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群星灿烂的年代 [book_author]帕纳耶夫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284696 [book_dec]《群星灿烂的年代》是俄国作家伊·伊·帕纳耶夫的一部文学回忆录，也是一部沙皇统治下的俄罗斯纪实文献，诗人、作家被流放西伯利亚，农民运动风起云涌，阶级力量急剧分化，文学流派也从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是一部翔实的俄国文学史和社会思想史史料。 作者帕纳耶夫出生于十九世纪初期，活跃于十九世纪三十至六十年代的俄罗斯文坛，这一时期，正是俄罗斯文学史上星光璀璨的“黄金时代”，普希金、莱蒙托夫、赫尔岑、涅克拉索夫、屠格涅夫、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等文学大师都在这一时期在文坛盛名远扬或崭露头角，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等先进知识分子也在这一时期确立了革命民主主义观点，倡导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巴纳耶夫处于这一时期的文学圈子中心，同他们关系密切，十分熟悉，通过回忆与这些文学家及知识分子的交往，向我们还原了那个群星璀璨的黄金时代的文坛日常，也记述了这些文学大师们不为人知的生活及创作细节。 [book_img]Z_10575.jpg [book_chapter]第一部 1830—1839 [book_title]第一章 （开场白） 彼得堡大学附属贵族寄宿学校——教授和教员——在毕业典礼上讲演——赫沃斯托夫伯爵——文学家里姆斯基-科尔萨科夫给我的信——他举办的文学晩会——米·伊·格林卡和德尔维格男爵——文学丑角——考试——角锥体和小圆帽——我们靠一位热恋的工程师的帮助从寄宿学校毕业——几句结束语 在动手写我的文学回忆录时，我也应当讲一讲我自己，讲述的内容必须以叙述的连贯性为限。我将直陈心曲。披露自己比揭露别人更难；我的直爽坦率在一定程度上会给一些办报刊的人提供口实，使他们对我采取某种冷嘲热讽的举动，然而即使想到这一点，我也会努力坚持自己的做法，毫不动摇。他们那种举动对我早已不起任何作用了。我已逐渐摆脱我在其中长大和受教育的那个环境的大部分粗野的观点和偏见，因此我能够毫无愧色地讲述我自己的过去。 我是在彼得堡大学附属贵族寄宿学校 （现为第一古典中学）读书的。在此之前我被送进高等专科学校 （现为第二古典中学），我在那里只待了两个星期……我央求把我从那里转走，因为我不愿意同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的孩子和手工匠人的孩子在一块儿学习。当时我十二岁，尽管满身孩子气，但我已是满脑子等级观念和自己的贵族尊严的意识。我想从高等专科学校转走，这种恳求不仅被认为完全合理，而且我有些近亲跟他们的熟人谈到这件事时甚至十分自豪地说：“别看他是个孩子，可是感情多高尚呀！”——于是我在亲人和熟人的心目中赢得了声誉。 我被送进了贵族寄宿学校。 这些贵族 寄宿学校是专为特权阶级的孩子们开设的，当时这些孩子的父母觉得，让自己娇生惯养的孩子白费心力，同那些非贵族出身的人和举止粗鲁的中学毕业生一起学习繁重的大学课程是一种无益的重负。贵族寄宿学校的课程几乎比真正的古典中学课程水平都要低，然而这些寄宿学校却享受和大学同等的特权。大学的一些教授和教师对此并不掩饰他们的愤懑，而且言辞十分尖锐，尤其是在考试的时候。他们耸着肩，摇着头，十分公正地指出：把大学享受的特权赐给我们这种不学无术之辈 ，这是一种不能容忍的不公正的做法。关于这一点，对我们讲得特别多的是拉丁语教师，他同时还在高等专科学校讲授这种语言。他以一种特别激烈的态度非难我们。他的态度不礼貌往往到了极点。如果我们有谁上课回答不出问题，按照背后同学的偷偷提示复述一通，老师往往皱起浓眉，大声说道： “早知你要听人家提示，就该让你扛上一头蠢驴——笨蛋！” 一见他态度这样粗野，受了凌辱的学生们便从座位上站起身来，齐声说道： “请您对我们有礼貌一些。这里不是高等专科学校，我们是贵族。” “哎呀，你们这些笨头笨脑的贵族！”老师反唇相讥，“你们有什么用？在高等专科学校里，随便哪个鞋匠的儿子，我只要揪住他的耳朵，哪怕最差的学生也能一字不差地说出动词amo的变位……” 数学教授在主持我们的考试以后，往往要恶狠狠地重复一句： “不，你们一点用也没有……了不起当个骠骑兵或是枪骑兵。” 不过，有些教授和教师，哪怕心肠再硬，对人再严厉、再粗暴，只要我们中间有人在考试前请他们业余补课 ，他们的态度不仅会显得宽厚，甚至十分温和。这一类人中就有那位不讲礼貌的拉丁语教师。 当学生在考试前上他那儿去，请他上业余补习课时，拉丁语教师总是得意扬扬，笑嘻嘻地说： “我得事先告诉您，我的课收费很贵……每节课二十五卢布。您补六节课就够了。这得破费您一百五十卢布——钱请先付。” 学生付钱给他。教师来上第一节课，告诉学生说，口试时由他本人来问他，余下的五节课不再来上了，推说没有时间或是生了病。 这样的老师我们没法尊敬；再说他们讲授的课程毫无价值，教学方法又墨守成规，鄙俗而又陈旧，不仅不能引起我们学习的兴趣，反而使我们对这种僵死的知识产生厌恶——我们强迫自己去学习，只不过是为了获取某种官阶……我们的智力毫无发展，头脑反而填满了陈规陋习，越来越迟钝。照着书本逐字逐句死记硬背是我们学习的基本原则，因此，那些脑子最笨、记忆力却很好的学生总是名列前茅 。 教师的鄙俗、愚笨和种种怪诞举止使我们把他们看作丑角，把他们那些可笑的弱点当成笑料。 历史学教授特·奥·罗戈夫 1 上起历史课来萎靡不振，老是照搬凯达诺夫的教科书。此人个子矮小，身材肥胖，极爱吃乳酪饼，有一天他给我们讲起了伪德米特里 2 。有几个学生头一天吃晚饭时留了些小奶渣饼，这一天早晨便放到壁炉里去烤热。奶渣的香味开始吸引教授灵敏的嗅觉，逗得他心头发痒，他一句话还没说完就走下讲台，径直走到炉边，揭开炉盖，把手伸进炉中，大声说道： “你们这儿好像有乳酪饼吧？” “特罗菲姆·奥西波维奇，”有个学生说道，“那是伪乳酪饼，因为是些小奶渣饼。” 这句话并无恶意，但教授却觉得这是对他讲授的学科的一种侮辱，是破坏纪律。他恋恋不舍地看了小奶渣饼一眼，把它放回炉子里，然后转身对说那句话的学生严厉地说： “你的态度很不礼貌、很不妥当，我马上带你去见学监！”他把那个学生吓唬了一顿，随后平静下来，又登上讲台，一边走一边用脚擦掉地板上的几处唾沫，因为他见不得这种东西。但是这样一来，自然更促使学生们在他每次进教室之前唾得满地都是。 特·奥·罗戈夫要我们订购他编的历史教程。他说，这部教程他已经完全写好，只等付印了；但他又天真地补了两句，说他就怕波列沃伊 3 这个霸道的家伙，说波列沃伊对任何神圣的东西都不放在眼里，也许会责骂他。 数学教员康·安·舍列伊霍夫斯基比历史学教授更有意思。舍列伊霍夫斯基是个诗人，他老是心不在焉，脸色苍白，头发蓬乱，在演算过程中往往停下来，愤愤地扔掉粉笔，用唱歌一样的尖细嗓音喊道： “先生们，这种干巴巴的东西真叫人腻烦！……拉丁语老师布置什么让你们翻译啦？——让我来给你们译吧。萨卢斯蒂乌 4 著作中的好些地方我都能背下来……” 学生们自然都高高兴兴地满足他的愿望，于是他当即开始翻译，把他的数学忘在脑后。 学生们的相貌他一个也不认得，只记得一个走路拄拐杖的学生的名字。要是拄拐杖的学生回答不出问题时，别人就拄着拐杖站出来代他回答。老师从来都没有发觉这个把戏。 法学教师安年斯基是个个子瘦小的先生，一对黑油油的小眼睛，一撮竖着的头发向前翘着，讲起话来把“C、З”读得有点像“Ш、Ж”，听上去很可笑。他最受学生们的欺侮，他的话从来都没有人听。他上课时，学生们有的讲话，有的叫喊，有的钻到桌子底下打牌或做猜钱面的游戏，有时干脆一齐顶着长条凳，在他身边围成一块方阵，把他逼到墙边。这时他气极了，一边哭，一边跑出教室，匆匆忙忙把脚伸进套鞋里，却不料里面灌满了克瓦斯 5 。当他被调往里舍里耶夫贵族高级中学，最后一次来给我们讲课时，跟我们告别的场面十分可笑，但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令人难受的印象。 “先生们！”他说，“我完（原）谅诸位经常加在我身上的那奢（些）凌辱。让我们友好地昏（分）手吧……谁知道呢，先生们？唆（说）不定……（这时他眼睛里涌出了泪水）慎（幸）福之星会在黑海上空为我升起 6 ……” 这一次谁也没有笑他。当他走出教室，有一个学生想用指头弹他的后脑勺时，别的学生当即拦住了……他跟所有的学生紧紧握手，他那张忧伤的脸显得极为感动：他感谢我们在最后一次把他当人看了。 所有的教师中，只有一个人因其大胆而自由 的思想方式赢得了学生们某种程度的爱戴和赏识，就是俄国文学教师瓦·伊·克列切托夫。他曾出版波多林斯基 7 的叙事诗《恶魔和仙女》，并写了一篇短序，说“这是我国文学花园里的一朵小花，经过它旁边，就不能不欣赏一番”。克列切托夫毕业于中等师范学校，他三十出头，个子很高，身材结实，长着一只鹰钩鼻子，一个像路易·菲力普 8 一样的梨形脑袋，一头淡黄色头发，两鬓鬓角各有一绺卷发。他的头发已开始稀少，看来他为此感到不安，因为他有一种意愿，总想显示一下上流社会的风度和精美的服饰。他不断把手指伸进头发里，然后抽出来在眼前抖一抖，拿起一丝脱落的头发，仔细端详一番，然后不无遗恨地把它扯断。他擤鼻涕的姿势也很特别：从口袋里掏出一方干净手帕，把它抖开，把鼻涕擤到手帕最边上，再把它仔细卷起来，然后张口龇牙，使劲地摇摇头……他并不特别善于辞令，但说起话来总要修饰一番、夸张一番，还要用种种手势和动作补充表达未尽之意。他的大胆和自由的思想方式表现在公开直接地称普希金为伟大的诗人，甚至给我们带来普希金的新诗，并为我们朗诵，分析它的美。这在当时确实是一种大胆的举动，因为普希金当时被看作是一个不道德的自由主义作家，学校里连他的名字都不能提。而且克列切托夫对一切所谓诗学和修辞学之类都抱嘲弄的态度，说他给我们讲授这些庸俗的玩意只是出于无奈。他经常讲他同文学界的联系，使我们很感兴趣；他提到巴拉滕斯基 9 和德尔维格 10 时，通常都称他们为“我的 德尔维格”，“我的 巴拉滕斯基”，再不就是“我的叶甫盖尼 ” 11 。对一些古代作家，克列切托夫也喜欢显示他对他们十分熟悉，他最为赞赏的是贺拉斯 12 ，对他的称呼也是“我的 贺拉斯”。 他喜欢一遇机会就取笑其他教员几句，做出一副鄙夷的鬼脸称他们为愚蠢的老古董；他常常向我们暗示，说他脑子里不断涌出成千上万种思绪 ，但他的时间太少了，没法儿把这些思绪化为诗的形象。在我们所有的老师中，他是唯一对波列沃伊及其《莫斯科电讯》表示敬重的人。克列切托夫把我们当朋友看待，不像其他教师那样，使人感到有一种老师和上司的权力。他对那些开始酷爱俄国文学的学生表现出特别的好感。一年的讲课期间，他对修辞学几乎只字不提，只是到学年结束、考试之前他才给了我们一个小小的笔记本，里面同时包含修辞学和诗学的内容，让我们背熟……上课时则分析我们的作文，说些俏皮话取笑我们一番，给我们朗诵杰尔查文 13 、巴丘什科夫 14 、茹科夫斯基 15 、科兹洛夫 16 等人的诗，有时背着当局偷偷给我们读普希金、巴拉滕斯基、雅泽科夫 17 和德尔维格的诗。他向我们评述了这些诗人，用的形容词多得吓人。他口若悬河，说杰尔查文诗的特点是乐调高雅非凡， 说杰尔查文犹如雄鹰一样直冲云霄，高傲地展翅翱翔于天穹之下 （说到这里他挥舞起双臂），说他那大胆而鲜明的幻想、那流光溢彩、豪华璀璨的形象和画面与古代斯堪的纳维亚的吟游诗人媲美 ；他说，巴丘什科夫的诗浸透着古典主义精神，承袭了古希腊罗马作家那种婀娜多姿的风格 ；他说，茹科夫斯基和科兹洛夫把我们引入一片神秘的新天地，是他们让我们认识了浪漫主义 （“浪漫主义”一词的发音克列切托夫通常带着浓重的鼻音），等等。 在发表这类评论时，克列切托夫爱用的字眼是：完美，丰满，鲜艳，悦耳，和谐 ——他在分析当代诗人，尤其是普希金和雅泽科夫的作品时一再重复这些词语。讲到“鲜艳”和“丰满”时他禁不住两臂挥舞，仿佛要用手的动作彻底证实这种完美和丰满。 有一次克列切托夫带着神秘而又得意扬扬的神情来到我们教室。他坐在自己的椅子上，用手抹了抹头，扯断一根脱落的头发，意味深长地环视了我们所有人一眼，然后用手帕的一端捂着擤了擤鼻涕，说道： “在九月的最后几天 ……在九月的最后几天！”他用更富于表情的声调重复了一遍，停了片刻，又继续说道，“先生们！有什么话看起来能比这句话更平凡、更俗气、更普通、更平淡呢？这种话我们天天在说，每时每刻在说，最没有意义的谈话里都这样说……在九月的最后几天……多平淡啊！可是，先生们，这却是一首长诗的第一行，一首迷人的、戏谑的、活泼的、巧妙的、充满机智的、从头至尾迸射着诗的火花的长诗……你们以为我在开玩笑——绝对不是……这句话是普希金的新叙事长诗《努林伯爵》的第一行。” 18 随后克列切托夫给我们念了《努林伯爵》中的几个片段，不过他老是瞅着玻璃门，那扇门通向走廊，学监或他的助手常常朝里面窥视一番。 念完以后，他又感叹起来： “一首长诗竟用这样空泛平淡的字句开头：在九月的最后几天 ——先生们，我要说，这是最伟大而果敢的诗才……只有普希金才敢于这样做。这才叫作天才！……不过，先生们，”克列切托夫又补了两句，“你们可别把这儿讲的和念的内容告诉校方。家丑不可外扬啊……” “哪儿能呢！决不会的！”学生们齐声喊道。 由此可以明白，为什么他们喜欢克列切托夫，把他看得比其他教员高了，尽管他和他们相比既无出类拔萃的知识，也没有与众不同的才智，甚至语言也不惊人。 克列切托夫十分看重我，因为我的俄语写得比别人准确，我交的作文他也很喜欢。 我从十五岁起便对读书和文学产生了强烈的爱好。我怀着愉快的战栗之情，如饥似渴地翻阅当时所有的文艺作品集，尤其是《北方之花》 19 、沃尔特·司各特 20 的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单行本的一些章节，以及《莫斯科电讯》中的某些文章。我的同学中有少数人也开始对阅读产生爱好了，于是我的周围便形成了一个听众小组。我们背着校方，假装复习功课，每天晚上聚集在教室里读沃尔特·司各特的小说或《莫斯科电讯》。《莫斯科电讯》里最吸引我们的是乌沙科夫先生 21 论戏剧的文章，不管恰当不恰当，这些文章对一切世事无所不谈；还有波列沃伊本人的论战和评论文章。不管怎么说，这种阅读多少有助于我们水平的提高，但是，我们愈是养成读书的习惯，对于学业、对于所讲授的各种课程就愈是感到厌恶。 当时我会背诵许多短诗，也尝试用诗体写作，最后，大约在毕业前一年半，我开始模仿《莫斯科电讯》的形式办了一个刊物。这个刊物里有小说、诗歌、评论，总之是大杂烩，应有尽有。我把刊物的第一期拿给克列切托夫看，他匆匆浏览了一遍，感到非常满意。 寄宿学校的人开始把我看作未来的文学家。那些文化水平不高、又没有任何想象力的学生便跑来找我，请我按指定的题目帮他们写作文。我欣然同意这种请求，因为这种事情对我来说毫不困难。我越写越熟练。 我们有位教员，我记不得是谁了，一次他突然异想天开，反对逐字逐句死记硬背，要求学生们用自己的话 复述讲课内容。