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罗素自传 [book_author]罗素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620988 [book_dec]三卷，第一卷从1872年起至1914年止，记叙了罗素的早年岁月、家庭背景、所受的教育、青少年时代、最初的婚姻和写作《数学原理》一书的背景等。第二卷从1914年起至1944年止，记叙了罗素这段时间的生活，其中介绍了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和平主义立场、第二次婚姻、对苏联的态度、在中国的经历和与中国各界的交往，以及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滞留美国讲学时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第三卷记叙了罗素在1944至1967年间的生活，其中介绍了他反对核武器试验、防止核战争、解决世界争端、参加和平抵抗活动等一系列事件，体现了他的和平主义主张。 [book_img]Z_10543.jpg [book_chapter]第一卷 [book_title]致伊迪丝 经历漫长的岁月， 我寻求安宁， 我找到狂喜，我找到烦恼， 我找到疯狂， 我找到孤独， 我找到孤寂的痛苦， 它啮噬着我的心， 但是安宁我从未得到。 到了垂暮之年，行将就木， 我认识了你， 认识了你， 我找到了狂喜和安宁， 我得到了平静的休憩， 多年孤独的岁月之后， 我懂得了什么是爱、什么是生命。 现在，如果我长眠不醒， 我会心满意足地离去。 [book_title]序言 我为什么而活着 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心，这三种纯洁但无比强烈的激情支配着我的一生。这三种激情，就像飓风一样，在深深的苦海上，肆意地把我吹来吹去，吹到濒临绝望的边缘。 我寻求爱情，首先因为爱情给我带来狂喜，它如此强烈以致我经常愿意为了几小时的欢愉而牺牲生命中的其他一切。我寻求爱情，其次是因为爱情解除孤寂——那是一颗震颤的心，在世界的边缘，俯瞰那冰冷死寂、深不可测的深渊。我寻求爱情，最后是因为在爱情的结合中，我看到圣徒和诗人们所想象的天堂景象的神秘缩影。这就是我所寻求的，虽然它对人生似乎过于美好，然而最终我还是得到了它。 我以同样的热情寻求知识，我希望了解人的心灵。我希望知道星星为什么闪闪发光，我试图理解毕达哥拉斯的思想威力，即数字支配着万物流转。这方面我获得一些成就，然而并不多。 爱情和知识，尽其可能地把我引上天堂，但是同情心总把我带回尘世。痛苦的呼号的回声在我心中回荡，饥饿的儿童，被压迫者折磨的受害者，被儿女视为可厌负担的无助的老人以及充满孤寂、贫穷和痛苦的整个世界，都是对人类应有生活的嘲讽。我渴望减轻这些不幸，但是我无能为力，而且我自己也深受其害。 这就是我的一生，我觉得它值得活。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还乐意再活一次。 [book_title]第一章 童年 我头一个栩栩如生的记忆是1876年2月到达彭布罗克邸园的情景。严格地说，我已记不清到达那里的真实情形，虽然我记得在我的旅程中到过伦敦终点站，可能是帕丁顿车站，那个玻璃大屋顶，我觉得它不可想象地美。在彭布罗克邸园的头一天我所能记得的事就是在仆人的下房里喝茶。那是一间空空荡荡的大房间，有一张又长又厚重的大桌子，旁边有几把椅子和一个高凳，所有的仆人都在这个房间里用茶，只有看门人、厨子、夫人的侍女和膳食总管除外。这些人在看门人的房间里，组成一个“贵族”阶层。他们把我放在一个高凳上喝茶，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不知什么原因那些仆人对我那么感兴趣。当时，我还不知道我已经是大法官、女王的几位显赫的法律顾问和其他著名人物认真考虑、严肃商讨的对象。直到我长大了，我才知道安排我来彭布罗克邸园之前的事情。 我的父亲安伯利子爵在很长一段身体日益衰弱之后，于不久前去世，母亲和姐姐在一年半以前感染白喉已相继去世。后来我从母亲的日记和书信中，知道她是一个精力充沛、生气勃勃、聪敏、庄重、有独创才能和无所畏惧的人。从母亲的照片看，她一定非常漂亮。我的父亲冷静深思、好学不倦、清高脱俗、心情抑郁和一本正经。双亲都是热情的改革理论家，而且随时准备把他们所信仰的理论付诸实践。父亲是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学生和朋友，受穆勒影响，双亲都信奉节制生育及妇女拥有选举权。由于鼓吹节制生育，父亲失掉了他在议会中的席位，母亲有时也由于意见过激而陷入难堪的境地。在玛丽王后的父母注1举行的一次花园聚会中，剑桥公爵夫人高声叫嚷：“我晓得你是谁，你是罗素家的儿媳妇。但是如今，我听到你就像肮脏的激进派和龌龊的美国人一样。整个伦敦都传遍了，每一个俱乐部都在谈论这件事。我真得要看看你的衬裙是不是龌龊不堪。” 下面这封寄自佛罗伦萨的英国领事的来信本身就很说明问题： 亲爱的安伯利夫人： 我并非马志尼的崇拜者，而且我对他的人品和原则深恶痛绝，尤其是我所担任的公职也不允许我成为他的通信渠道。然而我希望能满足你的这个要求，找到我能接受、而他能收到你的信的唯一途径，即：邮寄给德尔·雷·加埃塔市长，由他转交。 我仍然是 您的非常忠实的 A．佩吉特 1870年9月22日 马志尼将他的表壳送给我母亲，它现在由我保存。 我的母亲经常在支持妇女选举权运动的会议上演讲，在她的日记中，有一段提到她在波特妇女会上的演讲。这个团体包括西德尼·韦布夫人、考特尼夫人这些交际花。后来我熟识了韦布夫人，觉得她比起我母亲来，似乎较为轻佻，因此对我母亲的庄重怀有更深的尊重。然而，从我母亲的信来看，例如，她给实证主义者亨利·克朗普顿的信，我发现她有时也是活泼而风骚，因此她面向世界的面孔可能不像日记中所表现的那么令人惊恐。 父亲是一个自由思想者，写过一本大书，去世后才出版，书名是《宗教信仰的分析》。他有一间大图书室，藏有教父著述、佛教著作、儒家论述等等。他在乡下度过很长一段时间，准备他的著作。然而他和母亲在他们结婚初期，每年都要在伦敦过几个月。在伦敦，他们在当地主教园区有一幢房子，我母亲和她的姐姐乔治·霍华德夫人（后来称卡莱尔夫人）主持着对立的沙龙。在霍华德夫人的沙龙里可以看到的所有拉斐尔前派的画家，而在我母亲的沙龙里可看到穆勒以后的所有英国哲学家。 1876年我的父母访问美国，在那里结交了波士顿的所有激进派人士。他们不能预见到他们所赞扬的有着民主热情和他们所崇拜的激进反对奴隶制的男男女女，正好是后来杀害萨科和万塞蒂注2的人的祖父祖母。我的父母在1864年结婚，当时他们都只有22岁。我的哥哥，像他在自传中所吹嘘的那样，在父母婚后九个月零四天出生。我出生前不久，他们移居到一所叫作雷文斯克罗夫特的（现称为克莱顿宅第）十分荒僻的宅子，坐落在瓦伊河的陡峭堤岸上的树林中。我生下三天以后，母亲在这所宅子里写信给她的母亲，这样描述我：“婴儿重8¾磅，长21英寸，很胖，很丑。谁都说他像弗兰克，蓝眼睛分得很开，下巴很小，他和弗兰克在襁褓中时一样。现在我奶水很多，但是如果他不能马上吃到奶或打嗝什么的，他就大发脾气，乱嚷乱叫乱踢，颤抖个不停，直到他获得哄慰为止……。他头抬得高高的，向四周观望。” 双亲给我哥哥请了一个有相当科学素养的家庭教师D．A．斯帕丁——我至少可以从威廉·詹姆斯在《心理学》中引用他的工作来判断他的才能注3。他是一位达尔文进化论的拥护者，从事小鸡的本能的研究。为了研究方便，他把住室的每一间房子，包括客厅在内都搞得一塌糊涂。他本人也处于结核病晚期，在我父亲去世后不久也死去了。显然根据纯理论的理由，我的父母判定，考虑到他患肺结核，他不应该生孩子，但是要他独身是不公平的。因此，我的母亲允许他和她住在一起，虽然我知道这样做对她来说并不能得到什么乐趣。这种情况没有维持多久。因为这事在我出生后开始，而我两岁时母亲就去世了。母亲去世以后，父亲还留用那位家庭教师。父亲去世后，发现他让那位家庭教师和科布登·桑德森做他两个儿子的监护人，而这两人都是无神论者。父亲的目的是希望我们免受宗教教养下的祸害。可是，祖父母从斯帕丁的信中发现与我母亲有关的事，这个发现引起他们一种极端的、维多利亚式的恐怖。他们决定在必要时采取法律行动，以便从耍阴谋的异教徒手中拯救无辜的孩子。这些耍阴谋的异教徒找到霍勒斯·达卫（后来称达卫勋爵）商量，他认为他们肯定赢不了官司，这显然是根据谢利判例。这样我哥哥和我就被大法官法庭监护，而且科布登·桑德斯在我上面提到的那天，把我们交给我的祖父母。无疑这段故事促使那些仆人对我感兴趣。 我对我母亲简直可以说毫无记忆。虽然我还记得有一回我从一辆小马拉的车子中摔出去时，她肯定是在场的。我对这件事的记忆肯定错不了，因为我萦怀于心，多年以后最终证实有这回事。关于我的父亲，我只记得两件事。我记得他给我一张印着红色画面的图画。这个颜色让我很喜欢。我还记得有一次看见他洗澡。我的父母葬在雷文斯克罗夫特花园中，后来又迁移到切尼斯的家庭墓地中。父亲在他去世前几天给他的母亲写了下面这封信： 我亲爱的妈妈： 您将高兴地听到，我打算尽快就去看拉德克利夫，但要是您知道事情的原因会感到难过。因为我感染上支气管炎，看来要卧床一段时间了。您的铅笔信今天收到，看到您累垮了，我很难过。尽管我浑身无力，但我还是给您写信，因为我睡不着。不用说，这次患病并不危险，我预料也不会有什么事。但是我有过太痛苦的经验，知道疾病发展可能非常迅速，以致我不敢相信有什么绝对安全，或者在没有安宁的地方求得安宁。我的两肺都在发炎，也许还会恶化。我恳求您别打电报或采取任何急躁的行动。在奥德兰德，我们有一位年轻的好医生，由于他刚刚在此地开业，会为我尽心治疗的。我再说一遍，我希望康复，但倘若病情恶化，我想说，我倒盼望镇定而平静地死去，就像“一个裹在被褥里，躺下去进入愉快梦乡的人”。 就我来说，我并无忧虑，甚至并不畏缩，但是为我要离开的一些人，尤其是您，我感到非常悲痛。在痛苦和衰弱中写这封信，我只能向您做出这种最不适当的表示，我深感您对我恒久不变的慈爱，这种爱甚至在我或许显得不配领受时也从未改变。我实在无法表达我内心深处的感觉于万一，十分懊悔的是，有时我不得不显得无情，但我希望表达的只有热爱之情。我所做的只是我本想做的其中的一点点，但我希望，这一点点事不是坏事。我已完成了我生命中的一桩大事，我会怀着这样的感觉而死去，至于我两个可爱的儿子，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您多照顾一些，他们也许会把您当一个母亲般地看待。您知道，我要埋葬在此地，我所喜欢的树林中那个已为我准备好的美丽所在。我不敢期望您会来参加我的葬礼，但是我希望如此。 也许我太自私，让这封信带给您悲痛，我只怕过一天，我会虚弱得无法提笔的。如果可能的话，我会天天写信给您。对亲爱的爸爸，终我一生，都感受到他的仁慈、宽厚，这也是我要深自铭感的。我真挚地希望在他长寿而高尚的生命终止之时，他会免除丧子的伤痛。对于阿加莎、罗洛和可怜的威利，如果可能的话，我只能向他们致以我无上的爱意。 您的爱子 安伯莱 星期三夜于雷文斯克罗夫特 我祖父和祖母居住的彭布罗克邸园，是在里士满公园中的两层不整齐的房屋，它是君主的赠礼，名称来源于彭布罗克夫人，乔治三世在他精神错乱时曾钟情于她。女王在我祖父母40多岁时赐给他们，从那时起他们就一直住在那里。金莱克所著的《克里米亚的入侵》所描述的那次著名的内阁会议，就是在彭布罗克邸园举行的。这次会议决定进行克里米亚战争时，有几位内阁大臣在睡觉。金莱克后来住在里士满，我对他印象很深。有一次我问斯潘塞·沃尔波尔爵士为什么金莱克对拿破仑三世那样深恶痛绝?斯潘塞·沃尔波尔爵士回答说，他们为了一个女人而争吵。我自然要问他：“你能把这段事讲给我听吗?”他回答说：“不行，先生，我不能告诉你这个故事。”其后不久他就去世了。 彭布罗克邸园拥有11英亩的花园，大部分任其荒芜。在我18岁之前，这个花园在我生活中起着很大作用。花园西面是从埃普松下坡（我认为是上上下下的），一直延伸到温莎城堡的非常宽阔的视野，这中间还有欣德黑德和利思两个小山丘。我逐渐熟悉那广阔无垠的地平线和那一览无遗的日落景象。此后若是没有这两种景象，我绝不能过得快乐。那儿有许多优良树种，栎树、山毛榉、欧洲七叶树和西班牙栗树、欧椴树和一棵非常好看的雪松树，还有印度亲王送的柳杉和产于喜马拉雅山的雪松。那里还有避暑别墅、芳香的蔷薇短院墙、月桂树丛以及各种各样能够成功地藏身，一点不会被大人发现的秘密地方，同时还有几个用格状篱笆墙围起的小花圃。在我住进了彭布罗克邸园后的这些年里，这所花园也越来越被人遗忘了。巨大的树木倒了下来，灌木长满了小径，草地上的草长得又高又密，那些格状的围篱几乎长成了树。这座花园似乎在回忆它过去的光辉时日，外国使节在草坪上漫步，亲王们羡慕它修剪齐整的花圃。它活在过去的岁月中，我也随着它一起活在过去的岁月中。我编织着双亲及我姐姐的幻梦，我想象着祖父活跃的日子。我所听到的大人们的谈话多数都是好久以前的往事：祖父去厄尔巴岛拜谒拿破仑，祖母的叔祖们在美国独立战争中保卫直布罗陀，祖母的祖父又因为说了这个世界在公元前4004年以前已经被创造出来（因为埃特纳火山的斜坡上有这样多的熔岩）而被当局排挤。有时，谈话转到较近期的事，于是我就会听到卡莱尔如何曾经把赫伯特·斯宾塞称为“纯粹的真空”，或是达尔文如何因格拉德斯通的来访而感到莫大的荣幸。我经常在想，已经谢世的双亲在世时是怎样一种人。孤寂的时光，我总在花园中徘徊，不是捡集鸟蛋便是沉思那飞驰的时间。如果我可以根据自己的记忆来作判断的话，我觉得只有在全神贯注于童稚往事那种瞬即消失的时刻，对后来性格形成很重要的孩提印象，才会浮现在意识上，从未对成人道及。我以为少年时这种不受外界打扰的、随意浏览的时期很是重要，因为这使他们有时间去形成这些表面上转瞬即逝，然而却是真正活生生的印象。 祖父在我的记忆中是个年逾八旬的老人，不是坐在轮椅中被人推着在花园里绕行，便是坐在他的房里阅读英国议会议事录。他去世时我刚刚6岁。还记得他去世的那一天，我看到我的哥哥（他已上学）虽然还在学期当中，却坐着马车回来了。我向他高喊：“好哇!”而我的保姆制止我说：“嘘!今天不准喊‘好哇!’”由这件事推断，我的祖父对我并不重要。 相反，我的祖母比我的祖父小23岁，是我童年时代最重要的人。她是一个苏格兰长老会的教徒，在政治上和宗教上是自由派（她70岁时成为基督教的一位论派教徒），但有关道德方面的种种事情却要求极其严格。她嫁给祖父时还很年轻，很害羞，那时祖父已是膝下有两个孩子和四个过继儿女的鳏夫，结婚没有几年，祖父就当上了首相注4。这对祖母来说无疑是很严格的考验。她曾说，她少女时，有一次去参加诗人罗杰斯著名的早餐会，祖父察觉了她的羞怯，对她说：“吃点儿口条吧!亲爱的，你需要它!”从她的交谈中看出，显然她从来不知道恋爱中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她曾告诉我，在她的蜜月中，她的母亲跑来陪伴她，令她感到多么慰藉。另外一次，她痛惜诗歌太多与爱情那种微不足道的琐事联系在一起。但对我的祖父，她却是个贤惠的妻子，就我所能见到的来讲，她对于恪守作为妻子本分的严格标准，从未有所疏忽过。 