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第三个警察 [book_author]奥布莱恩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121768 [book_dec]《第三个警察》写于1939至1940年间，直到1967年作者去世一年后才得以出版，是一部关于时间与空间、死亡与存在的暗黑喜剧小说，是一场融合卡夫卡式梦魇和爱丽丝式奇境的夺命之旅。叙述者“我”自十六岁时起便沉迷于对科学怪才德塞尔比的研究，及至而立之年完成鸿篇论著，却苦于无钱出版。“我”受了朋友怂恿，与他合谋杀害了一个有钱的老头儿，到手的钱匣却被他自个儿藏了起来。三年之后终于获知其藏匿之地，然而，寻匣之旅不期然地成了天方夜谭般的荒诞奇遇：虽死犹生地出现在“我”眼前的受害者的“鬼魂”，内心深处开始同“我”对话的“我”自己的灵魂，一个没有宽度、没有厚度的诡异警局，一个笃信“原子论”的警长和他关于“自行车人”的奇谈，以及在位于隔墙里的袖珍警局办公，与被杀害的老头儿有着一模一样面孔的第三个警察……孰真孰假，孰是孰非，作者把关子卖到了最后。 [book_img]Z_10478.jpg [book_title]代译序 第三个大师：奥布莱恩其人其事 2005年秋天，像昙花一般，《第三个警察》（The Third Policeman）赫然出现在热门美剧《迷失》（Lost）当中。虽只是惊鸿一瞥，但书着实在坊间火了一把。据统计，节目播出后，仅在美国一地，三周内就售出了15 000多册，这相当于此前六年的总销量。与此同时，在学术圈内，沉寂多年的作者也迅速“回温”。2011年，为纪念奥布莱恩百岁诞辰，在新加坡、奥地利先后召开了两次大型国际学术会议。同年，弗兰·奥布莱恩国际学会正式成立。在作家的祖国，爱尔兰邮政专门发行了纪念邮票，母校都柏林大学学院也为此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近年来，研究奥布莱恩的论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相关专著也已出版二十余部。 可叹的是，与身后的荣耀相比，奥布莱恩的一生却不怎么顺遂，甚至一度相当潦倒。其作品《双鸟泳河》（At Swim-Two-Birds）始终销量低迷，《第三个警察》更是屡屡被退稿，直到作者过世后才得以出版。虽然被誉为爱尔兰现代文学三杰之一，奥布莱恩却远不如乔伊斯、贝克特那么受到评论界的重视，而且名气也不够响亮。 弗兰·奥布莱恩，本名布莱恩·奥诺兰（Brian O’Nolan），1911年10月5日出生于北爱尔兰阿尔斯特省蒂龙郡斯特拉班市。父亲迈克尔·奥诺兰是一名税务官，也是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业余时间，他在当地的盖尔语联盟教盖尔语，并严禁自己的子女（共十二名，弗兰排行第三）在家说英语。由于父亲工作的关系，童年的弗兰曾多次随全家迁徙，直到1922年在都柏林定居。迫于无奈，父亲只能让小弗兰转学到说英语的基督兄弟学校。就读中学时，奥布莱恩的写作潜能开始得到挖掘。在老师的鼓励下，他在校刊上发表了一首小诗，即他的处女作。1929年，奥布莱恩考入爱尔兰最高学府都柏林大学学院，主修语言文学。大三那年，他加入校文史学会，并开始积极向会刊投稿。与此同时，其演讲口才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使他一度成为叱咤风云的学生领袖。本科毕业后，奥布莱恩选择在母校继续深造。这期间，他和胞弟创办了幽默杂志《废话》，并去德国科隆访学半年。1935年，奥布莱恩编译完成了一部《爱尔兰自然诗选》，还以此为题撰写了硕士论文。 出了校园，紧接着便是求职。父亲认为，公务员工作体面、收入稳定，极力要求儿子报考。而奥布莱恩也果然在激烈的竞争中夺得一个名额。1935年7月，他进入都柏林地方事务部，和父亲一样，也从事税务工作。自此，他漫长的公务员生涯便拉开了帷幕。据说，入职后不久，奥布莱恩就购置了一辆轿车，看来他的薪水确实颇为丰厚。然而，好景不长，1937年7月29日，就在他试用期结束、关系“转正”的当天，父亲突然中风去世。于是，一夜之间，家庭的经济重担几乎全部落在了他的肩上：除了一个上班的弟弟，其他十个兄弟姐妹都没工作；另外，母亲也要靠他赡养。 不过，奥布莱恩并未因此放弃创作。他利用业余时间，埋首于首部小说《双鸟泳河》的写作。1938年，他将完稿自荐给朗文出版社。出版社立即邀请特约审稿人、著名作家格雷厄姆·格林过目。格林读后大为称赞，认为它并不比《项狄传》和《尤利西斯》逊色，还说“这书读得我激动不已，那种妙趣和快意，比在舞台上砸瓷器还过瘾”。1939年3月，《双鸟泳河》正式出版。当时人在巴黎的乔伊斯读过赠书后，盛赞奥布莱恩是了不起的作家，说他具有“真正的喜剧精神”，并试图将他介绍给欧洲的评论界。然而，不幸的是，此时的欧陆早已战云密布。据统计，“二战”爆发前，《双鸟泳河》只卖出了244本。到了1940年，德军空袭伦敦期间，更是将朗文出版社的书库全部炸毁。就这样，《双鸟泳河》从此湮没无闻，直到1951年在美国再版。 然而，奥布莱恩并未气馁。仅仅用了几个月，他又创作出《第三个警察》，一部融合了探险、科幻与黑色幽默的“后现代”小说。1940年1月，他再次投稿给朗文出版社，但这次却遭到了断然的回绝。编辑抱怨说，“他本该写得平实一点，别再那么天马行空，可他倒好，反而还变本加厉了”。奥布莱恩吃了闭门羹以后，又辗转联系了几家英美的出版社，可一个个都石沉大海，再也没有下文。这次冷遇对奥布莱恩打击很大：他非常恼火，同时也尝到了挫败的滋味，开始对自己的能力产生怀疑。几番折腾之后，他一怒之下，索性将手稿束之高阁，并谎称稿子已经遗失。可是，岂料这一搁就是二十七年。奥布莱恩注定无缘见证《第三个警察》的问世（1967年），更无缘享受由此带来的荣誉，包括安东尼·伯吉斯、厄普代克、巴塞尔姆等人对他的推崇。 所幸，就在小说创作遇阻的同时，奥布莱恩却在无意中为自己开辟了一片新天地。从1938年10月开始，他不断投书《爱尔兰时报》，评论各种时政问题。他嬉笑怒骂又鞭辟入里的风格，很快赢得了读者的追捧。于是，两年后，报社索性邀请他开辟了自己的专栏——“满壶”（Cruiskeen Lawn）。奥布莱恩虽然口无遮拦，但身为国家公职人员，必须保持政治中立，所以他还是用了笔名“迈尔斯·纳·戈帕林”（Myles na gCopaleen）——实际上，奥布莱恩在出版物上几乎全用笔名，尽管其真实身份早已成为公开的秘密。奥布莱恩在新闻评论里激扬文字，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同时也收获了许多赞誉。1943年，报社甚至将他的专栏文章集结成册，出版了一部《迈尔斯：爱尔兰的加冕国王》。不过，可能连奥布莱恩都没想到，这专栏他一写就是二十多年，几无间断。当然，这份兼差也多少能补贴些家用，帮他缓解部分的经济压力。 专栏每周更新数次，占用了奥布莱恩的多半余暇。不过，他还是忙里偷闲，用盖尔语创作了一部小说《装可怜》（An Béal Bocht，1941年）。奥布莱恩本想借“迈尔斯”的人气，以母语书写另辟蹊径，顺便试试运气。然而，读者却对《装可怜》反应平平。也因此，奥布莱恩毅然决定改弦更张，不再努力于小说创作，直到二十年后《苦日子》（The Hard Life）的出版。 1947年1月，奥布莱恩在车祸中腿部受伤。次年12月，他和同事打字员伊芙琳·麦克唐奈结婚。1951年4月，奥布莱恩受邀担任荣誉编委，为某文学杂志编辑“乔伊斯逝世十周年纪念专刊”。当然，其精力主要还是在专栏写作上。奥布莱恩在自己的园地里臧否人物、针砭时弊，风格越来越大胆，所以不免给报社招来很多麻烦。1952年2月，《爱尔兰时报》终于忍无可忍，以涉嫌诽谤为由，令其暂停专栏。同年12月，经过“反省”以后，奥布莱恩重开专栏。然而，他那口无遮拦的作风并未就此改变。1953年2月，都柏林地方事务部劝说奥布莱恩主动辞职，理由是缺勤、酗酒、违背公务员的中立原则。于是，他无奈只得以“健康原因”离开了供职过十八年的“衙门”。离职后，奥布莱恩每月领取微薄的退休金、伤残补贴，生活变得越来越拮据。据其胞弟回忆，因为用不起暖气，奥布莱恩冬天在家只能披一件大衣；妻子得了肺结核，他也没钱送其就医。所以，最后奥布莱恩只得靠到处投稿、写电视剧本维生。1956年母亲过世后，奥布莱恩发现自己的身体也开始每况愈下。尿毒症、胸膜炎、咽喉癌，恶疾接踵而来。贫病交加的他陷入了彻底无助的境地。不过，好在每朵乌云都镶有一条金边。1964年，小说《多基档案》（The Dalkey Archive）的面世、《装可怜》的再版，总算为他黯淡的余生平添了一抹亮色。1966年4月1日清晨，愚人节当天，奥布莱恩在家中突发心脏病，就这样，过早地画上了人生的休止符。 1967年，《第三个警察》终于得见天日，甫一问世，立即好评如潮。然而，可惜的是，斯人已去，奥布莱恩终究没能见证这一光荣的时刻。 弗兰·奥布莱恩，爱尔兰后现代文学的先驱，其作品《双鸟泳河》《第三个警察》等都是公认的世界文学经典。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位大师的作品始终无缘与国人见面，很多读者甚至没听说过他的名字。今天，奥布莱恩终于有了第一个中译本，但愿这缺席的“第三个大师”将由此登上光辉的舞台。另外，在此我还要感谢本书的编辑吴健先生，感谢他在翻译中给予的帮助和启发。而他一丝不苟的敬业态度，更是让我敬佩之至。至于本书的翻译，由于本人才疏学浅，恐怕多有谬误，所以还请方家不吝赐教。 刘志刚 2017年7月13日于杭州 人生在世本为幻觉，昼夜之分亦是如此（所谓夜，不过是黑气凝聚而成的秽物）。死亡是终极的幻觉，明智的人不应畏惧。 ——德塞尔比 可是既然人事是这样无常， 让我们也考虑到万一的不幸。[1] ——莎士比亚 [book_title]第一章 我是怎么抡起铁锹，狠劈菲利普·马瑟斯的下巴，要了他的老命，这事并不是谁都知道。算了，还是先说说我跟约翰·迪夫尼的交情吧，因为是他先动的手，用很特别的自行车打气筒猛砸马瑟斯的脖子，一下子把老家伙打翻在地。打气筒是约翰自制的，原本是一截空心铁管。迪夫尼身强力壮，很有礼貌，可就是懒惰、散漫。要说杀人这事，就是他起的头。让带铁锹的是他，指挥杀人的是他，解释说明的也是他。 我出生在很久以前。父亲务农，母亲是开酒馆的。我们一家人就住在店里。不过，这房子非常老旧，白天多半关着门。因为白天父亲得下田，母亲又一直围着锅台转，所以酒客总在你快睡觉的时候才来，临到圣诞或别的节日，更是要到半夜才出现。我从没见母亲离开过厨房半步，也从没在白天见过一个顾客，就是晚上，也只有稀稀拉拉两三个人。可话又说回来，有时我已经上床，说不定夜深以后，店里又是另一番景象。我对父亲的印象并不深，只记得他身体很强壮，平时话很少，只有到了星期六，才会跟客人聊聊巴涅尔[2]，还说爱尔兰是个奇怪的国家。母亲的样子我倒记得挺清楚：红通通的脸，一副苦相，因为她总在弯腰烧火。母亲煮了一辈子的茶，一边煮茶，一边哼哼老歌，以此消磨时间。我跟母亲很亲，跟父亲却像陌生人似的，聊不上几句。记得那时我晚上在厨房学习，隔着薄薄的门板，常听他坐在油灯下，对着牧羊犬米克唠叨，一说就好几个钟头。所以，我听到的总是嗡嗡的说话声，而不是清楚的一字一句。父亲了解各种狗的习性，把狗当人看待。母亲养过猫，可那猫成天野在外面，影子都见不着，而母亲却根本不在乎。就这样，一家人虽然有些疏离，倒也各得其乐。 然后，有一年圣诞，快年底的时候，父母亲先后去世了。父亲走了以后，米克无精打采，整天闷闷不乐，牧羊的活也没心思干了。来年，它也走了。我那会儿还小，不懂事，不明白这些人怎么都离开了我，招呼都不打。母亲是最先走的。记得有个大胖子，红脸膛，黑西装，他跟父亲说，他知道母亲去了哪儿，“泪之谷”[3]里的事没有他不知道的。可是，他也没说究竟去了哪儿。我心想这事也不好明说，况且，也许她星期三就回来了，所以也就没再往下问。后来，父亲也走了，我想他一定是驾车去接母亲了，可左等右等也没把他们盼回来。我很伤心，很失望。穿黑西装那人又来了。他在我家住了两晚，一直翻着书，在卧室里不停地洗手。另外还有两个男的，一高一矮，矮的白净脸，高的黑脸膛，裹着绑腿。两人的口袋里都塞满了硬币，每次我问这问那的时候，他们就给我一便士。我至今还记得那裹绑腿的高个子对矮个子说： “这可怜倒霉的小杂种。” 我那时还听不懂这句话，以为他们在说另一个穿黑衣服的家伙，那人始终没离开过卧室的洗脸台。直到后来，我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几天后，我也被马车带走了，被送进一所外地的学校。这是个寄宿学校，有新生，有老生，可我谁也不认识。很快，我就知道这是所好学校，学费很贵，但我一分钱都没付，因为我身无分文。这件事，还有很多别的事，我都是后来才明白的。 我的学校生活很平淡，就一件事值得说道。正是在这里，我初次接触到了德塞尔比。有一天，我在自然老师的办公室，随手拿起本很破的旧书，往兜里一塞，心想隔天早上可以躺床上随便翻翻，因为当时我刚获得了赖床的特权。那年我大概十六岁，那一天是三月七号。直到今天，我仍然觉得，那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比我自己的生日记得还清楚。那本书叫《金色时光》，初版，缺了最后两页。等我十九岁快毕业的时候，终于明白这书有多么珍贵。我知道借而不还等于偷，可还是心安理得把书塞进了包里。而且，将来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还会这么做。在我讲故事以前，请您千万记住，我第一次犯罪就是为了德塞尔比。而我后来犯下滔天大罪，同样也是为了他。 很久以来，我一直在想，人海茫茫，究竟哪里才是我的归处。现在亲人都死了，只剩下一个叫迪夫尼的人守着家里的几亩田，等着我回去。那块田没有迪夫尼的份，他只是每周从很远的城里的律师事务所领到一张支票。我从没见过那些律师，也没见过迪夫尼，只知道他们都在帮我忙，父亲过世前已经付过他们现金，安排好这一切。小时候，我觉得父亲这么做真是慷慨，因为他跟我其实并不亲。 离校以后，我没有直接回家。我在外面游荡了几个月，长了见识，知道一套德塞尔比全集要多少钱，评论他的那些书里面有些次要的是否可以借阅。就在游历的过程中，有天晚上，我遭遇了一场意外。我把左腿弄断了（或者说，我的左腿断了），留下六处伤口。等伤口愈合，又能走路了，我就把左腿换成了木腿。我知道自己兜里没几个钱，家里也只剩下几亩薄田，将来的日子肯定不好过。可那时我已认定，就算别无选择，种田也不会成为我一生的事业。我知道，要想流芳百世，就一定得和德塞尔比扯上关系。 有一天傍晚，我两手拎着行李回到老家，那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那年我二十岁；正是怡人的夏日傍晚，酒馆的门开着。