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群魔 [book_author]陀思妥耶夫斯基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555024 [book_dec]《群魔》是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长篇小说。该作品于1871—1872年首次在《俄罗斯通报》连载。《群魔》的故事取材于1869年莫斯科发生的涅恰耶夫案件。涅恰耶夫（1847—1882）是彼得堡大学的旁听生，曾积极参加1869年春彼得堡的学生运动。他跑到国外后，在日内瓦与巴枯宁接近，并学习了无政府主义的阴谋策略。1869年9月，涅恰耶夫携带建立反政府的秘密组织的计划到达莫斯科，还随身带着由巴枯宁署名的“世界革命同盟俄国分部”的委托书。他建立秘密小组，密谋成立了“人民惩治会” 。1869年11月21日，涅恰耶夫用恶意煽动、欺骗和恐吓手段，借口伊万诺夫有可能向当局告密，迫使“人民惩治会”的一群会员在莫斯科附近暗杀了他。作者用文学的形式叙述了这一事件。 [book_img]Z_10578.jpg [book_chapter]第一部 [book_title]译本序 人的灵魂的伟大审问者 彭甄 《群魔》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代表作品之一，最初发表于一八七一至一八七二年的《俄国导报》。在这部长篇小说中，作家一改以往的“人性与道德伦理”的主题，直接将“人性”与“社会”或“社会运动”联系起来，进而对俄国十九世纪下半叶的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作出独特的评判。因此，《群魔》这部小说因其带有强烈的论战色彩而被称为“政治小说”。 一八四九年四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彼特拉舍夫斯基小组”的其他成员一起被捕。作为主要案犯之一，作家因其散发传单和在集会上朗读别林斯基给果戈理的信，反对宗教、政府等罪名被判处死刑，后又改判为苦役和流放。近十年的流放生活，使得作家的身心遭受到严重摧残，在精神和肉体上留下了难以弥合的创伤。在流放期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发生了深刻变化。“我被控企图（仅限于此）反对政府；我罪有应得，长期沉重而痛苦的经验使我清醒并在许多方面改变了我的思想。可是我当时是盲从的，相信了理论和空想。”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作家重新审视和肯定了基督的理想。他在一八五四年的一封信中指出：基督是最完美的形象，如果真理与基督不能统一，他将选择基督而不惜抛弃真理。从宗教理想和东正教观念出发，陀思妥耶夫斯基面对农奴制改革以后迅猛发展的俄国资本主义，表现出深切的憎恶和恐惧。作家坚持认为，日益兴起的解放运动并不能使俄国摆脱资本主义奴役。因为，解放运动是非俄国所固有的、从西欧人为地搬来的东西，无神论和社会主义旨在“仅仅根据科学和理性的原则”来建立一个“没有上帝”的“理想社会”。这一主张同笃信宗教、天性温顺的俄罗斯民族是格格不入的。有鉴于此，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社会历史观：俄罗斯民族应该选择一条独特的历史发展道路。如果贵族阶层能够接受民众的道德标准和宗教观念，这两个对立的社会力量便能和睦相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便能迎刃而解，从而使俄国社会通过改造获得新生。 一八六九年莫斯科发生了“涅恰耶夫案件”。从一八七〇年年初开始，俄国及国外报刊大量刊载有关这一案件的详细经过。涅恰耶夫案遂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长篇小说《群魔》的契机。 涅恰耶夫是彼得堡大学的旁听生，曾积极参加一八六九年春季的学潮，后逃往国外，结识了巴枯宁，并逐步掌握了无政府主义的阴谋策略。一八六九年九月，涅恰耶夫随身携带由巴枯宁签署的“世界革命同盟俄国分部”的委托书回到莫斯科，计划建立反政府的秘密组织。在莫斯科，涅恰耶夫秘密建立了几个“五人小组”，并由它们组成“人民惩治会”。“五人小组”成员主要来自莫斯科彼得农学院。时隔不久，“人民惩治会”成员伊万诺夫拒绝服从涅恰耶夫，同时提出脱离这个秘密团体。一八六九年十一月，涅恰耶夫采取恶意诽谤、欺骗和恐吓等卑劣手段，胁迫“人民惩治会”成员在莫斯科近郊暗杀了伊万诺夫，其理由是后者可能向当局告密以出卖组织。警方发现了伊万诺夫的尸体，通过刑事侦察，搜捕了大部分秘密组织的成员，而涅恰耶夫则逃往国外。至此，“人民惩治会”彻底解体。 当时旅居德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涅恰耶夫案件”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以此为素材，构思完成了著名的长篇小说《群魔》。《群魔》的构思与创作反映了作家基于世界观的必然选择，同时也体现其对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的价值判断。