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 [book_author]巴斯夏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35862 [book_dec]《看得见的与看不见》是法国经济学家巴斯夏探讨经济学思维的经典著作，也是“破窗理论”源头之作。作者深入浅出，以破窗的故事为引子，指出了我们在政治经济决策中往往存在思维谬误，只看到“看得见的”部分，忽略了“看不见”的部分，进而导致决策失败，造成了生活中的种种问题。书中探讨的赋税、政府补助、公共建设、贸易保护主义、就业等问题对于今天人们的经济决策依然有启发作用。 [book_img]Z_10412.jpg [book_title]引言 在经济领域，每一个行动、每一种习惯、每一项制度或每一条法律所产生的不仅仅是一种影响，而是一连串的影响。其中，第一时间出现的影响与其原因同时显现，这种影响是转瞬即现并且能为我们所见的，其他影响则只能慢慢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如果这些看不见的影响能被我们预见，那么我们真是三生有幸。 杰出经济学家和糟糕经济学家之间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糟糕经济学家只能看到那些看得见的影响，而杰出经济学家能同时考虑到那些看得见的和必须预见的影响。 然而，两者之间却有着天壤之别，因为几乎总是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当直接的结果是有利的时候，后续的结果则是灾难性的，反之亦然。由此可见，一个糟糕经济学家追求的是当前的一点好处，而这在未来会造成巨大的损害。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追求的是未来的巨大好处，而在当下遭受少量损失。 此外，卫生和道德规范领域也存在着类似的区别。通常情况下，某种习惯在开始时越让人感觉舒适，到后来就会越让人觉得痛苦。放荡、懒惰和挥霍就是这样的例子。所以，当一个人对某种看得见的影响感激涕零，却没有学会看清那些看不见的影响时，他就会沉浸在这种灾难性的习惯之中，这不仅仅是其天性所致，而且是其经过再三考虑的选择。 这就解释了人类那不可逆转的痛苦的演化过程。当人还在摇篮中时，无知就包围了他。因此，这种无知使人根据那种近在眼前的后果，即他最初所能看得见的后果，来决定自己的行动。只有在经历长时间的磨砺后，他才能学会考虑那看不见的后果。将这个教训传授给他的，正是经验和远见这两位截然不同的老师。经验是有效的，但也是残酷的。经验通过让我们感受某个行动的所有影响来教导我们，就像我们只有让火燃烧自己，才有可能知道火在燃烧一样。对于这位粗暴的老师，我想尽我所能地用一位温和的老师（远见）来代替它。因此，通过对比看得见的后果与看不见的后果，我将探讨某些经济现象的后果。 [book_title]1 破碎的窗 当善良的店主人雅克先生（Jacques Bonhomme）[1]那调皮捣蛋的儿子打破了一扇窗户时，你可曾见到雅克先生发怒的样子？如果你目睹了这一场景，那么你一定会注意到，所有的围观者（甚至达到了30个人）似乎都在异口同声地安慰这个不幸的人：“万事万物总有好的一面，这种倒霉的事情还能促进生产呢！你看，每个人都得有活干啊。如果玻璃没破，那么玻璃匠要怎么活啊？” 好吧，这个令人宽慰的准则中蕴含了某种完整的理论。在这个非常简单的例子中，如果你觉得其中的理论不可思议，那么这是一件好事情。因为不幸的是，它与那个指导我们大多数经济制度的理论是完全相同的。 如果你认为有必要花6法郎去更换一块玻璃，如果你的意思是，这件倒霉的事情为玻璃行业提供了6法郎，并刺激这个行业增加了6法郎的产业规模，那么我对此表示赞同。对于这种精确的推理，我无可置疑。玻璃匠来了，安装了玻璃，得到了6法郎。他擦了擦手，从心底里感谢这个熊孩子。这就是我们看得见的。 但如果你就此判断打破窗户是一件好事（它能使货币流通，从而刺激了工业），那么我不得不大喊一声“就此打住吧！”。 你的理论只看到了看得见的东西，而完全没有注意到看不见的东西。 那看不见的东西是：我们的店主人由于在一件事情上花了6法郎，因而就不能拿这6法郎去干别的事了。如果他没有用这6法郎换一块玻璃，那么他可能会换掉他的破鞋，或者为他的书架添置一本书。简而言之，他本来可以用这6法郎做其他事，而在换了玻璃后，他的愿望落空了。 因此，让我们考察一下这对整体工业造成的影响。由于窗户被打破了，所以玻璃行业有了6法郎的刺激，这就是我们看得见的。 要是窗户没被打破，那么制鞋业（或其他行业）就会受到6法郎的刺激，这是我们看不见的。 如果我们既考虑那看得见的东西（积极影响），又考虑那看不见的东西（消极影响），我们就会明白：从整体上看，不管玻璃有没有破，它对国民产出和就业都没有影响。 现在，让我们考虑一下这对雅克先生造成的影响。在第一种情况下，他从那扇让他花了6法郎的破窗那里得到的利益享受与之前分毫不差。在第二种情况下，如果没有发生玻璃被打碎的意外，那么他可以花6法郎买双鞋，于是他便可以享有一双鞋和一扇窗的利益。由于雅克先生是社会的一员，我们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对雅克先生所做之事和所获之利进行比较后，社会已经失去了那扇破窗的价值。 由此，总的来说，我们得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结论：“那些遭到毫无意义毁坏的物品的价值就这么从社会上消失了。”同时它也引出了一句令保护主义者不寒而栗的格言，即“破坏、损害和浪费不会刺激全国就业”，或者更简洁的说法是，“破坏是无利可图的”。 《工业观察报》（Le Moniteur industriel）会对此说些什么呢？可敬的圣-查曼斯（Saint-Chamans）[2]先生的追随者们会有什么看法呢？圣-查曼斯先生曾如此准确地计算出被焚毁的巴黎会带来多少生产活动，就因为那些房子会被新建起来。[3] 很遗憾，我击破了他这种独具匠心的计算，尤其是他已经把他们这种精神引入了我们的立法中。但我请求他重新计算一下，希望他在计算了看得见的东西之后，也能把看不见的东西纳入计算范畴。 读者必须清楚地注意到，摆在你们面前的这个小故事并不仅仅涉及两个角色，而是涉及三个角色。第一个是雅克先生，他代表了消费者，由于别人的破窗行为，他本可以享受的两种利益减少到了一种。第二个是玻璃匠，他代表了生产者，他向我们展示了由破窗事件引起的生产活动。第三个是鞋匠（或任何其他生产者），他的产量也因为同样的情况遭受到了同等数额的损失。其中，第三类人总站在一个我们视线所不及的地方。通过把这些看不见的东西拟人化，这类人变成了这个问题的关键因素。正是这类人让我们明白，破坏行动能获利的想法是多么荒唐可笑。正是这类人在短时间内就教会我们，贸易限制政策能获利的想法也同样是荒唐可笑的。毕竟，这种破坏性行动除了是不公正的体现之外，什么也不是。因此，在深入研究所有支持贸易限制政策的论据细节后，你会发现，这一切都只源于这句俗语：“如果窗户从未被打破，那么玻璃匠要怎么活啊？” [1] Jacques Bonhomme，相当于英语中的Jack Goodfellow，又被称作Guillaume Cale（英语中对应的是William Kale或Guillaume Caillet）。这个名字最初（原本）所指的具体人物的身世背景不甚明了，但确定的是，他是一位富裕的农民。对应汉语世界，这个名字就相当于“张三”“李四”这样的专名，以指代任何一个具体的人。——译者注 [2] 圣-查曼斯，复辟时期的议员和国务委员，是一位贸易保护主义者和贸易平衡鼓吹者。——译者注 [3] 英文版编者指出，巴斯夏在这里记错了地名，当时的大火发生在伦敦，而不是巴黎。——译者注 [book_title]2 解散军队 那些适用于个人的规则也同样适用于国家。如果一个国家希望获得一些经济利益或其他利益，那么这取决于这个国家觉得自己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否值得。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安全便是其最大的财富。如果为了获得安全，国家必须征召10万人，并且花费1亿法郎，那么我无话可说。这种做法还是有用的，尽管代价巨大。 总之，我希望大家不要对我文章的主旨有什么误解。 想象一下，一位议员提议让10万人退伍，以减轻纳税人的负担，他们曾因此承担了1亿法郎的税收。如果我们只回答他“这10万军人和这1亿法郎是国家安全所必需的，虽然这是一种巨大的代价，但没有这种代价，法国将会因内敌外患而分崩离析”，那么在这一点上，我没有反驳这个论点的理由。虽然我不知道这个论点对错与否，但在理论上，它并不包含任何经济学上的奇葩学说。当你因为觉得代价对某人有利，而希望将代价本身看作一种优势时，奇葩学说就出现了。 好吧，如果我没弄错，那么在这个议案的提出者从讲台上走下来后，另一个人会跳到讲台上说： 解散10万人！你是认真的吗？他们会怎么样呢？他们要靠什么生活？工作吗？但是，你不知道到处都有人找不到工作吗？有哪个行业在招人吗？你想把他们扔到大街，引起竞争，降低工资吗？就在人们连吃饱饭都成问题的时候，国家却在为这数十万人提供面包，这难道不是一件幸事吗？更重要的是，军队会消费葡萄酒、衣服和武器，这便为工厂和驻军城镇提供了生产活动。实际上，这拯救了无数的供应商啊。你想废除这个能带来数不胜数的工业活动的大引擎？想想吧，你自己不觉得可怕吗？ 正如我们所发现的，这场演讲的结论是：应该保留这10万人。这不是因为此一服务对国家来说必不可少，而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我不得不驳斥的恰恰就是这些想法。 10万人靠着纳税人提供的1亿法郎生活，并因此让他们的供应商衣食无忧，这就是1亿法郎所能达到的效果，这就是我们看得见的。 但是，从纳税人口袋里掏出来的1亿法郎，却干扰了这些纳税人及其供应商的经济活动，这1亿法郎本来可以让这些人自己支配，从而实现1亿法郎本有的效果。这是看不见的。计算一下吧，考虑一下吧，然后你告诉我，广大民众从哪里得到了好处？ 回到正题，我会告诉你损失在什么地方。我们把问题简化一下，不谈10万人和1亿法郎，只谈1人和1 000法郎。 我们假设，现在有一个A村。征兵员正在四处转悠，已有1人参军了。税务员忙个不停，拿到了1 000法郎。这个人和这笔钱被带到了梅茨（Metz）[1]。这个人什么也不用干，只需要在这里过一年跟以前截然不同的生活就行。如果你只考虑梅茨，那么你确实无比正确，因为这个措施是非常有用的。然而，如果你把视线转向A村，你就会有不同的想法，因为只要你不是盲人，你便会看到，这个村庄损失了1个工人和可以作为他薪水的1 000法郎，以及他在生活中花费这1 000法郎时所带来的种种生意。 乍一看，这里的影响似乎是相互补偿的。发生在这个村庄的现象现在也发生在梅茨，就是这样的。但这正是损失所在。在村子里，这个人在埋头耕作，他是一位劳动者；在梅茨，这个人在练军姿，他是一名军人。在这两种情况下，货币与其流通情况是一样的。