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美国第一夫人回忆录 [book_author]海伦·赫伦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238795 [book_dec]《美国第一夫人回忆录》由美国第二十七任总统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的夫人海伦·赫伦著。塔夫脱总统夫人地位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回忆录的重要性。美国是如何对菲律宾进行殖民统治的？美国对菲律宾的近代化进程起到了哪些作用？塔夫脱总统如何突破种族、政治、宗教的藩篱推动和平主义的？美国对中国和日本的印象分别是什么？不同的印象如何影响美国的远东战略的？本书将会一一作答。 [book_img]Z_10567.jpg [book_title]第1章 “王后城”和我的家人 19世纪60年代，我出生在辛辛那提。在儿时的记忆中，辛辛那提充满污垢、喧闹，一切看起来都毫无吸引力。然而，它亦有某种特点，足以配得上西部“王后城”的美誉和骄傲。 那就是它的繁荣。辛辛那提的繁荣连芝加哥都无法超越，克利夫兰更无法与之匹敌。辛辛那提之所以成为纽约以西、密西西比河以东最重要的城市，有很多原因。 首先，得益于其早期发展过程中得天独厚的位置优势。王后城地处贯通东西的核心要道，从东部的巴尔的摩和华盛顿可以抵达西部门户坎伯兰；越过阿利根尼山脉可至匹茨堡，从匹茨堡过俄亥俄河可至圣路易斯；往南可至新奥尔良，辛辛那提吸引了新奥尔良以北广大地区的大量贸易。然而，无论你说什么，即便是最爱王后城的公民，恐怕也不会认为这个城市真的美丽。城市里的建筑物一点也不可爱，街道设计糟糕，卫生状况极差。整个城市笼罩在一层薄薄的煤烟中。乌黑的煤烟给城市的一切都打下了烙印，即便是生活在其中的居民也不例外。 尽管很丑，但辛辛那提依然是个令人自豪、与众不同的地方。19世纪上半叶，由于快速发展的前景，东部和南部地区很多家境良好又有能力的年轻人都喜欢移居于此，其中多数来自新泽西、新英格兰、弗吉尼亚和肯塔基。当时炫耀个人身份、地位和资本并不能体现家庭财富和文化水平，家里的体面整洁及家庭的乐善好施才是人们重视的精神品质。郊区的乡村景色秀丽迷人，东沃尔纳特山[1]、北边和东边的奥本山高地、克利夫顿等，都是闻名遐迩的地方。 辛辛那提 克利夫兰 此外，还有大量德国上流人士定居在辛辛那提市，其中多数人接受过大学教育，1848年德国革命后移居于此。其中的佼佼者有弗雷德里克·哈索尔克，奥古斯特·威利将军[2]和约翰·伯恩哈德·斯塔洛法官[3]等，卡尔·舒兹[4]最近搬到圣·路易斯去了。 德国人对社区的贡献和改变尤其显著，譬如教堂礼拜日越来越自由，公立学校开始学习德语。他们还提高了整个社区对上流音乐的品位。的确，在我少女时期，辛辛那提的音乐堪称全美一流，仅次于纽约和波士顿。当时音乐学校的校长西奥多·托马斯[5]组织了一个交响乐团并担任指挥，直到1890年他搬到芝加哥后才卸任。 彼时的辛辛那提，其教养、财富和公共精神在文化和品位上远超密西西比峡谷中的任何一座城市。当时，人们对各种学术派别和智思活动抱有极大兴趣，回想1848年成立辛辛那提文学俱乐部的那些人，除了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先生的父亲和我父亲，还有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斯坦利·马修斯[6]、曼宁·F.福斯[7]、斯塔福德先生。斯塔福德先生后来担任国会图书馆馆长。这家文学俱乐部一直是我很珍视的公共组织，其文学趣味和思想追寻构成了我少女时期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我父亲约翰·威廉姆森·赫伦[8]和本杰明·哈里森[9]是校友，同毕业于俄亥俄州迈阿密大学牛津分校[10]。后来，父亲得到机会，担任学校董事长达五十年之久，一直为学校的利益奋斗。 本杰明·哈里森（1833—1901） 我丈夫的父亲、大法官阿方索·塔夫脱[11]是耶鲁大学1833届学生，长期担任耶鲁董事会成员。他的五个儿子都毕业于耶鲁大学。另外还有我母亲的哥哥，法官伊萨克·克林顿·柯林斯[12]和我的一个哥哥也毕业于耶鲁大学，我另外一个哥哥毕业于哈佛大学。可见，我和我丈夫的成长环境里，大学传统非常浓郁。 书写童年非常不易，很多记忆一涌而上。尽管童年记忆亲切而又美好，然而一旦进行筛选，却会发现它们又太过普通，几乎不值得一写。我的记忆并没有那么“早”，我的意思是，我并没有在很小的时候就有某种极有价值又有特色的记忆。坐在门廊的台阶上看人行道上人来人往，反倒成为最久远而又模糊的记忆，也是我最初的记忆。但街上来往的行人其实是士兵，当时我还太小，并不知道我所见证的正是美国内战结束时的和平庆典。 阿方索·塔夫脱（1810—1891） 我父亲四十岁左右时，我们一家搬到了俄亥俄州。父亲靠做律师养活我们，后来先后任州议员和总统本杰明·哈里森政府时期的联邦代理律师。但因为要养活一大家，所以父亲两次拒绝接受主审法官的任命。全家一共有十一个孩子，八个女孩，三个男孩，我排行老四。可惜，我记事之前，夭折了一个男孩和两个女孩。 派克大街位于辛辛那提市最东边，我家就在那里。附近成片的灰砖房算是当时很时尚的居所。派克大街一直延伸到陡峭的斜坡上。后来这条路铺上了鹅卵石，四轮马车从河边上岸赶路时会发出沉重的踢踏声。永不停歇的得得声和叮当声简直毁了我儿时的记忆。 我们家的房屋与周边房屋很相像，并没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我在这里度过了自己成长过程中最快乐的时光。但派克大街对面有两栋房屋与周边房屋风格迥异，看起来壮观得多。正对面有一栋高大华丽的红砖房，方方正正，看起来很威严，那是拉兹·安德森先生的家。拉兹·安德森家有十个男孩，都比我大许多，早在我成年前，他们大多已经去别处了。由于拉兹·安德森家的男孩查尔斯·安德森与我姐姐詹妮·赫伦的婚姻，我一直记得这个幸福的家庭。尤其在我少女时期的最后几年，两家关系明显亲密起来。 紧挨着拉兹·安德森先生家北边有个邻居，据说姓辛顿。他家的房屋结构与其他人家完全不同，采用殖民时期低矮的建筑样式，四周绿草如茵，园子里的灌木长得很好。显然，辛顿家的房子也是目前辛辛那提最美，甚至是全美国最美的住宅建筑。你一看见它，就会想起白宫。事实上两栋房子也的确出于同一位设计师——爱尔兰人詹姆斯·霍本[13]之手。辛顿家的房子轮廓与白宫一样经典，因为只有一层和地下室，看起来比白宫低矮许多。但历经岁月沧桑，这栋房子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点。 这栋房子约在1800年左右由马丁·鲍姆先生[14]建成。19世纪初，房子第一次转手卖给了尼古拉·朗沃思先生，后来，尼古拉·朗沃思家几代人一直生活于此。在我记事前，俄亥俄州最成功的商人之一——大卫·辛顿[15]先生买下了这栋房子。在我看来，这栋房子一直属于辛顿家。我十二岁的时候，大卫·辛顿先生的女儿安妮·辛顿嫁给了我丈夫的哥哥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16]。他们一直住在这座老房子里。1901年，大卫·辛顿先生去世后，这儿就被看作是“塔夫脱的家”。 詹姆斯·霍本（1755—1831） 我丈夫的父亲去世后，家里的房屋很快转手给了他人。因此，辛顿家的房子的确是塔夫脱家族在辛辛那提唯一的住处，我一生中的很多重大事件都与之相关。我丈夫在那里接到了总统任命书，并在门前发表接受任命的演讲。1908年12月6日，收到总统任命书的当晚，也是在这里，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召集了一帮好朋友共同庆祝选举获胜。每次回辛辛那提我们必定会在那里歇脚，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夫妇也必定会给予我们最慷慨的招待和礼遇。 少年时期的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1843—1929） 我在诺斯女士的学校度过了少女时代最平静的一段日子，这所学校是辛辛那提广为人知的“托儿所”。赫伦家的姑娘们和塔夫脱家唯一的女孩范尼·塔夫脱都在这里接受过教育。诺斯女士是缅因人，接受过全面的新英格兰教育，完全用新英格兰的方式传授知识，坚持文学和语言教育。完成常规学业任务后，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学习音乐。我每天都会在家里的钢琴上奋力弹奏音节练习。有时我真的很奇怪，周边邻居居然没有抗议。那些年，音乐是我的生活中最有趣的一件事，也给我的梦想和人生目标插上了翅膀。 我们家的房子有点小，并不够全家人生活在一起。好在我们兄弟姐妹之间年龄相差很大，譬如我最小的妹妹还在襁褓中，大姐就已经结婚了。那时候出去上大学的男孩很少待在家里，因此，家庭成员并不经常在一起。大家庭虽然住房拥挤，收入一般，但全家人在一起的日子显得无忧无虑。 我母亲哈里特·柯林斯十七岁就随其祖母从纽约的劳维尔市搬到了辛辛那提，与其哥哥伊萨克·克林顿·柯林斯法官一起生活。伊萨克·克林顿·柯林斯是我父亲的法律伙伴，后来和我父亲一起工作五十余年。我母亲的父亲，也就是我外公伊莱·柯林斯，曾经任纽约劳维尔地区参议员。我母亲不仅外貌光彩照人，其他各方面也都很优秀。她在很多场合充分表现出了才思敏捷、机智幽默的个性。要知道，因为要养育很多孩子，她原本没什么时间享受家庭以外的娱乐。但我母亲在当地社交圈中很受欢迎，即便最忙碌的日子，她也会挤出时间参加社交活动。我母亲有某种能让人兴奋起来的性格魅力，我当然知道她这样做是为了让家庭氛围充满欢乐与趣味。 少女时期，我有一次非同寻常的经历，居然应邀作为总统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和海斯夫人的客人造访白宫。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先生曾经是我父亲律师事务所的合作伙伴，他们多年来一直保持着亲密联系，彼此热情关怀，堪称终身挚友。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先生刚当选总统不久，我最小的妹妹恰巧出生。我父母给妹妹取名露西·海斯·赫伦，名字随海斯夫人叫露西，并在白宫接受洗礼。我母亲几次到访白宫。我姐姐詹妮·赫伦结婚后，也曾经应海斯夫人的邀约，与查尔斯·安德森先生一起在白宫逗留了一周时间。令我兴奋的是，我姐姐希望我能陪同她一起前往。那年我十七岁，之前从未去过华盛顿，因此，这次旅行对我来说是件大事。但事实上，我并没有多少兴趣出门玩耍，因为原本以为白宫会有太多豪华派对，会见到各种各样不同风度、不同魅力的人。然而，让我庆幸的是，总统阁下一家人生活得很恬静，因此，对我这样性格安静的人来说再适合不过，并不需要像个游客那样一直忙于参观华盛顿的各个景点。 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1822—1893） 海斯夫人（1831—1889） 我十八岁才认识我丈夫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我们不仅在同一个城市出生，也在同一个城市长大。我们的父辈友情深厚，曾经在同一座监狱担任执行律师，共事四十余年。其间，两家母亲和儿女间也互有往来。我姐姐玛利亚·赫伦和范尼·塔夫脱同在诺斯女子学校，两人亲密无间。但因为塔夫脱一家住在辛辛那提市郊奥本山地区，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从伍德沃德中学毕业后又直接去耶鲁大学接受四年教育，因此，之前我们没有机会认识也不足为奇。 阿方索·塔夫脱法官曾经先后担任尤利斯·辛普森·格兰特总统时期的内阁战争部长和司法部长。当时，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还在念大学。就在他毕业前夕，一家人又回到了辛辛那提。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毕业后直接回到家乡，很快在辛辛那提法律学校进修法律课程。虽然他当时还只是个学生，但已经在辛辛那提市的《商业报》做法律记者。我和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相识于一个冬日的夜晚，至今还记忆犹新。有个专门为年轻人举办的奥本山滑行派对，其中就有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和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兄弟俩。我们选择从奥本山一个陡峭但很适合滑行的山丘开始滑行，其间，有朋友向我介绍了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然后，我们一起乘长雪橇滑下了山坡。那以后我们就经常见面，而且越来越频繁。 尤利斯·辛普森·格兰特（1822—1885） 我们有个全都是戏剧爱好者的小圈子，大家都对戏剧充满热情。我们在同伴家发起了颇具历史意义的事业，首先排演戏剧《委曲求全》，之后又在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夫人的客厅排演《一封碎信》。当时我们斗志昂扬，居然专门到纽约请了一位很专业的舞台编剧帮助我们排演。排演时间非常紧张，训练强度有点超出我们的负荷。差错接二连三，一直到关键时刻，就在男主角以为被撕碎了的那封信就在枪管里时，却在最后时刻找不到枪了。但整个故事情节很依赖那封信，男主角一下子就傻了。另一位同伴，毫无疑问，也因为过度紧张而神情恍惚，把枪带下去了却完全不知晓。当男主角因此而陷入悲剧而不是喜剧情境的时候，造成大错的人又小心翼翼地爬回去，想把枪放回原处。他这样做的时候，对观众乃至整个世界都全然不顾，好像谁也看不见。 我们的热情并没有因这次失败退却。记得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曾经专门为派克戏院的慈善活动写了一部滑稽戏。这部戏用法律文体写成，改写自《睡美人》，最后团结俱乐部决定采用他的版本。团结俱乐部一直受一神教会[17]的尊敬，可想而知，演出取得了巨大成功。我丈夫在戏里出演睡美人，而他身高1.92米的哥哥贺拉斯·塔夫脱出演迷人的夜莺。 那时我们也会在乡村举行派对。当时有很多朋友置办了自己的乡村住宅，东沃尔纳特山的麦迪逊路和格兰丁路算是不错的选择。其中有两位最亲密的朋友同住在一座大宅子里，从中可以俯瞰像褐色缎带一样庄严的俄亥俄河。蜿蜒的河岸起点处有一座圆形露天剧场，剧场内部有商业区。剧场比较远，并不在东沃尔纳特山人们居住的地方。那会儿我还是个姑娘，每次非得乘又笨又旧的公共汽车才能到那里。因为道路没有铺石子、水泥之类的路面，车子行驶的速度很慢，每小时只能走三英里。不过相比剧场丰富多彩的歌舞杂耍和猜字游戏，这点不便算不了什么。而且我们自己也有足够的“才情”奉献一场别开生面的表演，引来众人的目光。 尽管快乐时光耗费了我们很多精力，但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的事业依然取得了令人满意的进步。他对公共福祉问题越来越感兴趣，而且可以作为记者激烈批评某些与辛辛那提政治相关的事务。当时有个案件涉及汤姆·坎菲尔[18]。汤姆·坎菲尔是个很出色的刑事案件律师，但同时涉嫌针对证人和评审团行贿受贿，并被指控在镇上成功设计和制造了一架完全遵从于他的政治机器。 汤姆·坎菲尔因为霍夫曼一案为人所知。作为辩护律师，他涉嫌严重干预陪审团。报道中，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费了很多周折从细节上呈现了汤姆·坎菲尔作为律师的性格特征以及汤姆·坎菲尔办案的方式方法，告诉人们自己看见的真相。 这次出众的表现让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有机会进入到检察官米勒·欧卡特先生的团队。米勒·欧卡特先生在霍夫曼案件中代表州的利益，竞选为检察长后，又主动提出让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做他的助手。当时，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从事律师行业还不足七个月。