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第一声礼炮 [book_author]塔奇曼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268577 [book_dec]1776年11月16日，荷属圣尤斯特歇斯岛一个不起眼的要塞上传来了隆隆炮声，这是对美国战船“安德鲁·多利亚”号进入外国港口时循惯例发出礼炮的回应。礼炮声尽管微弱，却首次宣告了那个世纪最为重大的事件——一个注定要改变历史进程的新国家的诞生。巴巴拉·W·塔奇曼在这部作品中从一个全新的视角书写了美国革命，她的笔下不只有华盛顿和那些浴血奋战的士兵们，还有英军将领罗德尼的挫败与颓丧，法、荷两国出于各自复杂的原因所给予的援助。用乔治·华盛顿的话说，美国“似乎是上苍专门为了展示人类的伟大和幸福而设的”；不过，人类并不如自己所赞颂的那样稳步迈向自由，在真理与无尽的谬误之间，理性所受到的束缚仿佛才是永恒的。 [book_img]Z_10476.jpg [book_title]说明 在本书的叙述中，有许多疑难及不一致的地方：第一处是有关加勒比海向风群岛及背风群岛（Windward and Leeward islands）的旅行，各种西印度群岛地图及现有材料对这两个群岛的位置和标示都不一致。国家地理学会（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绘图部对这种混乱提供了一种解释：在西印度群岛岛链中部，两处群岛“有少量重叠”。根据国家地理学会的说法，多米尼加岛（Dominica）及岛链延至马提尼克岛（Martinique）以北的部分属于背风群岛，而多米尼加岛以南包括巴巴多斯岛（Barbados）和多巴哥岛（Tobago）的部分则属于向风群岛。我把这个问题搁置了，由此引发的争执将不可避免，而我知道确定的知识是多么难寻。 第二个问题是，一支海军舰队或舰队中的特定舰只数目常常变化不定。正如我在第233[1]页脚注中指出的，计数会受到不同海上可见度的影响，还取决于快速帆船和商船是否被计入战舰，以及完成计数后，舰队中是否又有些舰船离开或者加入。 18世纪末某种外国货币之价值，或其相对于某种比较知名的货币或当时我们自己货币的价值，自然是所有历史研究中无法避免的问题。这里我最好引用我在有关14世纪的作品《远方之镜》（A Distant Mirror）前言中所说的，由于货币价值及其相对比价一直变化不定，很难确定某一特定时期货币的价值，因此我建议读者不必为这个问题烦心，只要简单地把某个数量的货币想象为一定数量的钱即可。 最后，还有不同专家之间的说法不一致的问题。例如17世纪英荷战争中有个著名的事件：有个荷兰海军将领曾经把扫帚系在桅杆上逆泰晤士河而上。关于这个将领的身份，有不同说法。英国历史学家温菲尔德-斯特拉特福德（Wingfield-Stratford）认为此人为特龙普（Tromp），而荷兰历史学家西蒙·沙玛（Simon Schama）教授则认为此人为勒伊特（de Ruyter）。 还有关于英王乔治二世为罗德尼上将之教父的说法。罗德尼的传记作者戴维·汉内（David Hannay）主张此说，但另一位传记作者戴维·斯平尼（David Spinney）则称此为“无稽之谈”。 此外，关于1747年菲尼斯特雷之战（the battle or battles of Finisterre）也众说纷纭。海军历史学家查尔斯·李·刘易斯（Charles Lee Lewis）对待这个问题的方式简单粗暴，直斥其他说法“均不正确”（大意如此！）。历史学家们对此事说法不一，主要是因为菲尼斯特雷先后有间隔很近的数起战斗，而且有两个叫菲尼斯特雷的地方，一个在法国，另一个则真正位于欧洲大陆的尽头——西班牙。 [1] 作者所提及的页码均为原书页码，即本书边码。——译者注 [book_title]第一章 “在这里，美利坚合众国的主权第一次得到承认” 1776年11月16日，在西印度群岛碧绿的洋面上突然浮现一团团白色烟雾，接着，从圣尤斯特歇斯（St.Eustatius）这座小小的荷属小岛一个不起眼的要塞上传来了轰隆隆的炮声。圣尤斯特歇斯奥伦治要塞（Fort Orange）的这几声炮响，是对美国战船“安德鲁·多利亚”号（Andrew Doria）在进入外国港口时循惯例发出礼炮的回应；当时这艘船桅杆上正挂着美国大陆会议规定的红白相间的条形旗。这来自圣尤斯特歇斯岛的应答礼炮声尽管很微弱，却首次正式宣告了那个世纪最为重大的事件，即一个注定要改变历史进程的、新的大西洋国家（state）已经跻身于国家（nation）的行列。 众所周知，美国革命自一开始就对欧洲社会的政府性质产生了实质性影响。马姆斯伯里伯爵（Earl of Malmesbury）詹姆斯·哈里斯（James Harris）曾回忆说，在美国叛乱发生伊始，“荷兰大部分民众的心态就都发生了不同寻常的改变”。圣尤斯特歇斯属于荷兰，而这位伯爵在美国革命取得胜利后曾在荷兰海牙任英国大使多年。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对荷兰执政（Stadtholder，尼德兰元首及奥伦治亲王）的权威的疑虑正在增加……实际上，当美洲的英国殖民者的叛乱取得成功的时候，所有的权威都受到了打击。”这位英国大使正在见证的是——假如还不是事实的话，至少在观念上已是如此——权力原来是贵族和君主行使的专制特权，现在正转变为根植于宪法和人民代表的权力。这种转变发生在1767年到1797年，这恰与他自己的职业生涯相重叠。他认为这段时期“是欧洲历史上的多事之秋”。圣尤斯特歇斯总督约翰尼斯·德·赫拉夫（Johannes de Graaff）自作主张，决定对美国战船“安德鲁·多利亚”号发出的礼炮做出回应，这是背叛英国的殖民地发布《独立宣言》以来，外国首次对美国国旗和美国的独立国地位予以承认。荷兰这次率先承认，也许就此事来说并没有那么重要，不过正如其他争论者所辩解的，我们不妨说是美国总统把奥伦治要塞的礼炮确认为开天辟地之举。1939年，时任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给圣尤斯特歇斯赠送了亲笔签名的牌匾，上面写着：“纪念1776年11月16日由此要塞向美国国旗发出的礼炮，此举系根据时任圣尤斯特歇斯总督约翰尼斯·德·赫拉夫之命做出，是对美国战船‘安德鲁·多利亚’号发出的代表国家的礼炮的回应……由此，表明了美利坚合众国的主权首次得到一位外国官员的正式承认。”就这样，赫拉夫在美国的史册中永远占有了一席之地，尽管此事并不广为人知。 “安德鲁·多利亚”号——这场历史剧的主角——并不寻常，它在历史上声名卓著。1775年10月13日，大陆会议通过法案创建了大陆海军，而这艘船正是最初征用的四艘船只之一。这些船均由商船改造而成。此后不久，这艘战船就参加了首次战斗。此船系小型双桅帆船，前桅为横桅，主桅为纵桅，经过改造，可以为新创建的美国海军执行战斗任务。根据大陆会议的指令，这艘船在10月23日驶离靠近费城的新泽西海滨城镇格洛斯特（Gloucestor），准备驶往圣尤斯特歇斯装运军事物资，并将《独立宣言》的一份副本递交给赫拉夫总督。这种船帆的面积有限，只能借助西风带航行，因此这艘船只用了三个星期多一点儿的时间乘风破浪，于11月16日就抵达目的地，这个成就可谓不同寻常。当时从北美到欧洲的往返航行时间因船的类型不同而差异很大，通常吨位较大的战船要比装有大炮的护卫舰（frigate）及商船要花更多的时间。此外也受制于风向，有时风向飘忽不定，会从吹向东方的盛行西风带转为方向相反的东风。在美国革命时期，向东驶向欧洲的航行被称为“顺行”（downhill），通常需要三周到一个月的时间，而向西驶向美国的航行被称为“逆行”（uphill），要逆着风和湾流航行，航程大约需要三个月。 如果没有后面发生的事，圣尤斯特歇斯岛的礼炮之举本无足轻重。这位总督违抗本国政府的指令，有意鼓励荷兰人与北美殖民地从事军用物资方面的贸易，并答应会继续从圣尤斯特歇斯岛运送物资。这对拯救美国革命至关重要，因为革命力量在初期势单力薄，军火严重匮乏。乔治·华盛顿曾写到，在战争第一年时，整个美国军营里“每个人平均还分不到9发子弹”。到了10月份，这些殖民地展开武力对抗已经半年了，华盛顿在给他兄弟的信中写道：“我们几乎每天都要饱受炮击之苦，却由于弹药匮乏无法进行任何还击，因为我们要把有限的弹药留在比大炮射程更近的近距离搏杀时，等到那些英国老爷们胆敢从掩体中走出来的时候用。”在1775年6月邦克山（Bunker Hill）的那场恶战中，美军的弹药已经快要耗尽了，士兵们只能用滑膛枪的枪托与英军肉搏。由于英国一直担心美洲殖民地可能会揭竿而起，有意让殖民地依靠母国英国提供军用物资，所以殖民地本身没有任何制造武器或者弹药的能力，也缺乏硝酸钾这样的原材料，以及制造军火所需的技术和设备。从欧洲经由西印度群岛转运的弹药就成了唯一的军火来源。荷兰为中立国，而且荷兰人生性喜好贸易，又经常从事远洋航行，这样荷兰就成了主要供应商，而圣尤斯特歇斯岛居于与殖民地秘密贸易的要冲，自然成了各国货物汇集的仓库。英国人想方设法阻止这种运输，有时会追逐运输船只一直到圣尤斯特歇斯港，然而荷兰船员对当地的风向和潮汐等情况知之甚详，总是能够成功摆脱追逐者，毫不屈服地继续航行下去。英国人变得恼火起来，抗议说殖民地那些“背信弃义的反叛者”不应当受到任何来自其友邦的“援助和给养”——詹姆斯·哈里斯爵士的前任、被约翰·亚当斯形容为“趾高气扬”的英国公使约瑟夫·约克爵士（Sir Joseph Yorke）用傲慢的语言传达了英国的愤怒。约瑟夫爵士系大法官［第一代哈德威克伯爵菲利普（Philip，first Earl Hardwicker）］之子，在海牙外交界可是位不可一世的大人物。根据曾经拜访过他的英国威廉·拉克索尔爵士（Sir William Wraxall）的描述，此人“殷勤好客又慷慨大方”，但给人的印象更多的是傲气而非热情，因为其举止“刻板而拘泥于礼数”，而这种风范显然很投执政奥伦治亲王的胃口。拉克索尔爵士曾说，亲王对他“怀有一种子女对父母那样的崇敬”。然而，大使的风度对那些从事商船运输的商人影响很有限。这些商人更关注生意，而非外交上的繁文缛节。 英国的纽约副总督（Lieutenant-Governor）卡德瓦拉德·科尔登（Cadwallader Colden）曾在1774年11月警告伦敦说：“此地与荷兰之间的违禁品贸易已经达到空前的规模……必须对走私者采取行动，但是这并不容易，因为来自荷兰或者圣尤斯特歇斯岛的船只并不直接停靠本港口，而是进入我们的海岸线及河流上的无数港湾和溪流，把违禁品装上更小的船运走。” 与约克爵士有联系的线人很多，他们向他透露了这些违禁品是怎样被转运出去的。他发现有位非常活跃的运货商，名叫艾萨克·范达姆（Isaac Van Dam），是个住在圣尤斯特歇斯岛的荷兰人。他充当美国人的中间人，将大量货物和钱款发往法国，用来购买那些经由圣尤斯特歇斯岛转运到美国的军火。对一个英国使节来说，看着违禁物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大行其道，这无疑让他饱受痛苦。“我们那自诩的海上帝国已经无足轻重了，”约瑟夫·约克公爵哀叹道，“我们也许会罚没一些贝类，然而我们的邻居会享用到牡蛎。” 英国被这种走私贸易激怒了，于1774年宣布，向殖民地出口“战争物资”系违法行为，并表示，英国作为交战国，有权对货船物资搜查并罚没。英国接着对荷兰政府发出威胁，要求禁止荷兰臣民运送军用物资。与一个世纪以前相比，那时的情况已经迥然不同了。一个世纪以前，荷兰和英国为了争夺海上霸权进行了一系列对抗。据传，荷兰的海军上将勒伊特曾经溯泰晤士河而上，长驱直入，一直打到了敌国首都的大门口。他将一把扫帚钉在桅杆上，表明自己决心要把英国人从英吉利海峡中彻底清扫干净。由于这个愿望未能实现，他开始肆意焚烧英国船只，并将英国皇家海军的主力舰“皇家查尔斯”号（Royal Charles）拖走。这个不幸的事件让曾任海军部秘书的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痛苦万分。他在1667年6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我感觉非常沮丧，头脑中满是这个不幸的消息……因为荷兰人砸断了锁链，烧毁了我们的船，尤其是‘皇家查尔斯’号，实际上我担心的是整个帝国正在解体。”泰晤士河上船只燃起的熊熊大火在伦敦清晰可见。然而在整个17世纪，英荷战争并未分出胜负，两国都得出这样的结论：争夺霸权得不偿失，加上两国当时又都忙于应付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入侵，因此一致对敌要比互相厮杀更符合共同利益。1678年，英国和荷兰[1]通过缔结一系列条约结成共同防御联盟，规定双方的任何一方受到第三方入侵时，对方均有义务提供援军或其他帮助。在这种关系维持了近百年后，英国对荷兰非常不满，因为荷兰非但没有根据从前的条约规定，提供英国人要求的6000人援军，反而帮助美国军队充实他们的弹药库，使得革命得以持续下去。 在18世纪70年代，英国有100艘战列舰（指配有60门以上火炮的战舰），而荷兰同等规模的战舰只有11艘。荷兰政府很明白，自己的海军力量比英国弱，因此只能满足英国的要求，停止向殖民地提供战争物资。1775年3月，荷兰统治者向其臣民宣布，半年之内禁止向殖民地出口违禁物（武器弹药）、海军备用物资（供修理用的木材、帆用绳索以及所有维持舰船正常功能的材料）甚至衣物。对违禁者没收货物并处以巨额罚款，如无法缴清罚款，则处没收船只。到了8月，禁运又从半年延长为一年，在这之后的两年里又经过两次延期。运送这些物资本来获利极大，这不可接受的禁令让商人阶层非常恼火，他们照样我行我素。结果自然是走私更加猖獗，以至于约瑟夫·约克爵士接到指示，通知荷兰的立法机构荷兰国会说，英国战舰已经接到命令，今后对圣尤斯特歇斯岛要“提高警惕，不必太客气”。英国开始严密监视，结果连海员们的补给都出现了困难。这在荷兰国内引起了愤慨，于是有人提议去包围约瑟夫·约克爵士的大使官邸以示报复，不过历史记录中并无证据表明，这种不符合外交礼节的做法真的付诸实施了。1776年1月，英王乔治三世下令投入使用更多的战舰，因为“各种情报表明，主要是圣尤斯特歇斯岛——当然也包括其他岛屿——在这个冬天给美国人供应军火”。若不是尤斯特歇斯岛的运输者们始终不屈不挠地违抗禁运令，逃避那些追逐他们的人，美洲叛乱是否会一直持续到那时，恐怕还很难说。从军事上说，这是个非常困难的时期。由于1776年8月的长岛会战（Battle of Long Island），美军已遭受重挫，英军控制了纽约和纽约海岸地区。不过华盛顿至少已将自己的部队安全撤回曼哈顿，在那里仍可以维持新英格兰和南部的联系，而英军的主要战略意图正是要切断这种联系。不久英军进入宾夕法尼亚，并危及费城——召开大陆会议的地方。在1776年圣诞节的时候，大陆会议撤到了巴尔的摩（Baltimore）。1777年9月，威廉·豪爵士（Sir William Howe）率领海陆大军，浩浩荡荡地沿切萨皮克湾（Chesapeake Bay）北上，跨过特拉华河（Delaware），进入并占领了费城——当时美国最大的城市、制造业重镇和商业中心。