大家一听都傻了眼，不知他脑子里怎么会钻出这种古怪念头，然而许多学生，甚至一些名列前茅的人都因此而提心吊胆。一次其中一位走到我跟前。 “我有件重要的事求你。”他说。 “什么事？” “你知道，某某想出了个歪点子，要我们用自己的话复述课文。我是这么想的……只要用自己的话开个头，接下去照着书凑合一番也就行了。他不会察觉的。不过，怎样用自己的话开头，得请你给我写下来，我再把它背熟，后面照着书念。你是我们的作家，干这个不当一回事儿，你干得了的。” 这个学生当时已经十六岁了。 我满足了他的愿望。他把我写的那些话背了下来。后来每当碰到这种事，他都跑来找我。 不妨提一下，他毕业时属于头几名之列，后来他进了军界，显示出自己的才干，颇得上司垂青，得以身居要职。 我们升入毕业班以后，对克列切托夫的长处体会得更深了。这一年教我们文学的是有名的教授、《军事雄辩术》一书的作者雅·瓦·托尔马乔夫。雅科夫·瓦西里耶维奇对一切活生生的、现存的事物都怀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仇恨。他讲文学课死死抱住杰尔查文不放，甚至连巴丘什科夫和茹科夫斯基都不愿提。他尊敬卡拉姆津 22 是因为他写的那部历史，而主要的则是因为卡拉姆津曾把这部著作的头几章读给皇上及其亲属听，并被钦定为历史学家。 “我的朋友们，”他傲慢地对我们说，“我已经有三十年什么书都不读了，因为我确信，现在那些人写的全是废话。” 当我们跟他谈起普希金或念起普希金的诗时，他总是摆摆手，捂住耳朵打断我们的话： “得了！得了！这全是一派胡言，听起来都刺耳：毫不高雅，有伤风化……谁让你们读这种书的呀？” 一听到有人提起波列沃伊，他就忍不住冒火…… “这个恶棍！”他一边说，一边浑身颤抖，“文理不通的畜生，没写上两行字就会语无伦次，错字连篇……一个开小店、当酒保的家伙 23 竟敢无法无天，居然欺到上了年纪、身居要职、学识渊博的人头上来了！” “您怎么知道波列沃伊文理不通？”我们反驳他说，“您自己不是说您三十年来什么书都没读吗？”“噢，那是不久以前，”他以一种无法形容的温厚神情答道，“我在一位熟人那里偶然见到一本小册子，那里面碰巧也有他写的一篇胡说八道的东西。我读了几行，简直不寒而栗……我刚才怎么说的？一个开小店的家伙！我的朋友们，随便哪个开小店的写起来都比他正确。” 雅科夫·瓦西里耶维奇有一次布置我们写作文，我把波列沃伊的一部中篇小说（好像是《驼鹿》）的开头部分抄下来，当成自己的作文交给了他。 雅科夫·瓦西里耶维奇看了很久，读得很仔细，每读到一个长复合句他都要停下来琢磨一番。这篇作文文笔优美，用词精当，语法上也正确无误，使他惊叹不已…… “了不起，我的朋友，了不起！”他说，“写得好，非常之好……”他满意地晃着脑袋，“我要告诉你们，我的朋友们，即使是对一个有经验的作家来说，这种文笔也会给他增光……不过，这是不是有人给你修改过的？”他沉思着，停了片刻，又问了一句。 “不，谁也没有改过，雅科夫·瓦西里耶维奇，”我赶紧答道，“这篇作文我是一口气写出来的，一点儿也没有改动。” “你有天才啊，我的朋友，天才！” 自此以后，托尔马乔夫对我特别赏识，并向学监和助理学监做了推荐。 举行毕业典礼大会的那一天，我走到托尔马乔夫跟前。 “我对不起您，雅科夫·瓦西里耶维奇，”我说，“我欺骗了您，我把别人的文章当成自己的文章交给了您。您对它是那样赞赏……可是您赞赏的却是波列沃伊的文笔……那是我从波列沃伊的作品中逐字逐句抄下来交给您的。不过，要知道，他并不像您说的那样文理不通。” 托尔马乔夫皱起眉头，先是冷冷地看了我一眼，然后又微微一笑，说道： “你怎么啦，我的朋友，胡说些什么呀！” “您要是不信，可以问问我的同学。” “我既不愿意相信，也不会去问人。”托尔马乔夫斩钉截铁地答了一句，然后转过脸去。 不过，在此之前我已经有幸博得雅科夫·瓦西里耶维奇的垂青了。 当他初次来到我们教室，看完新的毕业班学生名单以后，他以一种明显的满意神情把目光停在我的姓名上。 “怎么，巴纳耶夫先生，”他问道，“您和写《田园诗》的那位巴纳耶夫 24 是亲属吗？” “是的，是亲属。”我答道。 “是近亲吗？” “我是他的侄子。” “噢——！”托尔马乔夫拖长了声调，意味深长地说，“您叔父的《田园诗》是田园诗中的典范之作，这种体裁的作品在我国是绝无仅有的。尽管三十年来我什么书也不读，但对您的叔父，我破例极为满意地读了他的《田园诗》。” 我成了雅科夫·瓦西里耶维奇的宠儿，尽管我一点也不配；只有一条原因，就是我是我叔父的侄儿，可是我对他那些田园诗的看法却同这位可敬的教授大相径庭。 为了迎接毕业典礼，托尔马乔夫布置我写一篇讲演稿，内容大约是论俄国文学的意义 一类。这个任务把我弄得一筹莫展。叫我写一篇论日出日落的文章或是一篇帕尔戈洛沃 25 或纳尔瓦 26 游记，我都能写得很成功，可是要论述文学的意义，该怎么个写法呢？我记得罗蒙诺索夫和杰尔查文的几首诗，是当时要我背诵的；出于爱好，我不知不觉记熟了《奥涅金》的几乎整个第一章和茹科夫斯基、巴丘什科夫、雅泽科夫的几首诗，读过所有新近出版的文艺作品集和《莫斯科电讯》上的评论文章——但我不系统的知识也仅限于此。我能写得出什么呢？这个问题让我苦恼了很久。最后我开始重读《莫斯科电讯》杂志，从各种评论文章里东拼西凑，写了一篇不像样子的东西。我勉强给它加上一段辞藻华丽、内容荒诞的结语，却又感到这一切根本不合适。 托尔马乔夫把我拼凑的这篇倒霉的文章拿回家去审阅，然后又微笑着退给了我。 “不行，我的朋友，”他说，“这全是废话。不过你别担心，我亲自给你写一篇合乎要求的讲演稿。” 这篇讲演稿的内容我已经全忘了，不过，那里面似乎毫无意思。结尾照例是向皇上致意，向教育事业至高无上的庇护人表达虔敬的谢忱，感谢他对我们的庇护和关怀。 我把这篇稿子拿给克列切托夫看。他把它翻了一遍，然后鄙夷地一扔。 “陈词滥调，庸俗不堪，没有一点活生生的、清新的、鲜明的思想，没有一点那种……那种……” 于是克列切托夫挥动两只手，想说明这番意思，但却什么也没有说明。他又说了一遍“那种 ”，把手一挥，补充说道： “唉！话说回来，一个昏聩的老头子，又能指望他写出什么来呢？……这篇讲演稿本来可以写得很出色，让它充满清新的思想，然后就像一件小玩物一样，精雕细刻……” 我们开始在大礼堂里排练。我念得生动准确、抑扬顿挫，显得毫不窘迫。学监、助理学监和一些家庭教师听了我的朗读以后都极为高兴，我感到很幸福。有一次排练时，督学康·马·博罗兹金 27 也来了——这是个非常温和、善良的人。他对我的朗读也十分赞赏。 “要是您在念结束语时，”他对我说，“能够面向皇上的画像，微微举起右手，尽量流下激动的眼泪，那就不错了。” 我答应做到——眼泪果真夺眶而出了……因为我想到台下有一件漂亮的常礼服在等我去穿，而且再过十分钟我就完全自由了…… 这是一种神经质一般喜悦的泪水；不用任何言辞，此时此刻我也会流下泪来。可以看出，我讲演时那种敏捷的神态和结束时流下的泪水不仅给出席典礼的贵宾们，即每次必到的赫沃斯托夫伯爵 28 等人，而且给国民教育大臣利文公爵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当我被叫到他的面前，从他手上领取十二品文官证书时，他对我说： “我本来预料会发给您十品文官证书的。您为什么没有获得十品呢？” “公爵，我缺乏数学方面的才能，因此……”我结结巴巴地开口说。 “很遗憾，”大臣打断了我的话，“这一点过去我不知道。” 我鞠了一躬，接过证书，正想奔到台下去换衣服，有几个学生对我喊道： “巴纳耶夫，赫沃斯托夫伯爵叫你。” 我无可奈何，只得转身回来。 赫沃斯托夫伯爵是个弯腰曲背的老人，穿一身旧礼服，上面的刺绣已经发黑，肩上饰有标志着安娜勋章、已变成棕黄色的绶带。当我走到他面前时，他对我说了这样一番话： “您的讲演很出色，您表现了演说家的高超技巧。您热爱祖国文学，精神可嘉……那么弗拉基米尔·伊万内奇·巴纳耶夫是您的亲属吗？” “他是我的叔父。” “值得称赞。”赫沃斯托夫若有所思，仿佛自言自语地说。 “对谁来说值得称赞呢？”我不由得笑了，心里想道，“是对我来说，因为我有这么个叔父呢，还是对叔父来说，因为他有这么个侄儿呢？” “弗拉基米尔·伊万内奇是我的好友，”赫沃斯托夫继续说，“我将派人给他送去我翻译的布瓦洛 29 的《讽刺诗》，由我亲笔签名，请他转赠给您。这是一个老诗人给您的礼物，您的讲演使他感到由衷的愉快。” 我鞠了一躬，跑去换衣服。第二天赫沃斯托夫便派人把《讽刺诗》送给了我的叔父，可我忘了去拿，因此这本诗集就留在我叔父的藏书室里了。 但我还要回过去，对我在寄宿学校最后的日子再讲几句。 克列切托夫几乎同所有毕业于寄宿学校、有意在文学或某些艺术领域一显身手的人保持了联系和交往。这些过去是他的学生、尔后又成为他的朋友的人中，可以顺便一提的有里姆斯基-科萨科夫 30 ，他在二十年代末发表了几首小诗，因一首讽刺一位蹩脚诗人的短诗而出了名。这首讽刺短诗的开头我不记得了，但它的结尾是这样的——那位蹩脚诗人的诗： 像光滑的地板一样滑溜平坦， 在它里面碰不到任何思想…… 这两行诗产生了强烈的效果。它的机智尖刻令人惊叹；大概正因为如此，这两行诗被当时所有的批评家一再引用，不管用得合不合适。 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住处离寄宿学校不远，在围墙大街，当时（一八二九年）他的住宅里住着生病的米·伊·格林卡 31 ，是他在寄宿学校的同学，当时已因将普希金和其他诗人的几首诗成功地谱成乐曲而出了名。克列切托夫向他们介绍了我的情况，在他们面前极力夸奖我对文学的热爱和我的文学才能。 一天午后，我们在花园里散步，看门人递给我一份不长的手稿和一封信。 我把信拆开，不无惊讶地读到： 我未能有缘亲自结识您，但却多次听瓦·伊·克列切托夫谈到您对文学的爱好和您的才华。请恕我冒昧地打扰您，敢问您能否笑纳随函附来之拙著叙事小诗一篇，并惠赐十五卢布（当时系按纸币计算），俾能拯我于刻下手头拮据之困境；果如此，则当不胜感激之至。谨候回音，余不他及。 您忠实的仆人 里姆斯基-科萨科夫 这封信强烈地激发了我的自尊心。想到一些有名的文学家都知道我这个人，并向我提出这种请求，我不禁异常兴奋，当即翻开科萨科夫的叙事诗读了起来。我很喜欢这首诗。假如我当时手上有十五卢布，我自然会立即收下这首诗，倘能予以出版，我就会认为自己是世上最幸福的人了。但除去十五卢布以外，出版这部叙事诗尚需很大一笔钱——至少得一百卢布纸币，可是我手上却连十戈比都没有。借钱吧，又没有地方可借。我把我的苦恼告诉了一位挚爱我的同学。他起先答应为我向他的兄弟借十五卢布，后来却十分沮丧地对我说，他没有这个勇气。我只得托人把诗稿带还给作者，请他原谅，说我极想欣然从命，但却实在无力满足他的要求。 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看来并未因我谢绝而见怪，因为此事过了两个月以后，他通过克列切托夫邀请我去他那儿参加文学晚会 …… 这对我来说是个盛大的节日。 “您在那儿能见到所有知名的文学家，”克列切托夫对我说，“顺便还可以见一见我的好友德尔维格。” 一想到这次晚会我就心情激动。因为晚会定于谢肉节 32 的星期天举行，而我在九点钟应该归校，所以克列切托夫为我请了两个小时的假。 我怀着虔敬的战栗和胆怯之情跨进了科萨科夫的家门，但是主人（他长得又高又胖）对人却很随和，他那不拘礼节的温厚态度鼓舞了我的情绪。他当即介绍我认识了米·伊·格林卡。后者完全以老同学的态度对待我，他向我详细询问了他旧日那些老师的情况（他也曾受业于贵族寄宿学校），并且惟妙惟肖地模仿他们的神态。这天晚上格林卡很活跃、很愉快，尽管他身体不佳；他像个麻雀一样，叽叽喳喳说个不停，而他模仿得特别成功的是我们的逻辑学教师兼校办公室文牍员伊·阿·科尔马科夫。后来因其讽刺短诗（尽管这些诗从未发表）及同普希金的友谊而出了名的谢·亚·索博列夫斯基 33 早在寄宿学校读书时就曾给这位科尔马科夫写过一首四行诗： 我们的科尔马科夫先生 教出来的傻瓜与日俱增； 一件坎肩他左扯右拉， 两只眼睛不住地眨巴。 格林卡将科尔马科夫滑稽可笑的个性表演得惟妙惟肖，甚至到后来，当后者去世十年以后，他仍然以令人惊叹的演技再现了这位老教师的形象，想象出科尔马科夫处在这种或那种情况和境地时会怎么说、怎么做。即使科尔马科夫再生，他在这类情况和境地中的举止言语也真的不会两样。 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住宅共有三个小房间，里面随便摆着一些家具。客人渐渐来了，房间挤得满满的，变得烟雾腾腾……我坐在一个角落里，胆怯地看着每一个新来的陌生人，猜想他肯定是一位文学家。最先来的人中就有格林卡心目中的典型人物——伊万·阿基莫维奇·科尔马科夫。他同格林卡互相拥抱、亲吻。 科尔马科夫说起话来断断续续。 “我很高兴，”他对科萨科夫和格林卡说，“由衷地高兴见到你们……几个好友，一席畅谈，再加一瓶美酒——这就是生活的乐趣……你是诗人，他是音乐家——各如所愿 34 ！” 每说一个字他都要眨一眨眼睛，扯一扯坎肩。 同科尔马科夫一起来的是一位个子高大、面色阴沉、满脸学究神态的先生，他也在寄宿学校当过教员，姓奥金斯基。大约五年以后我在赫沃斯托夫伯爵家的文学晚会上又见过他，在晚会上他宣读了他的论文《论火》。 克列切托夫呢，我一到科萨科夫家里就见到了。他在几个房间里走来走去，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心情非常愉快，而且好像事先就领略到即将品尝的晚餐的甘美一样，因为他很爱吃东西，自诩为美食家 ，还自认为是精细的酒类鉴赏家。 “晚会之狮” 35 是德尔维格男爵，不过他一点也不像狮子。他中等身材，举止迟缓，有一张非常温和而讨人喜欢的脸；透过他那副金框眼镜，眼里仿佛总是射出一种沉思而又宽厚的光芒。他到得比别人晚，但一露面，大家都忙乱起来，首先是主人。只有同德尔维格关系密切的格林卡的态度依旧那么平静。我的心激烈地跳动着，目不转睛地望着德尔维格。能和这样一位著名的文学家，而且还是普希金的朋友同坐一室，我觉得说不出的高兴…… 德尔维格在沙发上坐下，其他的人则恭恭敬敬地围坐在他身旁；主人招待他就像下属讨好上司一样。克列切托夫一再跟他搭话，极力表现出一种亲昵态度，但德尔维格在答话时只是似笑非笑地看他一眼，表示对他并不特别看重…… 当德尔维格就座、大家也在他身旁坐下以后，我竖起耳朵准备恭听。“好啦，”我想，“这会儿该开始谈文学了。”没想到我的希望落空了。德尔维格很少开口，对文学则只字不提；只是当有人问起《雪花》 36 时，他才说，它近日即将出版，并把朗格尔 37 画的刊头花饰拿出来给大家互相传阅。话讲得最多的是格林卡，他有意引出科尔马科夫和奥金斯基的话来，好让他们充分亮相。科尔马科夫边扯坎肩边眨眼睛，高谈阔论了一番，没完没了地引用西塞罗 38 和贺拉斯的名言。 格林卡为他鼓掌，于是周围一再响起了“好啊！ ” 39 的喝彩声。克列切托夫最起劲地愚弄科尔马科夫。 “您具有演说家的卓越天才。”德尔维格微笑着说。 “谢谢您的夸奖，男爵，”科尔马科夫扬声说道，“但口才是练出来的，而诗才却是天生的……演说家是锻炼成的，诗人是天生的 。 40 ” 科尔马科夫有一种随机应变的才能。有一次，一个学生当着他的面说出： 我们的科尔马科夫先生 教出来的傻瓜与日俱增 …… 他眨了眨眼，扯了扯坎肩，打断了他的话： “不对！