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做了米勒·欧卡特先生十四个月的助手，负责庭审前的总体准备工作，包括犯人审讯和案件审讯的准备工作、审查证人、庭上辩论及向陪审团总结和陈述等。 青年时期的威廉·霍华德·塔夫脱（1857—1930） 对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来说，这份工作非常有价值。后来，他之所以能够胜任出庭律师，很大程度是因为之前的经验积累。十四个月后，这份差事因为意外事件提前结束。当时本杰明·巴特沃斯[19]少校是切斯特·艾伦·阿瑟[20]总统政府时期的辛辛那提地区众议员。总统期待能给美国国税局增加新生力量，于是要求少校举荐一人。由于少校已经和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建立了较长时间的友谊，考虑到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良好的家庭背景，而且年纪尚轻，政界尚无敌人，于是向总统推荐了他，并写信敦促他尽快接受总统的任命。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接受了这个职位，干了一年，很快证明从政经历有碍于他的律师生涯，于是辞去了这份工作，开始和H.P.劳埃德少校一起工作。H.P.劳埃德少校去越南之前和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的父亲有着长时间的工作伙伴关系。 1883年夏，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去维也纳探望他父亲及母亲。也就是这几年，我们的日子过得最悠闲自在。同时，我们也变得更加成熟，决定找一份稳定的工作，而不仅仅满足于跳舞和业余水平的戏剧表演。于是，我找到一份教书的工作，起初在弗雷丁夫人的学校——后来又任教于沃尔纳特山下的两所私立学校——怀特和赛克斯。工作了两年，我又打算和我的两个闺蜜举办沙龙。办沙龙可以和一帮愿意参与的朋友就某个极其热门的知识和经济问题展开讨论。我们的沙龙只欢迎受邀而来的客人，其中包括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和贺拉斯·塔夫脱兄弟二人，还有其他我们共同的朋友。 本杰明·巴特沃斯（1837—1898） 切斯特·艾伦·阿瑟（1829—1886） 后来，有两个人因为我们举办的沙龙结为夫妇。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建议，找对象谈恋爱也可以是参加沙龙不言自明的目的，但沙龙并不对此真正负责。我们的主要目的在于创造一个融洽的氛围，使之足以“提升我们的思想和心灵”。讨论过程中，如果话题涉及个人既得利益，我们也会暂时停下选定的抽象话题，转而讨论整个社区关注的问题。 多亏汤姆·坎菲尔及其下属的积极参与，某个品行恶劣的人造成的辛辛那提的政治失序及时得到了纠正。我们的小圈子因为以压倒一切之势关注当地人的福祉，发展公民精神而显得格外突出和深具活力。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与改革运动关系密切，除了参与运动，我们还在沙龙聚会上热忱讨论改革运动。总而言之，无论结果是好还是坏，是得意还是失望，那段历史都已经融入我们的生命之中。 接下来是著名的“伯纳案”。1884年，伯纳犯下令人震惊的抢劫和蓄意谋杀案，而且事后依然非常张狂。案件进展受到当地社区的普遍关注。虽然多方意见一致认为伯纳必须被处以绞刑，但伯纳的辩护律师汤姆·坎菲尔以过失杀人罪助他逃脱了法网。没人看得懂诚实的陪审员原本会给出一个怎样的裁定和结论，整个城市都处于极度愤怒中。民众集会谴责汤姆·坎菲尔贿赂陪审团，背信弃义。 谴责汤姆·坎菲尔的集会的当晚，我们也召集了一次沙龙集会。整个讨论集中预测了声名狼藉的伯纳审判会何去何从。我们对此情绪高涨。我记得那天晚上很特别，因为发生了一些恐怖事件，街上发生了严重骚乱，我们前去查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大众集会在音乐厅举行，由肯珀博士主持。肯珀博士是个很有影响力的演讲者。众人极度愤怒，很快就通过了如何谴责汤姆·坎菲尔的方案。但如果愤怒和仇恨的火药没有遇到火柴，原本一切都可以平静地得到解决。集会在人们愤怒的喊声中结束：“咱们一起冲到监狱去，把伯纳揪出来。” 愤怒的人群被激起了聚众滋事的快感，他们大声喊叫，向监狱奔去，一切都变得不可控制。他们袭击了法院后面的监狱。因为军队的介入，人群才散去。之后，发怒的公众又绕道法院前门，放火焚烧法院。愤怒的人群在街上散布开来，火势几乎无法控制，房屋被完全烧毁。 军队加剧了暴民的愤怒，有人提议抢劫售卖枪支的商店，立即得到了其他人的响应。其中靠近第四街和主街的鲍威尔的枪支店受到袭击，但店主的应对看起来有条不紊。我想，要么有人提前预警，要么他很有预见性。首先鲍威尔尽可能地将店门口燃得火光冲天，然后和两三个专业射击手一起躲在路障后。暴民一进来，尤其是头目闯进来的时候，掩体后的人立即射击，暴民人还没进门就被击毙。四五个人横七竖八地倒在地上，后面的人完全没有预料到这一幕，立即恢复了理智。这件事发生在1884年。 辛辛那提的民众走上街头抗议司法不公 毫无疑问，这类突发事件给辛辛那提打上了耻辱的印记，而且将汤姆·坎菲尔推到了风口浪尖。辛辛那提因此成立了十人监狱委员会，其中包括我父亲和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主要目的是帮助社区摆脱由此造成的恶名。委员会全面调查汤姆·坎菲尔的品行和记录，并准备指控汤姆·坎菲尔。1884年6月，我父亲作为委员会主席走访了三所地区法院，如果指控成立，就会针对取消汤姆·坎菲尔的律师资格裁决举行听证会。 汤姆·坎菲尔被控企图贿赂伯纳案件的陪审团成员。负责这起案子的公诉人鲁弗斯·史密斯先生是我们的密友兼同事。1883年，他和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一起去过欧洲。虽然证据明显不利于被告，但陪审团以八比四的票数让案件悬而未决，结果再次燃起众人仇恨的怒火。当然，我们的小沙龙肯定不是辛辛那提唯一热烈讨论汤姆·坎菲尔重审案的地方。富勒克[21]先生当时是汤姆·坎菲尔的辩护律师，不久被任命为俄亥俄州州长。 同年，即1884年11月，举行了取消汤姆·坎菲尔律师资格的听证会。中间有六个月时间听取非常驻证人的证词。监狱首席辩护律师基特里奇先生和拉姆西先生依然是委员会的主要公诉人。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和我们的挚友，霍姆斯先生是初级顾问，负责整理证据。为了收集证据，两人在全国各地奔走。我和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时不时地保持联系。委员会全体成员满心期待这次困难重重的调查取证工作可以让委员会在业内树立良好的名望。委员会认为汤姆·坎菲尔一定会毫不犹豫地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损害他们的名声。无论如何，委员会决定义无反顾地向前。 《哈珀周刊》关于“伯纳案”的漫画：一个凶手及时得救 审判日即将到来时，高级顾问拉姆西先生身染重病，不得不卧床休息。这次意外给了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一次开庭陈词的机会。年轻的他抓住机会，在庭上表现出色，让人大吃一惊。当时，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只有四年法庭工作的经验，但因为从开始就一直在为收集证据做准备，因此很熟悉这起案子。法庭陈述持续了四个半小时，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认为对他来说是个极好的提升机会。我必须承认，这次机会在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的职业生涯中起到了很特殊的作用。 汤姆·坎菲尔案起初颇令人失望，因为关于取消汤姆·坎菲尔律师资格证的听证会发现被告的犯罪情节很轻微，投票结果以二比一裁定不予采纳取消汤姆·坎菲尔的律师资格的请求。但公众并不支持法院，道义上的谴责让汤姆·坎菲尔不得不离开辛辛那提和俄亥俄州。这也达到了律师协会的目的。 对汤姆·坎菲尔的审判于1884年12月结束。1885年1月，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得到鲁弗斯·史密斯先生的助手一职。鲁弗斯·史密斯是我们的故交，当时正在郡律师事务所任职。这份工作的明显优势在于每年有二千五百美元的收入。此外，他还可以和老搭档陆军少校H.P.劳埃德一起继续司法实践工作。 1885年5月，我和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订婚，1886年6月结婚。 1885年夏，我想可能是受到童年的怀旧情绪驱使，母亲决定带我们几个还在她身边的孩子去劳维尔的阿迪郎沃克露营。因为两位长姐早已结婚，所以家里就只有我们六人。虽然我们都个性鲜明，多少会惹些麻烦，但母亲对我们一视同仁。出发那天，我们装了满满一车日常用品。木条铺成的路很难走，抵达的时候恰好夜幕降临。我们住在湖畔的乡村小别墅里。湖畔风光很美，附近山丘上满是松树，景色宜人。可惜小别墅有点小，全家住一起的确太挤。当晚我们在寄宿家庭芬东家用餐，唯一上得了菜单的食物只有新鲜牛排。我们大家都很喜欢“这里原始而又粗糙的一切”，但户外生活产生的好胃口需要丰盛的食物才能满足，显然，这里的生活无法满足这一点。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则选择整个夏天都留在辛辛那提，因为可以攒下不小的一笔钱。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的决定有点斯巴达式，但我们都很赞同。对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来说，可能只是因为从派克街到劳维尔路程太长的缘故，毕竟他还要上班。我相信母亲为了重温青春记忆做了很多准备，可随着时间的流逝，新鲜牛排对我们也不再具有诱惑力了。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其实很想加入我们的露营活动中，但没什么好借口收回自己之前留在辛辛那提的决定。我曾经给他去信讲述这里的食谱问题，这是唯一比较好的借口，他就可以给我们挑些吃食然后亲自送来劳维尔，这样就不会被大家看作是缺乏毅力。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去比伯杂货店买了个大型旅行箱，装上他想得到的各种美食，有些是我向他提起过的吃食，然后带上箱子来到劳维尔。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到的时候，太阳已经下山。我们一起泛舟湖上，奋力划了一阵后，很快到达了湖中央。他突然扔下手中的船桨，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笑着把信递给了我，然后什么也没说，拿起桨继续往前划。展开一看我才知道他父亲阿方索·塔夫脱法官已经从维也纳调到圣彼得堡任公使。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去信告知他父亲我们订婚的事，以及他打算整个夏天留在镇上工作，一心扑在事业上，尽可能多攒钱的计划。我手里拿着的正是他父亲的回信。 阿方索·塔夫脱法官在信中对我多有溢美之词，并向我表达了最热烈的祝贺和祝愿。信的结尾则对儿子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暑期留在辛辛那提的决定称赞有加，并认为“自己能照顾自己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而且暑期不仅可以获得宁静，还可以因为待在家里而攒下一大笔钱，我也很高兴你越来越坚强能干了”。自从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来了劳维尔，我们在芬东家度过的夏天就变得愉快起来。 父亲送了块极好的地给我。这块地靠近麦克米兰顶头的采石场，风景很好，从这里可以将俄亥俄河及其周边乡村的美景尽收眼底。我和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决定在这里建栋自己的房子，蜜月旅行回来后就能入住。因此，婚礼前的冬天我们一直忙于和建筑师讨论图纸，讨论承包商的评估和所有其他令人着迷的房屋设计的细节。我想我们最后敲定的房屋设计方案既满足了高雅品位又不乏现代化和舒适。 我们选择出国蜜月旅行，这也是我梦寐以求的异域之行。我们乘坐的“切斯特之城”号游轮是因曼公司最老的船。之所以做此选择，是因为“切斯特之城”号是因曼公司最便宜的游轮，很适合我们当时的经济状况。但令人吃惊的是，我们几乎是唯一自愿选择这艘游轮的游客，其他人可能是因为某种不幸事件而不得不乘坐这艘船。有一个人因为必须腾出时间看牙医错过了“日耳曼”号。还有一个乘客正准备乘“大不列颠”号出发时，收到法院传票。这两艘船都是当时大西洋上最有名的航船，比“切斯特之城”号受欢迎得多。特别荒谬的是，两位乘客觉得乘“切斯特之城”号有失颜面，因此得罗织些理由。我们不觉得有什么羞耻，绝不会因为过于挑剔舒适而放弃快乐。此外，我们很高兴地意识到，这样可以省下不少钱，等到了国外再花岂不更好？ 俄亥俄河 整个旅程充满乐趣。我们在英格兰游玩了大半个夏天，参观了伦敦和许多天主教小镇。从荷兰到巴黎是我们前往欧洲大陆的唯一旅程。我记得我在阿姆斯特丹买了些古旧的代尔夫特陶瓷盘子，因为体积太大，没法放进随身的旅行箱，于是又买了个柳条篮专门装盘子。之后这些盘子成了我们手提行李的一部分。这件事让我和丈夫对什么是旅行的真正目的产生了一些分歧。旅途中我丈夫不停地唠叨：“提着这该死的玩意逛遍欧洲，别等到了辛辛那提又全成了碎片。”一语成谶，欧洲旅行期间，他一直提着篮子，等到了纽约，我们委托一家公司将篮子托运回辛辛那提。结果可想而知，我们在辛辛那提打开篮子后看见的只是成套的碎片，只有专业人员才能拼接好。这些碎片居然成了纪念品，我丈夫认为它记录了我们之间第一次不愉快的经历。 从辛辛那提出发到返程，整整一百天的旅程，花费了一千美元，每人每天五美元。我可以打赌，如今不可能做到了，哪怕像我们这样精明的人也做不到。 两年后的出国旅行完全不同，我们完全沉迷于音乐。先去拜罗伊特参加瓦格纳音乐节，欣赏华丽的歌剧表演《帕西法尔》[22]和《名歌手》，随后又去了慕尼黑欣赏歌剧和音乐会。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忍无可忍，最后提出抗议，我才就此罢休。 巴黎 阿姆斯特丹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说他听了太多音乐，一点也不亚于大人物。可是旅行所获得的东西远比日夜不停地听交响乐和歌剧多。 因此，我们又去了意大利。具有贝德克风格的罗马和佛罗伦萨就在我们眼前。抵达罗马时，我们翻看旅游指南后发现，人们说罗马不利于健康简直是无稽之谈。相反，一年四季，除了八月的前两周不宜参观罗马，其他时间都很好。我们恰巧就是在这个时候去罗马旅行的。 蜜月结束到家时，我们的房屋依然没有完工。不得已，我们只能和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的父母一起在奥本山山脚下的老房子里住了一个月。老房子很不错，面积大约有三英亩，但房子处在附近工厂烟囱的下风处，周围空气里满是煤烟。奥本山像个岬角一样矗立在城市一角，煤烟正好和房子齐平，空气能把很远的煤烟带到房子四周。 罗马斗兽场 阿方索·塔夫脱夫妇从欧洲抽身，专程回来参加我们的婚礼。因为阿方索·塔夫脱法官在圣彼得堡生病，一家人忧心忡忡。好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静养后，他又重返工作岗位。 我丈夫的父亲非常温和，他的温和超过我认识的任何人。但同时，他也很坚定，是个做事一定要成功，而且又不失为可爱的人。他豁达大度，慈悲善良，对谁都报以超越常人的同情和理解，结交了很多朋友，他的朋友们也很了解他的性格。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的母亲虽然很讲究，但为人善良。因此，我做新娘子的那段时光很快乐。