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俄国的“社会主义者”脱离人民，不理解人民需要，与人民之间不存在任何共同语言；他们鼓吹唯物主义只是强调物质利益，摈弃了人的个性和道德。作家竭力否定“社会主义者”的无神论和暴力革命，认为这类观念和行为摈弃基督，企图“以剑和血来达到联合”，迫使人类相互残杀，趋于毁灭。值得注意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反对社会革命的同时，却热烈追求一个和谐美好的理想社会。作家认为，整个西欧社会到处弥漫着敌对情绪，已经不可能组成一个和谐整体。与之相比，俄罗斯民族还保持着善良的“本源”，所以在俄国存在建立理想社会的可能。这一“本源”，即笃信基督，崇尚爱与宽恕的宗教感情和顺从谦卑的精神。作家甚至认为，信仰东正教的俄罗斯民族是“人类美的理想”，基督精神必须依靠俄罗斯民族发扬光大，“世界将通过俄罗斯思想获得伟大的复苏”。 正是基于上述的社会历史观和基督教信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群魔》中揭示了第一个主题：反虚无主义。在这部长篇小说中，作家以涅恰耶夫为原型，塑造了彼得·韦尔霍文斯基这一形象，通过其领导秘密组织进行恐吓、讹诈、纵火、暗杀等恐怖活动及其本人道德沦丧、野心勃勃、挑拨离间、恬不知耻等个人品质，作家对社会解放运动从根本上予以否定和批判，主张俄国必须摆脱革命思想的影响，从基督教中寻找出路。必须指出，《群魔》一方面由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世界观的局限，显示出其反历史的特质；另一方面，它通过对“俄罗斯思想”的溯源，对自由主义的空想、上流社会和行政当局的腐败无能的批判，对俄国革命运动负面的揭露以及对一系列社会问题——诸如六七十年代革命运动与四十年代的关系、社会主义与无神论之间的关系、革命暴力的道德论等的思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作家现实主义创作的力度。 《群魔》的英译者戴维·马加沙克认为：“如果认真对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政治观点，那未免是荒唐的；但若由此忽略他那些才思横溢的篇章，忽略他令人惊叹的对人的洞察力，以及他对人的性格中那些对于人的思想行为有深刻影响的方面所作的毁灭性批判，那同样是荒唐的。”作为“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与在他的其他力作中所表现的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样对人性——人的灵魂及其外在表现进行严厉的审判。与其他小说中所揭示的“人性与道德伦理”关系不同的是，作家在《群魔》中更加突出了“人性与社会或社会发展”的必然联系，以及前者对后者毁灭性影响。作家同样基于其独特的社会历史观和基督教信仰展开了《群魔》的第二个主题：反社会、反人性和反宗教的个性对社会的挑战及其毁灭。须指出，作为思想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正是通过显示这部长篇小说深刻的哲理内涵，表现出他在“人的灵魂”探索和“社会理想”的探求等方面所进行的不懈努力。 长篇小说《群魔》的第二个主题直接来自于作家对主人公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斯塔夫罗金及其他主要人物的精神成长的追溯和思想构成的剖析，作家通过系列“对话”场面，逐步建构一部多声部的叙事篇章。 《群魔》的创作以及主人公形象的选取，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八七〇年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我写过的书中，唯独这一部特别令我感到棘手……可是后来我却被真正的热情攫住了，突然喜欢上了这部作品……今年夏天又发生了一次转折：出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新人物，大有要当真正主角之势；原先的主角（一个极其有趣的角色，但还称不上是主角）反倒退到背景里去了。在这位新主角的鼓舞下，我已经动笔把全书从头到尾重写了一遍……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只是在表面上重要，这篇小说真正写的并不是他；不过在他身上发生的事情，跟全书主要情节关系太密切，所以我不得不拿他作全书的主线。”至此，作家重新确立主人公，肯定了斯塔夫罗金的主导地位，借以揭示其独特的人格精神的成长过程及其反社会、反人性、反宗教的实质，以及这一人格精神之于社会或社会运动的毁灭性，展现主人公基于自我意志选择的必然毁灭的逻辑。与此同时，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形象则是作为斯塔夫罗金性格渊源的诠释出现的，而沙托夫、基里洛夫和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则作为特定时期斯塔夫罗金的思想轨迹，发挥了主人公人格精神的“补白”作用。