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穿越扬子江峡谷 [book_author]立德乐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143959 [book_dec]《穿越扬子江峡谷》记录了阿奇博尔德·约翰·利特尔在十九世纪80年代，乘船由武汉到重庆的考察经历，具体内容有宜昌及其市郊、扬子江帆船、夔州、丰都与涪州、重庆初印象等等。书中不仅描写了沿路美丽的自然风光，还描写了清朝末期的人文情况。可以说，《穿越扬子江峡谷》是一本研究清代末期自然与社会的佳作。 [book_img]Z_10467.jpg [book_title]序章 中国政府——革命——贸易——税收——英国在四川的利益——进口与出口——所有省份的贸易比较 从东印度公司时代至今，我们与中国的交流史只不过是和一个民族旷日持久的角力记录，角力的核心是打开其国门并发展贸易。中华民族的历史可追溯至普林尼所谓“和野兽无差，与其他生物相遇便四散逃走”的时代。其人民与官员徒劳地挣扎着想抗拒外界的污染，这种固执的抗拒中有一些悲壮的意味，任何公正的旁观者都无法不真心地同情他们。官员依然贪赃枉法，不过虽然他们对人民算不上治理有方，倒也没有施以恶政。这里的财富被公平地分配，并没有出现欧洲的常见现象——令人难以忍受的贫困与极端的富裕产生鲜明的反差。税收微乎其微，人们对于秩序有一种天生且普遍的热爱，所以一个省里的地方政令背后仅有数百官员，而他们的一个省和欧洲的一个王国一样大。优秀的研究者们估算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每年的花费总额不超过四千万英镑，如果除以总人口数，那就是每人两先令。另外，他们的教育是普遍且自发的。 这样的局面要归因于人们对儒家伦理思想的广泛接受，而这又使人们难免对来自西方的种种改革满腹狐疑。就像中国人所说，西方国家在机械应用上有着显著的优势，但这些国家长久处于靠武力维持和平的状态中，这种状态造成了一种长久的张力，只有愈演愈烈的频繁战乱才能释放这种紧张，而且伴随着战乱而来的还有债务和贫困的重担。 中国每隔一长段时间也会发生革命，但和平还是帝国的正常状态。因此，自上一次王朝变迁（公元1644年）以来，除了本世纪与我们自己以及法国人的小规模战争外，中国人一直沐浴在连续不断的和平繁荣之中。甚至连可怕的太平天国起义（1848-1864）可能都是由传教士的过度活跃引起的。这种活跃导致起义领袖洪秀全改变了信仰，尽管他真诚皈依了中国版的基督教，但人们援引他的例子时通常认为他是误入歧途。他还模仿了犹太教领袖的行为，他的战斗标语是“收妖”“尽灭偶像崇拜者”。但我们这些必须在中国谋生的人，商人或传教士，并不是公正的旁观者，我们都有自己的信条需要灌输给那些不愿倾听的耳朵，我们都认为摒弃了我们的信条便无法得救。自由贸易如此，基督教也如此。双方都随意地使用武力，双方的宣传都指责对方妨碍了自己的成功之路。中国人信仰的儒学推崇理性与知行合一，因此他们本能地不信任这样一种教条：它在理论上很高尚，然而却无法得到实施。更不用说对他们而言，旧约和新约在文字翻译中展现出了令人费解的教义矛盾，而我们强迫中国人接受外国二道贩子到处散发宣扬它们，却对此既不评论，也不解释。商人公开宣扬一种更自私的信条，这种宣传同样不会立即呈现有益的效果。但我们既然致力于让中国人接受这一信条，就必然要延续这种必需的压力，因为我们期望不仅为我们自己的人民，也为中国人更进一步增加物质利益，即便是目前颇受限制的商贸，无疑也能提供这种利益。 考虑到这里庞大的人口——现在估计已超过四亿人，还有肥沃的土地、适宜的气候、取之不尽的矿产，最重要的是人民不知疲倦的勤勉，而目前的商贸来往所带来的利益还不及我们本应寻求的利益的九牛一毛。在英格兰人的外国客户里，中国人排在第十七位，恰好和斯堪的纳维亚人一样。我们向这个天朝大国的出口额不及向美国出口额的六分之一，后者的人口是六千万。它也只有我们向英属印度出口额的六分之一，并且不及向澳洲和其他殖民地出口额的十分之一。除了印度外的所有国家都以苛刻的关税为防护，其范围从30%至60%不等，至于中国，根据条约，我们的出口商品只需负担微不足道的5%关税。香港也是周边许多国家的补给站，如果将它包括在内，那么我们向中国输入的贸易总额将达九百万英镑，相当于向人口稀少的南美大陆出口总额的二分之一。中国道路的破损状况、采矿业的滞后、内陆税收站点令人烦恼的复杂性都是巨大的弊端，它们妨碍了我们与中国的贸易，使其水平无法与其资源、文明以及人口数量相匹配。 这些障碍如下。首先就是交通的困难。扬子江至汉口的河道（仅600英里）被强制开放蒸汽机船后，上海的贸易额迅速翻了两番。之后，因为云南马嘉里事件，政府勉强做出退让，又开放了400英里河道，一直延伸至坐落于第一处险滩脚下的宜昌。但宜昌对我们来说只是一座贫穷的山城，唯有作为富裕省份四川的中转港口，它才有了那么一点有限的重要性。四川省位于众多险滩之上的遥远西部，为了抵达那里，本土商人必须乘坐脆弱的本地船只，通过急流的严酷考验，以及一连串关卡带来的更严酷的考验。他们不得不经受彻头彻尾的盘查——尤其是在夔关，而这种盘查对货物造成的延误和损坏给贸易带来了伤害，这种伤害更甚于实际税收带来的损失。为了避开这种妨害，我们在使宜昌于1877年开放的条约中插入了一条限定条款，期望通过它来开放商业枢纽重庆，这将是又一次400英里的进步。用后来当地一位常驻领事的话说，四川的商业大都会如果都能成为通商口岸，中国西部将诞生另一个上海，这同时会使大西部富裕起来，而重庆是这其中的关键。但中国人在这一步上无法下定决心。另外，我们允许他们在自由港香港为鸦片贸易设立一处海关，自此完全承担了烟台条约中超出我方义务的责任。但是，我们却竟然还未从他们那里得到上游试航蒸汽机船的许可。这困难取决于地方官员，这种改变威胁到了他们的利益。但是一个强硬的大使只需要向北京的中央政府施加足够的压力，让他们屈服，并随后向地方政府诉诸“不可抗力”因素，后者自然会像那众多先例一般，愠怒但迅速地默许改变。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以帆船船夫将会失业为理由延期。虽然这个理由本身出发点是好的，但其他向蒸汽机船开放的港口已经以它们的经验反对了这种说法。在那些港口中，交通所刺激的衍生贸易渠道是如此繁荣，受雇于运输交易的本地人比以前更多了。 然而，要实现如蒸汽交通这样彻底的变革，同时促进所有阶层——包括那些既得利益受到威胁的阶层——共同繁荣。我们应该期望人们能获得许可，可以自由地利用那些几乎未开采的矿产。从官方的角度看，正是采矿企业有意地阻挠，才造成了我刚刚列举过的，妨害贸易发展的三大障碍中的第二个。李希霍芬指出，宜昌边上就是世界上矿产最丰富的煤田之一，因此，所谓的蒸汽机船在深入内陆1000英里的宜昌要烧进口的日本煤才能驱动——这种说法完全就是谣言。四川红色盆地下方广袤的石炭纪沉积层，以及扬子江与其支流峡谷中的露头矿层，全都吸引着该区域的所有旅行者，然而它们仍是一本未解封的书。如果这些矿产能被允许以西方器械开采，这些煤、铁、贵金属和石油能被正确地开发，那么此地不仅仅能发展出可观的贸易——那些帆船和蒸汽机船加在一起也难以完成全部运输。而且，即便帆船被完全取代，失业的数千纤夫也将不足以满足劳力缺口的十分之一。他们如今艰苦又危险的劳动所获得的那一点点可悲的报酬，将被充足的薪水取代，这些薪水能让他们过上相当舒适的生活。 中国政府一贯都不相信所有由私人发起的企业。中国有一家蒸汽机船公司，名为“中国商业蒸汽航运公司”，还有一家煤矿公司，都在天津北边的开平市。这两家公司的运营规模都很大并且很成功，但它们都是由政府主办的，尽管他们都雇用了众多欧洲助理，管理者是清廷高官。两家公司的资金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从商人阶级中征补而来，这些非官方的股东苦涩地抱怨账目不对，抱怨分发到手的红利又少又随意。这两家重要企业的官方管理造成了股东极其强烈的不信任，以至于政府最近号召大家为天津到大沽的铁路筹集资金时，商人阶级到目前为止还完全没有响应。而且现在看来，如果没有西方各大竞争财团代理人一直以来大方提供的外国资金，官方很可能将无法实现建造铁路的计划。 无论如何，中国高官敌视国内所有不是他们自己创办并管理的商贸企业。这是个事实，并且是必须要考虑的因素。如果他们最终没能成功地建成铁路，以自己的系统运营矿产，并雇佣一些外国员工担任下属岗位，那么外国企业在中国的占比将大幅度减小。近年稳步加深的集权化进程，将导致清朝政府发生结构上的改变，其结果难以预见。如果没有烦人的起义干扰社会，那么人民的富裕必然会像这个国家的资源潜力一样缓慢提升，而他们的消费能力也会因此而发展。外国海关回复的一些数据表明了目前的消费状况，从中可以看出我们向中国的出口总额是如何的稳定不变，尤其现在欧洲货物出口至中国西部的数量是多么微不足道。 以下表格显示了整个中国的国外贸易年值，而大清皇家海关1886年据此所收的税额总计为1500万关银（鉴于1两5先令，即375万英镑）。这还不包括内地税额，后者可能也有这么多。 以下对比表格显示了1886年上海的外国货物进口价值，以及由上海输入宜昌以运进中国大西部的货物价值比例，已换算为英镑： 后一张表格显示出口量比进口量多出40%以上。1877年宜昌确立了外国检查制度，自那时以来，统计数据的收集工作就已经开始，而这种出口顺差的状态一直是贸易的显著特征，在某些年份，顺差甚至是进口额的两倍。遗憾的是，这些由大清皇家海关印刷的数据并不完美（实际上所有的统计数据都如此），因此它可能产生误导，因为它们没有包含从常关 [1] 通过的货物，后者包括了抵达口岸，并由本土帆船派送的所有货物。住在宜昌时，我努力想要从本地海关官员那里得到这些遗失的数据，但是徒劳无功。我的努力仅得到了这样的结论：就像在中国的任何其他政府企业中一样，准确性是人们最后才会去关注的东西。实际上，从最底层到最高层的贪污数字是如此庞大，以至于每一个相关者都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隐瞒一切事实。 上述数据并没有呈现中国西部盐的出口量，盐井出产的盐是四川的主要出口货物，其交易量每年可达数千吨，进一步加大了上述的进出口差额。我可以合理地推测，在贸易的长期自我平衡中，差额还受到了原棉及手织棉布的影响。在11月棉花丰收结束后，满载这些货物的帆船日复一日从汉口启航，直接驶向重庆（四川的商业中心），从而躲开了洋关的所有注意。 中国西部经济有一个特征：这个国家不适宜棉花栽种。一旦所有如今妨碍流通的不利因素有所减轻，将大有可能为英格兰制造业带来利润。今后，除了所有阶层都大量穿着的丝绸外，这些广阔地区的所有衣着都必须依靠进口。云南由缅甸稀少的供应量支持，贵州依靠两广，四川则依靠江苏（上海）。由中国人打包的原棉是一种体积极其庞大的货物，但是它很轻，易于操作，而且，它在急流中的总体损失要少于沉重的货物。很难确定这些棉花的进口数据高达多少，但是只要于冬季在扬子江上游旅行，你就会为那在连续险滩中挣扎向上的、无穷无尽的运棉船队所震撼。 海关数据中准确地呈现了宜昌以西所消费的外国布料比例及其与上海进口总额的对比。以下表格来自柏百福先生最近的数据估计，其中提供了相对人口数量，添于此处以示对比。（柏百福先生是俄国驻北京外交秘书，他的数据是以最近的省人口普查为依据的，我们认为其相当准确。） 上海所供应的省份： 1．东部与中部人口： 吉林 17937000 山东 36546000 山西 10791000 陕西 8432000 甘肃 5411000 河南 22117000 湖北 33600000 湖南 21005000 江西 24541000 安徽 20597000 浙江 11685000 江苏 21260000 ————————　233922000 2．西部人口： 四川 71074000 云南 11721000 贵州 7669000 ————————　90464000 其余地区人口（香港供应省份）： 广东 29740000 广西 5121000 福建 25800000 ————————　60661000 18个省的总人口数量：————————　385047000 这些数据也许近于准确，它们显示，30%的人口只吸收了布匹总进口量的9%，而他们同时也是最需要外国布匹、并且最富有的人口。 我们现在要说到贸易实际增长中的第三大阻碍，即内陆税关的复杂性。 至上海上游1000英里处的宜昌，即扬子江上开放的海拔最高的通商口岸，货物只需缴纳一次进口税，再无其他费用。然而，由此再往上至四川省的贸易大枢纽重庆，短短400英里的水路，却必须通过十几个大大小小的税关。 没错，过境签行系统只收取一项附加费用，其总数为进口税的一半，此后便没有其他税收，但是你必须忍受帆船被反复截停，而货物被来回检查（给检查官塞足赏钱，就能使检查力度有所减轻）。四川省的所有主要市镇中都有本地摄影师，他们急需一件物品，即“干片 [2] ”，但这种物品频频因过多的检查而损毁，因此它们现在全都靠重金走私。在抵达重庆的过程中，过境签行的货物在转运至周边乡村不同地点之前，往往会被处以无上限的罚金。将重庆打造成通商口岸将使我们达成一个宏伟的目标：我们将有权力在此卸下外国货物，但只需缴纳一次进口税，也就是再多交一次总计为进口税一半的费用，便能将它们发送至中国西部各地，直达西藏边境线。只要欧洲人在此确立过境规章，上述情况便可能实现，同时也可以在相对有利的条件下输出取之不尽的地区产品，以进一步提升人们的购买力。 总之，在上述摘要中，我尽力表明了一种情况，即我们在中国的贸易，尤其是在西部的贸易，还未达到正当条件下应该达到的十分之一。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I）西部地区的规模；（II）这个国家庞大的自然资源；（III）工业人口很少。这种状况并非不可补救，它是以下人为障碍造成的： I．糟糕的交通状况。 II．不鼓励开办新的采矿企业及其他企业（这能为人们提供工作机会），而代之以改善原有企业。 III．内陆税关的复杂性。 这影响到了所有关心贸易改善及制造业繁荣的人，为自身利益，他们应尽全力减轻这些障碍。对于中国的贸易，不能像其西部城市那样任由其自然发展。无论看起来多么惹人怨恨，我们都必须承认：过去的进展源于压力，而这份压力必须继续保持。我们的商会应该启发并唤醒公众，劝说我们的外交部继续派遣他们最得力的大使来到这个国家。在这里，大使的个人魅力在贸易事务中的影响力远远大于在欧洲或美国。 事实表明，中国人自我改善的意愿太弱了。例如我们在上海的租借地就在中国的城墙下，拥有极好的欧洲供水系统。中国官员自己就住在大清最肮脏污秽的城市里，却无视本地居民的迫切需要，仍然完全不同意供水公司再三的请愿——后者希望能将自己的服务扩大至租界之外。