阿方索·塔夫脱夫妇创造的家庭氛围尤其可贵，孩子们沐浴在一种理想而崇高的氛围中，由此激发孩子们在道德和智思上不断努力，与家庭设置的准则相一致。阿方索·塔夫脱夫妇带领下的家庭氛围很安宁。他们对孩子们的未来充满信心，这种自信也极大地影响着孩子们对自己未来的判断。可以说他们内心坚定，知识广博，善良得体。 我们在一起生活后的一天，我丈夫突然来找我，一脸严肃，完全不是以征求意见的方式对我说： “内莉[23]，父亲不小心惹麻烦了。我希望你能帮他摆脱，别让他太为难了，你知道怎样让他感觉舒服些。事情是这样的，父亲曾经有个信使在华盛顿美军战争部。这人是个很聪明的黑人，当然，他对父亲很忠诚。刚才这人在商业街区自己的私家车里与父亲会面。父亲还说，他曾经是个很不错的门房。父亲得和他谈谈，他们之间的确有很多事情得谈。这人还说想见见母亲，而父亲也正好准备回家吃午餐，于是当时就马上邀请他来家。你知道，对于这种事父亲不会考虑太多。他现在在楼下，说突然意识到这事有点麻烦，感觉很抱歉。父亲还说如果我能让你别介意，他就能说服母亲。” 我倒是为这种长篇大论又非常细致的解释感到开心。我在楼上待了几分钟，控制住自己的喜悦之情，然后下楼用餐。我和阿方索·塔夫脱太太都不介意，反倒是因为我的严肃庄重，黑人管家杰克逊的表情有些夸张。客人礼节周全，午餐并没有出现什么意外。 搬进新宅子之前，我又回派克大街的娘家小住了一段时间。1887年来临之际，我们住进了自己的房子。尽管房子是依靠分期付款建成的，但非常令人满意。 注解： [1]　这里的社区始建于1867年，最初只是个独立的小村庄，种族和经济上都很多元化。后来逐渐形成一个时尚社区，许多辛辛那提的名人都居住于此。——译者注 [2]　奥古斯特·威利（1810—1878），德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支持者。1847年，他放弃了贵族头衔，移民美国，在美国内战期间成为联邦军队的将军。——译者注 [3]　约翰·伯恩哈德·斯塔洛（1823—1900），德裔美国学者、法学家、哲学家和大使。——译者注 [4]　卡尔·舒兹（1829—1906），美国政治家、记者和改革家。——译者注 [5]　西奥多·托马斯（1835—1905），生于德国，美国第一个著名管弦乐指挥家，也是芝加哥交响乐团的创始人和第一个音乐总监。——译者注 [6]　斯坦利·马修斯（1824—1889），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译者注 [7]　曼宁·F.福斯（1824—1899），俄亥俄州律师、法官和军人。美国内战期间因英勇作战而获得陆军荣誉勋章。——译者注 [8]　约翰·威廉姆森·赫伦法官是本杰明·哈里森的大学同学，也是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的律师合伙人。——译者注 [9]　本杰明·哈里森（1833—1901），美国政治家、律师，1889年至1893年担任美国第二十三任总统。——译者注 [10]　一所公立研究型大学。——译者注 [11]　阿方索·塔夫脱（1810—1891），美国法学家、外交家、政治家、总检察长，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总统时期的战争部长。——译者注 [12]　伊萨克·克林顿·柯林斯（1824—1879），美国法官、政治家。——译者注 [13]　詹姆斯·霍本（1755—1831），爱尔兰建筑师，以设计白宫而闻名。——译者注 [14]　马丁·鲍姆（1765—1831），美国商人和政治家。——译者注 [15]　大卫·辛顿（1808—1900），生铁实业家，美国早期最富有的企业家之一。——译者注 [16]　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1843—1929），美国律师、政治家，曾任《辛辛那提时代星报》编辑。——译者注 [17]　相比三位一体教派，一神教会只相信上帝。——译者注 [18]　汤姆·坎菲尔（1845—1904），美国律师、共和党政治领袖。——译者注 [19]　本杰明·巴特沃斯（1837—1898），美国律师、政治家。——译者注 [20]　切斯特·艾伦·阿瑟（1829—1886），美国第二十一任总统。——译者注 [21]　约瑟夫·本森·富勒克（1846—1917），俄亥俄州第三十七任州长，1897年至1909年任美国共和党参议员。——译者注 [22]　三幕歌剧，1882年首次公演。——原注 [23]　本书作者海伦·赫伦的昵称。——译者注 [book_title]第2章 辛辛那提和华盛顿 我们结婚不到一年，一天，我丈夫下班回家，一看他故作漫不经心，我就知道他有什么事想告诉我。 “内莉，有件事要和你商量。”他很随意地开口道。 “如果我被委任为高等法院的法官，你觉得怎么样？” 我大声回答道：“噢，别开玩笑了，完全不可能。” 但我丈夫很快向我证明，他说的并非完全不可能。我父亲刚刚拒绝大法官的任命，因此，我很难相信这么重要的职位会给他这样的年轻人。当时他只有二十九岁。因为法官加德森·哈蒙[1]退休，所以空出了这一职位。加德森·哈蒙一直是我丈夫的上司。 霍德利、约翰斯顿和柯尔斯顿一起在辛辛那提经营一家律师事务所，在当地享有很高的声望。霍德利先生和约翰斯顿先生受爱德华·劳特巴赫[2]之邀，前往纽约合作，生意做得如日中天。 加德森·哈蒙（1846—1927） 爱德华·劳特巴赫（1844—1923） 他们一走，意味着辛辛那提的公司没人打理。柯尔斯顿先生邀请了当时还在高等法院工作的加德森·哈蒙法官，继任霍德利先生的职位。加德森·哈蒙法官决定接受职位变动，但难免有点儿焦虑。突然辞去法官职位意味着这一职位会有很长的闲置期，因为一时半会儿很难找到更好的继任者。法官必须由选举产生。按照法律规定，选举前三十天内空出的职位必须在下一年选举产生。十四个月的最低任职期限到期后，加德森·哈蒙法官才辞职。由于我父亲拒绝，机会落在了我丈夫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和贝拉米·斯托勒先生身上。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一直以为，如果不是因为汤姆·坎菲尔的案子，加德森·哈蒙法官不会推荐他，州长约瑟夫·本森·富勒克也不会任命他为法官。因此，在追踪自己成功之路的时候，我丈夫常喜欢回顾那桩案子。在汤姆·坎菲尔一案中，富勒克先生是反方的法律顾问，但他很欣赏像我丈夫这样为自己的事业奋斗的律师。 贝拉米·斯托勒（1847—1922） 约瑟夫·本森·富勒克（1846—1917） 最初的荣耀感过后，我开始思考为什么我丈夫能得到这个职位。我想，绝非偶然。和他亲密共事的人几乎全都比他大，最少大十五岁，多数比他大更多。突然承担需要成熟稳重个性的工作，其实这份工作与他的实际年龄有点不匹配。我很害怕看到我丈夫过早在司法界停顿下来，失去与世界进行更广泛接触的青春热情，尤其是失去克服重重困难后取得成功的喜悦和激情。换句话说，当时，我甚至害怕这一职位会使他今后抗拒尝试多样化的体验，而多样化的体验能让他有更广阔的职业发展。 我丈夫并没有和我同样的忧虑，因为高等法院的任命为他提供的职位也正是他想要得到的。十四个月的服务期满后，他成为候选人，成功当选为期五年的高等法院法官。当选总统前，这是我丈夫唯一经过选举得到的职位。 那年冬天，我基本在研究房屋和家居的装饰艺术。我主张房屋的外在必须让人印象深刻，内在空间必须宽敞舒适。我们的房屋设计成框架结构，木瓦盖顶，飘窗产生的空间感让我特别满意。事实上，因为作为用户的我们直接参与了设计，所以建筑师为了满足我们的愿望，付出了不少努力才达到某种原创效果。不过，原创性是否意味着建筑学上的成功恐怕多少有些争议。在我看来，只要不是失败，它可以是任何东西。另外，俄亥俄河及其周边乡村的景色的确妙不可言。 但我对周遭的满意感并没有持续多久。曾经是采石场的一块地最后作为补偿赠给了一个人，因为这个人填平并修整了大片被采石机严重破坏的土地。这块地基已经建起两栋高楼，恰巧就在我们房子所在的街道对面。这个人立马着手建起了联排别墅，看起来像巨大的储物盒。我感觉联排别墅完全掩盖了邻里其他房屋的风格，而这种风格一直都是我的自信所在，也是我家的房子赋予街道的特色。我猜想房子的主人大概叫杰瑞，住在其中一侧，另外一侧出租。杰瑞会把衣服挂到前窗外晾晒。联排别墅唯一的好处在于它的空间尺寸。我们很快发现两栋建筑物的审美品位有明显差别。估算一下，我们的房子得交四千美金税额，我丈夫对此深感不安。尽管我多次安慰他，税收员一定熟悉自己的业务，但他还是请来了税收调查委员会的工作人员重新评估。工作人员来评估的时候，我特别希望我丈夫不在家，但他特意留在家里招待他们，并且尽可能给予必要的帮助，甚至来不及等评估结果，直接与其中一个叫莱恩的爱尔兰工作人员交谈。 我丈夫说：“你看看，莱恩先生，我知道杰瑞，也就是我街对面的邻居，他的房产税估价五千美金。可是我觉得不公平，我们的房产税远不止四千美金，得值六千美金。我现在是高等法院的法官，该付多少是多少，我没想要少付。” 莱恩先生说：“好吧，尊敬的法官大人，您的态度与您的地位很匹配。待我去了解了解杰瑞的房子，然后再过来重新评估您的房子。” 我观察工作人员怎样察看别人的房屋，看着他们在街上走来走去，从各种可能的角度细致地察看我们的房屋。按我的估计，等他们勘察完毕，一定会公正地告诉我们，我们的房子税额的确应当疯涨。 莱恩先生开始发话：“尊敬的法官，我想您不必让自己陷入不必要的忧虑中。我们是在估计房屋的价值所在，而不是房屋的成本所在。尽管您的房子无疑很适合您的品位，但它的建筑款式过于独特，不会是那种大众普遍喜欢的建筑。所以我确定你们两家的房子没有可比性。法官先生，供出租的房子得有时尚现代感。” 1889年9月，我儿子罗伯特·阿尔方索·塔夫脱出生在位于麦克米兰大街的房子里。1890年2月，本杰明·哈里森总统委任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为美国司法部副部长，我们平静的生活意外泛起了令人愉快的涟漪。辞去自己钟情的法官职位，威廉·霍华德·塔夫脱难免有些遗憾。我想这次一定又是本杰明·巴特沃斯少校举荐的结果。我很开心，主要因为这次机会让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可以从事我希望他从事的工作。这些工作可以锻炼和发展他的独创和原创能力。此外，我的确期待有朝一日可以去华盛顿住一段时间。 罗伯特·阿尔方索·塔夫脱（1889—1956）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只身前往华盛顿任职。当时，我的儿子罗伯特·阿尔方索·塔夫脱才六个月大。我决定留在辛辛那提，等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为我们安排好舒适的家后，再前往华盛顿。根据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的描述，他抵达华盛顿的第一天相当滑稽。 1890年2月某天的早晨6时，天气寒冷阴郁。在肮脏老旧的宾州火车站下车后，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徘徊在街道上，提着行李想找个搬运工，但满大街一个搬运工都看不见。他驻足而立，看着面前的国会大厦。国会大厦庄严宏伟，令人望而生畏。他突然有种莫名的渺小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来到这里。他确信，自己为了得到一个好职位而放弃温馨快乐的家庭，放弃人人都熟知他的圈子无疑是个致命错误。这地方谁都不认识他，谁也不想认识他，他也不认识任何人，这里陌生又可怕。他吃力地拖着行李，等到了古老的艾比特大厦[3]，一个人用早餐难免显得凄凉孤寂。然后，他去司法部宣誓就职。典礼结束后，他和司法部长握手相见，找到自己的副部长办公室。结果，他看到了这一天最沮丧的景象。“办公区域”——四楼某个单间完全超出了他对司法部副部长办公室的想象，可以说和他的想象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副部长办公室的一级职员就是速记员，还兼任电报员，任务是给副部长提供服务。总体来看，那地方让人感到前景黯淡。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坐下来想看看简报和文件，试着从自己的新工作中找到清晰的思路。这时，有个邮差拿着一张卡片进来。 美国国会大厦 艾比特大厦 卡片上写着：“威廉·马克斯韦尔·埃瓦茨先生[4]，纽约。” 当时，威廉·马克斯韦尔·埃瓦茨先生很有名气，但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很难相信，威廉·马克斯韦尔·埃瓦茨家族会有人来拜访自己。威廉·马克斯韦尔·埃瓦茨先生是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父亲的朋友，当时是美国律师行业的领导者，并当选纽约州参议员，在他就职当天来访实属不易。 威廉·马克斯韦尔·埃瓦茨先生走进他的办公室，边打招呼边向我丈夫伸出了热情的手。“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先生，我和你父亲很熟。我是耶鲁1837届毕业生，入校的时候，你父亲已经毕业，但他留校做了助教。我非常珍惜和他的友谊。” 随后来访者直接进入主题。 “我和夫人打算今晚宴请以前的一位伙伴和他的妻子，约瑟夫·乔特[5]夫妇来舍下用餐。很不幸，现在有一位客人捎信说他来不了。约瑟夫·乔特先生专程来此讨论高等法院的有关案件，他只在华盛顿短暂逗留几天。考虑到我和你父亲之间的长期友谊，你可否不那么在意礼节而代替这位朋友，接受我们的临时邀请？” 我丈夫欣喜若狂地接受了邀请。上任当天就有客人来访让他备感温暖。他相信，一旦熟悉了，华盛顿一定会像辛辛那提一样友善。 关于这天，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还特意提到晚宴时发生的事。他刚坐下时，两侧的女士连忙探过身子看了看他的席位牌。但只有“副部长”三个字，没有姓名，所以她们并不知道这位副部长到底姓甚名谁。恰巧，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也没想起来要介绍自己。等到他意识到这一点，想礼貌地提醒时已经晚了，只好由着她们称呼自己“副部长先生”，而她们的名字却明明白白写在席位牌上。他暗中记下她们的名字，尊称她们亨利·卡波·洛奇夫人和约翰·海伊夫人。 我丈夫抵达华盛顿两周后，我就搬去和他一起生活。我们在杜邦广场[6]购得一幢小房子。想起那两年，有时令人发笑，有时令人兴奋，但大多数时候都琐碎平淡。 那时候的华盛顿社交圈比现在简单很多。大批有钱人前往华盛顿，主要是因为华盛顿有超乎寻常的吸引力，以及作为宜居城市有无数优势。有钱人将华盛顿打造成世界上最繁华的社交中心。各种大型晚宴、舞会、招待会和音乐会及其他娱乐活动，一年四季，昼夜不停。不仅如此，街道景观也发生了巨大改变。时尚街区密密麻麻连成一片的小红砖房屋，甚至黑人棚户区、廉租公寓等，都被改建成大理石和花岗岩材质的豪华住宅。 19世纪末的华盛顿 1890年的华盛顿社交圈主要由老城的“模范家庭”、外交使团及最高等级的政府官员组成。十二人的晚宴依然被认为是较大的派对，只有少数人一整周晚上都待在家里，偶尔也会有大型招待会。那时候的日子很简单，不像现在，生活节奏快得离谱。 1891年，我女儿海伦·塔夫脱·曼宁出生。因此，在华盛顿的第一年，我得照顾两个孩子。为了能得到更多必要的锻炼，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买了一匹马。幸运的是，这是一匹适应力很强的马。开始我们以为这是匹乘骑马，但其实它还有更广泛的用途。司法部长借了一辆他暂时不需要的马车给我们。马套在车前，我们称之为轻型四轮马车。周日下午，这辆马车常常载我们一家人去“老兵之家”。这是那时候很流行的出行方式，或者从有渡槽的路前去华盛顿地区最长的石孔桥。我姐姐玛利亚·赫伦来我家的时候总喜欢对着马喊“驾”。根据博比[7]的解释，这是他父亲和那些乖巧闲适的牲口打招呼的方式。可怜的老马！我以马的感觉揣测，最后意识到，它在马车前引领着大家，却最终过着没有丝毫尊重的双重生活。因此，早在我们离开华盛顿前，这匹马就死了。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接触最多的人应该是高等法院的法官和司法部长。他们的妻子都很友善，也很关心我们，时常邀请我们参加愉快的派对。首席法官富勒审判长夫妇非常好客，给我留下了非常愉快的回忆。法官格雷娶了法官马修斯先生的女儿马修斯小姐。至于格雷夫人，早在她结婚前在辛辛那提的时候我们就认识。 