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精神病学的人际关系理论 [book_author]沙利文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282022 [book_dec]美国沙利文著。美国纽约诺顿出版公司1953年出版。由沙利文的同事及学生等整理沙利文1946—1947年在华盛顿精神病学院讲授的系列课程而成。共22章。主要讨论人际关系、人格发展以及人际需要,强调了焦虑的张力和作用,是心理学、精神病学的重要文献之一。至今仍然具有显著的指导意义。 [book_img]Z_10500.jpg [book_chapter]序 [book_title]编者前言 在准备根据哈里·斯塔克·沙利文(Harry Stack Sullivan )尚未发表的演讲稿编撰这第一本著作的时候，首先遇到的问题便是如何从沙利文留下的极其丰富的材料中进行选择。在他尚未发表的五个系列演讲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其后来的概念框架的最为详尽的陈述，这五个系列的演讲是他在华盛顿精神病学院，以及纽约威廉·阿兰森·怀特精神病学、精神分析和心理学研究所里所发表的演讲；第六个系列的演讲由于其1949年的去世而中断。幸好，这些演讲都作了录音，而且他还留下了两本笔记，描述了这些演讲的轮廓，第一本是在1944—1945年撰写的，还有一个修订版写于1946—1947年。在沙利文的一位朋友以及同事大卫·麦肯齐·里奥奇(David McKenzie Rioch)博士的建议下，本书主要限于沙利文于1946—1947年冬季在华盛顿精神病学院所作的一个系列的演讲，因为这个系列的演讲代表了沙利文针对其精神病学概念所作的最后一个完整的陈述。 沙利文的概念并非静止不变的；随着他的思想与系统阐述的显露与发展，他的演讲每年都在发生变化。不过，他所作的每一个系列的演讲都呈现了一个经由发展路线的精心组织的取向——也就是说，他从最早的婴儿期开始追溯个体的发展，一直到成年期，并从这项研究中得出了某些关于后来生活中所出现之精神障碍的结论。所以说，尽管他的思想的整体框架没有变化，不过在每个系列中，有些思想遭到了扬弃，而一些新的思想又增加了进去，并且这种扬弃与增加通常都是错综复杂的。正是出于这一原因，用他最后一个完整陈述作为本书的基础，这样的编撰思想似乎是合乎需要的。 不过，也有一些例外。我们发现，可以将他始于1948年未发表的演讲系列中所出现的大多数新材料也汲取进本书中(主要是通过脚注的形式)。此外，我们偶尔也会依赖于早年的一些演讲，来澄清一些含糊不清的段落，或者是充实一些章节，在这种场合中，由于演讲时间的限制，沙利文只能匆匆地将他在其他某个地方详细讨论过的思想一带而过。我们还不得不依赖于早年的演讲来提供由于录音设备的机械障碍而导致的一些章节的缺失。不过，尽管我们从其他的系列中汲取了一些材料，但我们的总体构思一直都是以他最后一本笔记为指导的，因为我们既不想把他在1946—1947年的笔记中作了修订或扬弃的系统阐释包括其中，也不希望改变对于他自身的呈现计划的强调。所有这种类型的汲取都是在脚注中加以说明的。 本书的前半部分与后半部分在风格上略有差异。那些论及婴儿期的章节主要呈现的不是对人类婴儿的观察，而是鉴于婴儿特定的心理生物特征、能力成熟的顺序、文化不可避免的影响，以及后来生活中的一些事实，主要呈现了关于每一个人在出生后最初这几个月的生活中必定发生了何事的假设。对于这些演讲(在这些演讲中，他通常呈现的是推论，而不是观察)，沙利文作了充分、详细的笔记，并以精确的措辞表达了许多他所希望提出的假设；在演讲时，他常常从他的笔记上读一段话，对其进行扩展，并作一番解释。但是，在后来的演讲中，每当讲到那些可能受到观察支持的材料，以及可能在听众回忆范围之内的材料时，沙利文就会根据只列出了大概的笔记，即席地发表演讲。因此，开头几章的许多材料反映了沙利文的写作风格，这种风格有时候是颇为复杂的；而在后来的演讲中，沙利文则以一种更为轻松、口语化的风格来发表演讲。在编辑本书时，对于沙利文在写作中已经充分表达了的那些陈述，我们不作任何的改变。不过，对于沙利文临场发挥的那些部分，我们则不得不作一些严谨的编辑以及重新组织的工作，因为他的一些口头陈述的含义与强调，并非总能以书面的形式表达出来。 许多学生已经对沙利文之笔记的重要性作了评论。在这个系列的演讲中，沙利文将他最后一本笔记中所出现的大多数陈述也包括了进去(通常以同样的措辞)。倘若这本笔记中的某一系统阐述没有出现在相应的演讲中，那么我们通常会在恰当的地方把它补充进去，只要这种疏漏看起来不是出于故意就好。本书一些部分与章节的题目也与沙利文笔记的标题相一致，极少有改变。在那些摘自他笔记的段落中，他对于引号的使用也通常未作改变；他对于单引号的使用(用来表明他赋予一些字词或短语之意义的特殊修饰)尤其是他所有作品所特有的。 在准备本书时，我们省略了一个部分：在第二部分之后，沙利文作了三次演讲，对精神病医生的工作进行了讨论——尤其是精神病学访谈。由于这些演讲与另一个关于这一特定主题的独立演讲系列有所重复，而这个演讲系列将会在另一本书中出版，因此我们在这里就把它们省略了。 本书的准备过程体现了沙利文所谓之综合模式的合作，因为有许多人都慷慨地贡献出了他们的时间、金钱以及思想。詹姆斯·I·沙利文(James I. Sullivan)将沙利文的论文移交给了基金会(沙利文曾在这个基金会工作过，是由他的学生和同事组建的)，在汇编论文以供出版的工作中，他也一直给予了源源不断的帮助。为了给最初阶段的论文分类和编辑工作筹措资金，沙利文的93名学生与同事成立了一个拥有15 000美元的特别基金管理机构。如果没有那些最为了解沙利文工作、感兴趣于看到这本书到达读者手中的人这种非常切于实际的行动，本书是不可能问世的。 在本书的编辑过程中，玛贝尔·布莱克·科恩(Mabel Blake Cohen)博士一直担任着精神病学顾问，而且在这项工作所有阶段中，她也一直都是我们的主要顾问。沙利文作品出版委员会(Committee on Publication of Sullivan's Writings)的所有成员都阅读了手稿，认可了其内容，并提出了批评意见。 在基金会拿到沙利文的论文时，是帕特里克·默拉希(Patrick Mullahy)和小奥托·艾伦·威尔(Otto Allen Will, Jr.)博士最先通读了大多数的材料，并向基金会传达了这些材料的丰富性，以及出版这些材料的重要性。默拉希先生还阅读了本书的定稿，并就此提出了许多极好的建议。沙利文的许多其他学生和同事也在最初的论文出版计划中助了一臂之力，提供了鼓励与力量，尤其是阿尔弗雷德·H·斯坦顿(Alfred H. Stanton)博士。在沙利文还在发表演讲的那些日子里，玛丽·朱丽安·怀特(Mary Julian White)博士一个人负责录音以及誊写演讲系列的工作，这些是本书的基础；由于她的规划，这成了基金会可以随时使用的最为精练、最为完整的演讲系列之一。 以下这些人也阅读了本书的全部或部分，并提出了宝贵的意见，他们是罗伯特·A·科恩(Robert A. Cohen)博士、菲利浦·A·霍尔曼(Philip A. Holman)，以及斯图亚特·E·佩里(Stewart E. Perry)。最后，我们对诺顿出版公司的编辑凯瑟琳·巴纳德(Katherine Barnard)深表谢意，她很有技巧地为本书作了最后的润色。 非常感谢获得允许从下列业已出版或发表的作品中引用了一些有关的材料：美国心理学会P. W. 布里奇曼(P. W. Brideman)的《操作性分析的一些一般原理》(“Some General Principles of Operational Analysis，”Psychological Review，1945，52：246-249)、灯塔出版社出版的伦纳德·考特里尔(Leonard Cottrell)和露丝·加拉弗(Ruth Gallagher)的《社会心理学的发展：1930—1940》(Developments in Social Psychology, 1930-1940, 1941)、托马斯·Y·克罗韦尔出版公司出版的塞巴·埃尔德里奇(Seba Eldridge)的《生命的组织》(The Organization of Life，1925)、哈考特·布莱斯出版公司出版的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的《语言：言语研究导论》(Languag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peech，1921)、希尔米塔吉出版公司出版的帕特里克·默拉希的《俄狄浦斯：神话与情结》(Oedipus: Myth and Complex，1948)、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出版的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的《文化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1934)、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出版的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的《人格动力理论》(A Dynamic Theory of Personality，1935)、麦克米兰出版公司(伦敦)出版的查尔斯·斯皮尔曼(Charles Spearman)的《“智力”的本质与认知的原理》(The Nature of ‘Intelligence’ and the Principles of Cognition，1923)、麦克米兰出版公司(纽约)出版的布隆尼斯劳·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的“文化”(Culture)及T. V.史密斯 (T. V. Smith)的“乔治·赫伯特·米德”(Mead, George Herbert)词条(参见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哈里·斯塔克·沙利文的《人际和国际的张力》(“Tensions Interpersonal and International，”in Tensions that Cause Wars，edited by Hadley Cantril；1950)。 海伦·斯威克·佩里(Helen Swick Perry) 玛丽·拉德·加威尔(Mary Ladd Gawel) [book_title]引言 今天的理论精神病学(theoretical psychiatry)领域之所以会处于一种健康波动的状态，主要是由于沙利文思想的影响。而他的思想，从很大程度上看，是他能够看到各种社会科学之相关性的能力的一种产物。他对一种操作方法(operational approach)和场论概念(field-theory concepts)的使用，他认识到精神病医生不仅仅是一名观察者，相当明确地说，应该是一名参与性观察者(participant observer)，他运用人类学家对于其他分化之分析而导出的概念——所有这些都给精神病学实践和理论注入了一种更具动力的特征。而反过来，沙利文的思想为社会心理学家的参考框架所作的贡献，已经对后者产生了影响，使得其改变了关于“正常”行为的概念，以便考虑到来自过去的某些力量与影响，而这迄今一直都只属于异常行为的领域。 本书体现了沙利文的最新概念。对其最为恰当的介绍应该是，试图鉴别那些代表他为精神病学领域所作出的最为独特、有价值之贡献的概念，并可以以某种方式将其置于历史的视角中。 在回顾沙利文理论的发展时，我发现，非常值得注意的是，沙利文最早关注的是交往(communication)问题。他与人类学家爱德华·萨丕尔(主要对语言学和交往感兴趣)的联系，进一步促进并丰富了沙利文自己在该领域的研究。他在本书中关于语言、符号以及交往的论述，是我曾见到过的对精神病医生而言最为有用的论述之一。从思考两个人或少数一些人之间的交往开始，沙利文的兴趣逐渐地扩展开来，将较大人群之间的交往问题也纳入了思考范围之中，并因此将一般社会场景中的失调行为问题也包括了进去。而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紧张计划(the UNESCO Tensions Project)也为沙利文对于将他的人格理论用于国家之间问题的兴趣作了证。 这种对于交往的兴趣，并不是沙利文研究的一个分支，而是与沙利文研究的核心有着根本的联系。我们可以将这个核心描述为人际关系的精神病学(the psychiatry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或者是关于人与人之间交往的研究(the study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persons)，或者是精神病医生在其中扮演着参与性观察者这一角色的精神病学操作方法。其依赖于下列命题：(1)大部分精神障碍都源自于不适当的交往，并不断重复着不适当的交往，而且交往的过程为焦虑所困；(2)在任何一种二人关系中，每个人都作为人际场(interpersonal field)的一个部分(而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而影响到该场，并处于受该场之影响的过程之中。 沙利文并非孤身一人表达他对于相互作用的精神病学(interactional psychiatry)的兴趣，以及根据场论对行为进行研究。他对时代亦步亦趋。现代社会科学不逊于现代物理学，现在也思考场过程，而不是分离出单一的、独立的单位进行研究。诸如乔治·米德、约翰·杜威(John Dewey)、露丝·本尼迪克特、爱德华·萨丕尔、伦纳德·考特里尔、库尔特·勒温、卡伦·霍妮(Karen Horney)等这些科学家也都意识到了文化环境对于个人发展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并承认他们所研究的是一个相互作用的场(a field of interaction)。 沙利文接受的主要训练是精神病学的，而不是社会心理学的，而且他还将一个精神病医生的思想与临床经验用来研究场心理学的问题。他的主要工作由临床研究构成，对他而言，这种临床研究不可分割地与治疗患者的方法联系在一起。只有在花了差不多20年的时间来进行这种临床研究之后，他主要的理论结构才开始成型。大约头10年临床工作的时间都花在了对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的深入研究上；他第一篇关于这一主题的论文发表于1924年，大量其他关于精神分裂症的论文的发表，反映了他的继后研究。从1931年开始(当时，创办了私人诊所)，他花了大约10年的时间对神经症过程(neurotic processes)进行了同样深入的研究。在这一时期快要结束的时候，他那现在广为人知的理论结构开始显现。与此同时，他开始逐渐地将他的兴趣转向向其他人传播他的概念，华盛顿精神病学院在他的领导之下开始提供教学。1938年，《精神医学》(Psychiatry)杂志开始创办，沙利文是共编者，1939年，他发表了一系列演讲，并于次年以《现代精神病学概念》(Conceptions of Modern Psychiatry)为题出版。本书反映了对他从那之后的理论的进一步阐释与精炼。 