约翰·迪夫尼站在柜台后，手握餐叉，靠在低档黑啤的搁板上，优雅地抱着胳膊，正低头读着摊在柜台上的报纸。他那一头棕发，梳得很整齐，像块抹了黄油的面包。因为常干农活，所以肩膀特别宽，胳膊有碗口那么粗。长相很文静，两眼跟牛似的，棕褐色，深沉，若有所思。他知道有人进门，可还是继续看报纸，与此同时，随意伸出左手，抓了块抹布，开始慢慢擦拭柜台。他眼睛盯着报纸，双手交叠，就像在奋力拉着六角手风琴，一边问道： “帆船杯？” 所谓帆船杯，是指一品脱的科尔雷恩[4]大酒杯。那是全世界最低档的黑啤。我说我要一份晚餐，然后提了下我的名字和来历。说完，我们便关上店门，走进厨房，边吃边聊，喝威士忌，在那儿差不多待了个通宵。 第二天是星期四。约翰·迪夫尼说他的活都干完了，他准备星期六回老家。可这完全是说谎，因为地里乱七八糟的，一年里多半的农活都还没开始。可到了星期六，他却说还有些事没办完，礼拜天又不能干活，所以星期二晚上才能把这地方转交给我。星期一，有头猪病了，他得照顾，这又耽误了一天。总之，一到周末，他反而比平时还忙。就这样，又过了两个月，他手头的农活似乎一点都没减少。我倒是没那么在意，因为就算他干活吊儿郎当，最起码还能给我做伴，更何况他从没开口要过工钱。我自己很少干活，整天就顾着整理材料，然后把德塞尔比的文章仔细地一读再读。 一年的工夫还不到，我发现迪夫尼就开始跟我称兄道弟了。他说我家的田还有开发的潜力，得再雇个帮手。我当然不同意，所以明确跟他说，就这么一小块田，两个人足够了，再说，我们已经穷成这样，哪还有闲钱。打那以后，我跟他说这家产全是我的，他就再也听不进去。我开始告诉自己，就算家产全归了我，但我这个人却归了他。 就这样，四年过去了，两人倒也过得挺好，良田美宅，应有尽有，可就是攒不下钱。我把工夫几乎全花在了研究上，用自己的一点积蓄，买了两位评论大家哈奇乔和巴西特的全集，又购置了一套德塞尔比的手抄影印本。此外，我还认真学起了法文和德文，为的是能读懂用这两种语言写的评论文章。至于迪夫尼，他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在酒馆招待客人，跟他们高谈阔论。有一回，我问他酒馆情况如何，他说每天都在亏钱。这就让人搞不懂了，我隔着薄门板，明明听见有不少顾客，而且，他买回一套又一套新衣服，还有漂亮的领带夹。可我并没多说什么。这样倒也清净，因为我的工作比我个人更重要。 初冬的某一天，迪夫尼跟我说： “我不能再往里贴钱了。顾客说这黑啤不好。这是事实，我只偶尔陪他们喝点儿，都把身体给喝坏了。我想请两天假，出去走走，看还有没有好一点的黑啤。” 第二天一早，他骑上自行车消失了。三天后，他又带着满脸的倦容，风尘仆仆地回到家。迪夫尼告诉我，他全安排好了，周五会有四桶好酒运到。果然，那天货物准时到达。当天晚上，尝鲜的顾客还真不少。这黑啤是南方产的，名叫“饮君子”。你只要喝个三四品脱，保证爱不释手。顾客对这酒评价很高，才几杯下肚就又唱又跳，有时干脆躺在地上，倒在门外马路上，不省人事。后来有人抱怨，说他们昏睡的时候被掳去了财物，隔天晚上又在店里气呼呼地谈起他们被偷的钱财，还有那些挣断链子、不翼而飞的金表。客人一聊到这话题，迪夫尼总是变得话很少，在我面前更是只字不提。他找来一张卡纸，在上面端端正正写了四个大字“小心扒手”，然后把它挂在酒架背面，一张有关支票付款的公告旁边。不过，尽管如此，每周还是有顾客投诉“饮君子”。这事弄得大家都很不愉快。 时间一久，迪夫尼对他所谓的“酒吧”越来越灰心。他说只要不亏本，自己就很满意了，可是，就连这都很让人怀疑。事情弄成这样，政府也有责任，谁让他们收这么重的税。迪夫尼觉得，除非有人出钱，否则这店再也撑不下去。我说，我父亲靠着他的老办法苦心经营，倒能叫这酒馆盈利，而眼下一直这么亏下去，还不如关门算了。迪夫尼一听这话，忙说缴回执照后果会很严重。 差不多就在这期间，我快三十岁的时候，迪夫尼和我开始成为大家心目中的至友。这之前，我有好几年一直窝在家里，因为忙于研究工作，根本没工夫出去；再说，拖着一条木腿，行动也不太方便。然后，就发生了一件很不寻常的事，彻底改变了一切。打那以后，从早到晚，迪夫尼和我几乎形影不离。白天他下地，我也跟着去；晚上，我就坐在酒馆角落父亲坐过的老位子，在灯下读文章、做研究。酒客们喝了“饮君子”总是又吵又闹，而我就权当听不见。赶上礼拜天，迪夫尼到邻居家串门，我就陪他同去同回，一刻都不分离。他要是骑车去镇上采购酒水和种薯，甚至“去看望某某人”，我也一样骑车跟着去。我把我的床搬到他屋里。夜里，等他睡着了我才敢闭眼；早上，他还没起床，我就已经醒了。有一回，我放松了警惕。那天半夜里，我突然惊醒，发现迪夫尼正悄悄地摸黑穿衣服。我问他上哪儿，他说他睡不着，想出去走走。我说，我也一样。于是，两人便一起出门，走进了最寒冷、最潮湿的夜里。散步回来，两人身上都湿透了。我说，天寒地冻的，咱们干吗分床睡呢，说完就钻进了他的被窝。迪夫尼当下并没说什么，之后也很少提起。打那以后，我便一直跟他睡同一张床。我们见面时彼此微笑，很友好，可又觉得有些奇怪，有些不对劲。街坊邻居最近才知道我俩有多么分不开，其实，我们这样如胶似漆都快三年了。大伙儿都夸我们是全爱尔兰最好的基督徒。他们说，友情是很美好的东西，我和迪夫尼正是古往今来最崇高的典范。每次有人吵架、斗殴或者闹别扭，我们就会被搬出来，作为学习的榜样。无论何时何地，我们总是形影不离，要不然，每个人都会觉得惊讶。也因此，我和迪夫尼越来越仇视对方，虽然表面上仍然很友好，很有礼貌。 话说从头，几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才会导致今天这奇怪的现状。迪夫尼每个月都去看望的那个“某某人”，其实是个姑娘，名叫佩姬·米尔斯。而我呢，已经完成《德塞尔比资料索引》的定稿，把所有已知评论家的所有评论一一做了校订。换句话说，我们俩都有大事要做。有一天，迪夫尼对我说： “这绝对是一部大作。” “的确很有用，”我附和道，“也很必要。”实际上，这里面包含了大量全新的材料，同时它也证明，许多关于德塞尔比及其理论的普遍看法都是误读所致。 “说不定，你就此一举成名，还能赚到一大笔版税？” “也许吧。” “那怎么还不快出呢？” 我解释说，“出”这类书需要钱，除非作者已经很有名气。他难得同情地看了我一眼，叹了口气。 “这年头钱不好赚哪，”他说，“开酒馆已经快不行了，地里缺肥料，眼看也要荒了。堆肥哪有免费的，可你花钱买吧，又怕上了犹太人和共济会的当。” 我知道，堆肥的事是他胡诌的。他先前就骗我说，他不敢得罪犹太人和共济会，所以买不到肥料。过了片刻，他又说： “咱们得想想办法，看怎么能弄些钱来，帮你把书给出了。而我呢，手头也很紧，总不能让人姑娘家等你一辈子吧。”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相中了哪家的姑娘，打算把她娶过门。要是他真这么干，我可拦不住，那我就得离开这儿。要是他婚后搬出去住，那就再好没有了。 没过几天，迪夫尼又提起了钱的事。他说： “你看马瑟斯那老头儿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我没见过马瑟斯，可他的事我都知道。老头儿是做牛买卖的，一干就是五十年，现在退休在家，住在三里路以外的大宅里。他现在通过代理还在做大生意。有人说，他每回一瘸一拐来村里存钱，身上带的金额都不少于三千英镑。我虽然不太懂社会上的规矩，可怎么也不会想到找他帮忙。 “这家伙值一包马铃薯粉的钱。”迪夫尼说。 “咱们不该求别人施舍。”我回道。 “说得对。”他说。我感觉迪夫尼是个要面子的人，所以当时也就没再往下说。可是，打那以后，他像是养成了习惯，不管谈什么话题，总爱扯到钱上面去，说我们怎么怎么缺钱，说马瑟斯的黑匣子里藏了多少钱。有时，说着说着就开始骂人，说那老头儿是“肥霸”，说他做生意不规矩。有一次，他还提到了“社会正义”，可我一听就知道，这家伙根本不知其所谓。 也不知从何时起，我又是怎么才明白的，原来迪夫尼并不是要马瑟斯的救济，他是想打劫这老头儿。又不知过了多久，我才明白，为了不暴露身份，他还打算把老头儿给杀了。总之，不到半年的时间，这残忍的计划就成了我们的日常话题，而我居然已经习以为常。三个月以后，我开始接受这项提议；又过了三个月，我终于向迪夫尼表示，我已彻底打消顾虑。我不知道，迪夫尼究竟用了多少诡计才把我拉上了贼船。这么说吧，他读过一点（也许是骗人的）我编的《德塞尔比资料索引》，过后还跟我说，谁要是仅凭个人的好恶拒绝出版这本《索引》，那他就得承担严重的后果。 马瑟斯是个独居老人。他哪天傍晚出现在家附近的哪条路上，路上有没有行人，他身上带没带钱匣，这些迪夫尼全都了如指掌。那是冬天的一个傍晚，天色已经暗下来。我和迪夫尼一边吃晚饭，一边讨论着我们的计划。迪夫尼说，我们得把铁锹绑在自行车的横档上，这么一来，别人还以为我们是出去打兔子的。另外，他还会带上自制的打气筒，万一轮胎扎破了，到时就能派上用场。 关于杀人过程，其实没什么可说的。那天天公作美，云层压得特别低。一整片昏暗的雾气垂下来，笼住了潮湿的路面。我们在路边守着，四周鸦雀无声，就听见树上雨滴的声音。自行车已经藏好。我战战兢兢地倚着铁锹，迪夫尼腋下夹着打气筒，悠闲地抽着烟斗。一不留神，老头儿已经出现在我们眼前。光线太暗，看不清人的模样，就见他穿一件很厚的黑大衣，从头到脚包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张憔悴、苍白的脸。迪夫尼见状立刻走上前，指着老头儿背后说： “路上那包裹是您的吗？” 马瑟斯扭头往回看，这时，迪夫尼立刻掏出打气筒，猛砸老头儿的脖子。马瑟斯当即应声倒下，颈椎骨很可能已经摔断。他全身倒在泥泞中，并没有呼救。我只听他很随意地轻声说着什么——像是“我不爱吃芹菜”，或者“我把玻璃杯忘在餐室了”之类的。说完，他就躺那儿不动了。我倚着铁锹柄，呆呆地看着这一幕。迪夫尼在老头儿身上胡乱翻找了一阵，然后站起身。他手握一只黑色的钱匣，用力挥舞着，一边冲我大吼： “喂，醒醒！快拿铁锹砸死他！” 我不由自主地走上前，一把抡起铁锹，奋力将利刃砍向老头儿突起的下巴。我能感觉到甚至听到颅骨破碎的声音，清脆得像一只空蛋壳。也不知道一连砍了多少下，反正我始终没停手，直到最后筋疲力尽。 我一把扔下铁锹，环顾四周。迪夫尼不见了。我轻声呼唤他的名字，可是没人答应。然后，我往马路上走了几步，高喊他的名字，又跳到沟渠旁的斜坡上，向蔼蔼的暮色中四下张望。我拉高嗓门，又喊了一遍他的名字。可四周一片安静，还是没人回答我。他跑了，带着钱匣跑了，扔下我和尸体，还有一把铁锹。此刻，铁锹上的烂泥怕是已经染上了淡红的血色。 我的心吓得扑通乱跳，一阵惊恐的寒意浸透了全身。这时候，要是有路人经过，我肯定会被推上断头台。就算迪夫尼留下来跟我分担罪名，恐怕也保不住我的小命。我被吓蒙了，望着地上黑大衣包裹的尸体，在原地呆站了很久。 老头儿来以前，迪夫尼和我事先在路边的地里挖了个很深的洞，然后仔细在洞口铺上了草皮。我慌里慌张地拽着沉重、湿透的尸体，费力将它拖过沟渠，拖进地里，一股脑儿推进洞口。然后，赶紧回去拿铁锹，接着便发疯似的开始往洞里填土。 就在洞快要填满的时候，耳边响起了一阵脚步声。我茫然地看看四周，只见迪夫尼的人影正跨过沟渠，小心翼翼地走进地里。等他来到我面前，我麻木地把那个洞和铁锹指给他看。迪夫尼二话没说，走到藏自行车的地方，拿来他自己的铁锹，开始跟我一起干活，不紧不慢地，直到任务完成。我们想尽可能别留下什么痕迹。完事后，两人用草擦干净靴子，绑好铁锹，开始往回走。马路上迎面走来几个人，黑暗中，他们向我们问好致意。我很肯定，这些人把我们当成了工人，辛苦工作了一天，正走在回家的路上。真要这么说，他们想得倒也没错。 回家的路上，我问迪夫尼： “你刚才去哪儿了？” “我有要紧事。”他回道。我以为他是指什么具体的事，于是便说： “有什么事可以等一等嘛。” “不是你想的那样。”他回道。 “你拿到钱匣了吗？” 听我这么一问，他立刻转过头，绷起脸，竖起一个手指放在嘴唇边。 “别这么大声。”他轻声说，“我已经把它藏好了。” “藏哪儿了？” 迪夫尼没睬我，他把手指按紧嘴唇，发出很长的一记嘘声。他希望我知道，我根本不该提钱匣的事，哪怕只是悄悄地说，因为这么做是最愚蠢、最鲁莽的。 两人回到家以后，迪夫尼把全身洗了个干净，换上一套蓝色的礼服，而我则失魂落魄地坐在厨房的壁炉旁。迪夫尼走到我身边，一脸严肃地指着窗口，大喊： “路上那包裹是您的吗？” 说完，他放声大笑，仿佛全身都在抖动，两眼流出了眼泪，整座房子也跟着不停地摇晃。笑完之后，他抹干眼泪，走进酒馆，发出了一种怪声音，就像是谁猛地拔了威士忌酒瓶上的软木塞。 此后的几个星期，我想尽办法一次又一次问他钱匣在哪儿。他的说辞每回都不同，可答案却总是一样。钱匣藏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总之，这事少说为妙，最好先等风头过去。在此期间，千万不可声张。东西到时候自然会找到。安全起见，这藏钱的地方必须比英格兰银行还保密。好日子就在眼前了。这时候如果脾气急、耐不住性子，那就前功尽弃啦。 这就是为什么迪夫尼和我会成为形影不离的朋友，为什么我盯了他三年，一刻都没放松警惕。迪夫尼霸占了我的酒馆（甚至还抢走了我的顾客），毁了我的田产，所以他势必也会吞了我的那笔钱。只要逮住机会，他一定会拿着钱匣溜走。我知道没必要“等风头过去”，因为没人注意到老头儿的失踪。大伙儿都说，这是个刻薄的怪老头儿，突然消失、行踪不明正是他一贯的风格。 记得前面说过，我和迪夫尼走得越来越近，但也越来越受不了对方。后来的几个月里，我把他盯得更紧了，一心想逼他求饶。与此同时，我开始随身携带一把短枪，以防不测。有个礼拜天的晚上，我俩都在厨房——巧的是，正好坐在壁炉的同一边——迪夫尼拔出嘴里的烟斗，转身向我： “你知道吗，”他说，“我感觉风头已经过去了。” 我只咕哝了一声。 “懂我的意思吗？”他问。 “还能有别的什么意思。”我没好气地回道。迪夫尼不以为然地瞧了我一眼。 “这种事我见多了。”他说，“你可不知道，一个人如果太性急，是要铸成大错的，所以一定得小心再小心。不过，我想现在风头已经过去，一切都安全了。” “你能这么想就好。” “享福的日子快到了。等明天我把匣子拿回来，咱们就把钱给分咯，喏，就在这桌上。” “咱们把匣子拿回来。”我特别强调了最前面那两个字。迪夫尼委屈地望了我很久，可怜巴巴地问，我是不是不信任他。我回说，我们之间的事也该有个了结了。 “好吧，”他很不开心地说，“很遗憾，我努力想把这地方搞好，可你还是不信任我。为了让你瞧瞧我是什么人，那你自己去拿吧。明天我会告诉你钱匣藏在哪里。” 那天晚上，我和平常一样，没敢掉以轻心，还是跟他睡同一张床。隔天早上，他心情好了一些，于是很爽快地告诉我，钱匣就藏在马瑟斯家，大厅右手边第一个房间的地板下面。 “没开玩笑吧？”我问。 “我对天发誓。”他手指着天，一本正经地说。 我思前想后，觉得和我分开可能只是他耍的诡计，目的是为了脱身，跑到真正藏钱的地方去。不过，此刻他脸上的确头一回露出了真诚的表情。 “如果昨晚我伤了你的心，我实在抱歉。”