从这一意义上说，以斯塔夫罗金为轴心的，由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沙托夫、基里洛夫和彼得·斯捷潘诺维奇一系列形象组成的形象群则是《群魔》真正意义上的主人公形象。 表面看来，斯塔夫罗金是一个最为阴险、最为神秘的人物。他内心空虚、矛盾，没有任何道德原则，同时他脱离民众和民族精神，蔑视人类和社会，冷酷而富于理性。他在内在精神上充斥着两种互相对立的理念，却不认同任何一种。“我依然像素来那样：可以希望做好事，并由此感到高兴；与此同时，我也可以希望做坏事，也照样感到高兴。但是这两种感情像过去一样永远浅薄得很，从来不十分强烈。我的愿望太不足道了，它不足以支配我的行动。”蔑视和摈弃情感——本能的价值取向，必然将主人公推向“意志崇拜”或“意志迷信”，由此，斯塔夫罗金踏上了伴随着灵魂受煎的“苦难的历程”。在这一历程中，主人公面临的是对整个主流社会的挑战——“加甘诺夫事件”和“省长事件”，而这些挑战中则又包括些许妥协。而使得主人公精神逐步走向崩溃的与其说是对整个社会的反击，毋宁说是他自身面对社会舆论压迫的妥协。在这一历程中，回溯并展现了主人公与玛丽亚·季莫费耶夫娜、丽莎、达莎和玛丽亚·伊格纳季耶芙娜荒诞的感情纠葛和不可理喻的婚恋关系。同样，也是在这一历程中，主人公在人格精神层面与沙托夫、基里洛夫、彼得·斯捷潘洛维奇乃至列比亚德金发生了尖锐的冲突——这表明了主人公对“旧的自我”的决裂以及对“往日理想”的背叛。而这一“旧的自我”同样也包含着分裂的过程。 须指出，作家在整部小说结束之前除了叙述或转述斯塔夫罗金所发生的各类事件以外，极少言及主人公内在的思想情感和价值观念以及他种种不可理喻的行为的动机，因而给这一人物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直至小说结尾，通过他给达里娅的那封长信，作家才对主人公的精神世界崩溃和肉体的毁灭给予了诠释。 斯塔夫罗金一方面申明，假如能够像数学般精确地向他证明，真理把耶稣排除在外，那么他宁肯相信耶稣，也不愿相信真理；而另一方面他却断言，从审美的观点看，他不知道一桩禽兽般的淫乱行径跟任何一种丰功伟绩，甚至是为人类献身的行动，有什么区别。英国评论家M.默里认为斯塔夫罗金的全部秘密在于“自己的心中有通情达理的本能，都要因为它是本能而蔑视它，把它看做是妨碍他发挥自觉意志的东西；要把所有的本能，所有的冲动，所有的情感，所有的爱心，所有的一切都牺牲给意志；要以自觉意志主宰一切，因为不自觉屈服则等于宣布自己是可憎可厌的生活的奴隶；要让自己的意志做一切事物的绝对主人”。然而，当主人公最终发现这种“无限的力量的试验”仅仅是“为了自己并且为了自我炫耀”，并且直至最后也未发现这种运用力量的目的何在时，他的精神支柱也就崩溃了。而随着他的意志大厦的坍塌，他的生命也即走到了尽头。“对于一切都可以无休止地争论下去，可从我心中流出的只有否定，谈不到任何舍己为人，也谈不到任何力量，甚至连否定也流不出来。一切永远是浅薄和萎靡不振的……我知道我应该自杀，把自己像个等而下之的虫豸那样从地球上消灭掉。”总之，陀思妥耶夫斯基将斯塔夫罗金视作一个时代的完全体现，认为他超乎常人，因为他拥有人类的全部勇气，然而他却走火入魔，生活或生命只能在无聊的毁灭中走向结束，但他又没有别的选择。 如果说斯塔夫罗金是整整一代人的思想旗帜或精神导师，那么，沙托夫、基里洛夫和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则是三个价值追求迥异，甚至是对立的三个旗手和仆从。他们从不同侧面展示了斯塔夫罗金的思想历程。 在《群魔》中，大学生沙托夫形象被描写为基督教宗教思想的体现者，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基于弥赛亚主义的社会历史观。作为“虚无主义者”，沙托夫属于理想主义的年轻一代。他对斯塔夫罗金灌输的思想终身痴迷不已。这种令其震惊的有力思想的实质又是他无法把握的。盲目的信仰使得他“仿佛被压在一块把他轧成两半的石头底下，一生都在临终前的痛苦挣扎中度过”。沙托夫崇尚宗教，并且把上帝同民族的普遍的本质属性等同起来。同时，他认为俄罗斯民族是地球上唯一“体现上帝旨意”的民族，他注定将以一个新上帝的名义来更新、拯救现存的世界，并且它也是唯一被赐予通向新生活钥匙的民族。而“真正伟大的民族永远不会甘心在人类中充当次要角色，甚至也不屑充当头等角色，而一定要独占鳌头”。沙托夫基于自己的理解提出了“寻神”的信仰之路。与此同时，从自身特定的宗教观点出发，沙托夫对理性和科学进行猛烈的抨击，他断言理性不仅不具备确定、分辨善与恶的功能，而且总是不免将善与恶加以混淆，而科学也总是借助强权以解决社会问题。沙托夫的“反虚无主义”立场，他的“理想主义”个性，使得他逐步背离社会运动。最后他决意脱离秘密组织，另谋他途，末了惨遭杀害。 基里洛夫形象是作为沙托夫的对立面出现的。这位富有哲理性的建筑工程师，代表了斯塔夫罗金这面精神旗帜的另一面。他毕生追求的最高理想即是没有上帝。“人为了能够活下去而不自杀，想来想去想出了个上帝，这就是迄今为止的整个世界史。”基里洛夫独特的推论是这样的：如果上帝存在，那么一切意志都是上帝的意志。他则不能违背上帝的意志。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么一切意志都是他的意志，他可以为所欲为。他必须通过自杀实现自己意志的最高点，以证明自己是神。另外，基里洛夫通过自杀还欲证明自身的桀骜不驯和“新的可怕的自由”：“我的神性的标志就是能够为所欲为！这就是我可以在最重要的问题上用来表现我的桀骜不驯和我的新的可怕的自由的一切。”