人致敬，并由他主持开幕式。第二天，觉真和尚就圆寂了，总算亲眼见到大业落成。 那是佛教大兴土木的时代。奈良七寺[2]奢丽无匹，西大寺[3]建筑精美，四周金凤口中含铃，因而闻名于世。人们视之为鬼斧神工，媲美龙宫。他们下令各国各建一座寺院和一座尼庵。从九州南境到陆奥北境，遗址宛然可见。 圣武天皇驾崩后，光明子太后致力于扩建寺院。她的女儿孝谦继任天皇并鼎力相助。太后有一首简朴的诗歌，足以表现她高贵的灵魂。她说起向佛陀献花：“采花恐污花，风吹芳草间。献花过去、现在、未来佛。”另一首情感激越：“工具的声音在佛像身边响起，让它响彻天堂！为了父亲，为了母亲，为了众生。”灰田的颂歌和奈良时代其他《万叶集》[4]诗人都流露出同样庄严的感情。 孝谦天皇颇有阳刚之气，对于佛教艺术的进一步发展很有裨益。有一次，西大寺铸法王像，遇祸未成。据说她亲自指导铸模，终于大功告成。 法华堂不空罗索观音像[5]的头可以视为银质阿弥陀佛，用琥珀、珍珠和各种宝石装饰。这一时期的作品也应该提到过这座塑像。 奈良时代的绘画艺术卓越非凡，显示出了大和的天赋，甚至可以为阿旃陀石窟精品锦上添花。堀氏壁画可以归入8世纪初的作品，提供了奈良绘画的实例。皇室奈良藏品有一幅山水画，画上有一种名叫琵琶的皮系乐器（显然源于印度七弦琴），风格和奏法都与印度截然不同，令我们联想起唐代道教画派的精细感情。 帝国宝库（正仓院[6]）也不同凡响，收纳了圣武天皇和光明子皇后的私人收藏品。这是他们去世后，由女儿奉献给弥勒佛的。收藏品原封不动地保存至今，包括他们的袍服、鞋子、乐器、镜子、宝剑、地毯、屏风、御用纸笔，以及用于忌日的典礼面具、条幅和其他法器。由此，我们可以感受到1200年前豪奢显赫的生活。高脚玻璃杯、釉瓷镜子暗示印度或波斯的原型，还有无数唐代精工佳作，造就了一个没有火山灰的庞贝（Pompeii）和赫库兰尼姆（Herculaneum）。规范严格，每个朝代都只有特定阶层可以参观，因此所有宝物保存完好，就像是昨日的旧物。 * * * [1] 道昭（629-700），日本僧人，俗姓船连。公元653年入唐，师事玄奘。公元677年（一说661年）归国，建禅元兴寺，开创日本法相宗。 [2] 奈良七寺，即南都七大寺，包括大安寺、元兴寺、药师寺、兴福寺、东大寺、西大寺、法隆寺。 [3] 西大寺，位于日本奈良，南都七大寺之一，真言律宗总本山。 [4] 《万叶集》，日本现存最早的诗歌总集。 [5] 不空罗索观音像，日本国宝。 [6] 正仓院，建于公元8世纪中期的奈良时代，是用来保管寺内财宝的仓库。 [book_title]第八章 平安时代（公元800-900年） 在日本思想中，精神和物质融合的观念注定越来越强大，直到两种概念完全合二为一。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融合主要集中于物质，象征被视为实现，寻常犹如至福，本身世界犹如理想世界。完全不存在摩耶的幻象。在印度，身体和实在的感觉可能成为神圣的精神启蒙，一方面导致了坦陀罗宗和生殖崇拜，另一方面形成了家园和经验的诗意生活，我们一定不能忘记。 从这些设想出发，信徒的生活就是隐遁。因此，日常生活并非真实的生活。日本真言宗僧侣为了表现他们对这种理念的崇拜，仅仅临时接受家长的象征。 在这种精神和形式的融合中，群众迷信上升到与真正科学同样高贵严肃的地步。一切活动都可能受到第一流知识分子的注意。通过这种方式，优秀的思想和特殊的感情实现了民主化。人民蕴藏有无限的潜能，日本为后代轰轰烈烈的天才爆发做了准备。 794年，日本首都再次从奈良迁往平安或京都。这个历史时期称为平安时代。在此期间，我们发现佛教的新发展，称为密宗或神秘教义。密宗哲学的基础就是包容两极端：一方面是自我折磨的苦修，另一方面是肉欲纵乐的崇拜。 金刚智（Vajrabodhi）在中国，他的侄子不空（Amoghavajra）在南印度，代表最初的密宗运动。741年，不空返回印度，探索这种理想。这可以视为一个转折点：佛教自身融入更广大的印度教思想中。这一时期，印度影响在宗教和艺术上都居于绝对优势。 印度教思想的起源暧昧不清，显然在极早期就有蛛丝马迹，但7-8世纪后才形成系统。这时，联合婆罗门教义和佛教教义的需要才出现。这时，《罗摩衍那》最后定稿，抗议过分的修道院生活。日本产生了新哲学观念：法相宗和华严宗。他们致力于教导精神和物质的联合和至高精神的具体化。这些思想家比他们的前辈走得更远，以便体现观念的实践。他们的观念是：他们原先与至高神大日如来一体，而后降至凡尘。释迦佛是大日如来的唯一化身。他们的目的是：发现一切宗教和教义的真理，这些宗教和教义全都有自己通向最高境界的途径。 为了实现精神、肉体与真言的融合，冥想十分必要。不过，最高境界的结果是：三者都将自身的可能性推向极端。于是，他们创造了真言或神圣魅力的发音。据信，真言位于精神和肉体的边界，修成正果的不二法门莫过于此。因此，这个教派往往被称为真言宗。 现在，艺术和自然在新教义中获得考量，大日如来、客观宇宙、无上圆满包容了一切客体，是信徒追求的目标。