作为一个母亲、一位祖母，她的思虑可以说无微不至，但却并非总是明智的。我想她不了解动物的精神及充沛的活力上的需要。她要求凡事都要用维多利亚时代的情趣去衡量。我还记得我想要使她明白，一方面要求居者有其屋，另一方面又不要盖新房免得惹眼。在她来讲，每种情趣都有其各自的道理，不能因为一讲冷酷的逻辑就得对另一种情趣让步。按照她所处的时代的标准，她是很有教养的，她能准确无误地用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讲话而不带任何一点儿特殊口音。她熟知莎士比亚、弥尔顿和18世纪的诗人，她能够背诵黄道十二宫和九位缪斯女神的名字，她还有根据辉格党传统的英国历史的一些知识。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古典作品她也了然于心。1830年以来的政治，她也有着切身的体会，但是在她的教育中，所有包含着推理论证的事物被完全忽略了，从她的精神生活中消失了。她从不懂得河上的船闸是怎样工作的，尽管我已听到过许多人设法给她讲清楚。她的道德标准属于维多利亚清教徒式的，没有什么能够说服她，一个人在某些情况下赌咒发誓，却具有好品质。然而，这也有例外。她认识的贝里家的小姐们都是霍勒斯·沃尔波尔的朋友，有一次她不加指责地跟我说：“他们是老派的人，偶尔也赌咒发誓。”她和许多像她这种类型的人一样把拜伦当成一种反常的例外，当成年轻人单相思的不幸的牺牲品。她丝毫不能容忍雪莱，认为他的生活是邪恶的，他的诗令人作呕。至于济慈，我认为她从来就没有听说过。而她广泛浏览过从欧洲大陆的古典著作直到歌德和席勒的作品，但对她同时代的欧洲大陆的作家却一无所知。屠格涅夫有一次送她一本他写的小说，但是她从未读过，只不过把屠格涅夫看成她的朋友们的亲戚而已。她知道他在写作，可是几乎人人都在写书，没什么了不起。 对于现代意义上的心理学，她自然也毫无所知。她知道某种动机是存在的：爱国家、公益精神、爱自己的子女都是应赞美的动机；而爱金钱、爱权力、虚荣心都是坏的动机。好人的行为经常出于良好的动机，然而坏的，纵然是坏到极点的人，也有一些时候不全坏。婚姻是一种令人困惑的制度，显然，夫妻彼此相爱是一种责任，但它却是一种不太容易履行的责任。因为如果性爱将他们吸引在一起，必然就有美中不足的事存在其间。自然她对这桩事情不是用这些字眼说出来的。她所会说的是，事实上是“你知道，我从不认为夫妻之间的爱，会像父母对子女的爱那样美好，因为夫妻之爱里面有时会有一点儿自私的成分”。这可能是她对性这类话题最接近的想法。有一次她可能谈起更接近这个禁忌的话题：谈到帕默斯顿勋爵不是一个好男人这一事实时，她说他在男人中有点儿古怪注5。她不喜欢酒，厌恶烟草，而且几乎就要变成一个素食主义者。她的生活是一种苦行，只吃最清淡的食物，八点吃早饭，而且在80岁之前从来没有还没用茶就坐在安乐椅上。她全然脱离尘俗，鄙视追求世俗荣誉的任何人。我深以为憾地说，她对维多利亚女王的态度不太尊重。她常常很开心地讲到，有一次她在温莎，感到身上很不舒服，女王亲切愉快地说：“罗素夫人可以坐下来，某某夫人站在她前面。” 我年满14岁以后，祖母在智力方面的局限性让我感到难受，而她的清教徒式的道德观开始让我感到太过分了。但是当我还是小孩子时，她对我的影响很大。她对我的幸福的热切地关心，使我爱她并有孩子所需要的那种安全感。我记得当我四五岁时在床上醒来时想，要是祖母死了那该多可怕啊!而当我结婚以后，她真的去世了，我却全然无动于衷。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回想起来，越来越意识到，她在塑造我的人生观上所起的重要作用。她的无所畏惧，她的公益精神，她对习俗的蔑视以及她不盲从大多数人的意见似乎一直对我有所助益，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认为值得我去效仿。她送给我一本《圣经》，在扉页上题写了她最喜欢的经文，其中有一句是：“你不可追随众人去行恶事。”正是她对这条经文的强调，引导我在以后的生活中从不害怕自己属于少数。 当我还是孩子时，祖母的四个兄弟和两个姐妹还健在，他们都不时地到彭布罗克邸园来。她的长兄是明托勋爵，我叫他威廉斯舅公。第二个兄弟是亨利·艾略特爵士，他有着受人尊敬的外交生涯，但对他我已没有什么印象了。老三是我的查理舅公，我记得他主要是因为在一个信封上写满了他的长长的头衔。他是海军将军，尊敬的查尔斯·艾略特爵士，高级巴思勋爵。他驻在德文港。别人告诉我说他是海军少将，而在海军将领中还有更高级的海军元帅。这话多少使我有些难过，我觉得他应该想办法晋升上去。她最小的兄弟是乔治·艾略特，他是一个单身汉，我叫他多德舅公。家人要我注意他的主要一点是他和祖母的祖父布莱登先生长得十分相像。这位布莱登先生由于考虑埃特纳火山的熔岩而导致令人遗憾的异端思想。除此之外，多德舅公就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对于威廉舅公，我有一个极为痛苦的记忆：一个6月的傍晚，这每时每刻我都享受到愉悦的晴朗的一天行将结束时，他来到彭布罗克邸园。当我该说晚安时，他郑重地告诉我人类享受愉悦的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衰退，还说我再也不能享受像现在行将结束的这一天的那么多的夏日愉悦了。当时我泪如泉涌，而且上床之后，还一直哭了很久。后来的经验表明，他的说法十分残酷，同样也不真实。 和我接触的成年人特别缺乏理解儿童情绪的能力。我4岁时，曾在里士满拍照，摄影师很难使我安静地坐下来，最后终于许愿，假如我坐着不动，那么他就给我一块松蛋糕，在那之前我只吃过一块松蛋糕。这许愿使我欢喜若狂，因此我就像小老鼠一样安静地坐在那里。照片拍得非常成功，但是我并没有得到那块松蛋糕。 另外一次我听到一个大人对另一个人说：“那个小莱昂什么时候来?”我竖起耳朵听并问：“是有一个小狮子注6要来吗?”他们说：“是，他星期天来，他非常驯良，你会在客厅里见到他。”星期天之前，我天天数，日日盼，到了星期天早晨，我又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数着。最后家人告诉我那头小狮子已经在客厅里，我可以去看他了。我去了，结果发现他是一个叫莱昂的普通年轻人。一下子我从着迷状态清醒过来，彻底失望了。至今我仍然痛苦地记得那种深深的绝望之情。 回来再讲我祖母一家。我不大记得她的妹妹伊丽莎白·罗米利夫人，只记得从她那儿我第一次听说拉迪亚德·吉卜林，她很欣赏他写的《山中平话》。我祖母的另一个妹妹夏洛特·波特尔夫人，我称她为洛蒂姨奶奶，更多姿多彩。据说她还是孩子时，有一次从床上滚下来没醒却低声念“我的头低下来，我的自尊心受到打击”。还听说，她听大人们谈论梦游，当晚就起来仿照她认为是梦游的方式走路。大人们看到她完全清醒，就决定不提这件事。第二天早上，他们沉默无语使她大失所望。最后她说：“难道昨天晚上谁也没有看见我梦游吗?”在她后来的生活里，她往往讲话七颠八倒。有一次她要给三个人叫马车。她思忖二轮马车坐不下，四轮马车又太大，因此她叫仆人去叫一辆三轮马车。另一次，有一个叫乔治的仆人在她出发去欧洲大陆时，到车站给她送行，她想她可能要写信告诉他有关家事，但她突然想起她不知道他姓什么。火车刚刚开动，她从窗子里探出头来喊道：“乔治，乔治，你叫什么名字?”乔治回答说：“乔治，夫人。”那时她已经听不到了。 除了我的祖母之外，我家还有我的叔叔罗洛和姑姑阿加莎，他们俩都终生未婚。罗洛叔叔对我幼年成长起了些重要作用，因为他总对我谈科学上的事情。他的科学知识相当丰富，毕生因为病态的害羞而深受其害，以致凡是涉及同别人打交道的事他都一无所成。但同我在一起，由于我还是个孩子，他就不害羞了，常常显示出一种成年人不认为他会有的令人发笑的幽默气质。记得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教堂的窗户要用有色玻璃，他一本正经地告诉我，早先并不是那样的，但有一次，正当牧师走上讲坛，他看见有个人走过，那人头上顶着一桶石灰水，忽然桶底掉下来了，石灰水浇了那个人一身，这使得那个可怜的牧师忍俊不禁，大笑起来，使得讲道无法进行。于是从此之后，教堂的窗子就装上了有色玻璃。以前他曾在外交部做事，但是他的眼睛出了毛病。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已不能读也不能写，后来他的视力有所改善，但是他再也不打算干什么常规工作了。他是一位气象学家，对于1883年喀拉喀托火山爆发的影响做了极有价值的研究。那次火山爆发造成英格兰奇异的落日景象，月亮甚至变成了蓝色。他时常对我讲起喀拉喀托火山爆发造成奇异的落日现象的证据，我也很用心地听他讲述。他的谈话大大地鼓舞起我对科学的兴趣。 彭布罗克邸园的成年人中最年轻的是阿加莎姑姑，她实际上只比我大19岁，因此我到彭布罗克邸园时，她才22岁。我到那里的第一年，她想方设法教育我，但是并不怎么成功。她有三个颜色鲜艳的球，一个红的，一个黄的和一个蓝的，她总是拿起这个红球问我：“这个球是什么颜色?”我说：“黄的。”她就把球举到她的金丝雀旁边说：“你说它和金丝雀是一种颜色吗?”我说：“不是，”但是我不知道金丝雀是黄色的，所以对我也没多大帮助。我想，我必定及时地学会颜色，但是我只能记得而不能记牢它们。后来她教我阅读，但是这超过我的能力所能胜任。她教我的只有一个字我是成功地记住了，这个字就是“or”（或）。其他字虽然一样短，我总也记不住。她一定是失去信心了。在我5岁前不久，我被送到幼儿园，那里最终成功地教会我难学的阅读技能。我六七岁时，她又拉着我的手教我英国宪政史，这的确使我非常感兴趣。她教我的好多事我至今还记忆犹新。 现在我还保存着一个小本，其中记下了她口述的问题和答案，我举几条就可以说明观点。 问：亨利二世和托马斯·贝克特争论些什么? 答：亨利希望制止由于主教有他们自己的法庭而产生的弊端，因为这使教会的法律与国家的普通法律分离。贝克特拒绝削弱主教法庭的权力。但是最终被说服同意克莱仑登大法（克莱仑登大法条文是当时宣布的）。 问：亨利二世是否试图改进国家的政府? 答：是的，在他繁忙的当政期，他从来没有忘记他的改革法律的工作。巡回审判变得重要起来。它不仅像以前一样解决全郡的金钱事务，而且还要听取申诉和审判案件。正是由于亨利二世的改革，我们才有陪审团审判制度最初的明确开端。 她没有提到贝克特被杀注7，她提到了查理一世被处决，但是没有加以谴责。 她一直没有结婚，一度曾和一位副牧师订婚，但在订婚期间她产生精神失常的幻觉，从而使得婚约破裂。她成了一个守财奴，住在一所大宅子里，但是只用很少几间屋子，为的是节省煤，她还每星期只洗一次澡，也是为了省煤。她穿厚羊毛长袜，经常滑下来，在足踝上绉成一团。大多数时光，她都感情用事地品评人物，不是说某些人好到极点，就是说另外一些人坏到极点，两者都是出于她的想象。在我和哥哥各自同妻子住在一起时，她对我们的妻子深恶痛绝，可是后来又喜欢她们了。我初次带着我的第二任妻子去见她时，她把我前妻的照片放在壁炉台上，对我的第二任妻子说：“我一见到你就情不自禁地想到可爱的艾丽丝，要是伯蒂遗弃你会怎么样，这是上帝所不准许的。”我的哥哥有一次对她说：“姑姑，你永远是一位过时的妻子。”这话不但没有激怒她，反而引得她一阵大笑，而且向所有的人重复这句话。那些认为她感情用事或者头脑迟钝的人很容易对她那突如其来的狡黠和机智感到惊讶。她是我祖母的美德的牺牲品，假使祖母不教导她性是邪恶的话，她本来可以过得幸福、成功和有所作为的。 我哥哥比我大七岁，因此不大能和我作玩伴。除了假日之外，他总是待在学校里。作为弟弟，我自然而然地佩服他。每逢假期开始他刚回来时，我总是非常高兴。可过不了几天，我就开始盼着他的假期快点结束。他逗弄我，欺侮我，可不太厉害。我记得我6岁时，有一次他高声喊我：“娃娃!”我觉得那不是我的名字，就摆出庄重的样子不去理他。后来他告诉我，他有一串葡萄，要是我应声去了，他就会给我，因为不管什么情况，家里都不让我吃任何水果，这次没能吃着，还是损失惨重。还有一个小铃铛，我认为是我的，可是他每次回家，总说那是他的并把它抢走，虽然他本人已经长大，玩铃铛已经得不到什么乐趣了。他长大成人以后，还占有着那个铃铛，只要我看到那个铃铛没有一次不生气的。从我父母的相互通信中看出，他们对我哥哥相当头疼，但是无论如何，母亲是理解他的，因为他无论从性格到外貌都像斯坦利家的人，罗素家的人从来就一点也没有理解过他。从一开始就把他当成魔王注8的顽童，他发现人们那么看待自己，自然就按人们说的那样继续干下去。人们尽量让他同我分开。我一意识到这一点，就感到十分不满。他的个性极强，我只要同他接触一段时间以后，就开始感到憋得气都透不过来似的。在他整个一生中，我对他一直保持着既爱又怕的态度。他热烈地渴望别人爱他，但他那么霸道，总不能让人一直爱着他。等他失去了所有人的爱，他的心灵就受到创伤，变得残酷而肆无忌惮，但他所有最坏的举动都是他感情用事的结果。 在我彭布罗克邸园的早年生活中，仆人们在我生活中起的作用比家里人还要大。有一位老管家名叫考克斯太太。在我祖母幼年时，她就是我祖母的保姆。她正直、严格、精力充沛，对这个家庭忠心耿耿，待我一直不错。还有一个男管家叫麦卡尔平，他是一个地道的苏格兰人，总把我抱在膝上，给我念报上刊登的铁路事故的报道。每当我看到他，总是爬到他的膝上说：“给我讲个意外的事故。”那时，还有一位法国厨子名叫米肖。她非常让人害怕。但尽管她总是让人畏惧，我还是忍不住要到厨房看看在老式烤肉叉上转动着的烤肉，还从盐罐里偷盐块，我吃盐比吃糖还高兴。米肖总是用切肉刀追我，而我总是很轻易地逃脱。门外还有一位园丁叫麦克罗比。我对他已经印象很淡了，因为我5岁时他已离开我们家。还有一位看门人和他的妻子辛格顿夫妇，我非常喜欢他们，因为他们给我吃烤苹果喝啤酒，而这两样东西在家里都是严格禁止的。继麦克罗比之后当园丁的是威德勒，他告诉我说英国是被放逐的十支族，我想我并不怎么信他。我刚到彭布罗克邸园时，还有一位德国保姆赫采尔小姐，那时我说德文和说英文一样流利。我到彭布罗克邸园没几天，她就离开了，接替她的是位德国保姆叫威廉敏娜，或者简称敏娜。我记得很清楚，第一天晚上她给我洗澡时，因为我不知道她要干什么，我觉得为了慎重起见，就使自己全身绷直，无论她怎么努力，我都没让她洗成。最后她不得不到外面找人进来帮忙。无论如何，我很快就同她融洽相处了。她教我写德文字母。我记得我学会了写德文的大写和所有的小写字母后，对她说：“现在只剩下学数字了。”等我发现德文的数字和英文的数字一样时，我感到轻松，又感到惊奇。偶尔她用手掌打我，我还记得她打我时，我就大哭大闹，但我从未因为她打我就不把她看成朋友了。直到我6岁，她一直跟我在一起。和敏娜同时，我还有一位保姆叫阿达，她总在早上我还未起床时把火生起来，等着木柴烧着冒出火苗来再加进煤，我总是希望她不加煤，因为我喜欢看烧着的木头发出的明亮的火焰和听劈劈啪啪的响声。保姆和我同睡在一间房子里。据我自己的回忆所及，我从来没有看到她穿衣、脱衣，也许精神分析学家可以由此得出他们想得到的结论。 在食物方面，我整个少年时代都受到一种极端斯巴达式的待遇。事实上，比起现在有益健康的标准来还要艰苦。在里士满住着一位法国老太太名叫德切戈延夫人，她是塔列朗注9的侄女，她经常送给我大盒的最好吃的巧克力，这只准我在每星期天吃一块。但是不管在星期天还是平日，我必须把巧克力送给每位成年人吃。