我说，“为表明我并无恶意，我想请你跟我一块儿去，至少陪我一段路。老实说，我真觉得这事得有个了结了。” “行，”他说，“怎么都行，但你得自己去拿。既然当初没告诉你钱匣在哪儿，那现在就算扯平了。” 因为我的车胎被扎了个小孔，所以我们是一路走着去的。就在离马瑟斯家约一百码的地方，迪夫尼忽然在一堵矮墙前停下了脚步。他说，他想坐墙上，抽着烟斗等我回来。 “你自个儿去吧，拿了钱就回来。马上就要享福了。今晚咱们就会变成富豪。钱匣在靠大门最近的角落里，右手边第一个房间的地板下面。” 迪夫尼坐在矮墙上，但我知道一定得盯紧他。我离开的这短短一段时间里，必须一转头就能看见他。 “我十分钟以后回来。”我说。 “好。”他回道，“但你一定要记住，如果遇到什么人，就说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也不知道这是谁的家，总之，什么都不知道。” “连自己叫什么都不知道。”我回道。 也真是蹊跷，我竟会说出这样的话，因为后来有人问我的名字，我果然没答上来。我不知道。 [book_title]第二章 关于建筑，德塞尔比自有一番妙论。[5]在他眼里，成排建造的房屋是一种必要之恶。他认为，人类之所以衰落、退化，是因为越来越偏爱室内活动，对室外和野外活动逐渐失去了兴趣。而他又将这归咎于阅读、下棋、饮酒、婚恋这些爱好的兴起，因为这些活动多半不适合在户外进行。在其他场合[6]，他还将房屋称之为“大棺材”“兔子窝”“空壳子”。可见，他主要是反对房顶和墙壁对人的限制。也因此，在自己设计的某些建筑里，他都会特别增加一些很别致的疗愈性功能——主要是类似于肺的呼吸功能。他把这类建筑叫作“人居”，《乡村图鉴》里就收录有“人居”的草图。这类建筑可分为两种，一种没有房顶，一种没有墙壁。前者门窗敞阔，上面有一层油毡松散地缚在房子的横梁上，以防恶劣天气——所以整座房屋竖立在石台上，就像一艘沉没的帆船。这种地方怕是做牛棚都不行。另一种“人居”有传统的石板屋面，但只有一面墙，正好挡在风口。其他三面自然少不了油毡，也都松散地绑在辊子上，从屋檐上悬挂下来。房屋四周挖一条小壕沟或地洞，有点类似于军营的茅坑。以今天的建筑与卫生学理论来看，德塞尔比的设想无疑是很成问题的。在他那个遥远的年代，曾经有不止一个病人因为盲目追求在这样的住宅中重获健康而丧生。[7] 造访马瑟斯老先生的家，让我再次想起了德塞尔比的理论。我沿大路向他家走去，发现这是座很别致、很宽敞的砖房，上下两层，简朴的门廊，每层的正面各有八九扇窗户。 我推开铁门，轻轻踩着长满杂草的石子甬道，心里空落落的，完全不觉得自己即将完成一项计划，一项精心筹备了三年的计划。我一点感觉不到成功的喜悦，对发大财同样无动于衷。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赶紧找到黑匣子。 大厅的门关着。虽然这门离廊口很远，但风吹雨淋，门板上、门缝里都蒙上了一层沙。看来，这门已经关闭多年了。我站在荒废的花坛上，想使劲推开左侧的第一扇窗。经过努力，在一声刺耳的响声中，窗终于勉强打开了。我钻进窗口，发现自己并没立即进入房间，而是仍在很宽的窗台上爬。等我脚踮到地，哗啦跳下来，这才发现那敞开的窗口仿佛已经十分遥远，而且小得根本容不下我的身体。 我进入的这间房里积满了灰尘，霉臭味扑鼻而来，里面一件家具都没有。壁炉周围结满了蜘蛛网。我赶紧跑到大厅，找到藏钱匣的那间房，推开房门，站在门槛上。那天早上天色很暗，窗户上灰色的斑点把微弱的晨光全挡住了。房间最里面的角落黑漆漆的，一片模糊。我突然很想尽快完成任务，永远离开这座房子。于是，我脚踩着光秃的木地板，走到角落里，蹲下身子，两手在地上摸索那块松动的木板。奇怪的是，居然一找就找到了。那木板长约两英尺，手一摸就知道是空的。我挖出木板，把它放到一边，点着一根火柴，隐约看见洞里有只黑色的金属匣子。我探出手，用一根手指钩住那歪斜、松动的把手。突然，手里的火柴抖了一下，火灭了。钱匣才刚取出一英寸左右，便瞬间从手上重重地滑落。我没有停下来再点一根火柴，而是把整只手伸进了洞里。就在洞口快要关闭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 我说不清到底发生了什么，只记得当时被吓得半死，而且过好久也没明白怎么回事。我身上或是房间里起了某种变化，难以形容的变化，微妙却又至关重要。就像阳光发生了突变，就像夜间气温骤然出现巨大的波动，又或者眨眼间，空气密度增加了一倍或减少了一半。也许，这一切是同时发生的，因为我同时丧失了全部的知觉。右手伸进洞口一抓，可是什么也没抓到。钱匣不见了！ 这时，就听背后有人咳嗽了一声，轻柔，自然，却比什么声音都可怕。我之所以没被吓死，想来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我的知觉已全部紊乱，只能逐步解读捕捉到的信息；第二，这声咳嗽似乎给一切带来了某种可怕的变化，仿佛整个宇宙暂停了片刻，行星都中止了运行，太阳静止不动，所有落体停在了半空。我原本是蹲着的，但由于体力不支，突然就瘫倒在地。眉毛上渗出了汗，两只眼睛瞪了很久，一眨都不眨，呆滞而无神。 在房间最暗的角落里，靠窗坐着一个人。这人坐在椅子上，正用温柔却执着的目光打量我。他哆哆嗦嗦伸出一只手，慢慢拧开身边那张桌上的油灯。油灯的外罩是玻璃的，里面的灯芯盘成了肠子似的一圈，依稀可见。桌上摆着些茶具。原来是老马瑟斯。他默默地望着我，一动不动，也不说话，像是确实死了，只有摸油灯的那只手略微有些动静：大拇指和食指轻轻捻着油灯的旋钮。那是一只蜡黄的手，皱巴巴的皮肤松弛地包裹着骨头，食指关节上有一圈很明显的静脉。 这样的情景很难用文字描述，它给我麻木的心灵带来了莫名的震撼。比如，两人究竟坐着对视了多久，我并不清楚。在那不可思议的间歇里，几年或几分钟可以同样轻松地被吞噬。早晨的阳光在眼前消失了，满是灰尘的地板在脚下化为乌有。我的全身已经融化，只剩下惊讶的眼神，从我所在的位置逐渐移向房间的另一个角落。 记得当时目睹几件事的发生，完全是冷眼旁观的态度，仿佛我坐着就是要留意看到的一切，除此以外，什么都不用操心。马瑟斯的脸看着挺吓人，脸中间的那双眼睛更是让人发怵；相比之下，其他部分就显得亲切多了。他的皮肤就像褪色的羊皮纸，有褶子，有皱纹，透着一股神秘莫测的气息。但最恐怖的还是那双眼睛，感觉很不真实，就像电动或机械的道具，“瞳仁”正中央有个小孔，那后面才是真正的眼睛，在暗中冷冷地向外窥视。也许，这样的想法毫无事实根据，但却让我十分忐忑，让我不停猜想那真眼的颜色与质地，猜它到底是不是真的，又或者也是只假眼，和第一只假眼一样，也有个小孔。而真眼则可能就在千千万万只这样的假眼后面，透过无数小孔排列而成的“镜筒”向外窥视。再看那眼皮，跟奶酪似的，很沉重。它偶尔也会慢慢垂下来，有气无力，然后重又张开。马瑟斯身上松散地披着一件酒红色的睡袍。 我心烦意乱，心想这也许是他的孪生兄弟吧。正这么想着，就听有人说： 不太可能。你仔细瞧他脖子左边，那儿贴着块橡皮膏还是绷带什么的。喉咙和下巴那儿也有绷带。 我绝望地看了看，果不其然。不用问，这就是我杀死的那个人。他坐在椅子上，与我相隔四英尺远，关注着我的一举一动。他坐得挺直，纹丝不动，好像很怕撕扯到身上的伤口。而我则因为抡铁锹时用力过猛，整个肩膀都还僵硬着。 可这说话的人又是谁呢？他说的话没有吓到我。我听得清清楚楚，但我知道这声音并非来自外界，和椅子上那老头儿毛骨悚然的咳嗽声不一样。它来自我的内心，来自灵魂深处。我从没相信过灵魂的存在，但此刻我知道我是有灵魂的。而且，我的灵魂很容易亲近，年纪比我大，做什么都是为我好。方便起见，就叫他乔吧。知道自己并不孤单让我稍感安慰。乔是在帮我。 接下来发生的事我就不多说了。在这糟糕的处境中，理智并没什么用。我知道，老马瑟斯被打气筒打翻在地，被铁锹劈死，然后被埋到土里，万无一失。但我也知道，此刻这个人正与我共处一室，正默默地望着我。他身上绑着绷带，可眼睛还会动，右手和心眼都会动。也许，路边杀人只是一场噩梦。 肩膀僵硬，这可不像是在做梦。不，我回道，有时噩梦会像现实一样累人。 我偏执地认为，与其相信记忆，还不如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决定不动声色，先跟老头儿聊几句，跟他打听黑匣子的下落，看他到底是死人还是活人。说起来，我们之所以落到这地步，还不都是那匣子造成的。我决心要勇敢一点，因为知道自己处境很危险。我知道我会疯掉，除非我从地上爬起来，言行尽量正常一点。我别过脸去，不再和老马瑟斯对视，然后小心地站起来，在离他不远的一把椅子上坐下，再度把视线对准他。我的心脏暂停了片刻，接着又恢复了跳动，像锤打一样，缓慢而沉重，整个人都像在发抖。他仍然纹丝不动，只剩还能活动的右手握着茶壶，然后勉强抬起手，咕咚咕咚往杯子里倒了一杯茶。我换了位置，他的视线也跟着转过来。此刻，他正在重新打量我，还是同样呆滞、漠然的表情。 我突然开始张嘴说话。字眼从嘴里倾泻而出，就像是机器生产出来的。起初，我的声音还有些抖，但渐渐地，越来越厚实，越来越洪亮，直到整个房间都能听到。我不记得一开始说了什么，想必多半是不知所云的胡话。可是，我很喜欢舌尖发出的这种噪音，因为它很自然，很健康，让人觉得安心，至于说什么反倒不怎么在意了。 刚开始，老头儿没有动弹，也没有说什么，但我很肯定他在听我说话。过了一会儿，他开始摇头，我确定听见他在说“不”。老头儿的反应让我很激动，我说话开始变得很小心。他不回答有关自身健康的问题，拒绝透露黑匣子的去向，甚至否认这是个阴晦的早晨。他的嗓音很刺耳，也很奇特，就像爬满青藤的钟楼上生锈的古钟发出的嘶哑声。除了“不”这个字，他什么也没说。他的嘴唇动也不动，我断定他的牙全掉光了。 “你是死人吗？”我问。 “不。” “你知道钱匣在哪儿吗？” “不。” 说着，他的右胳膊又做了个剧烈的动作——他把热水咕咚咕咚倒进茶壶，再往自己杯子里添了些茶水，然后又开始直视我。我沉思了片刻。 “你喜欢淡茶吗？”我问。 “不。”他说。 “那你喜欢喝茶吗？”我又问，“浓茶？淡茶？不浓不淡的茶？” “不。”他又说。 “那你为什么还喝？” 他摇摇头，脸色蜡黄，什么也没说，表情甚是痛苦。然后又张开嘴，倒了满满一杯茶，就像牛奶工人把一桶牛奶倒进搅拌器。 有没有发现什么？ 没有，我回道，就一幢诡异的房子，还有个怪老头。跟这人说话真累。 我发现自己说话足够小声。每当心里念叨着什么，或者说出来，又或者考虑要说什么，我都会觉得比较踏实、正常。可一旦静下来，心里就发慌，仿佛一条厚毛毯包住了头，让人窒息，让人畏惧死亡。 你没发现他的回答很特别吗？ 没有。 你没发现他只有否定回答吗？不管你问他什么，他都说“不”。 还真是，我说，但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好好想想。 等我回过神来再看老马瑟斯，发现他好像睡着了。他弓腰坐着，面前有一杯茶，像一块石头，又像是木椅的一部分，早就死透，早就变成了石头。眼皮耷拉下来，差不多盖住了整只眼睛。搁在桌上的那只右手像死了一样，毫无生气。我平定了一下思绪，向他提了个很尖锐的问题。 “问你个问题，能直截了当回答吗？”我说。他身体动弹了一下，微微睁开眼睛。 “不。”他回道。 这回答果然与乔的敏锐观察相一致。我坐着想了会儿，直到彻底理清了思路。 “问你个尖锐的问题，你会拒绝回答吗？” “不。”他说。 这回答让我很高兴。这说明我已掌握他的心理，甚至跟他争论起来，就像两个正常人。我还是不明白怎么会发生这些事，可我终于认识到是自己弄错了。 “那好，”我不动声色地说，“你怎么总是回答‘不’啊？” 老头儿开始有些坐不住了，还没开口就先倒了一杯茶。他好像不知道要说什么。 “一般来说，回答‘不’总比回答‘是’要好些。”他终于开口说话了。老头儿似乎谈兴很浓，就像已经憋了好几百年。我打开了他的话匣子，这似乎让他感到欣慰。我甚至觉得他还冲我笑了笑，但这肯定是早上光线太差造成的幻觉，又或许是油灯影子跟我开的玩笑。他深饮了一口茶，坐等着，诡异地看着我。此刻，他的眼睛炯炯有神，两颗眼珠正在起皱的眼窝里滴溜直转。 “你不想告诉我为什么吗？”我问。 “不。”他回道，“我年轻时生活很不如意，所以把多半时间都耗在了各种爱好上，其中最难割舍的就数‘第一号’。另外，我还是某个堆肥生产商协会的创始会员。” 我马上想到了约翰·迪夫尼，想到家里的田产和酒馆，进而想到那个可怕的下午，我们等候在潮湿、冷清的路边。这时，我又听见了乔的声音，口气较之前严厉，像是故意要打断我那些不愉快的回忆。 没必要问他“第一号”是什么，恐怖的犯罪故事咱们可没兴趣。你好好想想。问问他，这些跟“是”和“不”有什么关系。 “这跟‘是’和‘不’有什么关系？” “幸好，”老头儿根本不睬我，“过后我发现了自己的错误，预见了这么做的后果，所以及时改正了错误。于是，我就退了出来，希望更好地了解这世界，了解为什么人活得越久，日子就变得越乏味。你猜，我冥思苦想，最后发现了什么？” 我心里又高兴了一下。他居然向我提问了。 “什么？” “说‘不’要比说‘是’好。”他答道。 我心想，怎么又兜回来了。 恰恰相反，是越走越远了。我开始认同他的想法。“不”是一条普遍法则，这里面学问可大了。你问他这是什么意思。 “这话是什么意思？”我问。 “我在沉思的时候，”老头儿说，“会把自己造的孽全摊开，放在桌上。不用说，那桌子肯定很大。” 说着，他自己干笑了一声。我也跟着咯咯地笑了起来，希望他接着往下说。 “我把自己造的孽严格审查了一遍，掂掂分量，从不同角度进行观察。我自问当初是怎么造的这些孽，在什么地方，和谁在一起。” 多么有益的教诲，句句在理。好好听着。让他接着往下说。 “请你接着往下说。”我恳求道。 我承认，这时我感觉身上咯噔了一下，就在离肚子很近的地方，仿佛乔将手指放到嘴边“嘘”了一声，接着又像猎犬似的，竖起柔软而机敏的耳朵，生怕错过一字半句。老头儿继续不紧不慢地说着。 “我后来发现，”他说，“你做每件事都是在回应某项请求或建议。发出请求或建议的那一方或者在你心里，或者来自外界。这些建议有好的、值得称道的，也有特别有趣的，但多半都很糟糕，是很大的罪孽。你懂我的意思吗？” “懂。” “依我看，坏与好的比例应该是三比一。” 要我说，应该有六比一。 “所以，我决心从此对一切建议、请求或询问，不管来自内心还是外界，一律都回答‘不’。这是唯一简单、保险的做法。一开始确实很难做到，得要很大的勇气，可我到底坚持下来了，而且几乎没有彻底中断过。我已经很多年没说过‘是’了。我拒绝了很多请求，否认了很多说法，谁都比不过我，不管是活人还是死人。我什么都拒绝，什么都否认，什么都反对，已经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程度。” 真是奇妙而独特的人生态度。太有趣，太有用了，简直字字珠玑，非常非常有教益。 “太有趣了。”我对老头儿说。 “这办法叫人安心、知足。”他说，“别人要是预知了答案，就不会再来问你问题。而不可能实现的想法，也不会跑进你脑袋。” “你一定觉得很讨厌吧，”我试探道，“比如说，我要是给你倒杯威士忌……” “我没什么朋友，”他回道，“但他们通常都知道怎么向我发出邀请，让我既能守住自己的原则，又能接受送上的美酒。