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经济学原理 [book_author]马歇尔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456814 [book_dec]《经济学原理》西方新古典经济学奠基性著作和现代微观经济学基础著作。马歇尔著。第1版1890年伦敦出版。以后多次再版,到1920年出了第8版。中译本196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朱志泰译。阿弗里德·马歇尔(AlfredMarshall 1842—1924),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经济学家、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创始人和重要代表人物。出生于英国伦敦一个中产家庭。1861年入剑桥大学学习数学,毕业后留校教数学,后转向研究经济学。还著有《工业与贸易》、《货币、信用与商业》等。本书中译本由第1版和第8版著者序言,第1篇导论,第2篇一些基本概念,第3篇欲望及其满足,第4篇生产诸要素,第5篇要求、供给和价值的一般关系,第6篇国民收入的分配以及最后的13种附录构成。全书兼收并蓄,吸收和综合了新旧各派经济学说的庸俗理论,什么供求论、效用论、生产费用论等等,把它们融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新的折衷的庸俗经济学理论体系。本书的分析方法,是用人们的主观心理动机来解释社会经济活动,认为人们的社会经济生活都是由追求“满足”和逃避“牺牲”这两类动机来支配的,商品及各种生产要素的需求与供给都决定于这两类动机。把生物学中的进行论引进经济学,创立了一个“连续原理”,用以解释社会经济现象,认为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和生物界一样,也是渐进的,而不是突变的。把力学中的均衡概念引进经济学,创立了均衡价格理论,也就是他的价值理论。 [book_img]Z_10525.jpg [book_chapter]序 [book_title]原著第一版序言 经济状况是经常地起变化的，每一时代都是以它自己的方法来观察它自己的问题。在英国以及欧洲大陆和美国，经济学的研究现在都比以前更为努力进行；但这一切活动只是更为清楚地表明，经济学是——而且必然是——一种缓慢和不断发展的科学。在当代最好的著作中，有些初看起来的确似乎与前人的著作有矛盾；但当这些著作日久成熟，粗糙的地方已经修正时，我们就可知道，它们实在并没有违反经济学发展的连续性。新的学说补充了旧的学说，并扩大和发展了、有时还修正了旧的学说，而且因着重点的不同往往使旧的学说具有新的解释；但却很少推翻旧的学说。 借助于我们自己时代的新著作，并且关系到我们自己时代的新问题，本书打算对旧的学说加以新的解释。第一篇说明了本书总的范围和目的；在第一篇之末对于经济研究的主要问题，以及与经济研究有关的主要实际问题，也有简短的叙述。依照英国的传统见解，我们认为经济学的职能是收集、整理和分析经济事实，并用从观察和经验中得来的知识，去决定各种原因的眼前和最终的结果；而且我们认为，经济学的规律是以直述语气表达的倾向之叙述，而不是以命令语气表达的道德上的告成。经济规律和推论事实上不过是良心和常识用来解决实际问题和树立可以指导生活的那些法则的资料之一部分而已。 但是，道德的力量也是包括在经济学家必须考虑的那些力量之内的。的确，曾经有过这样的打算：以一个“经济人”的活动为内容，建立一种抽象的经济学，所谓经济人就是他不受道德的影响，而是机械地和利己地孜孜为利。但是，这种打算却没有获得成功，甚至也没有彻底实行过。因为，它们从没有把经济人真正当作是完全利己的：一个怀有利人的愿望、甘受劳苦和牺牲以赡养家庭的人，是最能信任的，他的正常的动机常被默认为包括家庭情感在内。但是，他的动机既包括家庭情感在内，为什么它就不能包括其他一切利人的动机——起作用在任何时间和地点的任何等级的人之中都是如此地一律，以致能被变为一般法则——在内呢？这似乎是没有理由的；在本书中把正常的活动看作是一个产业集团的成员在一定条件下会有的活动；而对于任何动机——起作用是有规律的——的影响不加考虑，只是因为这种动机是利人的，在本书中却没有这样的打算。本书如有它自己的特点的话，那可说是在于注重对连续原理的各种应用。 这个原理不但应用到动机之道德上的特性——一个人在选择他的目的时会受到这种特性的影响，而且应用到他追求他的目的时所有的聪明、努力和进取心。这样，我们就着重以下的事实：从“城里人”①的活动——这种活动基于精明和有远见的计算，并以努力和才能来实行，到既无力量又无意志以营业性的方法来做事的普通人的活动，其中具有连续的程度上的差别。正常的甘愿节省、正常的甘愿为某种金钱报酬而努力，或者找寻买卖的最好市场或是为自己或子弟找寻最有利的职业之正常的留心——诸如此类的话必须是与在一定地点和时间的某一阶级的成员有关：但是，一旦知道了这一点，则正常价值的理论就可同样地应用于非营业性的阶级之活动，虽然在细节问题上没有像应用于商人或银行家的活动那样准确。 正像在正常的行为与暂时看作是不正常的行为之间没有显著的区别一样，正常价值与“现行的”或“市场的”或“偶然的”价值之间也没有显著的区别。后者是一时的偶然事件占优势的价值；而正常价值是考虑中的经济条件如有时间毫无阻碍地充分发挥它的作用，终能获得的价值。但是，在这两者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它们由于连续的程度上的差别而结合在一起。如果我们想到商品交易所中时时刻刻的变化，我们也许认为是正常的价值，但从一年的历史来看，这种价值不过是表明现行的变化而已：从一年的历史来看的正常价值，如从一个世纪的历史来看，也不过是现行的价值而已。因为，时间的因素——这差不多是每一经济问题的主要困难之中心——本身是绝对连续的：大自然没有把时间绝对地分为长期和短期；但由于不知不觉的程度上的差别，这两者是互相结合的，对一个问题来说是短期，而对另一个问题却是长期了。 这样，例如地租和资本的利息的区别，大部分——虽然不是全部——要看我们心目中的时期的长短而定。一样东西被当作是“自由的”或“流动的”资本或新的投资的利息是适当的，但被当作是旧的投资的一种地租——以后称为准地租——则更为适当。流动资本与已被“固定”于某一特殊生产部门的资本之间没有显著的区别，新的投资与旧的投资之间也没有显著的区别；每种资本与另一种资本逐渐结合在一起了。即使土地的地租，不是被看作一样孤立的东西，而是被看作一个大类中主要的一种东西；虽然地租的确具有它自己的特征，从理论和实际的观点来看，这种特征是非常重要的。 其次，人的本身与他使用的工具虽有显著的区别；人类努力和牺牲的供给和需求虽然各有特征，而与有形货物的供求不同，但是，毕竟这种货物本身通常是人类努力和牺牲的结果。劳动价值理论和劳动产品价值理论是不能分开的：它们是一个大的整体中的两个部分；即使在细节问题上两者之间存在差别，但经研究后可以知道，大部分是程度上的差别，而不是种类上的差别。正像鸟类和兽类虽然形状上大不相同，但在它们的躯体中都有一个基本观念一样，供求平衡的一般理论也是贯通分配和交换的中心问题之各部分结构的一个基本观念。 连续原理还可应用到名词的使用上去。常有这样一种尝试：将经济货物分为规定明确的种类——关于这种货物能作出许多简明的命题，以满足学者对逻辑上的准确之欲望，和一般人对貌似深奥而实易了解的教条之爱好。但是，由于进行了这种尝试，和在大自然没有划分界限的地方划出广泛的人为分界线，似乎已经发生很大的弊端。一种经济学说愈是简单和绝对，倘使它所指的分界线在实际生活中不能找到的话，则在把它应用到实际时它带来的混乱就愈大。在实际生活中，在算作资本与不算作资本的东西之间、必需品与非必需品之间，或生产的与非生产的劳动之间，都没有明显的区别。 关于发展的连续之概念，对一切近代经济思想的派别都是共同的，不论对这些派别所发生的主要影响是生物学的影响——如赫伯特·斯班塞的著作所代表的；还是历史和哲学的影响——如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讲演录》和欧洲大陆及其他地方新近发生的伦理历史研究所代表的。这两种影响左右本书所表明的观点之实质，比其他任何影响为大；但是这些观点在形式上却最受连续性的数学观念之影响——如古尔诺的《财富理论中数学原理的研究》所代表的。古尔诺告诉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困难：一个经济问题的各种因素不是被看作以联锁的因果关系逐一决定的，如甲决定乙、乙决定丙，等等，而是将它们看作互相决定的。大自然的作用是复杂的：如果把这种作用说成是简单的，并设法以一系列的基本命题来阐明它，毕竟没有什么好处。 在古尔诺和屠能的启发下（后者的影响较小），使我对以下的事实大为重视：在精神和物质世界中，我们的对自然的观察，与总数量的关系没有与增加量的关系那样大；特别是，对一物的需要是一个连续的函数，这物的“边际”加量在稳定的平衡下，为它的生产费用的相应增加所抵消了。如果没有数学符号或图表的帮助，我们要完全明了这一方面的连续性是不容易的。使用图表并不需要特殊知识，而且图表比数学符号往往更能正确地和容易地表明经济生活的情况。在本书的脚注中应用图表作为补充说明。正文中的论断从不使用符号和图表，它们是可以省掉的。但是，经验似乎表明：借助于它们，我们对许多重要的原理就能得到更为明确的理解； 而且对于许多属于纯理论的问题，如果我们一旦知道应用图表的方法，就不愿再用其他方法去解决了。 纯数学在经济问题上的主要用途，似乎在于帮助一个人将他的思想的一部分迅速地、简短地并正确地记下来供他自己之用：并使他确信他对他的结论已有足够的——仅仅是足够的——前提（这就是说，他的方程式与他的未知数在数字上恰好相等）。但是，当我们必须使用许多符号时，除了作者自己之外，任何人都觉得非常麻烦。古尔诺的天才虽对于得到他的启发的人必然给予一种新的智力活动，才能与他相似的数学家们虽可使用他们得意的方法为他们自己扫清道路，以达到经济理论中那些只是外表才被提到的困难问题的一部分之中心；但是，经济学说改成冗长的数学符号之后，是否有人会细心阅读不是由他自己改写的这种数学符号，似乎还有疑问。然而，在数学语言的应用中已经证明对我自己的目的最为有用的一些范例，已被合在一起作为本书的一个附录。 1890年9月 [book_title]原著第八版序言 本版是第七版的再版，仅在细小的问题上有些更改，而第七版差不多是第六版的再版。本版的序言与第七版的差不多是一样的。 本书的第一版中，含有在适当时间内出版第二卷以完成本书的诺言，到现在已有三十年了。但是，我订出的计划规模太大了，由于现代的工业革命在发展的速度和广度上远远超过了一个世纪之前的变化，这个计划的范围——尤其是现实的方面——就随着它的推动而日益扩大了。所以，不久我只得放弃以两卷完成本书的希望。我的随后的计划曾经不止一次地进行更改；一部分因为形势的发展，一部分因为我有其他工作要做以及精力的衰颓。 一九一九年出版的《工业与贸易》实际上是本书的继续。 第三本（关于贸易、金融和工业的将来）则高深得多了。我打算尽我力之所及，在这三卷书中研究经济学的一切主要问题。 所以，本书仍然是研究经济学的一般入门的书；在某些方面——虽然不是在一切方面——类似研究经济学的基础的作品——罗雪尔及其他经济学家把这类作品放在他们所写的关于经济学的几卷书籍中的最前面。本书不涉及通货、市场组织这一类的特殊论题，至于工业组织、就业和工资问题这一类论题则主要是研究它们的正常状态。 经济进化是渐进的。它的进步有时由于政治上的事变而停顿或倒退，但是，它的前进运动决不是突然的；因为，即在西方和日本，它也是以部分自觉与部分不自觉的习惯为基础。天才的发明家、组织者或财政家虽然似乎可以一举而改变一个民族的经济组织，但是，他的不纯然是表面的和暂时的那一部分影响，一经研究就可知道，也不外乎是使得久已在准备中的广泛的建设性的发展达到成熟而已。在大自然的表现中，那些最常发生的、而且是如此井井有条以致能被仔细观察和精密研究的表现，是其他大多数科学研究的基础，也是经济研究的基础，同时，那些时作时辍的、罕见的和难以观察的表现，则常留到以后阶段再进行特殊的研究。“自然不能飞跃”这句格言，对于研究经济学的基础之书尤为适合。 上述两类不同的表现之对比，可从大企业的研究之分配于本书和《工业与贸易》中得到例证。如果任何产业部门对新的企业提供了公开的机会，这种企业发展成为第一流的企业，而过了相当时期也许又衰落了，这个产业部门中的正常生产费用就能根据“一个代表性企业”的情况来估计，所谓代表性企业就是享有很大一部分的内部经济——这种经济属于组织良好的个别企业所有——，和由于整个区域的共同组织而产生的一般或外部经济。这种企业的研究属于研究基础之书的范围是适当的。基础稳固的在政府部门或大铁路公司手中之独占事业，调整它的价格所依据的原理，诚然主要是为它自己的收入打算，但多少也考虑它的顾客的利益，这种原理的研究属于研究基础之书的范围也是适当的。 但是，当托辣斯正力图控制一个广大市场时，当利害相共的团体正在建立和解散时，尤其当任何特定的企业之政策方针不光是受着眼于它自己营业的成功的思想的支配，而是服从大的股票市场的操纵或某种控制市场的运动时，正常的活动就退避三舍了。这种问题在研究基础的书中是不能适当地研究的，它属于研究上层建筑的某一部分之书的范围。 经济学家的目标应当在于经济生物学，而不是经济力学。 但是，生物学概念比力学的概念更复杂；所以，研究基础的书对力学上的类似性必须给予较大的重视；并常使用“平衡”这个名词，它含有静态的相似之意。这个事实以及本书中特别注意的近代生活的正常状态，都含有本书的中心概念是“静态的”，而不是“动态的”之意。但是，事实上本书始终是研究引起发展的种种力量，它的基调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 然而，我们要研究的力量为数是如此之多，以致最好一次研究几种力量，作出若干局部的解答，以辅助我们主要的研究。这样，我们首先单独研究某一特殊商品的供求和价格的初步关系。我们用“其他情况不变”这句话，把其他一切力量当作是不起作用的：我们并非认为这些力量是无用的，不过是对它们的活动暂不过问而已。这种科学的方法早在科学发生之前就已存在了，自古以来明达的人研究日常生活中的每个困难问题，就有意或无意地采用这个方法了。 到了第二阶段，在原来被假定不起作用的那些力量中，有较多的力量发生作用：特殊种类的商品之需求和供给的条件之变化开始发挥它的作用，我们开始对这些条件之复杂的相互作用加以观察。渐渐地，动态问题之范围扩大了，而暂时的静态的假定之范围缩小了；最后就接触到国民收益分配于许多不同的生产要素这一重大的中心问题。同时，动态的“替代”原理经常发生作用，使任何一类生产要素的需求和供给间接地受到其他要素的供求发展的影响，即使这些要素是属于毫无关联的产业部门。 这样，经济学主要是研究不论为好为坏都不得不要求变化和进步的人类。片断的静态假定，是被用来暂时辅助动态的——或不如说是生物学的——概念。但是，经济学的中心概念必须是关于活力和运动的概念，即使只在研究它的基础时也是这样。 