但前一种情况却包含了300天的生产性劳动；在后一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假定，军队对公共安全来说并不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就包含了300天徒劳无益的劳动。 现在，这些军队要被解散了。你向我指出，市场上增加了10万个工人，这刺激了竞争，并抑制了工资水平。这就是你看得见的。 但以下是你看不见的。你看不见裁减10万士兵不是要让1亿法郎凭空消失，而是要把这一笔钱还给纳税人。你看不见将10万个劳动力投入市场的同时，也将可用于支付这10万人薪水的1亿法郎投入了同一市场。因此，这种同时性的投入既增加了劳动力供应，又增加了劳动力需求。因此，我可以得出结论：你所说的工资减少只是你的一种幻觉而已。在这之前，你看不见在军队被解散的前后，1亿法郎与10万人是同时存在的，而这其中的全部区别就在于：在军队被解散以前，国家付给10万人1亿法郎，这些人却什么都不干；在军队被解散以后，这1亿法郎是他们工作的薪水。最后，你看不见的是：无论一个纳税人是把他的钱无偿地交给一个士兵，还是有偿地交给一个劳动者，这些钱流通的所有后续结果都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是：在第二种情况下，纳税人得到了一些东西；而在第一种情况下，纳税人什么也没有得到。其结果是，国家遭遇了净损失。 我在这里所批判的诡辩，经不起极端情况的检验，而极端情况是所有基本原则的试金石。如果所有付出的代价和获取的利益都已被考虑在内，如果扩大军队规模对国家是有好处的，那么为什么我们不把全国的男人都征召入伍呢？ [1] 梅茨，法国东北部城市。——译者注 [book_title]3 税收 你有没有听过下面这段话？ 税收是最好的投资，它们是滋养生命的甘露。看看有多少家庭以此为生吧！算算它们对工业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吧！简直无法估量！税收就是生活啊！ 为了与这一学说战斗，我不得不重复前面的辩驳。我们很清楚地看到，政治经济学的论点不够妙趣横生，因此人们只能对它闭口不谈。重复是一种安慰剂，它是令人愉快的。因此，跟巴西莱（Basile）[1]一样，政治经济学也为自己准备了谚语，而且确信自己会被人们反复说起。这就是重复式教学。 政府官员通过花费其工资所享受的好处是我们看得见的，而且这个过程给政府官员的供应商带来的好处也是我们的眼睛可以很清楚地看得见的。 然而，你却看不见纳税人在渴望减轻自己的纳税负担时所承受的挫败感，也看不见因此对他们的供应商造成的损害。其实，只要你用心去看，你就会很清楚地看见这一切。 如果一个政府官员为了自己的利益多花了100苏[2]，这就意味着一个纳税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少花了100苏。然而，政府官员的支出之所以看得见，是因为钱已经花掉了，而纳税人的支出却是看不见的。唉，纳税人的钱已经给了政府，他花不了这笔钱了啊。 你把国家比作贫瘠的土地，把税收比作丰沛的雨水。真是绝妙的比喻啊！但你也应该问问自己，这些雨水来自哪里呢？税收自己吸收了大地的湿气，有没有使大地变得干涸呢？ 你也应该问问自己，和那些因为蒸发而流失的宝贵之水相比，大地从雨水那里吸收的宝贵之水有多少呢？ 很明显，当雅克先生给收税员100苏时，他并没有得到什么回报。后来，一个政府官员在花费这100 苏时，又把钱还给了雅克先生，以换取同等价值的小麦或劳动。结果则是，雅克先生损失了5法郎。 的确，通常或者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你愿意，那么政府官员是能够向雅克先生提供对等服务的。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没有损失，这只是一种交换。由于这个情况，我的论点并不针对那些有用的项目。我所指的是，如果你想创建任何这样有用的项目，那么请证明它的效用吧，请证明政府官员为雅克先生提供的服务是物有所值的。但是，请把税收这种本来就有的效用放在一边，不要把它给政府官员及其家人和供应商带来的好处作为论据，不要声称它刺激了就业。 当雅克先生把100苏给一个政府官员并换取了真正有用的服务时，这和他把100苏给一个鞋匠换一双鞋是一模一样的，都是买与卖的交易关系。但是，当雅克先生把100苏交给一名政府官员，却没有得到任何服务，甚至遭受了损失时，这无异于他把这些钱交给了一个小偷。政府官员花费这100苏是为了国民生产这样的大众利益吗？这显然不妥当，因为小偷也会拿这些钱做同样的事。如果雅克先生没有在半途碰到这非法或合法的寄生虫，那么他也会拿这些钱做同样的好事。 所以，我们不但要习惯于依靠看得见的东西来做出判断，还要习惯于凭借看不见的东西来做出评判。 去年，我还是财政委员会（Finance Committee）的一名委员，因为在制宪国民大会（Constituent Assembly）之下，当时的反对党成员并没有被组织从委员会开除。在这个方面，制宪国民大会当时还采取了明智的行动。我们曾听到蒂尔斯（Thiers）[3]先生说：“我一生都在同保皇党人和教会党人做斗争。但自从共同的危险把我们聚集在一起以来，我开始了解他们的很多理念，并注意到，他们并不是我想象中的怪物。” 是的，互不相容的政党之间产生了仇恨，彼此之间的不信任也在升级。如果多数党能允许少数党的一些成员成为委员会的委员，那么也许双方都会承认，他们的想法并没有那么大的分歧，尤其是他们的意图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荒谬。 尽管如此，去年我还是财政委员会的一名委员。每当我们的一位同事谈到将共和国总统、各个部长或众大使的薪酬定在中等水平时，有人就会对他说： 为了有更好的服务，担任某些职位的人必须享受至高无上的荣耀和尊贵，只有这样才能吸引人才。许多穷困的人都向共和国总统求助。如果总统不得不一直拒绝这些人，他就会使自己陷入痛苦。宪政政府能够运转的部分动力源于其相当体面的部委大楼和外交公寓…… 虽然这类观点的正确性尚不可知，但它们肯定值得仔细研究。不管这些观点有没有被正确理解，它们都是建立在公众利益的基础上的。就我而言，我比那些人数众多的反对者更关注它们，而那些反对者的行动总是受到自己那吝啬而又嫉妒的狭隘情感影响。 然而，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我既觉得良心不安，又为祖国的学术声誉感到羞愧，因为当这种观点被简化为以下这种荒谬的陈词滥调时（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人们却总是对此大加赞扬。 此外，政府高官的奢侈生活在整体上促进了艺术、工业和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国家总统和他的部长们如果不能举行豪华宴会，不能组织盛大节日，就不能让自己的生活融入社会的方方面面。因此，降低他们的薪水就是要断送巴黎乃至全国的生产活动。 先生们，请至少尊重一下算术，不要站在法国国民议会（National Assembly of France）面前说，“做加法运算时，把数字调换顺序所得出来的结果是不一样的”。你害怕的正是，如果自己不这么说，议员们就不会支持你的提案。这样的话，你会觉得自己无地自容。 还没听明白吗！我现在假设自己和一个工人达成了一项协议，我让他在我的田里挖一条沟，而我则向他支付100苏。正当协议要谈成的时候，征税员拿走了我的那100苏，并将这100苏交给了内政部部长。我的协议泡汤了，但部长可以为他的晚餐多添一道菜。在这种情况下，你敢说这种官方支出是国家产出的增加吗？难道你不明白，这只是一种简单的效用和劳动转移吗？的确，部长的餐桌上有了更多的食物，但农民田地的排水情况可不容乐观，这就是事实。我承认，巴黎的一个宴会承办商已经赚了100苏，但你得承认，外省的一个工人连5法郎也赚不到。我能说的是：官员的餐桌和宴会承办商的心满意足是看得见的，被淹没的田地和失去工作的挖沟工人是看不见的。 我的上帝啊！在政治经济学中，要证明二加二等于四是多么困难啊！而且，如果你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那么肯定会有人嗤之以鼻：“这么简单，谁不知道啊，这个人真是太无聊了。”然后，等到他们投票的时候，就好像你什么都没证明过一样。 [1] 巴西莱，歌剧《塞维利亚的理发师》中的一位音乐家，在第二幕中，他说：“我已经准备了好几个不同的谚语。”——译者注 [2] 100苏=5法郎。——译者注 [3] 蒂尔斯，全名为路易斯·阿道夫·蒂尔斯（Louis Adolphe Thiers），他是法国政治家和历史学家，曾担任议员和首相（1836年和1840年），之后因镇压巴黎公社而知名，并在1871年至1873年担任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总统。——译者注 [book_title]4 剧院和高雅艺术 国家应该资助艺术吗？ 对此表示支持和反对的理由当然数不胜数。 认为国家应该资助艺术的人说，艺术可以扩展人们的视野，可以提升一个国家的精神文明，并使这个国家更加富有诗情画意。艺术使一个国家的人民能从物欲中解脱出来，使他们能欣赏美，从而对这个国家的风俗、习惯甚至工业都产生有益的影响。这些人可能会问，如果没有意大利剧院和音乐学院，那么法国的音乐将是什么样子呢？如果没有法兰西剧院，那么戏剧艺术将是什么样子呢？如果没有我们的展会和博物馆，那么绘画和雕塑将是什么样子呢？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躬身自问，如果没有对高雅艺术的集中管理和随之而来的补贴，那么是否还会发展出这种高雅艺术呢？高雅艺术那独一无二的精致品味是法国艺术的显著特征，它使法国的艺术作品成为全世界的关注焦点。在这些成就面前，竟然让法国公民不要再对此做出什么贡献，这难道不是一种轻率之举吗？毕竟他们已经在欧洲成功地建立了至高无上的艺术地位，并享受了无尽的荣耀。 我承认，这些理由或者其他理由是极具说服力的，但在其他同样强有力的理由面前，这些理由可能会不堪一击。首先，这里面存在着分配的正义问题。难道立法者的权利已经达到了可以通过侵犯工匠的利益而补贴艺术家这样的程度吗？拉马丁（Lamartine）[1]先生说：“如果你取消了对剧院的补贴，那么你还会想取消什么呢？照这样下去，你会不会进而关闭你们的大学、博物馆、研究所和图书馆呢？”我可以这样回答这个问题：“如果你希望补贴一切能发挥作用的正义事业，那么你还会想补贴什么呢？照这样下去，你会不会进而想用补贴去建立一连串农业、工业、商业、公益和教育方面的事业呢？”然后，补贴肯定会促进艺术的进步吗？这个问题还有待考证。我们发现，那些生意繁荣的剧院正是那些靠自己注入活力的剧院。最后，让我们考虑得更深远些吧，我们可以指出，人们的需求和欲望是源源不断地产生的，并且随着公共财富越来越能使人们感到满足，他们对精致东西的追求也变得越来越强烈。 政府没有必要卷入这种连锁效应，因为在当前这种财富状态一定的情况下，如果政府要通过税收去刺激奢侈品产业，那么那些基础产业势必会受到影响，进而扰乱文明的自发演化进程。