在小说的后半部，基里洛夫终于开枪自杀，以生命的代价完成了其“无神论”或“人神”探索的道路。 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是作家在《群魔》中塑造的又一关键形象。彼得·斯捷潘诺维奇这一形象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者”，而是一个野心勃勃的阴谋家和政客。他的目标是利用斯塔夫罗金作为神秘的“精神偶像”，通过神话的设置使得“全球将会响起一片呼号：‘现在实行的是新的公正的法律，大海将会汹涌澎湃，戏台将会倒塌，那时候我们就会考虑，最好兴建一座石头建筑。’”须指出，这座“石头建筑”只不过是扼杀人性、人的天赋的“平权专制”的国家，即一种新的君主专制政体。而他的行动纲领则是有计划地动摇社会基础，瓦解社会的一切原则，使全体国民丧失信心，“使整个国家及其道德全部瓦解”。当整个社会摇摇欲坠，病入膏肓，且一切公共价值、社会准则遭到怀疑，但又迫切渴望获得一种主导思想以巩固社会基础时，他们便发起暴动，夺取政权。为了实现其政治纲领，彼得·斯捷潘诺维奇以沙托夫可能告密为由背地怂恿“五人小组”的四名成员暗杀了沙托夫，其真正目的则在于把“流出的血当做一个扣，立刻把他们所有的人拴住，他们就会变成您的奴隶”。这个丧心病狂的野心家，“新君主制”的膜拜者，在追逐名利的过程中不择手段，为所欲为，不惜摈弃一切道德和良知。最后，他惟恐事情败露，逃往异地。 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自由主义的遗老。他曾于京城某大学任职，后被聘为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家的家庭教师，继而成为她家的食客。对《群魔》这部小说的各种评论，几乎都对该形象给予了肯定。“就描绘的艺术生动性、鲜明性和真实性而论，就艺术分析的深度而论，韦尔霍文斯这个典型接近于我们最优秀的作家们所塑造的那些典型。”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不仅是斯塔夫罗金的精神导师，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他的思想武库。这一形象是后者的个性发展的逻辑起点。通过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不切实际的空想、脱离民族文化传统、懦弱顺从的性格、自私褊狭的气度，作家再次展现俄国知识界“多余人”的人格缺陷。然而，作为独具艺术价值的人物形象，在其身上也不时迸发出思想的闪光。在最后一次诀别世俗社会的讲演中，在反对者喧嚣的叫喊声中，他毅然坚持陈述了自己的价值理想：“当代青年的热情就像我们那个时代的青年一样纯洁而又光辉灿烂。只发生了一件事：目标转移了，一种美被另一种美所替代……而我要宣布，莎士比亚和拉斐尔高于农民解放，高于民族，高于社会主义，高于年轻一代，高于化学，高于几乎整个人类，因为他们已经是成果，全人类的真正成果，也许还是人类可能取得的最高成果……整个秘密就在这里，整个历史也就在这里！没有美，连科学本身也无法存在……”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在宣读完他的“美的宣言”之后，便走出既定的性格框架，踏上了与上流社会决裂通往真实生活的途程。然而，不久以后在这条漫无目标的途程中，他倒下了，并且再也没有站起来。作家试图通过这一人物的生命的结束，预示一代自由主义者的终结。 弥留之际，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回忆起《路加福音》中一个情节。他关于这段文字的悟解为我们把握《群魔》提供了一把钥匙。在此他对自己，对自己所属的那个社会提出了界定，并将他们自身的彻底否定或毁灭同俄罗斯的复兴联系起来。“现在我思绪万千，产生了很多很多想法：您知道吗，这情形就跟我们俄国一样。这些从病人身上出来、进入猪里的群魔——这就是积蓄在我们这个伟大而又可爱的病人体内，世世代代积蓄在我们俄国肌体内的一切溃疡，一切乌烟瘴气，一切污泥浊水，一切大大小小的魑魅魍魉、牛鬼蛇神……但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和伟大的意志将会从天上保佑它，就像保佑那个精神失常的鬼魂附体的人那样，所有这些魔鬼，所有这些污泥浊水，所有这些沉渣泛起、浮到表面上来的、开始腐烂发臭的卑鄙龌龊一定会走出来……主动要求进入猪里去。而且已经进去了也说不定！这就是我们，我们和他们……我们这些精神失常和发狂的人，就会从山崖跳入大海，统统淹死，这就是我们的下场，因为我们的结局也只能是这样。但是病人将会痊愈，‘坐到耶稣的脚前’。” 在艺术手法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长篇小说《群魔》中沿用了独特的心理描写和戏剧化冲突等手法，以实现小说“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在《群魔》中，作家以“刻画人的心灵深处的奥秘”为宗旨，将“群魔”置于激烈冲突的内心矛盾中，着力描写了这一过程中人物极度紧张的心理状态以及情绪的转换和变化。为揭示人物心理，陀思妥耶夫斯基沿用了内心独白、错觉或幻觉来刻画病态或变态心理，或者再现之于人物重大心理影响的事件，或象征性地暗示人物未来的命运。