应该说： 我们的科尔马科夫先生 碰上的尽是些 傻瓜学生……” 有意思的是，科尔马科夫给我们讲授的那本逻辑学课本以这样一段出色的议论作为开头： “哲学可以理解为一门科学，或是一种才能……作为一门科学……” 后面的话我已经记不得了，但这个开头倒也写得不错。 整个文学晚会的过程，就是主人、格林卡、德尔维格和克列切托夫故意引逗科尔马科夫和奥金斯基做出种种怪诞举动，并拿他们开玩笑。科尔马科夫和奥金斯基逗得所有在场的人发笑，使大家感到开心；他们不自觉地充当了小丑的角色。我觉得我的朋友克列切托夫也接近于这一角色。当他用俏皮话挖苦科尔马科夫和奥金斯基时，别人也在拿他开玩笑，而且说得相当尖刻，使我既感到不快，又觉得惊讶；但克列切托夫并未觉察到这一点，看上去踌躇满志，对他自己说的笑话得意扬扬。 四个小时对我来说一眨眼的工夫就过去了……一个房间里的餐桌上已铺上台布，听得见刀叉盘碟碰撞的声音，厨房里也传来咝咝的响声，油烟味在几个房间里扩散开来，同烟草的气味混在一起。时间已经过了十一点，我该回学校了。临走的时候我的眼里几乎涌出了泪水。 第二天克列切托夫对我说，晚餐时菜肴一般，但分量很足，喝的酒味道十分精美；说科尔马科夫和奥金斯基被灌醉了，人家对他们尽情取笑了一番；总之，晚宴席上十分快乐。他说，他后来把他的 德尔维格一直送回家中，一路上他们互相畅谈，对文学发表了许多新的、很有道理的见解，不过这些见解到底是什么，他没有提及。 克列切托夫后来告诉我，这次晚会是借钱举办的；他说，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喜欢过阔日子，不过可惜的是，他父亲虽然非常富有，却又十分吝啬，不给他寄一点儿钱，因此他总是手头拮据；尽管如此，只要有钱落到他手上，他马上就设宴招待朋友们，把钱花得一文不剩。“这小伙子挺不错，心地善良，对人很热心。”克列切托夫说到最后又补了一句。 这次文学晚会之后，我一心梦想着赶快结束学业，去当个文学家。我们计算着在寄宿学校还得待多少日月，多少时分，每过一天就勾去一天…… 时间的流逝慢得令人难受，然而春天终于快到了……而且真的到来了。寄宿学校对面的菜园里，芦笋开始渐渐长高——这是考试即将来临的无可怀疑的标志。一想到考试，我的背上就冒出了冷汗。学校当局对我很有好感，预料我毕业时将会名列前茅，因为进寄宿学校的第一年我学习十分用功，上课回答问题很流利，跟课本上讲的一字不差；后来我对这一套感到厌烦，不再用功了，然而我作为一个勤奋而有才能的学生的名声却已经传开。同时我还是个品行端方的模范；众所周知，当时（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品行端方被看得比用功重要得多。然而不管怎么说，我的命运还是取决于考试。“要是我自取辱没，辜负了家长和校方的期望，那该怎么办呢？”我希望在毕业时取得十品文官的资格，但我意识到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对所谓的实用科学、特别是数学毫无才能。我们学的是微积分，可我却和米特罗凡努什卡 41 一样，连简单的除法都不会！……我的自尊心受着煎熬，而菜园里的芦笋却越长越高。离考试最多只有七天了。 我们开始黎明即起，为考试做准备。我在上面已经说过，我们的全部学业都以记忆为唯一的基础，可见记忆力对我们至关紧要，然而我呢，很可惜，记忆力向来就很差；再加上那种毫无意义的死记硬背，使我的脑子变得更加迟钝。清晨四点钟，我的同学们懒洋洋地把我从床上叫起来，我拿起一堆书和笔记本就上教室去。室外阳光明亮。这一年（一八三〇年）彼得堡的春天来得很早，从五月开始天气就热起来了。教室里很闷热。我惴惴不安，时而抓起这一本、时而又抓起另一本笔记或课本，与此同时，瞌睡却缠住我不放，脸上的汗直往下淌。回忆起这段时间，我至今仍然不能不感到极端厌恶。 有几门课程很顺手，考得相当顺利，可是接下来还有数学考试，一想到它，我们大多数人就会不寒而栗。毕业班十五个学生中只有五个人多少有一点数学才能，其他的都跟我差不多。 我已经说过，教我们数学的是诗人舍列伊霍夫斯基，可是主考人却是德·谢·奇若夫 42 ，一提到他的名字我们就会胆战心惊，因为我们觉得他太严厉，简直是铁石心肠。考试前两天我已经丧魂落魄了。“我会落个什么结果呢？”我口里喃喃念着这些不祥的话，就像舍维廖夫 43 教授诗中的该隐喃喃念着亚伯的名字一样 44 。 考试前夕，我感到身体很不舒服，甚至想着要上医院了，可是有几个同学决定通宵开夜车，劝我跟他们一起复习。 “可是就这一个晩上了，我啥也学不会呀。”我忧愁地反驳说。 “那当然，可是到底要强一些呀，我们来帮你出主意。” 我听从了他们无益的劝告。一个学生手拿粉笔，站在黑板跟前复习，在黑板上写了擦，擦了写，还煞有介事地用粉笔敲着黑板。我什么也不懂，困得眼睛也睁不开，随后就睡着了…… 不幸的早晨来临了…… 天空没有一丝云彩。阳光令人遗憾地格外明亮，仿佛有意要把我的耻辱昭示得更加明显。 考试定于十点钟举行。 我坐在临街的窗口，远远看去，觉得每个过路人都像奇若夫。我的心一阵一阵地紧缩，一时觉得身体异常虚弱。 已经打过十一点了，可是奇若夫还没有露面。这时有人叫我们到大礼堂去。我从窗口一跃而起，兴高采烈地喊道： “诸位！诸位！奇若夫看样子不会来啦！” 没想到奇若夫就像从地下冒出来一样，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 我眼里一阵发黑，几乎栽倒在地…… 按名单我是第六个。我名字前面的记号表明，我的数学成绩优秀 。 考试时一次叫两名学生：一个答问，另一个在黑板上做准备。 轮到我了。我走到主考台前，抽出一张考签，打开来大声读了一遍，可我什么也不懂。 我们的学监为人十分宽厚，甚至温情脉脉，他用柔和亲切的声音对我说： “先由X先生回答问题，您呢，亲爱的，就在黑板上把考签上的问题阐述一番吧。” “唉，说得倒容易——阐述一番！”我心里想着，走到黑板跟前拿起粉笔，说不清是为什么，我又把考签打开念了一遍，尽管我知道这样做毫无用处。我一筹莫展，竟在黑板上随手画起一个几何图形来。 我的同学们用手势召来了舍列伊霍夫斯基，要他帮帮我的忙。舍列伊霍夫斯基悄悄走到黑板跟前，一边胆怯地向四周顾盼，一边偷偷向我提示…… “那么，后面的您懂吗？”他低声问我。 “我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知道。”我说着，拿粉笔的手垂了下来。 “您怎么啦！这么说您什么 也不懂！”舍列伊霍夫斯基吓慌了，大声叫了起来。 奇若夫和学监听到了叫声，向我转过身来。 “怎么回事？请念一念您的考签。”奇若夫严厉地对我说。 我把考签念了一遍。 “那么，请回答吧。” 我好不容易把舍列伊霍夫斯基对我提示的内容讲了一通，讲得颠三倒四，只好住了口…… “接下去呢？” 我默不作声。 奇若夫接二连三问了我一大堆问题；他把我折磨了将近一个小时，天知道他干吗要这样。我站在那里一言不发，拼命忍住泪水，伤心地垂下那只捏着粉笔的手…… 奇若夫终于不再问我了，他耸了耸肩，懊丧地把脸转向舍列伊霍夫斯基。 “既然他一无所知，您是用什么方法证明他成绩优秀的呢？而这就是领取大学证书的毕业生！”奇若夫趁机又弹起了他的老调，对学监继续说，“我该给这样的先生打多少分呢？他大概存心想去当个骠骑兵，要不就是当个枪骑兵……” 学监为我非常难过，开始低声跟奇若夫商量，但奇若夫严厉而固执地摇摇头。 “这我可管不着，”奇若夫大声答道，“就我这门课程 而言，不管怎么说我必须给他打零分。” 我又绝望又羞愧，带着两眼泪水和一身粉笔灰走出了大礼堂。一进教室，我就扑到长凳上痛哭起来。 这时巴甫洛夫 45 走到我身边，他是我的一个同学，领导对他的印象极好，因为他很会巴结逢迎。巴甫洛夫读书是想挣个十品官阶，他的爸爸曾经许诺：要是他能挣上个十品，就送他一匹大走马。“上帝没有赐给他才能”，甚至没有赐给他一颗善良的心。他的智力和才能都极为有限，但却浸透了伪善和阿谀谄媚的感情。 一见我这种绝望的样子，巴甫洛夫就摆出一副悲天悯人的神态，哭丧着脸，叹了口气，对我说： “我替你万分惋惜，老弟！因为得了零分 你就从寄宿学校毕不了业。可我呢，奇若夫给了个四分 ，这下子我这个十品算是十拿九稳了！” 他又走到另一个学生跟前对他说了同样的宽心话，那一位的个性比我强得多，数学也是得了零分 。这一次他的宽慰可不十分成功。那个个性强的学生不喜欢这种同情，而是反唇相讥，让他讨了个没趣；但他居然忍受了这种不快，表现出一种值得称赞的谦恭和温顺。 听说这种美德加上谄媚和伪善，对他混迹官场颇有裨益，就像当初在学校里读书时一样。不论在学校还是官场他都如愿以偿：毕业时他荣获十品官阶证书和一匹大走马，而到了官场上则荣获四品文官的官阶和宫廷高级侍从的称号……现在他拥有的不是一匹大走马，而是整整一个养马场和一群奥廖尔种大走马。他肩披勋章绶带，身穿带钥匙形宫廷侍从官标记的金色礼服；每逢休假回到家乡的省城，盛大节日里他便同省长及首席贵族 46 手拉着手站在省城庆典台上，炫耀他这一身衣服。他神态庄严地说：“在我们宫廷里，我们是王朝的支柱，我们的权力……”如此等等。 然而，我们还是回过头去谈考试吧。我的痛苦开始逐渐减轻和平息，因为同学们从考场陆续回来时情况也同我一样：考试名单上记的是零分，心里感到很绝望。这样回来的已有四个人了。“唉，至少不是我一个人。”这种想法使我得到了安慰。 午后，我的精神振作一些了，又上大礼堂去。这时已经五点多了，还有五个人没有考完。奇若夫情绪恶劣，六个零分已经赫然写在记分表上。正当我走进礼堂时，奇若夫记下最后一个零分，把脸转向舍列伊霍夫斯基，讥讽地问道： “归根结底，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舍列伊霍夫斯基一把抓住自己的头，头发蓬乱开来。他用一种绝望的、撕裂人心的声音喊道： “我的天哪！我有什么过错呢？我拿他们怎么办呢？……” 但这还只是开场——好戏还在后头。 奇若夫叫的倒数第二名是塔季谢夫。塔季谢夫是个有钱地主的儿子，他的爸爸是个外省贵族。此人极为自负，他引为自豪的是他的纹章上绘有大公的王冠，并为此大吹大擂。他经常到寄宿学校来看他的儿子，他的嗓门和举止往往引得大家哄堂大笑……儿子很像父亲，嗓子也一样大，老在同学面前夸耀自己富有，炫耀家族纹章上的大公王冠。同学们都把他当作丑角，尽管如此，大家都喜欢他，因为他极为天真，心地善良。有一次他为克列切托夫写了一篇作文，开头是这样的： “太阳已经西斜。那是一个美好而宁静的黄昏。菲洛梅拉在回荡，一只夜莺在啼唱…… ” 就为这个“菲洛梅拉”，大家后来没完没了地取笑他。 47 他的父亲向他宣布：假如他能挣得十品官阶，他每年就给他五千卢布纸币；假如挣得十二品，就给二千五百卢布；要是得个十四品 48 ，那就只给他一千二百卢布。塔季谢夫学习的目的是挣五千卢布，尽管这对他来说极为困难。他从早到晚死啃书本，苦恼不堪，还是落在那些毫不用功的人后面……没想到毕业前半年他的父亲猝然去世，他的母亲早已不在人世，塔季谢夫成了他的家产的全权主宰人，再也不学习了…… “我现在干吗还要折磨自己呀？”他对我们说，“你们也都知道，不论挣个几品毕业，对我都是一码事儿。我的事由我自己作主，我爱花多少钱就花多少钱。” 老师问他功课时，他往往从座位上站起来，做出一副哭丧的鬼脸，一面哽咽一面说： “我没法儿准备功课，因为我不久前失去了父亲和恩人。” 同学们噗嗤笑出声来，老师也微微一笑，不再问他…… 总之，这会儿终于轮到塔季谢夫考试了。 所有的学生，不论是伤心还是快活，是得了零分还是成绩良好，都聚在一起观看这个场面。 塔季谢夫非常敏捷地走到主考台前，颇为优雅地并足行礼（据他说，这种优雅的姿势是他从前的家庭女教师卡朗太太教给他的），然后抽了一份考签…… “让我看看您的考签。”奇若夫对他说道。 塔季谢夫把考签递给他，不知为什么还愉快地微微一笑。奇若夫把考签看了一遍。 “很好，”他说，“请到黑板前去，画个角锥体……” “您怎么吩咐的？是画个角锥体吗？”塔季谢夫扯起喉咙问道。 “不错！画个角锥体。”奇若夫皱着眉头说。 塔季谢夫得意扬扬地拿起粉笔，画了个小圆帽。 “这是什么呀？”奇若夫问道，“我要您画个角锥体。” “这就是呀！”塔季谢夫边说边用食指指着小圆帽；他那个食指不是三节，而是两节。塔季谢夫的体形本来就不十分匀称，他两膝弯曲，肚皮凸起，一只眼里开始长出白斑，因此他的目光显得十分呆滞。 “那么照您看来，这就是角锥体啰？”奇若夫拖长了声调说。 “是的。”塔季谢夫回答得很肯定、很得意，然而他又感到困惑莫解，忐忑地看了同学们一眼。同学们好不容易才忍住，没有笑出声来。 奇若夫转身望着舍列伊霍夫斯基…… “塔季谢夫先生！这是怎么回事呀？”舍列伊霍夫斯基号叫着说。 塔季谢夫猜到事情不妙，那张得意扬扬的脸顿时换成一副哭丧的鬼脸。 奇若夫又问了塔季谢夫两个问题——一个是代数问题，一个是算术问题，但塔季谢夫的答案只是满脸泪痕，他哽咽着说，他没法学习，因为他失去了父亲和恩人。 “得啦，您走吧，”奇若夫挥了挥手说，“对您的同学们我打了零分，可是对您呢，先生，我连用笔蘸一蘸墨水、打个分都不愿意。您连零分都不配得到。” 塔季谢夫痛哭流涕地走了。 然而我们这些得零分的人都得感谢塔季谢夫救了我们一命。原来事情是这样的：塔季谢夫的姐姐有很大一笔资产，当时有个工程兵军官正在追求她，那人是奇若夫的好友。塔季谢夫对这位工程兵军官宣布：假如奇若夫给他打个像样的分数，他便毫不迟疑地同意这门婚事，不然的话休想办成这件事。这是未婚妻的兄弟发出的破釜沉舟的最后通牒。工程兵军官把自己的处境告诉了奇若夫，奇若夫同情朋友的处境，来到寄宿学校，要出了考试记分单，给塔季谢夫打了个二分，而我们这些得零分的人则改为一点五分。 要不是这位工程兵军官碰巧爱上了塔季谢夫的姐姐，那么，我们这些人就是在寄宿学校再待上几年，大概也没法把数学对付过去。 可是现在，我们已经结束学业了。我们手上有了了不起的皮纸文凭，上面有取得官阶的证件，有成绩证明，表明我们各门学科的成绩都是优 、良 或及格 ，而且品行端方，堪为楷模。领导很有感情地同我们握手，向我们表示祝贺，父母满心激动地把我们拥到怀里，而我们呢，自然高兴得忘乎所以，因为我们已经不再是学生了。然而不论是校方、父母还是我们都没有想一想：我们为什么要受教育？而且，我们到底学到了些什么？ ……校园外面的生活诱惑着我们，使我们眼花缭乱，于是我们心向神往，一头扎进这种生活；我们对生活中的种种现象并未加以评论，因为我们的思考能力不仅没有得到发展，头脑反而被庸俗的道德观念和陈规旧习所充塞。 我们没有学到一点科学知识，哪怕是基本的知识。 我们的脑子模糊混乱，只有一些彼此孤立的历史人名、城市和战争的名称，以及某些年代和数字在里面逛荡；然而不仅年代，连世纪都彼此混淆，纷乱不堪。我们从寄宿学校毕业时仍然是一群稚子，就跟进校时一样——不同的只是两颊上柔软的茸毛消失了，开始修刮胡子了。由于不学无术，由于智力没有得到发展，我们对一切都不假思索地信以为真，囿于陈腐的常规，不仅不理解过更好的、不同于现在的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甚至无法想象出某种更好的生活。至于社会感、公民责任感，那就更不用说了，当时的教育未必考虑到要唤起这种感情。从小在家时，对上司恭敬和俯首听命的思想就在我们心里牢牢扎下了根，后来上了寄宿学校，这种思想又进一步发展，致使我们进入上流社会时，每见到一个有爵位的大人物，或向任何豪华富丽的环境看上一眼，都会手足无措，感到胆怯。