在社会历史中曾有各个阶段，而在这些阶段中土地所有权所产生的收入之特点，支配了人类的关系；这些特点也许会重点占优势。但在现代，新土地的开发，加上水路运费的低廉，差不多阻止了报酬递减的倾向——这是按照马尔萨斯和李嘉图使用报酬递减这个名词的意义而说的，那时英国劳动者每星期的工资往往低于半蒲式耳上等小麦的价格。但是，如果人口的增长即使按现在增长率的四分之一长久继续下去的话，则从土地的一切用途（假定和现在一样不受当局的限制）上所得的总地租价值，也许会超过从其他一切形式的物质财产所获得的总收入；即使到那时这些财产也许会体现等于现在二十倍的劳动，仍是如此。 在本书的历次再版中（一直到第八版）日益注重上述的事实；并日益注重以下这个有相互关系的事实：在每个生产和贸易部门中，都有一个边际，在那边际之内，任何一个生产要素的使用量的增加，在一定的条件下都是有利的；但是，超过了这个边际，生产要素的使用量再有增加，就会产生递减的报酬，除非需要有增加，同时要与某一生产要素合用的其他生产要素随着也有适当的增加。对于以下这个补充的事实也同样地日益注重：这个关于边际的概念不是一律的和绝对的：它是随着所研究的问题的条件而变化的，特别是随着与它有关的时间之长短而变化。关于它的法则是普遍的，即： （1）边际成本并不决定价格；（2）决定价格的力量之作用，只有在边际上才能清楚地表现出来；（3）必须依据长期以及持久的结果来研究的边际，与必须依据短期以及一时的波动来研究的边际，在性质和范围上都是不同的。 边际成本的性质之不同，的确造成了以下人所共知的事实：在一个经济原因所产生的结果中，那些不易探知的结果比那些表面的、引起粗心的观察者注意的结果，往往更为重要，而且处于相反的方向。这是在过去的经济分析上所存在的和感到麻烦的主要困难之一；这种困难的全部重要性，恐怕还没有被普遍地认识到，而在完全了解这种重要性之前，我们也许要做比现在多得多的工作。 在经济学的材料之极其不同的性质所容许的范围内，这一新的分析法逐步地和尝试地力图把小量增加科学（通常称为微分学）的方法用之于经济学。近代我们之所以已能对自然的性质加以控制，大部分直接或间接地得力于这种方法。这种新的分析法仍然是幼稚的；它没有独断之见，也没有正统的标准。它还没有经历充分的时间以获得一套完全确定的术语；所以关于名词的最适当使用和其他附属问题的意见分歧，正是正常发展的标志。可是，事实上，在用这个新方法积极地从事研究的人之中，尤其是在曾经学习过物理学上较为单纯和明确、因而较为高深的问题的人之中，对于这个方法的基本原理表现了显著的和谐与一致。这个方法对于经济研究上它所适合的虽不多，但重要的部分，居于支配地位，不必等到下一代，大概就不会再有争论了。 在本书历次再版的各阶段中，我妻都给我帮助和提示。每版都极其得力于她的建议、关心和见解。凯恩斯博士和普赖斯先生校阅了第一版，对我帮助很大；福拉克斯先生也为我出力不少。在各版中的某些地方，在特殊问题上给我帮助的许多人之中，我要特别感谢艾希利、凯南、埃杰沃斯、哈佛菲耳德、庇古与陶西格诸位教授；以及贝里博士、法伊先生和已故西季威克教授。 1920年10月于剑桥曼第诺莱路六号寓所 [book_chapter]第一篇　导言 [book_title]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同时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世界的历史是由宗教和经济的力量所形成的。 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务的学问；它研究个人和社会活动中与获取和使用物质福利必需品最密切有关的那一部分。 因此，一方面它是一种研究财富的学科，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它是研究人的学科的一个部分。因为人的性格是由他的日常工作，以及由此而获得的物质资源所形成的，任何其他影响，除了他的宗教理想的影响以外，都不能形成他的性格。世界历史的两大构成力量，就是宗教和经济的力量。尚武或艺术精神的热情虽然在各处曾经盛行一时，但宗教和经济的影响无时无地不是居于前列；它们差不多一直是比其他一切影响合在一起还要重要。宗教的动机比经济的动机更为强烈，但是它的直接作用，却不像经济动机那样普遍地影响人类生活。因为一个人心情最好的时候，他的思想中大部分时间总是充满了关于谋生的事情；在那个时间里，他的性格就由于他在工作中运用他的才能的方式、他的工作所引起的思想和感情以及他与他的同事、雇主或雇工之间的关系而逐渐形成起来了。 而且一个人收入的多寡，对他的性格所发生的影响，常常不弱于（即使稍差一些）获得收入的方法所发生的影响。一个家庭每年收入是一千镑还是五千镑，对于这个家庭的生活富裕情况也许关系不大；但是如果收入是三十镑还是一百五十镑，那就有很大的差别了：因为有一百五十镑，这个家庭就可以获得维持美满生活的物质条件，而有三十镑却不能获得这些条件。的确，在宗教、家庭情感和友谊方面，就是穷人也可以找到发挥许多才能的机会，这些才能是无上快乐的源泉。但是，极端贫困的环境，尤其是在环境拥挤不堪的地方，总会削弱较高的才能。那些被称为我们大城市中的贱民的人，很少有寻求友谊的机会；他们不知道什么叫文雅和宁静，甚至对家庭生活的和谐也很少理解；而且宗教力量也常常达不到他们那里。毫无疑问，他们身体的、精神的和道德的不健康，虽然部分是由于贫困以外的其他原因，但贫困却是主要原因。 并且除了这些贱民之外，在城市和乡村中，还有许多人是在缺乏衣、食、住所的情况下长成的；他们幼年就失学，以便出去工作，挣工钱度日；此后他们就以营养不足的身体长时间地做使人疲劳的工作，因此没有机会发展他们较高的智力。他们的生活一定是不健康或不愉快的。他们以爱上帝和人类为乐事，他们甚至还许有某种自然的情感方面的修养，所以他们所过的生活可能比许多有较多物质财富的人的生活更为充实。不过，话虽如此，他们的贫困对他们总是一种巨大的而且差不多是纯粹的祸患。即使当他们健康的时候，他们的疲劳往往等于痛苦，而他们的欢乐又是很少的；到了生病的时候，贫困所造成的痛苦就要加重十倍。虽然一种知足常乐的精神或可使他们安于这些苦难，但是还有许多别的苦难，这种精神却无法使他们甘心忍受。过度工作和教育不足、疲乏和忧郁、没有安静和没有空闲，他们就没有尽量发挥他们智力的机会。 虽则有些常常与贫困同来的苦难，并不是贫困的必然结果；然而，大概说来，“穷人的祸根是他们的贫困”，所以研究贫困的原因，就是研究大部分人类堕落的原因。 第二节　贫困是否必然的问题给予经济学以最大的关心。 奴隶制度被亚里斯多德看作是天经地义的，古代的奴隶大概自己也是这样想。人类的尊严是由基督教加以宣扬的，近百年来它受到日益热烈的拥护：但是，只是由于最近教育的普及，我们才开始了解这句话的完全意义。现在，我们终于要认真地来研究：所谓“下等阶级”的存在究竟是不是必要的：就是说，是否必然有许多人生来就注定要做苦工，为别人提供美好和文明生活的必需品；而他们自己却因贫困和劳苦一点不能分享到这种生活。 贫困和愚昧可以逐渐被消灭的希望，的确从十九世纪工人阶级的不断进步的事实中得到很大的支持。蒸汽机减轻了他们许多费力和有害身体的工作；工资提高了；教育已经改良而且已经比较普及；铁道和印刷机使国内各地同一行业的人能易于联系，并且使他们能够从事和实行远大的政策方针； 同时，对智力工作的日益增长的需要，使技术工人迅速增加，现在他们的人数已超过了那些完全不熟练的工人了。以“下等阶级”这个名词的最初意义来说，大部分技术工人已经不再属于这个阶级了，其中有些人所过的生活，已经比即使是一个世纪以前的大多数上等阶级所过的生活更为美好和高尚。 这种进步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使人对下一问题加以实际的关心：一切的人初入世界都应有过文明生活的公平机会，不受贫困的痛苦和过度机械的劳动的呆板影响，这真是不可能的吗？这个问题正被当代的日益热烈的要求推居前列。 这个问题不能完全由经济学来解答。因为这个答案部分要依靠人类本性的道德和政治的才能，经济学家并没有了解这些事情的特别方法：他也必须像别人一样地做，尽他所能去推测。但是，这个答案大部分有赖于经济学范围之内的事实和推论；给予经济研究以主要的和最大的关心，也就是这一点。 第三节　经济学大体上是新近才有发展的。 我们也许曾经这样期望：一门研究与人类福利有关的这样重要问题的科学，已经引起历代许多最有能力的思想家的注意，到现在已发展到接近成熟了。但事实却是这样：科学的经济学家的人数，与要做的工作的困难相比，总是较少的； 因此这门科学差不多仍在幼稚时代。这个事实的一个原因，就是经济学与人类的较大福利的关系被忽视了。的确，一门以财富为主题的科学，许多学者初看起来常是可厌的；因为那些尽力扩大知识范围的人，对于为占有财富而占有财富，是不大关心的。 但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在近代经济学所研究的产业生活状况，以及生产、分配和消费的方法中，有许多只是新近才发生的。诚然，实质上的变化在某些方面确是没有外形上的变化那样大；近代经济理论比初出现时，有更多的部分能适用于落后民族的状况。但是，作为许多形式变化的基础之实质上的统一性，是不容易看出来的；而且形式上的变化已经有了这样的结果：各时代的作家从他们前辈的著作中所得的益处较少，否则他们或可获益较多。 近代生活的经济状况，虽较前代复杂，但在许多方面却比前代的经济状况明确。营业与其他事情分得较为清楚；个人对别人对社会的权利，也有较为明确的规定；而最重要的是，摆脱了风俗的束缚，以及自由活动、不断的未雨绸缪和不休的进取心的发展，使决定各种东西和各种劳动的相对价值的种种原因，具有新的正确性和新的重要性。 第四节　竞争可以是建设性的，也可以是破坏性的：即当建设性的时候，竞争也没有合作那样有利。但是，近代营业的基本特征是产业和企业的自由、自力更生和未雨绸缪。 我们往往这样说：近代产业生活的方式与过去的区别在于它是较有竞争性的。但这样说法是不能令人十分满意的。竞争的严格意义，似乎是指一个人与另一人的比赛，特别是关于物品买卖出价方面的比赛。这种比赛无疑地是比过去更为激烈和更为广泛：但这只是近代产业生活的基本特征之次要的、甚至可以说是偶然的结果。 没有一个名词能适当地表明这些特征。如我们现在可以知道的，它们是：自己选择方向的某种独立自主和习惯；自力更生；谨慎而敏捷的选择和判断；未雨绸缪和向遥远的目标前进的习惯。这些特征可以而且往往的确使人互相竞争；但另一方面，它们也可使人走上，而且现在的确正在使人走上合作以及各种好的和坏的联合的道路。但是，这种趋于共同所有和共同活动的倾向与前代的大不相同，因为它不是风俗习惯的结果，也不是任何被动地与邻人联合的结果，而是每个人自由选择某种行为的结果，这种行为经过他仔细考虑之后，似乎最适合于达到他的目的，不论这些目的是否为了利己。 “竞争”这个名词已经充满了罪恶的意味，而且还包含某种利己心和对别人的福利漠不关心的意思。诚然，前代的产业形式不及近代的具有有意识的利己心，但也不及近代的具有有意识的利人心。所以，近代的特色是精明而不是自私。 例如，当原始社会的风俗扩大了家庭范围，并规定了一个人对他的邻居的某些义务时——这种义务到后代已废除了，它也规定了对陌生人的敌视态度。在近代社会里，出自家庭情感的义务，虽然集中于较为狭小的范围，却变得更为强烈；而对于邻居和陌生人差不多一视同仁。近代的人民平常对待这两种人时，公平和诚实的标准，比原始人民对待他们的邻人的某些方面为低：但比原始人民对待陌生人却高得多了。这样，只有邻居关系是松懈了，而家庭关系在许多方面比从前加强了，家庭情感所引起的自我牺牲和热诚比过去大得多：对陌生人的同情心，是近代以前从未有过的一种有意识的利人心的日见增长的源泉。为近代竞争发源地的那个国家，以它的收入用之于慈善事业，其数额比其他任何用途为大，而且化了两千万元去购买西印度群岛的奴隶的自由。 历代的诗人和社会改良家，都用关于古代英雄的美德的动人故事，要想鼓舞他们自己时代的人民达到较为高尚的生活。但是，历史记载和当代对于落后民族的观察，一经仔细研究，都不能证实这样的说法：现在的人比从前的人大体上更为苛刻和冷酷；或者说，在风俗和法律任人自由选择方向的时候，从前的人比现在的人往往更愿牺牲自己的幸福，以利他人。有些民族的智力似乎在其他方面都没有得到发展，也没有近代商人的独创能力，其中有许多人即使与邻居在交易上也斤斤较量，表现了一种有害的聪明。最肆无忌惮地乘人之危的商人，无过于东方的谷物商人和放债者了。 再者，无疑地，近代使贸易上的欺诈行为有了新的机会。 知识的进步发现了新的鱼目混珠的方法，并使许多新的搀假的方法成为可能。生产者现在与最后的消费者相距很远；他的错误行为不会立即受到严厉的处罚，如果一个人必须生活乃至于老死在他的故乡，当他欺骗了他的邻人时，就要受到这样的处罚。现在欺诈的机会的确是比过去多了；但也没有理由认为，人们比过去会更多地利用这种机会。相反的，近代的贸易方法一方面包含信任他人的习惯，另一方面包含抵抗欺诈行为的引诱的力量，这两点在落后民族之中是不存在的。在一切社会条件之下，虽不乏单纯的真理和个人的忠诚的事例：但是那些曾经要在落后国家建立新式营业的人，感到他们常不能对当地的人委以重要的职位。需要坚强德性的工作比需要优良技能和智力的工作，甚至更不能没有外来的帮助。贸易上的搀假和欺诈行为盛行于中世纪，达到惊人的程度，而我们现在却考虑当时这种错误行为很难不被人发觉。 在金钱力量占优势的各个文明阶段中，在没有感觉到仅仅是有形的黄金的压力之前，诗人们在诗文中喜欢描写一个过去的真正“黄金时代”。他们的诗歌描写是美丽的，激发了高尚的憧憬和决心；但这些描写却很少有历史的真实性。许多小地方的居民，欲望单纯，大自然的恩惠对这些欲望的满足已经作了充分的准备，他们的确有时对物质需要几乎毫不关心，而且也不会引起卑鄙的野心。但是，每当我们能洞悉在我们时代中处于原始状态下的拥挤不堪的人民的内部生活时，我们就看到比在远处看起来更大的贫困、狭隘和艰难：我们从未看到比今天西方世界所存在的更为普遍和痛苦较少的舒适。所以，我们不应当对构成近代文明的力量加上一个含有恶意的名称。 这一含意也加到“竞争”这个名词里去，恐怕是不合理的，但事实上却是如此。其实，当竞争受到非难时，它的反社会的形式变为突出；人们对它是否还有其他的形式则不注意研究，而这些形式对于维持活动力和自发性是如此重要，以致缺少它们恐怕对社会福利是比较有害的。商人或生产者当发觉竞争者以低于使他们能获得很大利润的价格出售货物时，他们对他的这种扰乱行为，便勃然大怒，抱怨受到损失； 即使那些购买廉价货物的人，也许确是比他们穷困，他们的竞争者的精力和智谋也许确是有利于社会，他们也不顾了。在许多情况下，“限制竞争”是一个令人误解的名词，它掩盖了生产者的特权阶级的形成，这种生产者往往利用他们的联合力量，阻挠一个有能力的人从低于他们的阶级中力求上进的企图。在遏制反社会的竞争的借口下，他们剥夺了他自创新事业的自由，如果创立了新事业，他对商品消费者所作的贡献，会大于他加于反对他的竞争的那一小群人的损害。 如将竞争与为了公众利益而无私工作的有力的合作对比的话，那末，即使是最好形式的竞争也是相对地有害的；至于它的较为苛刻和卑鄙的形式简直是可恨了。在一个人人都十分善良的世界里，竞争就不会存在，不过，私有财产与各种形式的私人权利也都不会存在了。人们只会想到他们的义务，没有人会希望比他的邻人享受较大的生活上的舒适和奢侈。