另外，由于希望能在“烟台条约”相关事宜上守住坚定的立场，我们执行了自己这一方的职责，却允许中国人无限期地延迟履行其相关义务。条约自1877年开始实行（9年后它才被认可，哪怕其大多数条款在许久前就已生效），但是，迄今为止中方仍然在坚决拒绝我们再三的申请——申请许可一艘蒸汽机船实验性地航行至扬子江上游。中国官员可以被催促，也应该被催促，以履行其促进贸易的职责。但这种催促需要一种旺盛的精力，使人在面对不断拖延造成令人沮丧的影响时还能坚持不懈。在拖延的艺术上中国人是公认的“老手”，催促者必须不急躁也不停歇，或谓“不慌不辍”。 * * * [1] 常关：指清朝原设的税关。鸦片战争后，外国人在沿江口岸设置海关，专门查验外洋船舶和货物，并对其征收关税，这种海关被称为“洋关”或“新关”。清朝原本的税关则专门对中国帆船和货物进行查验和征税，这些国内关卡被称为“常关”或“旧关”。——译者注 [2] 干片为一种照相感光材料，其片基上常涂布卤化银照相乳剂以制成干的感光片，与湿的感光片不同，故称干片，或干版。——译者注 [book_title]第一章　扬子江河谷地貌 长度和落差——三角洲的发展——河道走向——峡谷和急流——没有道路——煤田——动植物——矿物资源 扬子江在中国人的概念里是一条“江”，也就是无与伦比的“河”“长江”或“很长的河”，它还经常被叫作“大江”或“大河”。它的长度几近3000英里，从西至东横贯整个国家，也许可以说，它把中华帝国划分成了两个大小几乎相等的部分——有8个省位于它的左岸，南岸的省份也有这么多，除了安徽省和江苏省，这两个省横跨了两岸。这迢迢河道有三分之二奔流于山地间一条绵延不断的峡谷中，而峡谷的任何一处都不比河床更宽。直到河道的下游，也就是剩下的三分之一处，峡谷变宽，河水流经一片冲积平原，大体上沿着峡谷南线流动。不过在湖北和江西省交界的石灰岩地域，也就是九江港北方，扬子江从山间横穿而过，冲出了自己的河道，流过英文地图上名为马鞍山和鸡头山的陡峭崖壁，最后重新出现在江阴的三角洲河段上，再往下110英里便抵达扬子江入海口。江流在宜昌峡谷离开山岭，此处离其入海口仅1000海里，再往下约50英里，上游的卵石和砂砾便让位给了松软的冲积河岸。尽管有雄伟的堤坝力图使河水留在河道内，但冲积河岸的轮廓线每个季节都在变化。这样的河岸始于商业枢纽沙市上游不远处，沙市坐落于湖北平原中部，在宜昌下游83英里处。顺便说说，沙市也是我们被禁止贸易的重要市镇之一，而我们的蒸汽机船在所谓开放口岸间航行时，常常要经过这里。沙市的贸易量至少是宜昌的十倍。我们发现，夏季洪期中，这里的河水比周边乡野高出10到15英尺，以6海里/小时的速度奔流。北岸的大堤一直延伸，直至接近汉口，但南岸的堤坝年久失修，在目之所及处都已向洪水敞开了怀抱。这就形成了一片广阔的内海，河水和洞庭湖的湖水混在一起，以至于无法分辨其疆界。由此处流往下游河床的水量相对来说便不值一提了。 对比重庆（四川）和徐家汇（上海附近的耶稣会观象台）三年里的同期气压数据，并从贝德禄先生的相关主题论文所列举的约4000项观察结果中选取数据，我们可以发现这两地的海拔只差630英尺，这个高度差几乎小到令人难以置信。现在，这河水往下流经大大小小的险滩——这些险滩阻碍着重庆与宜昌间全程400海里的河道——河流的平均速度不小于6海里/小时，同时，就这两地间的距离而言，每英里14英寸的落差实在算不上大。所以这400英里的落差总共是467英尺，而剩下的163英尺被留给了宜昌和海洋间的1000英里路程。河床的纯天然巨大落差位于前半程的上游河段。在川西与西藏的羊肠峡道内，奔涌的山间急流令船只无法通行，贝德禄先生估计此地的河床落差不会小于每英里6英尺。屏山位于目前帆船通航的最顶端，离海1700海里。从这个城市开始，下游的后半段河水相对来说较为平静。但正如布莱基斯顿船长所言，河水的平均速度仍然是尼罗河与亚马孙河的两倍，是恒河的三倍。 这位观察者还测量得出，在6月份，从宜昌每秒流经的水量为675800立方英尺；而据皇家海军舰艇“大黄蜂号”上的格皮博士所言，同期汉口的每秒流量接近100万立方英尺。水量的增长源于洞庭湖水与汉江的汇入，后者是宜昌与汉口两地间唯一的真正支流。我们可以注意一下，相比于这些数字，我们亲切的老泰晤士河在入海处的每秒流量大约是2300立方英尺。以格皮博士对汉口的每月观察数据为基础，用布莱基斯顿船长提供的6月份宜昌数据来计算，我们会发现宜昌河段全年的平均每秒流量为56万立方英尺，这说明这个城市的水量是伦敦泰晤士河的244倍，而它离海还有1000英里远。 在这两个城市间，不同河流每年各自携带的沉积物从200万立方英尺至50亿立方英尺不等，或者可以说是1比2500的比例。将扬子江流域算作50万平方英里，再按上述数据估算其沉积物，布莱基斯顿船长和格皮博士的数据都表明，整个集水盆地的陆相剥蚀率大约是每3000年一英尺。我们估计这些沉积物总量中有五分之四被用于增高河岸，并在夏季洪期里填补峡谷，而剩下的五分之一足以在太平洋中每年创造出一个一平方英里50英寻深的新岛屿。海岸线飞速地向海中扩张，这离奇的视觉证据呈现在上海每个老居民的眼前，因此并不令人意外。点缀着海岸的无数岩岛现在已经突显在河口泥泞的浅水中，在不久的将来，它们中任何一座的脚下都可能变成围堤中的稻田，恰恰就如上海以内屹立在田中的那些丘陵，后者也是经由相同的过程，在最近的历史时代中升起的。 在相当近的时代里，扬子江刚刚离开山脉，穿过一连串湖区，将它的江水倒进海洋，而湖水剩下的部分在冬季里仍然占领了大部分洼地，到了夏季里，洪水又将它们的表面积扩充到了原样——在我看来这是件毫无疑问的事。这些湖区中的第一个是在湖北境内形成的，每8到9年就会发生一次最强洪汛，它藐视那无数巨大的堤坝，将整个乡野淹没在几英尺水下。于是中国中部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内海，唯有一些树冠和屋顶仍然立在水中，让水面看上去不那么浩渺无际。每个夏天都会有差不多半英寸的沉积物沉淀下来，郊野的地面每年都如此升高，看到这一切时，我们不禁要惊叹于一个事实：必然有一个广阔的湖盆等待填满——四川江道侵蚀所带走的泥土让原本的高原降低了数百英尺，即便如此，这些泥土到现在也无法完全填满这个湖床。另一个惊人的事实是现在的地形是近期形成的。简言之：中国，作为政治上最古老的国家，在地质上却是最新的国家之一。这个事实尤其符合中国中部与北部的状况，直至最近，中华帝国的疆界还限制在这些区域。从地质学角度讲，再过一些年，这个湖盆以及其他湖盆将被完全填满，而被带走的所有沉积物还能促进海岸线的前进，这推进的过程如此迅速，以至于现在活着的人也许在余生里就能看到上海变成一个内陆城市，潮汐水面将无法再触及它。上述第一大湖区由河水被拦截而成，这些河水经过武穴地区的丘陵向海而去，由一条狭窄的河道奔腾着流入下一个盆地——安徽，极其类似于底特律河将密歇根湖的湖水全倾倒进安大略湖。 九江以北的平原、南京以西的谷地以及鄱阳湖水域是下一个湖盆：它靠海的那一侧也有一道横向山脉，河流在山中冲出了一条道路，这条狭窄蜿蜒、岩石遍布的河道以“大、小矶山”闻名。此处往下，我们再次来到以芜湖为中心的宽广平原，东部的出水口要穿过“天门山”。接着我们来到南京，它的南部如今扩展出一大片冲积平原，低洼处在一年中相当长的时期里都低于河面。在过去，这片平原显然和江南太湖相连，共同构成了扬子江的古河口，那个时候，江水在这里转向南方，流入杭州湾。现在，我们发现这些古代湖泊实际上已经被填满了，在如今占据湖泊位置的陆地上，我们这些人只来得及看到每年夏洪带来的最后润色。过去体积庞大的沉积物被禁锢在这些湖泊里，但还未形成三角洲。然而与此同时，堤岸正因此迅速抬高，我们没有理由指望洪水会很快完全消退，一眼看去，你会觉得以下这个结果是自然而然的：由于河床必然一边向海中延伸一边升高，因此河岸也需要不断地升高。 600年前，马可·波罗在他的《称作江的大河》中写道，“有些地方宽10英里，有些地方8英里，还有些地方6英里，而从一头航行到另一头要超过一百天的时间——它看上去真的更像一片海，而不是一条河。”如果马可在夏季洪汛期间造访了这条河——这是很可能的，这些陈述没有任何夸大的地方。出于好奇，我发现尤尔上校批评这段文章过于夸张，还为此给出了大概的解释，猜测说马可对于这条河流的表述是从精神上考量了“Dalai”一词，这个词的意思是海，蒙古人似乎用它来指称这条河。 由东至西，我们沿着一系列广阔的阶梯上升，中国话很到位地将它们形容为“门槛”。每一阶门槛上都流淌着著名的滩流之一——可敬的著名自然学家谭卫道神甫称这些滩流为“吓人的瀑布”。不过同时，还有少数一些曾沿河爬升的欧洲人认为，这些急流也照样会屈服于蒸汽动力。这些阶梯领着我们通过巨大的峡谷，穿过石灰岩山脉，这些石灰岩圈住了四川东部的边界，将其腹地与广阔的湖广平原（湖北）隔开——后者被称为“千湖之省”，紧邻宜昌下方开始就是平原的平坦区域。 如果我们摊开一张印支地图，就会立刻震惊于扬子江的特殊性，它和同源于西藏高原东部边缘的其他大河截然不同。扬子江、萨尔温江、湄公河与伊洛瓦底江四条河流都从这里出发，向海奔流。在开始时，四条河流都沿着平行的深涧从北向南流淌，但只有后三条河一直遵循着山脉的大体走向，坚持向南奔入印度洋和交趾支那海 [1] 。扬子江却与它们不同——藏民称其为布曲（蓝色的水），江水继续往下流经四川西部时，又被中国人称为“金沙江”，即“金色沙土之河”。它陪着那些不那么活跃的邻居一起向下穿行了近乎10个纬度，就在快要抵达云南大理府附近时，突然掉头向北，抛弃它的伙伴，冲出了自己的一条道路，横跨过横断山脉的屏障，这些山脉完全无法扭转它坚定往东海而去的流向。故此，扬子江河道的主要方向就是横跨那些较高的横截它的山脉，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发现，它由此直至出现在湖北平原上那一刻，中间的这段河道是一系列的之字形，包括了一连串彼此成直角的河段，一会儿向西南，一会儿向东北，一会儿又向西北，一会儿再往东南。在之前的那一段旅程中，它奔流在相对开阔的山谷中，和围护它的山脉的走向平行；而到了后一段，它沿着刀砍斧劈般的宏伟裂峡一路冲破这些山脉。后半段的峡谷多半是水平岩层，或仅有少许倾斜，看上去它们部分是岩石中的天然裂口，峡谷纯粹是由侵蚀作用生成，就如尼亚加拉大瀑布下方的地形一样。某些峡谷自然而然呈现了最令人震撼的景色，在这些地方，裂谷出现了直角程度的急转弯，这种情况只可能出现在水平岩层的垂直裂口中。这种剥蚀进行时的景象极其令人震撼，我得说，它们也为自己短期的地质形态给出了明确无误的证据。交错纵横的山体隔开了湖北和四川，从宜昌下方不远处开始，延伸至夔州城，从东至西约100英里。山峦的主体走向似乎都是火成岩，主要是片岩，由垂直岩层中的斑岩岩脉纵向贯穿。它们没有被穿透，但一直在被水流分解，其碎片如今堆成了巨人国般的石堆，填补了景色荒芜的河谷。这道河谷打断了宜昌和西陵峡那些宏伟的石灰岩峡谷的连续性，而在岩堆中奔流的危险河段被当地船夫称为“腰叉河”。腰叉河流域如今已是一片广阔的洼地，填满了低矮散乱的岩堆，众多险峻的石灰岩山岭以极其温和的倾角包围在它的两侧。这些石灰岩向东延伸至宜昌峡谷的谷口，往下落入构成山脉外沿边角的砂岩和粗糙砾岩中。宜昌城坐落在这砾岩之上，而砾岩又沉入砂岩之下，之后消失在从宜昌下方50英里外开始的冲积平原中。往“腰叉河”流域的西边去，我们再次横穿过石灰岩到了另一头，这些石灰岩在此与四川的红砂岩高原相遇，并消失在后者下方。然而，在进一步溯河而上时，我们又将遇到相同石灰岩构造的新横向山脉，这个省取之不竭的煤层就唾手可得地斜躺在山脉侧翼上。 越过夔州，我们进入了李希霍芬所言的红色盆地，河流在这里横穿过川东广袤的新石灰岩结构，其河谷从表面向下切入500英尺或更深。由于岩石的质地更加柔软，这里的湍流没有那么暴烈，不过我们还是常常要和一股凶猛的急流抗争。这样的状况一直延续至我们抵达扬子江于叙州的分汊口，一边是山地急流“金沙江”，它穿过无法通航的峡谷来到这里；另一边是“泯江”，尽管这股水流要小得多，但中国人似乎把它视为真正的“江”——也许是考虑到它更适合航行。无法航行的金沙江绕着金阳奔涌，沿河居住着罗罗语野蛮部落。我们沿着泯江的分支驾轻舟向上，来到独特的成都平原，这里是四川省的首府。这片高原是由重庆往上的新一层台阶，比重庆又高了600英尺。这片高原以其富饶和精巧的灌溉系统著称，它往西北和东南方向延伸，长90英里，宽40英里。从这里往上，西边的山脉（最近的高峰是庙宇遍布的著名圣山峨眉山）迅速升高至12000英尺以上，形成了西藏大高原的东部屏障。成都的这片冲积平原上如今流淌着一片水流清澈的水网，水底都是碎石。这里似乎曾经是一片湖泊，湖床渐渐被来自西部山脉的卵石和更粗糙的岩屑填满。第三纪时，这片巨大的内海可能曾占据川东崎岖的郊野，地表下方有它存在过的证据，煤层与其上方覆盖的砂岩在这湖中沉积下来，如今这些砂岩的表面已经固化了。在第三纪以后的时代里，陆地上升，前海床的表面必然被逐步暴露，经受剥蚀，现有的河道开始被雕刻出来。如果那时内海的东边有一道堤坝——这看起来是可能的，而这堤坝又没有破碎，那么后来水流也就不会顺着打开的峡谷向东海流去。连绵平行的砂岩山脉以宽阔的间隔由表及里横贯了这片砂岩平原，它们全都多少倾向于南北走向，并抬高至2000至3000英尺的海拔，形成了“横断山脉”，扬子江及其支流如今就在这山脉中冲出了一连串宏伟的峡谷。而插入其中的这片高原依然是原始的海拔高度，只在抵御这些“横断山脉”的侧翼隆起时倾斜了一点，从那时到现在，侵蚀作用将它磨成了一片奇异且崎岖的风景，让人想起萨克森瑞士 [2] 的别致景色，只不过这里的规模比后者更加宏大。大大小小的每一道河流都凿出了陡峭的沟涧，流于其中。于是陆地上的道路只能是狭窄的小径，并时不时就被一些上上下下的石阶打断，强健的夔州小马以惊人的平稳在石阶上飞奔上下。在河流上方的这些砂岩悬崖上，我们发现到处都有无数的方孔，那是原始土著居民住所的入口，现代本省居民都称前者为“蛮子”。煤田躺在这整个结构的下方，而在扬子江及其支流河谷贯穿横断山脉的地方，煤就被暴露到了表面。采煤主要用的是中国的原始采矿法，中国的主要燃料都出于此。上游的帆船全都有自己的砖砌烟囱，到了饭点，烟囱里就吐出烟煤的烟，使船只看上去完全就像是简版的蒸汽机船。 那些大峡谷的石灰岩山都被山涧从各个方向劈开。每一股小河都凿出了属于自己的峡谷，比起大河主干流里岩石嶙峋湍流飞溅的峡谷，其景色也许没那么壮观，但通常都更别致。在这些小溪涧中，除了河床没有其他的路可走，上面必然到处纵横着许多滑溜溜的垫脚石。这片土地灌溉良好，而石灰岩碎片提供了最有益的土壤，于是其植被极其繁盛。我们也许应该预见到了，这里有种类繁多的蕨类植物，除此之外，还有开花植物，它们绚烂无匹地覆盖在岩石上，其中有许多种类迄今都被人以为只在日本出现。当你在任何一个幽谷中散步时，最常见到的植物包括：山茶、玫瑰、燕草、路边菊（马兰）、秋海棠、向日葵、铃兰、紫葳、紫藤、薰衣草、栀子、忍冬、黄茉莉、红百合。最后一种和其他的花儿一样漂亮，不过还没有常用英文名。