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罗马盛衰原因论 [book_author]孟德斯鸠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178405 [book_dec]法国孟德斯鸠(Charles Louis de Secondat Montesquieu,1689～1755)著。作者是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杰出思想家。本书初版于1734年,作者第一次概括地阐述了自己的社会政治理论。按照作者的历史编纂学观点,古罗马的兴盛是由于设立共和制度、法律开明、统治者贤智、人民风俗质朴、品德良善等等因素促成的;而它的衰亡则是由于施行君主政体的统治和对外的掠夺政策以及民风败坏等因素决定的。作者根据古罗马的史实,力图证明只有在公民得到自由和独立的地方,在共和的风俗习惯盛行的地方,社会才能顺利发展。凡是公民没有自由思想并且受人奴役的国家就一定会衰落下去,以至在内外敌人的夹攻下一败涂地。本书与其说是一部历史著作,毋宁说是一部政治论著更为切合作者的原意。作者利用罗马的有关史料来阐发政治主张,为共和制度提出历史的理论的辩护,用以反对欧洲当时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因此,本书在当时具有鲜明的进步意义,是以后法国大革命的思想源泉之一。本书中译本由婉玲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出版。 [book_img]Z_10554.jpg [book_title]出版说明 孟德斯鸠（1689—1755）是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杰出思想家，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先驱之一。他的著述很多，最主要的有《波斯人信札》（1721年）、《罗马盛衰原因论》（1734年）和《论法的精神》（1748年）。《波斯人信札》已由罗大冈译出，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58年出版；《论法的精神》原有严复的旧译本，书名《法意》。严复是据英译本转译的，最近已由张雁深据法文本重新译出，由我馆出版（新译本分上下两册，上册已出版）。这样，在《罗马盛衰原因论》相继译出后，孟德斯鸠的主要著作在我国就基本上都有了译本。 《论法的精神》是孟德斯鸠一生辛勤研究的最后成果和理论总结；而本书则可视为该著的前奏或绪论部分。在思想内容上，两者是紧密联系的。因此，我们与其把《罗马盛衰原因论》看作一本历史著作，毋宁把它看作一本政治论著更为切合该书的性质和作者的原意。作者不过是利用罗马的有关史料来阐发他的政治主张，来论证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的重要性，来为共和国制度提出历史的、理论的辩护，用以反对当时的专制暴政。 孟德斯鸠的历史观在当时具有鲜明的进步意义。他提出：社会的发展是遵循着一定的规律，而非人的意志所能完全控制的。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并没有能揭示真实的社会发展规律。他所得出的具体结论却是：罗马的兴盛是由于设立共和制度、法律开明、统治者贤智、人民风俗朴质、品德良善等等；而罗马的衰亡则是由于施行君主政体的统治和对外的掠夺政策以及民风败坏等等。归根结底，孟德斯鸠是把政治、法律制度看作决定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十八世纪法国许多杰出的启蒙思想家都和孟德斯鸠一样，在历史领域内，他们都是唯心主义者，一方面承认人的意识是由环境决定的；另方面又认为人们的意见（或思想）支配着世界。他们始终陷在这个迷宫里。 关于本书的版本，据查考，本书自1734年出版以来，曾有过多种版本。此次本馆所据以翻译的是巴黎卡尔涅兄弟出版社《古典著作丛刊》内的新版本，它是依据最好的原本、经过慎重的校订，应是比较完备和可靠的。这个版本在《罗马盛衰原因论》正文之外，还附有孟德斯鸠的《论罗马人的宗教政策》（1716年）、《苏拉和欧克拉底的谈话》（1722年）和《论趣味》（详题应为《论自然和艺术的趣味》，写于何年不详。首次发表于1892年）三篇文章以及圣爱瓦尔蒙（Saint Evremont）《论罗马共和国各时期罗马人民的各种特长》一文。本译本只选译了《论趣味》一文，附在正文之后。 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本书，本译本采用了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出版的《孟德斯鸠选集》内的有关注文；还将该选集卷首苏联学者巴士金所写的《沙利・路易・孟德斯鸠》一文译出，收在附录内。此外，在《论法的精神》中译本卷首刊有该书译者张雁深所写《孟德斯鸠和他的著作》一文和所编《孟德斯鸠生平大事年表》、《孟德斯鸠论著举要》，对于读者全面地了解和研究孟德斯鸠，都是有帮助的，可一并参考。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62年4月 [book_title]第一章　罗马的起源——它的战争 在考虑到罗马城的起源时，不应当把我们今天看到的城市拿来和它相比；能和它相比的只有克里米亚的那些城市，因为它们是为了收藏战利品、牲畜和粮食而修建的。罗马的主要地点的古老名称都是由于这样的习俗得来的。 这座城市甚至是没有街道（rucs）的，如果人们不用这个名称来称呼一直接续到这里的、以这里为终点的道路的话。房屋是毫无秩序地分散在各处，而且非常之小，因为男子总是在外面工作或是在广场上，他们根本就不是待在家里的。 可是从罗马的建筑物上面，立刻就能看出它的伟大来。这些营造物不仅在过去，就是在今天，依然也能使人对于它的强大产生一种最为崇高的念头，它们都是在国王执政的时期修建的。那时人们已经开始建造这座永久之都了。 为了争夺公民、妇女和土地，罗慕露斯和他的继承者几乎永远是和他们的邻人作战的。他们每次回城都要带着从被征服的民族那里得来的战利品；这就是捆成一束束的麦子和畜群，这些战利品会给城市居民带来巨大的欢乐。这就是凯旋的起源：凯旋在后来也正是这座城市所以变得伟大的主要原因。 罗马由于和萨比尼人结合到一起，他们的力量大大地增强了，萨比尼人是像拉栖代孟人那样的严峻而又好战的民族，而他们的祖先就是拉栖代孟人。罗慕露斯采用了他们的大楯，来代替他以前一直使用着的阿尔哥斯的小楯。而且，我们应当指出，最足以使罗马人成为世界霸主的一种情况，就是在他们经常不断对一切民族作战的时候，他们只要是看到比自己更好的习惯，他们立刻就放弃了自己原有的习惯。 在意大利的各共和国里，当时人们认为，他们和一个国王缔结的条约对于他的继承人是没有任何约束力的：这对它们来说已经成了一种国际法。因此，凡是被罗马的一个国王所征服的人，到另一个国王即位时，便自认为不再受约束了。结果就产生了连续不断的战争。 努玛的长期的和和平的统治恰恰足以使罗马维持住一种小康的局面。如果在当时他的领土更大一些，他的国力更强一些，那么他的命运就很可能永久被确定了。 罗马繁盛的原因之一是：它的国王都是伟大的人物。在历史上，除此之外，我们再也看不到不间断的一连串这样杰出的政治家和统帅。 在社会制度刚刚产生出来时，共和国的首脑们就缔造了共和国的制度，而后来则是共和国的制度造成了共和国的首脑。 塔尔奎纽斯 [1] 未经元老院，也未经人民的选举就取得了王冠。从此政权变成了世袭的：他并且把它变成了专制的政权。在这两个革命之后紧接着又来了第三个革命。 他的儿子塞克司图斯奸污了路克列奇娅，这样就做了一件几乎永远会使暴君从他们所统治的城市被放逐出来的事情：因为这样一种行为很容易使人民感到自己的被奴役的地位，所以他们毫不犹豫地采取了极端的措施。 当新的税收加到人民身上的时候，人民是容易忍受下来的；他们并不知道在使用从他们身上取得的金钱时，他们是不是因此得到一些益处。可是，当他们受到侮辱的时候，他们就只会感到自己的不幸，而且他们还要把他们可能受到的一切灾难都想到了。 路克列奇娅的死亡不过是业已到来的革命的一个诱因而已，这一点可以说是千真万确不容怀疑的。因为一个自尊心强、有事业心、勇敢大胆并且被关闭在城墙之内的民族，必然或者是挣脱身上的枷锁，或者是把情绪镇静下来。 两种情况当中必然会发生一种：或者是罗马改变它的政府，或者是它仍然保持着自己那小而贫穷的王国的地位。 现代的历史提供给我们一个可以说明当时罗马发生的事情的例子；这实在是一种值得人们十分注意的事情：因为不论任何时代，人们的感情总是相同的，引起巨大变革的诱因虽然不同，但原因却永远是一样的。 就和英国国王亨利第七加强下院的权力以低贬上院一样，塞尔维乌斯・图留斯 [2] 却在他之前扩大了人民的权利以削弱元老院。可是人民后来变得更加大胆起来，他们把两个王国全都推翻了。 塔尔奎纽斯的形象在后人的心目中是十分不妙的。在攻击暴政的任何一位演说家口中，都不会漏掉他的名字。但是在人们看到他自己预见到的不幸临头之前他的行为，他对于被征服各族人民的温和，他对于士兵的宽厚，他能够使许多人归向他那一方面的本领，他所营造的公共建筑物，他在战争时的勇敢，他在遭到不幸时的坚忍，他在既无王国又无财产的情况下对罗马人民所进行的或是激使别人进行的二十年的战争，为进行战争他取得的源源不绝的资源，这一切都使人看得很清楚，这个人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 后人对他的估价，和对其他一切事物一样，好或者是坏都会受到命运的任意摆布。任何一个国王如果他为后来占了统治地位的党派所战胜，或是他想消除掉留在他身上的偏见的话，那他的名誉总是要遭受损害的！ 罗马把国王赶跑之后，就建立了每年选举执政官的制度。这一点也是使它变得极其强大的原因。每个国王在他的一生里都有野心勃勃的时期，但在这之后就会是纵情于其他享乐，甚至是懒散的时期了。然而共和国的领袖是年年更换的，他们总是想在他们的任职期间成就赫赫的功业以便重新当选，因此他们每时每刻都不放松表现自己的雄心；他们劝说元老院建议人民发动战争，他们每天都向人民指出新的敌人。 元老院本身也是很愿意进行战争的。因为它经常不断地被人民的声诉和请求所苦，因此为了使自己摆脱人民的困扰，它就设法把人民的精力放到对外事务上去。 原来对人民来说，战争几乎永远是一件快意的事，因为战利品的合理分配是使人们获得利益的一种手段。 罗马这个城市没有商业，又几乎没有工业。每个人要是想发财致富，除了打劫之外，没有其他的办法。 正是由于打劫的缘故，人们却受到了一种训练，人们在打劫时所遵守的纪律几乎和我们今天在小鞑靼人中间所看到的情况一模一样。 战利品是公有的，它们在士兵中间分配：什么都遗失不了，因为在出发作战之前，每个人都要发誓绝不私吞任何东西。而且罗马人是世界上对誓约最虔诚的民族，誓约永远是维护他们的军纪的动力。 最后，留在城里的公民也享有胜利的果实。被征服民族的土地一部分被没收，没收的部分又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由公家出售，另一部分在贫苦的公民中间分配，条件是要向共和国交纳租金。 只有在征服了什么地方或是取得了胜利的时候，执政官才能得到凯旋的荣誉，因此他们把战争进行得极其猛烈；他们作战时是一直冲向敌人，而决定战争胜负的首先是实力。 罗马因此永远是处于战争状态，而且这些战争又永远是激烈的战争：原来，一个永远在进行战争的民族，一个以战争为政府统治原则的民族，必然会或是自己毁灭，或是战胜所有其他的民族，因为那些民族不论是在战时还是在平时，都是既不适于进攻又没有防守的准备的。 因此罗马人对于战术便有了深刻的认识。在那些为时短暂的战争里，大部分的范例都失传了：和平往往使人们想到另一方面去，人们不仅忘掉他们自己的错误，甚至忘掉自己的功业。 不断战争的原则的另一个后果是：罗马人不战胜绝不缔结和约。老实讲，和一个民族缔结可耻的和约以便再去进攻另一个民族，那还有什么意思呢？ 既然有了这样的想法，他们就总是按照他们失败的程度扩大自己的要求；因此他们就使战胜他们的人感到胆战心惊，他们并且下决心要自己非取得胜利绝不罢休。 由于随时有遭到最残酷报复的危险，坚忍和勇气对他们说来就成为必不可缺的了。而这些美德在他们身上就和对他们自己、对他们的家人、对他们的祖国以及对人类的一切最珍贵的东西的爱不能区分开来了。 意大利的各族人民完全不知道使用攻城器械。而且由于士兵根本不领饷银，这就不能使他们长期驻守在一个地方；因此，在他们的战争中，决战非常之少。他们作战不过是为了劫掠敌人的营地或是敌人的土地；在这以后，战胜者和战败者便各自返回自己的城市。这种情况造成了意大利各族人民的抵抗，同时也造成了罗马人想制服这些民族的顽强意志；这种情况使罗马人取得的是这样一些胜利，这些胜利绝不会使他们腐化堕落，却使他们依旧过着贫困的生活。 如果他们迅速地征服了所有邻接的城市，那么在庇鲁斯、高卢人和汉尼拔 [3] 来攻的时候，他们会早已处于衰微的境地了；就像是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遭到的命运一样，他们是会过于迅速地从贫穷走向富足，再从富足走向腐化堕落的。 但罗马永远是自强不息并且永远是遇到障碍的，它虽然不能把自己的威力扩张出来，却总是使其他的民族感到这种威力。在一个很小的圈圈之内，他们施行了必然会对整个世界发生宿命作用的美德。 意大利的一切民族并不是同样好战的：托斯卡尼人由于他们的财富和奢侈而变得柔弱了；塔林顿人、卡普阿人、坎佩尼亚和大希腊的几乎所有城市都是在闲散和嬉戏中委靡下去；但是拉丁人、埃尔尼克人、萨比尼人、埃克人和沃尔斯克人则酷爱战争；他们都住在罗马的四周，对罗马进行着极为酷烈的抵抗，这样他们就成了把顽强精神教给了罗马人的老师。 拉丁的城市是阿尔巴的殖民地，这些殖民地是拉丁努司・西尔维乌斯建立起来的。这些城市的居民除了血统和罗马人相同之外，他们的仪节也都一样。塞尔维乌斯・图留斯劝他们在罗马修建一座神殿，以便作为两个民族相结合的中心。拉丁人在列吉拉湖附近的一次大战中失败以后，便不得不和罗马人结成联盟并和罗马人缔结一项军事条约。 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十人执政官专制统治的短暂的时期里，罗马的扩张依赖于它的自由达到了何等地步。国家仿佛失去了使它活动起来的灵魂。 在城里不过只有两类人：一类人是受奴役的人，另一类人则是为了他们私人的利益而想法奴役人民的。元老们像离开一个外国城市那样地离开了罗马：相邻的民族并没有遭到任何抵抗。 在元老院设法给士兵发了军饷以后，就进行了威伊城的围攻：这次围攻持续了十年之久。人们看到罗马人使用了新的技巧，罗马人有了另一种作战方法；他们的成就更加辉煌了；他们的胜利得到的好处更多了，他们进行了更大规模的征服，开辟了更多的殖民地，最后，威伊的攻克则成为一种革命了。 然而要做的事情并不是更容易些。如果说他们沉重地打击了托斯卡尼人、埃克人和沃尔斯克人的话，这一点却造成了这样的一些后果：罗马的同盟者，同罗马人有着同样武器和同样军纪的拉丁人和埃尔尼克人却离开了他们；托斯卡尼人自己组成了同盟；意大利的一切民族当中最好战的撒姆尼特人则对他们展开了酷烈的战争。 