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纳博科夫短篇小说集 [book_author]纳博科夫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554667 [book_dec]纳博科夫是二十世纪公认的杰出小说家和文体家。68则风格各异的短篇小说，由纳博科夫之子德米特里按照年代顺序编辑而成。在这些幽暗而充满魔力的故事中，纳博科夫完美展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小说技法，天马行空的想象和智力游戏，以及对生命中无从躲避的暧昧和失落的迷人洞察，被称为“英语文学的奇迹”。 68则幽暗而充满魔力的故事中，纳博科夫完美展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小说技法，天马行空的想象和智力游戏，以及对生命中无从躲避的暧昧和失落的迷人洞察。夜晚书桌前的男人被一位不速之客惊扰，原来是来自故乡的木精灵；失散已久的儿子与母亲重逢，却现身在无比尴尬的时刻；名为“剃刀”的流亡理发师给曾经迫害过他的男人刮脸；新郎在蜜月结束后不得不向岳父报告新娘的死讯；羞涩的梦想家与恶魔做了灵魂的交易……纳博科夫一生中所关注的命运主题：怀旧与讽刺、时间与死亡、流亡者的日常、对故国的纪念、隐晦的童年创伤、人与人之间的微妙关系，在此一一呈现。 [book_img]Z_10517.jpg [book_title]娜塔莎 一 楼梯上，娜塔莎撞见从隔壁屋里出来的邻居，巴伦·沃尔夫。他有点费力地爬上光秃秃的木阶梯，手扶着栏杆，从牙缝里轻轻吹着口哨。 “这么急，去哪儿啊，娜塔莎？” “去药店取药。医生刚刚来过。爸爸好点了。” “哦，这是好消息……” 她轻快地走过去了，雨衣沙沙作响，没戴帽子。 沃尔夫靠着栏杆侧身回头看她。有那么一瞬间，他从高处往下看见了她头发上光滑稚嫩的部分。他继续吹着口哨，爬到了顶楼，把他被雨水淋湿了的公文包往床上一扔，把手彻底地洗干净，满意后这才擦干。随后他敲敲老赫列诺夫的门。 赫列诺夫和女儿住一个房间，在门厅对面。女儿睡的是个长沙发，这个沙发的弹簧很奇怪，像金属的草团子一样在松垂的棉绒里滚动、发胀。屋里还有一张桌子，没有油漆，上面铺着有墨水污迹的报纸。赫列诺夫病成个瘦骨嶙峋的小老头，穿着一件拖到脚面上的睡衣，一见沃尔夫剃光的大脑袋伸进门来，就赶快吱吱嘎嘎地回到床上，拉起床单盖好。 “进来吧，见到你很高兴。进来吧。” 老人喘气有些吃力，床头柜的门还半开着。 “我听说你已经完全康复了，阿列克谢·伊万尼奇。”巴伦·沃尔夫说，坐到床边上，拍打着膝盖。 赫列诺夫伸出发黄发黏的手，摇了摇头。 “我不知道你都听到了些什么，但我清清楚楚地知道我明天就要死了……” 他双唇“噗”地发出一声响。 “胡说，”沃尔夫高高兴兴地打断他的话，从裤子后兜里掏出个银色的大烟盒，“不介意我抽烟吧？” 他拿出打火机咔嗒咔嗒打了好一阵。赫列诺夫半闭着眼睛。他的眼皮发青，好像青蛙的蹼一般，突出的下巴上长满了花白的粗硬短须。他眼也不睁，说道：“看来也就是这样了。他们杀了我两个儿子，把我和娜塔莎赶出了老窝。现在我们眼看就要死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了。思前想后，多么愚蠢啊……” 沃尔夫高声说起话来，说得也很清晰。他说谢天谢地，赫列诺夫还有好长日子活呢，每个人都会在春天里和鹳鸟一起返回俄国去。接着他没有停嘴，细细讲了他从前碰到的一桩事。 “这得追溯到我在刚果的时候，”他说道，魁梧的身材有肥胖起来的倾向，边说边轻轻摇晃，“哈，那遥远的刚果，我亲爱的阿列克谢·伊万尼奇，在那遥远的荒野——你知道……想象一下森林深处有个村庄，胸部下垂的女人们黑得就像卡拉库耳大尾绵羊一样，水面的波光映进小棚屋中。在那里，一棵大树下——树名叫链球树——结着像皮球一样的橙色果实。一到晚上，树干中会发出像海一样的声音。我和当地的首领有过一次长谈。我们的翻译是个比利时工程师，也是一个奇妙的人。顺便说一下，他发誓说在一八九五年，他在离坦噶尼喀不远的沼泽地里看到过一头鱼龙。那位首领浑身涂成深蓝色，挂着环饰，一身肥膘，肚子跟果冻一样。我现在就说发生了什么事……” 沃尔夫津津有味地讲着他的故事，笑着抚摸他青灰色的头。 “娜塔莎回来了。”赫列诺夫眼皮抬都没抬，插嘴说道，声音很轻，但很有力。 沃尔夫的脸一下子红了，回头看了看。一会儿后，在离房间很远的地方，大门的锁响了，接着门厅里响起沙沙的脚步声。 “你怎么样了，爸爸？” 沃尔夫站起身，若无其事地说：“你爸爸非常好，我不知道他为何会在床上……我正要给他讲一个非洲巫师的故事呢。” 娜塔莎冲父亲笑了笑，开始打开药包。 “下雨了，”她轻轻说道，“天气糟透了。” 就像往常一样，另外两个人往窗外看看。这么一扭头，赫列诺夫脖子上的青筋绷得更紧了。然后他再一次倒头睡在了枕头上。娜塔莎噘噘嘴，数起药片来，每数一片眼睫毛眨一下。她光滑的乌发上还沾着雨水，眼睛下方有两片可爱的青影。 二 沃尔夫回到自己的房间，带着又激动又高兴的微笑踱了很长时间。一会儿重重地跌坐进一把扶手椅中，一会儿又坐在床边上。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又打开了窗户，往窗下汩汩流水的昏暗院子望去。最后，他痉挛般地耸了耸肩，戴上帽子出去了。 老赫列诺夫这时坐在沙发上，娜塔莎给他整理床铺准备睡觉，他漠不关心地说道： “沃尔夫出去吃饭了。” 然后他叹了口气，把身上的毛毯裹得更紧了。 “好了，”娜塔莎说，“爬到床上来吧，爸爸。” 四面都是潮湿的黄昏街市。汽车驶过，街道如黑色的湍流，圆形的伞顶闪烁着水光，商店窗户里的亮光流淌在沥青路面上。夜伴随着雨流淌，注满了院子深处，闪在细腿的妓女眼睛里。她们在人多的十字路口缓缓地走来走去。路口某处的上方，一个广告牌上一圈灯断断续续地闪着，像一个旋转的光轮。 夜幕降临时，赫列诺夫的体温上升了。温度计很热，在活动——水银柱在红色的小刻度表上爬升。他迷迷糊糊地喃喃低语，说了好一阵子，不停地咬嘴唇，轻轻地摇头。后来他睡着了。娜塔莎借着暗淡的烛光脱了衣服，在模糊的窗户玻璃上看到了自己的映像，苍白的细脖子，黑黑的辫子垂过了锁骨。她就这样站着，无精打采，一动不动。突然间，她觉得整个屋子——连同沙发、散落着卷烟纸的桌子、老人睡着的床（老人睡不安稳，挺着鼻子，张着嘴，浑身是汗）——都动了起来，她自己像是站在一艘船的甲板上，漂进沉沉黑夜。她叹了口气，一只手摸过温暖的裸肩，接着一阵眩晕，不由自主地跌坐在沙发上。她微微一笑，开始脱她的长筒袜。长筒袜很旧，补过多次了，她先将袜子卷下来，再脱下。屋子又一次晃动起来，她觉得好像有谁在往她的脖子和颈背上吹热气。她睁大了眼睛——她的眼睛又黑又长，眼白上有一层蓝色的光泽。一只苍蝇开始围着蜡烛打转，还像一颗旋转的黑豌豆一样往墙上撞。娜塔莎缓缓爬进毯子，像一个旁观者一样感受着自己的体温、长长的大腿，还有枕在脑后的光胳膊。她懒得去熄灭蜡烛，腿上光滑的蚁走感痒得她不由自主地蜷起了膝盖，却也懒得去管，便索性闭上了眼睛。赫列诺夫发出一声低沉的呻吟，睡梦中抬起一只胳膊。胳膊又倒回去了，好像死了一般。娜塔莎轻轻地抬抬身，朝蜡烛吹气。她的眼前开始晃动好多彩色的光环。 我感觉太美妙了，她心想，笑着将头落在枕头上。这会儿她全身蜷曲起来睡着，觉得自己身材极小极小，头脑里所有的想法像温暖的火花，正在轻轻地散开，摇曳。就在她快要睡着的时候，一声疯狂的沉重叫声惊醒了她的睡梦。 “爸爸，怎么啦？” 她在桌子上摸索，点亮了蜡烛。 只见赫列诺夫坐在床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手指紧紧抓住衬衫的领子。几分钟前他醒了，吓得僵住了，原来近处一把椅子上放着一只手表，他误以为那是一支步枪的枪口，一动不动地对准他。他等待着枪声响起，不敢动，后来就失去了控制，惊叫起来。这会儿他看看女儿，眨眨眼睛，抖抖索索地笑了起来。 “爸爸，冷静点，没事的……” 她赤着脚轻轻走过地板，扶正爸爸的枕头，摸了摸他的额头——已经被汗水浸得又湿又黏，凉冰冰的。他深深叹了一口气，身子还一抽一抽地抖，转过脸朝着墙自言自语道： “他们都，都……我也是。噩梦啊……不，你不能这样。” 他睡着了，仿佛跌进深渊一般。 娜塔莎又躺了下来。沙发变得更加不平整了，弹簧一会儿往她身子里钻，一会儿往她肩胛骨里钻，不过最终她还是适应了，飘入了她刚才被打断的、特别温暖的梦境。那个梦她还能感觉到，但记不真切了。后来就是黎明时分，她又醒了过来。原来是父亲在叫她。 “娜塔莎，我感觉不太好……给我点水。” 她睡意蒙眬，走不稳当，伴着淡青色的晨光，走向洗涤池，碰得大水罐叮当响。赫列诺夫贪婪地一口气喝了下去，说道： “我要是回不来，那就太可怕了。” “睡吧，爸爸，再睡一会儿吧。” 娜塔莎披上她的法兰绒睡袍，坐在父亲的床脚处。他又说了好几遍“太可怕了”，然后害怕地笑了笑。 “娜塔莎，我一直在幻想，我正走过我们的村子。记得河边那个地方吗？离锯木厂不远。一路走去真吃力。你知道的——一路全是锯末。锯末和沙子。我的脚陷进去了。有一回，我们到外面旅游……”他皱皱眉，吃力地顺着他磕磕绊绊的思路往下说。 娜塔莎清清楚楚地记得那时他是个什么样子，记得他颔下浅色的胡子，记得他灰色的小山羊皮手套，记得他方格的旅游帽，那顶帽子就像一个放发面团的橡皮口袋——她突然觉得要哭了。 “对，这就对了。”赫列诺夫望着晨雾，无动于衷地拖长声音说。 “再睡会儿吧，爸爸。每样事情我都记得……” 他笨拙地喝了一口水，摸摸脸，又躺倒在枕头上。院子里传来公鸡富于韵律的甜美鸣声。 三 第二天约摸十一点钟，沃尔夫敲响了赫列诺夫的门。屋里盘子叮叮当当一阵猛响，又传出娜塔莎的笑声。不一会儿，她出来到了门厅，小心地从身后关上了房门。 “我好高兴——爸爸今天好多了。” 她穿着一件白色的短上衣，一条米色裙子，后摆两边有两排纽扣。她细长的眼睛里闪着快乐的光。 “真糟糕，折腾了一夜，”她很快地说道，“这会儿他彻底凉下来了，体温正常了。他甚至坚持起床下地。刚刚给他洗过脸。” “今天阳光灿烂，”沃尔夫神秘地说道，“我不去上班……” 他们站在半明半暗的门厅里，靠着墙，不知道再要说些什么。 “你知道我的意思，娜塔莎，”沃尔夫突然大着胆子说，一使劲把他宽阔柔软的脊背从墙上移开，两手深深地插进皱巴巴的灰色裤子的裤兜中，“我们今天去趟乡下吧。六点前回来。怎么样？” 娜塔莎单肩靠墙站着，这时也轻轻地从墙上移开了。 “我怎么能让爸爸一个人待着呢？尽管，仍然……” 沃尔夫突然热烈地说起来。 “娜塔莎，亲爱的，走吧——求你了。你爸爸今天不是好好的吗？万一他需要什么，房东太太也在附近嘛……” “是啊，这都对，”娜塔莎拖长声音说，“那我跟他说一下……” 只见裙子一闪，她回到屋里去了。 赫列诺夫已经穿好了衣服，只是没有戴上硬领，这时正虚弱地在桌子上摸索什么东西。 “娜塔莎，娜塔莎，你昨天忘了买报纸……” 娜塔莎正忙着在酒精炉上泡茶。 “爸爸，今天我想去一趟乡下。沃尔夫邀请我去的。” “当然要去，亲爱的，你一定要去，”赫列诺夫说道，淡蓝色的眼白中充满了泪水，“相信我，我今天好多了。要不是这身体虚得跟个白痴一样……” 娜塔莎再次离开他后，他开始缓缓地在屋里到处摸索，仍然在寻找什么……他低声地哼了一声，想移开沙发。接着他往沙发底下看——他趴下身来，伏在地板上，停了一会儿，头一阵发晕，感到恶心。他吃力地缓缓站起来，挣扎着回到床上，躺了下来……他又一次觉得自己在过一座桥，听到了锯木厂的噪声，看到了黄色的树干漂浮在水面上，他的双脚陷在潮湿的锯末里，一股冷风从河上吹来，把他吹了个透心凉…… 四 “对——我所有的旅行……哦，娜塔莎，我一度以为我是神，我看过锡兰的神庙，在马达加斯加射过极小的翡翠鸟。那里的当地人都戴着一种用动物椎骨做成的项链，晚上在海边唱着奇怪的歌，就像懂音乐的豺狼一般。我住在离塔玛塔瓦不远的一顶帐篷里。那里的土是红色的，海是深蓝色的。那海我无法向你描述……” 沃尔夫陷入了沉默，轻轻地扔着松果。然后他伸开厚实的手掌把自己的脸从上到下抹了一把，哈哈大笑起来。 “现在我到了这里——身无分文，困在这座欧洲最苦难的城市里，日复一日地坐在办公室里，晚上就在货车司机的下等酒吧里吃面包夹香肠。然而，想当年……” 娜塔莎双肘分开，支着身子半卧在地上，望着松树顶。松树轻轻地斜向青绿色的天空，树顶闪闪发亮。她又往那青绿色的天空望去，好多明亮的小圆点旋转着，闪烁着，映入她的眼帘。时不时有什么金色的东西掠过一棵棵松树。巴伦·沃尔夫穿着他肥大的灰色外套坐在娜塔莎交叉起来的腿旁边，低垂着剃光的头，轻轻地扔着干松果…… 娜塔莎叹了一口气。 “要是在中世纪，”她盯着松树顶说，“他们就把我捆在火刑柱上烧死了。我有时候有很奇怪的感觉，就像痴迷的幻觉一般。接着我就几乎没了重量，觉得在什么地方漂浮，一切都明白了——生命，死亡，一切……有一次，我大概十岁吧，坐在餐厅里画画。后来画累了，就开始胡思乱想。突然间，来了一个女人，来得好快。她光着脚，穿着褪了色的蓝衣服，肚子又大又沉，小脸又瘦又黄，眼睛特别温柔，又神秘莫测……她走了过去，没有看我，走进隔壁屋里去了。我没有害怕——不知为何，我以为她是来洗地板的。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她，可是你知道她是谁吗？是圣母马利亚…… 沃尔夫微微一笑。 “是什么让你这样想，娜塔莎？” “我知道的。五年前她在我梦里出现过。抱着一个小孩，脚下有天使，胳膊肘支着身子，就像拉斐尔画里画的那样，只是比画上的更逼真。除此之外，我有时候还有一些别的小幻觉。在莫斯科时，他们带走了父亲，我独自留在家里，就发生过这样的事：书桌上有一个小铜铃，就和蒂罗尔州(1)的放牛人拴在牛身上的铜铃一样。突然间那铜铃升到半空中，打起铃来，然后掉了下来。” 沃尔夫奇怪地看她一眼，然后将松果远远扔开，冷淡而又含糊地说： “有些事我必须跟你讲讲，娜塔莎。你看，我根本就没去过非洲，也没去过印度。说的全是谎言。我快三十了，可是除了两三个俄国小镇和十来个小村庄，还有这个荒凉的乡下之外，我哪里都没去过。请原谅我。” 他露出一个哀伤的微笑。想起从小便萦绕在心头的那些绮丽幻想，他突然感到遗憾难耐。 秋天的天气干燥温暖。松树金色的树顶摇摆时嘎吱作响。 “一只蚂蚁，”娜塔莎站了起来，拍拍裙子和长筒袜，“我们坐在一群蚂蚁上面了。” “你是不是特别看不起我？”沃尔夫问道。 她笑了笑。 “别傻了。反正我俩扯平了。我告诉你的那一切，什么痴迷幻觉呀，圣母马利亚呀，小铃铛呀，都是瞎说的。那都是我一天里瞎想出来的，后来嘛，我自然就有了印象，好像真的发生过一般……” “事情就是这样的。”沃尔夫站起来说道。 “给我再讲讲你的旅行吧。”娜塔莎说道，没有讥讽的意思。 沃尔夫习惯性地做了个手势，拿出一个结实的烟盒来。 “听候你的吩咐。当我乘着帆船从婆罗洲往苏门答腊航行时……” 五 一个缓坡朝湖伸展下去。岸边木头平台的柱子倒映在水里，像灰色的螺旋一般。湖的对岸是和这边一样的黑松林，不过处处可以瞥见零星的白色树桩，桦树雾蒙蒙的黄叶。