从太一的观点看，犯罪变成了神圣的自我牺牲。最低级的魔鬼自然与最高级的神明一样，变成了万神殿的中心。点滴细节都要监护和保存。可以从一个客体中看到整个生命、体现神性。神话受到的对待犹如闪烁的彩虹：任何一点随时都可能变成中心，把其他地方变成相对从属的部分。 关于共相的伟大印度灵感产生了许多可能的后继论题，这种观点就是其中之一。同时，非常奇怪的是，虽然深刻的智力分析是佛教的固有特征，这一时期的科学思想却表现为魔法和超自然研究。原因也许在于印度哲学把万物存在分为五种基本元素：地、风、火、水和（将其视为精神的）以太。他们宣称：没有最后一种元素，其他四种元素都不可能存在、合一。未受过熏陶的群众理解不了如此精妙的观念。根据这一派的思想，生命的一举一动都被赋予了礼仪的意义，像印度建筑一样，瓦拉哈米希拉在他的《维里哈特吠陀本集》（Vrihat Samhita），马纳萨拉（Manasara）在他的雕塑中就是这样规划的。例如，一座建筑物动工时，学者或师尊就会在地基上放一幅宇宙图。在宇宙图中，每一块石头都有自己的位置，甚至废材也代表自身发展的缺陷与不足。建筑、雕塑和庙宇的整体设计都是这种宇宙观的体现。 佛教受到这种影响，需要大批男女诸神，与信仰本身无关，而是新教义要尽可能体现至高无上的神性源头。我们发现了一个万神殿系统：以大日如来为中心，诸神众星捧月。四位主神仅次于大日如来——第一位：不动明王，代表知识的力量；第二位：宝生，代表财富的创造力；第三位：阿弥陀，代表神恩降临于人的慈悲；第四位：释迦，代表业或因果在俗世的前三生，也就是释迦牟尼。 这是象征的抽象意义。实际上，不动明王、三昧真神相当于湿婆的恐怖形式，永恒碧空从劫火中升起的伟大景观。根据这一时期的印度观念，不动明王有闪闪发光的第三只眼，手持三刃宝剑，身缠蛇索。他变身为愤怒之神（楼陀罗）或自在天，佩戴骷髅项链、蛇索臂环，身穿虎皮法袍。 他的女性对应为强大的明一，头顶狮冠，形容可怖。她是爱神，是爱的最强烈的形式，纯粹的爱火就是死亡，杀死所爱而卺于圆满。大日如来通过钦塔玛宝石，与不动明王、明一形成三位一体。他们的神秘形式就是三角循环。据说生命自身永远不能圆满，但永远追求圆满，向更高层发展。 在印度观念中，天后鬼子母（Kariteimo）可以替代迦梨女神。她每天收到石榴贡品。一种奇特的解释说：古代血祭在佛教的影响下改用石榴。辩才天化为弁天，她的七弦琴可以平息海波。坎辟罗或干闼婆（Gandharva）有鹰头，是水手的保护神。吉祥天或吉祥天女馈赠幸运与爱情。泰艮苏或卡尔凯蒂耶（Kartikeya）统率三军，授予胜利的旗帜。正伝或象头神甘尼许（Ganesh）是道路的破坏者，首先受到一切村民的祭拜供奉，只有十一个头的观世音才能阻止他可怕的力量。观世音现在体现为女性，代表印度的母性观念。所有这些神祇都直接取自印度教诸神。 神性的新观念与早期佛教徒大相径庭，因为现在这些观念有了真实、具体、确凿的体现形式。 这一时期的艺术作品充满了这种强烈的热情和接近诸神的兴奋，非任何其他时代可比。我们看到：719年，金刚智踏入中国大陆，带来了密宗，翻译了瑜伽经藏。不空步武其后，746年从印度返回，带来了更多知识。空海[1]拜不空的弟子惠果为师，以类似的方式在日本传经。人们认为这些传道士都有魔力，对他们敬畏有加。空海是日本佛门最伟大的人物之一。833年，他持瑜伽入三昧。传说他至今还在高野山打坐冥想。空海成就甚多，真言七祖像（The Seven Patriarchs of the Sect of the True Word）便是在他的指导下创作出来的，与其他无价之宝一起赠予了京都东大寺[2]，显示了他伟大心灵的刚毅和恢宏。他的第一代门徒实慧、慈觉、真济都在中国研究教义，进一步推动了教门的发展。奈良时代早期的信条和寺院大体上屈从于这种新影响。因为新教派有综合的观点，与早期的信条没有冲突。 这一时期最好的雕塑典范是空海下令雕刻的药师如来像，当时空海在京都附近的神护寺挂锡。奈良药师寺有另一幅十一面观音像，归因于空海最大的竞争对手最澄[3]。我们还可以提到奈良法起寺[4]优美的观音圣者像和观心寺[5]的如意轮观音像。 空海绘制的《十二天像》目前保存在奈良西大寺中。这幅画和千手院的两界曼荼罗都在同一国中[6]，是这一时期艺术浓墨重笔的最突出例证。 如是，平安艺术崇尚具体性，因而其含义可理解为是浓墨重笔，生气勃勃。它充满了自信的生机，同时并不因此缺乏伟大唯心论产生的自发性和超然性。这是同一个时期代表佛教观念延续的必要阶段。到目前为止，人们仍将平安艺术视为与信仰自身无关的东西。于是，平安时代的意识在他们平淡无奇的蕴藉下积蓄精力，信仰与艺术不再分离。接下来的时代吸收了作为感情的民族生命，在艺术中重新表现出来。 【本章补说】 1.不动明王 湿婆的印度名字之一，类似不动者。 2.十二提婆像 造物主梵天，有白天鹅或白鸟久贺伴；火神阿耆尼（Agni）；伊斯汉纳（Ishanna）；帝释天因陀罗；风神福田；多闻天，妻子是吉祥天女；死神阎摩骑牛，率领两头拱卫的阎罗殿一干人马；日神；月神守护月天；水神水天骑在龟背上；正伝或甘尼许。 