自从建立了军饷制度以后，元老院便不再把被征服民族的土地在士兵中间分配了。不过元老院却规定了另一些条件：例如说，它要这些民族在一定的时期内供应军队以饷银，供应他们以粮食和衣服。 高卢人的攻占罗马丝毫没有削弱它的实力：与其说是被征服毋宁说是被分散开来的军队几乎是不损一兵一卒地撤退到了威伊。人民也都逃避到相邻的城市去；城市的火灾只不过是烧掉了牧人的几间小屋而已。 [book_title]第二章　论罗马人的战术 罗马人注定和战争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把它看成是唯一的艺术，他们把自己的全部才智和全部思想都用来使这种艺术趋于完善。维吉秀说，毫无疑问，他们是在受了一位神的启示之后才组成了军团的。 他们认为，应该给军团的士兵以比任何其他民族的武器都要有力、都要沉重的进攻的和防御的武器。 但是由于在战争中有些事情是重武装的士兵所不能做的，因此他们就使军团内部有一支轻武装兵，为的是使这支队伍能够出去作战，而在有这个必要的时候，它还可以退回来。他们使军团还拥有骑兵、弓兵、弩兵，为的是追击逃敌和保证胜利。他们使军团装备着各种各类的战争器械，这些器械都是随着军团行动的。正像维吉秀所说，每当军团定驻在一个地方的时候，它就是一种设防的营地。 罗马人为了能够使用比其他人的武器更重的武器，他们就得受更多的锻炼：他们做到这一点，是由于他们不断地努力劳动以增强自己的体力，他们还通过各种练习以取得动作的灵巧，而这种灵巧不外是正确地分配自己的力量而已。 目前我们看到，我们的军队由于士兵的过度的劳动而发生大量的死亡。但正是由于大量的劳动，罗马军队才把自己保存下来。我想，这理由是：罗马军队经常是劳苦的，反之我们的军队在连续一段时期极度的劳动之后，却又整天闲下来什么都不做：这在世界上最足以造成大批死亡的情况。 在这里我以为有必要谈一谈作家们笔下罗马士兵所受训练的情况。他们要习惯于按照军队的步伐行进，这就是说，要在五小时内行军二十哩，有时是二十四哩。在行军的时候，他们得背负六十里弗的重量。他们要学习习惯于全副武装地奔驰和跳跃。他们在操练的时候要带着剑、标枪、箭，它们比起普通的武器来要重一倍。而且这样的操练又是经常不断地举行的。 人们不仅仅在营地里受到军事训练：在城市里也有一块可供市民操演的地方（这就是战神广场）。在操演之后，他们就跳入梯伯河，这一方面是为了练习游泳的技巧，一方面是为了洗掉身上的尘土和汗垢。 对于体力的锻炼，我们在目前并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们蔑视过多地从事体力锻炼的人，理由是这些锻炼的大部分，它们的目的不外是娱乐而已。可是对古人来说，一切体力锻炼，直到舞蹈，都是战术的一部分。 在我们中间甚至存在着这样的看法，即过分巧妙地使用我们在战争中所用的武器，竟然成了一件可笑的事情，因为自从单个对单个的战斗之风流行以后，剑术就被看成是爱吵架的人或胆小鬼才学的东西了。 有些人批评荷马 [4] ，说他总是称赞他的英雄的气力、灵巧或是体格的匀称，这样的人一定会觉得撒路斯特也很可笑，因为他称赞庞培，原因是“庞培能够和跟他同时的人们比赛跑、比跳跃、比负重”。 每当罗马人遇到危险或当罗马人想弥补某一损失的时候，他们就必定利用这个机会来加强军事纪律。在他们不得不同像他们自己一样好战的拉丁人作战时，曼利乌司想要加强统帅部的力量，结果竟然把自己的儿子处死了，因为他的儿子不遵守他的命令而战胜了敌人。他们在努曼齐亚战败以后，斯奇比奥・埃米里亚努斯马上就没收了士兵身上一切会使他们委靡下去的东西。罗马军团在努米地亚从轭下走过，麦铁路斯便由于恢复古老的纪律而洗雪了这一耻辱。为了战胜西布利人和条顿人，马利乌斯 [5] 一开头就使河流改道。苏拉则使自己的那些害怕对米特利达特作战的士兵劳苦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他们为了结束自己的劳苦，竟然要求去作战了。 普布里乌斯・纳西卡毫无必要地迫使士兵修造一支舰队，因为人们害怕懒惰，甚于害怕敌人。 奥路斯・盖留斯对于罗马人给犯了过失的士兵放血的习惯没有说出什么道理来；而真正的意图却是，力量既然是士兵的主要美德，所以削弱他的身体，也就是贬损他了。 受到这样严格锻炼的人们通常都是健康的。在古人的著作中，我们看不到在多种多样的气候条件下作战的罗马军队会由于疾病而发生大量的死亡；相反的，在今天却几乎不断发生这样的情况，根本没有作战过的军队，在一次战役中就可以说融化掉了。 在我们这里，开小差的事情是很多很多的，因为士兵都是每一个民族的最卑劣的那一部分。结果是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在这一点上比其他民族有什么高明之处，也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这样认为过。在罗马人中间，开小差的事情就比较少：士兵们是从一个自尊心这样强、这样骄傲、这样深信应该统治别人的民族中间吸收来的，他们绝不会想到把自己鄙视到这样程度，甚至不要再做一个罗马人。 由于罗马的军队人数不多，要维持这支军队的给养并不困难；统帅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士兵，可以更容易看到士兵的过错和破坏纪律的情况。 由于他们的锻炼而取得的力量和他们所修筑的极其良好的道路，使他们能够进行长途的、快速的行军。他们的出其不意的出现可以使敌人丧胆：特别是他们偏偏在战败之后举行进攻，而这却正是他们的敌人因胜利而疏于防备的时候。 在我们今天的战斗中，个别的士兵不集合成大群是没有信心作战的；但是比自己的敌人更要强壮和更加受过战争训练的每个罗马人永远是凭着自己的本领作战的：他生来就有勇气，这就是说，他具有能够认识到他自己的力量的那种美德。 罗马的军队的纪律永远是十分严明的。因此即使在最不利的战斗中他们也不会不集结在某一个地区，或者在敌人的队伍中也不会不发生任何混乱。因此在历史上，我们总是不断地看到，尽管在开始的时候，他们由于敌人的数量大或是斗志强而被战胜，但最后他们总是从敌人的手中夺得了胜利。 他们的主要注意力是考察在什么上面他们的敌人能够胜过他们，从而他们首先就在这上面进行整顿。他们从伊特鲁里亚人那里学会了举行剑术比赛，他们看惯了在进行这种比赛时所造成的流血和负伤。 高卢人的锋利的剑，庇鲁斯的大象，只不过使他们吃惊一次。为了弥补他们的骑兵的弱点，他们首先取消马匹的缰绳，以便使他们的骑兵向前冲锋时所向无敌，接着他们又把轻武装兵（velites）配合到骑兵里面去。当他们知道了西班牙式的剑以后，他们就不再使用自己的剑了。由于发明了波利比乌斯 [6] 给我们记述下来的一种器械，他们又掌握了对付舵手技术的办法。最后，正如约瑟夫所说，战争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深思熟虑的机会，而平时则是他们进行操练的机会。 如果某一个民族由于本性或是由于自己的制度而有某种特殊的优点的话，他们立刻就把它学习过来；他们绝不会忘记要有努米地亚的马、克里特的弓手、巴列亚尔的弩手、罗德斯的船只。 最后，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在准备战争时能够像罗马人这样小心谨慎，在作战时能够像罗马人这样毫无畏惧。 [book_title]第三章　罗马人如何能够强大起来 由于今天欧洲各民族有着几乎相同的战术、相同的武器、相同的军纪和相同的作战方法，所以罗马人的令人惊异的命运在我们看来就是不可理解的了。而且目前各国的实力又是这样不均衡，以致一个小国根本无法用自己的力量摆脱神意为它们所安排的那个卑屈的地位。 这一点值得人们很好地思索一下，否则的话，我们对于看到的事件，就会无法理解。而且，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领会罗马人和近代人在处境方面的区别，那么在读古代历史的时候，我们就会以为我们看到的是和我们不同的另一种人了。 长时期的经验使欧洲的人们认识到，拥有百万臣民的国王，要使自己的国家不致毁灭，就不能保有一万以上的士兵：因此只有大国才能有军队。 在古代的共和国里，情况却不是这样。因为在今天，士兵是其他居民的百分之一的这个比例，在那里很容易提高到八分之一。 古代共和国的缔造者是把土地平均分配的：只有这一点才能使人民强大起来，这就是说，造成一个井井有条的社会。这一点还能造成一支精良的军队，他们每个人都能同样充分地关心保卫自己的祖国。 当人们不能严格遵守法律的时候，事情就会发展到我们今天这样的情况：某一些人的贪欲和另一些人的浪费使土地转到少数人的手里去；而很快地为了贫富的相互需要又产生了手工业。这种情况使公民和士兵几乎不再存在；因为在先前土地是用来维持士兵的，现在却用来维持奴隶和手工业者了，奴隶和手工业者都是新占有者的奢侈工具：然而如果没有士兵的话，那尽管秩序混乱却又必须维持下去的国家就要灭亡了。在风俗败坏之前，国家最初的收入是在士兵中间分配的，这就是说，在农民中间分配：当共和国的风俗败坏之后，土地立刻就转到富人手里去，富人又把土地交给奴隶和手工业者，再向他们抽取土地的一部分收入作为租税，用来维持士兵。 不过这样的人却完全不适于作战的：他们都是胆小鬼，他们都已被城市的奢侈生活，甚至往往被自己的技艺所腐蚀。此外，既然他们根本没有自己的祖国，而且他们到处可以凭自己的本领吃饭，因此他们就没有什么会丢失或是要保存的东西了。 在国王被驱逐之后不久罗马所进行的人口调查，以及在法列拉的狄米特留斯在雅典所进行的调查中，我们看到两个城市居民的数目几乎是相等的：罗马的居民是四十四万人，雅典的居民是四十三万一千人。不过罗马的进行人口调查正是在它的全盛时代，而雅典进行人口调查的时候，它已经完全腐化了。我们看到，罗马的成年公民是它的居民人数的四分之一，而在雅典，成年公民只占二十分之一弱；因此，在不同的时期中间，罗马的实力比起雅典的实力来几乎是四分之一比二十分之一，也就是说罗马比雅典要强到五倍。 在莱喀古士时期 [7] ，斯巴达公民的人数是九千，可是斯巴达到国王阿吉斯和克列欧美尼的时候却只不过有七百人了，而且其中有土地的最多不过一百人，其他的人都只是胆小的贱民而已；他们因而恢复了过去的法律，斯巴达也就重新取得了昔日的强大，成了对全体希腊人的严重威胁。 正是土地的平分使罗马能够摆脱当初的卑微地位，而这一点在罗马已经腐化堕落的时候，就使人们特别明显地感觉到。 当拉丁人拒绝承担提供罗马以军事援助的义务时，罗马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共和国；然而罗马却在自己的城内一下子拿出十个军团的兵力来。李维 [8] 说：“如果今天敌人突然出现在罗马城下的话，则全世界都容纳不下的罗马也未必能再做出同样的事情了；这一点很确切地表明，我们根本没有强大起来，而我们所做的，不过是增加使我们一天比一天糟下去的奢侈和财富而已。” 提贝留司・格拉古 [9] 对显贵们说：“告诉我，哪一个更珍贵些：一个公民或是一个终身的奴隶，一个士兵或是一个不能作战的人？难道你们为了要比别的公民多几阿尔旁的土地，就愿意放弃征服世界其他地方的希望，或是愿意遭到敌人夺走你们拒绝给予我们的这些土地的危险吗？” [book_title]第四章　论高卢人——论庇鲁斯——迦太基与罗马的平行地位——对汉尼拔的战争 罗马人对高卢人曾进行过多次的战争。爱荣誉，不怕死，有顽强的胜利意志，这是这两个民族的共同的特点，但他们的武器却不相同。高卢人的楯是小的，他们的剑也不行：因此罗马人对他们的看法几乎和后世西班牙人对墨西哥人的看法一样。而使得人们感到惊讶的是，这些几乎在一切地方和一切时代里被罗马人所征服过的民族，虽然接连遭到毁灭的命运，却根本不去认识，也不去设法防止它们的不幸的原因。 庇鲁斯和罗马人作战的时候，正是罗马人能够抵抗他，并且从他的胜利吸取经验教训的时候：他教给罗马人修筑防地的方法，教给他们如何选择营地和扎营，他使他们习惯于应付大象，训练他们适应更大规模的战争。 庇鲁斯的伟大地方仅仅在于他个人的一些优秀品质。普卢塔克 [10] 告诉我们，他之所以不得不进行马其顿战争，是因为他无法维持他的八千步兵和五百骑兵。在死后便不再被人们所提起的这个小国的国王乃是个冒险家，他不断进行征伐，因为不这样做，他便无法存在下去。 和他联盟的塔林顿比起他的祖先拉栖代孟人的制度来已大大地蜕化了。他和撒姆尼特人在一起，本来是可以做出大事情来的，可是罗马人把他们几乎全都消灭了。 比罗马更早地富有起来的迦太基腐化堕落得也比罗马早；因为，正当在罗马只能由于美德方才可以取得公职，而公职除了能给人以荣誉和执行职务时的优遇以外，并不给人以利益时，公家所能给予个人的一切在迦太基却是出售的，而私人所担任的一切公职也都是由公家付给报酬的。 对于国家来说，一个国王的暴政的害处比起不关心公共利益对一个共和国的害处还要小些。一个自由的国家的优点是它的收入分配得比较好，但如果分配得较差的时候，则自由的国家的优点是它根本没有宠臣；但是当事情不是如此，不是使国王的朋友和双亲发财，而是使参加政府的一切人的朋友和双亲发财的时候，那么一切便都垮台了；这样的违法乱纪比一个国王的违法乱纪要更加危险，因为作为一国公民之首的国王，他照例是最关心守法这件事情的。 古老的风俗习惯，一种安于贫穷生活的作风，使罗马人的财富相互间几乎是没有多大出入的；但是在迦太基，私人的财富却可以同帝王相埒。 在迦太基得势的有两派，一派总是希望和平，另一派则总是希望战争；结果迦太基便把自己弄得既不能享有和平，又不能很好地进行战争。 在罗马，战争从一开始便会把全体的利益结合成为一体；但在迦太基，战争却只会更加扩大个人之间的利害冲突。 在由一个国王所统治的国家里，争端容易调处，因为国王手里有强制的权力，足以使两派言归于好。但是在一个共和国里，争端反而更加旷日持久，因为毒害通常总是向可以纠正它的权力本身进攻的。 在法律统治之下的罗马，人民容许元老院领导国家大事；迦太基则是营私舞弊的人们的天下，因此人民对于任何事都愿意自己做才放心。 迦太基凭借自己的财富对罗马的贫穷作战，但正因为如此，却有它不利的一面：金银有一天是会用完的，至于德行、坚忍、力量和贫困却永远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罗马人由于骄傲而野心勃勃，迦太基人则由于贪欲而野心勃勃。罗马人是想统治别人，迦太基人则企图获致利益；不断计算收益和支出的迦太基人在作战的时候，心里照例是不喜爱战争的。 失利的战争，居民的减少，商业的衰落，国库的耗竭，相邻各民族的骚动，只会迫使迦太基接受最为苛酷的讲和条件；但罗马在行动时是不考虑得失的，他们一切决定于他们的荣誉感。既然它相信它不可能不统治别人而存在下去，因此绝不会有任何希望或是恐惧，足以迫使它缔结一项不是按照它的意思拟订的和约。 在像罗马和拉栖代孟这样的共和国里，人们遵守法律并不是由于恐惧或由于理智，而是由于热爱法律；因此不可能有比这样的共和国更加强大有力的了，因为那时除了一个好政府的贤明之外，还要加上一个派别所能拥有的全部力量。 迦太基人使用外国雇佣军，罗马人则使用他们自己的军队。由于罗马人总是把被征服的人们看成是取得未来的胜利的工具，因而他们就把他们所征服的一切民族变成士兵；在征服别的民族时他们付出的力量越大，他们也就越发认为这个民族值得并入自己的共和国。