我不止一次被问会不会拒绝这样的邀请。” “你的回答还是‘不’？” “当然。” 对此，乔倒是没说什么。但我感觉，他应该不会喜欢这番肺腑之言。他在我体内好像颇不自在。老头儿似乎也有些烦躁，他出神地望着茶杯，像是面对一份圣餐，然后开始喝茶，喉咙里发出咕咚咕咚的声音。 真是圣人啊。 我转身看他，生怕他的谈兴突然大减。 “刚才地板下面的黑匣子呢？”我指着地上的洞口问。他摇摇头，什么也没说。 “你不想告诉我？” “不。” “你不许我把它拿走？” “不。” “那黑匣子呢？” “你叫什么名字？”他冷不丁地问。 这问题让我很惊讶。它和我的话题毫不相干，可我居然没发现。因为我忽然惊觉，这问题看似简单，却没法回答。我不知道自己叫什么，也不记得我是谁。我不确定自己是从哪间屋进来的，进来干什么。除了找黑匣子，别的事一概稀里糊涂。不过，我知道那人叫马瑟斯，他已经死了，被打气筒和铁锹砸死的。我没有名字。 “我没有名字。”我回道。 “你要是都没法签收，那我怎么能告诉你匣子在哪儿？这也太不正规了。我还不如送给西风，送给烟斗里喷出的烟。要是银行寄来什么重要文书，你怎么处理？” “取个名字还不简单，”我说，“多伊尔、斯帕尔德曼就挺好，奥斯威尼、哈迪曼、奥加拉也不错。我可以自己选，不用像多数人那样，一辈子只能用一个名字。” “我不太喜欢多伊尔这名字。”他随口说道。 你的名字叫巴里。巴里先生，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只要这位大艺术家一出现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的阳台上，马上就会有五十万观众拥入广场。 幸亏这些话别人听不见。马瑟斯正打量着我。 “你什么颜色？”他问。 “什么颜色？” “你应该知道你有颜色吧？” “别人倒是常说我的脸很红润。” “我不是指这个。” 仔细听着，他的话很有意思，也很有教益。 我发现我得很小心地提问。 “你不愿意解释一下这颜色的问题吗？” “不。”他回道，一边往杯子里又倒了些茶。 “你该知道风是有颜色的吧。”说着，他在椅子上换了个更舒服的坐姿，然后又换上一副亲切的表情。 “我从没留意过。” “关于这一学说，各国古文献当中都有记载。[8]世界上总共有四种风，八种次级风，每种都有特定的颜色。东风是深紫色，南风是很美的亮银色，北风是深黑色，西风是琥珀色。过去的人都能辨别风的颜色，会整天坐在山坡上，静静欣赏美丽的风，看它们的起伏，看颜色的变化；有时，风还会像婚礼彩带那样缠在一起，非常奇妙。那可比低头看报有趣多了。次级风的颜色比较微妙，不太好形容，像介于银和紫之间的红黄色，黑与棕之间的灰绿色。试想下过一场凉雨以后，乡间吹起绯红的西南风，那是何等美妙啊！” “你能看见风的颜色？”我问。 “不能。” “你刚才问我是什么颜色，难不成人也有颜色？” “人的颜色，”他缓缓地说，“是指他出生时风的颜色。” “那你是什么颜色？” “淡黄色。” “知道自己的颜色，或者属于什么颜色，有用吗？” “有用。比方说，你可以据此推算自己的寿命。黄色代表长寿，而且颜色越淡越好。” 说得好有道理。太长知识了。请他解释一下。 “请你解释一下。” “这事跟做小长袍有关系。”他解释道。 “小长袍？” “对。我出生的时候，有个警察在场。这人生来就会观风辨色。这种天赋现在越来越少见了。我刚一生下来，他就跑到屋外，看山上吹什么颜色的风。他随身带个口袋，里面装满了瓶瓶罐罐和别的东西。他还有裁缝用的那些工具。这警察在外面待了大约十分钟。他进屋的时候，手拿一件小长袍，让我母亲给我穿上。” “这长袍哪儿来的？”我惊讶地问。 “他躲在屋后自个儿做的，很可能就在牛棚里。这衣服很轻、很薄，跟蜘蛛网似的。你要是拿它对天看，根本就看不见什么。只有在某些角度，才能碰巧看出它的轮廓。小长袍代表最纯洁、最完美的淡黄色，而这种黄正是我出生时风的颜色。” “原来是这样。”我说。 这想法太美了。 “每年过生日，”老马瑟斯说，“我都会得到一件完全相同的小长袍，然后就把它套在别的长袍外面。这么跟你说吧，我五岁那年身上穿了五件这样的长袍，可还是感觉跟赤身裸体一样。你瞧，这料子就有这么轻、这么薄。不过，虽然光着身子，颜色却是一种很特别的淡黄。当然，你也可以在长袍外面穿别的衣服。我通常都是穿一件厚外套。但我每年都有新的长袍穿。” “哪儿来的长袍？”我问。 “警察给的。他们会亲自送上门。后来我长大了，就自个儿打电话向警局要。” “可你怎么据此预测自己的寿命呢？” “好，我来告诉你。不管你是什么颜色，你的生辰袍上都会如实反映出来。一年添一件长袍，时间久了，袍子的颜色就会加深，就会越来越明显。就说我吧，刚出生时颜色特别淡，几乎看不见，可到了十五岁，我已是一身鲜亮的正黄色。我现在快七十了，已经变成浅棕色。将来衣服一件件穿上去，颜色肯定还会加深，会变成深褐色、暗红色，直到最后变成那种很深很深的暗褐色，就跟黑啤似的。” “嗯？” “总之一句话，年岁越大，衣服越多，直到最后变成黑色。然后，终将有一天，再穿一件这样的长袍，我就会变成纯黑色。那一天也就是我的死期。” 听到这里，乔和我大吃一惊，然后都陷入了沉思。这番话和乔坚守的某些道德与宗教的原则似乎有些冲突，他正在努力调和两者的关系。 “这是不是说，”我想了想，问他道，“你只要把这些长袍全穿上，数一数总共有几件，就能知道自己的死期？” “照理说是这样，”他回道，“但这里有两个问题。首先，警察不许你把所有长袍都穿上，说是测定死期有悖于公共利益。他们说，这会扰乱治安，导致很多问题。其次，这种长袍也很难拉伸。” “拉伸？” “对。因为你刚出生时衣服的尺寸正合适，但如果长大后还穿同一件衣服，那它肯定会拉伸，也许能撑到原来的一百倍那么大。这当然会影响衣服的颜色，会把颜色变得很淡很淡。同样，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每个人的拉伸幅度和颜色浓淡也会相应变化——大概是二十倍吧。” 我在想，随着不断的叠加，是不是一到青春期，这衣服就不那么透明了。 我提醒乔，长袍外面还有厚外套。 “也就是说，”我对老马瑟斯说，“从衣服的颜色可预知寿命，大概能知道自己长命还是短命？” “对。”他回道，“如果你够聪明的话，可以做出很精准的预测。当然，颜色也分好歹。比如紫色、绛紫色就很不吉利，表示你会很短命。粉红色是顶好的，某些绿色和蓝色也不错。但是，出生时有太多这类颜色，通常预示着风会带来恶劣的天气——也许是打雷、闪电——生活中可能会碰上些困难，比如不能生育。你也知道，人生在世，多半的好事都会伴随着一些不如意。” 说得太棒了，简直完美。 “那些警察叫什么名字？”我问。 “有普拉克警长、麦克鲁斯金警官，还有个叫福克斯的，二十五年前就失踪了，后来一直再无音信。前两个警察都在警局工作，据我所知，都已经好几百年了。两人一定是在研究什么稀有的颜色，一般人看不见的东西。我没听说过白色的风。可这些警察都能观风辨色。” 我一听说警察，突然想到个好主意。假如他们懂得这么多，那就该知道黑匣子在哪儿。我开始觉得，要是找不回那匣子，这辈子我都不会快乐。我看了一眼老马瑟斯。他又恢复了原样，半死不活的，眼里没了神采，右手搁在桌上，毫无生气。 “警局很远吗？”我大声问。 “不远。” 事不宜迟，我决定马上出发。就在这时，我发现一件怪事。角落里，老头儿跟前一直昏暗的油灯忽然变亮了，黄色的灯光照彻了整个房间。屋外的晨光已经散去，几乎化为乌有。我向窗外一瞥，顿时大吃一惊。我进房间的时候，窗户明明在东侧，太阳正在升起，厚密的云层烧得通红发亮，而此刻，太阳竟然在同一个地方降落，只剩下几抹虚淡的残红。太阳升起一点点，静止不动，然后又落下。天黑了。警察怕是已经睡觉了。我肯定是碰上了怪人。我决定明天一早就去警局。想到这儿，我转身看了一眼老马瑟斯。 “我到楼上找个房间，在这儿住一宿，你不介意吧？天色已晚，回家很不方便，再说马上要下雨了。” “不介意。”他说。 他还在弓腰看着一堆茶具。我抽身离开，走上楼。我已经喜欢上这老头儿，很后悔把他杀了。一想到马上就要找回黑匣子，我就觉得很安心、很笃定，一身轻松。但是，我不会开门见山直接问警察。我得讲些技巧。明天一早就去警局报案，说我的美国金表被偷了。但或许正是这句谎话，才导致了我此后的种种悲惨遭遇。因为我根本就没有美国金表。 [book_title]第三章 九小时以后，我偷偷溜出老马瑟斯的家，踏上了黎明中坚实的马路。倏忽间，朝霞已经染遍了天际。鸟儿正忙得不亦乐乎，魁梧的大树在晨风里轻轻摇曳。我满心欢喜，对眼前的征程充满了豪情。我不知道自己叫什么、从哪里来，但黑匣子已是我的囊中之物。警察会告诉我它的下落。那里面少说也有一万英镑的有价证券。一路上，我真是看什么都欢喜。 这马路很窄，路面是白色的，年深日久，已经非常坚硬，并且还留下了一些污迹。在清晨的薄雾中，它一路向西，蜿蜒穿过山丘，时而也迂回去造访一下邻近的小镇。这可能是全世界最古老的马路了。很难想象这里并不是一开始就有路，因为眼前的树木、高山和沼地，样样都像是经过了巧手的安排，从路上一眼望去，简直风景如画。假如没有这条路，一切虽然都还有用，但肯定会变得不知所谓。 关于路这个话题，德塞尔比也有一番妙论。[9]他认为，路是人类最古老的纪念物，比最古老的石碑还要早好几百年。他说，时间的脚步踏平了一切，却把世间的道路变得更坚实、更持久。他还提到古凯尔特人的一种本领——“问路”。当时的智者只要观察野兽的足迹，看它们是否完好，前后有多少重叠，就能精确计算出夜间经过的野兽数量。同样，他们也能判断途经的人数，不管这些人是否骑着马、带着盾牌、持有铁制武器，也不管他们乘坐多少车辆。如此，他们便知道该派多少人去跟踪追杀。在另一部著作中[10]，德塞尔比说，一条好的路应该有自己的个性，有一种归宿感，一种难以言表的暗示，暗示它要去往哪里，不论东南西北，永不回头。他认为，如果你踏上这样一条路，旅途肯定会很愉快，到处都是美景，随时轻松惬意，就像一直走在康庄大道上。可是，如果是一条西行的道路，而你偏要东去，那么，你就会目睹一路的凄凉萧瑟，一个个陡坡会让你筋疲力尽。又或者，一条热情的道路把你引入繁华的都市，那里街衢纵横、闾巷交错，有五百条路正要远去，去往未知的远方。而你总能一眼认出自己的道路，让它带你安全逃离这复杂的城市。 我沿着这条路静静地走了很久，一边用前脑想着问题，一边用后脑享受早晨的各种美好。空气清冽、丰沛，令人陶醉，到处都有它强大的存在：草木因它而荣发，岩石因它而壮丽，天上云卷云舒，尘世一派生机盎然之象。旭日早已探出头来，从东边升起。此刻，它正在天边散发迷人的光芒，泄漏零星的热量。 路上看见个石梯，旁边有扇门，门外是一片田野。我走上石梯，在顶上坐下休息，没多久就开始感觉异样。各种奇怪的想法钻进了我的脑袋，也不知从何而来。我最先回想起我是谁——不是我的名字，而是我从哪里来、我有哪些朋友。我回想起约翰·迪夫尼，回想起我们一起生活的那段日子，回想起那个冬天的傍晚，我们在滴雨的树下等待的情景。反观眼前，我觉得很诧异，为什么冬天的早晨却没有一丝冬天的气息。再说这美丽的乡间，一望无际，也完全是陌生的。我离家才两天——步行也不过三小时——却像来到了闻所未闻的异域。我怎么也想不通，因为自己虽然一向埋首书丛，可方圆几十里的路我都走过，所有地方我都去过。还有，这里的环境有种说不出的陌生感，可是和一般的外乡外土又完全不同。一切似乎都那么完美，那么精致，那么赏心悦目，什么都看着那么清晰、分明、不含糊。沼地的颜色很美，田野里一片青绿。树木长得错落有致，让再挑剔的眼睛都找不出毛病。只要吸一口这里的空气，感官就能获得极大的愉悦。我显然是来到了陌生的地方，然而，心头所有的疑虑并未破坏我轻松、愉快的心情。我还是想着尽快找到黑匣子。那匣子里的钱财，估计能保我一生衣食无忧。将来，我一定要骑车重返这神秘的地方，利用余暇将它一探究竟。想到这里，我走下石梯，继续赶路。一路上，我走得轻松又自在，想必是没有逆行。可以说，这条路一直在陪伴着我。 前一天晚上，我辗转反侧想了很久，还和我新发现的灵魂有过一席长谈。奇怪的是，我并没去想马瑟斯的殷勤好客，虽然我已经用铁锹把他砸死了（或者说，我确信他被砸死了），虽然这本身很不可思议。我在想的是我的名字，忘了自己的名字多好啊。每个人都有名字，有的跟个人长相有关，有的反映家族的传承，但多数都包含了父母的信息，也能方便法律文书的处理。[11]哪怕是一条狗也有名字，好让人一眼就把它认出来。所以，我自己的灵魂应该不难找到个名字，和别人的灵魂以示区别，尽管谁也没在路上见过他，没在酒馆里遇到他。 奇怪的是，我虽然满腹疑虑，心里却很漠然。本来，身份的突然遗失起码该引起警觉，可是，我却从周遭感受到难言的欣喜，并且这欣喜似乎把眼前的处境变成了一个善意的玩笑。就是现在，当我无忧无虑地走在路上，内心仍在严肃地拷问我，正如前一天晚上那许多的疑问。这疑问里充满了嘲笑。于是，我随手列了一串可能听过的名字： 休·默里。 康斯坦丁·彼得里。 彼得·斯莫尔。 贝尼亚米诺·巴里先生。 亚历克斯·奥布拉尼根大人，准男爵。 库尔特·弗洛因德。 约翰·P.德萨利斯先生，助理医师。 索尔维·加尔医师。 波拿巴·戈斯华斯。 勒格斯·奥黑根。 贝尼亚米诺·巴里先生，乔说，著名男高音歌唱家。 首演那天，斯卡拉歌剧院[12]外面警察挥舞警棍，三度驱离群众。起因是主办方的一项声明，说是连站票都卖完了。一听到这消息，近万名乐迷开始往前挤，试图冲破围栏，场面一度失控。混乱中，几千人受了伤，更有七十九人生命垂危。彼得·库茨警官的腹股沟也受了重伤，并且将永远无法痊愈。场外火爆，场内也一样热闹。演出结束时，全场观众欣喜若狂。那天，巴里先生的状态特别好。起先，嗓音比较低沉，沙哑而富有磁性，像是有些感冒。接着，他便唱起那段绝妙的《冰凉的小手》[13]，这也是卡鲁索[14]最受欢迎的一首咏叹调。他越唱越有激情，仿佛受了上帝的差遣，金色的音符一个个流淌而出，流向剧场的每个角落，流向每个人的心田。而当他唱到高音C的时候，天地也为之交欢大乐，全体观众起立，齐声欢呼，一时间，礼帽、节目单、巧克力盒全都飞向了舞台。 多谢，多谢，我低声说，脸上带着微笑，心里止不住地狂喜。 说多谢就有点过了，这恰好证明你内心有多么虚伪、 自负。 真的吗？ 再说说那个索尔维·加尔医师吧。公爵夫人晕倒了。观众席里有没有医生？那干瘦的家伙，修长、有力的手指，铁灰色的头发，不声不响，穿过受到惊吓的围观人群。几道简短的指令，不动声色却很霸气。不到五分钟，情况就得到了控制。面色苍白的公爵夫人脸上带着笑意，连声称谢。就这样，专家的诊断再次避免了悲剧的发生。胸腔里取出一副小小的假牙。衷心感谢默默无闻的人类公仆。公爵殿下赶到的时候，夫人已经平安无事。只见他掏出支票簿，在存根上写下“一千畿尼”的金额，以此聊表谢意。那医师笑着接过支票，然后把它撕得粉碎。这时，剧场的后排，一名蓝衣女子唱起了《愿你平安》和赞美诗。她越唱越大声，越唱越动情，歌声响彻了宁静的夜晚。在场的人无不潸然泪下，心潮起伏，直到最后一个音符结束。而加尔医师却只是笑笑，摇摇头，表示并不赞成。 够了，差不多了，我说。 我并没有被感动，而是继续赶路。