我非常喜欢把面包捏碎放在肉汤中，我在育儿室可以这样做，但在餐室就不行。我习惯在吃晚饭前睡一觉，一旦我起晚了，就在育儿室吃；如果我按时醒来，就得在餐室吃了。我总是假装睡过了头，以便在育儿室吃饭。最后他们怀疑我装假，有一天，我还在床上躺着，他们用手指戳我。我使自己浑身绷紧，想象如果人们睡觉时会是这样的。但是令我沮丧的是，我听到他们说：“他没有睡着，因为他正在绷着自己呢。”但是从来没有人发现我为什么要假装睡着。我记得有一次午餐时，所有的盘子都换了新的，而除我之外，每个人的盘子里都放着一个橘子。他们不让我吃橘子，因为他们有一条不能变更的信念就是水果对孩子不好。我知道我不能要橘子，因为那样做就失礼了。但是当把盘子放在我面前时，我就大胆地说：“盘子上什么也没有。”所有的人都大笑起来，但我还是没有吃到橘子。我吃不到水果，实际上也吃不到糖，他们也不让吃过多的碳水化合物。不管怎么样，我从来没有生过一天病，除了在11岁时得过一次轻微的麻疹。我自己的孩子降生之后，我对孩子十分感兴趣，可是我还不知道有哪个小孩像我小时候那么健康。我敢肯定，现代任何儿童膳食专家都会认为我会得各种各样的营养缺乏的疾病。也许我因为偷吃野苹果而幸免。而假如这事被人知道的话，那就会引起极度的恐惧和惊慌。我第一次撒谎的原因同样也是出于这种自我保存的本能。我的保姆把我丢下半小时不管，她严格嘱咐我她不在时不要吃黑莓。她回来时，我正在黑莓树丛附近，这引起她的怀疑。于是她说：“你又吃黑莓了?”我回答说：“我没有。”她说：“伸出你的舌头来!”我感到羞愧万分，无地自容，好像犯了弥天大罪。 事实上，我有不同寻常的罪恶感倾向。要问我最喜欢唱哪首歌，我会回答：《尘世的厌倦与罪恶的负担》那首。有一次，祖母在家庭祈祷中诵读浪子的比喻，我后来对她说：“我知道你为什么读那段——因为我打破了我的瓶子。”以后几年，她经常以取笑的方式谈到这事。她可没有认识到，正是她造成的这种病态，也正是这种病态，在她自己的孩子身上产生了悲剧性的结果。 我早年最生动的回忆许多都是让我感到丢脸的事。1877年夏天，祖父母从坎特伯雷大主教处租了布罗德斯泰尔斯附近的一所房子，称作石屋。我感觉坐火车去那里的旅程长得不得了。过了一会儿，我想我们肯定已经到了苏格兰，于是我问：“我们现在到哪个国家了?”他们全笑我，对我说：“你不知道不过海你就出不了英国吗?”我不敢解释，只感到满心羞愧。我们到了那里以后，有一天下午，我和祖母及阿加莎姑姑一起到海边去。我穿了一双新靴子，动身时，保姆嘱咐我的最后一件事是：“小心别把你的靴子弄湿了!”但是涨潮时我被逼到一块大石头上，阿加莎姑姑和祖母叫我涉水到岸上来。我不愿这样做，于是姑姑就涉水过来，把我抱过去。他们认为我不涉水是因为害怕水，为此教训我一番，说我怯懦。我一直没有把保姆的禁令告诉他们，而只是谦和地听着。 然而，我在石房度过的时光大体上还是非常愉快的。我记得北海角，我认为那是英格兰的四角之一，因为我那时想象英格兰是一个长方形。我记得里奇巴勒镇里的遗址，它令我很感兴趣。拉姆斯盖特的观景镜（Camera Obscura）更加激起我的兴趣。我记得那迎风波动的麦田。遗憾的是，30年后再回到这地方附近，已经再也看不到麦田了。我还记得，海边那些通常使人快乐的——海䗩、海葵、岩石、沙滩、渔船和灯塔等。要把海䗩从岩石上扒下来可真不易，它紧紧地吸附在岩石上，我对此留下深刻的印象。于是我问阿加莎姑姑：“姑姑，海䗩有思想吗?”她回答：“我不知道。”于是我加了一句：“那你应该学啊!”是什么因缘促成我第一次和友人怀特海的交往，我已记不真切了。人家告诉我地球是圆的，但是我不相信，家人随即请来了教区的牧师来说服我，而他正好就是怀特海的父亲。在牧师的指引下，我接受了正统观念，开始掘一个洞到地球对面去。不过这件事，我只是道听途说的。 在布罗德斯泰尔斯别人带我去见摩西·蒙泰菲奥雷爵士，他是一位很受人尊重的犹太老人，就住在附近（根据百科全书，他已在1824年退休）。这是我第一次在《圣经》之外知道有犹太人存在。家人带我去见他之前，耐心地向我解释他应该受人尊重以及犹太人过去没有法律平等的资格又是多么可憎，而正是他和我的祖父曾做了很多努力去消除这种不平等。这一次，祖母对我的教导给我留下清楚的印象，但在其他场合，我就感到困惑。她是激烈反对英帝国对外领土扩张政策的英格兰本土主义者，强烈地反对殖民战争。她告诉我祖鲁战争是非常邪恶的，它主要应归罪于南非总督巴特尔·弗里尔爵士，可是当巴特尔·弗里尔爵士来到住在温布尔顿时，她带我去看他，我观察到她并没有把他当成恶魔看待，我觉得这非常难以理解。 祖母常常大声念书给我听，她读的主要是玛丽亚·埃奇沃思写的故事，书中有一个故事叫作《备用钥匙》，她说这个故事不怎么好，因此不想念给我听了。可是我每次从书架上取下书来送给祖母时，每次读一句，这样就把整个故事都读完了。她不让我了解事物的企图很少能成功。稍后一些时候，就是查尔斯·迪尔克爵士离婚案大丑闻注10期间，祖母采取的预防措施是把每天的报纸都烧掉。但是我经常跑到公园的门口去给她取报，在报纸到她手之前，我已经把离婚案报道的每个字都读过了。这个案件更引起我的注意，因为有一次我曾同迪尔克一起去教堂，我一直想知道他听到宗教第七诫时心里作何感想。学会流畅地阅读以后，我经常读给她听，就这样，我获得了大量标准的英国文学知识。我和她一起读莎士比亚、弥尔顿、德莱登、柯珀的《任务》、汤姆森注11的《怠惰的城堡》、简·奥斯汀以及一大堆其他的书。 在阿玛贝尔·赫斯·杰克逊（娘家姓格兰特·达夫）写的《维多利亚时代的童年生活》一书中，对彭布罗克邸园的气氛有着极好的描述。她的父亲是芒斯图尔特·格兰特·达夫爵士。她的家住在特威克南的一所大房子里。她和我从4岁开始就是朋友，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她去世为止。正是从她那里，我第一次听说魏尔伦、陀思妥耶夫斯基、德国浪漫派作家以及其他许多文学界的著名人物。但是她的回忆录讲的是较早时期。她写道：“我唯一的男朋友是伯特兰·罗素，他和他的祖母老罗素夫人，约翰勋爵的遗孀一起住在里士满公园的彭布罗克邸园里。伯蒂和我是真正的盟友，我对他漂亮而有才能的哥哥弗兰克私下里深为爱慕。但我很遗憾地说，弗兰克和我哥哥对于小女孩有相同的看法，他经常用我的头发把我捆在树上。而伯蒂对我却总是和善的。他是一个表情庄重的小男孩，身穿一身蓝色法兰绒服装，由一位同样庄重的家庭女教师领着。我非常愿意到彭布罗克邸园去喝茶。甚至在小时候，我就认识到，那是一个多么不适合小孩成长的地方。老罗素夫人总是用一种压低的声音谈话，而阿加莎小姐总是披着白围巾，完全是一副受人欺侮的样子。罗洛·罗素从来不讲话，他和人握手时简直像要把人家的指骨全捏断一样，但是他十分友好。他们全家都像幽灵一样在房间里出出进进，没有谁看起来显得饥饿。对于这样两位年轻而特别有天才的男孩，这实在是一种奇特的培养。” 在我童年的大部分时候，每天最主要的时刻都是我独自在花园中度过的。我的生存的最鲜明的一部分是孤独。我很少向别人提到我的比较认真的思想，而当我提到时我会后悔的。我熟悉花园的每个角落，年复一年地在一个地方寻找白樱花，在另一个地方寻找红尾鸲的窝。刺玫在缠绕的常青藤中绽出花蕾，我知道在哪里能发现最早的风铃草，而哪株橡树长叶最快。我记得1878年，有一棵橡树早在4月14日就发了芽。从我的窗外还可以看到两株仑巴第白杨，每一株都有100英尺高。夕阳西下时，我总是望着房屋的影子缓缓在树上移动。早晨，我醒得很早，有时看到启明星从天际升起。有一次我把这颗星当成树林中的灯笼。大多数早晨我都看到日出，而在明媚的四月天，我有时会在早饭前溜到屋外去长时间地散步。我望着落日把大地和晚霞映红，我倾听着风声并为看到闪电而欢欣鼓舞。整个童年我的孤寂感越来越甚，而我没有碰到过我能与之交谈的人，也越来越使我失望。是大自然和书本以及（稍后的）数学使我免于完全的消沉。 可是我童年的最初时光还是快乐的，只是临近青春期时，孤独感才会难以忍受。我喜欢我的来自德国和瑞士的家庭女教师，我的智力还没有充分地发展到因家人在这方面的不足而感到痛苦的程度。可是我必定感到某种不愉快。因为我记得我真希望我的父母还活着。我6岁时，有一次我对祖母表达了这种感情，然而她却告诉我他们去世对我是非常幸运的事。她的话当时给我留下极不愉快的印象，我觉得她说这话是出于嫉妒。当然我还不知道，从维多利亚时代的观点来看，这话是有充分根据的。祖母的脸表情丰富，尽管见过大世面，她还是没学会掩饰自己的情绪。我注意到，只要一提到精神失常就能引起她一阵极度痛苦的发作，其中原因我猜测了很久，只是多年之后，我才晓得她有一个儿子在精神病院里。他曾在纪律严整的军团之中，几年以后就疯了。别人告诉我这个故事，但我不能保证故事准确无误。他发疯的原因是因为他很单纯，他的军官同事取笑他。他们在营中养一头熊做宠物，一天他们跟他开玩笑，把熊放到他那里，于是他逃走了，丧失了记忆。后来他被发现在乡下到处乱逛，在不知道他的身份的情况下，于是就被收到济贫院的医院里。在半夜里，他跳起来大喊：“熊!熊!”还把旁边床铺上的流浪汉勒死。他后来一直没能恢复记忆，但一直活到80多岁。 当我尽量回忆早期童年时代时，我记得我抵达彭布罗克邸园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温暖的阳光下，在融化了的雪上行走，而这肯定是到达邸园后一个月左右的事了。我还记得人们把一棵倒了的大山毛榉树锯成木头。我记得的另一件事是我4岁的生日，那天别人送我一个小喇叭，我吹了一整天，还在凉亭喝茶，吃生日蛋糕。再有我记得姑姑教我颜色和阅读。以后非常清楚的是，在我不到5岁时我上的幼稚园，一直延续了一年半，这使我极为快乐。卖给幼稚园的玩具的商店名称印在箱盖上，是牛津街的伯纳斯·斯特里特。到现在，除非我恢复镇静，我总觉得伯纳斯·斯特里特像是阿拉丁的宫殿。是的，在幼稚园，我认识了一些别的孩子，他们中的大多数我已没有印象了，但有一个叫吉米·贝利的，1929年我在温哥华刚下火车时，曾经再见到过。现在我知道，教我们的有教养的女教师受过正规的福禄贝尔注12式的训练，而这在当时是令人惊异地先进。我还能记得几乎所有她上的课的细节，但是我想最令我激动的是发现黄色加蓝色能变成绿色。 我刚满6岁时，祖父去世，其后不久，我们去珀思郡圣菲里安斯度夏天。我记得那稀奇的、老式的、有着精致的木门柱的小旅馆，木桥横跨小河，湖上的石壁洞以及对面的山。在我的记忆中，这段日子是我最幸福的时光之一。我的另一个记忆就不那么愉快了。那是在伦敦的切舍姆街8号一间屋里，老师对我大发雷霆。当时我努力学乘法表，但由于不断流泪而受到阻碍。祖母在我7岁时，在伦敦租了一所房子住了几个月。那时候我开始对母亲的家族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外祖父已经去世，可是外祖母，奥尔德莱的斯坦利夫人还活着，和她的女儿莫德住在多佛尔大街40号注13一所大宅子里。我经常和她一起吃午饭，虽然饭菜的味道很好，但不能说吃得很愉快，因为她有一张刻薄的嘴，男女老幼一概不饶。她在场时，我总是害羞得要命，这使她恼火。我尽力使她对我留下好的印象，但总是在我意想不到的地方不讨好。我记得我告诉她，这7个月中我长了2 ½英寸，要按照这个比例，我一年就会长英寸。她说：“你难道不知道，除了二分之一和四分之一以外，你不该说分数，那完全是学究气!”我回答道：“我现在知道了。”“多像他的父亲!”她说着转向莫德姨妈。不知怎么地，像这次一样，我尽最大的努力总是适得其反。我快12岁时，她曾当着一屋子的客人，问我是否读过她列举的一系列科普读物。我一本也没有读过。最后她叹了口气，面向客人说：“我的孙子外孙就没有一个聪明的。”她完全是18世纪式的典型人物，理性主义又缺乏想象力，热衷于启蒙，但对于维多利亚式的伪善的一本正经非常蔑视。她是格顿学院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而她的相片就挂在格顿大厅里。但是她的政策在她去世时已经被抛弃。她常说：“只要我活着，在格顿学院就不能有教堂。”而现在的教堂就是在她去世那天开始动工兴建的。我一到青春期，她就竭力阻止她认为影响我成长的性格软弱、婆婆妈妈的东西存在。她习惯于说：“没有人能说出什么来反对我，而我总是说，破第七诫和破第六诫一样注14，并不是那么坏。因为无论如何，它还需要别的党的赞成。”有一次我让她非常高兴，因为我向她要一本《项狄传》注15作为生日礼物。她说：“我不想题字，因为人家会说，你怎么有这么怪的外婆!”可她还是题了字，那是有亲笔签名的第一版。这是我能记起的唯一一件成功地讨得她欢心的事。 她对她所认为的蠢事都相当轻蔑，在她生日时她总是凑成13个人的生日宴会，并且总让宴会中最迷信的人最早离去。我记得有一回，她的一个装模作样的孙女来看她，带着一只巴儿狗。小狗的吠声使她烦躁。她的孙女说这小狗是一位天使。“天使?——天使?”外祖母愤怒地说。“多么荒唐!你认为它有灵魂吗?”这个年轻女士大胆地回答：“对，奶奶。”整个下午，就在她孙女和她待在一起时，她依次告诉每一位来客：“你想想看——格里塞尔这个傻丫头说了些什么?她说狗有灵魂。”她习惯每天下午坐在她的大客厅里，接待接踵而至的来访者，包括当时最有名的作家来喝茶。他们中的任何人离开房间时，她就会转向其他的人叹口气说“傻瓜都是这么累人”。她从小作为詹姆斯党人注16被培养起来，她的家庭属于爱尔兰狄龙家族，他们在博伊恩战役注17后逃到法国，并在法国军队中有他们自己的一个私人兵团，法国大革命后才又重返爱尔兰。但是外祖母是在佛罗伦萨长大的，他的父亲在那里当公使。在佛罗伦萨，她通常每星期去拜访一次小觊觎英国王位者注18的遗孀。她常说，她认为她的祖先唯一的愚蠢之处就是他们曾经是詹姆斯党人。我没有见过外祖父，可是我听说他经常对外祖母吹胡子瞪眼睛，他觉得只有这样才显出他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注19。她有一大家人，儿女成群，大多数每个星期日都来和她共进午餐。她的大儿子信伊斯兰教，几乎全聋了。二儿子莱尔夫是一个自由思想者，将时间花在了伦敦地方教育委员会里攻击教会。她的三儿子阿尔杰农是一位罗马天主教神父、罗马教皇的侍从和埃莫斯的主教。莱尔夫聪明机智，学识渊博而又刻薄。阿尔杰农也很机智，肥胖而贪吃。亨利，那位伊斯兰教徒，缺乏家人的一切优点，同时，我认为他是我所见过的最使人腻烦的人。虽然他耳聋，却硬要人家把一切事情讲给他听。在星期日午餐席上，女儿和女婿中有信英国国教会的，有信一位论教派的，有信实证主义的，更加上儿子们不同的宗教信仰，总少不了激烈的争论。当争论达到猛烈的顶点时，亨利觉察到有点喧嚷，就要问他们在争论些什么。最靠近他的人就在他耳边把自己在争论中的偏见喊给他听，这时所有其他的人就喊：“不!不!亨利，不是那样!”这时候，喧嚣变得异常激烈。我舅舅莱尔夫最得意的诡计就是在星期日午餐上问：“这里谁相信亚当和夏娃的故事全是真的?”他问这个问题的目的就是使伊斯兰教徒和基督教牧师彼此意见一致，而他们可最不喜欢没有分歧。我过去常去参加这种午餐，但总是心惊胆战，因为我知道，这帮家伙没有一次不突然对我攻击。他们中间只有一位可算是我的朋友，但她可不是出生在斯坦利家。她是我舅舅莱尔夫的妻子，休·贝尔爵士的妹妹。外祖母总认为她自己宽宏大量，因为她没有阻挠莱尔夫和她称作“生意”的人结婚。但是休爵士是一位千万富翁，她的话也就没给我留下太深的印象。 1. 4岁时的伯特兰·罗素 2. 1884年的伯爵遗孀 罗素 彭布罗克邸园（出自W.C.