强大的生产者能够易于忍受一点困难，因此他们就会希望他们较为弱小的邻人，虽生产较少而消费较多。他们以这样想法为乐事，就会以他们所有的一切精力、创造力和热烈的进取心，为公共利益而工作；人类在与自然界的斗争中就会无往不利了。这就是诗人和梦想家所想像的黄金时代了。但是，在负责任地处理事务时，忽视仍然附于人类本性上的种种缺点，实属愚蠢之至。 一般的历史，尤其是社会主义冒险事业的历史，表明普通的人不能接连长时间地实行纯粹的和理想的利人主义；只有当少数笃信宗教的人的有力的热诚，使得物质上的关心与崇高的信仰相比变为无足轻重时，才有例外。 无疑的，即使现在，人们也能作出利人的贡献，比他们通常所做的大得多：经济学家的最高目标就是要发现，这种潜在的社会资产如何才能最快地得到发展，如何才能最明智地加以利用。但是，他决不应不加分析地对一般竞争加以诋毁：他对竞争的任何特殊表现必须保持中立态度，直到他相信人类本性确是现在这样，遏制竞争比竞争本身决不会发生更为反社会的作用。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竞争”这个名词用来说明近代产业生活的特征是不甚恰当的。我们需要这样一个名词，它不含有任何好的还是坏的道德品质的意味，而只是说明这样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近代企业和产业的特征是较能自力更生的习惯、较有远见和较为审慎和自由的选择。没有一个名词能适合于这个目的：但“产业与企业的自由”，或简言之，“经济自由”，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在没有较好的名词之前，它是可以被采用的。当然，当合作或联合似乎是达到一定的目的之最好的途径时，这种审慎和自由的选择也许会导致与个人自由的某种背道而驰。至于这些审慎的联合形式会破坏个人自由到怎样程度——它们也是起源于这种自由的，以及会有助于公共福利到怎样程度的问题，已在本书的范围之外了。 第五节　关于这些特征和经济学发展的概述，已从本篇移至附录一和附录二。 在本书的前几版中，这一章绪论之后还有两篇短文：一篇是关于自由企业的发展，以及一般地说明经济自由的发展的，另一起是关于经济学的发展。它们虽然经过紧缩，也不足称为有系统的历史；它们只想说明经济结构与经济思想发展到现在地位的过程中某些重大事件而已。现在这两篇短文已被移到本书末的第一和第二附录中去了，一部分因为它们的全部意义要到对经济学的主题有了相当认识之后才能彻底明了；一部分因为自从它们最初写成后的二十年来，对于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在高等教育中应占的地位，公众的意见已经大有发展了。现在已不像从前那样需要强调这样的说法：现代经济问题的主题，有许多是取自近日的技术和社会的变化，这些问题的形式和紧要性无一不与大多数人的有效的经济自由有关。 许多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与他们家奴的关系是真诚的和合于人道的。但是，即在阿迪卡，大多数居民的物质和精神的福利，并不被看作是市民的主要目的。生活的理想虽然高尚，但只与少数人有关：价值学说在近代是极其复杂的，那时这种学说也能想得出来，像现在所能想出来的一样，只要当时一切手工的工作差不多都能为自动的机器所代替就行了，这种机器只需要使用一定数量的蒸汽力和原料，而与一种美满的市民生活的要求是无关的。近代经济学的许多内容，在中世纪的城市里或许的确已被预先见到，在那里，一种聪明和敢为的精神首先与坚忍的勤劳结合起来。但是，中世纪的城市却不能安静地创立它们的事业；世界必须等待新的经济纪元的到来，直到全国人民都准备接受经济自由的考验。 尤其英国是逐渐准备做好这一工作的；但是，将近十八世纪之末，向来是缓慢和渐进的变化突然变为迅速和强烈了。 机械的发明、工业的集中，以及为远地市场大规模生产的制度，打破了旧的工业传统，使每个人能尽量自由地论价；同时，它们促进了人口的增加，但在工厂和作坊里的仅可立足之地以外，并没有为增加的人口准备安身之处。这样，自由竞争，或不如说是工业和企业的自由，便如巨大不驯的怪物，横行无忌了。那些能干而没有受过教育的商人，滥用他们的新力量，引起了各方面的罪恶；它使母亲们担任对她们不适合的职务。它加重了孩子们的过度工作和疾病，而且在许多地方使民族堕落了。同时，救贫法（poorlaW）的善意的草率比工业纪律的残忍的草率，甚至更足以降低英国人的道德和身体的力量：因为救贫法剥夺了人们的使他们能适合事物的新秩序的那些能力，它便增加了因自由企业的到来所造成的害处，并减少了它所造成的好处。 但是，当自由企业表现为一种反常地冷酷的形式的时候，却正是经济学家们对它最加颂扬的时候。这是一部分因为他们清楚地看到了——而我们这一代却大都忘记了，已为自由企业所代替的风俗和严厉法令的束缚的那种残酷；一部分因为当时英国人的一般倾向，都认为除了丧失安全之外，以任何代价享有一切自由——政治的和社会的，都是值得的。但是，一部分也因为自由企业给予英国的生产力量，是它抵抗拿破仑获得胜利的唯一手段。所以，经济学家们的确不是将自由企业当作是一件纯粹的好事，而只认为比当时所能实行的限制较少流弊而已。 自由企业的思想主要是中世纪的商人所首倡的，十八世纪后半期的英法哲学家继续加以发扬，李嘉图及其追随者，便依据这种思想发展成为一种自由企业的作用的理论（或如他们自己所说，自由竞争的理论），这种理论包含许多真理，其重要性或将永存于世。他们的著作在它所涉及的狭隘范围内是极其完美的。但它的精华大部分包括关于地租和谷物价值的问题——当时英国的命运似乎正有赖于这些问题的解决； 但李嘉图以特殊方式所解决的其中许多问题，对于现在的情况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在他们其余的著作中，有许多因过于注意当时英国的特殊情况，而变为范围狭窄了；这种狭窄性已经引起了一种反应。所以，现在当较多的经验、较多的空闲和较大的物质资源，已使我们能够对自由企业稍加控制，并能减少它的为害的力量和增大它的为善的力量的时候，在许多经济学家之中，反产生了一种对它的厌恶之心。有些人甚至喜欢夸大它的害处，并将愚昧和痛苦的原因也归之于它，其实，愚昧和痛苦是已往年代暴政和压迫的结果，或是对经济自由的误解和误用的结果。 大多数经济学家是居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他们在许多不同的国家里同时进行研究，他们对他们的研究抱着探求真理的不偏不倚的愿望，甘愿经历长期和繁重的工作，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有价值的科学结果。意志、性情、训练和机会的不同，使他们的工作方法各不相同，并使他们对于问题各部分的着重点也各不相同。他们都或多或少要收集和整理关于过去和现在的事实以及统计数字；他们都要根据手中的事实或多或少地进行分析和推论：不过有些人对前一工作较有兴趣，有些人觉得后一工作较有吸引力。然而，这样的分工在目的上并不矛盾，而是一致的。他们的工作都丰富了那种使我们能够了解谋生之道和生计的性质对于人类生活的特性和旨趣发生种种影响的知识。 [book_title]第二章　经济学的实质 第一节　经济学主要是研究对活动的动力和对活动的阻力，这种动力和阻力的数量能用货币来约略地衡量。这种衡量仅指它们的数量而言。动机的质量，不论是高尚的还是卑鄙的动机，在性质上是无法衡量的。 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在日常生活事务中过活、活动和思考的人们的学问。但它主要是研究在人的日常生活事务方面最有力、最坚决地影响人类行为的那些动机。每个稍有可取之处的人，在从事营业时都具有较为高尚的性格；在营业方面，像在别处一样，他也受到个人情感、责任观念和对高尚理想的崇拜的影响。的确，最有能力的发明家，和进步的方法与工具的组织者之所以发挥他们最好的精力，是因为受到高尚的好胜心的鼓舞，并非完全因为爱好财富的缘故。不过，话虽如此，日常营业工作的最坚定的动机，是获得工资的欲望，工资是工作的物质报酬。工资在它的使用上可以是利己地或利人地用掉了，也可以是为了高尚的目的或卑鄙的目的用掉了，在这一点上，人类本性的变化就发生作用了。但是，这个动机是为一定数额的货币所引起的，正是对营业生活中最坚定的动机的这种明确和正确的货币衡量，才使经济学远胜于其他各门研究人的学问。正像化学家的精良天秤使得化学比其他大多数自然科学更为精确一样，经济学家的这种天秤，虽然现在还很粗糙和不完善，也使得经济学比其他任何一门社会科学更为精确。但是，经济学当然不能和精密的自然科学相比：因为它是研究人类本性的不断变化和细微的力量。 经济学比别门社会科学有利之处，似乎是由下一事实产生的：它的特殊的工作范围，使它比其他任何一门学问具有采用精密方法的较大的机会。它主要是研究那些欲望、憧憬和人类本性的其他情感，它们的外部表现是以这样的一种形式成为活动的种种动力，以致这些动力的力量或数量能够相当正确地加以估计和衡量；因此，对这些动力就能用科学方法来研究了。当一个人的动机的力量——不是动机的本身——能用他为了得到某种满足正要放弃的货币额，或者用刚好使他忍受某种疲劳所需要的货币额，加以大约的衡量的时候，科学的方法和试验便有可能了。 指出以下一点是重要的：经济学家并不能衡量心中任何情感的本身，即不能直接地来衡量，而只能间接地通过它的结果来衡量。即使一个人自己在不同时间的心情，他也不能准确地互相比较和衡量。至于别人的心情，除了间接地和推测地从它的结果来衡量外，是没有人能够衡量的。当然，有些情感属于人类的较高本性，而有些则属于较低的本性，因此种类不同。但是，即使我们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于仅仅是同一种类的物质愉快和痛苦，我们感到也只能从它们的结果来间接地比较。其实，除非这种愉快和痛苦在同一时间发生在同一个人的身上，否则，即使这种比较在某种程度上也必然是推测的。 例如，两个人从吸烟中所得到的愉快是不能直接比较的； 既使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从吸烟中所得到的愉快，也是不能直接比较的。但是，如果我们看到一个人对他有的几个便士用于买一支雪茄烟，还是买一杯茶喝，还是坐车回家，犹豫不决，我们便可按照常例说，他从这三件事上能得到同样的愉快。 因此，如果我们要想比较即使是物质的满足，我们也不能直接比较，而必须间接地从这种满足对活动所提供的动力来比较。如果要得到两种愉快之中任何一种愉快的欲望，会诱使环境相同的人各去做刚好是一小时的额外工作，或是诱使身份相同和财产相同的人各为这一小时工作付出一个先令的话，则我们可以说，为了我们研究的目的，这两种愉快是相等的，因为要得到愉快的欲望，对于情况相同的人而言，是激发活动的同样强有力的动力。 这样，像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做的那样，我们用激发活动的原动力或刺激物来衡量一种心情，虽然在我们所要考虑的动机中，有些属于人类的较高本性，有些属于人类的较低本性，但也不会引起新的困难。 因为，假如我们看到一个人在几种小的满足之间犹豫不决，过了一会他忽又想到在他的归家途中会遇到一个贫穷的病人；他花了一些时间才决定究竟是为自己选择一种物质满足，还是去做一件善事，以他人之乐为乐。因为他的欲望时而这样，时而那样，他的心情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哲学家必须研究这种变化的性质。 但是，经济学家研究各种心情，是通过心情的表现，而不是心情的本身；如果他觉得不同的心情对活动提供相等的动力的话，则他为了研究的目的便把这些心情当作表面上是相等的。其实，他所用的方法，和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每天常做的一样，不过较有耐心和思想，较为谨慎小心而已。他不打算去衡量人类本性的高级情感与低级情感的真正价值，也不去比较对美德的爱好与对美味食物的欲望。他从结果来估计激发活动的动力，正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做的一样。他遵循平常谈话所采取的途径，所不同的只是在于：在他进行研究时，在弄清楚他的知识的范围方面更为谨慎小心而已。他从在一定情况下对一般人的观察中，得出他的暂时性的结论，并不打算探求个人的心理和精神的特征。但是，他也不忽视生活的心理和精神方面。相反的，即使在经济研究的较狭的用途方面，了解占有优势的欲望是否有助于形成一种坚强和正直的性格，也是重要的。在经济研究的较广的用途方面，当这种研究被应用到实际问题上去的时候，经济学家也像别人一样，必须关心人类的最终目的，并考虑各种满足的实际价值的差异，这些满足是对活动的同样有力的动力，因为具有相等的经济价值。这些价值的研究只是经济学的起点。但这种研究确是一个起点。 第二节　同一先令所衡量的动力对穷人比对富人为大的计算：但经济学通常寻求不受个人特性影响的广泛结果。 用货币来衡量动机，还有几种其他的限制要加以研究的。 第一种限制的发生，是因为必须考虑同额货币所代表的愉快或其他满足，对不同的人在不同环境之下多寡不同。 即使对于同一个人而言，一个先令所衡量的愉快（或其他满足），也许在一个时候比另一时候为大；这因为他所有的金钱，也许时多时少，或者因为他的感觉可以发生变化的缘故①。同样的事件，对于经历相同、外表相似的人所发生的影响，也常有不同。例如，当一群城市里的小学生到乡村里去度一天假日的时候，恐怕他们之中不会有两个人由此获得种类相同、强度相等的愉快。同样的，外科手术施于不同的人，造成不同程度的痛苦。父母对于子女，就我们所能说的，当然是同样慈爱的，但对爱子的夭折，父母的悲痛也大有不同。 有些人一般是不很敏感的，但却特别容易感到特殊种类的愉快和痛苦；同时，本性与教育的不同，可使一个人对苦乐的全部感受力比别人大得多。 所以，如果说任何有相同收入的两个人，都能从它的使用上得到同样的利益，或者说收入同样减少，他们就会受到同样的痛苦，都是不妥当的。从每年收入都是三百镑的两个人中各征一镑税的时候，虽然每人都要放弃一镑价值的愉快（或其他满足），这是他能最容易放弃的，也就是说，每人将要放弃刚好是一镑对他所衡量的东西；但是，每人所放弃的满足的强度，却不一定是相等的。 虽然如此，如果我们所取的平均数非常广泛的话，足使各人的个人特性互相抵消，则有相同收入的人，为了得到一种利益或避免一种损害将要付出的货币，确是这种利益或损害的良好的衡量。假如有一千个人住在设斐尔德城，另有一千人住在利兹城，每人每年约有一百镑收入，对他们都征一镑的税；我们可以相信，这一镑的税在设斐尔德城将造成的愉快的丧失或其他损害，与它在利兹城将要造成的具有大约相同的重要性：如使他们的收入都增加一镑的话，则这两个地方就会得到相等的愉快或其他利益。如果他们都是成年男子，从事同一行业，因为可以推测在他们的感觉和性情上、兴趣和教育上也大致相同，则这种可能性就更大。如果我们以家庭为单位，并对这两个地方的每年有一百镑收入的一千个家庭中每个家庭因减少一镑的收入所引起的愉快的丧失，加以比较的话，则这种可能性也毫不减少。 其次，我们必须考虑下一事实：使一个穷人对任何东西付出一定的代价，比使一个富人需要有较强的动力。