可以指出的是，对需求、品位、生产和人口之间固有关系的人为干预和扰乱，会使国家处于一种大厦将倒般的风雨飘摇的危险境地。 那些反对国家就公民的优先事项进行干预的人，就这么把这几个理由摆在了我们面前。这些公民相信，他们应该由自己满足自己的需要和欲望，进而由自己决定各自的行动。我必须承认，我就是那种认为必须由下层而不是上层，由公民而不是立法者来进行决策和行动的人。在我看来，如果本末倒置，这就会导致人类丧失自由和尊严。 然而，通过摆出那种既错误又不公正的推论，你知道经济学家被人们指责成什么吗？当我们反对补贴的时候，我们就会被指责成是在反对接受补贴的东西本身，我们就成了所有这些活动的敌人，而我们的本意其实是希望这些活动自由发展、自负盈亏。因此，如果我们要求国家不要通过征税来干涉宗教事务，我们就成了无神论者；如果我们要求国家不要通过税收来干预教育，我们就成了启蒙事业的反对者；如果我们说国家不应该通过税收来给土地或某一特定的经济产业进行人为定价，我们就成了财产和劳动的敌人；如果我们认为国家不应该资助艺术家，我们就成了认为艺术无用的野蛮人。 我在这里极力反对这些推论。我们的想法与那种要废除宗教、教育、财产、生产和艺术的荒谬想法隔着十万八千里。与这种想法相反，当我们要求国家保护所有这些人类活动的自由发展，而不是让公民共同付费来资助这些活动时，我们所相信的是在自由的环境下，社会上所有这些充满生机的活动会和谐地发展，而不会像我们今天看到的那样，成为动荡、虐待、暴政和混乱的源泉。 我们的反对者认为，如果某种活动既没有得到国家资助，又不接受国家监管，那么这种活动便已经遭到了灭顶之灾。我们的看法恰恰相反。这些人相信的是立法者，而不是人性；我们相信的是人性，而不是立法者。 因此，拉马丁先生说：“本着这一原则，我们就应该废除那些给我们国家带来荣誉和财富的公共博览会。” 对此，我可以这样回复拉马丁先生：“你的观点是，不给予补贴就等于要废除。按照这种观念，除了国家的意志外，没有任何东西是存在的。因此，你的结论是，如果没有税收支撑一切，我们就会一无所有。但我要转而以你所举的例子为例对你的观点表示反对，我要向你指出，迄今最宏伟壮观的展览正是这次在伦敦筹备的博览会，这个博览会以自由为基本理念，我甚至可以用‘人道主义’这个词来形容它，当考虑到这个盛大博览会是唯一一个没有政府参与，也没有税收资助的博览会时，我觉得这个词对它来说没有丝毫抬举之嫌。”[2] 回到高雅艺术上，我再说一遍，人们都可以提出支持和反对补贴制度的有力理由。读者将会明白，我的写作目的既不是列出这些理由，也不是在它们之间做出选择。 但是，对于拉马丁先生提出的一个论点，我不能不加以评论，因为这个论点正属于我经济研究的范围。他说：“关于剧院的经济问题可以用一个简单的词来概括，即生产。这种生产的性质是无关紧要的。与一个国家的任何其他类型的项目一样，这种生产也是一种丰富、多元和能产生效益的活动。你知道，在法国，剧院养活了至少8万名工人，给他们支付工资，这些人涉及各种各样的职业——画家、泥瓦匠、装饰师、服装制造商、建筑师等，这些人是首都好几个区的命脉和活力所在。因此，这些人值得你们付出同情心。” 你们的同情心？哈！大白话一点就是“你们的补贴”。 拉马丁先生进一步说：“巴黎人民的幸福生活体现在各部门的生产和消费上。富人的奢侈生活为20万名各类工人提供了收入，从而解决了他们的温饱问题。这些工人在遍布全国的剧院的各个行业中谋生，从这些让法国声名显赫的高贵乐趣中获得维持生命的食物，获得自己家人和孩子生活的必需品。这些正是你给剧院6万法郎的结果。”（听听！听听！掌声如雷！） 对我来说，我不得不说：“错！错！错！”当然，我的评判仅限于我们正在讨论的经济问题。 在我们所说的这6万法郎中，至少有一部分是给剧院里的工人的。一笔小钱很可能在半路失踪。如果你仔细观察这件事，那么实际上，你可能会发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所以，如果那些工人能得到一些残羹剩饭的话，他们就太幸运了！但是，如果所有的补贴真能送到油漆工、装饰工、服装制造商、美发师等人手中，那么我对这个结果还是相当满意的。这就是我们看得见的。 然而，这些补贴来自哪里呢？这就像硬币的反面，但这一面和它的正面一样重要。这6万法郎来自哪里呢？如果议会投票没有首先把这些钱送到瑞弗里大道（the ruede Rivoli），再经由瑞弗里大道送到格兰爱尔路（the rue de Grenelle），[3]那么这些钱又会去哪里呢？这是我们看不见的。 当然，没有人敢说，这6万法郎是议会投票活动在投票箱中开出的花朵，是纯粹增加的国家财富；也没有人敢说，如果没有这次神奇的投票，我们就永远看不见、摸不着这6万法郎。我们必须承认，议会中的多数派所能做的决策只是让某个地方拿出这些钱，然后把这些钱发到某个地方。也就是说，只有这些钱从某个地方转移出来，它们才能被送到某个目的地。 既然事情是这样的，那么很明显，一个纳税人只要上交了1法郎，他将永远不能使用这1法郎。很明显，那价值1法郎的钱所能带给他的满足感就这么被剥夺了。同样，那个本来因接受他这1法郎而感到心满意足的工人——不管这个工人是谁——也不会再得到这1法郎了。 因此，让我们不要抱有那种幼稚的幻想，认为5月16日的投票对国家的福祉和就业有任何好处。它只是干扰了人们的偏好，并重新分配了工资财富，如此而已。 人们会不会说，比起一般的生产行业，那种受到补贴的生产行业更需要大力发展，而且也是更高尚和更符合发展规律的呢？我可能要对此表示反对。我会说：“你从纳税人那里抢了6万法郎，你就减少了农夫、工人、木匠和铁匠的收入，而增加了歌手、美发师、装饰师和服装制造商的收入。没有什么能证明第二类人比第一类人更有价值。拉马丁先生并没有这样说。他自己说过，剧院的工作和其他任何工作一样，是一种丰富、多元和能产生效益的活动。那这样的话，拉马丁先生的说法本身就是有争议的，因为证明第二类人的活动不如第一类人那样能产生效益的最佳证据是，第一类人被要求资助第二类人。” 但是，这种对不同形式的生产活动的价值和内在价值的比较并不是我现在这篇文章的主题的一部分。我在这里所要做的就是向大家证明，拉马丁先生和那些赞同他的论点的人，如果在一方面看到演员的供应商获得了收入，那么也应该在另一方面看到纳税人的供应商没有了收入。如果不这样做，他们就把自己暴露在以假乱真的胡言乱语中。如果他们知行合一，他们就会要求无穷无尽的补贴。因为在相同的情况下，如果补贴1法郎和6万法郎是正确的方案，那么基于同样的道理，补贴10亿法郎的方案也会行之有效。 当涉及税收问题时，先生们，让我们用那些基于基本原理的理由来证明税收的效用，但永远不要诉诸“公共支出为工薪阶层提供了生计”这一可悲的论点。这个论点错误地掩盖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公共开支总是在替代私人开支，其结果是它通过剥夺一个工人的生计为另一个工人提供了生计，但没有提高工薪阶层整体的生活水平。你们的论点很时髦，但太荒谬了，因为其中涉及的推理实在是糟糕透顶。 [1] 拉马丁，一位诗人（著有《沉思集》等）出身的政治家，于1848年6月成为临时政府的一员，并担任外交部部长。——译者注 [2] 这里是指1851年5月至10月在伦敦海德公园举行的国际工业博览会（The Great Exhibition of the Worksof Industry of all Nations）。经济学家们对这次展览非常兴奋，因为它不仅展示了工业革命的成就，也展示了国际自由贸易所带来的无限可能。这次展览是由皇家艺术、制造业和商业鼓励协会的成员在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的赞助下自行策划和组织的，旨在鼓励艺术、制造业和商业的发展。法国从1798年开始首次举办国际工业博览会，之后，1819年、1823年、1827年、1834年、1839年和1844年又相继举办。1844年在巴黎举办的该博览会可能是1851年伦敦博览会的灵感来源。——译者注 [3] 财政部设在瑞弗里大道，教育部和美术部设在格兰爱尔路。——译者注 [book_title]5 公共工程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它在确定某项大型事业对社会发展有促进作用之后，便开始通过使用大笔税收来动用大量资源扶持这项事业，这难道不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吗？但是，我不得不承认，当我听到有人用以下这种显而易见的经济谬误来声称支持这样的提案时，我确实怒不可遏，他们说：“更重要的是，这是为工人创造就业的一种手段。” 国家在开辟道路、建造宫殿、修筑街道和开凿运河的过程中为某些工人提供了工作，这是看得见的；但在这个过程中，它也剥夺了某些其他工人的就业机会，这是看不见的。 假设政府现在正修建一条道路，每天有1 000名工人在这里从早到晚地工作，那么他们将拿到工资，这是毋庸置疑的。如果政府没有修建这条道路的提案，议会没有投票为修建这条道路拨款，这些善良的人就不会在这里找到工作或得到报酬，这也是毫无疑问的。 但这就是全部事实吗？在这整个过程中，我们遗漏了其他什么东西吗？当迪潘（Dupin）[1]先生庄严地宣布“议会通过了……”的时候，那数百万法郎会不会奇迹般地就顺着一束月光滑入富尔德（Fould）[2]先生和比诺（Bineau）[3]先生的金库呢？正如他们所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国家除了做出这项预算，难道不需要通过税收来筹集这笔资金吗？难道它不需要把各个税务员派到各地，让纳税人缴税吗？ 让我们全面地考察一下这个问题。在注意到国家打算用通过投票而来的数百万法郎提供什么服务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纳税人本来同样可以用这些钱来提供一些服务，但现在却不能。那时你就会明白，公共事业是一枚硬币。一面是一位受雇的工人，他代表的是“这就是看得见的”；另一面是一个失业的工人，他代表的是“这就是看不见的”。 如果把我在本文所反对的这种诡辩运用到公共工程中，以证明那些胆大包天的冒险行为或过分行为是正当的，这就更危险了。铁路或桥梁确实是有用处的，想想它们实实在在的用处就足够了。但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你会做什么呢？你会说：“必须为工人找到工作啊！”你可真会蛊惑人心。 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不把战神广场（the Champ de Mars）[4]先建后拆呢？我们都知道，伟大的拿破仑认为自己乐善好施，他自认为把挖了的沟渠再填上是在做一件大好事。他还说：“结果重要吗？你只要看到财富在各个工人之间流动就行了！” 让我们讨论一下这件事的重点吧。金钱使我们目眩神迷。要求全体公民为一项他们共同关心的工程捐款，实际上就是要求他们以实物捐赠，因为他们每个人通过踏踏实实的工作才能缴纳那些税款。现在，如果所有的公民都被召集到一起，以便让他们投身于一些对每个人都有用的工程，那么作为他们公民义务的一部分，这是情有可原的，他们的报酬来自工程本身所发挥的作用。但是，如果在他们被召集到一起之后，他们却被迫去修筑一条没有人走的道路，或者被迫去修一栋没有人住的豪宅，而给出的理由则是为他们争取工作，这就是一件荒谬透顶的事。