雷恩鲍的一幅水彩画，1883年） 外祖母尽管令人畏惧，但她也有自己的弱点。一次，在等待格拉德斯通先生应邀来喝茶时，她告诉我们，她打算确切地向他解释他的地方自治政策在哪些方面是错误的。格拉德斯通先生来访时，我自始至终都在场，但是她没有对他说一句批评的话。他鹰一样锐利的眼睛甚至把她都镇住了。她的女婿卡莱尔伯爵给我讲了她更丢面子的一件事。这事发生在纳沃思城堡，她在那里做客。伯恩-琼斯当时也在那里，他有一只乌龟式的烟丝袋，还有一只真乌龟，有一天乌龟误爬入书房，这给年轻人提供了一个恶作剧的机会。吃饭时，伯恩-琼斯的烟丝袋放在客厅炉火附近。女士们吃完饭回来，戏剧性地发现那只乌龟爬进了客厅。把乌龟拿起来时，有人惊叫乌龟的背软了。卡莱尔勋爵从书房中取出了百科全书相关的一卷，读了一段自己瞎编的词，说大量的热有时会产生这种结果。外祖母对这个自然史的事实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以后经常提到它。许多年以后，当她和卡莱尔夫人就地方自治而争论时，她的女儿怀有恶意地告诉她这件事的真相。外祖母反驳道：“我也许有好多事情都看走眼了，但我绝不是傻瓜，我不相信你的话。” 我的哥哥，他有着斯坦利家人的气质，喜欢斯坦利家而不喜欢罗素家，而我爱罗素家害怕斯坦利家。可是当我长大些，我的感情就改变了。我得自于罗素家的是害羞、敏感和形而上学，而得自于斯坦利家的是活力、健康和好兴致。总的来说，较之前者，后者是更好的遗传品质。 回到我所能记得的我的童年时代。我清楚记得的第二件事是1880年到1881年的那个冬天，那时我们是在伯恩茅斯度过的。正是在那里，我第一次知道托马斯·哈代的名字。他的三卷本著作《号手长》放在客厅的桌子上。我想我记得这事的唯一理由就是我不知道什么是号手长，书是由《远离尘嚣》的作者写的，而我也不知道什么是尘嚣。我们在那里的时候，我的德国家庭女教师告诉我，除非相信圣诞老人，否则就得不到圣诞礼物。这使我痛哭流涕，因为我不相信这样一个人物的存在。我对那个地方另一个仅有的记忆就是那儿出现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大风雪，我就是在那里学会了溜冰，它是我少年时期一直热爱的娱乐。我从来不放过一次滑冰的机会，甚至冰不安全也不介意。我住在多佛尔大街时，一次，我到圣·詹姆斯公园去溜冰而掉入水里，我不得不湿透着跑过大街，这使我感到很丢脸，但我还是坚持在薄冰上练习溜冰。以后几年的事我已记忆模糊，但是我10岁生日那天却历历在目，回想起来就像昨天的事一样。天气晴朗，风和日暖。我坐在金链花树丛中，但是不久就来了一位瑞士女士跟我一起玩球，她原是来接受面试的，后来成了我的家庭教师，她说她接到（catched）球，我纠正了她注20。该我去切生日蛋糕时，我没有能把第一块切出来，为此我很不好意思。但我最难忘的是那天的阳光。 11岁时，我开始学习欧几里得几何学，哥哥做我的老师，这是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就像初恋一样令人陶醉。我从来没有想象到世界上还有如此美妙的东西。我学过第五命题以后，哥哥告诉我，一般认为这个命题很难懂，但是我并不觉得它有什么困难。这是我第一次开始认识到我也能有某种智力。从那时起直到我38岁，怀特海和我完成了《数学原理》，数学是我的主要兴趣所在，也是我幸福的主要源泉。然而正如所有幸福一样，它不完全是快乐。人家告诉我欧几里得证明了许多定理，但他都是从公理出发来证明的，这使我非常失望。一开始我不愿接受这些公理，除非哥哥告诉我提出接受这些公理的一些理由。但是他说：“假如你不承认这些公理，我们就讲不下去了。”因为我还是愿意继续学下去，只好勉强承认这些公理。从那时起，我一直对于数学的前提感到怀疑，而且这种怀疑决定了我后来工作的进程。 初学代数，我觉得要困难得多，这也许是教得不好的结果。老师让我死记硬背：“两个数的和的平方等于它们的平方之和加上它们乘积的两倍。”我对所背的内容一点也不理解，当我记不住这些话时，老师把书扔到我的头上，而这一点也不能激发我的智力。在代数学习入门以后，一切就都变得很顺利了，我总喜欢用我的知识给新老师留下印象。我13岁时，换了一个新老师，我转一个硬币，于是他问我：“为什么那个硬币会转?”我回答道：“因为我用手指给它一个力偶。”他说：“关于力偶你知道什么呢?”我轻率地回答：“噢，关于力偶我全都知道。”祖母总是怕我用功过度，给我规定的学习时间非常短。结果我总是在卧室中偷偷地点一支蜡烛，在寒冷的夜晚穿着睡衣坐在桌前用功。只要稍有动静，我马上吹灭蜡烛，迅速上床。我讨厌拉丁文和希腊文，我觉得只有傻瓜才去学那种没人讲的语言。我最喜欢数学，除数学之外，我喜欢历史。因为我没有别人可以进行比较，所以很长时间里，我不知道和别的孩子比起来是好还是坏。但我记得，罗洛叔叔送别贝里奥尔学院院长乔伊特到前门时说：“他的确很有进步。”我知道，他是说我的功课。虽然我说不清我是怎样知道的，一旦我知道自己是一个有智力的人，我就决定，如果可能的话，我要在学术上有一番作为。我整个青年时代，不能让别的事妨碍我实现这个抱负。 如果说我的童年都是严肃和认真的，那就完全是误解。我尽可能从生活中得到更多的乐趣，其中有一些恐怕属于恶作剧。我们的家庭医生是一位留着山羊胡子的苏格兰老人，常常乘着他的四轮马车来看病，病人谈病情时，马车就在前门等候。他的马车夫有一顶精致的大礼帽，是为了宣扬他医术高明做广告用的。我常常爬上屋顶，在这漂亮的礼帽上方，从屋顶上的天沟把腐烂的玫瑰花苞扔在大礼帽的平顶上。它们在帽顶上汁液四溅，而我就极快地将脑袋缩回，使得马车夫以为烂花苞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有时，我干得更坏，在他赶车时，我往他身上扔雪球，从而危及他和他的主人的宝贵生命。我还有一个特别喜欢的乐趣，在星期天，当公园拥挤时，我就爬上我们院边的一棵大山毛榉树的树顶上，然后我就会头朝下倒悬在树上，望着人群郑重地讨论怎样救援才有效。当看到他们快要做出决定时，我就直起身，不声不响地溜下来。吉米·贝利同我在一起的时候，他会带着我干出更危险的事情来。我记得当年祖父坐在一把轮椅上被推来推去。这把轮椅放在一间堆放旧杂物的房间里，我们在那里找到它，并且只要找到小山，我们就让轮椅从山上直冲而下。这事被发现以后，他们认为是亵渎的行为，我们受到严厉地申斥。然而我们还干了一些事情，从来没有传到大人的耳朵里去。我们在树枝上拴上一根绳，通过长期练习，终于学会了转一整圆周然后回到原点，要想不在半路上停下来或者不让后背撞到粗糙的树皮上撞得生疼，那就要有很高超的技巧。其他孩子到我们这儿玩，我们总能表演得十分完美，很成功；而当他们想要模仿我们又遭到惨痛失败时，我们就幸灾乐祸，得意非凡。我们通常一年有3个月和我的叔叔罗洛住在一起。他有3头母牛和1头驴子，那头驴子要比母牛灵得多，它能学着用鼻子去开两块田地中间的门，但是人家说它不听使唤又没有什么用。我可不相信这些，经过了几次失败之后，我学会了不用鞍子和缰绳骑驴，驴又踢又颠，但是从来没有把我摔下来，除非我在它的尾巴上拴上盛满格格响的石头子儿的罐子。我经常骑着它遍游乡下，甚至我去拜访沃尔斯利爵士的女儿，也是骑着驴去的。他家离我叔叔家大约3英里远。 [book_title]第二章 青春期 总的说来，我的童年是幸福而顺利的。我所接触到的那些大人，大多数我都觉得很亲切。我记得，当我长到现代儿童心理学中所谓的“潜伏期”时，我有了非常明显的改变。在这个时期，我开始喜欢用俚语，假装没有感情，表现出通常的“男子气”。我开始轻蔑我的家人，主要是因为他们对俚语怕得要命，还有像爬树危险之类荒谬观念。他们禁止我做的事如此之多，以至于使我养成了撒谎的习惯。这种习惯一直持续到我21岁，这时我总以为无论我做什么事还是保密不让人知道为好，这逐渐成了我的第二天性。由此产生的那种隐瞒的冲动，直到现在我还没能完全克服掉。至今，每当有人进入我房间时，我仍有一种把正在阅读的书藏起来的冲动。还有对我曾经去过哪里，做过什么事情，我通常都是守口如瓶，只有凭借某种意志上的努力，我才能克服这种经年累月为了摆脱种种愚昧的禁令而产生的冲动。 青春的岁月对我来说是非常孤独、寂寞和不愉快的，无论是感情生活或是知性生活方面，我都不得不对家人保持着他们无法探知的秘密心态。我的兴趣分为三部分：性、宗教和数学。我发现我在青春期对于性的专注是不愉快的，我不愿回忆我那时候的感觉，不过我要尽我所能道出事情的本来面目，而不是讲我希望它该怎么样。我第一次知道性的事，是我12岁时由我先前在幼稚园的一个名叫恩斯特·洛根的男孩告诉我的。一天晚上，他和我同睡在一间屋里，他用一些有趣的故事向我解释交媾的本性和它在生儿育女中所起的作用。我觉得他所说的极为有趣，尽管那时我还没有生理上的反应。当时在我看来显而易见的是：自由恋爱是唯一合理的制度，而当时婚姻是和基督教的迷信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我确信这个想法是在我首次知道那些事情不久之后产生的）。14岁时，我的家庭教师向我提到，说我不久就要经历一种生理上的重大变化，这时我才多少明白他说的意思了。那时还有一个男孩叫吉米·贝利，和我在一起，也就是1929年我在温哥华遇到的那个人，他和我无话不谈，而且不仅是两个人说，还和一个童仆一起谈。这个童仆和我们年龄相仿，或许比我们大一岁，比我们知道的还多。有一天下午，我们因和童仆可疑的谈话被大人们发现，他们用深表忧虑的语气数落了我们一顿，然后送我们上床，每天只给点面包和水。说来奇怪，这种处罚并未减少我对性的兴趣，我们花费了大量时间进行这种被认为是不适当的谈话以及探究我们一无所知的事情。在这方面，我发现医学字典极为有用。15岁我开始有了性欲，其强烈程度几乎不可忍受。我坐着做功课时竭力想集中精神，就一直因勃起而分心，同时也就干起手淫来。不过在这方面我一直颇有节制，我对手淫很感羞愧，尽力想不再干。虽然如此，我还是直到20岁都没有改掉，20岁时我才突然停止手淫，因为我恋爱了。 那位告诉我要接近青春发动期的私人教师，几个月后又对我说，说男人说胸部，而说女人就说乳房。这话使我产生的感觉强烈得无法忍受，以致显得十分震惊。他就挖苦我，说我假正经。这样每天好几个小时我都在想要看女人肉体的欲念中度过。我总想从窗户偷窥女仆换衣服，然而总没有成功。我的朋友和我两人花了一冬天的时间造了一间地下室，包括一条地道，一个人可在其中匍匐爬行，还有一个6立方英尺的房间，我经常引诱一位女佣到这个地下室，在那儿吻她、拥抱她。有一次我问她是否愿意和我一起过夜，她说她宁死不干，我相信了她的话。她还表示出惊讶的样子，说她原来以为我是好人，结果这事没有进一步发展下去。这时候我完全失去了我在青春发动期之前对性的理性主义观点，而把那些世俗的看法当作十分正当的而全盘加以接受。我变得有点病态，认为自己十分邪恶。也是在那个时候，我对自己的心理发展颇感兴趣。我仔细地加以研究，但是人家告诉我一切内省都是病态的，因此我把我对自己的思想和感情的兴趣当成精神错乱的另一证明。然而经过两三年的内省之后，我突然领悟到这是获得大量重要知识的唯一方法而不应被认为是病态。至此，我在这方面的感情才得到解脱。 伴随着这种对性的生理上的专注而来的，还有一种极强烈的理想主义的情怀，但当时我还未能认识到它源于性欲。我变得对日落、云彩以及春秋的树木之美有着强烈的兴趣，但是我的兴趣带有一种多愁善感的色彩，显然这由于它是一种性的无意识的升华和一种逃避现实的企图。我广泛地读诗，开始是读像《悼念》这一类的坏诗注21。就我所能记忆的，在十六七岁时，我读了弥尔顿的全部诗作，拜伦的大部分诗，最后读雪莱的诗。我读雪莱的诗纯属偶然。有一天我在多弗尔街莫德姨妈的起居室里等她，我打开了雪莱诗集，正好碰到《阿拉斯特》，在我看来它是我曾经读过的诗里最美的。我最欣赏它的当然是它的虚幻。我刚读了一半，姨妈就来了，我不得不把它放回书架上。我问大人们雪莱是否不被认为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但我发现他们认为他是邪恶的。然而这并没有阻止住我，我反而把所有的闲暇都用来阅读和背诵雪莱的诗。由于我的所思所感无人可诉说，我时常在沉思，要是能认识雪莱那该有多好!同时我也不知道能否遇上一个活人，同他有如此丰富的相同感受。 伴随对诗的兴趣而来的是我对宗教和哲学的强烈兴趣。我的祖父是英国圣公会教徒，祖母是苏格兰长老会教友，但渐渐成为一个一位论教派的教徒。星期日我被轮流带到彼得斯汉姆的（国教）教区教堂和里士满的长老会教堂，而在家里则教我一位论教派的教义。一直到我大约15岁为止，我都相信一位论教义。在这个年纪，我开始对支持基本的基督教信仰的那些假设的合理论证做系统的研究。我花了无数的时间冥思苦想这个问题。因为怕人感到痛苦，我不敢向任何人诉说我的沉思。我也因逐渐失却信仰而且不得不保持缄默而感受到剧烈的痛苦。我想，如果不再信仰上帝、自由和永生，我会很不快乐，然后我发现支持这些教条的理由都极不可信。我以极其认真的态度将它们一一细细思考。我最先放弃的是自由意志。15岁时，我相信物质的运动，不论活的还是死的，都完全遵循着动力学的定律进行，因此意志就不能对身体有任何影响。这时我时常将我的想法，用希腊字母拼写的英语记在一本题为“希腊语练习”的本子里注22，这样做是唯恐被人发现我正在想什么。在这个本子里，我记下了我的信念：人体是一部机器。成为一个唯物论者，我应该感到智力上的满足了，但是几乎根据和笛卡尔（除了知道他是笛卡尔坐标的发明者之外，我对他一无所知）完全相同的理由，我得到结论：意识是一种不可否认的基本事实，因此纯粹的唯物论是不可能的，这时我才15岁。大约两年之后，我相信人死之后没有生命，但我仍然相信上帝，因为“第一原因（造物主）”的论证似乎是无可反驳的。然而在我18岁进入剑桥前不久，我读了《穆勒自传》，在其中发现了一句话，大意是说，他父亲教他说“谁造了我?”这个问题是不能回答的，因为它马上会引出下一个问题“谁造了上帝?”这样一来使我抛弃掉“造物主”的论证而变成一个无神论者。在长期对宗教的怀疑过程中，我因为自己逐渐失掉的信仰而非常不快。但当全部进程结束时，我却惊异地发现，由于全部问题获得了解决而感到十分愉快。 这个时期，我泛览群书，自修意大利文足以能阅读但丁和马基雅维里。我又读孔德，然而对于他的著作并不怎么重视。我读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和《逻辑学》，并做了详尽的摘要。我以极大的兴趣读了卡莱尔，但对于他纯粹出于感情的支持宗教的论证却完全摒弃。因为那时、也是后来我一直持有的观点是，一个神学命题不能被接受，除非它具有科学命题所需要的同样论据。我还阅读吉本以及密尔曼的《基督教史》与未经删节的《格利佛游记》，其中人形兽的描述对我发生了深远的影响，使我开始用这种观点去观察人类。 必须明白，我的整个内心活动被深深埋藏起来，我和别人交往时，不让它显露一点迹象。在社交上，我羞怯、幼稚、笨拙、安分和性情温和。我时常带着妒意观察那些在社交上八面玲珑、从容应付的人。有个名叫凯特莫尔的青年人，我认为他肯定有点粗俗，但是我看到他和一个时髦的年轻女郎一起散步，自然而亲昵，显然在讨好她。我想我永远、永远、永远也学不会取悦我可能感兴趣的任何女性的举止。直到16岁生日前不久，我有时才能和我的家庭教师谈些事情。