海伦·塔夫脱·曼宁（1891—1987）与父亲威廉·霍华德·塔夫脱 刚到华盛顿的前几周，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煞费苦心地多次催促我赶紧去拜访格雷夫人。第一次拜访时礼节很重要，因为我们是这届政府新任官员中来得最晚的人，我必须在他们认识我之前去拜访我丈夫上司的妻子。尽管如此，拜访格雷夫人还是拖延到一个月之后，当时我真的有点不安。然而，到格雷夫人家后我才发现，她不仅热情好客，还非常理解我的处境。尤其听我说因为安置新家和婴儿等诸多事宜没及时来访后，一点也没有责怪我的意思，反而安慰我。 格雷夫人说：“的确，亲爱的，我知道你们家里有小婴儿，意味着你根本很难有自己的闲暇时间。实际上，应该是我忽略礼节到府上去拜访您一家，欢迎你们来华盛顿。当然，有件事情我没法原谅，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先生至今也没拜访过格雷法官。” 回家后我把这件事告诉我丈夫，他的表情很有趣，难得见到他开心和满意。 尽管格雷法官和其他人都很友好，但我们真的很少出门。有一次我姐姐玛利亚·赫伦到华盛顿和我们一起住了几周。其间，我们到一位女士家参加晚宴。玛利亚·赫伦和她早在辛辛那提时就很熟悉。这位女士一向认为自己的社交相当成功，这次专门来华盛顿过冬。晚餐期间这位女士一直兴致勃勃地聊天，主要介绍她和哪些大人物一起吃过饭。末了，我们要回家的时候，她转而问我姐姐： “亲爱的玛利亚·赫伦，想必你也一定去过不少宴会？” 我姐姐说：“哦，当然，我一直都很自得其乐。” 女主人坚持问道：“那么，亲爱的，你都和什么人一起吃过饭？” “哦，和很多人吃过饭的，有安德森一家，有德国大使、大法官以及莫里斯一家，还有法国大使。” 我们的女主人明显对此印象深刻。 她由衷地赞叹道：“哎呦，你一直都那么耀眼。难道不是吗，亲爱的？” 等我们上了回家的出租马车，我姐姐转而对我丈夫说： “刚刚我说话的时候一直看着你。我肯定你在控制自己不要戳穿我，因为我只是在同一次晚宴同一次派对上和这些人一起用餐而已，我感觉你只差没脱口而出了。” 1892年3月，本杰明·哈里森总统委任我丈夫就职于联邦巡回法院。因此，我再次见证了他与一群年龄几乎比他大两倍的人一起共事。我其实很害怕他会就此安稳无忧地度过一生。我丈夫自己很自豪，三十四岁就有一份体面而又有责任感的工作的确太难得。我想这份工作比他之前干过的任何事都更有意思，所以他才会一干就是八年。 我搬回了辛辛那提市。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在俄亥俄州、肯塔基州、田纳西州以及密歇根州的一些地方巡回考察，从卢考特山到马凯特。从此，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常常离家出差。那些年，我在辛辛那提的生活非常繁忙，生活都被家庭和朋友填满了。此外，我还对民权运动产生了兴趣。 我的主要工作是组织和管理辛辛那提的管弦乐队协会。我发现，这居然是表达我的爱、运用我的音乐知识最有效的方法。 卢考特山 自从西奥多·托马斯离开辛辛那提市之后，辛辛那提就再也没有一家像样的交响乐团。然而，就我们这里热爱音乐的人来看，只需要有人带头唤起大家的热情，并让这种热情持续下去。很多人颇有公共精神，其中有些是真正热爱音乐的德国人。我找不到理由不支持自己热爱的事业，因此对此充满信心。起初，大家积极响应且非常慷慨，协会轻易就可以筹集到举办演出的资金。除售票的收入，我们还得确保每年有三万美元的收入。如果不是慷慨的朋友，比如我的哥哥姐姐们、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夫妇、查尔斯·克里本道夫先生、英格尔斯先生、L.A.阿尔特夫妇、查尔斯·弗莱什曼夫人以及施米德拉普先生等人伸出援手，我的项目不可能完成。 第一年，我们有三位不同的负责人，塞德尔夫人、施罗德克先生和范德·斯塔肯先生。他们来辛辛那提后每人负责两次音乐会。然后我们请范德·斯塔肯先生负责，他果然在乐团干了十年。 离开乐团是我随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前往菲律宾时最遗憾的事，但好在有既优秀又受过良好训练的人接手。C.R.霍姆斯夫人接手我的主席职位，和我嫂子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夫人一样，她在乐团早期的组织和管理工作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为C.R.霍姆斯夫人的努力，所以乐团得到不断发展和改善，目前依旧是值得辛辛那提人骄傲和炫耀的一部分。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夫人现在仍担任主席。因为她投入了巨大的激情和慷慨的捐赠，管弦乐队也越发正规了。 除了操持乐队的事，我们的生活平静如水，也可以说很安逸，既有家务琐碎的烦恼，也有养育孩子的幸福。1897年，我最小的一个孩子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出生，至此家庭算是圆满了。 现在，我得前往菲律宾群岛。我也要讲述我们命运发生转变的过程和缘由。 我们家对美西战争的影响和结果从来都没什么特别的兴趣。当然，我们也像大部分爱国的美国公民一样，一旦战争取得进展，就会极度兴奋，每个不同的阶段都是我们讨论的话题。我们也会根据不同情形，表达支持或者反对。然而，战争和我们并没有直接联系，我们只是美国公民而已，和大多数美国公民一样，战争并没有直接触动我们。然而，战争逐渐影响到我们的个人生活。我丈夫个人职业生涯的轨迹在战争结束后受到极大的影响和改变。 《宪法》要求美国的疆界必须保持在其大陆范围内，因此，从《宪法》角度看，美国理应反对帝国主义。但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并不是从《宪法》意义上反对帝国主义，而是从双向远距离控制菲律宾的角度出发看待这个问题。从地理位置上看，菲律宾和美国一东一西，一南一北。由此，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认为接管菲律宾只会使美国产生更多问题，承担更多责任，无论如何，不可能提高政府的效力和效用。 美西战争——美军进攻西班牙位于古巴岛上的堡垒 说来有些奇怪，西班牙战争期间，因为凑巧与几个法官一起用晚餐，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其中有哈兰法官，虽然他后来成了反帝国主义者，但当时强烈支持占领两大洋之间的西班牙领土。 当时，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对菲律宾人的了解程度和大多数美国人差不多。他认为菲律宾人遭受西班牙殖民统治长达三百年，因此由衷地支持他们获得政治独立。 1900年1月的一天，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满心欢喜地回到家中，拿了一封电报给我看，并跟我说：“你猜猜这意味着什么？” 电报上写着：“我希望几天内可以在华盛顿和你相见，共同商讨一些重要的事情。如果可能，希望周四可以见到你。”后面有威廉·麦金利[8]的署名。 我们不知道而且也无法猜想总统有什么事情要和我丈夫商谈。我开始幻想，会不会是得到了最高法院的任命呢？虽然我确信最高法院的任命绝不会以这样的方式出现，而且压根就没有空职位。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来不及回复总统，我只能在家中耐心等候消息。三天后他回来的时候看起来很沮丧，以至于我以为他摊上了官司。但听完他的讲述后，我倒觉得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他以一贯的口吻说道：“总统先生想让我离开美洲大陆，跳出法院圈子，希望我去菲律宾群岛。你想去吗？”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想去。”虽然我不能马上确定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但我不想失去这次难得、重要而又奇特的机会。既然有机会去看看新的国家，在困难面前退缩可不是我的性格。此外，我从不后悔冒险。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说：“总统和伊莱休·鲁特先生想在菲律宾建立国民政府，他们想让我以委员会主席的头衔去完成这件事。我接受了离家万里之遥的任命后，他们还要求我谈谈对菲律宾事务的态度。” 在回答总统提出的问题时，威廉·霍华德·塔夫脱首先表明他对接管菲律宾的态度。其次，他认为自己完全不懂如何建立殖民政府，也没有任何真正的从政经验。然而，威廉·麦金利先生最后并没有接受他提出的异议，而是请来战争部长伊莱休·鲁特先生，也就是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的长官。两人向我丈夫说明了当时的情形，我丈夫没法拒绝。真正的问题是，无论是威廉·麦金利先生还是伊莱休·鲁特先生，都不认为接管菲律宾是一件很乐观的事。美国理所当然地认为，拿下菲律宾后，理应成为其统治者，一直到菲律宾人真正学会自我管理。 伊莱休·鲁特（1845—1937） 伊莱休·鲁特先生说：“菲律宾的工作与利文斯顿[9]、路易斯安那的工作一样伟大，是一次个人为国家立功，同时又在最有建设性的工作中为自己赢得声望的绝好机会，是你事业上的又一次运势。虽然你才四十出头，但已经在联邦法官的职位上干了八年，以及三年州立高级法院法官经验，两年副部长。你都做得很好，但这两个职位毫无牺牲精神可言。这次任务意味着危险和牺牲。你的国家现在面临着历史上最严重的问题。此外，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先生，现在是国家请你立即到离家七千英里以外的地方去，并采取必要的行动帮助国家解决菲律宾问题，是你人生中最关键的抉择时刻。你是愿意选择一条阻力较大的、艰难的路，同时也是服务于国家的机会，还是因为这条路有风险，需要牺牲精神而拒绝为国家服务的机会？选择一条途中充满危险却收获颇多的路需要更大的勇气。菲律宾会给你带来建立和管理政府的经验，让你研究如何用法律管理百姓。这一经验一定会开阔你的眼界，让你具备更好的判断力，以便日后回来更好地服务于你的祖国。” 威廉·麦金利（1843—1901） 我丈夫答应，先回家和我以及兄长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商量商量，预备几天内做出答复。他不确定我是否愿意一起前往菲律宾，但这个问题很快就确定下来了。 我丈夫的确对是否辞去法官一职犹豫不决。但总统认为没必要辞职，菲律宾的工作只需六个月时间，最长九个月。我丈夫可以先挂职，不承担具体的职责，这样的话，大可不必害怕产生什么不良后果。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调研了当时的局势后立即意识到威廉·麦金利先生的预期并不准确，在菲律宾建立政府的工作不可能那么快就完成。伊莱休·鲁特先生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接受任命函之后，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立即去华盛顿和威廉·麦金利先生、伊莱休·鲁特先生讨论当时的整个局势，并确定了另外四位与他一起服务于委员会的同僚。在华盛顿，他认识了第一届菲律宾委员会成员迪安·C.伍斯特[10]先生，掌握了大量有价值的信息。如果委员会首任主席舒曼教授再次进入委员会成员名单，自然会继任主席职务，但他并没有再次入选委员会。于是，主席的职位自然落到了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身上。他被任命为美国第一任菲律宾总督，一直到菲律宾国民政府建成。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去华盛顿后，我立即开始为我们新一轮的冒险之旅做准备。我非常开心，也非常乐观。我不得不说，这次冒险的确诱惑太大，尽管我完全不知道前往一个遥远而又有趣的国家会发生什么。我完全沉醉在各种有关菲律宾的介绍中，花了很大力气找到了一些书。那些书也没让我看明白什么。那些书上面都是些模棱两可、难以描述的介绍，但让人感到愉快。这也是当时美国人对菲律宾的普遍感受。甚至到现在，这种感觉还留在我的脑海，一直无法消散。 我腾出了辛辛那提的房屋，家庭财物等一并打包存在那里，一些必要的东西打包随船运到东方。我们得立刻出发，几乎没多少时间去做太多的事。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很快就回到辛辛那提，我们开始忙于和亲朋好友道别。我们熟知的几乎每一位朋友都想为我们举办一个送别晚宴或类似的娱乐活动。小镇人的热情让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意识到自己多么受人爱戴。以众人的眼光看，我们像是要去世界尽头。很多朋友为此而悲伤，似乎他们已经预见到我们将要经历一场致命的冒险。 晚宴、午宴、招待会和茶点等各种送别活动结束后，所有演讲都完成了，所有送别的话都倾诉殆尽。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再次赶到华盛顿，和同事一起确定最后的行程安排。我们见面时已经身处旧金山，离我们启程时间只有一周。 第一年我邀请姐姐玛利亚·赫伦和我一同前往菲律宾，她也欣然接受了。因此，1900年4月上旬的一个早晨，我们从火车站出发，难免心情激动，好像新世界正在向我们招手。火车向新奥尔良的南太平洋铁路进发，一路向南，把我们带到了洛杉矶，最后到了旧金山。 三个孩子罗伯特·阿尔方索·塔夫脱、海伦·塔夫脱·曼宁和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也和我们一起踏上征程。大儿子罗伯特·阿尔方索·塔夫脱十岁，女儿海伦·塔夫脱·曼宁八岁，小儿子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只有两岁。我没想过带上他们长途旅行会是一种负担，也没想过这场冒险里他们会遇到什么危险。他们平凡、健康且独立。但后来我还是很震惊，因为多数人决定把孩子留在家里，说害怕菲律宾的气候会影响孩子们的健康。某天我正在旧金山的古宫酒店照看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他在酒店长廊里上蹿下跳，我也顺便心不在焉地看看书。这时一个长相古怪的老绅士走了过来，停在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身边，脸上露出和善而有趣的微笑。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是个讨人喜欢的小家伙，我也已经习惯人们停下来注视他。因此我只不过看着而已，并没有往坏处想。他双眸又大又黑，有一头松软的棕色卷发，还有一对深深的酒窝，总是绽放着迷人的微笑。老绅士站着看了好一会儿，表情渐渐变得凝重起来。我想知道他在想什么。他好像很快意识到了我的疑惑，不一会儿故意走到我跟前说： “夫人，我知道你正准备去菲律宾群岛，那里到处都是害虫。我现在想知道你是否要带这个出色、大方又可爱的孩子去经历磨难。” 我赶紧抱着我的孩子离开，冲回了房间。不管怎么样，我还是感到安慰，毕竟人人都知道菲律宾恶劣的天气会对孩子有不良影响。 抵达加州和旧金山后，我们终于发现这一使命的利害所在。如果那里真有反帝国主义者，我只能说他们太隐蔽。当时，美国东部已经拥挤不堪，然而，西海岸从大量与菲律宾的贸易中获得了很多利益和利润，这可能与加州人讨人喜欢的态度有关。当然，我们绝不能怀疑他们的爱国热情，而应该或多或少地认为，也与菲律宾有关。菲律宾人自己早就在那片土地上创造了进步与希望，现在我们却想对菲律宾采取傲慢的控制态度，企图控制菲律宾人天性中顽强不息的进取心。 一切有利于新一届委员会的事都准备就绪后，委员会认为，其成员的权利应当得到谨慎界定，以便避免和正在执管当地事务的军政府之间产生分歧。我们享有的海军礼遇和优先权等与全权公使相同。伊莱休·鲁特先生还草拟了一份由总统签署的指令信，里面详细准确地概括了委员会的职责。后来，批准在菲律宾成立国民政府时，里面的内容全部被国会采纳和认可。 早期的旧金山 以这种有趣的方式，我们开启了漫长的行程。当然，无论从哪种角度看，一切都会顺利。 