同时，作家将注意力投向人物的潜意识，展示人物在极度紧张的矛盾冲突中失控的潜意识活动以及难以把握的思想情绪，以揭示人物的内在心理造成具有强烈冲击力的艺术效果。如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在开会归来的途中，与斯塔夫罗金的谈话，以及基里洛夫的自杀过程。其次，作家在特定的场景上，使得情节在时空上高度浓缩，通过高度集中的人群的对话和行动，使矛盾冲突跌宕起伏，瞬间多变，具有强烈的戏剧性。最典型的即是斯塔夫罗金经历的“耳光事件”。另外，作为一部独具特色的“政治小说”，《群魔》运用了讽刺性模拟手法，以这一特殊的艺术形式对社会、历史和美学等问题表明自身的立场。一般而言，这些立场表达对“原型话语”意义的思考和否定。如在叙述维尔金斯基妻子与列比亚德金的婚外纠葛时，引用了所谓的“古罗马格言”：“我的朋友，到目前为止我只爱你，现在我尊敬你。”实际上，这句话是对车尔尼雪夫斯基长篇小说《怎么办？》中对爱情、婚姻和嫉妒所阐述的见解进行模拟。与此类似的还有卡尔马津诺夫对屠格涅夫特写《处决罗普曼》的模拟——对作品中叙述者地位表达了质疑。同样，作为俄国伟大作家的卡尔马津诺夫在其《谢谢》一文中对屠格涅夫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部分作品——《够了》《幻影》《关于〈父与子〉》的内容、结构、体裁、风格以及风景描写手法均作出了逐一模拟。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俄国批评家对长篇小说《群魔》贬褒不一，各派评论从各自的社会历史观、宗教立场和美学观出发对《群魔》给予了不同的评价，有时这些评价可以说是相互对立的。例如，进步批评界通常以为作为《群魔》素材的“涅恰耶夫案件”在俄国解放运动中不具有典型性，所以不应由此推导出解放运动的共同性质，而这部作品充其量不过是“由病态的想像创造出来的荒诞不经的东西”。与此同时，保守的批判家则给《群魔》以高度评价，并以这部小说作为思想武器，同进步的社会思潮展开论战。百余年来，俄国、西方和中国的文学研究者，在《群魔》一书的评论上，一直观点分歧，争讼不已。应该说，这一现象的本身便说明了这部作品所表达的思想之艰深、内涵之丰厚和矛盾之繁复。那么，今日世界的读者，究竟如何来解读这部作品，把握这部作品思想精髓和价值指向呢？我们以为，英国评论家M.默里二十年代的评论足以借鉴：“他的世界是一个象征和潜象的世界，体现为无法生活的生活；因为艺术和创造性活动既然是逃避难以忍受的思想苦闷的唯一出路，就必须要同造成苦闷的诸多怀疑相称。因此他的艺术是形而上的，是与其他艺术完全不同的。他竭力要表达的感受确实是无法表达的，为此他不仅需要一种新的艺术，也需要一种新的哲学。” 二〇〇〇年十二月于北京大学 [book_title]第一章 代引言：德高望重的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韦尔霍文斯基生平中的若干轶事 哪怕打死我，路也看不清， 我们迷路了，我们怎么办？ 显然，魔鬼把我们领进旷野， 使我们原地打转。 …… 魔鬼有多少，把他们往哪儿赶， 他们干吗这样凄苦地歌唱？ 为老妖送葬， 还是妖女出嫁，难舍难分？ ——亚·普希金 那里有一大群猪，在山上吃食。鬼央求耶稣，准他们进入猪里去。耶稣准了他们。鬼就从那人出来，进入猪里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湖里淹死了。放猪的看见这事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出来要看是什么事，到了耶稣那里，看见鬼所离开的那人，坐在耶稣脚前，穿着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看见这事的，便将被鬼附着的人怎么得救，告诉他们。 ——《路加福音》第八章第三十二—三十六节 第一章代引言：德高望重的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韦尔霍文斯基生平中的若干轶事 一 鄙人志大才疏，所以在下笔描写不久前发生在敝城这个至今平淡无奇的城市里的咄咄怪事时，不得不从稍前的往事说起，即从才华横溢而又德高望重的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韦尔霍文斯基的若干轶事说起。这些轶事仅是本记事的一个引子，我打算描写的故事本身，还在后头。 一言以蔽之：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经常在我们中间扮演一种有点特殊的，可以说是忧国忧民的志士仁人的角色，而且他也酷爱这一角色，我甚至觉得，不扮演这一角色他就活不下去。我丝毫无意把他比作戏台上的演员：上帝保佑，何况我本人对他一向尊敬。这一切很可能是习惯使然，或者不如说他从小就养成了一种孜孜以求的高尚的志趣，一向以志士仁人自诩，把这视同一种愉快的幻想。比如说，他非常喜爱他那“被迫害者”，以及可以说是“被贬谪者”的地位。在这两个称谓中别有一种令他始终感到心醉神迷的典雅的光辉，这光辉后来在如许年的漫长岁月中逐渐提高了他在自己心目中的地位，终于使他达到某种令他志得意满的极高声望。在上世纪的一部英国讽刺小说中，有个人名叫格利佛，他从小人国回来，小人国的人总共才有这么两俄寸高，他身居他们中间，已经养成了以巨人自居的习惯，以致他蹀躞伦敦街头，不由得向过往行人和来往马车大叫，让他们在他面前闪开，当心别让他无意中把他们踩死了，他总以为他还是巨人，而他们不过是些小不点。