在那之前，我都在家中受教育，但是，我的家庭教师很少能待三个月以上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想，这是因为每当一位新老师来了，只要家人对我提出不合理的要求，我就总是引诱他与我同谋去欺骗我的家人。我有一位家庭教师是不可知论者，常常允许我和他讨论宗教。我猜想他因为这件事被发现而遭解雇。我的家人最喜欢的一位和我在一起时间最长的家庭教师后来死于肺结核，他呼出的气味臭得令人难以忍受。家人从来没有想到从健康的观点来看，让我长时间待在他身旁是多么不明智。 正好在我16岁的生日之前，我被送到了当时还是乡下的老南门的陆军应考补习学校，送我去不是为了准备参加陆军考试，而是准备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奖学金考试。在那里的其他人几乎全要进陆军，除去一两个恶棍，准备去担任神职。除了我之外，所有的人都是17、18或19岁，所以我是最小的学生。他们都处在刚刚开始常去嫖妓的年龄，这也是他们谈话的主要话题。他们当中最受人敬佩的是一个声称自己曾得过梅毒并已治愈的人，这使他具有很高的威信。他们总是围坐在一起讲淫荡的故事，每一件事情都给他们机会讲下流话。一次，一位老师让他们中的一人把一个便条送到邻居家，回来后，他告诉其他人，他按了铃，一位女仆走了出来，他对她说，“我给你带来了一封信”（意思是指法式信封注23），女仆回答道：“我很高兴你给我带封信来。”有一天在教堂里唱圣歌，其中有这么一行，“这里我将高举起我的以便以谢（Ebenezer）注24”，他们就说，“我以前从来没听到过这样称呼那玩意的!” 尽管我先前暗地里对性默默地关注，但如今接触到以如此粗野的方式谈论性，也使我大为震惊。我的观点变得非常清教徒式的，认定性若无深爱便是兽性。我沉默不语，尽可能不跟别人打交道，而那些人发现我很适于挑逗，他们让我坐在一把放在桌子上的椅子上，唱我会的唯一的歌，歌词是： 老亚伯拉罕死去了， 我们再不能见到他， 他常穿一件旧大衣， 所有扣子全在身前向下扣。 他另有一件衣服， 完全是不同的样子， 不在身前向下扣， 而在身后向上扣。 我不久认识到，逃脱他们的注意唯一的机会是保持愉快自若。一两个学期之后，来了另一个可被取笑的孩子，他容易发脾气，比我更合适，于是我也习惯了他们的谈话，不再为之震惊了。但我仍一直深感不快。有一条通过田地去新南门的小路，我常独自去那里看日落，默想着要自杀。可是我没有自杀，因为我希望懂得更多的数学。当然，要是家人知道这种习以为常的谈话，他们会深感惊恐。但是我数学学得不错，总的来说我希望留下来，所以从来不向家里人说应考学校的情形。在应考学校学习了一年半后，我在1889年12月参加了奖学金考试，获得了小额奖学金。去剑桥之前的10个月，我住在家里，并请那个应考学校聘来的教我的老师来指导我。 在应考学校，我有一个朋友名叫爱德华·菲茨杰拉德，他母亲是美国人，父亲是加拿大人，后来他成为著名的登山家，多次攀上新西兰阿尔卑斯山以及南美安底斯山。他家里很富有，住在拉特兰门19号一所大房子里注25。他有一位写诗的姐姐是我在拉特兰常遇见的罗伯特·布朗宁注26的朋友，她后来先成为爱德蒙·菲茨莫里斯夫人，后来是——菲利比的夫人。他的姐姐比他大得多，是个渊博的古典学家。我对她怀有一种浪漫的爱慕之情，尽管后来当我遇到她时，她似乎很不耐烦的样子。菲茨杰拉德在美国长大，极为老练。他懒散而无精打采，但在许多方面他有非凡的才能。他能说出任何一种名牌酒或雪茄的年份，他可以吃一汤匙调在一起的芥末和辣椒粉。他熟知欧洲大陆的妓院，他在文学方面知识广博。当他还是剑桥大学在校学生时，就拥有一个都是初版书的精美图书馆。他第一次来应试学校时，我立刻对他产生好感，因为不管怎么说，他都是有教养的人，而其他人则一个也不是。（罗伯特·布朗宁去世注27时，我正在那里。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以前曾听说过他。）周末，我们俩经常一起回家。在路上，他总是先带我和他的家人一起吃午饭，然后去看日戏。我的家人调查了这个家庭，而来自罗伯特·布朗宁的证实使他们消除了疑虑。由于我长时间的孤独，使我对菲茨杰拉德的依恋之情真有点太过分了。使我极为高兴的是，我获邀8月份与他和他的家人去国外。这是我2岁去过国外以来的第一次。看到国外的景色使我兴奋异常。我们首先去了巴黎，那里正在举行1889年万国博览会。我们爬到埃菲尔铁塔的塔顶，铁塔就是那一年新建的。然后我们去瑞士，在那儿，我们待了大约一周，驱车从一地到一地，到恩加丹结束。我和他爬了两座山峰：科尔瓦克峰和帕吕峰，这两次都遇到暴风雪。第一次我产生高山反应，第二次他有。第二次十分惊险，因为我们的一个向导从悬崖上滑了下去，用绳子才把他拉上来。我对向导的冷静沉着（Sang froid）印象极为深刻，因为他边往下掉还边咒骂。 然而不幸的是，在此期间，我和菲茨杰拉德之间出现了严重的争执。他对他母亲讲话很无礼，我认为是不可原谅的。我当时年轻，就指责他的态度。他非常生气，几个月都余怒不息。当我们返回应考学校时，我们合租一间屋，他总找些令人不快的话来说，在这方面他表现了非凡的技巧。我恨他到极点，如今想来我依然不明白怎么会那样。有一次，我狂怒发作，用双手扼住他的喉咙，打算扼死他。但见到他的脸孔变成青黑色，我的心软下来。我想他知道我是要杀死他的。这以后，在剑桥念书期间，我们仍然是好朋友，直到二年级期末他结婚时才结束。 在这段时间里，我与家人的分歧越来越大。我只是继续同意他们的政治态度而其它的都不同意。起先我有时试图和他们谈我考虑的事情，但他们总是嘲笑我，这使我变得缄默。在我看来，人的幸福显然应该是一切行动的目标，但我发现有些人却不以为然，这让我惊讶不已。我发现对幸福的信仰即所谓功利主义只不过是许多伦理学说中的一种。我发现这一点以后，就信奉了它，同时轻率地告诉了祖母我是一个功利主义者。祖母对我大加嘲笑，以后时常提出一些伦理学上的难题来让我用功利主义的原则加以解决。我发觉她并没有靠得住的理由来反驳功利主义，她反对功利主义从理智上似乎也说不过去。当她发现我对形而上学感兴趣时，她告诉我所有形而上学的主题可以概括为这样一句话：“什么是心?不要紧。什么是物?没关系。”注28这话反复说了十五六遍之后，我就觉得没什么好玩的了。但是祖母反对形而上学的基本态度是终其一生的。她的态度表现在下面的诗文中： 啊，形而上学这门学问 实在太离奇 你只有把纷乱的人生弄得更加纷乱 自夸能解明 像意志和命运之类的难解之谜 却把它们乱搞一气越来越迷离。 每一个行动的原因 你都能满意地解释 人心的每一隐秘角落 你说你无不遍历 所有问题都得到解决 而把高深的猜测称为公理。 是与非你是如此精细剖析 它们的断片是如此地连在一起 以致我们信什么似乎没关系 但你织成的精致蛛网 以及网上捕获的愚蠢的苍蝇 却不需要神奇的笤帚来把它击碎。 你并不比我懂得更多 什么是笑，什么是泪，什么是叹息 至于什么是爱、憎、愤怒还是同情 你也是一无所知。好了，再见 形而上学，没有你我一样过得很好 我想你不久就会被人扬弃。 我记得我长大以后，祖母有一次对我说：“我听说你又在写另一本书?”那种腔调好像是说：“我听说你又有了一个私生子!”数学她还不正面去反对，虽然她很难相信它可以派上什么用场。她对我的希望是我应该成为一个一位论教派的牧师。一直到21岁我都对宗教的意见缄口不谈。的确，14岁以后生活在家里得对我感兴趣的事完全保持沉默，实在是不得不忍受的。祖母时常出以幽默的话语，名为好玩，实际充满恶意。我那时不知如何回答她，只感到受到伤害与痛苦。阿加莎姑姑一样坏，而罗洛叔叔那时正沉浸在失去第一个妻子的悲痛中。我哥哥住在贝里奥尔学院，这时，他已经成为一名佛教徒。他常告诉我灵魂可以装在一个最小的信封里。记得我想到我所见过的最小信封，想象灵魂像心脏一样地在里面跳动。但从我哥哥的谈话中听到的秘传佛教，我觉得它没给我提供什么有用的东西。哥哥成年以后我很少见到他，由于家里人都认为他邪恶，因此他便远离了家。长大以后我要在数学方面做一些重要的工作，这个决心支持着我，但是我不敢想我会碰上什么人我可以和他交上朋友，或者可以向他自由地表达我的任何见解，更不敢奢望我的生命的任何时期能够摆脱这种极端的不快。 在南门应考学校的那个时期，我对政治和经济学极为关注，我读了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他的观点我倾向于完全接受。还有赫伯特·斯宾塞，在我看来他在《人对国家》中过于空想，虽然我对他的偏见一般都是同意的。 阿加莎姑姑介绍我读她十分崇拜的亨利·乔治的书，我变得确信土地国有化会保证社会主义者所希望的从社会主义获得的利益。我一直持有这一观点，直到1914—1918年第一次大战期间为止。 祖母罗素和阿加莎姑姑是格拉德斯通地方自治政策的热情支持者，许多爱尔兰国会议员经常到彭布罗克邸园来。这是在当《泰晤士报》公然声称有文件证明帕内尔是暗杀同谋犯时，几乎整个上流阶层，包括1886年支持格拉德斯通的绝大多数人，都接受了这个观点。直到1889年，由于伪造者皮戈特无能拼写“hesitancy”（犹疑不决），这个阴谋才戏剧性地被拆穿。祖母和姑姑总是激烈地反驳帕内尔的追随者与恐怖分子结盟的观点。他们钦佩帕内尔，有一次我还和他握过手。但是当他卷入丑闻，他们又同格拉德斯通站在一边而与他断绝往来。注29 我跟阿加莎姑姑两次去爱尔兰。我和爱尔兰爱国者迈克尔·戴维特一起散步，有时我独自一人，景色之美给我以深刻印象。我特别记得在威克洛郡的一个小湖，叫作卢加拉，从那时起，我一直把它同下面的诗句联系在一起，虽然没有更好的理由： 就像波浪冲向卵石的岸边， 我们的分分秒秒也急速地冲向它的终点。 50年后，当我在都柏林造访我的朋友克朗普顿·戴维斯时，我说服他带我去卢加拉，但他带我去高干湖上的森林，而不是我记忆中的“卵石岸”。离开时我深信，我们不应该企图旧梦重温。 1883年，罗洛叔叔在欣德黑德的斜坡上买了一所房子。很长一段时间，每年我们都有三个月的时间去那里。那时，在欣德黑德斜坡上，除了两间被遗弃的马车店“皇家小屋”和“七根刺”（它们不是当时刚被遗弃的）之外，没有房屋。廷德尔注30的房屋正在修建，它开始一种新时尚。我经常被带去看望廷德尔，他给了我一本他写的书《水的形态》，我十分敬佩这位著名的科学家，极力想给他留下一点印象。有两次我是有些成功的。第一次是他正和罗洛叔叔谈话，我拿两支曲柄手杖放在一只手指上面，使它们平衡不坠。廷德尔问我在干什么?我说我正在考虑一种可行的方法来测定重心。第二次是几年以后，我告诉他我曾经爬上过帕吕峰，而他曾经是登山界的先驱者。每当我散步穿过杜鹃花丛生的荒原，翻过布莱克当，走下山坳，一直到彻尔特的魔王跳，我真表达不出我的喜悦之情。我特别记得我去一条叫作“妈妈小路”（现在它满是房屋，有块小路的路标）。它越变越窄，最后成为一条羊肠小道，通往赫尔特山顶。山穷水尽之时，突然，我的眼前豁然开朗，可以远眺半个萨塞克斯郡和几乎全部的萨里郡，这一类的时刻在我的一生中是重要的。总的说，我发现我在户外遇到的事物要比我在户内遇到的事物留有更深刻的印象。 附录：“希腊语练习”注31 1888年3月3日，我要写一些现在我感兴趣的题目，由于受到种种环境的影响，我已深入考查这种宗教的真正基础，而我正是在这种宗教中成长的。在某些方面，我的结论论证了我先前的信条。然而在另一方面，我不可抗拒地被带到某些结论中去，这些结论不仅使我的家人震惊，同时也使我感到痛苦。我得到的确切结论很少，但我的那些见解，即使我不是完全确信，也差不多如此，我没有勇气告诉家人，说我不信永生。我常和尤恩先生漫谈这些事，但是现在我不能把我的思想对任何人讲出来，而这是唯一可能的发泄方式。我要在这儿讨论我的一些问题。 3月19日 今天，我打算记下我相信上帝的理由。首先，我可以说，我是相信上帝的，同时，如果我得给我的信条一个名称，我可以称我自己是位有神论者。如今在找寻信仰上帝的理由时，我将只考虑科学的论证，这是我曾经立下的誓言。为了信守这个誓言，我要付出代价，并且还要排除一切感情因素。为了要找到信仰上帝的科学根据，我们必须回到万物的起源上。我们知道目前的自然法则从来是有效的。在宇宙中，现有的准确数量和能量肯定是一直存在着的。但是星云假说揭示的整个宇宙，充满着无差别的星云状物质的时期并非极远之事。因此现在所存在着的物质与力，很可能有一种创始，而这无疑的只可能是神力。可是，即使同意它们一直存在着，调节力对物质的作用的法则又从哪里来呢?我想那只有归诸一种神的控制力，我称之为上帝。 3月22日 现在，让我们考察一下这种推理的合理性。让我们像有人假设的那样，假设我们现在所看见的宇宙，只不过是偶然生成的，那么，我们是否应该设想，在任何给定的条件下，原子的表现精确地与另一个原子类似?我想，如果原子是无生命的，就没有理由来设想它们在没有一种控制力量的情况下，能做任何事情。另一方面，如果它们被赋予自由意志，我们就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宇宙中所有的原子，在一个整体中结合起来，并制定出每个原子都必须遵守的规律，这很显然是一个荒谬的假说。因此，我们就不得不相信上帝，但是这种证明上帝存在的方式，同时又证明奇迹和神力所显示的、其他被信以为真的现象不存在。不过它也没有否证这些奇迹和神力显示其可能存在，因为立法者当然也能废除它。我们可以通过另一种方法得出不相信奇迹的结论，因为假使上帝是这些规律法则的制定者，如果它不能不时地加以修改的话，意味着这些法则规律肯定存在不完美的地方，而这样的不完美我们永远也不能归之于神性。正如《圣经》中所讲，上帝对他自己的工作表示后悔。 4月2日 我现在要讨论的题目，比起其他任何题目来，使我们这些可怜的、终有一死的人从个人出发更感兴趣。我指的是不朽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一直最感失望，想起来很痛苦。对这个问题有两种思考的方式：一种是进化、把人和动物比较来看；一种是从人与上帝的比较来看。第一种较为科学，因为我们对动物无所不知，而对上帝则一无所知。首先来看自由意志，考虑到人与原生动物之间并没有清楚的分界线，因此我认为，如果我们把自由意志赋予人的话，我们也必须把自由意志赋予原生动物，而这很难办到。因此，除非我们执意要把自由意志赋予原生动物，否则我们就不能把自由意志赋予人。不管怎样，这是可能的，但是难以想象，在我看来假如是可能的，原生质只是同普通的自然的进程聚集起来，而其间毫无上帝的特殊神意，那么我们和所有的生物都仅仅是因化学力量生存发展。一点也不比一棵树更奇妙，而我们没有人敢说树有自由意志；再者，即使我们对任何时候、在任何人身上的作用力，他的正反两方面的动机，他的大脑在任何时候的结构都有足够的知识，那么我们就能确切地说出他将要做什么。从宗教的观点看，我们声称自由意志也是一桩妄自尊大的事，因为根据上帝的法则，我们所有的行动，都像星球运动一样确定。我想我们必须让上帝来制定，这些决定每个人的行为，而永远不会被违背的法则。没有自由意志，我们就不能有永生。 4月6日，星期一 我倒愿意相信生命永存，因为一想到人只不过是一种不幸的、赋有意识的机器，我就觉得十分难过。但是不存在其他的理论能同上帝的全知全能相颉颃。我想，科学对此已给出充分的证明。因而，我必须不是无神论者，就是不相信永生的人。认识到前者不可能之后，我采纳了后者而不让任何人知道。