乡间花园里到处是石榴、枇杷、桃子、李子、橙子和其他果树。在悬崖上方更高的山坡上，我们发现了郁郁葱葱的胡桃和栗子树，还有有用的乌桕树。它们有着美丽的多彩叶片，开着芬芳浓郁的花朵，长得到处都是。后者是穆勒所称的Ex-calcaria Sebifera，在四川被叫作“桊子树”，在湖北被叫作“木子树”。 四川遍布着优良的林木，有一些树几乎围绕着每一个山村： “南木”（南方的树木） [3] ，一种红色硬木，被用于制作房屋的柱子，Persea namu oliv.,现指桢楠属。 “檀木”，出产一种致密的硬木，用于制作无处不在的榨油行业中的捣槌，可能是黄檀属的一种。（关于此处以及后述的植物学名，我要感谢宜昌的亨利博士，他是位不知疲倦的观察者。） “椆木”，一种有白色木材的栎树。 “枥木”，一种栎树，非常坚硬且有弹性，它的板材是一种很受欢迎的材料，用于制作在这些岩石丛生的河流中航行的船只。 “松木”（马尾松Pinus massoniana）。 “柏木”（垂柏Cupressus funebris）。 “沙木”（杉木Cunninghames sinensis），是优良板材。 我们还有三种“桐”树——它们都分布广泛。 “梧桐”（Sterculia platinifolia）。 “泡桐”（Paulonia imperialis）。 最后是“桐子树”（Aleurites cordata M.）。这是一种有名的油桐，其桐油被用在全中国的房屋、船只和家具上，是一种非常好的油料。船夫们的船上涂一层桐油，在干燥冬季的年度检修里，他们会用手把桐油擦在船上，这样就能防止船体腐烂，并且使它们几乎可以无限期地使用下去。这种树非常值得印度当局投以关注，并且尽早引进英属印度。务必别把它和另一种树搞混： “漆树”（Rhus vernicifera），同样也是一种极有价值的漆料树。 在大河干流及其附属小支流沿岸，有一种到处可见的最普通的树，它是湖北人说的“柳树”，或是四川人称的“麻柳”。外国常常把它译为“willow-tree（柳树）”，但其实它不是，而是枫杨（Pterocarya stenoptera）。 有两种皂树非常引人注意，它们的种荚是输送往中国东部的商品，这些种荚被晒干后，就可以替代肥皂，直接用于洗涤。以下是两个主要品种： 1．肥皂荚（Gymnocladus sinensis）——它更常见，长着红色的短豆荚，以及很像金合欢的幼小精致的叶片。 2．皂荚（Gleditschia sinensis）：长着又长又胖的黑豆荚。 到处都是各种各样的常绿树，北纬31度地区内可能生长的种类这里都有。我只在这里提提“黄葛”，它繁茂的暗绿色叶片是乡间美妙的点缀，对于疲惫的旅行者来说，还是出色的遮荫树。人们特别喜欢用它来美化寺庙。它暂时还未被西方植物学家鉴定，其属于榕属，一个粗心的观察者可能很容易会把它认成菩提树。到了湖北，神庙的装饰树就变成了“冬青”（柞木Xylosma japonica S. and Z.） [4] ，它很像月桂树，花香浓郁。在我的常见常绿树列表中，还一定不能漏了冬青树和“蜡树”（女贞树Ligustrum lucidum）。 有这样丰富的植被，加上如此充裕的花朵和水果，我们大体上可以预见到相应繁盛的昆虫界和动物群落。我必须提到那些令谭卫道神甫特别感兴趣的种类，然后继续简单地列举那些最打动我这个过路者的生物。华美的蝴蝶；我见过的最灿烂的萤火虫群落；无数小鸟，哪怕还有许多鹞和鹰（中国人称“崖鹰”，悬崖之鹰），小鸟中最常见的是金黄鹂（Urocina sinensis）、冠蓝鸦和无处不在的麻雀。有两种红尾巴的小岩雀，其中一种有白色的冠毛，在水边的岩石上蹦蹦跳跳。山里头有红腹锦鸡、白鹇和白冠长尾雉，前者我只看过关在笼子里贩售的，而后者的尾羽常常被用来装饰戏台上用的帽子。这些白冠长尾雉尤其钟爱宜昌对面的砾岩山，欧洲冒险家们在那里捕获过好几只。鸫鸟和鹩哥也很常见，鸬鹚和温顺的水獭一样，在各处都受雇捕鱼。至于哺乳动物，除了家养的牛、猪、羊和狗外很少看到别的生物，对于一位陌生人来说，四川遍地都是狗也是个大麻烦。你会听说很多关于豹子趁夜下山来袭击猪圈的事。还有猴子，成群的猴子会在凌晨突袭山坡高处的玉米地。在更险峻的山峰上，是“山羊”的家，它们是一种岩羚羊：冒险家们曾射中过一两只样本，但某些羊永远不会被逮到。 四川的鱼又小又少，因此很昂贵。满是泥沙的急流和岩石丛生的河床不适合它们的生长，与其他许多方面一样，扬子江上游与下游在这方面也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种区别在宜昌峡谷脚下猛然突显出来。上游河流中没有已知的大型鱼类，但到了宜昌河段，你可能每天都能看到成群的江豚在清澈的河水中玩耍——这是少雨冬季中的特有现象；偶尔会捕到巨大的鲟鱼，而且众所周知，河中挤满了各种类型的鱼；甚至还有蜥蜴类，小短吻鳄（扬子鳄Alligator sinensis）成群出没在更下游的河段和毗连的溪谷中，偶尔还能在上海租借地外的黄浦江里被逮到。 关于四川的谷物和经济产品，在那些冗长的报告里，我们的领事官们是不是并没有详细描述过它们，它们是不是被埋藏在了那些很少有人阅读但最有价值的作品——蓝皮书里了？我们完全可以说，在四川，几乎每一种粮食作物都欣欣向荣，包括糖，当然也不会少了鸦片，还有源源不绝的药物供应。整个季节里，成船成船的药品从重庆往外输送，给药房带来了财富，也毁掉了顾客的胃——富裕阶级的胃部实在脆弱。谷草被编成了世界上最精美的草辫。到处都生长着风味绝佳不过味道很浓的烟草，它们被卷成雪茄的样子，用烟管抽吸，每个烟民的袋子里都带着包裹的材料和填充的烟叶。除了棉花以外，中国东部生长的一切在四川都生长得更好。它境内的山脉也许可以被看作是喜马拉雅山最东部的延伸，而它的茶自然也非常明显地分享了印度阿萨姆邦的风格。 四川的地界面积几乎完全等同于法国的面积，这里甚至有更优越的气候，和远多于后者的人口——同样勤勉又节俭。这片土地有着赏心悦目的崎岖地貌，最高的山坡上都适合种植。这个壮美的省份中的产品也许应该被洋洋洒洒地书写好几卷，不过碍于篇幅的显著，我只能将自己局限在这快速写就的梗概里。 这里矿产的种类与其分布一样广泛。扬子江长长的急流可以输送能供应整个欧洲的铜矿。尽管官员们阻碍了矿业发展，但我们还是找到了小规模作业的铁矿，它们沿着巫山和万县间的100英里河道断续分布。铁矿因本地贸易影响而被制成小细条，经由两地之间左岸众多的小支流向下运送。四川的砂岩中灌满了大量的铁，水流冲刷而下，给汉口平原的夏季洪水染上了红色。这些洪水每年都在8月1日左右涨至洪峰，它们的成因看来显然是季风雨，另外就像常常被提及的一样，小部分成因是西藏的融雪。另一方面，多山的地貌无疑还提供了金沙，它们在每个夏季都会有新一层沉积，到冬季在沙洲上经过反复地冲洗，摊开晾干——往东远至洞庭湖都是如此。因此，上述所展示的富饶的基质，也许会令此地成为另一个可为世界供应金矿的加州。 以上概述可以表明，在这片宽广的地域里，还有无数事物依然等待着被观察被发现。尽管很多探险家已经对中国局部地区进行了探索，但是其对欧洲的科学作家仍然具有价值，因为关于中国的很多情况被普通的科学常识忽视了。只有李希霍芬通过检视西北那片广袤的黄土地，证实了大气作用改变地表的可能性，以前人们认为这种改变只可能源自水。而曾经是王朝谷仓的山西省现在正备受反复干旱的折磨，这又开启了另一个有益研究的领域。黄河在规模和重要性上仅次于扬子江，现在它于我们眼前发生的变化又是一个问题，其颠覆了我们在水文学上许多先入为主的概念。此处我们所说的是一条浩瀚的河流，其历史意义远胜于长江，它所奔流的河床比其流域地面高出相当多，而这本应该让它自然地流干。这条河在不到30年前将河口向北挪动了300英里，在一个夏季里抛弃黄海直奔北直隶湾，淤塞了天津港，并迅速把海湾转变成了一片农业平原。铁路设计者侃侃而谈要让铁路延伸往各个方向，随意地画着他们“虚构”的路线，让它们穿过北方破碎的黄土台地、以及西部连绵不绝的险峻山岭和深幽峡谷。可是谁知道在这样一个国家里，我们未作变革的西方铁路系统又能适合它多久？ 在更详细地研究这片大地的环境和历史后，被暴露出来的不只是物理问题，还有社会、政治及伦理问题。如果能有人不带偏见地进行这样的研究，那研究结果无疑将改变我们对这些主题的许多认识。比如说，只要对这里的人民做一次近距离的研究，你就不会再认为秩序、公平和文明的高级状态是基督教国家的专属特性。然而，欧洲的善人们继续花光我们与这个国家交易时赚的钱，徒劳地想把我们西方的伦理和信仰植入到一片完全不适合它们的土壤上，他们显然相信，要连根拔起一个在过去如此根深蒂固、如此彻底贴合其民族特质的系统，只是一个人力与财力的问题。中国共有18个省，每一个省的面积和人口密度都相当于一个欧洲王国，其可供观察的领域完全可以容纳无数探索者——不仅在于物理科学的各个分支，还同样在于历史、伦理与语言研究领域。我们这里所说的这个国家，它的文明与尼尼微和巴比伦源自同一时期，由于意外的隔绝状态，其文化对于批判性的19世纪完全可以是崭新的启迪。等我们能够正确地理解并完全欣赏这个从远古时幸存下来的有趣文明时，我们难道不能从中获得一些线索，以解决如今西方面临的众多严重的伦理问题吗？这个从起源和发展上都完全独立的文明必定可以对我们有所教诲，并且这种影响不会小于我们的文明可对中国人产生的影响。两者交融的最后结果是什么，我们尚未可知。至目前为止，中国人似乎只急于从我们对战争艺术的出众领悟中得益，然而这个目标——若非其结果——只会让国家纷纷反目。让我们期望两种文明最终能融合到一起，希望那一天不再遥远，彼时将如中国经典文学中意味深长的表述： “上应天时，下占地利，中通人和。” * * * [1] 交趾支那是越南旧称，交趾支那海为南海旧称。——译者注 [2] 萨克森瑞士：位于德国东部，拥有奇特的白垩纪侵蚀景观和中欧仅有的白垩砂岩岩石景观，被称为德国的“张家界”。——译者注 [3] 此处应指楠木。——译者注 [4] 实际上是柞木，在某些地区被称为冬青，但并非冬青树。——译者注 [book_title]第二章　上海到宜昌 上海到宜昌——汉口——扬子江帆船——沙市——湖北平原——四川江船——涝区——接近山川——宜昌 从上海到汉口是一段600英里的航程，由一种美国大型蒸汽机船来完成。自1860年扬子江向外国开放贸易以来，这些蒸汽船便每日来回于这两个港口之间。二月中旬正是中国新年的前夕，我在一个午夜搭乘一辆人力车来到嘉定码头，乘上停泊在一边的“太和”号，入住我的舱房。轮船预备第二天早晨出发，于白天向上游航行。但要睡着是很不容易的，成千上万的鞭炮正在街道上点燃，四处挂满了无数的中国灯笼，喧闹声震耳欲聋。本地乘客正挤在甲板上，驮行李的苦力们正在就报酬而争吵。最后我终于在凌晨入睡，醒来时发现我们已经身处一片混浊的汪洋中，这条大河的下游河段皆是如此。右舷远方有一条几乎看不见的褐色细线，比水色更深一些，那是江的左岸，而另一边，混浊的江水一直延伸至地平线。在这荒凉的景色里，没有哪艘游离的帆船在移动，它们全都入港欢度新年去了。沉闷的铅灰色天空让这寒冷的二月早晨显得更加沉郁。 在蒸汽动力推动我们的头四个日夜里，航行中没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节日期间只有少许乘客上下轮船。我们在九江北边的一个沙洲上耗费了一小时，开足马力在泥泞的江底犁出深沟，总算再度飘浮到了水面上。离开安徽省的首府南京 [1] 后，我们不幸和一艘载陶器的帆船相撞，那位船长迅速把他的船开到岸边，从而免于沉没。有少数帆船会在新年假期的头几天航行，以趁节日之便——在这期间，厘金和税收关卡都关闭了，因此这些帆船可以免费通行。我们可敬的船长立刻下锚，搭小船前去查看损害程度。那艘船上的货物是成捆的蓝色与白色饭碗，它们被迅速卸载，放置在岸边。船上的洞被补好，之后重新装载货物，整艘帆船被拖行前往九江——那是她主人的家。到此，造成的损害被估价并补偿，事件结束。但我不免对中国人造船的实用方法印象深刻，那看似脆弱的帆船船体拥有隔室，因此，尽管河上常常发生意外，但很少造成整体损失。 在这个纬度上，冬日的太阳往往是温暖的。在明亮的阳光中，我们泊进了汉口宏伟的码头，它沿着英格兰租界的河岸延伸开去。在上海，有一条栽着行道树、大约80码宽的马路隔开了商人的豪宅与陡峭的河岸，河岸外侧还有一道壮观的石堤。但是这里和上海不同，除了初夏短暂的茶叶季节外，此时没有马车的踪影，倒是有不少的步行者，租界呈现出海滨胜地在淡季中毫无生气的萧条样貌。中国人繁忙拥挤的居住区完全和租界分离，他们只在真的有生意要谈时才会进入租界，整个冬季里只有少许租界居民会留在汉口。我向彬彬有礼的前任房东——船长朋友告辞，而后穿过荒芜的码头，挪进了肮脏又拥挤的中国城，开始为我深入内地、长达四个月的航程做必要的准备。最后，在2月24日周六，一切准备就绪。由此刻起，我每夜于路程中写下的日记将阐述我所看到的事实。我相信，除了描述我行经的地域外，它必定能向读者传达一些迄今未曾被描述的现象，它们属于这个有趣而稳固的文明，而我正在接触它。 周日，2月25日。我定了两艘小船，把我所有的行李都运到了船上。没完没了的延期和耽搁让我在汉口待了一个星期，希望今天晚餐时我能航行在这神秘的河上。让我愤慨的是，我的同伴——一名山西商人——在约定时间没有出现，到了这一天晚些时候才通知我，说我们很有希望能在第二天10点出发。多亏了我善良的朋友，这位香港与上海银行的经理热情地又招待了我一晚。到了周一，常先生按时出现，我们一起搭舢板从码头的石阶出发。河面比夏季的水面高度下降了5英尺，乘上帆船，后者将把我们送到沙市，然后我们再从沙市转乘更大型的轮船驶入急流。我们的帆船停在租界外大约一英里的地方，在汉水河面稍远处，这股支流从扬子江左岸或西岸汇入江中。我们逆流而上，划着桨经过无穷无尽层层叠叠的内陆帆船，最终找到了我们的船。我登上它，它将是我在之后14天里的居所。这艘船在近一周前就被预定了，但没有什么事能引诱它的主人带它下水，好让我离开房东的家门愉悦地登船。除了所谓的“风俗”外，我不知道他拒绝航行的真实原因。现在我以为我们终于要出发了，但是错了，我的同伴还有一些生意要谈，饭食依然是在岸上准备的。我由他去做他的事，在封闭的舱室里耐心地等待了凡间的6个小时，最后发现我们已不可能在当夜出发。于是我搭舢板穿过河面来到汉阳岸边，无视两周的雨雪给一条中国街道造成的可怕泥泞，拖着我疲惫的双腿爬上高山。在那里，你可以欣赏到武昌、汉阳和汉口的联合城区所展现的著名的恢宏景色，还有那散落的山岭，以及广袤的沼泽平原。我回到船上，吃了一顿冷掉的晚餐，在新年期间被中国帆船群包围的讨厌环境里，尽我所能地睡了。 周二，2月27日，早晨6点，我们的船划着桨顺汉江急流而下。等进入扬子江时，我们转向右边，艰难地逆流行驶，经过汉阳，行驶了30里（约7英里）来到小豁口，在这里离开了主河道，沿另一条支流往上驶去。这30里花了6个小时，又是撑杆又是划桨，在这期间，沿岸卸货的湖南木筏和竹筏简直无穷无尽，我们不得不正面对抗急流。