对于一个富人而言，一先令所衡量的愉快或任何满足，比一个穷人为小。一个富人对是否花一个先令只买一支雪茄烟犹豫不决时，他所考虑的种种愉快较一个穷人为小，而这个穷人却在考虑是否花一个先令去买可供他一月之需的烟草。每年有三百镑收入的职员下雨时坐车去上班，而每年只有一百镑收入的职员，在雨下得更大的时候，仍是步行上班；因为，乘电车或公共汽车的费用所衡量的利益，对穷人比对富人较大。穷人如果用掉了那笔车费，以后他将因缺少这笔钱而受到较之富人的感受为大的痛苦。在穷人的心目中，车费所衡量的利益，比在富人的心目中所衡量的为大。 但是，我们如能考虑大多数人的活动和动机时，造成这种差错的来源也会减少的。例如，如果我们知道，一家银行的倒闭使利兹城的居民损失二十万镑，使设斐尔德城的居民损失十万镑，我们就很可相信，在利兹城所造成的损失，比在设斐尔德城大一倍；除非我们确有某种特别理由，相信一城的银行股东比另一城的股东是一个较为富有的阶级；或者相信银行倒闭对两个城市的工人阶级所造成的失业的比重不同，情况才不是这样。 在经济学所研究的事件中，绝大多数是以大约相同的比例影响社会上一切不同的阶级；因此，如果两件事情所造成的愉快的货币衡量相等的话，则认为这两件事情的愉快多寡相同是合理的，也是合于平常习惯的。更进一步说，如从西方世界的任何两个地方，毫无偏见地抽出两大群人，他们会将金钱以大约相等的比例，作为生活的较为高尚的用途，因此甚至就有这样一种表面上的可能性：他们的物质资源如有相等的增加，他们生活的美满和人类的真正进步也将有大约相等的增大。 第三节　习惯本身大都基于有意识的选择。 再说到另外一点，当我们以活动来衡量欲望，而欲望成为激发活动的动力时，这并不是说，我们认为一切活动都是有意识的，而且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因为，在这一点上，像在其他各方面一样，经济学把人看作正像他在日常生活中那样：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并不预先考虑每一活动的结果，不管它的推动力是出自人们较高的还是较低的本性。 现在，经济学特别关心的生活的一面，就是人的行为的最深思熟虑、且在他未做一事之前总是先考虑它的利害得失的一面。而且，在他的生活的这一面上，当他确是遵照风俗习惯，暂时对一事不加考虑就去做的时候，风俗习惯的本身差不多一定是精密和细心地观察不同行为过程中的利害得失的产物。一般不会有像资产负债表上借贷两方的任何正式的计算：但在人们一天工作完毕回家的时候，或者是在社交场合便会互相谈说：“这样做不合适，那样做就好了”，等等。使一件事比另一件事做得较为适合，不一定是为了自私的利益，也不一定是为了物质的利益；而且常会这样辩解说：“这个或那个办法虽然省了一点麻烦或一点钱，但对别人是不公平的”，以及“它使人看起来卑鄙”或“它使人感到卑鄙”。 的确，在一种情况下所产生的一种习惯或风俗，当它在别种情况下影响活动时，在努力与因努力而达到的目的之间，至今还没有明确的关系。在落后国家里，仍有许多风俗习惯，类似使禁闭中的海獭自己筑堤的习惯；这些风俗习惯在历史家看来是充满深意的，而且立法者必须加以考虑。但在近世的营业事务中，这种习惯很快就消失了。 这样，人们生活中最有系统的部分，通常就是他们谋生的那一部分了。凡从事任何一种职业的一切人的工作，都能被仔细观察；因而对这种工作就能作出一般的说明，并能用与其他的观察的结果作比较，来检验这种说明是否真实可靠； 关于对这些人提供足够的动机所需的货币或一般购买力的多寡，也能作出数字的估计。 不愿延迟享乐，以留作将来之用的这种心理，是用积累的财富所生的利息来衡量的，而利息正是为留作将来之用提供了足够的动力。然而，这种衡量却有某些特殊的困难，必须等到以后再加研究。 第四节　经济动机不全是利己的。对金钱的欲望并不绑斥金钱以外的影响，这种欲望本身也许出于高尚的动机。经济衡量的范围可以逐渐扩大到包括许多利人的活动在内。 在这里，像在别处一样，我们必须记住：赚钱的欲望本身并不一定是出于低等的动机，即使赚来的钱是用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也是如此。金钱是达到目的之一种手段，如果目的是高尚的话，则对这种手段的欲望也不是卑鄙的。假如一个青年努力工作，并尽量节省，为了以后能自己负担进大学读书的费用，他是渴望获得金钱的；但这种渴望之心是并不卑鄙的。简言之，金钱是一般购买力，且被奉为是一种达到各种目的——高等的和低等的，精神的和物质的——的手段。 这样，“货币”或“一般购买力”或“物质财富的掌握”是经济学所研究的中心问题，虽属确实，但其所以如此，并非因为货币或物质财富是被当作人类努力的主要目标的缘故，甚至也不是因为它被当作对经济学家的研究提供主要课题的缘故，而是因为在我们这个世界里，它是大规模地衡量人类动机的唯一便利的方法。如果已往的经济学家弄清楚了这一点的话，则他们就会避免许多可悲的误解；卡莱尔和拉斯金两人关于人类努力的正确目标和财富的正当使用之明训，就不会因为其中对经济学的痛加攻击而有所减色了，而这种攻击却是基于错误的意见：相信经济学除了研究对财富的利己欲望之外，与任何动机无关，甚至认为经济学强调了一种卑鄙的利己政策。 再者，当我们说到一个人的活动的动机，是为他能赚得的金钱所激发时，这并不是说，在他的心目中除了唯利是图的念头之外，就没有其他一切考虑了。因为，即使生活中最纯粹的营业关系也是讲诚实与信用的；其中有许多关系即使不讲慷慨，至少也没有卑鄙之心，并且具有每个诚实的人为了洁身自好所具有的自尊心。其次，人们借以谋生的工作有许多本身是愉快的；社会主义者认为可以使人对更多的工作感到愉快，是有道理的。的确，即使初看起来似乎是索然无味的营业工作，由于它对发挥人们的才能和争胜与争权的本能，提供了机会，也往往产生很大的愉快。因为，正像一匹比赛中的马或一个运动员，竭尽全力胜过他的竞争者，并对这种紧张感到愉快一样；一个制造商或一个商人，受到胜过他的竞争者的希望的鼓舞，比受到增大他的财产的欲望的激励，也往往是大得多。 第五节　续前。 经济学家的工作的确总是要仔细考虑，吸引人们去谋求某种职业的一切利益，不论这些利益是否表现为货币的形态。 如果其他情况不变的话，则人们将会喜欢一种不必弄脏双手、享有良好的社会地位等等的职业；这些利益对每一个人的影响的确不完全一样，但影响大多数人，却差不多是一样的，因此，这些利益的吸引力就能用货币工资来估计和衡量，而它们是被当作与货币工资相等的。 其次，要得到周围的人的赞美、避免这些人的藐视的欲望，也是对活动的一种刺激。这种刺激在一定的时间和地点，对于任何一类人，往往发生大致相同的作用；虽然局部和暂时的情况不但对这种求誉欲望的强度大有影响，而且对赞美别人的那些人的种类，也大有影响。例如，一个自由职业的人或一个技术工人，对于来自同一行业的人的毁誉，会是非常敏感的，而对于其他的人的毁誉，则不甚介意了；如果我们不注意观察这一类动机的方向，并精密估计它的力量的话，则许多经济问题的研究，就会变为完全不真实了。 在一个人要做似乎会有利于他的同事的事情的欲望中，也许会有一点利己的念头在内，因此，在他希望他的家庭在他生前和身后都能兴旺发达的欲望中，也会包含个人的自尊心的因素在内。但是，家庭情感一般仍是利人主义的一种纯粹的形式，如果不是因为家庭关系本身是有一致性的话，则家庭情感的作用恐怕就表现不出什么规律性来。事实上，家庭情感的作用是相当有规律的；经济学家总是充分考虑这种作用，尤其是关于家庭收入在家人之间的分配、为孩子们准备将来事业的费用以及积累他所赚来的财富留作身后之用等问题。 因此，这不是缺乏意志而是缺乏力量，使得经济学家不能考虑这类动机的作用，如果采取很广泛的平均数的话，则某些种类的慈善活动就能用统计表来说明，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能被归纳为规律，经济学家对此是很欢迎的。因为，像这样变化无常和不规则的动机，的确是很少的，不过，借助于广泛和耐心的观察，关于这种动机的某种规律是能被发现的。 即使现在，相当准确地预言家道小康的十万英国居民将会捐助给医院和教堂及传道会的捐款之数，也许是可能的；只要能这样做，对于医院护士、传教士及牧师的服务的供给和需求作经济上的研究，就有基础了。然而，以下一点恐怕常是确实的：责任感和对邻人之爱所激起的那些活动，大多是不能分类、被归纳为规律和加以衡量的；因为这个理由——并非因为这些活动不是基于利己心的缘故——经济学的方法才不能用之于这些活动。 第六节　共同活动的动机对于经济学家具有巨大的和日益增长的重要性。 以往的英国经济学家也许过于注重个人活动的动机。但事实上，像其他一切社会科学的学者一样，经济学家研究个人，主要是将他当作社会组织中的一分子。正像一所教堂不光是等于建成它的那些石头、一个人不光是等于一系列的思想和感情一样，社会的生活也不光是它的各个成员的生活的总和。全部的活动诚然是由它的构成部分所组成的；在研究大多数的经济问题时，最好的出发点诚然是在于影响个人的那些动机，个人并非被当作是一个孤立的分子，而是被当作某一特殊行业或产业团体的一员；但是，正如德国学者所极力主张的那样，经济学对于有关财产共同所有，与共同追求重要目的的动机，加以重大的和日见增长的注意，也是确实的。当代日益增长的热诚、大多数人的日益增长的智慧以及电报、印刷物和其他交通工具的日益增长的威力，不断地扩大为公众利益的共同活动的范围；这些变化以及合作运动的推广和其他各种自愿组织的团体，正在金钱利益影响以外的各种动机的影响之下发展起来：它们常为经济学家不断地开辟衡量种种动机的新机会，而这些动机的作用似乎不能被归纳为任何规律的。 但事实上，动机的多种多样，衡量这些动机的困难和克服这种困难的方法，是本书内我们将要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 差不多本章所提到的每一点，在以后讲到与它有关的经济学的某些主要问题时，都需要加以较为详细的讨论。 第七节　经济学家主要是研究人的生活的一个方面，但是这种生活是一个真实的人的生活，而不是一个虚构的人的生活。参看附录三。 我们暂作结论如下：经济学家研究个人的活动，但是，他是从个人活动与社会生活而不是与个人生活的关系来研究这些活动的；因此他不大注意个人性情和性格上的特点。经济学家仔细观察整个一类人的行为，有时是全国的人的行为，有时只是住在某一区域的人的行为，更多的则是在某一时间和某一地点从事某种特殊行业的人的行为：靠了统计学的帮助，或用其他方法，经济学家就可知道他所观察的某一集团的成员正好愿意平均付出多少钱，作为他们所要的某一物品的价格，或者必须付给这一集团的成员多少钱，才能使他们作一种他们所不愿做的努力或牺牲。这样得到的关于动机的衡量，诚然不是十分正确的；因为，若是十分正确的话，经济学早就与最先进的自然科学并列；而不会像现在这样与最不先进的并列了。 但是，这种衡量还是准确的，足以使经验丰富的经济学家能够相当准确地预测，与这类动机有主要关系的各种变化所引起的结果的大小。例如，在任何一个地方准备开办一种新的行业，如要获得任何等级的劳动者的供给——从最低级到最高级的劳动者，需要付给多少工资，他们就能很准确地估计出来。当他们参观一个工厂时，这个工厂是他们以前从未看见过的，只要观察某种工人的职业需要技术的程度如何，以及这一职业所包含的对于工人在身体上、精神上和道德上的能力的紧张程度如何，他们就能说出这种工人每星期可挣多少工钱，与实际只相差一两个先令。而且，他们能够相当正确地预言，某一物品的供给减少多少，将会造成价格上涨多少，以及价格上涨将对供给发生怎样的作用。 从这种简单的研究出发，经济学家就可进一步分析决定各种工业的地区分布的原因、住在遥远地方的人互相交换货物的条件，等等：他们能够解释和预言信贷的变动将如何影响对外贸易；或者，一种捐税的负担将从原来被征收的人转嫁到直接消费者的身上的大小，等等。 在这一切方面，经济学家所研究的是一个实际存在的人： 不是一个抽象的或“经济的”人，而是一个血肉之躯的人。他们所研究的人，在他的营业生活中大大受到利己的动机的影响，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些动机有关；但这个人既不是没有虚荣心和草率的作风，也不是不喜欢为做好工作而做好工作，或是不愿为他的家庭、邻人或国家而牺牲自己；总之，他是一个为喜爱善良生活而喜爱善良生活的人。经济学家所研究的是一个实际存在的人：但主要是研究生活的某些方面，在这些方面，动机的作用是如此地有规律，以致能够加以预测，对动力的估计，也能用结果来证实，这样，经济学家已将他们的工作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了。 因为，第一点，他们所研究的事实是能被观察的，他们所研究的数量是能被衡量和记录的；因此，关于这种事实和数量在意见上发生分歧时，这种分歧就能用公开的和可靠的记录来判明是非；这样，经济学就能在坚固的基础上继续工作了。第二点，列入经济学的问题，构成了一类性质颇为相似的问题，因为这类问题与在能用货币价格衡量的动机的影响下的人类行为特别有关。当然，这类问题具有许多相同的主题：在性质上这一点是很显然的。但是，以下两点在演绎上虽不那样显然，但也是确实的：第一，有一种形式上的基本统一性贯通这类问题中的一切主要问题；第二，因此将这些问题放在一起研究，就能省事，正像派一个邮差在一条街上递送一切信件，而不是每个人将他的信件交给每个邮差那样能够省事一样。因为，任何一类问题所需要的分析和经过组织的推论方法，对于别类问题一般也是有用的。 所以，我们越少从事于某一问题是否属于经济学的范围这种学究式的研究，那就越好。如果事情是重要的，那就让我们尽可能地加以研究。如果是一个存在不同意见的问题，还不能由正确和可靠的知识来解决；如果是一个经济分析和推论的一般方法还不能解决的问题，那末，在我们纯粹的经济研究之中，就将它搁在一旁好了。但是，我们之所以这样做，只是因为，如果要将这种问题包括在我们的研究之内，反会减少我们经济知识的正确性和精密性而一无所获；我们要常记住：我们必须用我们的伦理本能和常识来研究这种问题，这种本能和常识作为最后的公断人，将把从经济学和其他科学所得来的与经过整理的知识，应用到实际问题上去。 [book_title]第三章　经济概括即经济规律 第一节　经济学需用归纳法和演绎法，但为了不同的目的，采用这两种方法的比重也不同。 差不多像其他一切科学一样，经济学的工作是收集事实，整理和解释事实，并从这些事实中得出结论。“观察和说明、定义和分类都是准备工作。但是，我们所希望由此得到的是，经济现象的互相依赖的知识。……归纳法和演绎法都是科学的思想所必须采用的方法，正如左右两足是走路所不可缺少的一样。”这种双重的工作需要采用的方法，不是经济学所特有的，而是一切科学的共同特性。研究科学方法的论文所说到的寻求因果关系的一切方法，经济学家也都必须采用一下——没有一种研究的方法能够很恰当地称为经济学的方法；但是，每种方法必须用得适当，或是单独采用或是与别种方法合用。正像下棋一样，棋盘上所能出现的变化是如此巨大，以致恐怕从来没有出现过完全相同的两局棋；在学者向大自然探索它的隐藏的真理的斗争中——这种斗争是值得进行的，也从来没有两次都采用完全相同的方法。 但是，在经济研究的某些部门中，以及为了某些目的，研究新的事实比探讨我们已有的事实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解释，更为紧要。