这时我们只会产生一种念头：“怎样才能尽快攀上这一步呢？” 贵族寄宿学校为祖国培养出来的就是这样一些有用的人才！ 1 特·奥·罗戈夫（1789—1831），俄国历史学家，彼得堡大学及贵族寄宿学校教授。 2 伪德米特里（？—1606），自立为王的俄国沙皇。一六〇四年，波兰利用俄国留里克王朝后嗣、伊凡四世（雷帝）之子德米特里死亡疑案，支持一冒充德米特里者入侵俄国，次年占领莫斯科，伪德米特里自称为沙皇；一六〇六年被杀。 3 尼·阿·波列沃伊（1796—1846），俄国作家，杂志出版家，历史学家，曾撰文激烈批评尼·米·卡拉姆津的历史观。一八二五至一八三四年间主编并出版《莫斯科电讯》杂志。杂志被沙皇政府查禁后，观点急剧右转，变得“恭顺而又谄媚”（赫尔岑语）。 4 萨卢斯蒂乌（前86—约前35），古罗马历史学家，其著作留传至今的有《论喀提林阴谋》《朱古达战争》等。 5 克瓦斯，一种清凉饮料。 6 里舍里耶夫贵族高级中学在黑海之滨的敖德萨市。 7 安·伊·波多林斯基（1806—1886），俄国诗人。 8 路易·菲力普（1773—1850），法国国王。 9 叶·阿·巴拉滕斯基（1800—1844），俄国诗人，普希金的朋友。 10 安·安·德尔维格（1798—1831），俄国诗人，普希金的密友。 11 巴拉滕斯基的名字。 12 贺拉斯（前65—前8），古罗马诗人。主要作品有《歌集》四卷、《讽刺诗集》二卷等。代表作《诗艺》，对欧洲古典主义文学理论影响很大。 13 加·罗·杰尔查文（1743—1816），俄国诗人。 14 康·尼·巴丘什科夫（1787—1855），俄国诗人，其诗多歌颂爱情和享乐。 15 瓦·安·茹科夫斯基（1783—1852），俄国诗人，其作品大都充满感伤情调和宗教气息。 16 伊·伊·科兹洛夫（1779—1840），俄国诗人兼翻译家。 17 尼·米·雅泽科夫（1803—1846），俄国诗人，普希金的朋友。 18 普希金的《努林伯爵》于一八二八年问世。“在九月的最后几天”不是该诗第一行，而是第二十一行。 19 《北方之花》是德尔维格出版的文艺作品集刊（1825—1831），德尔维格死后，一八三二年由普希金出版。 20 沃尔特·司各特（1771—1832），英国诗人、小说家，主要作品有历史小说《艾凡赫》（1919）等。 21 瓦·阿·乌沙科夫（1789—1838），俄国作家。 22 尼·米·卡拉姆津（1766—1826），俄国作家，历史学家，编写了《俄国通史》十二卷。 23 波列沃伊出身商人家庭，当时他的论敌均以此来攻击他。 24 弗·伊·巴纳耶夫（1792—1859），俄国诗人，本书作者的叔父，曾在宫廷事务等部门任要职。 25 彼得堡附近的一个城镇。 26 爱沙尼亚的历史名城。 27 康·马·博罗兹金（1781—1848），彼得堡教育区一八二六至一八三三年间的督学。 28 德·伊·赫沃斯托夫（1757—1835），枢密官，俄国一个平庸的诗人。 29 布瓦洛（1636—1711），法国诗人，古典主义文学理论家，著有《讽刺诗》《尺牍诗》和以诗体写成的理论著作《诗艺》。 30 亚·雅·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约1807—？），俄国诗人，作曲家格林卡在贵族寄宿学校的同学。 31 米·伊·格林卡（1804—1857），俄罗斯作曲家，俄罗斯古典音乐的创始人。主要作品有歌剧《伊万·苏萨宁》、管弦乐曲《卡玛林斯卡雅》等。 32 大斋节前的一星期。 33 谢·亚·索博列夫斯基（1803—1870），俄国藏书家兼图书学家，普希金的朋友。 34 原文是拉丁语。 35 原文“狮子”兼有“社交场上的明星”之意。 36 德尔维格于一八二九至一八三〇年间出版的文艺作品集刊。 37 瓦·普·朗格尔（约1800—1870），俄国画家，德尔维格主办的《北方之花》和《文学报》的编辑人员，后任书刊审查官。 38 西塞罗（前106—前43），古罗马政治活动家、演说家和作家。 39 原文是意大利语。 40 原文是拉丁语。 41 俄国剧作家冯维辛（1745—1792）的代表作《纨绔少年》中的人物，是个不学无术的贵族纨绔子弟。 42 德·谢·奇若夫（1785—1853），俄国数学家，彼得堡大学教授，科学院院士。 43 斯·彼·舍维廖夫（1806—1864），莫斯科大学教授，诗人，文学评论家，《莫斯科信使》（1827至1830）和《莫斯科观察家》（1835至1837）的领导人之一。自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激烈反对别林斯基、赫尔岑等人为代表的进步的文学和社会思想。 44 该隐是《圣经》中人类始祖亚当的长子，因嫉妒而杀死其弟亚伯。 45 指亚·伊·巴甫洛夫，此人后来当了大官，任宫廷高级侍从。 46 沙皇时代由一个省或一个县贵族会议选举产生的贵族代表，负责管理贵族阶层事务。 47 塔季谢夫本想卖弄斯文，写“乡村情歌”这个外来词（读音为“维拉涅拉”），结果弄巧成拙，写出来的词毫无意义，倒像个俄国女人的名字。 48 沙俄时代最低一级的文官。 [book_title]第二章 寄宿学校毕业后的初期生活——我的文学习作和阅读——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巴黎圣母院》——我想发表译作的不成功的尝试——我讲述赠送女仆的事以后首次受到的精神震动——我的交往——幻想服兵役和当宫廷侍从——我被安排任职——我退职——我发表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在斯米尔津店里遇见普希金——关于普希金的几句话——对库科尔尼克的《托夸托·塔索》的议论及我同这部作品作者的结识 从寄宿学校毕业后很久，我压根儿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该找个什么地方栖身。我几乎没有一个熟人。我在彼得堡的大街上漫无目标地闲逛，想着该怎样消磨那漫长的冬夜，可是什么主意也想不出来，因为没有钱是很难拿定什么主意的（而我当时的钱很少）。我通常在豌豆街或升天节街上的小点心店里要上一杯劣质巧克力茶，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同我一起的有两三个朋友，其中包括米·亚·雅泽科夫 1 。我和他亲密相处，形影不离。然而点心店提供的消遣方式很少：一个又小又脏的房间，只点一支昏暗的小蜡烛，涂着苦油的多层馅饼，不是嵌着琥珀，而是饰以翎毛或火漆的油腻的烟管——所有这一切都令人生厌。我们没有任何兴趣，谈话离不开日常事务，谈不上几句就住了嘴；我们打着呵欠，互相看着对方，仿佛在问：“天哪！难道这就是那种远远看去十分诱人的生活吗？”见到灯火辉煌、门口停着马车的楼房，我们便停住脚步，好奇而又羡慕地朝窗口望去，里面闪现出寻欢作乐的男人和女人的身影……我们的耳边隐隐传来乐曲声。“那儿多快活呀！”我们心想，“幸运儿啊！真幸运！……这才是我们梦想的那种生活，可是怎样才能达到这一步呢？” 我们不知道怎样解答这个问题，只好低着头，闷闷不乐地各自回家。 “喂，诸位！”有一天一个朋友对我和雅泽科夫说，这是个极机灵、极活泼的小伙子，后来自杀了，死得很悲惨，“你们是些废物，萎靡不振，胆小如鼠，你们不会生活……别着急，得有人给你们鼓一鼓精神……我来给你们安排一个小小的晚会，你们一定会感谢我。” “什么时候？在哪儿？”我们活跃起来，问道。 “明天晚上，在升天节街点心店。” “可是我们很讨厌这家点心店。”我们皱着眉头反驳道。 “哎呀，你们这些小丑！”他打断了我们的话，“一杯巧克力茶，一杆烟，相对而坐，那当然令人厌倦……干吗要白费口舌呀？明天晚上八点上那儿去，你们就会觉得这点心店是个天堂了。我给你们准备两个意想不到的尤物。” 第二天八点不到，我们便来到点心店坐下，忐忑不安地等候那位朋友。他没让我们久等就来了，跟我们问了好，神秘地微笑着对我们说：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马上就……” 随后喊道：“卡尔·伊万内奇！”店主应声出来后，他吩咐拿几支蜡烛来，又附着他的耳朵嘀咕了几句。店主意味深长地对他点了点头，说道： “我已经派人去了。会来的，会来的！” 我看了雅泽科夫一眼，雅泽科夫也看了我一眼。我们不安地等着，身上开始颤抖。 大约过了十分钟，进来两个小个子少女，长得十分难看，穿的衣服也不很干净，有点像清洁女工或时装女工……我们那位朋友迎着她们，又是叫喊又是拥抱。他让她们挨着我们坐在沙发上，并吩咐给她们端巧克力茶。两个少女扭扭捏捏，我和雅泽科夫身上发抖，不敢跟她们搭腔。那位朋友一边取笑我们，一边把一个少女推向雅泽科夫。雅泽科夫叫了一声，急忙闪身躲开。 就在这时门打开了，警察分局局长目光严厉地走了进来…… “你们这是干什么？”他吼道，“胡闹！马上给我滚！” 两个姑娘跑了；我们又吓又臊，奔过去拿起外套，在警察分局局长威吓的目光下走出了点心店。 那位朋友为我们安排的晚会就这样不光彩地结束了。他走出点心店时跟我们一样恭谨顺从，但走出几步之后又对我们说，他一定要在这个坏蛋局长身上刺个窟窿。 自此以后我们极为厌恶这些点心店，甚至走路都要避开，不从它们门前经过。 这种无所事事、虚度时日的生活开始使我感到异常苦闷，可是我家里的人却对我说： “等你休息一阵儿，也就该考虑找个差使了。” 由于无事可做，我开始布置我的房间，把它收拾得颇为像样而舒适。一想到雅泽科夫和克列切托夫将会喜欢这个房间，我感到十分高兴。有一天晚上我在房间里点亮了灯，在灯光下欣赏了一番，然后躺到沙发上，开始幻想怎样才能当个文学家。一想到我的名字将会印在哪部小说或哪首诗的下面，一阵愉快的战栗顿时掠过我的全身，于是我觉得必须马上写点什么……我思索起来，我的脑子里渐渐形成一首题为《致少女》的短诗，是模仿雅泽科夫的格调，他当时给我的印象十分强烈。 2 一个小时以后，这首四节的诗便写好了。我朗读了一遍，对它那铿锵的音调感到十分满意。我真想马上念给克列切托夫听……他会做出什么评价呢？我刚想到这一点，门铃就响了，克列切托夫出现在我的面前。我乐得几乎要扑上去搂住他的脖子。 克列切托夫仔细打量了一下我的房间，说道： “哎呀，老弟，你这儿布置得可真漂亮！很有点美学趣味……这些小玩意都安排得恰到好处……” 克列切托夫坐在柔软的沙发上，继续赞赏我装饰房间的才能。 我给他念了我写的诗。 “写得好，音调铿锵，跟雅泽科夫的诗一样！”克列切托夫说着从我手里拿过我用清晰的字迹抄着这首诗的笔记本。他自己把诗朗读了一遍，说道： “你呀，老弟，是天才！……是的，是这样！继续写吧，写吧……” 我当真继续写起诗来。我模仿当时所有的著名诗人，几乎每天都要写一首诗，因此没过多久，这本笔记本就写满了诗。然而尽管克列切托夫一再夸奖，我却想都没有想过往哪家杂志投寄这些诗，哪怕是我认为最好的一首。我一向觉得文学家和办杂志的人是些高不可攀的人物，在我看来，想和这些人交往，那是太狂妄了；至于那些在《北方之花》《文学报》 3 和《莫斯科电讯》上发表作品的人，他们在我的眼里几乎已经神化……我写诗只是由于无事可做，随便写着玩，只要能听到我那位态度宽容的老师的夸奖，我的自尊心暂时便已得到满足了。 除了我国出版的杂志和文艺作品集以外，我还爱读沃尔特·司各特的小说。我通过法译本和俄译本读完了他所有的长篇小说。 当时欧洲的古典主义作家和浪漫主义作家激战正酣。法国浪漫派一批元勋的名字——雨果、仲马 4 、巴比叶 5 、苏利叶 6 、苏 7 、维尼 8 、巴尔扎克——开始在我国获得轰动一时的声誉。雨果的《〈克伦威尔〉序言》给了古典主义致命的一击 ——这是克列切托夫说的话。这篇序言激起了他狂热的激情，他没完没了地极力称道《克伦威尔》 9 。我的兴趣从沃尔特·司各特转到法国浪漫派作家身上，我如饥似渴地阅读他们的作品。古典派同浪漫派的斗争对我那早就需要某种养料的智力起了一点刺激作用，我不假思索，马上就站到浪漫主义的旗帜之下。当时我们把波列沃伊、普希金及其流派看作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 10 ，我们庆贺浪漫派的胜利，但对古典主义到底是什么货色，概念却十分粗率。我模模糊糊地把一切过时的、陈旧的、腐朽的东西笼统地理解为古典主义，反过来又把一切新鲜的东西理解为浪漫主义，并开始对这些东西产生一种本能的、不可遏止的爱好。为什么会产生斗争呢？这一现象包含什么意义呢？我无法理解这一点。在为浪漫主义祝捷的同时，我也庆贺对托尔马乔夫、罗戈夫、凯达诺夫、贾布洛夫斯基 11 等辈，总之对我们所有那些小暴君和压制者的胜利，这些人老是死抱住他们那套狭隘腐朽的观念和鄙俗的奴隶道德不放。我们所有的老师（除克列切托夫以外）、所有的学监和家庭教师对新的文学运动的态度都持鄙视和冷酷的态度，认为它同道德原则背道而驰。我们把他们看作古典派，单单这一点就足以使我们成为最狂热的浪漫派了。 众所周知，法国的文学革命是和政治革命同时进行的……不论在文学上还是在政治上，新的思想都取得了胜利，然而我对政治运动的意义却一无所知……七月革命没有给我留下丝毫印象。我只是偶尔听说查理十世 12 被赶走了，取代他登上王位的是路易·菲力普。为什么要赶走一个国王，让另一个人当上国王呢？我对这一点毫无兴趣。除文学以外，再没有任何东西能触动我，我对任何事情也一无所知。 《巴黎圣母院》 13 问世以后，我几乎甘愿为浪漫主义上绞刑架。 我是从《莫斯科电讯》上得知《巴黎圣母院》 14 这本书的。此后过了不久，彼得堡所有能用法语阅读的人都开始热烈议论雨果这部新的天才作品。这本书到了彼得堡后立即被抢购一空，我好不容易弄到一本，便神经质似的，异常激动地读了起来…… 我几乎不间断地一口气读完了《巴黎圣母院》 15 。我从来没有体验过这样强烈的读书的快感。克罗德·佛罗洛、爱斯梅拉尔达、加西莫多等人一直萦回在我的想象中；克罗德·佛罗洛在夜里把爱斯梅拉尔达领到绞架下面说“你得在我和这绞架之间做出选择”这一幕我都背了下来……有两个多月的时间，我一直把这部小说挂在嘴边，把其中的一些片段反复读给克列切托夫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听。 激动的情绪稍稍平静以后，我着手翻译《巴黎圣母院》 16 的最后两章。我把对作品的爱倾注在翻译中，对译文做了仔细推敲，并读给克列切托夫听了。他认为我的译文十分出色，建议我寄给《莫斯科电讯》。我把译文抄了一遍，又做了若干润色就寄了出去。 此后半年多的时间里，每收到一份新出的杂志，我都忐忑不安地翻开，但是——唉！——没有我的译作。这篇东西就这样消失在《莫斯科电讯》的编辑部里。这是我想发表作品 的第一次尝试，不过，这次失败并没有让我沮丧多久。 对读书的爱好还使我得免于完全陷入空虚无聊的周围环境的那些琐事。沃尔特·司各特的小说唤起了我想了解中世纪历史的愿望。 不过，当时在我看来，文学仿佛是和生活完全脱节的。它刺激我的幻想，使我感到一种愉快的满足，但对思想的发展却很少有所促进。我的周围还没有什么事物能使我产生任何疑问，引起我的思索或怀疑。我思想上自幼受到灌输的、在寄宿学校又得到发展的所有的偏见、粗野的概念和观点依旧留在我的脑子里，没有受到触动。 有一天，一位朋友来到我这里。