深绿色的水面上漂浮着云影，娜塔莎突然有回到俄国的感觉。只有在俄罗斯，才会有这种热得人喉咙发紧的快乐感。还让她快乐的是沃尔夫继续在编造那些神奇的故事给她听。他不时发出点小噪声，甩出扁平的小石子，在水面上打出水漂来。今天是工作日，这里看不到人，偶尔听到叫声或者笑声，如流云飘荡，还有一张游艇的帆，如白翅盘旋。他俩沿着湖岸走了很长一段时间，又在滑溜的坡上跑，发现了一条小径，沿路木莓树丛散发出幽幽潮气。稍远一点，湖水的右岸，有一个咖啡馆，里面空无一人，既没有服务员，也没有顾客，好像什么地方起了火，大家都端着杯子和盘子跑出去看了。沃尔夫和娜塔莎绕着咖啡馆走了一圈，然后在一个空位上坐了下来，假装他们正在吃喝，乐队正在演奏。就在他们开着玩笑的时候，娜塔莎忽然觉得她听见了真正的管乐器发出的清晰声音。她露出一丝神秘的微笑，猛地站起身来，沿着湖岸跑起来。巴伦·沃尔夫拖着沉重的脚步，一歪一扭地跟在她后面。“等等，娜塔莎——我们还没付钱呢！” 后来他们发现了一片苹果绿的草地，四周都是莎草。太阳透过莎草照在湖上，水波闪闪宛如金子……娜塔莎眯着眼睛，鼻孔使劲吸了几下，连连说道：“我的上帝，真是太妙了……” 沃尔夫见他说话没引起多少反应，有点伤心，便陷入了沉默。在浩浩湖边这个风和日暖的时刻，一点伤心就像一只鸣虫那样飞过去了。 娜塔莎皱皱眉，说： “不知为什么，我觉得爸爸的病又加重了。也许我不该让他一个人待在家里。”沃尔夫想起了老人跳回床上的时候，那两条发亮的瘦腿，上面长满了又粗又硬的灰色短毛。他心想：要是他今天果真死了，那该怎么办？ “别这么说，娜塔莎——他现在好着呢。” “我也这么想。”她说，又高兴了起来。 沃尔夫脱下他的外套，穿着条纹衬衫的厚实身体散发出轻轻的热气。他这时就挨着娜塔莎走，她直视着前方，享受着走在他身边的这种温暖感觉。 “我多么想，娜塔莎，我做梦都在想，”他说道，把手里握着的一根树枝挥得呼呼直响，“我编了瞎话当真事讲，是不是真的在撒谎呢？我有一个朋友，在孟买工作了三年。在孟买！我的上帝，这地名本身就是音乐。仅仅这一个词，就含义无穷，炸弹一般的阳光，还有鼓声。你想一下，娜塔莎——我那个朋友什么都说不清楚，什么都没记住，只记住了工作中的吵嘴、热浪、热病，还有一位英国上校的妻子。我们中有谁真的去过印度？……很明显——我算一个。孟买，新加坡……我记得住，比如……” 娜塔莎紧靠着湖边走，于是有小孩那么高的浪花打在了她的脚上。远处树林那边，一列火车驶过，沿着一条音乐的弦奔驰。他俩都停下脚步，听这音乐之声。天色变得更为金黄，更为轻柔，湖对岸的树林现在罩上了一层浅蓝色。 快到火车站时，沃尔夫买了一纸袋李子，一尝却是酸的。坐在火车空空的木制车厢里，他就隔着空儿把李子都扔到车窗外面去了。还一个劲地后悔，刚才在咖啡馆，啤酒杯下垫有硬纸做的圆盘，他没有顺手偷它几个。 “那圆盘飞起来可好看了，娜塔莎，像鸟一样。看那飞盘真是一种享受。” 娜塔莎累了：她双目紧闭，后来又一次和昨晚一样，一阵轻飘飘的眩晕压倒了她，带着她高高飘走。 “等会儿我跟爸爸说我们出去的事时，你别打断我，也别纠正我。我会告诉他一些我们根本没见过的事。各种各样的小趣事。他听得懂。” 他们到了后，决定步行回家。巴伦·沃尔夫变得沉默寡言，听见汽车喇叭的凶猛噪声，一脸愁容。不过娜塔莎仿佛船鼓起风帆一般，好像疲劳给她插上了翅膀，让她身轻欲飞似的。她觉得沃尔夫情绪消沉，和夜色一样消沉。在离家还有一个街区的时候，沃尔夫突然停下了。娜塔莎往前一望，也停下了，回过头来。沃尔夫挺起胸膛，两手深深地插进宽大的裤兜中，像头公牛一样垂下了他的淡青色的头。他眼睛望着别处，说他爱她。说完飞快转身走开了，进了一家烟草店。 娜塔莎站了一会儿，好像悬在半空一般，然后缓缓朝家走去。她想，这件事情我也要告诉爸爸。边想边走，穿过了一团快乐的青雾，雾气中街灯纷纷亮了起来，宛如颗颗宝石。她觉得身体越来越虚，阵阵热气巨浪一般静静地沿着脊梁涌上来。当她到家的时候，她看见她父亲穿着一件黑夹克，一只手捂着没有扣起来的衬衣领子，另一只手转弄着房门钥匙，急匆匆地出来了。夜幕中他略微弓着背，朝报刊亭走去。 “爸爸。”她叫道，跟在他后面走。他走到人行道边上停了下来，头往旁边偏了偏，带着熟悉的、狡猾的微笑看了看她。 “我的小公鸡，一身灰羽毛。唉，你不该出来呀。”娜塔莎说。 她父亲头往另一边偏偏，非常轻柔地说：“最亲爱的，今天的报上有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只是我忘了带钱。你能不能跑上楼去拿钱？我就在这里等。” 她猛地推开门，心里还生父亲的气，但同时见他生龙活虎的样子，又高兴起来。她飞快地上了楼，恍惚如在梦中。她匆匆进了门厅。“他站在那边等我，会着凉的。” 不知为何，门厅灯依然亮着。娜塔莎走近了她的房门，就在这时候，她听见身后传来耳语般的轻轻说话声。门迅速打开了。煤油灯还在桌子上，冒着浓烟。房东太太、女仆，还有一位不太熟悉的人，堵在床前。娜塔莎进来时他们都转过身来，房东太太一声惊叫，朝她冲过来…… 直到这时，娜塔莎才注意到她父亲就躺在床上，和她刚才见到的模样全然不同。他现在是一个死去的小老头，缩成了一团，挺着一个蜡白的鼻子。 * * * (1)　Tyrol，位于奥地利西南部，阿尔卑斯山脉之中。 [book_title]词语 一阵引人入梦的风，把我扫出了幽谷之夜，我站在崇山峻岭中一条路的边上，头上是一片明净的纯金天空。不用观瞧，我就能感觉到色彩、角度，还有巨大的参差嶙峋的悬崖的各个崖面。峭壁令人目眩，我身后，下方某个地方，众多的湖泊闪闪似镜。我感觉到天堂般的彩虹色，感觉到自由、崇高，我的灵魂为之倾倒：我知道这是进了天堂。然而，在尘世的灵魂深处，一缕简单的尘世思绪像尖尖火苗升起——我严防死守，不让它汇入我周围无限幽美的景致中去。这缕思绪，这个刺痛人心的赤裸火苗，正是我对尘世故乡的思念。我赤着双脚，身无分文，站在一条山路的边上，等待着仁慈、明亮的天堂来客。这时一阵风，像是奇迹将至的预兆，拂过我的头发，在峡谷里响起清澈的吟唱，吹皱了树木童话般的丝衣。满树的花开放在山崖路两边，深深绿草火舌一般舔着树干。大朵大朵的花从闪亮的树枝上稳稳绽开，宛如举在空中的盛满阳光的高脚杯，滑过天空时伸展开透明圆润的花瓣。花瓣散发出潮湿的香气，让我想起了我一生中经历的所有最美好的事情。 我站在路上，亮光照得我喘不过气来，突然间路上刮起了翅膀飞腾的风暴。我等待着的天使从令人眩晕的深渊中蜂拥而出，他们收拢起来的翅膀直指苍穹。他们的步伐无比轻盈，宛如飘动的彩云。他们透明的面孔一动不动，只有明亮的睫毛闪闪抖动。青绿色的小鸟在他们中间飞来飞去，发出女孩子银铃般的愉快笑声。肢体轻盈的棕色动物轻快地跑来跑去，身上神奇地缀着黑色的斑点。还有些飞禽在天空盘旋，扶摇而上时默默地伸出光滑似缎的爪子，抓住散在天空中的鲜花，然后闪动着眼睛紧挨着我飞了过去。 翅膀，翅膀，翅膀！我怎能写出它们的盘旋舞姿和色彩？它们是全能的，又那么柔软——有黄褐色的，有紫色的，有深蓝色的，有黑天鹅色的，羽毛弯弯似弓，圆尖上粘着火红的尘土。它们如翻滚的云层一般高傲地挺立在天使明亮的肩头。时不时就有天使似乎控制不住喜悦的心情，突然间激动起来，身子神奇地一抖，便尽展双翅的美丽。那种美就像阳光的劲射，就像几百万只眼睛溢出的流彩。 他们仰望着天空，挤挤挨挨地走了过去。他们的眼睛笑得眯成了缝，我在这些眼睛里看见了飞行后的小憩。他们披着鲜花，迈着流畅的脚步前行。鲜花飞舞，散发出潮湿的光泽。毛色鲜亮的动物嬉戏着，旋转着，向上爬升，奏着欢快的音乐，上下飞舞。我，一个睁不开眼睛的乞丐，摇摇晃晃地站在路边。在我乞丐的心中，一直在回响着同一个想法：向他们呼喊，告诉他们——啊，告诉他们，在上帝创造的群星中最灿烂的那一颗上，有一片土地——我的故乡——正在令人痛苦的黑暗中奄奄一息。我有这样的感觉：只要我能伸手抓住哪怕一缕那抖动的光，我就会把欢乐带回我的祖国，让人人立刻开心，让心灵沐着复苏的春光，绕过淙淙春泉，前去聆听再度觉醒的神殿发出的金色雷霆。 我伸出颤抖的双手，想阻挡天使们的去路。我开始抓他们鲜亮长袍的边，抓他们弯曲翅膀炽热、流动的毛边，可那袍边毛边都像绵软的花，一抓就从我指缝里溜走了。我呻吟着乱跑，发疯般求他们搭理搭理我，可众天使照样大步向前，根本不理我，他们轮廓分明的脸仰望着天空。他们成群结队前去天堂赴宴，走进了一块林中空地，那里华美得令人无法忍受，一尊我不敢想的神就在那里生活、游荡。在那些深红色的、赤褐色的、紫罗兰色的巨大翅膀上，我看见了火一般的蛛网、水珠、各种图案。我的头顶上，一阵柔和的瑟瑟声如波浪一般远去。长着彩虹花冠的翠鸟在啄食，鲜花从闪亮的花枝上飘落。“等等，听我把话说完！”我叫道，想抱住一位天使朦胧如幻的腿。然而那双腿，摸不着，拉不住，从我伸出去的手里溜了过去，只有翅膀的边在匆匆经过我时刷在了我的嘴唇上。远处，苍翠醒目的悬崖之间有一块金色的空地，翻滚着汹涌波涛，天使们开始后退。鸟儿停止了它们高亢激动的笑声，树上也不再飞下花来。我越来越虚弱，无声地倒了下来…… 这时奇迹发生了。最后过去的天使中有一位欲行又止，转过身，默默地朝我走来。我看见了他两道凛凛弯眉下的眼睛，深邃，专注，宝石一般闪亮。双翅伸展，细骨上寒光闪闪，宛如结了霜一般。双翅是灰色的，一种妙不可言的灰色，每根羽毛的尖端就像一把银光闪闪的镰刀。他的面容，挂着淡淡笑容的嘴唇，还有他开阔明亮的前额，都让我想起我在尘世见过的相貌特征。那曲线，那光亮，我曾爱过的所有脸孔散发出的魅力——那些久别之人的模样——似乎都融入了一张奇妙的面容中。所有熟知的声音分头赶来和我的听力相会，现在似乎汇聚出一曲完美的旋律。 他走到我跟前。他微微一笑。我看不清他。不过，望了一眼他的腿，我注意到他的脚上布满天蓝色的筋脉，还长着一个浅色的胎记。看到这些筋脉，看到那个小小胎记，我明白了，他还没有完全脱离尘世，那么他就有可能懂得我的祈求。 于是我低下头，将我沾满鲜亮泥土的粗糙手掌按到我半睁的眼睛上，开始细述我的苦难。我想说我的故乡是多么完美，它现在沉沉昏睡是多么可怕，然而我没有找到我需要的词语。我连忙又说了一遍，嘟嘟囔囔地说了些琐事，说有一座烧毁了的房子，里头的镶木地板被太阳一照，光辉就映在一面斜镜里。我喋喋不休地说老书和老椴树，说各种小摆设，说我在一个深蓝色的学童笔记本里写下的最初几首诗，说在一块长满山萝卜和雏菊的地中央，有一块灰色的大圆石头，上面长满了野生的黑树莓——可是最重要的事情我还是无法表达。我困惑了，突然停住不说了，然后重新开始，又停住，又开始，用自己无助的匆匆话语。我说了一座凉爽空旷的乡下房子里有好多房间，说了椴树，说了我的初恋，说了睡在山萝卜上的大黄蜂。我觉得任何时候——任何一分钟——我都要说到最重要的事情上了，我就要说清楚我的故国遭受的整个苦难了。可是不知为何，那一刻我只记得一些非常平淡的俗事，这些事情不会说话，也不会挥洒大滴的、炽热的、可怕的泪水，而想说的却又说不出来。 我沉默了，抬起头来。天使朝我平静而又关心地笑笑，宝石般的修长眼睛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我觉得他听懂了我的意思。 “原谅我，”我叫道，恭顺地亲吻他浅色脚上的那个胎记，“原谅我只能说出一点转瞬即逝的小事情。不过你还是听懂了，我的好心的灰色天使。回答我，帮助我，告诉我，如何才能救我故国？” 天使用他鸽子一般柔软的翅膀抱抱我的肩头，说了一个简单的词，我从他的声音中认识到了所有天使的声音，那种可爱的、消了音的声音。他说的那个词太美妙了，带着一声叹息，听得我闭起了眼睛，头垂得更低了。那个词的香气和旋律渗入我的血管，在我脑海里如太阳一般冉冉升起。我意识中的无数洞穴学会了那个词伊甸园般的优美旋律，一次又一次地吟唱。它充满了我的身心。它就像一个绷紧的结，从里头敲打着我的太阳穴，它的湿气抖在我的眼睫毛上，它发出的凉爽香气吹过我的头发，它把天国的温暖洒遍了我的心田。 我将那个词喊了出来，我为它的每一个音节狂欢。我使劲捂住眼睛，满眶快乐的泪水如闪闪彩虹…… 哦，主啊——冬日的清晨在窗户里闪出青光，我记不得我喊出来的是个什么词。 [book_title]复活节之雨 那天，一个孤独的瑞士老太太约瑟芬妮，买了半打鸡蛋，一支黑色的画笔，还有两板深红色的水彩颜料。她曾经和一家俄国人住在一起，俄国人管她叫约瑟芬娜·勒沃娃，一叫就是十二年。那天苹果树开花了，拐角上的电影海报倒映在一个小水塘平静的水面上。早晨，莱芒湖(1)对岸远远的群山罩在薄纱一般的淡雾中，像珍本书封面蚀刻画上护着一层不透明的米纸一般。这样的雾预示着一天天气晴好，不过阳光刚刚掠过歪歪斜斜的小石房屋顶，掠过一辆玩具电车潮湿的电线，就再次消失在雾气中了。白天天气倒是很平静，天空中飘着春季的云，但是临近傍晚，阴沉的冷风吹下山来。回家路上，约瑟芬妮突然一阵猛咳，快到家门口时咳得立脚不稳，满脸通红，便斜身靠在收起来的雨伞上，像是靠着一柄细长的黑色手杖。 屋里已经黑了。她打开灯，灯光照在她手上——一双瘦削的手，皮肤紧致光亮，上面有些瘀斑，指甲上白斑点点。 约瑟芬妮掏出钱包放在桌上，把外套和帽子丢在床上。她倒了一杯水，戴上一副黑色边框的夹鼻眼镜，让浓眉下一双深灰色的眼睛显得十分严厉。眉头紧锁，几乎就贴在鼻梁上方。她开始画彩蛋。不知为何，深红色的水彩在鸡蛋上无法着色。也许她应该买某种化学油彩，但是她不知道到哪里去买，也不好意思问人，跟别人讲不清楚。她考虑去见一个她认识的药剂师——到了那里，她可以说买些阿司匹林。她感觉疲乏无力，眼球又热又痛。她想静静地坐一会儿，静静地想一会儿。今天是俄罗斯的圣星期六(2)。 有一段时间，涅夫斯基大街上的小贩们卖过一种很特别的钳子。这种钳子专门用来从深蓝色或橘黄色的滚烫液体中夹出鸡蛋。不过也有一种木匙，用这东西从冒着热气的染料瓶中捞蛋时，会时不时轻轻磕到瓶子的厚玻璃。蛋捞出来后，红的和红的归一起，绿的和绿的归一起，晾干。也有另一种染蛋办法，就是把蛋紧紧地包在布条里，布条内侧裹了印花油彩，看上去就像墙纸的花样。把这样的蛋放在大罐里煮熟，男仆捧着罐子从厨房里出来，拆开布条，从温暖潮湿的织物中取出带着斑点或是大理石花纹的蛋，那情景才叫好玩。布条上轻轻冒起热气，让人想起童年时光。 这位瑞士老太太觉得奇怪，竟然忆起当年在俄国生活的情景来。那时她思念瑞士老家，便给她远在家乡的朋友寄去一封封忧伤的长信，写得工工整整，诉说她在俄国总觉得不受欢迎，遭受误解。每天清晨吃过早饭，她总要和她照看的小孩埃莱娜坐上一辆宽敞的敞篷四轮马车去兜风。马车夫肥大的屁股像个蓝色的大南瓜，一旁挨着的是老男仆弓起的背，全身的纽扣和帽徽都是金色的。当时她会说的俄语仅有“马车夫”“好”和“很好”寥寥几句，还都念不准音，后两句变成了“闭嘴”“就这样”。 就在战争即将来临时，她离开了彼得堡，暗自庆幸。她心想，现在可以在故乡小镇的舒适悠闲中和朋友们度过一个个谈笑风生的夜晚了。可恰恰事与愿违。她的现实生活——换句话说，也就是那段热切投入、深刻了解周遭人事的时光——在俄国过去了，这个国家她无意之间热爱起来了，开始理解了，那里如今会发生什么，只有上帝知道……明天就是东正教的复活节了。 约瑟芬妮重重地叹了口气，站起身来，把窗户关得严严实实。她看看她的手表，黑色表面，镀镍的表链。