注解： [1]　加德森·哈蒙（1846—1927），曾在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手下担任美国司法部长，后来又担任俄亥俄州第四十五任州长。——译者注 [2]　爱德华·劳特巴赫（1844—1923），美国著名律师。——译者注 [3]　一个古老的酒店。——译者注 [4]　威廉·马克斯韦尔·埃瓦茨（1818—1901），美国纽约律师、政治家，曾任美国国务卿、司法部长和参议员。——译者注 [5]　约瑟夫·乔特（1832—1917），参与过美国历史上许多最著名的诉讼案件，包括《堪萨斯州禁酒案》和《排华法案》。——译者注 [6]　也译作杜邦圈或杜邦环岛，是华盛顿西北部的交通枢纽所在，集中了公园、居民区，既有时尚气息，又不乏历史特征。——译者注 [7]　博比是罗伯特·阿尔方索·塔夫脱的昵称。——译者注 [8]　威廉·麦金利（1843—1901），美国第二十五任总统，第二任任期内被刺杀身亡。威廉·麦金利任期内，美国获得美西战争胜利。他提高保护性关税以促进美国工业的发展，并使美国从银本位走向金本位制度。——译者注 [9]　利文斯顿，美国新泽西州东北部城镇。——译者注 [10]　迪安·C.伍斯特（1866—1924），美国动物学家，曾担任菲律宾群岛内政部长。1887年，他第一次以科学考察的初级成员身份前往菲律宾，并根据自己在菲律宾的经历，于1899年在美国早期殖民政府中开始了其颇具争议的职业生涯。他强烈反对菲律宾独立，坚信殖民使命。——译者注 [book_title]第3章 前往菲律宾 我们的菲律宾之行从旧金山出发，目的地是马尼拉，由美国陆军运输舰“汉考克”号护航。1900年4月17日，天气宜人。正午时分，“汉考克”号驶离繁忙的码头，前往金门大桥，然后跨越太平洋，驶向世界的另一端。我们一行共四十五人。虽然大部分人在旧金山是初次见面，但一出现在甲板上，我们就很快熟悉起来。大家都急于证明自己的友好，证明自己是最好相处的旅伴。 “汉考克”号由“亚利桑那”号改造而成，之前被称为大西洋上的“灰狗”，后来被政府收购后改装用作陆军运输船。当时大量类似的运输舰往返于太平洋，在美国和菲律宾之间运送士兵，不过现在明显减少。生活在东方国家的那几年，我突然开始熟悉这些古老的船。有时，看着来来往往的船，一个个读着它们的名字，听起来非常亲切，感觉十分有趣。“格兰特”号、“谢尔曼”号、“谢里丹”号、“托马斯”号等，都是以美国杰出的将军命名，让人忆起那些美好的往昔。陆军后来把“汉考克”号移交给海军，主要原因是其耗煤量过大。如今，“汉考克”号被用作征兵船，停靠在布鲁克林海军基地[1]。 “汉考克”号主要为运送大量官员和随行人员设计，因此，船上的房间格外宽敞，十分舒适。船上除了我们，几乎没有其他乘客。因为有上级的特别指示，所以船上的物资供应十分充足，食物供给非常丰富。我想，这主要得感谢好心周全的威廉·麦金利先生。 威廉·麦金利先生在自己的任期内，一直很关心部下的生活起居。他来菲律宾委员会和我们住在一起时，这一点尤其让我印象深刻。我们还会时不时地收到总统适时发来的一两封电报，他常常夸奖我们的工作，或给我们提供一些其他消息。因为总统的鼓励和关心，在他周围工作的人总可以一直处于积极的思考状态，尽心尽力地服务于他，竭尽全力让自己手头的工作更令他满意。我最美好的回忆或多或少都与威廉·麦金利总统领导下的政府有关。 “汉考克”号 第二届菲律宾委员会的组成人员除了我丈夫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还有来自田纳西州孟菲斯市的卢克·E.赖特将军[2]、佛蒙特的亨利·C.伊德法官[3]、密歇根大学的迪安·C.伍斯特教授以及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伯纳德·摩西教授。我觉得有必要简要介绍一下随我丈夫一起去菲律宾的同僚以及他们的家庭成员。待在菲律宾的四年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能遇见他们真的很幸运。当时，我们奔着同一个目标而去，可以说命运时刻相连。初到马尼拉时，我们遭遇的重重困难让必须团结一致的友谊纽带变得更加牢不可破。其中有菲律宾人的抵抗，也有军政府人员的故意拆台——因为委员会即将取而代之，所以他们并不甘心。 委员会成员来自美国各地的不同社区，口音和家庭传统截然不同，各自的工作性质也完全不同。 卢克·E.赖特将军是民主党人，也是田纳西州数一数二的律师。早在美国内战时，他就已经担任联邦陆军中尉。接受菲律宾外派任务时，他在孟菲斯法律界已经颇有名气。然而他获得的最高荣誉并非源于战争中的勇敢，而是因为他敢于拯救孟菲斯于危难之中。孟菲斯当时完全笼罩在流行性黄热病的巨大恐惧之中，卢克·E.赖特将军不遗余力地救民于水火。虽然不记得具体时间，但那时候流行病迅速蔓延并失控，只要能走的人都离开了这座城市，唯有卢克·E.赖特将军留了下来，并竭尽所能控制疾病的疯狂蔓延。 卢克·E.赖特夫人是联邦海军舰队司令塞姆斯将军的女儿，战后一段时间曾随父亲游历墨西哥及其他国家，因而年纪轻轻就见多识广，开明豁达。塞姆斯将军是个杰出的语言学家。卢克·E.赖特夫人继承了他的天赋，早在少女时代就学会了西班牙语，因此，刚到马尼拉那会儿，她只是恢复使用西班牙语而已。卢克·E.赖特将军夫妇只带了十四岁的女儿卡特里娜一同前往菲律宾。他们的儿子[4]起初并没有一起前往菲律宾。 卢克·E.赖特将军（1846—1922） 亨利·C.伊德（右）（1844—1921）与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中） 总体看，卢克·E.赖特将军无疑很擅长社交，是委员会中最讨人喜欢的人之一，极其幽默。他讲述个人经历时尤其显得机智诙谐，让大家乐得与之相伴。他很爱玩皮纳克尔[5]纸牌，船上几乎所有人都学会了这个游戏。卢克·E.赖特将军从不轻易发怒，说话亲切沉稳，与他妻子形成鲜明对比。卢克·E.赖特夫人易冲动，被卢克·E.赖特将军戏谑为“女人的道理”。 菲律宾委员会成员合影，其中坐着的人为卢克·E.赖特将军（左）和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右） 亨利·C.伊德法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佛蒙特人。他为人坚毅、果敢、粗犷，绝不是犹犹豫豫、新英格兰式的谨小慎微之人，他拥有典型的绿岭之州[6]性格。他在新罕布尔州和佛蒙特州各经营一所律师事务所，业务繁忙。他还与银行业有不少联系。比起一般律师，他了解一些与商贸、金融业相关的知识。此外，因为长期担任萨摩亚群岛[7]首席法官一职，他积累了足够的外交经验，通晓波利尼西亚种族的多样性特征。这一切对他后来开展菲律宾工作大有裨益。作为首席法官，他负责外交、领事和司法事务。当时英国和德国都是萨摩亚群岛的保护国，因此，他必须与英国和德国负责这些事务的政要打交道。事实上，亨利·C.伊德法官与许多国家的海军军官有社交往来，他们的船一旦出现问题就会从阿皮亚[8]打来电话。亨利·C.伊德法官是个鳏夫，有两个年幼的女儿，分别是安妮·伊德和玛乔丽·伊德。 亨利·C.伊德法官的两个女儿十分美丽动人，讨人喜爱，当时被人们称为“伊德姐妹花”。她们在萨摩亚度过了少女时代。萨摩亚风景如画的自然教育造就了她们行事毫无清教徒传统痕迹的特点。两姐妹都是彻头彻尾的乐天派，不受过时而无用的习俗和惯例的约束。对于在东方长大的西方人来说，能保有这样的性格实属不易。 两姐妹都曾经是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9]的挚友。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是个体弱多病的作家，但极其热爱美丽的事物，姐姐安妮·伊德尤其招他喜欢。从他们互通的信件中可以发现，安妮·伊德出生于圣诞前后，童年缺乏照顾和关爱。 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不知怎么得知安妮·伊德完全不懂如何举办生日庆典，于是主动邀请安妮·伊德来家为他举办了一次生日庆典，像庆贺自己的生日一样庆贺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的生日。我想，这也是一种值得保存、难以忘怀的经历与安慰。 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1850—1894） 自打我们第一次同行的旅程开始，我就以极大的热情和兴趣关注玛乔丽·伊德的发展。相比安妮·伊德，玛乔丽·伊德更加自由和无所顾忌。玛乔丽·伊德对旅途冒险的描写让人佩服至极，其中描写的很多人都是她和父亲旅途中初识的，她对追求者滑稽的描写常常会震撼到我们。与我们同行的还有坎德勒医生一家。坎德勒医生是个外科医生，带着妻子和两个小女儿。两姐妹非常聪明活泼，对什么都好奇。年轻的绅士和小姐们常常很吸引她们的注意力，其中也包括“伊德姐妹花”。但伊德姐妹俩偏偏不愿意被她们关注。这让两个小姑娘很生气，于是不礼貌地用手指着她们说，“黯然失色的伊德姐妹”。这样的幽默反而让伊德姐妹高兴。之后十三年，每次碰到我和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伊德姐妹都会戏称自己为“黯然失色的伊德姐妹”。 伊德姐妹在马尼拉生活了六年。这六年中，马尼拉社交圈无人能超越她们的美丽。于是，伊德姐妹也就进入了更大的社交圈。亨利·C.伊德法官离开菲律宾后，安妮·伊德嫁给了伯克·科克伦先生，玛乔丽·伊德继续陪伴父亲。亨利·C.伊德法官后来被任命为西班牙公使，玛乔丽·伊德随父亲前往马德里，全面负责使馆内部事务，直到她与谢恩·莱斯利先生结婚并定居伦敦。 卢克·E.赖特将军、亨利·C.伊德法官和我丈夫都是律师出身，熟知法律和行政事务，这极大地促进了委员会组建菲律宾国民政府时的部署力。 迪安·C.伍斯特先生是密歇根大学的助理教授，也是佛蒙特人。他和亨利·C.伊德法官一样刚强坚毅，但不像亨利·C.伊德法官那样骨子里一本正经。也许亨利·C.伊德法官的个性正是源于萨摩亚的生活体验。 我们这群人中只有迪安·C.伍斯特先生从前去过菲律宾。在菲律宾的监护权因马尼拉湾战役[10]而落入美国之手前，迪安·C.伍斯特先生曾两次到菲律宾进行科学考察。访问期间，因为能讲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11]，迪安·C.伍斯特先生得以深入了解当地人文风俗以及岛上的动植物。乔治·杜威将军[12]的胜利让以往从未关注过这个角落的美国人睁大了眼睛。迪安·C.伍斯特先生有关菲律宾的书恰在此时出版。他首次被派往菲律宾也是因为这本书的缘故，但再度受总统先生委派完全是因为他恪尽职守、尽忠尽责。 迪安·C.伍斯特先生个头很大，看起来精明强干，也很有雄辩能力，虽然有时候显得粗鲁，但处事果敢。他夫人的外貌特征正好相反，典型的柔弱小女子，面容姣好，举止文雅，显得羞怯胆小。但事实上她有钢铁般百折不挠的意志。记得那时候我们都很担心她受不了菲律宾的气候，但她坚持下来了，陪着丈夫历经艰难险阻，走过千山万水，踏过丛林险滩，深入荒蛮的原始部落，从未有过任何怨言。她身体非常健康，仿佛生动地批驳了夸张的说法——菲律宾的气候对儿童身体有不良影响。他们带着两个小宝宝。当时，两个孩子都还小，都有一头纯白色的头发。其中一个当时相当娇弱，反而是在菲律宾变得强壮和健康起来。他们在菲律宾接受了正规学校教育，当然全都在美国政府创办的学校。 委员会最后一个成员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政治与历史系教授伯纳德·摩西。他是康涅狄格州人，学术背景深厚，具有渊博的商贸知识，同时又是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而且还在学习政治学。伯纳德·摩西教授尤其熟悉西班牙和美洲的国家，曾经在南美许多共和国游历，并著有关于哥伦比亚宪法的读物。我丈夫一直认为威廉·麦金利总统在选择委员会成员的问题上非常明智。这些人在政府实务和基础研究等诸方面各有千秋。 乔治·杜威将军（1837—1917） 马尼拉湾战役中的西班牙舰队 马尼拉湾战役 伯纳德·摩西教授的妻子毕业于加利福尼亚大学，也是个很有魅力的女人。她有超凡的才智，能生动地描画所见所闻，非常有趣地叙述她观察到的和别人完全不同的事物。 伯纳德·摩西夫人写了本书叫《一个公务员妻子的非公务快报》。这本书生动准确地描述了菲律宾人在美国部队各种规章制度限制下的日常生活。这段时间通常被看作马尼拉历史上的“帝国时期”，但同时正是开始筹建美国民权政府的时期。她的诙谐暗藏讽刺，日常生活中也非常幽默，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快乐。 当然，我们这帮人中还有其他有趣的人，包括西班牙公使阿瑟·弗格森先生和妻子，出纳弗兰克·布兰根先生和妻子，以及几个带了家眷的私人秘书。从旧金山到檀香山的航程很轻松，航程转向热带方向后，气候逐渐温暖起来，船上最受欢迎的地方当然就是遮荫的甲板。“汉考特”号上的散步甲板很长，一直从船头延伸到船尾。按照专业术语，这种结构可以称为“全甲板”游轮。但对我而言，它就是一条很长的甲板，是一个可供活动的绝佳场所。委员会定期在某个船舱举行事务性会议，因此，船舱也就是会议舱了。工作之余他们每天都会绕着甲板长时间散步。我丈夫最勤快，走了一圈又一圈，直到和他一起散步的人都精疲力尽地逃走了，剩他一个人继续“长途跋涉”。我丈夫每天绕着甲板走上好几英里，每天走好几圈。计算圈数需要集中注意力，他对这项运动的热爱着实使懒散的旁观者紧张。我转了一圈后，更喜欢把时间花在皮纳克尔纸牌上。 总体看，那段海上时光很惬意。到檀香山时，我们已经像一个和谐而有趣的群体。 檀香山算是我第一次真正见识到的让人着迷的热带地区。一个四月的清晨，太平洋中部岛屿突然映入我的眼帘。白浪滔天的大海里，隐隐约约却又巍然矗立的远山，薄雾掩映下，让你找不到词描绘它的美。 美国式的活力、野心和进取后来给菲律宾群岛带来了实质性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在当时意义重大，还经住了时间的考验。我们一直对此交口称赞。提起瓦胡岛，难免想起夏威夷，我们的船经过钻石山[13]，直抵檀香山港口。威基基海岸两侧不断激起一层层滔天巨浪，蔚为壮观。檀香山是个现代化小城，放眼望去，群峰环抱，坐落在平缓狭小的绿色峡谷中。 从檀香山遥望钻石山 庞奇包尔死火山[14]与远山相互呼应，美丽壮观的岛屿屹立于海上，无言地诉说着岿然不动的静态美。从科学测量结果看，这些岛屿离我们的物理距离并没那么遥远，但时间上却早于人类很多年。游客进港后印象最深的就是庞奇包尔死火山。火山上的一层光晕像金缕玉衣一样辉煌华丽，让游客赞叹不已。 甲板上映出满目苍翠的华彩。群山矗立之中，刺眼的阳光与跌落的树影交相辉映，形成鲜明对比，一派热带地区独有的旖旎景象。上岸后，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绿叶转而成为背景，花园里开满了鲜艳的木槿花，耀眼夺目，分外妖娆。我们离开檀香山的时候，檀香山就像一片花的海洋，大家全身挂满了“花饰”。“花饰”是当地人送别朋友或游客时常用的长彩带，用花瓣编制而成。 檀香山的繁花绿叶和高大的棕榈树总是让人流连忘返。让游客难以忘怀的还有独具特色的当地音乐。当地人以音乐表达永不停息的节日气氛，会在游客抵达码头的时候唱着歌表达好客之情。我们乘船离开时，歌声久久回荡在航船上空不肯散去。渐渐地，我们再也听不见一声声的道别。送别的歌曲最后唱道：“直到我们相见，直到我们再次相见。”游客无法忘怀夏威夷人的热情好客，歌声常驻游人心间。 刚一抵达檀香山港口，我们就得知黑死病已经在此肆虐很久，这也是我们第一次接触黑死病。之前已经有七十一起病例，死亡六十一人。有六位欧洲感染者，其中四人死亡。因此，我们刚泊好船，就由当地的卫生医疗人员卡麦医生接待。卡麦医生是海军医院的服务人员。陪同人员还有美国公使西维尔先生和总领事海华德先生。他们希望我们能上岸，但我们很犹豫，因为檀香山还在隔离期。如果上岸，他们也无法保证等我们到达横滨时，日本卫生人员会让我们通行。上岸意味着我们可能会陷入长期的隔离检疫，其中的不便和尴尬不必多说，但我们更耽误不起的是时间。因为过去的二十四天并没有新的疫情报告，所以上岸并没有特别的危险，主要问题是我们得推迟抵达日本的时间。出乎意料，众人对此意见完全一致。想到以后不可能再来此地，檀香山居然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于是大家决定在这里多待几天。但在登岸前，我们必须计划计划。我们给日本副领事写了封信，向他解释事情的起因和经过，最后他居然同意帮我们申请免除隔离。但日方也提出了条件，我们的航船只能停靠在洋流处，远离船坞。逗留期间，任何船员都不得离开船只上岸。