英军占领费城，这意味着已经封锁了美国的两大港口，切断了货物运输的通道。然而，荷兰人不愿意放弃这桩赚钱的买卖，转而潜入那些小港口和河流入口，继续提供枪支和弹药，使得爱国者们可以继续为独立而战。 然而，失去华盛顿要塞（Fort Washington）使得独立事业又一次遭受重创。华盛顿要塞位于哈莱姆高地（Harlem Heights），跟新泽西的李堡（Fort Lee）遥遥相对，失去此要塞意味着失去对哈德孙河的控制，也使河对岸的新泽西门户洞开，很容易遭受英军侵入。这次挫败意味着只有发动一次大的反攻，方能重新夺回失地。但美军已经狼狈不堪，缺衣少药，伤员无人救护，本来就亟须补充兵力，征募的士兵又大多是短期的，这在部队持续减员的情况下无异于雪上加霜。华盛顿顶多能够搜罗到2500人，而其对手豪则有上万人。尽管实力相差悬殊，华盛顿在危急关头总能出奇制胜，化险为夷。就在大陆会议成员们为了保全性命而逃跑的那个圣诞节，华盛顿率领他那支精疲力竭的队伍，再次渡过特拉华河，在特伦顿（Trenton）战役中对黑森雇佣军（Hessian）予以迎头痛击，迫使其投降，俘获1000人。就华盛顿的独立事业而言，此次大捷在鼓舞人心、提振士气方面的作用是无可比拟的。 荷兰人民亦表现出类似的大无畏精神。凭借这种精神，荷兰人民对西班牙的统治展开了长达80年的反抗，通过航海建立了一个海外帝国，在17世纪跻身于大国之列。尽管荷兰今非昔比，每况愈下，但对英国人蛮横霸道地规定什么东西可以装运，什么东西不能，以及服从搜查或罚没之类的指令，荷兰人并不买账。 在荷兰人向“安德鲁·多利亚”号发射礼炮致意后的5年里，荷兰和英国人之间的敌对情绪达到顶峰，这对美洲殖民地的命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到1776年1月，敌对情绪已经公开化。圣尤斯特歇斯岛临时总督亚伯拉罕·海利格（Abraham Heyliger）措辞严厉地表示，英国人在追逐那些驶向尤斯特歇斯岛的船只时，“为所欲为，已经悍然践踏了所有文明国家的法律”。这番抗议——其措辞比起最初的版本已经有所缓和——并未直接向英国人提出，而是转给了位于阿姆斯特丹，主管与美洲贸易的西印度公司。掌管英国背风群岛基地的海军上将詹姆斯·扬（Admiral James Young）也针锋相对，马上谴责“大不列颠国王陛下那些叛逆的臣民……和……圣尤斯特歇斯岛之间的邪恶勾当”。在那个月晚些时候，英王乔治还命令海军部要“提高警惕”。 北美殖民地 根据禁运令，向殖民地运送军用物资已属违法，仍能运送要归功于岛府当局的美意，尤其要归功于总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约翰尼斯·德·赫拉夫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个职位，完全是由英国人的另外一次抗议促成的——他们抗议赫拉夫的前任温特总督（Governor De Windt）过于同情美国人的独立事业，在阻止违禁贸易方面不够有力，要求撤换他。温特在1775年去世，荷兰正好任命赫拉夫——已任岛府秘书24年之久——取而代之，这样看起来并非屈从于他国的要求。 在向西印度公司申请这个职位的众多候选人中，赫拉夫被视为一个很有实力的竞争者。有的人认为他具备当选的条件，另外的人认为他不具备，甚至有居民抱怨说他的妻子“极为吝啬，她给我们吃三天前的剩饭”。还有更糟的——“你知道她的餐桌布是从哪儿弄的吗？从奥斯纳布吕克（Osnabrück）弄的！你见过哪个体面人用这种桌布吗？更别说有哪个普通人会喜欢这种东西。”尽管当地人对他没有好感，赫拉夫还是得到了任命。他于1729年生于圣尤斯特歇斯的一个富裕家庭，和萨姆·亚当斯（Sam Adams）同一时代。他在荷兰接受教育，又回到圣尤斯特歇斯，跟当时的总督亚伯拉罕·海利格的女儿结了婚，很快升任邻岛圣马丁（St.Maarten）的指挥官，又在圣尤斯特歇斯岛担任执政秘书之后，接手他岳父曾担任过的总督一职。他于1776年9月5日宣誓就职，才任职9个星期便酿成“安德鲁·多利亚”号危机。据说他是岛上最富有的商人和种植园主，占据了岛上私有土地的1/4，拥有300个奴隶，并住在一所豪宅里——这处宅子是50年前由当时最富裕的商人建造的景观房。赫拉夫用与阿姆斯特丹富裕的摄政王们家里一样的锡制器皿、代尔夫特（Delft）出产的陶瓷以及抛光的红木，装饰那些宽敞的房屋的装修风格也与摄政王们家里不相上下。此外，据说他还拥有16艘船，从事欧洲和圣尤斯特歇斯之间的贸易。他在家里的二层楼阳台上，可以看到满载货物的船只进出港口，据说这些货物每年能给他带来3万美元的收入。很多当地居民抱怨说，他还持有大量抵押资产，这可以让很多人听命于他。加之他把很多亲友安插到政府部门任职，因而他完全掌控了圣尤斯特歇斯的五人议会（Council）。议会成员与他属于同一阶层，都是生活优裕的商人和农民，而教议会（the church consistory）的大部分成员亦属于此阶层。他们这个小团体本着自身利益管理政务、司法，这在其他地方也并非罕见。当地人抱怨说总督行事专断，像个独裁者，这也表明赫拉夫并非那种有名无实或不在其位的总督，而是对岛上事务有充分了解和掌控。 如果英国人指望他能在港口派驻卫兵查禁走私贸易的话，那么他们的愿望只能落空了。事实证明，他比他的前任更加同情美国的独立事业。停靠在临近的英属岛屿圣基茨（St. Kitts）的“西福德”号（Seaford）指挥官——海军上尉科尔包伊斯（Captain Colpoys）抗议说该港口“无条件向一切美国船只开放”。而驻圣尤斯特歇斯岛的美国代理商、来自马里兰的范比伯则在写给家人的信中说：“我跟国王陛下的总督关系极为融洽……现在每天都有我们的旗帜在路上飘扬……总督每天都表示他热切希望保护这儿跟我们之间的贸易。”雇用了总督的荷属西印度公司不可能对这种态度一无所知。鉴于他们热切地想增加美国贸易的收益，赫拉夫能够得到任命，无疑恰恰是因为这种态度。 赫拉夫的领地——小小的圣尤斯特歇斯岛，或当地人常说的斯塔蒂亚（Statia）——有一些显著的特点，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当局并不非常确定其具体位置。在历史书籍、地图以及18世纪的惯用法中，它总是被列为背风群岛的一部分，然而在当地旅游局出版的一种小册子中，它又被归入向风群岛。对于大多数读者，大约都和我一样对航海是外行，这种奇怪的矛盾似乎无关宏旨，可是在帆船时代这至关重要。“背风”是指顺风的方向，因此通常指朝向陆地的方向，而“向风”则是逆风，指能够充满船帆的风所来的方向，因此跟背风的意思截然相反，这对航海活动有决定性的影响，两者之意正如“里外”一样，截然不同。对于这样一个曾经是加勒比海上最富裕的港口，对美国历史有过举足轻重作用的地方，这种命名的不确定性显得过于随意甚至草率了。如果我们对印刷错误所导致的这类混乱忽略不计的话，目前可以比较明确的是，圣尤斯特歇斯岛与维尔京群岛一样，应归属于小安的列斯群岛（the Lesser Antilles）中的背风群岛。 西印度群岛整体像一个弯曲的链条，把北美和南美联系起来，从北美的佛罗里达连接到南美北部海岸的委内瑞拉。在海盗出没的时代，这段海岸线被称为西班牙大陆（the Spanish Main），海盗们在港口伺机而动，随时准备袭击西班牙财宝船——它们满载着秘鲁的银子以及来自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财物，正向故土前进。 这个西印度群岛链把大西洋和加勒比海分隔开来，弯曲的链条的外围伸入大西洋，内侧则像一只碗一样包裹住加勒比海。这些西印度群岛都是长满树木的隆起的陆地，周围有白色的海浪拍打着，自在地卧在温和的海洋中、静谧的苍穹下。当天上覆盖着乌云时，海水呈灰蓝色，但在太阳照射下，海水又转为碧蓝。海水波光粼粼，载着帆船队，泛起白色的浪花。这些船有的在岛上的海港装卸货物，有的或许会卸下一支入侵的部队，准备争夺并占领某个岛屿，把它纳入入侵者国家的版图。这种情况司空见惯，并不断引起主权的更迭，人们亦不以为怪，就像看见某个人又换了一套衣服一样。通过国际贸易（这在18世纪就仿佛生命线一般），通过种植欧洲人甘之如饴的甘蔗，还有通过给甘蔗种植业带来从事高温劳作的苦力的奴隶贸易，这些岛屿积蓄了大量财富，它们本身也成了任何想获取硬通货的国家争夺的目标，因为在当时的人看来，硬通货便是国力所在。这些入侵者除了采取直接夺取的方式，还可以采用捣毁种植园、降低产量、减少宗主国收入的办法，达到削弱其作战能力的目的。在比一个半世纪略多的时间里，圣尤斯特歇斯岛这个最为富裕的岛屿的主权经历了22次更迭。 加勒比海这只大碗里的岛屿可以分成三组。上面是巴哈马群岛，中间一组包含一些最大的岛屿，有古巴、牙买加、波多黎各以及被海地和圣多明各分割的那个岛屿。东端是由背风群岛组成的细细的垂直链条，其中包括斯塔蒂亚，最近的邻居是距离8英里的英属圣基茨岛。进一步往海洋的方向还有向风群岛，其中包括马提尼克岛、巴巴多斯、格林纳达，还有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这些岛屿处于逆风的位置。欧洲本土距离遥远，根据目的地港口的不同，平均距离约4000英里，从西印度群岛到欧洲，如果盛行西风带的话（风由西往东刮），帆船平均需要航行5周到6周时间。而到北美海岸线的距离则小得多，穿过加勒比海和南大西洋只有大约1400英里，从西印度群岛到美洲通常只需三个星期。地理学知识就此打住吧。 赫拉夫向叛乱者致敬以及他的国民公开违抗禁运令，这都冒了很大风险，可能遭到一个大国的报复。这就有必要问问他们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了。就此事而言，荷兰人的主要兴趣集中于有利可图的贸易上，而不是自由。赫拉夫之所以这样做，并不像他后来在接受调查时所声称的是在例行公事，而是有意为之。此事在后来引起轩然大波，奥伦治要塞指挥官亚伯拉罕·拉维尼（Abraham Ravené）在做证时说，他本来不愿意对“安德鲁·多利亚”号做出回应，但是他旁边的总督命令他做出回应。岛上居民支持此举，这本身很说明问题。他们得以确认，自己的新总督不打算禁止违禁品贸易，或放弃这种贸易所带来的财富。 斯塔蒂亚为此欢欣鼓舞。据马里兰的一位代理商说，在用礼炮做出回应后，“安德鲁·多利亚”号的船长鲁滨孙（Captain Robinson）“受到总督阁下及岛上各类民众的盛大欢迎……现在此地所有的美国船只都悬挂大陆会议的旗帜。那些亲英分子在这里见了美国人唯恐避之不及”。由于赫拉夫的利益与西印度公司和商人阶层一致，这第一声礼炮显然是为了使圣尤斯特歇斯那些桀骜不驯的岛民相信，他们得到了善意的看护，这是他们放手追逐利润所不可或缺的。为了再次强调这一点，赫拉夫在礼炮回应之后还举行了晚会，款待鲁滨孙船长。正如范比伯兴致勃勃地向他在马里兰的上司们报告时说的，所有的美国代理商和商人都接到了邀请。范比伯写下的这些字句再次证实了礼炮的真实动机：“荷兰人非常明白，如果他们奉行法律，亦即遵守禁运令的话，这将毁掉他们的贸易。” 一份美国的日报——珀迪的《弗吉尼亚公报》（Purdie’s Virginia Gazette），在1776年12月26日颇为得意地报道了鲁滨孙船长所接受的款待。报道是根据圣基茨的一份报纸的描述写成的，该报肯定已被寄往伦敦。得知荷兰承认反叛者的旗帜，伦敦自然很不开心，英国国王的大臣们谴责这种旗帜是“对英王陛下旗帜的公然侮辱”。确实，当伦敦从旁观者那里得知美国船只在公共锚地受到礼炮这种礼遇时，愤怒本已无以复加，却又被一份报告恶化——报告说“安德鲁·多利亚”号离开时载满了给美国人的军火。 安提瓜的海军上将詹姆斯·扬是背风基地的英国指挥官。他在一封致赫拉夫的信中说，自己感到痛苦的“震惊，每日得到肯定无疑的报告说，圣尤斯特歇斯岛近来已公然地、明确地成了美国人及其船只的庇护者，不管这些船只是商船还是准备投入战争的武装战船”，就连“荷兰议会的旗帜和要塞也会不顾尊严，如此低三下四地对这些海盗和叛徒予以礼炮回应，提供军火及其他种种帮助，使他们能够干扰并阻挠英王陛下忠诚臣民的贸易，甚至圣尤斯特歇斯总督每天都能容忍私掠船在其港口征召海员、配备火力或者进行整修”。这封信足以传达出英国人对叛民之蛮横无理所感到的愤慨，这些叛民“干扰并阻挠”大英帝国的神圣贸易，而更令英国人愤慨的是，一个友邦——其实是同属一个俱乐部的会员——不但对叛民表示同情，还施以援手。现在真正让英国人义愤填膺的是荷兰人，而不是美洲殖民地。因为在英国人眼里，殖民地的国家地位并没有得到承认，没有交战权，因此那些商船船长并无有效委任状，这就是为什么英国人那么喜欢用“海盗”这个词。 赫拉夫给大陆旗如此礼遇，并非因为预计到了这场战争的胜利方而表示恭维，因为总督鸣放礼炮距离伯戈因（Burgoyne）在萨拉托加（Saratoga）投降（1777年10月）还有将近一年的时间——准确说是11个月，只有这次投降才显示出乌合之众的殖民军有可能取得胜利。正是由于萨拉托加的这次胜利，法国在1778年开始公开与美国结盟，从而改变了战争双方的力量对比。 由于不遵守违禁令而财源滚滚的斯塔蒂亚及其总督并未被英国人日益加剧的愤怒吓住。也许对于将要发生的事情而言，英国人愤怒得还远远不够。 [1] 由于荷兰为荷兰联省的主要成员，因此循18世纪惯例，这里用荷兰来代指整个国家。 [book_title]第二章 金岩 引起这番轩然大波的圣尤斯特歇斯岛乃是一块布满岩石的贫瘠小岛，面积还不到7平方英里，还没有露出水面的火山岩大。这样一块地方本来应该很难跟历史搭上边。然而，由于这里几乎没有土地的民众对贸易有异乎寻常的热忱，加之其地理上恰好位于西印度群岛的中心，无论对南、北美洲还是从欧洲及非洲驶往西印度群岛的船只来说，这个地方都是天然的贸易汇聚点。结果这个小岛成了加勒比海最富裕的岛屿，也是这个地区每英亩土地最昂贵的——如果不像有些人吹嘘的那样是世界上最昂贵的话。荷兰在英国和美洲殖民地的争斗中宣布中立，这也为其财富积累提供了帮助。 斯塔蒂亚在地理位置上得天独厚，其优良的开放锚地可以一次容纳200艘船，同时在属于各个国家的岛屿中位居中央——这些领土包括英国的（牙买加、圣基茨、安提瓜及巴巴多斯岛），法国的（圣卢西亚、马提尼克以及瓜德罗普岛），西班牙的（古巴、波多黎各以及伊斯帕尼奥拉；最后这个岛是被海地和圣多明各分别占有的），以及丹麦的（维尔京群岛）。得益于斯塔蒂亚的中立，这众多国家——甚至连当地的英国商人也在跟敌人做生意——把斯塔蒂亚变成了进出美国货物的中转站。 这里被称为金岩（Golden Rock），大量的贸易涌入它的自由港，仓库里各种贸易货物堆积如山，商人们的保险箱里则塞满了通过贸易赚得的钱财。到了1781年，圣尤斯特歇斯岛已经声名鹊起，成为公众瞩目的对象。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在此时的一次演讲中说：“此岛与众不同。它不出产作物，没有防御阵地，不尚武，没有军事条约……它最好的防御便是它很有用处。它广泛的用途和中立的本质便是其安全保障。占有它的人们秉着商业精神把它变成了全世界的百货商店……其财富惊人，这来自它所从事的产业及其商业性质。” 