该去拾掇那些彩蛋了。彩蛋是送给普拉东诺夫夫妇当礼物的，那是一对新近定居在洛桑的俄罗斯老夫妻。洛桑对她来说既是故土，又是他乡，在这儿连呼吸都感到困难。镇上的街道坡度陡，转弯急，房屋沿街随意矗立着，显得杂乱无章。 她陷入了沉思，听着脑袋里的嗡嗡响声。后来她晃晃身子，恢复过来，将一小瓶紫色的墨水倒入一个锡罐中，小心地把一个蛋放了进去。 门被轻轻地推开了。她的邻居费纳德小姐走了进来，像老鼠一样几乎没发出一点声响。她是个又瘦又小的女人，从前也是当家庭教师的。如今一头短发已经全白了，披着一条黑披肩，上面缀着的玻璃珠子闪闪发光。 听到她老鼠般的脚步声，约瑟芬妮笨手笨脚地拿起一张报纸，将锡罐和正放在吸墨纸上晾干的鸡蛋遮了起来。 “你想干什么？我不喜欢别人这样随便进来。” 费纳德小姐斜眼看看约瑟芬妮那张焦虑的脸，什么也没说。不过她被深深地刺痛了，便一言不发，离开了房间，跟进来时一样蹑手蹑脚。 这时鸡蛋已经变成了有毒的紫罗兰色。约瑟芬妮拿起一个没画的鸡蛋，打算在上面画两个代表复活节的大写字母(3)，这是俄国的传统风俗。第一个字母“X”她画得很好，但第二个字母她记不大清了，最后她歪歪扭扭地画了个可笑的“R”，代替了本该画的“B”。等墨水干透以后，她用软软的卫生纸将蛋包起来，塞进她的皮手袋里。 怎么如此困倦，令人痛苦……她想躺在床上，喝点热咖啡，伸展双腿……她有点发烧，眼皮针刺般地疼……她走到外面，嗓子里又冒出一阵干咳。街道上又黑又潮，空无一人。普拉东诺夫夫妇就住在附近，他们正坐在家里喝茶。普拉东诺夫先生是个秃头，胡须稀疏，穿着一件俄罗斯斜纹暗扣衬衫。约瑟芬妮用伞柄敲敲门，走进屋子，这时普拉东诺夫先生正往卷烟纸里装黄色的烟草。 “晚上好啊，小姐！” 她在他们旁边坐了下来，开始啰里啰嗦地说起即将到来的俄罗斯复活节，甚不得体。她从手提包里一个接一个地掏出紫罗兰色的鸡蛋来。普拉东诺夫先生注意到鸡蛋上画着淡紫色的字母“XR”，忍不住大笑起来。 “到底是什么让她迷上这两个犹太人的词首大写字母？” 他的妻子，一个体态丰满的女人，戴着金色的假发，长着一双忧郁的眼睛，微微笑了一下。她向约瑟芬妮淡淡地道了谢，故意拖长法语的元音。约瑟芬妮不明白他们为什么笑。她觉得燥热，难受。她又说开了，她感觉到她说的事情不合时宜，但她还是控制不住，继续往下说。 “是的，这个时候俄罗斯是没有复活节……可怜的俄罗斯啊！唉，我记得那里的人经常在街上相吻，我的小埃莱娜这一天看起来像个小天使……唉，一想起你们的漂亮国家，我往往从夜晚哭到天明。” 普拉东诺夫夫妇总觉得这样的谈话并不愉快。他们从不和外人谈及他们丧失了的家园，就像落难的富人，自己眼下的贫困要深藏不露，甚至要比从前显得更高傲，不可接近。所以说，约瑟芬妮根本就觉得他们一点也不爱俄国。通常她拜访普拉东诺夫夫妇时，她总是想，只要她饱含热泪地谈起美丽的俄罗斯，他们夫妇就会突放悲声，开始追忆昔日岁月，他们三个就这样整晚促膝而谈，一起回忆，一起哭泣，紧紧握着彼此的手。 实际上这样的事情从未发生过。普拉东诺夫总是捋着胡子，出于礼貌点头示意，神情冷淡。他的妻子则尽量岔开话题，打听哪里能买到最便宜的茶叶或肥皂。 普拉东诺夫又开始卷起烟来。他妻子把卷好的烟平放在一个硬纸板盒里。他俩都打算先小睡一会儿，然后去街口那座希腊东正教教堂参加复活节守夜仪式。所以他们只想静静地坐着，自个儿想自个儿的心事。他们的儿子在克里米亚战死，他们通过几个眼神，或几个看似心不在焉的微笑，就足以表示对儿子的怀念。要么就说说复活节的琐碎事，说说泊赫塔玛兹卡亚街上的另外一座教堂。而现在这位喋喋不休、多愁善感的老太太带着她那双忧愁的深灰色眼睛来了，叹息声不绝于耳，很可能要坐到他们两人要走的时候。 约瑟芬妮终于不说话了，满心希望他们请她一起去教堂，然后和他们一起吃早餐。她知道他们前天就烤了俄罗斯的复活节蛋糕，虽然她因为发烧不能吃，但如能受到邀请，那仍然是多么愉快、多么温馨、多么喜庆的事啊。 普拉东诺夫磨磨牙，摒住一个哈欠，偷偷看看手腕，看看小表盘下面的指针。约瑟芬妮明白他们不会邀请她，便起身告辞。 “你们需要稍微休息一下，我亲爱的朋友，不过我走之前有句话想对你们说说。”约瑟芬妮走近了也站起来的普拉东诺夫，用洪亮的、不连贯的俄语大声说道：“基督已经复活了！” 这是她最后一丝希望，希望唤起甜美的热泪，唤起复活节之吻，唤起共进早餐的邀请……可是普拉东诺夫只是挺挺肩膀，压住一声笑说：“瞧瞧，小姐，你俄语说得好漂亮。” 一走到门外，她放声痛哭，一边走一边用手帕捂住眼睛，身体微微摇晃，拄着她手杖一般的丝制雨伞，轻轻敲在人行道上。夜空深沉，天色不清——月光暗淡，云如废墟。灯火通明的电影院旁有一个小水坑，一头鬈发的卓别林的一双八字脚倒映其中。湖水仿佛一道雾墙，湖边树木喧闹呜咽，约瑟芬妮从树下走过时，看见一个小码头上一只翠绿灯笼闪着微光，还有个白色的大家伙正在登上一条随波起伏的黑色小船。她透过泪眼注视着。原来是一只巨大的老天鹅抖擞精神，拍了几下翅膀，突然身子一沉，如一只呆家鹅一般，摇摇晃晃拖着沉重的步子走到小船上。水面一片漆黑，与雾融为一色，小船摇动，平静光滑的水面上荡起了绿色涟漪。 约瑟芬妮思虑良久，觉得还是去教堂为好。不过当年在彼得堡，她唯一去过的教堂就是在莫兹卡亚大街尽头处的一座红色天主教教堂，现在要去一座东正教教堂，她觉得不好意思。她不懂东正教教堂的规矩，不知道何时画十字，不知道如何交叉手指，不知道在哪里可以发表意见。她觉得一阵阵凉意袭来，头脑里沙沙作响，乱成了一锅粥：又是哗哗树声，又是朵朵黑云。复活节的往事历历在目：堆积如山的彩蛋，圣以撒大教堂里蒙尘的光辉。她耳朵发聋，昏昏欲睡，不知不觉打道回府，肩头靠着墙爬上楼梯。后来就站立不稳，牙齿打战，开始脱衣服。她觉得自己越来越虚弱，便一头倒在床上，露出一丝不可思议的欣慰微笑。 一阵迷乱，如狂暴袭来的钟声，震得她不能动弹。堆积如山的彩蛋噼里啪啦散落了一地。太阳——莫非太阳是一头乳酪做成的金角羊？——一个跟头从窗子里闯了进来，渐渐变大，照得满屋金黄温暖。与此同时，彩蛋快速地动了起来，沿着光亮的木地板滚去，相互碰撞，蛋壳撞碎了，蛋白里混杂着深红色的条纹。 她就这样迷迷糊糊地折腾了一夜，直到第二天早晨气还未消的费纳德小姐走了进来，吃惊之下，慌忙跑出去叫医生。 “小姐，是大叶性肺炎。” 在一阵阵的幻觉中，闪现着墙纸上的花儿，老太太的白发，还有医生平静的目光——一闪之后，就全不见了。又是一阵喜悦，如捅开的马蜂窝，包围了她的灵魂。童话般瓦蓝的天空像个巨大的彩蛋，钟声如雷，有个人走进屋来，模样像普拉东诺夫，也有点像埃莱娜的父亲——一进来就打开一份报纸，放在桌上，然后就近坐下来，一会儿看看约瑟芬妮，一会儿看看报纸，带着一丝意味深长的微笑，不卑不亢，有点狡猾。约瑟芬妮知道报纸上有重大消息，可是她尽其所能，也看不懂黑色标题中的俄文字母。来人继续微笑着，又意味深长地看她几眼，好像马上就要揭开秘密，证实她刚才预先品尝过的幸福——可是此人又缓缓消失了。一团乌云袭来，她眼前一黑，失去了知觉。 之后又来了一些五颜六色的迷乱梦境：四轮马车沿着码头前行，埃莱娜舔食着木勺里又热又亮的色彩，宽阔的涅瓦河波光荡漾，沙皇彼得突然从古铜色的马上跳下，马前腿的两个蹄掌同时闪闪发亮。他走近约瑟芬妮，严厉的绿色脸庞上带着微笑，抱住她轻吻她的一侧脸颊，然后又吻另一侧。他的嘴唇柔软温暖，当他第三次擦过她的脸颊时，她的心扑通狂跳，发出幸福的叹息，张开双臂，这时她突然平静下来。 在她生病的第六天清晨，度过最后一次危机后，约瑟芬妮苏醒过来。窗外白色天空光芒闪烁，雨水如注，哗哗落进水槽，激得水珠飞溅。 一截被雨水淋湿的树枝横过窗台，树枝末梢有一片叶子，在雨水轻拍下瑟瑟颤抖。叶子往前伸展，一大颗水珠从绿叶尖上滚落。叶子又抖一下，又是一丝带雨的珠光滚落。然后，雨滴如一道闪亮的长耳坠，悬在叶尖，又滚落下去。 约瑟芬妮觉得雨水的凉意流遍了她的血管。她望着落雨的天空，无法移开目光，欢快跳动的雨煞是好看，叶子抖得那么迷人，她不由得想笑。笑声在体内积满，虽然还发不出声来，却已在体内驰骋，抵住上腭，马上就会喷薄而出。 在她左边的角落里，有什么东西在摸索，发出阵阵叹息。体内的笑声还在聚集，憋得她发抖，她便把目光从窗口移开，转过头来。那个小老太太脸朝下趴在地板上，裹着她的黑披肩。她一只手伸到五斗柜下面乱翻，银色短发生气地乱晃。原来她的线团滚到五斗柜底下去了，黑纱线从柜子底下扯到了椅子底下，椅子上还放着她的编织针和一只织了一半的长筒袜。 看看费纳德小姐的黑色毛发，看看她蠕动的腿，再看看她的带扣短靴，约瑟芬妮发出阵阵洪亮的大笑。她喘着气咕咕乱叫，身子在羽绒被下发抖，觉得自己复活了，从遥远的迷雾中回来了。那曾是幸福之雾，神奇之雾，复活节光辉之雾。 * * * (1)　Lake Léman，又名日内瓦湖（Lake Geneva），位于法国与瑞士的交界。 (2)　Holy Saturday，复活节前一日，追忆基督受难，等待基督复活。 (3)　作者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原注：这两个字母是斯拉夫字母X（Kh）和B（V），为Khristos vorkresye二词的词首字母，意为“基督复活”。 [book_title]兰斯 一 假定这个星球已经有了一个名字，这无关紧要。它正对着地球，与地球相隔的距离相当于上个星期五与喜马拉雅山形成日之间相隔的漫长岁月——也就是读者平均年龄的百万倍。透过想象的望远镜视野，透过眼泪的棱镜，这个星球所呈现的特性与其他星球相比并无显著之处。一个玫瑰色的天体，密密麻麻地布满了灰暗的斑点，是浩瀚可怖的自由空间中不停运转的无数物体之一。 我这个星球的海（不同于地球上的海）和它的湖（也不同于地球上的湖）也都有了我们假定的名字，其中有些名字和花园里的玫瑰花名比起来，显得不那么空洞，另外一些和它们的观察者的姓名比起来，显得没什么意义（随便举例来说，一位天文学家可以起名为Lampland(1)，一位昆虫学家可以起名为Krautwurm(2)，都一样新奇）。不过大部分名称都像古董一样，华而不实，讹误迭出，与骑士传奇中的地名不相上下。 就像我们这地方叫“松树山谷”，一路下去，没什么好景致可看，只见路的一边有个鞋厂，另一边是废弃生锈的汽车垃圾。那个星球地图上富有魅力的地名，如阿卡狄亚、伊卡里亚和泽弗利亚斯，(3)到头来很可能是毫无生机的沙漠，上面甚至连偶尔在垃圾场也能看到的马利筋草都不长。月面学家将会证实这一点，不过到那时他们使用的镜头比我们现在的好。目前情况下，镜头的放大率越高，星球表面就显得越是斑驳陆离，就像潜在水中游泳的人透过半透明的水看它一样。如果某些相联的标记隐隐约约像是跳棋棋盘上的线和孔，那我们权当它们是几何图形的幻觉。 我不让一个特别确定的星球充当我故事中的角色——那是由我故事中的所有圆点和句号来扮演的角色（我把它看作一种天文图纸）——而且我不想与那些记者报道的科学家们的科学预言有任何瓜葛。我不要喧嚣腾空的火箭，不要人造的地球小卫星，不要插着星条旗登陆的飞船（“宇航员们”）——一，二，三，四，接着便是建起成千上万座太空城堡，每一座都带有厨房和一应物品。那是地球国家疯狂竞争的结果，利用人造的重力，插着野蛮飘舞的旗帜。 另一件毫无用处的东西是太空特殊装备——密封服装，氧气罐——都是些设计精巧的玩意儿。我和伯克老先生一样（过一会我们就要谈到他），天生讨厌这些实用的东西（对于未来的宇航员，比如伯克先生的独子来说，这些实用的东西将来注定会变得极不实用），原因是这些小玩意儿在我内心激起的情绪从简单的不信任发展到了病态的恐惧。一只电灯泡莫名其妙地寿终正寝，我自己要拿出英雄般的气概才能把它旋下来，再换上另外一只。换上的这一只一亮，我眼前就会出现自己手中凭空孵出一条恶龙的骇人景象。 最后我彻底摒弃了所谓的科幻小说。我已经考察过科幻小说了，发现它和神秘小说杂志一样乏味——这就好像那种风格沉闷的作品，充斥着大量的对白和逗笑段子。陈词滥调当然是披上了伪装。实质上，这样的东西贯穿在所有的低级读物中，不管写的是飞越宇宙还是穿过起居室。它们就像所谓的各式各样的小甜饼，只是在形状和颜色深浅上互有不同罢了。制造小甜饼的人很精明，利用各异的外表把馋嘴的消费者引诱进疯狂的条件反射世界。消费者一旦进入这个世界，制造商不用多花任何额外成本，就能使简单的视觉价值花样翻新，影响并逐渐代替了味道。才华和真实一旦误入这样的歧途，便是同样的下场。 好人露齿微笑，恶棍切齿冷笑，一颗高尚的心跃动着充满俚语的演说。星际的沙皇，银河系的主宰们，其实是地球现实工作中朝气蓬勃的红发行政主管的翻版，它们用小小的起伏波纹演绎了登载在漂亮客厅里翻旧了的通俗杂志上的人间故事。狮子座第二亮星和处女座主星的入侵者，其名字以麦克开头。冷漠的科学家一般都叫什么什么斯坦，其中有一些与超星系共用一些抽象的名号，比如比奥拉或瓦拉。陌生星球的居民，“智慧的”生物，类似人类的生物或者各种神话传说中的生物，都有一个共同的显著特征：他们的内部结构从未被描述过。在进化为两足生物的光辉过程中，半人马不仅腰上缠着绷带，而且一直缠到前肢一带。 这似乎完成了进化——难道有人要讨论进化时间的问题？话说回来，为了聚焦于年轻的埃默里·兰斯洛特·伯克，我很乐意把如下任务留给星际泰山(4)那能干的爪子和别的喜剧演员以及原子能科学家：用自命不凡的“二”或“三”来更换“一九○○”里实实在在的“一”。这位年轻的埃默里·兰斯洛特·伯克或多或少可以算作我的一个远房后代，他将成为首支星际探险队的成员之一（这次星际远征，说到底，是我的故事里乱编的假设）。就让一九○○年变成公元二一四五年或者未来不知什么纪年的二○○年，这并不要紧。我不打算干涉任何既得利益。严格说来，这只是一场业余表演，临时搭了个舞台，道具从简，布景极少，还有旧粮仓角落里一头死豪猪带毛的残骸。在这里，我们有了众多朋友，布朗一家，本森一家，怀特一家，威尔逊一家。有人出去抽烟，他听到蟋蟀鸣叫，听到远处农场的狗吠（那狗叫几声，停片刻，聆听我们听不到的动静）。夏夜的天空满是星星。埃默里·兰斯洛特·伯克，二十一岁，他对星星的了解，比我多得多。我五十岁了，还对星星充满恐惧。 二 兰斯又高又瘦，小臂晒得黝黑，上面肌肉厚实，青筋暴起，眉头上有道伤疤。每当无所事事时，他就像现在这样闲坐着，从一张低矮的扶手椅边上探过身子，耸起肩膀，两肘撑在他那硕大的膝盖上。他有个习惯动作，缓缓地合起他漂亮的双手，又缓缓地分开。这个动作是我从他祖先那里给他借来的。他常常神情凝重，全神贯注地想着什么，很不自在（大家有心事都会不自在，年轻人尤其如此）。然而，这副模样只是面具而已，要掩盖的是想要摆脱长期心情紧张的强烈愿望。他一般是不常露出笑容的，再说用“笑容”一词来形容他脸上突如其来的明显扭曲则过于平淡。他的笑容是突然闪现在嘴眼之间，双肩高耸，慢慢移动的双手合掌，停住不动，一个脚趾头轻轻跺了一下。他的父母待在屋里，还有一位不速之客。这位客人愚蠢无趣，他不知道眼下正在发生的事情——因为这是一座昏暗屋子里一次特殊离别前的尴尬时刻。 一个小时过去了。来人终于拿起放在地毯上的大礼帽，走了。兰斯一个人和父母待在家里，这样倒使得气氛更为紧张。伯克先生这个人，我记得明明白白。但伯克太太，不论我在艰难的回忆中陷得多深，都不能稍微真切一点地看清她。