我们一一应允，并开始着手计划这段时间的生活。留在檀香山的那几天我们一直住在船上，但有许多港务艇供我们使用。 旅居檀香山的美国人热情款待了我们。当时国会正在试图通过法案将夏威夷群岛归入美国管辖范围，对此大家难免忐忑不安。委员会的头等大事是去拜访夏威夷临时总统桑福德·巴拉德·多尔先生[15]，并随他一道面见财政部长戴蒙先生和内政部长杨先生。我们会见了几乎所有管理菲律宾群岛公共事务的人员，当然也受到热情款待。我们发现大家一心期待菲律宾能够归属美国。他们认识到我们这次菲律宾之行的重要使命，迫切希望能和委员会一起讨论这次远距离冒险对夏威夷群岛未来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在我看来，没什么可以影响他们的热情好客。他们热情周到，给我们安排了很好的晚餐、午宴、茶会和招待会，偶尔还有观光旅游。 在檀香山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我很想写本书，但无论如何，我不想写成游记，而是记录下记忆向我涌来时我的真实感受。 夏威夷群岛有一段颇为浪漫的历史。因此，那儿的博物馆、公共建筑，甚至公墓都变得格外有趣，此外还有许多美丽的奇观值得一看。 桑福德·巴拉德·多尔（左二）（1844—1926） 人们会告诉你，到了檀香山，首先要去的地方就是努阿努帕里[16]。起初，我们一点也不明白到底为什么先去那里，但努阿努帕里就是一个必须要去的地方，所以我们第一天就去了。我们的车子在蜿蜒的公路上缓缓行驶，沿途有清澈见底、川流不息的山涧小溪，穿过一排排美丽的乡村住宅，一直走到帕里。“帕里”意为“跳伞的地方”。公路在悬崖峭壁处急转直下，蜿蜒地通向峡谷的另一面。以为是悬崖峭壁处，却突然发现前方有路可走，着实让人吃惊。帕里是太平洋各种飓风的通风口，还没形成强大威力的飓风几乎都要从此而过，其特点不言自明——从来不平静。走过通风关口的悬崖峭壁，山势逐渐趋缓，我们紧贴着崖壁，风还是掀翻了我们的帽子，大家只好裹紧大衣外套。尴尬难行之时，眼前的景色却壮丽非凡。只见阳光穿透了海水，把珊瑚礁照耀得五彩缤纷，紫色的、玫瑰色的、湛蓝色的，一片刀削斧劈的崖壁怪石凌云地直指天空。绿色平原一直铺展到海岸，被海水冲刷过的沙滩像丝带一样环绕着大海，放眼望去，一切美景尽收眼底。现在想想当时的情景，乍看起来，帕里并没那么壮观，但一旦你知道这里曾经上演过的一段野蛮的历史，就会发现它的奇异之处。帕里曾经是各大暴徒联合反抗卡美哈梅哈二世[17]统治的地方，卡美哈梅哈二世曾经在这里被逼上绝路。当然，游牧部落的人也无路可逃，身后全是卡美哈梅哈二世荷枪实弹的部队，双方都在劫难逃。这类真实事件远比神话更有魅力，也给帕里的壮美增加了几分惊险和刺激。 卡美哈梅哈二世（1797—1824） 彩绘鱼水族馆的美同样让人无法描绘。强烈阳光的照耀下，热带海洋珊瑚浅滩和鱼都像是渡上了五彩缤纷的颜色。离开水族馆，卡特先生带我们去威基基海滩冲浪，晒日光浴，或者更确切地说，去玩水上冲浪。卡特先生是美属殖民地重要的管理人员，后来担任夏威夷群岛总督。 在威基基海滩，冲浪是一项特别刺激的活动。浪头看起来又高又猛，一般人不敢轻易尝试。但当你看到棕色皮肤的当地人泰然自若地站在一块狭长的冲浪板上，像赫尔墨斯一样俊美，穿条泳裤在汹涌的浪涛里翻滚驰骋时，也会忍不住跃跃欲试。禁不住大家鼓动，我终于下决心和其他人一起下水冒险一试。穿上泳衣后，有人把我们带上远离浪头的独木舟。独木舟很长，每条船舷外都有支架。我们骑在浪头上闯入波涛翻滚的大海，船头船尾也都有当地人坐镇，划着宽大的船桨保持航行方向不发生偏离。这种完全不同的冲浪形式比单独冲浪更安全，但当地人充满冒险的表演对我们来说依然惊险异常，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我们一行人没人是游泳健将。每个人都忐忑不安，刚开始，有人往浅滩的水里跳，一个接一个，跳进泡沫翻滚的海水里，然后人群一阵骚动。事实上，有两个同伴险遭不测，我们竟然丝毫没有察觉。卢克·E.赖特将军和亨利·C.伊德法官被凶险的浪头打翻了，亨利·C.伊德法官立刻开始大声呼救，竭力引起大家注意，但我们误以为他的求救信号是太过激动的表现。好在海水把他冲上了岸，不然十有八九会淹死。卢克·E.赖特将军虽然更通水性，自救能力更强，但两人爬上岸后，全都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 夏威夷号称“太平洋上的天堂”，我们在夏威夷待了四天，其间去了很多有趣的地方，了解了不少当地奇怪的风俗，出席了很多盛会。我得说，我们并不是经常有这样的机会，偶尔而已，所以特别吸引人。由于礼节的原因，我这一生品尝过各种奇怪地方的奇怪食物，甚至可以说其中一些食物真的有点难以接受。但对我来说，山芋就是山芋，没什么特别之处，但在当地是一道正宗的夏威夷菜。当地人常拿它待客，就像我们与远道而来的朋友一起共进“圣餐”，以示礼节和款待。常住檀香山的美国人会把这道菜介绍给宾客——多半出于习俗，加上当地其他食物，共同组成“山芋全席”。尤其在夏威夷的时候，我们吃了很多次。山芋外皮有种很难闻的气味，像极了蟑螂贴。我尽可能去适应这种味道，但发现怎么也喜欢不起来。旅居檀香山的外国人都喜欢这种食物，在檀香山的美国人吃得津津有味，完全是夏威夷人的吃法，用手蘸着吃。 我们在檀香山的最后一天排得特别满：上午参观游玩，午宴过后冲浪一小时，然后去参加大型下午茶，晚上吃一餐菜色更丰富的“山芋全席”。我们穿着当地服饰席地而坐，头上、脖子上戴满了“花环”。外交部长莫特·史密斯先生特地邀请夏威夷乐队助兴。从夏威夷以前的国王威廉姆到最后一任卡拉卡瓦一世[18]都曾担任过乐队的队长。乐队表演了美妙的夏威夷小夜曲，其间不时穿插着精挑细选的歌剧。姑娘们身穿美艳的宽大长罩裙，头戴五彩花饰，为大家表演民间舞蹈。音乐、灯光、色彩，如此美丽，一直围绕在我们身边。再加上鱼和山芋等食物，每个人坐的位置都很窄小。很快我就完全没了感觉，疲惫不堪。送别的歌声响起时，我累到连说句“谢谢”的力气都没了。泊在港口的船只已经做好启程准备，黎明时分起锚开往日本。 卡拉卡瓦一世 卡拉卡瓦一世（中）（1836—1891）与他的军事参谋人员 1900年5月10日晚上，我们的船航行到横滨[19]附近的入海口，再往前就是东京。我们沿着一段低洼的海岸线行驶了两个多小时才看到南边陡峭的悬崖，那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外海港。 远处依稀可见的只有富士山。富士山高耸的山峰绵延不绝，我们不由地被深深吸引。我以前从屏幕上、扇面上和瓷器上见识过富士山，但完全想象不出它是什么样子。或许用富士山的别名“山峦皇后”更能准确表达它的婀娜多姿。整个山体高出海平面一万三千英尺，姿态优美，雄伟壮观。山巅上白雪皑皑，太阳西下的时候，被阳光照射得熠熠生辉。然后，巨大的黑暗的幕布滑落下来。 19世纪末的横滨 午夜光线暗淡，船行驶过防波堤之后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了，除了一些船只，以及一排排高大的建筑物，轮廓时隐时现，黑黝黝的难以辨认。往下看，街灯在一条宽大临水的街道上无限地延伸着，几乎看不到尽头。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外滩。 我们想上岸，但明显不可能，只能停在防波堤外，等着医生上船。“等着医生上船”是每个到东方港口的游客必须的经历，到日本更是如此。一到横滨就要接受检查。沿海岸线往前拐个弯就是神户，在那里也一样得接受检查。从内海到长崎还要接受检查。无论你从哪里登上这片小心谨慎的国土，都得“等着医生上船”。 所幸，医生并没有让我们等太久。 1900年5月11日早上8时左右，六位很重要的系着金丝带医生标志的小个子男人从踏板上走来。我们其实很担心自己的勇敢行为是否真的让自己感染上了瘟疫，衷心祈祷船上没人出现病症。但因为有檀香山日本副领事的信任，我们着实希望日方能善良仁慈，友好处理。他们的确没让我们失望。医生仔细检查了船上的随行人员，但对我们只是走形式。事实上，他们还一个劲儿不停地道歉。开了健康证明后，他们便鞠躬致敬很礼貌地出去了。但我们也差点在劫难逃。第二天下午，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的奶妈出现疑似咽喉肿痛症状，我们因此为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和其他孩子担忧了好多天。下文我会进一步告诉你这种担心并非毫无根据。 为了写这本书，我读遍了我和丈夫此次旅途中写的信，居然发现当时我们提得最多的人是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我想那时候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真的备受宠爱，人人都惯着他，表面上不许他这样那样，暗地里却纵容他，结果让他对错不分。好在他对此颇具幽默感，因而产生了意外的效果。无论好坏，所有后果的承担人当然是我。在给哥哥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的信中，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是这样说的：“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还是一如既往地精力充沛，行事我行我素。我们都喊他龙卷风。刚上船的时候，我们都还在甲板上，他就在所有孩子中制造了轰动效应。我感觉他急需管教，希望他能够规规矩矩的。玛利亚·赫伦、内莉和他姨妈安妮·赫伦都快成他的奴隶了，而我居然成了改善他道德修养的唯一希望。”这听起来像普通人家父亲的所思所想，因此，我觉得有必要在此转述。 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的保姆贝西因发现可疑病症被带走并隔离起来，其间我们给他找了个日本奶妈。可能是因为害怕，日本奶妈一开始不愿给他喂饭。但她其实很耐心，像个忠犬一样跟在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身后跑来跑去。结果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很快就喜欢上她了，很快可以在少许实用的日语和英语之间互相切换。 横滨港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美国巡洋舰“纽瓦克”号。“纽瓦克”号是亚洲舰队的旗舰，海军上将柯普福担任指挥官。我们刚走进防波堤，“纽瓦克”号就连发十七枚礼炮致敬。我们完全没明白是什么意思，之后才想起委员会成员都是部长级全权大使，礼炮是为我们一行人准备的。这是我丈夫有生以来第一次接受礼炮致敬，后来他坐到一定职位的时候，为了躲避向他怒吼的海军军舰礼炮的轰鸣，情愿乔装出行。我想，我丈夫职业生涯的第一次礼炮礼遇其实很令他欢欣鼓舞。 后来，我们知道“纽瓦克”号军舰由我们的一位老朋友麦卡拉舰长指挥。我们早在华盛顿的时候就认识麦卡拉舰长，那时候我丈夫担任司法部副部长。麦卡拉舰长曾经因揍了一位不守纪律、不服从指挥的水手被判停职一年，案子引发了公众的极大不快。应麦卡拉先生的要求，我丈夫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仔细研究了军事法庭的记录。当时，肖特先生担任他的法律顾问。麦卡拉舰长后来因为在古巴的关塔那摩战役中表现勇猛而官复原职。他在菲律宾群岛任职期间也表现出色，成功地在卡加扬河[20]一带受降陆军和空军上将阿奎那多[21]。 “纽瓦克”号 麦卡拉舰长的智慧和热忱超乎寻常，之后联合远征军在中国为北京使馆区解围时[22]，他身先士卒，身负重伤。麦卡拉舰长十分清楚委员会菲律宾之行的重要性，不失时机地在他职权范围内给予委员会成员很周到的礼数。 上岸后不久，我们在格兰特大酒店舒舒服服地安顿下来。一位“纽瓦克”号军舰的海军上尉特意过来询问委员会什么时候可以接见上将，并定下正式会晤的时间。麦卡拉舰长之前的来访属于非正式聊天。他给我们讲述了十一天来发生的很多事情。在海上航行的十一天，我们对世界几乎一无所知，正渴望着能有所了解。无线电时代到来之前，出海真的就是出海，你会对这个世界知之甚少。1900年是令人激动的一年。每个人都以恐怖的语言聊起可怕的义和团起义。麦卡拉舰长说“纽瓦克”号已经整装待发，随时准备开往中国。当时英国人正把南非的布尔人[23]往北逼，而我们自己也在菲律宾陷入重重困境。我们在菲律宾战场有支七千人的部队，听说杨将军正率军和吕宋[24]北部的狂热的宗教叛乱分子决战。那时候，我们感觉自己总是与世界大事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阿奎那多（前排中间）（1869—1964） 委员会离开“纽瓦克”号回访舰长，返回时带回了很多有价值的讯息。譬如，如何在日本旅行，东方人如何理家以及其他一些重要事情。其中还有一条让人兴奋的好消息得告诉他们的妻子，即我们会得到日本皇室的接待。这个消息真是令人兴奋。 海军是我印象中最正式的政府部门。你恐怕也会说联邦政府的各个部门也都很正式，但我对此深表怀疑。舰艇上非常注重礼仪，每个军官可能都记得自己曾经因为违背礼节和规章制度而受到严厉惩罚。因此，他们都得接受专业的外交培训，清楚交际礼仪，能机敏应对各个国家同行的交际礼节。 麦卡拉上校认为委员会成员相当于代理领事，等同于美国外交代表，因而觉得应该让日本皇室知道这件事，而且认为我们有必要见见日本天皇。但委员会成员从来没想过这件事。他们满脑子都是马尼拉那些不得不面对的重大问题，对繁文缛节几乎不去理会。我丈夫甚至调侃，天皇不会因为见不到他们而失眠。但从礼仪上考虑，我们理当前去拜访天皇。麦卡拉舰长也认为委员会成员的言行不能太过随意，最终说服委员会成员和常驻东京的美国公使申请与天皇会晤。委员会很快就得到消息，天皇说他一直都很期待他们的到来，而且相关事宜已经安排妥当。 义和团起义——义和团与八国联军交战 布尔战争中的英军 委员会只有一周时间在日本逗留，停靠日本的初衷只是添加燃料，购置适合热带气候的衣物。很自然，大家也希望逗留期间可以在日本各处转转，因此，每天的行程安排都很满。横滨、东京和周围的景点都逛了个遍。我和姐姐玛利亚·赫伦打算留在日本避暑，因此，很多地方并没有与大家一同前往。 因为有我丈夫的参与，所以前往日光[25]的旅行令人难忘，主要是由于他高大身躯引来路人侧目。日本人对他的个头和身板很感兴趣。 日光位于东京以北，到东京的路程只需一天。到东京后，我们才发现火车站离宾馆很远，而且一路尽是陡坡，人力车成了唯一合适的交通工具。我丈夫爬进其中一辆人力车时，拉车的车夫发出一声怪叫。他翻着白眼，意思最明显不过，这位客人太重，让他不堪重负。最后，车夫说服了另外一个人来帮他推车，但他的压力并没有减少。车夫上第一个坡时，很多村民被他的怪叫声吸引，都跑出来盯着我们，和我们以前遇见过的情景一样，笑个不停。小个子人力车夫开始对着村民喋喋不休起来，呲牙咧嘴一副怪样子，结果村子里一多半人跑出来帮忙推车，车子好不容易才到了山顶。 “汉考克”号即将出发前往马尼拉的前两天，我们到访日本的消息不胫而走。其间，我们打算面见天皇和皇后。 1901年印刷的日光各景点的海报 女士们最关心的自然是“我得穿什么衣服去？”我觉得我们应该穿晚礼服，很幸运我刚好买了一件，还从未上身，非常漂亮，很适合这样的场合。但前一天下午我们接到通知，一律穿高领拖裙裾的礼服。有裙裾的礼服很难配到合适的上装。我没有那样足够漂亮又符合要求的便宴服，因为我们要去的目的地是热带，衣料通常都是细薄棉布和亚麻制品，日本寒冷的五月根本没法穿。卢克·E.赖特夫人、迪安·C.伍斯特夫人、伯纳德·摩西夫人全都和我一样头疼。不过最终有关穿什么衣服的问题还是得到了圆满解决。我请一位在横滨的中国裁缝连夜赶制了一件花边衬衫，搭配晚礼服再好看不过。 亨利·C.伊德法官对这次会晤特别感兴趣，他非常开心女士们也可以一同前往。但后来，他才知道所谓的“女宾”只包括委员会成员的妻子。他懊恼不已，意味着他的两个漂亮女儿去不了。因此，我们也都理解会晤期间他的没精打采。 东京的皇宫并非古城北京的紫禁城，但从外围看，的确有点“禁”的意思，或者比后者还过。四周有一条又阔又深的护城河，河上间或架有拱桥。桥上的拱形扶栏修得雅致，很有观赏性。高大的石头墙在护城河的另一边特别显眼，除了低矮的屋顶从树梢间露出的层层叠叠的瓦片，宫殿里头的其他风光一样也看不见。皇家花园远比皇宫更吸引人。高墙里有好几个花园，如果不是急着去会晤天皇和皇后，我一定会在园子里逛逛，逗留片刻，看看四周有趣的景物。我们乘坐的马车只是匆匆而过，略过一幅幅令人陶醉的人工合成的艺术景观。湖中假山假石像极了湖心岛，岛上还有迷你的亭台楼阁矗立着，飞檐走壁上的青瓦依稀可见。刚修过的树木，雪白的纸窗，哪怕只是过目一扫，就那么片刻时间，一切都美得让人流连忘返。