红彤彤的太阳已经在东边升起，地面像中了魔咒似的，到处都开始热起来。在那迷蒙之中，一切都很美丽，很快乐，包括我自己。路边是一片片青草地，干涸、荫蔽的沟渠开始变得非常诱人。因为地热的炙烤，路面正在慢慢变硬，而走路也越来越费力。没过多久，我感觉离警局应该不远，所以不妨再休息片刻，等养足了精神再去完成任务。我停下脚步，往沟渠的阴凉处一躺，舒展开四肢。这是崭新的一天，沟渠上铺着柔软的嫩草。我一头栽下去，顿时就感受到太阳的威力。鼻孔里像是有一百万颗微粒，干草的气息，青草的气息，远处传来的花香，头枕大地的那种踏实感。这是崭新而明亮的一天，属于整个世界。鸟儿纵情欢唱，忙碌的蜜蜂从我头顶飞过——它们很少原路返回。我闭上眼，整个宇宙在飞旋，脑子里嗡嗡直响。躺了不一会儿，我就开始迷糊，然后渐渐坠入了梦乡。我睡了很久，一动不动，毫无知觉，正如睡在我身边的影子。 醒来时已经是下午。一个矮小的男人坐在我身边，盯着我看。这人很古怪，叼着个古怪的烟斗，手一直在抖。眼神也很古怪，像是在提防着警察。这是双极不寻常的眼睛，结构上似无偏差，却无法直视笔直的物体。至于是否适合观看弯曲的物体，那就不晓得了。我知道，他别过头来是要监视我；我看不见他的眼睛，也无法与他对视。他个头很矮，穿着破衣烂衫，戴一顶浅橙色的布帽，头朝着我的方向，一声不吭，让人心里很忐忑。也不知在我睡醒以前，他已经观察我多久了。 千万小心。这人看着挺狡猾。 我一掏口袋，发现钱包还在。它光滑又温暖，就像好朋友伸出的手。既然没有遭抢，那我就客客气气地跟他说话，看他到底是什么来头，顺便打听一下警局在哪儿。我心想，只要能找到黑匣子，我不会拒绝任何人的帮助，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帮助。我告诉他现在是几点几分，然后像他那样，意味深长地瞧了他一眼。 “祝您好运。”我说。 “也祝你顺顺利利。”他冷冷地回道。 你问他叫什么，干哪一行，要到哪儿去。 “恕我冒昧，先生，”我说，“您是捕鸟的吧？” “我不是捕鸟的。”他答道。 “补锅的？” “不对。” “打短工的？” “不对。” “拉琴的？” “也不对。” 我困惑地朝他笑笑，接着说： “我看您样子古怪，实在猜不出您的来历。您看着挺自在，可又像有什么心事。不知人生遭遇了什么困难？” 那人冲我喷了几口浓烟，隔着眼睛四周的毛发，仔细地打量我。 “人生？”他回道。“我宁愿不要这人生，”他说，“因为它实在没什么用。不能吃，不能喝，也不能放烟斗里抽。不能挡雨，抱在怀里又没什么感觉。你喝了一晚上的酒，兴致正高，于是扒了它的衣服，把它弄上床，可黑灯瞎火的，搂着它并不舒服。人生就是个错误，还不如没有的好。它就像床底下的尿壶，进口的熏猪肉。” “这么好的天气，您跟我说这个。”我责怪道，“瞧这大太阳，把人的懒骨头都叫醒了。” “像羽绒床垫，”他接着说，“像蒸汽机烘烤的面包。这就是你说的人生吗？人生？” 你跟他解释一下人生的苦恼，但更要强调人生的本质是甜蜜的、有希望的。 什么是甜蜜的？ 像是春天的花朵，人生的荣耀与圆满，黄昏的鸟鸣——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可我还是不明白这些所谓的甜蜜。 “人生确实很不好懂，”我开始跟那怪人解释，“也很难说清楚。可是，如果您认为人生就是享乐，那我告诉您，在城里活着要比待在乡下好。据说在法国，有些地方的人过着神仙般的日子。您有没有发现，小猫咪总是活得很快乐。” 他愤愤地朝我看了一眼。 “这就是人生？多少人穷尽一生，想要了解它的真相，可等到最后，总算有所领悟，见鬼，还不是一命呜呼！人一死，就像中毒的牧羊犬。没什么比人生更危险的了。既不能当烟抽，卖了又不值钱，临了还要把你给弄死。这就是个圈套，危险得很，就像死亡的陷阱。人生？” 他坐在那儿，非常恼火，不停地抽着烟，半天都没说一句话。烟斗里升腾起阵阵浓雾，在面前筑成了一堵小小的灰墙。过了一会儿，我又开始问问题，我想知道他究竟是干什么的。 “那您是不是抓兔子的？” “不对。不对。” “到处打短工的？” “不对。” “管蒸汽打谷机的？” “绝对不是。” “钉铁皮的？” “不对。” “在城里做职员？” “不对。” “自来水厂的检验员？” “不对。” “开药方给马治病的？” “用不着开药方。” “乖乖，这么说，”我实在是糊涂了，“您干的这一行肯定很特别，我想不出来啊。难不成，您跟我一样也是农民，或者是酒馆的伙计，布店里卖布的。您不会是演戏的吧？” “都不对。” 他忽然坐起来，几乎是直瞪着我，嘴里紧叼着烟斗，一副凶巴巴的样子。四周烟雾缭绕。我有些紧张，但并不那么怕他。要是手边有把铁锹，我肯定会立即干掉这家伙。但我想，最好还是别得罪他，什么都顺着他说。 “我是强盗，”他严肃地说，“身上有刀子，胳膊像蒸汽机一样有力。” “强盗？”我惊呼道。我的预感终于得到了证实。 先稳住。别轻举妄动。 “力气大得跟洗衣机里那明晃晃的转轴一样。我还是个狠毒的杀手，每次抢劫都会把人一拳打死，因为在我眼里人命不值钱，一分钱都不值。我把人杀死，然后，就会有更多人来到世上。到那时，我说不定能活到一千岁，再也不用像七十岁时那样，喉咙里老是堵着一口痰，咳都咳不出来。喂，你身上带钱包了吗？” 快跟他哭穷。跟他借钱。 这有何难，我说。 “我没钱，硬币、金币、汇票统统没有，”我回道，“也没有当票，值钱的东西全没有。我跟你一样，也是穷人，我还想跟你借两先令当盘缠呢。” 我坐在那儿望着他，有些紧张起来。只见那人把烟斗一扔，掏出把很长的镰刀，两眼逼视着寒光闪闪的刀锋。 “就算你身无分文，”他大笑道，“我也不会饶你这条小命。” “慢着，你听我说，”我正色道，“抢劫、谋杀都是违法的，更何况，我这条小命对你也没什么用。我有肺痨，六个月内肯定会死。说不定，很快就要办丧事。你等等，我咳一声给你听。” 说完，我使劲干咳了一声。咳嗽声像一阵微风，吹动了手边的小草。我心里开始琢磨，不如跃身而起，逃走算了。这办法起码比较简单。 “还有件事忘了说，”我补充道，“我身上有个部位是木头的，没有任何生命迹象。” 那怪人一听这话，连连称奇。他跳将起来，上下打量我，眼神极为怪异。我冲他一笑，捋起裤管，给他看我左边的那条木腿。那人来回看了很久，还拿粗硬的手指在我腿上摩挲。突然，他一屁股坐下，丢掉手里的刀，又把烟斗掏了出来。原来，那烟斗一直在他兜里烧着，难怪他点都没点，就嘬了起来。才过不久，他又制造了一大团青烟，灰色的烟，害我差点以为他的衣服着火了。隔着烟幕，我发现他正友好地朝我这边看着。沉默片刻过后，他开始诚恳地跟我低声说话。 “小兄弟，我不会动你一根汗毛。”他说。 “我这病应该是在马林加[15]染上的。”我解释道。此刻，我已取得他的信任，生命危险已经过去了。接着，这家伙的一个举动让我大吃一惊。只见他卷起自己的破裤管，露出了左腿。那条腿光滑、匀称，非常粗壮，而且居然也是木头的。 “真是太巧了。”我说。我这才明白，他为什么突然态度大变。 “你人不错，”他回道，“我不会动你一根手指。在下是全国独腿界的领头人。国内的独腿汉我全认识，只除了一个——那就是你——不过，现在你也成了我的朋友，咱们都是好兄弟。谁要敢斜眼瞧你，看我不把他撕个稀巴烂。” “多谢大哥一番好意。”我说。 “这有什么好客气的。”说着，他摊开双手，“往后你但凡惹上什么麻烦，只管招呼我。女人找你麻烦，我会帮你解决。” “我对女人完全没兴趣。”我微笑着说，“真要找乐子，还不如拉拉琴。” “不管怎么说吧，总之，你要是碰上官兵或者恶狗，我一定会带领全部人马来帮你，看我不把他们杀个片甲不留。对了，我的真名叫马丁·芬纽凯恩。” “好名字啊。”我应和道。 “马丁·芬纽凯恩。”他听着自己的声音，又说了一遍，仿佛那是世界上最美妙的音乐。说完，他往后一仰，浓烟再次吞没了他。等到烟雾快要散尽的时候，他就再吐一口出来，把自己藏在其中。 “我问你，”他半晌之后说道，“你有什么特别想要的东西吗？” 这问题问得很怪，有些出乎意料。不过，我回答得倒挺快。我说有。 “是什么东西？” “我正在找的东西。” “这很好啊。”马丁·芬纽凯恩说，“那你会怎么努力，怎么让它一步步发展，最终变成现实？” “我得去趟警局，”我说，“让警察告诉我东西在哪儿。也许，你可以告诉我警局该怎么走，是吗？” “也许吧。”芬纽凯恩先生说，“你收到最后通牒了？” “收到了秘密通牒。”我答道。 “准是好事。”他说，“不过，既然是秘密通牒，你就不用告诉我了。” 他把烟丝都抽完了，此刻正拿着烟斗干嘬，所以烟也就特别呛。芬纽凯恩一只手伸进裤裆的兜里，掏出个圆片。 “这是枚金币，会给你带来好运的。”他说，“它象征着灿烂的前程。” 于是，我也向他表达了“灿烂的”谢意。然而，我发现他给我的其实只是枚普通的硬币。我小心翼翼地把钱放进兜里，就当是得了件无价之宝。我对自己还是挺满意的，要知道，这么个古怪的木腿兄弟可不好对付。靠近路那边有条小河，我站起身，走过去看了一眼，净是白花花的流水。河底有很多石头，所以河水不停地翻滚、腾空，一直到绕过了河湾，才又奔涌向前。 “警局就在这条路上，”马丁·芬纽凯恩说，“离这儿一里路，我早上刚好路过那儿。就在河道岔开去的地方。你要是这会儿就去，还能看见从警局洄游的鳟鱼。那些鱼穿着棕褐色的衣服，一个个肥嘟嘟的。因为那两个警察老往河里倒东西，所以它们就有了美味的早餐。每天这个时候，它们都会游过去，到了晚餐时间，再游到别处去，因为有个叫麦克菲特森的人在河边开了家面包店。在那个村子里，各家各户的后门都挨着这条河。麦克菲特森有三辆面包车，一辆登山用的轻便双轮小马车。每周的周一和周三，他都会来基尔基什基姆卖面包。” “马丁·芬纽凯恩，”我说，“在到达目的地以前，我有太多事要考虑，而且最好能尽早想清楚。” 他坐在烟雾缭绕的沟渠上，会心地看着我。 “好兄弟，”他说，“祝你好运。遇到什么危险，可要告诉我啊。” 我连说两声“再见”，然后就和他握手告别。我走了一段路，回头一看，发现眼前什么都没有，就只剩那沟渠露出个尖尖。一柱浓烟升起来，像是有补锅匠在底下烧火做饭。临别前，我又回头看了一眼，发现芬纽凯恩正看着我，目送我渐渐远去。这人真有意思，给我指路，告诉我警局还有多远，真是帮了我大忙。我一边走一边暗喜，庆幸遇上了这样的好人。 真是个奇怪的家伙。 [book_title]第四章 德塞尔比说过很多惊人之语，但我认为最震撼的还得数这句：“一段旅程即是一场幻梦。”这句话出自《乡村图鉴》[16]，就印在那篇有关“帐篷衣”的名文旁边。所谓“帐篷衣”，是德塞尔比设计的一种粗帆布衣饰，目的是为了替代普通的服装和简陋的房屋。以我之见，这理论似乎有意贬低人类经验的实证性，而且和我个人的乡村见闻完全抵触。德塞尔比把人类经验定义为“无限短暂的静态体验之连续体”，据说，这观念很可能来源于他侄儿的老电影放映机。[17]基于这一前提，他贬低所有生命连续或发展的真实性，否定时间的一般定义，并把人类普遍体验到的进展，譬如两地之间的移动，甚至“生活”本身，统统称之为幻觉。他说，要想从A地到达遥远的B地，一路上你就必须经过无数个点，且每个点之间停留的时间必须无限短。所以说，出发前在A地发生的事和移动过程中发生的事并无本质区别。为此，德塞尔比还专门加了一条很长的注释，用以解释移动过程中的这些“中间点”。他警告我们，所谓中间点，并非A-B轴线上相距几英寸或几英尺的任意点。中间点其实是无限接近的，但点与点之间总能容纳更多的点。我们可以想象，这些点之间有一条贯穿的链子，虽然各点之间未必严格相邻，但原则上的确如此。德塞尔比认为，发展的假象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脑——“就目前的发达程度来看”——还无法理解“中间点”的现实性。人脑更倾向于把无数的点集合在一起，将其结果称之为运动。而这其实是根本不存在的，因为即便是两个不同的点也不可能同时占有同一个物体。所以说，运动本身也是一种假象。他还说，几乎任何照片都能完美地证实他的观点。 不论这些理论是否合理，大量证据都表明，德塞尔比本人对此深信不疑，并且还几次试图将它付诸实践。旅英期间，有一次他正好人在巴斯[18]，这时，突然有急事需要他立即从巴斯赶到福克斯通。[19]他采取的办法恰恰是常人意想不到的。他没有去车站询问列车班次，而是把自己关在住处的房间里，拿出一堆目的地的风景明信片、若干精密的钟表和温度计，以及一个能根据日光变化调节煤气灯亮度的装置。当时房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那些钟表仪器具体是怎么操作的，我们都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七小时以后，他走出房间，深信自己已经去过福克斯通，已经为厌恶舟车劳顿的人找到一个妙法，虽然他根本没离开过巴斯，他所熟悉的环境也都没变。德塞尔比当时感觉有多么幻灭，历史上并无记载。但有权威消息说[20]，他面不改色地声称，自己确实造访过福克斯通，并已顺利返回。此外，据说还有一名男子宣称，事发当天，他亲眼看见德塞尔比走出福克斯通的一家银行。 和德塞尔比的多数理论一样，这事最后也是不了了之。让人纳闷的是，为什么这样聪明绝顶的人会质疑最显然的事实，甚至否认已经得到科学验证的事实（譬如昼夜的交替），而同时却对自己那些异想天开的解释深信不疑。 至于我自己赶往警局的那段路，我只想说，这绝不是什么幻觉。火辣辣的日头照在身上，躲都躲不开。路面硬得简直让人受不了。我走过乡间，发现景色的变化倒不大，但还是能看出来。左边是褐色的沼地，上面留有一道道砍斫的痕迹，四周散布着一丛丛参差不齐的灌木，还有露出地面的白色石纹。远处是一间又一间农舍，掩映在小树林的背后。再远处则是另一个地区，深锁在神秘的紫雾中。右手边是一片绿色的田野，奔腾的河水与小路结伴同行，但又不会过于亲昵。河那边是一座座山，山上有乱石和草地，上上下下，一直绵延到很远的地方。极目远眺，你能看见天边羊群的身影，缩成了很小很小的点，还有弯弯曲曲的山路，这里一条，那里一条。四周不见一个人影。看样子，好像还是大清早。我那块美国金表要是没丢，说不定，这会儿正可以掏出来看看时间。 你哪儿来的美国金表。 突然，一件怪事发生了。眼前的路开始慢慢左转。就快要拐弯的时候，我的心开始怦怦乱跳，整个人莫名地兴奋起来。可是，眼前并没出现什么，也没发生任何变化。我瞪大了眼睛继续赶路。 转过弯以后，一幅奇异的景象映入了眼帘。就在我左手边约一百码的地方，矗立着一座十分怪异的房子。那房子就像路边广告牌上的一幅画，且画工极为粗糙，假得让人难以置信。它似乎没有宽度，也没有厚度，连三岁小孩都骗不了。但这还吓不到我，好歹我以前见过路边的图画和招贴。真正让人惊讶的是，我居然一眼认定这就是我要找的那座房子，而且知道里面肯定有人。我毫不怀疑，这就是那个警局。我一辈子没见过这么诡异、这么恐怖的东西。我疑惑地盯着看，总感觉它少了一个正常的维度，显得特别荒诞。这房子的外观让我很震惊，就像那坐在椅子上的老头儿，看着就心里发怵。 我继续往前走，但脚步已经放慢。等我走到跟前，发现那房子好像变了样。刚开始，这一看就不像普通的房子。可这会儿，它的轮廓却模糊了起来，就像水纹底下见到的东西。然后，它又开始变清晰。我发现，它开始有了厚度，门脸后面多出了几个小间。