3.僧侣启蒙时，师尊代表大日如来 圣职志愿者代表潜在的大日如来。大厅里悬挂十二提婆像作为证人，背后放置屏风代表山水，在屏风后口授秘传心法。 4.三昧 凝神静意。在日本，我们划为三个阶段：从冥想的超意识恍惚状态开始；与绝对完美结合，从而登峰造极；兼容世界，佛我合一。在印度，最后这个阶段称为圣舞。 * * * [1] 空海（774-835），日本佛教高僧，真言宗（又称“东密”）创立者。 [2] 东大寺，日本华严宗大本山，位于平城京（今奈良）东，是南都七大寺之一。 [3] 最澄（767-822），俗名三津首广野，密教法号福聚金刚，平安时代僧人，日本天台宗的开创者。 [4] 法起寺，位于日本奈良县生驹郡斑鸠町，古代也有冈本寺、池后寺之称。 [5] 观心寺，位于日本大阪府河内长野市，高野山真言宗遗迹本山。 [6] 日本的国相当于中国的郡和朝鲜的道。 [book_title]第九章 藤原时代（公元900-1200年） 藤原时代始于898年醍醐天皇继位，藤原家族渐渐专权时。日本艺术和文化开始了一个新时期，相对于以前以大陆思想为主导的时期，可以称之为民族时期。中国思想和印度智慧的一切精华长期流入日本，最后，吸纳同化的文化在种族中沉淀，潜伏的能量演化出自己特殊的生命和理想形式。 在平安时代，民族心灵已经对印度理想了若指掌。现在，民族心灵基于隔绝的处境，实现其隐遁目的。就遁世而言，日本更亲近印度，胜过了中国。中国秉持着儒家强烈的常识感，不让任何单一动机不平衡发展，极尽其全部张力。 唐朝濒临灭亡时，种种障碍影响了两国的外交亲善。日本人开始自力更生，因此当时的政治家决定不再向长安派出使节，不再进一步借鉴中国的典章制度。道真就是这些政治家当中的一员。身为文学和学术保护人，受到天神一样的敬畏。一个新时代开始了，日本致力于建立自己的制度，以纯粹大和理想的复兴为基础，管理教俗两界事务。 一位日本女性的重要作品标志着新时代文学的发展。迄今为止，人们认为本国语言跟中国古典学术风格相比缺乏阳刚之气，只配留给妇女使用。于是，伟大的女性文学开始崭露头角。在此期间，紫式部夫人[1]创作的伟大罗曼史《源氏物语》[2]值得一提，其辛辣的笔锋和700年后的斯居代里夫人（Madame Scudery）不相上下，后者对大君主的宫廷丑闻如数家珍。赤染因其平静纯洁的生活观念引人注目。婉约诗宗小町[3]的生活体现了这个高雅淫靡时代的爱与悲。男性模仿这些女士们的风格，因为这是女杰的时代。 日本人局处岛国家园，没有政治困难扰乱他们甜蜜的幻梦。宫廷贵族实实在在地精通艺术和诗歌。为数不多的国务留给下等人处理。在这样过分高雅的时代，一切实际的工作都似乎既低劣又肮脏。因此，理财和挥戈都是佣人的工作。 甚至司法也委托给低等级办理。各国守总是在京都悠悠岁月，让代官和侍从负责地方政务。据传，有些人甚至骄傲地宣称：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过京师。 佛教仍然是民族各种因素当中的主导力量。在藤原时代，永恒女性的光环比任何其他历史时代更接近于净土宗的理想。在以前的时代，僧侣的教义是严格的男性准则——通过个人努力和自我克制实现个人救赎。这种准则已经到了物极必反的程度。反叛的运动正好赶上天台宗革新阿育王和前奈良时期的佛教思想。那时，佛教相信：仅仅通过冥想抽象的绝对，就可以视为功德圆满。于是，通过弃绝追求三昧的苦斗耗尽了宗教意识。宗教意识重新回到至爱如狂的位置。祈祷者的自我融入无限慈悲的大洋之中，不再骄傲地宣示人类自我意识的特权。于是，在印度，罗摩奴阇（Ramanuja）和柴坦尼亚（Chaitanya）继承了商羯罗，奉爱瑜伽取代了智瑜伽。 藤原时代，宗教感情的浪潮席卷日本。男男女女陶醉于爱的迷狂，成群结队抛弃城市和乡村，追随堀亚和伊瓫，以阿弥陀的名义载歌载舞。假面舞会开始流行，天使驾莲花座从天而降，欢迎和接引死者灵魂的场面频繁上演。女士们用一生的时间纺绣出慈悲神的形象，抽取莲花的线条。无论这种新运动跟唐初的中国多么接近，仍然具有纯粹而独特的日本特色。这一派永远不会灭亡，直到今天，三分之二的日本人仍然属于净土宗，相当于印度的毗湿奴派。 源信[4]制定了净土宗信纲，源空[5]将其彻底付诸实施并宣扬：人性软弱，在此生中不可能完全实现自我克制或练成佛性。不如说，是阿弥陀佛的慈悲救赎人类，阿弥陀佛的投射观世音也能独自救赎人类。他们并没有与早期教派冲突，而是听之任之，各行其道，宣称只有佛性强的极少数人能修成圣道。普通群众，甚至个别信徒的祈祷，一般都是针对无量光明阿弥陀代表的母性神。阿弥陀佛超度灵魂，进入纯洁的世界（即净土）。净土没有污浊尘世的邪恶和痛苦，众生自能成佛。 他们称这种祈祷为“捷径”。女性的精神软化了他们的形象，产生了新型佛像，完全不同于庄严堂皇的佛陀原型和神圣愤怒的不动明王。在以前的时代里，不动明王代表湿婆，世俗激情和感情的毁灭者。