因此人家就笑话他，骂他，一些粗野的马车夫甚至用鞭子抽这巨人；但他们这样做对吗？习惯成自然，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习惯使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也几乎干出同样的事，不过更天真、更无恶意罢了，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因为他的确是一位非常好的人。 我甚至这么认为，到后来，大家都把他忘了，到处都没人提起他，但是决不能因此说，过去也根本不知道他。无可争议，他也曾一度跻身于我国上一辈灿若群星的某些名流之列，有一个时期（诚然，转瞬即逝，为时极短），他的大名在当时许多心急的人的口碑中，几乎与恰达耶夫、别林斯基、格拉诺夫斯基以及在国外刚刚崭露头角的赫尔岑的大名并列。但是，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活动，由于（可以说吧）“情势复杂，变幻莫测”几乎在锋芒初露的同时便夭折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后来查明，既没有所谓“变幻莫测”，甚至也根本没有什么“情势复杂”，起码在这件事上是如此。仅在前不久我才得知，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蛰居敝省，生活在我们中间，不仅不是贬谪（正如我们一贯认为的那样），甚至也从来没有受到过监视，这事使我感到非常惊奇，然而这消息却是绝对可靠的。由此可见，一个人的想象力竟会丰富到这种程度！他终其身都真心诚意地相信，在某些领域，总有人对他放心不下，他的一举一动都不断有人向上举报，并被记录在案，近二十年来，敝省已更换了三任省长，每位省长在首途履新，荣任省座之际，总会对他抱有某种特别的、感到麻烦的想法，这也是上峰委以省座时首先提醒这位省长注意的。倘若当时有人以颠扑不破的证据让刚正不阿的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相信，他对此根本就无须担心，他一定会生气的。然而，他却是一位非常聪明和才华出众的人，甚至可以说是学界翘楚，虽然话又说回来，在学术上……嗯，总而言之，他在学术上成就不大，而且，似乎，一事无成。但是，要知道，在我们俄国，翘楚、耆宿云云，一向都虚有其名。 他从国外归来，昙花一现地在某大学执掌教席，那已是四十年代末了。他一共才讲了几堂课，好像讲的是有关阿拉伯人的历史；他还答辩并通过了一篇出色的学位论文，这篇论文研究的是在一四一三至一四二八年间，德国的一座小城汉瑙本来可能起到一种非军事的、汉萨同盟的作用，与此同时，还论述了这一作用根本未能实现的那些特殊的、至今弄不清的原因。这篇学位论文巧妙地刺痛了当时的斯拉夫派，在他们中间一下子招来了许多狂怒的敌人。 尔后（不过已在他丢掉教席之后），他在一家译介狄更斯和宣扬乔治·桑的进步月刊上发表了一篇极其深刻的论文的开头部分（可以说吧，目的是为了报复，以示他们失去了怎样一个人）——似乎是谈某一时代的某些骑士何以有非常高尚的道德情操，或者这一类问题。起码其中提出了某种崇高的和非常高尚的思想。后来有人说，这篇论文的后续部分立即被禁，甚至这家进步刊物也因为发表了这篇文章的前半部分而受到了警告。这是很可能发生的，因为当时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没有呢？但是就这件事来说，很可能是什么也没有发生，不过是作者自己偷懒，没有把这篇论文完稿罢了。至于他中止讲授有关阿拉伯人的课，乃是因为某某人（显然是他的诸多反动的仇敌之一）不知用什么办法截获了一封他致某某人的信，信中谈了一些“情况”，因此便有人要求他对此作出某种交代。我不知道是否真有其事，但是也有人断言，就在那时候，彼得堡破获了一个庞大而又反常的反国家集团，人数大约十三名，几乎动摇了我们的国家大厦。据说，他们似乎还准备翻译傅立叶本人的著作。无独有偶，与此同时，在莫斯科查获了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一部长诗，这还是他六年前十分年轻的时候在柏林写的，曾以手抄本行世，在两名文学爱好者中间流传，并为一名大学生所珍藏。这部长诗现在就放在我的书桌里；我得到这部长诗不会早于去年，由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亲自赠予，是一部最近的手抄本，由作者亲手誊写和亲笔题签，封皮是红色山羊皮，装帧十分精美。然而，这部长诗并不缺乏诗意，甚至也不乏一定的才气；但是写得很怪，但在当时（确切点说，即在三十年代）这类写法是十分平常的。可是要说出它的情节，我很为难，因为说实话，情节云云，我什么也没有看懂。这是一部以富有抒情性的戏剧形式写成的讽喻作品，颇像《浮士德》的第二部。全剧以女声合唱开始，其次是男声合唱，然后是某些精灵的合唱，最后则是一些虽然还不曾活过但却非常想活的灵魂的合唱。所有这些合唱，唱的都是一种十分含混不清的东西，大部分是唱某人的诅咒，但却带有一种高雅的幽默色彩。但是情景突然变换，某个“人生的节日”来临了，喜庆中，甚至昆虫也放声歌唱，出来了一只乌龟，满嘴是神圣的拉丁语，记得，甚至还有一块矿石，即一种根本是死的东西，也唱了一支什么歌。