我在同他谈话时不知怎么顺便提到，我的妈妈把一名女仆送给了 她的一个亲戚。我那位朋友禀性粗鲁，几乎什么书都没有读过，然而他的思想却比我更成熟。听了我说的话，他做了一个怪相，对我说道： “这种事你说起来怎么不感到难为情，而且态度这样冷静，仿佛是在讲一件最普通的事情？” “干吗要难为情呀？这有什么大不了的？难道她没有权力把自己的农奴姑娘送人吗？”我惊讶地反驳说。 “亲爱的朋友，我知道有人干这种事，庄稼汉、仆役、用人和使女都被拿来出卖、送人情，可是这种事有教养的人说出口都感到害臊。因为人不是物品，尽管他是农奴；他也有一颗跟你我一样的心灵，他也跟咱们一样，是按照上帝的模式创造出来的。” 这些朴实的话语使我感到惊奇……我头一次感到了自己那些观念的粗野——于是我的脸红到了耳根。那位朋友走后，我心情郁闷地陷入了沉思。 “这到底怎么回事呢？”我暗自寻思，“说真的，一个人怎么能像占有一件东西一样占有另一个人，而且滥施淫威，肆无忌惮，任意摆布他的命运？谁能给他这种残酷的、荒诞的权力呢？”令我感到惊讶的是，我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这些问题。 这是我思想上受到的第一次精神震动。我的思想苏醒了，它开始使我感到有些不安。我仿佛为自己拥有农奴而感到羞愧，对他们的态度也温和得多、谨慎得多了。这使我的某些近亲感到十分不满……“你会把家里所有的仆人都惯坏的，我的朋友。”他们对我说，“要让他们感到你是主人 ，要让他们怕你 。” 毕业以后，我和那些志趣比较相投的同学保持了联系，并结识了他们的家庭。但我觉得我没有任何社交才能，这种自尊心折磨着我，使我变得腼腆、怯生，尤其是在妇女中间，因此我竭力避开她们。 我的亲属中有些人热切希望我服兵役，而且一定要当骑兵，因此他们逼着我学习骑术。带穗的肩章、军刀和马刺很有吸引力，搅得我心神不安，然而想到我还得进士官学校，再次坐上学生的座椅，还要接受考试，我那种尚武的激情又冷了下来……我决心去供文职，这种决定违背了亲属们的愿望，但他们想到我将当上一名低级宫廷侍从，也就感到宽慰了。我自己很想穿上那种金色制服 17 ，甚至几次梦见自己穿着这身制服，还佩戴一些勋章，而且每次醒来，发现这不过是一场梦时，便感到很伤心。 最后我被安排到国库司工作，不领薪水。这是靠了这个司的司长德·马·克尼亚热维奇 18 的情面，他是我父亲在喀山大学的同学。 我奉命抄写公文，起草一些公函，这些工作令我极为厌烦。我到司里上班总是去得很晚，不等下班就走路。我那个科的科长弗拉季斯拉夫·马克西莫维奇是德·马·克尼亚热维奇的兄弟，他对我态度冷淡——说实在的，不仅是他，我给任何一个严肃的、守规矩的人都只能留下最不愉快的印象！ 有一天我来到司里，上身穿着文官制服，下面却穿了一条杂色的方格裤子，当时这种裤子刚刚在彼得堡出现。我是最先穿这种裤子的人之一，想穿着它在司里炫耀一番。这条裤子引起的效果超出了我的预料，当我经过一个个房间向自己的科室走去时，编内外的官员们都扔下自己的工作，微笑着互相推搡地用手指着我。这还不算，许多股长，甚至科长都跑到我的科室来看我，其中几个人走到我的跟前说道： “请允许我们打听一下，您这裤子是什么料子做的呀？”说着还伸手摸摸。 有一位股长是个幽默家，他说： “这裤子的布料好像跟厨娘们做裙子用的那种布料一模一样嘛。” 我的裤子在司里引起了一片议论，大家进进出出，致使弗·马·克尼亚热维奇也回头朝向我的桌子，斜着眼看了我一眼，然后走到我的身边向我指出，我的穿着不合乎礼节。 由于一八三一年彼得堡霍乱流行，我不再到司里去了。当我缺勤三个月以后又去上班时，弗·马·克尼亚热维奇把我叫到他跟前。 “您为什么这么久没到司里来？”他问我时脸色都变了。 “我病了。”我答道。 “那您也该通知一声……我本来就该告诉您，这样工作是不行的。您十二点才露面，可别人都是九点半来。” “可是我不领薪水呀。”我打断了他的话。 “这不成理由。如果您想继续留在这儿供职，就该跟所有人一样工作。不然的话……” “您的意思是我应该离职？”我再次打断他的话，“那有什么，我辞职得了……” “随您的便……我不挽留您……”弗拉季斯拉夫·马克西莫维奇气冲冲地说。 我离开了司里，打算第二天就呈请辞职，但我一天又一天地老是往后推，同时也不到司里去。 就这样过了两个月。 一天早晨，司里的送信员来到我这里对我说，司长请我去见他。 德·马·克尼亚热维奇性情十分急躁，发起脾气来言语非常尖刻。这种邀请绝不是什么好兆头，因此我去司里的时候心里十分不快。 我走进司长的房间，站在他的面前。 德米特里·马克西莫维奇正在伏案工作。 过了一会儿，他从公文上抬起头来，把脸朝着我。 “我请您上我这儿来，”他说，使我惊奇的是，他对我说话的声音相当温和，“是想跟您谈谈您供职的问题。您根本没有到司里来……” “我想辞职，阁下。”我说道。 “不必嘛，”司长说，“我知道您和我的兄弟谈过一番话。我的弟弟是个有病的人，肝火很旺。也许他对您说过一些多余的话，您是个年轻人，当时就感到受了很大委屈，别把这事儿放在心上。您要是能继续在我的下属部门供职，我将感到不胜愉快。我很珍视同您父亲旧日的友情，很想为您做点事。” 我被这番话打动了，我感谢他对我的关切，然而尽管如此，我还是回答说，我感到我完全没有能力干这种工作，已经下决心辞职。 “那么，悉听尊便吧，”德米特里·马克西莫维奇答道，“我不能强迫您。” 当天我就递交了辞呈，有一年多再也没有供职。我的亲属并没有料想到这一点，他们一直幻想我会很快获得低级宫廷侍从的头衔。 每天早上我离家外出，仿佛是去上班，实际上却是在街上溜达。我常常顺路走进一家点心店，在那里如饥似渴地阅读当时发表在《祖国之子报》 19 上的马尔林斯基 20 的中篇小说《“希望”号巡洋舰》，心里想道：“天哪，要能写出这类作品那该多好！” 我利用偶染小恙、医生禁止我外出的机会，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动手写小说。我对于生活一无所知，也没有任何主见，甚至对它表面现象的了解也是浮光掠影，十分散乱；而由于没有任何主见，虽然多少有一点观察能力，对我也起不了作用。我感到一筹莫展。然而经过长时间的努力，我还是编出了一段情节，照我看那是非常动人的，但可想而知，它实际上极为荒诞，因为我盲目地竭力模仿马尔林斯基的叙事手法和文笔。 我一边写一边把小说读给克列切托夫听。克列切托夫每次都要夸奖几句，特别是对文笔，但他也指出，我在描写人物时只触及外表，很少深入窥视人的心灵；他说，我对人物的心理发展过程写得不够，等等。同时他还补充说，对自己必须严格要求，写出一部作品后，应该放它三年，三年以后重读一遍，修改一番，再放它三年，然后再读一遍、再改一遍，再放上一年，待到这时再拿出来略加润色，就可以放心地拿去发表了。他说，他自己总是按这种规矩行事，他手头已有了一大堆颇有分量的作品，可能不久就会问世。 要照克列切托夫的那套办法行事，我可没有足够的耐心。我急不可耐，巴不得马上见到自己的作品发表，于是我把我的小说寄给了《祖国之子报》编辑部。 三个月以后，小说的前半部在刊物上发表了。 21 我用颤抖的双手捧着这一期杂志，满心激动、几乎是热泪盈眶地翻阅着。此时此刻我觉得自己是世上最幸福的人了，此后几天，我漫步在大街上，感到格外自豪和昂扬……克列切托夫对我的处女作也非常满意，他说，当他从刊物上读了我的小说以后，感到它较之原稿好得多。 作品的发表使我受到鼓舞，我开始构思另一部小说，同时一直不断地写些短诗，写了满满三本相当厚的笔记本，但却连一首也不敢往刊物上寄。尽管克列切托夫表示赞赏，我还是觉得我缺少作诗的才能，我认为我的天赋是写散文。我对克列切托夫谈到了这一点，他同意我的意见。 我的第二篇小说较有思想意义，写得也比较朴实，发表在《望远镜》 22 上。它得到了某些文学家的赞赏，而且奇怪的是，有些看中了它的人彼此之间毫无共同之处——这就是别林斯基和沃耶伊科夫 23 。沃耶伊科夫在他的《荣军报文学副刊》 24 上对我的小说大加赞扬，那种溢美之词（这原是他一贯的文风）更近于讽刺，而且他不知为什么异想天开，认为这篇小说出自别林斯基的手笔，当时别林斯基因其《文学的幻想》一文和发表在《望远镜》上的最初一批评论文章已经赢得了普遍关注。 这篇小说发表以后，引起了一些杂志和文艺作品集出版人的关注，他们开始向我索稿，我已当真开始认为自己是个文学家了。有一天我翻阅了自己的诗稿（我总共写满六本笔记本了），从中仅仅选了五首短诗交给刊物，其余的则付之一炬…… 然而我扯得太远了，还是言归正传。 我的第一篇小说发表后过了很久，有一天三点钟左右，我走进斯米尔津 25 的书店。当时该店位于涅瓦大街，在路得派新教教堂建筑物的二楼。几乎和我同一时间，有两个人走进了书店：一个身材高大，举止傲慢而放肆，脸庞丰满，蓄着短而尖的火红色胡须，衣着十分讲究；另一个中等身材，衣着毫不奢华，甚至有点不修边幅，一头淡黄色的卷发，侧面看去有点像阿拉伯人的脸形，一副厚厚的、突出的嘴唇，一双极有生气、极为聪慧的眼睛。当我瞥了后者一眼时，我的心猛地紧缩了。根据基普连斯基 26 那幅有名的画像，我认出了这是普希金。 在此之前我从未在任何地方见过普希金。我克服了第一眼见到这位伟大的文学权威时产生的那种畏怯之情，走到他停住脚步的柜台跟前，聚精会神地仔细打量起诗人来。首先使我惊讶的是，普希金的手指甲特别长，颇像鸟类的爪子。我觉得他的面部表情很讨人喜欢，他的微笑令人极为愉快，让人觉得他异常温和。他向斯米尔津要了一本书（我不记得是什么书了），一面翻阅一面向他的同伴讲着什么。那位同伴把一只手背在坎肩后面，答话时声音很大，也不看普希金，然后他微笑着把脸转向斯米尔津，有点扬扬自得地念道： 不论多少次把斯米尔津找…… 他念到这里就住了口。 斯米尔津点头哈腰，得意地笑了起来。普希金似笑非笑地看了同伴一眼，摇了摇头。我望着那位长着火红色短尖胡须的先生，心里想道：“真幸运啊！瞧他对待这位伟人的神态。这人是谁呀？” 普希金走出书店以后，我向斯米尔津提出了这个问题。 “这是谢·亚·索博列夫斯基，”斯米尔津答道，“是个极好的人，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 27 的朋友……不论对什么人他都要写一些极为出色的短诗揶揄一番。” 后来我才知道，索博列夫斯基在斯米尔津店里念的那句诗，是普希金一首有名的即兴诗的第一行： 不论多少次把斯米尔津找， 什么书你都别想买到， 不是找到先科夫斯基 28 的大作， 就是碰上布尔加林 29 那些老套。 我不敢奢望结识普希金，再说我又有什么资格同他结识呢？我只羨慕我的朋友季林，他因同威廉·丘赫尔伯克 30 有远亲关系而结识了普希金。季林的亲属通过第三厅 31 收到流放中的丘赫尔伯克的信件，这些信几乎总是提到普希金，通常便由季林把这些信带给普希金看。季林当时正在翻译西尔维奥·佩利科 32 的小册子《论人的义务》，他把这件事告诉了普希金，普希金对他的想法表示赞许，甚至还答应为他的译本作序。 33 季林对普希金对他的接待、对他那种亲切周到的态度感到欣喜若狂。所有同普希金有交往的文学家都说，普希金确实是平易近人，待人亲切，而且极有礼貌，不让任何人感觉到他的权威。雅库博维奇 34 引以为自豪的是，普希金总是主动向他索取诗稿并予以发表。 季林对普希金的热情达到了虔敬景仰的程度。我翻译的雨果的一组诗和普希金的一首诗同时在《读书文库》 35 发表以后，季林在写信通知我时写道：“你要懂得这是多么崇高的荣誉。你是个幸运儿。我要是能见到自己的名字同普希金的名字印在一块儿，那我真不知道我该奉献出什么东西。”季林死后过了好几年，我有一次跟彼·亚·普列特尼奥夫 36 谈起季林，谈起他同普希金的关系。 “为什么普希金对他这样殷勤和彬彬有礼，您知道吗？” “那是为什么呢？普希金对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嘛。” “不，”普列特尼奥夫答道，“他对季林态度特别周到，这是有原因的。有一天早晨我上普希金那儿去，在前厅里碰到他正在送季林。他对季林过分殷勤，客客气气，使我感到有些惊讶。季林走后，我问普希金干吗要这样。 “‘老兄，对这样的人客气一些是没有害处的。’普希金微笑着答道。 “‘什么样的人呀？’我惊讶地问道。 “‘他总是把丘赫尔伯克的信带来给我看……你懂吗？他在第三厅供职。’ “我不禁哈哈大笑，并向普希金解释说，是他搞错了。” 季林对于普希金对他的怀疑自然一无所知，他要是知道这一点，准会感到万分苦恼。然而自此以后，普希金对他表现出的却是真正的好感，他为他翻译的西尔维奥·佩利科的著作作序一事证明了这一点…… 我十分热心地关注着文坛动态，从头到尾阅读所有的刊物和所有出色的文学作品的单行本。库科尔尼克 37 的《托夸托·塔索》问世以后，我和许多人一样，对这部作品感到异常兴奋。“一个诗人能写出这样的作品，真是前途无量呀！”当时文学界和社会上的人都这么说。 彼得堡从事文学的青年对《塔索》一书的作者其人都极感兴趣。人们传说他随身带来了许多令人惊叹的作品，可望使俄国文学来一个转折。 “你想认识库科尔尼克吗？”我的一位朋友费·季·范-德尔-弗利特 38 对我说，“明天晚上他在吉日林斯基家里读他的一部新剧本。你上我这儿来，咱们一块儿去吧。我介绍你认识吉日林斯基，由他介绍我们认识库科尔尼克。据说库科尔尼克的新剧本写得好极了！” 不消说，我接受这个建议时该有多高兴。 我翘首盼望的那个晚上来临了。 七点钟我们到了吉日林斯基家。 半个小时以后，诗人来了。 当时他的外貌和布留洛夫 39 后来作的那幅理想化的画像还有某些相似之处。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他那干瘦颀长的身形，一张苍白的方脸，一双沉思的黑眼睛，一种特别的、我们觉得是预言家式的声调。而且库科尔尼克说话时把字母O都念成O音 40 ，使他的话语显得特别庄重而有分量。 听众聚集了十几个人，吉日林斯基把我们一一介绍给诗人。库科尔尼克跟我们每个人拥抱、亲吻。 “先生们！”他说，“能和诸位欢聚一堂，我感到由衷的愉快。诸位都热爱和尊重艺术，而艺术又是我注定要为之献身的圣殿。所有热爱艺术的人我都感到亲近——因此，尽管我同诸位是初次见面，但我已经把诸位看成是我的至亲好友。” 库科尔尼克很快开始朗读《至尊者的手》 41 ，不过他指出，他并不认为这个剧本是他最好的作品，他说，他已经构思了一系列描述意大利艺术家生涯的剧本，写这些剧本要有十分渊博的学识，其中一部是《朱利奥·莫斯蒂》，已经写到结尾部分了，那是他心爱的、呕心沥血 的作品。 库科尔尼克给我们朗诵剧本时很有技巧，读得绘形绘声。听众都是些蹩脚的评判员：他们既不可能想到作品的主导思想是什么，也不会考虑它有没有丝毫的历史真实性。我们赞赏的仅仅是那些动人的诗句和独白，这一点就足以使我们感到《至尊者的手》是一部出色的作品。 库科尔尼克结束朗诵时已近子夜一点，大家表达了不胜欣喜之情后，便开始准备晚宴。 晚宴时库科尔尼克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而且我们觉得他说的每一个字几乎都是一种新发现。他那广博的、多方面的知识令我们目瞪口呆，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我们什么知识也没有。 晚宴以后他坐在沙发上，沙发面前的桌上放着一瓶红葡萄酒。我们围着诗人坐了下来，他的话越来越充满灵感，越来越高雅——至少我们觉得是这样。