这块金岩脱颖而出，除了地理位置上得天独厚，还有两个因素：荷兰在周边大国无休止的争斗中富有远见，能够保持中立；斯塔蒂亚是个自由港，没有关税。 强大的荷属西印度公司垄断了与美国的贸易，它所代表的商人阶层通过施加压力，迫使荷兰国会在英国与其美洲殖民地的战争中宣布中立。通过之前在英法“七年战争”（Seven Years’War）中所得到的经验，荷兰人发现保持中立是一桩获利丰厚的买卖，尽管在美国独立战争中，荷兰国会本来是倾向于同属统治阶层的英国的。然而，民众舆论非常罕见地与商业利益不谋而合，从而使天平偏向中立。荷兰人曾经通过自己的革命推翻了西班牙统治，世世代代引以为豪，因此荷兰民众公开地同情、支持美洲的反叛者。 在公海上的保持中立，这在国际关系上从来都是众说纷纭的，是在两头相互矛盾的钢丝上保持平衡。根据争议很大的“自由船只，自由货物”原则，只要货物不会让任何交战方处于军事劣势的话，从理论上说中立方可以与任何交战方从事正常贸易。与此同时，根据这项原则，任何交战方都有权阻止中立国国民向敌方提供军用物资。这两种表述之间——中立国的贸易权和交战方施加干涉以制止贸易的权利——绝无调和的余地。 荷兰商人和水手对每个可以开展贸易的机会都非常敏感，他们决心利用这种局面。为了赢得丰厚的报酬，他们承受了海上贸易不可避免的人力和财力上的巨大风险。财富开始填满他们的仓库。美洲殖民地源源不断地送来他们自己出产的货物——烟草、靛蓝类染料、木材、马——用来换取欧洲出产的海军军需和其他军用物资，以及糖浆、糖、奴隶和陈设品等。他们在阿姆斯特丹的代理商负责购买并将这些物品运至圣尤斯特歇斯岛，以便再转运至美洲海岸。这些船每艘装载着1000磅至4000磅火药，有一次总载货量达4.9万磅之多开赴费城及查尔斯顿（Charleston，最近的港口）。对那些拿着滑膛枪却没有子弹的叛军来说，圣尤斯特歇斯岛真可谓生死攸关。 作为一个自由港，圣尤斯特歇斯岛获利丰厚，这既由于它是个市场，也由于其仓储功能，等待出售或转运的物资可以安全地存放在这里，以免被那些四处搜寻猎物的外国船队所觊觎。 通过一磅火药的价格，可以判断军火贸易的利润到底有多大。火药在荷兰本地的价格是每磅8.5斯梯弗[1]，在圣尤斯特歇斯岛上的价格为46斯梯弗，约为荷兰的5.5倍。这是因为圣尤斯特歇斯岛距离美国较近，美国顾客可以省去长途运输的时间，也不必承受相应的风险。这样，该岛与北美殖民地的进出贸易量迅速增加。在1777年3月，单日就有四艘船从殖民地经由斯塔蒂亚抵达阿姆斯特丹，总共带来200大桶[2]烟草，600到700桶[3]大米，还有大量靛蓝类染料。在波士顿的一位英国海关官员曾经记录道：“每天都有来自西印度群岛的货物，大多来自圣尤斯特歇斯岛，或多或少地都装有火药。” 斯塔蒂亚的财富飞速增长的另外一个因素是，当时重商主义在别的国家大行其道，而它则避开了这种造成束缚的重商主义迷信。 重商主义基于这样一种信念，那就是国家的实力有赖于积累硬通货，因为硬通货可以支付当时不断增加的政府开支，维持陆海军以应付经常发生的冲突。为了追求赚取国家收入所需的贸易顺差，这种重商主义政策对外国或殖民地货物的进口以及其他国家的海外贸易均施加严格限制。这也适用于本国的殖民地，殖民地的存在应该促进母国的繁荣，因此禁止殖民地向母国出口可能对母国相关产业造成冲击的制造业产品。除了战利品，以及从被解散的修道院、被剥夺财产的犹太人和来自新大陆的满载金银的西班牙财宝船那里没收的财物之外，出口超出进口的盈余便是唯一的外部收益。因此，18世纪普遍最为重视的就是贸易。 贸易总是受到诸如风向、洋流、供需、产量及市场等无数变量的影响，因此贸易路线往往自然形成，而并非基于重商主义的信念。这种信念体现在英国的《航海条例》（Navigation Act）中。该条例是1651年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当政时制定的，旨在维护日益崛起的中产阶级、工业城镇以及主要贸易港口——所谓的“五港同盟”（Cinque Ports），在英国历史上曾影响很大——的利益。为了遏制强大的对手——尤其是荷兰——进而保护英国贸易，这个条例建立了贸易壁垒，规定转运货物必须由英国船只载运，并停靠英国港口。这样做的必然后果便是与荷兰的海上战争，以及美洲殖民地对关税的强烈憎恶，这助长了叛逆情绪，并最终酿成美国独立战争。对英国来说，与荷兰作战、平息美洲殖民地叛乱的代价，远远大于贸易保护法令可能带来的好处。这还造成了国内的高税收，自然也引起本国民众的不满。在英国外患不断的时候，这种国内的不满也是不可小觑的。 荷兰人天生擅长贸易，很早就意识到自由贸易要比限制贸易更加有利可图。莫非在狭小的圣尤斯特歇斯岛上出产了什么东西，更需要门户开放和宽松的规定？不管出于何种原因，斯塔蒂亚在1756年开始成为自由港，为了与加勒比海唯一的贸易对手圣托马斯岛（St. Thomas）竞争，它废除了关税。从那时开始，斯塔蒂亚变得极为繁荣昌盛。相邻的岛屿在其欧洲母国处于交战状态的时候——它们大多数时候都在打仗——是不能相互进行贸易的，他们就载着货物到圣尤斯特歇斯岛出售并购买来自别处的食物，因为西印度群岛专事糖和奴隶贸易，而在食物方面均不能自给自足。接下来的25年，圣尤斯特歇斯岛享受着它的黄金时代。在美国独立战争前，岛上人口还只有几千人，但由于贸易和仓储服务的急剧增长，到1780年，人口已经增加到8000人。在下城的沿海地带，各种住宅密密麻麻地造了起来，旁边见缝插针地造了一排石砌的仓库。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业冒险家蜂拥而至，把自己的货物储存在圣尤斯特歇斯岛，因为如果存放在本国岛屿的话，那么这些货物很可能会成为那些四处寻找赃物和土地的海军掠夺者的罚没对象。下城的仓库里充斥着等待转运的货物。为了以防万一，这些商人在利用这个岛屿作为货物仓库时往往会成为荷兰公民。英国对美国海岸的封锁，法国的参战，都使得美国和法国的港口可能遭到袭击，这促使更多人把圣尤斯特歇斯岛作为货物储藏地。 下城的终点是嘉露斯湾（Gallows Bay），这里的斜坡海岸非常适合清理船底这种古怪的行当。每隔几个月，就要把船底上附着的藤壶和其他海洋生物刮除，并对船底重新油漆。这需要一道非常棘手的工序，叫船侧倾（careening），要把船拖到海滩上，把它倾倒、侧靠一边，而桅杆、压舱物、火炮及其他物品或拆除，或原地捆扎好。在船只低声下气地接受这种服务时，这原本用来战斗的机器丧失了它的功用。如果在它无助地躺在那里的时候，没有陷入淤泥或者被暴风雨损坏，最后还是可以投入使用的。这个荒谬、几乎有些滑稽的过程作为一个罕见的例证，表明了人类的机巧是多么不中用。唯一的替代方案是，如果有些海军财力雄厚，他们可以用铜包裹战舰的底部。 在整个18世纪70和80年代，荷兰商人都在违抗本国政府有关违禁品的禁运命令，正如美国人一直在违抗《航海条例》一样——作为英国殖民地，他们曾经服从这个条例。约瑟夫·约克爵士曾经抱怨，发财致富的机会极富诱惑力，以至于人们公然在荷兰海港把军火装上船，就仿佛根本不存在什么禁运令似的。他一直试图说服荷兰议会把自己的命令付诸实施，但是他没能成功。在写给同事的信中，他谈到了最让英国人怨恨和恼火的一点：“……如果不是荷兰人的贪婪给美国人提供了帮助，他们早就不得不放弃革命了。”他倒没有注意到那些向敌人出售物资的英国商人的贪婪，因为贪婪，正如其他更为难得的品性一样，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 [1] 斯梯弗（stiver），旧荷兰币辅币，合1/20盾。——译者注 [2] 大桶（hogshead），容量单位，容量为63美式加仑到140美式加仑的大桶。——译者注 [3] 桶（barrel），容量单位，合31.5美式加仑，在英国一般等于36法定加仑。——译者注 [book_title]第三章 “海上乞丐”——荷兰崛起 在赫拉夫鸣放礼炮致意的时候，他的同胞已经几乎在各个领域都达到了或正处于巅峰状态——例如为了宜居而兴建水利工程，为了赢得政治独立而花费极长时间成功对抗了当时最大的帝国，繁荣的贸易、商业和银行业，覆盖各大洋的海运，伦勃朗在黄金时代登峰造极的艺术作品——几乎在所有方面均有建树，唯有其政府是个例外。他们满足于一种软弱无力的政治制度，即便是太平洋上的某个原始小岛也无法忍受这样的制度。因为这些或正面或负面的特点，荷兰人是当时欧洲最有意思的民族，尽管当时的人很少会这样说。也许只有一个美国人是例外，那就是约翰·亚当斯，美国第一位驻荷兰公使。1780年，在到达荷兰后不久，他在写给妻子的信中说：“我现在所在的国家是世界上最为奇妙的……我才来到这里三四个星期，但我……已经对荷兰非常喜爱了。这是个独特的国度。它无与伦比。到处都是工业的影响和艺术的杰作……这个民族不为人所知，连邻居也不了解它。荷兰语是唯有他们自己才使用的语言。因此，他们不与任何人交谈，别人也不与他们交谈。英国是个了不起的民族，但他们瞧不起荷兰人，因为荷兰是个小民族。法国是个更大的民族，因此他们也瞧不起荷兰人，因为荷兰与他们相比更小。但是我很怀疑，如果按人口比例来看的话，欧洲是否还有别的民族像荷兰这样值得尊敬。”由于荷兰在贸易上异军突起，欧洲人心怀嫉妒，未能欣赏荷兰人的优点。 荷兰成了欧洲造船业的中心，荷兰人在长期与水抗衡的过程中又增添了一个本领。在史前时期，欧洲被来自东方的日耳曼人所占据，其中一个叫巴达维亚（Batavi）的部落——后来被荷兰人视为自己的祖先，为了寻求一块可以安居的地方，一直向前推进，直至来到海边无法再走为止。这里是欧洲的边缘，受到海浪的冲刷和浸泡，然而他们别无选择，只能生活在这里。这里湿润潮湿，生计艰难，没有别的民族会跟他们争夺这个地方。他们把土丘作为建造房屋的基础，这样可以让房子高出水面，他们建造坡道供家畜进出之用，建造海堤阻拦海水，通过实践和试验学会了使用风车，不断把积水从溪流、泉眼和沼泽中汲取出来，使自己的脚下有了干燥的土地。不久，他们学会了从湖底和沼泽地上排水造地，这些被称为圩田（polders）的地方可供农业和居住之用。通过把抽出的水导入沟渠，他们又开凿出了可供运输的运河。维护这个排水体系需要持续维护和更新；这项工作从来没有停止，也永远不会完结。通过人力和工程上的惊人壮举，这个民族成功地为自己创造了可以居住的土地，用人类的手完成了这之前只有上帝才能完成的事。他们成就了可以与《创世记》相媲美的伟业，也就对人和自然之力毫无畏惧了，浑身充盈着事在必成的信念。这个民族人数不多，居住在一块不踏实的土地上，但他们竟然敢于反抗当时最大的帝国西班牙的统治，在从1568年到1648年长达80年的抵抗中不屈不挠。与美洲殖民地的对手英国远在3000英里之外且远隔重洋不同，荷兰的敌人就在同一大陆，从巴塞罗那到安特卫普的陆上距离不过约900英里。最终赢得独立之后，仅仅经过了一代人的自治，荷兰已经成为欧洲的商业中心和金融中心，依托从印度洋延伸到哈德孙河的庞大海洋帝国，把自己改造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 荷兰的惊人发展和扩张的奇迹让历史学家感到困惑，就连荷兰学者也感到惊讶。也许正如同荷兰的排水工程和推翻西班牙，这些事件显得神秘只是因为人类精神究竟能发挥多大的作用永远无法明确地说明。不过对于荷兰奇迹，有些原因还是可以辨明的。他们的崛起部分是由于需要，一个处于不毛之地边缘的民族要设法生存；部分原因是他们有小拿破仑那样顽强的意志和力量去超越自己的大哥哥们；最后还有部分原因在于，他们从自己已经成就的伟业中得到了激励。 不过当这种扩张正在发生的时候，荷兰人自己并不觉得这有什么神秘可言。在1548年荷兰各省递交给君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及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Carles V）的请愿书中，他们解释了为什么要这样做。请愿者表示，为了让土地不受海水侵蚀，需要建造堤坝、水闸、水沟、风车和圩田，不断排水造地，需要巨额的年度支出。他们写道：“除此之外，该荷兰省还有很多沙丘、泥塘、湖泊及其他荒地，无论是种植还是放牧均不适宜。因此该省居民为了养活自己和妻儿，只能从事手工业和贸易，他们需要从海外输入原材料并将成品再出口，包括将各种各样的织物、布饰出口到西班牙、葡萄牙、日耳曼、苏格兰，特别是丹麦、波罗的海、挪威及其他地区，并带回这些地区出产的物品，主要是小麦和其他粮食。因此该省的主要营生必须通过航运及相关贸易，有赖于此，商人、船长、船员、领航员、修船木匠等很多人得以养家糊口。这些人通过航海和进出口让货物在各个地方流通，而他们带来的商品则在荷兰、布拉班特（Brabant）、佛兰德斯（Flanders）以及周围地区进行售卖。” 海外扩张的一大实际要素便是船只。由于荷兰与波罗的海国家从事谷物贸易，荷兰人比对手更易得到波罗的海的木料，有了造船材料的稳定供应。他们采用了一种更为高效的船舶设计方式，与战船不同，专门用于货船。这种设计只需较少的船务人员；没有船炮可以装载更多的货物；采用标准化零件，比其他国家的造船法造价低、建造快，而且可以大量建造。当彼得大帝决定让俄国成为航海大国时，他在1697年来到荷兰，到在须德海（Zuyder Zee）和北海之间的赞丹（Zaandam）的干船坞，学习造船术。在赞丹，一艘250吨浅吃水货船“槽形船”（flute）的造价只有英国船厂的一半。简化帆缆后，一艘200吨的船只需10人即可驾驶，而在英国，同样大小的船则需要20到30名船员才能开动。 在17世纪，各国生机勃发，贸易空前繁荣，商业迅速扩张，荷兰人的聪明才智和造船法使荷兰脱颖而出，跻身于大国之列。这些船只运载的货物包括东印度群岛的香料、印度的棉花、中国的茶以及西印度群岛的糖，流通所产生的利润使得荷兰人可以借钱给周围的国家。由于荷兰的航运和金融资源，与荷兰的联盟变得重要起来。 荷兰崛起的奇迹除了有独特的荷兰因素外，亦受到16世纪后期开始的时代精神的影响。中世纪的大门正通向所有领域里新的境界：思想自由，印刷术带来的信息传播，以及地理大发现。大船的建造使商船不再局限于地中海熟悉海岸的贸易，可以转向遥远大陆的产品、物资和未知的民族——棉花，糖，辣椒和香料，茶和咖啡，丝绸和陶瓷，所有这些物品都涌向欧洲，丰富了生活，扩大了贸易，刺激了工业发展。欧洲人冲破了大陆的限制，横渡大西洋，进入太平洋，绕过非洲好望角，发现了东印度群岛。荷兰人很快捷足先登。由于他们工于造船，加之土地匮乏，无法用赚得的钱购买土地，于是他们把钱投入航海。他们通常合伙经营，这样可以分摊风险，也有更多的资本用于装备船只，招募船员，支持长途的航行。 在1595年进行了第一次探险后，荷兰于1598年开始了去东印度群岛的航行，这个航程漫长而危险。商船队共有22艘船，遭遇了暴风雨、船员疾病、私掠船以及其他海上航行的危险，最终只有14艘船回来了。然而他们带回的胡椒、香料以及印度的产品远远弥补了他们的损失，吸引了其他投资者加入这场冒险竞争。1601年，共有65艘船——这是上一次探险的船数的3倍——向同一个目的地进发，有那么多竞争者卷入其中，以至于荷兰议会建议他们联合起来。就这样，荷属东印度公司于1602年成立，首开后来推动荷兰崛起的大规模商业集团之先河。由于有足够的资本来支持大商船队的长途航行，又有国家特许的贸易垄断，东印度公司成立20年后，又创立了荷属西印度公司，主要关注巴西的糖，秘鲁和墨西哥的银，此外还寄望于美洲的皮毛生意。