很快我们就在一幢低矮的灰色建筑物前停了下来，可是站在皇宫门口，我们依然感受不到自己已经抵达目的地。 来迎接的人带我们进了一间很宽敞的接待室，里面的陈设既不像日式也不像欧式，看起来是两者混搭。四壁装扮成一片金色树叶的模样，还有作装饰的日本画，颜色柔和，画面精致。但家具款式多半是厚重的舶来品样式，让我很意外。日本并没有被西方国家入侵过，却无端地承接西方习俗，甚至将西方习俗生硬地嫁接到自己独特的东方文明中。看起来，要么日本人真的喜欢西式又丑又笨的家居款式，要么不过是向我们表示友好，认为这是一种礼貌的恭维。 没过多久会晤就开始了。家眷和男人们分开，去另一个接待室。房间看起来大同小异，皇后和宫里三四个宫女一起在里面等候。见了她，我们深深地鞠了一躬，算是行大礼。虽然之前反复操练，但对我们来说还是有些困难。我们要等皇后陛下微笑着回了礼之后，才能站直了，然后偷空观察她。皇后陛下和宫女都穿着西式洋服，相比较穿她们自己的和服，看起来更瘦小了些。皇后陛下的脸庞看起来甜美，甚至多少有点羞怯，声音十分温柔。有个口译员翻译我们的谈话。谈话内容很普通，但皇后举止优雅，态度和蔼。我刚好阅读了有关日本历史的书籍，对日本古代天子制度很感兴趣。她对我们每一个人都赞美有加。过后不久我们行了女宾屈膝礼，然后退下，就这样结束了会晤。 明治皇后一条胜子（1849—1914） 日本明治天皇（1852—1912） 我们的丈夫与天皇会晤，礼仪也差不多，当然，天皇陛下是单独依次地接见他们的。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第一个跟随内务部专管宫廷内部礼仪的大臣面见天皇。他进屋就鞠了躬，走到一半又鞠了躬，到天皇跟前再鞠一躬。其他人紧跟其后，学着样鞠躬。只不过在天皇接见我丈夫的时候，其他人得等在会晤室门口。长崎先生担任翻译，他说天皇陛下对菲律宾委员会的到来感到由衷的高兴，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则对此次会晤深表谢意。天皇问他以前是否来过日本，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回答“没来过”。天皇又问他何时离开日本，他回答道“两天之内，陛下”。这样一来一去，简单地结束了和天皇的会晤，退出房间，其他男士也一一接受类似的接见。 男士们在会晤结束后又重新与我们会合。在相关人员的带领下，我们兴致盎然地参观了皇宫其他房间。所有房间的布置一看就是日式和欧式艺术混搭。只要看一眼这样奇特的混搭场景就明白，日式物件和家居摆设明显漂亮得多。 日本皇室非常喜欢模仿欧洲的日常所用风格，效果令人叹为观止。数年后，我丈夫又独自出访日本。皇后请他转交给我一块仿哥白林双面挂毯，上面是哥伦比亚和伊莎贝拉女王会晤时的场景，精美得难以形容，但挂毯上的人看起来都有一种迷人的东方色彩。 我必须讲讲和这块挂毯相关的故事。当时我丈夫任战争部长，但我想强调的是我自己。因为挂毯的赠与对象是我，也的确和我相关。到家后我丈夫怀着极大的骄傲和满足把礼物拿出来欣赏，但在我看来，这张挂毯太大了，照我们当时的情形没法用。我表示很奇怪，为什么不想个办法改改尺寸。 我丈夫说：“行了，别担心。亲爱的，你应该知道，《宪法》不允许美国政府官员接受任何外国宫廷的赠与。我会把它送给华盛顿的史密森学会[26]。” 之前我以为遵守《宪法》的相关规定属于爱国行为。但这一次，我特别想留下挂毯。我并不是第一次面对《宪法》。我给我丈夫出了个难题，按照他说的就是个难题。这是日本皇后赠送给我的，我想私自留下来，哪怕就那么一阵子。我费尽口舌说服他。我并非官员，而身为政府官员的他与日本皇后送给我的礼物没有任何关系。 我丈夫一如既往地维护《宪法》，坚决不让步。我只好上奏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请他裁决。总统同意我的请求，并认为我只是个普通公民，完全有权接受礼物。当然，后来我捐出了挂毯，贵客可以在白宫餐厅的一面空墙上欣赏到它。那些有兴致欣赏这张挂毯的客人总是倾力追根溯源，但全都枉费心机。 西奥多·罗斯福总统（1858—1919） 还是回到那次集体会晤。最后我们依次在皇室相册上签名，会晤结束。随后，我们有幸去了美国公使馆。公使馆专程为我们安排了午宴。当时，公使馆还没有升级为大使馆。公使先生安排的午宴很丰盛。当时驻东京的公使是乔治亚州的巴克先生，他为人谦和又平易近人，邀请了不少他熟识的外交界同仁介绍我们认识。我们第一次见到俄罗斯公使罗森男爵及其夫人，后来我们一起在华盛顿共事。 用餐时，我左边是公使先生，右边是皇宫内侍三宫男爵，我们曾见过面。我对三宫男爵夫人很感兴趣，她是个英国人，个头是她丈夫的两倍。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曾请求公使邀请他的老同学田尻稻次郎男爵。耶鲁求学时期，大家都称他“田尻”。他和我丈夫名字的前两个字母都是ta，按字母排座位的时候两人同座，相交渐厚。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很期待和他在日本重续友谊。田尻稻次郎和大部分日本人身材差不多，略显矮小，因为学英文的时候年龄偏大，他说的英文无法让人轻易听懂。但他在耶鲁大学学到了广博的商业和金融知识，现在是长野财政部长助理。他积极参与了日本货币从银本位发展到金本位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又让日本迈向世界权力巅峰的脚步前进了一大步。田尻稻次郎也因此获得终身贵族身份，并进入参议院。午宴上他穿了一件双排扣长礼服。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认出来这是19世纪70年代耶鲁大学老同学的标志性服装。当时，这是日本人唯一喜欢穿的外国服装，但只偶尔在特殊的“外交场合”或者法庭上穿穿，平时都叠得整整齐齐地收好，不到必要的时候他们绝不会穿。丝绸的大礼帽也一样，终归是大礼帽。类似的老式物件并不会让他们觉得有什么不好，他们也绝不会在意大礼帽起了绒球。 从长野退职后，田尻稻次郎希望获得财政部长一职。但他却被任命为审计委员会主任——一个终身职位。我丈夫第二次到访日本时从女侯爵那里得知此事。女侯爵现在是大山公主，她告诉我们说，这事让田尻稻次郎一蹶不振，从此过上隐居生活。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每次去日本，都试图掘地三尺，想尽办法去找他，但此后再也未见到田尻稻次郎。 我们是第一拨参观了美国政府所有公使馆的美国人，而且非常想去看看驻东京的公使馆。公使馆房屋看起来并不像原本应该有的模样，不过四周很开阔，漂亮的场地像个庭院。相比国会颁布的有失尊严和令人悲哀的有关派驻外国首都代表的政策，我们很乐意把这看作我们的荣耀。这里比我们曾经拜访过的其他美国驻外公使馆好得多。其他公使馆通常几乎什么也没有。 因为卢克·E.赖特夫人和女儿卡特里娜决定和我们一起留在横滨避暑，所以我们一起在悬崖之家租了个小屋，打算让自己过得舒舒服服的。这个地方住了很多外国人。 两天后，委员会成员及其家属等一干人都登上“汉考克”号，启程前往马尼拉。我们从港务码头上向他们挥手告别，目送他们远去。 注解： [1]　布鲁克林海军基地建于1801年，最初被称为纽约海军造船厂。——译者注 [2]　卢克·E.赖特（1846—1922），美国著名政治人物，1904年至1906年期间担任菲律宾总督，1908年至1909年期间担任美国战争部长。——译者注 [3]　亨利·C.伊德（1844—1921），美国法官、殖民地专员、驻菲律宾大使和总督。——译者注 [4]　其中一个是海军军官。——原注 [5]　皮纳克尔是一种有四十八张牌的扑克牌游戏，通常为二到四个人玩。玩家可以通过玩“恶作剧”得分，也可以通过将纸牌组合成游戏得分。因此，它被认为是“魔法结合”的一部分。——译者注 [6]　代指佛蒙特州。佛蒙特州是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的一个州，是美国五十个州中人口第二少、面积第六小的州。2016年，它被评为美国最安全的州。——译者注 [7]　萨摩亚群岛位于南太平洋中部，面积三千零三十平方公里，是波利尼西亚和大洋洲更广大地区的一部分。——译者注 [8]　阿皮亚是萨摩亚的首都和最大的城市。——译者注 [9]　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1850—1894），苏格兰小说家、诗人、散文家、音乐家和旅行作家。他最著名的作品有《金银岛》《被绑架》等。——译者注 [10]　马尼拉湾战役发生在1898年5月1日，美西战争期间。乔治·杜威海军准将率领的美国亚洲中队在帕特里西奥·蒙托乔海军少将的指挥下，与西班牙太平洋中队交战并摧毁了该中队。这场战役发生在菲律宾马尼拉湾，是美西战争的第一次主要交战，也是菲律宾历史上最具决定性的海战之一，标志着西班牙殖民时期的结束。——译者注 [11]　当时西班牙语是菲律宾通用语。——原注 [12]　乔治·杜威（1837—1917），美国海军上将，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获得这一头衔的人，因在美西战争期间赢得马尼拉湾战役而闻名。——译者注 [13]　夏威夷岛上的一座火山。——译者注 [14]　庞奇包尔死火山是一座位于夏威夷州檀香山上的死火山，也是太平洋国家纪念公墓的所在地。——译者注 [15]　桑福德·巴拉德·多尔（1844—1926），夏威夷群岛的律师和法学家。在推翻君主制之后，他一直担任夏威夷共和国的总统，直到夏威夷被美国吞并。——译者注 [16]　努阿努帕里是位于瓦胡岛努阿努帕里山谷的迎风悬崖。它可以俯瞰瓦胡岛的迎风（东北）海岸。——译者注 [17]　卡美哈梅哈二世（1797—1824），夏威夷王国的第二位国王。——译者注 [18]　卡拉卡瓦一世（1836—1891），夏威夷王国的最后一位国王，1874年2月12日登基，直到1891年1月20日在加利福尼亚的旧金山驾崩。——译者注 [19]　横滨是日本第二大城市，仅次于东京，也是日本人口最多的城市。它是神奈川县的首府，位于东京南部的东京湾，本州岛主岛的坎托地区，是大东京地区的一个主要商业中心。——译者注 [20]　卡加扬河是菲律宾最长、水量最大的河流。——译者注 [21]　阿奎那多（1869—1964），菲律宾革命家、政治家、军事领袖，被公认为菲律宾第一任，也是最年轻的总统（1899—1901）和亚洲宪政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在菲律宾革命后期（1896—1898），他领导菲律宾军队首先对抗西班牙，最后是在美菲战争（1899—1901）期间对抗美国。他最终在宾州被捕，结束了总统生涯。——译者注 [22]　有关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00年5月），中美对这段历史说法各有不同。——原注 [23]　布尔人指18世纪和19世纪大部分时间居住在南非的东开普省的荷兰语定居者的后裔。1652年到179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控制了这个地区，但英国在1806年将其并入大英帝国。——译者注 [24]　吕宋岛是菲律宾最大、人口最多的岛屿，陆地面积在世界上排名第十五位。它是菲律宾的经济和政治中心，是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和人口最多的城市奎松城的所在地，是世界上人口数量第四的岛屿。——译者注 [25]　日光是日本的一个市，日本和国际游客的热门旅游胜地。——译者注 [26]　史密森学会于1846年8月10日成立，旨在探索和传播知识，是由美国政府管理的一批博物馆和研究中心。这个机构是以它的创始捐赠者，英国科学家詹姆斯·史密森命名的。最初组织名为“美国国家博物馆”。1967年，这个名字不再作为行政机构名称存在。——译者注 [book_title]第4章 在日本 把几个人同时隔离在一个小屋子里，紧闭着的房门背后，每一个人都被打上最危险的标识，严重而黑暗的传染病——白喉。你绝不想在一个陌生而有趣的国家，以感染上这种病来开始一段旅行。 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的奶妈贝西刚从横滨的隔离区出来，我们的大儿子罗伯特·阿尔方索·塔夫脱就出现了可疑症状，医生确诊为白喉。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去马尼拉之前，罗伯特·阿尔方索·塔夫脱出现了咽喉疼痛的症状。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很担心，不想离开我们。但新型免疫血清可以治疗白喉，让我们觉得白喉不再那么恐怖。加上我们有个十分优秀的美国医生埃尔里奇，我坚信没理由过于担忧。 海伦·塔夫脱·曼宁、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和其他小婴儿住在格兰大酒店，由奶妈照料。卢克·E.赖特夫人、玛利亚·赫伦还有我被隔离了很长一段时间。虽然罗伯特·阿尔方索·塔夫脱的咽喉肿痛没怎么恶化，但一直不见好转。整整三周后，我们才回到这个不太欢迎我们的世界。因为长时间隔离，人人都对我们避之不及，就算医生宣布我们并无威胁也无济于事。 被隔离的三周，我们三人特别希望回到自己的祖国，那里至少会听见朋友远远地打听和问候我们的病情，而不是被隔绝在一个偏远的处所，听着外面街道上陌生的语言。当然，外面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是我们渴望探索的地方。 我们租住的房屋妙不可言。事实上，在我看来，几乎所有外国人在日本住的房屋都有一种迷人的美。西方建筑物换以日式精致的室内装修可谓绝配。尤其日本独特的环境，更显出混搭艺术的精妙。日本景观极具日式特色，但无论花园看起来多么外国化，终究不会掩盖它独特而又明了的东方韵味。 横滨租界有个宽敞的商业区，建得十分牢固，正对面是悬崖，与港口的低洼地带相连。悬崖之家是个美丽的花园小区，站在上面俯瞰，一端是港口、城市和太平洋，视野显得很开阔；另一端向内陆延伸，一直绵延至远处的山峦之巅，又形成深不见底的峡谷。当地居民在峡谷平坦的地方建了许多房屋，一派五彩缤纷的景象，东方式的喧闹声不绝于耳。村子被绿色的梯田环绕着，稻子长得郁郁葱葱。山峦叠嶂的地方尽是深绿色的日本松树，长势奇特怪异。 横滨租界商业区外国人的商铺 我们的房子在内侧，是一片联排平房，还有个打理得不错的花园，可以俯瞰峡谷。对面山上有一座日式寺庙，看起来是一栋古色古香的建筑。寺庙屋顶平坦，门前有一块巨大的石刻牌坊。里面和尚的祷告声和木鱼的笃笃声相伴而鸣，一阵接一阵，永无止境。与此同时，狭窄街道上流动小贩的叫卖声不绝于耳。整个夜晚都可以听见盲人按摩师的吆喝声。盲人们拄着探路的竹杖，挨家挨户地兜售生意。我们会时不时地听到寺庙的铜钟传来震耳欲聋的声音。 我们房屋的主人是个英国人，当时正好回英国度假去了。我们一并租下了整座房子，整套家具，还包括一个叫松隆子的女人。她既是女侍者又是女管家，虽然身材矮小但效率很高。除了松隆子，还有一个很棒的厨子。两人精打细算，把家务安排得井井有条。我从来没见过和他们一样好的家佣，有时候甚至感觉他们过于节俭以至于食物常常不够。除去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就是我们的小儿子，当时家里有六口人。松隆子每次只准备六份吃食，六份猪排、六份炸肉丸，也许是六份鱼丸，但永远就只有六份，不多不少。有时候我们也会想点办法事先通告一声，说有客人来。 松隆子会问：“到底几个人？” 我们回答道：“哦，也许两个。” 于是她便奉上八份猪排，或者八份炸肉丸，或者其他一点什么，但只有八份。我们不能每次都使同样的招数，因为担心如果每次客人都来不齐，恐怕等我们真要举办派对的时候就会陷入狼来了的窘境。很庆幸，事实上从没出现过这样的尴尬，松隆子每次都会遵照吩咐。但也会有客人不期而至的时候，我们只好实施“礼让客人，自家挨饿”的原则。 当然，因为松隆子可以把控好一切，所以我们也没什么可抱怨的。她有当地人的聪明伶俐，从来不会忽略自己唾手可得的利益。此前有人警告我们小心日本仆从，但松隆子的确是个诚实的人，没有一些东方人狡猾奸诈的特质。很大程度上，松隆子让我们可以从家务责任中解脱出来，有闲暇时间逛逛周围吸引人的小店，甚至可以出个远门，开心地徜徉于山水之间。 被隔离的那阵子，我们收到了我丈夫寄来的第一封信。那时他们的船已经航行到对我们来说很远的地方，远到遥不可及。我非常高兴能收到他的信。“汉考克”号经停神户，后来又继续前往长崎逗留两天补充燃料。从那次起，委员会成员因为行程耽搁而大为生气，非常希望早些抵达马尼拉接手工作，但因为一些公事，他们得先去香港。