我想，不管人们的这种观点多么令人失望，上帝总是在一开始创造法则，通过这法则，只不过在一块星云状物质上作用，或者只在宇宙这部分弥散的以太上的作用，会产生我们自身这样的创造物，他们不仅能意识到我们的存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能测度上帝的神秘，这的确给了我们上帝伟大的奇妙观念。所有这些上帝没有加以更多的干预。现在，让我们考虑这个缺乏自由意志的学说是否如此荒谬。假使我们和任何人谈起来，他们踢踢腿或干点儿诸如此类的事情，或许他们禁不住要那样做，因为他们有一些事情要证明，并且因此为他们那样做提供了一个动机。因此，我们做任何事，总有决定我们那样做的动机。同样，在莎士比亚或者赫伯特·斯宾塞和巴布亚人之间没有明确的界线，但是他们和一个巴布亚人之间的差别，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巴布亚人和一个猴子之间差别一样大。 4月14日 认为人没有永生性，没有自由意志，没有灵魂，总之，人只不过是一架被赋予意识的灵巧的机器，这样一种学说有很大困难。因为意识本身就是明确区别人与死物质的一种特性，假如人具有一种与死物质相区别的特性，为什么就不能具有另外一种特性——自由意志?我这里所说的自由意志的含义是指，比如说，人不遵守第一运动定律，或者至少他所包含的能量、运动的方向不完全依赖于外界环境。此外，似乎无法想象，人，具有理性、具有宇宙知识和是非观念的伟大的人，有其情感，有其爱憎之心，有其宗教的人只是一种可消灭的化合物，他的品性和他对善恶的影响完全依赖于他脑中的分子的特殊运动。而所有最伟大的人之所以伟大，只是由于他的某个分子碰撞另一个分子比其他人更加频繁一点。这种学说难道不是极不可信吗?谁要是相信这种荒谬学说难道不是疯了吗?可是另外的选择是什么呢?那就是接受业已证明的进化论。猿的智能逐步增加，上帝突然显示奇迹赋予其中之一以那种神奇的理性，而我们是如何具有理性的看来还颇为神秘。那么，的确被称为上帝最光辉作品的人，在经历许多年代的演化之后，最终注定要完全毁灭掉吗?我不能这么说，不过我宁愿相信这种观念：上帝需要一个奇迹来创造人，然后让人自由地去做他愿意做的事。 4月18日 于是我们姑且接受人必有一死和没有自由意志的学说，它同过去一样，仅仅是一个学说，当然诸如此类的事都只不过是猜测，那么我们如何形成是与非的观念呢?许多人说，假如你提及任何诸如“预成论”之类的荒谬学说，结果也是一样，虽然牧师们不这么认为，那么良心等等又如何呢?而他们认为良心等等由上帝直接植入在人心之中。而我现在的想法是，我们的良心首先是来自进化（而进化自然形成自我保存的本能）。让我们举十诫之例来说明原始道德，其中许多条引导社会过平静的生活，而这对种族的保存是最好的方式。其次，正如我们所知，希伯莱人认为多子女是上帝恩宠的标志，而无子女则被认为是上帝诅咒的结果。对于罗马人来说，寡妇被人嫌恶，我相信，寡妇过了一年还没有再嫁是被禁止的。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些特别的想法呢?他们不只是因为这些可怜或令人厌恶的对象不能再生育新人吗?我们能很好理解，当人们变得更为明白事理的时候，这些想法就会逐步冒出来。因为如果杀人和自杀在一个部落里流行起来，那么部落就会灭亡。因此，憎恶这些行为的部落就会大为受益。当然对于更有教养的社会，这些思想也会有相当大的改善。至于我自己的想法以后再说。 4月20日 这样，我想原始道德总是来源于保存种族的思想，但是对于开化的社会，这个规则是否还应该遵守呢?我想不应该。指导我的行为的生活准则（背离它我认为是犯罪）是以这些方式行事，即我相信它最有可能产生出最大幸福，既考虑幸福的强度，也考虑得到幸福的人数。我知道祖母认为这条生活准则不切实际，她说因为你永远也不能知道什么事能够产生最大的幸福，你最好还是听从你内心声音的召唤。可是，不难看出，良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教育。例如，普通的爱尔兰人不认为说谎是错的，单从这点出发就足以驳倒良心的神圣意义。既然我相信良心只不过是进化和教育结合在一起的产物，那么遵照良心而非理性行事是不合情理的。我的理性告诉我最好按照能否产生最大幸福的方式而非其它方式行事。因为我曾努力弄明白我可以在前面设置什么其它目标，但我没能做到。这不单是为我个人的幸福，而且也是为大家的幸福，不管他是我自己、亲戚朋友还是完全陌生的人。在实际生活中，别人和我意见不一致，对我来说也没有多大关系，因为显然只要有任何被发现的机会，最好还是去做人家认为是对的事。对于这种观点，我的理由是：首先，正如每位郑重思考过进化的人一样，在被强迫的情形下，不得不放弃问自己良心的老观念时，我找不到其他的方法。其次，对我来讲，幸福似乎是值得追求的最重大事情。把这个理论应用在实际生活当中，我会说，在某种只涉及我自己而不牵涉别人的情况下，如果这种情况真正存在，我当然按照自私的方式行动以满足我自己。设想另一个例子，假如我有一个机会去救一个人，而他最好离开这个世界。显然在跳进水中救他时，我最好应该问一下，什么是我最大的幸福。因为如果我丢了命，这就成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极好办法，如果我救了他，我就会享受无尽的赞美。可是我让他淹死，我就会丧失一个死去的机会，还要受许多责备的痛苦，但是世界却因为他的死去和我（当我还有一丝希望）活下来而变得更好。 4月29日 我曾许下诺言，在任何事情中都要遵循理性而不是本能。本能一部分来自祖先的遗传，经由自然选择的过程逐渐从祖先获得。另一部分则来自我的教育。在是与非的问题上按本能行事是多么荒谬啊!因为，如我以前所讲的那样，来自本能的那部分只是为了引向保存我所属种族的原则，而来自教育的那部分则由于个人教育而有好坏。然而这种内心的声音，这个上帝赐给的良心，曾使血腥的玛丽注32烧死许多新教徒，这就是我们这些有理性的人所应遵循的。我认为这个想法是发疯，而我将竭力遵循理性。我认为我的理想是，最终使最大多数人得到最大幸福。然后我可以应用理智，找到最能得到这种结果的道路。然而对我个人来讲，由于我受过良好教育，我或多或少还能遵循良心行事。但奇怪的是，人们是何等地不情愿放弃野蛮的冲动而运用理智。我记得可怜的尤恩，由于他贬低冲动而招致整个晚餐时间的争论。今天喝茶时，布勒小姐和我又展开一场长长的辩论，因为我说在是非问题上，我遵循理性而不是良心。我实在不喜欢我有这种特殊的见解，因为我不是把这些见解隐藏起来不让人知道，就是让别人对我的怀疑主义感到震惊，这对我所在意的人来说和隐藏起来一样糟。如果布勒小姐走了，我会感到难过。因为说来也怪，我对她比对我自己的家人更容易敞开我的思想。 5月3日 布勒小姐走了，再度留给我孤独和沉默。但令我高兴的是，似乎安排好我去南门，而且可能在一周之内成行。由于我生活中的活动频繁以及一开始的新鲜感，我的确感到这会把我从一周的阴郁的沉思中解救出来。我并不指望我一开始就过得很快活，但我希望过一段时间后能够那样。这对我的工作，我的事业和我的生活方式肯定有好处，还有我将来的幸福，我期望…… 5月8日 要不是我这些关于神学的邪恶想法，我的生活就会愉快多了。明天我离开家，今晚奶奶为我做一个美美的祈祷，祝福我的新生活，特别她祈祷道：让他得到教诲，知道上帝对他无限的爱，对这条祈祷文，我衷心地说“阿门”，而且这也是我最最需要的。因为按照我对上帝的想法，我们并没有特殊的理由来设想上帝爱我们，因为他只是启动机器开始工作，然后丢下它不管，让机器产生出必然的后果。现在你也可以说上帝的准则是赐给我们人类最大可能的幸福，但这是一个不能证明的命题。因此，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相信上帝对我的仁慈，虽然我被祷词的单纯和优美以及奶奶祈祷时的真诚态度所深深打动。有这样的家人是什么滋味!要是我在更坏的环境下成长，我会变成什么人! 顺便说一下，以便换一个更愉快的话题：我和马歇尔注33过了非常快活的一天，我们到河边去，走到布鲁姆宅第注34，在那儿顺手解开弗朗克的一条船，划过肯辛顿桥，溯河而上。在布鲁姆宅第谁都没有看见我们，除了一个跛脚老头，我一点儿也想不起来他是谁。马歇尔口渴急着想喝茶，我们跑到一个小旅店，他觉得里面该有茶喝。可是，我们两人把我们的上衣丢在泰丁顿的棚中，像傻瓜一样光着膀子走进旅馆。我们受到我曾见过的最无礼的侍女的接待，她说，她以为我们是来修房子的木匠。然后我们费了好大劲把船划回去，到家已是大汗淋漓，还迟到20分钟，为此挨了一顿数落。 5月20日 今天我第一次从南门回到家里，那里似乎是一个快乐的地方，可是见到那种到处都有的平平常常的男孩子，实在令人沮丧。他们没有头脑，没有独立思想，不爱读书，也没有更高的道德修养。一个文明的（据信是）和有道德的国家的上层阶级产生不出更好的孩子来这真可叹。我高兴我没有更早离开家，要是那样，我也达不到我眼下的状态，而仅仅像他们中间的一个（顺便说一句，我正在变得多么伪善）。我想，贝利走后6个月，我感觉我自己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我比过去变得更加平静，思想更为丰富，更具有诗人的品性，一件小事可以很好地说明这点。以前，我从来没对春天景色多想过，而今年我真是被美不胜收的满园春色所吸引。我问奶奶，今年春天是否比往年更美，但是她说并不是这样。我比过去更加爱读诗，而且怀着极其喜悦的心情，读完了莎士比亚全部历史剧，而且渴望读《悼念》。 5月27日 正如我以前说的，我力图按照我的原则去工作，而一点儿也不求奖赏，也不盲目靠良心的光芒做万无一失的引导……。不求助于宗教而只靠自己内心的引导去正确地工作，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困难的。我尝试过但可以说没有成功，但更可悲的是，我没有其他的源泉。我们没有有所助益的宗教，我的学说本身对我日常生活的帮助只不过像一个代数公式，可是引导我向良善生活的最大力量来自我奶奶的爱以及当我走向歧途时给她带来的无尽痛苦。但是我想，总有一天她会离开人世，到那时我该怎么办?我最大的恐惧是我以后的生活由于失去支撑我的宗教而归于毁灭。我想要得到我的宗教不应该传播的所有事物。由于我的所有家人对我的教育和对我的道德健康的关怀，我在所有人中本应该是最道德的。因此，如果不是我的这些不愉快的思想，我相信我可能成为最有道德的人。因为一个人多么容易使自己相信，屈从于诱惑只会产生快乐。如果按照我的想法，人们被教导去憎恶的行为立即成为道德的行为，一旦我成为我所希望的完全垮掉的人，我想我将拿出这本笔记本作为解释。我们极需一位新的路德，他能更新我们的信仰，激发基督教的活力，而且去做一位论基督徒所做的事，只要有一位像路德那样伟大的人来领导他们。宗教也像树一样越长越老，除非时不时地进行改革。现在的各种基督教都已过了它们的全盛时期，我们要求一种新形式能够既符合科学又对美好的生活有所助益。 6月3日 异乎寻常的是，能使我信服的原理和信条是多么的少。我发现，我从前深信不疑的信仰一个接一个地从我身边溜掉，滑到值得怀疑的地方去。例如，我以前绝不怀疑真理是件要掌握的好事，但现在，我对此感到最大的怀疑和不确定，因为追求真理使我得到写在这本笔记本里的结果，而以前要是满足于接受我年轻时所受的教导，我本该一直很舒服的。追求真理完全打破了我原来的信仰，并使我可能在某些地方犯下原本远离的罪过。我认为它不会在任何方面使我比以前更快乐。当然，它给了我更深沉的性格，对琐事或别人的嘲笑不屑一顾。但与此同时，它也带走了欢乐，使我更难结交知心朋友。最糟糕的是，使我和家人的亲密交流受到了阻碍，我的一些更深层的思想使他们感到完全陌生，如果我不留意而把这些思想泄露出来，立刻就会成为他们嘲笑我的话题，虽然他们并无恶意，但这对我来说是难以表达的痛苦。所以以我个人的情况，我应该说，寻求真理的努力是弊多利少，而我接受的所谓真理或许别人说并不是真理，而我也许可以被告之，如果我得到了真正的真理，我会因此而更加快乐，但这也是一个很值得怀疑的说法。因此我对真理的纯粹好处深表怀疑。当然，生物学里的真理贬低了我们对人的看法，这想必是令人痛苦的。更进一步，真理使我们疏远了老朋友，阻碍我们结交新朋友，这也是一件坏事。或许一个人应该把这些事情看成像殉道一样。由于一个人得到的真理，往往会增加其他许多人的幸福，虽然并不是他自己的幸福。总的来说，我倾向于继续追求真理，如果本书中的这种真理确实是真理的话，我也无意去传播它们，相反我倒宁愿阻止它们传播。 7月15日 现在我的假期已过了差不多一周了，我越来越习惯家居生活而把南门看成过去的一场梦。虽说我告诉家人我非常喜欢那里，而且那里确实比我期望的还要好些，但我在那里的生活实在充满巨大的磨难和艰辛。我想任何人都不会比我更恨被人打扰，受不了别人的嘲讽，虽然表面上我还能保持平静不发脾气。被叫起来唱歌，爬上椅子，在半夜为小事被叫起来，对我来说比对别人更要讨厌50倍。我经常不得不进行一长串的思考，该说什么，做什么最好，因为我有充分的自我控制能力去干我认为是最好的事，而有些别人可能看不上眼的事会使我激动万分，使我震颤和精疲力竭。我想那对我是件极好的事，因为它增加我的享受能力，而且从很大程度上增强我的道德力量。我不会轻易忘记我从来没有骂过“他妈的”使他们多惊讶，而诸如此类的骂人话就几乎会使我成为罪恶的鼓吹者（fanfaron de crimes）。不过要是真正犯不太多的罪行，这将是一件坏事。……我非常高兴我以前没有上学，那样我就会缺少力量，也没有时间去进行独立思考，虽然独立思考使我非常痛苦，然而却是我在困境中的主要支柱和依靠。对那些恶意利用我和迫害我的人我总是保持一种轻蔑的感觉而使自己振作起来，虽然这种感情可能是很错误的。我认为轻蔑不是错的，如果一个家伙习惯的语言就是用“Thy will be done”歌的调唱“不管我要撒不要撒，谁把我放在冰凉的尿盆上?我的妈妈!”然而即使我的教育还不像现在那样完全，我可能还是那样，但是我必定感到我在家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好。加上一种虚幻的英雄主义，缓和了我在南门的许多不快情绪。 7月20日 对于这个自由意志问题，大致有三种不同的、但却趋同的方法去加以考查：第一种是从上帝的全能性，第二种是从法则的主宰，第三种是从这个事实，即如果仔细探究一下，我们所有行动都表明是由动机引起。我们立刻可以看见这三种方法实际上完全相同，因为上帝的全能性无非就是法则的主宰，而行动由动机所决定是法则的主宰运用于人类的特殊形式。现在让我们更进一步考查每一种方法。 第一，来自上帝的全能性。首先，所谓自由意志是什么意思?我们的意思是，如果在我们之前有几条道路，我们可以选择任何一条，但是，根据这个定义，我们并非被上帝所支配，也不被他的创造物所支配，我们是独立于他的。这表面上看来不太可能，可是也绝不是不可能，因为上帝的全能性只是一种干预，让我们过渡到第二种方法，从法则的主宰。对于我们所知的所有事件，可能除了高等动物之外，显然法则完全是主宰。人也受到法则的控制，这可由诸如格林定律注35以及有时我们有可能预言人类行动这些事实看出来。于是，如果人受法则支配，并不意味着他的行动是前定，这正和行星的运动或植物的生长一样。阿盖尔公爵的确谈过在法则范围之内的自由，但对我来说，这是句没有意义的话，因为，受法则支配必定意味着在给定条件下不必然得到某个后果。