源空的弟子亲鸾[6]建立了本愿寺教派，现在是这种观念在日本最有力的支持者。 日本绘画线条精妙，着色高雅，这种特征始于10世纪。金色居于主导地位，理由是金光必须弥漫贯穿阿弥陀佛全身，跟欧洲中世纪艺术的金色背景不同。 光明来自理想的慈悲，阿弥陀的王国，理想的力量，大势至观世音菩萨。二十五位天使在天乐伴奏下，陪伴灵魂升入天国。这种观念最好的代表莫过于源信本人绘制的伟大作品：《阿弥陀如来二十五菩萨》（Amida and the Twenty-Five Angels）。这幅画现在保存在高野山。 11世纪的艺术家定朝[7]代表这一时期雕塑的顶峰。在宇治凤凰堂[8]，他的阿弥陀佛像仍然荣光如故。藤原时代公卿给新兴净土宗捐献了无数寺庙，宇治的庙宇就是其中之一。庙里的不动明王几乎跟阿弥陀佛一样慈祥——充分说明女性的影响甚至能改变湿婆本身的可怖形象。 不过，唉！在这个如此世故的世界中，任何梦境都注定不能长久。各国（郡）酝酿的暴风雨就要摧残百花齐放的京都文化。每一次地方的动乱都会加强实际掌握各国政柄的地方权门，终于形成了后来的大名[9]和诸侯。北方叛乱给武家源氏提供了机会。他们经过15年的长期战争，拿下了箱根走廊以东的蛮族心脏地区。京都朝廷畏惧蛮族，犹如晚期罗马人畏惧哥特（Goths）游牧民族。镇压内海的海盗，加强了平家[10]的权力。于是，接近11世纪末，帝国的军事力量分别落入源平两家手中。朝廷公卿柔靡已极，甚至声称真正的男性兼有男女特征。他们甚至模仿妇女涂面裁衣。这些轻浮的人不可能理解正在逼近的危险。 12世纪中叶，内战在两大豪门之间爆发，彻底暴露了朝廷的藤原氏软弱无力。大元帅甚至上不了马，帝国卫戍长披上当时流行的重铠就动不了。朝廷轻侮尚武的源平两家，虽然都是皇室苗裔，却几乎受到下等阶级的待遇。现在，争夺皇位的斗争需要召集源平两家协助。 平家支持的天皇觊觎者占了上风，控制天皇将近半个世纪。然后他们慢慢接受了藤原氏的习惯和理想，因此完全丧失了武风。随后，源氏后裔可以轻取他们。在史诗式的须磨和塩屋战役中，平家的权势和特权毁于一旦。 【本章补说】 1.长安 现在的西安，中国陕西省省会。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时，皇太后在这里避难。长安与洛阳是汉唐两朝的主要都邑。在这里和其他地方，我们都使用汉字的日语拼音。 2.奉爱 上帝之爱或虔诚之爱，获致自我。在欧洲，圣特雷萨和其他一些现代新教徒可以视为典范。 3.智 至高智慧启蒙，万物合一，不证自明。 4.商羯罗 伟大的印度圣徒和当时的注疏家。他生活在8世纪，是现代印度教之父，32岁时去世。 5.罗摩奴阇 奉爱型圣徒和哲学家。他生活在12世纪的南印度，是第二期吠檀多哲学的创始人。 6.柴坦尼亚 号称孟加拉的“卢底先知”，13世纪的入神圣徒。 7.须磨和塩屋 日本神户附近的两个地方。 * * * [1] 紫式部夫人（979-1016），又称紫珠，日本平安时代中期和歌作家，日本美学集大成者。 [2] 《源氏物语》成书于1001-1008年之间，以日本平安王朝全盛时期为背景，通过主人公源氏的生活经历和爱情故事，描写了当时社会的腐败政治和淫乱生活，对日本文学的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 [3] 小町，即小野小町，生平不详，日本平安初期女诗人。 [4] 源信（942-1017），日本佛教天台宗僧人，净土宗教祖之一。 [5] 源空（1133-1212），日本佛教净土宗祖。 [6] 亲鸾（1173-1262），日本佛教净土真宗初祖，谥号见真大师。 [7] 定朝（？-1057），造佛师，所塑造的佛像具有突出的日式风格。 [8] 宇治平等院凤凰堂，建于平安时代，代表了当时日本建筑和工艺的最高水准。 [9] 大名，日本古时封建制度对领主的称呼，相当于中国古代的诸侯。 [10] 平家，是指以平清盛为首的平氏家族。平清盛（1118-1181），日本平安时代后期的武将、公卿、政治家，官至太政大臣（相国），女儿平德子嫁给高仓天皇成为皇后，开创了“没有平家一族，其他人就没法生存”的平氏政权辉煌时代。 [book_title]第十章 镰仓时代（公元1200-1400年） 1186年，源赖朝[1]在镰仓建立幕府（军事副王）。日本从此进入新时期，一直到明治维新。 镰仓时代上启藤原时代，下接足利时代和德川时代，地位重要。镰仓时代的特征是封建权利和个人意识的高度发展。像所有过渡时期一样，有趣之处在于不断的发展变化，必须等到下一个时代才能显示全部后果。我们在此发现：在贵族统治的废墟中，个人主义理念力图表现自身，开辟了一个英雄崇拜与英雄罗曼史的时代，类似欧洲骑士时代的个人主义精神。由于净土宗的自由和随和，妇女崇拜受到东方礼仪和宗教的限制，也没有过分的教皇崇拜以严厉的禁欲主义约束西方的良心。国家分割为众多封建领地，镰仓源氏是贵族豪门之首。于是，各国领主和骑士都出现同样的中心人物，代表最高层次的个性化。