而在其他的部门中，任何事件的那些表面上的和最先出现的原因，究竟是不是它的真正的原因和唯一的原因，仍然很难确定，因此，对我们已知的事实的推论加以仔细考查，比寻求更多的事实，就更为迫切需要了。 由于上述的和其他种种理由，同时存在具有不同才能和抱有不同目的的学者，过去常有必要，将来恐怕也是常有必要的，其中有些人致力于事实的研究，有些人致力于科学的分析；就是说，将复杂的事实分为许多部分，和研究各部分相互之间以及与相关的事实的关系。我们希望这两派——分析派和历史派——永远存在；每派彻底地进行自己的工作，每派都利用另一派的工作。这样，我们就最可获得关于过去的正确的概括，并从其中得到对于未来的可靠指导。 第二节　规律的性质：自然科学的各种规律的准确性是不同的。社会和经济的规律相当于较为复杂和较不精确的自然科学的规律。 超出希腊人的光辉天才所获得的成就之上的那些最进步的自然科学，严格地说来，并不都是“精确的科学”。但是它们都以精确为目的。就是说，它们全都以把许多观察的结果归纳为暂时性的叙述为目的，这种叙述的精确性足以经得起其他对自然的观察的考验。这些叙述在初发表的时候，极少具有很高的权威。但是，在它们受到了许多独立的观察的考验之后，尤其是在它们已被成功地用来预测未来的事件或新试验的结果之后，它们就成为规律了。科学因以下的原因而得到进步：它的规律的数目的增加和精确性的提高；这些规律经得起日益严格的考验；扩大了这些规律的范围，直到一个广泛的规律包括和代替了许多较狭的规律，而这些较狭的规律已被证明为这一广泛的规律的许多特殊例证。 任何科学既都是这样做，因为研究科学的学者在某些情况下，就能很有权威地——比他自己所有的权威更大（也许比任何虽然有能力但只靠自己的才能、忽视前代学者所获得的结果的思想家的权威更大）——说明某种情况会有什么结果，或者某一已知的事件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对于某些进步的自然科学的主题，虽不能加以十分正确的衡量，至少现在是这样，但这些科学的进步依靠许多学者的广泛合作。他们尽可能正确地衡量他们的事实和解释他们的叙述：因此每个研究者就能从最靠近以往的学者所停止的地方开始研究。经济学希望在这一类科学中占有一个地位：因为，它的衡量虽很少精确，而且这种衡量也从来不是最后的； 但它不断地努力使这种衡量较为精确，从而扩大个别的学者在他研究的这门科学中能很有权威地说明的种种事情的范围。 第三节　续前。 那末，就让我们较为详细地考虑经济规律的性质及其限制。如果没有阻碍的话，每个原因都有产生某种明确的结果的倾向。这样，引力会使东西落到地上：但当一个气球内充满比空气更轻的气体时，虽有引力使它下落的倾向，但空气的压力却使它上升。引力律说明两样东西如何互相吸引；它们如何相向运动，如果没有阻碍的话，它们就会相向运动。所以，引力律是一种关于倾向的叙述。 这种叙述是一种非常精确的叙述——精确到使数学家能计算航海历，这种航海历能表明木星的每个卫星将落在木星之后的时刻。数学家在许多年之前就作出这种计算；航海者将航海历带到海上，就可用来找出他们所在的地点。现在没有一种经济的倾向能像引力那样不变地发生作用，以及像引力那样被精确地衡量：因此没有一种经济学的规律能与引力律相比的。 但是，让我们研究一种没有天文学那样精密的科学。研究潮汐的科学解释潮汐在太阳和月亮的作用下，如何每天涨落两次：如何在月半时潮汐大；如何在一月的上下弦时潮汐小；当潮水涌进一个狭窄的海峡时，像塞佛恩那样，如何会涨得很高；等等。这样，在研究了不列颠群岛四周的水陆地位情况之后，人们就能预先计算任何一天在伦敦桥或格罗赛斯脱潮水大概什么时候会涨得最高；在那里将有多高。他们必须使用大概这个字，而天文学家在说到木星的卫星被蚀时却不必使用这个字。因为，虽有许多因素对木星及其卫星发生作用，但每一种因素都以能被预先测知的一定方式发生作用的：但是，没有人对天气有足够的了解，而能预先知道天气将发生怎样的作用。泰晤士河上游的一场大雨，或是日耳曼海一阵猛烈的东北风，可使伦敦桥的潮汐与预料的大不相同。 经济学的规律可与潮汐的规律相比，却不能和简单与精密的引力律相比。因为，人们的活动是如此多种多样和不确定，以致在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中，我们所能作的关于倾向的最好的叙述，必然是不精确的和有缺点的。这一点也许会被当作对人类行为不能作出任何叙述的一个理由；但那差不多等于是放弃我们的生活。生活就是人类的行为，以及在行为中所产生的思想和感情。因为人类本性的基本的冲动的缘故，我们大家——高等的和低等的、有学问的和没有学问的人——都在不同程度上不断地力求了解人类活动的方向，并使这种方向适合于我们的目的，不论是利己或利人、高尚或卑鄙的目的。因为我们必须对自己形成关于人类活动的倾向的某些概念，我们就要在草率地形成这些概念和小心地形成这些概念之间作一选择。这种工作越困难，对以下各点的需要就越大：不断的耐心研究；利用较为进步的自然科学所获得的经验；尽我们所能作出关于人类活动的倾向的深思熟虑的估计或暂时性的规律。 第四节　正常的这一用语的相对性。 因此，“规律”这个名词的意义，不过是一种多少是可靠的和明确的一般命题或倾向的叙述而已。在每种科学之中，都有许多这样的叙述：但我们对这些叙述并不都给予一种形式上的性质，称它们为规律，其实我们也不能这样做。我们必须加以选择；这种选择决定于实际的便利较多，而决定于纯粹的科学研究较少。如果有任何的一般叙述，为我们常常要引用的，以致在需要的时候，我们详细引用它的麻烦，比在讨论时加上一种形式上的叙述，和加上一个新的名称的麻烦更大，那末，就给它一个特别的名称，否则，就不必如此①。 这样，一种社会科学的规律，即社会规律，是一种社会倾向的叙述；那就是说，我们可以期待的某一社会集团的成员在一定情况下所有的某种活动的趋向的叙述。 经济规律，即经济倾向的叙述，就是与某种行为有关的社会规律，而与这种行为有主要关系的动机的力量能用货币价格来衡量。 这样，在被当作是经济规律的社会规律，与不是被当作经济规律的社会规律之间，并没有严格和明显的区别。因为，从差不多完全能用价格来衡量的动机的社会规律，到这种动机不大重要的社会规律，其中的等级是不断划分的，所以，后一种社会规律远不及经济规律那样精密和正确，正像经济规律远不及较为精确的自然科学规律一样。 相当于“规律”这个名词的形容词是“合法的”。但这个形容词的使用，只有在把规律解释为政府命令的意义时才与它有关，而在把规律解释为因果关系的叙述时是与它无关的。 用于后一目的的形容词源出于“典范”这个字，这是一个差不多与“规律”相等的名词，在科学讨论中用它来代替规律这个字也许是有利的。按照我们的经济规律的定义，我们可以说：我们可以期待的一个产业集团的成员在一定的条件下所有的某种活动，是与那种条件有关的那个集团的成员的正常活动。 正常的这个字的这样用法，曾被误解；说一点关于贯通这个字的各种不同用法的统一性，也许是有好处的。当我们说到一个善良的人或一个强壮的人时，我们是指上下文中所说的那些特殊的身体、精精和道德的特性的优越或力量。一个强壮的法官很少具有与一个强壮的船夫相同的特性；一个好的骑师并不常有极好的道德。同样的，正常的这个字的每种用法，含有某些在作用上好像多少是固定和持久的倾向，比那些较为例外和间断的倾向占有优势之意。疾病是人类的不正常的状态：但在漫长的一生中从不生病也是不正常的。在积雪融化的时候，莱因河的水高出它的正常水平：但在寒冷而干燥的春天，河水不像平常那样高出正常的水平，我们可以说河水是不正常地低（以一年中的那个时候而论）。在这一切的事例上，正常的结果就是上下文所指的那些倾向的可以期待的结果；或者，换句话说，就是与适合于上下文的那些“倾向的叙述”、那些规律或典范相符合的结果。 根据上述这个观点，我们说正常的经济活动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假定这些条件是持久的），一个产业集团的成员终于会发生的经济活动。英国大多数地方的瓦匠，愿意工作一小时拿十个便士，如果一小时七个便士的话，他就不肯工作了，这是正常的情况。约翰内斯堡地方的瓦匠，如果一天比一镑少得多才不肯工作，这也许是正常的情况。真正新鲜的鸡蛋的正常价格，如果不管是一年中的哪一季节的话，也许是一便士一个，但在正月里城市中鸡蛋的正常价格也许是三便士一个；如果那时的天气是“不合时令”地温暖，则两便士一个也许是一种不正常的低价。 另一种要加防止的误解，是由于下一概念发生的：认为只有那些由于自由竞争的作用没有受到阻碍而发生的经济结果才是正常的。但是，正常的这一用语往往必须应用于完全自由的竞争并不存在、甚至不能假定它存在的情况；即使在自由竞争最占优势的地方，每一事实和倾向的正常状况也包含并非竞争的一部分、甚至与竞争无关的重要因素在内。这样，例如零售和批发贸易以及证券和棉花交易所的许多交易的正常进行，是根据没有证人的口头契约将会公正地履行的这个假定；在不能合法地作出这种假定的国家里，西方的正常价值的学说有些部分就不适用了。其次，各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价格，是“正常地”受到不但是普通的买主而且是经纪人自己的爱国情绪的影响，等等。 最后，有时有些人误将经济学中的正常活动当作道德上公正的活动。但是，只有当上下文含有从伦理的观点来判断活动之意的时候，才能这样理解。当我们考虑世界上种种事实，是从它们现在这样，而不是从它们应当怎样来考虑的时候，我们将不得不把我们应当尽力阻止的许多活动，当作对于我们所研究的情况是“正常的”。例如，一个大城市中的那些最穷困的居民的正常情况是缺乏进取心和不愿利用在别处可以得到较为健康和较少肮脏的生活之机会；他们没有摆脱悲惨的环境所必需的身体上、精神上和道德上的力量。愿意以很低的工资去做火柴盒的劳动有大量的供给，是正常的情况，正像四肢歪曲是服马钱素（Strychnine）的正常结果一样。 这就是我们必须研究其规律的那些倾向的一种结果——一种可悲的结果。这说明了经济学与其他几种科学所共有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们的资料的性质能由人类的努力来改变。科学可以提示一种道德或实际的教训来改变那种性质，从而改变自然规律的作用。例如，经济学可以提出以有能力的工人代替那些只会做火柴盒的工人的实际方法；正像生理学可以提示改良牛种的方法，使牛可以早日长大和骨轻肉多一样。信用和价格变动的规律，已经因为预测能力的提高而大有改变了。 再者，当“正常的”价格与暂时的或市场的价格相比时，“正常的”这一用语是指在一定的条件下某些倾向终于占有优势而言。但这一点引起了一些困难问题，留待以后再来讨论。 第五节　一切科学的学说无不暗含地采用条件的：但这种假设的因素在经济规律中特别显著。参看附录四。 有时说到经济学的规律是“假设的”。当然，像其他各种科学一样，经济学从事研究某些原因将产生哪些结果，但这种因果关系不是绝对的，而是受到以下两个条件的限制：第一，假定其他情况不变，第二，这些原因能够不受阻碍地产生某些结果。差不多每种科学的学说，当它被仔细地和正式地说明的时候，无不包括某种附带条件在内，说明假定其他情况不变：假定所说的原因的作用是孤立的；这些原因会产生某些结果，但必先假设除了清楚说明的原因之外，别的原因是不能加进去的。然而，原因产生结果必须经过一定时间的这个条件，的确是经济学中重大困难的根源。因为，如果时间太长，原因所依据的材料，甚至原因的本身，都可发生变化；时间太短，则所说的倾向就没有足够长的时间，以充分发挥作用。这种困难以后我们再加研究。 一个规律所包含的假设的语句，并不是不断地重复说明，但读者的常识叫他自己注意这种假设的语句。在经济学中，比在别处需要更多重复说明这种语句，因为，经济学说比其他任何科学的学说，更容易为那些没有科学训练和也许只是间接听到而断章取义的人所引用。日常谈话在形式上较一篇科学论文为简单的一个原因，就是在谈话中我们能放心地省掉假设的语句，因为，如果听的人自己没有注意这种语句的话，我们很快就会发觉有了误会，而加以更正。亚当·斯密和许多往代的经济学作家，依照谈话的习惯，省掉了假设的语句，因而获得表面上的简捷。但这样却使他们不断地为人误解，并在无益的争论中引起了许多时间上的浪费和麻烦；他们获得了表面上的安心，却是得不偿失。 经济分析和一般推论虽然应用很广，但每一时代和每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问题；社会情况每有变化，经济学说就需要有新的发展。 [book_title]第四章　经济研究的次序与目的 第一节　第二章和第三章的大意。 我们已经知道，经济学家必须贪求事实，而事实本身并不说明问题。历史是叙述继续发生和同时发生的事件；但只有推理才能解释这些事件并从中吸取教训。我们要做的工作是如此多种多样，以致有很多工作必须用专门的常识来研究，这种常识是每个实际问题的最后仲裁者。经济学不过是常识的运用，并助以有组织的分析和一般推理的方法，这种方法使得收集和整理特殊事实以及从中得出结论的工作易于进行。经济学的范围虽然总是有限制的，它的工作如果没有常识的帮助虽是徒然的，但它却使常识能被用来进一步说明困难问题，否则，就不能这样。 经济规律是关于在一定条件下人类活动的倾向的叙述。 经济规律之为假设的，正与自然科学的规律之为假设的意义一样：因为自然科学的规律也包括或暗含种种条件的。可是，要弄清楚这些条件，在经济学中比在物理学中，困难较大，而且，如果不弄清楚的话，危险也较大。人类活动的规律，的确不像引力律那样简单、明确或者能被清楚地探知；但其中有许多规律可以与那些研究复杂主题的自然科学的规律并列。 经济学之作为一种独立的科学存在的理由，就是因为它主要是研究人类活动中最为可衡量的动机所支配的那一部分；因而这一部分的活动就比其他部分较能接受有系统的推理和分析。我们诚然不能衡量任何种类动机的本身，不论是高尚的还是低下的动机：我们所能衡量的只是动机的动力。货币从来不是衡量这种动力的完美的尺度，除非我们仔细考虑动力发生作用时的一般情况，尤其是他们的活动正在研究中的那些人的贫富情况，否则，货币甚至不是一种相当好的尺度。但是，如果谨慎小心的话，货币便可成为形成人类生活的大部分动机的动力之相当好的尺度。 理论的研究必须与事实的研究同时进行：对于大多数近代问题的研究，近代的事实是最有用处的。因为，古代的经济记载在有些方面是无关重要和不可靠的；古代的经济情况，与近代的自由企业、普通教育、真正的民主、蒸汽和廉价的印刷物及电报的经济情况是完全不同的。 第二节　科学的研究不是按照它所要达到的实际目的来排列，而是按照它所研究的课题的性质来排列的。 因此，经济学的目的，第一是为求知识而求知识，第二是解释实际问题。我们在进行任何研究之前，虽然必须仔细考虑这种研究的种种用途，但我们却不应当直接根据这些用途来计划我们的工作。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一当某种思想与我们当时心目中的特殊目的没有直接关系时，我们就会打断这种思想：直接追求实际目的，会使我们将各种知识的点滴集合在一起，这些知识除为了当时研究的目的集合在一起外，彼此并无关系；它们也很少说明相互间的关系。我们的心力就消耗于从一种知识到另一种知识上面，没有彻底想出什么东西来，也没有得到真正的进步。 