有人在谈到他的《塔索》时表示异常兴奋，库科尔尼克当即指出，这部作品很幼稚，较之他的《莫斯蒂》及他构思的一系列作品都要逊色。 “先生们，要不要告诉你们，有什么使我感到不安的，”库科尔尼克最后说道，“我愿意直率地告诉各位，使我感到不安的一种想法是：俄国公众还没有发展到足以理解有分量的作品的程度。像诸位这样的人，在俄国公众中能找出多少呢？我觉得我该放弃用俄语写作，要么改用意大利语，要么改用法语写作。” 这番话令我们产生了强烈的印象。“哎——呀呀！多了不起呀！”我们想着，互相使了个眼色，并且战战兢兢地看了库科尔尼克一眼，仿佛他是一个超人，眼看就要超凡脱俗，飘然仙去……随后我又感到有点怀疑：一个人的外语能像祖国语言那样，掌握得那么好吗？但我马上又为自己的怀疑感到羞愧。 “我为此感到非常痛苦，”诗人继续说着，他的两眼闪出了泪水，至少我们觉得是这样，“我热爱俄罗斯，可是没有办法！不管怎么说，我认为我该扔掉俄罗斯语言……” 我们开始央求诗人，请他别这样做，别让俄国文学和我们可爱的祖国失去这份荣誉。我们说，他在俄国也会找到许多真正的拥护者和崇拜者……至于我们这些人，我们几乎向他发誓，要衷心拥护他一辈子…… 库科尔尼克很长时间默默不语。酒瓶已经空了。他微靠在沙发靠背上，闭上了眼睛。 过了几分钟他睁开双眼，对我们所有的人缓缓扫视了一下。 我觉得这目光意味极为深长，不禁浑身一抖。 “感谢诸位，我诚挚地、衷心地表示感谢，”库科尔尼克用深受感动的语调说，“我不是代表自己感谢，而是代表艺术，诸位对伟大的艺术事业是这样热心……是的，我将用俄语写作，我应该用俄语写作，单凭一条就够了：我见到了像诸位这样的俄罗斯人！” 库科尔尼克站起身来拥抱了我们，他说，能找到像我们这样的朋友，他感到不胜庆幸…… “好心的主人会再给我们来一瓶酒，”库科尔尼克补充说，“让我们畅饮一杯，彼此订交吧。” 我们和诗人告别时已是凌晨四点，对他的天才我们是确信不疑了。 我久久未能入睡，想到能被这样一位诗人引为朋友，同他以你 42 相称，我一直沉浸在幸福之中…… 1 米·亚·雅泽科夫（1811—1885），巴纳耶夫的同学和密友，别林斯基的朋友，同《祖国纪事》《现代人》杂志编辑人员关系亲近。 2 这里指的不是本章前文提到的巴纳耶夫的同学米·亚·雅泽科夫，而是诗人尼·米·雅泽科夫。 3 《文学报》，一八三〇年一月至一八三一年六月在彼得堡出版，五天一期。普希金曾密切参与该报工作。 4 指法国作家大仲马（1802—1870）。 5 巴比叶（1805—1882），法国浪漫派诗人，主要作品为讽刺长诗集《抑扬格诗集》。 6 苏利叶（1800—1847），法国小说家、戏剧家。 7 指欧仁·苏（1804—1857），法国小说家，著有《巴黎之神秘》《流浪的犹太人》等长篇小说。 8 维尼（1797—1863），法国浪漫主义诗人、作家，主要作品有长诗《狼之死》、剧本《夏特东》等。 9 雨果的剧本《克伦威尔》发表于一八二七年，剧本的序言反对古典主义的艺术观点，成为当时浪漫主义的重要宣言，在当时的欧洲影响很大。 10 实际上普希金对浪漫主义的态度和波列沃伊完全不同，普希金已坚定地立足于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当时他对巴尔扎克、维尼、欧仁·苏及（1831年以后）对雨果都持否定态度。 11 叶·菲·贾布洛夫斯基（1763—1846），俄国地理学家兼统计学家，彼得堡大学和贵族寄宿学校教授。 12 查理十世（1757—1836），法国国王，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中被推翻，逃亡国外。 13 原文是法语。 14 原文是法语。 15 原文是法语。 16 原文是法语。 17 沙皇宫廷侍从穿的制服。 18 德·马·克尼亚热维奇（1788—1842），俄国民族学家和考古学家，同文学界有交往。后任敖德萨教育区督学。 19 《祖国之子报》系一八一二至一八五二年在彼得堡出版的刊物，创办人和一八四〇年以前的出版人是作家兼语文学家尼·伊·格列奇（1787—1867）。 20 马尔林斯基，十二月党人亚·亚·别斯图热夫（1797—1837）的笔名，俄国文学批评家、小说家，浪漫主义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小说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享有盛誉。 21 巴纳耶夫的第一篇小说《一个上流社会妇女的卧室》写于一八三四年十月，发表在《祖国之子报》及《北方文献》一八三五年第十三至十四期上。 22 《望远镜》系一八三一至一八三六年在莫斯科出版的一种综合性杂志，别林斯基自一八三三年起积极为该刊撰稿。巴纳耶夫一八三五年十二月写的第二篇题为《她将会幸福。回忆彼得堡生活中的一段插曲》的小说发表在该杂志一八三六年第三十二期上。 23 亚·费·沃耶伊科夫（1778—1839），俄国诗人、翻译家兼批评家，曾主编《文学新闻》（1822至1826）、《斯拉夫人》（1827至1830）、《俄国荣军报》（1822至1839）和《俄国荣军报文学副刊》（1831至1837）等报刊。 24 全名是《俄国荣军报文学副刊》，出版于彼得堡。继沃耶伊科夫后，一八三七年由安·亚·克拉耶夫斯基任主编，一八四〇年由克拉耶夫斯基改组为《文学报》。 25 亚·菲·斯米尔津（1795—1857），俄国出版商和书商，曾出版普希金、果戈理等人的作品。 26 奥·阿·基普连斯基（1782—1836），俄国画家，浪漫派的代表人物。其著名的《普希金肖像》作于一八二七年。 27 普希金的教名和父名。 28 奥·伊·先科夫斯基（1800—1858），俄国作家兼东方学家，曾编辑出版《读书文库》杂志，俄国东方学的创始人之一。 29 法·韦·布尔加林（1789—1859），俄国作家、新闻工作者。曾编辑出版反动报纸《北方蜜蜂》（1825至1859；自1831年起与尼·伊·格列奇合办）及其他报刊。 30 威·卡·丘赫尔伯克（1797—1846），俄国诗人，普希金的朋友，十二月党人，曾参加一八二五年枢密院广场起义，被判处死刑，后改判服苦役。 31 沙皇私人办公厅的特务机构。 32 西尔维奥·佩利科（1789—1854），意大利作家兼政论家。 33 季林的译作《论人的义务，对青年的训诫》连同“因为真理是不朽的”的题词发表于一八三六年。普希金没有如约作序，但在自己办的《现代人》第三期上发表了对西尔维奥·佩利科著作的一篇短评，季林便把这篇评论作为序言，转载于自己译作的卷首。——作者注 34 卢·安·雅库博维奇（1805—1839），俄国诗人。 35 《读书文库》（1834—1865）系奥·伊·先科夫斯基创办的杂志，是三十年代最畅销的一种刊物，它取得成就的原因是它的编者极力迎合庸夫俗子的趣味，它在出刊的三十余年间一直反对俄国文学和社会思想的进步思潮。巴纳耶夫翻译的雨果的《绝句》同普希金的《青铜骑士》序诗（题为《彼得堡长诗片段》）同时发表在该刊一八三四年第七卷上。 36 彼·亚·普列特尼奥夫（1792—1865），俄国诗人、评论家及文学史家，彼得堡科学院院士，普希金和果戈理的朋友。普希金死后接办《现代人》杂志至一八四七年。 37 涅·瓦·库科尔尼克（1809—1869），俄国作家，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消极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作品很多，其特点是人物矫揉造作，语言辞藻华丽，并具有民族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思想倾向。《托夸托·塔索》是他写的第一部诗剧，发表于一八三三年。 38 费·季·范-德尔-弗利特（1810—1873），巴纳耶夫的朋友，后任财政部办公厅主任。 39 卡·巴·布留洛夫（1799—1852），俄国画家，名画《庞贝城的末日》的作者，他的创作给俄国古典主义绘画输入新的、浪漫主义的气息。 40 俄语中字母O非重读时应该弱化，不同程度地读成近似于“A”的音。 41 全名是《至尊者拯救了祖国》，颂扬君主制度的历史剧，是库科尔尼克的主要作品之一。 42 俄国人互相以“你”相称，表示关系亲密。 [book_title]第三章 我同库科尔尼克的进一步熟识——他的崇拜者——《至尊者的手》首次演出——布留洛夫、格林卡和库科尔尼克的“三人同盟”——他们的友谊——权威们身边的特殊人物——库科尔尼克家的聚会——布尔加林——库科尔尼克举行的晩宴——米·伊·格林卡——斯捷潘诺夫的漫画册——我继续供职——希林斯基-希赫马托夫公爵——公爵举办的舞会——斯瓦里克·斯瓦拉茨基之死——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在《教育部杂志》编辑部——我同克拉耶夫斯基的结识——翻译《奥赛罗》——结识卡拉蒂庚、勃良斯基及沙霍夫斯科伊公爵 我无法同库科尔尼克经常见面。他带着他的《至尊者的手》这一剧本到处朗读，走了一家又一家。每读一次，他的崇拜者的队伍就扩大一次，新的崇拜者把他围住，又把原先的崇拜者排开。应该说句实话，这些崇拜者到处都是，良莠不齐，他们竞相表达自己的热情，其实文化修养都不很高。 此时《至尊者的手》一剧正在剧院里排练。库科尔尼克的热烈追随者们盼望已久的演出之日终于来临了，整个池座都被他们挤得满满的，我自然也在其列。出于对诗人的忠心和热情，我们既不吝惜手掌，也不吝惜嗓子：大声喝彩，又跺脚又鼓掌，演出结束后又再三再四地向作者叫帘 1 。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当库科尔尼克的剧本在刊物上发表以后，使我们伤心的是，它并没有受到充分的赏识。 大家都知道波列沃伊对它的评价及这一评价的后果——《莫斯科电讯》遭到查禁 2 。对于这件事，有人写了一首相当俏皮的四行诗： 至尊者的手——完成了奇迹三件： 祖国得到拯救， 诗人功成名就， 波列沃伊宣告完蛋。 继这部创造奇迹的《至尊者的手》之后，库科尔尼克不久又开始读他的新作：《朱利奥·莫斯蒂》《贾可博·萨纳扎尔》《斯科平-舒伊斯基》《罗克索兰人》，等等。库科尔尼克朗诵新作时，我们属于最初几批听众之列。先科夫斯基因《托夸托·塔索》一剧而把他尊崇为歌德。 对这种漫无节制的吹捧，连他的崇拜者中有些懂得分寸的人也觉得别扭。不过，我对诗人的热情并未冷下来，我觉得他的每一部新作都前进了一步。不仅在刊物上，而且在社会上库科尔尼克都是名噪一时。他逐渐成为一个权威，同布留洛夫和格林卡过从密切，而对那些比比皆是的崇拜者们已经相当冷淡，因为他们对他已没有什么用处了。 他每次朗诵新作都以晚宴和香槟酒告终。在这些晚宴上，诗人对自己的作品做了一些说明。我们从他口里了解到，《朱利奥·莫斯蒂》一剧台词中的“乖孩子 ”和“好宝宝 ”是他儿时心爱的字眼，他说，他决心把这些字眼用进剧本里，作为他个人的一段愉快的回忆。众所周知，库科尔尼克笔下的人物几乎一个个都娴于辞令、善于预言，他本人也喜欢在友人的聚会中对自己做出预言。 因此，有一天在谈论文学和普希金的地位时，他越谈兴致越高，说道： “普希金无疑是很有才华的诗人，他的诗非常和谐、非常动听，但很轻佻、很肤浅，他没有创作出任何重要的作品。假如上帝能假我以天年的话，我定会写出经久不衰、严肃郑重的作品来，说不定我还会改变文学的方向……”（我在转述我听到的诗人亲口说的话时，自然只能保证意思准确，而不能担保字句无误。） 可惜的是，在现实生活中预言并非总像在文学作品中那样容易实现。 库科尔尼克同布留洛夫和格林卡（后者在《为沙皇献身》 3 上演后已是名声大振）的接近和友好关系进一步抬高了他在他为数众多的崇拜者眼中的身价。 他们幻想通过这种友好关系看到绘画、音乐和诗歌的代表人物结成合乎理智的同盟，并且认为这种同盟能对我国社会的美学发展产生影响。库科尔尼克本人未必没有支持和散布这种思想。然而实质上，这种同盟没有一点重大意义。三种艺术的代表人物聚集在一起，只不过是为了愉快地消磨时间，自然啰，顺便也会扯到什么艺术的圣殿 ，以及泛泛谈论高尚和美 。这个同盟维持了一段时间，是因为这几位代表人物互相抬举，彼此的自尊心都得到了满足。同所有权威人物的境遇一样，在他们周围也集结了一小批谄媚的、逗笑的、跑腿的、讨食的、有点小才华的人物。这类人物中最突出的当推平庸的画家亚年科，这是个粗俗而又厚颜无耻之徒，只要供给他吃喝，他就甘愿为任何一位恩主的利益牺牲一切，甚至自己的妻子、女儿；另一位M*…… 4 ，也是个平庸的画家，生就一副奴颜媚骨相，老是装出畏畏缩缩的样子走进布留洛夫的画室，带着虚伪的诚惶诚恐的神情看看布留洛夫的新作，惊叹一声：“我不配，我不配！”他一边说一边蒙着眼睛跑出画室，仿佛被那幅画惊得头晕目眩似的……同他们一起的还有几位小文学天才，他们一部分人是出于虚荣心，想博得一个天才人物（这是他们的看法）的朋友这种美名，一部分是为了同他们一起娱乐一阵，吃喝一顿。 当时库科尔尼克和他的兄弟、诺沃西尔佐夫 5 的管家普拉东一起，在灯笼胡同普柳沙尔 6 家的楼房里租了相当宽敞的一套住宅。他在家里办起了星期三聚会 。普柳沙尔当时挥霍着从《百科词典》上得来的钱，他和库科尔尼克、先科夫斯基、布尔加林及格列奇关系都很密切。库科尔尼克同后面这些人过从也十分密切。 后来，参加这些聚会（这已经是四十年代初的事了）的人数有时达到八十人。 7 这里不仅有艺术的爱好者和文学的崇拜者、艺术家和文学家，而且有各种寻欢作乐的人，有文有武，有老有少——甚至还有赌徒、骗子和投机商。这样形形色色的一大帮人鱼龙混杂地聚集在一起，吵吵嚷嚷，从一个房间逛到另一个房间。主人则往来周旋于人群之中，时而停住脚步，对客人说上一两句客气话。至于艺术的圣殿 ，则没有一个人提。所有操笔墨生涯的人都先后参加过这种星期三聚会，只有少数属于普希金的朋友的贵族作家除外。这种聚会开始举行已是在普希金死后（应当指出，普希金对库科尔尼克的作品从来未置一词，尽管大家知道，他对任何天才的出现都是高兴的）。这些聚会上的重要角色之一是布尔加林，主人对他态度十分殷勤。我在这里头一次见到这位先生。库科尔尼克把我介绍给他，尽管我根本没有请他这样做。库科尔尼克同布尔加林的亲密关系使我和所有崇拜他的青年都感到不快—当时年轻一代的作者和读者无一例外地都鄙视布尔加林。谁在《北方蜜蜂》 8 上发表文章或同它的编者往来密切，谁就会在青年们心目中损害自己的名誉。在年老和行将年老的一代人中，布尔加林仍然享有很大的声望。库科尔尼克看来更倾向于日渐衰老的一代，并和布尔加林这样的人握手言欢，可以肯定地说，他这样做对他的文学声誉是不合算的。然而他在朋友们的午宴和咖啡馆里的晚宴席上热烈鼓吹的艺术的圣殿 ，此时对他来说似乎已退居第二位。看来他已经开始把心思用在另一些打算上，这些打算更重要、更实际，但对诗歌却有害无益。 当库科尔尼克把我领到布尔加林面前时，布尔加林抓住我的手，他的话说得很快，几乎每个字都要结巴一阵，而且口沫四溅： “幸会呀，老弟，幸会！我尚未结识您的时候，读了您的小说就由衷地爱上了您……您写作时用的是纯正的俄语，出色的文笔，非常出色。您会爱上我的，别听我的仇人的话……我这人总是有话当面实说，不讲客气，因此招惹了许多仇敌……我敬重您的叔叔，我和他是老相识了……他是个品德高尚的人，非常高尚。” 