因此，他们当然有理由表示反对：“我们不需要这样的工作，我们更愿意为自己工作。” 这种让公民捐出金钱而不付出劳动的提案，一般都不会对结果产生一丝一毫的影响。这里唯一的问题是：如果公民付出劳动，那么损失由所有人分担；如果公民捐出金钱，那些被国家雇用的人就不用承担任何损失，而那些本来就因缴纳税款蒙受损失的人，却因为没有得到这份由国家分配的工作而增加了损失。 《宪法》中有一条是这么写的： 社会要……通过整个国家、各个部委、各个市政局所建立的适合雇用失业者的公共工程，来支持和鼓励就业市场的发展。 作为某些危机时期或严峻时期的临时性措施，这种对纳税人进行的干预可能会产生良好的效果，其作用和保险类似。它既不增加劳动力，也不增加工资，而是把繁荣时期的劳动力和工资转移到了困难时期，这当然也会造成一些损失。 而如果把这种临时性措施作为一种具有长期性、普遍性和系统性的政策，这简直就是一种贻害无穷的哄人把戏，这种把戏根本不可能长期实行，它是自相矛盾的。表面上，它似乎创造了一点点就业，这是看得见的；但它掩盖了大量被排挤掉的就业机会，这是看不见的。 [1] 迪潘，法国著名工程师、数学家和经济学家，艺术和工艺学院教授，众议员，参议员。他对政治经济学的最大贡献是在经济统计领域。——译者注 [2] 富尔德，第二共和国财政部部长，第二帝国国务大臣。他是拿破仑三世的私人理财顾问，在皇室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译者注 [3] 比诺，工程师和政治家。在第二帝国时期，他于1850年担任公共工程部长，于1852年担任财政部部长。——译者注 [4] 战神广场，一座位于埃菲尔铁塔和军事学院之间的公园。——译者注 [book_title]6 中间商 社会是人们相互提供一系列服务的场所，这些服务分为强制的公共服务和自愿的私人服务。 公共服务是按照法律规定强制实行的，当需要随着社会变化有所变化的时候，它往往不容易被改变。但由于有法律撑腰，即使在公共服务失去任何服务作用甚至成为公共危害之后，这种不再具有任何实际作用的东西仍然保留着“公共服务”这个名称。私人服务所依托的是自愿行动和个人责任。在面对面讨论后，每个人都在给出自己所拥有的东西的同时，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他们总是假定这些东西具有真正的效用，并通过比较其相对价值对其进行精确的测量。 这就是为什么公共服务经常都如死水般一成不变，私营服务则因遵循着进步法则而变幻无穷。 通过耗费大量的资源，过度发展的公共服务在社会内部造就了一群病态的寄生虫。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现代思想流派把这种现象归咎于自由的私人服务，试图转而让国家管理所有工作岗位。 这些思想家野蛮地攻击他们所描述的中间商。他们热衷于消灭资本家、银行家、投机者、企业家、商人和贸易商，指责这些人在生产和消费之间游荡，并在其中捞取好处却不给其中任何一方增加价值。或者更确切地说，如果他们不能废除这些工作，那么他们倒很希望把这些人所做的工作移交给国家。 在这一点上，这些人的诡辩之处体现在：他们一方面向公众大肆宣扬公众自己为获得服务向中间商支付了什么，另一方面却对公众隐瞒公众自己将会向国家支付什么。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一边是一目了然的东西，另一边是只有经过冥思苦想才能感知的东西；一边是看得见的东西，另一边是看不见的东西。 最重要的是，在1847年和随后的大饥荒时期，社会学派找到并成功地推广了它们那灾难性的理论。他们很清楚，即使是最荒谬绝伦的宣传，也能在受苦的人们那里引发共鸣，因为饥饿是魔鬼的引路人。 因此，通过创造“人对人的剥削、饥荒中的投机行为、垄断”这些脍炙人口的词语，他们开始诋毁贸易，抹杀贸易的益处。 他们说：“为什么要让商人从美国和克里米亚进口生活必需品呢？为什么国家、部委和市政局不能建立一套采购系统和修建一些仓库呢？国家将按成本价出售这些东西，而人民（特别是那些穷人）将不必为那些自私自利而且目无政府的自由贸易商做一点点贡献。” 人们为贸易商做出的贡献是看得见的，而人们为国家或其代理人做出的贡献是看不见的。 人们为贸易商做出的所谓贡献是什么呢？贡献就是：两个人在竞争的压力下，以商定的价格，完全自由地为彼此提供服务。 当一个巴黎人饥饿难耐时，那些能够让他填饱肚子的小麦还远在敖德萨（Odessa）[1]，而只有当小麦被送到胃里时，他的饥饿感才会消失。有三种方法可以实现这一点：第一，这些饥饿的人可以自己去寻找小麦；第二，他们可以把这项任务委派给专门从事这项工作的人；第三，他们可以自行纳税，并将这项业务委托给政府官员。 在这三种选择中，最具优势的是哪一种呢？ 不管生活在哪个时代或者哪个国家（特别是那些人们更自由、更开明和更见多识广的地方），人们都会更乐意接受第二种选择。我必须承认，在我看来，这足以使我认为这种选择是有益的。我绝不承认，在这样一个对人类有着直接影响的问题上，人类会犯错误。 无论如何，让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吧。 让3 600万居民跑到敖德萨去寻找他们需要的小麦显然是行不通的。第一种选择毫无价值。消费者不能在每件事情上都亲力亲为，他们不得不求助于中间人、政府官员或商人。 然而，我们应该注意到，第一种选择应是最自然的选择。一般来说，饥饿的人就应该自己去寻找小麦，因为这是一项关乎他自己生死的任务，理所应当该由自己完成。如果另一个人（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为他提供这项服务并代表他执行这项任务，这个人就有权获得补偿。我之所以在这里谈论这些，是因为要强调：中间商提供的服务是符合报酬原理的。 不管怎样，既然有必要求助于被社会学者称为“寄生虫”的人，那么对于商人和政府官员来说，谁才是需求更少的“寄生虫”呢？ 我得假设贸易是自由的，否则我怎么能推理下去呢？正如我所说的，为了能进行贸易，人们出于自身利益，往往要研究季节变化，要每天注意农作物的生长情况，要从世界各地搜集信息，还要预测消费者的需求，并预先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在贸易过程中，人们要有随时启航的轮船，要有无处不在的合伙人。他们要获得的直接利益就是以最好的价格买进相关东西，并在每个细节上节省开支，从而用最低的代价获得最好的结果。不仅是法国的贸易商，全世界的贸易商都会在法国有需要的时候参与进来。如果利己之心总是驱使他们以最少的成本完成他们的任务，那么他们之间的竞争总会让消费者从节省下来的钱中受益。一旦小麦到了法国，为了实现贸易利益，贸易商就应该尽快卖出小麦，以将风险降到最低，使得资金变现，并在必要时开始新一轮贸易。在对价格进行比较后，他们将小麦分发到全国，并总是最先运送至小麦价格最昂贵的地方，因为那里的需求最为迫切。因此，不可能再存在这样一个比贸易商更符合饥民利益的组织。社会学者没有注意到之所以这样一个完美的组织存在，正是因为这一组织是自由的这一事实。实际上，消费者有义务偿还贸易中的运输、转运、储存和佣金等费用，但存在什么制度能使吃了小麦的人不必为那些付出的代价做出补偿吗？此外，虽然人们必须付费享有他们所提供的这些服务，但由于竞争，其涉及的价格已被降至最低限度。如果巴黎的工人不为马赛的贸易商工作，而马赛的贸易商却在为巴黎的工人工作，这就奇怪了，这公平吗？ 如果国家取代个人掌管了贸易，那么国家会发生什么呢？有没有人能告诉我，那些为公众节约的成本到哪里去了呢？物价会降低吗？想象一下，在需要小麦的时候，4万个国家代表人在某一天抵达敖德萨，这对价格会造成什么影响呢？成本会降低吗？无论如何，难道我们不希望动用更少的船只和雇用更少的水手吗？难道我们不希望转运次数更少、仓储费用更低吗？或者难道代表们就不用支付这些费用了吗？难道这些费用对贸易商的利润就没有影响吗？难道你们的代表和政府官员会毫无所求地去敖德萨吗？他们不辞劳苦地出差工作是出于兄弟般的友爱吗？难道他们就不需要生活，他们的时间就不值钱吗？你认为，这些成本加起来的数字不会达到商人准备赚到的2%或3%这样的利润率的上千倍吗？ 然后，想想筹集如此多税收和分配这么多食物有多么困难吧，想想这样的事业必定会带来的不公正和残酷吧，想想政府是否承受得了压在它身上的巨大责任吧。 社会学者制造了这些愚蠢的东西。在悲惨的日子里，他们把这些东西灌输到群众的头脑里，大大方方地授予自己“进步人士”这一称号。这种语言暴政般的风气是贻害无穷的，它为其语言表达及其蕴含的观点赋予了正当性。进步！这意味着这些优秀的人比普通人更有远见，他们唯一的错误就是太超前于他们的时代。如果现在那些被称为寄生的自由服务还没有被废除，公众就要承担责任，因为他们的观念还没有跟上这些社会学者啊。对我来说，不管是出于情感还是理智，我认为事实恰恰相反，我不知道人们要回到哪个野蛮时代才能达到目前他们在这方面的理解水平。 现代宗派主义者（sectarians）对当前这种自由的社会形态不遗余力地表示反对。他们没有意识到，只有在一个自由的政体下，社会才是一个真正的合作团体，这远比由他们那丰富想象力创造的所有形式的合作团体要好得多。 让我们来举个例子说明吧。 为了使一个人从床上爬起来时就能够有衣服可穿，人们必须在一块被圈起来的土地上除草、排水、犁地，并种下某一种特定类型的植物。人们必须让羊群在这块土地上吃草，才能得到羊毛。这些羊毛又必须在经过纺织、染色后才能被制成布料，这些布料则必须经过裁剪、缝制才能被制成衣服。这一系列的生产过程还需要其他许多人参与进来，因为它还涉及农机、羊圈、工厂、煤炭、机器、车辆等的运用。 如果社会不是一个真正的合作团体，那么想要一套衣服的人便会沦落到一个人完成所有工作的地步。也就是说，他必须亲自完成这个生产过程的许多任务，从第一次挥动镐铲挖地开始，到完成服装缝制的最后一针，这个生产过程才算结束。 然而，由于人类特有的交际能力，这些工作被分配给了数以万计的工人。为了共同的利益，人类对这些工作的划分也越来越精细，精细到其中的每一个特定任务都可以随着消费需求的增长成为一个全新的行业。然后，每个人都因对整个生产活动做出了贡献而获得相应的收入。如果这还不是合作的话，那么我真不知道要把它叫作什么。 请注意，没有一个工人能够从虚无中获得哪怕是最微小的实实在在的东西，他们只是在为彼此提供相互需要的服务，他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相互帮助，所有人都可以被看作彼此的中间商。举个例子，如果在某个过程中，运输变得相当重要，以至从事这项工作的人是最重要的，然后是纺纱工人，接着是织布工人，那么为什么要认为第一类人比其他两类人更像寄生虫呢？难道运输不是必要的吗？做运输服务的人难道就没有耗费时间并解决麻烦吗？他们没有与合作者共同承担时间成本和共同解决麻烦吗？是合作者干得比他们多，还是仅仅因为合作者能干别的工作呢？他们的工资，也就是他们在生产过程中所做的贡献，不都平等地受到自由谈判价格的法则约束吗？难道劳动分工这样的安排不是基于完全自由和为了共同利益做出的吗？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社会学者来破坏我们自主的安排，停止劳动分工，用单打独斗来代替携手共进，从而使文明倒退呢？ 