所以，为了科学的目的，最好的分类法就是把一切性质上相类似的事实和推论收集在一起的方法：这样，研究一种东西就可以明了与它有关的东西。对于某一类问题长期地这样研究，我们就逐渐了解被称为自然规律的那些基本统一性： 我们首先探索这些规律单独发生的作用，然后探索它们合在一起发生的作用；这样，我们就慢慢地但确实地获得进步了。 经济学家对于经济研究的实际用途，绝不应当不加注意，但是他的特殊工作是研究和解释种种事实，以及找出不同的原因单独地和合在一起地发生作用时的结果怎样。 第三节　经济研究的主要课题。 列举一些经济学家自己所说的主要问题，可以说明这一点。他问道： 是什么原因，尤其是在近代，影响了财富的消费和生产、分配和交换；工业和贸易的组织，金融市场，批发和零售商业，对外贸易，以及雇主和雇工的关系？这一切行动如何互相影响和互相反应？它们最终的倾向与目前的倾向有何不同？ 任何东西的价格作为要得到这样东西的愿望的尺度，受到哪些限制？社会上任何一类人所有的财富如有一定的增加，表面上会造成福利的增加到怎样程度？任何一类人的收入不足，它的产业效率所受到的损害到怎样程度？任何一类人的收入的增加，如果一旦实现的话，因为提高他们的效率和赚钱能力的结果，这种增加会保持到怎样程度？ 在任何地方、对社会上任何一等人、或是在任何特殊的工业部门，经济自由的影响实际上达到如何程度（或在某一时其它已达到如何程度）？此外，还有哪些影响最为有力；这一切影响合在一起的作用如何？尤其是，经济自由因它自己的作用，趋于建成联合和垄断的组织到如何程度，这种组织的结果怎样？社会上各种的人受到经济自由的作用的影响到底会怎样？当经济自由的最终结果正在实现时，它的中间的结果将是怎样？如果考虑这些结果将蔓延的时间，最终的和中间的这两种结果的相对重要性是什么？各种制度的赋税将归谁负担？赋税制度加于社会大众的负担怎样，以及它将为国家提供多少收入？ 第四节　鼓励现在的英国经济学家进行研究的实际问题，虽然这些问题不是完全属于经济学的范围。 以上所述是经济学必须直接研究的主要问题，经济学的主要工作——收集事实、分析事实和加以推论——应当根据上述主要问题来安排。实际问题虽然大部分是在经济学的范围之外，但对经济学家的工作却暗中提供一种主要的推动力。 实际问题随时间和地点而不同，甚至比作为经济学家的研究的材料之经济事实和经济情况的变化更大。下列问题现在在我们国家里似乎具有特别的紧要性： 我们应当如何行动，以增加经济自由在它的最终结果上在它进行的过程中的好的影响，并减少它的坏的影响？如果最终的结果是好的，而中间的结果是坏的话，但那些受到害处的人却未得到好处，他们应为别人的利益而受苦，如果是正确的话，正确到如何程度？ 姑且认为财富的较为平均的分配是适当的，那末，这一点就可证明改变财产制度或是限制自由企业是合理的，即使财富的总数因而会得减少也在所不顾，究竟合理到怎样程度？ 换句话说，我们如果以增加穷人的收入和减少他们的工作为目的，即使这样会减少国家的物质财富也在所不顾，则达到这个目的究应到怎样程度？如果不会不公平，也不会松懈进步的领导者的努力，这样做究能达到怎样程度？赋税的负担应当如何分配于社会上不同阶级的人？ 我们是否应当满足于现有的分工形式？大部分的人专门从事于没有升级机会的工作，是否必要？逐渐培养大多数工人从事较高级的工作的新能力，尤其是培养他们合作地担任他们自己被雇用的企业中管理工作的新能力，是否可能？ 在像我们这样的文明阶段里，个人的和共同的活动间的适当关系怎样？应听任各种形式的自愿组织的团体——新的和旧的，为了共同活动具有特别利益起见，进行共同活动到怎样程度？哪些营业事务应由社会本身——通过它的中央或地方政府——来进行？例如，我们对空地、艺术品、教育和娱乐的手段、以及必须采取联合行动才能供给文明生活以物质必需品，如煤气、自来水和铁路等等，实行共同所有和共同使用的计划，是否已经达到我们应当做的程度？ 当政府自己不直接参与的时候，政府应容许个人和团体随他们之意去办理他们自己的事务到怎样程度？政府应当限制铁路以及其他有点处于垄断地位的企业的经营到怎样程度？以及应当限制土地与其他在数量上人类不能增加的东西的经营到怎样程度？完全保留一切现行的财产权利，是否必要：或者是对于这种权利的原来的需要现在已经有点不存在了呢？ 现在流行的使用财富的方法是否完全正当呢？在有些经济关系上，政府对个人活动的干涉如果严厉和猛烈，会害多于利，于是就由社会舆论的道德上的压力来约束和指导个人的活动，但这种压力的范围又如何呢？在哪一方面，一国在经济事务上对别国所负的责任，不同于一国之内人民相互之间所负的责任？ 这样，经济学是指对于人类的政治、社会和私人生活的经济方面和经济情况的研究；但尤其着重的是社会生活方面的研究。这种研究的目的是为求知识而求知识，并且是为了获得生活上的、尤其是社会生活上的实际行为的指导。对这种指导的需要，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迫切，下一代的人也许会有比我们现在更多的空闲从事研究工作，以说明在抽象的思考中或往代历史中的模糊之点，但对于现在的困难却不能马上有所帮助。 但是，经济学虽是这样大大地受到实际需要的影响，但它却尽可能避免讨论党派组织的紧急问题，与对内对外的政治上的策略问题，这种策略问题是政治家必须考虑的，然后才能决定提出何种办法，使他最容易达到他要为他的国家所达到的目的。诚然，经济学目的在于帮助他决定，不但是应抱何种目的，而且是达到那个目的所采取的广泛政策的最好方法。但是，经济学却避免讨论有实际经验的人所不能忽视的许多政治问题：所以，它是一种纯粹的和实用的科学，而不是一种科学和方法。所以，用“经济学”这个有广泛意义的名词来说明它，比用“政治经济学”这个意义较狭的名词更好。 第五节　经济学家必须训练他的知觉、想像、推理、同情和谨慎的能力。 经济学家需要有三种重大的智力：就是知觉、想像和推理：其中他最需要的是想像力，使他可以探索可见的事件之不显著即处于表面之下的那些原因，与可见的原因之不显著即处于表面之下的那些结果。 自然科学，尤其是其中的物理学，比一切研究人类活动的学问，作为一种锻炼，具有这种很大的优点：就是在自然科学中研究者必须得出正确的结论，这些结论能由以后的观察或实验来证实。他如果满足于表面上的那些原因和结果，或者他忽视自然的各种因素间的相互作用——在这种作用中，每一运动改变了它周围的一切因素，同时也为这一切因素所改变，那末，他的过失不久就会被发觉的。物理学的一丝不苟的学者也不是满足于仅仅是一般的分析；他不断地努力使这种分析成为定量的分析；并且对他的问题中的每一因素给予适当的比重。 在与人类有关的科学中，精确性是不像自然科学那样能获得的。阻力最少的途径有时是唯一的公开道路，这条道路总是具有引诱力的，虽然它也总是不可靠的，即在能以坚决的工作打出一条较为彻底的途径时，要走这条道路的引诱力还是很大的。科学的历史学者因不能进行实验而受到妨碍，并且因为缺少估计历史事件的相对重要性所依据的客观标准，甚至受到更大的妨碍。这种估计差不多在他的论断的每一阶段中都是存在的：他不能得出结论说，一个原因或一类原因，已为另一个或另一类原因所胜过，如果他对这些原因的相对重要性没有作出某种暗示的估计的话。但是，只有通过巨大的努力，他才能了解他是怎样依赖他自己的主观印象。经济学家也受到这种困难的妨碍，不过在程度上比其他研究人类活动的学者较小而已；因为，给予物理学家的工作以准确性和客观性的那些优点，经济学家的确也享有一部分。至少，只要他是研究现行的和新近的事件，他的事实有许多就可归成不同的种类，关于这些种类能作出明确的叙述，这种叙述过去在数字上往往近于正确的：这样，他寻求在表面之下的和不易被看见的原因和结果，把复杂的情况分析成为各个因素，和把许多因素重新建成一个整体，就较为便利了。 对于较小的事情，简单的经验的确会把不显明的因果关系提示出来。例如，经验会使人们知道，对浪费成性的人的不加考虑的帮助，即使表面上所看到的差不多是完全有利，但对性格的坚强和家庭生活实有害处。但是，比方说，要探索提高就业的稳定性的许多似是而非的计划的真正结果，我们就要有较大的努力、较远的眼光和较为有力地运用想像力。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必须了解，信贷、对内贸易、对外贸易竞争、农作物收获和价格等各种变化怎样密切相关；以及这一切变化对就业稳定性的好的和坏的影响如何。我们必须观察西方世界任何一地的差不多每一重大经济事件，怎样影响差不多其他各地的至少某些行业的就业情况。如果我们只研究目前的失业原因，我们恐怕就不能治好我们所看到的害处，反会造成我们所看不到的害处。我们如果寻求那些不显著的原因，并权衡其轻重，则当前的工作对我们的心力，实是一种很好的锻炼。 其次，当任何行业的工资由于“标准规则”或其他方法保持得特别高的时候，在运用中的想像力就要探求因为这种标准规则而不能做他们能做的工作、获得人们愿意为这项工作所付的工资的那些人的生活情况。他们的生活究竟是提高了呢？还是降低了呢？如果有些人的生活提高了，有些人的生活降低了，如平常所发生的那样，是不是多数人的生活提高了，少数人的生活降低了，还是适得其反呢？我们如果注意表面的结果，我们也许认为生活提高的是多数人。但是，如果我们科学地运用了想像力，想出一切禁止的方法——不论是得到工会还是其他方面的许可，而这些方法使人们不能尽其最大的力量和获得最多的收入，我们将往往得出结论说，生活已经降低的是多数人，而已经提高的却是少数人。一部分由于受到英国的影响，有些澳洲的殖民地正在进行大胆的冒险事业，这种事业使工人们具有较大的眼前舒适和安乐的似是而非的希望。澳洲在它的广大地产中的确蓄有巨大的借款力：如果这提出来的捷径会造成工业衰落的话，这种衰落也许是轻微的和暂时的。但是，现正有人主张英国也应当像澳洲殖民地那样做：英国如遇到这种衰落，就会较为严重了。在最近的将来我们所需要的，和我们可望出现的，就是对于这类计划有较为广博的研究，我们所用的心力要像用于判断一条兵舰的新设计在恶劣气候中是否坚固那样的周密。 研究像这类的问题时，最需要的就是纯粹智力的、有时甚至是批判的能力。但是，经济研究需要和发展同情心的能力，尤其是使人们不但能为他们的同伴而且能为其他阶级的人设身处地着想的同情心。例如，这种阶级同情心因对以下各个问题的研究而强烈地发展起来——这种研究正变为日益紧要：性格和收入、就业方法和用钱的习惯彼此所发生的相互影响怎样；一个国家的效率为结合每一经济集团的成员——家人、同一行业中的雇主和雇工、一国的公民——的信任和情感所加强、同时它也加强了这种信任和情感的方法怎样；职业上的规则和工会的惯例中的个人的利人心和阶级的利己心所兼有的利弊怎样；以及尽量利用我们日益增长的财富和机会来增进现代和后代的福利的行动怎样等问题的研究。 第六节　续前。 经济学家为了可以发展他的理想起见，尤其需要想像力。 但是，为了使他对理想的提倡不会超过他对未来的理解，他最需要的是谨慎和含蓄。 经过世世代代之后，我们现在的理想和方法也许似乎是属于人类幼稚时期而不是成年时期所有的。一种明确的进步现在已被获得了。我们已经知道，除非已被证明为极其懦弱或卑鄙的人之外，每一个人都值得享有充分的经济自由：但我们却不能断言这种已经开端的进步最终将达到什么目的。 在中世纪后期，对于被看作包括全人类的产业组织的研究，已略见端倪了。以后各代都看到这种组织的进一步发展；但从没有像我们现在这样广大的发展。研究这种组织的热诚也随着它的发展而增大；前代对它的研究的努力从没有达到现在这样的广度和深度。但是，近来研究的主要结果，是使我们比前代更为充分地认识到，我们所知道的形成进步的原因是很少的，和我们所能预测的产业组织的最终命运也是很少的。 在前一世纪之初，有些冷酷的雇主和政客为独有的阶级特权辩护，他们觉得要使政治经济学的权威袒护他们是很容易的；而且他们往往自称为“经济学家”。即使在我们自己时代里，那些反对把大量费用化在大多数人的教育上面的人，也以这个头衔自称，虽然当代的经济学家一致主张这种费用是真正的节约，从国家观点来看，不这样做是错误的和不好的事情。但是，卡莱尔和拉斯金，以及其他许多没有他们两人那样辉煌和高尚的诗意的作家，不加研究就认为著名的经济学家们要对他们实在是反对的那些言行负责，因此，就产生了对他们的思想和性格的普遍误解。 事实上，近代经济学的创始者，差不多都是性情温和、富有同情心和为人道的热诚所感动的人。他们很少关心为自己谋取财富；他们却很关心财富在大多数人之中的广泛的分布情况。反社会的垄断，虽然是强有力的，但他们也是反对的。 在几代之中，他们都支持反对阶级立法的运动，这种立法不许工会享有雇主团体所享有的那些特权；或者他们设法医治旧的救贫法灌输到农业及其他劳动对心中和他们的家庭的毒素；或者他们拥护工厂法案，而不顾有些政客和雇主假借他们的名义竭力反对。他们毫无例外地致力于这样的信念：全体人民的福利应当是一切私人努力和公共政策的最终目的。 但是，在勇气和谨慎方面他们是坚强的，他们看起来是冷静的，因为他们不愿担负提倡向没有人走过的道路急速前进的责任，而对这种道路的安全的唯一保证就是人们的具有信心的希望，他们的想像力是丰富的，但既不受知识的限制，也不受艰苦思想的训练。 他们的谨慎也许有点过度：因为，即使当时伟大的有先见之明的人的眼界，在某些方面也比现在许多有学问的人狭窄；现在，一部分由于生物学研究的启发，环境对于形成人的性格的影响，一般被认为是社会科学中的重要事实。因此，经济学家现在对于人类进步的可能性，已经知道采取一种较为远大和较有希望的观点了。他们已经相信，人类的意志如用细心的思想来指导的话，能够改变环境，以至大大地改变性格；从而实现更有利于性格、因而也就更有利于大多数人的经济和道德的福利的新的生活状况。现在和过去一样，他们的责任是反对达到这一伟大目的之一切似是而非的捷径，因为这种捷径会毁坏人类的精力和创造力的源泉。 像现在这样的财产权利，并没有为建立经济学的那些大家所尊重；但是，有些硬把既得的权利说成是作为极端的和反社会之用的人，却是错误地以经济学的权威自居。所以，我们应当注意：细心的经济研究的倾向，并不是以任何抽象的原则作为私有财产权的根据，而是以这样的观察作为根据的： 在过去私有财产权与切实的进步是分不开的；因此，谨慎地和尝试地进行废除或改变即使对社会生活的理想情况似乎是不适当的那些权利，是负责的人应做的事。 [book_chapter]第二篇　若干基本概念 [book_title]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经济学将财富看作是满足欲望的东西和努力的结果。 我们已经知道，经济学一方面是一门研究财富的科学；另一方面，也是研究人类在社会中的活动的社会科学的一部分，这一部分是研究人类满足欲望的种种努力，然只以这种努力和欲望能用财富或它的一般代表物——即货币——来衡量为限。在本书的大部分中，我们将要研究这种欲望和努力；并研究衡量欲望的价格与衡量努力的价格达于平衡的种种原因。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第三篇中我们必须研究财富与它必须满足的各种人类欲望的关系；在第四篇中研究财富与生产财富的各种人类努力的关系。 但在本篇中，我们必须研究，在一切属于人类努力的结果并能满足人类欲望的东西中，有哪些被算作是财富，以及这些东西怎样分类的问题。因为，有一组名词，与财富本身和资本都有关系，研究了其中每个名词就可说明其他的名词； 而对全部名词一起研究是我们以上刚进行过的关子经济学的范围和方法的研究之直接继续，且在某些方面是这种研究的完成。