我抵达汉口的那一天是2月14号，当时的急流速度是半海里/小时，而如今它已经提高到了约2海里/小时，在这期间，河水比那天涨高了两英尺——2月14号的水面高度是今年冬季的最低水平。这段河道约有一英里宽，没什么可看的景色，只除了远处地平线上升起的山峦轮廓线，近处的乡间景色完全被高高的泥岸遮挡住了。这些泥岸在很多地方完全是垂直的，因此河道现在算是被隔绝了。我们在小豁口进入的这条河流是从某个浅水湖泊中流出来的，扬子江河道的中下游排列着众多成串的浅水湖。夏季，这些湖泊和河流之间由蜿蜒的急流连接，连成了一片广阔的延伸水域。不过到了冬季，种冬小麦的宽广冲积领域就隔开了湖与河，于是满是泥沙的扬子江在夏季因急流汇入而上涨清澈的湖水，在冬季沉积了淤泥以后，也顺着这些急流流干了。我们现在进入了这样的支流之一，领航员把它们称作小溪。它的平均宽度大约是80码，此时有10英尺深，流速达5至6海里/小时。我们被纤绳拖拽着艰难地逆流前行，4小时行了4英里。而后下起了大雨，我们被拖到岸边过夜，边上是一个被溪流包围的孤零零的岩角——黄生岗，至此，我们的首日航行完成了非常像样的11英里航程。这个岩角很引人注意，它孤绝地立于平原之外，比地面高出不到10英尺，大小仅够接纳一个小庙以及别致的两层亭子，还有一座方形纸灯笼状的灯塔：当洪水溢出，蔓延至天际时，它对误期的水手而言是个有用的信标。 周三，2月28日。黎明时的一场暴风雪使我们无法前进。整片乡野都被覆盖在3英寸深的雪下，船只从头到尾都盖满了席子，所以我只能缩在黑暗的船舱里。10点时，天气终于平静了，不过云层还阴森森地低悬在邻近的山上。此处的河流扩展到了约200码，流速降到了约2海里/小时，使（由一个纤夫拖拽的）前进比起昨天要容易了一些。但我们4小时里也只行了20里，也就是6英里。之后我们再次停靠在一个叫蒲潭的地方，它离汉口60里，也就是17英里。原来这里是我们“老大”或船长的家，这使他必然要在岸上过夜。然而我们并没有因此而耽搁什么，因为在混乱的冰雹风暴之后，4点时下起了大雨，它持续不停下了一整晚。我们今天穿过的乡野在夏季时将变成一片广阔的湖泊，孤绝的荒山像岛屿一样比湖水高出10至200英尺。在这湖床的其中一块地上建着蒲潭村，它的高度是依据夏季洪水的水面高度而定的。它看上去凌乱而荒废，就像一处新近还被淹在水下的处所。石堤在某些部分还守护着坡岸，但和陆地上的其他东西一样，看上去一副摇摇欲坠的衰败样子。 既然被困在这里，我也许可以描述一下我坐的船：它大约30英尺长，5英尺宽，3英尺深；中部有一间有顶的屋子，里面的高度只够我坐直；船尾也给舵手和厨师盖着顶；前端有一个露天的空间，够两个人面对船头站着划桨。船上有一根桅杆，主要用于纤绳拖拽，还有一面小小的斜桁四角帆，在顺风时就会升起来。船员包括老大或船主以及两名雇工，后者衣着褴褛，样貌卑微。这两人夜里就住在前甲板上，到时那里会盖上竹垫。老大和厨师睡在船尾，我的人和我自己占据了船中间的小舱室。加上我的旅伴——那个山西人，我们有三个人。我们都依照当地习俗一起用餐——两顿饭，早上10点和下午6点。幸运的是，我们的厨师很不错，他也是个山西人，他以北方风格烹调我们的食物，食物极其美味。当然了，每餐的主食都是米饭，此外还有猪肉、牛肉、卷心菜、竹笋（现在是早春，它们上市了）、洋葱、鱼。这些新鲜的食物是我们在航行过程中向渔夫买的，全都用油炒，并且加入酱油。食物、几管烟、还有对四川奇景的漫无边际的交谈填补了这一天，因为纤道上又深又黏的泥让人没法在岸上漫步。直至寒冷消退，我一直穿一件长长的中国羊皮袄，完全不受天气的影响，只希望我在上海那短暂的冬天里也能远离火炉，说出同样的话。在这一带的冲积平原中冒头的小丘里含有一种红土，某些地方还含有分层的石灰岩，岩层明显向西南方倾斜。每年夏季的洪水将平坦的湖底渐渐抬升成陆地。比起昨日一如平常的泥沼模样，今日被白雪覆盖的风景看上去不那么沉闷。 周四，3月1日。早晨才停下的雨溶化了雪，到了8点，我们又开始慢慢地前进。今天是个平静的阴天，没有雨。我们还是被拉着往前，一个纤夫沿着泥泞的河岸，套着纤绳奋力向前，以每小时两英里的前进速度，对抗着2海里/小时的水流。我们渐渐接近远处的山丘，在它们靠近河水的某个点上越过它们。有一座别致的庙宇坐落在靠外的断崖上。而后我们再度进入了无尽的平原，上面弯曲流淌着长河。按老大的计算，我们前进了56里，或者说，在10个小时里都以每小时一又四分之三英里的速度前进了17英里，总共航行了34英里。除了我们经过的那些远观比近观好看得多的荒山外，景色基本等于无。只有约15英尺高的泥岸环抱着200至300码宽的清澈急流，树和灌木都毫无踪影，几乎看不到一片草叶。没有什么东西来打破这份单调，只是每隔三四英里就有一组8座或10座的泥屋，聚拢在一片人造圆形高地的顶端，这种高地比平原地面高出约10英尺。这是一片悲惨的乡土。不过这不幸一定没有看上去那么严重，因为当我们像往常一样在日落时泊岸后，我发现整片平原目之所及的地方都种着小麦，它们散布在暗色的耕地上，麦叶隐约可见。没有围栏或分界，没有任何形式的地标打断这无尽的统一。这片广阔的麦田向北方和南方延伸，向西一直蔓延至地平线。而天际线只在一两处被一些零散的柳树打断，它们就像幻影一般竖立着。在东方是我们早晨经过的蓝色山峦。到了5月，这些小麦就会被收割，等到了7月里，相同的地点就会变成一片广阔的内海。与我们一起泊岸的还有几艘帆船，像我们一样一路被拉上来，现在列成一排以求防卫。此处就是向导所说的野点，经常会有水贼出现，因此他以中国的方式诚挚地恳求我开一枪以作警示。但是我决定等到水贼露面了再往他们身上浪费火药。我们遇到不少为贫穷所困的渔船，从其中一条船上买了一条很不错的活鱼，三斤半，每斤30铜钱（5便士买5磅），我希望能在晚餐中享用它。厨师在甲板上用砍刀给它刮鳞，此时我注意到它仍然活着，于是向他表示反对，让他敲它的头杀了它。他没听我的，之后没多久，它就留着半数的鳞片跳出了船，结果我们失去了晚餐——在这个荒凉的地方，这算是一场严重的灾难。 周五，3月2日。早晨6点，我们从羊栓沟起锚出发，天气晴朗。但到了8点，大雨夹着雪片落下，一直下到了正午。顺着一阵小小的东北风，再加上一个纤夫拉着船，我们前进的速度比昨天多少快了一点。但是水流的速度升到了整3海里/小时，河道在某些地方收窄到了六十多码，深度是20至30英尺。景色依然是昨天的延续，只除我们经过了大片的芦苇荡。这些芦苇覆盖着长河沿岸湿软的河岸和广阔的沼原，从河口，一直到扬子江从宜昌下游山中流出的地方，这之间的距离有1000英里。它们是扬子江峡谷中著名的特产，可以长到15至20英尺高，能作为建筑材料，也是普遍使用的燃料。没有什么景象能比我们经过的少许村庄显得更凄惨了。10到20座芦苇小屋聚在陡峭的护堤顶上，河边的斜坡上间或种着一些柳树，坡上到处都是水牛粪和稻草，一些猪在稻草里打滚。视线所到之处都带着一种肮脏的泥色，村子周围的地面被踩成了一片污秽且几乎无法通行的烂泥。我上了岸，沿着河边在小路上走了走——如果它能被称为路的话。我们的纤夫正在这路上拉纤，脏兮兮的又或是节俭的乡下人们正在岸边犁田，而纤夫必须光脚在这黑泥里挣扎。下午6点，我们像以往一样在岸边停船，和我们一起的是十几艘同样被拉上来的小船。此处叫“涂湖”，我们老大说这里离我们早上出发的地点有70里，但是我们只停了两次船，每次给纤夫留出半小时时间吃饭，除此之外，我们有12小时在路上，因此我判断我们至少行驶了22英里，这就使得我们离汉口有56英里远了。我整天都在可怜那不幸的纤夫，他光脚在半冻僵的烂泥里从早到晚的埋头拉纤，这些烂泥里偶尔还有尖锐的芦苇茬，里面有血丝虫的病原，看起来每个村子里都有几个被寄生的病人样本。现在纤夫躺在船头的垫子上，可怜地呻吟着，在一床脏兮兮的被子里翻滚。我问他得了什么病，得知他正在发热，没有吃晚饭，并且流不出汗。我给了他一片珍贵的奎宁，但第二天他也没有好转。在中国旅行的众多弊端之一，就是能看到这么多的不幸，在租界里，这些不幸被屏蔽在我们的视线之外，而我们也没有什么举措能缓和这种状况。在这令人有些疲惫的一天里，我整天都在读中文并驳斥那些传教士散布的荒谬传说。这些传说在中国的所有阶层里都很流行，而我自己对他们的作品并不怎么欣赏。我所有的外国文学都已经看光了，包括12月23日《观察报》广告版面的最后一页。 周六，3月3日。我们于早晨8点30分起锚，这个词我没有用错，但我们的锚就只是被扔到岸上而已。在夜里的大雨之后，天气总算转好了。我们再次缓慢前进，一个纤夫拉着纤对抗3海里/小时的水流，以及由西吹来的顶头风。河面收窄到了100码，有些地方只有60码。河岸变低了，有了坡度和青草，这说明它们的变化要小于那些更下游的地区。后方的陆地比堤岸矮了2或3英尺，这表明堤岸是人工增高的，不过无论往哪一侧，地面都斜向内陆远方的水，那是夏季大湖的残留。我们在吴家楼停泊吃晚餐。河流在此处的某个点上出现了分汊，它在这里的唯一一条大支流来自北方。在堤岸顶的高地上，隔一段路就会出现昨天那样的村庄，每个村里都有一座木制的微型神龛，它被漆成红色，立于四个桩子上，以安全地远离洪水。豆类在这里代替了小麦，其中还点缀着成片的芦苇。地势变低，因此洪水也发得更早，小麦的收割期就显得过于危险了。有些村庄有四轮的木制手推车，它们是现代轨道货车的前身，其构造已经明显接近于后者。它们的轮子是实心的，位于车斗框架的内下方，车轴会和车轮一起转动。在更低处的平原上，人们用雪橇在沼泽地上运送产品，就像萨莫耶德人在北极短暂的夏季里驾着他们的雪橇穿过西柏利亚冻原。这些大致相同的雪橇装载着成捆的芦苇，有些是由人力推动的，另一些则由耐劳的水牛拉着穿过原野。到了水边，这些芦苇会被放上成对的平底船，我们看到过很多这种顺流而下的平底船，看上去就像漂浮的干草堆。整个早上都有成群黑压压的野鸟越过头顶，飞向北方。这是第一个好天气，看来它们全都动身前往它们的夏季居所了。它们从我们右手边的湖泊飞起，一会儿就消失在了视野外。升空时的混乱和叫声很快就变成了有系统的V字飞行编队。我们明天应该能进入湖区，所以我和一直期望的猎鸟盛宴差了一天。终于，当太阳躲进云后，溪流变成急流时，我们转过了蜿蜒长河上无数弯曲中的最后一弯，进入坤南湖。清澈的湖水冲进隘谷，向扬子江干流奔去，水流的速度一时间使我们无法溯流而上。坤南湖属于彭县地区，我们7点时抵达一个同名村庄，它坐落于湖口一英里外的一处高地上。至此，我们在11个小时里航行了50里，也就是18英里，离汉口已有74英里远。我这一天便沿着河岸散步消磨，岸边的地面已经干到可以忍受的程度；或是读一本中国传说；又或是断断续续地与人谈论要去重庆做的绝好买卖，那是我们的最终目的地；以及徒劳地想对穷人们解释自然哲学的第一原则，和无液气压计的神秘之处，有了后者，我才能一直成功地预报第二天的天气。 周日，3月4日。在山西有一个名叫雁门关的城市，它叫这个名字，是因为野鸟会从这个雁门所在之城的上方及城中过境，当城门关闭时，大雁便降落下来，等着城门打开后再度穿过。这样的情形会出现在它们春季北归以及秋季南下的飞行过程里。它们被看作忠诚的伴侣，因此，中国人不会杀死或吃掉它们，而它们的智慧几乎和人一样。我的本地朋友坚称，这个故事是完完全全真实的。同样是山西人的厨师肯定了他的观点，甚至抛下他的烹饪来消除我的疑虑。 早晨五点半出发，轻吹的东北风掠过湖面，拂过高地上的岛屿。我们穿过一条似乎是河道的水路，对抗着1海里/小时的水流速度，并达到了4海里/小时的航行速度。此处的地面比水面高4到5英尺，在正常的年份里，它们显然不会被洪水淹没。农庄展现出更整洁的样貌，由砖块砌成，周围环绕着植有柳树、白杨和榆树的小树林，它们到了夏季时一定会有如画的风景。9点时我们进入了湖泊中，这里到处是飘浮的植物，现在它们是死去的枯草，看着就像是浮在水面的稻草。它们名叫蒿草，根部可以食用。四面八方来来往往的船只纵横于这蒿草丛生的笔直水道上。正午下雨了，但我们继续愉快地航行直至下午4点。此时我们抵达蒿草生长区的尽头，航程进入了开阔的水域，过深的水已经不适合植物的生长。我们在这里和众多船舶一起停下来，贴着一块小小的泥巴高地，大家都不敢在黄昏前穿越这宽广的湖面。这块泥地高出水面几乎不满一英尺，在岸上的泥巴地里仍然有常见的芦苇小屋群，一等水分沉入干燥的陆地，它们就会被用作冬季贸易。小屋的墙从各种可能的角度向地面倾斜，盖着芦苇的屋顶破破烂烂。其中有两间破旧的店铺，我们的船员正在其中一家买猪油煎的小麦饼，每个两钱（10钱1便士），我吃了其中一个，发现它清淡又可口。湖水向西方的地平线蔓延，据我们老大说，湖面有70里宽，也就是20英里。因此，尽管风向很好，但他不会冒险出航，他担心在入夜前无法过湖，帆船在中国就是这样航行的。我们抛锚的地方叫瓦口子，位于红湖，也就是红色湖泊的边缘 [2] 。我们今天的航程据说有100里，我认为肯定有38英里左右，至此离汉口总共112英里。我们现在离扬子江岸的新堤城的直线距离只有15里。 周一，3月5日，“惊蛰”。从这一天开始后的14天是众所周知的蠕虫出土活动的时期。它之前的节气叫“雨水”，我认为这个节气现在一定结束了。然而我失望了，因为夜里就下起了比以往更大的雨，水渗过草垫屋顶滴到了我的床上，令人不快。直到早上5点，它变成了雾霭和毛毛细雨，我们就想办法在这样的天气里航行穿过了红湖。随着轻抚的东北风，航道转向西北（和之前的航道呈直角），在里程上取得了不错的进展。我们在深水处划桨，在浅水处撑竿，最后在7个小时里驶过了20英里。湖中有几个土岛，上面有破旧的芦苇屋组成的村庄。就像昨天一样，永恒的蒿草占据了湖面，村民们划着船在浅水处收集枯草以作燃料。更深处的水是清澈的，深度从10英尺到20英尺不等。我们最终抵达了西岸，在这里有一道急流，约有100码宽，20英尺深，在与湖岸平行的河道中流淌。水在湖岸上冲出了一个约50码宽的缺口，像大瀑布一样从那里奔流。在岸上大概齐聚了一百个人，他们的工作是把船舶拉过急流，让它们进入河道。经过45分钟的讨价还价，他们同意以80钱（4便士）的价格把我们拉过去。在过去三天里有不少的船只和我们一起航行，一起在中午以及晚上停靠，现在其中的几条船排在我们前面过去了。最后，一条拖绳紧紧绑在船首，另一条绑在桅杆上，我们就这样冲进了激流里。在此之前，我们老大已经仔细地听测过船上每一个隔室的水舱。每条拖绳由20个人负责，现在他们开始大喊号子，对于中国人来说，团结协作的时候必须要有这样的伴奏，它一直持续了10分钟，直到我们穿过此处。有大约20只海鸥正在急流里捕鱼，它们显然发现了大量的猎物，因为这些鱼突然被冲出了安宁的河流，并且被乱流带上了水面。就在这瀑布下方，驾着小舟的渔夫们正在撒网。我没法上岸，因为纤夫们把泥犁出了齐膝的深沟，他们都穿着中式大头靴子或在常鞋外套着巨大的木屐。此处称为集富园。我们现在拥有很有利的风向，对抗着2海里/小时的流速航行了1个小时之后，下午6点，我们将船系到了岸边的一棵柳树上。航程70里，即22英里，离汉口一共134英里。这条河依然被叫作长河，被视为长河穿过湖面后继续延伸的河段，就是我们刚刚穿过的那个湖。这一天我又没有从船上下去过。 周二，3月6日。这条河被高高的河岸束缚着，远景也很狭长。原野上有小块的菜园，两岸都有湖泊，河流在高于它们接近两英尺的地方奔流。