我在上文描述的合作难道就不是合作吗？在这样的情况下，每个人都能自由地选择合作或不合作，可以在合作中选择自己的位置，对自己的判断与承诺负责，并且正是自身的利益刺激了他勇往直前，并成为他获得成功的保障。为了使合作能真正名副其实，难道就有必要让一个想要成为改革家的人来把他的准则和意志强加给我们，让所有人都围着他打转吗？那么，这还叫“合作”吗？ 我们越是研究这些进步学派，就越是坚信，他们的思想归根结底是建立在愚昧无知的基础上的，他们宣称自己是绝对正确的，并以这种绝对正确的名义要求获得绝对的统治权。 请读者原谅我有些文不对题了。但是，当圣西门主义者（Saint-Simonians）、法朗吉信奉者（phalansterians）和伊卡利亚崇拜者（icarians）对中间商的指控从他们的书本走向实践，以及这些指控开始侵占新闻行业和公共平台，因而对工作自由和交换自由造成严重威胁时，这些离题话也许还是有些用处的。 [1] 敖德萨，乌克兰共和国第二大城市，敖德萨州首府。在巴斯夏那个时代，敖德萨就发展成了一个在欧洲具有重要意义的贸易、工业和科技中心。——译者注 [book_title]7 贸易管制 贸易保护先生（这个名字可不是我起的，而是迪潘先生……）把他的时间和资本用于将土地上的矿石变成铁。由于大自然对比利时人更慷慨，因而比利时人向法国人提供的铁比贸易保护先生提供的更便宜，这意味着所有法国人或法国自己只需要更少的劳动便能从老实可靠的佛拉芒人（Flemings）那里获得一定数量的铁。在自身利益的驱使下，他们不可能让自己错过这等好事。每天你都可以看到大量的制钉工、铁匠、修车工、技工、蹄铁匠和犁匠要么自己跑到比利时，要么通过中间商获得来自比利时的铁。贸易保护先生为了这件事不禁火冒三丈。 一开始，他想自己赤手空拳来阻止这种陋习。他能做的事也莫过于此了，毕竟只有他一个人受到这种陋习的伤害。“我要带上我的长枪，”他对自己说，“我要在我的腰带上插上四把手枪，我要在弹夹中塞满子弹，我要在枪上装上刺刀，就这样全副武装跑到边境线上。在那里，我要杀死第一个来和他们做生意而不是和我做生意的铁匠、制钉工、蹄铁匠、技工或锁匠，让他长点教训。” 当他要出发的时候，贸易保护先生又冒出了另一种想法，这种想法稍稍缓和了他的焦躁之心。他自言自语地说：“首先，那些跑去购买铁的人，我的同胞，我的敌人，也有可能大肆反击，他们不会让自己送命，而会先杀了我。其次，即使我召集我所有的仆人，我们也不能守卫所有的边界哨所。最后，这个行动会让我付出巨大的代价，而这个代价远远超过我能从中得到的好处。” 贸易保护先生卸下装备，想到要让他们这么为所欲为，不禁仰天长叹。就在此时，他脑子里又闪现出一个好主意。 他记得巴黎有一家举世瞩目的法律工厂。“什么是法律？”他问自己，“这是一种一旦颁布，所有人就得遵守的措施，不管这种措施是好还是坏。为了确保上述法律的执行，国家建立了公共部队，并拨出人员和资金来维持该部队的运转。” “因此，我得成功地让那家法律工厂颁布一条很小的法律，上面写着‘禁止比利时铁’这样的话，我就能看到以下结果：那些我想派往边境的为数不多的仆人，不用再背井离乡了，替换他们的人是由政府派遣的两万人，他们正是那些冥顽不灵的铁匠、锁匠、制钉工、蹄铁匠、工匠、技工和犁匠等类似的人。然后，为了使这两万名海关官员保持身心健康，政府将把从这些铁匠、制钉工、工匠和犁匠那里得来的2 500万法郎分发出去。没有比这更保险的策略了，而我也什么都不用做。我不必成为商人们的眼中钉，我可以随意定价出售铁。看到我们伟大的国家被如此毫无脸面地愚弄，我感到无比快乐。虽然这个国家不断宣称自己是欧洲所有进步事物的先驱和推动者，但这件事对这个国家来说简直就是当头棒喝。哈哈！这真是明智之举，我一定要试一试。” 因此，贸易保护先生去了那家法律工厂。也许，以后我会将他故事中的暗箱操作告诉你们，但现在我只想谈谈那些大家都看得很清楚的行为。在尊敬的议员先生面前，他提出了以下想法： 比利时的铁在法国的售价是100千克10法郎，这使我不得不以同样的价格卖我的铁。我更想以每100千克15法郎卖掉它，但因为这该死的比利时铁，我不能这样做。请制定一条法律：“比利时的铁不能再进入法国。”这样，我就能马上把价格提高5法郎，随之而来的便是： 我不是以10法郎卖给公众100千克铁，而是15法郎。这样，我会更快地富裕起来，我将扩大我的生意规模，将雇用更多的工人，我和我的员工将会花更多的钱为我们的不少供应商争取更多的利益。由于这些供应商将有更多的市场，它们将为各种其他生产商提供更多的订单。就这样，从一个经济部门到另一个经济部门，整个国家的生产活动会如雨后春笋般欣欣向荣。你们把这枚幸运的100苏硬币投入我的金库，就如同把一块石子扔进湖里，其水波会向外形成无数个同心圆，并扩散到这个国家的各个遥远之地。 立法者们被这番话弄得神魂颠倒，一得知这项法律可以很容易地增加一个国家的财富，便投票赞成管制。他们说：“一项法律就能够增加国家财富了啊，人们是不是都不需要工作了呢？是不是也不需要勤俭节约了呢？那么，这些让人受苦的方法是不是没什么用了？” 的确，这项法律产生了所有由贸易保护先生预测的后果。问题是，这也产生了另外一些后果。说句公道话，他的推理不是错误的，而是不全面的。他在为一种特权请愿时，曾指出那些看得见的影响，却隐藏了那些看不见的影响。他只介绍了两类人物，而那幅场景里还有第三类人。我们有责任指出这一无意识或可能是有预谋的疏忽。 是的，因为那项法律而落入贸易保护先生口袋的5法郎，对其本人和那些受他激励获得工作的人是一件好事。如果这项法律引起的结果是这5法郎来自月球，那么这些有益的影响不会被任何与其相反的不良影响抵消。不幸的是，这奇迹般的100苏硬币并不是从月亮上掉下来的，而是来自铁匠、制钉工、修车工、蹄铁匠、犁匠或建筑工人的口袋，简而言之就是来自雅克先生的口袋。现在，他虽然付了这笔钱，但不会比当初付10法郎时多得到一毫克铁。乍一看，你会觉得这个问题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很明显，贸易保护先生的利润被雅克先生的损失抵消了。但是，贸易保护先生利用5法郎所能做的一切鼓励国民生产的事，雅克先生也可以做到。石子之所以被投到湖里一个特定的地方，只是因为法律禁止它被投到另一个地方。 因此，看不见的抵消了看得见的。到目前为止，整个过程留下的是某种不公正的后果，而令人遗憾的是，这种不公正的后果是由法律造成的。 这还不是全部。我曾说，第三类人总是被遗弃在阴影里，我得把他们带出阴影，让大家看到还有5法郎的损失。这样，我们将看到整个过程的所有后果。 雅克先生拥有15法郎，这15法郎是他辛勤劳动的成果。我们假设他还处在自己可自由处置这15法郎的时期，那么他用这15法郎干了什么呢？他花10法郎买了一件时髦东西，然后用这件时髦东西换了（或者由某位中间商代他换取）100千克比利时矿。那么，雅克先生还有5法郎。他没有把这5法郎扔进河里，而是把它给了某个生产部门的商人，以换取他想要的某种东西（这是看不见的）。例如，他把5法郎给了一个书商，以换取一本波舒哀（Bossuet）[1]写的《通史》（Discourse on Universal History）。 因此，在增加国民生产方面，他这15法郎发挥了如下作用： 巴黎的时髦东西：10法郎。 图书：5法郎。 至于雅克先生自己，他这15法郎可以买到如下两件他喜欢的东西： 一是100千克铁。 二是一本书。 现在，那条禁令生效了。 那么，雅克先生的情况会怎样呢？国民生产又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当雅克先生把他那15法郎一分不剩地交给了贸易保护先生以换取100千克铁时，他所得到的经济上的满足仅限于这100千克铁。他失去了一本书或任何其他对等商品所能带来的好处，他损失了5法郎。对于这一点，我们不容置疑。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我们不能不同意，如果贸易限制政策提高了商品的价格，消费者就会失去这5法郎。 但是，你会说，国民生产中包含了这5法郎。 不，不是这样的。因为在那条禁令生效后，这笔钱（都是15法郎）所起到的作用和以前是一样的。 唯一的问题是，在禁令颁布以后，雅克先生的15法郎到了炼铁厂；而在禁令颁布以前，这15法郎是由时髦商品店和书店平分的。 从道德层面来看，人们可能会认为，贸易保护先生本人在边境上实施的暴力与他通过法律实施的暴力，是完全不同的。有些人认为，当掠夺变得合法时，掠夺里包含的所有不道德就会烟消云散。就我而言，我想不出比这更糟的情况。无论如何，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其经济后果是一样的。 不管你从什么角度来看这件事，只要你保持眼光敏锐，你就会发现，不管掠夺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它都不会带来任何好处。我们并不否认，贸易保护先生或他的企业（如果你愿意，那么你也可以将其称作国民生产）获得了5法郎的利润。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禁令造成的还有两种损失：一种是雅克先生的损失，他花了15法郎买以前用10法郎就能买到的东西；另一种是国民生产的损失，那损失的5法郎再也找不回了。做个选择题吧，我们所说的那种利润能够补偿哪种损失呢？你没有选择的那种就是净损失。 言外之意是：暴力并不促进生产，而是破坏生产。天啊！如果暴力可以促进生产，那么我们法国现在该有多么富裕啊！ [1] 波舒哀，历史学家，也是路易十四儿子的家庭教师。在政治上，他是一个顽固的法国天主教徒，反对新教，支持君权神授的思想。——译者注 [book_title]8 机器 该死的机器！它那日益增长的力量使数百万工人陷入贫困，使他们失去了工作，使他们没有了工资，使他们没有了食物。该死的机器！ 这是来自带有偏见的大众的呼声，这种呼声不断出现在各类报纸上。 但是，诅咒机器就是诅咒人类的智慧。 然而，令我大惊失色的是，对于这样的理论，竟然有人拍手叫好。 说到底，如果确有其事，那么按这种逻辑，这个世界会怎样呢？那就是，只有那些愚笨的人或者完全不思考的人才能从事各种活动，这些人可以拥有幸福安康的富裕生活，因为上帝没有赐予他们思考、观察、组合、发明或用最少手段获得最大成果的灾难性天赋。相反，对于那些在铁、火、风、电、磁力、化学和力学定律等大自然力量中为自己补充能量，并因而进行探索和发现新事物的国家来说，破衣烂衫、家徒四壁、穷困潦倒和食不果腹是它们不可避免的命运。因此，这正应了卢梭的那句话：“任何思考者都是堕落了的动物。” 这还不是全部。如果这一学说是正确的，那么因为所有的人都在思考和创造，所有的人自始至终（实际上是每时每刻）都在竭尽全力利用自然力量以小博大，以减少自己的劳动或他们所雇用的劳动，尽可能用最少的劳动获得最大程度的经济满足，所以这些人面临的不可避免的结果便是：他们虽然通过利用这些聪明才智取得了进步，却使自己饱受折磨，走向毁灭的深渊。 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用统计数字来证实，兰卡斯特（Lancaster）[1]的居民正在逃离这片机器之乡，到爱尔兰去找工作，因为在那里，机器还不为人所知。那么，历史就是这样的：文明时代被野蛮的黑暗笼罩，无知和野蛮时代散发着文明之光。 