因此我们就看到，经过二十四次胜利之后才被征服的撒姆尼特人就为罗马提供了辅助的军队；而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之前不久的时候，他们从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同盟者中间，也就是从绝不比教皇领地或那波里王国来得大的一块地方，征集了七十万步兵和七万骑兵来对抗高卢人。 当第二次布匿战争正在打得难分难解的时候，罗马手里经常准备着二十二个到二十四个军团；但是根据李维的报道，当时罗马的全部公民人数只不过有十三万七千人左右罢了。 迦太基把它大部分的军队用来进攻；罗马则用来防守。正如我们刚才提到的，罗马武装了很大的一支军队去对付向它进攻的高卢人和汉尼拔，但它只派出两个军团去对付那些最大的国王：这一点就使它的兵力永远不会枯竭。 迦太基在非洲所处的地位比之罗马在意大利所处的地位是不够巩固的：罗马的四周有三十个殖民地，这些殖民地对罗马来说仿佛是它的壁垒。在坎奈一役之前没有一个同盟者背弃过罗马：这是因为撒姆尼特人和意大利的其他民族已习惯于服从罗马的统治了。 非洲的大多数城市防守得很差，不管是谁的军队，只要是开到它们的城市跟前，它们就立刻会投降的；因此在那里登陆的任何人，阿伽托克利斯也好，列古鲁斯也好，斯奇比奥也好，他们都立刻会使迦太基处于绝望的境地。 在头一个斯奇比奥对迦太基作战的全部期间，迦太基人所遭遇的一切只能由一个坏政府负责：他们的城市和甚至他们的军队挨饥受饿，但同时罗马人却任何东西都十分丰足。 迦太基的军队在战败时就变得更加横暴；他们往往把他们的将领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们是由于本身的胆怯而惩治他们的将领的。在罗马人那里，执政官则把临阵脱逃的军队的十分之一处死，然后再率领其余的人去杀敌。 迦太基人的统治是十分苛酷的：他们把西班牙的各族人民折磨到这样的地步，以致在罗马人一到那里的时候，这些人立刻把他们看成是解放者。如果我们注意一下迦太基人在进行一次不成功的战争时他们所花费的巨大款项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不义之财是保不住的，不公正的作风甚至不会达到自己的目的。 亚历山大里亚的建设大大地削弱了迦太基的商业。在最早的时候，迷信以某种方式把外国人驱出埃及；当波斯人征服了埃及时，他们所想的只不过是如何削弱自己的新臣民而已；但是在希腊国王的统治之下，世界上的全部商业几乎都由埃及包办，而迦太基的商业则开始衰落了。 由于商业而建立起来的国家如果谦虚自守的话是可以长久维持下去的；但是它们变成大国之后却无法长久维持下去了。它们是一点一点地在他人没有察觉的情况之下兴旺起来的；因为它们并没有任何突出的行动足以动人听闻，或者足以显示它们的威力；可是当事情发展到它的实力不能不引起别人的注意时，人们就都从这个国家夺取可以说是用欺骗的手段得来的权益了。 迦太基的骑兵优于罗马的骑兵是由于下述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努米地亚的和西班牙的马比意大利的马品种要好；另一个原因是罗马骑兵的武装差。从波利比乌斯的著作中我们知道，直到罗马人在希腊作战的时候，罗马人才改变了自己的作战方法。 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中，自从迦太基人选择平原地带用骑兵作战之后，列古鲁斯就被打败了；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汉尼拔也是由于他手下的努米地亚人才取得了他的那些主要胜利的。 斯奇比奥在征服了西班牙并和玛西尼撒缔结了联盟之后，便使迦太基人失掉了这个优势。正是努米地亚的骑兵在扎玛之役中取得胜利并结束了战争的。 迦太基人在海上有较多的经验，他们在海战方面也比罗马人精明；但是我以为对当时来说，这一长处所起的作用并不像今天这样大。 古人因为没有罗盘，所以只能沿着海岸航行；因此他们所用的不过是用桡划行的船只，这种船是一种平底的小船；几乎所有的停泊地点对他们来说都是港口；掌舵的技术十分有限，而他们对船只的操纵意义也并不大；因而亚里士多德 [11] 就说，专门搞一批水手在那里是没有用处的，农夫就足够做这些事情了。 航海的技术是如此不完善，以致当时人们用一千只桡所得到的效果不过等于今天一百只桡所得到的效果。 就下面一点说来，大船是不方便的：桡手要它们移动很困难，因此它们无法进行必要的转动。安东尼在阿克求姆有这方面的一个十分惨痛的经验：他的船只不能转动，于是奥古斯都的那些较为轻便的船只这时就从四面八方向它们进行攻击。 古代的船只都是用桡划行的，较轻便的船很容易把较大的船只的桡打断。于是这些大船就成了无法转动的庞然大物，就和今天的帆樯折断了的船只一样。 自从罗盘发明以后，人们的做法就改变了；人们不再使用桡来划船，船只远离了海岸，人们开始修造大船；机械变得更加复杂，而船只的操纵方法也更加完善了。 火药的发明引起了这样一种人们不会怀疑的后果：这就是海军的力量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加有赖于航海术；因为，为了能够经得住发炮时的猛力和不遭受优势炮火的轰击，就必须修造大船。然而随着船只的加大，操纵船只的技术也一定要不断地相应改进。 从前，小船突然地相接到一处，于是双方的士兵便展开了战斗；全部陆军都配置在一支舰队上面。在列古鲁斯和他的同僚取得胜利的一次海战当中，是十三万罗马人对十五万迦太基人作战。对当时来说，重要的是士兵，水手则居次要的地位；但是在今天，士兵根本无关重要或者不很重要，而水手却占了重要的地位。 执政官杜伊里乌斯的胜利就使我们深深地感到这样的一个区别。罗马人根本不懂得航海术；迦太基的一只舰船在他们的海岸上搁浅了，于是他们便模仿着这只船修造了一只新船：在三个月的时期里，他们的水手受到了训练，他们的舰队被修造和装备起来并且被放到海里去，这支舰队遇到了迦太基的海军后，便把它击败了。 在今天，一个国王恐怕用一辈子的时间也未必能建立一支能够和已经称霸海上的国家相抗衡的舰队：这可能是单用金钱所不能做到的仅有的一件事。如果在今天，一位伟大的国王能立刻做到这样一点的话，那么别人身上的经验却会使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只能加以赞许却不宜于模仿的例子。 第二次布匿战争是如此著名，以致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不知道它。当我们仔细考察一下汉尼拔所遇到的重重障碍，而这位了不起的人物又克服了一切困难的时候，我们也就看到了古代提供给我们的一幅最辉煌的画面。 罗马表现了令人吃惊的坚忍精神。在铁新、在特列比司、在特拉西孟等战役失败之后，在更加悲惨的坎奈一役战败之后，虽然意大利几乎所有的民族都背离了罗马，罗马却始终没有求和。元老院始终不渝地遵守着那些古老的金言：它对付汉尼拔的办法就同过去对付庇鲁斯的办法一样，过去只要是庇鲁斯留在意大利，元老院便拒绝同他和解；而在哈里卡尔拿苏斯的狄奥尼西乌斯 [12] 的著作中我发现，在和科利奥兰奴斯谈判的时候，元老院宣布说，它绝不愿破坏罗马人的古老的习惯，这便是当敌人留在他们土地上时，罗马人民是不愿讲和的；可是，如果沃尔斯克人撤退的话，罗马却可以满足他们的一切正当要求。 罗马的得救是由于它的制度的力量。在坎奈之役以后，它甚至不允许妇女们流泪。元老院拒绝把战俘赎回，并且把军队中剩下的那些可怜的人们送到西西里去作战；在汉尼拔被赶出意大利之前，不对任何人给予奖赏，不颁发任何军事荣誉。 另一方面，执政官铁伦求斯・瓦罗却可耻地一直逃到威努西亚。这个出身极其卑微的人所以当选为执政官只是为了使贵族感到难堪而已。但是元老院并不愿意利用这一不幸的凯旋；它看到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它是多么需要取得人民的信任；它迎接了瓦罗并且对他表示感谢，因为他并没有对共和国的命运感到绝望。 一般对国家十分不利的并不是在战役中所遭到的实际损失（这就是说损失了几千个人），而是想象中的损失和士气的沮丧，这种士气的沮丧使国家失去了甚至是命运留给它的那些力量。 有这样一些事情，所有的人所以都谈论这些事情，就是因为过去有人谈过它们。人们都认为汉尼拔在坎奈之役以后不包围罗马是他的一个错误。诚然，在开头的时候，城里的人们是恐慌万状的；但一个好战的民族的沮丧几乎总是会转变成为勇气的，因而这种沮丧同只感到自己弱点的劣等贱民的那种沮丧是不一样的。有一件事情可以证明即使汉尼拔围攻罗马也不会成功，这就是：罗马人这时还有力量向各处输送援军。 人们还说，汉尼拔把自己的军队率领到卡普阿去，而这支军队就在那里变得疲弱不振，这是汉尼拔的一个大错。但是他们却根本没有想到他们并没有找到根本的原因。在这样多次的胜利之后而富裕起来的这支军队的士兵，他们岂不是到处都能找到像卡普阿这样的地方吗？率领着自己臣民的亚历山大 [13] 在同样的情况下却使用了一个率领着雇佣军的汉尼拔所无法采用的办法：他下令烧掉他的士兵的辎重，这样就把他的士兵的以及他自己的财产搞个一干二净。人们还告诉我们说，库力汗在征服了印度人之后，留给他的每个士兵的钱只有一百卢比。 正是汉尼拔的胜利本身开始改变了这一次战争的命运。他不是迦太基的长官们派到意大利来的；他得到的支援太少了，这或者是由于一派的嫉妒，或者是由于另一派的过分的信任。只要是他和他的军队留在一起，他就能击败罗马人，但是当他不得不把卫戍部队留在各个城市的时候，当他要保卫他的同盟者的时候，当他要围攻要塞或者当他使自己的要塞不受罗马人围攻的时候，他的兵力就太少了；而他的一部分军队就是这样零敲碎打地消耗掉的。历次出征之所以容易取胜，是因为在出征时都是全力以赴的；出征成果之所以难于保持，是因为要保持它们时只能使用自己一部分的兵力。 [book_title]第五章　论迦太基失败后希腊、马其顿、叙利亚和埃及的情况 我以为汉尼拔讲的机警话十分少，而那种有利于法比乌司和玛尔开路司，而不利于他自己的机警话尤其少。我遗憾地看到，李维给古代的那些巨人添花添彩：而我所希望看到的，毋宁说是他应该像荷马那样，不是给他们涂脂抹粉，而是深知怎样使他们行动。 无论如何应当使汉尼拔所说过的那些话是理智的。如果在听到他的弟弟失败的消息时，他竟会承认他因而预见到迦太基的毁灭的话，那我就不知道什么更合适的东西足以使信赖他的各民族对他感到绝望，使指望在战后取得巨大奖赏的一支军队更加灰心丧气的了。 由于迦太基人在西班牙、在西西里、在萨地尼亚没有一次战争不是失利的，而敌人却在不断加强起来，因此汉尼拔不得不转入防御的战争。这一点使罗马人想到要把战争转到非洲去；于是斯奇比奥就在那里登陆了。他在那里取得的胜利使迦太基人不得不把汉尼拔从意大利召回来，而汉尼拔在被迫把他多次征服的土地让给罗马人的时候，他痛心得哭起来了。 为了拯救自己的祖国，汉尼拔做了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和伟大的统帅所能做的一切；由于不能使斯奇比奥和他缔结和约，他就进行了一次战争；在这次战争中，命运好像故意跟他的才能、他的经验和他的清醒的理智过不去似的。 迦太基不是从敌人而是从主人那里接受了和约的；它不得不在五十年当中付出一万塔兰特的赔款，交出人质，交出自己的船只和象，并且非得到罗马人的允许不得对任何人作战；而为了永远使迦太基感到屈辱，罗马加强了迦太基的宿敌玛西尼撒的力量。 在迦太基失势之后，罗马几乎只不过进行小规模的战争了，但是它取得的胜利却是巨大的；恰恰相反，先前它进行了大规模的战争，所取得的胜利却是很小的。 在那时，仿佛存在着两个各不相关的世界：在一个世界里是迦太基人和罗马人作战；在另一个世界里则是亚历山大死后一直未停的混乱：那里的人根本没有想到西方发生的什么事情；因为，虽然马其顿的国王菲利普和汉尼拔缔结了条约，但是这个条约几乎不起任何作用；对迦太基人只提供了很少援助的这个国王，对罗马人只不过表示了一种无用的恶意。 当人们看到两个伟大的民族相互间进行长期的和顽强的战争时，那个只想在旁边作一个安静的旁观者的人常常是一个很不高明的政治家；因为在两大民族中间，胜利的一方会立刻再发动新的战争，而一个全国皆兵的国家又会和只有公民的那些民族开战的。 在当时，这样的一点表现得十分清楚；由于罗马人刚刚制服了迦太基人，他们便进而向一些新的民族进攻，这样，他们便出现于各个地方以便把它们一一占有。 在东方能够和罗马人相抗衡的国家只有四个：希腊、马其顿王国、叙利亚和埃及。我们应该先来看一下头两个国家的情况如何，因为罗马最初征服的正是这两个国家。 在希腊，当时有三个大民族：埃托利亚人、阿凯安人和贝奥西亚人；这都是自由城市的联盟，它们都有人民大会，有公推的长官。埃托利亚人是好战的、勇敢的、鲁莽的、贪欲的，他们说的话、他们起的誓永远是不算数的，最后，他们在陆地上作战，就和海盗在海上打劫的行径一模一样。阿凯安人则经常受到相邻民族或行动乖戾的防御者的烦扰。贝奥西亚人在所有希腊人当中是最迟钝的，他们极少参加公共的事务：他们单单为了一时的善恶之感而行动，却缺乏足够的理智，让演说家能够很容易地就把他们激动起来。而使人感到异乎寻常的却是，他们的共和国竟然保持在一种无政府状态之中。 拉栖代孟人保存了自己的威力，这就是说，保存了使他们拥有莱喀古士的制度的那种好战的精神。帖撒利亚人就某种方式来说，是被马其顿人所奴役了的。伊里利亚的国王们已经被罗马人打得稀烂了。阿卡奈人和阿塔玛尼人则时而被马其顿的军队、时而被埃托利亚的军队所蹂躏。雅典人自己没有兵力，也没有同盟者，他们使世人吃惊的不过是他们对国王的谄媚态度而已；人们到德谟斯提尼斯 [14] 发过言的那个讲坛上，不过是建议最卑劣和最可耻的法令而已。 而且希腊由于自己的地位、自己的力量，由于它那众多的城市、士兵的数量，还由于它的政治制度、它的风俗习惯、它的法律，而成为一支绝对不能小看的力量；它爱好战争，精通战术：假如它结合成为一体，那它将是无敌的。 希腊曾严重地为第一个菲利普、亚历山大和安提帕特尔的行动所震撼，但是它并未被征服；而未能决意放弃自己的要求和希望的马其顿国王们却始终拼命想奴役它。 马其顿的四周几乎都是无法穿越的山。那里的民族十分适于作战，他们是勇敢的、服从的、勤劳的、永远不知疲倦的；应当承认他们是从气候取得这些品质的，因为即使在今天，这些地方的居民仍然是土耳其人的帝国的最好的士兵。 希腊是仰仗着某种均势而维持着的：拉栖代孟人一般是埃托利亚人的同盟者，而马其顿人则是阿凯安人的同盟者。但是在罗马人来到之后，这样的全部均势就被破坏了。 既然马其顿的国王们无法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因此最小的挫败对他们都会产生重大的后果；而且他们很难强大起来，因为他们的计划永远是隐瞒不住的，人们永远是睁大着眼睛望着他们的一举一动的。如果他们在由他们的同盟者发动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话，则同盟者本身就会把这种胜利看成是应当立刻挽回的灾难。 但是马其顿的国王通常都是机警的国王。有一些国家，它们的政策方针从一开始就确定下来而以后也一直不变，不过马其顿王国并不是这一类的国家。他们不断地接受各种军事危险和外交事务方面的教训，不断地牵连到希腊的一切纠纷里去，这样他们就必须争取各城市的领导人物，向各族人民夸耀自己，把利益分开或是结合起来；最后，他们还经常不得不冒着生命的危险。 在菲利普开始统治的时候，由于他的中和稳健而赢得了希腊人的爱戴和信任，但是他突然改变了；正当他由于政策和野心的理由而必须表现得公正的时候，他却变成了一个残酷的暴君。