我知道她快活时的神情——闲聊，睫毛扑闪个不停——但这种神情对她儿子露出时刻没有对她丈夫的多。伯克先生人老心衰，自己的身体自己明白，既要忍着自己可怕的痛苦，还得应付他太太造作的轻浮之风。比起自己身体上无计可施的全面崩溃，太太的轻浮作风更让他心烦。我描述不出伯克太太的相貌，这让我多少有点沮丧。我能想起的只是一片灯光洒在她薄雾般的一侧头发上，这一点我想我可能是受了现代摄影艺术技巧的潜移默化。我总觉得从前的写作比现在容易得多，因为那时人的想象力没有受到太多视觉辅助工具的束缚，就像开拓边疆的人们第一次看到沙漠里的巨大仙人掌，或第一次看到高原积雪时，头脑里不见得会出现轮胎公司的图片广告。 要说伯克先生的情况，我就不由自主地写起一个历史学老教授的种种特点来。有才气的中世纪研究家，白胡须，粉色的秃脑门，一身黑色西装，这在最南部某座阳光明媚的校园里算是有名景观。不过他与这个故事的唯一关联（除了与我的一位去世多年的大伯有些相似外）便是他的模样太过时了。如果一个人完全忠实于自己，像这样给穿戴举止赋予一种陈旧的色调，带上点压得皱巴巴，邋邋遢遢，灰扑扑的东西，在遥远的将来（正巧说的就是将来的事）也没什么特别之处了。因为“不合适宜”、“跟不上时代”等迟早会是我们能想到的说法，我们可以用它去表达一些怪现象，这些现象不用多少研究就可以预见到。未来只不过是倒转过来的过时而已。 在那个破旧的房间里，昏暗的灯光下，兰斯讲着一些最近发生的事。他最近从安第斯山脉的一个荒凉地方——一处他一直在攀登的尚未命名的峰顶——带回了一对快成年的栗鼠——兔子般大小的啮齿动物（豪猪型亚目），毛茸茸的灰色外皮，长长的胡须，圆滚滚的屁股，花瓣般的耳朵。他把它们圈在室内的一个铁丝笼子里，给它们吃花生、米花和葡萄干，有时还会特别款待一下，放进一枝紫罗兰或紫菀花，希望它们能在秋天生出小栗鼠来。现在他反复叮嘱他母亲，要保证它们吃的东西松脆，住的笼子干燥，千万不要忘记每天给它们洗沙浴（细沙混着粉笔末），栗鼠可以在里面打滚嬉闹。说这些的时候，伯克先生点了一次烟斗，又点了一次，最后索性把烟斗放在了一边。他经常假装漫不经心的样子，不料发出的响声和动静瞒不了任何人。他清清嗓子，背着手，踱到窗前，抿着嘴哼了一段不成调的曲子。好像这小声的哼哼驱赶着他一般，又哼着走出了起居室。不过他刚一走下台阶，就打了个可怕的寒战，赶紧放下了那副装出来的不拘小节的绅士风度。在卧室或浴室时，他会停下片刻，好像胆怯又孤独，要从怀里摸出一只酒瓶，抖抖索索地使劲喝上一口。之后他又摇摇晃晃地走了出来，满嘴酒气，一脸悲伤。 他一边扣纽扣，一边哼着小曲，平静地回到台阶上，台阶还是老样子。这样的情景如同几分钟前一般。兰斯走前检查了栗鼠笼子，智恩和智拉蹲坐着，各自捧着一枝花。关于这最后的时刻，我还记得一件事情，那就是我没有多说几句提醒他注意的话，比如“你确信没忘记带上洗好的丝绸衬衫？”或者“你还记得把那双新拖鞋放在哪里了吗？”兰斯要随身带走的东西已经集中起来放在了一个神秘的启程地点，这个地方连名字都不能提，绝对可怕。我们需要的东西他一概不需要。他走出屋子时空着手，也没戴帽子，漫不经心、轻松愉快地走向书报摊——或者走向壮观的断头台。 三 陆地上的空间喜欢隐藏起来。能映入眼帘的景象基本上全是整体的面貌。地平线像一扇缓缓盖上的天窗，压得旅行者往后闪身。对那些留下来没走的人而言，距离此地一天路程的任何一个小镇都是看不见的，尽管你可以轻易把这些超凡之景想象成月光下的圆形剧场，围成一圈的屋脊投下了阴影。展现苍穹的魔术师已经卷起袖子表演，让那些小观众一览无余。行星可以浸没在黑暗中，不见踪影（就像事物消失在人自己的颧骨那模糊的曲线中一样）。但是当地球转过头时，它们就又出现了。一丝不挂的黑夜令人害怕。兰斯已经离开了，他年轻的四肢随着他越走越远而显得越来越弱。从他家的阳台上，伯克老两口看着恐怖的茫茫夜空，突然羡慕起那些渔夫的妻子们来。 如果伯克家的来历可靠的话，“Lanceloz del Lac”(5)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是在十二世纪Roman de la Charrette(6)这部史诗的第三千六百七十六行。兰斯、兰斯林，兰斯洛蒂克——几个小不点，在满是咸味的潮湿星球上喃喃低语。少年时成为年轻的骑士，学弹琴，学驯鹰，学打猎。去过危险森林和悲伤塔，也去过金牛座和猎户座——听过撒拉森人宣战的雷霆。神奇的武功，神勇的斗士，在伯克家阳台上空可怕的星座间闪着灿烂光辉。黑衣骑士佩卡德爵士，红衣骑士佩里莫恩斯爵士，绿衣骑士佩特利普爵士，蓝衣骑士佩尔桑爵士，还有虚张声势的老头儿格鲁默尔·格鲁默苏姆爵士，上气不接下气地用北方方言骂人。望远镜的功能不是很好，星图也因潮湿而皱巴巴的，伯克对太太说：“你手电筒举得不到位。” 深深吸口气。再看。 兰斯洛特不见了。要活着见他的希望就和死后见他的希望一样渺茫。兰斯洛特被逐出了LEau Grise(7)（我们称之为大湖国），正在夜空的星尘中骑马前行，就像我们本地的宇宙（有阳台，有漆黑一团、看起来斑斑驳驳的花园）朝着亚瑟王的竖琴座飞去一般。那儿织女星在燃烧，在呼唤。借助这个该死的星图，能看清楚的没几个星座，织女星便是其中之一了。恒星的迷雾让伯克夫妇头晕目眩——灰蒙蒙的烟，疯狂，没完没了的反胃。但他们俩割舍不下噩梦般的星空，他们不能回到亮着灯的卧室——卧室的一角闪现在玻璃门中。不久，那颗星升起了，像一堆小小的篝火。 右边是通向另一个世界的“剑之桥”（“dont nus estranges ne retorne”(8)）。兰斯洛特忍着剧痛从桥上爬了过去，苦恼难以言说。“你不要过一个叫‘险关’的关口。”但另一个巫师命令道：“你要过这道关。你甚至得带上幽默感，它会帮助你渡过难关。”勇敢的伯克老两口认为他们能认出兰斯穿着钉子鞋在太空中攀爬冻雨之崖，要么在柔软如雪的星云间默默地开路。位于十号和十一号营地之间的牧夫座是一道巨大的冰川，满是碎石和冰瀑。我们试图认出兰斯洛特攀爬时的蜿蜒路径，似乎能看到兰斯敏捷单薄的身子，和几个腰缠绳索的身影一起攀登。不见了！那是他还是丹尼（一个年轻的生物学家，兰斯最好的朋友）？我们在垂直天空脚下黑暗的山谷中等待，回忆起（伯克太太记得比丈夫更清晰）那些冰隙和哥特式风格的冰原的专有名称。兰斯童年时住在高山上，经常怀着攀岩专家的兴致讲出那些名称（如今他长大了几光年）。那些sérac(9)和schrund(10)，那些雪崩和雪崩的轰隆声。法兰西的回声，日耳曼的魔法，如鞋底铁钉一般隆隆响起，就像中世纪传奇里描绘的那样。 啊，他又出现了！跨过两颗星星间的豁口，然后试图缓缓地爬过一座陡峭的崖壁。崖壁上支撑点如此脆弱，以至于一次指尖的摸索和靴子的打滑声都令人感到恐高症的眩晕。伯克老两口泪如雨下，看见兰斯时而困在一块高凸的岩石上，时而继续攀登，时而有惊无险，背着冰斧和背包，站在群峰之巅，青春焕发的身影闪闪发光。 莫非他已经走在下山的路上了？我猜想，探险者那边没有传来消息，可怜的伯克老两口连日悲伤，不曾合眼。他们等着儿子回返，他的每条下山之途似乎都将他们引向绝望的深渊。不过他也许已经荡过了那些悬临万丈深渊的陡峭湿壁，已经抓住了湿壁上突出的石头，现在正沿着险峻的天体之雪愉快地滑降？ 然而，想象中响起了一连串的脚步声（不论我们等得多么耐心，这脚步声还是在我们的脑海中越来越近）之后，伯克家的门铃并没有顺理成章地响起，我们只好将他推了回去，让他又从头开始攀爬。然后，把他再往更久远的时间推推，让他从大本营开始（那里有帐篷、公厕，还有黑脚丫的小乞丐）。我们长久以来都是这样描绘他的：从鹅掌楸树下低头走过，又经过草坪，走向门和门铃。他在他父母心中出现太多次了，好像有点烦，于是现在吃力地蹚过泥坑，走上了一个小山坡。小山坡曾是远古的一个战场，如今满目疮痍，他脚下打滑，东倒西歪地踩着山坡上的枯草前行。前面又要攀岩而上，直至峰顶。终于登上去了，损失惨重。怎么告知别人呢？发电报？寄挂号信？谁是行刑的刽子手——一个送信专使还是红鼻子的邮递员？邮递员步履沉重，总是拉着个脸（他有自个儿的麻烦）。在这里签字。用拇指盖个手印。画个小叉号。用软铅笔。铅笔是暗紫色的木头做的，签完后还给他。这个签名难以辨认，是不祥之兆。 不过什么事也没发生。一个月过去了。智恩和智拉状况良好，似乎惺惺相惜——一起睡在盒子做成的窝里，抱成一团，像个松软的圆球。经过多次尝试后，兰斯发现了一种声音，绝对是智恩和智拉发出的。好像是噘嘴快速发出一连串的咂巴声，很轻，还带着汁水声，就好像饮料喝完了，只剩下残渣，吸管却仍在吱吱吸一般。不过他的父母不可能发出这种声音——音调不对，反正不像。兰斯的屋子里静得出奇，有磨损的旧书，有斑斑点点的白色书架，旧鞋子，一只相对新一点的球拍紧紧塞在套袋里，壁橱隔板上有一分钱硬币——屋里的一切开始变化，溶解，如多棱镜中的景象。不过定睛再看，一切又清晰了。稍后伯克夫妇回到了阳台。他的目标实现了吗？——如果实现了，那他看见我们了吗？ 四 古代的超凡之人将胳膊肘靠在花架上，斜身凝视着地球，只见这个玩具，这个陀螺，在苍穹中缓慢转动。每个特征都好看而清晰：多姿多彩的大洋，波罗的海像一个祈祷的女人。优雅的美洲大陆一片宁静，如在空中荡着秋千，澳大利亚就像个小非洲一样侧卧在它身旁。我的同龄人中可能有人希望自己的灵魂从天空俯视自己的星球故乡，发出一阵战栗，一声叹息，只见地球系着一圈圈纬度的腰带，子午线分明，也许还用又粗又黑的魔鬼般的曲线箭头标出了世界大战。或是比较欢乐的景象，展现在他们吃惊的眼前，如同一幅度假胜地埃尔多拉多的照相地图，图上这儿有个保留地的印第安人在打鼓，那儿有个穿运动短裤的小姑娘，圆锥似的针叶松遍布圆锥形的山峦，钓鱼人在各处垂钓。 实际上，我猜想，我年轻的子孙出来的第一个夜晚，站在不可思议的世界里那想象的寂静中，透过大气层一定会看到我们地球的表面特征。这意味着灰尘、四散的阴影、烟雾和各种光学陷阱，甚至陆地，要是透过层层云雾出现的话，会以奇怪的伪装移动，闪着令人费解的光辉，样子也无从辨认。 这一切倒还是小问题。主要问题在于：这位探险家心理上能否承受这巨大的打击？人们都想在心理能够承受的情况下，尽可能看清这种打击的本质。而如果单单是想象这件事就要面临可怕的危险，那么如何忍受和克服真正的痛苦？ 首先，兰斯得解决返祖的时间问题。各种神话牢牢地盘踞在群星璀璨的天空，以致常识很容易避开重任，不去探索常识背后的非常之理。神若要繁衍兴盛，供养成千上万的长着蓝色羽毛、如阉伶般歌喉甜美的天使鸟，就必须占据一个星球。在人心深处，死亡的定义等同于离开地球。逃离地球的重力意味着超越坟墓。一个人发现他已置身于另外一个星球，他倒没有办法让自己相信自己没有死——天真的古老神话原来不是那么回事。 我不关心愚昧的人，那些平凡的无毛猿猴，他们把任何事情都想得非常简单。他们的童年记忆只是一头咬他们的骡子，他们对未来的想法只是吃饭睡觉。我现在心中所想的，是有想象力，有科学知识的人。他们的勇气是无限的，因为他们的好奇心超过了勇气。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们的求索。他们是古代的curieux(11)，却拥有更健硕的躯体，更炽热的心。探索一个天体的任务一旦开始，他们就要满足亲自探索的强烈愿望，要用自己的手指去抚摸，去感受，去审视，去笑对那些从未接触过的天体构成物质——然后吸口气，再抚摸，还带着同样的微笑，表达无名的、痛苦的、欣慰的快乐。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当然不是那种欺世盗名的庸才，这种人的唯一法宝就是把无知像骨头一样藏起来）应该有能力体验获得直接而神圣的知识带来的快乐。他可以是二十岁，也可以是八十五岁，但是没有获得真知的兴奋，就没有科学。兰斯就是具有这种素质的人。 把想象力发挥到极致，我看见他克服了猿类根本体验不到的恐慌。毫无疑问，兰斯可能已经到了橘黄色的尘云中，地点就在塔尔西斯沙漠的正中央（如果它是沙漠的话），或者在哪个紫色水池附近——叫凤凰湖或奥蒂沟（如果它们是湖的话）。(12)可是另一方面……你也知道，事情这样发展的话，有些问题肯定就立刻解决了，干净利落，不可逆转，但别的问题又出现了，一件接着一件，慢慢显出头绪来。我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 我还是个七八岁的小男孩的时候，经常做一个模糊不清但反复出现的梦，梦中的环境都一样。我没能认出来这是哪里，也不能凭理性来作出判断，尽管我见过很多奇怪的地方。我现在打算让它发挥作用，好填补我故事里中的一个大漏洞，那是一道一碰就疼的伤口。那个地方没什么壮观景象，既不稀奇，也不古怪。只是一小块平地，显示出一点不太明确的稳定性，上面薄薄盖了一层性质不明的星云状物质。换句话说，只能看到不起眼的背面景象，而不是正面。这个梦的讨厌之处在于，不知为何，我不能四处走动，不能从各个角度看看这个地方。迷雾中潜藏着大量的矿物之类的东西——形状丑陋且毫无意义。在我做梦的过程中，我不断地往一个容器（翻译成“桶”）之类的东西中填塞和容器形状相同但尺寸更小的东西（翻译成“小卵石”）。我的鼻子在流血，但我极不耐烦，过度兴奋，也顾不上擦它一把。每次做这个梦，都会有人在我背后突然尖叫，我也尖叫着醒过来，这样就拉长了最初那种无名的尖叫。那尖叫初起时带着狂喜腔调，但后来就没有任何含义了——如果曾经还有过含义的话。说起兰斯，我就要说说和我的梦有关的事情——但有趣的是，当我把我记下来的东西再看一遍，事情的背景，真实的记忆，都不见了——如今已彻底消失了——我无法让自己相信写下来的东西背后有个人的体验。我想说的是，兰斯和他的同伴到达他们的星球时，也可能感觉到了一些和我的梦境相似的东西——这个梦如今已不再属于我了。 五 他们回来啦！马蹄嗒嗒响，一个骑手策马而来，冒着滂沱大雨穿过通往伯克家的那条石子小路。离那棵雨珠抖落的鹅掌楸不远就是大门，他一到门口便勒马大喊，报告这个惊人的消息，伯克夫妇一听见就像两只栗鼠一样蹿出房门。他们回来啦！飞行员们，天体物理学家们，还有两位博物学家中的一位，都回来了。另外一位博物学家丹尼去世了，留在了天堂，古老的神话在那里划下了好奇的痕迹。 在当地医院的六楼，伯克先生和太太小心翼翼地躲开新闻记者，他俩被告知他们的儿子在一间小候诊室里等着他们，就是右手边第二个房间。说这个消息的话音里透着一丝未言明的敬意，好像在说童话里的国王一般。他们要悄悄地进去，一个叫库弗太太的护士会一直守在那儿。噢，他很好，大家都这么说——其实下个星期就可以回家了。不过，他们待的时间不能超过两分钟。请不要问问题——就随便说点什么。你心里明白。然后说你明天或者后天会再来。 兰斯穿着灰色的长袍，剃了一个平头，黝黑的肤色变淡了。他身上有些变了，有些没变，瘦了，鼻孔里堵着脱脂棉，坐在一张长沙发的边沿上，两手紧握，有点不自在。他摇晃着站起来，笑着做了个鬼脸，又坐了下去。库弗太太，那位护士，长着蓝色的眼睛，看不出下巴来。 心照不宣的沉默。然后兰斯说：“真是太奇妙了。完美的奇妙。我十一月再去。” 停顿。 “我想，”伯克先生说，“智拉怀孕了。” 闪过一丝微笑，略微欠身致谢。接着以陈述的口气说：“Je vais dire ca en francais。