该公司在1621年获准垄断美洲贸易，这是在亨利·哈德孙发现哈德孙河之后。当时他受荷属东印度公司雇用，去探索一条从东北方向通向东方的通道，却在西半球发现了一条像莱茵河那样的大河，并完成了从科德角（Cape of Cod）到弗吉尼亚之间美国海岸线的勘测。同一时期，在河与海洋之间建立了面海向河的新阿姆斯特丹殖民地。这两个贸易公司带回的财富扩大了荷兰的课税基础，给政府提供了更多的钱组建更多的船队，更大范围地进行扩张。别的国家看到这一切很是眼红，为了平息自己心中的妒火，他们败坏荷兰人的声誉，说他们为了钱不择手段。自然，其国民最主要的兴趣是赚钱，加之荷兰人在长期的反抗中培养了很强的自由和独立意识，这一切都促成了荷兰异乎寻常的迅猛发展。 凭借出色的航海技术和优良的船只，荷兰人登上了世界贸易之巅，超越了当时被认为是最强的航海大国西班牙，也超越了一直想与荷兰争夺贸易的英国。英国的船长受其社会风气的影响，认为拥有土地乃是社会生活之最高理想，而这种土地所有权不能受到体力劳动或者商业活动的玷污。英国的船长往往是贵族的志愿者，实践经验有限甚至阙如。与此相反，荷兰的船长和海军将领往往是老水手的孩子，从小就是拉扯缆绳长大的。荷兰的海军上将勒伊特是17世纪的海军英雄，一位法国军官曾震惊地看到他拿着一把扫帚打扫自己的船舱，又走出去喂自己养的鸡。 那时以经商起家的“企业家”们，为长途贸易和新兴产业提供了资本和组织，而新兴产业发端于新的产品——如印刷机用纸，为行驶远洋航线的商船队制造大型船只的造船厂，武器、制服、营房及所有战争装备的制造厂等等。这些产业除了让人们致富，还为重商主义的观点提供了证据——通过穷人们的辛勤劳作制造出口物品，取得贸易顺差和硬通货，这样又可以制造更多的船，装备更多的军队。正如荷兰人不久即意识到的，这些企业家们发现，利润最简单的用途便是向其他企业家提供有利息的贷款。 1609年是个值得纪念的年份。在这一年发现了哈德孙河，成立了阿姆斯特丹银行——该银行仿佛推动荷兰商业血液流通的心脏。它采用新方法管理外汇兑换，铸造固定重量和价值的硬币，开放提供信用和贷款的支票服务，为存款提供担保，不久各个国家的货币源源不断地流向这个银行，而荷兰弗罗林成了最受欢迎的货币。该银行还定期印刷、发布股票市场的股价，这一发明或许让全世界都对阿姆斯特丹充满感激——或许并不感激。 1648年，荷兰从西班牙那里赢得独立，最终成为富裕强国——尽管长期的抵抗斗争严重耗费国力，被战争蹂躏的乡村城镇满目疮痍，由于军火及军队的开销、大量有产者移居国外而导致严重的贫乏。由于其异乎寻常的开拓精神，由于迫切的需要，也由于经历严酷考验所得到的自信，他们不断扩张贸易和航运，直到掌控了超过一半的欧洲贸易，并可以停靠从东印度群岛到非洲，从巴西到加勒比海，再到北美的新阿姆斯特丹的几乎所有外国港口。在奥斯曼帝国，他们得到特许可以在土耳其全部领土上从事贸易。这是对西班牙人的惩罚，因为在勒班陀大海战（Battle of Lepanto）中，西班牙击败了土耳其人。荷兰人的船舱承载着全世界超过3/4的货运量，这包括来自波罗的海的木材和粮食、法国的食盐、荷兰的织物、东印度的香料，以及西印度的糖。根据历史学家的估算，荷兰在1648年取得独立时，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强国。据说荷兰人在海上有1万艘船，年度国际贸易量估计达10亿法郎——这个数字无疑有些夸大，也许是那些外国船员为了让自己的政府感到羞愧而奋起竞争吧。 大约在1634年，荷兰人从印第安人手中购得曼哈顿岛8年之后，进入加勒比海，夺取了圣尤斯特歇斯岛、圣马丁岛、库拉索岛以及拉丁美洲大陆上的苏里南（Surinam）。糖比香料价值更高，吸引了各国的掠夺者。舌头甜滋滋的感受令人愉悦，糖成为日常饮食的一部分，并能甜化其他食品，这提升了西印度群岛不动产的价值。各个国家蜂拥而至，只要见到长着高高的甘蔗的小岛便视为珍宝，纳入囊中。种植园主都发了大财。多年以后，有一次英国首相威廉·皮特（William Pitt）乘车经过韦茅斯（Weymouth）时，看到一个种植园主乘坐的马车的马和配置比他自己的还气派。“糖，对吧？这些东西都是从糖来的！”当皮特听说马车主人是个西印度种植园主时，不禁感慨地说道。 沉甸甸的甘蔗必须收割，拉到作坊去，经过碾子两三次挤压——当然这都是手工完成的——榨取汁液，然后把这些汁液倒进锅里，煮熬成晶体，再经过几次煮熬提纯，脱色呈白色，然后压成糖块包装，或者未经提纯的红糖亦可，最终运至需要糖的市场。当地加勒比人在种植园的劳作中极易生病死去，因而从非洲贩来了体格更为强健的黑人劳力，促成了获利丰厚的奴隶贸易。 在非同寻常的航海和商业大发展时期，荷兰还陷入反抗西班牙统治者的动荡之中。通常人们以为作为动荡的后果，经济扩张和革命激情，这二者会相互削弱，结果二者却齐头并进了。 荷兰的反抗并非由于民族情绪高涨，因为荷兰根本就没有什么民族情绪，也没有什么政治思潮。尽管最初受到16世纪新教反对天主教斗争（系由新教脱离天主教而发）之影响，但在荷兰，主要的驱动力却是荷兰人对西班牙暴政的憎恶情绪。这历时80年的抗争混乱不堪，其中交织着各宗派、党派的内讧，与外国势力的结盟、示好，而西班牙统治者不断升级的高压手段把民众的恨意推向了狂怒，结果把本是支离破碎的国民联合到一起，共同为独立而奋争。 由于受到宗教改革——尤其是最激进的加尔文派（Calvinism）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荷兰北方各省接受了新教改革，其热忱不亚于约翰·诺克斯（John Knox）领导下的苏格兰人。与法国和哈布斯堡神圣罗马帝国接壤的南部各省依旧信奉天主教。这加剧了国家的分化。新教徒们毫不妥协，坚决不肯回归天主教会，而其君主、西班牙的腓力二世（Philip II of Spain）则同样坚决地要将他们重新收回罗马的教会。 当腓力同父异母的姐姐、代行荷兰总督之权的摄政、帕尔马的玛格丽特（Margaret of Parma）敕令禁止教堂举行新教仪式，并禁止自封的新教牧师公开布道时，这些禁令引爆了愤怒的抗议和激烈的抵抗。他们向国王请愿，希望他废除这些敕令，然而这反而加强了腓力将异教彻底拔除、代以绝对皇权之权威的决心。然而，要让权威有效，两方缺一不可：一方发号施令，一方欣然接受。腓力的荷兰臣民并没有欣然接受的打算。1566年，给国王的请愿书没有得到答复，他们开始大肆洗劫教堂，损毁圣像和圣物——他们所鄙视的偶像崇拜的象征。在贵族联盟（League of Nobles）的带领下，新教运动在城镇和工业化民众中激起骚动，使荷兰面临全面暴乱。这些新教徒异常顽强团结，尽管他们来自荷兰不同省份，见解五花八门，又分属不同的工人阶级。当贵族联盟400人的队伍来到布鲁塞尔的政务院示威，要求撤销针对异教分子的宗教裁判所时，对他们毫不同情的大臣伯莱蒙特（Barlaimont）轻蔑地称他们是“一群乞丐”，而他们立刻就接受了这个光荣的称号。在联盟的宴会上，他们穿着乞丐的灰色衣服，脖子上挂着乞丐用的木杯。这个名称后来成了他们与西班牙战斗赢得自由的荣誉称号，海员们也得以在揭西班牙和英国对手的伤疤时自称“海上乞丐”取乐，他们可不是什么乞丐。 组织反抗还需要更多的东西。在1568年，拿骚的路易（Louis of Nassau）对北方城市格罗宁根（Groningen）的北方当局贸然发动了一场孤注一掷的进攻，一位关键人物就此登上舞台，这就是路易的兄弟奥伦治亲王拿骚的威廉（William of Nassau），后来他以“沉默者威廉”（William the Silent）之名作为英雄载入史册。奥伦治是法国南部的一个小领地，归拿骚伯爵家族所有。威廉由故去的上一位皇帝任命，是荷兰、泽兰（Zeeland）和乌得勒支（Utrecht）三省的执政和总司令。当路易的叛乱被轻易镇压、路易本人也因此丧命之后，威廉继承了反叛者的衣钵。他为反叛注入雄心和活力，使得斗争得以持续，直到荷兰赢得独立——这已经是拿骚的路易揭竿而起80年之后。在胜利来到之前，西班牙的独裁和荷兰的反抗都在不断升级。 在反叛最初的年头，菲利普国王的解决方式是派残暴的阿尔瓦公爵（Duke of Alva）率领1万名军队，通过恐怖镇压迫使民众就范。阿尔瓦的办法是在城镇中进行大屠杀，把新教徒作为异教徒进行迫害，还专门组建了名为“血腥法庭”（the Council of Blood）的戡乱委员会——该法庭审理过1.2万宗案子，判处9000人有罪，处决或流放了1000多人。率领反叛的贵族被砍头，在布鲁塞尔的集市广场（Market Square），一天就有18人被砍头。大量财产被没收，很多人逃离荷兰，到处都弥漫着宗教裁判所的恐怖，这种审判与荷兰本地的世俗审判是迥然不同的。为了确保每个阶层的人们都成为反叛者，阿尔瓦还对所有出售物品征收1/10的销售税，对所有收入征收1/100的所得税。这遭人憎恶的什一税比任何暴行更能激起反抗。 研究过这次叛乱的一流历史学家莫特利（Motley）无法抑制其维多利亚时代新教徒的正直，把腓力二世称为“令人厌恶的人”。腓力视野狭隘、头脑僵化，无法认识正是他自己把麻烦激化成了叛乱。腓力只是认为他受上帝之命来彻底铲除新教，完全不觉得在完成此项使命过程中会遇到任何障碍。反抗的第一次小胜利激励了荷兰人。1572年，“海上乞丐”的一支海盗队伍夺取了登布里尔（Den Briel）要塞港，该港口位于默兹河（Meuse）河口，控制着该河的航运入口。 这些“海上乞丐”都是极端的加尔文主义信徒，由于早期对新教的迫害而形成。技艺精湛的水手结成凶残的团伙，通过掠扰西班牙海船来支持反叛事业。与此同时，他们的活动也加剧了不同地区和不同派系之间的内斗。 如果没有出现强有力的领导者——威廉·奥伦治，低地国家各省份与城市之间根深蒂固的分裂和互相猜忌，生怕自己的邻居得到了好处或者增加了影响力，本会永远地挫败所有反抗西班牙的共同斗争。然而威廉对这场仿佛没有希望的斗争的坚持，即使遇到挫折或失利仍不动摇，通过克服各个省份之间的斗争，强调共同的目标，以政治远见把同胞凝聚为一体。尽管他或有妥协的时候，或许他采取的策略不总是那么直截了当，然而他凭借自己个性的力量倾力抵抗，并最终成为抵抗的化身。如果抵抗有一面旗帜，那么上面应该写上他的这句话：“并非要看到希望才能坚持。” 1574年，即夺取登布里尔的次年，莱登（Leyden）英勇地抵抗了西班牙的围困，这使得所有的城镇和民众都团结在反叛者的麾下。莱登周围湖泊环绕，下莱茵河的河流、水道纵横交错，是号称“荷兰花园”的富裕的莱茵河三角洲上美丽、繁荣的织布业中心。 对付莱登的利器便是饥饿。阿尔瓦被召回了，但他的继任者加强了围困，哪怕一只鸡或者一片莴苣叶都难以入城。有7个月的时间，虚弱的居民们仅靠煮食树叶草根、干鱼皮以及从前脱粒机上剩下的麦糠果腹。偶尔杀只狗供卫兵食用，狗的尸体被撕成血淋淋的肉块，然后被生吞下去。饥荒后面总是跟着疾病，这使得伤病人员不断增加。情况岌岌可危，居民们面临着或者被消灭，或者投降的抉择。 就在这时，他们把自己的老对手——水——变成了自己的武器和同盟。威廉·奥伦治提议把默兹、伊塞尔（Yssel）以及其他流经莱登的河流的河堤挖开，让河流决口冲走包围者，并形成一个浅湖，使平底驳船和驳船能驶向陆地，为这个被围困的城市运送给养。因为决口可能淹毁农作物，必须先征得土地所有者和农民的同意。为此而派遣的使者穿过层层封锁线，带回了他们的许可。莱登的人们日益憔悴虚弱，但是谁都不想投降。荷兰议会召开会议，拒绝了西班牙人提出的条件，并接受了威廉·奥伦治破堤放水的提议。他们下令在鹿特丹、代尔夫特及其他河港集中200艘平底拖船，准备装载武器和给养。这些船还载着后来证明对救援至关重要的，由800名面容冷峻的“海上乞丐”组成的、“一支虽小却令人生畏的”队伍，他们脸上青黑色的疤痕都是在过去的战斗中留下的。 1574年8月，毁坏堤坝的命令下达了。这可不仅仅是在墙上挖几个洞那么简单。这些洞要大到足以让驳船穿过，还要在周围西班牙守卫部队威胁不大的炮火下进行。他们的武器是比较原始的16世纪的滑膛枪，火药从枪口装入，每发一枪都要重装火药，火药就装在士兵脖子上挂着的袋子里。“海上乞丐”一如既往地狠狠还击，把敌人逼出了要塞，让他们置身开阔地，然后他们惊恐地发现，水位正慢慢地从自己的脚上升高。刮了三天的西北风使极深的河水涌向莱登的方向，为驳船开辟了一条通道。救援队伍慢慢地行进着，在一个个湖泊间穿行，不断地破坏堤坝，直到他们抵达距离目标只有5英里的地方。这一工程花费了数周，此时莱登的人们忍受着饥饿，经历了死亡。正在这时，一阵相反的东风渐起，把水吹开了，水浅得无法航行。在行进的最后阶段，这些船只能被推着拉着穿过泥滩，而城里虚弱的民众正经历痛苦，翘首期待援军的到来。 西班牙人担心他们的退路被切断，因而放弃了原来的防御阵地，加之不断遭受“海上乞丐”们的攻击，他们无法阻止援军靠近。这支笨拙的两栖救援队伍穿过泥泞，像海龟一样从水中显现，一点点靠近被围困的城市。此时他们得天之助，一阵风刮起，把船队推到了距离城墙仅几百码的地方。船员们一跃而下，把驳船扛过最后一段浅滩。最后的一支西班牙残军被迅速解决掉了。船终于被成功地推入码头，湿漉漉的船员们把面包扔给岸边的民众——他们看到援军到来都已喜极而泣。6000人死于饥饿和疾病，莱登的人口减少了1/3，没有投降而得到了解救。那些眼眶深陷的幸存者涌向大教堂，做礼拜感谢上苍。为嘉奖这个城市的顽强，威廉·奥伦治提供给他们两个选择：他们可以不必为每年举办的利润丰厚的展会缴税，或者选择建立一所大学。这些头脑精于算计的自治民们选择建立一所大学。他们认为课税与否受限于政局的发展，但是大学一旦建立，将永久地让这座城市受益。自那时起，欧洲最著名的学府就一直屹立至今，它是那些脸上布满疤痕的“海上乞丐”和莱登的平底驳船的馈赠。 在莱登，西班牙的傲慢遭到了践踏，但是他们在1576年对安特卫普的洗劫中报了仇。安特卫普是个繁忙富裕的港口，位于斯海尔德河（Scheldt）河口，是进出欧洲北部贸易的枢纽。这次洗劫是由于西班牙军队兵变所引起的，这些士兵已经有22个月没有收到承诺给他们的军饷了。腓力二世把巨额战争费用转嫁为对西班牙商人和权贵们的负债，在1575年宣布他的国库破产，还得到教皇的豁免特许他撤回所有允诺和约定，“以免与异教徒斗争时被高利贷所摧毁”。这个当时最富有的君主向来不通情理，他把这项豁免权行使在了不给自己的部队发饷上，认为既然他是上帝用来摧毁异教徒的工具，那么他的所作所为，不管是否明智，都是正确的。正像腓力所有的决断一样，这让他吃了苦头。怒气冲冲的兵变者冲进了安特卫普，把最繁荣地区的所有街道都付之一炬，最后还不忘向圣母马利亚跪下，请求她保佑他们的勾当。这是基督徒特有的习惯，认为神明会充满同情和宽容，会为自己的暴行作保。在征服墨西哥的时候，西班牙教士举着天主旗帜，保佑那些折磨并屠杀原住民的西班牙征服者。在安特卫普，这些兵变的士兵杀死了所有挡住他们去路或者站在门口的居民，肆无忌惮地杀害那些上了年纪的住户、带着婴儿的年轻妇女、与自己一样的天主教教士和修士，以及外国商人。在这场为时三天的浩劫中，他们洗劫了所有的仓库、商店和住宅，搜刮了价值无法计算的金钱、银子、珠宝和上好的家具，残酷地折磨所有怀疑藏匿财产的人，造成了数千人死亡，那些“遵纪守法”的省份的居民也对西班牙人感到无比痛恨。这场暴行的直接后果是可能发生的所有状况中对西班牙最具破坏性的：这导致了各省结盟运动。虽然这种结盟并不稳固或者长久，然而足以动摇其统治了。 