沙利文属于哪个精神病学思想流派呢？那个古老的关于沙利文的精神病学理论是否属于精神分析(psychoanalytic)的争论，在我看来，是无效的。沙利文是在精神分析流派中接受训练的。他提出了一些与弗洛伊德(Freud)某些最初假设有着严重分歧的理论；他接受了其他一些理论，将其纳入自己的系统阐述之中，如意识过程与无意识过程这些概念等。在这个方面，他与自弗洛伊德以来理论精神病学领域(而且，我将精神分析也包括在了这个一般术语之下)中其他主要研究者没有什么不同。任何科学的不断发展都需要根据新的发现对以前的概念和假设进行精炼与改动。在弗洛伊德一些学生以及沙利文的一些学生身上出现了一种不幸的崇拜倾向，从而导致出现了一幅关于两种水火不容、相互竞争的人格理论的画面。对沙利文的研究进行仔细分析会发现：第一，他本人对于弗洛伊德所研究的一些现象并不感兴趣，如婴儿期性行为或癔症过程的详细现象等；第二，沙利文对某些被弗洛伊德相对忽略了的现象进行了观察，并使之理论化。在被弗洛伊德相对忽略了的这些领域中，最为重要的领域与特定的人们之间所发生之相互作用的特定模式有关。沙利文的系统阐述与弗洛伊德早期的阐释形成了对照，后者把个体置于一种一般的环境之中，个体在该环境中表现出一般的、预先决定的生物需要，而不是特定的相互作用模式。因此，沙利文的精神病学为整个精神病学理论领域带来了一种特殊的观点，以及一套观察资料，这些可以，而且也应该与之前所知道的内容整合起来，然后以真正的科学精神来使用这些观点与资料，以推动精神病学进一步发展，而不是以门徒的身份故步自封。 在试图阐述沙利文对精神病学理论的主要贡献时，人们可能首先会提到的是他关于婴儿期经验与童年期经验的系统阐述。为了成功地发展成为一门具有预言性的科学，精神病学必须知道一种来自于父母的力量以及其他作用于某一特定儿童之身体基质的力量的特定集合将会产生的影响。对于相互作用的动力模式(dynamic patterns of interaction)，必须根据模式的类型或范畴，即予以专门的了解，又予以一般化的了解。沙利文在两个主要的方面促进了这一方向的发展。第一，他已试图以一种系统的方式来对经验的性质进行概念化。尽管在婴儿出生后的几个月里可以对亲子关系作出直接的观察，但婴儿在语言发展之前所体验到的许多事情都必须由受过专门训练的研究者在特定的机会下推断而获知。沙利文的结论部分以推断为基础，部分以他的临床观察，尤其是对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观察为基础，因为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精神病体验具有与婴儿早期体验相同的性质。诸如玛格丽特·里布尔(Margaret Ribble)、大卫·利维(David Levy)以及其他人所进行的对于婴儿的观察，进一步证实了沙利文得出的结论。在沙利文的概念中，经验以三种模式发生，他把这三种模式称为未分化的(prototaxic)经验模式、不完善的(parataxic)经验模式，以及综合的(syntaxic)经验模式。这三种模式之间的分界线突出了语言在人类经验中的关键作用：未分化的经验模式指的是使用符号之前的经验；不完善反应的经验模式指的是以通过一种私下的或我向的(autistic)方式加以使用之符号为特征的经验；而综合的经验模式则用于一个人能与另一个人交流的经验，因为这种经验是以所有人都以同样的方式加以界定的符号来进行概念化的。这三种经验模式中的每一种，在本书中都用相当的篇幅进行了讨论与详尽阐释。 沙利文为一种儿童发展理论所作出的第二个重要贡献在于他的动力机制(dynamism)概念。他将动力机制界定为“相对持久的能量转化(energy transformation)模式，它们周期性地成为人际关系的特征……它们构成了人类所特有的存在形式”。在上面这句话中，模式被界定为无足轻重之特定差异的外壳。每一个有机体都发展出了各种相互交织、相互重叠的模式，这些模式涉及与环境发生相互作用的重要区域(如口部区和肛区)，同时也与重要的需要(如饥饿和情欲)有关。这些动力机制发展于早期的人际经验，并形成模式，然后由该个体带入他后来的人际经验之中。 因此，人际场(interpersonal field)是由两个或者更多有机体之各种动力机制的相互作用构成的。这些动力机制中，有一些是合取的(conjunctive)(例如，对于亲密关系的需要)，并会导致一种情境与张力之消除或缓解的整合(integration)，其他一些涉及焦虑的动力机制是析取的(disjunctive)，并会导致情境的瓦解(disintegration)；有时候一种动力机制是非操作性的，因为没有相应的动力机制被他人带到该情境中来。相互作用的模式是那些在早期生活中建立起来的模式；而且只要焦虑过程加入了这些模式的形成过程，那它们就将是不适宜的(inappropriate)、不恰当的(inadequate)。在由于焦虑而变得复杂的动力机制中，有一种是“恶意的转化”(malevolent transformation)，在其中，在焦虑的影响之下，对温柔的需要已经为恶意的行为所取代。沙利文做了许多的概括，这些概括都是以定理的形式加以陈述的；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概括具有预言性的价值。举例说明一下：关于温柔(tenderness)的定理声称，观察到的源自于需要张力的婴儿活动，会引发育儿者的张力，这种张力被体验为温柔，是促成满足婴儿需要之活动的推动力。运用这种类型的概括，可以避免本能理论(instinct theory)易犯的错误，更是具有这种优势，即，将大量的个体反应放到一起，形成一个有益的范畴。不过，沙利文绝没有完成对于对相互作用之动力模式的完整分类与系统化，而且，毫无疑问，这种观点(如果被证明充分有用的话)将需要进一步的扩展。 我迄今所说的很多内容中都含蓄地包含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沙利文将焦虑这个概念视为人际关系中主要的破坏性力量，视为导致生活中出现严重困难的主要因素。焦虑同样也获得了操作性的界定。沙利文并没有意图说明焦虑是什么——他是根据其结果来描述焦虑的。当然，焦虑的根源在于人类在婴儿期长期而又完全的依赖状况，即生物需要的紧迫性，以及这一事实，即育儿者的努力对于其需要的满足来说是必需的。 “现在，在讨论焦虑时，我已经认识到了某种与活着的年轻人那些物理化学需要(physicochemical needs)没有任何关系的东西。这种被称为焦虑的紧张主要与婴儿和个体环境的共存有关，也与母亲和个体环境的共存有关，这种个体环境与物理化学环境完全不同。”缓解焦虑的需要通常被称为对人际安全的需要(need for interpersonal security)。在早期经验中，这些被称为焦虑的紧张就由于缺乏某种特定的东西，结果使得婴儿没有能力去从事缓解焦虑的活动，从而欣快(euphoria)中的其他所有紧张的减弱发生了分化。“因此，从最早的共情联系(empathic linkage)证据就可以看出，有这样一种特定的区别，即焦虑是不可控制的。焦虑是一种紧张，这种紧张与需要的紧张相反，也与适于减弱这种紧张的活动相反……在当下所有的经验中，焦虑的经验最难与过去和将来的要素相互渗透，也最难对其进行解释，它所能产生的预见(foresight)也最少。” 对于母亲是以何种方式将焦虑传递给了婴儿这个问题，沙利文基本上没有给出任何答案。他将此种交流经验归入了“共情”(empathy)的类别之下；但是，他所说的共情，并不是指任何与超感官知觉(extrasensory perception)相类似的东西。确切地说，他所指的是从母亲到儿童的感觉交流通道，但由于没有对其进行探究，所以无法给出恰当的描述。 如果人们忽略了沙利文的临床工作本身，那么，对于他在精神病学领域的主要贡献所做的总结就不会完整。他的理论是在对患者的实际治疗中发展起来的，而且，他还不时地回到治疗情境之中，以求得对其理论的证实和进一步的发展。事实上，了解沙利文并和他一起工作的人自然会认为他首先是一名临床医生，因为把心理治疗作为一门艺术和科学来进行教学是他最为高超的技能之一。在指导实习的精神病医生时，他往往要先花一小时左右的时间耐心地听取有关患者情况的汇报，然后把患者作为一个人来做完整的把握，这种做法在当时是令人惊讶且让人耳目一新的。我们只需援引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他是怎样将他的理论用于心理治疗实践的。在对患者进行治疗时，沙利文总是一边听着病情，一边在心里想着这样一个问题：“交流渠道的哪个位置因为焦虑的威胁而受到了干扰？”我们可以通过下述方法来确定这个受到干扰的位置：注意一下患者在哪个地方转移了一个可能非常重要的话题，患者的安全操作在哪个地方开始得到了强化，或者，焦虑的各种躯体表现在哪个地方开始显现。在确定了这样一个转折点之后，治疗师便可以开始回想或探究一下在这个转折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这种技术，一旦掌握并正确运用后，便为确定和研究生活中的困难模式提供了一种精确而又可靠的方法。 在本书中，精神障碍问题本身仅略有涉及，治疗的原则也只是简单提了一下。由于在沙利文死后出版的一些著作专门论及了这些问题，所以本书主要关注的是理解人性的发展取向。不过，本书第三部分有三章关于精神障碍的内容应该要细细思量，因为这些内容以高度浓缩的形式展现了沙利文关于精神病和强迫状态的思想。我们几乎没有必要去提及他对心理治疗以及对这些障碍的治疗所做出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在本书的讨论中，他在提到精神病时使用了分裂(dissociation)这个中心主题。因此，在急性精神分裂症中，“非我”(not-me)过程实际上存在于意识之中；其他一些问题，如偏执狂状态等，则反映了处理分裂系统的各种方式(这些分裂系统发生在意识之中)，从而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为重新整合而付出之努力的不幸结果。沙利文尝试性地提出，我们可以认为严重强迫的个体表现出了严重分裂的症状：“构成了[患有严重强迫的人的生活中]这些显而易见的、让人感到麻烦的方面的强迫性替代，只不过是接触的减少，其目的是保护这些强迫者免受焦虑的损害。” 最后，还要指出的一点是，沙利文的精神病学理论和他的心理治疗技术所基于的假设是一样的，即人的行为应该被积极地引向合作、相互满足和安全的目标，除非受到焦虑的干扰。他从未停止过对人类非凡能力的赞赏，并明确或含蓄地将这样一种观点用作他的参照框架：“我们所有人都不仅仅只是纯粹的人，因为我们是幸福的、成功的、满足的，也可能是孤立的、悲哀的和精神失常的，等等。” 玛贝尔·布莱克·科恩(医学博士) Mabel Blake Cohen, M. D. [book_chapter]第一部分 介绍性概念 [book_title]第一章　发展取向的意义 在付出了多年从事精神分析教学的努力之后，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即我还完全不能称自己是一名从事精神病学教学的好教师，或者说精神病学教学是极其困难的；而且，我认为，这两种说法很可能都是实情。正如我这么多年来已经看到的那样，教授精神病学的巨大困难在于，虽然学习精神病学中的某些东西相当容易，也就是说，了解某些东西，这样你就能谈论这些东西了——但是，当两个人谈论那些假定他们已经学过的东西时，要让他们意指同一件事情，那就十分困难了。 这种困难是由下列这一事实造成的，即精神病学处理的是生活问题，而每个人都有大量不同的生活经验。但是，没有一个人能以艺术的最高风格来生活；而且，如果疲劳和其他不适与一个人最为重要的人际交往联系在一起的话，那么，从这种意义上说，当他看到自己的生活非常糟糕时，他会感到十分惶恐不安。因此，要使精神病学的主题像钟表的运作或物理的原理，甚至是法律中的按劳计酬(quantum meruit)现象那样，发展出那种人人都能够遵循的客观性，并非一件易事。 我们通常在双重基础上解释自己在这个精神病学领域所听到的每件事情，然而，不幸的是，这两个基础均无帮助：一个基础是，人们根据业已了解的或大致了解的情况假设数据的意义；另一个基础是，如何对此作出解释，这样它才不会增加一个人在生活中的不舒适感和不适当感——一个人的焦虑，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术语，我们将在后面加以界定。 有些精神病学家在那些非常容易教授精神病学的领域里受过大量的训练；也就是说，在描述那些在生活中遭遇巨大困难，以至于其情况对大家来说十分清楚之人的领域里受过大量的训练(这样的描述就好像这些人犹如博物馆里的展品一样)。这就是精神障碍(mental disorders)的精神病学；人们通过描述性精神病学而习得的关于精神障碍的知识不是非常有意义的。当然，它为精神病学家提供了谋生的正当性；而精神病学家之所以感到很有价值，是因为他知道这些尚未了解的存在在继后的日子里将会倾向于成为什么样子。如果患者确实努力向好的方向转变，那么每个人都会非常高兴，以至于没有人会花时间去谴责精神病医生在预后时所犯的错误。 但是，我正在谈论的这种精神病学试图解释严重的精神障碍；而且，总的说来，它还在生活中具有某种用处。如何传达这种特定的精神病学理论，多年来一直令我困扰和迷惑，最终，我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即唯一的方法是采取发展的路线。换句话说，如果我们非常仔细地考虑每一个人在实足年龄上到了成年期时会变成什么模样，那么，我们很可能就可以了解大量关于生活很可能是什么样子，以及生活中的困难这些方面的东西。这种教学取得成功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它需要一批颇具天赋的研究人员进行合作研究，包括我在华盛顿地区和纽约地区的一些非常杰出的同事，他们在我试图教授的那种精神病学的一个核心理论阐释方面，达成了一致的意见。 在理解我正试图说的东西时，你们必须放弃这样的观念，即这是你们一直以来都知道的某种东西，只不过碰巧由我给予了妥善的阐释或特别的阐释而已。我们实际上遇到了人类表现中最为困难的一个问题——不是以独特的个体的我(individual me)为基础(这种个体的我也许是一个人最有价值的财产)，而是以个体的共同人性(common humanity)为基础，来组织有关自己和他人的思想。 简言之，我将通过检验一个接一个的假设来继续我的论述，选择那些目前可得到的最好的理论阐释，来解释有机体如何从出生时的动物状态变成一个人——与动物迥然不同的某种东西；并解释一种非常具有天赋的动物——这种具有天赋的动物始终存在着，但无法对其加以界定，因为它一直处于不断的转化之中——是如何从生命的早期起，一步一步地在他人的影响下，而且仅仅是为了与他人以某种社会组织的形式生活在一起的目的而产生这种转化的。 不管存在着何种社会组织，出生在这种社会组织中的每个人都将以某些方式适应于，或者适合于在该社会组织中生活。如果此人非常幸运，那么他将非常充分地适应于在那个社会组织中生活。如果此人极其幸运，那么他几乎可以凭直觉就知道——你们也许会说，这完全意味着他所知道的这些东西没有经过清晰的阐释——很多有关生活本身的东西，以至于他能够生活于一个迥然不同的社会组织中；而且，他可以相当迅速地——但绝不是即时地——学会如何成功地生活于这一新的社会组织之中。这种迁移对于许多人(精神病医生将这些人视作患者)来说，实际上是做不到的。