尽管相隔得很远，他却看到了迦太基人和罗马人，因为他们的力量是强大的；他在有利于他的同盟者的情况下结束了战争，并和埃托利亚人取得和解。因此，他想把整个希腊和他自己结合起来以便阻止外国人到希腊来取得立足点，这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可是相反的，他却用小规模的侵略激使它反对自己；在涉及自己的存在问题时，他总是喜欢纠缠在琐屑的利益上面，结果他就因为三四次不好的行动，而使全体希腊人痛恨他、憎恶他。 埃托利亚人对他最有反感；而罗马人便利用了埃托利亚人痛恨他的机会，或毋宁说利用了他们的狂热，同他们结成同盟，开入希腊，并把它武装起来反对菲利普。 这个国王在奇诺赛法里一役中被战败了；这次的胜利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埃托利亚人的勇敢。菲利普惊惶失措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他竟然答应缔结这样一项条约，这项条约与其说给他以和平，毋宁说要他放弃自己的兵力：他要把他的卫戍部队从整个希腊撤出，要交出他的船只，还必须在十年当中付出一千塔兰特。 波利比乌斯以他惯常具有的清醒头脑把罗马人的战阵同亚历山大之后一切国王所承受下来的马其顿人的战阵作了比较。他使我们看到了枪兵方阵和军团的优点和缺点；他认为罗马的战阵是比较好的。如果从当时发生的许多事件来判断的话，则波利比乌斯的说法显然是有道理的。 有一种情况大大地促使罗马人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处于危急的地位，这就是，汉尼拔从一开头的时候就把他自己的士兵按照罗马人的方式武装起来；但是希腊人既未改变他们的武器，也未改变他们的作战方法；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要放弃他们曾用来取得十分巨大的战果的那些习惯。 罗马人在对付菲利普时所取得的成功是他们所进行的全面征服的一切步骤中最大的一个。为了确保希腊，他们用尽一切办法来降低帮助他们取得了胜利的埃托利亚人的地位。而且他们更下命令，要属于菲利普或是其他国王的每一个希腊城市，今后都依照它们自己的法律来治理。 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些小共和国不可能是独立的。希腊人心里傻欢喜了一番并相信他们实际上是自由了，因为罗马人已经宣布他们自由了。 想象自己已经成了希腊的主人的埃托利亚人，一旦看到什么事都要听任主子的摆布，就陷于绝望的境地了；既然他们总是欢喜采取极端的决定，于是他们便想用一些狂乱的行径来纠正另一些狂乱的行径，他们把叙利亚的国王安条库斯召到希腊来，就同当初他们把罗马人召来一样。 叙利亚的国王们在亚历山大的继承者当中是最强大的；因为他们拥有大流士的几乎全部领土，只有埃及不算在内；但是却发生了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大大地削弱了他们的实力。 奠立了叙利亚帝国的塞琉古在他晚年的时候摧毁了李西玛克的王国。在这种混乱的时期里，许多省里发生了叛乱：形成了培尔伽姆、卡帕多齐亚和比提尼亚等王国。但是这些胆怯的小国家总是认为它们先前的主子所受的屈辱对它们自己来说是一种幸运。 由于叙利亚的国王们总是以极其嫉妒的眼光来看待埃及王国的幸福，因此他们总是考虑到如何征服它的问题。这一点所引起的后果是：既然忽视了东方，他们在那里便失去了许多省份，并使另一些省份对他们也很不服从。 最后，叙利亚的国王们领有上亚细亚和下亚细亚；但是过去的经验使人们看到，在这种情况之下，当首都和主要的兵力是在下亚细亚诸省的时候，那么上亚细亚各省就保不住；而当帝国的重心是在上亚细亚各省的时候，则下亚细亚各省又无法加以固守了。波斯帝国和叙利亚帝国最强大的时期正是帕尔提亚帝国的时期，但帕尔提亚帝国拥有的省份，不过是前两个帝国的省份的一部分。如果居鲁士不去征服吕底亚王国，如果塞琉古留在巴比伦而把沿海各省留给安提冈的继承者们，那么波斯帝国对希腊人来说就是不可战胜的，而塞琉古帝国对罗马人来说也是不可战胜的了。为了控制人类的野心，大自然给各国定出了某种界限。当罗马人越过了这种界限的时候，帕尔提亚人几乎总是能够把他们歼灭掉，而当帕尔提亚人胆敢踏过这个界限时，结果是他们不得不仍然退回；而在今天，当土耳其人超越了这样的界限时，他们也是不得不退回去的。 叙利亚和埃及国王的治下有两类臣民：一类是征服别人的各民族，一类是被征服的各民族。第一类民族还念念不忘他们的出身，因而他们是很难统治的；他们完全没有那种使人们产生摆脱桎梏的愿望的独立精神，但是他们却有一种不能忍耐的情绪，这种情绪会使人们产生改换主人的愿望。 不过叙利亚王国的主要弱点却来自宫廷，因为在那里统治着的是大流士的继承者，而不是亚历山大的继承者。在宫廷里，到处看到的是奢华、虚荣和柔弱，这些坏风气从来也没有离开过亚细亚的宫廷。坏风气也传染到了人民和士兵的身上，甚至传染到了罗马人的身上，因为他们对安条库斯作战时，已是他们腐化堕落的时代了。 当取得了巨大功业的安条库斯发动反对罗马人的战争时，叙利亚王国的情况就是如此。但在行动的时候，他甚至没有人们在处理一般事物时所具有的那种正常的判断力。汉尼拔希望重新发动意大利的战争，因此他的意思是把菲利普争取到自己的方面来，或是使他保守中立。但是安条库斯对这样的事情一件也没有做：他只率领他的一小部分兵力来到希腊；他只是沉湎在享乐之中，仿佛他只想旁观战争，却不想参加战争似的。他被打败之后就逃到了亚细亚，他与其说是被战胜，毋宁说是被吓倒了。 在这一次战争中，被罗马人像洪流那样冲跑的，菲利普竭尽全力为罗马人服务，成了罗马人取得胜利的工具。想对埃托利亚进行报复和蹂躏的迫切愿望，被答应让他减少贡物和给他留几个城市的诺言，他对安条库斯的嫉妒，以及最后若干小的动机，都使他要这样做。既然他不敢有摆脱桎梏的想法，因此他就只能设法不使这种桎梏过于无法忍受罢了。 安条库斯对局势竟然作出了这样不明智的判断，他以为罗马人会使他在亚细亚平安无事。但是罗马人还是跟踪而来了：他再一次被打败，并且惶恐万状地同意缔结一项最为可耻的条约，这是任何一个伟大的国王都未曾干过的事情。 我从来不知道有任何事物比在今天统治着的国王所作的决定更有气度了，原来他宁可把自己埋葬在他自己宝座的碎片之下，也不愿意接受有失一位国王的尊严的建议：他的自尊心太强了，因此他不能处于比不幸给予他的遭遇更加不堪的地位；而且他知道得十分清楚，勇气可以巩固王冠的地位，但可耻的行动却根本做不到这一点。 能够作战的国王，这样的人物是常见的。然而知道如何进行战争，既善于利用命运又善于等待命运，具有在作战前反复地考虑，但在一旦开战之后便能毫无畏惧这种识见的国王，那就十分稀少了。 在安条库斯失势以后，剩下的就只有小国了，但这里并没有把埃及计算在内，而埃及由于本身的地位，本身土壤的肥沃，本身的商业、居民人数，本身海上和陆上的兵力，却仍然会是一种可怕的力量。但是埃及国王的残酷，他们的胆怯，他们的贪欲，他们的低能，他们那种骇人听闻的纵欲行为，使他们受到自己的臣民的深恶痛绝，以致在大部分的时期中，如果不是有罗马人给他们撑腰，他们早就垮台了。 从某种意义来说，这乃是关于埃及王位的一项基本法律，即姊妹和兄弟可以同样地继承王位，而为了维持统治时的统一，兄弟一般是可以同姊妹结婚的。因此在政治方面，很难想象有什么比这样的王位继承制度更加危险的事物了：因为任何家庭小纠纷都会变成全国范围的骚动，二者中间一方稍感不满，立刻会发动起亚历山大里亚的居民来反对另一方，人数众多的贱民总是准备着归附想首先闹事的那一个国王的。此外，奇列涅和塞浦路斯王国通常是在这一王朝的、对一切具有同样权利的其他国王的手里，结果就几乎总是有正在统治着的国王和企图取得王位的人，因此这些在位国王的地位就总是不稳固的，而且他们在国内的地位既然不稳固，在对外方面自然也不会有力量了。 埃及国王的实力，和亚细亚其他国王的实力一样，在于他们的希腊的辅助军队。希腊人是具有爱自由、爱荣誉、爱光荣的精神的，在这种精神之外，他们还不断从事各种各样的体育运动：他们在他们的主要城市里举行比赛，比赛的优胜者当着全希腊的面接受花冠；因此这便引起了普遍的竞争。不过既然在那个时代人们是用武器作战，而成功有赖于使用武器的人们的气力和技艺，因而人们便不能怀疑，受过这样的训练的人们比起那不分青红皂白地集合起来并不加选择地被率领去参加战争的蛮族大群来具有巨大的优点，大流士的军队正是这种蛮族大群的一个好例子。 罗马人为了剥夺国王们的这样的军队，从而不声不响地取消他们的主要力量，结果做了这样两件事情：首先，他们一点一点地在希腊城市中制订这样一个惯例，即不经罗马人的同意，希腊人不得缔结任何联盟，不得援助任何人或对任何人开战。其次，在罗马人和国王们缔结的条约中，罗马人禁止国王们在罗马人的同盟者中间征兵。这一点便使他们只能保有本民族的军队了。 [book_title]第六章　论罗马人用以征服一切民族的行动 在一切都十分顺利的时候，人们一般容易粗心大意，但元老院却永远是踏踏实实地处理事务的；当军队打败了一切敌人的时候，它便使那些已被击溃的敌人俯首听命。 它还是审判一切民族的法庭：在每一次战争结束时，它便确定每个民族应受到的惩罚或是奖赏。它从被征服民族的领土上拿走一部分土地用以分配给它的同盟者；结果它就做到了两件事情：它使对它没有什么危险但能给它不少好处的那些国王依附于罗马，同时它还使对它没有任何好处但是又十分可怕的那些国王的力量削弱下去。 人们利用同盟者，是为了对敌人作战的；然而，很快地破坏者也要被击溃。菲利普是借着埃托利亚人的帮助而被征服的，但埃托利亚人由于和安条库斯联合而自己不久也被歼灭了。安条库斯又是由于罗德斯人的援助而被战胜的，但是，在他们取得十分丰厚的报酬之后，却在他们要求和佩尔赛缔结和约的借口之下，永久地被消灭了。 当罗马人身旁有许多敌人的时候，他们就和那比较软弱的敌人缔结一项停战协定，而这个敌人也就因为自己能够缔结这样一项协定而感到庆幸，它指望这样可以延缓一下自己被毁灭的命运。 当他们在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战争的时候，元老院便把各种侮辱都承受下来，一声不响地等待着报复时刻的到来；如果某个民族把罪犯交给它，它却不惩罚他们，而宁愿宣布整个民族都是有罪的，这样便能给自己保留一种有利的报复。 当他们使他们的敌人遭到极大灾难的时候，也绝不会组成反对他们的联盟，因为离开危险最远的人，是不愿意挨近危险的。 因而别人很少向他们宣战，但是他们却总是在最适当的时候，以最适当的方式，对他们最有利于进攻的那个民族宣战。在他们所进攻的许多民族中，为了求得同他们相安无事，很少不遭受他们的各种各样的侮辱。 他们永远是习惯于以主人的口吻讲话的，因而他们派到还完全不晓得他们的威力的那些民族那里去的使者肯定会受到不好的款待：这一点就成了他们发动一次新战争的可靠的借口。 既然他们从没有真心诚意地缔结过和约，而是想侵占一切，因而老实说，他们的条约不过是战争的暂时的中止而已，他们总是把会使接受这些条约的国家陷于毁灭的各项条件加到条约里面去。他们迫使卫戍部队撤出要塞，或是限制陆军的人数，或是要对方献纳马匹或象。而如果这个民族是个海上的强国，他们就强迫它烧掉自己的船只，有时甚至强迫它离开海岸，到更加深入内地的地区去居住。 在消灭了一个国王的军队之后，他们便用极为苛酷的税收或一种贡物来搞垮他的财政，借口是要他支付战费：这是一种新的暴政，这种暴政使他不得不去迫害自己的臣民，从而失去了臣民对自己的爱戴。 当他们和某一国王缔结和约的时候，他们便从这个国王的兄弟或是儿子当中要一个人作为人质：这便使他们可以为所欲为地在他的国家内制造骚乱。既然在他们手中有了最亲近的王位继承人，那他们便可以恐吓王位上的人；如果在他们手中的不过是国王的一个远亲，那他们便利用这个人在各民族中间制造骚乱。 当某一个国王或某一个民族拒绝服从自己的主人的时候，他们便立刻给他以罗马人民的同盟者的头衔；这样他们就使他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了：结果就没有一个国王，不拘他是多么伟大的人物，能够一时一刻对他自己的臣民，甚至对他自己的家人放心了。 尽管罗马人的同盟者这个头衔是一种奴役，但人们对这个头衔仍旧是十分向往的；因为这样人们就可以确信，他们今后只受罗马人的侮辱了，而且他们也就有理由指望这种侮辱不会是很严厉的。因此，各民族和国王便不惜提供各种服务，不惜做出各种低三下四的事情，以便取得这一头衔。 罗马人有各种各样的同盟者。对于一些同盟者，他们是用给予特权和分享胜利成果的办法加以维系的，如拉丁人和埃尔尼克人等便是这样的同盟者；另外一些，例如他们的各殖民地，它们从建立时起就具有同盟者的身份；还有一些是由于帮了罗马人的忙而成了罗马人的同盟者的，如玛西尼撒、优美涅司和阿塔路斯便是这样的同盟者，这些人从罗马人那里得到了自己的国家或因罗马人而大大伸张了自己的势力；再有一些是由于自愿缔结的条约而成为罗马的同盟者的，不过当这种条约缔结得日子久了以后，这些同盟者就逐渐成了罗马的臣民，例如埃及、比提尼亚、卡帕多齐亚的国王和大多数的希腊城市便是这样的同盟者；最后，许多是由于罗马人强加的条约，由于必须屈从于罗马人的权力之下而成为罗马的同盟者，例如菲利普和安条库斯便是这样的同盟者：因为他们从来不和不同意成为他们的同盟者的敌人缔结和约，而这就等于说，他们所征服的每一个民族都要被他们利用来制服另外的一些民族的。 当他们把自由给予某些城市的时候，他们很快地就在那里制造两个派别：一派维护本地法律和自由，另一派则承认只有罗马人的意志才是他们的法律。既然后面的一派总是比对方要强得多，因此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自由不过是一个虚名罢了。 有时他们在继承的借口之下成为一个地方的主人：他们依照阿塔路斯、尼科美德和阿庇昂的遗嘱进入了亚细亚、比提尼亚、利比亚；而埃及则是根据奇列涅国王的遗嘱而被制服的。 为了使那些大君主永远无法强大起来，罗马人不愿意使他们和那些已和罗马结盟的国家结成联盟。由于他们从不拒绝和强大国王的任何一个邻国结成同盟，结果和约中的这一条款便使他失去了一切同盟者。 此外，当他们征服了某一个大国国王的时候，他们就在条约中载明，在他和罗马的同盟者（通常就是指他的全部邻人）发生争端时，不得诉诸战争而是要请求罗马的仲裁：这就使他在今后再也不能使用军事力量。 而且，为了自己保存宣战的全权，他们剥夺了甚至是他们的同盟者的这一项权利：只要同盟者一发生什么纠纷，他们就派使节去迫使他们缔结和约。我们只要看一看他们如何中止阿塔路斯和普鲁西亚司之间的战争就可以明白了。 当某一个国王取得一次常常是耗尽了本身力量的胜利的时候，罗马的使节就立刻出现在他那里，把胜利从他的手里夺走。在成千的例子当中，我们可以回想一下，罗马人怎样一句话就把安条库斯从埃及赶走了 [15] 。 罗马人既然知道欧洲各族人民是何等适于战争，他们便通过一项法律，根据这项法律，亚细亚的国王谁都不许进入欧洲和征服那里的随便哪一个民族。他们对米特利达特宣战所提出的主要理由，就是他破坏了这个禁例，他征服了欧洲的几个蛮族。 如果罗马人看到两个民族相互作战，而他们和其中任何一方都不是同盟者，同时和其中任何一方也没有纠葛的时候，他们仍然不放过出场的机会；同我们今天那些流浪的骑士一样，他们总是参加到较弱的一方面去。哈里卡尔拿苏斯的狄奥尼西乌斯说，这是罗马人的一个古老的习惯：永远帮助那请求帮助的人。 