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从所谓侧面走近的时候，似乎同时看到了这座“建筑”的正面和背面。因为看不到侧面，我想这房子肯定是三角形的，而我正好就对着三角形的顶点。可是，当距离它只有十五码的时候，我又看到一扇小窗似乎正对着我。由此可见，这房子还是有一定厚度的。再往前走，眼看就要步入房子投下的阴影。我又惊讶又焦急，不觉口干舌燥，还有些胆怯。可走近一看，发现它似乎很普通，只是颜色非常白，而且静止不动。这画面很震撼，让人毛骨悚然，仿佛整个早晨、整个世界只是为了衬托它的气势和地位，除此以外再没其他目的。而这样，我也就能用简单的知觉找到它，假装能理解它。再看那门楣，上面挂着一块盾徽，证明这里的确是警局。我从没见过这样的警局。 不知为什么，我并没有停下来想一想，也没有因为紧张而脚底发软，或者干脆瘫坐在路边。相反，我直接走到门口，往里探视。眼前站着个魁梧的警察，背对着我。他的背部看着挺奇怪。这是间整洁的值班室，墙刷得很白，那警察就站在小柜台的后面。他张着嘴，正对着墙上的镜子，样子很怪、很奇特，但又说不清为什么。这人块头挺大，也挺胖，隆起的脖颈上有一蓬浅黄色的乱发。这一切很是引人注目，但又不算新奇。我用目光打量了一遍他宽阔的后背、粗壮的胳膊，还有那粗布蓝制服里的两条腿。单独看，每个部分都很正常，可不知是比例还是结构的问题，整体却是那么别扭，令人不安乃至惶恐。这人的手很大，又红又肿。此刻，他正在照镜子，一只手半塞进嘴里。 “又是这牙。”只听他随口嘟哝了一句。他的嗓音很厚实，但略有些闷，让我想到了冬天盖的厚棉被。我一定是在门口弄出了什么动静，或者他可能已经在镜子里看见我，因为他正慢慢转过身，换了一副悠然而端庄的架势，但手指却还留在嘴里。就在他转身的时候，我听见他嘀咕了一句： “差不多什么病都跟牙有关。” 他转过脸来，把我吓了一跳。这脸真肥啊，红通通的，特别宽，就那么整个安在脖子上，笨重得像个面口袋。脸的下半部覆盖着一大片蓬乱的红胡子。胡子从皮肤里硬顶上来，很像是什么怪物的触角。两颊胖乎乎的，泛着红晕，而眼睛则几乎看不见，因为上面被浓密的眉毛遮住了，下面皮肤的褶子又实在太厚。他费劲地走到柜台前，我也乖乖从门口凑上去，然后两人彼此对视了一眼。 “是自行车的问题吗？”他问。 我抬眼一看，没想到，他的表情居然挺和蔼。论长相，这人确实很不好看，可他懂得扬长避短。并不顺眼的各部分组合在一起，竟让我看到了他的善良、礼貌和极大的耐心。在他的大盖帽正面，有一枚很神气的徽章，上面刻着金灿灿的两个字“警长”。这位正是普拉克警长。 “不是。”我回道，一边伸出手靠在柜台上。警长疑惑地看了我一眼。 “你确定？”他问。 “确定。” “要不就是摩托车？” “不是。” “是顶上有气阀、用发电机照明的那种，还是带赛车车把的那种？” “都不是。” “这么看来，不用说，一定是机动脚踏车了。”他说着，露出疑惧的表情。他用左胳膊肘抵着柜台，斜靠在上面，一边把右手的手指伸进满口黄牙的嘴里，同时额头上突起了三条很粗的皱纹，苦恼的皱纹。我由此断定，这是个朴实的人，应该不难对付，而这也正是我所希望的。我会很容易地从他这儿打听到黑匣子的下落。我不明白，他为什么问那些关于自行车的问题，但我决定好好回答，步步为营，耐心等待时机的来临。他心不在焉地走开了，然后拿回来一沓颜色各异的纸，递给我。这些纸好像都是些申请表，养牛许可证、养狗许可证什么的。 “你不妨先填一下这些表格。”他说。“不好意思，”他继续道，“你是牙科游医吗？是骑三轮车来的吗？” “不是。”我回道。 “特制的双人自行车？” “不是。” “你们这些牙医真是摸不透。”他说，“说吧，是脚踏两轮车，还是前轮大后轮小的那种？” “都不是。”我平心静气地说。他疑惑地注视我很久，想看我究竟是不是在开玩笑，于是脑门又皱了起来。 “这么说，你不是牙医，”他说，“而只是想申请个养狗、养牛的许可证？” “我没说我是牙医啊，”我没好气地说，“我也没提到什么牛啊狗啊的。” 普拉克警长狐疑地看着我。 “喔唷，”他说，“这倒奇怪了，怎么回事。” 他在烧着泥炭的壁炉旁坐下，开始咬自己的手指。浓密的眉毛下，两眼正狠狠地注视我，就好像我头顶长了一对角，背后多了条尾巴。我不想接他的话茬，于是两人沉默了五分钟，一句话都没说。然后，他的表情稍稍有些缓和，又跟我说起话来。 “你是什么型号的？”他问。 “我没有型号。”其实，我并不明白他的意思。 “用的什么齿轮？” “齿轮？” “那总代号呢？” “没有。” 我的回答似乎让他既惊又喜。他竖起浓眉，换了副笑脸，然后回到柜台前，伸出一只大手，热情地握住我的手。 “不记得自己的名字和来历吗？” “嗯。” “呃，这就怪了！” 巴里先生，著名的独腿男高音歌唱家！ “见鬼了！”他又说道，“见鬼了！快送我回肯塔基老家吧！” 说完，他从柜台退回到壁炉旁的椅子上，低下头，陷入了沉思，仿佛在回顾每个逝去的岁月。 “我以前认识个高个子，”他继续道，“他也没名字。你肯定就是他儿子，继承了他的渺小和所有虚无。你老爸现在怎么样？人在哪儿？” 我心想，父亲没名字，所以儿子也没名字，这倒也说得通。不过，警长显然是把我跟别人搞混了。但这也无妨，我不如将错就错算了。他对我一无所知固然好，可他如果认错了人，那岂不更妙。这么一来，我就可以利用他，帮我最终找到黑匣子。 “他去了美国。”我答道。 “哦，这样啊。”警长说，“不会吧？他可是个顾家的好男人。我上回问他，他说弄丢了打气筒。他老婆给她生了十个儿子，当时又怀上一个，眼看就快生了。” “那孩子就是我。”我微笑着说。 “哦，就是你啊。”他附和道，“你那十个哥哥现在在哪儿？” “都去了美国。” “那可是个神秘的国家，”警长说，“幅员辽阔，住的全是黑人和外国人。听说那儿的人很喜欢射箭比赛。” “的确是很奇怪的地方。”我说。 这时，门口响起一阵脚步声，一个胖墩墩的警察提着警灯，大摇大摆走了进来。他有一张犹太人的脸，肤色暗沉，鹰钩鼻，浓密的毛发又卷又黑。他下巴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像是每天都刮两次胡子。他嘴里两排亮白的烤瓷牙，一看就知道是曼彻斯特产的，所以笑的时候特别好看，就像橱柜上摆放的代尔夫特精陶[21]。他和警长一样，也很粗壮、敦实，但看着却要精明得多。他的脸瘦得出奇，目光机警而敏锐。单看这张脸，他更像诗人而非警察；然而，身体的其他部分却又太缺乏诗意。 “麦克鲁斯金警官。”普拉克警长介绍说。 那警官把灯往桌上一搁，跟我握握手，很严肃地告诉我现在几点几刻。他的嗓音很细，近乎女声，语调也十分柔和。然后，他把那小灯放到柜台上，来回打量我和警长。 “是自行车的问题吗？”他问。 “不是。”警长说，“他是外地来的，说是没有骑自行车。他也没有名字。他老爸住在很远很远的美洲。” “哪个美洲？”麦克鲁斯金问。 “美洲合众国。”警长回道。 “要是在那边混，怕是已经发大财了。”麦克鲁斯金说，“那边都用美元，地底下都是美元、美钞和金条，打壁球、打高尔夫、玩各种乐器，想怎么玩就怎么玩。都说那是个自由的国家。” “人人享有自由。”警长附和道。“我问你，”他对麦克鲁斯金说，“今天的读数记了吗？” “记了。”麦克鲁斯金说。 “把黑本子拿出来，好好念给我听。”警长命令道，“说个大概就行，看我明不明白。” 麦克鲁斯金从胸口的衣兜里掏出个小黑本。 “十点六。”他说。 “十点六。”警长说，“表盘上显示几度？” “七点四。” “杠杆上是多少？” “一点五。” 说到这儿，两人都停了下来。警长的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就像在解一道复杂的算术题。过了片刻，他终于想明白了，于是又问他的同事。 “有没有下跌？” “三点半的时候跌得挺厉害。” “这很好理解，也相当不错。”警长说，“你的晚饭在里面炉架上。牛奶喝之前，记得晃一下。这样，后面的人也能喝到里面的脂肪，也就是最精华、最有营养的部分。” 一提起吃的，麦克鲁斯金警官笑了。他松了松腰带，走进里屋。不一会儿，就听里面响起了稀里哗啦的声音。他好像在喝玉米粥，没用调羹，也没用手端着。警长请我坐下陪他烤火，然后，从兜里掏出根揉皱了的烟卷递给我。 “你爸真是走运，能住在美国那样的地方，”他说，“尤其是年纪大、牙不好的话。没什么病不是牙引起的。” “是啊。”我附和道。我打定主意尽量少说话，不如等这两个怪警察先摊牌，然后再找办法对付他们。 “因为人唾沫里的细菌和病毒比老鼠皮里面还多。美国人啊，牙齿就是棒，跟刮胡子的肥皂沫似的，比打碎的瓷盘子还考究。” “的确如此。”我说。 “就像黑乌鸦孵的蛋。” “是很像蛋。”我说。 “你走南闯北，进过电影院吗？” “没有，”我谦虚地说，“可我知道里头黑漆漆的，除了墙上的照片，什么也看不见。” “但你能瞧见美国人的好牙。”警长说。 说完，他认真看了一眼炉火，无聊地摸起了残留的黄牙。而我则还在好奇他和麦克鲁斯金之间那段神秘的对话。 “请问，”我壮起胆子说，“你们警察那黑本子里记的是什么读数？” 警长狠狠瞪了我一眼，目光灼热得像那炉火。 “智慧源于问而非答。”他说，“你问问题，那是智慧，而我不回答，同样是智慧。这地方犯罪率大幅上升，你信吗？去年共有六十九起无灯驾驶，四起车辆盗窃。今年可好，八十二起无灯驾驶，十三起占用人行道，四起车辆盗窃。此外，还发生过一起蓄意破坏三挡变速车的事故。下次开庭肯定会提出控告，控告方将会是教区。你等着瞧吧，年底前肯定还会有打气筒被偷。真是卑鄙无耻，给咱们郡抹黑啊。” “是啊。”我说。 “五年前有人报案，说车把手松了。你说，这是不是很少见？结果，害得我们仨花一周时间才拟出一份控告书。” “车把手松了。”我喃喃道，实在不明白他怎么总爱谈自行车的事。 “还有，刹车失灵也是个问题。这国家到处有失灵的刹车，一半的事故都是由此造成的，而且还家族遗传。” 我见势不妙，想换个话题，别再聊自行车。 “刚才你告诉我智慧的第一条法则。”我说，“那么，第二条呢？” “这我可以告诉你。”他说，“其实总共有五条法则：问该问的问题，但绝不回答；不管听到什么，都从对自己有利的角度考虑；务必随身携带修车工具；行车、走路尽量往左转；绝不先按前刹车。” “真有意思。”我揶揄道。 “只要遵守这些法则，”警长说，“就可以保守灵魂，永远不会在路上滑倒。” “那麻烦你告诉我，”我说，“这些法则哪条适用于我今天来这儿要解决的问题？” “不是今天，是昨天。”他说，“对了，你到底有什么问题？问题的症结在哪里？” 昨天？我当即断定，想听懂他说什么，哪怕只听懂一半，根本就是浪费时间。还是接着往下问吧。 “我来这儿是想报案，想告诉你我的美国金表被偷了。” 警长狐疑地看看我，很是吃惊，竖起的眉毛都快碰到头发了。 “这可太惊人了。”过了半晌，他才说了这么一句。 “为什么？” “谁会不偷自行车偷手表啊？” 听听，这也太冷酷、太没同情心了。 “那你搜我身嘛。”我说。 “谁会骑着手表上马路？谁会把一袋泥炭搁手表横档上推回家？” “我没说小偷要我的手表当车骑。”我争辩道，“他很可能自己有车，所以才能趁天黑悄悄溜了。” “正常人不偷自行车偷别的东西？我一辈子都没听说过这种事，”警长说，“——当然，打气筒、裤腿夹、车灯之类的除外。我都这把年纪了，你不会告诉我世道已经变了吧？” “我只是说有人偷了我的手表。”我生气了。 “好的，”警长果断地说，“我们一定会着手调查。” 说着，他朝我爽朗地笑了。明摆着，他根本不相信我说的，以为我精神不正常。他在哄三岁小孩玩儿呢。 “谢谢你。”我小声说。 “东西找到以后，麻烦才真正开始呢。”他很严肃地说。 “为什么？” “到时候，就得开始寻找失主。” “可我就是失主啊。” 警长一听这话，不禁摇摇头，放声大笑。 “我懂你的意思，”他说，“可法律是极其复杂的东西。你如果没名字，你就不可能有手表，被偷的手表就不存在。手表如果找到了，就得归还失主。你如果没名字，就等于一无所有，就不存在，连穿的裤子都不是你的。反过来说，你也可以为所欲为，因为法律根本管不到你。” “那表上还有十五颗珠子哪。”我快气疯了。 “我再说一遍，如果你戴这块表，被误认为他人，那么你可能会被控偷窃或普通盗窃罪。” “我脑子都快炸了。”我说的是实话。警长善意地笑了笑。 “我感觉，”他微笑道，“这表要是找到了，上面一定还带着铃铛和打气筒。” 我开始对自己的处境产生疑虑。看来，已经不可能让警长关注自行车以外的东西了。既然如此，那就最后再试一次吧。 “您似乎有这样的印象，”我冷淡却很客气地说，“以为我丢了一辆美国产的黄金自行车，上面镶了十五颗珠子。可我丢的是手表，而且不带铃铛。只有闹钟才带铃铛。另外，我也没见过手表还带打气筒的。” 警长又冲我笑笑。 “两星期前，这屋里来过一个人，”他说，“告诉我他八十二岁的老母亲失踪了。我让他描述一下老人的相貌特征，也就是填写我们从办公用品处免费领来的信息表。他说，他母亲的钢圈生锈了，后刹车经不起猛拉。” 听他这么一说，我的处境就很清楚了。就在我正要换个话题的时候，忽然有个人探头进来，看了我们俩一眼，然后进到屋里，轻轻关上门，往柜台前走来。这是个红脸膛的粗汉，穿一件厚外套，垂下的两股麻线绑着膝盖。我后来才知道，他的名字叫迈克尔·吉尔黑尼。这人并没有站到柜台前，像在酒馆那样。相反，他走到墙边，两手叉腰，斜倚在墙上，用一只胳膊肘抵着墙面，平衡着全身的重量。 “嘿，迈克尔。”警长亲切地招呼道。 “态度这么冷淡。”吉尔黑尼先生说。 这时，里屋传来一阵叫喊声，我们三人都听见了。麦克鲁斯金警官正在里面吃午饭呢。 “给我拿支烟进来。”他嚷道。 警长又从兜里掏出一支揉皱了的香烟，递给我，然后伸出大拇指，示意我送到里屋去。我接过烟，正要往里走，就听警长翻开一个大本子，开始询问那红脸的汉子。 “什么牌子的？”他说，“型号是多少？配车灯和打气筒吗？” [book_title]第五章 我奉命把香烟送到里屋，然后便和麦克鲁斯金警官聊了起来。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长谈，事后想起来，跟德塞尔比某些更复杂的假想倒是有些关联，尤其是他利用一组镜子对时间和永恒本质的探索。[22]按照我的理解，其理论大致如下： 一个人站在镜子前观看自己的映象，他见到的并非自我的真实反映，而是更为年轻的自己。德塞尔比对该现象的解释十分简单。他如实指出，光传播的速度是有限的，也是可测定的。因此，任何物体在镜中留下映象之前，光线都必须先照射在它身上，然后撞击镜面，再反射回物体本身——比如，观看者的眼睛。所以说，人观看镜中映象与反射光线在眼中成像的时间间隔是可以测算的。 你也许会说，这没什么问题。因为不管想法正确与否，其中的时间差都是可忽略的，正常人并不会计较这个。然而，德塞尔比一向讨厌浅尝辄止。于是，他又坚持把第一次反射回来的映象再反射到另一面镜子中，并声称在二次反射的映象中发现了某些细微差别。就这样，他最终构建出一套熟悉的平行镜组，让每面镜子反射中间物的缩小映象，如此反复，以至于无穷。而这次选用的中间物恰好是他自己的脸。据称，德塞尔比借由“一面强大的镜子”，通过无数次映象，反向观察自己的脸部，并最终得到了惊人的结果。他说，随着映象的层层推进——直至远到肉眼无法看见——他的脸在镜子里也越变越年轻。