说法语的瓦隆人（Walloons）和说荷兰语的佛兰芒人（Flemings）之间、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沿海省份与内陆省份之间、贵族和平民之间，以及处于支配地位的阿姆斯特丹和其他省份之间一直争执不断，因此到目前为止，他们都未能就反抗事业采取一致行动。荷兰人现在才开始明白，如果真想赶走西班牙人的话，他们就必须联合起来。有鉴于此，威廉·奥伦治给各省议会写了一系列的信，建议为了达成共同的目标在彼此之间达成和解。此时在根特（Ghent），议和已经在进行。对安特卫普的洗劫——后来被称为“西班牙狂怒”（Spanish Fury）——发生四天后，九省的代表便缔结了一个合约，即《根特和解协定》（The Pacification of Ghen）。根据此次协定的誓约，他们要维护相互之间的和平，将生命和财产用于把祖国从西班牙人和外国压迫者手中解救出来。正如大约200年后，此前互不相容的13个美洲殖民地的代表首次举行殖民地间的会议一样，荷兰抵抗者的联合行动是统治者无法应付的，这些统治者曾坚定地认为联合永远不可能发生。在美洲殖民地亦是如此，英国人自己的行为——颁布《波士顿港口法案》（The Boston Port Bill）和《强制法案》（Coercive Acts），使得争执不休的殖民地终于团结起来。 在荷兰，根特协议体现在一系列令人困惑的、界定各种权利和义务的合约和条款中，涉及各个城市和省份的地理划分、商业活动，尤其是宗教事务，还规定了腓力二世的异母兄弟、新西班牙总督奥地利的唐·约翰（Don John of Austria）如想会见荷兰国会必须接受的条件——这个新总督正准备去会见国会。奇怪的是，这些荷兰人刚刚发誓驱逐西班牙人，本应好好对付新总督，但当时强大的王室还笼罩着一层神秘的色彩，君主还有绝对的权威，荷兰人并未打算与之彻底翻脸，也缺乏彻底翻脸所需的军事手段。在签订根特协议后，他们很快陷入派别纷争而一发不可收拾——有都想占上风的旧有教派与宗教改革派，有地方与外国努力的联合与背叛等，结果仿佛开始了内战，所谓的和解协议已是一纸空文。在纷争和混乱中，试图缔结比根特协议“更为紧密的联盟”的一种新的运动在担心北方各省会结成分裂的联盟的恐惧下出现了。 在这些压力下，代表们于1579年在乌得勒支召开会议——乌得勒支是中部城市，从它大教堂（Domkerk）的塔上，视野可及50座城市，一直到今天世界上最大的港口鹿特丹。尽管与会者一致同意，他们将会团结一致，“就像一个省一样”，但是此次会议促成的“乌得勒支同盟”（the Union of Utrecht）并未巩固根特协议的成果。相反，由于宗教上的分歧无法调和，最终令人遗憾地加速了这个处于萌芽状态的国家的分裂。北方七个省份的确组成了围绕着须德海（the Zuyder Zee）——北方的巨大内海——的联盟。其中四个为内陆省份，三个在北海海岸，这七个省份作为联省最终成为荷兰。作为回应，荷兰南部天主教各省及布鲁塞尔、安特卫普和根特这几个城市也组成联盟，成功分裂了出去，最终成了独立的国家比利时，只是边界上有些调整而已。对于这个如此能干的民族来说，未能形成统一国家的后果很严重。假如他们没有分裂，他们会保有更大的领土、更多的人口，他们可能成为欧洲的主人——假如他们有征服的欲望（他们没有）、他们的团结没有被宗教争端削弱的话，宗教内部的纷争总是各种争执中最为激烈和致命的。如果说此刻他们失去了支配欧洲的机会的话，他们也终于获得了支配自己领土的机会。 荷兰各个城市和派别纵横捭阖，在其缔结的错综复杂的各种合作或不合作约定中，推动国家形成的一个最主要因素——明确要求独立——是阙如的。极为重视个人权利的加尔文派催促荷兰议会——仅存的本土政府机构——明确表明这个意图。在1581年的海牙会议上，议会通过了一个重要决议，即“吁求誓绝”（the Oath of Abjuration），这是荷兰的独立宣言。代表们宣称，腓力二世未能公平对待臣民，施行开明统治，违反了作为统治者的契约和责任，故而丧失了统治的权利。代表们宣布，根据臣民的天赋权利，他们将放弃对他的效忠，废黜这个专制、暴虐的君主，因为除此之外再无维护自身自由的办法。这里有点儿似曾相识的感觉：这比美国人提出同样的诉求提前了200年。 如果托马斯·杰斐逊认为起草《独立宣言》是他最引以为自豪的成就——正如他的墓志铭所表明的——那么他应该稍微想想1581年的荷兰宣言，这个200年前的宣言用几乎相同的字句表明了同样的论点。这并不是说杰斐逊起草的这份美国最重要的文件乃是剽窃之作，而是表明人们对自由的由衷向往，以及对废黜暴虐的统治者的人民权利的深信不疑，深深根植于人心的普遍信念。 为了明确与西班牙断绝关系，所有官员必须本人亲自宣布放弃效忠，这对那些毕生对王室忠心耿耿的人来说无疑非常痛苦。这种宣誓给弗里斯兰省（Friesland）的一名议员带来了如此大的冲击，以致他在发誓弃绝的现场因心脏病或者中风倒地身亡。 荷兰人顽强的持续抵抗耗尽了腓力二世的资源，更耗尽了他的耐心。他想毕其功于一役，彻底摧毁抵抗，于是悬赏2.5万金克朗——这是一大笔钱，约合7.5万荷兰盾，再加上其他奖赏和赦免状等，要威廉·奥伦治的脑袋，死活不论。很快便有了领赏的人。1584年，一名叫巴尔萨泽·热拉尔（Balthazar Gérard）的刺客用欺骗的手段潜入威廉在代尔夫特的住处，一枪把威廉杀死在自家的楼梯上。 应该承认，此时荷兰的相关记录表明荷兰人在政治上幼稚到了违背常理的地步。他们认为除非有欧洲其他有为君主的庇护，否则他们将无法摆脱西班牙君主的统治，因此他们四处寻找可以充当他们君主的候选人，这其中甚至包括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众所周知，她生性专断，她如果成了荷兰的君主，恐怕将是荷兰人最大的噩梦。 在奥伦治亲王在世的时候，他无疑是国王的当然之选，但是他不像其他君主那样有军力和财力上的优势。伊丽莎白女王在自己国内正深陷于天主教势力的不满、伺机待发的阴谋叛乱之中，很明白自己自顾不暇，不愿再陷入国外类似的麻烦中，因而没有接受这个请求。 刺杀威廉并未达成腓力二世的意图，因为威廉已经使抵抗事业有了自己的生命。当安特卫普被腓力委任的荷兰总督帕尔马公爵接管之后，西班牙获得了穿越英吉利海峡正对英国的战略通道，荷兰因此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援助。英国人意识到，与其花费力气与荷兰进行无休止的拉锯战，倒不如帮助他们一道对付西班牙人，因为英国一直担心西班牙会入侵英国。当继任者帕尔马公爵夺回安特卫普，得到了穿过英吉利海峡、正对泰晤士河入口的重要港口和优良海军基地，西班牙的意图已昭然若揭。 精明果敢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与其他君主不同，并不因变革而害怕变革。她愿意不计前嫌，与荷兰反抗者这些宿敌结盟。1585年，她派遣了一支8000人的远征军去帮助抵抗者对抗帕尔马的攻击。这支军队由她所青睐的莱斯特伯爵（Earl of Leicester）率领，此人生性虚荣、野心勃勃又顽固不化，并非此任的最佳人选。荷兰人出于对外援的过分崇敬，授予莱斯特荷兰总督的称号，以为这样能更好地牵制住伊丽莎白女王，莱斯特却在此名义下干涉荷兰省议会的事务，在战略上一意孤行，全然不顾荷兰人的想法。当他下令禁止与敌人从事当时司空见惯的贸易时，他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罪过：荷兰人最不能容忍别人插手他们的贸易。这个最初被看好的联盟解体了，双方互相指责，莱斯特离开时，谁也不觉得可惜。在历史上，他的错误和失败被其副手、诗人菲利普·锡德尼爵士（Sir Philip Sidney）更为浪漫、更令人难忘的名声所掩盖。锡德尼在聚特芬之战（the Battle of Zutphen）中受了致命伤，但他把一杯水让给了一位同样身受重伤的战友，并说出这句流传后世的话：“你比我更需要它。”除了这句可以在文学作品中流传千古的话之外，英国对荷兰的干涉再未留下什么痕迹，却间接导致欧洲历史走向一个转折点。由于招致了腓力二世的怒火，这个头脑偏狭的国王决心要摧毁英荷联盟，毁灭英国，并对异端给予最后的致命一击。 这致命一击是强大的西班牙无敌舰队（armada）的海上出击和紧随其后的入侵，然而腓力二世一如既往地在指挥、战略和供给方面都组织得非常混乱。他任命上将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Duke of Medina Sidonia）指挥舰队，此人之前从来没有指挥过海上战斗，而航行的海域是他从未去过的，也没有事先安排紧急情况下的避难港口，计划的成功还要依赖于同位于荷兰的帕尔马部队会师，再一起入侵英国。帕尔马的部队受到荷兰人的封锁，绝不可能抵达会合点。腓力的西班牙舰队在暴风雨和英国海军的双重夹击下，或被击沉，或逃散到赫布里底群岛（the Hebrides）附近。由于风浪、敌人的炮火和食物的匮乏，无敌舰队的海员损失过半。遭受重挫的无敌舰队不得不绕过苏格兰，沿着爱尔兰以西冰冷又漫长的航线回来，狼狈不堪，饱受折磨，没有带回征服的荣耀，而笼罩在失败的阴影中。腓力海军的此次大败标志着西班牙在欧洲强权政治中的支配地位的终结，以后西班牙再也没有重现往日辉煌。 一贯一意孤行的腓力并没有放弃，而是倾其所有去压制荷兰——他发现荷兰的商业帝国已使其实力大增。凡人终有一死，腓力死于1598年——无敌舰队失利10年后，他已经建造好了自己在埃斯科里亚尔（Escorial）的陵墓，这是继金字塔之后最了不起的王室陵墓。无情地征伐新教徒，使他深陷于16世纪欧洲的宗教战争之中，这耗尽了西班牙的战斗力，使其无法全力对付由于发展商业、贸易而日益繁荣富强的荷兰。腓力的死亡使西班牙无力维持其统治。腓力死于17世纪将要到来的时候，这个世纪是荷兰的黄金时代。意味深长的是，荷兰的辉煌是在美洲成就的，历史的风向已经开始向西刮了。 1609年，一个受雇于荷属东印度公司的英国航海家发现了哈德孙河。也是在这值得纪念的阿姆斯特丹银行成立之年，西班牙同意签订为期12年的休战协定，这实际上承认了荷兰七省联盟的独立。西班牙乃是辉煌的庞大帝国，现在却不得不屈尊与一个在君主国包围之中刚刚成立的、长着脚蹼的共和国讲和，这不免让那些老列强感到惊异。他们开始重新在欧洲这盘棋上审视从前的“海上乞丐”，认为荷兰是个值得结交的国家。连荷兰人自己也感到惊异，他们终于看到自己的努力得到了回报。休战结束以后，西班牙又时断时续地进行战斗，但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战果，最后只能不了了之。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The Treaty of Westphalia）签订，欧洲列强为“三十年战争”（the Thirty Years’War）——1914年以前欧洲范围最广、最具破坏性的战争——画上了句号，包括西班牙在内的缔约国正式承认饱经战火的荷兰联省共和国的独立。和约是在之前的明斯特（Münster）初步和约的基础上签订的，当时西班牙代表们把手放在十字架上，而荷兰代表们则将两个手指指向天空。当荷兰代表们走进议政厅时，这座城市的自由民组成仪仗队站成两排欢迎他们，中世纪风格的街道上礼炮轰鸣，庆祝这个时刻。这恰好是17世纪的中点，一年之后，王室专制的鼎盛时期落在了刽子手斧头的阴影下——英国国王查理一世被刽子手砍掉头颅。 在忙于驱逐西班牙人的时候，荷兰人的文化生活也异彩纷呈。虽然那些总督是些古板、守旧的人，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怀有自由见解，那里的文化氛围却自由而包容：他们允许犹太人和其他各种基督教教派自由活动，也因殷勤好客地庇护那些逃避他国宗教迫害的人们而广为人知。逃难者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英国的异议分子，这些寻找宗教自由的人们在世纪之交来到莱登定居，20年后又带着对未来的期望踏上征程，在1620年最终抵达普利茅斯岩（Plymouth Rock）。另外一个影响深远的团体是来自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犹太移民，其中有斯宾诺莎的父母，他们于1632年在阿姆斯特丹生下了斯宾诺莎。 由于荷兰出版业发达，欧洲大陆上最为活跃的作家和学者都慕名前来。他们的作品在自己的国家被禁，荷兰人却愿意以拉丁文出版发行这些作品，使其能够面向广大国际读者。就这样，荷兰出版业有幸出版了世界上最重要的书之一，作者是一个情愿在荷兰住20年也不愿意接受路易十三统治的法国人，这本书就是笛卡儿的《方法论》（Discours de la Méthode），1637年在莱登出版。欧洲文化中其他一些最为重要的人物也在荷兰开展他们的事业，虽然有时也会引起同行的嫉恨。巴鲁赫·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人本主义宗教哲学家，阿姆斯特丹本地人，尽管作为犹太人因为异端而被排除在犹太教会之外，他在这里继续生活并出版了《神学政治论》（Tractatus Theologico-Politicus）。发明了显微镜的安东尼·范·列文虎克（Antony van Leeuwenhoek）在其出生地代尔夫特完成了自己的科学研究。代尔夫特的格劳秀斯（Grotius）本人是荷兰人，他在《论公海》（Mare Liberum）中永久地确立了海洋自由的原则，而他的《论战争与和平法》（De Jure Belli ac Pacis）是有关公法影响最大的著作——1625年不得不在巴黎出版，当时他受到私敌的陷害在狱中服刑。著名学者皮埃尔·培尔（Pierre Bayle）主张对宗教保持理性的怀疑，他在著作中提出普通人的宗教信仰是基于人的轻信，而非理智和现实，所以培尔并不是一个受天主教专制当局欢迎的哲学家。在被迫离开法国之后，他来到荷兰，在鹿特丹的伊吕斯特尔学院（Ecole Illustre）得到教职和薪俸，这个学院是专门为逃难的学者提供庇护而设立的。他著名的《历史哲学批判辞典》（Dictionnaire）是他以一己之力编纂的百科全书，于1697年在鹿特丹出版，阐述了他对自然现象的解释。虽然此书第一版在法国被禁，但它仍成为狄德罗和法国百科全书派的灵感源泉。鹿特丹接纳了培尔，为这个超乎寻常地表达了宽容想法的人提供了一个家。他观察到很多宗教少数派只要能够享有思考的自由，都对荷兰共和国非常忠诚，他于是建议：“一个理想的社会应该对所有的宗教都给予庇护，既然大多数神学问题都无从证实，那么人们应该为那些他们无法说服的人祈祷，而不是压制。”[1]这些话比我们的第一修正案早了很多。荷兰统治者的不同寻常在于，虽然他们安于自己的地位和舒适，但他们所促成的社会能够包容非正统观念。然而对新英格兰的美洲新教徒来说，艰辛生活的磨难并没有教会他们善待自己的同类。恰恰相反，他们形成了一个刚愎自用、睚眦必报的统治集团。 由于荷兰社会的宽容，没有出现大批不得不在新阿姆斯特丹安家落户的移民。