他们无法像普通人那样适当地生活于那个社会组织之中，而那个社会组织是他们一直以来被训练生活于其中的。 重复说一下，没有哪种非常简单的解释，可以很恰当地用来传达一些可能有助于改善个人自身生活以及他人生活的策略。我所能想到的能够提供更为有用的东西的唯一方式是，仔细地追踪出生后可能发生以及很可能发生的事情。当人们以这种方式探究精神病学时，它就会变得不简单——甚至是很不简单。由于我们有六个、七个，甚至更多非常精练的渠道来与我们周围的事件发生接触，因此，我们关于这些渠道功能之各种不同结合的经验也会变得相当复杂。而且，由于大部分的人类生活绝不仅仅涉及物理化学(physicochemical)世界中的事件，而且也涉及文化领域内的东西——价值观、偏见、信仰，等等——因此，从数学角度看，这个领域的实际复杂性具有压倒一切的态势。我所能希望呈现的最佳方案是可靠的参考框架，以此作为探索这一复杂领域的指南，以及多年来我个人一直坚守的这个信念，即人类这种动物所具有的巨大能力，在遇到适当机会时，就会产生意义。 我想说的是——我并不担心言过其实——我认为，许多精神病学家并没有一个非常好的理论框架来思考生活中的各种困难，包括它们的根源、它们的可靠表现，或者它们一些相当确定的改善。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大多数精神病学家对人们毫无帮助。相反，我要强调的是这样一种需要，既需要一种真正的科学方法来应对生活中急剧增长的无能、不适当、不幸以及失败，而这些已经开始引起了精神病学家的注意。当我谈到一种科学的方法时，我所指的绝不是经验主义(empiricism)那样的东西——而是某种精确的东西，某种能够阐释并具有一个不断变化的可能性范围的东西。据我所知，人们在成为一个人的过程中所从事的大多数方式，可能完全不同于我们曾经听到过的任何东西。换句话说，人类有机体具有如此非凡的适应能力，以至于不仅最为稀奇古怪的社会规则和规章都能为人们所践行(只要将它们以恰当的方式反复地灌输给青年一代)，而且它们也能够成为看起来非常自然、恰当的生活方式，并几乎超越了研究的范围。换句话说，在习得言语之前，每一个人，甚至是那些低能的人，都已经习得了与父亲或母亲的一些显著的关系模式，或者与某个抚育他的人的一些显著关系模式。那些显著模式会成为深藏但却坚实的基础，后来生活中的大量东西会添加在其之上，或是以其为基础而建立起来。 有时候，这些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于我所描述的在一个特定社会中生活的良好基础，以至于个体后来的发展明显地偏离于常规的发展——也就是，从纯粹的统计学意义上说，偏离了平均水平，偏离了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在那些情境下，我们会把那些结果认作精神性神经症(psychoneuroses)或精神病。但是，为了使关于这些精神性神经症或精神病的思考方式中有一些有用的东西，同时为了发展任何确实有用的技术来治疗这些“失常”(warped)的人，你的思维必须不能仅停留于所呈现的情境，而要深入情境的背后。巨大的困难在于，在这个深入背后的过程中，你会发现，某一个体的绝大部分生活与你的生活几乎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同。而你的生活与他的生活之间这种同一性混淆了下列事实，即尽管这种生活表面看起来相同，但对你和他来说，其意义根本不同。因此，你不能忽视他的生活中那些在你看来似乎相当自然和正常的方面。 在这么多年来试图为精神病学阐释并教授一种理论框架的过程中，我认为，尽可能地避免随意编造新词似乎是很有必要的。当然，每一门科学都必须有它自己的专门术语。但是，由于这是一种关于生活的研究，同时还由于它具有我已经强调过的那些困难，所以，为什么还要通过提出许多不可靠的词语来增加混乱的确定性以及巴别塔现象呢？就我所能发现的而言，这些不可靠的词语，只不过使一个人成为某个多少有些局限于小圈子的联盟中的一员，这个联盟是由这样一些人组成的，他们当然不能与联盟外的任何人进行交流，而且他们还仅仅具有这种幻觉，即他们彼此之间正在进行交流。对于已经进入精神病学的大多数专业术语的定义所进行的任何实验表明，含义之间的差异是十分明显的。鉴于这一原因，我认为，我们应该从谈论生活的常用词语中选出一个词语，并且澄清我们用这个词所指的意思，而不是着手于通过截出希腊文和梵文的词根来孜孜不倦地创造新词。 因此，如果我成功地传达了我的观点——而且从我成功这个意义上说——我希望，精神病学家在运用相当一般的术语来阐释他们的职业，以及处理与人交往之关系时，可以获得某种利益；我认为，这些一般的术语将会允许沿着获得高度可能之陈述的方向作进一步的探索。有些人需要确定性；他们希望能够在正确的命题和不正确的命题之间作出明确的区分。那是精神病学中一个完美注定的目标。你看，我们是很不简单的。我们拥有如此众多的备用调节装置(adjustive equipment)，以至于我们事实上在大部分的生活中，仅仅承受非常少的近似于那些可能为正确，也可能为错误的东西。 我们所有人都常受到这一事实的折磨，即在我们能够记忆之前很长时间，当然也是在我们有能力作出卓越的智力阐释之前很长时间，我们就可以首先通过抚育我们的人，然后通过其他人(在我们完全依赖于他人的整个时期，他们与我们的生存密切相关)来理解大量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东西。除了在最为异常的环境下之外，在任何人尚能记忆之前，每一个人身上似乎都有一种忍受某一非常不悦之体验的能力。这种体验被所有文化用来(有的文化少量利用，有的文化则大量利用，或多或少遵循着特定的文化规定)对人性动物(human animal)进行训练，使其成为一个人。我所指的这种不悦体验被我称为焦虑(anxiety)。这里，我所谓的焦虑只是一系列可供参照的基本焦虑概念中的一种，顺便提一下，关于焦虑的基本概念，我在《精神病学和生活中焦虑的含义》一文中已作过简要描述。注45 在讨论焦虑的概念时，我没有试图为你们提供最后的结论；十年之内，就有人可以证明这个概念是相当不合适的，而且会有一个更好的概念将取代它。但是，这个焦虑的概念，对于你们理解我将呈现的东西，倒是绝对基本的。由于我不知道如何才能依靠言词来真正地传达我正尽力说明的那些东西的重要性，因此，我想重复一下：如果你们掌握了我正在设法向你们呈现的焦虑的概念，那么，我相信你们将能够成功地追随这个精神病学体系的其他部分。如果我不向你们传达焦虑的含义，如果你们认为我所指的焦虑就是你们现在理解的焦虑，那么，我就无法传达我的观念了。 由于整个生物学领域内的大量现象，如果你从它们的开端追踪至它们最为复杂的表现为止的话，则更为容易理解，因此，我想描述在我看来焦虑是如何从婴儿期开始的。我不知道第一次表现出焦虑是在生命的多早的时刻。确切地说，这不是你让母亲和儿童合作就可以开展探索的领域。我对下列情况毫不怀疑，即由于人与人之间在大量的其他事情上都有所不同，因此，与焦虑有关的精确数据在不同婴儿的身上也会不同。人类幼儿在生命的头几个月中——而且，我认为，在其他动物幼体身上也有类似情况，只不过在人类幼儿身上，这种表现十分显著——当养育者产生“情绪紊乱”(emotional disturbance，我相当宽泛地使用“情绪紊乱”这个术语来指你们认为它所意指的东西)时，会表现出紊乱的行为，这是可以证明的。那个时候，婴儿无论做什么都将会受到干预和阻碍，也就是说，他将停滞不前，或者他不会像在焦虑出现之前那样取得有效的进步。 所以说，焦虑是由这个重要个体身上某种类型的情绪紊乱引发的——这个重要个体便是婴儿与之一起做某件事情的人。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喂奶的紊乱；不过，婴儿的所有行为都同样容易受到阻止和妨碍，而且与那个重要他人的情绪紊乱有着直接的按照年月顺序的关系，以及其他特定的关系。我无法告诉你们婴儿感受到的焦虑是怎样的，但是我可以进行推测(对此推测，我认为具有非常高的准确度)——就婴儿模糊的心理状态而言，在焦虑与恐惧之间是不存在差别的。你们当中有些人可能会说：“婴儿会产生恐惧吗？”当然，这个疑问会变成这样一个问题，即：“你指的恐惧是什么意思？”但是，我想指出的是，如果一个婴儿听到突如其来的巨大噪声，他就会感到非常心烦意乱；那些和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区域(zones)紧密相连的属于那一种类的其他一些经验，也会造成同样的心烦意乱。无论是谁，只要他看一眼那个正感到心烦意乱的婴儿，几乎都会认为这似乎并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婴儿并不喜欢它。毫无疑问，这种情况——无论你给予其何种称谓——会不间断地发展成为我们自身称之为恐惧的表现，而且其他人也能认出这些表现就是恐惧。因此，我有理由假定，有两种情况下可以引发婴儿表现出一种像恐惧一样的状态：一种情况是，他与周围现实进行接触的区域出现了相当严重紊乱，从而引起恐惧；另一种情况是，养育者身上的某些类型的情绪紊乱引起了婴儿的恐惧。从后一种情况中产生出了整个非常重要的焦虑结构，而且，只有通过参考焦虑的概念，才能理解这些表现。 在这个方面，我敢说，婴儿身上这种作为原始焦虑或原始恐惧的经验，在后来的生活中，在特定的环境下，会重新出现——很可能在每个人身上出现，但肯定会在有些人身上出现。这些情形在我们所谓的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c)生活障碍的早期阶段是十分常见的。有许多人，在生活的扰乱时期，会经常在所谓的梦境中出现这些情形，很可能在青少年时期就更是这样。在这些情形下，任何一种来自于很可能出现最为原始之焦虑类型的全面复苏这样一种暗示的事物，都可能引起不可思议的情绪(uncanny emotion)。 所谓不可思议的情绪——这个术语带有一点开玩笑的性质，因为没有任何表明其存在的神圣根据——我指的是一组尚不确定的感觉，其中最常体验到的是敬畏(awe)。也许，你们当中有些人在第一次听到一架巨大的管风琴弹奏时就曾产生过这种体验。许多人在第一次看见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时，会体验到强烈的敬畏之情。每一个人都有过某种敬畏的体验。我无法列举大多数在其中都会体验敬畏的所有各种不同的情形。其他一些不可思议的情绪较少为人所知晓。我将称其为畏惧(dread)——绝不是纯粹会谈意义上的畏惧——以及恐怖(horror)和厌恶(loathing)。所有这些不可思议的情绪都具有一种震颤的、不属于这个地球的成分，对于这种成分，我认为，是从非常早期的情绪体验中让人难以理解地残存下来的，这种成分的所有一切都可以这样来加以描述。如果回忆一下你自己早年生活的一个场合，当你真正体验到这些不可思议的情绪中的一种时(正如我经常说的那样，敬畏是最为常见的不可思议的情绪)，那么你将会意识到世界好像以某种方式发生了变化。如果你试图去分析这种体验，你可能就会说你的皮肤起了疙瘩，或者这样，或者那样；无论如何，你知道这种体验非常奇异。我认为，你们中间任何一个人，只要回想起某个激发敬畏之情的事件，都会认识到它很容易成为极其不愉快的事情。诚然，你们中间有许多人很可能还从未将敬畏之情体验到那种程度；敬畏无疑是不可思议的情绪中最为温和的一种。但是，如果这种情绪过浓，你就会远离你正在关注的事物(只要你拥有这种所关注的事物的话)。这种情况最接近于当婴儿产生严重焦虑时我猜测他们会经受的体验。 在试图概括精神病学这整个体系时，我想从一开始就强调焦虑的麻痹性力量。我认为，我们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说，任何人，以及每一个人在其一生中，都要将许多时间和大量精力——宽泛地说——以及大部分的努力用于处理人际交往的事情，以避免产生比他业已拥有的更多的焦虑，而且，若有可能，消除这些焦虑。根据焦虑理论来看，许多看起来好像是独立实体、过程等的事物，实际上可被看做是各种用来减弱或避免生活焦虑的技术。 精神病学家年复一年地为治愈患者身上出现的各种生活歪曲而奋斗。在这些歪曲中，有些被证明是极具抗拒性的。我的意思是说，当我感到许多患者不听我的劝导时，这样的一些治疗很可能只会导致双方都感到精疲力竭。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因在于，目前的迹象十分强烈地指向了我们正着手解决的错误的事情。声称治愈一种疾病，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对。相反，它是对人类在生活中之聪明伶俐的极好证明。 那么，毛病究竟出在何处呢？是不是对焦虑的敏感性和易感染性引发了这种所谓的症状呢？当你开始寻找焦虑或对焦虑的易感染性时——根据这种理论，这解释了症状的发生——情况就变得迥然不同了。根据这种理论，可以实现的要比我们所想的多得多——已经实现的也比我们所想的多得多。 在这里，我要说的是，我不敢仅仅以我自己的体验为基础来这样说。精神病学中一些在其他人看来难以捉摸的事情，对我来说也是难以捉摸的；很容易就会受骗上当。但是，当人们寻求人际关系中焦虑的基本易感染性，而不是去应对焦虑所引起的症状或回避焦虑时，一种实际得多的心理治疗似乎就是有可能的。如果没有我的许多同事这么多年来在工作中一直对其加以验证的话，我是不会如此肯定地作出这番陈述的。虽然结果给人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但是，这绝不意味着，精神病学正变得非常容易，以至于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种娱乐活动来对待。在精神病学还远没有成为一件轻而易举的工作时，我很可能就已经成一个完全被遗忘的神话式人物了。但是，我认为，对一名治疗者来说，把握住焦虑的概念——并弄清这个概念在哪些地方符合一个个体生活的发展——就可以省去大量的精神病学努力，而且，如果一个人选择用其他的方式来运用精神病学的话，那么还可防止许多陈腐愚行的出现。 [book_title]第二章 定　义 作为人际关系理论的精神病学 我认为，没有一个领域会像精神病学领域那样，其研究人员的先入之见竟然那般令人感到麻烦。为了说明这一点，我将提供精神病学的三种定义。第一种定义(也是最广泛的定义)是这样的：精神病学是精神病学家的先入之见(preoccupation)；它完全由观念、印象、魔法、玄想、信息、幻想、奇想、概念、误解，以及空洞的文字汇集而成。这是最为广义的精神病学定义，而且，就我所知，有很多人都是该领域中非常资深的学者。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种定义，这种定义是我多年前提出的，当时我正在试图找出我对精神病学的想法(如果有什么想法的话)，而且它也是对前科学时期精神病学的一种优雅的界定。第二种定义将精神病学视为一门艺术，即一门观察的艺术，一门很可能会影响精神障碍之进程的艺术。 精神病学的第三种定义，也是与本书相关的一种定义，把精神病学看做是一门正在发展中的科学，这种科学涉及各种各样的事件或过程，而精神病学家作为一名观察人员(observant psychiatrist)参与这些事件或过程。精神病学中那些被组织为一门科学的知识，并非源自于精神病学家所处理资料中任何特殊的东西。它并非来源于一种特殊的资料，而是来源于精神病学家参与其中的独特活动或操作。这些活动或操作(精神病学信息就来源于这些活动或操作)就是人际领域中的一些事件，这些人际领域包括精神病学家本身。