马人的这些习惯绝不是偶一为之的个别行动。这永远是他们经常不变的原则；这一点是很容易看到的：因为他们对最大的国家所使用的规则正是在罗马建国初期他们对他们周围的那些小城市所使用的规则。 他们利用优美涅司和玛西尼撒征服菲利普和安条库斯，正同当年他们利用拉丁人和埃尔尼克人征服沃尔斯克人和托斯卡尼人一样；他们要迦太基和亚细亚的国王们交出海军，也正同他们要安求姆交出平底船一样；他们取消了马其顿四个部分之间的政治上的和公民的各种联系，也正同他们当初破坏了拉丁小城市的联盟一样。 然而特别应当指出，他们一贯使用的规则是分散各民族的力量。阿凯安共和国是由自由城市的联盟构成的；但元老院却宣布说，今后每一个城市都要依照自己的法律来治理，不必依赖一个共同的政权。 贝奥西亚人的共和国同样是许多城市的一个联盟；但是，既然在反对佩尔赛的战争当中，联盟中一些城市支持佩尔赛，而另一些城市支持罗马人，后者于是得到了罗马人的优遇，这样就使这个共同的联盟解体了。 如果在今天统治着的一位伟大的国王在他看到邻国的一个国王被赶下王位时而奉行这些规则的话，那他就要用自己的全力来支持这个国王，并且把他的政权局限在仍旧对他忠诚的那个岛上面；在分散唯一会抵制他的计划的国家的力量时，他会从甚至是自己同盟者的不幸中取得巨大的利益 [16] 。 当某一个国家里发生了某种争论时，他们立刻就来进行审判；结果，他们便确信，只有被他们宣告有罪的一方面才会起来反对他们。如果争夺王位的人们是属于血统相同的国王，他们便往往宣布两个人都是国王，如果其中的一个人年纪较轻的话，他们在解决问题时便偏袒这个年纪较轻的人，并以全世界的保卫者的身份担任他的监护人。他们已经把事情弄到这样的地步，即各民族和国王们甚至不确实知道到底根据什么法律他们会成为罗马人的臣民。原来罗马人自己竟认为，只要他们一听到人们谈到罗马人，那就足以使他们成为罗马人治下的臣民了。 在他们出发作战的时候，他们一定要事先保证在他们进攻的敌人近旁取得某一个同盟者，为的是从这个同盟者那里可以得到支援的队伍；而且，既然罗马的军队从来就不是人数众多的，因而他们总是注意到在离敌人最近的行省里，配置第二支罗马军队。第三支军队则配置在罗马，这支军队随时都准备着出征。这样看来，他们不过是把他们军队的很小一部分派出来，可是他们的敌人却把他们的全部军队都拿出来碰运气。 有时他们滥用他们语言中名词意义上的细微区别。他们毁掉了迦太基，说他们曾答应保存的只是国家，而不是城市。大家还知道，相信罗马人的忠诚的埃托利亚人是如何受了骗的：罗马人认为，相信一个敌人的忠诚 ，这话的意思就是使自己丧失各种各样的物品、人物、土地、城市、庙宇，甚至坟墓。 他们甚至能够对一个条约作出任意的解释：这样一来，当他们要低贬罗德斯人的时候，他们就说，过去他们把吕奇亚给罗德斯人的时候，不是作为一种礼物，而是作为罗马人的朋友和同盟者的。 当罗马人的一位将领为了拯救他那势必覆灭的军队而缔结和约的时候，根本不会批准和约的元老院就会用这一和约来找便宜并把战争继续下去。例如说，当优古儿塔包围了一支罗马军队，但是在同罗马人缔结条约的保证之下把他们放走的时候，罗马人偏偏用优古儿塔放走的那些军队来对抗他。而当努曼齐亚人迫使快要饿死的两万罗马人请求缔结和约的时候，这个救了这样多罗马公民生命的和约却在罗马被撕毁了，而且他们为了逃避舆论的指责，竟把签订和约的执政官交给了努曼齐亚人。 有时他们是在公正的条件下同一个国王缔结和约的；可是当履行这些条件时，他们就把会迫使对方重新发动战争的这样一些条件加上去。例如说，当他们要优古儿塔向他们交出他的象、他的马、他的宝库，交出投降到他那一面去的人们时，他们就要求他把自己也交出来。这对一个国王来说是一件最大的不幸，因而它是绝不能成为缔结和约的一个条件的。 最后，罗马人还由于国王们的个人的错误和罪过而审判他们。他们听取了所有和菲利普有某些纠葛的人们的诉苦；他们把使节派出去以保障菲利普的反对者的安全；他们要佩尔赛向他们控诉说，菲利普杀死过同罗马缔盟的城市的某些公民，又同它们的某些公民发生过争端。 既然人们在判断一位将领的荣誉时，要看他在凯旋时带回金银的数量，因此被征服的敌人便会被搞得一干二净。罗马总是会弄到大批的钱，因此每一次战争都使它能够发动另一次战争。 和罗马友好或是同盟的各民族，为了取悦于罗马人或是取得罗马人的更大的欢心而把巨量的礼物送给罗马人，但这种做法却使他们自己破产了。为了这个目的而送给罗马人的钱，只要其中的一半就足以把他们打败。 作为世界的主人，他们把它的全部财富收归自己的手里：在他们进行比较公正的掠夺时，与其说是作为立法者，毋宁说是作为征服者。他们知道塞浦路斯的国王托勒密拥有巨量的财富，因此他们便在一位保民官的建议下通过一项法律，根据这项法律，他们可以从一个还活着的人那里取得遗产，这样就没收了和他们结成同盟的一个国王的财产。 从国家的贪婪的手中漏出来的一切，很快地就落入了私欲无穷的个人的腰包。长官和统治者在和国王们打交道时贪赃枉法。争执的双方都自寻毁灭地拼命花钱贿买那永远是令人怀疑的关照，以便战胜尚未把自己最后耗尽的对方；因为在这里甚至连强盗中间的那种公道都没有，而甚至强盗在犯罪的时候也不是完全不留情面的。最后，国王们不用金钱就无法保持合法的或是非法夺取来的权利，而为了保持这种权利，他们就掠夺庙宇，没收最有钱的公民的财产：为了把全世界的财产交给罗马人，人们犯了无数的罪恶。 但是使罗马受益最大的，莫过于罗马使世界各国对它产生的尊敬了。很快地它就使国王们沉默下去，好像使他们失去了知觉。现在的问题已不在于他们的权力有多么大；老实说，连他们本身都已受到了侵害。敢于发动战争，这就等于说要冒着被俘、丧失生命或是在凯旋时受辱的危险。因此过着奢华而又安逸的生活的国王们便不敢正眼来看罗马人民；他们既然丧失了勇气，便只能指望仰仗他们的耐心和他们的低声下气来稍稍延缓逼临到他们头上的灾难。 我请你注意一下罗马人的行动。在安条库斯战败之后，几乎自己没有占领城市，他们便成了非洲、亚细亚和希腊的主人。仿佛他们进行征服，只是为了给予；但他们仍然是不折不扣的主人，以致当他们对某一个国王宣战的时候，他们竟可以说是把全世界的力量都压到对方的身上了。 夺占所有被征服的土地还不是时候。如果他们自己保有从菲利普手中夺过来的城市，那就会引起希腊人的密切注意；如果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或反安条库斯的战争之后，他们夺取非洲或是亚细亚的土地的话，那他们就不能保有尚未最后确定下来的胜利果实了。 在像指挥臣民那样地指挥各民族之前，还应当等待一下，即必须等到他们以自由人或同盟者的身份习惯于服从的时候，等到他们一点一点地融化在罗马共和国的时候。 看一看在列吉拉湖之役的胜利以后，他们和拉丁人缔结的条约吧：它是罗马人的威力的主要基础之一。在那里人们找不到一个词会使人怀疑他们有取得统治权的野心。 这乃是一种逐步进行的征服。在征服某一个民族的时候，他们把这个民族削弱就满足了。他们向它提出了这样一些会不知不觉地把它削弱下去的条件。如果它重新振作起来，他们就更进一步地低贬它；这个民族成了罗马的臣民，可是它自己也说不出到底它是在什么时候落到这种从属地位的。 因此，老实说，罗马既不是一个王国，也不是一个共和国，而是由世界各民族组成的躯体的脑袋。 如果西班牙人在征服墨西哥和秘鲁之后施行同样计划的话，他们就不至于为保存一切而必须毁掉一切了。 如果征服者想把自己的法律和风俗习惯强加于一切民族，这是一件愚蠢的事情。这样做一点好处都没有；因为在各种形式的统治之下，人们都是能够服从的。 但是罗马并不强行规定任何共同的法律，因此各民族之间便根本不会有任何危险的联系了。他们只有在共同服从的条件下才能组成一个整体；他们虽不是同国人，却都是罗马人。 也许有人会反驳说，建立在封建法律之上的罗马帝国从来也不是巩固的，从来也不是强大的。然而世界上却再也没有比罗马人的制度和蛮族的制度更加矛盾的东西了；一句话，可以说前者是实力的结果，后者则是软弱的结果；在一种情况下是极度的从属，在另一种情况下，则又是极度的独立。在日耳曼诸民族所征服的各国里，权力是掌握在家臣的手里，只有法律是掌握在国王的手里：但在罗马人那里，情况完全相反。 [book_title]第七章　米特利达特为什么能抵抗罗马人 在罗马人所进攻的一切国王当中，只有米特利达特进行了英勇的反抗，并使罗马人陷于危险的境地。 他的国家所处的地位是十分适合于对罗马人作战的。他的国家邻接高加索的不易进攻的地区，在那个地区里到处都是他可以利用的好勇斗狠的民族。从这里他的领土又向南伸入黑海：米特利达特的大量船只就在黑海上游弋。他还继续不断地从西徐亚人那里收买新军队；他随时可以进攻亚细亚；他是富有的，因为他在黑海沿岸地带的那些城市对工业较不发达的民族进行着有利的贸易。 这时开始实施的放逐的习惯使许多罗马人不得不离开自己的祖国。米特利达特十分热情地接待了他们；他组织了军团，并使罗马人参加这些军团，成为他的最好的军队。 从另一方面来说，为国内纠纷所困扰的罗马，又忙于应付更加迫切的不幸事件，因此它不能把亚细亚的事件放在重要地位，一任米特利达特接二连三地取得胜利，或是在失败之后再恢复过来。 使大部分国王遭到毁灭命运的，莫过于他们所表示的想缔结和约这种明显愿望了。因此，他们就使所有其他民族不想和他们一同共危险，而这种危险又正是他们自己所渴望能够避免的。然而，米特利达特从一开头便要全世界的人们看到，他是罗马人的敌人，今后也永远是罗马人的敌人。 最后，希腊和亚细亚的城市看到罗马人加到他们身上的枷锁一天比一天沉重，于是便把期望寄托在号召他们争取自由的这位蛮族国王的身上了。 这种情况引起了三次大规模的战争：这三次大规模的战争形成了罗马历史上精彩的篇幅；因为人们在这里看到的并不是为享乐和傲慢所制服的国王如安条库斯和提格拉涅斯，或是为畏惧所制服的国王如菲利普、佩尔赛和优古儿塔，而是一位豁达大度的国王。这个国王在他处于逆境的时候，行动却和狮子一样：他看到了自己的伤口，只会使他比先前更加激怒。 他们的战争是很特别的，因为在战争的进程中不断发生变故，而且又总是预想不到的变故；原来，如果说米特利达特能够容易地补偿所损失的军队的话，却也发生这样的情况，这便是在不利的情况下，也就是人们最需要服从和纪律的时候，他的蛮族军队却叛离了他。如果说他有办法唤起各民族，并有办法在各城市中引起骚动的话，他自己却又饱尝他的将领、他的妻子孩儿对他的背信行为的痛苦。最后，如果说他所对付的都是罗马的那些无能的将领的话，那么在不同的时期，罗马人却也把苏拉、路库鲁司和庞培派去和他对抗的。 在击败罗马的将领并征服了亚细亚、马其顿和希腊以后，这个国王却败在苏拉的手下，而根据和苏拉缔结的条约，他只好退回到自己原来的领土上面去。在他对罗马将领苦战时，他再一次战胜了他们，征服了亚细亚。可是在他给路库鲁司所逐并一直被追到本国的时候，他就不得不躲到提格拉涅斯那里去了。看到自己在失败之后已没有任何办法而且能够指望的只有他自己时，他就回到自己的国里去重整旗鼓。 继路库鲁司之后来了庞培，米特利达特又败在他手里了：他逃离了自己的国家，而在穿过阿拉克斯之后，就九死一生地在拉吉人的土地上行进了；在途中他从蛮族方面集结了军队之后，出现在博斯波鲁斯他那同罗马人缔结了和约的儿子玛卡列司的面前。 处于绝望深渊的米特利达特拟订了一个计划：把战争转移到意大利去，并且和几世纪之后才征服了罗马人的同样的那些蛮族一道，沿着后来那些蛮族所走的同样的道路进军罗马。 米特利达特被他的另一个儿子法尔那克和军队所出卖而悲壮地死去了。他的计划的宏大规模和他在执行这些计划时会遭到的种种危险把军队吓倒了。 由于迅速取得的胜利，在庞培手里就完成了罗马这一伟大而壮丽的工程。他把广阔无垠的土地收入自己帝国的疆域：但这与其说增强了罗马的实际力量，毋宁说是给罗马帝国添上了一层庄严的气象。而且，尽管在他凯旋时的牌子上写着说，他给国库增加了三分之一以上的收入，但国家的实力并未增强，而人民的自由也受到了空前的威胁。 [book_title]第八章　在城里经常存在的倾轧 正是在罗马征服全世界的时候，在它自己的城里却发生了一场隐蔽的战争：这就同火山的火焰一样，每当什么物质能够加强它的沸腾程度时，它立刻就会爆发出来。 在国王被驱逐以后，统治权便落到贵族手里了：贵族家族包办了一切高官显职，因而也就包办了一切军事方面的和民政方面的荣誉。 为了不让国王回来，贵族就设法扩大人民中间的激动情绪；但是他们所做的比他们自己所期望的不免过火了。贵族既然要他们憎恨国王，就使他们对自由产生了无限的期望。在国王的政权完全转到执政官的手里去以后，人民就感到他们并没有得到人们要他们深深热爱的自由；因此他们就设法削弱执政官的权力，设法设置平民的高级官吏职位，并且要同贵族一起取得能够坐圈椅的高级官吏的资格。贵族不得不满足他们的一切要求，因为在贫穷被认为是公众的美德，而作为取得政权的秘密手段的财富受到蔑视的城市里，出身和显贵并不能给人们很大的好处。权力应该归于大多数的人民，贵族的国家就一点一点地变成了民主的国家。 服从一个国王的人们比起生活在世袭的贵族制度下的人们来，他们所受到的嫉妒的痛苦要少些。国王离开自己的臣民很远，以致他们几乎看不到他；他是这样有力地君临在他们之上，以致他们竟然不能想象在他们之间会产生什么不愉快的关系；但是占统治地位的贵族却是大家都能看到的；他们并不是这样高高地在其他公民的上面，因此公民们便总是能够做出不愉快的比较。因此在过去任何时候以及在现在，人民总是憎恨元老的。在出身并不提供参加政府的任何权利的共和国，在这方面是最幸运的，因为人民可以不怎样嫉妒他们给予他们所选择的那个人，并且可以任意取回政权。 对贵族感到不满的人民跑到圣山上去：安慰他们的使节被派到他们那里去；但是由于所有的人都保证当贵族不履行答应给他们的诺言的时候，必须相互帮助（这一点永远会引起骚动，并且会阻止高级官吏执行自己的全部正当职权），因此人们认为最好是创设一个高级官吏职位，以便防止对平民做出不公道的事情。但是由于人类的一个由来已久的缺点，取得保民官职位以便自卫的平民却被他们利用来进攻；他们一点一点地取消了贵族的全部特权。这就引起了接连不断的纠纷。保民官支持，或毋宁说鼓动人民，元老院则袒护贵族，因为元老院几乎全部是由贵族组成的，它比较倾向于遵守古老的规则，并且害怕贱民会把某一个保民官变成暴君。 人民利用了他们自己的力量：他们在选举中的优势，他们拒绝参加战争的行动，他们的离开的威胁，他们单独作出决定的权利，最后，他们对于过分顽强地反抗他们的人们的弹劾。元老院用它自己的智慧、它的公正和它激起的对祖国的爱，用它的善行和共和国的财富的一种合理的分配，用人民对于主要家族的光荣和伟大人物的美德的尊敬，甚至用宗教，用古老的制度，用在预兆不吉利的借口下废除集会的日子，用门客，用一个保民官来对抗另一个保民官的办法，用任命独裁官，用进行新战争或把所有人的利益结合到一起的不幸事件，来进行自卫。最后，元老院用来进行自卫的手段还有：它向人民表示出一种父亲般的谦逊以满足人民所提出的一部分要求，为的是使他们放弃其他的一些要求，它还使用这样一个常用的规则，那就是不拘任何阶层或是任何高级官职的特权都不如保存共和国这件事重要。 后来，也就是当平民把贵族贬低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家族的这种区别已变得毫无意义，而且二者都没有区别地可以取得荣誉的时候，新的纷争又发生了；纷争的一方是普通的人民，他们是受着他们自己的保民官的鼓励的；另一方是贵族和平民的主要家族，即人们现在所说的新贵：站在他们一方的是元老院，而元老院便是由他们组成的。但是，既然古昔的朴素风气不复存在，个人拥有了巨大的财富，而这样巨大的财富又不可能不产生权力，因此新贵就势必进行远比先前的贵族更加猛烈的反抗：这也就是格拉古兄弟和力图实现他们的计划的许多人致死的原因。 