河岸是倾斜的，长着青草，并有漂亮的柳树、白杨和榆树，后者因其高大而引人注目。这里的村庄是砖砌的房子，看上去整洁且赏心悦目。每个村里都有一座白色的大庙。清澈的急流及其坚硬又多树的河岸，与长河边那些荒僻的泥地形成了令人愉悦的反差。我们8点出发，下了整夜的大雨此时停止了，10点时我们抵达了留正关，这个小城兼为海关。我们这条小船在此处的过境税总计为1先令8便士，但因为船上有一位外国客人，老大逃过了这次税收，而我的魔法通行证让我们瞬间过关。风向一直很好，现在我觉得我们今天的里程应该也会不错，可我忽略了我的东道主，也就是船上的船员，他们需要一场盛宴，还得答谢神明，以庆祝我们成功通过前半段航程。我赠送了7.5便士给三个人，让他们去买猪肉和香，这使他们一直吃喝到了4点，若不是我急迫地抗议，他们还要在这里待一晚上。我们最终出发，进入了下一个湖泊——碟子湖。7点时下锚在了一个小岛上，这小岛我们已经经过了一半，叫作关王庙——一个顶上竖着灯柱的庙宇。航程35里，即12英里，离汉口146英里。 我们的“纤夫”从下雪那天就一直病着，奎宁也对他没有效果，他在柳关和我们分别，走路回汉口。我送了他200铜板，还有一件我很少用到的更微不足道的东西。就在他走上岸时，我们的厨师发现他的箱子里少了400铜板，他跳到岸上，指责纤夫（一个饿得半死的雇工），剥了他破烂的衣裳，把他打倒在肮脏的烂泥里，然后发现丢失的铜板都藏在他的衣服里。我没法不可怜这个穷困潦倒的贼，他陷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没有一个铜板用来买吃的，因为我的20分钱也被拿回来了。夜里，我们的船若是没被夹在两列船舶之间，老大就会不高兴，但要在这个位置度过12个小时真是非常令人难受。邻近船只里的每一点人声都会透过遮盖的草垫传进来，清晰到让人不快的程度。这是被困在船上没法上岸的第三天。夜里再次下起了大雨。 周三，3月7日。黎明5点半起锚，在轻柔的北风中，冒着雨朝西北方过湖。在5英里的航行与划桨后，我们进入了另一条还是叫长河的小河。它慢吞吞地在堆高的河岸间流着，河岸上和昨天一样，差不多都是绵延的村庄和树木。但两岸由稻田组成的乡野全都泡在水下，左岸的纤道在河与涝区之间形成了一道垄。我下船到上面走了走，但是泥土对我来说太黏了，走了几百码后我就回到了船上。下午6点，我们停在了一个叫黄歇口的大村子旁边，它坐落在一片黑色的烂泥之海里，以至于我无法上岸，但这并不能阻止村人们渐渐地聚拢到岸边来，欣赏一个异邦人坐在前甲板上享受饭后香烟的奇景。我给了一个小淘气鬼5分的硬币，他非常开心，这些地区的人没见过这个钱币。这里的人们处于极度凄惨的状况中，若是没有鱼的话一定会挨饿。过多的雨水让这片地区在水里泡了两年，而北方的人（古代，河南与山西著名的黄土地曾是中国的花园，并且是中国文明的早期中心）则遭受了干旱引起的饥荒，那可能是森林采伐引起的，现在看来这种干旱将会是无可补救的长期状态。老大告诉我，这片区域全都比扬子江的水面低，冬季的低水位时期不够长，没法让夏季的洪水顺着我们刚经过的河道流走。今天的航程60里，即18英里，总共166英里。我和我的山西朋友聊天消磨了剩下的时光，他对我说他过去的故事。他在一家大型山西公司里就职了十年，在帝国的不同地区待过，最后是在川西的西藏边缘，在那里购买麝香，这是他的专长。两年前他离职回乡，带着500两银子回去安葬他的家人，包括他妻子在内是9个人，所有人都在1877至1878年的饥荒中死去了。然后他又娶了一个妻子，把她留在家里，每年给她10两银子买吃的（2英镑10先令）。她一年只要有一担小麦（133磅）就能活，它在这里的价格是1两银子（5先令），到了饥荒时期，它在山西要卖30两（7英镑10先令）。然而没人能劝服这个治理不当的政府为这些人修建铁路。北部和西部的主食是小麦和小米，它们主要被做成面食食用，但其成分中没有任何脂肪，米饭是富人的奢侈品。我们的山西厨师当然也很擅长做这些，但我发现它们的味道又重又酸，面粉粗糙，并且颜色看起来很脏。 周四，3月8日。早晨6点起锚，穿过菠萝湖前进，在湖口经过了尤家铺头，这是个由砖房和庙宇组成的大城镇，嵌在这些区域常见的污泥里，看上去就好像全都淹在水下一般。整片临水区域都被豪华的装饰性厕所占据，一如既往，这是此地真正有科学头脑的农业家们设置的，能够尽可能诱惑来往的旅行者为之做出贡献。我们和一整群船队一起在这个有趣又讨厌的地方下锚过夜，并且在这里补充了猪肉和卷心菜的库存。我们还买了一种菠菜，这是小男孩们从野地里挖出来带到船边来卖的，把它和猪肉一起炒，就做成了一道非常可口的菜。菠萝湖大约有10英里长5英里宽，任何一处的深度都不超过15英尺，我们乘着一道东北来的轻风过了湖。在湖的北端，我们经过了一些被淹没的稻田，它们大概有四五英里长。最后我们进入一条河流，改造的河堤比水面高出6英尺，河面有60码宽，流速1海里/小时，我们逆流而上，由纤夫拉了大概10英里。到了下午7点，也就是天黑后约一个小时，我们停在长秋河，立刻便被乞丐包围了，我们把剩下的小麦饼都分给了他们。航程95里，即30英里，10天总共196英里。这一带的村庄外面围着五个小树林，都是榆树和竹子，不过其中有许多被洪水摧毁了，这里的洪水淹了一年。现在我们正逐步攀升于一个越来越高的地形，这些阶梯与邻近主干流渐渐升高的河床平行。今天在越过一条小小的侧溪时，我们经过了一座桥，这座木桥是我们出发以来看见的第一座桥。湖里到处都是一起捕鱼的小船：它们在聚集以后突然分散，形成一个大圈；然后人们用前甲板上的两条扁竹使尽全力拍击水面，小船又突然全都收回中心，将鱼群赶在船前。这声音非常大，在船只进入视野之前很远的地方就能听到。天色很好，日头穿过云层，温暖地照耀了三四个小时。这是中国（农历）第一个月的最后一天，而我搭乘蒸汽轮船太和号从上海出发时正是新年。在这整个月里，我们只有四天好天气。 周五，3月9日。在一阵轻柔的顺风中出发，像昨天一样继续追赶溪流。乡野全都浸在洪水里，河面比高堤后的涝区高出一两英尺。明亮的太阳升起，照在洪水前面的树和房子上，造成了一种不错的视觉效果。各处的村庄都孤零零立在污水里，看上去就仿佛是从扬子江上顺流漂下的大木筏，村舍——或者不如说是棚屋——由芦苇和茅草组成，其建造方式也完全和木筏一样，只不过它们立在升高的泥地里，而不是构成木筏的木料上。岸边许多地方的村舍都被完全遗弃了，只剩下木制框架和茅草屋顶——就是一些搁浅在岸上的骨架子。等到泊岸用餐时，我们立刻被乞讨的女人和孩子围住了。当人们空茫地看着水面时，他们的状况看上去确实极其可怜，水下躺着稻田，那是他们唯一的生存方式。较多的人似乎是离开去别处寻找食物和工作，城镇的贸易停滞了，看来也没人试图去修那些坚固的砖房，它们被洪水推倒了，当时的水比现在高出5英尺（从水印可以看出来）。说来也奇怪，这是我在这灾难里得知的第一个讯息，在“口岸”里，我们对周围乡土中发生的事知之甚少，偶尔才会了解到是什么原因影响了我们的产品在这个广袤帝国中的消费量。在现在看来，这里看来没有遭受在江苏省泛滥的疟疾侵袭。在江苏，发热和发冷似乎成为了人类的特征，但在这里，人们看起来结实红润，尤其是儿童，这也许要归功于更多沙质的土壤（我在1880年于爱尔兰饥荒地区旅行，也曾吃惊于那里人们健康的样貌）。 这里的溪流不超过60码宽，大约有10英尺深，水流混浊，流速是2海里/小时。所有的老妇人似乎都在沿岸忙碌地使用小抄网，捞取扁平卵形的两英寸长小鱼，而男人划着小船从湖里和河底耙草，以用作燃料，大量的草被摊在岸上晾干。我们经过了几个被废弃的砖窑，它们的一部分正在被水侵蚀。有些地方的河岸上排列着坟墓，那里有唯一可供埋葬的干地。在另一些地方，树木是如此茂密以至于阻挡了道路，我在其中看到了许多桑树。今天我们不得不放下桅杆好通过两座木桥，一座桥的所在地叫作常家场，或是常家的宅地，另一座位于亚沟庙，至此从汉口到这里我们经过了三座桥。我们希望明天能穿过长湖的60里湖面，进入沙市河。今夜我们于6点在长湖岸边下锚，一天航行了60里（20英里），在11天里从汉口至此航行了共216英里。盼望已久的春天终于在今天开始了，对它的期盼使我能够耐心地忍受前几天的不适。之前都在38-45华氏度间摇摆的温度计在下午升到了55度，在几个小时里，中国男人们就把衣服脱到了腰部，这是今年的第一次，这些人总是抓住每一个机会甩掉衣服。另外，除了没完没了的喜鹊，终于有一只鸫鸟出现了。我抛弃了我的皮草，沐浴在阳光中。陆地上还没有什么春天的痕迹，只有柳树冒出了嫩芽（它们是最先发芽并且最后落叶的树木），它们在阳光里闪闪发亮，透出朦胧的绿意。在某些地方，有不少人正在堆高堤岸，明显是担心再次涨水。但他们的操作看起来毫无系统性，当然了，在中国，人们不会尝试任何以精确校准为形式的东西。 周六，3月10日。我们锐意进取的船长急于早早到达沙市，竟然在凌晨2点就出发了，划桨穿过长湖的20英里湖面。这是个黑暗、平静、多云的夜晚，他没有罗盘也能找到方向，这让我很惊奇。不过，黎明来临时，我们确实行进在正确的方向上：西北方能看见两侧的湖岸或浅湖。一阵顺风吹了起来，10点时我们已经过了湖，划进了5英里长的溪流，它将领着我们前往沙市。在溪口有一个叫草市的小镇，这里有一个厘金关，不过我的通行证让我们毫无阻滞地通过了。溪流蜿蜒着穿过了一片满是坟堆的平原，在中国所有的大城市外都能看到这样的坟场。我们经过了一座又漂亮又宽广的建筑，它是山西会馆，而城镇及其巍峨的宝塔从我们前方升了起来。沙市建在围堤之上，我们正在围堤后方之内，从背面接近城市，而它前方正朝着扬子江。这围堤比地面高出了25英尺，无论是冬季还是夏季，这里地面的高度全都位于扬子江水面之下。从形势和贸易上来说，沙市在许多方面都类似于汉口，生意和忙乱场面都在沿河一带，乡郊则乏味又死气沉沉。航程85里，即25英里，距汉口总共241英里，河道距离是300英里。我们沿岸下锚，正好停在一座石桥下方，它有100码长，却只有两个拱。它建在围堤斜坡的内侧，而斜坡上满是由冷杉遮蔽的坟墓。我下船闲逛了一小会儿，但围观我的人群实在太烦人了，我什么也看不见。于是我回到船上，把自己关进舱室（我的人全都上岸去找可以带我们去重庆的船了），但一阵泥石雨又让我出了舱（幸好这个冲积平原上很少出现石头雨）。我的人终于到了，他们劝诫着人群，但后者直到天黑也没有散去。 周日，3月11日。“天堂之下”的沙市是镇（贸易地点），汉口是口（河口或港口），而上海是县（行政区城市）。沙市的英文名为Shashe，或像平常一样拼作Sha sze，中文的字面意思是“沙之市场”，这可能昭示了此地的原貌。“沙上的市场”也许出现在这一带堵塞河道的无数沙洲之一上，那时很可能还没建成堤坝。在那个时候，市场只能在冬季存在，由芦苇棚屋组成，这些棚屋可以在夏季洪水来临时拆走，就像我们在下锚地附近看到的许多蘑菇小镇一样。因此，沙市被公认为是大清最重要的镇或集市；汉口则是最重要的口；而上海是最重要的县或行政区城市。在府或省级城市中，最著名的“天堂之下”是苏州和杭州（州指的是地区城市），关于这两个城市，古语有云：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白日里我们要动身穿过围堤，城镇就建在围堤上面及后面，而我们顺其而来的运河（在此名叫便河）在堤中奔流。一艘四川帆船停在主河道中，下锚在对面的斜堤边，我的人雇了它带我们去重庆。穿过围堤和城镇的距离大约是一英里。我早早出发，以免在街上被围观，这些街道上糟糕的肮脏环境在中国所有城市都很常见。最后我们抵达河岸，我往下攀爬了30英尺，登上那条船。我在这里一个人从早晨7点等到了下午1点，等着他们把我们的行李带来。答应参加此次行程的厨师压根没有出现，我一个人在这条船上，不得不给自己吃了一顿放了14天的干面包，这是我在汉口买的剩下的最后一点。天黑以后，厨师终于出现了，随身带着一个巨大的麻袋，这个重133磅的袋子里装着干虾，是他为四川市场准备的一点点私人物品。我不想引起更多的麻烦和更久的耽搁，抑制住了把那个难闻的麻袋扔进河里的冲动。不过我是很想这么做，尤其是因为他没有带来食物补给，因此我们无法如我所愿在第二天白天出发，从而让这次换船的过程延长到了第三天。这就是中国的旅行方式。 沙市南面和西南面的区域有一道宏伟的石堤，它有三层，每一层都有大约12英尺高，顶端有一条很不错的大道或码头。它是在中国的辉煌时代建造的。想象泰晤士河的河堤建在每年涨一次潮而不是每天涨一次潮的河岸上，而一群堕落的人民逐渐侵占路面，直到某些地方连一把椅子都挤不进去。在另一些区域以及任何还有空间的地方，乞丐成群结队地挤在道路上，直至河岸的最边缘，古老的石栏只在极少的几个角落保留了完整性：这些边角丢满了一个大城市所有的垃圾和污物，直至石堤的大半都被淹没。越过这些垃圾堆便是陡峭的阶梯，一直延伸至下方层层叠叠的帆船处，后者泊满了整个城市的边缘，船首向着河岸。我一边等着我的行李，一边在这令人厌倦的6个小时里看着这些泥堆，其中混杂着各种脏兮兮的东西：饿得半死的狗、猪，男的女的拾荒者正在勤勉地翻掘着，女拾荒者的脚是畸形的，中国北方无论富人和穷人都同样裹脚。他们是中国衰落、腐朽的鲜明写照。优美的石阶由拱门加冕，有规律地间隔着嵌入堤岸，但是它们陷在如此肮脏的黑色污泥里，以至于人们通常更愿意选择垃圾堆里的陡峭小径。沙市往内陆再向上两英里，就是道台所在地府城荆州。道台的管辖权一直向西扩展至宜昌，后者是一个围着城墙的城池，沙市形成了它的外围贸易区。西方人称大河的全部河道为扬子江，它在当地的这一部分被当地人称为荆江。中国人只是随意地把扬子江称为大江（很大的河）或长江（很长的河），如果提及扬子江，本国人会一头雾水。但是大江或长江这个词只适应于主干流的其中一段，在这段河道中，长江源头的水经过9道支流汇入巨大的洞庭湖，再由此处导出长江的主体水量。我们现在所在的河流是一条支流，它将在洞庭湖下游数英里一个叫荆河口的村庄处，呈直角流入大江——河和江类似于德语里的Fluss和Strom。无论如何，荆江这个名字只适用于这条支流在“荆”或荆州这个地区所流经的领域；在宜昌之上，它流出荆州地域后通常被称为川江。沙市最西边的标志是一座非常古老的七层宝塔，我爬上了塔，后面跟着一群喧闹的乌合之众，两钱的入场费也没能阻止他们。这座宝塔毗邻一座寺院，后者建在围堤后面的下方，因此在河上完全看不到宝塔的最下一层。在塔外侧的八个立面上，每一层的每一面都有一个凹处，在每一个凹处都有一个石佛。塔内部装饰着瓷砖，砖上有各种姿态的佛像浮雕，有一些蹲坐在常见的莲叶上，另一些长着翅膀。入口和窗户的楼梯建在墙里，非常漆黑狭窄，以至于当我谨慎地摸索着爬上破碎的台阶时，肩膀都能碰到两边的墙。我从最高层的四个小窗户往外望，北面是洪涝泛滥的乡野，我们刚从汉口越过它来到此地；南面是对岸低矮的陆地和稻田；东面是风景如画的沙市镇，所有的中国城从远处看都很美；西面是荒芜的沙岸，上面流淌的冬季河道是我们明天要走的路线。我不得不和身边这群乱哄哄的人分享我的双筒望远镜，在下塔的过程里，他们差点让我窒息。这是个不错的春日，舱室里的温度是华氏60度。 周一，3月12日。