唯一的例外是某些富裕得能安置至少50名移民的商人，他们得到了西印度公司给予的土地，成了纽约和新泽西的大庄园主。由于缺少大规模稳固的荷兰定居点，当英国人1664年来到这里，夺取这个地方并将它命名为纽约的时候，彼得·施托伊弗桑特（Peter Stuyvesant）无法找到足够的人来组织防御力量。 是不是荷兰社会这种富于滋养作用的自由精神造就了17世纪中叶绘画的黄金时期？出现了人文主义大师伦勃朗（Rembrandt）和维米尔（Vermeer）这位恬静之美的倡导者。与此同时，还有一些声名卓著的人物画家，如弗兰斯·哈尔斯（Frans Hals）和凡·戴克（Van Dyck），室内画画家扬·斯蒂恩（Jan Steen）、特·博尔奇（Ter Borch）以及霍赫（de Hooch），还有那些让人着迷的风景画家，擅长画郁郁葱葱的森林和驶过运河的帆船的勒伊斯达尔（Ruysdael）以及霍贝玛（Hobbema）。即便这个世界无法对黄金时代做出解释，那也应该为这个时代感到庆幸。 揆以为当时的史实，黄金时代并不和平，而是充斥着入侵和战争所带来的杀戮和恐怖。1672年，法国路易十四的部队猛攻荷兰边界，这被称为“法兰西的愤怒”（French Fury），这让人想起了西班牙的恐怖统治。法国一举攻入中部的乌得勒支，而荷兰人这次又把水当成武器，放开水闸淹没了土地。与此同时，英国也在其商人的鼓动下再次发动海战，想凭借武力摧毁荷兰海军和荷兰这个商业对手。这三场战争最后终结于1674的《威斯敏斯特条约》（The Treaty of Westminster）。这个条约确立了中立贸易的规范，这后来导致了种种麻烦。 尽管黄金时代麻烦不断，但这不能抹杀造成这个时代的一大政治成因——1648年，荷兰获得了主权和独立。在明斯特签订的和约中，荷兰捍卫了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这种斗争在下一个世纪里将由美国人展开。 [1] 他的这番建议，正如其他明智的告诫一样，受到了自己命运的嘲弄。法国胡格诺派的难民们并不比天主教徒们享有更多的宽容。由于难民们的影响，他不得不辞去教席，尽管他仍然在荷兰居住并出版著作。 [book_title]第四章 “世上最疯狂的想法”——建立一支美国海军 第一声礼炮那幕的主角“安德鲁·多利亚”号并非等闲之辈，它在历史上声名卓著。此船是由商船改成的四艘战舰之一，正如船上一名叫约翰·保罗·琼斯（John Paul Jones）的军官不无遗憾地承认的，此船船体“异常狭小”。根据1775年10月13日第二次大陆会议法令建成的美国第一支海军，即由这四艘战舰组成，“安德鲁·多利亚”号加入海军不久就参加了第一次作战。 此船以一位捍卫自由的著名人士命名，他是一位勇敢的热那亚将领［在家乡，他的名字是安德烈亚·多利亚（Andrea Doria）］，1528年曾为捍卫热那亚的自由率军与法军作战。“安德鲁·多利亚”号长75英尺，宽25英尺，采用混合帆，主桅帆为方形，后桅为纵帆。就武器而言，共有16门能发射6磅小炮弹的火炮，甲板上还有一些回旋炮，射击范围更广。这艘船共有130名船员。 在18世纪，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海军力量的战略意义，比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将军（Admiral Alfred Thayer Mahan）在1890年把它总结为一条基本原则要早得多，这可能会让几个世纪以来因此沉浮的航海国感到吃惊。在马汉得出结论的300年前，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便决定了英国的崛起和西班牙的衰落；纳尔逊的特拉法尔加之战（Battle of Trafalgar）解除了拿破仑的威胁，改变了英法两国的力量对比，这是在马汉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出版前90年。国家就像人一样，往往比他们所认识或理解到的更加务实。 美洲殖民地无须等待别人阐述这项原则。他们亟须补充武器和弹药，亟须切断敌人的补给线，亟须防范攻击、烧毁沿岸城镇的英国海军。他们很幸运地拥有这样一位总司令，他早就坚信，大陆军如果没有能与敌军战斗的海军，就不可能取得胜利。1775年8月至9月间，华盛顿在包围波士顿时，为了切断敌人的补给线，租用并武装了几艘小的纵帆渔船。这些船只是马萨诸塞州、罗得岛州和康涅狄格州为了防备英军攻击海岸而征召入伍的。到了10月6日，由大陆会议编入现役的纵帆船已经严密注视着波士顿港入口，准备攻击英军运输船。英军运输船未曾料到大陆军会有海军参战，因此没有配备海战装备。“华盛顿的海军”——后来人们这样称呼那些纵帆船——缴获了滑膛枪、炮弹、火药和一门大口径的13英寸迫击炮。这门炮来得恰逢其时，正好用来轰击波士顿的英军。 迫切需要弹药的华盛顿在1775年8月——莱克星顿（Lexington）和康科德（Concord）的第一枪打响后还不到4个月——请求罗得岛州议会派一艘武装船只去百慕大。他说：“在那个小岛的偏僻处有数量可观的弹药，当地居民不但对我们的事业怀有同情，而且愿意真正地施以援手。” 罗得岛州海湾广阔，海岸线长，本来就易受攻击，自然与总司令一样认识到提升海军实力的急迫性。而且，这个州比华盛顿走得更远。该州联合普罗维登斯庄园（Providence Plantations）一起在1775年8月通过了一项令人吃惊的决议，提议必须建造不止“一支美国舰队”，并在该月正式将提议提交大陆会议。随后，华盛顿在10月请求马萨诸塞州提供两艘武装船只，拦截两艘装满军用物资、从英国驶往魁北克的方帆双桅船。为了能够更大规模地组织这样的行动，在波士顿遭受围困时截断英军补给线，美国海军诞生了。各个州都经常各自征用并装配由商船海员和渔民操作的武装民船和纵帆渔船。从这个微不足道的开端，“大陆会议”不断地被要求授权组建一支向大陆政府负责的国家海军。 18世纪的战斗方式是船对船，炮对炮，数量上的优势一直被认为是决定性因素，因此由四艘船组成的美国第一支海军并不被看好。与处于美国海域的敌方力量相比，美方船只数量不及敌人的1/3，炮的数量不及敌人的1/4。从哈利法克斯（Halifax）到佛罗里达的海岸线上都部署着英军。在波士顿及更北的新英格兰港口，他们有3艘主力舰和6艘较小的战舰，共计300门炮；在罗得岛的纳拉干西特湾（Narragansett Bay）有两艘海岸炮舰；在纽约有1艘主力舰和两艘海岸炮舰；在切萨皮克湾有3艘海岸炮舰；在查尔斯顿另有16门炮，此外沿岸港口还有10艘较小的舰船，每艘配有6门到8门大炮。在这种情况下，无怪乎一些爱国者党人得到海军军官委任时，会以“他们不想被绞死”为由拒绝。陆军士兵被俘以后会成为战俘，但是海员会成为海盗。胆量更大的绅士们接受了委任，其中包括“安德鲁·多利亚”号的指挥官、来自费城的尼古拉·比德尔（Nicholas Biddle），以及他的继任者以赛亚·鲁滨孙船长（Captain Isaiah Robinson）——就是他把这艘船开到了圣尤斯特歇斯岛。 约翰·保罗·琼斯在革命胜利后回首往事时说：“这第一批海军军官是不是都有些疯狂？在如此关键的情况下，只有两艘武装商船、两艘双桅帆船和一艘海岸炮舰，他们就开赴大洋了。”第五艘船是后来加入最初四艘的“普罗维登斯”号。如此小的队伍“去与强大的大不列颠军队作战，这史无前例……” 显然，当时的大陆会议代表也认同琼斯的看法，组建海军的提议在他们之间引起了紧张的辩论。马里兰州的塞缪尔·蔡斯（Samuel Chase）确信，建立一支美国舰队去与英国抗衡是不折不扣的“世上最疯狂的想法”。但是另一位代表，来自弗吉尼亚州的乔治·威斯（George Wythe）与华盛顿观点一致，他争辩说：“没有哪个沿海大国能没有海军而不面临危险。罗马不是为了跟迦太基作战而组建了一支舰队吗？我们为什么不从这个事例中得到启示？”比现实需求或历史先例更为强烈的渴求，是需要一种复仇武器，以报复英军进攻沿岸城镇时所犯下的暴行；正是出于这种渴求，创建了海军。本杰明·富兰克林在一封写给英国议员的信中说：“你们开始焚烧我们的城镇，屠杀我们的人民。看看你们的手吧！你们的手沾满了你们亲人的血！你我是多年的朋友。但现在你是我的敌人，我也是你的敌人。” 与历史上的所有其他入侵者一样，英国人幻想通过残酷的暴行让防御者放弃抵抗，他们焚烧房屋、农场、粮仓及木材，屠杀牲畜。英国兵和黑森雇佣兵（Hessins）所到之处，到处是断壁残垣，海军的所作所为也毫不逊色。对施暴者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种渴望促成了殖民地海军的建立。 大陆会议采纳了罗得岛的提议，决定建立一支国家海军，并在1775年10月13日组建了海军委员会（即后来的海洋委员会）管理海军事务。该委员会得到授权，可用高达50万美元购买和装备4艘武装船只，建造13艘快速帆船——这种战船仅次于主力舰，是可以装载少于44门炮的战船。他们有点儿过分乐观，宣称3个月内舰船即可下海。最初的4艘舰船是在11月购买的，这已标志着美国海军（当时称大陆海军）的诞生。由于联合殖民地没有常规战船，因此只能购买、改装和装备商船和渔船。船身必须加固，并在船体上钻洞，以容纳在舷侧开火的大炮——舷炮射击是当时海战最基本的战法。桅杆和缆绳必须加固，还要招募船员。根据华盛顿的安排，从新英格兰的部队中招募了海军士兵，由他们武装并操控这些新近才由简陋的小船改造的战船。船员都是被强征入伍的，因为服役的场所潮湿肮脏，而且驾驶这些国有船只获取钱财的机会很小——因为大头要归政府所有，余下的才分给船主和船员，这比私掠船的少多了——因此无法吸引志愿应征者。与主要掠夺商人们的私掠船相比，在这些国有船只上也更加危险，再加上服役时间长，这都进一步让志愿者望而却步。对于大陆海军来说，强制征募实属迫不得已。 所谓私掠船，其实就是被地方或者国家当局许可从事抢夺活动的船只。这种做法在法律和秩序的发展过程中是个非常矛盾的现象，因为法律和秩序之完善本应代表文明之进步。私掠船的装备专门用来攻击和抢劫商业货船，是为船主、船员和当局牟利的。在这种强行入侵的海上营生中，私掠船的特许状便是其进攻的许可，而发放特许证（letters of marque）则包庇了对货物的侵夺。就像警察向小偷颁发这样的许可证一样，反映了人们为了把贪婪和法律融为一体，其虚伪已经登峰造极。 在海洋委员会里，裙带之风大行其道，看不出能营造强大海军的样子。伊塞克·霍普金斯（Esek Hopkins），这支新舰队的指挥官，是个年老的商船船长，已经有40年的海员经历。就像所有实干家一样，他对这些管理者很是瞧不起，称这个委员会是“一群笨蛋”（尽管其中包括约翰·亚当斯），就像律师的书记员一样愚蠢，竟异想天开地认为海军有助于支付战争费用。伊塞克的兄弟斯蒂芬·霍普金斯（Stephen Hopkins）是海洋委员会的主席，而他的儿子约翰是“卡伯特”号（Cabot）——舰队最初的四艘船之一的指挥官。 一面旗帜与指挥官或者船员一样必要，因为如果没有旗帜，那还算什么国家海军呢。如果对陆地上的陆军军队或者指挥部来说，一面军旗代表着自豪和忠诚的话，对于在没有标识的海洋上行驶的舰船来说，它还是必需的身份标志，以免被误认作海盗船。在此之前，不同殖民地征用的船只都悬挂各殖民地的旗帜，比如马萨诸塞州的松树旗，或者悬挂个人的旗帜，比如乔治·华盛顿的有盘绕的蛇的旗子，上面还写有：“不要践踏我。”大陆海军需要一面旗帜表明这些殖民地终于结盟，并置于统一主权之下，这是促成革命战争的重要一步。接受了第一声礼炮的那面旗帜，在大陆会议所在地费城，由女帽制造商玛格丽特·曼尼（Margaret Manny）制造。大家都知道贝齐·罗斯（Betsy Ross），但我们为什么对玛格丽特·曼尼一无所知呢？这很可能是因为她没有多少善于表达的朋友和亲戚为她编写故事吧。 我们与其卷入在每一点上都纠缠不休的关于旗帜起源的混乱之中，不如简单地接受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1775年12月，一面红白相间的条纹旗挂在了费城港口、新成立的海军的一艘船上。有据可查的是，女帽制造商玛格丽特·曼尼从费城的詹姆斯·沃顿（James Wharton）那里收到了49码的宽旗布以及52码半的窄旗布，用来制作一面舰旗。这些物资由舰队旗舰“阿尔弗雷德”号付账，此舰共有30门大炮，是4艘军舰中最大的。我们先撇开是谁设计了这面旗帜的问题，旗帜上共有13条红白条相间的条纹，分别代表13个殖民地州的联合，此外在靠近旗杆或左上方还有相互交织的圣安德鲁及圣乔治十字架，那是从英国国旗保留下来的。这些十字架自1707年开始出现在英国国旗上，当时英格兰和苏格兰统一在大不列颠王国之下。这些十字架出现在美国旗帜上，表明殖民地当时还无意从大不列颠联合王国中分离，或者宣布自己为拥有主权的新国家。理查德·亨利·李（Richard Henry Lee）1776年6月在大陆会议上提出的开创性的决议案仍然是饱受争议的，他的议案声称：“殖民地联盟事实上已是，也有权利成为自由和独立的国家……因此它与大不列颠之间的所有政治联系已经且理所应当地完全解除了。”在此阶段，殖民地想要的是更多的自治权及一个成熟民族无可替代的自由感，有权向自己征税，摆脱未经自己认可的英国国会的强行课税和立法。他们此时所为之斗争的就是让大不列颠接受这种状态。 1775年12月3日，深冬的一天，新旗帜升了起来。“我亲手把这自由的旗帜升了起来。”琼斯后来回忆道。当时他在“阿尔弗雷德”号的甲板上，船正停泊在特拉华河的费城港口，舰队指挥官和一群高兴的民众都在岸上欢呼。此后不久，1776年1月1日，华盛顿围困波士顿时，在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的普洛斯佩克特山（Prospect Hill）上升起的据说正是同一面旗帜。关于这面被称作大联邦旗（the Grand Union）的旗帜是否被带到特伦顿和布兰迪万河（Brandywine）战役以及其他陆上战役，这方面的说辞很不一致，不过它很快就在海上战场飘扬了。大联邦旗后来被星条旗取代——1777年6月，大陆会议正式把星条旗定为国旗，蓝色背景上有13颗白色星星，代替了之前的英国十字架。1795年，又增添了两颗星星，代表肯塔基州和佛蒙特州加入联邦。 大陆会议并没有等到确定下国旗才为刚诞生的海军委派任务。指挥官霍普金斯受命尽可能地去攻击切萨皮克湾的敌人，但是他自行决定去达成另外一个目标，这就是通过海军陆战队的突然登陆，占领巴哈马群岛（the Bahamas）新普罗维登斯（New Providence）的拿骚港，夺取藏在那里的军用物资。这样，在大陆海军建立后还不到一个月，便组建了为支援海军行动而登陆作战的海军陆战队。 在特拉华初战告捷后，这支小队伍在2月驶向了波涛汹涌的海域，大陆旗在“阿尔弗雷德”号的桅杆上飘扬。此时美国正处在运气的低谷，1776年8月丢了长岛和纽约后，英国控制了纽约海岸。之后，华盛顿成功将自己的部队从曼哈顿撤出，退至哈莱姆高地和新泽西，使他的队伍免遭瓦解，从新英格兰到南方脆弱的陆上阵线不被阻断。 在对巴哈马岛的突击战中，海军成功夺取了武器：在对新普罗维登斯的突击中夺得88门加农炮、15门迫击炮和24桶火药；回程他们俘获了两艘在罗得岛海岸抢掠的英国小船作为战利品。 