现在我应当再来谈一谈那大大地有助于加强罗马政府的力量的一个高级官吏职位：这就是监察官的职位。监察官主持人口调查；此外，既然共和国的力量在于纪律，在于风尚的严峻和经常不断地遵守某些习惯，他们的职责便是矫正法律所不曾防止的弊端，或是过问其他官吏所不能惩处的罪行。有一些比犯罪还要坏的例子：因破坏风尚而毁灭的国家多于因破坏法律而毁灭的国家。在罗马，任何会输入危险的新鲜事物的行动都要受到监察官的制裁，因为这些新鲜事物会改变公民的情绪或精神，并损害罗马的永久性，如果我可以使用这个名词的话。监察官也可以调处家庭的或公共的纷争：他们可以看情况把任何人赶出元老院，可以取消一个骑士所乘用的、由公家负担费用的马匹，可以把一个公民转入另一个特里布，甚至可以使他变成向城市纳税但是没有其他公民享有的特权的那一类人。 李维甚至指责了人民；在三十五个特里布中，他把三十四个特里布都放到根本不享有城市公民特权的那一类里去。他说：“因为在你们判了我的罪之后，你们又要我担任执政官和监察官。因此，你们一定是做了一次违法渎职的事，因为你们处罚了我；或者是做了两次违法渎职的事，因为你们又使我担任执政官，而后是监察官的职务。” 人民的保民官杜洛纽司被监察官逐出元老院，是因为他在任的时候，他废止了限制宴会方面的开支的那项法律。 这是一个十分贤明的制度。他们不能撤销任何人的高级官吏职位，因为这样一来就会妨害国家权力的正常行使；但是他们能够贬低人们的称号和等级，因此可以说，他们能够剥夺一个公民的个人的显贵地位。 塞尔维乌斯・图留斯依照百人团来区分公民的办法是著名的，李维和狄奥尼西乌斯把这件事对我们作了很好的解释。他们把一百九十三个百人团分成六个阶级，并把全部普通人民编入最后一个百人团，使他们单独组成第六个阶级。我们看到，这样的分法不是从法律上而是在事实上剥夺了普通人民的选举权。后来人们又规定，除去在某些个别情况以外，选举是要按照特里布的划分来进行的。有三十五个特里布，它们的每个特里布都有一票，在它们当中城市的特里布有四个，乡村的特里布有三十一个。主要的公民都是农民，他们自然是属于农村特里布的了；普通人民则只能参加城市特里布，他们对国事的影响极小：正是这一点被视为拯救了共和国。而当法比乌司把普通人民列入城市的四个特里布（阿庇乌斯・格老狄乌斯却把他们分配到一切特里布中去）的时候，他便因而获得了“最伟大的”这样一个称号。监察官每五年都要检查一下共和国当时的实际情况，这样就把人民分配到不同的特里布里面去，以便使保民官和野心家不能操纵选举，使甚至人民自己也不能滥用自己的权力。 罗马的政府是十分完善的，因为自从它产生以来，它的制度就足以使或是人民的精神，或是元老院的力量，或是某些高级官吏的威望永远能够制裁任何滥用权力的事件。 迦太基亡国的原因是：正是应该消除滥用职权的行为的时候，它竟不容忍甚至是汉尼拔这样做。雅典的垮台是因为，他们的过失在他们自己看来是这样地无关重要，以致他们竟不想纠正这些错误。在我们今天，意大利的以本国政府的稳定持久而感到骄傲的那些共和国，它们所能骄傲的，不过是世世代代中间无穷无尽的贪赃枉法行为而已；因此，比起在十人执政官时期的罗马来，它们的自由并不更加多一些。 英国的政府所以比较高明，是因为有一个机构经常不断地检查政府和检查它本身。结果它的错误便绝不会是持久的，而由于这些错误引起了全国的注意，它们又常常是有用的。 一句话，一个自由的政府，也就是说经常动荡的政府，如果它自己没有法律来纠正自己的错误，它是无法维持下去的。 [book_title]第九章　罗马灭亡的两个原因 当罗马的统治局限在意大利的时候，共和国是容易维持下去的。所有的士兵同时也就是公民；每个执政官都征集军队；其他公民则在下一任执政官的统率下去作战。军队的人数既然不是太多，人们就注意到只把关心保存城市的有相当财产的人吸收到军队里来。最后，元老院还密切注视将领们的一举一动，它根本不使他们想到要做出违反自己本分的事情。 但是当军团越过了阿尔卑斯山和大海的时候，战士们在许多战役中就不得不留驻在他们所征服的地方，这样他们就逐渐地丧失了公民们应有的精神，而在手中掌握着军队和王国的将领们感到自己的力量很大，就不想再听命于别人了。 于是士兵们这时就开始只承认自己的将领了，他们把自己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将领的身上，而且和罗马的关系也越发疏远了。他们已经不是共和国的士兵，而是苏拉、马利乌斯、庞培、恺撒 [17] 的士兵了。罗马再也无法知道，在行省中率领着军队的人物到底是它的将领还是它的敌人了。 正当罗马人民被他们的保民官引入歧途的时候（他们正是把他们自己的权力委托给保民官的），元老院却易于进行自卫，因为它的行动是坚持不懈的，可是贱民却不断地从激昂狂暴的一个极端走向软弱无能的另一个极端。但是当人民能够使他们所拥戴的人们在国外取得一个极大的权力时，元老院的全部智慧就变得无用，而共和国也就垮台了。 自由的国家中有一些国家所以维持得不如另一些国家长久，这是因为它们所遭遇到的不幸和成功几乎总是使它们失掉了自由。但另一方面，人民受到统治的一个国家的成功或不幸却总是确定了他们的奴役。一个贤明的共和国绝不应当冒险使国家一任命运的摆布：它应当追求的唯一的幸福，就是它的国家的巩固持久。 如果说帝国的伟大毁掉了共和国，则城市的伟大足以毁掉共和国的程度并不更差一些。 罗马在意大利各民族的支援下征服了全世界，它在不同的时期把不同的特权给予了这些民族。这些民族的大部分从一开头就不很关心取得罗马人的公民权；有一些民族毋宁说更愿意保存自己过去的习惯。但是，当这个权利变成代表世界主权的权利，如果一个人不是罗马的公民就什么都不是，而且有了这个头衔就等于有了一切的时候，意大利各民族就决定，要是不能成为罗马公民，就毋宁死掉；在不能用阴谋或是用请求达到目的的时候，他们就诉诸武力；面临伊奥尼亚海的全部地区的居民发动了起义；其他的同盟者也想学他们的样。罗马不得不对说起来正是他们征服全世界时的左右手作战，因此罗马的处境便十分危险了。它眼看就要退回自己的城里去：它同意把人们如此期望取得的这种权利给予还没有中止对它表示忠诚的同盟者。此后罗马就逐步把这种权利给了所有的人。 从那个时候开始，罗马就不再是像过去那样的一个城市：在过去的罗马城里，人民是被一种同样的精神，对自由的一种同样的爱，对暴政的一种同样的憎恨所鼓舞的；过去在那里，对于元老院的权力和显贵的特权的嫉妒总是和尊敬混合在一起的，这种嫉妒不过是对平等的一种爱罢了。意大利各民族成为罗马的公民以后，每一个城市便表现了它自己的特色，表现了它所关心的特殊利益，表现了它对某一个强大的保护者的依赖。一个居民分散开来的城市再也不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而且既然人们不过是由于一种特殊的法律上的规定才成为罗马公民的，人们便不再有同样的高级官吏、同样的城墙、同样的神、同样的庙宇、同样的坟墓，因此人们就不再用和先前相同的眼光看待罗马，人们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地爱自己的祖国，对罗马的依恋之情也不复存在了。 野心家们把别的城市的居民和整个整个的民族引入了罗马，为的是在选举时制造混乱或是操纵选举；集会成了不折不扣的阴谋；人们把几个暴徒组成的集团称为科米凯司（comices）；人民的权威，人民的法律，人民本身都成了空中楼阁；而无政府状态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人们竟无法再知道人民是通过了某一个决定还是根本没有通过什么决定。 在作家们所写的作品里，人们只听到他们谈到把罗马引向灭亡的纠纷；但是他们却没有看到，这些纠纷是必要的，它们一直都存在着，而且应当永远存在下去。引起灾难并且把人民的骚动变为内战的，完全是由于共和国的庞大。在罗马是必然要发生纠纷的：它的战士们在国外既然是这样傲慢、这样勇敢、这样可怕，那么他们在国内也就不可能是十分温和的。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要求人们在战争中大胆而在和平时期中胆怯，这无疑是要求不可能的事情：可以说有这样一个普遍的惯例，这便是每当人们在一个自称为共和国的国家里看到，所有的人都安静无事的时候，那就可以肯定，在那里是没有自由的。 在一个政治组织中人们称为联盟的东西，乃是一种十分暧昧费解的东西；真正的联盟是和谐的联盟，这种联盟使我们看来不管是多么矛盾的一切组成部分都能协力促进整个社会的幸福，就好像音乐中的不谐和音有助于全体的和谐一样。在人们认为是存在着混乱的一个国家里，仍然可以有联盟存在，这就是说，存在着一种和谐，从这种和谐中产生出构成真正和平的幸福。在那里就同这个宇宙的各个部分一样，它们永远是借着一些部分的作用和另一些部分的反作用相互联系在一起的。 但是，在亚细亚的专制制度中，这就是说，在一切并非温和的政府的和谐中，却总是有一种真正的纠纷。农民、士兵、商人、官吏、贵族等人所以结合到一起，不外是由于一些人压迫另一些人而没有遇到另一些人的反抗罢了。如果人们在那里也看到有联盟存在的话，那么它并不是团结一致的公民，它只不过是一些挨着另一些埋葬下去的尸体而已。 罗马的法律后来已无力统治共和国，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但下述的情况却是一件人们永远会看到的事情，这就是使一个小共和国变成大国的好法律，在这个国家扩大的时候，对它就不方便起来了：因为这些法律的自然作用是造成一个伟大的民族，却不是统治这个伟大的民族的。 在好法律和适用的法律之间是大有区别的；好法律是要使一个民族成为其他民族的主人，而适用的法律则是要维持一个民族所取得的权力。 目前世界上有一个共和国，这个共和国几乎无人知道，却偷偷地和默不作声地每天都在加强自己的力量。千真万确的事情是，如果它在什么时候扩大到它的智慧所注定的那种规模，它是必然会改变自己的法律的；这绝不会是一个立法者的事情，而是它的腐化堕落本身所产生的后果。 罗马的建立就是为了扩大的，对于这一点来说，罗马的法律非常出色。因此，不论罗马过去是怎样的一种统治，国王的统治也好，贵族政体或民主政体也好，它都从来没有停止进行要求实际活动的壮举并且获得了成功。它并不是在一天里，而是永远比世界上的所有其他国家明智；不管它是小国、中等国，还是个大国，它都会同样治理得很出色；任何幸运，它都能从中得到利益，任何不幸，它都能从中获取教训。 罗马失去自己的自由，是因为它把自己的事业完成得太早了。 [book_title]第十章　论罗马人的腐化堕落 我以为在共和国末期传入罗马的伊壁鸠鲁 [18] 学派大大地有助于腐蚀罗马人的心灵和精神。在他们之前，希腊早已受到了这个学派的侵蚀：因而他们腐化堕落得更早些。波利比乌斯告诉我们说，在他那个时候，希腊人发的誓是没有人相信的，反之罗马人却可以说是受着誓约的约束的。 在西塞罗 [19] 写给阿蒂库斯的信里，有一件事实可以告诉我们，从波利比乌斯的时期以来，罗马人在这方面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 他说：“美米乌斯刚刚通知元老院他的竞争者和他同执政官们缔结的条约，根据这个条约，执政官必须协助他们竞选下年度的执政官，而从他们这方面来说，如果他们不能给执政官提供三个占卜师和两个前执政官的话，他们必须支付给执政官四十万谢司特尔求司：原来这样做是要占卜师声明说，当人民通过库里亚法的时候，他们全都在场，虽然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事情；至于前执政官，则是要他们硬说，在签署整顿他们的行省的事务的元老院命令时他们是在场的，但这件事也是完全不存在的。”在这一个条约里就可以看到有多少无耻的人物！ 宗教永远是人们可以用来维系人心的最好保证，但除去这一点之外，在罗马人当中还有这样一个特点，这便是在他们对祖国的爱上面，他们还掺入了一些宗教的情感。这座城市在初建的时候，朕兆是极好的。他们的国王和他们的神罗慕露斯，同城市一样永恒的这座卡庇托留姆山，同建城者一样永恒的这座城市，在过去什么时候曾在罗马人的心灵中造成一种他们想永远保存下去的印象。 国家的伟大给个人也带来了巨大的财富。然而既然丰裕是在于善良的风俗，而不是在于豪富，所以罗马人的那种无限多的财富就引起了一种空前的奢华和浪费。最初由于自己的财富而堕落下去的人，后来却由于自己的贫穷而堕落了。如果有了超出个人所需的过多的财富，那他就难于做一个好公民。念念不忘过去豪富的日子并惋惜浪费掉的巨大财产的人，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正像撒路斯特所说，人们看到了这样一代的人，他们自己不能有财产，却又不能容忍别人有财产。 可是，不管罗马的腐化堕落达到什么程度，罗马却没有招来一般会产生的一切灾难。因为它的制度的力量是如此巨大，以致在财富、在柔弱和纵欲当中，它仍然保存了英雄的勇气，保存了它的全部战斗能力。我认为这一点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做不到的。 罗马的公民认为商业和手工业是奴隶们才干的行业：他们是绝不做这类营生的。如果有几个例外的话，那不过是一些被释放的奴隶继续干他们先前的行业而已。但是，一般说来，罗马人只知道战术，这是他们取得高级官吏职位和荣誉的唯一道路。因此，在把所有其他的美德全部丧失以后，军事方面的美德在他们身上仍旧保留着。 [book_title]第十一章　论苏拉，论庞培和恺撒 我请大家允许我不来讲马利乌斯和苏拉的战争中的那些恐怖事件：大家可以在阿庇安 [20] 的著作中看到关于这些战争的令人感到战栗的故事。除去两个领袖的嫉妒、野心和酷行之外，每个罗马人也都疯狂了；新的公民和老的公民相互间不再看成是属于同一个共和国的成员，他们进行的是这样一个战争，一个特殊的战争，它既是内战，又是对外的战争。 苏拉制定了一些法律，这些法律十分便于消除当时罗马人所看到的混乱的原因：它们加强了元老院的权威，压制了人民的权力，又调整了保民官的权力。使苏拉放弃独裁官的权力的奇想仿佛使共和国重新有了生命。然而正当他们陶醉在接二连三的胜利之中时，他却施行了这样一些使罗马再也不能保存本身的自由的措施。 在远征亚细亚的时候，他取消了一切军事纪律；他使他的军队习惯于抢劫，并使他的军队产生了他们过去从来没有过的需要；他既然使士兵们腐化，士兵们后来也就腐化了他们的将领。 他是借着军队的力量进入罗马的，他教给罗马的将领们，要他们破坏自由的托庇之所。 他把公民的土地分给士兵，他使他们毫无止境地贪婪下去；因为，从这个时候起，任何一个军人只要一有机会，就会把他同一国家的公民的财产弄到自己手里来的。 他发明了放逐制度，并且给那些不属于他的一派的人们的脑袋定出了价钱。从那个时候起，人们就更加不可能表示对共和国的忠诚了，因为在两个有野心的并相互争夺胜利的人中间，保持中立并拥护自由派的人们是一定会被双方中取得胜利的任何一方列入被放逐的名单之内的。因此参加他们中间的一方面才是慎重的做法。 西塞罗说，在苏拉之后出现了这样一个人，这个人做出了伤天害理的事情，并取得了更加可耻的胜利；他不仅把私人的财产充公，他还使所有的行省都遭到同样的灾祸。 苏拉在放弃了独裁官的权力之后，作出一种姿态，好像他只愿意生活在他自己所制定的法律的保护之下。但是表现出如此温和的这一行动，它本身却是他的残暴行径的结果。他把土地分给驻在意大利各个地区的四十七个军团。