汇集在箱根走廊的所谓东夷勇武淳朴，没有复杂的观念，打破了藤原时代遗留的矫揉造作。各地骑士全都力争上游，不仅在武德武技方面，而且在自制力、礼貌、慈悲方面。这些品质高于蛮力，被视为真正勇气的标志。 这个时代的箴言是“了解物哀[2]”，由此产生了武士阶级的理想：为别人受苦牺牲是武士存在的理由。确实，镰仓骑士阶级的礼仪明确无误地指向僧侣的理想。正如印度女性的生活以尼姑为模范。有些武士或军官聚集在首领或大名身边，依次追随族长穿上僧袍，有些人甚至削发。宗教和战争艺术没有什么不协调之处。贵族出家后就变成所在僧团的武僧。在这里，印度的宗师（精神生命赋予者）观念投射到武士主君身上，无论他是谁。狂热效忠旗本[3]（Hatamoto）变成了事业的动机。主君身亡，武士会不惜生命为他报仇。犹如其他国家的妇女殉夫，信徒殉神。 可能僧院薪火影响甚大，剥夺了日本骑士的浪漫元素。妇女的理想化似乎是日本早期生活的本能。我们不是太阳女神的种族吗？只是在藤原时代及其宗教感情大爆发以后，男性对女性的效忠采取了纯粹的东方形式。崇拜更强，因为神庙是秘密的。灵感更盛，因为源泉是隐秘的。宗教封闭了镰仓诗人的嘴唇，但不要以为日本妇女就因此不受崇拜。东方闺房的隔离其实就是面纱下的隐修所。大概在十字军东征时，游吟诗人发现神秘力量的秘密。应该记住：他们最坚固的传统暧昧地涉及“我的女士”。无论如何，但丁（Dante）作为爱的吟诵着，完全是一位东方诗人，歌唱东方女性贝雅特丽齐（Beatrice，被认为是爱的化身）。 于是，这个时代对爱情保持沉默，但它也是史诗式英雄主义的时代。其中，最突出的浪漫人物莫过于源义经[4]。他的一生令人想起圆桌骑士，像彭德拉根（Pendragon）骑士一样消失在迷雾中。后人由此获得素材，认为他就是蒙古的成吉思汗。成吉思汗的辉煌事业就从源义经在虾夷失踪后15年开始。他的名字也可以读作成吉·赫，伟大的蒙古征服者有些将领的名字跟源义经的一些武士的名字相似。我们还有幕府摄政北条时赖[5]，他像哈伦·拉希德（Haroun-al-Raschid）一样，扮作游方孤僧，在帝国各地云游。这些故事产生了冒险文学。冒险文学集中描写英雄的性格，体现严酷的淳朴粗野，跟以前藤原时代文学女性化的优雅形成鲜明对照。 为了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佛教必须简化。净土宗的理想现在通过粗糙的因果报应论，诉诸公众的心灵。新时期的群众暴动比以前更突出，为了威慑举事的群众，首先提出地狱的恐怖和炼狱图。同时，武士或骑士阶级接受了禅宗的理想（华南人在宋代加以完善）和教义：通过自我控制和意志力寻求救赎。因此，这一时期的艺术缺乏奈良时期理想化的完美和藤原时代的优雅精练，其特征是生气勃勃的线条，刚劲有力的轮廓重新出现。 英雄时代的重要成果是人像，目前在雕塑中占据了突出地位。这些雕塑中，奈良兴福寺华严宗僧侣的雕塑值得一提。甚至佛陀和提婆也各有个性特征，正如奈良南大门护法一样。精美的镰仓铜佛[6]跟更加精致的奈良和藤原铜佛相比，并不缺乏人性的温情。 除了肖像画以外，绘画还适于表现英雄传奇。画作一般制成卷轴，以书法为点缀。没有什么题材太高或太低，是当时的艺术家不能表现的。因为他们在新生个体意识的热忱下，抛弃了贵族的正式教条，但他们最喜欢描绘运动的精神。天皇、岩崎男爵和波士顿博物馆（Boston Museum）收藏有《平治物语绘卷》[7]，德川亲王收藏有《伴大纳言画卷》[8]，它们描绘的美妙街景图足以清楚地体现这一点。这些作品错误地归在传说中的艺术家惠恩名下，而他是否存在谁也说不清楚。 《地狱草纸》[9]和《北野天神缘起绘卷》[10]描绘了地狱恐怖的非凡场面。可怕的毁灭和崇高的恐怖暗示但丁的地狱景象，尚武时代的精神似乎在其中发现了乐趣。 【本章补说】 1.幕府 幕府将军是征夷大将军的简称。这个头衔首先授予毁灭平氏的源赖朝。此后，日本军人摄政长期延续，称为幕府。幕府当中，源氏开府镰仓；足利开府京都；德川开府江户（东京）。 2.萨克蒂（Sakti，女神） 梵语意思是权力或力量，宇宙的能量。萨克蒂是女性的象征，比如杜尔迦（Durga）、迦梨（Kali）等等。所有女性都被设想为萨克蒂的体现。 3.经藏 梵语意思是“线”，指一批古籍，包括格言或部分格言。由于简洁，意义较模糊。它们属于旧式记忆体系，其实是一系列囊括论证的暗示。看到句子，就会回忆起特定的步骤。对应的汉语是“编”，意思是编织。 * * * [1] 源赖朝（1147-1199），日本镰仓幕府第一代将军，平安时代末期武将源义朝之子，武家政治创始人。 [2] 物哀，本居宣长（1730-1801，江户时代学者，日本复古国学集大成者）在评论《源氏物语》时提出的文学理念。物，是认识感知的对象；哀，是认识感知的主体。物哀，就是二者互相吻合一致的时候产生的和谐的美感。简单地说，物哀就是“真情流露”。 [3] 旗本，江户幕府时期石高（日本战国时期，不按面积而按法定标准收获量来表示封地或份地面积的制度）未满1万石的武士。 [4] 源义经（1159-1189），日本平安时代末期的传奇英雄，河内源氏后代，源义朝第九子。 [5] 北条时赖（1227-1263），日本镰仓幕府第五代执权。 [6] 镰仓铜佛，即镰仓大佛，高11.5米，其主体为木造结构，内部中空，可以从佛像背后底部进入参观。 [7] 《平治物语绘卷》，13世纪日本镰仓时代绘本，根据日本历史小说《平家物语》绘制而成，描绘1156-1185年间源氏与平氏争夺政权的历史场景。 [8] 《伴大纳言画卷》，是以平安时代的应天门之变为题材绘制而成的长轴画卷，与《信贵山缘起绘卷》《源氏物语绘卷》《鸟兽人物戏画》合称日本四大绘卷。 [9] 《地狱草纸》，12世纪日本平安时代佛画，线描柔软，色调暗沉，整体飘荡着厚重的气氛，又有某种超越性的平静。 [10] 《北野天神缘起绘卷》，以天穗日神的后裔菅原道真的生平为题材的“垂迹画”，相当于现时流行的“图传”。 [book_title]第十一章 足利时代（公元1400-1600年） 足利时代得名于继承幕府的源氏支脉，似乎是镰仓英雄崇拜的自然产物，现代艺术的真正脚注，文学意义上的浪漫主义。 精神征服物质，这是全世界努力的目标。东方和西方一样，每一个文化时期都会强化胜利的态度，并以此作为标志。欧洲学者将过去的艺术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也许不够精确，但这一历史进程肯定确凿无疑。生命与进步的基本法则不仅适用于整个艺术史，而且体现于个体艺术家及其学派的出现和成长。 有时，物质或物质的法则统治了艺术的精神。东方的这个时期有自己的形式；称为象征主义，或者更好地称为形式主义。埃及人和亚述人（Assyrian）想用无数石头表现伟大，正如印度人在创作中以无限的重复表现伟大。类似地，周汉两朝的中国人用长城和青铜器复杂精妙的线条表现崇高。而日本艺术第一期，在诞生之初，从奈良开始，就浸淫早期佛教北宗最纯洁的理想。它可以划归此类，把艺术的卓越建立在形式和形式化的美之上。 接下来就是所谓的古典时期。这时，美追求精神和物质的融合。希腊多神教哲学在所有时期都全心全意地坚持这个目的。帕特农神庙（Parthenon）、菲狄亚斯（Phidias）和普拉克西特列斯（Praxiteles）的不朽作品是其最纯粹的表达。在东方，这个时期体现为佛教北宗第二期。 在这里，我们有了客观理想主义。在印度笈多王朝、中国唐朝和日本奈良时代，客观理想主义达到巅峰，注定僵化为秘传多神教宇宙论。这一时期的日本作品和希腊罗马作品非常近似，原因在于基本环境与西方古典时期相似。 但个人主义是现代生命和思索最基本的动力，只是在等待越出古典的外壳，在精神的自由中立刻燃尽一切。精神必须征服物质。虽然东方有不同的特征，产生了不同的表现。但全世界的现代思想不可避免地倾向于浪漫主义。拉丁人和条顿种族从祖传本能和政治地位出发，寻求客观、物质的浪漫主义理想。后期的中国心灵以新儒家为代表。日本自足利时代以来，就浸淫于印度精神实在中，又吸收了儒家的和谐共生理念，接近了由于主观唯心主义而产生的问题。 新儒家在宋代成熟起来，后来笼罩了中国。新儒家融合了道、佛、儒的思想，但主要依靠唐末道教哲学家杜光庭。他糅合三教体系，拟定了代表宇宙图景的简表。我们现在对宇宙阴阳两大原则有了新解释：阳在阴上，是独一无二的驱动力。对应于印度的萨克蒂观念，新儒家发展了“理”和“气”的理论。“理”是普世的法则，“气”是活动的精神。于是，商羯罗以降，所有亚洲哲学家都转向宇宙活跃的力量。 道家思想的另一种倾向是从人类遁入自然。这是我们谋求从对立面表达的结果。对自然的固有之爱为足利艺术划定了边界，仅限于山水和花鸟。于是，中国新儒家包括提供一切正当性的儒学以及个人主义的新精神。新儒家复兴周政，加深了现代重要性，从而登峰造极。 这一时期个人主义实现的证明是：帝国的伟大政治派别随着新儒家运动而兴起，以至于削弱了中国的力量。 自足利时代的大师以来，日本艺术虽然经历了丰臣和德川时期的轻微退化，仍然始终坚持东方的浪漫主义理想。那就是说：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表现精神。我们的精神灵性不是早期基督教教父的苦行禁欲，也不是伪文艺复兴的寓意理想主义。不是风格至上，也不是自我约束。灵性被视为生命的本质，灵魂的特征，内在的火焰。 美是浸淫宇宙的本源——在繁星、花香、流云或流水中闪烁。伟大的世界灵魂充满了人与自然，冥想在我们面前展开世俗生活。艺术心灵在奇妙的现象中，可以反映自己。因此，足利艺术的特征完全不同于以前的两个时代。它既不像形式主义的汉代铜器、六朝铜镜那样丰满和谐，也不像奈良北家的雕塑那样充满宁静的悲哀和情感的安宁，不像源信的高野山天使完善了光荣和典雅的理想主义。不过，足利艺术给人以直接和统一的印象，为这些早期的作品所未见。这是心灵与心灵的对话，一个心灵强大而自矜——无动于衷，因为他如此淳朴。 藤原时代以前，日本艺术发展和高潮的理想一直寄托于心灵和物质的融合。