最后，他变成了一个十二岁的清秀男孩，用他自己的话说，“美丽高贵，非凡脱俗”。不过，“由于地表弧度与望远镜的视野所限”，他未能将观察回溯至摇篮时期。 以上就是德塞尔比的理论。这时，我发现麦克鲁斯金吃饱了，正坐在厨房的餐桌旁，一脸通红，轻轻喘着气。我把烟递给他，他打量了我几眼。“嗯，不错。”他说。 他点着烟，嘬了几口，向我露出神秘的微笑。 “嗯，不错。”他重复道。小油灯摆在桌上，就在他跟前，他正伸手摩挲着。 “今天天不错。”我说，“你干吗大白天还提着灯？” “问得好。”他回道，“那我也问问你，‘布布’是什么意思？” “布布？” “你觉得布布是什么东西？” 我对这谜语没兴趣，但还是假装皱起眉头，绞尽了脑汁。 “是不是那种要花钱的姑娘？”我说。 “不是。” “德国蒸汽风琴上的铜把手？” “不是把手。” “是不是和美国独立有关？” “不是。” “给钟表上发条的机械引擎？” “不是。” “肿瘤，牛嘴里的口沫，姑娘们戴的那种松紧带？” “完全挨不上。” “要不然，就是阿拉伯人演奏的一种东方乐器？” 他拍了拍手。 “不是，但很接近，”他微笑道，“是和这类似的东西。你可真聪明。布布是一种波斯的夜莺。怎么样，没猜到吧？” “我很少有猜不到的。”我冷冷地说。 他很佩服地看了我一眼，两人默坐片刻，像是颇为自在，也很融洽，而事实也的确如此。 “你肯定大学毕业吧？”他问。 我未置可否，只是坐在狭小的椅子上，尽量让自己显得高大、博学、机灵一点。 “我认为你是个永恒的人。”他缓缓地说。 他坐了好一会儿，始终盯着地板看，然后转过脸，把那黑乎乎的下巴对着我，开始打听我的来历。 “我不想多管闲事，”他说，“但你能否告诉我你是怎么来的？想必是有爬坡的三挡变速车吧？” “我没有三挡变速车，”我回答得很干脆，“也没有二挡变速车。我根本就没自行车，也没打气筒。我既然都没车，还要车灯干吗，再说，也没支架可以挂啊。” “这倒是。”麦克鲁斯金说，“是不是有人笑你骑三轮车？” “我没有两轮车、三轮车，我也不是牙医，”我斩钉截铁地说，“而且，我对什么大小轮自行车、小轮摩托车、三轮脚踏车、双人自行车统统不感兴趣。” 麦克鲁斯金一听这话，吓得脸色煞白，浑身发抖。他拽住我胳膊，仔细地打量我。 “我啊，”过了很久他才张开嘴，很紧张地说，“这辈子都没听过这么荒诞离奇的故事。你真是世间少有的怪人。我到死都不会忘记今天早上发生的事。你不会是在耍我吧？” “没有。”我说。 “天哪！” 他站起身，摊开一只手，把头发往脑后梳，又向窗外注视了很久，两只眼睛往外鼓，滴溜直转，而脸却像空口袋似的，不见一丝血色。 然后，他走开了，等情绪平复以后，从架子上某个缝隙里掏出一支很小的镖。 “把手伸出来。”他说。 我不以为然地伸出手，于是他便拿镖对准我的手，越靠越近，就在距离我约半英尺的地方，那镖头一晃，我当即感到刺痛，短叫了一声。只见掌心已渗出一小滴鲜血。 “非常感谢。”我说。这事来得太意外了，我反倒没跟他发火。 “我让你脑子开开窍。”他得意地说。 说完，他把镖放回架上，不怀好意地斜眼瞪着我，神情中颇有几分“君王的豪气”。 “这你能不能解释解释看？”他说。 “我解释不了。”我纳闷地说。 “嗯，的确是需要分析，”他说，“得动脑子。” “你的镖怎么隔半英尺远还能把手扎出血来？” “哦，那支镖啊，”他淡然地回道，“是我业余时间最先做的一件玩意儿。现在看也不过如此，但当年我还挺得意的，早上愣是不肯起床，哪个警长来都一样。论长度和宽度，这在爱尔兰绝无仅有，在美国也只有一个类似的，但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可我还是忘不了你说的‘非自行车人’。我的天哪！” “但这支镖，”我坚称，“已经说明了一切。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我之所以告诉你，是因为你能守口如瓶，”他说，“而且，你说的那些关于自行车的事，我从没听说过。你所认为的镖头根本就不是镖头，而只是锋利的开始。” “说得太精彩了，”我说，“可惜我听不懂。” “镖头有七英寸长，又尖又利，普通人根本看不见。前半段虽然比较粗硬，可你还是看不见，因为真的非常锋利。但如果你能看到这一半，那也就能看到另一半，或者看到两段的接合点。” “这么说，应该比火柴还要细很多？”我问。 “根本没法比。”他说，“因为真正锋利的部分实在太细，没人能看见，不管你是谁，也不管是什么光照在上面。距离顶端约一英寸的地方尤其锋利，有时——特别是深夜或阴天——你想都不会想到它，也不会把它放到盒子里，因为那会把盒子弄破。” 我皱起眉头，想装得聪明些，仿佛这事得用全部的智慧才能搞懂。 “没有砖头，就没法生火。”我点头说。 “真是高见。”麦克鲁斯金回道。 “锋利是肯定的，”我承认说，“毕竟扎出了一滴血，但我又完全不觉得刺痛。可见，一定是极其锋利。” 麦克鲁斯金大笑。他重又在桌边坐下，开始系腰带。 “你还是没说到点子上。”他笑道，“因为扎出血的根本就不是镖尖。我说的跟我们谈论的这个点还隔着一英寸远呢。” “那剩下的这一英寸是什么？”我问，“究竟叫什么？” “那才是真正的镖尖。”麦克鲁斯金说，“但它非常细，能穿透你手上的表皮，而你却丝毫不会感觉痛，也完全看不见、听不见。它细小到像是根本不存在，你可以为此想上半小时，可最终还是一无所获。这一英寸长的镖尖，前面比后面粗，这几乎是肯定的，但我估计你还是不怎么信。” 我捏紧下巴，开始绞尽脑汁拼命想，可就是想不通到底是怎么回事。麦克鲁斯金再次走到橱柜前，拿了个黑乎乎的小玩意儿回到桌边。那东西很像传说中小矮妖的钢琴，有黑白键，有黄铜管，还有旋转的圆形齿轮，类似于蒸汽机的部件或是打谷机的端口，只不过，这一切都极其袖珍。他用白皙的双手抚摩着“钢琴”的表面，像是在找一个很小的纽子。他虔诚地仰望着半空，完全忽略了我的存在。屋里静得出奇，仿佛房顶就快掉到地上。他正痴情地望着“钢琴”，而我却还在琢磨那锋利的镖尖，想要了解其中的奥秘。 十分钟后，他站起身，把东西放了回去，又在笔记本上写了一会儿，然后点燃了烟斗。 “好了。”他豪迈地说。 “那些镖尖。”我说。 “我刚才问你什么是布布了吗？” “你问了，”我答说，“但我好奇的是那些镖尖。” “我做镖尖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他说，“我再给你看样东西，怎么样？做工算是中等，但技艺绝对高超。” “那敢情好。”我回道。 “可我还是忘不了你私下里跟我说的‘非自行车人’。你如果把这故事写下来，让大家都读到，我保证你发大财。” 他又踱步至橱柜前，打开下面的门，取出个小匣子，放在桌上让我仔细观看。我平生没见过如此精美的东西。这是个棕色的匣子，和新加坡海员或水手的衣橱一模一样，只是尺寸非常小，就像望远镜拿反时看到的样子。匣子高约一英寸，比例匀称，做工精细。每一面上都有凹坑、刻印、漂亮的刮痕和图案，顶盖上的弯拱尤其别致。匣子的每个角都贴着闪亮的黄铜包片，顶盖上也覆了一层，可以说，雕工之精美正好和木匣相得益彰。一句话，整个匣子完全体现了艺术的高雅与尊贵。 “你瞧。”麦克鲁斯金说。 “太漂亮了，”我感叹道，“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我年轻时做的，花了两年工夫，”麦克鲁斯金说，“到现在还是让我挺自豪。” “简直绝了。”我说。 “差不多吧。”麦克鲁斯金说。 于是，两人便开始欣赏那匣子，而且一看就是五分钟，到最后，那匣子仿佛在桌上跳起舞来，而且尺寸也变得更小。 “我平常不太注意什么盒子、匣子，”我很坦白地说，“但这匣子实在太美了，我永远都会记得。这里面是不是装了什么东西？” “有可能哦。”麦克鲁斯金答道。 他走到桌边，双手笼着那匣子，就像在抚摸一只狗。然后，他拿一把很小的钥匙打开了顶盖，可是，还没等我看清楚匣子里装的是什么，他就把盖子盖上了。 “我来跟你说个故事吧，让你看看一件小事是怎么复杂起来的。”他说，“当初，我做完这匣子以后，抛光，装饰，心想里面该放些什么好呢，这东西到底有什么用。一开始，我想到了布莱迪的那些信，那些写在蓝纸上、气味特别浓的信。可再一想，信里有很多露骨的内容，恐怕不太妥当。你懂我的意思吗？” “懂。”我回道。 “于是，我又想到了我的那些大头钉、珐琅徽章、演示用的钢笔。那钢笔顶端有螺丝，能把笔尖顶出来，是很精巧的机械装置，也是一件绍斯波特[23]寄来的礼物。这些都是所谓‘机器时代的象征’。” “这可有违匣子所代表的精神啊。”我说。 “的确如此。所以，我又想到了我的刮胡刀，备用的假牙，以防在执行任务时意外磕到嘴……” “这些也不合适吧。” “嗯，不合适。然后就是各种证书、现金、隐修士彼得[24]的小像，还有个拴着带子、黄铜做的玩意儿，那是有天晚上在马修·奥卡拉汉家附近马路上捡到的。可这些也都不合适。” “真是伤脑筋啊。”我说。 “最后，我想到了一样东西，这下心里总算踏实了。” “能找到合适的，这太好了。”我说。 “我发现，”麦克鲁斯金说，“这匣子只适合放一种东西，那就是再放个匣子进去，同样的款式，但尺寸要小一点。” “这主意太妙了。”我尽量顺着他说。 于是，他走到小匣子前，再次打开顶盖，摊开手掌，弄成餐盘或鱼鳍似的形状，从两侧探下去，又掏出个匣子来。这匣子尺寸更小，但式样、比例都和母匣别无二致。它几乎让我窒息，因为实在太完美了。我也走过去，亲手抚摩了一下，看看究竟有多么袖珍。匣子上的铜饰闪闪发亮，就像海上看到的太阳；木质部分泛着深厚、饱满的光泽，像是经过了岁月的积淀。我盯着那匣子看，渐渐觉得身体有些无力，于是便找了把椅子坐下。为了假装没受到干扰，我吹起口哨，哼了一首歌，《老头弹牙套》。 麦克鲁斯金冲我诡异地笑笑。 “你也许还没接触过自行车，”他说，“但这并不代表你什么都懂。” “这些匣子，”我说，“每个都一样，我反而没法相信它们的存在，因为有特点的总比雷同的更加可信。不过，尽管如此，这仍然是我见过的最不可思议的两样东西。” “花了我整整两年工夫啊。”麦克鲁斯金说。 “那小匣子里装的又是什么？” “你觉得呢？” “我都不太敢想了。”我很坦率地说。 “好，你等着，我打开给你看，”他说，“让你看个仔细。” 说着，他从架上取下两把小的黄油铲，伸进小匣子里，又钩出一只一模一样的匣子。我走上前，用手仔细抚摩了一遍，还是同样的纹路，同样的比例，同样完美的铜饰，只是尺寸又小了一号。这东西毫无瑕疵，又很赏心悦目，说来也怪，倒让我不禁想起一样东西，一样我理解不了也没听说过的东西。 “什么也不用说。”我当即对他说，“你忙自己的吧，我要坐下来好好看看。” 听我这么一说，他点点头，拿了两把直柄的茶匙，把柄插进那最小的匣子里。结果可想而知，他打开匣子，用两把餐刀又“挖”出一只匣子。就这样，刀子越变越小，最后，桌上竟罗列了十二只小匣子，而那最小的也就半个火柴盒那么大。因为太袖珍，所有铜饰都只剩下一个光点，其余则完全看不清楚。我匆匆瞥了一眼，便把头扭开，所以并不知道上面是否刻了同样的图案。但我相信应该是完全一样的。此刻，我已哑口无言，因为这警察的技艺实在太惊人。 “最小那只，”麦克鲁斯金一边说，一边收拾起那些刀子，“用了三年时间才完工，然后又过了一年，我才敢相信我终于成功了。对了，你身上有没有带别针？” 我默默递给他一根别针。只见他用头发丝那么细的一把钥匙打开了最小的匣子，然后用别针又挖出一只更小的匣子。现在，桌上十三只匣子排成了一排。奇怪的是，我觉得这些匣子都一样大，只是我观看的角度发生了偏差。这想法让我很惊讶，于是过了好久，我对他说： “这十三只匣子排在一起，太让我惊讶了。” “你稍等。”麦克鲁斯金说。 我密切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整个人都紧张起来，身子一哆嗦，仿佛能听见脑仁发出咔嗒咔嗒的响声，就像一粒干瘪的豌豆。他拿着别针这里戳戳、那里捅捅，最后共挖出二十八只小匣子。那最小的摆在桌上就像只虫子，或者一粒灰尘，只不过它还闪着光。再定睛一看，发现这匣子边上还有样东西，跟大风天吹进眼里的沙子一般大。我这才醒悟，原来正确的数目应该是二十九。 “喏，别针还给你。”麦克鲁斯金说。 我呆呆地伸出手，他把别针塞到我手里，若有所思地回到桌边。然后，他从兜里掏出个小得看不见的东西，放在桌上拨弄起来，而旁边那只匣子本就已经小得无法形容。 这时，我心里开始发怵。眼前的一幕已不再那么奇妙，相反，它透着恐怖的气息。我闭上眼，祈祷他就此罢手，赶快停止手头正在做的事。可是，等我睁开眼睛，发现什么也没发生，这才转忧为喜。桌上没再多出什么匣子；麦克鲁斯金站在桌子的左边，手里还在拨弄那个看不见的玩意儿。他见我一脸惊恐，便走过来，递给我一个巨型放大镜——像个带把手的洗脸盆。我接过放大镜，心头突然一紧。 “来，到桌子这边来。”他说，“仔细瞧瞧，看能发现些什么。” 桌上除了二十九只匣子，似乎什么也没有。可等我拿放大镜一照，这才发现原来旁边又摆出了两只小匣子，其中，那最袖珍的还不到肉眼可见的一半。我把放大镜还给他，默默走回座位。为了安慰自己，为了抒发情绪，我用口哨哼了一首《长脚秧鸡吹风笛》。 “你看。”麦克鲁斯金说。 他从表袋里掏出两支皱巴巴的香烟，同时点燃，然后递了一支给我。 “这第二十二只匣子，”他说，“是我十五年前做的。打那以后，我就利用晚上和加班时间，利用工余时间，每年都做一个不同的出来。” “我完全明白你的意思。”我说。 “六年前开始，这些匣子就看不见了，不管用不用放大镜。我最后做的那五个谁都没见过，因为所有放大镜都不行，都没法把东西放到足够大，当然，也就没人知道它们是世界上最袖珍的手工艺品。同样，也没人知道我在干什么，因为我的那些工具都小得看不见。至于我目前正在做的匣子，更是小得跟不存在一样。‘第一号’可以同时容纳一百万个这样的小玩意儿，而且就算这样，剩下的空间都足够再放一条卷好的女式马裤。谁也不知道这要什么时候才会停下来。” “干这种活很伤眼睛吧。”我决定假装大家都是普通人，都跟我一样。 “过几天，”他回道，“我得买副金丝眼镜。我现在都快瞎了，报纸上、表格上的小字一点都看不见。” “在我回值班室以前，”我说，“能问你个问题吗？你在迷你钢琴上弹的是什么曲子？就是那个带把手、有铜针的东西。” “哦，那是我的乐器。”麦克鲁斯金说，“我用它弹自己作的曲子，算是自得其乐吧。” “我一直在听，”我回道，“可什么也听不见。” “这不奇怪，”麦克鲁斯金说，“因为这是我特制的乐器。那些曲调的振动频率很高，一般人的耳朵根本接收不到。只有我自己才了解其中的奥妙，懂得它的窍门，知道该怎么操作。你觉得怎么样？” 我勉强站起身，打算回值班室，一只手无力地捋了下眉毛。 “我觉得曲调非常齐整。”我回道。 [book_title]第六章 我回到值班室的时候，正好碰上普拉克警长和吉尔黑尼先生。两位绅士正在讨论自行车的话题。 “三挡变速车完全不行，”警长说，“就是个时髦玩意儿，弄得你腿生疼。有一半的事故都是这种车造成的。” “可是，爬坡时很够劲，”吉尔黑尼说，“就像多了一对保险栓，加了一台小型汽油机。” “这种车很难调。”警长说，“你可以把耷下来的铁边带用螺钉固定好，可是到最后，脚就再也踩不到踏板了。而且，刹车也很别扭，就像破颚板似的。” “你净瞎说。”