第一次令人难忘的海战在之后的1776年4月6日展开。大约凌晨1点，在布洛克岛（Block Island）附近的黑色地平线上出现了一艘陌生的帆船，“安德鲁·多利亚”号向同伴发出了警报。不速之客原来是英国军船“格拉斯哥”号（Glasgow），正在把英国海军部的文件送往南方各个港口的英军驻地。幸运的是，这艘船就独自在那里，因为此时美国海军的状况很糟：没有经验的船员，很多人染了天花，还有些人“因为从战利品中喝了太多酒”而无法执行任务；船只本身也由于负担着缴获的加农炮而行驶得很艰难。三个小时的对决一直持续到天亮，非常混乱，因为没有统一指挥，每个船长都自行下达命令。“安德鲁·多利亚”号正近距离地向敌船开火，表现不错，但是它的目标被附近的“阿尔弗雷德”号分散了注意，缠斗在一起——“阿尔弗雷德”号缆绳受损，已经有些难以控制。舰队的其他舰只也都命中目标，迫使敌人满帆向纽波特（Newport）撤退。根据当时在岸上的旁观者描述，“‘格拉斯哥’号溜了，把全部的帆都张开，就像一只被打断了腿的狗，用自己的炮发出阵阵惨叫，（向纽波特的英国舰队）表明它惨兮兮地受伤了”。美国舰队开始追击，但是“格拉斯哥”号尽管受伤不轻，速度仍然惊人，已经距离纽波特港很近，在港口的英军听到英国舰船发出的警报，正通过炮击予以增援，因此美国海军只能放弃追赶。 美国舰队驶向新英格兰，缴获的军用物资安然无恙，成功地——虽然说不上是勇敢地——完成了大陆海军的第一次战役。事后，军官们批评了舰队的表现。用指挥官比德尔的话说，“从来没有比这次战斗更不慎重、指挥更糟的了。” 此后在特拉华角（Delaware Capes）、百慕大、新斯科舍（Nova Scotia）和布雷顿角岛（Cape Breton Island）还发生过其他遭遇战，但是这些战事与我们现在讲的故事关系不大，除了有一点，那就是对敌人和中立者来说，大陆旗的知名度更高了。 在与“格拉斯哥”号作战后，“安德鲁·多利亚”号在位于新泽西的格洛斯特港基地经过修理和重新配置，于10月23日由新指挥官以赛亚·鲁滨孙率领起航，执行缅因委员会（Maine Committee）的机密任务。在海上对这些指令启封后，鲁滨孙得知此行的目的地是圣尤斯特歇斯岛，其使命是将《独立宣言》的一个副本递交给总督赫拉夫，并为大陆军采购布匹和一批军火。鲁滨孙指挥的是一支崭新的国家舰队，而且他“意识到自己是在完成一项外交使命”，因此在靠近这个小岛时想郑重一些。他在驶进港口时，挂上了条纹旗，准备在奥伦治要塞正下方停靠。依据惯例，他对要塞行点旗礼，当要塞亦还以点旗礼时，他便鸣放了进港礼炮。要塞指挥官亚伯拉罕·拉维尼后来声称，考虑到来访者的身份，并意识到对其承认可能会引起与英国间的麻烦，他不知道如何处置是好。他立即请示住在附近的总督，然后接到指令：鸣放礼炮回应，礼炮数比为独立国家鸣放的数量减少两声。接着便是一声声礼炮，以及阵阵白烟。开放锚地一艘单桅小帆船上的三名英国海员看到了整个情形，急忙赶到圣基茨岛，与在岸上看到这一幕的激动不已的民众讨论此事。 殖民地当局显然对“安德鲁·多利亚”号所受到的礼遇感到高兴，希望能再受到这种待遇。1777年2月，缅因委员会对指挥大陆海军护卫舰“兰道夫”号（Randolf）的尼古拉斯·比德尔指示道：“你指挥的是美国第一艘出海航行的护卫舰，所以希望你能在所有必要场合为美国旗帜的荣誉而奋力斗争。在进入每一个外国港口时，都要向要塞鸣放礼炮……”然而，自此以后再没有关于礼炮的记载了。 不管建立一支海军是否属于疯狂之举，大陆会议已经在11月25日明确了海军所面临的挑战于该日正式宣布，为报复英国舰只对美国沿海城镇的攻击，所有英国战舰（虽然此时还不包括商船）都在可能被攻击之列。与此同时，北美联合殖民地（United Colonies of North America）也颁布了有关海军交战的相关条例。 [book_title]第五章 海盗——“巴尔的摩英雄”号 一艘名为“巴尔的摩英雄”号（Baltimore Hero）的私掠船本不属于美国海军，但因为受到马里兰安全委员会（the Council of Safety of Maryland）的委派，不等正式授权便迫不及待地想投入战斗。1776年11月21日，与其说是靠其武装（该船有6门到14门炮），毋宁说是靠其胆识，它在距离圣尤斯特歇斯岛海岸3英里的地方，俘获了一艘英国的货船——“五月”号（the May）。当时“五月”号正驶出圣基茨岛，无论在圣基茨岛还是在圣尤斯特歇斯岛上，该船均在视野范围之内。押解船员登上甲板，受命将“五月”号运至美国的特拉华。船主是位于背风群岛最南端多米尼加岛的一个英国居民。他通过多米尼加总督向该地区的英帝国高官、圣基茨岛总督克莱斯特·格雷特黑德（Craister Greathead）[1]表示强烈抗议；这个名字倒是有着十分恰当的自信。 大量外交信函抵达海牙，转达了格雷特黑德的谴责，他谴责圣尤斯特歇斯岛居民“经常公开地”向美方提供物资，“协助其反叛行为，成为其海盗活动的保护者”；“巴尔的摩英雄”号事件就发生在圣尤斯特歇斯岛大炮的射程内。格莱特黑德声称，该船还获准回到圣尤斯特歇斯岛，“显然受到了各种保护”，这都要归咎于未能严守中立的圣尤斯特歇斯岛总督赫拉夫的默许——如果不是纵容的话。他要求召见赫拉夫，要他就此事给予解释，对“五月”号船主给予赔偿，坚持要找出并缉拿“教唆犯”，让他们受到“应得的惩罚”，“以儆效尤”。格雷特黑德又旧事重提，说到了“安德鲁·多利亚”号事件的严重性，尽管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他认为赫拉夫对反叛者的旗帜行礼时已明确知道对方身份。提及礼炮事件，他更是义愤填膺，要求“就奥伦治要塞向英国叛逆臣民的旗帜行礼而对英王陛下旗帜所造成的侮辱，做出富于教益意义的补偿”。 他撰写了一篇冗长的檄文，长篇累牍地表示非常遗憾，“我们两国朝廷”之间的诸多合约遭到“粗暴的践踏”，“对英国背叛者的援助和承认”违反了国际法，“……这些被蒙蔽的民众本不会被视为合法……况且国际法从来不承认臣民对其宗主国所发动的战争为合法战争行为，因此任何僭权施加的抢夺行为，都只能被视同海盗之流的堕落行径……令所有公众信仰和国家尊严蒙羞的是，一个荷兰属地成为背叛和海盗行为的公然教唆者，而其阁下（在外交上，此词指荷兰议会）第一个公开承认了从未被列入列国国旗的旗帜”。文章洋洋洒洒，铿锵有力，华丽的辞藻连绵不绝。（让人惊讶不已的是，在18世纪，那些写信的人——尤其是那些官员们——有那样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对词句推敲雕琢，使语法臻于完美、遣词造句恰到好处，而20世纪的后来者只能嫉妒过去，他们的读者只能在学究气的丛林和官腔十足的泥沼中艰难行进。） 他还进一步指控说，该海盗船的船主之一实际上是马里兰的代理商范比伯，其承诺将抢掠的部分财物分给岛上的一位亲属。不过，对这种说法，范比伯先生及所谓的分赃者——一位叫奥尔（Mr Aull）的先生——都坚决予以否认。 在最后的激愤控诉中，克莱斯特·格雷特黑德提到，当赫拉夫得到机会，可以亲自向圣基茨总督做出解释的时候，他竟然拒绝与总督谈话。为加强效果，格雷特黑德先生特别安排英王阁下的议员之一、阁下任命的副检察长“屈尊前往送达”此函，然而赫拉夫仍然不为所动。在措辞傲慢的回信中，他拒绝回应传唤，也拒绝与格雷特黑德总督或自圣基茨的所有其他人商议此事。 作为对乔治三世国王陛下日益具有威胁性的抗议的回应，荷兰议会声称，其中立地位意味着平等地对待殖民地和英国，因此荷兰港口对美方船只开放。这意味着荷兰把战争中的美方视为平等的交战方，而非叛军。然而荷兰共和国分成了两派，一派是忠于贸易和利润的、阿姆斯特丹的亲美派；一派是忠于奥伦治亲王的亲英派，他们并不想面临战争的危险，故而召回赫拉夫接受质询，并在圣尤斯特歇斯岛周围派出自己的巡逻艇，搜查可能装有军火或其他违禁品的过往荷兰船只。 赫拉夫想方设法避免回去，他提到的诸多借口包括：健康问题，家庭责任，繁重的公务，还有——这对一个荷兰国民未免显得奇怪——“对大海的恐惧和厌恶”，因为他“极度晕船”，以至于全程他都无法抬头吃喝任何东西。他的借口并没有被接受。正如当时某人说的，晕船“是种不被同情的疾病，虽然这种病亟须同情”。尽管他把归期推迟了一年多，最后还是不得不回去。在经历了晕船之后，他在1778年回到阿姆斯特丹，接受西印度公司一个委员会就三项主要指控的调查：走私违禁品，准许掠夺一艘英国船只，以及给叛方旗帜以鸣放礼炮的礼遇。关于第三项指控，他坚持认为，对“安德鲁·多利亚”号鸣放礼炮，纯属对过往船只的通行礼节，与国籍无关，也并不意味着承认美国。 其中的关键问题，即赫拉夫是否明白他给予礼遇的旗帜的性质，并未得到澄清。格雷特黑德声称该旗帜“已被认为是美国叛军的旗帜”，但是他并未就此详细解释。他也许是从“安德鲁·多利亚”号一位接受质询的水手的证词中得出这个结论的。在接受圣基茨议会调查时，这个叫约翰·特洛特曼（John Trottman）的水手做证说：“安德鲁·多利亚”号在到达圣尤斯特歇斯岛时，向奥伦治要塞鸣放了13响礼炮，在经过一段时间间隔后，该要塞回应以9响或者11响礼炮，具体次数记不清了，而此时该船一直“悬挂着大陆旗”。该证词表明，如果17岁的特洛特曼能认出大陆旗的话，那么其他人也一定认识。事实上，特洛特曼是在费城被强制征上“安德鲁·多利亚”号服役的，费城恰恰是大陆旗的诞生地，他可能在那里见过升旗的仪式；这样一来，他对旗帜的了解并不能说明赫拉夫对此亦有了解。很可能赫拉夫在鸣放礼炮时的确认出了该旗帜，否则他为什么坚持让要塞指挥官对一面不认识的旗帜表示礼遇呢？赫拉夫对自己是否认识这面旗帜未置可否；他只是简单地反问指责他的人，如何证明他当时认出了这面旗帜。考虑到在过去10个月中，该旗帜一直在陆地及海上的战斗中飘扬着，像圣尤斯特歇斯岛这样繁忙的港口不可能不注意到它，因此他的回答是没有诚意的。 总的来说，赫拉夫的那份正文有202页、附录达700页的自辩书并非对指控的有力反击，而是对自己的严密辩护，几乎像一个律师一样。在谈及英国对荷兰运输船只屡次横加阻挠的时候，赫拉夫提醒西印度公司注意，尽管他有权强行阻止英国人的搜查和没收，他感到自己不得不“谨慎行事，因为缺乏相关手段”。他的现实主义态度指出了荷兰人的致命弱点，正如他所说的，在同美国船只的贸易这方面，由于圣尤斯特歇斯岛必须依靠外界提供所有供给，因此他认为自己有责任不干扰贸易。向外输出的货物都经过严格检验，但是总有些想方设法违规的人。他否认为美国船只提供装备，说自己只不过提供美国船6周所需的供给和水，并声称把所有的荷兰人称作美国人的“坚实合作者”是“最不厚道、最无耻的侮辱”。如果有人嫌他这样的抗议未免过甚其词的话，那么他接着就要求提供能证明其错误的相关证据，并声称，如果在没有原告和证据的情况下就随随便便对某人提起诉讼，冒犯了他作为总督委任的尊严。在谈及相关的侮辱问题时，他认为自己被人称“Mynheer”（先生）时感觉受到了侮辱，他称该词在英语里是用来嘲弄和贬损荷兰人的。他还骄傲地说：“这个世界上除了我的上司，没有人可以传唤我就管理行为做出解释。” 关于“巴尔的摩英雄”号，他表示事件发生在圣尤斯特歇斯岛的火炮射程之外，因此他无法阻止，正如他无法阻止在非洲海岸上发生的事情一样。他没有提及，为什么几个月前，当“西福德”号指挥官科尔包伊斯试图在圣尤斯特歇斯岛附近俘获一艘美国船只时，奥伦治要塞指挥官亚伯拉罕·拉维尼成功制止了这起类似事件。 赫拉夫以攻为守，指责说荷兰人更应当指责英国人的所作所为，而不是反过来，并且，他提醒委员会发还两艘因为运送违禁品而被扣押的荷兰船只，连同货物以及对相关费用和损失的赔偿。 这一套显然十分管用，调查委员会报告说对赫拉夫的辩解非常满意，并向荷兰国会建议，让他回到圣尤斯特歇斯岛继续担任总督。此时荷兰国会表现出了更大的勇气，而非惯常的官僚做派。国会拒绝屈从于英国人的要求，接受了西印度公司的判决，将赫拉夫派回去继续就任总督一职。荷兰主权的尊严无疑是一个动机，而知道赫拉夫会继续开展令商人阶层满意的与殖民地的获利丰厚的贸易，无疑是另外一个动机。 赫拉夫于1779年在斯塔蒂亚继续担任总督一职。在他回去重任总督之后，其岛屿与美国人的贸易额明显增加了。“安德鲁·多利亚”号及“巴尔的摩英雄”号事件似乎让圣尤斯特歇斯岛人更加大胆。根据指挥对荷兰商船进行护航任务的一位海军上将的详细记录，在1778年到1779年的13个月里，共有3182艘船驶离该岛，平均每天有七八艘船，数量令人吃惊。英国人曾阻止并搜查了一艘船，结果发现该船装载着1750桶火药和750套武器装备，此外还有诸如刺刀和弹匣等情节严重的违禁品。这类供给为几乎空空如也的美国弹药库提供了补充。在这一年，作为对海军物资的交换，美国人往圣尤斯特歇斯岛运去了1.2万大桶烟草及150万盎司靛蓝。 港口外英国的监督船只不断增加，毫不客气地搜查和罚没，这无疑减少了胆敢冒险装载供给的美国船只的数量。至于英国人在加大抗议和威胁的力度之后，圣尤斯特歇斯岛和美国之间的贸易究竟是增加还是减少，历史学家的意见并不一致。但约翰·亚当斯似乎对此毫不怀疑。“经过圣尤斯特歇斯岛的数个成功贸易案例表明，两国（联省与合众国）之间的贸易很可能会加强。”他在1779年8月给大陆会议主席的信中写道。 掌控这些活动的总督是个值得纪念的人物，这并不是因为他有什么英雄壮举或者豪言壮语，而是因为他目标坚定，并能有效地达成目标。当时的美国人为了表彰他在促进和鼓励为美国革命提供供给上的重要作用，作为对此的承认，将两条私掠船中的一条以他的名字命名，另一条以他妻子的名字命名为“赫拉夫夫人”号（Lady Graaff），尽管这位夫人对桌布的品位低下。此外还有一位自称“心存感激的美国公民”F·W·克拉金（F. W. Cragin），“为了纪念第一声礼炮”还特地定做了赫拉夫的肖像画。克拉金来自新罕布什尔，是苏里南的居民；这幅画现在悬挂在捐赠者的家乡新罕布什尔州州政府。 英国人对国旗一事依然不依不饶，通过约瑟夫·约克爵士专横地通知荷兰国会，必须停止向叛军鸣放礼炮，惩治肇事者，召回并罢免圣尤斯特歇斯岛总督。此外，他还警告说，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国王陛下为维护国王之利益和尊严，将会毫不迟疑地采取他认为适当的措施”。英国和荷兰有长期的关系，时而亲密，时而磕磕碰碰，但是这次已是剑拔弩张，公开对立了。 约克爵士这位傲慢的使节，他的表达方式并不令人感到奇怪。他的父亲在1754年4月被封为伯爵，这一荣耀对英国人来说如饮甘醇，刻骨铭心。作为他的儿子，约克爵士自然有资格趾高气扬，哪里还将一个大使应有的凡俗礼节放在眼里，即使这些礼节很有可取之处。亚当斯说，约克向荷兰国会致辞的口吻与过去英国人对波士顿人的口吻是一样的。 约克爵士的言语中暗含威胁，荷兰亲王的首席顾问和非正式首相不伦瑞克公爵（Duke of Brunswick）对此非常恼怒，说“这是我所见到的主权国家间的函件往来中最傲慢无礼、最不成体统的”。信函被公布后，群情激昂，不过亲王的另外一个顾问指出，尽管眼下“很难咽下这口恶气，不过，没有力量的怒气是无效的，因此我们只能先把火气压一压”。这个顾问指出，荷兰并不具备所需要的力量。 对于英国人来说，赫拉夫重回圣尤斯特歇斯岛官复原职，是一种侮辱之举，远非满足伦敦提出的条件，因此他们开始考虑主动的报复手段。有传言暗示性地警告说，有百年历史的、1674年缔结的英荷条约将会中止——英国人一直不喜欢这个条约，因为它把“自由船只，自由货物”原则确立为中立权的基础。