总之，万物都在不停地歌唱，即便说话，也是含混不清地互相谩骂，但依旧带有高雅的色彩。最后场景又变换了，出现了一片蛮荒之地，在悬崖峭壁间，有个文明的年轻人在来回彳亍，他一面揪着野草，吮吸着，一位仙女问他：他干吗要嘬这些草汁？他回答说，他感到活腻了，想忘却一切，结果在这些野草的汁液中找到了忘却之道；但是他的主要心愿还是尽快失去理智（这心愿说不定是多余的）。接着突然有一位非常英俊的美少年骑着一匹黑马登场了，他身后跟随着多得不可胜数的世界各族人民。这少年代表死神，而各族人民都渴望见到死神。最后，已是最后一场，突然出现了巴别塔，建造该塔的一些大力士们终于唱着新的希望之歌把这塔建成了，当他们已经建到塔顶的时候，有个神，比如说，俄林波斯圣山的统治者吧，却可笑地逃跑了，于是恍然大悟的人类便占领了他的位置，立刻以洞察万物的新见解来开始自己的新生活。嗬，就是这样一部长诗当时却认为是危险品。去年，我曾向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建议把它发表出来，因为在我们当代这是完全无罪的，但是他却带着明显的不满拒绝了我的建议。他不喜欢把他的诗剧看成是完全无罪的，我甚至认为，他在长达两个月的时间内对我十分冷淡，其因也盖出于此。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突然，几乎就在我建议他在这里发表它的同时——这部长诗却在那里，在国外被收在一本革命文集里发表了，而且事先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对此一无所知。起先他吓了一跳，立刻跑去找省长，并给彼得堡写了一封十分光明磊落的辩护信，他把这信给我念了两遍，但是没有发出，因为不知道应该寄给谁。总之，他焦躁不安地过了整整一个月；但是我深信，他的私心深处一定感到万分得意。他弄到了一本文集，差点没同这本书同起同睡，白天则把它藏在床垫底下，甚至不让女用人替他铺床，虽然他每天都在等什么地方给他发来贺电，可是表面上又装得满不在乎。结果是什么电报也没有来。于是他便与我立刻言归于好，由此可以证明他那颗温文尔雅而又不念旧恶的心是非常善良的。 二 我倒不是断言他根本没有感到任何痛苦；现在我深信，他只要做些必要的解释，就可以继续讲他的阿拉伯人，而且爱讲多少都成。但当时他太自以为是了，同时也太匆忙了，急于使自己深信不疑，似乎他这辈子的前程已被“变幻莫测的事态”打得粉碎。其实说穿了，改变他前程的真正原因，乃是中将夫人即当地巨富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斯塔夫罗金娜早先就已向他提出过的、现在又旧事重提的一个极其微妙的建议，请他充当她的独生子的高级教师和朋友，负责对他进行教育和整个智育培养，且不说报酬从丰，束脩优渥了。头一回向他提出这一建议还是在柏林的时候，正值他初次丧偶鳏居之际。他的发妻是敝省的一个举止轻浮的姑娘，当他还十分年轻的时候就冒冒失失地跟她结了婚，由于囊中羞涩，养不起她，再加上其他一些多少微妙的原因，看来，他跟这个（话又说回来）长得十分妩媚动人的女人在一起吃了不少苦头。她死于巴黎，最后三年已跟他处于分居状态，但给他留下了一个五岁的儿子，正如不胜凄惶的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有一回当着我的面脱口所说，这是他“欢乐的、尚未黯然失色的初恋的果实”。这只小鸟从一开始就被送回俄国，一直在某个偏僻的地方，交由几位远房的姑妈抚养。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拒绝了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那时提出的建议，甚至不满一年，又很快续弦了，娶了一个不爱说话的柏林姑娘为妻，主要是这次结婚毫无必要，没有特别的道理。但是，除了这个原因以外，还有一些其他原因，使他谢绝了西席之职：当时有一位名噪一时、令人难忘的教授，他的名声吸引了他，于是他便插翅飞上了他早就跃跃欲试的讲坛，想试一试他那雄鹰的翅膀。可是现在他已铩羽而归，因此他也就自然而然地想起了还在过去就曾动摇过他的决心的那一建议。第二位夫人跟他过了不到一年便溘然长逝，这就把一切彻底安排妥了。说穿了：一切迎刃而解，盖由于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的热情关怀，以及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对他那弥足珍贵的，可以说吧，尽善尽美的友谊，如果对于友谊也可以这样形容的话。他投身于这友谊的怀抱，于是这事便从此敲定而且一定就是二十余年。我使用了“投身于怀抱”这一说法，但愿上帝保佑，不要让有些人想过了头，作些无聊的猜测；这里的所谓怀抱，应当理解为高风亮节。最精巧和最最微妙的关系，从此把这两位如此杰出的人物永远联系在一起了。 西席这一教职所以被接受，还因为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发妻遗留下来的庄园很小，而且与斯塔夫罗金家在敝省的宏伟的城郊庄园斯克沃列什尼基左右毗邻。再说，在幽静的书斋里，从此可以不再为大学里庞杂的课程所分心，潜心于学术事业，用极其深刻的学术著作来丰富祖国的语文科学。学术著作并未面世，但是却可能以一种站在祖国面前的所谓“谴责的化身”的姿态昂首挺立，凡二十余载，了此余生，诚如一位人民诗人所说： 作为谴责的化身 …… 你站在祖国面前， 自由主义的理想家。 