显然，在这一大堆矛盾中，有一些耀眼的东西警告我们：这个问题掩盖了那些可以解决该问题的要素，而这一点并没有被完全清楚地呈现出来。 这就是全部的秘密：看得见的东西背后藏着看不见的东西。我将竭力把那些看不见的东西公布于众。我的论证只能是对前面内容的重复，因为其所涉及的问题是相同的。 如果人们被强行阻止，那么他们自然倾向于寻求低价格。也就是说，如果商品带来的满足感是一样的，那么他们会倾向于选择那种节省他们劳动的东西，不管这些东西的低价格是来自一个熟练的外国生产者还是一个高效的机械制造商。在这两种情况下，人们对这一偏好理论的反驳是一样的。不管是熟练的外国生产者，还是高效的机械制造商，人们都一致认为他们可能会让劳动市场陷入瘫痪。实际上，这种偏好低价的自然倾向正是源于这样一个事实：人们并不是无所事事的，而是会寻求更多样的工作。 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存在着同样的实际障碍，即暴力。立法者既禁止外国竞争，也禁止机器竞争。因为除了剥夺人们的自由之外，还有什么办法能禁止人们的自然偏好呢？实际上，在许多国家，立法者只针对其中一种竞争立法限制，对于另一种则是抱怨几句。这说明，这些国家的立法者是前后矛盾的。 对此，我们不应感到惊讶。在犯错误的时候，人总是前后矛盾的，不能将错误贯彻到底，否则人早就灭绝了。我们过去从未看见也希望永远不要看见人们按照一个错误的原则走到最后。我在其他地方说过，前后矛盾是谬误的极限。我现在可以补充：前后矛盾也是谬误的证据。 让我们继续我们的论点吧，你们很快就能看到结果。 雅克先生有2法郎，这是他要支付给他两个雇工的钱。 然而，他仅仅通过设计一套带有绳索和砝码的滑轮装置就使工作量减少了一半。 因此，既然获得的工作成果都是一样的，他还节省了1法郎，于是他便解雇了一个工人。 他解雇了一个工人，这就是我们看得见的。 既然如此，人们便嚷嚷道：“看看！这就是文明后面跟随着贫穷的体现啊！这就是为什么对于平等来说，自由是致命的威胁。人的思想有了进步，工人就会立即堕入贫困的深渊。不然呢？雅克先生可能会继续雇用这两个工人，但现在却只付给他们每个人10苏，因为他们彼此将互相竞争，最后便只能答应用更低的工资继续保有这份工作。看吧，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我们必须改革社会。” 真是了不起！这个结论完美地契合了它的前提！ 幸运的是，前提和结论都是完全错误的，因为看得见的一半现象的背后，是看不见的另一半现象。 这看不见的另一半现象是被雅克先生节省的1法郎以及必然会随之发生的影响。 现在，由于雅克先生用他的发明完成了工作，而这只支付了1法郎工资，所以他还有1法郎。 因此，如果这个世界的某个地方有一个无事可做的工人想找工作，那么某个地方也会有一个资本家愿意用他的闲置法郎支付工资。这两个要素结合在一起就会使他们彼此的需求得到满足。 很明显，在工作的供给和需求之间，以及在工资的供给和需求之间，两者的关系一点也没有改变。 现在，这个新发明和那个获得了第一个法郎的工人就完成了以前两个工人所做的工作。 第二个工人则有另一个人用第二个法郎向他支付工资，这是一份新工作。 那么，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呢？现在全国范围内又增加了一份工作。换句话说，这种发明对人类来说就是一种免费的进步和免费的利润来源。 从我做出的上述论证中，有人可能会因此得出这样的结论：“正是那些资本家收获了机器带来的所有好处。辛苦工作的劳动阶层不但经历了突如其来的痛苦，而且从未从中受益，因为根据你上面论证的前提，机器取代了部分国民生产。的确如此，但机器既没有因此减少国民生产，也没有因此增加国民生产啊。” 在这篇短文里，我不会回答所有的反对意见。我写这篇短文的唯一目的是与人们普遍持有的偏见做斗争，这种偏见贻害无穷却流传甚广。我想证明的是，新机器不仅能使大量工人获得工作，自然而然也能使这些工人获得所需的工资。这些得到工资的工人生产了在发明之前不可能生产的东西。其最终的结果是，在投入的劳动力相等的情况下，人们的满意度提高了。 谁能从这种额外的经济满足感中获益呢？ 首先获益的是资本家、发明家和第一个成功使用机器的人，这是对他们的天资卓越和胆识超群的奖励。在这种情况下，正如我们刚才所看到的，他节省了生产成本。但是，不管他如何花费这些节省下来的钱（他总会把这些钱花掉），他所雇用的劳动人数与机器造成的下岗人数都是一样多的。 然而，竞争很快就迫使他降低销售价格，直到新的价格与他节省的成本相当。 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受益的不再仅仅是发明者，而是产品的购买者、消费者、普通大众，其中也包括工人。总之，受益的是全人类。 人们看不见的是，那些节省下来的成本转变成了为消费者服务的基金，而这些基金又会成为那些因为机器而失业的工人的工资。 好了，回到上面的例子上，雅克先生通过为工人支付2法郎制成一件产品。 现在，多亏了他的发明，他雇用工人只需要花费1法郎。 只要以同样的价格出售产品，他就会少雇用一个工人来制造这种特定的产品。这就是看得见的。然而，雅克先生用节省下来的法郎又多雇了一个工人。这是看不见的。 随着事情自然而然地发展，当雅克先生把产品价格降低1法郎时，他就不能再因那节省的钱获得任何利润。到那时，他将不再有法郎来满足国民生产的新需求。然而，这个时候，购买雅克先生产品的人取代了他的位置，而购买者就是人类。不管是谁少花1法郎购买这件产品，他省下的这1法郎都必然会转变成支付工资的基金。这也是看不见的。 基于这些事实，人们对机器问题提出了另一种看法。 有人说：机器降低了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产品价格的降低引起了消费的增加，这就需要生产的增加，最终在发明出现之后，需要雇用的工人数量又和之前一样，甚至更多。为了佐证这一点，他们提到了印刷业、纺织业、印刷机等。 但这个论点是不科学的。 如果这个论点是科学的，那么我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人们对某种特定产品的消费保持不变或基本不变，机器就会使雇主对劳动力的需求降低。但事实并非如此。 让我们假设在某个国家，所有人都戴帽子。在使用机器生产后，帽子的价格降低了一半，但结果是，人们买的帽子数量不可能是以前的两倍。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可以说部分国民生产已经停止了呢？根据现在那些时髦观点，答案是肯定的。但我不是这么认为的。因为在这个国家，虽然没有人会因此多买一顶帽子，但是用于工资支付的资金数量却依然不会有什么变化。虽然流向制帽业的资金将减少，但这些资金会重新出现在所有消费者的储蓄中。从此，这些资金将继续为那些因机器而失业的所有劳动者提供工资，并推动所有行业取得新发展。 事实就是如此。我见过某类报纸，它以前的售价是80法郎，现在是48法郎。这为订阅它的用户节省了32法郎。这32法郎是否会继续用于新闻事业呢？这是不确定的，至少不是必然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这32法郎如果不流向这个行业，就一定会流向其他行业。有些人会用这些钱买更多的杂志，有些人会用这些钱买更多美食，还有些人会用这些钱买更多衣服，也有些人会用这些钱买更好的家具。 在这种情况下，各行各业都是相互依存的。它们通过各种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方式构成了一个巨型网络，其中的每个点都保持着紧密联系。一个行业节约了成本，受益的是整个行业。其中，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完完全全地理解“永远不要以就业和工资为代价来节省开支”这句话的内涵。 [1] 兰卡斯特，位于英国西北部。——译者注 [book_title]9 信贷 古往今来，尤其是最近几年，人们都想通过普遍提供信贷来实现财富的普及。 我敢说，自从二月革命（February Revolution）以来，巴黎已经印制了一万多本包含这类内容的小册子来介绍这种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我并不觉得自己有任何夸大其词的成分。 唉，如果海市蜃楼真的存在，这种解决办法就是建立在纯粹的海市蜃楼之上的。 人们一开始是混淆货币和产品，紧接着是混淆纸币和现金。在这两种混淆形式中，他们声称自己找到了真相。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绝对有必要忘记货币、硬币、纸币和其他那些被人们用于交换产品的媒介工具，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看到产品本身，看到贷款的真正基础。 当一个犁匠借了50法郎去买犁的时候，他实际上并不是借了50法郎，而是借了犁。 当一个商人借2万法郎买房子时，他所欠的不是2万法郎，而是房子。 在这里，货币只是使几个当事人达成协议的东西。 假如皮埃尔（Pierre）不愿意借给纪尧姆（Guillaume）犁，雅克则愿意借给纪尧姆钱，那么纪尧姆会怎么做呢？于是，纪尧姆向雅克借了钱，然后用这些钱从皮埃尔那里买了犁。 但实际上，没有人是为了借钱而借钱。一个人借钱是为了得到产品。 现在，没有哪个国家的产品转手数量能超过可用产品的数量。 不管流通中的硬币和纸币的总数是多少，所有借方得到的犁、房子、工具、食品或原材料都不能超过所有贷方能提供的东西。 因此，我们应该牢牢记住，每存在一个借方都意味着有一个贷方，任何一笔借款都对应着一笔贷款。 话虽如此，信贷机构又有什么用呢？它们可以帮助借款人和贷款人找到对方并促成协议，但它们不能做的是立即使那些可用于借贷的东西的数量增加。 然而，如果要实现改革者的目标，那么增加那些东西的数量便是必要的，因为他们的目标无非就是把犁、房子、工具、食品和原材料送到所有需要它们的人手中。 那么，他们到底想怎么办呢？ 他们建议国家为贷款提供担保。 让我们更深入地探讨这个问题吧！因为其中有些东西是看得见的，有些东西是看不见的。我们要努力看见这些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东西。 让我们假设世界上只有一个犁，而有两个犁匠想得到它。 皮埃尔拥有法国唯一一个可用的犁。让（Jean）和雅克想借用一下。让的正直品格、丰厚财产和良好声誉是他借得犁的担保。人们相信他，他有信用。雅克则没有得到这种信任，或者别人对他的信任感更少一些。毫无疑问，皮埃尔会把他的犁借给让。 但现在，在社会学者的鼓舞下，国家介入了，并告诉皮埃尔：“把你的犁借给雅克吧，我会为犁提供担保物。我这个担保物比让的更有价值，因为他只能代表他自己。虽然我确实什么都没有，但是我管理着所有纳税人的财富。如果你需要的话，我会用他们的钱付给你本金和利息。” 因此，皮埃尔把他的犁借给了雅克。这是看得见的。 对此，社会学者鼓掌欢庆，他们说：“看看我们的计划是如何成功的吧。由于国家的干预，可怜的雅克有了犁。他不再被迫用锄头翻地，他现在正踏上财富之路。这是他的资产，也是整个国家的利益。” 不，先生们！