Nous venions darriver……”(13) “给他们看看总统的信。”库弗太太说。 “我们去过那里了，”兰斯接着说，“当时丹尼还活着。他和我看到的第一样东西是……” 护士库弗太太突然惊慌起来，插话道：“不，兰斯。不，夫人，不能接触。医生有令，请遵守。” 鬓角发热，耳朵发凉。 伯克夫妇被带了出去。他们走得很快——尽管没有什么急着要办的事，任何急事都没有。他们沿着走廊走去，两边是橄榄色和暗黄色的劣质墙壁，上半部是橄榄色，下半部是暗黄色，中间隔着一条棕色的线。再往前走，就是一台上了年纪的电梯。上升（瞥见坐在轮椅里的长者）。十一月份回去（兰斯林）。下降（伯克老两口）。电梯里还有两个面带微笑的女人，一个抱着婴儿的女孩，这是她们乐于同情的对象。此外还有一位灰发驼背、面容沉郁的电梯工人，他背朝大家站着。 * * * (1)　该词由英文的lamp（灯）和land（陆地）构成。 (2)　该词由德文的kraut（野草）和wurm（虫）构成。 (3)　这三个地名都出自希腊地名与神话。历代天文学者依据所观察到的反射率特征为火星表面不同区域命名，其中以意大利天文学者乔凡尼·斯基亚帕雷利的命名沿用最广。此处即模仿该命名方式。 (4)　原文Starzan，是对“人猿泰山”（Tarzan）一词的戏仿。 (5)　此名戏仿法语“Lancelot du Lac（湖上的兰斯洛特）”。兰斯洛特是亚瑟王圆桌骑士中的第一勇士，为救心上人桂妮维亚不惜乘坐囚车，并爬过剑一般锋利的桥。中世纪有著名骑士传奇《兰斯洛特，或乘坐囚车的骑士》。 (6)　法语，《囚车传奇》。 (7)　法语，灰色的水。 (8)　法语，那里有去无回。 (9)　法语，冰塔。 (10)　德语，冰河裂缝。 (11)　法语，好奇者。 (12)　塔尔西斯沙漠、凤凰湖和奥蒂沟都是火星上的地名。 (13)　法语，此事我要用法语来说。我们将到达…… [book_title]瓦内姐妹 一 要不是那天晚上偶然撞见四年来未闻音讯的D，我也许永远不会得知辛西娅的死讯；而我要不是涉入了一连串的琐碎调查，也许永远不会撞见D。 那天是一个令人后悔出门的星期天，暴风雪折腾了整整一周，地上一半晶莹，一半泥泞。我在一所女子学院教法国文学，学院挨着一个依山而建的小镇，我平时下午都来这里散步。就在那天散步途中，一座木头房檐下挂着的闪亮的冰柱往下滴答淌水，引得我驻足观看。冰柱投在后面白墙上的影子异常清晰，我便由此断定水珠滴落的影子也是可以看到的。然而没有。也许是屋顶太过突出，也许是视角不对，也许我看的并不是正有水珠滴落的那根冰柱。水珠滴落中有种节奏，有种变化，我觉得像是硬币魔术一般令人着迷。它引得我一连看了几条街边上的房子，看着看着就到了凯利路，来到了D当教师时住过的那栋房子前。我抬眼往挨着房子的车库屋檐上一看，上面挂满了透明的钟乳石，后面是它们映在墙上的青色剪影。我总算没有白来一趟，赶快选了一个来观察，只见一个惊叹号一般的点，正在脱离它的正常位置，急速下滑——比和它一起下落的融冰水滴稍快一点。这对孪生的闪烁很好看，但我看得不过瘾，也就是说它仅仅吊起我的胃口，我要看看明暗组合的其他花样。我继续往前走，怀着一种本能的感觉，好像自己会整个化成一颗巨大的眼珠，在世界的眼眶中滚动。 透过孔雀彩屏般的眼睫毛，我看见低垂的太阳在一部停放的汽车圆背上反射出钻石般炫目的光。海绵般的融雪让所有的东西都带上了生动的图画感。水一波叠着一波，沿着一条斜坡街道流去，一拐弯又优雅地流入另一条街。房舍间的窄道里露出富裕人家的紫色砖墙，多多少少带着点追求浮华的俗气。我第一次注意到还有简朴的凹槽，架在一个垃圾桶上当装饰——在如今算是石柱上架水槽这种古物最后的遗风了。我也看见了垃圾桶盖上的涟漪——从一个想来历史悠久的中心一圈一圈四散开来。死雪带着黑色的头顶（上星期五推土机铲起来留下的），立在路旁，宛如一只只没有长大的企鹅，沿着路缘排开，望着底下排水沟里闪闪的波光。 我往上走走，又往下走走，然后直接走进了一片柔美的垂死天色中。到我平时吃饭的时间，一连串被我观察和观察着我的事物终于引我来到一条街上，那儿离我平时吃饭的地方太远，我只好决定试试一家位于小镇边缘上的餐馆。吃完饭出来，夜已经无声无息地降临，没有任何仪式。一柄停车计时器在一块潮湿的雪地上投下拉长了的暗影，像个瘦削的鬼魂，带着一丝奇怪的淡红。我找出了其中的原因，那是人行道上方餐馆招牌发出的茶色红光。也就在此时——我在那儿晃悠，有点疲倦，心想在拖着沉沉脚步回去的途中，会不会交好运，遇上相同的景象，只不过换成霓虹灯的蓝光——就在此时，一辆小轿车嘎吱一声停在我身旁，D装模作样地惊呼一声，从车里钻了出来。 他是从奥尔巴尼去波士顿，路过这个他曾住过的小镇。旅行中的人若是故地重游，每一步都应该勾起撕心裂肺的记忆，此时他却显得丝毫无动于衷。我对这号人先是替他心如刀割，接着是怒从心起，这样的感受一生中有过不止一次了。他领我返回，进了我刚才离开的那个酒吧。和往常一样打着哈哈寒暄一番后，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冷场，他为了补这个空当，随便说了几句：“唉，我从没想到辛西娅·瓦内的心脏会有毛病。我的律师告诉我，她上个星期死了。” 二 他还是那么年轻，那么傲慢，那么狡狯，还是没有和那个小巧玲珑的温柔女子离婚。这个女人从来没听说过，也没怀疑过他和辛西娅那歇斯底里的妹妹有过一段灾难般的婚外情，辛西娅的妹妹也从不知晓我和辛西娅的会面。那次是辛西娅突然把我叫到波士顿，逼着我发誓找D谈谈，他要么立即停止与西比尔见面——要么和他的妻子离婚，否则就“轰走”他。（透过西比尔胡言乱语的棱镜折射，辛西娅无意间把D的妻子看成一个凶神恶煞的泼妇。）我立刻逼D表态。他说没什么好担心的——反正他已决定放弃在这个学院教书的工作，要带妻子移居奥尔巴尼，去他父亲的公司上班。这桩绯闻事件也就至此戛然而止了——它本来险些会成为一团拖上几年也无望解开的乱麻，在并无恶意的外围朋友中没完没了地被当作公开的秘密谈论——甚至在这种与自己无关的痛苦上建起他们之间新的亲密关系来。 我记得找D谈过话的第二天，我坐在大教室高高的讲桌旁，给学生进行法国文学课程的期中考试，那正是西比尔自杀的前一天。她脚穿高跟鞋，拎着一只手提箱，走进教室，把箱子往已经堆放着几个皮包的角落里随便一扔，一耸肩让毛外套从瘦削的肩头滑下，叠好放在手提包上，然后和另外两三个女生一起来到我的桌前，问我何时将成绩单寄给她们。我说阅卷要花一个星期，从明天算起。我也记得当时我还猜测D是否已将他的决定告诉了她——我为这个对学业一丝不苟的小女生感到强烈的悲伤，在一百五十分钟的考试时间里，我的目光频频转向她。她穿着灰色的紧身衣服，像个孩子一般又瘦又小。我不停地观察她细心烫卷的深色头发，还有那顶极小的绣花帽子，上面配有当季流行的透明小纱网。帽子下面是她那张小脸，因某种皮肤病而留下的伤疤将它切割成了一幅立体主义的画。又因照太阳灯治病，她面容僵硬，像戴着面具一般，好生可怜。脸上能上妆的地方她都上了妆，这样一来那魅力又遭到进一步的破坏。干裂的嘴唇涂成了樱桃红，中间露出苍白的牙龈，深色眼睑下的眼睛像稀释了的蓝墨水，整张脸上只有这两处还可以显示出她的美貌来。 第二天，我将丑陋的试卷册按学生姓名字母顺序排好，便一头扎进写得乱麻麻的答卷之中。最先见到的是瓦列夫斯基和瓦内的答卷，我不知为何把这两册错置在了前边。前一份是为应付考试装扮得有点清晰可读的样子，可是西比尔的答卷展示的是她惯用的几种魔鬼手笔的组合。她先用极淡极硬的铅笔写，在黑色的纸背上印出明显的浮雕，却不曾在纸的正面留下任何有持久价值的东西。幸而不久铅笔头折断，西比尔改用一支颜色深一些的铅笔继续写，写着写着变了样，字体粗得糊成一片，简直像用木炭涂出来的。又因为她老舔磨钝的笔尖，便贡献出了少许口红。她的答卷虽然比我预期的还糟，却从各个方面显示出绝望的意识，如划了好多加重线，划了好多前后倒换符号，加了好多没必要的脚注，好像她一心要以最受人尊敬的方式把一切来个彻底了断。后来她借用玛丽·瓦列夫斯基的钢笔加了一段：“Cette examain est finie ainsi que ma vie。Adieu，jeunes filles！(1)拜托，Monsieur le Professeur，(2)请与ma soeur(3)联系，告诉她死亡不比‘D减’的成绩好，但死亡绝对好过减去了D的生活。” 我没有耽误片刻，立刻拨通了辛西娅的电话。她告诉我一切已经结束了——早晨八点彻底结束了——并请我把西比尔写的那段话给她带过去。我拿去交给她的时候，她含泪微笑，颇为得意地钦佩西比尔拿一份法国文学的试卷开了个稀奇古怪的玩笑（“她就是这样的！”）。一转眼她“调制”出了两杯威士忌苏打水，手里始终没放下西比尔的试卷册——此时已溅上了苏打水和泪水。她继续仔细研究其中的死亡信息，我则不得不为她指出其中的语法错误，并解释在美国大学里是如何翻译“女孩子”的，以防学生出于无知把法语的“女孩子”一词用走了样，弄出“女佣”或更糟糕的意思来。(4)这些乏味的琐事使得辛西娅心情大振，她气喘吁吁地站起来，摆脱了如波似浪的悲痛。然后她捧着那本软塌塌的试卷册，仿佛它是一本护照，凭此可去一个随心所欲的天堂（那里铅笔头不会折断，有一个梦幻般的年轻美女，面容姣好，把一绺头发绕在轻柔的食指上，正对着某一份天国里的试卷沉思）。辛西娅领我上了楼，来到一间阴冷的小卧室，只为让我看看两个空了的药瓶（仿佛我是警察或一个满怀同情的爱尔兰邻居），还有那张垮塌的床，床上已经移走了一具无关紧要的脆弱躯体，一具从头到脚每一个细微之处D都必定熟悉的躯体。 三 辛西娅的妹妹去世四五个月后，我开始相当频繁地与辛西娅见面。当我来到纽约，在市立图书馆做点假期研究时，她也搬到这个城市来了。出于某种奇怪的原因（我隐约觉得可能是出于作画的艺术动机），她租下了一间不怕浑身起鸡皮疙瘩的人们称之为“冷水公寓”(5)的房子，地处纽约市最靠边的横向大街上。吸引我的不是她的待人之道，我认为她太活泼，讨人嫌；也不是她的容貌，虽说别的男人都认为她容貌出众。她两眼之间的间隔很宽，很像她妹妹。双眸闪着坦诚而惊恐的蓝色，周围四散着暗点。浓黑的眉毛之间总是亮闪闪的，鼻孔的涡旋比较肥厚，也是亮闪闪的。皮肤质地粗糙，看上去就像男人的一般。在她画室毫无掩饰的灯光下，能看见她三十二岁的脸上毛孔一张一合，简直像水族馆里的某类生物。她使用化妆品的热忱一如她的妹妹，只不过多了几分潦草，总是让自己的大门牙沾到一些口红。她肤色黑得俏丽，衣着品位也不算太差，都是些相当讲究的混合材质，再说她还有一副所谓的好身材。不过她全身上下显得出奇地邋遢，我隐约觉得她是学了左派风格，热心于政治，艺术上讲究“先进的”平庸，其实她两者都不喜欢。她的发型是半分半盘的鬈发造型，幸亏头发在脆弱的脖颈一带本身长得蓬松柔软，这样头发也就理顺了，不然看上去又凶又野。她的指甲涂得艳丽，但咬得乱七八糟，也不干净。她的恋人中有一位年轻的摄影师，话不多，爱突然发笑。还有两个年纪大些的男人，兄弟俩，在街对面开着一间小小的打印社。每当我瞥见她苍白小腿上的黑色体毛透过她的尼龙丝袜，以标本压平在玻片下的科学清晰性展现出杂乱的条纹时，或者当我在她的一举一动里感到她很少洗澡的肉体在失去效力的香水和乳膏之下散发出虽不特别明显却四处弥漫、令人厌恶的陈腐气味时，我总是暗自心惊，怀疑起她那些恋人的品位来。 她父亲赌博，输掉了优裕家当的大半，她母亲的第一任丈夫是个斯拉夫后裔，除此之外，辛西娅·瓦内出身于一个受人尊敬的好家庭。据我所知，这家人的祖上可以追溯到极北之岛云雾深处的王室和占卜世家。后来他们移民新世界，来到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那里原先长满茂密的落叶树木。她家先人初来乍到时，先是顶着暴风雨前的沉沉黑云，让一间白色教堂里挤满了农人；然后是仪表堂堂的市镇居民，经商做生意。也出了不少饱学之士，如烦人的瘦子乔纳森·瓦内博士（一七八○至一八三九），他在列克星敦蒸汽船火灾中丧生，后来便成了辛西娅那张倾斜画桌上的常客。我常想一个家族的族谱倒过来看会怎么样，现在终于有了一个这样的机会，因为能在瓦内王朝中继续体现重要意义的，正是它的末代传人辛西娅，也只有辛西娅。我指的当然是她的艺术天分，是她那些欢快喜气但不甚流行的画，这些画隔上很长时间才会有她的朋友的朋友们购买。我也很想知道她去世以后那些画都到哪里去了，那些真实又富有诗意的作品曾让她的起居室为之一亮——金属物品画得极其细致，我最喜欢的一幅是《透过挡风玻璃所见》——挡风玻璃一半盖着白霜，一缕闪亮的细流（来自想象中的车顶）流过它透明的部分，透过这透明的玻璃可以看见闪着蓝宝石光辉的天空，还有一棵绿白相间的冷杉。 四 辛西娅有种感觉，她已故的妹妹对她不是十分满意——在此之前她妹妹已经发现是辛西娅和我合谋破坏了她的恋情。因此，为了摆脱她心中的阴影，辛西娅决定采取一种比较原始的祭献方式（不过略带一点西比尔的幽默），开始往D上班的地方邮寄一些小东西，故意不定期地寄去。寄去的东西有在昏暗的光线下拍的西比尔坟墓的快照；有一份新英格兰的截面地图，在D和西比尔没有停留过的两个小镇之间用墨水打了个叉，表示那就是十月二十三日D和西比尔停留过的地点——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进了一家来者不拒的汽车旅馆，旅馆就在一个半红半褐色的树林中；还寄过被制成标本的臭鼬，寄了两次。 她是个健谈的人，爱说有余，清晰不足，所以她从来无法将她不知如何演变出来的那套通灵理论作个完整的描述。就她的个人信仰而言，基本上没有特别新颖之处，无非是预设一种相当传统的来世概念，把不死的灵魂（与现世发生过的事件相联系）设定为一个静默的阳光房，其主要乐趣是灵魂定期光顾活着的亲人。有趣的是，辛西娅的玄学理论可因人而异，她根据实用情况给它来了个奇特的扭曲。她相信她的生活受到所有已故朋友的影响，他们轮流引导着她的命运，仿佛她是一只走失了的小猫，被路过的一个女学童抱起，贴着脸颊亲了一下，然后又被小心翼翼地放在某个郊区的树篱附近。过了一会儿，又有一只路过的手将它抚摸，或者哪位好客的女士将它带到一个有家有舍的世界里。 辛西娅说，某个人死后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情，往往表现出那个人的习性和心情，一连几个钟头，或一连几天，都是如此；有时候是周期性的显示，没有一定的规律，持续几个月或者几年。发生的事情可能非同寻常，会改变人的生命轨迹；也可能是一连串的小事情，不够明显，不足以凸现出来影响人的日常生活，然后就随着灵气逐渐消失而淡化成更不明显的日常琐事。造成的影响有好有坏，要点在于确定影响的来源。她说，这就好比步行穿越一个人的灵魂。我曾试图反驳，说她未必总能确定准确的来源，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清晰可辨的灵魂。比如说匿名信、圣诞礼物等，任何人都可以寄或送。其实辛西娅所谓的“寻常生活”本身既可能是各种灵气混杂的稀释溶液，也可能是某一个平凡的守护天使按部就班地履行职责。上帝又当如何呢？