阿庇安说，这些人认为他们的财产和他的生命是关联着的，因而他们总是十分注意他的安全，准备随时帮助他或是为他报仇。 共和国是注定要灭亡的了，问题不过是要知道它如何被推翻，为谁所推翻罢了。 两个同样是野心很大的人，他们不同的地方只是其中的一个人并不像另一个人那样如此露骨地想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两个人由于他们的声誉、由于他们的功勋、由于他们的美德而压倒了所有其他的公民。庞培首先出现，紧接着恺撒也就登场。 为了取得人民的好感，庞培取消了苏拉的那些限制人民权力的法律；当他为了自己的野心而牺牲了他的祖国的那些最为有益的法律时，他就取得了他所希望的一切，而人民也就对他表现了无限的轻率。 罗马的法律贤明地把国家的权力分配给许多高级官吏，这些官吏相互之间起支持、制止和限制的作用。既然他们每个人的权力都是有限的，因而每一个公民都可以取得这样的职位。而人民看到许多人一个挨着一个地担任同一个职务，但对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习惯。但正是在这个时候，共和国的制度改变了：最有势力的公民们使人民把一些非常的任务付托给他们。这样的做法就消灭了人民和高级官吏的权力，并使得一个人或几个人能够把全部国家大事掌握到自己手里。 由于必须对赛尔托留斯作战，人们把这个任务委托给庞培。还应当对米特利达特作战，于是大家又都叫着庞培的名字。当人们需要把粮食运到罗马的时候，如果不把这件事交给庞培去做，人民就认为事情弄坏了。人们不是想把海盗消灭吗，这只有庞培才办得到。而且当发生了恺撒要攻入意大利的危险的时候，元老院就把庞培召了来，把一切希望寄托在他身上。 马尔库斯对人民说：“我知道得很清楚，显贵们所期待的庞培宁愿保证你们的自由，而不愿保证显贵们的统治。但过去却有这样一个时期，在那个时候，你们当中的每个人都是在许多人的保护之下，而不是所有的人在一个人的保护之下，此外，在那个时候，一个人要是能够给予或是拿走这类的东西，这是前所未闻的事情。” 在为了扩大疆域而创立起来的罗马，必须在同样一些人的身上把荣誉和权力结合起来；而在混乱的时期里，这就使人们能够把人民的瞩望集中到一个公民的身上。 当人们给予荣誉的时候，他们确实知道他们给的是什么东西。但是，当人们把权力也加到他身上去的时候，人们便无法说出，这权力究竟会大到什么程度了。 在一个共和国里，对一个公民所表示的过分的偏爱永远会产生必然的后果：或者是引起人民对他的嫉妒，或者是产生对他的过度的爱戴。 在返回罗马的时候，庞培两次都有力量取消共和国，但他是有节制的，他在进入罗马之前，就把自己的军队解散了：他是以一个普通公民的姿态出现于罗马的。使他得到极大光荣的这些行动使得后来不管他做出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情，元老院总是袒护他的。 庞培的野心比起恺撒的野心来，较有节制，较为温和。恺撒和苏拉一样，他手中掌握了军队，就想取得最高的权力。但庞培却根本不喜欢用这样的强制办法：他是在得到了人民的同意之后才想取得独裁政权的；他不能同意篡夺政权，但是他却希望人们把这样的权力交到他手里。 既然人民的好感并不是永久不变的，于是终于到来了一个时期，庞培的威信开始衰退下去了；使他最感到伤心的事情是：他所瞧不起的人民增加了他们自己的力量，并用这个力量来对付他了。 这一点就使他做出了三件同样是对自己十分不利的事情：他用金钱来腐化人民，在选举的时候，对每一个投票的公民他都用一笔钱来收买。 此外，他又利用一批最坏的贱民来阻挠高级官吏正常地执行自己的任务。他这样做是指望那些已倦于生活在无政府状态之中的明智之士，由于绝望的心情而拥戴他为独裁者。 最后，他把自己的利益同恺撒和克拉苏的利益结合起来。加图说，使共和国毁灭的并不是他们之间的敌视，而是他们之间的联盟。实际上，罗马是处于这样不幸的一个局面，以致和平带给它的烦恼大于内战带给它的烦恼。原来把几个巨头的目的和利益结合到一处的和平，最后只能造成暴政了。 庞培本来并未存心用自己的威望来帮助恺撒。但是他却不知不觉地为恺撒牺牲了它。恺撒立刻不仅用庞培给他的军队来反对庞培，而且使用他的计策来反对他。他利用自己的密使去煽动全城的人民，这样就控制了选举的结果：执政官、行政长官、保民官都用他们自己所规定的价钱被收买了。 清楚地看到恺撒的意图的元老院向庞培求助了；它请求庞培出来保卫共和国，如果还可以用这个名称来称呼这种需要一个公民来保护的统治制度的话。 我以为，搞垮了庞培的是一种羞辱感，因为在他想到过去他把恺撒捧起来，正是由于他没有远见的时候，他是会产生这种羞辱感的。在长久的时期中间，他都不能习惯于这样的一个想法；他不承认他使自己处于危险的地位，因而他根本没有采取自卫的措施；他要元老院相信，恺撒不敢发动战争；由于这样的话他说了好多次，他就不得不老是这样说了。 看起来好像有一种情况使恺撒什么都敢做出来：这就是由于名称不幸的一致，人们把山北高卢和他所统治的山南高卢合并起来了。 政治上的理由绝不允许在罗马的附近有军队；但是它却不容许在整个意大利完全没有军队：这一点就使人们能够把大批的军队留驻在山南高卢，这就是说，在鲁比康河的那一面直到阿尔卑斯山的地方，鲁比康河则是洛玛尼亚的一条小河。但是，为了保证罗马不受这些军队的侵犯，元老院公布了一项著名的命令，这项命令人们现在还可以看到，它刻在从里米尼到谢桑纳途中的石头上。这一命令向地下诸神奉献牺牲，并且把率领着一支军队、一个军团或一个中队渡过鲁比康河的任何人宣布为渎神者和祖国的叛徒。 除去管理可以威胁罗马本城的如此重要的这一地区以外，人们又加上了另一个更加重要的地区，这就是包括法国南部地区在内的山北高卢。这一地区给恺撒以在许多年中间对他所愿意征服的任何民族作战的机会，结果他的士兵就成了他的老兵，而他对老兵的心的征服丝毫不次于对蛮族的土地的征服。如果恺撒根本没有统治山北高卢的话，他就不会使他的士兵腐化堕落，也就不会使他的名字因这样多的胜利而受到崇敬了。如果他不统治山南高卢，庞培就可以阻止他通过阿尔卑斯山。这样一来，从战争一开始，他就非得离开意大利不可：这就会使在内战中成为主力的他的一派的声誉一扫而光了。 恺撒在渡过鲁比康河时使罗马感到的恐怖正同当初汉尼拔在坎奈一役以后使罗马感到的恐怖一样。在战争开始的时候，惊惶失措的庞培，只有到他自己感到已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决定采取什么对策：除去让步和逃跑以外，没有别的办法；他离开了罗马，把国库留在那里；他没有任何办法阻止胜利者；他放弃了自己的一部分军队和整个意大利，渡海到别处去了。 关于恺撒的幸运，人们谈得很多了；但是这个非凡的人物有这样一些伟大的优良品质，却没有什么缺点，以致尽管在德行上他也有很多不够的地方，然而不管他统率什么军队，他永远都会是胜利者；不管他生在哪个共和国里，他永远都会是统治者。 恺撒在打败了庞培在西班牙的太守们之后，便到希腊找庞培本人去了。统治着海岸地带并拥有优势兵力的庞培，眼看着就可以把处于困难境地并为饥饿所苦的恺撒军队歼灭掉。但是，既然他的最大弱点是想取得人们的赞同，因而他就不能不去倾听他手下的人们的空论，而这些人又总是爱揶揄他或是责怪他的。一个人说，他想永远担任统帅，要像阿伽美农那样地成为众王之王。另一个人说，我告诉你们，今年我们将不再吃图司库路姆的无花果。庞培所取得的某些个别的胜利冲昏了这一群元老的头脑。因此，为了避免谴责，他却做了一件永远会受到后人责难的事情，这就是他牺牲了自己的一切有利条件，率领着新军队去对抗曾经取得过这样多次胜利的军队。 当在法尔撒勒被击溃的军队的残部退入非洲时，统帅军队的斯奇比奥根本不愿意听从加图的意见，那就是把战争拖延下去：由于几次胜利而得意起来，他便拿一切来冒险，因而也就毁掉了一切。当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把自己方面的局势重新整顿起来的时候，他们的同样的这种仓促从事却又第三次毁坏了共和国。 你们可以看到，在这些长期持续下去的内战中，罗马的外部威力是在不断增强的。在马利乌斯、苏拉、庞培、恺撒、安东尼、奥古斯都的治下，越来越变得可怕的罗马结果把残存的一切国王都打垮了。 对其他国家产生最强烈的征服威胁的国家，莫过于本身经历过十分残酷的内战的国家了。在那里所有的人，贵族、市民、手工业者、农民都成了士兵；当由于缔结了和约而它的兵力被集合到一处的时候，这个国家比起那些只有公民的国家来是有着巨大优点的。此外，在内战当中，又常常会出现伟大的人物，因为在混乱之中，有功勋的人会出人头地，他们每人都会因此而取得应有的职位。可是在没有内战的时候，人们的职位都是被安排好了的，情况就往往是适得其反了。我们可以不用罗马人，而用时代较近的另一些人来做例子：法国人对其他民族最可怕的时候，是在布尔戈涅家和奥尔良家之争以后的时候，是在天主教同盟之乱以后的时候，是在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四幼年时内战以后的时候。英国受到最大的崇敬，是在克伦威尔当政的时候，是在长期议会时发生的战争以后的时候。德国人只有在德国内战以后才取得了对土耳其人的优势。菲利普五世治下的西班牙人在争夺王位的内战以后，立刻就把使欧洲为之震动的一支军队派到西西里去。而现在我们又看到，波斯从内战的灰烬中得到再生并且把土耳其人打败了。 最后，共和国还是被消灭了；而在这一点上，不应该责怪某些个别人物的野心，应该责怪的是人：他越是有权力，就越是拼命想取得权力；正是因为他已经有了许多，所以要求占有一切。 如果恺撒和庞培像加图那样地思想，其他的人也就会像恺撒和庞培那样地思想；而注定要灭亡的共和国就会经别人的手而被拖入深渊了。 恺撒赦免了所有的人；但是在我看来，在人们夺取了一切之后所表现的温和是不值得受到很大的称赞的。 不管人们如何谈到法尔撒勒一役后恺撒的敏捷，西塞罗却完全有理由责备他的迟缓。他对卡西乌斯说，他们从来不认为庞培派会这样快地在西班牙和非洲把旗鼓重新整顿起来，而且如果他们能够预见到恺撒会在亚历山大里亚战争耽误时间的话，他们就不会同恺撒缔结和约，而是要跟着斯奇比奥和加图退到非洲去了。 因此一种狂热的爱迫使恺撒进行了四次战争；既然没有办法避免后面的两次战争，他就使他在法尔撒勒一役所得的战果发生了问题。 在开始的时候，恺撒是在高级官吏的名义下进行统治的，因为只有头衔对人们才最起作用。而且就同亚细亚的各民族憎恨执政官和副执政官的头衔一样，欧罗巴各民族是讨厌国王的头衔的：结果在那个时候，这些名称竟造成了人们的幸福或是绝望。恺撒并不反对人们把冕旒加到他头上的意图；可是，看到人民停止喝彩的时候，他就拒绝这样做了。他还作了另外的一些尝试。我不能理解，他怎么能够认为：仅仅是忍受暴君统治的罗马人竟因此会喜爱暴政，或者是他们认为他们所做的事情是出自本意的。 有一天元老院把某些荣誉授给他，他却连站都不屑站起来；而从这个时候起，那些最重要的元老就忍耐不下去了。 使人们感到最受侮辱的事情，莫过于他们的仪节和习惯受到破坏了。设法去压迫他们，这有时反而证明你对他们的尊敬；如果破坏他们的风俗习惯，这却永远是一种蔑视他们的标志。 一直是元老院的对头的恺撒不能掩饰自己对于这一机构的蔑视，而元老院在失去权力之后，几乎变得可笑了：因此甚至恺撒的宽大都成为侮辱性的了；人们认为他是不宽恕人的，但是他又不屑惩罚。 他把元老院竟然蔑视到他自己作出元老院决定的程度；他想到哪些元老，他就用哪些元老的名字来签署这种决定。西塞罗说：“我常常听说，据说是由于我的建议而通过的元老院决定，实际上是在我根本不知道任何这样的决定以前就送到了叙利亚和阿尔明尼亚的。许多国王写信感谢我，因为我曾提出自己的意见要人们称他们为国王，可是不但我不知道他们是国王，甚至不知道世界上有他们这些人存在。” 这个时代的一些大人物的书信被人们编到了西塞罗的名下，因为这些书信的较大部分是出自他的笔下的。从这些信中人们可以看到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由于这一突如其来的革命而感到的忧郁和绝望，因为这一革命使他们失掉了荣誉，甚至使他们无事可做；元老院既然不再行使自己的职权，他们也就不再享有过去在所有人们中间所享有的威信，因此也就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一个人的统治上面了；这一点在这些书信中比在历史家的论述中看得更清楚。这些书信是为共同的痛苦所结合起来的人们的朴直的杰作，又是这样一个时代的杰作，在这个时代里，虚伪的礼节还没有使说谎成为一种普遍的习惯。最后，并不像我们今天大部分的书信那样，我们在这些书信中根本看不出人们想互相欺骗，而是不幸的朋友们相互倾诉自己心底的一切。 恺撒要想保卫自己的生命是非常困难的：大部分的阴谋者都是他的同党或是受了他很多恩惠的人。阴谋产生的原因是十分自然的。他们在恺撒的胜利中得到了巨大的好处；可是，他们的处境越好，他们也就开始越发强烈地感到一种共同的不幸；原来，在一个一无所有的人看来，从某些方面来说，他生活在什么形式的统治之下都是无所谓的。 其次，还有一种在希腊和意大利的一切共和国中确定下来的国际法，一种意见：它把杀死篡夺国家最高权力的人的行动看成是一种美德。在罗马，特别是在赶跑了国王以后，明确地制定了这一类的法律，这也都是有例可循的：共和国把武器交给每一个公民，为此授他以高级官吏的权力并承认他是自身的保卫者。 布鲁图斯竟敢向他的朋友们说，即使是他的父亲重新回到地上来，他仍然是会把他杀死的。尽管由于接连不断的暴政，这种自由的精神渐渐趋于泯灭，但是在奥古斯都统治开始的时候，阴谋事件却一直不曾停止过。 这是对祖国的一种主导的爱，这种爱脱出了罪恶和美德的常规，它所服从的只是它自己，它是不管什么公民、朋友、好人、父亲的：美德正仿佛是为了超越自己才把自己忘掉的；在开始的时候，人们由于它残酷而不能赞许的行动，美德却使它被人们称颂为神圣的。 老实说，生活在自由政府治下的恺撒，他的罪恶不是只有用暗杀的办法才能加以惩处吗？而要问人们为什么不公开用武力或根据法律来追究他，这岂不就等于要求他说明犯罪的理由吗？ [book_title]第十二章　论恺撒死后罗马的情况 要把共和国恢复起来已经不可能了，因此人们先前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事情发生了；再也没有暴君，可是自由也没有了，因为使共和国毁灭掉的那些原因一直都存在着。 阴谋者所拟订的计划不过是一般的阴谋计划，可是他们却根本没有去考虑如何应付阴谋实现后所引起的后果。 在做出了暗杀行动以后，他们就退到卡庇托留姆山去了：元老院没有召集会议；第二天，企图制造混乱的列庇都斯率领着武装的人们占领了罗马的广场。 害怕人们向他们追索他们已经取得的巨额赏赐的老兵们开进了罗马：这一行动使元老院同意了恺撒的一切法案，而为了用一切办法防止有极端的行动发生，元老院又宣布赦免阴谋者。于是就形成了一种虚假的和平。 恺撒在他死以前准备出征帕尔提亚人的时候，曾指定了此后多年间担任高级官吏的人选，为的是当他不在的时候，他可以有一些人维持国内的安宁：因此在他死后，他的一派在长时期中间感到有后备力量的保证。 由于元老院毫无限制地同意了恺撒的一切法案，并且把这些法案交付给执政官去执行，因此当时担任执政官的安东尼便取得了恺撒的记事册，把恺撒的秘书也收买过来，这样他就把他所想做的事情都记载到这本记事册里面去了：这样一来，独裁者在恺撒死后比他生前统治得更加横暴了；恺撒从来没有做的事情，安东尼都做了；恺撒从来没有散发的钱，安东尼也散发了。所有对共和国不怀善意的人都突然在恺撒的记事册里找到了补偿。 