这对国家没有好处，因为这里还有看不见的东西。这看不见的东西就是，犁之所以被分给了雅克，只是因为它没有被分给让。 人们看不见的是，如果雅克可以用犁而不需要用锄头翻地，让就不能用犁而得用锄头翻地。 其结果是，人们所期望的贷款增长只不过是贷款转移。 更重要的是，人们看不见的是，这种转移意味着两种严重不公：对让的不公，他通过自己的正直和行动获得了应得的信用，却眼睁睁看着自己一无所有；对纳税人的不公，他们承担着与他们无关的债务风险。 那么，政府可不可以给让和雅克提供一样的设施呢？但由于只有一个可用的犁，那就不可能把犁借给两个人。争论的焦点又转回来了：由于国家的干预，借出的东西将会多于可借的东西，因为犁在这里就代表了大量的可用资本。 的确，我已将整个过程简化到了最容易让人理解的形式，但当用同样的标准来测试最复杂的政府信贷机构时，你就会相信，它们能够制造的唯一结果正是转移信贷，而不是增加信贷。在某个国家的特定时间里，只存在一定数量的可用于投资的资本。通过给那些资不抵债的银行提供担保，国家很可能会增加借方数量，因此便会提高利率（总是对纳税人不利），但它做不到的是增加贷方数量和贷款总额。 然而，愿上帝保佑我，不要让人们断章取义。我虽然说法律不应该人为地偏袒借款，但并没有说它应该人为地阻碍借款。如果我们的抵押贷款体系或其他什么制度阻碍了信用的传播和应用，我们就应该把这些阻碍因素连根拔起，这是一件完美无缺的公正之事。但如果社会改革家们想自己名副其实，他们就该运用法律让改革与自由同行。 [book_title]10 阿尔及利亚 看吧！演讲台上站着四名激情澎湃的演讲者。他们一开始一起大喊，然后便轮流发言。他们说了些什么呢？毫无疑问，都是些特别美好的东西：繁荣昌盛的强大法国，法国美好的明天必须建立在今天的耕耘之上，我们这个巨大殖民地的辉煌未来，以及把我们的过剩人口送往遥远地方的好处，等等。这些洋溢着雄辩之术的演讲现场，总会伴随着下面的结语： 请投票支持拨款5 000万法郎（有的说要多一点，有的则说不要这么多）在阿尔及利亚（Algeria）建设港口和道路吧。这样，我们的移居者就能在那里定居。这样，我们就能在那里为他们建造房屋，为他们开辟土地。这样，法国工人就能得到救济，非洲的工作机会也会增加，而且马赛的贸易也能兴盛起来。这是一笔稳赚的生意啊。 如果在国家花费这5 000万法郎的时候，你只关注这些钱的去向，而不考虑这些钱来自哪里，如果你只考虑这些钱在离开征税员金库时所带来的好处，而不考虑这些钱在离开这些金库时所造成的危害，也不考虑这些钱在不进入这些金库时所带来的好处，那么这的确是一笔好生意。是的，仅仅考虑这一点的话，对大家都有好处。在巴巴里海岸（Barbary coast）建造的房子是看得见的，在巴巴里海岸挖的港口是看得见的，巴巴里海岸带来的就业是看得见的，在法国工作的工人越来越少是看得见的，一大批商品流向马赛也是看得见的。 但还有一件事是看不见的。看不见的是，国家花费的这5 000万法郎不能像过去那样由纳税人来花费了。在由实施公共支出所带来的一切好处中，我们必须扣除由阻止私人支出造成的所有损害，除非我们进一步认为，雅克先生拿着自己所赚的100 苏只会一事无成，于是这100苏就不得不被税务员拿走。这是一个荒谬的论断，因为他之所以不辞辛苦地赚这些钱，就是因为他希望把这些钱花出去而获得满足。他本可以在他的花园周围重建篱笆，但他再也不能这样做了，这是看不见的。他本想在他的小屋里再加一块地板，但他现在不能这样做了，这是看不见的。他本可以买更多的工具，但他现在也不能这样做了，这是看不见的。他本可以吃得更好，穿得更好，让儿子们受到更好的教育，为女儿们多添置一些嫁妆，但他也不能这样做了，这是看不见的。一方面，他本可以获得的各种各样的满足被夺走了，做那些事情所需要的东西也被摧毁了，他什么也干不了；另一方面，他本可以为工人、木匠、铁匠、裁缝或乡村教师提供工作，但他现在也只是白日做梦罢了。所有这些都是看不见的。 人们对阿尔及利亚未来的繁荣翘首以盼，这无可厚非。但人们也应该考虑萧条，因为与此同时，法国将不可避免地陷入萧条。在我面前的是马赛的繁华贸易，但如果这是在征税的基础上实现的，那么我总是能看到，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有相同数量的贸易已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有人说：“每一位被派往巴巴里海岸的居民，都减轻了留在法国的居民的生活压力。”我的回答是：“如果你把这个居民送到阿尔及利亚，那么他在那里的生活成本是原先法国的两三倍啊，难道你也要把相应的资本运过去吗？这怎么可能呢？” 我唯一的目的是让读者明白，在任何公共支出中，其表面的好处背后都有难以察觉的坏处。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想让他养成看到并考虑这两个方面的习惯。 当有人提出一项公共支出提案时，人们必须仔细审视它的优点，必须把由此对生产产生的刺激放在一边，因为这种刺激是一种幻觉。对于公共支出在这方面产生的作用，私人支出也可以做到。因此，所谓的生产利益总是无关紧要的。 对向阿尔及利亚提供的公共支出那本来就有的优点表示赞赏，并不属于本文的讨论范畴。 然而，我还是忍不住提出一般的看法。对于利用税收来实行集体支出计划，我的推论总是表示反对的。为什么呢？我的理由是： 首先，这会使正义受损。既然雅克先生辛辛苦苦地赚了100苏，心里还想着要做点什么来满足自己，但税务机关却把这100苏从雅克先生那里拿走交给别人，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一种不幸。当然，税务机关或让税务机关这么做的人总能对此给出一些不错的理由。看吧，国家就给出了这样一个可憎的理由，这个理由是：“有了这100苏，我就可以让工人们有活可干了。”为此，只要雅克先生心明眼亮，他就会斩钉截铁地回答：“天哪！我就是要用这100苏让他们给我干活啊！” 除了这个理由，国家还提出了其他一些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理由，这些理由极度地简化了税务机关和可怜的雅克先生之间的争论。如果国家对他说“我要从你这里拿走100苏，然后把这100苏交给宪兵，他会救你脱离危险，还会修筑一条你每天都要穿越的道路；或者把这100苏交给地方官员，他会保障你的财产和自由；或者交给士兵，他会为我们驻守边疆”，那么，要是我的估计没错的话，雅克先生可能会无言以对。但如果国家这样告诉他“我要拿走你的100苏，但如果你耕种得好，或者让你儿子去学习你不想教他的东西，或者让某位内阁大臣餐桌上的100道菜能再增加一道，我就奖给你1苏；我要用这100苏在阿尔及利亚建造一个小屋，只要从你这里多拿100苏，就能多供养一个今后在那里生活的移居者，甚至还能供养守护这一居民的士兵，以及带领这一士兵的将军；等等”，那么这时，我觉得可怜的雅克先生恐怕会哭喊着说：“这是什么法律制度啊，这未免和邦迪森林（Forest of Bondy）里盛行的强盗法则太相似了吧！”如果国家预见到这种反对意见，那么它会怎么做呢？它会把所有东西都混在一起，提出一些无关紧要的惹人生厌的论点。它会谈到这几百苏对生产的影响，会提及这5法郎保障了部长的厨师和供应商，以及移民、士兵和将军的生活。总而言之，它向我们展示了那些看得见的东西。只要雅克先生还没有学会考虑那些看不见的东西，他就会上当受骗。因此，我就这么一而再再而三地通过不断地重复来教他这样思考。 由于公共支出只是转移了生产，没有增加生产，所以我上面那第二个严谨的推论便对此做出了批驳。转移生产不仅仅是转移劳动力，也破坏了支配全国人口分布的自然法则。当国家把5 000万法郎留给纳税人时，由于纳税人无处不在，所以这笔钱就可以为法国4万个社区带来就业。这些钱就像把全国各地联系在一起的纽带，它渗入了每一个工人的生活中，渗入了每一种可以想象得到的生产形式中。如果国家把这5 000万法郎拿出来，将其集中用于一个特定目的，那么这确实会吸引大量的流离失所者、背井离乡者和居无定所的流动人士。但我也敢说，一旦这些资金用完，危险便会产生。但现在还是让我们回归主题吧，事情是这样的：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狂热计划使一切生产活动都发生在某一特定的地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确实让人眼前一亮，这就是看得见的。人们为这一目了然的壮观和简单而惊叹，为其延续和扩张而欢呼。可人们看不见的则是：在法国其他地方，那些被闲置的同样数量的生产活动却可能是更符合实际的活动。 [book_title]11 节俭与奢侈 看得见的东西使看不见的东西黯然失色，这不仅仅发生在公共支出方面，而且由于那一半笼罩在阴影里的经济体系被人们忽视了，这种现象也为人们树立了一种错误的道德准则。它导致各国认为它们的道德利益和物质利益是彼此对立的。还有比这更令人沮丧和悲伤的事情吗？让我们看看吧。 一家之主无不认为，他们的职责是教育孩子遵守秩序，使家里井然有序，让孩子养成料理有道、勤俭节约和适度消费的生活习惯。 普天之下，所有的宗教无不反对炫耀和奢侈，这些都很好。但另一方面，下面这些格言却也在大众口中广为流传： 囤积居奇吸光了人民的血液。 奢侈的大人物造就了生活富足的小人物。 挥霍无度的人自毁了前程，却造就了国家的富裕。 穷人的粮食在富人的奢侈中生根发芽。 在这一点上，道德观念和社会观念之间当然存在着绝不相容的矛盾。多少杰出人物在注意到这场斗争后，竟然可以表现得如此云淡风轻！对此，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因为在我看来，察觉到人类有这两种相反的倾向是一件令人悲痛欲绝的事。天哪！让人类堕落的正是这两种极端情况啊！如果节俭，人类就会陷入贫困；如果挥霍无度，人类就会陷入道德沦丧的深渊。 幸运的是，这些广为流行的格言显示出的对节俭和奢侈的理解是错误的，因为这些格言只考虑了那看得见的直接后果，而没有考虑那看不见的后续影响。让我们设法纠正对这个问题的狭隘看法吧。 一个叫蒙多（Mondor）的人和他的兄弟阿里斯特（Ariste）继承了父亲的遗产，每人每年有5万法郎。蒙多从事的是当下流行的“慈善事业”。他被公认为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暴发户。他每年买几次新家具，每个月买一个新衣柜。他竭尽所能想出各种花钱方法以最快的速度挥霍遗产，闹得满城风雨。简而言之，即使是巴尔扎克（Balzac）和大仲马（Alexandre Dumas）书中的骄奢主人公，在他面前也会黯然失色。 既然如此，你就应该听听围绕在他身边的赞美声：“给我们讲讲蒙多吧！蒙多万岁！他是工人的恩人，是人民的上帝。的确，他狂欢无度，他的马车每次在路上疾驰都会给行人溅一身烂泥。这对他自己和全人类的高贵品格确实有所损害。但这又有什么关系！虽然他自己没发挥多少用处，但是他的财富却造福于民啊。他使货币转起来了，他的院子里总是挤满了供应商，他们都会满载而归。这不正应了人们所说的‘既然金片是圆的，那它就会滚动’嘛。” 阿里斯特过着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虽然他算不上自私，但至少是个个人主义者，因为他靠自己的理智管理开支，只追求适度而合理的快乐，时刻考虑着孩子们的未来。