所以，立即研究这一类名词，而不是采取也许似乎是较为自然的途径，开始就作欲望和财富与欲望的直接关系的分析，大体上似乎最为妥当。 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当然必须考虑各种不同的欲望和努力；但是，我们都不必考虑不明显的、且不属于常识问题的事情。我们工作的真正困难在于另一方面；就是因为在各种科学中只有经济学必须设法使用几个平常所用的名词来表明许多细微的差别。 第二节　对性质和用途有变化的东西加以分类的困难。 正像穆勒所说：“如将研究的对象归入不同种类，关于这些种类能够作出许多一般的命题，而这些命题比这些对象也能归入的其他种类所能作的命题更为重要，则最可达到科学分类的目的。”但是，我们一开始就遇到这样的困难：在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中那些最重要的命题，在另一阶段中可能是最不重要的，如果它们确是适用的话。 在这一点上，经济学家必须从生物学的新近经验中学许多东西：达尔文对于这个问题的渊博研究，有力地解释了我们当前的困难。他指出，决定自然组织中每个生物的生活习惯和一般地位的那些部分，通常不是它的构造中最足以说明它的起源的那些部分，而是最不足以说明它的起源的那些部分。一个饲养动物者或一个园丁认为的显著适合于使一种动物或植物能在它的环境中繁盛的品质，正因为这个理由，可能是在较近的时期中才发展起来的。同样，在一种经济制度的特性中，最能使它适合于它现在必须做的工作的那些特性，也正因为这个理由，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新近才发展起来的。 在雇主与雇工、中间人与生产者、银行家与他的两种雇客——借款给他的人和向他借款的人——之间的许多关系中，我们可以找到不少例证。“利息”这个名词代替了“高利贷”，是符合于贷款性质的一般变化的，这种变化使我们对于商品的生产费用可以分为各种不同因素的分析和分类有了完全新的主题。再如把劳动分为熟练的和不熟练的两种劳动的一般办法也逐渐发生变化；“租金”这个名词的范围在某些方面正在扩大，而在另些方面正在缩小；等等。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常常记住我们所用的名词的历史。因为，首先，这种历史的本身是重要的；而且它间接地说明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其次，即使我们研究经济学的唯一目的，是要获得指导我们达到目前实际目的之知识，我们仍应尽量使我们的名词的用法符合过去的传统，以便迅速了解前人的经验所提供的间接暗示和细致温和的告戒，作为我们的教训。 第三节　经济学必须遵循日常生活的实践。 我们的工作是艰难的。的确，在自然科学中，一当我们看到一群东西具有某一类共同的特性，并往往把它们摆在一起说时，我们就可将这些东西归入一类，加上一个特殊的名称；而且一当一个新的概念发生时，我们马上就创造一个新的术语来代表它。但是，经济学却不敢这样做。经济学的理论必须用大家所明了的语言来表达；所以，经济学必须力求使它自己与日常生活中惯用的名词相合，而且在可能范围内必须像平常所用的那样来使用这些名词。 在普通用法中差不多每个字都有许多不同的意义，所以必须根据上下文来解释。正如白哲特所指出的那样，即便最注重形式的经济学著作家们也不得不这样做，否则他们所能使用的字就要不够了。不过，不幸的是，他们总不承认他们用字很随便，有时甚至他们自己也不觉得用字很随便。他们开始说明经济学时所用的大胆和严格的定义，换取了读者的安心。因为他们没有告戒读者必须常常从上下文里去找特殊的解释语句，读者从作品中就不能领会作者的原意；也许还对作者发生误解而错怪他们。 其次，经济名词所表示的主要区别，大多数不是种类上的差别，而是程度上的差别。初看起来，这些区别似乎是种类上的差别，而且能被清楚地划出明显的轮廓；但较为仔细的研究表明，连续性并未真的破裂。经济学的进步没有发现过任何新的真正的种类上的差别，它是不断地将表面上的种类差别化为程度的差别，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在自然本来没有以分界线来划出差别的东西之间，要想划出明显和严格的分界线，就会引起弊端，我们将会遇到许多这样的例子。 第四节　清楚地说明概念是必要的，但名词的用法固定不变却是不必要的。 因此，我们必须仔细分析我们要研究的各种事物的真正特性；这样，我们一般将会感觉到，每个名词的某一用法比别的用法显然较有理由被称为它的主要用法，因为它所代表的那种特性，比其他符合于日常用法的特性，更为适合近代科学的目的。当上下文没有说明或暗示相反的意义时，这一用法就可作为这个名词的意义，如果这个名词要用作别的意义——不论是较广的还是较狭的意义，这种改变必须加以说明。 即使在最谨慎的思想家之中，对于至少是某些分界线应当划出的正确地方，也常有不同的意见。这种争论的问题一般必须以对于不同过程的实际便利的判断来解决；而这种判断不能常由科学的推论来建立或推翻：必须保留可以争论的余地。但是，在分析的本身却没有这种余地：如果两个人对分析有不同的意见，他们两人不能都对。我们可以期望经济学的进步逐渐会将这种分析建立在坚固的基础上。 [book_title]第二章　财富 第一节　财货这个名词的专门用法。物质的财货。个人的财货。外在的财货和内在的财货。可转让的财货和不可转让的财货。自由的财货。可交换的财货。 一切财富是由人们要得到的东西构成的；那就是能直接或间接满足人类欲望的东西。但并不是一切人们要得到的东西都可算作财富。例如，友人的情感是幸福的一个重要因素，但除了在诗中的特殊用法外，它是不算作财富的。因此，让我们先对人们要得到的东西加以分类，然后考虑其中哪些应当算作构成财富的因素。 因为缺少一个简短的通用名词来代表一切人们要得到的东西，即满足人类欲望的东西，我们姑且用财货这个名词来代表它。 人们要得到的东西或者说财货，有物质的财货，或个人的和非物质的财货。物质的财货包括有用的有形东西，以及保有或使用这些东西、或从它们获得利益、或到将来再获得它们的一切权利。这样，它们就包括自然的物质赠与，如土地和水、空气和气候；农产物、矿产品、渔产品和工业品；建筑物、机械和工具；抵押品和其他债券；公营和私营公司的股票、各种垄断权，专利权和版权；以及交通权和其他使用权。最后，旅行的机会，参观优美风景和博物院的机会等等，都是客观存在的物质便利的体现，虽然欣赏风景和艺术品的能力属于内在的和个人的财货。 人的非物质的财货分为两类。一类是由他自己的特性和活动及享乐的才能构成的，例如人的经营能力、专门技能，或从阅览或音乐中得到享受的能力，都属于这一类。这一切都在人身之内的，所以称为内在的财货。第二类称为外在的财货，因为这类财货是由有利于他与别人的关系构成的。例如，过去的统治阶级经常向农奴和其他下属索取的各种劳役和义务，就是属于这一类。但是，这些现在已经消灭了，现在这种有利于所有者的关系的主要例子，就是商人和自由职业者的信誉和营业关系。 其次，财货可分为可转让的和不可转让的。属于后一类的财货，是一个人的特性和活动及享乐的能力（就是他的内在的财货），还有他的营业关系中依靠他的个人信用而不能转让的部分，也就是他的有价值的信誉的一部分，也属于这一类；又如气候、阳光、空气的利益，以及他的公民权利和使用公共财产的权利和机会，都属于这一类。 凡不作私人之用和由自然供给而不需要人类努力的财货，称为自由的财货。土地在原来的状态上是自然的赠与。但在固定的地方，从个人观点来看它就不是自由的财货了。在巴西的有些森林里，木材仍然是自由的财货。海里的鱼通常是自由的财货：但有些海上渔场被严密保护，专供某一国家的人民之用，这些渔场可列入国家财产一类。人工培养的牡蛎繁殖场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自由的财货；而自然生长的牡蛎繁殖场，如果没有拨作私人之用，绝对是自由的财货； 即使是私有财产，从国家观点来看，仍然是自由的财货。但是，国家既已准许将它们的所有权归于私人，从私人观点来看，它们就不是自由的财货了；在河里捕鱼的私人权利也是如此。但是，在自由的土地上所种的小麦，和从自由的渔场里捕来的鱼，都不是自由的财货，因为它们是经过劳动而得到的。 第二节　一个人的财富是由他的外在的财货中那些能用货币衡量的部分构成的。 现在我们可以说到一个人的财货中哪些种类可算作他的财富的一部分的问题了。对于这个问题的意见是不一致的，但是，比较各家的学说，以下的答案似乎显然是适当的： 当我们光说到一个人的财富，而在上下文中没有任何解释语句时，就是指他所有的两种财货。 第一种财货是他具有私有财产权（根据法律或风俗）的那些物质财货，因为它们是可以转让和交换的。我们还可记得，这些财货不但包括像土地和房屋、家具和机器，以及其他可以单独私有的有形东西，而且包括公营公司的股票、债券、抵押品，以及其他他可持有的向别人索取货币或货物的契约在内。另一方面，他欠别人的债务可被看作是负财富； 必须从他的财产总数中扣除，然后才能知道他的真正的净财富。 服务及其他随生随灭的财货，后然不属于财富数量的一部分。 第二种财货是属于他所有的、在他之外存在的、而且直接作为使他能够获得物质财货的手段的那些非物质的财货。 这样，这种财货就不包括一切他自己的个人特性和才能，即使是使他能谋生的才能也不包括在内，因为它们都是内在的财货。这种财货也不包括他的个人友谊在内，但以这种友谊没有直接的营业价值为限。但是，它包括他的营业和职业的联系，他的企业组织，以及——如果这种事情还存在的话—— 他的奴隶所有权、劳役所有权，等等。 财富这个名词这样用法，是符合于日常生活的用法的；同时，它包括那些——而且只是那些——显然属于经济学范围（如第一篇中所说明的范围）以内的财货；所以这种财货可以称为经济财货。因为，它包括一切客观存在的东西，这些东西（i）属于某一个人所有，而不是同样地属于他的邻人所有，因而显然是他的东西；（ii）是直接能用货币衡量的东西—— 这种衡量一方面代表生产这些东西的努力和牺牲，另一方面代表它们所满足的欲望。 第三节　但是，有时广泛地使用财富这个名词以包括一切个人的财富在内较为妥当。 为了某些目的，我们对于财富诚然可以采取一种较为广泛的看法；不过，我们必须求助于特殊的解释语句，以免发生混淆。例如，木工的技能是使他能满足别人的物质欲望，因而能间接地满足他自己的欲望的一种直接手段，正如他工具篮中的工具一样；如有一个名词可以包括这种技能在内作为较为广义的财富的一部分，也许是便利的。依照亚当·斯密所说的、以及大多数欧陆经济学家所遵循的方针②，我们可以说，个人的财富包括一切直接有助于使人们获得产业效率的精力、才能和习惯在内；我们前已算作狭义的财富的一部分的各种营业联系和联合，也可列入个人的财富一类。产业的才能被看作是经济的另一理由，因为这种才能的价值通常能够加以某种间接的衡量。 称这种才能为财富是否值得的问题，不过是一个便利与否的问题，虽然对于这个问题有过很多讨论，好像它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 我们如要把一个人的产业才能包括在内而单独使用“财富”这个名词，当然会引起混淆。光是“财富”一个字应当总是只指外在的财富而言。但是，有时使用“物质的与个人的财富”这句话，似乎不会有多大害处，而且还会有一些好处。 第四节　共同的财货中个人应得的部分 但是我们仍然必须考虑一个人与其邻人共有的物质财货；因为是共有的，当比较他的财富与其邻人的财富时，就不必提起这种财货了；虽然为了某些目的，尤其是为了比较远地或远代之间的经济状况，它们也许是重要的。 这些共有的财货是由一个人在某时住在其地和是某一国家或社会的一分子所获得的利益构成的；它们包括公民的和军事的安全，使用各种公共财产和设备，如道路、煤气灯等等的权利和机会，以及法律保护和免费教育的权利。城市居民和乡村居民有许多不花代价的利益，而是其他城市或乡村的人所不能得到的，或是花了很大费用才能得到的。如果其他情况相同，一个人住的地方，如有较好的气候、道路、用水和较为卫生的下水道；并有较好的报纸、书籍和娱乐及教育的场所，在财富的最广的意义上说来，他就比别人享有较多的真正财富。房屋、食物和衣着在天气寒冷时会有不足，而在天气温暖时也许充足；另一方面，炎热的气候虽然可减少人们的物质需要，虽使人们只要有少许物质财富的供给就会富足，却使他们获得财富的精力衰弱了。 这些东西有许多是共同的财货，就是说不是私人所有的财货。这样，就使我们从与个人观点相反的社会观点来研究财富。 第五节　国家的财富。世界的财富。财富所有权的法律根据。 因此，让我们来研究，当我们估计构成一国财富的个人财富时，一国财富中那些通常被忽视的因素。这种财富的最明显的形态，就是一切种类的物质财产，如道路和运河、建筑物和公园、煤气厂和自来水厂；不过不幸的是，其中有许多不是用公共储蓄来建设的，而是用公共借款来建设的，因而计算这种财富时就要扣除大宗债务的巨大的“负”财富。 但是，泰晤士河增加英国的财富，大于英国所有一切的运河，甚至大于英国所有一切的铁路。泰晤士河虽然是大自然的赠与（它的已经改善的航运除外），而运河是人工开成的，但为了许多目的，我们应当将泰晤士河算作英国财富的一部分。 德国经济学家往往着重国家财富中的非物质因素；在关于国家财富的有些问题上这样做是对的，但却不能在一切问题上都这样做。科学的知识，不管在哪里发现，的确不久就会变成整个文明世界的财产，并且可以被认为是世界的财富，而不光是一国的财富。机械上的发明和其他许多生产方法上的改进都是这样；音乐也是这样。但是，那种因翻译不当而失去精彩的文学作品，在特殊的意义上可以被看作是用本国文字写成的那些国家的财富。一个自由的和有条不紊的国家组织，为了某些目的，可被看作是国家财富的一个重要因素。 但是，国家的财富包括个人的财产和国民的共同财产在内。在估计国民的个人财产的总和时，我们略去一国国民相互之间的一切债务和其他义务，就可省掉一些麻烦。例如，英国的国债以及英国铁路的债券只要是在国内为国民所持有，我们就能采用简单的办法，只计算铁路本身是国家财富的一部分，而不算铁路和政府的债券。但是，英国政府或英国人私人所发出的债券等，为外国人所持有的，我们仍要减去；外国债券等为英国人所持有的，也要加进去。 世界的财富之不同于国家的财富，很像国家的财富之不同于个人的财富。在计算世界财富时，一国人民与别国人民之间的债务，可以从收支双方中略去，是很方便的。其次，正如河流是国家财富的重要因素一样，海洋是世界的最有价值的财产之一。世界财富的概念的确不过是扩大到整个地球的国家财富的概念而已。 财富的个人和国家的所有权，是以国内和国际的法律为根据的，或者至少是以具有法律效力的风俗为根据的。所以，研究任何时间和地点的经济情况，就需要研究法律和风俗；经济学很得力于从事这种研究的那些学者。但是，经济学的范围已经很广了；而财产概念的历史和法律根据是广大的课题，最好能在另外的书中讨论。 第六节　价值。暂时用价格来代表一般购买力。 价值的概念与财富的概念是密切相关的，关于价值在这里可以略为说一下。亚当·斯密说：“价值这个字有两种不同的意义，有时它是表示某一特殊物品的效用，有时则表示因占有这一物品而得到的购买他物的能力。”但是，经验已经表明，把价值这个字用作前一种意义是不妥当的。 一个东西的价值，也就是它的交换价值，在任何地点和时间用另一物来表现的，就是在那时那地能够得到的、并能与第一样东西交换的第二样东西的数量。