人生在世，常对任何一个无所不知的独裁者心怀憎恨，到天堂后还会不会盼望再有一个？战争又当如何？死去的士兵继续与活着的士兵搏斗，或者鬼魂的大军通过一批残疾老人的余生来对垒交锋——这是多么可怕的想法啊！ 可是辛西娅对于泛泛而谈向来是置若罔闻，如同她对逻辑不屑一顾一样。要是一锅汤惹人恼火地沸溢出来，她就会说：“啊，这是保尔。”要是在一次慈善抽奖中赢得一台正好是自己希望得到的漂亮吸尘器，她就会说：“我猜好心的贝蒂·布朗过世了。”她还经常回忆贝蒂与保尔在世时的某一段往事，说得就像詹姆斯(6)的故事那般迂回曲折，让我的法语思维备受折磨。她还给我讲了好多次她获得意外之财的事，都是出于好意，但过于奇特，无法接受——她会从一只旧钱包讲起，那是她在街上捡到的，里面有一张三美元的支票，当然是物归原主了（还给了前面提到的贝蒂·布朗，一位年迈体弱的黑人老太太——她到这里才首次出场）。讲到最后是一个不合情理的要求，由她的一个昔日情郎提出（这里便是保尔出场之处），要她为他的房子和家人画些“写真”画，付给她合理的报酬——这一切都发生在某位佩吉太太去世之后。这位老太太心地善良，但作风老派，她从辛西娅还是个小孩子时起就不断地给她提些一板一眼的琐碎忠告，缠得她好不心烦。 她说，西比尔的个性带着一圈彩虹般的边，犹如照相焦点没对准，略微偏了一点。她说要是我和西比尔更熟悉一些的话，就会立刻明白，西比尔自杀后，屡屡发生在辛西娅生活中的小事件就是通灵现象，这和西比尔多么相像啊。姐妹俩自丧母之后，便一直打算放弃波士顿的家，搬到纽约来。她们以为在纽约，辛西娅的画会有机会受到更为广泛的关注。但那老房子却伸出了它所有的舒适触角把她们牢牢拴住。不过西比尔一死，那房子也跟着面目全非了——这么一来严重影响了“家”的意义。窄街道的正对面，一项建筑工程把生活变成了噪音和脚手架的丑陋场景。两株熟悉的杨树在那年春天枯死，变成了两具淡黄的骷髅。工人们来了，拆了暖色的旧人行道。这条可爱的人行道，每年四月一下雨就透出一种特殊的紫罗兰色的光泽，也曾令人难忘地回响着莱弗先生清晨去博物馆上班的足音。他六十岁退休，将整整四分之一世纪全部奉献给了蜗牛研究。 说起老一辈的人，应该补充一句，人死之后说他好话坏话往往都是滑稽可笑的。辛西娅曾与一位叫波洛克的性情古怪的图书管理员关系不错，此人与旧书灰尘打了一辈子交道，最后几年全用来查找旧书中不可思议的印刷错误，比如“hither”一词中，第二个“h”换成了“l”。(7)他和辛西娅刚好相反，不在乎那些隐约的兆头带来的刺激。他寻求的是怪异本身，是伪装成必然选择的偶然现象，是看上去如花般美貌的瑕疵。对畸形的或不合规则的词语、双关语、字谜等东西，辛西娅并非行家里手，却比波洛克痴迷得多。她曾帮助这个可怜的怪人进行过一项调研，这项调研她向我举例说明，令我吃惊不小，因为从统计学上看这简直是发疯。不管怎么说，据她讲，波洛克去世后的第三天，她在读一本杂志时遇到一句引文，出自一首不朽的诗（一首她和其他容易上当的读者都相信是在梦中写成的诗(8)），突然之间她明白过来，诗中的“Alph”正是预示性的序列，由“Anna Livia Plurabelle”的词首字母缩略而成；这个词组指的是另一条圣河，流过或流经另一个虚构的梦。(9)多出来的那个“h”如同一个隐秘的路标，隐隐指向令波洛克先生生前如此着迷的那个词。可惜我现在记不起来是哪一部小说或哪一则短篇小说（好像是某位当代作家的作品），其最后一段就含有这几个词的词首字母；根据辛西娅的破解，这些字母在作者自己浑然不知的情况下，组成了一则来自作者已故母亲的信息。 五 我要遗憾地说，辛西娅对这类空泛的机巧游戏不满意，竟荒唐地迷上了招魂术。我拒绝陪她去参加由聘请的灵媒主持的法事，我从其他渠道对那种形式了解的太多了。不过我还是同意参加由辛西娅和她那两位扑克牌面孔的打印社男朋友草草组织的小闹剧。那是两个身材矮胖的老家伙，彬彬有礼，相貌古怪，不过文化教养还可以，我也就满意了。我们坐在一张轻巧的小桌边，指尖刚刚往上一放，小桌便劈里啪啦地震动起来。他们叫我看形形色色的鬼魂轻而易举地敲打(10)出它们的报告，只是凡有我没完全看明白的地方，它们也不予解释。奥斯卡·王尔德显灵了，敲打的是快速而混乱的法文，带着常见的英国惯用语，隐隐约约指责辛西娅已故的双亲犯了什么法，我记下的是“plagiatisme”(11)。一个很活跃的幽灵不请自来地提供信息，说他、约翰·摩尔和他的兄弟比尔都曾是科罗拉多州的煤矿工人，一八八三年一月在“戴冠美人”(12)的雪崩中丧生。费德里克·迈尔斯是玩这种游戏的老手，他敲打出了一首诗（奇怪的是它很像辛西娅自己的一些即兴之作），其中一部分在我的笔记里有记录： 这是什么——魔术师的白兔， 或者是残缺但真诚的流露—— 能戒除危险的恶习， 能驱散哀愁的梦？ 最后，随着一声激烈的爆响，桌子呈现出各种各样的抖动和快步跳舞一般的摇摆，这时列夫·托尔斯泰造访了我们这个小组。我们要他提供曾在尘世间居住过的具体情况以证实他的身份，他就开始作复杂的描述，说的似乎是一些俄国式的建筑木饰（“木板上的图形——人、马、鸡、人、马、鸡”），都不容易记下来，也不好懂，更无从证实。 我又参加了两三个降灵会，比这一次更可笑，但我也得承认，比起辛西娅在家里搞的那些可怕的聚会来，我更喜欢他们提供的这种孩子般的娱乐，也喜欢我们饮用的苹果汁（两个矮胖子都是禁酒主义者）。 她的聚会都是在隔壁惠勒家那个不错的公寓里举行——这种安排很符合她那离心式的个性。不过话说回来，她自己的起居室当然看上去总是像个又脏又旧的调色盘。客人的外衣，遵循着野蛮、不卫生、通奸的习俗，里面余温未散，就由一声不吭的秃脑袋鲍勃·惠勒抱进一间圣地般的整洁卧室，堆在那张婚床上。给大家斟酒的也是他，斟好后由那位年轻的摄影师传给大家，辛西娅和惠勒太太则张罗下酒面点和小菜。 晚到的人会有这样的印象：好多高声嚷嚷的人毫无必要地聚集在两面镜子之间的烟青色空间中，镜子中塞满了人的身影。我猜测辛西娅想当屋里年龄最小的一个，所以经常受她邀请的女人，不论已婚还是单身，一般都至少在四十上下。她们中有些常乘着昏暗的出租车，从家里带来完整的美貌遗迹，但随着聚会进展，那美貌便消失了。我总是觉得惊异，这些善于交际的周末狂欢者都有一种能力，能根据纯粹出于经验却非常精确的方法几乎是立刻找到一个喝醉了的共同标准，每个人都忠实地坚持这个标准，然后降低这个标准，统一降到下一个层次。已婚的妇人们非常友善，放肆的弦外之音让她们的友善更突出。男人们则亲切拘谨，表情呆板内向，亵渎般地模仿孕妇。宾客当中虽有些人以某种的方式与艺术相关，但没有充满灵感的言论，没有支起胳膊肘扶住戴花冠的脑袋进行沉思的模样，当然也没有吹笛的女孩。辛西娅和一两个年轻点的家伙坐在浅色的地毯上，她脸上亮晶晶地闪着一层汗，摆出美人鱼搁浅的姿势。这个姿势使她占据一定的优势，她不时地跪着挺起身来，一只手端上一盘果仁，另一只手清脆地弹一下考克兰或是考尔克兰的健美小腿。此人是个艺术代理人，坐在一张珠灰色的沙发上，夹在两位脸泛红潮、快活得快要融化了的女士中间。 聚会进入另一个阶段后，会爆发出一阵阵更为喧闹的欢笑。考尔克兰或是考兰斯基会抓住辛西娅，要么抓住另外某个闲荡女子的肩膀，领她到一个角落，冲着她嬉皮笑脸地胡乱说些私密笑话和传言，她听了一甩头哈哈大笑，然后赶紧离开。再晚些时候，又会爆发出一阵阵男女之间的亲热打闹，闹一会儿又笑着停一会儿，一只丰腴的光胳膊刷地一下勾住另一个女人的丈夫（他在人人都在晃动的屋中央站得笔挺）。要么突然发出一阵调情的怨恨，一阵笨拙的追逐——鲍勃·惠勒则半露微笑，平静地捡起像朵朵蘑菇一般长在椅子阴影里的玻璃杯子。 最后一次参加这样的聚会之后，我给辛西娅写了个短笺，毫无恶意，总的来说是一片好心，里面对她的几位客人开了几句带拉丁文的玩笑。我也为自己没有碰她的威士忌向她致歉，说作为一个法国人，我喜欢葡萄胜过谷物。几天后，我在纽约市立图书馆的台阶上碰见她。太阳突然残缺，一阵细雨飘下，她正在打开她的琥珀色雨伞，胳肢窝里使劲夹着两本书（我暂时接了过来，减轻她的负担）。一本是罗伯特·戴尔·欧文(13)的《另一世界边缘上的脚步声》，另一本是讲“招魂术和基督教”的书。我根本没有惹她，突然间她就发起火来，态度粗暴，话语恶毒，说——透过稀疏的梨形雨滴冲着我——说我是个自命不凡的势利小人，说我只看人的姿态与伪装，说考克兰曾在两个不同的大洋里救起过两个落水的人（一个不相干的巧合：两人都叫考克兰）。说爱笑爱尖叫的琼·温特有个小女儿，不出几个月就注定要完全失明了。说那个穿绿衣、胸膛上有污斑的女人，我曾横竖看人家不顺眼，可人家一九三二年写出了一部全国最畅销的书。奇怪的辛西娅！我听人说过，她可能会对她所喜欢、仰慕的人无礼地大发雷霆。不过这也该有个限度吧。我那时已经对她的有趣的通灵术进行了充分的研究，也了解了其他的奇人怪事，于是就决定干脆不再见她。 六 D告诉我辛西娅死讯的那天夜里，我过了十一点才回到我与一位退休教授的寡妇分层合住的双层楼房。快到门口时，我怀着畏惧孤独的忧虑，望望两排窗户中的两种黑暗：无人的黑暗和人已入睡的黑暗。 我能改变无人的黑暗，却不能复制入睡的黑暗。我的床无法给我安全感，它的弹簧只会令我神经乱跳。我一头钻进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中，却发现自己白痴般地看起每行的第一个字母，看它们能组成些什么样的神圣词语。我找到了“FATE”（第七十首）、“ATOM”（第一百二十首），还两次找到“TAFT”（第八十八首、第一百三十一首）。我不时环顾四周，看看我屋里的东西有什么动静。我的想法说来很奇怪，此刻就算有炸弹开始落下，我也只会感到赌徒般的兴奋（再加上大量现世的解脱感）。但要是那边架子上某个看起来紧张可疑的小瓶子往一旁移动一丁点的话，我的心脏就会爆炸。寂静也十分可疑，把屋子填得密密实实，仿佛有意要形成一道黑幕，好衬托出被任何来源不明的细微声响引发的神经闪光。所有的交通都停止了。我祈祷能听见一辆卡车沿着珀金斯街上坡的呻吟声，却怎么也听不见。楼上那个女人有时会制造出巨石落地般的轰然响动，往往惊得我发疯（其实在白天，她是个又矮又小的人，活像一只风干了的天竺鼠），此刻她要是拖着脚步走进她的浴室，我就会对她千恩万谢。我熄了灯，清了几次喉咙，意思是至少可以为那个声响负责。我搭上一辆来自脑海深处的便车，来一趟精神旅行，可是我还没来得及打个盹，它就让我下车了。过了一会儿，废纸篓里突然一声轻响，接着又没动静了（我希望这响声来自一张被揉成一团丢进去的废纸，它就像一朵卑微的、一定要在夜间才开的花，突然绽放了），而我的床头小桌咔嗒响了一下作为回应。这情形正像辛西娅在世时半夜三更表演低劣的闹鬼剧一般。 我决定和辛西娅斗一斗。我把现代敲打降灵的活动在头脑里过了一遍，从一八四八年在纽约州海德斯维尔村的敲打声开始，到马萨诸塞州剑桥镇的怪诞现象止。我想起福克斯姐妹的踝骨与其他解剖学上的响板（据水牛城大学的先贤们所述）。(14)在荒凉的艾普沃斯或泰德沃斯，(15)统一身披神秘穿戴的柔弱少年在散布和古代秘鲁同样的恐慌。隆重的维多利亚狂欢会上，玫瑰花败落，手风琴飘出圣乐的旋律。职业的骗子吐出潮湿的白纱布。邓肯先生，一位女灵媒的丈夫，很有身份，问他愿不愿意接受搜身时，他借口内裤太脏躲了过去。老艾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16)，天真的博物学家，在波士顿一个群魔乱舞的私人聚会上，拒绝相信他面前那个赤着双脚、耳垂上没有穿耳洞的白色人形就是端庄的库克小姐；他刚才分明看见她睡在挂着帘子的屋角里，一身黑衣，脚上的皮靴系得紧紧的，还戴着耳环。另外两个前来测试灵媒的人，又矮又瘦，但相当聪明，也很主动，腿脚并用，把身宽体胖、散发着蒜味的老太太优萨比亚(17)紧紧围住，结果还是被她设法糊弄过去了。不信邪的魔术师(18)陷入尴尬，年轻迷人的玛杰里施展“控制术”，引导他不要在浴袍的衬里中迷了路，而是要顺着她左腿的丝袜往上，一直摸到赤裸的大腿处——在此处温暖的肌肤上，他摸到了一块“灵”的黏质物，手感很奇特，宛如一块没有煮的冷肝脏。 七 我求助于肉体，也求助于肉体的可腐性，要以此驳倒，进而击败生命在肉体消失后还有可能继续存在的说法。唉，思来想去，只令我更加害怕辛西娅的鬼魂。恍如隔世的平静随着黎明降临，我不知不觉睡着了。太阳透过茶色的窗帘，刺穿了一个不知为何满是辛西娅的梦。 这令我失望。在日光的堡垒中有了安全感，我便告诉自己，这远非我原本的期待。她，一个把细节画得像玻璃一般透明的画家，此刻居然如此含糊！我躺在床上，一边回想我的梦，一边听窗外的麻雀叫：这些小鸟的声音，如果录下来，再倒放回去，谁知道它们会不会变成人类的语言，变成人说出的话？正如把人的话语录下来倒放，会不会就变成麻雀的叽喳声？我定下心来再读我的梦——倒着读、斜着读、往上读、往下读——极力想在梦里解析出点像辛西娅的东西，梦里肯定存在着奇特而又给人启示的什么。 但我意识到我从梦中隔离不出什么来。一切都显得模模糊糊，如黄云遮蔽，产生不出任何清晰的东西。她笨拙的首字母组合法，感伤的遁词，静默中通神的能力——往事一桩一件，组成了涟漪般的神秘意义。一切都好像泛着朦朦胧胧的黄色，虚幻，迷离。(19) * * * (1)　法语，这次考试结束了，我的生命也结束了。别了，女孩们！ (2)　法语，教授先生。 (3)　法语，我姐姐。 (4)　西比尔所用法语“女孩子”（fille）一词，有女佣的意思，还有妓女的意思。 (5)　即缺乏热水炉、空调等现代设备的公寓。 (6)　Henry James（1843—1916），出生于美国，后旅居欧洲和英国，小说以心理探索见长，叙事迂回折绕。 (7)　这么替换的结果是该词成了“hitler”，即“希特勒”。 (8)　即英国诗人柯勒律治（Samuel Coleridge，1772—1834）的名诗《忽必烈汗》（Kubla Khan），据说该诗是柯勒律治服用鸦片后于梦中所得，只因梦被“一个来自波洛克岛上的生意人”打断，诗人醒来后只能记下片断。“波洛克岛”与本文中的人物波洛克暗合，“Alph”是该诗中圣河之名。 (9)　Anna Livia Plurabelle是爱尔兰小说家詹姆斯·乔伊斯的长篇小说《芬尼根守灵夜》中的女主人公安娜·丽维雅，“另一个虚构的梦”指丽维雅的丈夫、酒店老板伊厄维克在为从梯子上跌落身亡的搬运工人芬尼根守灵时所做的梦。“另一条圣河”指穿过都柏林的利菲河（River Liffey），屡屡出现在伊厄维克的梦中。圣河女神也叫安娜·丽维雅。 (10)　降灵会中，召唤出的鬼魂会以叩击桌子的方式与生者沟通。 (11)　这是英文、法文混合而成的词语，意为“剽窃、抄袭”。英文词是plagiarism，法文词是plagiat。 (12)　科罗拉多州的滑雪胜地名为“Crested Butte”，和此处的“戴冠美人”（Crested Beauty）近似。 (13)　Robert Dale Owen（1801—1877），美国社会改革家，也是招魂术的忠实信奉者。 (14)　一八四八年，美国纽约海德斯维尔村的福克斯家中出现怪声与震动，凯特和玛格丽特两姐妹借此和一个死去的小商贩进行了灵魂沟通，一时名声大噪，这个事件成为现代通灵术诞生的标志，后来发展出借敲打声与鬼魂沟通的方法。