这些为精神病学之发展和精神病学理论提供信息的事件，是精神病学家参与其中的一些事件；它们并不是精神病学家在象牙塔顶上俯瞰的一些事件。但是，在精神病学家作为一位精神病学家参与其中的所有活动或操作中，那些从科学上讲具有重要意义的活动或操作，是伴随着概念图式化或智力阐释的，而这些概念图式化或智力阐释是可以传达的。反过来，这些东西又是那些相对精确和明确的活动或操作——其重要方面绝非含糊不清或模棱两可的。 随着操作观点(operational view)的出现，至少在物理学领域，人们开始对操作方法能否用于心理学领域这个问题产生了兴趣。我们可以在1945年9月的《心理学评论》(Psychological Review)中找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专题讨论，其中包括一场关于心理学中的操作主义(operationalism)的讨论。注46 杰出的哲学家和物理学家P.W.布里奇曼(P.W.Bridgman)为这次专题讨论做出了非常有限的贡献。布里奇曼说：“当我使用一个术语的各种条件得到陈述，而且当我从我邻居对该术语的使用中推断出这些条件已经很普遍时，这个术语便得到了界定。”我发现自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接受这种非常精确的论断了。你们看，我准备给一些术语下定义，但是，根据布里奇曼的观点，我不会取得成功。当然，我所能做的一切就是用一个术语来陈述出我意欲陈述的东西，但是，长期的生活经验告诉我，你使用这个术语的意图也许并不一定相同。这表明(如果有所说明的话)精神病学离成为一门科学还很远。在我作为一名精神病学家所听到的许多谈话中，说话人都并没有界定他的术语，我也没有为他提供任何用于推测条件的基础，这些条件也涵盖了我对那些术语的使用。因此，当我使用某一特定的词语，并赋予其可用性以相当多的条件时，我希望你们至少听完我要讲的话，并看看你们是否能以一种相似的方式来使用该词语，这样你们才会逐渐相当充分地理解我要说的话。如果你们不去注意我采用一个词语的方式，而对于这个词语，你们完全习惯性地赋予它一种特定的含义——而不是词典上所有的含义——那么，我们很快就要为了迥然不同的目标而分道扬镳了。 让我再摘引一段布里奇曼的话：“用于某一科学背景的术语必须服从于科学事业的先决条件。在这些先决条件中，最为重要的条件之一是检验或者证明任何一种陈述正确的可能性……[而且]为了一切基本的目的，可以根据检验操作来说明定义[通过检验操作，人们便可确定这一条件得到了满足]。”换句话说，重要的是，所运用的陈述可以根据它们的效度来加以检验，这种检验，不用说，不仅由运用这些陈述的人来进行，而且还由听到这些陈述的人来进行。精神病学作为一项科学事业，理应包括大量的陈述，而这些陈述的正确性可以这样来加以检验。但是，迄今为止，它还尚未达到这样的理想状态。在这种系统阐释的过程中所作出的许多陈述，根据布里奇曼所阐述的这种精确的观点，肯定会给人们留下很多想要知道的东西。然而，如果一个人不仅仅全神贯注于表示异议，还有那些错误的理解，等等，而且还专注于研究这些陈述的真实基础，那么，他就会发现，虽然他们所作的很多陈述都无法超过布里奇曼这一定义的所有必要条件，但是，他们只需相当简单的操作和推论，就可以得到一个与其非常近似的定义。换句话说，虽然它们还不是令人满意的陈述，但也离令人满意的陈述不远了；而且，在这个特定的领域中，要想作出完全令人满意的科学陈述，也还存在着一些非常实际的困难。实际上，所有关于例如内隐操作(covert operations)的陈述，正巧就是这种情况；关于人格发展很早阶段的一些陈述，也是这种情况。在这些例子中，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经历来考虑一些与这一陈述相结合之推论的可能正确性。 这一领域的历史包括两个分支，我想在这里提及这一点，目的是为了试图尽可能精确地为人际取向找到理由所在。不用说，作为精神病学这一阶段之基础的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发现。 第一个分支是阿道夫·迈耶(Adolf Meyer)的心理生物学(psychobiology)。弗洛伊德的发现和迈耶的阐释，都明显地把注意力集中在单个的个体身上，将其作为研究的核心单位。你们中间有些人也许非常熟悉阿道夫·迈耶所发展的精神病学体系，而且他还把心理生物学这个术语运用于了这个体系。在我看来，通过这一思想组织，迈耶为对生活的理解做出了一项非常重要的贡献。在迈耶做出这项贡献之前，知识的主要分支包括——其上限超越了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心理学虽然是某个关于心理的学科，但其含意却清楚地表明心理依赖于伴生的生理基质。所以说，心理学是一门纯科学的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是依赖于其他事物的东西。 心理生物学——我将抽取关于迈耶所提供的这个领域的定义，或者没有定义——是关于人的研究，认为人是具有心理整合性之生命(mentally integrated life)的最高体现。换句话说，它或多或少是一种意识的整合(conscious integration)，能够利用符号和意义。这种具有心理整合性之生命的具体体现，包括主体组织(subject organization)这种特殊现象，通过这一组织，人们能够客观地思考自己。虽然心理生物学的某些陈述看起来似乎并不确定，但迈耶已经非常明确、简洁地表明，心理生物学关注于单个的人类有机体，将其视为一个基本的实体。他说，尽管他也喜欢谈论多个个体和群体，但个体是接触的动因(agent of contact)。个体必须作出有关自己人际问题的选择，个体是一个拥有主体能力(subject capacity)的客体。 当心理生物学开始成为知识层级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成员时——在我看来，这是心理学中的一个巨大进步——另一门学科诞生了，它被称为社会心理学(social psychology)，是人际取向的第二个分支。在查尔斯·H·库利(Charles ★http://m.daxuan.com★oley)一些非常具有独创性的思想的启发下，芝加哥大学的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提出了社会心理学的一个公式，其中包括自我的发展——与我所讨论的自我系统(self-system)较为接近——以他人的反映性评价以及角色的学习为基础，这些角色是一个人为了生活而承担的角色，或“是一个人得以生存的角色”(which live one)——使用了一个与乔治·格罗德克(Georg Groddeck)之陈述并不十分相关的陈述。米德的社会心理学并没有这样鲜明、彻底地以独特的单个个体为中心。它非常清楚地表明，独特的单个个体是其他许多人的一种复杂的派生物。它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服务于这里所界定的精神病学的目标，因为(也许你会说)并不存在用来说明角色转换(shifts in roles)的能量源，也即在扮演角色等过程中所消耗的能量。 现在，我想谈一个就米德在创立社会心理学过程中所做的有意义工作而发表的非常简练的评论： 虽然米德的兴趣颇为广泛，并且富有成效地涉足了科学的历史和意义、宗教的作用、政治的基础和形而上学的主张，但是他主要关注的还是自我的发生和心理的本质。米德要比大多数哲学家更为认真地承担起了由达尔文遗留给思辨思想家的任务：详尽地阐述精神(psyche)的纯自然史。他很早就阐述过这一主题……即精神是有机体和环境之间以经验为根据的相互作用，以及相伴生的对这种相互作用之阻断的短暂性特征。 因此，他为自己设定了这样的任务，即对一个连续过程(即连续不断地发展出一种功能性心理或自我的过程)的这种不连续特征的发展作出解释。有机体从本质上看主动的性质为这种成就提供了基础。人类有机体扮演他人角色的能力(在他看来，如果作一种不恰当的描述，就是模仿)，是自我得以发生的基本条件。在扮演他人角色的过程中，我们也对自己的扮演作出反应。当有机体开始对他自己的角色假设作出像对他人一样的反应时，自我就出现了。从同时成功承担的角色中，逐渐产生出一种“被类化的他人”(generalized other)，个体可能同时也承担了这个被类化他人的角色。一个人对这种被类化角色的反应便是他的个体自我。注47 因此，人们可以在迈耶的心理生物学思想和米德的社会心理学思想中看到某种非常惊人的共同之处，后者关注的是自我的演化。 对于这一理论的发展来说，还有一个领域也是非常有影响的分支，那就是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它关注的是关于人之社会传统的研究。在这一点上，我想提一下马林诺夫斯基；《社会科学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上有关于他极具启发性的观点的最为简短的陈述。由于关于这个主题我想说的内容非常多，因此我限制自己只从马林诺夫斯基那里摘引了一小段话注48：“在每一项有组织的活动中……人类都通过与环境某个特定部分的联系，通过他们与一个共同庇护所的联系，以及通过他们通常会共同承担某些任务这一事实，而联系在一起。他们行为的一致性特征是社会规则的结果(也就是说，习俗的结果)，这些社会规则已经通过明确的措施，或者通过以一种明显的自动方式来运作，而成为约定俗成的。”后一种类型的习俗指的就是道德价值观，“通过这种道德价值观，人类受到内在强制力的驱使，而做出某一特定的行为”(再引用一句马林诺夫斯基的话)。如果在如此众多的问题上(例如，语言问题)没有文化人类学学者所提供的大量帮助，我认为根本不可能这样容易就从所界定的心理生物学和社会心理学领域过渡到了这里所界定的精神病学领域。 最后，我认为，在作为关于人际相互作用(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之研究的社会心理学和作为关于人际相互作用之研究的精神病学之间，还存在着一种绝对必要的共同点——我希望你们能够原谅我重复地使用“人际相互作用”这个词。作为一名精神病学家，多年来我一直感到迫切地需要这样一门学科，它不研究单个的人类有机体或社会传统，而是研究人际情境(interpersonal situations)，正是通过这些人际情境，人们才会表现出心理健康或是精神障碍。伦纳德·考特里尔(Leonard Cottrell)注49根据另一种观点对此进行了探讨，我认为，他把社会心理学往前推进了很长一段距离，得出结论认为，社会心理学中的研究必须置于人际情境的参考框架之内。 在我试图勾勒这样一个领域时，我发现，这似乎是一个这样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可以赋予一位精神病学家的活动——也就是活动和操作——以可传达的概念图式化，从而也可以赋予其可寻求的科学意义。 我相信，布里奇曼这样说是完全正确的：“……我以两种方式来做出行动……我的公开方式……和我的私下方式，[以后一种方式行事时]我感到自己不可侵犯地与伙伴们相分离……”注50 正如我所认为的那样，精神病学既研究以公开方式进行的活动，也研究以私下方式进行的那部分活动(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这部分活动都是处于不可侵犯的分离状态的)。我可以这么说，只要你对自己的独特个性感兴趣(这与你或他人可以观察到的人际活动截然不同)，那么，你就会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真正的私下方式感兴趣——不过，对此方式，我是没有任何兴趣的。事实上，对任何科学研究而言(从精神病学应当成为一门科学的意义上说)，我们都无法涉足那种不可侵犯的私下方式。如果要使精神病学成为一门科学的话，那么，把它设定为是一种关于人际关系的研究，无疑是很有必要的；而且，通过如此界定精神病学这一简单的权宜之计，我们就可以从严重的精神病学问题中剔除大量的伪问题(pseudo-problems)——由于它们是伪问题，所以对解决问题的方式不会很敏感，事实上，它们试图解决问题的方式，仅仅是愉快地度过一生的方式。让我重复一遍，精神病学作为一门科学，无法涉足任何不可改变的私下内容；它必须只关注于以公开方式进行的人类生活，或者以可转化为公开的方式进行的人类生活。 因此，由于心理生物学试图研究单个的人类个体，而文化人类学(它已成为社会科学中的一个强大分支)试图研究社会传统(这种传统表现在那些组成群体的人们的一致行为之中)，所以，精神病学——以及与它会聚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以受到生物和文化方面制约但却独特的(sui generis)人际过程，这些人际过程发生在作为观察者的精神病学家从事其工作的人际情境之中。 人这种动物与人类的经验 人生来是一种动物。只有通过新生儿才能了解人类这种动物。将人这种动物转化为其他某种东西的过程，在个体出生后很短时间内便开始生效了。作出这样的推断是很有根据的，即人这种动物如果照这样继续存在下去，他们就会被发现是生物系列中非常具有天赋的成员，尤其在其中心整合装置(central integrative apparatus)的演化过程中极具天赋，这种中心整合装置提供了下述三种独特的能力：(1)视觉与用于握物的双手之间的相互关联——这是除了嘴巴之外最为重要的相互关联工具；(2)听觉与发音器官之间的相互关联，这种发音器官已经达到了非常精炼的程度，以至于产生了让人难以相信的进化发展结果——语言；(3)上述这些东西与一个非常复杂的大脑中(这个复杂的大脑使得可以用多种经验的抽象物来进行操作)所有其他接收器—效应器系统之间的相互关联。 有大量证据表明，人这种动物在出生后有很长一段时期间不能照顾自己；证据还表明，作为人类之特征的能力，要经过不少于10至20年的时间才能逐渐地成熟。人这种动物在出生时完全依赖于他人，之后这种依赖性会逐渐减少，但仍旧很强，在出生后的五六年时间里，都需依赖于人类环境中的温柔合作。在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后(在这期间，各种生物能力会依次成熟)，人性动物会进一步地形成特征。 同样清楚的是，天生的潜力(inborn potentialities，这些潜力经过几年的时间已经变得成熟)是非常容易改变的，它们容易受到由经验产生的相对持久变化的影响，从而与比较稳定的模式形成对照［我们通常用本能(instinct)这一生物学概念来指这些稳定的模式］。认为不管任何方面的“人类本能”(human instincts)都如同一成不变的成熟行为模式固有的刻板含义一样这种说法，是完全荒谬的。因此，所有关于“人类本能”的讨论都非常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并且还会阻碍形成正确的思想，除非“本能”(instinct)这个术语［用形容词“人类的”(human)来加以修饰］的含义得到进一步的拓展，以便在使用该术语时不存在任何特别的意义。 除了遗传结果或成长中的灾难之外［白痴(idiot)这个术语可以正确地用于这种遗传结果或成长中的灾难］，人性动物天生具有的个体差异，与人性动物与其他任何物种之间的差异相比，便有如小巫见大巫了——不管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是多么的惊人，它们都是以某一特定文化时期的生活史为背景的。