又有新的事情耽搁了我的山西朋友，结果我们直到下午才出发。然而到了最后一刻，我们不得不再次开始等待我特别讨厌的人——厨师，他再次上岸去买茶叶了，可能还要到某个鸦片馆去抽一口离别的烟，鸦片馆可比船讨他喜欢，因为在船上他只能孤独地享受他的烟管。最终，我们在一阵顺风里于下午2点出发前往宜昌。没完没了的延迟让我焦躁地发起了烧——这不是比喻，在沙市的第三天里，这等待让我有充足的时间审视堤坝上的建筑。它们大多数是木制的两层楼，油漆多年前就已经从木头表面消失了，这些建筑多多少少算是直立的，你可以在游牧民族的帐篷里看到类似的架构。有不少砖房沿着码头散布，很像是法国的那些咖啡馆，只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它们需要一次新的粉刷。有一幢就在我们正对面，或者不如说是几乎在我们头顶上，它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景星楼茶馆，意思是观星楼阁的茶店及饭店。它低矮的二楼有摇摇欲坠的栏杆，大约有二十几个（喝茶的）瘾君子在栏杆里不停不歇地盯着下面这条异邦人雇的船，期待里面的居住者展现一下他自己。考虑到夏季洪水可能会越过堤坝，这幢房子和其他大多数楼房一样，地基比码头高出约4英尺，前门处有一段向上的石阶。 我们的船和我预料的完全不同。这些船只是专门为穿过险滩而建造的，它们从未去过沙市以下的地方，它们在这里将货物和乘客转给湖南的船只，后者是下游的交通工具。我们雇了一条更灵敏的小船，它叫申婆子，意思是申的妻子（申是建造这些船的一个湖南城镇）。它大约40英尺长，三英尺深（老大及船主告诉我），它的顺流载重是1万斤（6吨），逆流载重是4千斤（两吨半）。它现在载着大约一吨重的行李和储备（包括几担船员吃的稻米，一共是6个人），外加我们这边的五个乘客，吃水也只有14英寸。这条船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轻盈，这方面很像日本的急流快船。它是由橡木板材制成的，没有横木，没有铺制地板，而且除了船首外都没有甲板；它由五块隔板联为一体，这些隔板将船只的整体分为了四个空间：渐渐变细的船头和船尾，前端是船员的住处和厨房，后端属于我们的厨师以及他的便携土炉，还有舵手。因此，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是在两团火的中间，而且无论风从哪个方向来，我们都可以“享受”到烧木头的呛人烟雾。板材只有一英寸厚，每个隔室的地板都由一种轻巧的竹制平台替代——船员就睡在上面，因此整条船都非常灵活，在2海里/小时的水流里，三个人可以在最轻松的状态下于一小时里驾驶它行进3至4英里。除此之外，它在沿岸长航中常常要遭受频繁的碰撞，但这些碰撞并不会让她受损。隔板完全封闭了隔室，前甲板比隔板的顶部低1英尺，当船只满载时，甲板几乎与水面齐平。当行驶到无法拉纤的河段时，船员就站在甲板上面向着船头划桨——这是中国的方式，他们以严格的频率用长浆快速抽击水面。桅杆约有20英尺高，上头有一面小小的斜桁四角帆，8英尺乘15英尺大，只在风从正后方或船尾吹来时用。唯一有顶盖的就是我们住的中部隔室，遮盖物是拱形的竹垫，两头则是开放的，这样就总是有一股通畅的气流吹过。我从一些在此旅行过的欧洲人那里听说过很多关于四川人民有多优秀的事，他们以某种方式拥有了勇毅和教养，而我们在沿海省份所接触的人明显缺少这样的特质。于是我便带着一些兴趣观察起了我们的船员，他们是“四河”之省（四川意为四条河流）的首批样本。掌舵的是老大，他的兄弟整天站在船头用一根铁包头的长竹竿辅助他，他们俩都很高，皮肤白皙，长脸，表情认真庄重，有明朗的笑容和悦耳的嗓音。他们在下令时很温和，而船员们总是安静又迅速地执行这些命令。中国的普通船舶或其他地方，在执行调遣时总是会产生恐怖的噪音和混乱，眼前的场景与之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男人们拿着纤绳跳出去，踩着一种摇摆的步子开始拉纤，在水中跋涉，而后又跳回船上，到了新的一处，又几乎毫无声息地再度出发。他们从黎明拉到夜里，一天只回船上吃三次饭。吃饭的时候，除非风力很强风向又好，我们都会把船泊在岸边钉的一根木桩上，这条船没有增加重量的锚或铁链。装备中最重要的部分是纤绳，它们是竹子编的，几乎坚不可摧，但是这条河上游嶙峋的岩石会让它们渐渐磨损。我们沿河向上，此处的河面约有3/4英里宽。我们越过有城墙的荆州府，它藏在堤坝后方。至沙市之上7英里，我们经过了太平河（和平之河），这是一条1/4英里宽的“捷径”，它有约100英里长的人工高堤，帆船在夏季里穿过此处航向洞庭湖，从而避开了主干流上无数的弯道和危险的沙岸。但现在这里是一片宽阔的沙洲，一点水都没有。最后，到下午7点，我们于5个小时中航行了60里，即15英里。我们在沙岸间一个小小的河道里停泊过夜，此处名叫石头地，意为石岬。 周六，3月13日。我们早上6点出发，这里的高堤几乎是垂直于河面的，拉纤的人在堤坝顶部欢快地前进。在经过江口之后——它是左岸一个零落的大村，河面明显变窄了，清澈的浅水完全不同于沙市混浊的涡流。河岸上满是村庄和漂亮的树木，但后面的平原到夏季里明显仍然会被淹没，1870年大洪水在这堤岸上冲出的巨大缺口仍未得到修复。最后，我们抵达一个叫永兹的小镇，在此初窥西部的山峦。我们高兴地意识到，阴郁的湖北平原终于快要到头了。这里有一处被河水冲破的堤岸截面，它首次呈现出了与冲积淤泥不同的样貌。河道由此往下向海的900英里中，除了通过九江北部的一段河道外，所有的堤岸都是冲积淤泥。而在这个截面中，6英尺深的泥土下是一层2英尺厚的碎石。在松滋以上，坝洲大岛（布莱基斯顿称之为春岛）以下，我注意到河流正中有一根帆船桅杆戳出了水面。我还得知有一艘大型湖南帆船装载着四川产品从宜昌往下游去，结果两天前在这里撞上了浅滩，我们老大家有两个女人淹死在了船里。幸存者在附近岸上的一部分残骸里扎了营。船上很不舒服，因为我们都蹲在席子拱顶下面。这个拱顶覆盖着船体中部，形成了一条约22英尺长的隧道，而隧道里有一股寒冷刺骨的气流，我暂时还没找到排除它的有效办法。不过好在我们正持续沐浴于明媚的春天里，事实上，我们突然从冬天跳到了夏天。航程120里，30英里，从沙市至此共45英里。 周三，3月14日。早晨6点出发，船在一片平静的死寂里被纤绳拉着，阳光明亮而温暖。河边的景色终于完全摆脱了千篇一律的冲积平原，我们现在正经过的河段两侧都是树木繁茂的矮山，低缓的山坡一路延伸至水边，春季小麦的嫩芽令其显得生机勃勃。这段河看起来像一片平静的湖泊，温暖的阳光迅速驱散了晨雾。我们进入了一片新的气候区——中国称不同的气候为水土——这里有明亮清澈的水和肥沃的红色土壤。自离开上海后，终于有了无须过滤就可饮用的甜水。这水全都源自四川，由此地至400英里以上的涪州之间都没有重要的支流。一周以前，播种了小麦的田地上还只有黑色的冲积泥土，现在这些植物已经长出了6英寸。到了5月，当河水上涨时，鲜明的色彩将会消失，这低矮的陆地将大部分变成涝区。有时洪水来得过早，小麦还来不及被全部收割。我们经过了地区级城市宜都，它坐落在一条名叫清江（意为清澈的河）的小支流上。这条支流源于湖南省的南部，它是一支真正的支流，其水流源源不断地流入扬子江，不过我们经过河口时没有感觉到涌流。宜昌的高地现在已出现在了眼前，不过我们头顶爆发的一阵雷雨很快隐去了它的身影。我们现在绕行的岬角被称为鼠尾岬，岬上到处都散落着大卵石，这是个新鲜的景象，已经可以让人预见到前方将有山脉。在这个场景之下是真正的沙子，其上的卵石像是凝合成了砾岩或圆粒岩，大块的体积在新近被水侵蚀，对于离岸太近的船只构成了威胁。此处的这一层砾岩有3英尺厚，夹在两层坚硬的砂岩中。江豚从沙市起就陪了我们一路，但它们并不往宜昌上方游，紧贴该城下游处的第一道急流将阻止它们。今天没有什么涌流，因此水才会有这样的透明度，到了夏天，这里水的颜色有可能像干豌豆汤，也有可能像巧克力汁。泊在马堂祠（马堂一族的“家庙”），行了100里，即25英里，从沙市至此共70英里。 周四，3月15日。于白日的浓雾中起航，沙尘暴加重了雾气，掩住了虎牙峡的景色，我们现在正穿过该峡前往宜昌。这道峡谷在横断山脉的末尾形成了一个断口，扬子江便是于此一路冲过横断山脉，从四川高原流入湖北大平原。这道山脉的北翼和西翼都很险峻，在右岸高耸至2600英尺——其中一道险峰顶上有一座几乎难以企及的佛寺，而山脉穿过河床处就下降到了约400英尺高。峡谷有800至900码宽，约2英里长，离宜昌仅10英里。垂直的悬崖由一种粗糙适度的砾岩组成，这一带皆是如此。现在我们不可能采用拉纤了，于是船员们不得不花费力气和体能来划桨，以便在2海里/小时的水流里多少有所前进。到了夏季，若没有一股强劲的顺风，帆船将无法攻克这道峡谷。然而大自然慷慨地供应了这股顺风，它似乎全年都在此极其稳定地吹着，从中午直至日落。我们经过时是午前，因此没有风，船相当艰难地向上攀爬，利用着涡流，在岩石的每一处岩角停下来歇一歇，水流狂野在岩角外打转。在峡谷和宜昌的半中间，立着一座显眼的宝塔，外围是一圈种着冷杉、围了围墙的花园，整个处所被维护得异乎寻常地好。宜昌自己立在一座砾岩悬崖上，崖壁只比夏季水面高出一点，俯瞰着下方一道又长又低又平的沙嘴，它在冬季里占据了近1/3的河面。在这沙岸上，遥对城郭停泊着一大群四川帆船。城市下方是沿着河岸伸展的市郊，此排列着本地特有的临时浮码头，这些浮舟将锚下在河道里。这片市郊只是一条长而窄的中国街道，较低处倒塌衰败，沿着河岸零零落落地立着些三等的本地店铺。后方，目之所及处的乡野满是坟冢，地面渐渐升起，伸入褐色的砾石矮山，四下里散落着卵石，中间点缀着一些小菜园。尽头处是成行的水稻梯田，还有泥土和板条建成的宽敞农舍。宜昌对岸的风景则鲜明又生动：角锥形的山峦，沿河都是500至600英尺高的垂直崖壁，后方是连绵的崇山峻岭，一直延伸向遥远的地平线，还有整洁的村庄和庙宇，它们都坐落在成片的柳树和竹林里。这景色让人赏心悦目，完全不同于我们周围脏兮兮的所谓外国租界。左岸这边的砾岩层已部分被河水侵蚀，在岩层下面住着无数的乞丐，他们生了火准备做晚饭，从沙岸下方望去，火堆在黑暗中构成了怪异的景象。然而这些温暖的角落并非全无危险，去年冬天，一大块砾岩板倒下来，压扁了8个不幸的人。 我于下午4点登岸，从黎明至此时行驶了70里，即18英里，也就是在三天里从沙市到此一共行了88英里，还是乘着快船。 * * * [1] 在清朝，南京曾在一段时间里被划为安徽的首府。——译者注 [2] 红湖：此处疑为洪湖的误解。——译者注 [book_title]第三章　宜昌及其市郊 外国人社区——和水獭一起捕鱼——“风水”——砾岩乡土——龙王洞——地下湖——“穹山”——令人惊叹的一瞥——云雾山——中国村舍——意外的款待——主仆——福地——樵夫——峭壁攀爬——中国的“帕”——道观——壮丽的风景——金峰坡——中国蜡烛——酒店账单模板——木板桥——回到宜昌 宜昌的外国社区里有一个海关税务司，由一名司长、一名兼任医疗及书记职责的户内助理、两名户外审查员组成；还有一些传教人员，一名苏格兰长老教教士及其妻子以及两名罗马天主教徒。这就是在当地居住的所有外国人口。当我到达时，被指派到这个港口的英格兰领事正在汉口。能找到一个医师让我非常高兴，因为在上岸前不久，我跟在船后沿着河堤漫步，一条狗从麦田里冲出来，咬穿了我小腿上的灯笼裤长袜，然后我接受了彻底的烧灼治疗。中国的这些狗真是妨害生存的因子，它们似乎对我们这些蛮族有着疯狂的厌恶，就算是相处长久的人也改变不了它们的态度，气味、外观或者动作发出的声响似乎都能把它们逼疯。它们冲出来激动地吠叫，但通常不至于咬人。不过对于任何神经敏感的人来说，相比于路旁有警察护卫的大型“殖民区”，在租界外走路可不是一件乐事。在刚刚说的例子里，我被一条不叫的狗攻击了，而且我没有手杖可以驱赶他，但这样的例子非常少见。 我受到了热忱的招待，在这遥远的异地，英格兰人彼此间总是这么热情。然后我住进了岸上的住所。税务司司长摩根先生住在一座宽敞的庙宇中，万能的美元将那些心甘情愿的僧侣都驱逐了出去，庙里只余下一个昏暗的角落，为了面子问题，在那里保留了一个小小的神龛，用以必要的焚香。领事馆空着，领事加德纳先生最近视察了港口，然后他和两位来自汉口的朋友一起，在这里雇用了一条本土帆船，去视察宜昌峡谷上游的湍流。在那里他们发生了一次严重的事故，船翻了。据他们描述，船立刻就变成了碎片。他们差点就淹死在了冰冷的水里，是中国的救生船救了他们，每道险滩的末端都驻扎着救生船。他们丢失了自己的枪支、衣物以及一切，只剩下自己穿着的，或者不如说泡着的衣物。 我散了会儿步，与摩根先生和亨利医生愉快地聊了会儿天，在与中国人封闭式相处了17天后，我坐下来享用了一顿（对我来说）很豪华的晚餐。为了向我致意，大家非常好客地开了一瓶从巴黎瓦赞咖啡馆带来的拉菲。 周五，3月16日，这是个平静、温和、晴朗的早晨，天空仍然被无形的尘土所遮蔽。这些尘暴是由冬季的西北大风从蒙古沙漠中带来的，细小的沙粒乘风跨越了惊人的距离。某一次我曾在日本内海搭乘一艘蒸汽轮船，那时也是三月，船长被迫于正午时分抛锚停船，因为尘暴如一场北海大雾般笼罩了我们。地质学家们推测，在长年累月的堆积后，中国西北部平原将因这些尘暴而升高数百英尺。 午餐后，我和税务司长一起过河去视察此地特有的水獭捕鱼业。对岸高高耸立着角锥形的悬崖，崖间裂着狭窄的深谷，仅容人踏足于岩石上，较低处的砾岩向下渐渐变成了坚硬的砂岩。在一处多少避开了激流的小河湾里，渔民们在岩岸边上安置着他们的水獭。细竹竿像钓竿一样从岸边伸向水面，每一根竹竿的最末端都用铁索系着一只水獭，铁索上固定的皮带绕过这动物的胸前，直接缚向其肩后。有些水獭正在水里玩耍，在铁链所能达到的尽可能远的范围内游动；另一些挂在竹竿上休息，身体对折，无论怎么看都像是挂着晒干的水獭皮。在需要利用它们时，渔民会先撒出渔网，当沿船铺散的渔网满载时，渔民让水獭的长脖子贴近水面，将它塞进渔网的孔里。接着水獭会从泥泞的河底和石缝里搜寻出藏着的鱼儿。最后，鱼、水獭和网都被一起拽上船来，水獭将被放出并得到奖赏，而后再次开始新的撒网。 随后我们攀上深谷，登上崖顶，再走向另一侧，中间我们翻过一道狭窄的砂岩山脊，它的两侧都一样陡峭。因为在平地上生活了太多年，爬上山顶时，我已经气喘吁吁，不过由此再向上的山峰比较矮，没有那么陡峭。从这里望去，眼前是我在中国见过的最优美也最具特色的风景之一，与之不相上下的是福州的鼓山涌泉寺。从某些方面看，两地的风景很相似。在右下方是平静的扬子江，以及宜昌铺展开的城区与郊区，城市的女墙随着起伏的地表蜿蜒而行，而地面渐渐升高，直至形成一片200至250英尺高的低矮丘陵。在我们前方，险峻的山脉于西方和北方拔地而起，海拔从1000至10000英尺不等，大河刚刚经过城市，便消失在这层峦叠嶂中。在我们的左侧和后方，角锥形的山峰往南方和东方渐次蔓延，高度从600至2500英尺不等，一条清澈的河流蜿蜒其中，但其沙质河床的绝大部分都已经干涸了。 