荷兰当时在政治上非常混乱，根本没有注意到这种暗示。 这时，有些怒气冲冲的荷兰公民建议停止向英国大使馆提供补给。约瑟夫爵士对自己可能陷入不便一无所知，仍然颇为自得地向伦敦的大臣汇报说，他递交的备忘录“在此国酿成激烈的情绪”，使民众感到震惊和恐惧。而不伦瑞克公爵则对威廉五世答复说，英国大使所表达的威胁对联省来说既是一种不公，也是一种侮辱。他认为更糟的是，约克在口头上表示，如果三周内不能得到圆满的答复，他就会被召回。公爵曾经提醒过约克，因此约克自己应该很清楚，在荷兰政体中，决议要获得议事各方同意才行，因此不可能在三周内做出任何决定。不伦瑞克说，为了荣誉和尊严，除非听取被告方的陈述，否则不可能满足英方要求。荷兰议会有义务保护本国的贸易和港口。公爵显然生气了。约克过分的言辞适得其反，把英国的强大盟友变成了敌人。不伦瑞克得出结论说，约克的威胁无非是想证明搜查和罚没荷兰船只之正当性的恐吓战术。 在这个事件中，约克所取得的结果与大使的使命正好相悖——大使的职能原是为了维护相互之间的和睦关系，掩饰一切暗藏的不愉快。在此种氛围下，荷兰政治和舆论中最深层、最严肃的争议展开了，并转向与英国的对抗。当时的议题是，阿姆斯特丹的商人要求国会投票赞成无限制护航，这事实上意味着抵制搜查和罚没，完全落实“自由船只，自由货物”的原则。一开始，英国人自认为是主导的海上强国，有权制定公海法则，因而强烈抵制mare liberum——亦即后来美国人所说的“海洋自由”。荷兰亲王及执政急切想维持与英国的和睦关系——他把英国视为阻止法国入侵，更重要的是避免亲法的爱国党革命和活动的保护者，因而对无限制护航持强烈反对态度，其支持者奥伦治党也是如此。倡导无限制护航的主要代表是阿姆斯特丹的运输大亨们；正是这个省支付了各种费用，在荷兰拥有最大的影响力。这些倡导者决心不但保护自己的，而且要捍卫整个国家的海上贸易——他们的生命线和繁荣之本。他们预感到，英国无休止的干涉将会毁掉这种贸易。这一争论分裂了整个国家，尽管并不是阶级分裂，因为农民、手工业者和店主中的中产阶级也和无产阶级，特别是海员一样，支持商人的诉求，因为他们也依赖航海贸易以及原材料进口，这些原材料是给他们提供工作机会的制造商们所需要的。因此，他们和富人一样呼吁无限制护航。 荷兰政府并不想卷入战争，因为这会完全中止贸易。经过一年的激烈辩论，当阿姆斯特丹投票通过了无限制护航的提议时，荷兰议会却拒绝认可省议会投票。就在西印度群岛的荷兰人竭力想平息事态的时候，亚当斯写到，所有有身份的人“都因害怕而战战兢兢”；而在约克挑起事端的这个甚嚣尘上的当口，“我肯定不可能得到贷款”，他发现“政府里所有人都像躲避瘟疫一样”躲着他。 [1] 格雷特黑德意译为“大头”。 [book_title]第六章 荷兰人和英国人：另外一场战争 当17世纪结束，迎来了18世纪时，被称为“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多国之战终告结束。这场战争主要是为了阻止法国将西班牙王室和法国王室合二为一，从而主导欧洲。1713年签订《乌得勒支条约》后，路易十四的“Il n’y a plus de Pyrénées”（比利牛斯山已经不复存在）成为一句空话，战争逐渐接近尾声。 1780年时，尽管荷兰从世俗观念来看仍兴旺发达，实际上却已江河日下。这要归因于其不能发挥作用的政治制度、相互冲突的国内利益集团、充满分歧的政策，以及明显衰落的军事实力。荷兰在初创时期非常强健，在16世纪时勇敢果断，在17世纪时雄心勃勃、战无不胜，甚至可以说是光芒四射。然而18世纪的荷兰却由于其组成部分的分裂，无法形成有效的政策。本就很难指望分裂的政治制度会带来什么更好的结局。亚当斯在写给远在祖国的大陆会议主席的信中说，其宪法“是如此复杂，如此反复无常”，政府结构如此繁杂，各个党派之间相互对立的原因如此多样，以致他成了“欧洲处境最艰难的大使”。 荷兰每个省都有自己的执政，而这个职位通常通过选举授予奥伦治亲王，由他在其主要职位外兼任。沉默者威廉在担任执政的同时还兼任荷兰省、泽兰省以及乌得勒支省执政。此外每个省还有自己的议长（Pensionary），这是与美国州长相当的行政职位。总的说来，由其同僚选出的大议长（Grand Pensionary）实际上相当于首相。荷兰省的大议长是彼得·范布莱斯维基克（Pieter Van Bleiswijk），虽被亚当斯描述为“了不起的学者、语言学家、自然哲学家、数学家甚至是物理学家……并在公共事务方面经验丰富”，但他并无卓越的人格力量来充实这些才能，而且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没有明确的政治地位。 无论是钱还是帝国的吸引力都不足以平息荷兰国内的分裂主义，引导荷兰走向统一。当然，商业利益成功地使商人冒险家们联合起来，组建大型的贸易公司，但是承担检查、维护战舰职责的海军事务管理工作，却分散给了多达五个地区性的海军部门：荷兰南部默兹河上的鹿特丹、阿姆斯特丹、泽兰、弗里斯兰和“北部”地区（North Quarter）。受到地理位置的限制，他们的利益互相冲突，无法制定出维持一支能够胜任的、强健的舰队所必需的全国性海军政策。这五个海军部门忙于保护沿海地区，使其不受私掠船和其他掠夺者的侵扰；忙于监督分配战利品的军事法庭，监督充斥各个港口城市的无赖水手们——据报道其数量多达8万人。船上生活充满鞭笞、污秽、营养不良或失衡，再加上风暴、敌人炮火的轰击和炮弹飞溅的碎片，能够忍受这一切可怕状况的人只能是性格粗野之辈，而如果他们因为战利品的分配或别的什么原因感到不满，或者仅仅为了释放压抑在狭小的船舱中的情绪，一旦上岸，就随时准备着掀起暴动或骚乱。尽管荷兰人一向规规矩矩，正派、诚实的名声远近闻名，但是和其他民族一样，他们中间也不免有些难缠的家伙。 相比之下，被称为“摄政”（Regents）的统治阶层，无一例外均是贵族出身。摄政为荷兰总督府的骨干力量。他们担当城镇议员以及省和全国议会代表。他们的任职名义上是通过选举，可是除非出身名门世族，家境殷实，拥有基于财富和社会关系的社会地位，否则他根本不可能被考虑做这些职位的候选人。这些摄政们互相通婚，彼此提携，相互任命对方担任市镇政府要职，如市长、司法长、军队统帅、市议员、金融公司董事——其中包括东印度公司董事会中最有实权的那17人，再通过这些市镇职务而充任省或全国议会代表的职务。他们把圈外人拒之门外。这种制度与中世纪地方政府的任职制度并无二致，实际上也正是从后者演变而来的。此种制度已经根深蒂固，1581年吁求誓绝后，荷兰共和国就由一个上流社会组成的寡头所统治，他们代表着大约1万人——当时在职水手人数的1/8。然而不论是水手还是摄政，每个人都自称哈莱姆人、莱登人或阿姆斯特丹人——以城市而非国家作为标识——这对国家而言自然是一种损失。 这些摄政自满且保守，与法国大革命之前的所有特权阶层对待工人阶级的态度一样，视他们为“小人物”——意大利人所说的popolo minuto，并且在表达这种态度时毫不难为情。一位多德雷赫特（Dordrecht）市的摄政——他的家族世代都是该市的摄政——曾说：“虽然自由民地位低微，但是他们本来就应该低微。”这是对既有社会秩序的平和陈述，人们坚信这种秩序是由上帝建立的。 这些摄政坚信自己有统治的资格，而“劣等下贱之辈”，即扬·德·威特（Jan de Witt）所谓的“完美的荷兰人”，则不应该参与政府管理，因为“这必须仅仅保留给能胜任统治的人”。这与参与政府实际事务的英国统治阶层的想法一致，但是与法国的精英阶层（gratin）不同——他们对国事不闻不问，却按谁的封号更古老而在礼节和排位这样的事上纠缠不休。作为荷兰省的大议长或总督，还是荷兰有史以来最出色的政治家，扬·德·威特认为自己胜任统治自然不无道理，但是他似乎缺少了些政治圆滑。威特对平民的蔑视太过外露，这让他触犯了众怒，结果在1672年，他和他的兄弟科内利斯（Cornelis）一道被一群暴民用私刑撕成碎片。这些饱受入侵法军暴虐的平民认为，威特对未能阻止法国入侵负有责任。荷兰民众的生活表面上秩序井然，但此次极端的谋杀事件无疑显示了矛盾性的另一面。 荷兰摄政一向关心穷人——这可不是养尊处优的统治阶层惯有的品性，他们建立了让外国访客印象深刻的公共慈善体系。在阿姆斯特丹，每座房子外面都用链条挂着一个盒子，上面写着：“想想穷人。”商人们把每次交易后的零钱放在这里。盒子上了锁，教会执事定期来把钱取走。每周两次，他们挨家挨户地按门铃询问居民是否有东西捐赠到盒子里。阿姆斯特丹为老人和穷人所建造的救济所是一幢带有漂亮花园的气派建筑，至今仍然被导游手册列为旅游景点。这个救济体系还包括孤儿院、伤残士兵医院、年老海员的庇护所，以及精神病院。当时的英国游客威廉·卡尔（William Carr）认为，该体系的慈善之举“超过了世界上所有其他城市”。 只有统治阶层才能够在政治上发出声音。没有财产资格的平民没有选举权，因而也就不存在普选。政策通过联省议会的投票决定，而投票结果取决于各省议会对投票的授权。省议会由市议会的市政官（Burgomasters）主持，其中包括两名议员、两名市政官、两名法官（schepens）以及省议长。尽管议长身份很重要，但他要先得到市政官的委任。 这种政治制度极具名义上的民主制度特征。联省议会的政治决策必须经由省议会进行投票同意或者否决，再经市镇议会投票，最后再回到联省议会，因此最终形成的决议可能要经过代表50个城市的2000人的讨论。正像有人在谈到波兰议会时所说的，“他们制造混乱，并称之为宪法”。对独裁的恐惧，造成了拖延和权力的分散，牺牲了效率——在遭遇危机的时候，会酿成尤为严重的后果。一个很小的事例体现了这一点。有一次，大议长因为一件急事会见法国大使，大使要求尽快答复，以便向国王汇报。大议长非常绝望，几乎流下泪来说：“你知道，我不可能在三周内得到答复。” 尽管荷兰政府是个紧密而狭隘的集团，仅代表人口中某个经济和社会层面的一小部分，却受到决策过程的极大限制，就像被小人国的人们用绳索捆绑在地上的格列佛一样，完全无法作为。正像后来不得不与该制度打交道并对其失去幻想的亚当斯所说的，这是部“复杂而令人困惑的宪法”。首先，主权何在？无论是对外国人还是对本国人，这一点都同样难以确认。名义上说主权归于执政，但决定权属于他，还是属于那些代表七省联盟的联省议会的大人们？联省议会主席由代表们轮流担当，每周轮换一次，这显然不是有效的政府管理方式。但荷兰人太害怕某个统治者取得独裁控制权了，以至于他们为防范这种高效率的风险，采取了近乎荒谬的预防措施。美国人也一样，在设计宪法时对任何有君主制意味的东西都感到畏惧，不过他们只是简单地把君主制彻底排除，而不是把审议机构的首脑置于几乎无法动弹的废弃境地。总的说来，在与荷兰一样面临有关建国问题的决定时，美国人的解决方式更为合理，这无疑是因为他们幸运地受益于那些明智又富于经验的政治思想家，美国宪法归功于这些人。 国家元首是执政，原先是斐迪南和伊莎贝尔的孙子——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皇帝的代表或者总督。斐迪南从勃艮第公爵、法王之子“大胆的腓力”（Philip the Bold）那里，通过继承拥有了低地国家亦即荷兰[1]，这又是通过错综复杂的关系和不同王朝的联姻，从神圣罗马帝国的马克西米利安（Maximilian）那里继承而来的，不过这些我们现在都按下不表。当1555年查理五世逊位的时候，这些领地传给了其子腓力二世。 1579年，乌得勒支联盟成立之年，由沉默的威廉担任的执政一职改为世袭职位，尽管并非属于皇室。荷兰独立时，这个职位由他的孙子威廉二世担任。这个年轻人继承了奥伦治家族特有的好斗性格，在签订《明斯特和约》时反对有关独立的条款，因为他相信，与西班牙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只有拼死一战。更重要的是，他娶了英国国王查理一世的大女儿，开始了奥伦治家族与英国国王的公主们的一系列联姻。这巩固了与英国王室的关系，尽管两国过去战争不断，将来也会争执不休。在所有这些联姻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们的儿子——奥伦治威廉三世和英格兰詹姆斯二世的女儿玛丽的婚姻。当玛丽的父亲在1688年的“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中被罢黜的时候，国王的荷兰女婿受邀继承王位。他接受了邀请，按英国的王位序号成为威廉三世，与其配偶联合执政，此即威廉和玛丽。身为英国国王和荷兰执政，两国成为同盟，威廉成为欧洲联盟的主导力量，阻止了路易十四试图控制欧洲的企图。路易十四把他视为欧洲的首要敌人，对他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以期重新得到靠近边界的法国低地地区。路易十四对扩张法国领土的贪欲无休无止，在其成年后的统治时期（约1660年到1715年），他是欧洲一系列战争的始作俑者。他成为霸主的渴望，以及其他国家对他的坚决遏制，是所有边境地区都冲突不断的起因，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704年著名的布伦海姆战役（the Battle of Blenheim）及其主要指挥官马尔伯勒公爵（Duke of Marlborough）。在英国诗人骚塞（Southey）的一首诗中，爷爷回答孩子的问题说：“可是他们到底为什么打仗，这个我可真不明白。”今天，我们的视野更加开阔了，也许可以尝试回答这个问题。他们所争斗的是虽然看不见却非同小可的东西，那便是力量平衡——本质上说，法国不应该通过吞并哈布斯堡王朝或西班牙帝国的领土而取得支配欧洲的地位。 路易十四自5岁就登上王位，习惯于专制统治，而这更刺激了他的胃口，需要不断扩大领土来满足。人类对权力的嗜欲古已有之，难以抑制，而且后果往往是毁灭性的。如果这种权力被用来抢夺领土或者压制自由，那么就不能说这种权力增进了它所统治的人民的福祉、幸福或者生活质量，也不可能使统治者得到满足。那么，它究竟有什么益处呢？我们这种物种对该活动乐此不疲，但它不过是浪费时间罢了。从成吉思汗到希特勒的这段时期，路易十四算是代表时代精神、推崇这种做法的主要人物了。关于权力这个话题有很多话要说的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宣称，路易十四的年代“赤裸裸地崇拜权力，无论人或神的法则都要屈从于权威的陶醉和意志的驾驭”。当战火突破欧洲向全世界蔓延的时候，麦考利（Macaulay）找到了另外的谴责对象：弗雷德里克大帝，以及他为了获得西里西亚（Silesia）而与奥地利的玛丽亚·特蕾西亚（Maria Theresa）的无休止的争斗。很少人知道西里西亚在哪里，但是它就像一块魔石，无论谁摩擦它都会引发战争。富有语言天赋而教授历史的麦考利曾写道，弗雷德里克的贪婪和欺诈，连“那些从未听说过普鲁士之名的土地上都可以感受到”，在这些地方，“为了他（弗雷德里克）能够抢劫邻居……黑人们在（印度）科罗曼德（Coromandel）海岸厮杀，而那些红皮肤的人则在北美的大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