人与人之间差异的问题，对于一种纯粹出于幻想的对于人格以及人格独特性的兴趣来说是根本的；由于这个问题非常麻烦，并且对于那些研究所谓人性的学者来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因此，不管是什么样的个体差异，我都想大肆强调一下。与此同时，我想告诫你们，在精神病学中，作为一个研究人际关系的学者，没有差异(诸如艺术中的相似性)以及无论在何处发现的人类生活中表现出来的相似性，要比所有这些个体差异重要得多。 如果排除孪生子的例子，我们就可以假定，每一个人性动物之间多少都有些不同，这种不同不仅表现在作为一个生物的组织方面，而且还表现在与生活(即在生物学上必要的环境中的生活)有关的机能活动方面。我几乎没有必要提醒你们去注意这些差异，例如头发的颜色、质地及它们在体表上的分布，虹膜的颜色，皮肤的色素，血液的类型，以及手指、鼻子和耳朵等各个器官的大小和形状。我几乎可以无限地列举这些差异，这些差异可以被描述为是一个特定的生物组织与另一个生物组织之间从外显到隐秘的各种不同。 对于研究人际关系的学者来说，印象更为深刻的要数机能方面的遗传差异，或至少是先天的差异，这些机能包括：(1)与光频(light frequencies)有关的视觉感受器；(2)与声频(sound frequencies)有关的听觉感受器；(3)表现在各种灵活可能性上的解剖学差异，包括言语差异；(4)作为由比内(Binet)“智力测验”所测得的活动之基础的各种因素之复杂性的差异。 那些并不真正精通该领域的人往往提出常见但却错误的假设，认为，人类在所谓的可见光谱范围内对频率光波表现出一种典型的反应。尽管从统计学上看，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即人们可以把一千个人的视觉敏感性或颜色敏感性曲线应用于十万个人身上，但是，当以极大的耐心去绘制一个特定视网膜颜色敏感性的曲线时，人们会发现，这条曲线并不精确地近似于统计上的曲线。因此，它们之间存在着差异——而且，就我们所知道的一切而言，可能存在着相当显著的差异，尤其是在一些中国人身上。我不知道他们枕部增加了的肌肉痉挛是否会影响视觉，但我推测是有影响的。很可能它并不影响颜色敏感性区域的视觉；不过甚至是那儿，它也有可能产生影响——对此，我们并不十分确定。 除此以外，在对光的强度作出反应方面——例如，当视网膜杆接收暗淡照明条件的特殊时刻——也存在着很大的个体差异，而且，由于这些差异随着健康状况、营养和所涉及个体的其他条件的不同而不同，这一点尤其令人印象深刻；这些差异在某些影响所涉及个体之生存的特定环境里颇具意义，例如，晚间飞行，甚至是晚间驾车。 对光的距离感受器(distance receptor)方面所存在的这些差异，与对空气波的听觉感受器(auditory receptor)方面的差异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了。这里，我们也有一条通过统计方法而得出的相当典型的感受性曲线，而且这条曲线可以应用于有关个体听觉的大量数据。与色彩视觉领域中的个体差异相比，从这些统计曲线中得出的个体差异要大得多。事实上，听觉是一种相当简单的年龄机能(function of age)：在大多数人身上，直到某一特定的年龄，这条曲线都可能以一种无法察觉的速度发生着变化；接着，听觉敏感性会随着时间而出现一种或多或少的持续递减。这里的差异可以更加容易地被察觉到，这样我们才会知道，对于某一个词语，有些人听到的与另一些人所听到的显著不同。而且，由于早年的疾病或创伤，还存在着一些病理性差异，这种情况要比视觉感受器领域的情况常见得多，并且会对所经验的外部世界产生隐秘得多的影响。在不同的人身上，灵巧程度也显著不同；例如，我们都知道，对于一个想要成为钢琴家的人来说，修长的手指是非常有用的，或者对于一个想要成为演说家的人来说，裂腭将会起到很大的阻碍作用。 但是，在过去的20年时间里，人们谈论(有时以巨大的热情来进行谈论)得最多的差异是大范围的智力因素、智力禀赋，等等，正如你们都非常熟悉的那样，这个范围包括从低能儿到天才，如果可以将天才视作智力的一种机能的话；所谓天才，我指的是那些拥有能够看出事件之间的相关性这种真正杰出的能力的人，这种能力似乎是可测量之智力因素的终极。我们都知道，向有些人解释问题要比向另一些人解释问题容易得多；而且我们中间有许多人都完全不受约束地根据一群人是聪明还是愚钝而将他们进行分类。人们已经发现了大量尚未确定的先天因素，用以证明一个人的感觉，即他自身的动物基质无疑是独特的个性。而且，我们也已经了解到了一些关于持久效应的信息，即这些效应可能产生自与最佳物理化学环境之互换所造成的缺陷，如在营养缺乏症中那样。 另一个差异领域是精神病学家甚至更为感兴趣的，那就是个体能力在成熟速度方面的差异(有可能是先天的差异)。所以说，有些差异来自健康体格、事故伤害以及疾病等因素(这已经在听觉情形中加以说明)，但是，无须赘言，这些差异也适用于许多其他领域。 迄今为止，我所提到的所有这些差异都是先天潜能的差异，以及作为潜在人类之人性动物的个体发展史的差异。现在，我想考虑的是非遗传因素、成分、环境或各种影响因素方面的差异，这些影响因素根据需要是得到满足还是遭遇挫折、自尊是得到增强还是减弱，决定着人们的生涯路线。这些因素中的一个就是语言(language)。尽管我此刻不会把语言作为人类生涯路线中的决定性差异来进行讨论，但我还是想从爱德华·萨丕尔的《语言》中注51 摘引一段话，以便为后面的考虑提供某种背景： [语言是一种]通过一个自发产生符号的系统来交流思想、情感和欲望的纯人类、非本能的方法……[这些符号]首先是听觉的，而且……是由所谓的“发音器官”产生的……语言的本质在于，将常规的、自发发出的声音，或者其对等物分配至各种经验的要素……语言的要素，也即为经验贴上了标签的符号，必须……与所有划定了种类的经验相联系，而不是与单一的经验本身相联系。唯有这样，交流才有可能，因为单一的经验存在于个体的意识之中。而且严格说来，是无法进行交流的。若要进行交流，它就必须参照为群体所默认的某一个类别，将其作为一个认同的对象…… [这个语言领域所包括的东西比基本的言语循环(cycle of speech)所包括的东西要多得多]就我们把它看做是纯粹的外部工具而言，[言语循环]开始于声音领域，也结束于声音领域……这一过程的典型路线很可能会经历无尽的修正，或迁移至对等的系统，而不因此丧失其基本的形式特征。 在这些修正中，最重要的是思维中所涉及之言语过程的节略现象。毫无疑问，它有许多的形式……众所周知，聋哑人能够熟练地将“唇读”(reading from the lips)作为理解言语的一种辅助方法。在所有的视觉言语符号中，最重要的当然要数书面文字或印刷文字了……[在其中]该系统中的每一个要素(字母或书写的文字)对应于原始系统中某个特定的要素［声音、声群(sound-group)或口头的文字］。 此外，还有更为复杂的迁移，关于这一点，萨丕尔提到了莫尔斯电码(Morse telegraphic code)，以及不同的手语，例如那些“为聋哑人使用而创制的手语、为天主教西多会特拉普派(Trappist)创制的手语，或者为可见距离之内，但却听不清对方声音的人们之间的彼此通信而创制的手语”，例如，通信兵所使用的旗语。萨丕尔继续写道： 关于语言，最为显著的一般事实在于它的普遍性……我们了解到，所有人都拥有一种充分发展的语言……语言的根本基础——一个清晰语音系统的发展，言语要素与概念的特定联结，以及精细地提供一切关系的形式表达——所有这些，在我们所了解的每一种语言中，非常完美、系统地满足了我们的需要…… 与言语的普遍性几乎同样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它难以置信的多样性……[言语的这种普遍性和多样性迫使我们]相信，语言是一种非常古老的人类传统……如果人类任何其他的文化资产(不管是钻木取火的艺术，还是琢石的艺术)宣称自己的年代更为久远，那么，它就可疑了。我倾向于认为，它甚至比有形文化最低等的发展都要早，而且事实上，一直到语言这种重要表达的工具成形，这些发展从严格意义上说才成为可能。 因此，存在着一个源于人类传递的领域，这个领域并不是生物学意义赋予的，也并非生物学意义上所赋予之装备身上所发生的事件的结果。这种传递来自他人，既非由生物遗传过程而发生，也非由构成这种基本生命过程的物理化学迁移的干扰而发生。正如萨丕尔所说，这是一个几乎可以说是无限多样的领域，是一种涉及人类在各种环境中所接触到之一切经验和一切关系的象征性方法。 还有一些差异存在于语言涉及不到的一般文化领域中，语言很可能是最为重要的文化领域，但绝不是唯一的文化领域。我曾提到过马林诺夫斯基极具启发性的著作。我还想提一下露丝·本尼迪克特的著作，她曾就文化的本质及其在生活中的地位说了下面的话： ……对于我们自己大脑的内部运作，我们感觉非常值得研究，但是，我们有一种思维方式，认为习俗只是最为平常的行为。事实上，这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世人所继承的传统习俗实际上是大量详尽的行为，比之任何一个人在其个体行动中所能演化出来的东西来更为令人惊讶，而不管其是如何的异常。不过，那是问题的一个相当微不足道的方面。最为重要的事实是，习俗在经验中和信念中起着支配的作用，而且它还可以表现出巨大的多样性。 没有人会用原始的眼光看待世界。在他的眼里，世界由一组明确的习俗、制度以及思维方式组成……约翰·杜威曾经非常郑重地说过，习俗在塑造个体行为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与他所能影响传统习俗的任何方式形成了鲜明对比，就像他母语的全部词汇所占的比例，与他自己的孩子交谈时所使用的词汇占据家庭用语的比例形成了鲜明对比一样……个体的生活史首先是对他社区中传统地继承下来的模式和标准的顺应(accommodation)。从他出生的那一刻起，他所处的习俗就塑造了他的经验和行为。到了他能够说话的时候，他成了他的文化的小奴隶，而到了他长大并能参加文化活动的时候，文化的习惯就成了他的习惯，文化的信念就成了他的信念，文化的不可能性就成了他的不可能性。每一个与他身处同一群体的儿童都将和他共享上述这些东西，而生于地球另一端的儿童，没有一个能够获得上述东西中哪怕是千分之一的部分。没有哪一个社会问题像习俗作用这个问题这样让我们感觉义不容辞。在我们理解它的规律和多样性之前，人类生活主要的复杂事实必定还仍处于不可理解的状态。注52 根据我对所有这些各式各样的人类差异因素的讨论，人们乍一看也许会认为，这些差异应当成为我们研究的主题。但是，我们将试图研究人类的相似性。而且，我们不会研究人本身，而是研究他们做什么，以及就他们为什么这样做而相当可靠地推断出的东西。 最具包容性的生物学、心理生物学术语是经验(experience)，我们对这个词已经有过多次接触，对于这个词，我将提供下面这段界定性陈述： 经验指的是所有生活过的、经历过的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经验是一个活着的有机体凭其自身而参与之事件的内在成分，也就是说，作为有组织的实体参与其中。经验的有限特征取决于有机体的种类，同时还取决于所经验之事件的种类。 经验与有机体所参与的事件并不是一回事；当我看并看到一只蛙时，我关于这只蛙的经验——我关于这只蛙的知觉——并不是这只蛙。这只蛙(如果它是一只“真正的”蛙的话)——这绝不是必要的——反映了当时存在的一种特殊光线模式；我的双眼经受了这种特殊光线模式的冲击；紧接着发生了各种不同的“内部变化”，包括“内部”资料对蛙这个概念的识别。 换句话说，有一个相对“外部的”客体，引起了我们所谓的“使我与之接触”的某些东西；同时，还存在着一组发生在这里或那里十分复杂的、相对私下或“内部的”状态变化，对此，我可以称其为知觉活动，而其结果便导致了知觉对象(percept)。在我们认识世界的当前状态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表明，在对事件进程所知觉到的特征(诸如把蛙知觉为蛙)和这一事件进程最终的“真实”特征之间，存在任何必然的对应性。 如果不去考虑知觉的内推活动(interpolated act)，就会导致许多的伪事实和伪问题。有以下这一事实为证，即甚至一位非常有能力的哲学家——我认为，这里说的是查尔斯·莫里斯(Charles Morris)——在提出一种信号理论(theory of signs)时，对下列事实进行了评论，即有某个物件正在趋近于我们，在它触及角膜之前，我们就开始眨眼睛，把眼睛闭上。这是日常言语中大量相似现象的一个颇为典型的例子——不论这种日常言语声称自己有多么科学——它实际上相当严重地误导了一个人。事实无疑是这样的，即一种减弱的照明模式正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触及角膜，而先前的经验已经对这种特定的方式作出了解释。 查尔斯·斯皮尔曼(Charles Spearman)用原始感觉(sentience)这个词来意指一些我们从中获得信息的原始数据。注53 我想在这里提供一种关于原始感觉和任何其他关于经验之原始数据——以及关于记忆现象学——的理论，将其作为与事件之冲击有关的有机体之意义重大状态的整体。 在我关于蛙的例子中，我曾试图强调知觉活动的重要性。这种知觉活动介于外部现实和我们内心所拥有的东西之间。我们内心所拥有的东西开始于经验 ，而且人们也坚持认为，为了这种理论的经验都必定以我将提出的以下三种模式发生，其中之一通常是(但绝不是必然是)限于人类的。这三种模式是：未分化的、不完善的和综合的。注54 我将提供这样一种论点，即这三种模式主要是关于对事件进行“内部”阐述的问题。最容易讨论的模式也是相对不常见的模式——那就是以综合的模式发生的经验；人们对其有所了解但却较难进行讨论的，是以不完善的模式发生的经验；而通常无法进行任何系统阐述，并从而也无法进行任何讨论的，是以未分化的或原始的模式发生的经验。这些模式之间的区别在于人们接触事件时所作阐述的程度和特征。 未分化的模式(似乎是记忆的大致基础)是最为粗糙——我还可以说——最为简单、最早，而且很可能是最为丰富的经验模式。原始感觉(从实验的意义上说)与我所说的未分化的模式有着许多相关之处。至少在生命的头几个月，未分化的模式可以被视为敏感有机体分离的瞬间状态系列，尤其涉及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区。我之所以用“敏感的”这个术语，是试图把所有那些感知有意义事件的渠道都带入你们的概念之中——从譬如说我臀部的触觉器官(它告知我，这是一把椅子，而且我在上面坐的时间够长了)，到各种传递信号的感受性(它们已经得到发展，以满足我在生活过程中的需要)。这就好像是所有敏感的、主要表征的东西都是不确定但却极其丰富的照明配电盘；如果你遵循我的说法的话， 则在任何分离的经验中，在该配电盘上显示出来的光线模式就是基本的未分化的经验本身。这条线索可能会向你表明，我认为，从生命的开始到结束，我们经历了一系列有机体瞬间状态的分离模式，这并不意味着其他有机体正对它发生作用，而无疑意味着其他有机体的事件正朝着这种瞬间状态的变化发展，或者实际上对这种变化产生影响。 直到我勾画出人类新生儿所经历的一系列的阶段，这些术语以及其他许多术语的完整涵义才会显示出来——用我的话说，人类新生儿是一个潜在的成熟个体。因此，我会马上开始追踪人格的发展史，正如你们将会看到的，人格的发展史实际上是人际关系各种可能性的发展史。 [book_title]第三章 公　设 借自生物学的三个原理 我想在这里提及三个原理，这三个原理是我的逻辑哲学或理论的组成部分，并且与我的思想体系交织在一起。