周六，3月17日，这是个可爱的夏日早晨，我起得很早。我坐在花园里的一棵橘子树下，读着1月19日的《华夏邮报》，其内容包括谢立山的报告，报告涉及重庆贸易状况、以及宜昌与重庆间的峡谷和险滩中运行蒸汽轮船、并通过直通航程开放其贸易的可行性。我还阅读了斯宾士领事的报告，和招待我的税务司长的报告。这些内容都非常有趣，而我现在必须出发去自己观察了。午餐后，我步行前往城后山巅上的一座庙宇，中国人还另外为它建造了一座三层的亭阁，后者有70英尺高，耗资35000两（10000英镑）。这座壮观的建筑面向河对岸的角锥状山峰，与之相抗。因为宜昌官员无法通过三年一次的考核。所以要建造一座亭阁抵御角锥状山峰造成的邪恶影响。据说本地贸易界也因此遭难，往往要拱手把商业利润送给此地的外乡人。这座倒霉的锥山位于城镇的正南方，因此败坏了此地的风水，因此需要“补丁”或是人工手段的干预。为了在宜昌定居的外国人的利益，我们期望新的航程将证明这只是杞人忧天。在中国旅行的每一次行程中，这种广泛的对风水或占卜的迷信总是对我们造成冲击。 注意——为方便起见，以下将插入对宜昌郊区的描述，不过就时间点而言该内容本应偏后。 12月6日，又是一个明亮、晴朗、宁静的日子，宜昌冬季的天气总是如此美丽。这一天我出发了，同行的有两名抬椅子（一种用柳条，更确切地说是用藤条编的敞开的山轿）的轿夫，山轿里塞着我的被褥和换洗衣服；还有一个雇用的苦力扛着食物和桌子等装备；另有一名厨师和一名小厮殿后。我们越过扬子江，钻进右岸崖壁的一道裂口中，往里是一条狭窄的山谷，我们将由此向上追溯溪流。 我们在一处近于平地的平原上走了六七英里，踩着垫脚石来回越过清澈的溪面，至此，半英里宽的山谷收窄成了一条沟涧。左面是“白崖山”的绝壁，右面是圆锥形或金字塔形的小山，后者是宜昌特有的景色。这些小山是石灰岩结构，绝壁是砾岩结构，因质地强韧度的不同，两者的受侵蚀程度不同，因此轮廓也各不相同。 接着我们将小片的豆田和麦田以及沿坡生长的松林和竹林抛在身后，走进了一条被砾岩岩块堵塞的山涧里。这些岩块是从上方的山峰（1500英尺高）崩落下来的。而后我们转入右边的一道侧谷，它两侧都是悬崖，四处散落着一丁点儿植被，都长在明显难以接近的地方。我们的小路通向半崖上的一处岩架，这场景已经足够荒僻，但下方干涸河床上的光滑卵石还要为之增添凄凉。雇工们落在后面，我漫步向上，不知道自己何时才能到达那处岩庙。我预备在那里过夜。山谷越来越显得凄清，我就好像是在走向末日。太阳早已落在了左侧山后，不过我右方的山顶仍然沐浴在灿烂的光辉里。忽然间，一道急促的拐弯展示出另一道深谷，它的终点是一面砾岩石墙，下方则是一片漂亮的常绿树林。狭窄的小径盘绕着通向那片树林，一段完好的石梯在林中向上延伸，预示着我即将抵达庙宇。最终，我们在林后看到了一个宽阔的深穴，那是涓涓细流在山中凿出来的。我艰难地爬上了陡峭的石阶，听着晚钟在静谧的黄昏回响。所有的佛教寺庙里都有这样古老的单体大钟，它的敲击声沉厚雄浑。一扇大门后是铺了地面的院子，另一段石阶由此通向上方的一处平台，而平台直通三座大殿的前方，这些宽敞的神殿全都建在巨大洞穴的悬顶之下。平台上立着一个石盆，里面装满了水，那是由大约60英尺高的洞顶不断滴落的。如果你坐在客房里望向树林，那么眼前这些水滴完全就像是一道水帘。这洞穴名叫“龙王洞”，洞口宽约100码，洞内也几乎有这么深。在山洞后面是一片湖水，僧侣们说它向内延伸了不知道多远，只有一个人曾试图探测它，但他再也没有回来。他们反对我让他们的船下湖，因为他们只在旱季这样做，那时他们会去往湖上，乞求龙神回归并降雨。根据中国人的迷信，如果龙神出了洞口，逃出这片土地，那这里将会永久干旱。因此，这三座神殿是为了把他安全地关在里面。 整个传说透着一种如此诡异的浪漫，令我更加渴望能彻底地勘探它。第二天早晨我很早就出发了，走了四五英里来到另外一道山谷，此处遍地都是悬崖峭壁，数量超过了我曾到过的任何地方。这里也有一道干涸的河床（这似乎是这片砾石山野的一大特征），还有一道此时已近枯竭的瀑布。我判断它可能有超过1000英尺的落差。在这个区域，由凸出的崖壁挟持的山谷多半不会延伸成蜿蜒狭窄的幽谷，而是会突兀地被悬崖切断。我攀上峭壁，爬到一处山脊的顶端，看似无法攀登的“文佛山”就如平地生雷一般，突然在我的视野中升起。在我脚下是一道张着巨口的深渊，将我和圆锥状的文佛山分隔开来——少数到过这里的欧洲人称它为穹山。它和这道山脊仅凭一条狭窄的铺道相连，后者有4至10英尺宽，我坐在山脊上，免得自己被风吹下去。在对面，穹山往上三分之二处，有一道垂直的石墙向下绵延了一千英尺，光滑得就好像被刨平了一般。这些令人惊叹的景色本有恢宏的背景，那是如巨型罗马剧场般的层峦叠嶂。我目不斜视地走过铺道，迎面就是陡峭的锥山，一条乱七八糟的小径通往山顶上的一个狭窄平台，上面修建了一座小小的庙宇。我花了一个小时凝望四周参差错落的山峰，而后不无艰辛地返回了铺道，顺着原先的足迹回到了龙王洞，在那里度过了第二个夜晚。次日，我步行14英里回到宜昌，中间穿过了一个可爱的小村庄，它可谓是宜昌周围最漂亮的风景。在一个霜冻之夜后，早晨明快的空气为这次返程步行增添了特别的魅力。 14日，我安排了一次更远途的旅行，前往“云雾山”。我在自己的船上睡了一觉，于早晨7点在宜昌峡谷口登岸。而后我开始徒步登上一座秀丽的山谷，它坐落在主峡谷中，两侧都是刀劈似的石灰岩。这是该地区（宜昌北部与西部）的地质基础，相比之下，这片土地的南方和东方绵延的都是砾石山体。这个小山谷的底部平坦，宽度从50至200码不等，并完全被溪流占为了河床。溪水流淌的头几英里，两侧全是垂悬约一千英尺高的峭壁，而后溪水才渐渐变宽，并形成可栽培作物的土质。侧边的沟壑满是优美的蕨类和常绿植物。由于我发现苦力小队的行进速度是最拖慢整体速度的因素，因此这一次我挑选出了最棒的苦力，让他用扁担挑着我的被褥和食物跟在我身边，扁担前头挑着两床双层厚毛毯，后头挑着两大块黑面包、一罐可可粉、一罐牛奶和一瓶巴斯啤酒。小径顺着另一个涧谷蜿蜒而上，看似漫无止境，而在寻找的山峦也似乎永远都和我隔着20里（7英里）的距离。最终，在下午3点，涧谷变得宽敞起来，小径迄今为止都局限在河床范围内，攀上几段在石灰岩上凿出来的粗糙石阶，我们来到一处平台，平台上立着一座一流的中国式建筑。我们（我和我的苦力）在平台的栏杆上坐下来，准备进一步打听目的地的方向和距离。 两个年轻人腼腆地走出来，在面对一个外国人时，他们的礼貌态度在穷人中可谓常见，但在富人中就显得不同寻常。他们邀请我“请进吃茶！”——意为“请进来坐坐，喝杯茶！”若按照中国礼仪，我应该要拒绝他们，但我把他们的话当真了，因为我累了，并且也想在他们这里获得信息。他们建议我不要试图在今晚爬上山峰，因为那条路非常荒僻，一路都没有人烟，最好是留在此地，到早晨再出发。我决定接受如此罕见且意外的好客，在剩余的白日里，我在附近走了走，欣赏了这处建筑。根据我的气压计读数，它坐落在大河之上900英尺处，离冲凿出这处山谷的喧闹溪流也有大约250英尺。房子下方是一片长满树木的陡峭斜坡，离此最近的树冠顶端勉强高出了栏杆。往溪流下游两三英里处看，景色被陡峭的山峰所遮蔽，而我们正是从那边的山脚下爬上来的。这片小小的高原被两侧一千英尺高的崎岖岩石拱卫着，一侧的岩山像一只狮子，另一侧则像一只大象，它们共同护卫着这处所在。后方是陡峭的梯田，沿山谷向上的山路由此跨越至对面更高的山脉，落日的余晖暂时为那奇美的山巅镀了一层金光。这个休息地令我心喜十足，我就此处的美丽与兴盛向房主道贺，这道贺也完全是真诚的。 当夜色降临时，我们全都坐在让人极其难受的中国长凳上，围着一堆燃烧的柴火。火塘是一个圆形的洼地，周围嵌着一圈石头，烟透过瓷砖逃逸而出，不过在此之前，它们会先被半道上的一列火腿拦截。我们坐在这里，传递着水烟袋。而农场佣工一个个地走进来，在火边坐好，有些人像他们的主人一样挤在同样的长凳上，对我来说，看着这样的景象真是非常有趣。晚餐是米饭、卷心菜和豆腐，它们很快被吃进嘴里，再被茶水冲下肚去。接着佣人们也坐在同样的桌子边，只不过吃的是旱地里种的山米，相对于湿土里种的稻米而言，这些山米的质地非常差。厨师们是女人和“丫头”——女奴的称谓，很不幸的是，她们全是残足。主人的两个姐妹在旁边观望，但我在场时，她们既没有坐下，也没敢说出一个字。8点之前我们就全部上床了。在中国旅行的人都带着自己的被褥，客房只有一个光裸的床架，常常连这个都没有。 我和主人谈话后，知道两侧的梯田都是他们的，并且他们大都出租给了佃农。他们的净收益是700至800担稻谷，如果换算成钱，这收益只值一年300英镑。但是对这样的家庭来说，他们有自己的菜园和农家场院，因此花费还不到这收益的十分之一。他们似乎把剩下的盈余都投入购买更多的山地，以及维护修建那无数梯田的石堤。政府的地租平均是总产值的十分之一。 第二天我起了大早，日光正缓缓爬下深谷。不管怎样，我先和主人们一起用了早饭，他们甚至不让我给他们的佣人一些铜钱，后者正友善地评论说：在回程前，我会需要我带着的所有东西。 我们踏上屋后一条往上延伸的小路，继续向山谷上方走去。一阶阶的稻田沿山泉向上层叠，最小且最高的那一片田地只有几平方码大，覆盖着一层薄薄的冰霜。空气清新爽冽，在九点或九点半时，朝阳已经攀上了山巅。上行的林中小路陡峭难行，在一个半小时的步行后，我们到达一片松林。我在这里遇见了几个樵夫，他们正围着一堆篝火抽烟歇息。我加入他们，坐在一起抽了一根香烟后，我说服其中一人做我们的向导，带领我们前往云雾山顶。现在我们总算能看到云雾山了，那白色的庙宇高高耸立在一千英尺之上，好似一幢玩具屋。由此往上的攀登将极其险峻，我只能祈祷挑着被褥的苦力能够慢慢跟在我们身后上山。最终我们终于爬上了仰望已久的峰顶，那里是一座小小的道观，围着栏杆的前坪占据了整片可以踏足的地面。这里的天气非常规律，正午之前风平浪静，正午时分就有一缕微风如海风般从（东南方）河面吹上来，而后随时间推移渐渐增强为轻风，但于落日时完全消退。我早晨便已登顶，因此避开了这些山巅上稍后将会刮起的冷冽大风。这是一个美丽且宁静的晴朗早晨，可惜的是有雾，放眼望去，无尽绵延的陡峭山峰及中间繁茂的山谷都在视野之下。这里的石灰岩山顶上大多数都有一个“寨”，有几分类似于毛利人的“帕”。最上方的100英尺全是光裸的石灰岩壁，而山体外表的其他部分全是石坡。从远处看，这些“寨”就像是壮观的城堡，在古代，它们是当时占有此地的土著居民的避难所。道观很小，只住着一个极其可怜的老道士，此处能有访客令他非常欣喜，只是对我来说，他的态度太过畏缩，所以我也问不出什么信息。他点燃了柴火煮面（我们在路上买的面条），并感激地接受了我的空啤酒瓶子以及100钱，酒瓶子在这些地区通常很有价值，100钱等于四个半便士。 我的气压计降了3英寸，意味着这处峰顶在“三游洞”河谷上方约2700英尺处。我们顺着宜昌这一面的山路下山，它虽然陡峭，但算是一条正常的路。我们一会儿爬过岩石，一会儿走在几近干涸的河床中，上方是满布坑洞的巍峨绝壁，其通常被称为宜昌岩。这都是些半朽的石笋，被夏季的急流冲蚀，满布孔雀草的种子，因此总像是覆着一层摇曳的微型森林。汉口和上海的英格兰人对这种岩石有着巨大的需求。当太阳开始落山时，我们离开了蜿蜒无际的山涧，爬上山谷一侧前往一座“岭”。这条路名为“金峰坡”，路上有五六座泥筑的房屋。我在其中一个屋子的地面上铺开被褥，蜷在上面等着晚餐。中国房屋的照明程度在天黑后几乎可以说是漆黑一片，我总是让我的苦力带着外国蜡烛，它们深受欢迎，若没有这些蜡烛，在中国旅行就是个悲剧。我在地上的火堆上煮我的“吉百利可可粉”，在一些缺少风味的国家进行冬季旅行时，这也是一种必不可少的东西。然后我配着山米和豆腐享用了它。这里的一切服务都由脚夫提供，他们大约二三十人，背着“被子”走进门来，与我们分享地板。每个脚夫都从角落里摊开一床草垫，为此每人要付10钱。 次日早晨离开时，我的旅店账单如下： 自己和苦力的晚餐，4碗米饭，每碗10钱（卷心菜和豆腐免费）40 使用草垫，人数同上，10钱乘220 早餐，同晚餐40 给我的狗“黑子”的晚餐和早餐20 给苦力的一双草鞋（他的旧鞋子磨坏了）12 ——132 总共132铜钱，或是换算为6便士。 我们8点出发，又跋涉了很久。其间我们越过一座简单的木板桥，它横跨在一条美丽清澈的河流上，河流有200码宽，5至10英尺深，两侧都是砾岩悬崖。经过两天极其令人愉悦的远足，我们于下午2点到达了宜昌。 [book_title]第四章　峡谷中 前往峡谷——宏伟的惊鸿一瞥——旅者石刻——卵石工厂——轻舟的优势——庙学——“风水”问题 周日，3月18日，天光大亮时我才起床。这又是一个可爱的夏季早晨，草叶凝露，空气芬芳，处处都盛开着紫罗兰。我写了信，让陆路邮递员将它发出，后者将在5天内由陆路走到汉口完成递送。11点时，我和摩根先生用了早餐，而后立即启航，前往峡谷和远西地区。这是个平静的晴天，一缕东风刚够张满我们的船帆，我们的船员中多了三名桨手以助力。前两天占据了河面四分之一宽度的沙洲如今已浸入水面，我们顺利地越过了它们。夏季涨潮已经开始了，在我于宜昌的短暂逗留期间，水面涨高了4英尺，宽度增加了数百码。我们撑着杆划着桨越过这片堤岸，避开了对岸崖壁下的深水区和险滩，在行进了3英里后，我们被迫过河，开始采用拉纤的方式前进。他们在岩石上跳跃着，将纤绳在巨大的卵石上绕来绕去，狭窄的岩架为我们活泼的四川船员穿着凉鞋的脚勉勉强强提供了立足之地。 宜昌河段约有四分之三英里宽，全程看上去都像是一个山间的湖湾，放眼望去看不出有河口的迹象。当你艰辛对抗小股急流，终于抵达上游终点时，河水却像是完全消失了。然而突然间，左侧山间的一道裂缝出现在眼前，瞧啊！大河在这里。它收窄到了400码宽，奔流在雄伟庄严的石灰岩峭壁之间，而从远处看，两侧峭壁就好像贴合在一起，完全没有给中间的河水留出空隙。这样的场景，以及其突如其来给初见者带来的惊诧是无法描述的，也没有画笔能勾勒这全景的美丽与震撼。天地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里缓缓地展开自己的画卷，而我们就在这期间缓缓向峡谷上方航行了10英里，直至过夜的停泊处。峡谷中的水流非常深，深度达到了50至100英寻。没有一个涟漪搅动水面，除了纤夫的喊声偶尔激起的回声外，也没有一点声音打破这庄严的寂静。云层遮蔽了更高处的山峰，让我们缓慢攀升的深谷更显阴沉。在旅程开始时，亨利博士还陪伴着我，不过他在峡谷口就离开了。此时我孤身一人（因为对于欧洲人来说，中国人从来不是可以交心的伙伴），但我非常高兴。我运气很好，能在必将到来的蒸汽轮船和荤素不忌的环球旅行者摧毁扬子江峡谷的魅力前造访它。这样的景色最好能隔绝人迹，但蒸汽轮船注定将冲入此间，使人来不及探索它的细节，也来不及将一幅幅令人目不暇接的画面牢牢记在心里。迄今为止，关于宜昌峡谷的照片和画作都可悲地失败了，没能传递其规模的宏伟。而这是它最令人震撼的特征。横面的暗色石灰岩层和垂直的裂缝构成了惊人的景象，山脉被劈成了高塔和拱壁；小股水流从狭窄的边谷流入河中，这些边谷的崖壁直上直下，并且都以直角切入河谷。植被繁茂丰饶，覆盖了岩架上所有可供生长之处，空气芬芳，谷中的阴沉都被此刻繁花似锦的果树点亮了。 