一八五一年，水牛城大学一群医生曾经检查福克斯姐妹，指出响声来自她们的趾部关节与膝盖骨。 (15)　英国的艾普沃斯和泰德沃斯两地分别在一七一六年与一六六一年传出闹鬼的事，主要现象都是怪异的敲打声。 (16)　Alfred Russel Wallace（1823—1913），英国博物学家，“自然选择论”的提出者，但同时也是招魂术的信奉者。他在访问波士顿期间参加了一次当地的降灵会。 (17)　继福克斯姐妹之后，意大利人优萨比亚·帕拉蒂诺（Eusapia Palladino，1854—1918）很快也声称自己是肉体灵媒，可以使用通灵物让三维实体现身，还能进行意念移物。 (18)　这位魔术师是哈利·胡迪尼（Harry Houdini，1874—1926），以揭穿通灵术为己任，有“魔鬼克星”之称。他揭穿的灵媒当中最出名的就是波士顿的玛杰里（Margery）。 (19)　本段原文是：“I could isolate, consciously, little. Everything seemed blurred, yellow-clouded, yielding nothing tangible。Her inept acrostics, maudlin evasions, theopathies —— every recollection formed ripples of mysterious meaning。 Everything seemed yellowly blurred, illusive, lost。”每个词的首字母组合可成“Icicles by Cynthia, meter from me, Sybil”，意思是“冰柱是辛西娅所为，滴落的节奏出自我，西比尔”。 [book_title]连体怪物的生活情景 几年前，弗里克医生问了我和劳埃德一个问题，现在我想试着回答。他带着搞科研很快乐的那种梦幻般的微笑，轻轻抚摸把我和劳埃德连在一起的那块肉鼓鼓的软骨组织——脐部和剑突联胎，与潘克斯特医生遇到的病例差不多。(1)他还问我们是否能回忆起我们中的一个，或者两个，第一次认识到我们这种特殊状况与命运的情景。劳埃德所能记起的只是我们的外公（易卜拉辛，要么是亚辛或者亚罕——如今听起来是一堆讨厌的烦人声音！）总是摸刚才医生正摸的地方，还把那东西叫黄金之桥。我则什么也说不上。 我们的童年是在俯瞰黑海的一座肥沃的小山丘顶上度过的，小山就在我们外公家的农庄上，离卡拉兹不远。外公最小的女儿，东方的玫瑰，灰头发亚罕的掌上明珠（要真是他的掌上明珠的话，那个老恶棍也许会好好照顾她），在路边的一个果园里被我们不知姓名的父亲强奸，生下我们之后不久就去世了——死因据我猜想，纯粹是恐惧加上悲伤。谣言传开了，一说是个匈牙利的小商贩，另一说是个德国的鸟类搜集者，或者是他的远征队里的成员——很可能是他的标本剥制师。一些满身尘土的姨妈，戴着沉甸甸的项链，宽大的衣服散发着玫瑰油和羊肉的味道，怀着一种残忍的兴趣来照顾我们这两个怪物般的婴儿，满足我们的吃喝欲望。 很快附近的村庄都知道了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他们开始派各种各样的陌生人来我们农庄打探。在这些节日般的日子里，你能看见他们吃力地爬上我们这座小山的斜坡，就像鲜艳的彩色画片中的朝圣者。有一个七英尺高的牧羊人，一个戴眼镜的矮个子秃头男人，一些士兵，还有柏树拉长的影子。孩子们也来了，随时随地，看护我们的姨妈盯得紧，一来就轰他们走。有一个年轻人，小平头，黑眼睛，穿着褪了色的蓝裤子，几乎天天都来。他像蠕虫般穿过山茱萸、忍冬草和歪脖子的紫荆树林，来到铺着鹅卵石的院子里。院子里有个湿漉漉的旧水池，旁边一堵白灰墙，墙下坐着小劳埃德和小弗劳埃德（那时我们还有别的名字，听起来全是乌鸦叫的声音——不过这都无关紧要），不声不响地大口吃着杏干。随后，突然之间，就像字母“H”看见了“I”，罗马数字“ii ”瞧见了“i”，剪刀看见了一把刀。 人们知道了我们的事，闹得沸沸扬扬，尽管烦人，但还是和我母亲受到的精神打击不能相比。（顺便说一句，这里故意用了“我母亲”而不是“我们的母亲”，该是从来没有的福气！）她肯定明白她生下了一对双胞胎，但当她得知双胞胎是连体的——毫无疑问她是知道了的——那时她经受了什么样的打击？那些不懂规矩的、无知的、急着要交谈的村民围着我们，满屋子高声的话语早就传到我母亲垮塌的床前，她肯定立刻意识到出了糟糕透顶的事。可以肯定的是，她的姐姐们，又怕又同情，慌乱之下把连体婴儿抱来让她看了。我不是说一位母亲不可能爱这样一个连体的东西——并且忘记母爱的本源中并不圣洁的黑暗露珠。我只是想，当时可能是厌恶、同情和爱混合在一起，让她受不了。她瞪大眼睛看着眼前的这个双生系统，各自的构件都很好，健康又漂亮，淡紫色的脑袋上长着柔软如丝的金黄色头发，小胳膊小腿长得很好看，强韧有力，动起来就像某种长了好多腿脚的神奇海洋动物一般。每一个部件都很正常，可是放在一起就组成了一个怪物。说来也真是奇怪，就这么一点点肌肉组织，一块片状垂悬的肉，比羊肝子长不了多少，由于它的存在，竟然能将人们的欢乐、自豪、温柔、爱慕、对上帝的感恩全都转化成了恐惧和失望。 对我们自己而言，一切都格外简单。大人们在各个方面都与我们不一样，和他们没什么可比的。不过，我们的第一个同龄人来访者让我略微看出点名堂。那孩子七八岁，站在一棵带瘤的无花果树下看着我们，那树仿佛也在盯着我们瞧。他惊得目瞪口呆。劳埃德平静地看着他，我记得自己完全看清了来人和我之间的根本差别。他在地上投下一个短短的青色影子，我也投下了影子。那个粗略的、扁平的、不确定的影子，我和他一样，都归功于太阳，天色一阴，就不见了。可是除了这一点之外，我还多了一个影子，一个我自己肉体的明明白白的反映，我永远带着它，就在我的左边，而我的这位来访者却不知怎的把他的这么个影子丢掉了，或者取下来放在家里了。连在一起的劳埃德和弗劳埃德是完整的、正常的，他却既不完整，也不正常。 不过，为了把这些事情作一番称得上彻底的解释，也许我应该说一些更早的往事。除非成年人的感情污染了孩提时的感情，我想我能保证还记得一件隐隐反感的事情。因为先天连体，我们从开始就面对面躺着，连着的地方就是我们共有的肚脐眼。我们出生的最初几年里，我那位连体兄弟的硬鼻子和湿嘴唇老是蹭着我的脸。这样的接触很烦人，自然而然的反应就是各自的头尽可能往后仰，脸尽可能错开。我们的连体处非常灵活，这就允许我们或多或少地换着侧侧身。开始学步时，我们就是这样侧着身蹒跚而行，这样的姿势看上去想必比实际情形更紧张，使我们看上去就像一对喝醉了的小矮人，互相搀扶着走路。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睡觉时一直重新回到胎儿时的姿势。可是这么睡会引起身体上的不适，老把我们弄醒，这时我们总会赶快把脸再扭开，越看越觉得讨厌，不禁双双嚎啕大哭。 我坚持认为，三四岁时，我们的身体就隐隐开始厌烦连在一起的别扭状况了，只不过我们的意识里还没有怀疑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在我们对这种别扭现象能够有个理性认识之前，生理上的本能已经发现了对付的办法，所以我们对此几乎不予理会。我们的一举一动变得非常默契，共同的行动和各自的行动达到了高度的协调。共同的动力激发出共同的行为模式，于是形成了一种天衣无缝的均匀的灰色背景，在这种背景之下，各自想干什么，不管是他还是我，都会顺势而为，比常人更清楚，更准确。这种背景模式本身悖于常理，我们反倒觉得正常，所以它从来不误事，不管是两人共同的步调，还是其中一个的突发奇想。 我现在说的仅仅是我们童年的情况，那时候我们人还小，相互之间如有冲突，也不足以消耗我们来之不易的体力。在以后的岁月里，我经常后悔，我们本该在离开童年阶段后就死去，要么做手术分离。在那个人生之初的阶段，始终存在着一种节奏，宛如远远响在我们神经系统里的丛林战鼓一般，我们的行动规则就由这种节奏来调节。举个例子，如果我们中的一个正要俯身去采一朵漂亮的雏菊，恰在此刻，另一位正好要伸手去摘一颗成熟的无花果，谁能成功，取决于谁的动作正好和我们固有的共同节奏在当时的爆发点相一致，结果便是那个没有踩在点上的动作，经过一阵非常短暂的舞蹈般的抖动，被活活扯了回去，融化到另一个已经完成的动作荡开的涟漪中。我说“荡开的涟漪”，是因为没采到的花似乎阴魂不散，还在正要摘果子的手指中间抖动。 有时一连好几个星期，甚至好几个月，那种指引鼓点更多地响在劳埃德一边，不在我一边，然后接下来一段时间，我又占据波峰优势。不过我记得童年时代不曾有过任何由此引起的不快，那时不论谁的动作成功或是失败，我俩都没有得意或怨恨之感。 不过在我体内的什么地方，肯定有一些敏感的细胞在纳闷，怎么老有一股奇怪的力量突然间扯着我离开我想去拿的东西，拽着我朝向别的东西。那些东西我分明不想要，却强行进入了我的意愿领域；意愿并没有自觉地去接近，伸出触须包住想要的东西。于是我仔细观察某一个偶然来看我和劳埃德的小孩，我记得自己当时在思考一个问题的两方面：第一，如果是单体状态，有没有可能比我们的双体状态更占优势；第二，是不是别的孩子都是单体的。我现在想起来了，那时经常困惑我的问题都是双面的：劳埃德大脑活动的细流有没有可能渗透到我的头脑中，两方面问题的其中之一是不是他想到的。 贪婪的外公亚罕决定把我们展出来赚钱，参观者真是络绎不绝，其中不乏热心的下作之徒，非要听听我们互相说话。那些人头脑简单，非要用耳朵来证实眼睛所见。我们的亲戚们逼着我们满足这样的要求，他们不理解这样的要求令我们多么苦恼。我们本可以以怕见生人为借口推脱，不过事实上我们的确从来没有互相说过话，甚至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也不曾说过。偶尔有点交流，也只是不连贯地简单哼哼几声，示意要做什么或别做什么，就连这情形也很少有（比如，一个刚刚伤了腿，要扎上绷带，另一个想下河涉水），再说这也很难算得上对话。我们无言地进行简单的基本交流：落叶漂流在我们共同的血脉之河上。简单些的思想能互相传递，在我们之间旅行；丰富一些的思想就各自闷在心里，但即使闷在心里也会发生奇怪的现象。所以我据此猜测，劳埃德尽管性子比较平和，其实困扰着我的现实新情况也同样困扰着他。他长大后把那些困扰大多都忘记了，我却一点都没有忘记。 我们的观众不光希望我俩说话，也想让我俩一块玩耍。这些笨蛋！他们想让我们下跳棋，或玩类似的游戏，比比智力，结果没有得逞。我设想，假如我们碰巧是一对异性双胞胎的话，他们会逼我们当着他们的面犯乱伦罪的。不过，我俩玩游戏就和互相说话一样形成不了习惯，就会因此受些精心设计的折磨。他们逼我们进行缩身运动，把一个球放在我们的胸骨之间，叫我们拍打，或是叫我们假装为争夺一根棍子大打出手。我们还得伸出双臂搂住对方的肩头，绕着院子跑，以此赢得人们疯狂的鼓掌。我们虽然连体，但能跳能跑。 有一个专利药品的推销员，秃头小个子，穿着件脏兮兮的白色俄国式衬衫，懂得些土耳其语和英语，教了我们这两种语言的几个句子。从此，我们就不得不向一些痴迷的观众表演这种能力。他们那些热切的面孔现在仍然在我的梦魇中追逐着我，无论什么时候，我的造梦者需要一些跑龙套的角色，这些脸就会到场。我又看见了那个古铜色大脸盘的牧羊人，穿着各种颜色混在一起的破衣服。也看见从卡拉兹来的士兵、独眼驼背的美国裁缝（一个怪物长在他的右边）、咯咯笑的女孩子、唉声叹气的老太太、孩子们、穿着西装的年轻人——眼睛闪亮，牙齿洁白，嘴大张着像个黑洞。当然还看见外公亚罕，长着黄色象牙一般的鼻子，灰羊毛一般的胡须，指挥着参观事宜，或是在数肮脏的纸币，边数边舔大拇指。那个语言学家，穿着绣花衬衫，秃头，向我的一个姨妈求婚，却老是透过金丝眼镜羡慕地观察亚罕。 快到九岁时，我已经相当清楚了我和劳埃德是罕见的畸形人。明白了这一点，我心里既不觉得得意，也不觉得耻辱。不过有一次，一个歇斯底里的厨娘，是个长着一点小胡子的女人，非常喜欢我们，同情我们的不幸，发下毒誓，说反正要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拿一把闪亮的刀把我们劈开，让我们获得自由。她说着就突然亮出刀来（立刻被我们的外公和一些我们新近才认识的舅舅们制服了）。出了那件事后，我经常做无关痛痒的白日梦，幻想我和可怜的劳埃德不知怎么就分开了，可是劳埃德还是个怪物样子。 我并不在意刀子的事，再说用什么方法分开我们仍然是说不清楚的。不过我清清楚楚地想象过，我的累赘突然融化了，我感受到了由此而来的轻松和自在。我幻想翻越了一道树篱——这道树篱的桩柱顶上挂着一些白森森的农场动物的头盖骨——然后一路下坡，到了海边。我看见自己跳过一块块海中巨石，纵身跳入波光闪闪的海水中，又爬回岸边，和另外一些光着身子的小孩一起蹦蹦跳跳。我是在夜里梦见这些的——看见自己从外公家里逃了出来，带了一个玩具，要么带了一只小螃蟹，紧贴在我的身子左侧。我看见自己遇见了可怜的劳埃德，他在我的梦里一拐一拐地走，无望地和另一个跛足的孩子连了体，我却自由自在地绕着他们跳舞，拍打他们直不起来的背。 我不知道劳埃德是否也有过同样的梦境。医生说有时候我们做梦，两人的脑子会一块儿使用的。一个灰蒙蒙的早晨，劳埃德捡起一根小树枝，在地上画了一艘带有三根桅杆的船。就在前一天的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中看见我自己在地上也画了那样一艘船。 一件宽大的黑色牧师斗篷盖在我们的肩膀上，我们席地而坐，全身除了两人的头和劳埃德的一只手之外，都包在斗篷下垂的衣褶里。太阳刚刚升起，三月冷飕飕的风就像一层层半透明的冰，紫荆树上开着粗糙的花，在风里形成淡紫色的朦胧小点。我们身后是又长又矮的房子，里面住满了胖女人和她们的恶臭难闻的丈夫，全都在酣睡。我和劳埃德没有说一句话，连看都没互看一眼。劳埃德扔了他手中的树枝，伸出右臂搂住我的肩头。我们平时两个人都想走快一点时就是这样做的。我们共同披的那件衣服的后摆拖在枯黄的野草上，小石子不停地从我们脚下滚出来。我们朝那条柏树小径走去，再往下就是海边。 这是我们第一次试着造访大海。从我们的小山顶上远眺，能看见大海悠闲自在地闪着温柔的光，海浪无声地冲刷着光滑的岩石。我不必把记忆集中在这一点上，我们跌跌撞撞地逃跑了，那是我们命运中一次明确的转变。几个星期前，我们十二岁生日那天，外公易卜拉欣开始盘算一个鬼主意，想将我们送到一个舅舅办的新公司里，到全国各地进行一次为期六个月的巡回展览。他俩不停地谈条件，吵吵嚷嚷，甚至打了起来，结果易卜拉欣占了上风。 我们害怕外公，憎恨诺维斯舅舅。可以设想，我们对此束手无策（我们少不更事，但也隐约觉得诺维斯舅舅在想尽办法欺骗外公），只觉得要有所行动，免得被一个马戏团老板关在一个活动的囚笼里像猩猩或老鹰一般到处展览。要么我们只是灵机一动，觉得这是我们争取自身小小自由的最后机会，要干桩绝对不让我们干的事。我们要走到一段带尖桩的树篱那儿，打开一扇大门。 我们没费什么力气就打开了那扇摇摇晃晃的大门，但没有设法把它推回原来的位置。一只脏兮兮的白色小羊，长着一对琥珀色的眼睛，又硬又平的前额上打着一个深红色的印记，它跟着我们走了一阵，然后消失在橡树林里。