因此，价值这个名词是相对的，表示在某一地点和时间的两样东西之间的关系。 文明国家通常采用黄金或白银作为货币，或是金银并用。 我们不是用铅、锡、木材、谷物和其他东西来互相表示价值，而是首先用货币来表示它们的价值，并称这样表示的每样东西的价值为价格。我们如果知道，一吨铅在任何地点和时间可换十五镑，而一吨锡可换九十镑，我们说那时那地它们的价格各为十五镑和九十镑，我们并且知道，那时那地一吨锡的价值，如用铅来表示，等于六吨铅。 每样东西的价格随时随地都有涨落；如以这样东西而论，每有这种变化，货币购买力也随着发生变化。如果货币购买力对某些东西而言是提高了，同时对同样重要的东西而言有相等地下降，则它的一般购买力（或是它的购买一般物品的能力）保持不变。这句话包含一些困难在内，我们以后必须研究的。但是，同时我们可照普通的意义来理解这句话，这个意义是很清楚了；在本书中我们可以始终不问货币一般购买力可能发生的变化。这样，任何东西的价格就可被作为它与一般物品比较时的交换价值的代表，或换句话说，作为它的一般购买力的代表。 但是，如果创造发明大大增加了人类对自然的控制力量，则为了某些目的，货币的实际价值用劳动来衡量比用商起来衡量较好。然而，这种困难不会很大影响我们在本书中的工作，因为本书不过是经济学的“基础”的研究而已。 [book_title]第三章　生产、消费、劳动、必需品 第一节　人类所能生产和消费的只是效用，而不是物质本身。 人类不能创造物质的东西。诚然，在精神和道德的领域内人可以产生新的思想；但是，当我们说他生产物质的东西时，他实在只是生产效用而已；或换句话说，他的努力和牺牲结果只是改变了物质的形态或排列，使它能较好地适合于欲望的满足。在自然界中，他所能做的只是整理物质，使它较为有用，如用木料做成一张桌子，或是设法使物质能被自然变得更为有用，如播种于自然的力量会使它生长的地方。 有时据说商人是不生产的：制造家具的木工生产了家具，而家具商人只是出售已经生产出来的东西而已。但是，这种区别是没有科学根据的。他们都是生产效用的，而都不能生产别的东西：家具商人移动和重新整理物质，使它较前更为有用，而木工所做的也不过如此。在地上搬运煤的船员和铁路工人也是生产煤的，正如矿工在地下采煤一样；鱼贩帮助把鱼从需要比较不大的地方运到有较大需要的地方，而渔人所做的也不过如此。的确，商人的人数往往超过需要；一有这种情况，就是一种浪费。但是，一个人能够胜任的耕种工作，如有两个人去做，也是一种浪费。在这两种情况下，一切参加工作的人都是生产的，虽然他们也许生产得很少。有些作家重复了中世纪对贸易的攻击，理由就是贸易是不生产的。但是，他们弄错了目标。他们应当攻击的是贸易的不完善的组织，尤其是零售贸易的组织。 消费可以被看作是负的生产。正如人所能生产的只是效用一样，人所能消费的也只是效用而已。他能生产服务及其他非物质的东西，他也能消费它们。但是，正像他生产物质产品实在不过是物质的重新整理，使它具有新的效用一样，他消费这些产品也不过是打乱了物质的排列，或少或破坏它的效用而已。的确，往往我们说到一个人消费东西时，他不过是持有这些东西以供他使用而已。同时，正如西尼尔所说，这些东西“是被我们统称为时间的那些许多渐进的力量所破坏。” 另有一种区别，曾经颇为重要，但现在很含糊，而且恐怕没有多大实际用处，就是一方面是消费者财货，也称为消费财货或又称为第一级财货，如食物、衣服等，都是直接满足欲望的东西；与另一方面是生产者财货，也称为生产财货或又称为工具的或中间的财货，如耕犁、织机和原棉等，都是有助于第一级财货的生产而间接满足欲望的东西之间的区别。 第二节　生产的这个字易于误解，通常应当避免使用或加以解释。 一切劳动都是用来产生某种结果的。因为，虽然有些努力只是为努力而努力，如为娱乐而作一种竞赛，但这些努力却不算是劳动。我们可以对劳动下这样的定义：劳动是任何心智或身体上的努力，部分地或全部地以获得某种好处为目的，而不是以直接从这种努力中获得愉快为目的①。如果我们必须重新开始的话，除了那种不能有助于所要达到的目的因而不生产效用的劳动之外，我们最好将一切劳动都看作是生产的。但是，在“生产的”这个字的意义所经历的许多变化之中，它的意义与积蓄起来的财富特别有关，而比较忽视眼前的和暂时的享乐，有时甚至不包括这种享乐在内。一种差不多是牢不可破的传统，迫使我们将这个字的中心概念看作是将来的而不是现在的欲望得到满足的意思。的确，一切有益的享乐，不论是否奢侈，都是公共和私人的活动的正当目的；而且奢侈的享乐的确对努力提供了动力，并在许多方面促进进步。但是，如果对产业的效率和精力没有影响的话，则放弃获得暂时奢侈的欲望，首先致力于那些较为坚固和持久的资源的获取，这些资源将有助于产业的将来工作并将从各方面使生活更为丰富，通常就可增进一国的真正利益。这种一般的观念，似乎在经济理论的一切阶段之中都经过研究；而且各著作家对这种观念分出了各种固定不变的区别，根据这种区别划分出某些行业是生产的，某些行业是不生产的。 例如，即使近代的许多作家也墨守亚当·斯密的方法，将家庭仆人的劳动归入不生产的一类。无疑地在许多大家庭中仆人是过多的，他们的精力有些如果用到别的地方，也许对于社会是有利的：但是，那些以蒸取威士忌酒为生的人大多数也是这样；却从无经济学家建议称他们为不生产的人。供给一个家庭的面包的烘面包者的工作，与烧马铃薯的厨师的工作，在性质上并无区别。这个烘面包者如果是一个糖果商，或是一个上等的烘面包者，他花在不生产的劳动——按照普通的意义是指供给不必要的享乐的劳动——上的时间，恐怕与家庭厨师所花的至少是一样多。 每当我们单独使用生产的这个字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它是指生产资料和耐久的享乐源泉的生产而言。但是它是一个难以捉摸的名词，在需要准确的地方，不应使用这个字。 我们如果要把这个字用作不同的意义，我们必须加以说明：例如，我们可以说生产必需品的劳动，等等。 生产的消费，当作一个术语用的时候，通常解释为使用财富以生产更多的财富的意思。它所应当包括的并不是生产工人们的一切消费，而是维持他们的效率所必需的那种消费。 在研究物质财富的积累时，这个名词也许是有用的。但它易于令人误解。因为消费是生产的目的；一切有益的消费都是产生利益的，而其中有许多最有价值的利益却都不直接有助于物质财富的生产。 第三节　维持生活的必需品与维持效率的必需品。 这样就使我们来考虑必需品这个名词。必需品，舒适品和奢侈品的区别是简单的；第一类包括满足必须满足的欲望所必需的一切东西，后两类包括满足不像第一类那样迫切的欲望的东西。但在这里又有一种麻烦的含糊不清了。当我们说到一种欲望必须满足时，如果得不到满足的话，我们心目中的结果怎样呢？这种结果是不是包括死亡在内呢？还是这种结果只是造成力量和精力的丧失呢？换言之，必需品究竟是维持生活所必需的东西，还是维持效率所必需的东西？ 必需品这个名词，像生产的这个名词一样，是被省略地使用的，它所指的东西要由读者自己加上去的；这种暗含的东西既有不同，读者就往往加上一个不合作者原意的东西，因而误会了作者的用意。在这里，正像以上的情况一样，在每一紧要的地方，清楚地说明要使读者了解的东西，才能消除产生混淆的主要原因。 必需品这个名词的较老的用法，是限于足以使劳动者大体上能维持自己和家庭的生活的那些东西。 亚当·斯密和他的追随者中较为谨慎的人，的确看到舒适和“高雅”的标准的不同：而且他们认识到，气候的不同，风俗的不同使得东西在有些情况下是必需的，而在别的情况下则是多余的。但是，亚当·斯密受到重农学者的理论的影响：这种理论是以十八世纪法国人民的情况为根据的，那时法国人大多数除了仅仅是为了生存所必需的东西外，就不知道还有什么必需品。然而，在较为幸福的时代，较为仔细的分析就使我们明了：在任何时间和地点，对于每一种产业，有一种多少是明白规定的收入，这个收入是仅仅维持这一产业中的人员的生活所必需的；同时，另有一种较大的收入，是维持这产业的充分效率所必需的。 任何产业阶级的劳动者，如果能够十分明智地花费他们的工资，则他们的工资也许足够维持较高的效率，这样说也许是对的。但是，必需品的一切估计必须是与一定的地点和时间有关；除非有相反的特别解释语句，否则，我们可以假定，他们在花费工资上的明智、远见和无私的程度，恰与所说的产业阶级的实际流行的情况一样。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可以说，任何产业阶级的收入是在它的必需的水平以下的，劳动者的收入的增加经过相当时间会使他们的效率有超过按比例的提高。习惯的改变也许可以节省消费，但必需品的节省却是不经济的。 第四节　当任何人所消费的东西少于维持效率所严格必需的时候，就有损失。习惯上的必需品。 当我们研究决定有效劳动的供给的原因时，我们必须对维持各种工人的效率的必需品加以详细的研究。但是，我们如果在这里考虑一下什么是维持这一代中英国的普通农业劳动者或不熟练的城市工人及其家庭的效率的必需品，就可使我们的观念得到明确。我们可以说，这种必需品是由以下的东西构成的：一所有几个房间和良好下水道的住宅、温暖的衣着以及一些调换的内衣、干净的水、供给丰足的和有适当补充的肉类和牛奶以及少量的茶，等等、一点教育和娱乐，最后，他的妻子在其他的工作之后有充分自由使她能适当地尽她做母亲和料理家务的职责。在任何地方不熟练的工人如果缺少其中任何一样东西，他的效率之将受到损害，正像一四马饲养不良或一架蒸汽机没有充足的煤的供给一样。达到这种限度的一切消费都是严格地生产的消费：这种消费的任何节省，都是不经济的，而是会造成损失的。 此外，烟酒的若干消费，和喜欢穿着时髦的衣服，也许在许多地方成为习惯了，因此它们可以说是习惯上必需的，因为，为了得到这些东西，普通的男子和女子将要牺牲一些维持效率所必需的东西。所以，他们的工资就要少于实际上维持效率所必需的了，除非他们的工资不但可以满足严格必需的消费，而且还包括一定数量的习惯上的必需品在内。 生产工人的习惯上的必需品的消费，通常列入生产的消费一类：但严格说来，它不应列入这类消费；在文章中紧要的地方，应当加上特别的解释语句来说明习惯上必需品是否包括在内。 然而，我们还应注意，许多被正确地称为多余的奢侈品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视为必需品；在那种程度上，当这种奢侈品是被生产者所消费的时候，它们的消费也是生产的。 [book_title]第四章　收入。资本 第一节　货币收入与营业资本。 在原始社会中，每个家庭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它自己的食物和衣服以至家具大部分都是自己供给的。家庭收入或进益只有极小部分是货币的形态；如果有人想到他们的收入，他计算他们从烹饪用具所得的利益，恰如他们从耕犁所得的利益一样：因此在他们的资本与包括烹饪用具和耕犁在内的他们其余积累起来的资产之间，他就看不出有什么区别。 但是，随着货币经济的发展，就发生了将收入的概念限于那些货币形态的收入的强烈倾向：其中包括“实物工资”（如免费使用房屋、煤、煤气和水），它作为雇工的报酬的一部分，以代替货币工资。 符合于收入的这种意义，市场的用语通常是把一个人的资本看作是他的财富中用于获得货币形态的收入的那一部分；或较为一般地说，就是以营业的方法获得收入的那一部分。有时，称这一部分为他的营业资本，也许是便利的；这种资本可以说是由一个人用于他的营业的那些外在的货物构成的，他或是持有这些货物以便出售而换得货币，或是将它们用来生产可以出售以换取货币的东西。属于这种资本的显著要素是工厂和制造商的营业设备；就是他的机器、原料，和他可有的供他的雇工使用的食物、衣服和房屋，以及他的营业的信誉。 对他所有的东西还要加上那些属于他的权利和他由此获得收入的东西：包括他以抵押或其他方法所放的贷款，以及在近代“金融市场”的复杂形态下他可有的对资本的一切支配权。另一方面，他所欠的债务必须从他的资本中减除。 上述从个人或营业的观点来看的资本的这个定义，在日常用法中是牢固地建立起来了；每当我们讨论关于一般营业的问题，特别是关于在公开市场中出售的某一类的商品的供给问题时，本书始终都将采用这个定义。在本章的前一半，我们将从私人营业的观点来讨论收入和资本，然后将从社会的观点来考虑这个问题。 第二节　从日常营业观点来看的纯收入、利息和利润的定义。纯利益，经营收入，准地租。 一个人如果从事营业，他必定要付出一些费用来购买原料，雇用工人，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真正的收入或纯收入，是从他的总收入中减去了“产生总收入的费用”而得的。 一个人为了直接或间接获得货币报酬而做的任何事情，增大了他的名义收入；而他为自己所做的事情，通常是不算作增大他的名义收入。但是，如果它们是一些琐碎的事情，通常最好不加过问，不过，当它们是这样一种工作，就是人们要做这些事情通常是要付出代价的，那末，为了一致起见，应当考虑它们。这样，一个为自己做衣服的女子，或是一个在自己的园中掘地或修理自己的房屋的男子，都是获得收入的，正像雇用裁缝、园丁或木工来做这种工作能获得收入一样。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介绍一个我们以后将常用的名词。 使用这个名词的需要是由以下的事实产生的：每种职业除了其中不能免的工作疲劳之外还有其他的不利，而每种职业除了货币工资的收入之外还有其他的利益。一种职业对劳动所提供的真正报酬，必须从它的一切利益的货币价值中减去了它的一切不利的货币价值，才能计算出来；我们对这种真正的报酬可称为这种职业的纯利益。 借款人为了使用贷款——比方说是一年——所付的报酬，表明了这种报酬与贷款的比率，称为利息。这个名词也较为广义地使用以代表从资本中得到的全部收入的货币等价。它通常表明对于贷款的“资本”额的某一百分比。每当这样的情况，我们不能将资本看作现有的一般东西，而必须将它看作是代表一般东西的现有的一种特殊东西，就是货币。 这样，一百镑可以4％的利率贷出，就是每年有四镑的利息。 又如，一个人如果用于营业的各种货物的资本额，估计共值十万镑；假定构成这资本额的货物的总货币价值没有变动，则我们可以说，一年四百镑就是代表这资本4％利率的利息。然而，除非他期望从这资本所得的全部纯利益会超过按现行利率计算的资本的利息，否则，他恐怕不愿意继续这种营业。这些利益就称为利润。 对于具有一定货币价值的货物的支配权，而能用于任何目的者，常称为“自由”或“流动”资本。 当一个人从事营业的时候，一年中他的利润，就是同年中他从营业中所得的收入超过他为营业的支出之数。他现有的设备、材料等的价值在年终和年初的差额，依照价值的增减而成为他的收入或支出的一部分。从利润中减去按现行利率计算的他的资本利息（如有必要，还要减去保险费）之后，所剩下的通常就称为他的企业收入或经营收入。一年中他的利润与他的资本的比率，就称为他的利润率。但是，这样说法，像关于利息的那样说法一样，也是假定构成他的资本的种种东西的货币价值已经估定了：而这种估计往往含有很大的困难在内。 当任何特殊的东西，如一所房屋，一架钢琴，或一架缝纫机租出去的时候，为它所付的报酬常称为租金（Rent）。当经济学家们是从个别商人的观点来考虑收入的时候，他们也可依照这种习惯而没有什么不便利。但是，正如现在所要论到的，每当营业事务的讨论从个人观点移转到社会全体观点的时候，将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