他对我说这番话时，我正在抽雪茄烟，于是我把烟对准他的口直喷过去。 布尔加林呛了一下。 9 从此以后，每当他在《北方蜜蜂》上谈到我的小说时，总要风马牛不相及地提到雪茄烟，而且说得很肯定，仿佛我所描绘的人物一定是抽烟的，而且这些烟用得很不是地方；他说，喜欢抽烟自然不妨，但在文学作品中却不宜没完没了地写它，叫人腻烦。除了我和布尔加林以外，当然谁也不明白这些话是什么意思。 我的一篇小说发表（这也是四十年代初的事，我在这里只是顺便提及）以后，《北方蜜蜂》发表评论说，尽管它未能有幸认识我，也没有听说我是属于哪个社会阶层的人，但据我对小官吏的小圏子描写得不坏这一点看来，我想必是属于这个小圏子。 《蜜蜂》最后指出，我对于为了供年轻人愉快地消磨时光而收养年轻姑娘的那一类老太婆 了如指掌，而且对这一类庭院 10 描写得那样真实可信，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说，我大概就出生和受教育于一个这样的庭院。 这种可爱的放肆态度在被布尔加林视为仇敌的许多文学家中引起一片哗然，过了两天，当我来到奥陀耶夫斯基公爵 11 家时，奥陀耶夫斯基、索洛古勃伯爵 12 和巴舒茨基 13 一见面就对我说，我一定要控告布尔加林，说这种无礼的态度和卑鄙的行为必须受到制裁，今天他侮辱了我，明天就可能欺到他们哪个人头上，等等。 然而我并没有下决心控告他，但索洛古勃伯爵在会见书刊审查委员会主席敦杜科夫-科尔萨科夫公爵时，把《北方蜜蜂》对我的这种放肆行为告诉了他。 敦杜科夫公爵在委员会里查问是哪个审查官签发刊载那篇文章的那一期《北方蜜蜂》，原来这是他的亲弟弟彼·亚·科尔萨科夫 14 干的。科尔萨科夫在他哥哥面前推脱说，他未能理解这种暗示。敦杜科夫公爵把他申斥了一番，并下令对《北方蜜蜂》的审查要更加严格。 布尔加林得知此事后给敦杜科夫公爵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解释说，有关我的那篇文章不是他写的，他根本不知道有我这么个人；他说，对比我更大的人物有时也会有人说长道短，不值得大惊小怪，难道因为我跟某个办公厅主任 15 姓氏相同，对我就完全不能置评吗？他说，他，布尔加林一向与人为善，政府对他的看法是极好的，他小的时候可以说是生活在天蓝色的勋章绶带环绕的环境里 ，达官贵人们爱抚他，而斯维斯图诺夫 16 则总是吻他；他说，他对人总是实话实说，不讲客气，因此才遭到形形色色的文学家的憎恨，这些人不知怎么都把自己看成贵族；他说，索洛古勃号称伯爵，可是波兰却根本不曾有过什么伯爵 17 ；维亚泽姆斯基公爵 18 是在给三等商人波列沃伊当雇佣；奥陀耶夫斯基公爵只要能得几个钱，便不惜写文章攻击任何人……最后，他以受压者的身份请求敦杜科夫公爵予以保护，并称公爵的弟弟科尔萨科夫为高尚的审查官和贵族 。 这封信的抄件保存在克拉耶夫斯基 19 先生手上，当时他对任何越出文学轨道 的狂放行为都义愤填膺。 这件事情过了几个月以后，有一天我上弗·伊·巴纳耶夫那儿去。 “你和布尔加林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啦？”他问我。 我早已忘了《北方蜜蜂》对我无礼那件事。 “没什么，”我答道，“我和布尔加林毫无联系和交往。怎么啦？” “五天以前我在米柳金 20 的店里碰见了他，他缠住我不放。‘阁下，’他说，‘您生我的气了……可我并没有过错……’‘我干吗要生您的气呢？’‘《北方蜜蜂》上有篇文章，’他说，‘侮辱了您的侄子，但是，我以上帝的名义对您发誓，我并不知道这件事。我是爱您侄子的，阁下，尽管他和我的仇人们结成一伙。我委托一位撰稿人写篇文章谈谈他，我以为他同他关系很好，没想到他们不合——是这位撰稿人把我拖进这件事的，闹得很不愉快。请您原谅我，看在上帝的分上，我没有过错，没有过错呀，阁下！’他一边说一边老是碰我的肩膀，亲我的脸，再三表白他爱我，也爱你。我简直被弄得莫名其妙。” 我跟叔叔讲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并向他转述了布尔加林给敦杜科夫的信的内容。 叔叔揺了摇头。 “咳，”他以他惯常的那种温和态度反驳我说，“难道布尔加林是这么坏的人！……我过去可不这么看……我不知怎么总愿意把别人想得好一些。” 这件趣事的尾声发生在五年以后。 那时我住在帕尔戈洛沃的别墅里，梅热维奇 21 也住在那里，他已离开克拉耶夫斯基先生投奔布尔加林，后任《警察报》 22 编辑。 我认识梅热维奇是在他从莫斯科来到彼得堡，并成为《祖国纪事》 23 的撰稿人（这件事我在后文详细叙述）的时候。转到《蜜蜂》以后，梅热维奇感到很难为情，长期瞒着我们。其时我写了一篇小文章《彼得堡的小品文作家》，其中的那位小品文作家也是偷偷从一家刊物投奔另一家刊物。梅热维奇认为这篇小文章就是针对他写的。 24 有一天我在通往花园的路上碰到梅热维奇，便和他并肩而行。这是一个温暖而宁静的黄昏，我和他越谈兴致越高，大自然的静谧和我的亲切态度感染了梅热维奇。 他突然深受感动地停住脚步，说道： “我很对不住您，您知道吗？” “怎么啦？”我问道。 “《北方蜜蜂》上对您含沙射影的那篇讨厌的文章是我写的，您那篇《彼得堡的小品文作家》当时使我觉得深受凌辱，请您原谅。” “得啦，亲爱的瓦西里·斯捷潘诺维奇，这件事儿我早就忘了。”我回答道。 梅热维奇感动地握了握我的手，两眼甚至涌出了泪水…… 但我们还是回过头来谈库科尔尼克家的聚会。 那一大帮客人通常将近一点钟才走——有时亚年科或诗人身边某个跑腿的小文人会想方设法撵客人们早点走。打扫房间以后就摆上餐桌准备晩宴，留下的一二十个最亲密的朋友便一直待到天亮。参加这种宴会的人无拘无束，尽情谈笑，或者谈论艺术的圣殿 ，或者听主人发表鼓舞人心的预言式的演说。 有一次聚会上，库科尔尼克在约十一点钟的时候走到我的跟前，意味深长地使了个眼色，微笑着低声说道： “你别走。这帮废物各自回家以后，会留下一些出类拔萃之辈。说句实话，等到这些家伙走光了，我的晚会才正式开始……” 库科尔尼克摆头指了指那一群客人。 “到现在为止都不过是序曲 ，”他补充说，“真正的戏 待会儿才开始。” 应当说明的是，这是在《罗克索兰人》和《斯科平-舒伊斯基》已经上演并获得巨大成功以后的事。我们对喝彩和鼓掌的热心并没有减退，跟我们一伙的还有各个团队的许多军官，他们是诗人的新交，喝彩时嗓子比我们还要响亮。 尽管我依旧相信库科尔尼克的巨大才能，但已经因他和布尔加林、普柳沙尔之辈的联系而感到不安了，因为我对这些人不可能抱有好感。他追求名誉，不择手段，巴结权贵，还要在朋友中间颂扬这些人，没完没了地举行酒宴，一再重弹那些高调，等等——所有这一切都使我失望。我对诗人的志向开始产生怀疑了，有时我已经把他看成一个凡人，甚至有时也敢于指出他那些可笑的品性。 在他赏给我只有少数人能得到的那种面子——留我参加晚宴的时候，我的心境就是这样。 然而当时我还是感到很高兴。 这次参加库科尔尼克晚宴的约有十五个人：普列奥布拉任斯克团 25 的几个军官、米·伊·格林卡、亚年科、翻译歌德作品并在当时出版《艺术报》 26 的斯特鲁戈夫希科夫 27 ，还有卡缅斯基 28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年轻人，他从高加索带来一些模仿 29 马尔林斯基的小说，衣服钮孔上有一枚士兵的乔治十字勋章。这位高加索英雄在彼得堡取得了两项胜利：一项是征服了出版《文学副刊》的克拉耶夫斯基先生，他为他的才华所惊倒，第一篇小说就付给他五百卢布（纸币）；另一项是赢得了费·彼·托尔斯泰 30 的女儿。 出席这次晚宴的其他人我就不记得了。宴席上引人注目的与其说是食物，不如说是饮料。餐厅里一边墙上挂着诗人库科尔尼克的画像，另一边是他的兄弟普拉东的画像，都是布留洛夫的手笔，相框极为精美。席上的酒源源流淌，库科尔尼克在喝香槟酒时站起身来，特意面向几个军官，举起高脚酒杯伸向他弟弟的画像，扬扬得意地说道： “普列奥布拉任斯克团的弟兄们！为缺席的普拉东的健康，干杯！” 为诺沃西尔采夫庄园管家的健康干杯的这杯酒在一片兴高采烈的欢呼声中一饮而尽。 我坐在米·伊·格林卡身旁。 格林卡在晚宴前情绪很不好，他不愿讲话，很少开口，高傲地仰着头，一只手背在坎肩背后，在人群中傲慢地踱来踱去，见了所有熟人都气冲冲 的样子，这种情绪在他身上是很常见的。但到晚宴时他的情绪渐渐好转：他对我谈到他的作曲计划，谈到他当时正在创作的《鲁斯兰》 31 ，谈到俄国的前途（这是他爱谈的话题之一）和俄国人民。格林卡认为他熟悉人民，并善于同他们交谈。一谈到这些问题，他通常显得十分兴奋：两眼炯炯发光，紧紧捏住对方的手，不断重复说：“难道不是这样吗？……”这一次他把我的手捏出了紫痕。 格林卡是个热情的、易动感情的人，是个真正的诗人，因此每逢这种时刻他总能激起别人对他很大的好感，他那些超凡脱俗的想法和议论使许多人听得入迷，因为他的热情没有丝毫矫饰的成分……不过坐的时候该离他远一点罢了。 但当有人稍稍触犯他的自尊心，或者只是他有这种感觉时，他就变得傲气十足，绷着脸，昂着头，做出一副同他那矮小的身形毫不相称的傲慢而又可笑的姿态。 斯捷潘诺夫 32 ——现任《火花》杂志编辑——巧妙地抓住了格林卡、布留洛夫和库科尔尼克的一些可笑的特点，用非常尖刻、一针见血而又妙趣横生的漫画表现了他们整个的生活面貌。这本画册现在属于格·亚·库舍列夫-别兹博罗德科伯爵 33 。 这一次库科尔尼克的晚宴席上没有谈及艺术的圣殿 ，他只告诉我们他正在研究彼得大帝时代，准备写一系列反映这个时代的小说，并顺便给我们讲了那一时代的几件逸事。 晚宴结束后大家都住了口，因为格林卡灵感勃发，坐到钢琴边开始即兴演奏。库科尔尼克站在钢琴边上，不时发出一声感叹：“妙极了！”他转身向着几位军官，把食指贴在嘴唇上，小声说道：“听着，听着，普列奥布拉任斯克团的弟兄们！” 最后格林卡唱了他谱写的一支抒情曲： 血里燃烧着希望之火—— 34 他的嗓音热情而急促，两眼粗野地扫视着听众。 随后他用手摸了摸前额和头发（这是他内心激动时惯常的动作），从椅子上站起身来，昂着头用高傲的眼神瞥了所有人一眼，（哪一个认识格林卡的人不记得这种眼神呢？），在房间里踱了一圈，把他杯子里的酒一饮而尽，微笑着走到我的跟前，捏了捏我的手，说道：“假如咱们的伊万·阿基梅奇 35 能够复活并来到这里，他会怎么说呢？” 米哈伊洛·伊万内奇 36 眨起眼睛，开始扯弄衣服：“‘格林卡……新俄尔甫斯 37 ，继续用和谐的乐声娱悦人们的听觉吧……生命是短暂的……你是个聪明人，尽情享受生活吧……好心的主人美酒常备：桌上放一瓶——桌下还有两瓶……谁该明白这一点，就让他心里有数吧……’”格林卡笑了起来。“真的，他会这样说吧？”——他又补了一句。 我们直至清晨五点才各自回家。…… 应当说明的是，库科尔尼克开始举办晚会时我已认识了许多文学家，我同他们进一步交好则是在库科尔尼克家的聚会上，在费·彼·托尔斯泰伯爵和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家的星期日聚会上，后者当时正着手出版《俄国荣军报文学副刊》，找了个简朴的住所，离库科尔尼克不远，就在僻静胡同和灯笼胡同拐角的四楼。 我同克拉耶夫斯基先生结识的情形将在后文讲到…… 我从国库司离职以后，休息了一年左右 38 ，最后，当时任国民教育司司长、同我的亲属熟识的普·亚·希林斯基-希赫马托夫公爵 39 安排我到他那个司里当一位科长的初级助手。 我初次去见希赫马托夫公爵时，他坐在他办公室的写字台边，身穿文官制服，佩着一颗星章。 “欢迎您。”他对我说，并从沙发椅上微微欠了欠身子，用手指着一张椅子。 希赫马托夫公爵话音低微缓慢，从容不迫。他的办公室里有一张写字台、几张靠椅和沙发椅，一面墙上挂着一个僧侣的画像。公爵那张丰满的、黄得像教堂蜡烛的脸上显出的完全是一种僧侣式的温和与谦恭。 “您愿意到司里来供职？您的申请在我手上，从下星期起您就可以上班了。您到二处去当股长，到斯瓦里克-斯瓦拉茨基先生那个科……” 我鞠了一躬。 “我听说，您在从事文学活动？”公爵沉默了一会儿，问我道。 “写得很少。”我窘住了，答道。 “这是件值得称赞的事嘛，”公爵不以为然地说，“我年轻的时候也很爱文学，也写过诗。您也许知道吧？” “哪能不知道呢，公爵。”我回答道，不过说句实话，我并未读过公爵的诗。 接下来是一阵沉默。 公爵从沙发椅上欠起身子，我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那么，下星期请您到司里来吧。再见。” 我办起公务来一点也不顺手，或者不如说，我怎么也无法顺应它。我没有丝毫功名心，当低级宫廷侍从已经不能引起我的兴趣，然而，只要我亲属的熟人中有哪个子侄晋升为低级宫廷侍从，家里的人便用责备的口气对我说： “某某升了低级宫廷侍从了，他的父母该有多高兴呀，瞧这年轻人多了不起，多让父母称心，上司对他多器重呀！这样的儿子才是好样儿的！” 说完这些话，接下去往往是一声长叹…… 我到司里去上班相当准时，一直坐到规定的时间才下班，但仍然一事无成。我的科长斯瓦里克-斯瓦拉茨基先生为人心肠极好，对我十分宽容，因为我是希赫马托夫公爵安排到司里来的。再说斯瓦里克先生又有一位极出色的第一副科长，就是基斯洛夫斯基先生，现任教育部办公厅主任。 我偶尔在节日期间拜访一下希林斯基公爵和公爵夫人，有一天我登门造访时，公爵夫人邀请我去参加跳舞晚会。当时公爵也在场，他没有作声，但他听到“跳舞晚会”几个字时，眉头明显地皱了起来。公爵夫人也和公爵一样，笃信宗教，而且十分虔诚，但她认为她已经成年的几个女儿有时也需要娱乐一番。 晚会上的男伴大部分是司里的官员，听命于庶务官，他下令两点钟以前任何人不得离开。跳舞的大厅里点了几盏灯，发出红黄色的光芒。大厅的四壁也挂满了僧侣画像，仿佛板起面孔，惊讶地望着这种令他们感到愤慨的上流社会的娱乐。公爵本人则踱来踱去，看来是被钢琴的叮咚声和这种声音伴奏下的蹦蹦跳跳搅得心神不安。官员们心里都觉得十分别扭：为了讨好公爵夫人应该跳舞，可是公爵又不时冷眼瞧一瞧自己的下属，即那些男舞伴。晚会办得不成功，后来再也没有举办。不过，我的科长斯瓦里克-斯瓦拉茨基先生第二天却对我说，公爵家的晚会令人感到非常愉快。 可怜的斯瓦拉茨基！一提到他，我就忍不住要讲一讲他生命最后时刻的情景。他获得了安娜勋章，随后请了假，打算回家乡去炫耀一番，没想到他感冒了，病倒在床上。给他看病的司里的医生斯帕斯基 40 从受了伤、生命垂危的普希金那里来到他家里，斯瓦拉茨基病得很重，他从病榻上欠起身子，抓住医生的手，忧郁地朝放在床头小桌上的安娜勋章望了一眼，说道： “请告诉我，有没有什么希望呀，医生？我能好吗？” “毫无希望，”斯帕斯基答道，“有什么办法呢？我们都是要死的，老兄。连普希金也快要死了嘛……您听见了吗，普希金也要死了？！这么一想，你我也就死而无憾了。” 斯瓦拉茨基呻吟了一声，把头垂到枕头上。他和普希金死在同一天，而且几乎死在同一个小时 41 。 斯帕斯基在他死后说道： “你瞧，真是个幸运儿！和普希金这样的人同时死去。这可不是每个人都办得到的。” 斯瓦拉茨基曾不止一次请我到《教育杂志》 42 编辑部去查询一些事情。编辑部的房间和国民教育司由同一个楼梯上去。 我在那里常常碰见一位官员，个子不高，眼神非常严肃而又意味深长，一头浓密的黑发像当时流行的那样，按农民的样子 43 梳理得很仔细，一对深灰色的大眼睛现出严峻而又生硬的神情。 “这是谁呀？”有一次我问其中的一位官员。 “这是副主编，”那位官员答道，“莫斯科大学学士克拉耶夫斯基，是个极有学问的人。” 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当时已经打算从沃耶伊科夫手上接过《文学副刊》，他需要撰稿人；他知道我在写小说，因此我同他很容易就接近起来，而且关系相当亲密。还有一个情况促进了我们关系的发展，就是当时我和他几乎每天都要拜访同一户人家 44 ，彼此都已十分熟悉了。 司里传说克拉耶夫斯基学识渊博，看来是根据他编写的有关博唐神父 45 的哲学的文章，这是乌瓦罗夫伯爵 46 指定他写的，发表在当时的《教育部杂志》上。 克拉耶夫斯基先生来彼得堡时带来了《鲍里斯·戈都诺夫》这篇文章，他首先结识了格列奇，大概因此这篇文章才发表在《祖国之子》上。 47 格列奇开始时对克拉耶夫斯基先生的反应十分热情，不久以后，不知什么原因，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和格列奇断绝了往来，又结识了（好像是通过彼·亚·普列特尼奥夫 48 ）弗·费·奥陀耶夫斯基公爵，后者以他特有的那种温和态度对他表示热烈欢迎…… 通过克拉耶夫斯基先生，我后来作为莎士比亚的《奥赛罗》的译者也认识了奥陀耶夫斯基公爵。 顺便谈一谈这篇翻译。 同所有的年轻人一样，我也是戏剧的热烈爱好者，我觉得后台的天地是充满幻想、极为引人而又可望不可企及的天地。我当时十分胆怯，根本就不敢奢望同卡拉蒂庚 49 或勃良斯基结识，他们的舞台演出使我得到了难以形容的精神享受。我没有放过一次观看《强盗》《堂卡洛斯》《阴谋与爱情》 50 及格里尔帕泽 51 等德语作家写的各种剧本在当时演出的机会。卡拉蒂庚和勃良斯基（尤其是前者）的天才使我惊叹不已。 这时我开始读莎士比亚的作品，还在寄宿学校读书时我就读过弗龙琴科 52 翻译的《哈姆雷特》，可是我当时不喜欢这个剧本，毕业两年后我又重新拿起这个剧本，强迫自己读了几遍以后，被这部作品深刻的严肃性所震惊。受到它的强烈吸引，我转而继续阅读莎士比亚的其他作品。我不懂英语，是通过法文译本了解莎士比亚的作品的。 《奥赛罗》给我的强烈印象有如当初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接连几个星期，盘踞我的脑海的只有一个奥赛罗。我想象着卡拉蒂庚演奥赛罗、勃良斯基演伊阿古会是怎样的形象。我希望在俄国舞台上看到这出戏，这种愿望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使我坐立不安。 最后我下决心把它翻译出来，我请我的亲戚和朋友马·阿·加马佐夫 53 给我当助手，他的英语水平相当高。 我每天早上和晚上埋头翻译，很快就把它译完了。加马佐夫给了我许多帮助，后来又根据英文本把译文校订了一遍。 我精心抄好译文，又让人装帧一番，决定拿去给勃良斯基，看他是否愿意用于他的庆祝演出，因为我听许多人说过，勃良斯基真正理解和热爱莎士比亚。在此之前他好像已经在庆祝演出时演过《理查三世》，那是他的朋友狄德洛 54 为他翻译的 55 。 我惴惴不安地上勃良斯基家里去了，勃良斯基读了我的译文，感到十分满意。我没有隐瞒，告诉他我是从法文转译的。 “可是我们在海报上要写的是——译自英文 ；这很必要，否则人家还会以为这是迪西斯 56 的改编本哩……” 我窘住了。 “哪能这样呢，”我反驳说，“这多叫人难为情，这不是欺骗吗？” “可是我请求您，这是为了我，这对我很重要。您别担心，”勃良斯基补充说着，掩上他那件直接罩在衬衣外面的长衫（这是他居家时日常的服装），“这一点谁也不会注意。不管您怎么想，我出海报时可要写‘译自英文’。” 我没有再表示异议。 几天以后他对我说，他把我的译文读给沙霍夫斯科伊公爵 57 听…… “他是我的老朋友和老师，”勃良斯基说，“是我们戏剧事业的行家。他夸奖了您的译文，并希望和您认识。我已经讲好了要把您请到他那儿去。” 我和勃良斯基在沙霍夫斯科伊指定的日期上他那儿去了。 沙霍夫斯科伊当时住在枫丹卡河岸边，离卡林卡桥不远。 我发现他虽已上了年纪，却仍然十分活跃。他爱把“斯”音念成“诗”音，说起话来没完没了，给我的印象：他是个非常温和的人。沙霍夫斯科伊的剧目此时已经开始被人遗忘，他写的剧本只是间或出现在舞台上，看来作者对此感到非常气愤。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他的时代已经过去，因而把这种状况归咎于剧院管理处针对他搞的阴谋。他非常激愤，指责管理处不学无术，同时心驰神往地回忆他管理剧院的那些年月，一再引述勃良斯基说过的话，并且一再重复道：“对吧，老弟，是这样吧？” 沙霍夫斯科伊称赞了我的译文，但他又指出，我的语言还不完全口语化，还能看到一些长复合句，用在舞台上会叫人受不了，不过他又说，这一切都很容易修改。随后谈话转到卡拉蒂庚身上，沙霍夫斯科伊承认他有才华，说他落到了蠢人手中，他的导师毁了他，他们灌输给他的是一种虚假的戏剧艺术观。应当为勃良斯基说句公正话，当谈话内容对卡拉蒂庚不利时，他总是默不作声；相反，勃良斯基的妻子 58 则认为应当把卡拉蒂庚看作自己丈夫的竞争对手，也就是自己不可调和的敌人，因此她不遗余力地到处说他的坏话，一再挑起两位男演员之间的不和。 我们在沙霍夫斯科伊家里坐到十二点左右，这天晚上他家里再没有别的外人。斟茶的是叶若娃 59 （她好像死于此事的前一年）给他生的女儿，她已不很年轻，但十分娇媚，当时有一个贵族士官正在拼命追求她。 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同沙霍夫斯科伊见面。 《奥赛罗》的布置和道具引起我极大的兴趣，一进入后台，我简直高兴极了。 对勃良斯基来说，这次庆祝演出非常重要，因为苔丝狄蒙娜一角由他的女儿 60 初次登台演出。按排练的情况我根本无法判断这出戏能不能演好：初次登台的女演员极为羞怯；几个名角，特别是卡拉蒂庚，念起台词漫不经心，声音仿佛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排练不断被局外人的谈话、非演职人员的出现和男女演员之间的插科打诨所打断，这种插科打诨也许富于机智，但却相当粗俗。 初次排练时我默不作声、畏畏缩缩地坐着，像是一个落进陌生世界的人，这个世界远看起来显得极为引人。我记得只有一件事使我感到不安：卡拉蒂庚在第三幕中把“血，伊阿古，血！”念成“血，伊阿古，我渴着 血！”“我渴着”这几个字我听起来觉得别扭而又多余……不过我又宽慰自己，心想这是他一时疏忽，但到总排时他却把“我渴着”这几个字念得更加庄重、更富于表情。 排练结束后我决定告诉他，原文和我的译文里奥赛罗说的只是“血，伊阿古，血！”，照我看来，这样说更简洁有力。卡拉蒂庚微笑着，装腔作势地望了我一眼。 “不，”他说，“我觉得怎么说更好，就让我怎么说吧。‘血，伊阿古，血！’——这句话太短了，要使它有力，就必须加上‘我渴着’这几个字。” 说完他就不再理睬我了。 毫无办法——只好服从演员，但是（现在回想起这件事我觉得好笑）这个“我渴着”还是令我感到极为不安。 应当指出，童年时代卡拉蒂庚就认识我。我常常在K* 61 家里碰见他，我的亲属同这一家人关系很亲近。译完《奥赛罗》以后，还在我认识勃良斯基之前，我就邀请卡拉蒂庚、弗·伊·巴纳耶夫和克列切托夫到我那儿去参加晚间聚会，并给他们读了我的译文。 卡拉蒂庚说，尽管莎士比亚是个伟大的天才，但要演他的戏，不做重大改动是不行的；他还说，对《奥赛罗》要大力进行修改和删节。我的叔父完全同意这个意见。这使我十分恼火，于是我才决定去找勃良斯基。 克列切托夫听了《奥赛罗》以后欣喜若狂，看来他是通过我的译文才初次接触到真正的莎士比亚的奥赛罗的。在此之前他了解《奥赛罗》是根据迪西斯的改编本，尽管他一再肯定他对莎士比亚的全部作品都做了深刻研究，而且一提到莎士比亚，总要称他为深知人心的伟人 ；他在莎士比亚的名字前面也冠以代词“我的”，有时干脆称他为威廉 62 。 我的叔父和卡拉蒂庚走后，克列切托夫摇了摇头，对我说： “这些先生，我告诉您吧，简直什么都不懂，一点也不假！……您用得着请他们来么！唔，对了，比方说您的叔叔……他上哪儿去领会这种深度，这样一种力量、威力，这样一种无限性，这样一种完美……” 克列切托夫边说边挥动双手。 “他是按照那位像糖一样过分甜蜜的格斯纳 63 的格调调教出来的……还有这位卡拉蒂庚！还算什么伟大的演员！好极了，妙不可言！” 只要谈话一涉及戏剧方面，克列切托夫一定会兴冲冲地回忆起卡捷琳娜·谢苗诺娃 64 ，讲述自己同她的交往，用最为迷人的色调来描绘她，并且暗示说，她对他可不是无动于衷，曾经用她那纤纤小脚挑逗过他。末了他深深地叹着气，狠狠扯断自己的一根头发，把它扔到地上，说道： “唉，老弟—— 这事发生在很久以前， 远古以来就代代相传。 65 ” 克列切托夫喜欢谈他的鳏居生活和他征服女性的事迹。他每个星期必来我这里一次，每次都要讲一段他青年时期的艳史，讲到末了便叹一口气，重复一句老话： 可是现在我再也不干那一套！ 66 应当说明的是，在我毕业前一年他与一位年轻姑娘戈罗霍娃结了婚。他总是用最富于诗意的色彩描述她，说她不论在仪态还是精神上都完全符合他的理想 ，只有一件事使他不安，就是她很会生孩子，每年都要生一个。他通常称她为荒唐的宝贝儿 ，有时一讲起自己的家庭生活，便温情脉脉到了感伤的程度。 “您在哪儿度过除夕之夜的？”有一次他问我道。 “老规矩，在奥陀耶夫斯基家里。”我答道。 “可我却待在家里，过得平静安宁：买了一瓶上好的甜葡萄酒，拎回一篮蛋白酥甜点心 ……我和我那荒唐的宝贝儿 便美美地吃了一顿，两人把那瓶酒也喝光了。” 克列切托夫教课有七千卢布纸币的收入，不愁吃不愁穿。 他有时请我吃饭，喝一种名为普罗塔索夫 的汤和一瓶他很爱喝的陈年马德拉葡萄酒。有一次他介绍我认识了他的夫人，由于他一再要求，她在午宴后为我唱了一支《夜莺》 67 。 克列切托夫对她的歌喉极为赞赏，经常对我说： “老弟，我可不需要上你们的意大利歌剧院去……我有自己的家庭歌剧院。” 克列切托夫对他自己的评价有许多地方不恰当，最不恰当的是：他坚信自己是个上流社会的人。他最爱讲这样一件事（克列切托夫曾不厌其烦地讲了又讲）：叶·米·希特罗沃 68 （克列切托夫给她的一个亲戚讲过课）有一次把他介绍给菲克蒙特伯爵夫人 69 （奥地利公使的妻子），而她又对他讲了数不清的上流社会荒诞不经的逸闻趣事…… 和克列切托夫交往已成为我的一种习惯，一种需要。我常常把我所有的新作读给他听，他为我看校样（应当说句公正话：他是个第一流的校对），总之，他积极参加了我的文学活动。他把校样还给我时，常对我说： “看来我不久也该看看自己的校样了，该从故纸堆里挖掘一点像样的东西出来了！” 然而岁月不断流逝，克列切托夫的故纸堆里却始终没有什么东西问世。不过有一次，我在他的写字台上见到一张纸，上面写着一段独白的开头： “她是女人！她是我的妻子！她正在沉睡！” 还有一次克列切托夫给我读了一篇幽默小品 （这是他的说法）的开头部分，其中的角色是一只在炉子里织网的蜘蛛——我不记得这暗示的是哪一位作家…… 《奥赛罗》上演之前，克列切托夫几乎和我一样激动…… 勃良斯基举行庆祝演出的那一天 70 ，我感到精神恍惚，当我来到剧院时，我几乎惊呆了。 令我伤心的是剧院没有坐满，尽管已分送了不少赠券。 我急不可耐地等着幕布升起。 幕布升起了……又乱又脏的布景，破旧的服装，暴露了许多演员，尤其是演威尼斯公爵的演员无知的某种古怪腔调，初登舞台的女主角的羞涩和胆怯——这一切几乎都使我感到绝望。但是，卡拉蒂庚引人注目地出场了，他那优美的姿势、闪闪发光的服装、一对和他的黑脸庞极为相称的白色的大耳环，以及他出场时观众极为狂热的鼓掌又使我振奋起来。 戏演得还算过得去。卡拉蒂庚念到“我渴着”这几个字时，两眼灼灼闪光，做了一个威胁的手势，台下顿时掌声雷鸣。演出结束后，朋友们自然都要求我出场，其中有举行庆祝演出的演员的朋友，也有我的友人，包括克列切托夫在内，他拼命地欢呼和鼓掌。 《奥赛罗》演了好几场。第三次演出时我去看排练，在剧院大门口碰到了小格里戈里耶夫 71 ，他演小市民和小商人是十分成功的。小格里戈里耶夫老是喝得半醉不醒，不过这对他所演的角色倒十分合适。 他一见了我就止住脚步，张皇失措地说： “对不起，您可要原谅我，这事儿我没有错，我是奉命干的——有什么办法呀！” “什么事呀？”我惊讶地问道，“您有什么对不起我的呀？” “他们今天非要我在《奥赛罗》里演威尼斯公爵呀。违抗上司是不行的，这您也知道。” “得了，您也太客气啦！”我握握他的手回答道。 《奥赛罗》我印了单行本。因为海报上公布的是“译自英文”，所以单行本的书名页上也是这么写的。由于我已说了假话，我又犯了一个毛病：我甚至用加马佐夫为我做的注释和评注进一步肯定了这个假话，把这些注释和评注置于我的译本的卷首。为此我遭到了惩罚：我的假话不久便被弗龙琴科先生揭穿。他是热爱和深刻理解莎士比亚的，多亏了他，俄国文学才有了优秀的《哈姆雷特》和《麦克白》译本。 当我的《奥赛罗》译本在舞台上上演时，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已经当上了《俄国荣军报文学副刊》的编辑，该刊一开始就发表了他的文章：《对俄国的一些见解》。这篇文章讲出了年轻编辑系统发表的观点 72 ，这就是：俄国同西欧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它发展前进的道路和西方不同，因此它不属于人类共同发展的范围，而是仿佛组成了世界的第六 部分…… 不过，除了“世界的第六部分”以外，这篇文章没有任何新奇之处。这篇《对俄国的一些见解》仅仅表明，克拉耶夫斯基是在当时莫斯科斯拉夫派的影响下来到彼得堡的。就我记忆所及，这篇文章给同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建立了友谊的许多文学家留下了强烈的印象——文坛老将亚·费·沃耶伊科夫和当时许多有名的文学家，诸如罗津男爵 73 、卡尔戈夫 74 、雅库博维奇、在宪兵总部供职的弗拉季斯拉夫列夫 75 等对这篇文章都大加赞扬。克拉耶夫斯基先生的发现迎合了他们的爱国情绪，他们欢迎他，认为他是个非常杰出的思想家。连并不喜欢克拉耶夫斯基先生的库科尔尼克对于《对俄国的一些见解》也惠予青睐，他说：“这篇小文章写得不坏，许多看法颇有道理。”彼·亚·普列特尼奥夫和弗·费·奥陀耶夫斯基公爵称赞了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在办刊物方面迈出的最初几步。可以推测，奥陀耶夫斯基公爵在这一时期对他影响很大，因为克拉耶夫斯基先生购置了一些新式的、带有小柜的桌子，式样与奥陀耶夫斯基公爵的一模一样，并采用他的服装式样为自己做了一套在书房里做学问时穿的服装。 1 用呼声或掌声要求演员或作者出场见面。 2 《莫斯科电讯》由尼·阿·波列沃伊主编，是自由资产阶级思想的喉舌，曾发表普希金、茹科夫斯基等人的作品，一八三四年由尼古拉一世下令查禁。 3 《为沙皇献身》，一八三九年改词更名为《伊万·苏萨宁》，是格林卡的代表作，俄国第一部民族歌剧。按：库科尔尼克于一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