这三个原理是我从塞巴·埃尔德里奇(Seba Eldridge)的生物学中借用过来的注55，它们是：共存原理(principle of communal existence)、功能活动原理(principle of functional activity)和组织原理(principle of organization)。正是通过处理对这些原理的运用，一切基本的生命现象学才能够在生物学的水平上被置于有意义的参考框架之中。共存原理指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当活着的生命与它所必需的环境分离时，便无法生存。尽管这种情况在某些较高的生命水平上不像在较低水平上那么明显，因为在较高水平的有机体身上，储存能力多少掩饰了对于交换的完全依赖，但事实上，活着的生命通过自己的临界隔膜，与周围物理化学世界中某些元素保持经常的交换；一旦这种交换被中断，有机体就会死亡。因此，所谓共存原理，我指的是一切有机体与其必需的环境持续、共同存在，共同生活。我不想展开来谈组织原理，因为它几乎不需要任何特别的强调。而功能活动原理，当然是实际上构成生命之过程的最为一般的术语。注56 通过对这三个原理的思考，我们有可能根据这一事实而认为人类是有别于植物和动物的，即人类的生命——从一种非常实际的意义上说，而不仅仅是从纯文学或想象的意义上说——需要与环境进行交流，这里的环境包括文化。当我说人类与生物世界的其他成员有着非常显著的区别(人类需要与一个文化世界进行交流)，事实上，这意味着既然文化是人类的一种抽象物，人类就需要人际关系，或者需要与他人进行交流。尽管存在明显的例外情况(对此，我在后面将会提到)，但很少有人能长时间中断自己与他人间接和直接的关系，而不经受人格上的恶化。换句话说，这样的中断很可能不会像动物断氧那样造成致命的结果；但是，其危害方面肯定会出现在正确的参照言语领域，而且这并不仅仅是一个比喻或一个寓言。 人种公设 现在，我想介绍我习惯上所称的人种假设或人种公设(one-genus hypothesis or postulate)。关于这种假设，我措辞如下：我们假设，每个人之间的相似性要比他们之间的相异性大得多，反常的人际情境(由于它们并非出自语言或习俗的差异)是有关人等相对成熟度之差异的一个功能。换句话说，任何两种人格之间的差异——从最低级的低能儿到最高级的天才——都不如缺乏天赋之人与最为接近其他生物种类之人之间的差异那么显著。一个人——不论其在生理上如何普通——只要他被冠上了这样一个名称，即人格，那么，与世界上的任何其他东西相比，他将与其他任何人的人格相像得多。正如我在前面曾试图暗示的那样，正是在某种程度上以此为基础，我才一直专注于一门关于人类同一性的科学(或者你也可以说是关于人类相似性的科学)，而不是关于个体差异的科学。换句话说，我试图研究的事物的程度和模式是我认为人类所共有的。 发展的启发性阶段 我想在这里提出一种对人格发展的启发性分类(heuristic classification of personality development)，这种分类对于思维组织来说非常方便。这些启发性阶段是：婴儿期、童年期、少年时代、前青年期、青年早期、青年晚期、成年期或成熟期。 婴儿期(infancy)的时间跨度为：从出生后的几分钟到出现发音清晰的言语，不论这种言语是否能够交流或者是否具有意义。童年期(childhood)的时间跨度为：从能够发出清晰的声音(或者属于言语的声音)到游戏伙伴需要的出现——游戏伙伴就是同伴，也即在各个方面与自己相似的合作伙伴。接着就进入了少年时代(juvenile era)，这个时期包括小学的大部分时间，一直到由于成熟而产生了与另一个与自己状况相似的人建立亲密关系的需要为止。紧接着，就进入了我们所谓的前青年期(preadolescence)，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不过时间上相当短暂，它通常以生殖器性欲和发身的出现而告结束，不过，从心理学或精神病学上说，从对同性感兴趣转变为对异性有强烈的兴趣，就宣告了这个时期的结束。这些现象标志着青年期(adolescence)的开始，它在我们的文化中(不过，它随文化不同而不同)一直持续到个体模式化了某种行为来满足自己的情欲(lust)，即个体的性驱力。这样的模式化便引出了青年晚期(late adolescence)，它作为一个人格时期，一直持续到人格中任何没有完全发展的方面与其时间分割形成恰当的关系为止；这样，一个人便能在成年期(adulthood)建立起对某个他人的爱情关系，在那种关系中，那个人与个体自身一样重要，或者几乎一样重要。这种与另一个人真正高度发展的亲密关系并非生活的主要任务，但是它很可能是生活中产生满足感的主要源泉；从那个时候起，一个人的兴趣在深度或广度上继续发展，或者既在深度上又在广度上继续发展，直到有机体内令人不悦的退行性变化导致老年阶段的开始为止。注57 我试图通过详尽地阐述这些发展阶段中每一个阶段容易想到的可能性来勾勒我的理论，表明事件的开端，不论它们在开始的时候能否被观察到，或能否相当有把握地进行推论，它们都始于个体的出生，并至少朝着实龄的成年期前进。 欣快和紧张 在我们看来，除了生物的或人类的公设以外，我们还需要从人类活动的其他领域借用一些概念，包括从数学领域借用一些概念。在这里，我特别想提到的概念是极限思想(idea of limits)和绝对概念(notion of absolute)。我在思考人际关系时，会不时地用到绝对的构想。也就是说，我试图根据某些确实存在的极端事例来进行推断，以界定一些我知道并不存在的东西。这些理想的构想或极性的构想有助于清楚地讨论一些或多或少接近于这些极性绝对(polar absolutes)的现象。 在此，我想提及的两种绝对现象是绝对的欣快(absolute euphoria)和绝对的紧张(absolute tension)。我们可以将绝对的欣快界定为一种完全健康的状态。在一个非常幼小的婴儿的深睡状态中，可能会发生最接近于这种状态的，而且我们有理由相信人们可以观察到的欣快现象。而绝对的紧张，我们可以将其界定为对绝对欣快的最大可能的背离。人们可以观察到的最接近于绝对紧张的现象相当罕见，且一向是相当短暂的恐怖状态(state of terror)。 欣快水平和紧张水平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反关系，这是生命的特性；也就是说，欣快水平朝着紧张水平的相反方向变化。现在，我准备坦诚、全心地参照数学中的一些原理——我想，部分原因在于我的兴趣。欣快水平与紧张水平之间的互反关系可以借y是x的函数来表示，其关系是y=1/x。 你们中间那些还记得用数字表达换算公式y=1/x的人，也许会想起，当x等于0时，y是无限的，而不管x的值增加到多大，y都不可能为0。也就是说，其限度——当一个为0，而另一个为无穷大时——实际上永远都观察不到。换种方式来说，绝对的欣快和绝对的紧张是一种在思维中有用的构想，但它们实际上不会出现。这些绝对现象有时候会有近似的表现，但几乎所有的人可能都不会单纯地处于一极，而是居中者较多；也就是说，他们身上具有某种水平的紧张，同时欣快的水平也不那么高。 虽然欣快不会给我们带来很多麻烦，但紧张却是我们思维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部分。注58 关于这个紧张的问题，我想在这里摘引我的一篇论文中的一段话： 在任何把人格视作一种实体的讨论中，我们都必须使用经验(experience)这个术语。不论对经验还可以说些什么，归根结底，它都是紧张的经验和能量转化(energy transformations)的经验。我是在与谈论物理学完全相同的意义上运用这两个术语的，因此，无需加上诸如“心理的”之类的形容词——不管人们可能如何地构想“心理的”经验本身。 在人格和文化领域，紧张被认为有两个重要的方面：紧张是活动的一种潜在可能性(potentiality)，是能量转化的一种潜在可能性；紧张是一种感觉到的或有意注意到的存在状态。前者是内在的，后者却不是。换句话说，紧张通常是活动的潜在可能性，同时，紧张可能具有一种感觉到的或表象的成分。我们没有理由怀疑这种可能发生的、非内在的因素是经验的一种功能，而不是紧张本身的一种功能，因为它以同样的方式应用于能量转化。它们同样也可能具有感觉到的或表象的成分，或者在人们没有有意觉察的情况下出现。注59 不过，经受紧张和能量转化(不管这些事件有可能是怎样的不带任何表象的成分)从来都不会外在于整个机体，而且在许多情况下都不会超越某种回忆(recall)的可能性——这种回忆是动力性幸存、真实过往的指征，对预见的性格和在动力方面有重大意义的临近未来具有可察觉的影响。注60 现在，让我们回到我关于人性动物成为一个人的发展过程的描述，我曾说过，欣快可能就相当于有机体的整体平衡，我们知道，尽管这种情况不可能存在，但是在紧张处于最低限度的那些时间间隔或瞬间，就会接近于这种状况。在十分年幼的婴儿身上，当呼吸循环开始其终身的进程，当体温没有什么不正常，当水的供应和食物的供应(通常在胃中)充足，当没有任何有害的事件对后来所谓的“意识”的外周进行冲击时，这些间隔就会出现。 需要的紧张 短暂地或周期性地降低婴儿欣快水平并影响其存在之生物失衡的紧张，是主要和与物理化学世界共存有关的需要(needs)。在生命的早期，我们只需假定与物理化学世界的共存，但是，当我们作了那个假定时，我们就必须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婴儿本身并未充分地准备好维持那种绝对必要的共存。因此，婴儿还必须有一位照料者；虽然我知道，就像历史神话所描述的，由狼或猿来照料婴儿也没有什么固有的困难，但是，一个残酷的事实是，我们尚无可靠的或可证实的证据表明有哪个人是由狼、猿或其他动物抚养长大的——如果我们确有这样的人，那么，我们对人性动物便可以了解更多一些了。 这些扰乱了婴儿存在之平衡状态的短暂的或周期性的紧张的缓解，无疑就是不平衡状态之特定根源的平衡，不管这种不平衡是由于缺氧、缺糖、缺水，还是缺乏适当的体温，都是如此。由于这些缺乏而引起的紧张缓解，我称之为有关特定需要的满足(satisfaction)。 在此，我想提一下——这一点的直接相关性将会逐渐地显现出来——我们可以这样来界定满足：婴儿以其活动(也就是，能量转化)来弥补那种生物上的不平衡。换句话说，当一种需要从广义的生物学意义上说不平衡时，这种需要便从活动或能量转化中获得其意义，而这会导致这种需要获得满足。 当我谈到婴儿用活动或能量转化来弥补生物上的不平衡或满足需要时，人们可以很容易就看到，婴儿的呼吸运动是如何用来弥补他对氧气的需要，吮吸动作是如何用来弥补他对糖和水的需要的。但也有一点不那么明显，譬如说，婴儿的任一活动是如何用来满足其维持体温的需要的。不过，那些与新生儿打交道的人们都知道，一旦婴儿有什么需要，他们所采取的行动是可以察觉的。如果没有给他们盖上被子而导致热量散失，啼哭便会成为婴儿最初的活动，它指向于减少热量散失的需要；而热量散失的减少，即适当内在体温的体验，便是对那种需要的满足。 需要与满足的交替产生了经验，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说，这种交替就是经验——不用说，当然是以未分化的方式。需要——由于不平衡而感觉到的不适、欣快中特定紧张的减弱——开始朝着减弱的方向分化，这相当于通过适当的活动而清晰地预见到紧张的减弱。不用说，这种预见是对临近未来的体验——而且，这种体验也必定以未分化的方式出现在婴儿早期，因为这种经验没有其他的基础了。我实质上要说的是，婴儿第一项成功的活动——例如，用呼吸来缓解缺氧状况——就开始确定了对氧气之需要的本质(在此之前，这种需要尚未分化)，同时也开始确定了极度紧张(或欣快几乎完全的缺失)的本质。因此，随着婴儿最初活动的开始，最初与需要之减弱及其暂时的完全消退相关的能量转化的开始，人格便发展出了后来可以明确地将其确定为预见功能(foresight function)的东西。大量的真理(它们将逐渐显现)都隐藏在这一陈述之中，不过，我现在想指出的是，这确实意味着某些有关临近未来的东西。 大体说来，任何可以进行讨论的经验——也就是，以综合的方式或不完善的方式获得的经验——始终与近期过往的要素(有时甚至是与遥远过去的要素)、近期未来的要素(预期、期望，等等)相互渗透。这些要素在决定紧张转化为活动的方式方面有着强有力的影响，也就是说，对紧张的潜在可能性转化为活动的方式有着强有力的影响。 与其他一切生物不同，预见所具有的相对强大的影响是人类的显著特征之一。关于表象(representation)的整个哲学教义，也可能(如果你愿意的话)隐藏在这一陈述中，即成功的活动创造了或者等同于——我可以用很多含糊的措辞来表达，但这些措辞都不能完全传达我在这里想要表达的意思——预见到的减弱。 下面，我想摘引一段库尔特·勒温论环境结构和需要的文字： 婴儿的生活空间特别小，而且尚未分化。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他的知觉空间。随着儿童生活空间的逐渐延伸和分化，一个较大的环境和迥然不同的事实便会使心理现象得以存在，而这种情况也同样适用于动力因素。儿童以不断增长的程度学会了控制环境。同时——而且，这一点依然很重要——他开始在心理上依赖于不断增多的环境事件……为了探究动力问题，我们必须从儿童真实的心理环境开始。从“客观的”意义上说，社会联系的存在是一个尚未能够自己满足其重要的生物需要的婴儿得以生存的必要条件。这种社会联系通常表现为婴儿与母亲的联系，在这种联系中，从功能上讲，婴儿的需要是第一位的。注61 根据对非常年幼的人类婴儿与其必要环境之间关系的相似考虑，我们有可能提取出一条一般原理，对此，我过去常称之为定理(theorem)。这一原理或定理被设计成以一种特别简洁紧凑、富有意义的方式来表达这种方法的基本派生物。 我的定理是这样的：婴儿可以观察到的源自需要紧张的活动引发了照料者的紧张，这种紧张被体验为温柔(tenderness)，体验为一种想要进行旨在减弱婴儿需要之活动的冲动。换句话说，不管婴儿身上日益增强的需要紧张表现如何——我们将研究在婴儿啼哭的能量转化中紧张的一种非常重要的表现——观察到这些紧张，或者观察到表明这些紧张存在的活动，都会在照料者身上引发某种紧张，这种紧张可以被描述为温柔的紧张，它是一种适合于——或者或多或少适合于——减弱婴儿需要的潜在可能性，或者是一种想要做出适合于——或者或多或少适合于——减弱婴儿需要之活动的冲动。从某个方面看，这是对温柔的一种界定——温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这个概念与那个混杂的、通常没有什么意义的术语“爱”(love)完全不同，后者在我们当前这个时代混淆了很多问题。 照料者为减弱婴儿需要而表现出来的活动，立刻就会被婴儿体验为温柔的行为；这些需要(这些需要的缓解要求另一个人的合作)随即就会呈现出对温柔的一般需要的特征。 现在，让我们来小结一下：由于婴儿表现出来的需要而在照料者身上引发的紧张，我们称之为温柔，而婴儿身上一组一般的紧张(这组紧张的减弱需要那些扮演照料者角色之人的合作)，我们称之为对温柔的需要(need for tenderness)。正如我曾说过的，我认为，属于这种对温柔之需要的基本需要，是从婴儿与物理化学世界的必要共存中产生的需要。注62 尽管我在谈到对温柔的一般需要时所涵盖的需要是由于婴儿物理化学的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也就是，婴儿和必要环境的构成物——的不平衡而直接派生出来的，但是，这些一般需要都需有与另一个人的合作；因此，对温柔的需要作为一种人际需要，一开始就是根深蒂固的。