无疑在同一环境下，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行动，但这是由于性格不同，正如两颗彗星处在同样位置，由于它们离心率不同而运动也不相同。第三，来自动机的考虑大概是最强的。如果我们不管考查什么行动，我们总是发现动机，对此，我们除了控制产生我们行动的作用力之外，不可能再施加其他的控制。阿盖尔公爵说，我们能向我们自己显示动机，可是那不是我们性格所决定的行动或其他不可避免的事吗?由我们感到它这个事实来论证自由意志存在是毫无价值的，因为我们并没有感觉到我们认为真正存在的动机，也没有感觉到依赖于大脑的心灵等等。但是我不准备教条地否定自由意志，因为我常发现，好的论证在辩出结论之前，并不偏向问题的一方。我的本性使我倾向于不信自由意志，可是对于自由意志可能有非常精彩的论证，这些论证不是我从来想不到，就是它还不能对我发挥其全部影响……有时人会变得不顾一切去自杀，很难阻止。我相信，我也会这样，除非为了我的家人。 3. 9岁时的伯特兰·罗素 4. 1893年的伯特兰·罗素 1907年的伯特兰·罗素 [book_title]第三章 剑桥 我父亲曾在剑桥大学读书，但我哥哥上的是牛津大学。我上剑桥大学是因为我对数学感兴趣。我第一次到剑桥是在1889年12月，那时我来参加入学奖学金考试。我住在新院的房间里，因为羞于问去厕所的路，所以在每天考试之前步行到车站去解手。从新院的大门，我看到它的后面，但是没敢进去，认为那可能是私人住宅。我受邀和院长一起吃饭，他是我父亲上学时哈罗公学的校长。在那里我第一次遇到特里维廉兄弟：查尔斯和鲍勃。鲍勃穿着从查尔斯那儿借来的次好的礼服很有特色，席间他因有人提到一次外科手术而晕倒。如此令人生畏的社交场合使我惊恐，但在几个月之前，当我留下和格拉德斯通先生面对面谈话时则使我更加惊恐。他来住在彭布罗克邸园，没邀请任何人来见他。由于我是家中唯一的男性，女士们退去之后，他和我单独留在餐桌旁时，他只问了一句话：“他们给我的葡萄酒很好，但为什么他们非把它装在一只血红色的杯子里?”我无言以对，只希望地上有个缝儿让我钻进去。从那么以后，我再也没有感到过如此的惊恐。 在奖学金考试中，我极想答得出色，而神经总是有点紧张，反而影响了发挥。然而，我还是得到了小额奖学金，而这也给我带来巨大的快乐，因为这是我第一次能和有才干的同龄人一比高低。 从1890年10月初到剑桥起，对我来说一切顺利。在学期的第一周，所有当时住校、后来成为我密友的同学都来拜访我。那时，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来看我，但后来我才发现负责审批奖学金的怀特海，告诉大家注意桑格和我。桑格和我一样，也是新生，也读数学，也是小额奖学金获得者。他和我都在休厄尔院住。我们的导师韦布有一个习惯做法，即把他的手稿在同学中传阅，幸运的是我看完后该由我把这份手稿传给桑格。我以前没见过他，但我被他书架上的书吸引住了。我说：“我看见你有德雷帕写的《欧洲心智的发展》这本书。我认为这本书非常好。”他说：“你是我所遇到的头一个知道这本书的人!”从这话题开始谈下去，半小时后我们已是终生密友了。我们对着笔记看我们做了多少数学。在神学和形而上学问题上，我们的意见一致，而在政治上我们见解不同（那时他是保守党，尽管后来他属于工党）。他谈到萧伯纳，但那时我还不知道萧的大名。我们常常在一起做数学，他解题惊人地快，总是在我弄懂这个问题之前，他已经解了一半。我们俩在第四学年都主修道德科学，他读经济学我读哲学，我们同时拿到奖学金。他恐怕是曾有过的最善良的人之一，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我的孩子们像我曾爱过他一样爱他。我从不知道还有什么人把深刻的才智和热烈的感情如此完美地集于一身。他成为英国大法官法庭的律师，并以他高度博学编辑出版了贾曼的《论遗嘱》而闻名于法律界。他常常感叹贾曼的亲属禁止他在前言中提到贾曼本人去世时却没有留下遗嘱。他还是一位出色的经济学家，他能用令人难以置信的多种语言来阅读，包括像马扎尔语注36和芬兰语这些难得碰到的小语种。在意大利，我常和他一起徒步旅游。碰到任何事他总是让我和旅店老板去交涉。但当我读意大利语时，我发现他意大利语的知识比我丰富得多。他1930年去世，令我感到巨大的悲痛。 第一学期我结识的另一些朋友主要来自怀特海的推荐。我后来得知，在奖学金考试中，还有一人得分比我高，但怀特海认为两人中我更有才干，因此他在考官会议前把分数烧掉，并介绍我优于其他考生。我最亲密的两个朋友是卢埃林·戴维斯兄弟：克朗普顿和西奥多。他们的父亲是柯克比·朗斯代尔教区牧师，他是金库版柏拉图的《理想国》注37的译者，也是一位卓越的学者和圣公会广教会的教徒。他的观点来自F．P．莫利斯。他的家有六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其中克朗普顿和西奥多两人是最小的，据说，而我也相信，都靠奖学金读中学和大学，而没让做父亲的花钱。他们还都引人注目地漂亮，包括克朗普顿，他有着非常漂亮的蓝眼睛，有时闪着有趣的眼神，而有时他凝视的目光却又那么深沉严肃。西奥多在家最小，却是最富才华最受家庭宠爱的一个。我刚认识他们时，克朗普顿在学院里与西奥多合住，他们俩后来都如期成为研究员，但谁也没住校。后来，他们俩一起住在靠近威斯敏斯特教堂的一间偏僻小房子里。他们都十分能干、高尚、热情，总的来说具有相同的理想和观点。在人生观上，西奥多比克朗普顿更实际一些，他成为一系列的英国保守党财政大臣的私人秘书，依次使他们当中的每一个都在一段时间里转向自由贸易，而政府的其他人并不希望他们这样考虑。他工作之勤奋令人难以置信，还总挤出时间给他所有朋友的孩子们分送礼物，而礼物又总是恰如其分。对他所认识的几乎每一个人，他都能激发起最深的感情。我从来不知道有哪位女性不想嫁给他，只有一位例外，而这位女士当然也正是他想娶的唯一女人。1905年春天，他34岁，他的尸体在柯克比·朗斯代尔附近的一个水池中被发现，很明显他在去车站的路上在那里浴水，据猜测，他一定在潜水时将头撞到了岩石上。克朗普顿爱他的弟弟胜于任何人，经受着几乎是难以承受的极度悲痛。西奥多死后的几周里我陪着他，很难找到什么话可说注38。他悲伤的样子使人极度痛苦。从那时起，威斯敏斯特教堂的钟声就把我带回这悲痛而不眠的黑夜。这事后的星期天，我也在教堂，那天西奥多的父亲强忍悲痛，像平日一样布道，成功地避免了精神崩溃。克朗普顿也渐渐地恢复，但一直到结婚，他才完全复原。自那以后，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有许多年我再没有见到他的影子。一直到我住在切尔西时，有一天晚上，我听到前门铃响，看到克朗普顿站在门前台阶上，他的样子就好像我们前几天刚刚见过面，像以往一样诱人，他还坚持要看看我已入睡的孩子们。我认为自从西奥多死后，我已变得和他的痛苦如此息息相关，以致很长时间他看到我还感到十分痛苦。 对克朗普顿，我最初的记忆是在学院弯曲的楼梯的最黑处，他什么话也没说，就突然背诵整首诗“老虎，老虎，燃烧的目光”，在此之前，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布莱克，而这首诗令我如此感动。我觉得头晕目眩，不得不倚在墙上。几乎没有一天不想起和克朗普顿的一些事，有时说个笑话，有时扮个鬼脸，表示对吝啬和伪善的厌恶。更多的是他温暖、慷慨的感情。假使我在任何时候，被任何不诚实的想法所诱惑的话，一想到他会不赞同仍然会遏制住我。他集机智、激情、智慧、轻蔑、文雅、正直于一身，我从不知道还有什么人能和他相提并论。除此之外，在后来的年月里，他强烈、坚定不移的影响，给我和其他人，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上一个稳定的依靠。 他自己的真诚往往是很特别的。他不随大流，无论是好还是坏。对于引起他的朋友们情绪激动的一切，他都表示轻蔑和好笑；嘲笑以至蔑视“为这样的社会”或“促进那样的世界联盟”。同时，他本人自始至终都是十字军：为爱尔兰反对英格兰，为小生意反对大生意的，为穷人反对富人，为自由反对垄断。而他最热心的事业就是给地价征税。 现在，亨利·乔治注39几乎完全是被人遗忘的预言家。但在1890年，当我刚结识克朗普顿时，他的学说，即所有地租应该付给国家而不是付给私人土地所有者，在对经济现状（status quo）不满的人士中，仍然是一个与社会主义学说积极竞争的对手。这时克朗普顿已经是亨利·乔治的一个狂热的追随者，正如所预期的那样，他强烈地厌恶社会主义学说，强烈信仰私有企业制度的自由原则。他并不憎恨由工业中赚钱的资本家，而把向别人的工业征收捐税的人视为魔鬼，因为这些人拥有他们需要的土地。我认为他没有问过自己，国家如果占有由土地私有制而得到的所有收入，它怎么能不变得无限强大。在他心中，如像亨利·乔治一样，改革只是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的完成，把被垄断的权力所勒住的能量释放出来。在1909年，他认为亨利·乔治的原则已被劳合·乔治注40执行，劳合·乔治著名的预算是他帮助编制完成的。 1914年到1918年的大战开始时，他是邮政总局的法律顾问，但是由于他热情支持妻子的见解，而她又是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并作为爱尔兰新芬党成员被逮捕过，这使他的职位难以维持，他在几乎没得到预先通知的情况下就被解职。尽管当时流行偏见，他还是几乎立刻加入科沃德-钱斯公司，作为该公司的合伙人，该公司是城市最大的律师事务所之一。1920年，正是他起草和平条约，建立爱尔兰自治政府。虽然这件事从未公之于众。他的无私使得他不可能获得任何传世的重大成就，因为他从未以他的工作去邀功，抢在别人前头，也不在乎公众的看法和荣誉。但是他的能力超群，尽管他令人难忘的并不是这一点。 使得克朗普顿同时如此受人钦佩又如此悦人的不是他的能力，而是他强烈的爱憎、异想天开的幽默以及岩石般的忠实。他是我曾结识过的对人类怀着巨大的爱，对极个别的人怀着藐视的恨的聪明绝顶的人之一。他绝不是某种意义下的圣人。当我们都还年轻的时候，一次我和他在乡下散步，我们误入了农夫田地的一角。农夫跑了过来，气红了脸朝我们喊。克朗普顿把手放在耳朵后，用极其和善的语调说：“请你再大声点好吗?我的耳朵有些聋。”那个原本要更大声发作的农夫一下子说不出话来了。在他去世前不久，我听到他详尽又夸大地讲这个故事，把他扮演的角色说成是我，我不断地打断他说：“别信他的，那不是我，那都是克朗普顿。”直到最后，他才咯咯笑着说明真相。 他好穿非常破旧的衣服，到了他的一些朋友不得不劝戒他别这么穿的程度，这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当西澳大利亚企图通过诉讼程序退出澳大利亚联邦时，雇用了他的法律公司。已经决定这件案子要在国王的更衣室听证，有人从旁听到克朗普顿打电话给国王的内侍说：“我的裤子状况不佳近来引起我的注意，我知道这案件要在国王的更衣室听证。或许国王在那儿留一条旧裤子可能对我有用。” 他的厌恶之情极多而强烈，常常表现得使人捧腹大笑。有一次我和他与他父亲在一起时，一位主教也是一位客人——最温厚又最无恶意的那种类型的神职人员，人们自然会说，这种人连一只苍蝇都不会伤害。遗憾的是他的政治观点有点儿反动。最后我们单独在一起时，克朗普顿用像是对待同在一艘海盗船上的俘虏的态度，咆哮着说：“他看起来真是在绝望中不顾一切的角色!” 1905年岁末，自由党政府上台，霍尔丹勋爵，一个肥胖、安逸、让人宽心的人，被任命为国防大臣，克朗普顿十分严肃地说，之所以选他是因为当提出军队改革时，防止那些将军们中风。 汽车交通的专横烦扰他。他会穿过伦敦的街道而不予理睬。当汽车喇叭愤怒地叫着，他左顾右盼带着挑剔的、烦恼的神态说：“不要弄出那么大的噪声来!”尽管他梦游一般心不在焉地四处徘徊，把帽子戴在后脑勺上，开车人还是相信他一定是位重要人物，耐心地等他穿过马路。 他像兰姆或约翰逊博士一样热爱伦敦。一次，当他强烈抨击华兹华斯很少写白屈菜时，我问：你是否更喜欢他写的威斯敏斯特桥?“噢!是的，”他答道，“要是他以同样的尺度去写。”在他最后的那些年里，他和我们夫妇经常饭后一起在伦敦散步，如果克朗普顿没有抓住我们的胳膊，他就总是握着我们的手臂。我们经过圣·克里门·德恩斯的雷恩教堂时，他提醒我们抬头看他喜欢的景色之一，蓝色夜空中那隐约可见的尖顶。在散步时，他有时和我们遇到的人聊起来。我记得他同一个公园管理员认真地讨论，可能是关于地价问题。一开始公园管理员决心记住他的身份和官职，对克朗普顿彬彬有礼但不赞成他的做法：生人不应该随便和生人讲话，上流人士不应该这样平易地接近劳动者，没有人应该和有公务在身的官员交谈。但是很快，这种生硬的态度就缓和下来了。克朗普顿真正地平等待人，他同他的职员和仆人讲话，语气就像他通常同重要人物，例如同要他负责处理事务的印度王公讲话一样。他在爱尔兰只有两个房间的小屋中的态度，跟在名人云集的集会上没有什么两样。我还记得，当他听到我们的女仆和他的家来自同一地区时，他极其庄重地站起来向她鞠躬并同她握手，其彬彬有礼的态度令人难忘。 从气质上讲，他倾向于无政府主义，他讨厌制度、组织与整齐划一。有一次，我和他在威斯敏斯特桥上散步，他指着十分拥挤的车流中一辆小小的驴车高兴地说，“那就是我喜欢的，各种各样的自由”。 另外一次，我和他在爱尔兰散步，到一个公共汽车站，我不假思索地奔向最大最舒服的汽车。而他的表情则十分震惊，抓住我的胳膊，急忙把我拉到一辆破旧的小型公共汽车上，并且严肃地向我解释，这是为了大胆反抗大联营公司。 他的见解总是有点儿难以捉摸，而且也不反对让他的偏见自由驰骋。他赞赏反叛精神，甚至大大超过他赞赏完全的理性。对于似乎需要精心策划的任何事情，他都表示厌恶。有一次我说，除非有胜利的可能性，否则我们就不能说进行一场战争是合理的。这使他大为震惊。在他看来，几乎无望的、英雄式的反抗才是壮丽辉煌的。他有许多偏见的确与我的感情一致，因此我从来没有心情同他争论，实际上在任何情况下，争论也没有用。 从他的气质和意见来看，他自然会厌恶西德尼·韦布夫妇。当他们进行济贫法改革时，他就会说，因为其他所有人都反对他们立法的企图，最终就迫使他们去组织那些无助的贫民。这样他就会宣称，他们的组织的成果之一，就是他们雇一个装假腿的贫民在马铃薯上钻孔。 他多年来是我的律师——他从事的工作大都是从友谊出发，多少是无偿的。他的律师业务大都极为重要，涉及印度的王公，英联邦自治政府或者顶尖的大银行。在法律事务中，他表现得不屈不挠，直截了当，把技巧和耐心结合在一起。这最后一点真是令人吃惊，因为他的天性实在是所有人中最没有耐心的。通过这些方法，它们甚至于能激起对方的信赖，他获得了靠耍巧妙的花招永远都达不到的成果。我记得在法律咨询过程中，某人有一次提出并不是完全正当的方法，他脸上浮现出木然的表情。尽管他办事严肃认真，但他的心情大体上总是快乐的。干完一天累人而又责任重大的工作之后，他总会参加一次晚餐会，心情非常愉快，就好像喝了不少杯香槟一样，而且会让所有人大笑。后来他正是在一次晚餐会上因心力衰竭而突然去世，可能他事先已经知道有发生这种情况的危险，不过他从来没告诉过别人。后来，他的朋友记起，有些微小的迹象表明，他并不指望长寿，但是这还不足以在尊重他的朋友们中引起强烈的焦虑不安。 