这是想象的向心力。但潜在的能量突然再次喷薄而出。生命重新表现为离心的冲动。奇特的新类型创造了自己。个性的多样性和力量变得丰富起来。最初的表达总是在感情上，在印度的奉爱思想上。在欧洲爱情故事与诗歌，在藤原时期的宗教发展中，我们已经见过这样的表达。在足利时代，我们达到更高境界，意识到宇宙万物都是自身意志的产物，印度人称之为“智”或“直观”。 佛教禅宗对足利时代的理想贡献良多。在镰仓时代，禅宗已经变成主流教派。“禅”源于“禅定”，意思是凝神冥想的最高境界。520年，印度僧侣菩提达摩将禅宗传入中国。禅宗首先吸收了道教的教义，才能在天朝扎根。唐朝末年，禅宗就这样出现了。芭蕉和临济的教义明显不同于早期禅宗传道士。因此，禅宗是发展的产物。镰仓和足利僧侣继承了禅宗南宗的遗产，跟北宗差别甚大。北宗仍然坚守教派早期元老的教导。现在，禅宗仅仅是一个个人主义流派。在禅宗的灵感刺激下，镰仓时代的武士英雄变成了佛门圣徒英雄——亚历山大变成了伊格纳修斯·罗耀拉（Ignatius of Loyola）。征服的思想完全东方化，由外向转变为内向。足利武士的理想是：用语言取代宝剑，语言纯洁、宁静、不可动摇，永远指向北极星。一切知识都有束缚灵魂的倾向，灵魂的追求不外乎从中获得解放。禅宗无视形式和礼仪，在这方面甚至可以视为偶像破坏者。禅宗僧侣获得启蒙，就把佛像扔进火中。禅宗视语言为思想的赘疣，无限蔑视精雕细琢的中国文学语言。他们举出的公案是残缺的句子和有力的隐喻。 这些思想家认为：宇宙体现于个体，人类灵魂本身就有佛性，在蒙昧和所谓人类知识的长夜中丧失，又重新大放光明。思想从错误分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就可以获得真正的启蒙。 因此，禅宗僧侣的修炼集中于自我控制，自我控制是真正自由的本质特征。人类心灵受到蒙蔽，在黑暗中摸索，原因是误解了物质的属性。甚至宗教的教义也是误导，不外乎模拟实在。这种思想经常用猴子水中捞月为喻，因为每一次捕捉银白的月影都会弄乱如镜的水面，结果不仅毁了月影，也毁了自身。精心编撰的经藏号称知识的八万四千道门户，无非是愚蠢的学究毫无意义的饶舌。一旦获得自由，所有人都将在全宇宙的美中体验喜悦和光荣。于是，他们天人合一，感到体内的心跳和呼吸跟伟大的宇宙精神一起波动。生命同时体现于微观与宏观。生与死相似，都是同一个现存宇宙的相位。 他们还喜欢将禅宗门徒的进展比作牧童寻找丢失的牛。因为人由于蒙昧而丧失灵魂；一旦开始寻找灵魂，就像牧童一样，寻觅最细微的痕迹，直到他先发现牛尾，再发现牛身。接下来，牧童想逮住牛——世俗感官和内在光明的激烈斗争。牧童胜利了，骑上牛背。牛现在变得温驯起来。他平静地上路，用笛子吹起淳朴的小曲。于是他忘了自己，也忘了牛。他感到天色悦目，芳草如茵，繁花似锦。这些又消失了，他欣然沐浴纯净的月光，似在非在，若有若无。因此，禅宗思想认为：征服内在自我比中古隐士的苦修更有价值，后者折磨肉体，却没有训练心灵。肉体犹如水晶器皿，映射伟大存在的彩虹。心灵就像一座清澈见底的大湖，反射出湖上飘过的云彩。有时风吹湖面，湖水翻滚咆哮，但只是为了沉入原始的平静，绝不会因此丧失纯净和本性。世界充满了存在的悲伤，存在仅仅是偶然，人必须从容镇静地战斗，好像赴婚宴一样。这些教导改变了日本传统的生活与艺术，现在已经变成日本人的第二天性。我们的礼仪训练始于怎样奉上扇子，终于自杀的礼数。茶道就是禅宗思想的延伸。 足利贵族像藤原时代的前辈一样，以自己的方式讲究风雅，从豪奢发展到优雅。他们喜欢住在茅屋里，茅屋外表跟最贫贱的农民住处一样简朴，茅屋的比例由绝世天才正条或相阿弥设计，柱子是远方印度海岛出产的昂贵沉香木，甚至铁壶也是雪舟[1]设计的工艺奇迹。他们说：万物之美和生命活力总是比外表隐藏得更深，甚至宇宙的生命节律也总是隐藏在偶然的表象下面。无限的秘密无法表现，只能暗示。完美由于成长的限度，像一切成熟一样无法表现。 于是，他们在装饰中寻找乐趣。例如，墨盒的装饰是：外面仅仅涂漆，隐藏的部分用价值连城的金雕装点。茶室只有简单的绘画或花瓶装点，从而体现统一和焦点。大名收藏的所有宝物放在宝库里，轮流拿出来满足人们的审美冲动。直至今日，人们还把最贵重的衣料用在内衣上。正如武士将优美的刀锋隐藏在不起眼的刀鞘里，引为自豪。变化的法则引导生命的线索，也是主宰美的法则。为了留下永恒的印象，必须具备刚毅与活力。但一切艺术表现形式都有必要让想象力自己完成理念，因为这样观众才会跟艺术家合为一体。伟大作品没有着色的丝端往往比着色部分更有意义。 宋朝是艺术和艺术批评的伟大时代。尤其是12世纪以后，宋徽宗对这种精神相当欣赏。他自己就是伟大的艺术家和艺术保护人。同样，马远、夏珪、牧溪、吕诲的作品表达了广阔的思想。但足利时代艺术家的使命是：借助印度潮流表达日本思想，从儒家形式主义中解放出来，其强烈和纯净吸收了禅宗思想。他们都是禅宗僧侣或居士。在这种影响下，艺术形式自然倾向于纯净、严肃，充满淳朴。 藤原和镰仓时代的绘画着色刚劲、高洁，曲线精妙绝伦。