此外，照料者的互补需要是一种表现适当活动的需要，我们可以称其为一种给予温柔或表现温柔的一般需要；不论紧张和能量转化可能如何地混合于其中，它都属于人际需要的范畴，即使并非在所有的细节上都如此。 迄今为止，我所说的是——似乎以一种非常复杂的方式——由于婴儿实际上完全依赖于他人或某个特定他人的干预来生存并维持必要的交流，因此，母亲必须温柔地行事，帮助婴儿缓解各种反复发生的不平衡。只要强调这件事情绝不仅仅就像用一个好的孵卵器来抚育婴儿那样，那么，这种解释的复杂性就有原因了。 焦虑的紧张 不过，现在我想跳到另一个十分重要的话题，在这个话题上，我们混淆事情是人际的还是非个人的机会要小得多。同样，我也称此为定理：当照料者身上出现焦虑的紧张(tension of anxiety)时，它会在婴儿身上引发焦虑。这种引发的理论基础——母亲的焦虑是如何在婴儿身上引发焦虑的——我们一点也不清楚。这条鸿沟(即我们在理解现实方面的失败)已经引出了一些似乎有理而且很可能是正确的解释，用来说明母亲的焦虑如何在婴儿身上引发了焦虑。我仅通过下列方法就在这条鸿沟上架起了一座桥梁，我认为，这是不确定的——尚未界定的——人际过程的一种表现，对此，我用共情(empathy)一词来表示。有时，我与某些拥有特定类型教育史的人产生了很大的分歧；由于他们不认为共情起源于视觉、听觉或者其他某种特定的感受器，由于他们不知道共情是通过以太波(ether waves)、空气波还是其他什么波来传递的，所以，他们觉得难以接受共情这个概念。但是，不管人们是否接受共情学说，这一事实都存在，即当照料者身上出现焦虑的紧张时，会在婴儿身上引发焦虑；我相信，这条定理可以得到证明，那些拥有儿科经验或育儿经验的人实际上掌握了一些数据，如果没有其他同样简单的假设基础，这些数据便可以得到解释。因此，尽管共情听起来有些神秘，但请记住，世界上有很多东西听起来都是颇为神秘的，只要你习惯就好了；对于共情，或许你也会习惯的。 我在焦虑这个话题之前所讨论的一切，除了我曾暗示过的与有机体接触的需要之外，都是婴儿在生物学方面所必需之共存的一种机能。现在，在讨论焦虑时，我开始涉及某种与年幼儿童的物理化学需要没有任何关系的东西。我们称之为焦虑的紧张基本上属于婴儿(也属于母亲)与个人环境的共存，它们与物理化学环境截然不同。鉴于目前提出的这些原因，我把这种紧张与已被人们称为需要的其他各种紧张作了区分，我认为，焦虑紧张的减轻，即某个特定方面的重获平衡，是人际安全(interpersonal security)的体验，而不是满足的体验。 被称为焦虑的紧张(正如早先时候以未分化的方式经验到一样)是由于缺乏任何特定的东西而从欣快的其他一切减弱中分化出来的——你们也许还记得，在说到需要的紧张时，我提到过不平衡的特定来源，例如缺氧、缺水或缺糖等。由于焦虑中缺乏这些特定的东西，因此，在通过适当的活动来减弱焦虑方面也就缺乏分化。婴儿没有能力从事减轻焦虑的活动。虽然正如我们已经提出过的那样，需要好像开始得到承认，或者根据婴儿最初与减弱需要有关的活动而从经验上得到描述，但是，焦虑的减弱却没有这方面的东西。婴儿没有哪个活动总是频繁地与焦虑的减轻相联系；因此，对安全的需要或对摆脱焦虑的需要，与从其第一次假想显现中产生的所有其他需要有着非常明显的不同。 或许，我应当稍微扩展一下这个观念，这样它的含义就不会那么模糊了。在不确定的婴儿早期，婴儿身上所出现的与他和物理化学环境之间的关系联系在一起的紧张，倾向于相对局部化，并具有原型(prototype)的标志，也即我们后来所谓的情绪体验(emotional experience)的东西。因此，与对水的需要相联系的经验，或者与这种需要相联系的紧张，开始呈现出特定的特征。这也同样适用于对热的需要、对糖的需要，以及对氧的需要(我马上就会以相当的篇幅来对此展开讨论)。联系的经验所具有的这种多少有点特定的特征(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说这个标志，它是经验的特征)，允许活动的分化，以适应或合乎这些需要的缓减。经过多年的发展，作为一个成年人，你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产生了饥饿感；也就是说，由于你产生了对食物的需要，或者由于肝脏拒绝放弃食物，直到它有希望得到新的供给为止，你便能够将与紧张相联系的经验分化出来。你通过这种特定经验的标志，认为“我饿了”，进而去找一家饭馆，或者考虑从哪个人那里骗一顿饭吃。这就是在你目前正具有之经验的特定特征的基础上为减轻紧张而从事的适当活动的分化。 现在，我的观点是，与其他这些紧张截然不同的焦虑，没有什么特别的；焦虑不会自己逐渐地与假定的但可能合理的胃部收缩、喉咙干燥等相联系。它并不具有那种特定的特征，结果，在早期的焦虑体验中，便没有任何基础来给适合于避开或减轻焦虑的活动作出分化或分类。所以，我说，婴儿没有能力做出减轻焦虑的活动。 正如我曾说过的，人类为了各种或多或少有些特定的满足而表现出需要。由此推论，我们可以说对人际安全的需要就是摆脱焦虑的需要。但是，焦虑是无法驾驭的，它由于另一个人的诱导而产生。婴儿操控另一个人的能力很有限，一开始，他只能通过表现出需要来唤起温柔；而在婴儿感到焦虑的情境中对其所表现出的需要作出反应的那个人，相对来说没有能力作出此反应，这是因为引发婴儿焦虑的正是父母的焦虑——正如我马上就会解释的那样，焦虑总是会干预任何与它恰好重合的其他紧张。因此，关于共情联系(empathic linkage)的早期证据，表明了这样一个特点，即焦虑是无法驾驭的。 焦虑是一种与需要紧张相反的紧张，它也与适合于紧张缓解的活动相反。它与照料者身上的温柔紧张也相反。它干扰了婴儿期行为的顺序，也就是说，干扰了婴儿在与物理化学环境的共存中不断增长的有效性。例如，它干扰了婴儿的吮吸活动，并且无疑也干扰了他的吞咽活动。事实上，我们可以直接说，焦虑与需要的满足相反。在当前所有的经验中，焦虑的经验最不会被过去和将来的要素明显渗透；它是最不可解释的，也最难产生预见。换句话说，由于我一直在讨论的这些因素以及其他各种因素，过去的解释性识别要素和对将来焦虑减轻的预见(在任何特定的情境中，它们对于说明各种活动或能量转化非常重要)，在焦虑这一领域最容易被忽视，且最难发现。 在其他所有领域，需要的分化(不管多么荒谬)和为了减缓这些需要而对适当活动的选择——或者，甚至是非常不适当，但却声称旨在缓减这些需要的活动——表明了过去的影响，甚至表明在很早阶段，对不久将来之预期要素所产生的影响。不过，在焦虑中，由于没有开始这种分化的途径，因此也就难以获得过去的焦虑经验来解释解释当前的情况，而且，我们几乎可以说，焦虑与预见无缘。现在这种表达非常不确切。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这样说，一个人越焦虑，在选择适合于当时正在体验之紧张的活动方面，他所具有的人类独特的预见功能便越不能自由发挥有效作用。 体验焦虑的能力并非人类所特有的能力，但是，在人际关系中，焦虑的作用非常重要，以至于将它从其他所有紧张中分化出来至关重要。因此，接下来我将回顾一下婴儿紧张史方面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包括最早的焦虑经验的发生。在这个过程中，我将特别提及恐惧和焦虑之间似乎真实(很可能是非常真实的)的关系。但是，我真诚地希望，大家不会因此而认为我把焦虑等同于恐惧。相反，我想要说的是，在以特定标志为基础而分化的所有经验中，唯一在原始焦虑的经验射程内出现的经验是恐怖(对此我已作过暗示)，它是人们可以想象得到的最为接近于绝对紧张的东西。 [book_chapter]第二部分 发展的新纪元 [book_title]第四章 婴儿期：人之初 应对恐惧紧张的方法 新生儿所面临的首要的最大危险是缺氧，即剥夺氧气与细胞组织的接触。当新生儿离开母体时，这种危险就会变得急剧，之后这种危险迅速加剧，并一直持续到呼吸循环成功建立(之后，空气的流通均由此循环来完成)。在生命中的任何时刻，缺氧这种危险的重现，都伴随着一种异常的害怕，我们称之为恐惧。除了缺氧之外，其他一些危险也可能会引起恐惧，但是，子宫外生活伊始，任何对与肺部正负压力之循环交替有关的身体自由活动的干扰，都会引起婴儿或年龄稍大儿童的一般活动，这暗示了我们在今后生活中无可非议地称其为狂怒(rage)的行为的出现。不过，在我说到婴儿的活动可以暗示日后我们在狂怒的成人身上可以看到的行为时，我并不像老的行为主义者那样，要求你们把狂怒描绘成一种原始情绪。我想说的是，在任何人生活中的任何时刻，使另一个人感到恐惧的最为确定的方式，就是快速使其缺氧。窒息、被二氧化碳或无氧气体包围，等等，都是非常可怕的体验。缺氧危险的独特性，不仅在于阻碍呼吸的一切会引出强烈的害怕，这种害怕很快就会变为恐惧，我们在婴儿身上可以看到这种行为，譬如尖叫、乱踢等，而且，若缺氧情况继续发展，在死亡真实发生之前，有机体就会全身痉挛，就好像摩托车发动时产生的震颤一样。 从最轻微形式的害怕到最强烈形式的恐怖，都被人们看做是由于危险而产生之紧张的感觉到的方面，这些危险是对于有机体之生物性整合或存在而言的危险。这些危险通常包括缺氧的危险，即我刚刚讨论过的氧气缺乏，口渴的危险，即水的缺乏，缺乏碳水化合物或其他化学食粮的危险，过冷的危险，身体摩尔损伤(molar injury)的危险，即身体大规模损伤的危险，以及各种维持生命所必需之因素的削弱或故障而带来的危险。循环性故障很可能是一种与缺氧同样久远的危险，而且，如果迅速加深的话，也极易引起恐惧。 如果从成年人的立场来思考恐惧，你就会发现，有四种一般的模式可以用来应对或缓解恐惧紧张。如果你此时完全忘却了童年，同时想象自己正处在一种引发恐惧的情境里(譬如在一个战争情境中，一个不断逼近的敌人让你感觉受到了威胁)，那么，你将会认识到，应对恐惧的模式之一就是移除或破坏引发恐惧的情境。另一种模式是逃开引发恐惧的情境。第三种模式(这种模式不会立马就不证自明)是中立化引发恐惧的情境。要描述第四种一般的模式，我得用一个容易让人误解的词：第四种模式便是忽视(ignore)那些引发恐惧的情境。如果你考虑一下一些常见的对我们身体组织的危险，如交通事故及其他一些交通危险，就会马上认识到，我在说忽视这些危险时，所指的是相当复杂的过程。例如，虽然一个人知道穿越繁忙街道时所遭遇的危险与乘坐飞机时遭遇的危险一样大，但很显然，他在去处理日常事务时必须忽视穿越街道所固有的危险；但事实上，正如我说的那样，忽视这些危险暗含了一些相当复杂的东西。 至于应对恐惧的其他模式，移除或破坏危险之源是理所当然的。处理恐惧的传统方式，便是离开令人感到恐惧的东西，或者说逃避危险之源。在有些情境中，人们可以中立化恐惧。因而，举例来说，假定你正面对一个曾经遭受暴力的人，如果你能使他深信，你同样也可以成功地运用暴力，那么，你就可以中立化他做出暴力行为的危险；当然，另一种方式是忽视他。 由婴儿的自由呼吸行为受到限制而引起的强烈运动性活动，可以有效地移除或避开那种受限制的情境。这种效果也许是直接的，也可能以引出母亲的活动为中介。现在，有些人对于使用所谓的目的论(teleological arguments)的合理性表示怀疑，在目的论者看来，目的以某种让人难以理解的方式引出了我们所讨论的现象。因此，我将尽可能不使用所谓的目的论解释。在很多方面，人性动物特征的许多细节都可以很容易地用目的论的观点来解释，但是，我们也可以将其视为由生存价值(survival value)控制的进化改变的结果。因此，即使你想的不是人类婴儿，而是小猫或小狗，你也会认识到，对这只小猫或小狗来说，它们所面临的危险之一，就是当它们为了减少热量散失而藏身于母体之下时，很可能会因此而缺氧。一旦发生这种情况，那么，由于氧气缺乏一开始就产生的这种剧烈动作，会告知猫母亲或狗妈妈其幼崽所面临的危险。无独有偶，一旦人类婴儿由于毛毯阻隔了氧气的供应而受到缺氧威胁时，会以同样的方式做出剧烈的动作(这种动作最终可能会转为惊厥)，这种动作将很可能引发母亲的活动，移除障碍物，或者把婴儿转移到能够重新接触空气的地方。由于我们不能像储存水或糖那样来储存大量的氧气，因此，对人性动物以及所有的高等动物来说，为保证实际上能够与周围的空气不断接触而预备大量的保险措施具有重大的生存价值。 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因氧气缺乏而引起的剧烈动作(类似于年长儿童发怒时的表现)对于避开限制性影响或供氧受到限制的环境来说，非常有效，这种效果可能是直接的——在我刚才说到的例子中，通过踢开床单——或者，可能是间接的，通过引起母亲的活动。与呼吸循环之建立相伴随的听得见的空气振动——出生哭泣——是能够唤起母亲一般性温柔紧张之婴儿活动的第一个实例。有一段时间，哭泣一直是最适合于缓解恐惧的最为有效的婴儿行为。只要母亲的温柔行为能够恰当地致力于移除让人烦扰的环境，这种哭泣(婴儿自己能听到这种哭泣)就会被体验为恰当的、适当的行为。在许多其他情况下，尽管哭泣也许不能立即消除导致恐惧紧张的危险，但它至少能带来母亲的温柔(我们可以将其描述为随意的努力)，而我们可以近乎合理地将这种温柔等同于摆脱了引起恐惧的危险。 由于我想尽可能地预防任何对这些思想的保留，因此，我将在这里谈一谈婴儿听到自己的哭声这个问题。对许多婴儿来说，刚出生时，中耳和耳咽管道充满了羊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证实一个婴儿能否听得见约3米之外的钢琴声。但是，尽管空气是一种能够很好传递声波的相对灵敏的媒介，而水、含盐溶液等虽然也能很好地传递振动，但却是相对不灵敏的媒介。由于哭泣时喉部附近会发生振动，并在咽喉的咽鼓管口周围得到反射和精炼，因此，有关婴儿能否听到自己哭声的唯一问题在于：听觉神经在出生时是否具备足够的功能。既然我们可以证实婴儿的听觉神经在出生之前便已具备足够的功能，那么，在我看来，我们完全可以说，婴儿能够听到自己出生时的哭声；在呼吸循环建立之后，婴儿当然能够听到他自己的哭声。因此，你将会认识到，既然我们正在讨论的是一种非常原始的经验形式，那么，谈论初生婴儿的体验就如同谈论阿米巴(amoeba，变形虫)的体验那样真实可信——我们可以安全可靠地将阿米巴的体验用作一种假设，用来说明一些可以观察到的事实。 从婴儿未分化经验的视角看，就其引发母亲恰当的温柔行为而言，这种哭泣是婴儿为移除或逃离引发恐惧的危险而采取的适宜、恰当的行为。哭泣也因此被分化为一种适宜于消除恐惧的行为。 焦虑是对有机体的一种威胁 现在，让我们来考虑一下焦虑婴儿的案例——由于母亲焦虑而引发婴儿的焦虑。对共同的物理化学交替(physicochemical interchange)，或对婴儿身体组织的威胁，并不引起焦虑。焦虑产生于对母亲焦虑的感应。它是人际团结所必需的功能，这种人际团结指的是婴儿在从事为满足其物理化学需要而必需的复杂活动时，要与某个足够成熟的人合作。我想再说一遍，导致恐惧的危险，可以通过四种方式来应对，至少对成人而言，情况是如此。但是，如果你仔细地考虑一下最初由母亲的焦虑所引发的焦虑，就会立即发现，不仅仅在婴儿期，甚至在生命的其他时期，我们都无法移除、破坏或逃避引发焦虑的情境。有人也许会认为，成人通过杀死那个使他产生焦虑的人，或者离开那个地方，来移除或破坏焦虑之源；但是，我后面的讨论将会清楚地表明，焦虑之源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婴儿当然不可能采取什么措施来移除或破坏婴儿期焦虑之源，也无法逃避这种焦虑。 对婴儿期焦虑来说，哭泣通常是无效的，甚至有害。哭泣常常会增加母亲的焦虑，并因而加剧婴儿的焦虑。