用夸张一点的话说，他很节俭。 同样，你应该听听民众是怎么说他的！“这个卑鄙的富翁，这个放高利贷的坏蛋，他真是毫无用处！毫无疑问，他那简朴的生活方式确实多多少少令人印象深刻，甚至有些让人热泪盈眶。此外，他心地善良、温柔敦厚、慷慨大度，但他精打细算。他没有把所有的收入都花光。他的别墅并不总是富丽堂皇、熠熠生辉。装潢商、马车制造商、马匹经销商和糖果制造商，对他并没有什么感激之情。” 这些评估对道德准则来说是有害的，它们基于这样一个事实：一件事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即挥霍无度的兄弟在消费；而另一件事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即节俭的兄弟的支出与之相等，甚至更多。 然而，社会秩序的神圣缔造者将一切都组织得如此美妙。因此，政治经济学与道德跟世间的万事万物一样，非但没有冲突，反而是和谐一致的。这样一来，阿里斯特的智慧不仅比蒙多的愚蠢更高贵，而且更有利可图。 当我使用“有利可图”这个词时，我不仅仅是指它对阿里斯特本人甚至整个社会都是有利的，更是指它对当下的工人和生产活动也有好处。 为了证明这一点，你需要把你的理智之眼投射到你肉眼看不到的人类行动的隐藏后果上。 蒙多的挥霍所带来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每个人都能看到他那各式各样的豪华马车和天花板上那精美的绘画，以及名贵的地毯和富丽堂皇的别墅。每个人都知道他的纯种赛马。他在他那位于巴黎的别墅举办晚宴，路上的行人驻足围观，议论纷纷：“这是个好人，他并没有留下一丁点儿收入，反而可能在不断消耗自己的资本。”这就是看得见的。 从工人利益的角度来看，阿里斯特的收入发生什么变化是不容易被察觉的。然而，经过仔细考察，我们将会看到，他的所有收入（直至最后一个子儿）都会被用来雇用工人，这和蒙多的收入一样。其中只有一个区别：蒙多的大手大脚最终会让他的钱越来越少，最后则是一个子儿也不会剩下，而阿里斯特那理智的花钱方式会让他的收入逐年增加。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公共利益必然与道德殊途同归。 阿里斯特每年花2万法郎在自己和家人身上。如果这还不足以使他快乐，他就不配做一名智者。他不忍心看到穷人遭受苦难，觉得自己出于道德应该给他们一些救济，于是，他把1万法郎捐给了慈善机构。他有一些暂时处于困难时期的贸易商、制造商和农民朋友，他了解了他们的情况。为了向他们提供恰到好处的帮助，他谨小慎微，并在这方面花费了1万法郎。最后，他并没有忘记，他的女儿需要嫁妆，他的儿子需要一个有保障的未来。因此，他的责任心让自己定下了每年都要存下或投资1万法郎的目标。 下面就是他的收入使用情况： 1. 个人支出：2万法郎。 2. 慈善机构：1万法郎。 3. 帮助朋友：1万法郎。 4. 储蓄：1万法郎。 让我们把这些项目一一列举出来，我们就会发现，他的每一笔钱都用在了国民生产上。 1. 个人支出。对于工人和供应商来说，这些支出产生的影响与蒙多的支出产生的影响完全相同。这是不言而喻的，我们无须赘言。 2. 慈善机构。花在这方面的1万法郎也被用来刺激生产活动。人们会到面包店、肉店、服装店和家具店消费。然而，重点是，面包、肉和衣服不是直接给阿里斯特使用的，而是由那些获得其捐赠的人代替他使用的。这种一个消费者代替另一个消费者的简单模式，对一般生产没有任何影响。无论是阿里斯特花100 苏，还是一个穷人代替他花，所产生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3. 帮助朋友。阿里斯特借给或送给朋友1万法郎，这并没有让这些钱消失，否则这将与整件事情格格不入。他的朋友们会用这笔钱买东西或还债。首先，生产活动会受到刺激。有人敢说，蒙多花1万法郎买一匹纯种马，比阿里斯特或他的朋友花1万法郎买一匹纯种马，能得到更多的好处吗？或者，如果这笔钱是用来还债的，唯一的结果就是另外一个人（也就是那个收了1万法郎的债主）出现了。他一定会把这笔钱用在他的生意、工厂或经营上。他是阿里斯特和工人之间的中间商。花钱的人变了，但支出不变，对生产的刺激也不变。 4. 储蓄。还有1万法郎被存下来了。从鼓励艺术、工业、就业和劳动市场的角度来看，蒙多似乎比阿里斯特慷慨得多，虽然从道德的角度看，阿里斯特比蒙多要高尚一点。 在我看来，在神圣的自然法则中，总是会出现类似这样的矛盾，即身体上的不舒服总是让人痛苦至极。如果人类被迫在两个极端中做出选择，一端会损害自己的利益，另一端则会损害自己的道德，那么我们面临的将是对未来的绝望。幸运的是，事实并非如此。而且，为了看到阿里斯特重新获得他的经济优势和道德优势，你只需明白“储蓄就是消费”这个能带给人安慰的公理，它表面上看起来虽然充满了矛盾，但实际上却反映了坚不可摧的事实。 阿里斯特每年储蓄1万法郎的目的是什么？难道他是要在他花园的某个隐蔽处把这20万苏埋起来吗？肯定不是。他打算增加资本和收入。因此，他不是用这些钱来购买那些让自己得到暂时满足的东西，而是用这些钱来购买土地、房子、国家债券和工业股票，或者也会和市场交易员与银行家一起投资。如果这些钱都以各种方式花出去了，那么你将看到，在各个销售员或贷款人的办公室中，人们会得到各种各样的工作，就像阿里斯特以他的兄弟为榜样，用钱购买家具、珠宝和马匹一样。 重点是，阿里斯特之所以花1万法郎购买土地或债券，是因为他自己觉得没有必要把这些钱花在消费品上，这正是你批评他的原因。 但是，同样地，卖给他土地或债券的人肯定也会以某种方式花掉这1万法郎。 这意味着，无论如何，这笔钱都会被花出去，不管是由阿里斯特本人还是由那些代替他的人花这笔钱。 因此，从工薪阶层或刺激就业的角度来看，阿里斯特的行动与蒙多的行动只有一个区别。蒙多的支出是直接由他和他周围的人来承担的，这是看得见的；而阿里斯特的支出是通过中间商进行的，而且不在人们的视线范围内，这是看不见的。然而，事实上，对于任何了解因果关系的人来说，看不见的原因和看得见的原因都是显而易见的。能够证明这一点的是，在这两种情况下，货币都是流通的，而且留在聪明人保险箱里的钱并不会比挥霍无度者保险箱里的钱更多。 因此，认为节俭在当下对工业造成损害是错误的。从这个角度来看，节俭和奢侈是一样有益的。 但是，对于花钱产生的影响来说，如果你不是放眼当下那看得见的效益，而是极目远眺未来那看不见的好处，那么你会发现节俭要优越得多。 弹指一挥就是10年。蒙多的财富和声望都到哪里去了呢？所有这一切都已烟消云散，蒙多已声名不再。他非但不能每年在社会中花费5万法郎，反而可能成为社会的负担。无论如何，他的供应商已不能从他这里得到任何满足，他不再被认为是艺术和工业的推动者，不再给工人带来任何好处，就像他不再给他的家庭带来任何好处一样。 同样也是10年，阿里斯特不仅继续将他的全部收入注入社会，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能投入社会的收入也水涨船高。他增加了国家的资本，也就是说，增加了支付工资的资金。由于他对劳动力的需求基于这笔资金的规模，所以他会继续提高工薪阶层的报酬。等他去世的时候，他留给他孩子们的是让他们能继续为这项进步和文明事业奋斗的能力。 从道德的观点来看，节俭优于奢侈是显而易见的。令人欣慰的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也是正确的，至少对于那些不满足于现象的直接影响而能够追根究底并直达最终影响的人来说，确实如此。 [book_title]12 就业权和获利权 “兄弟们，拿点钱出来吧，让我干点活吧。”这就是就业权，是初级水平的社会主义，或者说是社会主义的第一阶段。 “兄弟们，拿点钱出来吧，让我赚点钱吧。”这就是获利权，是中级水平的社会主义，或者说是社会主义的第二阶段。 就业权和获利权都是由于那些看得见的影响而存活下来的，它们也会因为那些看不见的影响而死亡。 向社会征税可以产生就业和利润，这是看得见的。 如果把这笔钱交给纳税人，那么它将会产生同样的就业和利润，这是看不见的。 1848年，就业权在这段时间展现出双重面孔，这足以使它在公众舆论中颜面扫地。 一个面孔被称为国家工厂，另一个面孔就是45分税（the tax of Forty-five centimes）[1]。 每天都有数百万人从瑞弗里大道搬到国家工厂。这是有利的一面。 但也有不利的一面。为了从金库中拿出数百万法郎，首先必须要有这么多法郎被投入金库。这就是为什么就业权的组织者会求助于纳税人。 乡下的农民说：“我不得不交45分税。但我因此失去了一件衣服，我既不能为田地施肥，也不能修理房屋了。” 乡下的工人接着说：“既然我们的金主不能再添置衣服，裁缝的工作也就少了。由于他不能给土地施肥，工人的工作也减少了。由于他不能修理房屋，木匠和石匠的工作也减少了。” 然后，你发现自己不能从同一笔交易中获得两次利润，而且政府掏钱创造就业的代价就是，纳税人不能再自己创造就业了。这样，就业权就被终结了。这似乎既是一种难以置信的错觉，又是一种不公正。 然而，获利权只是对就业权的夸大，它仍然存在，而且大行其道。 保护主义者让社会扮演这样的角色，难道不觉得可耻吗？ 保护主义者是这么说的： 你得给我个工作，更重要的是，给我个赚钱的工作。我真傻，进入了一种会让我损失10%的行业。 如果你让我的同胞们给我捐20法郎，我的损失就会变成利润。看吧，获利是一种权利，你把这个权利给我吧。 人们听了这个诡辩家的话，为了使他感到满意，国家实行了征税；但人们没有注意到，某个产业遭受损失就等于整个社会遭受损失，因为其他行业不得不补偿这个行业，正如我所说的，这个社会应该承担它所承受的一切负担。 因此，在我谈过的许多问题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不了解政治经济学，就是让自己被某种现象的当前影响蒙蔽双眼；而了解政治经济学，就是要考虑所有的影响，包括当前的影响和未来的影响。 我本来还可以提出一大堆其他的问题来证明这一点。然而，对于这种无休止的单调的重复论证，我觉得可以适可而止了。最后，我将把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对历史的评论应用到政治经济学中，并以此作为结语： 历史上有两种结果：一种结果产生于当下，它立竿见影；另一种结果产生于更遥远的未来，它姗姗来迟。这两种结果往往是相互矛盾的，前者来自我们的直接感觉，后者则来自长期积累的智慧。幸运事件总是合乎人性的。人的后面总是站着上帝。你可以尽可能地否认这种至高智慧，对它所证明的一切充耳不闻，对它的展现方式表示怀疑，并将它错误地看成事物或理性的力量，普通人会把它称为天意，而你怎么称呼它都行。但是，当你完完全全地目睹了整件事情时，你会发现，如果这件事最初没有建立在道德和正义的基础上，那么这件事的结局总会与人们所期望的大相径庭。 ——夏多布里昂，《墓畔回忆录》（Memoirs from Beyond the Grave） [1] 1848年3月16日，“二月革命”刚刚结束，政府就出台了一项新的“临时”税法，对土地、动产、门窗和营业许可等直接提高了45%的税收。这通常被称为“45分税”。——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