沙市与宜昌之间的河水清澈得让人喜悦，但它们在此已不再拥有这个特质，春季洪水呈现出惯常泥泞的颜色。当河段变得开阔时，眼前那荒凉的情形令我无比震惊，整个水面上只有一些孤绝的舢板，除此外一无所有。然而，当我们向前行进时，那些看似舢板的船变成了载重80至100吨的大型帆船。它们负荷着四川的货物，每艘船上都有约20名桨手，正如一般下行的船只一样，它们的桅杆都放低了，周围景色的宏阔规模将它们都映衬成了小船。 路途中，我们经过风景如画的小村庄，它们窝在幽谷中，四周是星星点点的麦田和李树的白色繁花。还有一些山谷是裂谷，在它们的岩架上，离河面约150英尺的地方，翻涌着水晶般透明的瀑布。我想停下来装一些瀑布里的水，但我的中国船员们声称春季的水对身体不好，而且船上只有一个水罐，所以我放弃了。今天我们航行了40里，也就是10英里。 周一，3月19日，又是峡谷一日。我很仔细地给每天的笔记标注了日期，因为河流在不同的季节里是如此千变万化，以至于任何描述都必须仔细对应其记录日期来理解。 夏季，当河水比2月份的最低水位高出50至60英尺时，水面将盖过礁石，并且我们发现了一股以6海里/小时的速度持续奔涌的涡流，代替了相对平静的长直的局部急流。现在是三月，河水只升高了几英尺，我是首次见到此处河水的冬季样貌。在这个时间段里，航行对于帆船来说较为安全，这些船只慢慢沿岸行驶，时常在行进中撞上礁石。对于蒸汽轮船来说，急流本身对其毫无阻碍，但显然它们只能在高水位期间航行。 5点15分，我们在破晓时起锚。喝了一杯咖啡后，我到岸上去观察采石匠的工作。平原上广泛运用于建筑和护堤的石灰岩大都来自宜昌峡谷。他们并不采用爆破手法，而是使用成排的铁锲分开大块的石头。在经过这些采石场时，河流突兀地转过一个直角，越过这个崎岖险峻的转角后，一片新的美景铺陈开来。当地人把峡谷中的这个转角称为“灯影峡”，而我们外国人称为宜昌峡谷的下游河段，被中国人称为“黄猫峡”，其得名于一块据说与该动物相似的破损石灰岩。在这个峡谷中，右岸仍然是高耸的石灰岩峭壁，其顶端是风化岩，看上去非常像是固若金汤的山间城堡的城墙与雉堞。在不那么险峻的左岸上，岩架向后撤退，为如画的村庄空出了地盘，后者掩映在油桐树、乌桕树和竹子组成的微型丛林中。峡谷的上端像嘴一样收窄，更硬质的石灰岩竟然成功抵御了含沙水分的侵蚀。此处左岸是一整片令人叹为观止的白色岩峰和绝壁，它们有3000英尺高，下半部分是绵延的岩坡。这些悬崖让我想起施蒂利亚的白云石山峰，它们的物质构成可能是一样的。右岸依然是黑蓝色的石灰岩。在河道最窄处立着一座孤绝的尖锋，它被中国人称为天柱山，下方是光滑的岩石，锥形的峰顶上却遍布植被，景色绝伦。 我在水边200英尺找了一条好走的路，跟着船只向前，变化万千的壮丽风景和春天清新的早晨空气令人陶醉。在峡谷末端，一条支流从左岸名为南头的一处美丽小山谷中流入。交汇点上有一块显眼的岩石，上面用白色涂料写满了大字，这些句子可能是泊船在其脚下的旅人写的。如果我还在粗野的西方，大概会认为这是庸俗的广告，但在浪漫的东方，这些句子都是赞叹美景的短诗。它们并不深奥，诸如“江天一色”“山水晴阴”等等。这条支流形成了一道界线，隔开了石灰岩，以及我们正在进入的火成岩地区。河流在此并没有切割出垂直的裂谷，而是成功瓦解了显然远为顽固得多的片麻岩和花岗岩，这使我们眼前的景色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与之前形成了惊人的对比。河水凿出一英里多宽的峡谷，废料以巨型卵石堆的形式撒满了现今较窄的冬季河道，后者以成串小激流的方式蜿蜒而行。从周围的某处高地望去，眼前的景象极其狂野，看着下方多岩的河床，你可能会觉得自己是在荒凉的红海海岸，而非中国最富饶的省份之一。坚硬的片麻岩仍在视野内，被古怪的绿岩和斑岩堤坝横贯，这些堤坝与河道呈直角，其地层几乎倾斜到了垂直的程度。被扬子江强行凿穿的山脉两侧都是石灰岩和砂岩，中心的花岗岩高度则勉强超过了4000英尺，虽说山脉南端的高度是这里的两倍，但欧洲人尚未造访及测量过它。这段河道以“腰叉河”闻名，船夫们对其深感畏惧。有些地方在河道中央堆着松散的岩石，到处都是不幸的纤夫，他们不得不在碎裂的岩山上爬上爬下，而那岩山连岩羚羊都难以攀爬。主河道相对而言宽且深，但帆船更钟爱近岸的狭窄通道，在这样的位置它们可以全程依靠拉纤。“腰叉河”长约15英里，直至被称为“崆岭峡”的下一个峡谷。在这段河道上，我们越过了三道险滩，其中唯一难以驶越的是“獭洞滩”，其涌流在主河道中毫无间断，流速达到了6海里/小时。我们从内侧的一条小水道行过此处，上方有一道普通的瀑布。我们自己有四人拉纤，另外还花了总共四便士雇用了十几名苦力，总算一点一点地挪了过去，只不过整个过程的速度几乎慢到难以察觉。我们的小船船底时不时撞在卵石上，不过它是用有弹性的橡木制成的，因此我们向上攀升地相对容易一些。而对于大型帆船而言，要战胜这一条小急流便是一项巨大的工程，而要顺利通过此处需要花费一整天的时间。我们越过了几艘如此艰难上行的大帆船，放低的桅杆和纤绳都没有超过它们的甲板。我庆幸自己选择了忍受小船的不适，而不是在大船里花成倍的时间旅行。 我们的小船形似独木舟，它时不时撞在岩石上，但是看来并没有因此受损，但大帆船却往往不能如此轻松地避免损害。我们经过了一艘困在逆流中的运棉船，就在前一天，它的船底撞出了一个大洞。它的船员在岸上扎营，身下垫着从他们船上拿下来的草席船顶。他们把船上的棉花包搬了下来，将这些货物摊在岸上晾干，扎捆的包裹全被打开了，岩石上满是棉花。他们想办法把帆船弄进了一个平静的小河湾，在那里将船体倾斜，以便修理。我听了去年另一个倒霉老大的故事，他遭遇了一场相似的意外，不过他修好了船，重新装载了货物，再度起航，但是仅仅往下驶出5里，他又失去了一切。原棉和加工棉是四川的主要输入货物，这个富饶的省份在其他方面都超出了自给自足的程度，但它几乎不出产棉花，后者盛产于同一纬度的远东地区。 一艘载重150吨的大帆船上有超过100名船员，也就是说，它有70或80名拉纤者，他们的动作由鼓声引导，而鼓手留在甲板上，由舵手指挥。十几、二十个人留在甲板上撑竿，使船在擦过卵石和岩礁前进时不会撞上它们，此外他们还要操作由一棵小冷杉树制成的巨大的首桨。另外五六个船员被分派出去，他们像猫一样在岩石间纵跃，当纤绳被卡在石间时，他们就去把它解开。还有三四个特别的泳者，被称为“捡碗底”或水纤夫。在下水前，他们像亚当一样赤裸着前进，或是蹲在前面的岩石上，就像一群大秃鹰，随时准备着应声跳下水去解开纤绳，那绳子可能卡在了岸上人无法触及的岩石上。这些纤绳是由竹条编成的缆绳，粗如小臂，盘绕和解开都需要高超的技巧。由于不同的路线需要或长或短的纤绳，于是它们不停地被盘绕和解开。尽管这种纤绳极其坚韧，但由于它时常在岩石上磨损，因此只能支撑一次航行。你只要看到沿纤路排布的花岗岩上被纤绳割出的深痕，便什么都明白了。 为我们这艘简陋船只拉纤的人脱掉了所有衣物，只余一件短上衣，他们整天都在水里进进出出。事实上，我们的纤绳有时也会卡住，这时船会被扯回岩石边，直到它再次被解开，不过我们总是设法及时地再度前行，以避免遭受严重的损害。 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在岸上，穿着法兰绒衬衫和裤子，戴着蓪草帽，在事态严重时，就效仿纤夫爬上岩石。有时我沿右岸行走，时而走在高于夏季水位的上方小路上，时而走在陆地上，从目前的河岸往内陆进去四分之一英里处才是平地，走在陆地上能避开巨石和沙丘。哪怕我站在100英尺高处，这些家伙也能完全挡住水面的景色。这样往外望去，你只能看到一片广阔的荒谷，到处都是松散的岩堆，包围着贫瘠的沙滩。这里的农民把什么事物都放在背后的竹篓里，这些竹篓以竹条横过肩膀固定在身上。东部省份的中国人用扁担挑起一切货物，能摆脱恒久不变的扁担也是一种解脱。我遇见一个人背着一个巨大的麻袋，里面装着220斤（300磅）的桐籽，他背着这个，高高兴兴地爬上陡峭的山坡。日落时，我们划船至左岸，绕过了最后一个形成急流的位置，停在了一处宁静的河湾里，由此往前就将进入“崆岭峡”了。 我上了岸，凝望着我们明日即将进入的神秘裂谷，它看上去黑洞洞的。想到要被封锁在这些荒僻的山谷里，和无情的水流搏斗14到20天，我就觉得有点可怕。 我爬上陡坡的某处岩架，想看看前方的峡谷。岩架上建了列成一排的七座小塔，沿着宜昌到重庆的河岸，每隔两到三英里就会有一排这样的建筑。塔是白色的，但斜阳为它的立面涂上了一层亮红色。它们被称为“烟塔”，在发生动乱时，人们会在塔中点燃刨花，以烟雾作为警示。在中华帝国，动乱时常发生。大多数烟塔都处于损毁状态，就像这片消耗过度的大地上的所有其他公有财产一样。今天的航程（据说是）130里，不超过20英里。在航行较困难的河段上，“里”的长度也会相应减小。 周二，3月20日，在峡谷中的第三天。我们于清晨5:15启程，划桨穿过崆岭峡。它是一道狭长的山谷，约有4英里长，在它和浪漫主义的牛肝马肺峡之间，河面渐渐开阔，一座布满巨石的岛屿拦在河道中，将水流分成了飞沫四溅的两股。后一个峡谷特别不浪漫的名字源自一些古怪的钟乳石，它们在峡口悬崖外立面的高处，形状就像内脏。几乎所有的峡谷都是由船工们根据其崖壁的标志命名的。在顺风的辅助下，我们轻轻松松地攀越了插入两个峡谷间的崆岭滩，但是这个时段的河道布满岩石，航行需要特别注意。去年九月时，富有的湖北省（我们正身处该省）提督或统帅鲍超将军正是在此逆流而上时失事，帆船的纤绳卡在了一块岩石上，与此同时风向也突然发生了变化，若非如此，帆船本来也许可以安然度过危险。船在漩涡中倾覆，他的两个儿子和几个随从淹死了，他仅以身免。一艘救生船救了他，如前所述，每个险滩末端都驻扎着这些救生船。 在峡谷入口，我们在一个宁静的河湾泊船，好让人吃早餐。上方是一座道观，名为“清江寺”。由此开始，峡谷又有另一个名字，叫作“庙河峡”。在地图上，它被名为“卢肝峡”，是对牛肝的误拼。布莱基斯顿船长著作的卷头插画所绘的正是这段峡谷的入口，但画作在规模和壮丽程度上都没能很好地展现原物的风采。 道观屹立在150英尺高的一块峭壁上，背景是一片崇山峻岭，对面则是高达3000至4000英尺的悬崖峭壁。就如东西方在中世纪的所有宗教建筑一样，道观的建筑非常迷人，尽管才是清晨（7点），观内已经在惯常的喧闹中开始讲学了。我注意到在小学生中有一名女孩，在中国的这个地区，我发现有很多女孩和男孩子一样地上学。一个男孩在给教师背诵课文，后者正同时忙着给另一个淘气鬼讲述新课文。我的出现对此没有造成任何干扰。一道深谷分隔开了庙宇和庙河村，谷底流着一条小河。村子里四散分布着一些房子，四周环绕着早春已绿的杨树，以及花开正盛的桃树。村子建在绵延的台地上，房子由岩石筑成，后方有着柏树和竹子组成的小树林，整个村子沿陡峭的山崖细细往上延展。峡谷在1000至2000英尺高的石灰岩崖壁间蜿蜒了3英里，远后方还耸立着更高的山峰。峡谷中段转过一个锋锐的直角，直至深谷略显开阔，为其侧翼散漫铺展的新滩村留出空间，以本地发音，它又称为青滩村。 新滩意为新的险滩，正如其名所示，它是由右岸险峰的落石新近构成的，这是明朝嘉庆二年发生的事，距今约250年。在大河可航行段的所有险滩中，它被视为最艰难的一关。此处的水体分裂为三道急流，全长延展至两英里，我估计此段河床的落差有大约20英尺。第一道急流来自一条名为“龙马溪”的小河，这条河源自一道狭窄的山谷，从左岸以直角汇入大河中，它沉积了一片巨大的方圆近半英里的扇形冰碛石堆，拦住了河水，以致产生了新滩三急流的第一道急流。另两道急流只是因横跨河流的石屏形成的，这屏障就像是一道堤坝，其上游处是宁静的深水——兵书峡的河道。 我们的船停在这里排队，前方有层层叠叠的大帆船泊在岸边。趁此时机，我和我们的“打竿子弟”即头桨手一起登岸散步，他带着我走上一条漂亮的林荫道，它穿过村庄，有一段陡峭的台阶。我们到达一处约有300英尺高的台地，我在那里歇了一会儿。我的伙伴指着一左一右两栋大砖房，问我对它们各自的风水或位置有什么想法。众所周知，中国人对坟墓或房屋的地点非常重视，不仅位置要有利于兴旺（这可能是中国风水占卜的核心概念），还要考虑其对死者子孙或居住者财运的影响。中国的下层阶级似乎十分相信，会说中文的外国人对风水这一重要课题一定知识丰富，至少我常常被问到这类问题。我领会了这一学科的某些原则（其一切方面都完全与自然条件相符），并且得益于古往今来先知们可以拥有的模糊的自由度，在回答询问时少有困窘。在眼前这次咨询中，我评论说，其中一栋房子前铺展着壮丽的风景——画面跨越险滩一直延伸至阴森的兵书峡，它看起来从向它翻涌而来的水中汲取了繁荣；而另一栋房子的运气都被全年从上游稳定吹来的风带走了。我的伙伴很高兴，然而令我惊讶的是，他请我和他一起进入后一栋房子，也就是我宣称风水比较差的那栋。我进了屋，然后他告诉我这是他家，他没有事先提醒就领我来，是为了得到我真实公正的意见。我们在大厅里坐下来，他的家人和朋友很高兴能够满足对一个讲中文的外国人的好奇心。老母亲照惯例给我倒了茶，她对自家的风水了如指掌。之后他们对我说了那接二连三的灾祸：父亲失去了他的帆船，淹死在了险滩中；现在轮到了长子，也就是我的同伴，他沦落至艰苦的工种，只能做薪水微薄的打竿子。我能有所建议吗？我推荐他们在台地边缘建一块砖屏，面向门道，而陪同我的这位精力充沛的年轻人应该试着去一艘大商船上找工作。结果每个人都满意了。但是目前，在家乡行船的过程相当令人颓丧，过去的辉煌时代中建造了过多的帆船，在沿途每一次安静停泊的过程中，我们都能发现搁置不用的大船。通常河对面就是船主的家，他们往往拥有漂亮的台地花园和小农场，它们细致地排布在陡峭的山涧之上。 我的小船花了正好六个小时，一点一点地在泛着飞沫的河水中前进。与此同时，我们徒步穿过长长的梯田小镇，来到一座茶馆，它如画般建在一座悬崖上，下方是此地最湍急的险滩。我由此往下望，看着一队队帆船艰辛地溯河而上。在这道急流中，帆船把货都卸下了，周围山村里的男人和男孩们成群结队地在此，很乐意作为脚夫在卵石上辛苦工作，以赚取一些铜钱。本地领航员也时常在此受聘，一艘大帆船在顺流而下时大约每五分钟付给他们一美元。这些领航员都是行业翘楚，衣装考究，他们舒适的家园妆点着邻近的山坡。 这座茶馆坐落在高于目前水面近200英尺的地方，但这高度并未能使之躲开1870年（同治九年）的洪灾。我由此俯瞰，主急流的天然堤坝上方是水流平稳的区域，先前成功通过险滩的船只正在喧闹地重装货物。那场著名的洪水横扫了整片地区，甚至远至汉口平原，我们能从眼前的景象中发现它的痕迹：在青滩又长又零落的主街上，几乎所有的房子都是新建的。这条街上上下下，中间时不时隔着长长的石阶，这为背篓苦力们平添了深重的麻烦，他们穿行其中，背负着层层重物。 趁着一股强劲的顺风，我们终于再次启航，穿过了“兵书宝剑峡”。这个名字的来由是悬崖上一组很像兵书与宝剑的大型钟乳石，它们是中国古代史中著名的象征（现在往往作为漂亮的装饰出现在瓷器和刺绣上）。无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