其部分原因在于，母亲焦虑的上升会让婴儿直接感应到更多的焦虑，还有部分原因在于，母亲的焦虑会影响她表现温柔的能力，尤其是会妨碍她采取正确措施的能力，例如帮助婴儿逃避危险，等等。除非母亲停止焦虑，不然没有任何正确的措施可以用来缓解婴儿期焦虑。焦虑不仅干扰母亲的合作行为，而且还干扰婴儿满足其自身需要的行为，这种需要如果得不到满足就会引起恐惧；因此，如果婴儿在焦虑的同时，产生了某种需要，那么，在这个婴儿身上就会出现双重不利，这是因为他不仅焦虑，而且他的需要因为尚未满足而可能会增强。哭泣行为本身——也就是，构成哭泣的听得见的震动——会减弱呼吸的自由度，而且事实上，当哭泣变得剧烈时，还可能会出现呼吸障碍。因此，就像当哭泣既反映了需要导致的危险，又反映了由于母亲的焦虑而引起的婴儿期焦虑时人们所预期的那样，哭泣的加剧有可能会导致缺氧的危险。而这会使害怕迅速恶化为恐惧。现在，就像我在前面曾说到过的，婴儿共存中这些特殊的制约形式——以呼吸受到干扰为特征——引发婴儿做出一种剧烈的摩尔活动(molar activity)，这种活动表明了后来可以恰当地称其为狂怒的行为。在儿科，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事实：有时候，婴儿得不到满足的需求、焦虑，以及相继而来的对呼吸自由的威胁结合到一起，会令婴儿身体发青变紫(这意味着血液循环中供氧不足)，还会使其出现大多数人称其为痉挛的一般性抽搐。现在，在我们面前出现了一幅画面，我相信，这幅画面已经清楚地表明了婴儿期行为在缓解焦虑方面的不适当性和不充分性。在这个发展阶段，焦虑的唯一来源是母亲的焦虑——也就是，那个重要的、人格相对成熟的、婴儿必须与其合作才能生存的人。 这种画面似乎表明，当需要和焦虑同时产生，会迅速发展为威胁婴儿生存的极度危险。从某种程度看，这种说法并非夸大之词。但是，如果说这就是问题的全部，那么现在可能就不会有我们人类这种特殊的物种了。通过描述身体装置(the apparatus)以减缓和调节——平缓——心律的方式保护心脏免遭任何危险、致命活动的方式，我或许就可以最佳地向大家展现所发生的一切。这种所谓的迷走神经影响(vagus influence)，不仅会减缓心跳，而且实际上可以让心跳停止——如果停止时间延长，就会致命。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身体的某种装置表现出来，这种装置可以让心脏避免被抑制。因此，尽管迷走神经的影响会使心跳短时间停止，但心脏会恢复跳动，并迅速将氧气循环和营养供给方面丧失的时间补上。同样，在与婴儿期焦虑相联系之恐惧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也有动力机制(dynamisms，我用该词来取代装置一词)来保护婴儿免遭我刚描述过的需要和焦虑同时产生的极其危险的情况。至于动力机制的确切含义，我将在后面更为详细地加以例证。 情感淡漠与嗜睡分离的动力机制 在生命的早期以及在后来的生活中，都存在着一些由于这些紧急情境而出现的动力机制。在婴儿身上，一个这样的动力机制显著地表现为保护婴儿免遭这种几何级，即免遭由于那些没有得到满足的需要、焦虑以及由此引发的呼吸障碍(呼吸障碍会导致恐惧这种最大限度的紧张状态)的灾难。动力机制会干预我曾描述过的那种情境——它通常会由于母亲不断增多的焦虑持续恶化——它是人类(或至少是一些高等动物)所具备之适应能力的一部分。在一些环境中，一个人有可能会变得反应漠然，表现出我们所谓的情感淡漠(apathy)。如果处于情感淡漠的状态，所有的需要紧张(tensions of needs)就会显著减弱。你也许还记得，我在前面对两种紧张作出了区分：需要的紧张(它可以获得满足，我们可以将其体验为由于需要所导致之危险而产生的恐惧)与焦虑的紧张(它由人际关系情境所引发)。我们可以说，后者是对人际安全的需要，完全不同于与物理化学环境的交换——为了保存身体组织的完整性和维持生命所必需之过程的顺利进行。所以，我说，在所谓情感淡漠的状态下，所有需要的紧张都会显著减弱。我并不太确定情感淡漠与焦虑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比较深奥的问题，不过我可以马上告诉你，我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或者至少暂时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不过，我想先让你想象一个既焦虑又吓坏了的婴儿(我们或许可以把他描述为一个正在尖叫、乱踢的婴儿)，同时设想情感淡漠如何干预了婴儿，使其紧张显著减弱，也就是说，并未实际上消除了紧张，而是使其大为降低。我们可以说，在这一特定的例子中，紧张首先是一种对食物的需要，然后，由于母亲的焦虑损害了孩子的进食，最终导致一种既对食物又对氧气的需要。情感淡漠会降低这些需要的紧张；不过，在情感淡漠的状态下，需要并没有完全消失，而仅仅只是明显减弱了而已，通常情况下，这样的需要紧张足以维持有机体的生命。这就是说，情感淡漠通常并不会使需要变得非常弱，以至于个体会冷静地或漠然地饿死、渴死、忍受毁灭性的伤害，等等。但是，这种情况只有在生理—化学—生物(physico-chemico-biological)范围内不出现任何异常危险时才是这样；只要情感淡漠普遍存在，个体就不可能对严重或极度的危险做出适当的紧张反应。我之所以补充这一点，不是因为它与我们有关婴儿的讨论直接相关，而是因为我希望你们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即情感淡漠作为逃避这种金字塔式紧张(这种紧张在恐惧状态——这是一种非常极端的状态——中达到顶点)的方式，它并不像为避免心脏停搏的装置那样让人愉悦、有效、安全。对后者来说，如果一个人足以承受心脏的停跳(事实几乎一直都是这样)，装置就会一直工作下去；但是，对婴儿来说，当恐惧和焦虑混合在一起，则很容易导致死亡。因此，婴儿成长过程中的脆弱性甚于我所引证的例子中心脏的脆弱性。 在我们回头讨论如何解决情感淡漠和焦虑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时，我想暂时性地用嗜睡分离(somnolent detachment)这个术语来指由于长时间的严重焦虑而引起的保护性动力机制，以区别由于需要未得满足而引起的保护性动力机制，即情感淡漠。我不知道嗜睡分离的动力机制是否早在婴儿期就已显露出来——就我所能发现的而言，想要设计出解决该问题的任何程序都是不可能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个体后来的生活中，如果焦虑严重且长时间存在的话，一些与情感淡漠相似的东西就会出来干扰焦虑。处于情感淡漠之中的孩子和处于嗜睡分离之中的孩子，其实际表现是没有区别的。二者之间不存在客观上的不同。但是，由于我们关于生命早期阶段的臆测和推断，有很多都是从后来的生活逆向地寻找它们与初始表现形式的区别，因此，我认为，我们完全有理由这么说，即从出生伊始，这些逃避方法或安全装置就已经存在，只是被冠上了不同的名称而已。情感淡漠是由于需要得不到满足或需要极度加剧而引起，嗜睡分离则由于无法避免且长时间存在的焦虑而引起。也就是说，既然焦虑是由于人际情境而导致，那么，嗜睡分离便是一种安全装置，它可以减弱由于人际关系而引起之焦虑紧张的敏感性。在思考发展历程的这一阶段时，我们只要观察到这一点就够了，即这些安全动力机制的干预似乎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婴儿的紊乱状态，直至他的意识状态发生某个重要的改变，于是，婴儿便入睡了。 睡眠需要的紧张 我曾多次提到意识，但没有给它下个定义。我认为，意识状态必定是从婴儿身上推断出来的；我们马上就会有资料表明，意识不仅仅只是一个“假定的事实”(given)。不过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说，生命从出生后的第一小时开始，就有两种存在状态：一种是意识，这种状态是所有人都应该能够暂时接受的，另一种是睡眠状态。 睡眠作为一种生命状态非常重要，而且从某些方面来看，它同清醒(waking)一样复杂难懂。至少对于人类和高等动物来说，清醒和睡眠之间的生命状态(phasic)变化是生命延续所必不可少的。从这个视角看，情感淡漠和嗜睡分离可被视作动力机制，尽管它们对入睡能力有严重的干扰，但能够给生命以保障。婴儿的大部分生命都处于睡眠状态中。睡眠和清醒之间的粗略划分，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呈反向的变化。但是，这种交互关系[记住，反向变化(inverse variation)就是一种交互关系(reciprocal relationship)]是一种复杂的机能，绝不像我们前面提到的有关紧张和欣快之间反向关系的例子那样简单。不过，我们可以说，在不涉及其他显著因素的情况下，婴儿花在睡眠上的那部分时间，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呈反向的变化。我们应该指出这一点，即从子宫外生活伊始，发展年龄(developmental age)和实足年龄(chronological age)是相当的，或者几乎相当。但是，这种一对一的关系在生命的早期就已消失；事实上，在婴儿生活的每一天，发展年龄和实足年龄之间的关系会越来越不像日历或时钟所测得的那样一一对应。 随着讨论的继续，我们将一次又一次地提到整个有关需要、焦虑和睡眠的话题，而且，讨论将不断深入。但是，由于我依然试图阐释有关婴儿期发展新纪元的思考，所以，我在稍作评论之后，将推迟对睡眠这一主题的进一步阐释。 我已说过，生命有两种状态变化：睡眠和清醒。但是，处于睡眠状态的生命并不是一种无紧张的欣快状态。一个人越“需要睡眠”(needs sleep)，特定的紧张状态(即存在状态的失衡，这种状态可以通过睡眠来缓解或矫正)就会变得越强烈；因此，睡眠和这种特定的紧张状态有关，我们可以说，对糖的需要的满足与对糖的需要有关。通过这种我自以为非常充分的陈述，我就可以将你们带入与人类生活有关的第三种也是最后一种紧张领域：除了需要引发的紧张，以及由于人际关系出现障碍而引发的紧张(我们称之为焦虑)外，我们在这里还有与睡眠这种生命状态有关的紧张。我们马上就会发现，需要的紧张和焦虑的紧张与睡眠的紧张是相对立的。这些紧张都不属于同一种类；它们之间有着显著的差异。 我已经花了相当长的篇幅讨论了在婴儿早期就显露出来的需要紧张与焦虑紧张之间的差异。由于语言表达上的欠缺，我想回顾一下我说过的内容。我使用需要一词来意指主要与生命的生化需要、对伤害的避免有关的紧张状态，如果你愿意的话，它还指与维持机体内部各种机能有关的紧张状态。我已经标出了所有这些需要的紧张，并将它们与焦虑的紧张相区别，后者并不直接属于生化世界，而是与婴儿和相对年长的人之间的关系有关，与这个年长之人的合作是婴儿能够存活下来的必要条件。最后，我想说明的是，还有一种与睡眠有关的紧张(tensions which pertain to sleeping)，睡眠是一种与清醒相对的状态。正如我已经说过的，虽然在某个生命时期，一定量的睡眠对于人类以及(至少)一些高等动物的生存来说是必要的，但这种必要性显然不同于对氧气、糖、水、热量等的需要，当然也不同于令人非常不安的焦虑紧张。所以，当我使用满足的需要(need for satisfaction)这一措辞时，我把需要用作了一个技术性术语，因为只有一种技术意义上的需要才能够得到满足。当我讲到人际安全的需要(need for interpersonal security)时，我主要指的是焦虑。而当我讲到睡眠需要(need for sleep)时，我指的是与其他两种紧张状态无关的第三种紧张。我之所以回顾这几个要点，目的是为了让我们在使用语言方面更有把握。 对于发展历程第一年，即婴儿期的思考，我相信我已表明，婴儿有各种反复出现的受生化制约的需要，而这些需要——除呼吸之外——的满足需要人际合作，我们可以称这种合作为温柔。这种用来满足婴儿需要的温柔合作的表现，会由于母亲的焦虑而被打乱、干扰。母亲的焦虑不仅干扰了她与婴儿的温柔合作，而且还会引发婴儿的焦虑。而婴儿的焦虑反过来会干扰他为满足需要而进行的合作，如吮吸、吞咽等。这些未满足的需要所引起的持续紧张，与焦虑的紧张一起，进而干扰了婴儿生理上所必需的睡眠，因此，婴儿不得不用大量额外的时间去睡眠，否则就可能死亡。但是，从清醒到睡眠的状态变化通过婴儿自身变得情感淡漠而得到了保护，这样需求和焦虑便不会堆积。 显然，迄今为止，我尚未完全解决焦虑这个问题，不过，在我有关婴儿焦虑的讨论中，你们可以看到，恐惧的出现，或者恐惧的即将出现，会使得情况严重恶化。情感淡漠的动力机制会将恐惧降低到不会干扰入睡的程度。我知道，我在这里对焦虑问题的讨论有些松散。不过，我们通常可以这样说：一位母亲在经历过婴儿的狂怒行为——很可能会身体发青、尖叫，也很可能会痉挛——后，一旦婴儿开始逐渐平静下来并入睡，母亲的焦虑也会大大缓解。既然母亲的焦虑已经减弱，我们也就很难具体地说出有关婴儿焦虑缓解的情况。例如，有可能甚至是一位在收到一份带来坏消息(这个坏消息预示着未来可能发生令人非常不快的结果)的电报后而变得非常焦虑的母亲，也会因为婴儿类似于狂怒的行为而不去想纯粹的未来麻烦所带来的威胁，不过，当情感淡漠在婴儿身上蔓延，并使他渐渐安静下来并入睡时，由于婴儿所谓的狂怒行为而引发的母亲焦虑也就自然而然地快速消失了。 这里，还有一点我想简要地提一下。生化发展的速度——组织生理—化学—生物结构的速度——在子宫外生活的初期是非常快的，如婴儿体重相对快速的增加，这意味着生化物质通过外部世界而成为婴儿的一部分。既然这一速度在子宫外生活的早期非常迅速，那么一生中任何用于情感淡漠的时间都是非常重要的。关于这一点，我希望你们注意一下玛格丽特·里布尔(Margaret Ribble)的著作注63，她对没有享受适当权益的婴儿做了卓有成效的观察研究，而且她的数据资料是我高度评价的。她曾描述过婴儿期情感淡漠综合征(the syndrome of infantile apathy)，这种症状一经形成，便会对婴儿的生存带来十分不利的影响。换句话说，如果保证婴儿能够活着的人际协作或合作环境受到了严重干扰，致使婴儿在清醒时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不得不处于情感淡漠的状态，那么，这个婴儿就会死去。注64 因此，正如我希望自己已经表达清楚的那样，情感淡漠虽然可以挽救生命，但是，如果它被过分使用，实际上就会令婴儿在各方面严重匮乏，最终会导致婴儿死亡。 [book_title]第五章 婴儿期：动力机制的概念—第一部分 相互活作用区 现在，我想直接开始讨论动力机制这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尽管我暂时不会达到该目标。在此期间，我们将会了解到焦虑概念的一些内容以及这个概念的所有内涵，因为这是思考精神病学的基础，此外，我们还会了解到未分化的、不完善的和综合的经验模式。 我们已经看到，从呼吸循环开始，婴儿便具有一系列的需要、活动和满足，对满足的延迟便是婴儿早期生存所面临的危险，其本身就是我们称之为恐惧的增大了的紧张的源泉。在这一系列的需要、活动和满足中，啼哭是可以减轻恐惧的适当、恰当的活动，因为它带来了满足特定需要所必需的情境。就婴儿而言，在生命的最初几个星期里，啼哭可以达到以下目的：(1)通过开始呼吸循环而减轻缺氧症状；(2)啼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