我们往山下走了一段，但还远没有下到山谷，这时我们非得穿过盘山道。盘山道一头通向我们的农庄，一头连着滨海大道。山上传来沉重的马蹄声和刺耳的车轮声，朝我们压来。我们在一蓬灌木后面连人带斗篷摔倒了。马车的隆隆声平息了，我们穿过了盘山道，沿着一面杂草丛生的斜坡继续往前走。柏树林和残破的旧石墙后面渐渐露出了银色的大海。我们开始觉得黑色斗篷又热又沉，但我们还是坚持披着它作为保护，生怕让某个过路人发现我们的畸形。 我们出现在滨海大道上，离涛声滚滚的大海只有几英尺——大道上，一棵柏树下，一驾熟悉的马车等着我们，高高的轮子上有个像拉草车一般的东西，诺维斯舅舅正从那个车厢里走下来。狡猾、阴暗、野心勃勃、没有原则的小人！几分钟前，他从我们外公家的一个长廊里看到了我们，没有扛住作恶的诱惑，鬼使神差地把我们逮个正着。我们没有挣扎，也没有哭喊。他一边冲着两匹胆战心惊的马咒骂，一边粗鲁地把我们塞进了车厢。他将我们的头按下去，还放话说我们要是试图从斗篷里探头张望，就会揍我们一顿。劳埃德的一只胳膊仍然搂着我的肩膀，可是马车一动，胳膊一抖就松开了。此时车轮正吱吱嘎嘎地滚动着。过了好长时间我们才明白赶车人没有把我们往家里送。 那个灰蒙蒙的春天早晨已经过去二十年了，但它清晰地保存在我的脑海中，比许多后来发生的事情要清晰得多。它在我眼前放了一遍又一遍，如同一段电影胶片。我见过一些了不起的戏法大师看着电影胶片来回顾自己的演出，我也是这么回顾我们那次不成功的逃跑的，每一个阶段，各种情况，细枝末节，等等——最初的颤抖，后来的大门、小羊，我们笨重的脚底下滑溜溜的斜坡。我们惊动了画眉鸟，在它们看来，我们构成了一种极不寻常的景观：那么一件黑斗篷裹住全身，上面钻出两颗毛茸茸的脑袋，支在两根细细的脖子上。那脑袋小心翼翼地这边转转，那边转转，最后来到滨海大道上。假如在那一刻，一个喜欢冒险的陌生人从他停在海湾的小船中走上岸来，他一定会为这样的古老魔法大惊失色，他会发现自己在一片柏树林和白石头组成的风景中遇到了一个不算凶猛的神话怪物。他会朝这个怪物顶礼膜拜，他会流下快乐的泪水。然而可惜，当时没有遇上任何人，只有那个别有用心的恶棍，慌慌张张地绑架了我们。那是一个满脸麻子的矮小男人，戴着廉价的眼镜，一块镜片坏了，用一点点胶布粘着。 * * * (1)　一八九○年，美国一位名为威廉·潘克斯特（William Pancoast）的外科医生曾接手一对连体姐妹，对其进行治疗与医学研究。 [book_title]初恋 一 本世纪(1)头几年里，涅瓦大街上的一家旅行社展出了一辆三英尺长的橡褐色国际列车卧铺车厢模型。它做得极其精巧，和真车一模一样，远胜于我的镀锡发条玩具火车。可惜它只展不卖。可以看出车内整体装潢是蓝色的，隔间墙壁上垫着压印出雕花的皮质衬垫，镶板光滑，有嵌入式的镜子和郁金香形状的台灯，还有其他恼人的小细节。宽大的窗子和窄一点的窗子交替排列，有单层的，也有双层的，其中几扇装着磨砂玻璃。有一两个铺位上的床已经铺好了。 这就是当年显赫一时的北方快车（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它就再也不是这个样子了），整列都是这样的国际卧铺车厢，一周只开两班，往来于圣彼得堡和巴黎之间。要不是乘客必须在俄国和德国的边境上（维尔兹波洛夫——埃德特库嫩）换乘一辆大致相似的列车，我就可以说它是直达巴黎的车。一到边境，宽敞懒散的俄国六十英寸半的宽轨就改成了五十六英寸半的欧洲标准轨，燃料也由桦木变成了煤。 在我脑海深处，我想至少还能记起五次乘这趟车去巴黎，终点是里维埃拉或比亚里茨。我现在想起其中的一次，那是一九○九年，我的两个幼小的妹妹留在家里，由奶妈和姨妈照管。我父亲戴着手套和旅行帽，坐在他和我家的家庭教师合住的隔间里看书。我弟弟和我在另一间，和他们隔着一个洗手间。我母亲和女仆住在我们隔壁。我们都是两人一间，最后有一个人落单，是我父亲的贴身男仆奥西普（十年后被迂腐的布尔什维克枪毙了，因为他私吞了我们家的自行车，却没有上缴国家），于是他就和一个陌生人为伴。 那年四月，皮尔利(2)到了北极。五月，夏里亚平在巴黎演唱。六月，传言有了更好的新式齐柏林飞艇，闹得人心惶惶，于是美国国防部告诉记者，说计划建立一支空中海军。七月，布莱里奥从加来飞到多佛（他迷失了方向，多绕了一个小圈）。我们出发时是八月末。俄国西北部的冷杉和沼泽快速闪过，第二天则被德国的荒漠取代，长着松树和石楠灌木。 我和母亲在一张折叠桌上玩一种叫“杜拉契基”的扑克牌游戏。虽然是大白天，我们的牌、杯子和一只手提箱上一高一低的两把锁仍然映在车窗上。列车穿过森林和田野，有时突然进了深谷，有时又穿行在急速闪过的农舍之间，没有在车窗上投下身影的两个赌徒在不停地玩牌，还不停地下注，以求刺激。 “Ne budet-li, t? ved ustal（还没玩够吗，你就不觉得累吗）？”我母亲老是这么问，问完便一面缓缓地洗牌，一面陷入沉思。我们隔间的门开着，我能看见过道的窗户。窗户里有电线——六根黑色的细电线——正在使劲地爬上斜坡，向天空爬去，尽管电线杆一根接一根地对它们形成意外的打击。就在这六根电线可怜巴巴地来一次豪迈的冲锋，眼看要冲到车窗的顶上去时，又遭到一根电线杆的狠狠一击，整个打落下来，落到原来的最低点，只好重新开始爬起。 在这样的旅行中，每当我们经过某个德国大城镇时，列车会放慢速度，气度优雅地徐徐前行，几乎和房屋的门面和店铺招牌擦身而过，这时我往往会感到一种到达终点站也不会感到的双重兴奋。我看见一座城市里跑着的玩具般的电车、街上的椴树，还有砖墙，都闪进我们的车厢，和车厢里的镜子亲密接触，也把过道里的玻璃窗户占得满满当当。火车与城市之间这种不拘礼节的接触是旅途中令人兴奋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我把自己放在一个过客的位置上，想象这个人看到如下景象会和我一样感动：长长的、传奇一般的红褐色列车开过，一节节车厢连在一起，每节之间挂着的隔帘黑得像蝙蝠翅膀。车厢上的金属字在夕照中闪着黄铜色的光。一条每日繁忙的大街上方架着一座铁桥，列车不慌不忙地从桥上驶过，然后拐弯，所有的车窗突然都闪亮起来，原来它是绕过了最后一片街区。 车窗里闪过的那些视觉的混合中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餐车车窗宽大，可以看到几只没有打开的矿泉水瓶子、斜对角折起来的餐巾、摆样子用的巧克力棒（包装纸上写着“凯乐”、“科勒”等牌子，里头包的却是木头块）。这些东西乍一看构成了一个平静的港湾，不受一连串摇摇晃晃的蓝色车厢的影响。然而饭吃到尾声，上最后一道菜时，人就会不停地缩回身子以适应车身的运动，服务生步履蹒跚，眼前的所有景象都东倒西歪。它们经历了一场系统的复杂运动：白天的月亮固执地紧跟着人们的餐盘，远处的草地呈扇形铺开，近处的树木荡着看不见的秋千朝铁轨扑来，一条平行的铁道线突然间寻死一般靠近，一道长着稀疏青草的斜坡在上升，上升，上升，终于这番混合速度的小目击者晕得吐出了他吃下的那份omelette aux confitures de fraises(3)。 不过，“Compagnie Internationale des Wagons-Lits et des Grands Express Européens”(4)这个名头到了夜里才真正大显魔力。我的铺位在弟弟睡的卧铺下面（他睡着了吗？他是不是在那儿？），隔间里半暗下来，我留神观察着事物和事物的某些部分，还有影子和影子的某些部分，在小心地动来动去，看不清要干什么。木制品轻轻地发出吱吱的响声。在通向洗手间的门附近，衣钩上影影绰绰挂着一件上衣，再往上，是蓝色的双层壳夜灯的流苏在颇有节奏地摆动。很难把车厢里这些走走停停、暗中悄悄做些小动作的情况与车外向前飞奔的夜色联系起来。我知道那夜色正在飞驰而过，如流光一般，辨不清模样。 我只要把自己想象成火车司机就可以入睡。我把一切都安排妥当——无忧无虑的乘客在各自的隔间里享受着我带给他们的旅行，抽烟，相互微笑致意，点头，打瞌睡；服务生、厨师、车警（我必须找个地方安顿他们）正在餐车里痛饮；我自己则瞪大眼睛，满身脏灰，从机车驾驶室探头观瞧，望着尽头处逐渐变窄的铁轨，望着黑沉沉的远方像红宝石或绿宝石一般的亮点——这时候一种高枕无忧的安乐感便浸入我的血管。后来我就睡着了，睡梦中会看到全然不同的东西——一架大钢琴下面滚动着一只玻璃弹子，要不就是一辆玩具火车，侧翻在地，轮子仍在兴致勃勃地转动。 车速的改变有时会打断我酣畅的睡眠。车窗外昂首挺立的灯缓缓移过，每过一盏，灯光会探查车厢之间的缝隙，然后犹如一块闪亮的罗盘测量着黑影。一会儿后，火车发出一声威斯汀豪斯(5)气动刹车的长叹，停了下来。有什么东西从上面掉下来（第二天发现是我弟弟的眼镜）。我身后拖着半截被单挪到床脚处，这样就可以小心地解开百叶窗的搭扣，真是不可思议地令人兴奋。百叶窗只能往上拉一半，原来是上铺的床沿挡住了，再拉不上去。 几只灰白的蛾子围着一盏孤灯打转，就像木星的卫星一样。一张撕裂了的报纸在凳子上簌簌抖动。能听见列车里的某个地方有捂着嘴发出的沉闷声音，那是有人在为了顺气而咳嗽。我眼前的这片站台上没有什么特别有意思的事情，但我还是不忍从站台上收回目光，直到站台自动和我告别。 第二天早晨，只见湿漉漉的田野上一条水渠两岸长着歪脖子的柳树，远处或许是一排白杨，中间隔着一道乳白色的雾，这说明火车正驶过比利时。火车下午四点抵达巴黎。即使在巴黎只停留一夜，我也总有时间买些东西——比如一个黄铜制成的小小埃菲尔铁塔，表面粗粗地刷了一层银白色的漆。第二天中午我们登上南方快车，开往马德里，约莫晚上十点，我们半路在比亚里茨的内格莱斯火车站下了车，离西班牙边境只有几英里。 二 当年的比亚里茨仍保持着它的传统本色。通往我们下榻之处的路上两旁都是灰蒙蒙的黑莓灌木丛和杂草丛生的待售土地。卡尔顿大酒店仍在建造之中。三十六年后，陆军准将萨缪尔·麦克罗斯基才占领了皇宫酒店里的皇家套房。这家酒店坐落在从前一所宫殿的原址上，据说那宫殿建成后，身手异常矫健的巫师丹尼尔·霍姆在六十年代造访，他用一只赤脚（模仿幽灵之手）抚摸欧仁妮皇后(6)那张善良真诚的脸。在赌场附近散步时，一位年长的卖花女画眉抹粉，满脸堆笑，截住一位散步者，将一枝含苞欲放的康乃馨灵巧地插进他的上衣扣眼里。他侧目俯视花儿含情脉脉地插进扣眼里时，左下颌的赘肉上堆起了一道凸显的褶痕。 海滨浴场沿线摆着各式各样的海滨椅和搁脚凳，上面坐着孩子们的父母，孩子们戴着草帽在海边的沙滩上玩耍。在其中可以看到我，双膝跪地，正试图用一只放大镜点燃一把捡到的梳子。男人们炫耀着他们的白裤子，这样的裤子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就好像洗后缩了水那样可笑。在这个特殊的季节里，女士们穿着丝绸翻领的轻便外衣，戴着大帽顶的宽边帽子，帽子上垂下绣得密密实实的白色面纱，胸前、手腕、遮阳伞上都缀着花边。微咸的海风吹在人的嘴唇上。一只迷途的金黄色蝴蝶一头撞了过来，急匆匆地飞过喧闹的海滨。 还有其他的活动和声响，是小贩们发出来的。他们叫卖花生、糖衣紫罗兰、颜色翠绿的果仁冰淇淋、口香糖丸，还有从一个红桶里拿出来的又干又硬、像华夫饼一般的东西，表面上有大片大片凸起来的皮。那个卖饼的人背着沉重的桶，弯着腰深深陷入白色沙滩，艰难地行走，这一幕至今仍历历在目，后来见过再多事情也不曾把这一幕冲淡。有人叫住他时，他就把背桶的皮带一扭，从肩上甩下桶来，砰的一声甩在沙地上，这时那桶的样子活像比萨斜塔。然后他用袖子擦擦脸，开始熟练地在桶盖上摆上带有数字和箭头的投标圆盘。箭头发着锉磨声嗖嗖飞转，一苏(7)一块饼，大小由转盘运气决定。饼越大，我心里就越为他难过。 海水浴在海滩的另一头进行。浴场有专业人员，都是魁梧健壮的巴斯克人(8)，穿着黑色泳衣，帮助女士们和孩子们见识惊涛骇浪。这样的救生员会托着你的背把你放在冲过来的浪头上，然后牵着你的手，等绿色的海水翻滚着泡沫整个升起，然后以雷霆万钧之势从你身后压过来，强大的冲力打得你站立不住。经过十来次这样的冲击后，像海豹一样全身水光闪闪的救生员就会把又喘又抖、鼻子里进了水的顾客领上岸，来到平坦的地方，那里有一位令人难忘的老太太，下巴上长着一撮灰白的毛，她会立刻从挂在晾衣绳上的三四件浴衣中选出一件来。在一间确保安全的小木屋里，另一位浴场服务员会帮你脱下湿淋淋的、沾满沙子的泳衣。泳衣扑通一声落在木板上，你还在不停地抖，从泳衣里跨出来，踩在这时凌乱散开的蓝色浴衣的条纹上。小木屋里散发着松木的香味。满脸皱纹的驼背服务员笑容可掬地端来一盆热气腾腾的水，让你泡泡脚。从他那里我学会了巴斯克语里“蝴蝶”是“misericoletea”——至少听起来是这么个词（我翻遍词典，找到七个词，发音最接近的一个是“micheletea”）——这个词从此永远存入了我记忆库中的一个玻璃小间里。 三 有一天，我在海滨浴场颜色较深也比较潮湿的地方挖泥玩，那里退潮后挖的泥最适合堆城堡。和我一起挖泥的是个法国小女孩，叫科莱特。 她到十一月就十岁了，我则在四月已经满了十岁。一块有缺口的紫色珠蚌贝壳引起我的注意，她长着细长脚趾的光脚刚刚正好踩在这块贝壳上。不，我不是英国人。她轮廓分明的脸上满是雀斑，连绿莹莹的眼睛里似乎也闪动着斑斑点点。她穿着一套现在也许叫做运动装的衣服，上身是件蓝色的针织紧身内衣，袖子挽了起来，下身是条蓝色的针织短裤。一开始我把她当成个男孩子了，后来才觉得不对，因为她纤细的手腕上戴着手镯，水手帽下面晃动着螺旋状的棕色鬈发。 她说话很快，像小鸟那样叽叽喳喳，英语法语混在一起说，英语像她的家庭女教师教的英语，法语带着巴黎腔。两年前，也是在这个海滨浴场，我曾深深喜欢上了一位塞尔维亚内科医生的小女儿，她模样可爱，皮肤晒得黝黑。如今一见科莱特，我立刻明白了这才是我的真爱。科莱特似乎比我在比亚里茨偶遇的所有玩伴都要独特！我不知为何产生了这样的感觉：她不如我快活，也不如我那样受到关爱。她娇嫩柔软的小臂上有一块淤青，这勾起我的种种联想。“它掐起人来和我妈妈一样狠。”她这是在说一只螃蟹。我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要把她从她父母手里救出来。我曾听人对我母亲说过，她父母是“des bourgeois de Paris”(9)，说时还不屑地轻轻耸了一下肩。我对这种鄙视有我自己的理解，我知道她父母是坐着蓝黄相间的私家豪华大轿车从巴黎一路观光而来的（这是当年流行的游览方式），却让科莱特带着她的狗和家庭女教师了无生趣地坐着没有卧铺的普通火车来。她的狗是一只猎狐小母狗，项圈上挂着铃铛，摇摇晃晃地跟在她后面，几乎寸步不离。它精力特别旺盛，老是跳起来舔科莱特玩具桶外面的咸海水。我至今记得画在桶上的船帆、落日和灯塔，但就是记不起那只狗的名字，令人好生烦恼。 我们在比亚里茨住了两个月，我对科莱特的感情几乎超过了我对蝴蝶的迷恋。我父母不大喜欢和她父母来往，所以我只能在海边见到她。不过我时时刻刻想着她。要是发现她哭过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