不幸的事还不止于此，恺撒曾把他保存在欧普斯神殿的巨额款项收集起来作为出征的费用：但是安东尼却借着恺撒的记事册随心所欲地把它处理掉了。 阴谋者起初决定把恺撒的尸体投到梯伯河里去：他们在这件事上不会遇到任何阻碍；因为，在随着一个出其不意的行动而到来的惊惶失措的时期，凡是人们敢做的一切，他们是都易于做到的。可是这件事并没有做到，原因是这样： 元老院认为它必须允许人们给恺撒举行葬礼；而且老实说，他既然没有被宣布为暴君，元老院就不能拒绝给他举行葬仪。然而，罗马人有一个被波利比乌斯十分称赞的风俗，那就是在下葬时带着祖先的像，随后又给死者作墓前的演说。做了这样的演说的安东尼把恺撒的血袍给人们看，向他们宣读了恺撒把大量的赠赐给予人民的遗嘱，并且把人民激怒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他们竟烧掉了阴谋者的房屋。 我们有在这一事件发生时统治着元老院的西塞罗所作的招供，他说应当行动得更加激烈些，乃至不惜冒生命的危险，他还说绝不会有人丧命的；但他又辩解说，当元老院集合的时候，时间已经来不及了。而知道在有人民作为主要力量参加的事件里一瞬间有多么重要的价值的人们，对这一点是不会感到惊讶的。 这里还发生了另一件事情：当人们为纪念恺撒而举行比赛的时候，一个长尾的彗星在天上出现了七天：人民以为上天把恺撒的灵魂接引去了。 希腊和亚细亚的各族人民有一种给国王们修建神殿的习惯，他们甚至有给治理他们的副执政官修建神殿的习惯。人们允许他们做这样的事情，因为这可以最有力地证明他们的受到奴役的地位。罗马人在家祠里或私人的神殿里也可以奉祀自己的祖先；可是我并没有看到，从罗慕露斯到恺撒，任何罗马人被当成全国的神。 马其顿的治理是委托给安东尼的；然而他想得到的却是两个高卢：大家对于什么是他这样做的动机知道得很清楚。当治理山南高卢的戴奇谟斯・布鲁图斯拒绝把这个地方交给他的时候，他就想把布鲁图斯赶掉。这就引起了一场内战，在内战中，元老院宣布安东尼为祖国的敌人。 西塞罗为了搞垮他的私敌安东尼，就不怀好意地设法促使屋大维上台；可是，他非但没有使人民忘掉恺撒，却反而使他们老是想到他。 屋大维对西塞罗是用了手腕的：屋大维讨好他，赞扬他，遇事同他商量，凡是可以增加虚荣心的一切权术，对他都用上了。 几乎所有的事情都坏在下述的情况上面：那就是通常做这些事的人们除了主要的目的之外，还追求那些迎合自己的虚荣心和使他们自我满足起来的个人的某些微小成就。 我以为，如果给共和国保留着加图的话，事态发展的方向就会完全不同了。西塞罗做第二流角色是很有办法的，但是他并没有能力做第一流角色。他有着了不起的才能，可是论人品却往往是平凡的。在西塞罗身上，品德是次要的；在加图身上，品德却是一种荣誉了。西塞罗总是先想到自己，加图却总是忘掉自己。加图想挽救共和国是为了共和国本身，西塞罗则是为了自己的虚荣心。 我可以把这种平行的对比继续加以引申：我可以说加图有预见的能力，但西塞罗却是心怀畏惧的；加图有所期望，但西塞罗则是信任；前者看事情的时候经常保持冷静，后者则受到成百种琐细热情的干扰。 安东尼在莫迭那被打败了：两位执政官希尔求司和庞撒死掉了。自认为控制了局势的元老院想把屋大维压下去，屋大维从自己的一方面来说，则停止了对安东尼的反对行动，他率领军队来到罗马，使自己被宣布为执政官。 西塞罗自己夸耀说，他的外袍摧毁了安东尼的军队，然而这里却也就看出，他怎样使共和国遇到一个更加危险的敌人，因为这个人的名字在人们心中更加亲切，而他的权利从外部来看也更加合法。 失败的安东尼亡命到山北高卢去，列庇都斯在那里接待了他。这两个人和屋大维结合起来，他们相互同意牺牲他们一些人的朋友和他们另一些人的敌人的性命。列庇都斯留在罗马，其他两个人则去寻找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并且在人们三次争夺世界霸权的那些地方碰上了他们。 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由于一种不可饶恕的轻率而自杀了。读到他们一生中的这个阶段，人们不能不为这样就放弃的共和国感到惋惜。在悲剧结束的时候，加图也自杀了。这两个人的死就好像是开始了这个悲剧似的。 在罗马人中间自杀的习惯之所以如此普遍，人们可以举出许多原因来：鼓励这样做的斯多噶学派的传播；凯旋和奴隶制度的确立，它们使许多大人物认为自己是不应在失败之后苟且偷生的；受到控诉的人在自杀时所得的利益，因为用这样的办法，他可以避免受到可耻的和财产充公的宣判；对荣誉的一种特殊的理解，也许这比之今天迫使我们因为一个手势或一句话而杀死自己的朋友的情况是要明智些的；最后，这是表现英雄气概的一个极其方便的办法，因为任何人都可以在他所愿意的地点，结束他在世界上所表演的那一出戏。 人们还可以加上使自杀变成轻而易举的事情的一个原因：完全为它自己打算做的事情所占据的精神，为决定行动的动机、为它所要躲避的危险所占据的精神，老实说，根本没有看到死亡，因为激情只使他感觉，却完全没有去看。 自尊心，对自我保存的爱，是以这样多的方式出现，并且依照这样相互矛盾的原则发生作用，以致它竟然使我们为了爱自己的存在而牺牲自己的存在；我们竟然这样尊重自己，那就是我们由于一种自然的和朦胧的本能而同意结束自己的生命，这种本能使我们爱自己甚于爱自己的生命。 [book_title]第十三章　奥古斯都 塞克司图斯・庞培领有西西里和萨地尼亚；他是海上的主人，而且他身边还有很多不惜为自己最后的期望而战斗的亡命者和流放者。屋大维对他进行了两次十分艰苦的战争，在一些惨重的失败以后，才依靠阿格里帕的高妙战术战胜了他。 几乎所有的阴谋者都是死得很悲惨的；在下手无情的战争中领导着总是被打败的党派的那些人，他们之遭受横死本是十分自然的事情。然而从这里人们却得出惩罚刺杀恺撒的凶手和将他们判罪的按照天意报复的结论来。 屋大维把列庇都斯的士兵拉到自己的一面来并且剥夺了他的三头的权力。屋大维甚至不许他隐居韬晦，而是强迫他以一个私人的身份参加人民大会。 看到列庇都斯所受的屈辱，我们感到很满意。这是共和国中的最糟糕的一个公民：总是他第一个闹乱子，不断地出坏主意，而在实行这些坏主意的时候，他就不得不同比他还要狡猾的人们勾结起来了。现代有一位作家却愿意称颂列庇都斯，他引用了安东尼的话，安东尼在自己的一封信里称他是一个诚实的人；然而安东尼眼中的诚实的人，在别的人眼里，却完全不一定也是这个样子。 据我看来，在所有罗马的将领中间，只有屋大维才能获得士兵们的爱戴，因为他不断地在他们面前表现出一种天然的胆怯。在这个时候，士兵们重视将领的慷慨大度，胜过将领的勇敢。也许正是由于没有这种勇气（这种品质可以使人取得统治权），这一点反而成了屋大维的幸运，甚至使屋大维取得他的地位：他是最不使人害怕的。如果说他做的最见不得人的事情反而给他带来了最大的好处，这也不是不可能的。如果从一开始他就表现出伟大的气魄，大家就会对他怀有戒心了。如果他勇敢的话，那他就不会使安东尼有时间来做那些把自己断送掉的事了。 准备对屋大维作战的安东尼向他的士兵发誓说，在他取得胜利后两个月，他就要重新把共和制度建立起来。这一点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尽管军队是世界上最盲目乱动的，从而不断地摧毁自由，然而甚至士兵也还是渴望祖国的自由的。 在阿克求姆展开了一场战斗；克列奥帕特拉逃掉，并且带走了安东尼。毫无疑问，她后来出卖了他。可能，她竟然想用妇女的这种极大的魅力使世界上的第三个统治者拜倒在自己的脚下。 安东尼为之而牺牲了整个世界的那个妇女竟然把安东尼出卖了；他所提拔的或是他一手造成的许多将领和国王都躲开了他。正是好像慷慨大度和奴役是联系着的，一队剑斗士却对他保持了英勇的忠诚。如果把恩惠大量地给予一个人，那么你使他产生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想办法保存它们：因为你使他有了一些应当保卫的新的利益。 在这些战争中有着令人吃惊的东西，这就是：一次战斗几乎永远是决定全局的，而一次失败又是不可弥补的。 老实讲，罗马的士兵根本就不懂得自己应当属于一个什么派别。他们不是为了某一件事情作战，他们是为了某一个人作战的。他们只知道自己的领袖，这个领袖因为许给他们许许多多的东西而把他们吸引到自己的方面来。战败的领袖既然不再能实现自己的诺言，于是士兵们便投到另一面去。各个行省不再认真参与争端，因为元老院或人民哪一方面战胜，这对他们已经无关紧要了。结果，领袖当中的一个人一经失败，他们立刻投到另一个领袖那里去，因为每一个城市都想在胜利者面前为自己洗刷，而胜利者当然就要以罪名最重的地方为牺牲，去满足他给予士兵们的大量许诺了。 在法国我们看到两种内战：一种内战是以宗教为借口，这种内战是持久的，因为引起战争的动机在胜利之后还存在着；另一类内战老实讲没有任何动机，它们是由于某些大人物的轻率或野心而引起的，因而它们从一开头就被镇压下去。 奥古斯都（这是谄媚之徒给予屋大维的称号）恢复了秩序，这就是说，一种持久的奴役，因为在人们刚刚篡夺了统治权的自由国家里，凡是可以建立起一个人的无限威信的东西都被称为秩序。凡是可以支持臣民的正直的自由的东西都被称为骚动、倾轧和不良的统治。 所有那些怀有野心打算的人们都想在共和国里造成一种无政府状态。庞培、克拉苏和恺撒在这一方面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他们规定一切叛国罪都不受惩罚。他们取消了一切可以防止风俗败坏的东西，取消了一切可以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的东西；就好像好的立法者总是设法使他们的公民变成最好的公民一样，这些人却拼命要把他们的公民变得尽可能地坏：他们学来了一种用金钱贿买人民的习惯，如果有人被指控进行什么阴谋，那他们就连法官一齐贿赂。他们使用各种强暴行动在选举时制造混乱，而当有谁受到控告的时候，他们就对法官进行恐吓；甚至连人民的权力都被取消了：伽比纽司就可以拿来作证明，他违反了人民的意志在用武力重新扶植了托勒密以后，竟然厚颜无耻地要求举行凯旋仪式。 共和国的那些首要人物设法使人民讨厌自己的权力，他们设法使自己成为必不可缺的人物，办法是把共和国的统治方式弄得极不方便；但是一到奥古斯都成了主人，政治方面的考虑就使他必须努力把秩序重新建立起来，以便使人们感觉到一个人的统治的好处。 当奥古斯都手里有了军队的时候，他就害怕士兵的哗变，而不害怕公民的阴谋了；正是为了这个原因，他宽待士兵，对公民却非常残酷。可是一到和平时期，他就害怕阴谋了。既然恺撒的遭遇总是摆在自己的眼前，为了避免这样的命运，他就想采取另外的一种做法。这就足以说明奥古斯都一生的关键了。在元老院里，他袍子下面罩着铠甲；他拒绝采用独裁官的名义。恺撒曾傲慢地说过共和国根本不算什么玩意儿，而他的言语就是法律；但奥古斯都却不这样做，他总是讲元老院如何如何好，而他又如何如何尊敬共和国。因此他想把最能讨人民欢心的政府建立起来，同时这个政府又不会触犯他本人的利益。在民政方面，他建立了一个贵族政府，在军事方面，他建立了一个君主制度的政府。一个政府如果没有自己的武力，那它只有在得到君主欢心的时候才能维持住，而它就是一个不稳定的政府。这个政府结果也就完全是一个君主制度的政府了。 人们会怀疑奥古斯都是不是真的打算放弃大权。然而谁看不出来，如果他愿意这样做的话，他不是能做到这一点吗？整整十年奥古斯都要求从身上卸下这个担子，可是实际上他又总是不放下来。从这一点来看，也可以知道这不过故作姿态罢了。他使用若干小手腕，这些小手腕使他获得了他认为还抓得不够的那些权力。我是从奥古斯都一生的经历得出这样的结论的。尽管人们都非常任性，但他们仍然很少在什么时候放弃他们在一生中经过周密考虑的东西。奥古斯都的一切行动，他的一切命令，显而易见目的是在于建立君主制度。苏拉放弃了独裁的大权；然而，在苏拉的一生中，甚至在他的残暴行为中，人们都看得到一种共和的精神。他的一切命令，尽管是执行得十分残暴不仁，结果总是在于保持某种形式的共和。急躁的苏拉用暴烈的办法把罗马人引向自由；奥古斯都这个狡猾的暴君却用温和的办法把他们引向奴役。在苏拉的统治之下，共和国恢复了自己的力量，但是大家却都呼叫着暴政；在奥古斯都的统治之下，暴政加强了，但是人们谈论的却只是自由。 使罗马增加了如此雄伟气象的凯旋的习俗在奥古斯都当政的时候消失了，或者毋宁说这种荣誉成了最高政权的一种特权。在帝国治下所产生的事物的大部分，都可以在共和国中找到它们的根源，而且是应当使它们相互接近的；在共和国，只有掌握战争的最高统帅权的人才有权要求凯旋：而现在既然皇帝是一切军队的首脑，那么便只有在他的庇护下，才能举行凯旋了。 在共和国时期，人们的原则是不断地进行战争，但是在皇帝们的统治下面，维持和平却成了行动的准则：人们认为胜利只会使军队找他们的麻烦，因为军队会由于胜利而要求过高的价钱的。 手里有一些军权的人们害怕做太大的事情，因此应当把自己的荣誉缩减到这样的程度，那就是：事情只能引起君主的注意，却又不使他嫉妒，还应当不在他面前过分显露光芒，使他不致因此目眩。 在给予罗马公民权的时候，奥古斯都是十分吝啬的。他制定法律，以限制人们释放过多的奴隶；在他的遗嘱里，他建议遵守这两条规则，并建议不用发动新战争的办法来扩充自己的领土。 这三件事相互间是有密切联系的：既然不再有战争，那么就不再需要新的公民和被释放的奴隶了。 当罗马不断进行战争的时候，它需要不断地补充自己的人力资源。在开始的时候，是从被征服的城市，把一部分的居民迁移过来；后来，比邻城市的许多公民也到这里来行使他们的选举权了。他们迁住到那里去的人数是如此之多，以致由于联盟者的申诉，常常不得不把这些人送回去；最后，从各行省也有大批大批的人前来。法律的规定对结婚很有利，甚至使结婚成为必需的事情。在一切战争中，罗马都获得极多的奴隶；而当罗马的公民们财富过多的时候，他们就到处购买奴隶，但是也大量地释放奴隶，这样做有的人是由于慷慨大度，有的人是由于贪婪，有的人则是由于心软：一些人是想报偿对自己忠实的奴隶；另一些人是想借着奴隶的名义取得共和国在贫苦的公民中间分配的粮食；最后，还有一些人则希望有许多戴着花冠的人参加他们的葬仪。人民几乎都是由被释放的奴隶构成的：因此，全世界的这些主人不仅是在开始的时候，就是在全部时期，大部分都是奴隶出身的。 在几乎都是由被释放的奴隶或他们的子孙构成的小民人数变成一种累赘的时候，人们便去开辟殖民地，这样他们就保持了行省对他们的忠诚。全世界的居民这样就进行了一次交流。罗马把奴隶接收进来，却把罗马人送了出去。 以选举时期所发生的某些骚动为借口，奥古斯都在城里设置一名市长和一支卫戍部队。他组织了不朽军团的队伍，把他们配置在帝国的边界，又专门拨出一笔钱来维持他们。最后他又规定老兵们取得的报酬是金钱，而不是土地。 在苏拉之后所进行的这种土地分配产生了不少恶劣的后果。公民的财产失去了保证。如果不把一个中队的士兵派驻到同一个地方去，他们就不喜欢移驻，结果土地没有人耕种，而士兵也就成了危险的公民：但如果士兵是按照军团分配的话，则野心分子在任何时期就都可以找到反对共和国的军队。 奥古斯都建立了常备的海军组织。在他之前，罗马人根本没有常备的陆军部队；与此相似，他们也没有常备的海军。奥古斯都的海军的主要目标是保证商业运输的安全和帝国各个部分之间的交通；因为从那时起，罗马人已经成了整个地中海的主人：在那个时候，人们也只有在这个海上来来往往，而且罗马人也没有任何可以害怕的敌人了。 狄奥尼西乌斯对下面这一点说得很好，那就是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