我当时收到的第一封长信就是从香港寄来的。英国当局按常规与他们一行人会晤，不外乎虚伪浮华的相互拜访和晚宴、午宴、贵宾俱乐部、八卦闲聊等一系列活动。但他们真正感兴趣的是首次会见菲律宾顽固分子。 19世纪末的神户 在经历了长达三个世纪的基督教熏陶后，这种唯一的宗教教育形式因为某些原因，譬如教士独大，导致菲律宾人奋起反抗，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掌控自己的事务，获得自主权和发言权等等。敌对矛盾的形成有很久远的历史渊源，我们的描述只能点到为止。 斗争徒劳地持续了很长时间，但西班牙和美国之间的战争使局势得到彻底扭转。战争出乎意料地将毫无希望的梦想摆在了菲律宾人面前。自从麦哲伦第一次航海到此，菲律宾便开始受西班牙统治。菲律宾人眼看着西班牙败落，从岛上撤出。但同时，另一面国旗在城墙要塞上高高升起。大批菲律宾有识之士、富人和知识分子联合起来开始要求独立，不少美国人也表示支持。一些政府工作人员对这种局面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接管菲律宾后，他们完全不顾现实，给予所谓的支持。这是他们早期得以成功的主要原因。 美国人的思想源自我们的先辈，即为独立而奋斗。控制他人实现自己意愿的统治方式和我们所珍视的独立原则大相径庭。然而，他们对菲律宾的现实缺乏考虑。菲律宾人其实都是马来人[1]，接受过基础教育的人连百分之十都没有，大多习惯于神权所控制的极权政府，管理人民事务谈不上有什么好的经验。政府官员没有考虑到在发动独立革命一个半世纪前，我们先辈早就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自治。训练和传统使我们更适合自治，同时，也使自治产生的良性效果比世界上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更清晰明了。接管菲律宾后，政府官员无视当地传统，强推菲律宾实现自治和独立。他们沉湎于感性情绪，驱逐理性和思想，因此陷入了难以摆脱的局面。西班牙统治期间，菲律宾人从来没有公开表达试图完全独立的想法。然而，高高飘扬着的新国旗却是象征言论自由、舆论自由等一系列自由的国旗。即便最有想象力的菲律宾人，恐怕做梦也没想到过这一点。于是，对抗过西班牙政权的知识分子，以及在反对西班牙宗教统治过程中品尝过权力的甜蜜滋味的人，奋起想取而代之。顷刻间，独立民主、自由平等和不受管束等观念在无知的民众中被当作一种甜蜜的诱惑扩散开来。结果可想而知，即当美国政府真正着手面对这一问题的时候，要求我们立即撤离的呼声几乎完全一致。 但这几乎不可能。阿奎那多尝试执政六个月后，最终归于失败。在他的统治下，政府腐败猖獗，政事一片混乱，国库空虚，国家岌岌可危。美国人很快意识到，“独立”在菲律宾最多只意味着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无情剥削。菲律宾由此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我们因此留了下来，但除此之外，我们其实什么也做不了。乔治·杜威上将的军舰开到马尼拉湾时，当地的反政府暴乱此起彼伏。最初我们一筹莫展，几个月后，一个又一个反对派头目来到马尼拉宣誓与美国合作，放弃敌对状态，寻求国泰民安。然而，随着和平进程的推进，个别暴乱头目顽固不化，要么占山为王，烧杀劫掠，要么去中国香港，加入所谓的小菲律宾殖民地。香港的殖民地政府至今仍然存在，俗称“军政府”[2]。他们的营生就是窃取机密、密谋暴动、走私军火、蛊惑人心、筹措钱财和播散敌意，由此体现该组织的价值和存在的必然性。 “顽固分子”采用独特的方式达到自己的目的。主要包括胁迫、暗杀和恐吓生活在菲律宾国内，不想惹麻烦的菲律宾人。他们臭名昭著，胁迫大麻和烟草种植商按他们的定价交易，然后由他们在中国香港按市价出售，中间差价足以让他们大发横财。 这就是第二任菲律宾委员会抵达菲律宾时的大致情形。我丈夫在香港见到了他平生见过的第一批菲律宾人。这些人并非军政府人员，但都是富裕、厌战，来香港避难的上流人士，通称为西班牙探险家的名字“赫纳恩·科斯特”[3]。很多上流人士长期处于暗杀威胁之中，因为支持反对西班牙政府的暴动被没收财产，试图寻求美国政府庇护和补偿，希望委员会保护民众，加快美国在菲律宾诸岛的和平建设速度。 这时候出现了另外一个人物——阿塔乔。在反抗西班牙统治的暴动中，阿塔乔曾经是阿奎那多的竞争对手。乔治·杜威将军进驻马尼拉时，选择阿奎那多作为菲律宾部队领袖，阿塔乔怀恨在心。他对自己不得不背井离乡，避难于香港耿耿于怀。他公开批评军政府的无知，也没有明确表示对美国政府忠诚。阿塔乔身边有个“秘书”，非常认真地聆听他所说的一切。鉴于阿塔乔说话时的谨小慎微，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决定观察观察，看他是否与军政府有某种牵连，至少他要能“保持中立”。事实上，他早就做了“未雨绸缪的打算”。一旦美国在菲律宾成功建立国民政府，和美方建立联系就很容易了。可想而知，他们谈话一定非常具有外交特色，妙趣横生而又灵活机动。 委员会还有一件必须做的事，即保障中国侍者的安全。这很有必要，因为有人告诉他们，由于马尼拉社会长期动荡，请菲律宾人并不可靠。 “纽瓦克”号麦卡拉舰长在横滨的时候曾经给我丈夫修书一封，请他转交给一个叫L.查尔斯的人。L.查尔斯是个中国人，在香港经营一家职业介绍所。L.查尔斯出现在“汉考克”号给威廉·霍华德·塔夫脱送回信时，为我们带来了令人兴奋的好消息：上海来的中国仆人过几天就会到。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很吃惊，表示对此毫不知情。但L.查尔斯微笑着向他解释说这是乔治·杜威上将的意思。我丈夫猛然想起几个月前在华盛顿的时候，乔治·杜威上将就提醒过我们，通过L.查尔斯认识的中国人阿仁为我们找到了中国仆人，可我丈夫却忘得一干二净。 阿仁送我们一行人上船，其中有人很骄傲地从“布鲁克林”号长官手里拿到了一张便条，由乔治·杜威上将的仆人阿仁转交给阿新： 给你介绍的人家是马尼拉新任总督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一家。1900年4月1日，他从这里出发前往马尼拉。上将让我给你写信，希望你能帮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先生找几个得力的中国仆人。他们需要一个像我一样出色的厨师，另外还要两个专门伺候进餐事宜的仆人，一个男管家，一个像你一样尽责尽力的男仆。总之就是要老实尽责，上将将不胜感激。 你的朋友 阿仁 在东方，这事是典型的“走路子”。通俗意义看，就是“熟人好办事”。原本这只是中国人的处事之道，后来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广为流行。这就是所谓的东方魅力。 委员会成员在日本停留的目的主要是准备适合热带气候的白鸭毛和亚麻衣物。但很不幸，我丈夫找不到任何能穿得上的衣服。一开始我们就热烈议论他应该穿什么款式，并向他保证“直筒上装”是最舒适的男士衣衫。直筒上装圆领很高，扣子一直到下巴，其实就是普通的军装夹克。穿这种衣服除了短裤和长裤，里面不需要衬衫、领子、领带等，很适合热带地区。但出乎我意料的是，这种款式对身材要求很苛刻，我丈夫身材缺陷尽显。所以我试图劝说他只穿男士便装，用短上衣搭配日常配饰。横滨让我丈夫心痛，他又满怀希望地奔香港而去，他听说那里有手艺高超的裁缝师傅。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写给我的信中他对香港的裁缝特别反感和厌恶。他几乎走遍香港所有服装店也没找到合适的衣服。按理，香港有不少大个子英国人，应该有尺码大的男装，结果显然没有。所以他的一切衣物，包括鞋子、袜子、内裤、衬衫、领带和帽子，都只能量身定做，但最后还是穿不了。 “布鲁克林”号 我丈夫的来信里满是陌生姓名，还有暗杀、军火走私、阴谋叛变和社会动荡等，让我感到他将要去的国度非常危险，随时可能遭遇谋杀。然后我又安慰自己，我丈夫又不是自己只身前往。阿瑟·麦克阿瑟将军[4]和七万将士在必要的时候一定会倾力相助保护他们。 我们在横滨的生活很安宁。门口隔离的黄牌取下之后，邻居逐渐开始来拜访我们。我们没有责备邻居的意思，毫无疑问，他们不会那么傻，为了礼节而让自己陷入感染白喉的风险。无论是委员会成员离开前还是离开后，生活在横滨的美国公民T.威廉姆·麦基弗夫妇都对我们礼貌款待，热情有加。 T.威廉姆·麦基弗先生曾经做过美国驻日总领事。我们认识他的时候，他正在经营一家私人律师事务所，代理美国烟草公司和其他大型国外业务。中日战争期间，T.威廉姆·麦基弗先生正好做总领事。他很关心和照拂中国人，帮助近八千中国人逃离。他还作为代表与日本政府谈判，主要涉及外国在日的商业社区、外国驻日租界区和安置区是否应该纳税一事。 根据条约规定，日本政府授予租界区永久租借权，条件是外国人得按时向日本政府缴纳地租。当然，地租也不得随意涨到超过某个数额。但因为日本政府现在急于用钱，想方设法向民众征税，向这块领土上所有房屋的改造和修缮收税。其理论依据是，所有相关改造和修缮并非原本就有，所以应当属于地产的一部分。但依据民法通则的相关条款，超出地租的不动产都不应征税，日本政府的行为明显与这一条款相悖。由于日本法律并没有过多考虑这个问题，造成了一个新问题：解释的时候应当以日本法律为依据还是以外国法律为依据。我们逗留日本期间，曾反复讨论这个问题，巴克公使还专门征询了华盛顿美国国务院的意见。 阿瑟·麦克阿瑟将军（左二）（1845—1912）与下属 我们和西德摩尔夫人共进晚餐，之后又和她有多次交往。西德摩尔夫人是伊莉莎·拉玛哈·西德摩尔的母亲。伊莉莎·拉玛哈·西德摩尔主要写远东国家的故事，我认为她是东方最有名气的外国人。早在日本向世界打开国门不久，西德摩尔夫人就一直居住于此。我们相识的时候，她的儿子正在公使馆工作。她在外滩有一所非常漂亮的房子，里面收藏了一些日本古玩和艺术品。我估计西德摩尔夫人当时已近八十岁，但依然活泼开朗，朝气蓬勃，像个五十岁的女人。我最后一次见到西德摩尔夫人是在长崎，她已经将近九十岁。她儿子那时候任美国领事，招待我们的午宴很丰盛。她衣着讲究，像个时尚的少女，雪白的银发高高盘起，披着一袭白色丝质长裙。她坐在人群中，讨论着时下热门话题，兴致勃勃，反应敏锐。后来，她儿子到大韩帝国的汉城任总领事，她又随儿子去了汉城，帮忙“看护家园”。当然，在那里她依然是交际“女王”。 孩子们有了保姆的照料，卢克·E.赖特夫人、玛利亚·赫伦和我开始四处游历，譬如日光、镰仓和京都等一些很有意思的地方。旅游间隙我们去购物，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得控制自己的购物欲。每次看到一个特别有吸引力的小店铺都得控制自己什么都想买的欲望。接近1900年7月下旬的时候，因为实在无法忍受横滨的酷热，我们去箱根山[5]的宫下温泉避暑。旅途中我们得先乘火车，然后从火车站沿线的一个村子出发，坐两个小时人力车，沿途还得翻越陡坡。那时候压根没什么适合“欧洲人”的客栈，日本客栈对日本人来说极好，但在我们看来似乎并不适合做客栈。下了火车已经是晚上7时，卢克·E.赖特夫人，她的侍女，她女儿卡特里娜，我姐姐玛利亚·赫伦，我的三个孩子，保姆贝西还有我，一行人都只想赶紧吃晚餐，于是我们决定先吃饭。当然，我们必须挑个一切俱为西式的客栈，包括晚餐服务形式、打发那天夜晚的方式等。可以说那是我记忆中所度过的最黑暗的夜晚。我们花了很长时间争论黑夜坐两个小时的人力车是否合适，但车夫喋喋不休地劝说，当然主要靠手势和表情，居然让我们深信，这是世上最值得一做的事情。顺便提一下，虽然我们不喜欢日本没床的客栈，但我们还是希望尽快到达目的地。于是我们分别坐上八辆人力车出发了。其中六辆坐人，两辆堆满了手提包之类的行李。海伦·塔夫脱·曼宁和罗伯特·阿尔方索·塔夫脱同乘一辆车，我带着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坐一辆，每辆车另外还有一个车夫在后面推，放行李的车也一样。所以总共有十六个车夫。我们一队人马浩浩荡荡地出发了，真的有点过节的欢乐气氛，让我满心欢喜。但离开市镇后，灯光渐行渐远。我们突然很吃惊，不知何故，车夫都没携带照明器具。我的理解是他们并不需要照明也一样能摸黑行路。我们才刚刚在斯泰格般阴森恐怖的黑暗中[6]走了一小段路，玛利亚·赫伦就忍不了了，任凭怎么劝，都打定主意非得回去找个灯笼打着。没人有心情和玛利亚·赫伦争论，只好一言不发由她去，我们继续赶路。 箱根山 那时狂风大作，像是从很深远的山谷中猛扑过来，大雨下个没完没了。我的车夫落在后面，如果这时候发生什么事我们必然孤立无援。其他人都已经走出好远，甚至车轮声都听不见了，要知道那时候的人力车是种噪音超大的交通工具。在日本待了两个月，我们和不少人力车夫打过交道，可以说他们是世界上最老实可靠的人。但无尽的黑和狂风暴雨恐怕已经让我开始变得紧张兮兮，因为我觉得这两个车夫可能是强盗土匪之流，故意掉队和大家分开，好打劫行凶。我根本看不清楚路面有多宽，但可以确定另一边是陡峭幽深的峡谷，因为我可以听到山泉奔腾咆哮的声音。两个车夫一路上唠唠叨叨不停，虽然日本车夫一向如此，但我还是觉得他们在密谋动手。我正襟危坐，缄口不言，只能不停地安抚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因为害怕感到很不舒服，哭泣不止。过了一会儿，事实上我感觉过了几个世纪，终于遇见了其他人。他们正在路边等待，让车夫们喘口气。我压根看不见人，甚至连人力车的轮廓也看不清，但听见了海伦·塔夫脱·曼宁的抽泣声，她嘴里还咕哝着什么，好像她要永远没了妈妈似的。 车夫聊天的语速相当快，根本没法知道他们在聊什么。但从神情看，他们并不比我们更喜欢这样的黑夜。我们站在一起，互相倾诉路上的恐怖和害怕。这时候，远处闪烁着一丝丝微弱的光亮，正在向长长的坡道行来。是勇敢的玛利亚·赫伦打着灯笼追上来了。我们以最热烈的情感欢迎她，玛利亚·赫伦这辈子可能都没有接受过如此热烈的欢迎，每个人都对着她欢呼雀跃，甚至人力车夫也显得很高兴，在灯笼昏暗的灯光下聊天似乎也少了些不开心。我们几个再也没有分开，每个人都想接近那盏灯。它仿佛在告诉我们，至少路面足够宽敞，也足够安全。我们就这样跟着轮子的转动向前，谁也不说话，只静静地听着车轮的咕噜声和泥巴四处飞溅的声音。最后我们终于到了富士屋酒店，一看时间，已经过了晚上10时，真是累得精疲力尽。 宫下温泉很值得一说，很多作家都描述过，所以我就不说了。但位于山顶的富士屋酒店的确不错。酒店地处壮丽的峡谷源头，地理位置优越，经营管理有序，占尽位置优势，是我见过的最令人心旷神怡的地方。 到了那里你会有足够多的事可做。我们乘轿子穿越山口前往箱根湖。山脚下的箱根湖平静如镜，水里的山间美景色彩斑斓，层峦叠嶂，美得让人窒息。 那里还有庙宇、路边神社和茶室。确切地说，茶室随处都有。有一天我们步行回来，挑了一间离酒店不远的茶室坐下来享受片刻时光，恰巧遇见了一个英国女人，她第一次让我们了解到义和团起义的悲惨境况，她给我们讲了一个悲惨的故事。当时她在中国内地做传教士，义和团起义发生后她被迫离开中国，一路上危机四伏，触目惊心。但她丈夫选择留下来坚守岗位。她完全不清楚丈夫的生死，想到那些无尽的折磨，她觉得恐怕丈夫已经不在人间了。我们听了觉得恐惧之极，为她感到难过，可是讲述者一脸平静。她还有个皈依了基督教的年轻中国难民相伴。在那样的情况下，这个基督徒在中国的境况一定比她还难。 临别之前，我们向这位英国女人致以问候，并表达美好祝愿。但我们没走多远，就听到身后有人歇斯底里地大喊： “你们看到我的孩子了吗？你们在路上见过一个中国孩子吗？” 听起来是那个传教士的声音，揪心地从我们身后传过来。她迅速跑过我们然后以难以想象的速度钻进了小树林，并且一直声嘶力竭地喊：“约瑟夫！约瑟夫！”我们想约瑟夫应该是那个中国新教徒的英文名字，因为我们听说所有接受洗礼的人都要取一个《圣经》里人物的名字。我们赶紧跟着她，生怕她突然疯了。但我们并不确定该做什么才能帮到她。等我们出现在拐角处的时候发现她也在向我们折返回来，无奈地苦笑着看着我们这一小队和善的异教徒。她的情绪看起来已经平复，然后停下来解释她刚才匪夷所思的行为。 一开始她说：“我很确定那个孩子已经自杀了。” 我问：“为什么？你怎么会这样想？” “唉，这是他写的，我刚发现。”说着，她往我手里塞了一张纸条，上面笔迹潦草写着： 像我一样，没有任何恳求， 但你要为我流你的血， 求你让我到你这里来， 神的羔羊啊，我来了。 她解释说，约瑟夫因离开祖国而陷入纠结，无论如何，中国人并不在意生死。一段时间以来，她一直害怕约瑟夫会变得意志消沉，绝望自杀。 但约瑟夫站在那里，一脸灿烂地笑着，像一个东方天使一样看着周遭的一切，仿佛正想搞清楚突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