吉尔黑尼反驳道。 “或者说，像小提琴的琴栓，”警长说，“像春天冷被窝里皮包骨头的老婆。” “也不对。”吉尔黑尼说。 “或者说，像生病时肚子里的黑啤。”警长说。 “得了吧。”吉尔黑尼说。 警长用眼角的余光看着我，然后转身跟我聊了起来，再也不搭理吉尔黑尼。 “他跟你说了一大堆吧。”他说。 “嗯，说得挺详细。”我揶揄道。 “这人可有意思了，”警长说，“就像个会走路的大商场。别人还当他全身缠着电线，靠蒸汽发动呢。” “是啊。”我说。 “他还懂音乐，”警长补充道，“人很情绪化，这对脑子可不好。” “说起自行车的事。”吉尔黑尼说。 “自行车会找到的。”警长说，“我会把它找回来，再依法交还给失主。你想帮我一起找车吗？”他问我。 “好啊。”我回道。 警长对着镜子查看了一会儿牙齿，然后穿上绑腿，拿起手杖，意思是说他要上路了。吉尔黑尼把着门，让我们先出去。就这样，三个人站在了光天化日之下。 “考虑到晚饭前未必能找到车，”警长说，“所以我留了一份有关福克斯警官个人信息的正式备忘，这样，他一看就能马上掌握情况。” “你用的是锯齿踏板吗？”吉尔黑尼问。 “福克斯是谁？”我问。 “福克斯也是我们的警官，”警长说，“可谁也没见过他，也不了解他，因为他一直在外巡逻，从不下班。他总是深更半夜才来签到，那时候就连獾都睡着了。这人疯疯癫癫的，从来不审问谁，就只管做笔录。要是哪天锯齿踏板流行起来，那自行车的末日也就到了，人命会像苍蝇一样不值钱的。” “他为什么会这样？”我问。 “我也一直没弄明白，”警长回道，“也没掌握可靠的信息，只知道有一年的六月二十三号，他和麦克鲁斯金在私人房间里待了一小时。打那以后，他再没跟任何人说过话，人也变得疯疯癫癫的。我跟你说过吗？关于锯齿踏板的问题，我已经问过奥戈尔基督察。我说，既然只能在药铺买到，而且还要求登记，保证你不滥用，为什么不禁用，或者像砒霜一样列为特殊商品？” “可是，爬坡时很够劲。”吉尔黑尼说。 警长往干燥的路面连吐了几口唾沫。 “‘这得要国会通过特别法案才行，’督察说，‘国会特别法案’。” “我们这是要去哪儿？”我问，“往哪个方向？还是说，从什么地方往回走？” 眼前的乡间甚是怪异。四周环绕着青山，不远也不近，一道波光粼粼的溪水从山上流下来，把我们团团围住，弄得人心烦意乱。路走到一半，眼前的景色才逐渐明朗。到处是山丘和空谷，还有广阔、秀丽的沼地。到处能看见农夫手执长柄的农具在劳动。田间地头的人声在风中飘荡，大路上传来隆隆的马车声。几间白色的房屋散见于各处，觅食的牛群在草地上懒洋洋地挪动着。就在我观望的时候，突然，树上飞出一群乌鸦，不无凄凉地飞落在田间，那里有一群毛色光润的绵羊。 “去我们要去的地方。”警长说，“朝这个方向走，隔壁就是。世界上有样东西比锯齿踏板还危险。” 说完，他离开大路，带我们穿过一道树篱。 “你可不能这么贬低锯齿踏板，”吉尔黑尼说，“因为我家前后几代人都用它，而且个个都得以善终。也就剩我那大表哥，喜欢鼓捣蒸汽打谷机的进气管。” “只有一样东西比这更危险，”警长说，“那就是活动板。活动板非常烫，谁要是吞下去一块，肯定活不长。这东西会间接导致窒息。” “吞锯齿踏板就没危险吗？”吉尔黑尼说。 “如果有活动板，那你就得预备些够劲的裤腿夹，”警长说，“还要很多红色的封蜡，把活动板粘到上颚上。瞧那片树丛，根部貌似很可疑啊。我看，都不用出示搜查证了。” 那是一丛低矮的荆豆，看着并不起眼，就像部落里的女性成员，高高低低的枝条上粘着干草屑和羊毛。吉尔黑尼跪在地上，两手拨开草丛，像低等动物似的翻找着。不一会儿，他搜出个黑乎乎的东西，细细长长，像一支巨大的自来水笔。 “快过来，我的打气筒！”他嚷道。 “果然不出所料。”警长说，“这打气筒是一条很有利的线索，对我们的侦查和治安工作或许会有所帮助。你把它藏兜里，说不定有歹徒在监视、跟踪我们。” “世界这么大，你怎么知道打气筒在那个角落？”我这问题也太天真了。 “你对高车座怎么看？”吉尔黑尼问。 “问题就像叫花子敲门，你没必要睬它。”警长回道，“不过呢，我可以告诉你，只要有黄铜车叉，高车座根本就不是问题。” “高车座爬坡时能使上劲。”吉尔黑尼说。 正说着，我们来到了一个全然不同的地方，周围到处是白色、棕色的奶牛。我们穿行在牛群中，牛群则安静地注视着我们，慢慢变换身姿，像是要展示它们肥硕两胁上所有的图案。这些牛想告诉我们，它们跟我们很熟，很关心我们的家人。当从那最后一头牛身边经过时，我摘下了帽子，以示我的感激之情。 “高车座，”警长说，“是一个叫彼得斯的人发明的。这人一辈子侨居海外，骑骆驼，骑各种高大的动物——长颈鹿、大象和一种跑得跟野兔一样快的鸟。那鸟下的蛋有蒸汽洗衣机里的圆盆那么大。圆盆里放了药水，能把男人裤子上的焦油给洗下来。他参战回来那会儿，也认真想过低车座的问题。然后有天夜里，他躺在床上，很偶然地想到了高车座。这是他长期思考和研究的成果。这人的教名我不记得了。有了高车座，才有后来的低车把。低车把一夹住车叉，血液就直冲脑门，内脏器官可吃不消。” “哪种器官会吃不消？”我问。 “两种都会。”警长回道。 “应该就是这棵树吧。”吉尔黑尼说。 “有可能。”警长说，“你把手伸到下面去，随便摸一下，看看那里除了树本身的空虚，还有没有什么别的。” 吉尔黑尼俯卧在草地上，面前是一株黑刺李的残根。他用强健的双手摸索隐蔽的根部，一边使劲，一边喘着粗气。片刻之后，他找出了一盏车灯和一个车铃，然后站起身，偷偷把东西塞进了表袋。 “干得好，有条不紊。”警长说，“这表明坚持不懈有多重要。凭借这条线索，我们一定能找到自行车。” “算我多嘴，”我很礼貌地说，“引领我们找到这棵树的智慧，国民小学里根本学不到啊。” “我的车已经不是头回被偷了。”吉尔黑尼说。 “想当年，我上小学那会儿，”警长说，“有一半的老师唾沫里带病菌。病菌数量之多，足够让俄国的人口减少一成。那些老师光用眼睛，就能叫一整片庄稼枯死。可是，他们照样走来走去。如今这现象已彻底消灭，人人都得接受强制检查，质量还行的就往里面塞铁，质量太差的，就用割电线的钳子把它拔出来。” “这一半是因为骑车时忘了闭嘴。”吉尔黑尼说。 “现在，”警长说，“你在开卷书店经常能看见一群学童，个个都有一口好牙，还有郡议会免费制作颁发的未成年人专属车牌。” “都爬到一半了，所以只能咬牙继续向上。”吉尔黑尼说，“这是最最糟糕的，会磨损牙齿最好的部分，还会间接导致肝硬化。” “在俄国，”警长说，“他们用废旧的钢琴键给老奶牛做假牙。不过，那地方很荒凉，人也不怎么开化，买个轮胎得花一大笔钱。” 此刻，我们正走在一片栽满不老树的乡野里，时间永远停在了傍晚五点。这是大千世界里一个温柔的角落，没有侦查、审判、裁决，没有争吵、辩论，心境是那么平和。这里的动物顶多只有大拇指那么大，这里的声响比警长的鼻息还微弱。这是一种独特的音乐，像烟囱里吹拂的风。一片苍翠围绕在我们四周，幼嫩的蕨草铺成了一块块地毯，修长、碧绿的茎叶穿梭其间，冒失的灌木不时探出头来，然而一切仍是那么优雅。也不知在这里走了多久，反正最后大家都停下脚步，不再往前。警长手指着草窠上的某一点。 “也许是这里，也许不是。”他说，“我们只能试试看，因为坚持才有收获，有需要才会有创造。” 没多久，吉尔黑尼就在草窠里找到了他的自行车。他拔光轮辐里的荆棘，伸出一只通红的手，轻轻抚摩着轮胎，接着又仔细把车擦了一遍。然后，我们三人一声不吭，重又回到大路上。吉尔黑尼把脚搁在踏板上，表明他要回家了。 “临走前再问个问题，”他跟警长说，“你觉得木头车圈怎么样？” “这发明了不起，”警长说，“弹性更强，往白气胎上套也更容易。” “木制车圈，”吉尔黑尼慢吞吞地说，“可是杀人的陷阱啊，天一潮就膨胀。我知道有人就是这么死的。” 可是，我们还没仔细听他要说些什么，吉尔黑尼就已经骑得老远了。他一个劲往前冲，越骑越快，背后扬起一阵风，把上衣的后开衩吹了起来。 “这家伙真怪。”我放肆地说。 “人倒是挺不错，”警长说，“帮了很大的忙，就是话太多。” 于是，我和警长抽着烟，迈开大步往回走。午后的空气里弥漫着烟草的味道。回头想想，幸亏有这条马路，把我们一直带回警局，要不然，我们早就在田间、沼地里迷路了。警长使劲嘬着烟蒂，默不作声，眉头上落着一道黑影，就像戴着顶帽子。 走了一段路，他忽然转身向我。 “郡议会要受重罚了。”他说。 我没懂他的意思，但还是表示了赞同。 “有件事，”我说，“让我伤透了脑筋，又让我很好奇。我说的是自行车。侦查任务完成得这么顺利，这是我前所未闻的。我们不仅找回了自行车，还发现了全部线索。这一切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有时我都不敢多想，就怕想了还不敢相信。身为警察，你的成功秘诀是什么？” 警长一听这话，顿时哈哈大笑。他看我这么天真，忙不迭地摇摇头。 “这很简单。”他说。 “怎么个简单法？” “就算没那些线索，我照样能找到车。” “这听来并不简单啊。”我回道，“莫非你早知道车在哪儿？” “对。” “这怎么可能？” “因为车就是我藏的。” “车是你偷的？” “没错。” “打气筒和其他线索呢？” “也都是我事先安排好的。” “为什么？” 他半晌没有答话，只顾着和我并肩往前走，目视前方，步伐矫健。 “郡议会才是罪魁祸首。”过了好久，他才说了这么一句。 我没有接茬，心想只要我不插嘴，他肯定会把郡议会痛骂一顿。很快，他又转身跟我说起话来，表情十分严肃。 “想到过或者听说过原子论吗？”他问。 “没有。”我回道。 他神秘兮兮地把嘴凑近我的耳朵。 “告诉你吧，原子论正在这个教区起作用。”他幽幽地说，“是不是觉得很惊讶？” “是挺惊讶。” “它正在造成巨大的破坏。”警长继续道，“这里有一半人都感染了，症状比得天花还严重。” 我感觉我该说几句了。 “这种事该让门诊医生或者小学老师来处理，对吧？”我说，“要不然，一家之主也可以管，你说呢？” “这些人，”警长说，“统统归郡议会管。” 他继续往前走，忧心忡忡的样子，看来这问题真的很让他发愁。 “我不懂什么原子论。”我直言道。 “很多人差不多都被原子论给毁了，”警长说，“迈克尔·吉尔黑尼就是其中一个。他现在近一半已经变成自行车了。你说吓人不吓人？” “太吓人了。”我说。 “算起来，”警长说，“他今年也快六十了。如果他还是他的话，那么这三十五年来，他应该一直在骑车翻越崎岖的锚地，骑车上山下山，冬天遇上道路损坏、变形，就把车骑到很深的沟渠里。每个钟点他都有设定的目的地，然后隔一小时再返回。每周一他的车都会被偷，要不然，他早就已经在半路上了。” “半路上？去哪儿的半路上？” “在变成自行车这条路上。”警长说。 “你的话太深奥，”我说，“我一句都听不懂。” “你小时候没学过原子论？”警长露出惊讶的表情。 “没学过。”我回道。 “那你可吃大亏咯。”他说，“不过没关系，我可以跟你说个大概。原子论认为，世间万物都是由自身的微粒构成。这些微粒飞来飞去，有同心圆，有弧形，有线段，总之形状各异，不计其数。微粒永远不会静止。它们横冲直撞，飞走了又飞回来，一刻不停。这些迷你绅士就叫‘原子’。能听懂吗？” “能。” “这些微粒很活跃，就像二十个小矮妖在墓碑上一起跳吉格舞[25]。” 多优美的比喻啊，乔喃喃道。 “就拿羊来说吧，”警长解释道，“一只羊的体内盘旋着几百万、几千万粒羊原子，它们在进行各种复杂的运动。这就是羊的本质。要不然，它还能是什么呢？” “那羊一定觉得头晕吧，”我说，“如果脑子里也这么转啊转的。” 警长瞪了我一眼，像是在说“不许动”或者“别碰我”。 “你这不废话嘛，”他厉声说道，“因为神经和羊头本身也在旋转啊。旋转可以相互抵消，就像五除以五可以化简为一。” “说实话，我没想到这一点。”我坦白道。 “原子论有很深奥的定理，可以用几何学进行演算。不过，得一步步来，因为你用尺子、余弦和其他工具算一整晚，也只能证明其中的一小部分，而且到最后，证明的结果可能你自己都没法相信。万一发生这种事，你就得推倒重来，直到你的事实与数字符合霍尔和奈特《代数》[26]的描述，并具有一定的可信度。然后你继续演算，直到全部证明完毕，再没任何疑义，再不会头疼烦恼，像在床上丢了衬衫饰扣那样。” “的确如此。”我说。 “所以，依此类推，”他继续道，“你就知道原来自己也是由原子构成的；同样，还有你的表袋、衬衫的后摆、剔牙用的工具。你知道用结实的煤锤或钝器猛砸铁棒，会发生什么状况？” “什么状况？” “你一砸下去，原子就全被挤压到铁棒的底部，好像一只双壳蛋。然后，过一会儿，这些原子又会游散开来，并最终返回原处。可是如果你一直砸，狠狠地砸，原子就没法复归原位了。那么，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 “这问题好难啊。” “你去问铁匠，他会告诉你，如果一直砸，铁棒就会逐渐消失，部分原子会进入锤子，还有一半会进入桌面、石头或者铁棒底部的垫片。” “这大家都知道。”我附和道。 “那些人大半辈子骑车往来于这个教区崎岖的锚地之间，结果，由于人与车之间的原子互换，他们的个性里也融入了车的个性。说出来吓你一跳，这地方很多人几乎已经是半人半车了。” 我惊叹一声，像自行车突然爆了胎。 “同样可怕的是，许多自行车有了一半人的属性。” 这地方真是百无禁忌啊，乔评论道。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而且句句都是真话，不容置疑。 此刻，我宁愿在大海上漂流，在轮船上绕缆绳，干点重体力活。我想远离这地方。 我仔细环顾四周。褐色、黑色的泥塘整饬分明，分列在道路两旁。到处是泥雕的长方形盒子，里面盛着黄褐与棕黄的水。远处，人影在天边缩成了一粒粒小点。他们正在躬身劳作：用特制的铁锹把草皮切成整齐的条块，堆成一座两架马车那么高的纪念碑。声音借助西风，毫不费力地传到了耳边：有欢笑，有口哨，还有古老的沼地歌谣。较近处有座房子，门前栽着三棵树，四周围着一群快活的家禽。所有家禽都在啄食、觅食，因为急着生蛋，所以叫声特别响亮。房前屋后则是一片寂静，唯有烟囱上缭绕着一团炊烟。想必，有人正在家里忙活。眼前是一马平川，脚下的路不断向前延伸，直到遇见一座小山，才略做停顿，然后又缓缓向上。那山在等着它，在草丛、灰岩和矮树茂盛的地方。抬头看，是一整片祥和、明朗的天空，不可方物，无与伦比。一朵美丽的白云静静停泊在贾维斯先生家的门外，距离外屋的右方只有两码之遥。 这景象真真切切、明明白白，并不像警长说的那样。但我知道警长说的是真话。如果非要选的话，我未必会轻信眼前这一切。 我扭头看了警长一眼。他迈着大步，满面怒容，还在生郡议会的气。 “你肯定自行车也通人性？”我问他，“原子论真有你说的那么危险？” “危险性是预估的两到三倍。”他沮丧地回道，“我常常觉得，大清早可能高达四倍。你只要在这儿住上几天，留心观察，就知道我说的句句属实。” “吉尔黑尼看着不像自行车啊，”我说，“他没有后轮，好像也没有前轮，虽然我不怎么注意他的前面。” 警长有些同情地看看我。 “他当然不会从脖子上长出把手来，可是，我见过比这更离奇的事。你有没有发现这地方的自行车都很怪？” “我来这儿没多久。” 幸亏没来多久，乔说。 “那就多观察观察吧，如果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