他晚年花费大量闲暇时间去写一部哲学书，他常把这本书自谦地称为他的馅饼，这是影射易卜生一出戏剧中的一个老人，这位老人只有一种天才就是做馅饼，而且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在去世之前做一个真正好的馅饼。克朗普顿年轻时除了希腊诗歌之外，哲学是他心智上主要的兴趣所在。我刚认识他时，我们花很多时间辩论伦理学和形而上学。由于在整个中年时期，他繁忙的职业生涯使他完全陷入实际事务当中，但到最后，他还是能够花一些时间进行纯粹的理论思考，他充满衷心喜悦地回到这上面来。这本书接近完成时，正像许多人有时弄丢他们最珍贵的东西一样，他把手稿丢在了火车上，后来再也没有找到。必定有人捡到了它，希望由此带来经济上的好处。他曾提到过他遗失了手稿，只是遗憾而简单地谈到这项损失，说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从少数现存的笔记出发，重新开始写，接着他就改变了话题。在他去世前几个月，我们很少见到他，虽然我们见面时，他还和过去一样愉快和热情。他把所余的全部精力都用来试图完成他遗失的著作，但是这个馅饼永远也没能完成。 我剑桥时代的另一位朋友是哲学家麦克塔格特，他比我还害羞。有一天我听见有人敲我的门，声音非常小，我喊道“请进”，可是没有动静，我又大点声喊“请进”。房门打开了，我看见麦克塔格特站在门口地垫上。那时他已经是联盟的主席，将要成为研究员。由于他的形而上学方面的名声使我对他怀着某种敬畏。但是他太害羞以致不敢进来，而我也太害羞，没有让他进来。我不记得这种局面持续了几分钟，不管怎样最终他还是进了我的屋。后来我就经常去他那里吃早餐，他那里的早餐以缺乏食物而出名，事实上，谁要是去过一次，以后再去时，每次都会自己带上一枚蛋。麦克塔格特是位黑格尔主义者，当时他还很年轻，而且十分热情。他对我们这一代在精神上有很大的影响，虽然现在回想起来，那并不是一种很好的影响。在他的影响下，我也有两三年是黑格尔主义者，我还精确地记得在我大学四年级某一时刻我成为黑格尔主义者。我跑出去买了一听烟丝，带着它穿过三一巷，突然我把那听烟丝抛向空中，大喊：“天哪!——本体论的论证是靠得住的。”虽然1898年之后，我不再接受麦克塔格特的哲学，我仍然喜欢他，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有一次他叫我不要再去看他，因为他不能容忍我的意见。后来他还变本加厉，在解除我的讲师资格中起着带头的作用。 另外两位我在剑桥早年认识的朋友是洛斯·迪金森和罗杰·弗莱，从那时起我们一直保持着友谊。迪金森由于他性格温和、有感伤情调而惹人喜爱。当他是研究员而我还是大学生时，我渐渐感到由于我有时唐突地讲出令人不快的真理或我所认为的真理而有可能伤害他。世界的情势如果使我极其痛苦的话，只使他感到难过。我很怕由于太强烈的现实主义而增加他的不快。但是现实主义一词可能并不十分恰当。我的真正意思是，现实主义是一个人描述事情的实践活动，他感到这种事情几乎不能忍受，他用如此令人反感的方式描述以致引起其他人来分担狂怒。有一次他告诉我，我很像柯台利亚注41，但不能说他像李尔王。 我一到剑桥，尽管我很害羞，社会交往上我还是十分活跃，在这方面，我在家里受的教育并没有形成任何阻碍。在同辈社会的影响下，我逐渐变得不那么清高。一开始我发现我可以怎么想就怎么说，被人反驳时也不感到强烈恐惧或者可笑，就好像我讲过的话十分合理一样，这个发现使我激动不已。长期以来，我想在大学某些地方一定有一些真正聪明的人我还没有碰到，要是见到这些人，我一定能马上认出他们比我智力更优秀，可是二年级时，我发现我已经认识了大学中所有最聪明的人了。这使我觉得有些失望，同时也使我自信心越来越增强。可是，三年级时，我遇到G．E．穆尔，当时他是一年级学生，其后几年，他满足了我对天才理想的期望。那时候穆尔漂亮，身材颀长，脸上充满灵气，就像斯宾诺莎那样深切热情的心智。他具有一种高雅的纯洁的性格。我从来没有成功地让他说谎，只有一次例外。这回我耍了个花招，我问他：“穆尔，你是不是总讲真话?”他回答说：“不。”我想这是他说过的唯一一次谎话。他的家人都住在达里奇，他的父亲是位退休的医生，有一次我去看他们，他的母亲戴着一枚大瓷胸针，上面有古罗马圆形剧场图案。他有许多兄弟姐妹，其中最有趣的是诗人斯特奇·穆尔。在智力的世界里，穆尔是无所畏惧、富于冒险精神的，而在日常生活中，他就像一个孩子。四年级时，我曾花好几天同他一起在诺福克河岸散步。有一次我们偶然碰到一个又高又壮的家伙，他同我们谈起佩特罗尼乌斯注42，对他的下流事，谈得津津有味。他的古怪我觉得挺逗，多少有点鼓励他继续说下去。穆尔却一直保持沉默，到他离开之后，才说“这人真可怕。”我相信在他一生中，从来没有因听粗俗低级的故事或谈话而感到丝毫的快乐。穆尔同我一样，受到麦克塔格特的影响，在短时期内是黑格尔主义者。但是他比我从那里逃逸要快得多，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他的谈话，才使我摆脱了康德和黑格尔。尽管他比我小两岁，他极大地影响我的哲学观点。穆尔的所有朋友一个最喜欢的乐事就是看着他点燃烟斗。他总是划着了火柴然后开始辩论，说呀说直到火柴烧着他的手指，然后他又划另一根火柴，如此下去，直到一盒火柴都划光了。这对他的健康无疑是有好处的，因为划火柴的时候，他就不吸烟了。 下面该特里维廉三兄弟了。我们大家都认为老大查尔斯是最没有能力的。老二鲍勃是我特别亲密的朋友，他成为一个富有学究气但没有什么感染力的诗人，可是他年轻时，常讲出幽默的话，出人意料。有一次，我们在湖边举行一次读书会，埃迪·马什睡过了头，穿着睡衣跑来看看早餐是否准备好了。他的面容冷峻，表情流露出痛苦，于是鲍勃给他取个外号“冷幽灵”，长期以来这外号就跟上他了。乔治·特里维廉比鲍勃要年轻得多，但我后来渐渐同他很熟识了，他和查尔斯都是了不起的步行能手。有一次我和乔治在德文郡漫步，我要他答应一天只走25英里，他一直到最后一天都信守诺言，然后他就离开我说他还要再散一会儿步。还有一次，我独自散步，晚上到了蜥蜴旅馆，问他们是否能给我一张床休息。他们问：“你是不是特里维廉先生?”我说：“不是，你们是否在等他?”他们说：“是啊!他的太太早已在这里了。”这事真让我吃惊，因为那天是他们结婚大喜的日子。我看见她没精打采一个人待着，他把她丢在特鲁洛，说他一整天不能不散步一小会儿。他到夜里十点钟才来，以创纪录的时间走完40英里，累得筋疲力尽。可是在我看来，这是一个蜜月的颇为奇特的开端。1914年8月4日，我和他一起散步到斯特兰德吵了起来，其后一直到1944年我回到三一学院之前，我只见到过他一次，而到1944年，他已经是学院院长了。当他还是大学生时，他有一次向我说明，说特里维廉家从来不犯婚姻上的错误。他说“他们一直等到30岁，然后娶一位又有头脑又有钱的女孩。”尽管偶尔要吃苦头，但我从来不打算遵照这条规则办事。 我想，鲍勃·特里维廉是我认识的最嗜书的人。凡是写在书上的，他都觉得有趣，而凡是实际生活的事则漠不关心。他像他全家人一样，对于世界上所有伟大战役的战略和战术，具有缜密的知识，只要这些战略和战术写在著名的历史书上。我曾在马恩河战役注43的危急关头同他在一起，那天是星期天，我们走了两英里才买到一份报纸。他认为那场战斗没什么意思，不值得注意，因为只是登在报纸上的战役是平常的。有一次我设计了一个测验，向许多人提问，为的是看看受问者是不是一位悲观主义者。这问题是“假如你掌握着毁灭世界的权力，你会那么干吗?”我当着他夫人和孩子的面向他提出这个问题，他回答道：“什么?毁灭我的图书室?——决不!”他总是发现新诗人，并高声朗诵他们的诗作，不过一开始他总是贬低地说：“这不是他最好的诗。”有一次他向我提到一位新诗人，说想为我朗诵几首他的诗，我说：“好，可是你要给我朗诵他最好的诗。”这把他完全难住了，于是他把那本书丢在了一边。 剑桥的教师们对我享受剑桥生活没什么好处，院长简直就是萨克雷《势利小人》一书中的人物。他讲话总是这样开场：“刚好30年前的今天……”或者“你能凑巧记得皮特先生注44在100年前的今天正在干什么?”接着他就会讲述一些非常烦冗的历史典故来证明历史书上提到的一些政治家是多么伟大和善良。他的书翰风格可从他给我的来信看出来，这是我获得数学优等考试一等第七名后他写给我的： 我亲爱的B．罗素： 我无法形容这次伟大的胜利使我们感到多么高兴。正好33年前，我在哈罗公学把拉丁文作文第五年级奖放在令尊手中，今天，我向他的公子和他自己的母亲祝贺数学上的突出成就，而这成就将在学院得到高度评价。 我们知道你的数学才能，可我们也知道你并没有全力以赴地钻研数学，而是把大部分心思用在其他可能更为重大的科目上。假如这严重降低你的数学成绩，我当然会为此感到遗憾。但是我很理解，它还是得到了充分的补偿。 现在我们对你只有愉快的祝贺，你将平静地面对通往科学优等生考试和研究员资格竞争，而不必担心你以前的数学成绩不佳。 我十分高兴给罗素夫人和斯坦利夫人写上几行，这对他们两位将是愉快的一天。 相信我是你 最真诚的 H．蒙塔古·巴特勒 （三一学院院长） 1893年6月13日于剑桥 三一学院院长寓所 我记得有一次去院长寓所用早餐，那天正好是他妻妹的生日。他在祝愿她健康长寿之后接着说，“亲爱的，现在你已经活得同伯罗奔尼撒战争注45一样长了。”她根本不知道那场战争持续多久，很怕太长了以致超出她的期望。他的太太采用基督教科学派疗法（Christian Science），居然延长他的寿命，超过本来期望的达20年之多。这是由于她并不同情他的疾病。一旦他生病，她就给院评议会会议带话说，院长躺在床上不愿意起来。不过，我们必须承认，副院长奥尔德斯·赖特和资深研究员乔伊·普赖尔在没有基督科学派疗法的帮助下，也延长了差不多相同的时间。我记得我还是大学生时，看着他们三个人光着头站在大门口接待腓特烈皇后注46，他们已非常年迈了。可是15年之后，他们也不显得更老。奥尔德斯·赖特总像一根枪管通条那样站得笔直，出门总是戴上一顶高礼帽，甚至有一次清晨三点失火把他从睡梦中惊醒，他的高礼帽也端正地戴在头上。他念的拉丁文带有英语口音，而院长则采用大陆读音。当他们轮流祈祷，尤其是当副院长发音急促不清，而院长又装腔作势念出声来时，乐子可就大了。我当大学生时，把这些人只看作取笑的对象，而我成为研究员并参加学院会议时，开始发现他们是一股十足的恶势力。有一个学院副院长，是位教士，强奸过他的小女儿，还因感染梅毒导致瘫痪而不得不去职。院长在学院会议上反而大谈什么像我们那些不按时到教堂做礼拜的人，根本不知道这位名人的布道是多么卓越。在学院中仅次于这三位的重要人物是资深门房，他带有皇家气派，以致大学生们猜测他是后来的爱德华七世注47的私生子。在我当上研究员之后，评议委员会在极其保密的情况下连续开了五天会，我费了好大劲儿才弄清楚他们究竟想干什么。原来他们忙于证实一个痛苦的事实，这就是这位资深门房同五个大学杂役有不正常的关系，尽管按照他们的法规，他们所有的人“既不年轻，也不漂亮”（nec juvenis，nec pulchra）。 作为大学生，我相信那些指导教师是大学中完全不需要的一部分，我没有从讲课中得到什么好处。我发誓，如果有朝一日我成为该课的讲师，我也不能设想讲课有什么用，我信守这个誓言。 进入剑桥大学之前我已经对哲学感兴趣，但是除了穆勒的著作以外，我读得很少。我最渴望的是为数学为真的假设找到一些理由来。穆勒在《逻辑》中论及数学时，已经因它多有缺陷而打动了我。18岁时我读了穆勒。我的数学导师从来没有告诉我任何理由去假设微积分不是一大套谬误，因此我有两个问题需要考虑，一个是哲学问题，一个是数学问题。数学问题在欧洲大陆大体上已经得到解决，虽然在英国几乎不知道大陆的工作。只有在我离开剑桥，开始出国生活之后，我才发现那些我本应在三年大学期间就获得的知识。不过哲学又是另外一回事。在英国，我认识哈罗德·乔基姆，他在莫顿学院教哲学，是F．H．布莱德雷的朋友，乔基姆的妹妹是罗洛叔叔的太太，我总是偶尔在网球集会以及诸如此类的场合见到他。应我请求，他给我开了一个我应该阅读的长长的哲学书单，虽然我在攻读数学时也开始着手读书了，而一旦有空儿，我就以极大的热情攻读哲学。大学四年级时，我阅读大多数大哲学家的著作以及大量数学哲学的书。詹姆斯·沃德总是给我这方面的新书，每一次归还这些书时，我都说这些都是非常坏的书，我还记得他失望的神情以及他为了满足我而坚持不懈地努力。最后，在我成为研究员之后，我从他那里得到两本小书，这两本书他都没读过，也不认为它们有任何价值。其中一本是格奥尔格·康托尔的《集合论》注48，另一本是弗雷格的《概念演算》，这两本书最终给我需要的要点。但是弗雷格的书，我只是在许多年之后，才弄清其中的意义。实际上，一直到我自己独立发现其中大部分内容之后，我才真正理解它。 这时，我已不像刚到剑桥时那么害羞、那么学究气了。我记得住进学校几个月之前，去和我的导师商讨房子的事。我在前厅恭候时，翻了翻大学生报纸《格兰大》（Granta）。当时是五月赛舟周，我在报纸上读到，在这周内，人们的思想不能集中于工作，这真使我震惊。上大学四年级时，我变得快乐而轻浮。在阅读泛神论之后，我向朋友们宣布我就是上帝。他们在我两边摆上蜡烛，进行模仿膜拜的仪式。哲学总体上对我来说似乎乐趣无穷，我享受着这个伟大哲学家提供想象的、以奇妙方式构想的世界。 我在剑桥期间，最愉快的事就是和一个团体有联系，它的成员称之为“协会”，而局外人假如知道的话，称之为“使徒们”。这是一个小的讨论社团，每星期六晚上聚会。它的成员平均每年级有一两人，这个协会从1820年就已存在，从那时起，它的成员都是剑桥各方面的智力精英，它以秘密的方式活动，为的是使那些在选举成员时被考虑的人可能根本觉察不到这事。正是因为协会的存在，我很快认识了那些最值得认识的人。由于怀特海是协会成员，而且让年轻成员根据我和桑格两人奖学金论文对我俩进行调查。在任何时间，所有成员彼此都是好朋友，这很少有例外。讨论中有一个原则就是没有禁忌，没有限制，没有什么东西被认为是骇人听闻，对于思辨的绝对自由没有任何阻碍。我们讨论所有事情的态度当然会带有某种不成熟性，但是其中具有的超脱和兴趣在我以后的生活中却是难得再有的。讨论会一般在凌晨一点结束，然后我就会同一两个其他成员在内维尔院的回廊中来来回回走上几小时。我们把我们自己看得很重，因为我们认为我们具有心智上的诚实的美德。无疑我们在心智方面的成就比世上通常的成就更大，而且我倾向认为剑桥最好的头脑在这方面极其著名。在第二学年中间我被选为会员，事先我根本不知道这样一个社团存在，即使其中的成员我全都早已熟识。 1892年年初，我被选入“协会”，下面的祝贺信有些句子需要解释，它们是协会用来同德国形而上学开玩笑的。协会被设想为实在世界，其他事物都是“表象”，不是协会成员的人被称为“现象”，因为形而上学家认为空间和时间不是实在的，因此认为协会的成员不受空间和时间的约束。 由印度、孟加拉邦副总督 第二等印度之星高级勋爵士 查尔斯·埃里奥特爵士阁下转交 亲爱的罗素： 从今晨收到的信中得知你加入了我们团体——太好了!这确实是个好消息。如果不能在今天下午邮件发送之前说几句话来表示我的喜悦，以及此刻我不在剑桥，不能与你热烈握手相庆，那是多么遗憾。你当然会得到你自己的印象，但对我来说，它确实是真正的新生活，也是显示出剑桥真正是什么的一个启示。 是该发信的时候了，恐怕我现在不能告诉你我的经验。西奥多会告诉你我的情况。我很遗憾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