现在，画家抛弃了这种风格，转向写意的水墨素描，笔画寥寥无几——正如他们抛弃了华丽的长袍，代之以拘谨的长裤。原因在于：艺术的新理念要求剥离外来元素，让表现尽可能简朴、直接。水墨画的革新发生在镰仓时代末期，现在已经取代了浓墨重笔。 绘画体现宇宙本身，必须符合主宰万物的法则。创作犹如创世，自身保持赋予生命的构图规范。因此，雪舟或雪村[2]的伟大作品不是自然的描绘，而是自然的随笔。对他们而言，无所谓高低，无所谓高贵或优雅。一幅观音女神像或释迦牟尼佛像不比一朵花、一丛竹更重要。每一笔自有其生与死，合在一起就解释了在生命中演奏的理念。 无疑，这两位大师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艺术家。不过，周文[3]以山水画和泼墨法而著称，为他们铺平了道路。 另一位艺术家是曾我蛇足[4]。他构图紧凑，下笔栩栩如生，几乎无人可以匹敌。 雪舟的地位有赖于禅宗心灵典型的直接和自制。我们面对他的画，领会到其他艺术家从来无法提供的平静与自信。 另一方面，雪舟的自由、轻松、嬉戏构成禅宗理想的另一个特征。对他而言，似乎毕生经验不过是一场游戏。他强健的灵魂充满阳刚之气，乐此不疲。 此后，许多艺术家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能阿弥[5]、芸阿弥[6]、相阿弥[7]、曾丹、启书记[8]、狩野正信[9]、狩野元信[10]，多如恒河沙数，其他时期无法跟这一时期相比。足利幕府是伟大的艺术保护者，因此，这一时代的生活有利于艺术与高雅。 不过，讨论足利时代不可能忽视音乐的发展，因为没有什么更能显示艺术冲动的精神。在足利时代，我们的民族音乐以成熟的形式出现。 在此之前，我们除了民众淳朴的古老谣曲，就只有六朝后期的舞乐。后者源于印度和中国，跟希腊也有密切关系。但所有类似音乐一定都源于早期亚洲共同的歌谣与旋律系统，因而这种情况很自然。这种舞乐从未被遗忘。我们在日本仍然能听到舞乐演奏，古老的服装、古老的节拍。舞乐能保存下来，多亏了一个世袭的乐师种姓。或许，现在的舞乐已经有点僵化，缺乏感情，但舞乐师仍然以自己的风格演奏太阳神颂歌。 足利时代武风炳勋，产生了游吟诗人。他们吟唱歌颂英雄光荣的史诗。藤原时代的假面舞会随后也有戏剧性发展，在地狱的表现中，给简单的伴奏赋予宣叙调。这两种元素渐渐融合，充满了历史的精神，在足利时代的开端产生了能乐。能乐奉献给民族斗争事迹的伟大主题，很可能一直构成日本音乐和戏剧的重要元素。 能乐的舞台用不上漆的坚硬木材制成，再加上一棵传统上代表背景的孤松。这可以提示宏大的单一性。能乐主要包括三部分，小合唱团，坐在舞台边的管弦乐队，戴面具的主要演员。戴面具有助于普遍的理想化，称其为说书人可能更为恰当。诗歌叙述历史题材，总是以佛教观念阐释。优秀的标准是：对一件受到谴责的事赋予无限的暗示和自然主义。 在这样的条件下，观众如痴如醉地坐了一整天，只能在为数不多的喜剧插曲中缓一口气。能乐由戏剧性的史诗片断组成，充满半缀音。风声萧瑟，掠过松枝，水珠滴落，远方的钟声响起，泣声如怨，干戈铿锵，回声在树干枝叶织成的罗网中回荡，蟋蟀低鸣。所有这些夜晚和自然的声音，中断比持续更有意义。如此微弱的表述，在沉默的永恒旋律中回荡，仿佛体现了蒙昧野蛮的好奇心。但它们无疑构成了伟大艺术的标志。它们不允许我们哪怕是片刻遗忘：能乐是心灵对心灵的倾诉，演员产生了无言的思想，诉诸听者心中酝酿的无闻无晓的智慧。 * * * [1] 雪舟（1420-1506），日本画家。备中赤浜（今冈山县总社市）人，曾入相国寺为僧，随同寺山水画家周文学画。作品广泛吸收中国宋元及唐代绘画风范。 [2] 雪村（1504-1589），全名雪村周继，日本室町时代后期艺术家，禅僧画家。 [3] 周文，全名天章周文，日本室町时代僧人与艺术家。 [4] 曾我蛇足，即明建文帝太子朱文奎，日本室町时代后期画家。与其父曾我秀文（即建文帝，1402年带着太子文奎亡命日本）开创曾我画派。 [5] 能阿弥（1397-1471），日本室町时代幕府将军的文化侍从，画家、诗人、博物学家。他发明的点茶法，一扫当时斗茶的奢靡之风，使日本茶道真正走上了清、静、和、寂的正轨。 [6] 芸阿弥（1431-1485），能阿弥之子，日本室町时代艺术家。 [7] 相阿弥，能阿弥之孙，日本画家，艺术评论家，诗人，园艺家，茶道、香道和插花艺术大师。 [8] 启书记，本名祥启，字贤江，室町时代中期关东画坛代表画家。因任职镰仓建长寺书记，史称“启书记”。 [9] 狩野正信（1434-1530），日本足利幕府御用画家，狩野派始祖。 [10] 狩野元信，狩野正信之子，日本室町时代后期画家，狩野派第二世。 [book_title]第十二章 丰臣时代和德川早期（公元1600-1700年） 摄政山名氏[1]和细川氏[2]的派系斗争削弱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