但是，如果这位人民诗人所形容的那个人愿意这样做的话，也许，他就有权一辈子摆出这样一副姿态，虽然这样做未免乏味。说真格的，咱们这位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与这一类人相比，不过是个模仿者，再说老这么昂首站着也未免疲劳，因此常常侧身躺下，小憩片刻。但是，虽然侧身而卧，应当说句公道话，他在这卧姿中也依然保持着谴责的化身这一姿态，何况对于敝省上下这样也就足够了。在敝城俱乐部里，当他坐下来打牌的时候，您不妨瞧瞧他那副尊容。他的整个模样都似乎在说：“打牌！我坐下来跟你们打叶拉拉什！难道这可以并存吗？谁应该对此负责？谁粉碎了我的学术生涯，把它变成了叶拉拉什？唉，就让俄罗斯亡国灭种吧！”他说罢便威严地甩出一张红心王牌。 不过说真格的，他非常喜欢斗牌，就因为斗牌，尤其在最近，他经常与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发生不愉快的冲突，何况他又经常输钱。不过这是后话。现在我只想指出，他甚至是一个经常受到良心谴责的人（就是说，有时候），因此常常愁眉不展。在他同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长达二十年的友谊中，他每年有三四次常常陷入我们称之为“忧国忧民”的状态中，就是说不过是闷闷不乐罢了，但是深受人们尊敬的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却喜欢使用“忧国忧民”这词儿。后来，除了忧国忧民以外，他又开始陷入香槟酒之中；但是对他关怀备至的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一辈子都保护着他，没让他染上任何庸俗的嗜好。他也确实需要一位保姆，因为有时候他会变得十分古怪：当他处在最崇高的忧伤之中，会忽然像个最普通的黎民百姓一样开怀大笑。还有些时候，他甚至对自己也会幽默地讽刺几句。但是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最害怕的就是这种幽默的讽刺。她是一位正统的妇女，是一位赞助文学事业的女性，她的所作所为仅出于高尚的考虑。这位朝廷命妇对她的穷朋友的长达二十年的影响至为巨大。关于她应当另作交代，现在我就来谈她的情况。 三 有这么一种奇怪的友谊：两朋友都恨不得把对方给吃了，一辈子就这么活着，可是彼此又分不开。要分手甚至根本办不到：如果当真发生了这种事，那个由着性子胡闹，跟对方中断关系的朋友，一定会首先病倒，甚至一命归天也说不定。我千真万确地知道，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有好几次，有时还是在和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面对面地倾心交谈、互诉衷肠之后，等她一走，他又从沙发上突然跳起来，开始用拳头捶打墙壁。 他这样做并没有丝毫难解之处，有一次他甚至还从墙上敲落了一块白灰。也许有人会问：这样微妙的事我怎么会知道呢？倘若我是目击者，亲眼目睹了这情景，又怎么样呢？倘若这是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趴在我的肩膀上不止一次地痛哭流涕，绘声绘色地向我描写他自己的全部底细，你们又会怎么说呢（他在这种情况下，有什么话不说呢）？但是几乎在每次痛哭流涕之后都会发生这样的事：第二天他就因自己忘恩负义而甘愿把他自己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急匆匆地叫我去，要不就亲自跑到我房间里来，而他此来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告诉我，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是“人格高尚和温文尔雅的天使，而他自己则适得其反”。他不仅跑来找我，甚至还不止一次地用他的生花妙笔写信给她，向她本人描述这一切，并在工工整整地签上自己的尊姓大名后，向她坦白交代，昨天他曾向一个不相干的人叙述，她之所以要他充当她府上的西席，是出于虚荣和嫉妒他的学识和才能；她恨他但又不敢明说，怕他拂袖而去，从而有损于她在文坛上的声望；因此，他蔑视自己，拿定主意要自寻短见，现在就等她说最后一句话，从而决定一切，诸如此类，等等，等等。了解了这一切之后，就不难想象，这个年逾半百的、最天真的黄口小儿，一旦精神病发作，有时候会达到怎样的歇斯底里！有一回，我就亲自看到过这样一封信，这是在他们的某次争吵之后，就为不足挂齿的一点小事，但一吵起来就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我看后大惊失色，求他千万别把信寄出去。 “那不行……这样做更光明磊落……我责无旁贷……我倘若不向她承认一切，一切，我会死的！”他差点像发热病似的回答道，还是把信发出去了。 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就从来不会寄给他这样的信，他俩的差别就在这里。诚然，他酷爱写信，甚至跟她住在同一座楼里，也常常给她写信，在歇斯底里发作的时候，甚至一天写两封。我清楚地知道，她阅读这些信时一向十分用心，甚至一天两封她也照读不误，看完后就标上日期，分门别类地放进一个特别的小匣子里；此外，她还把这些信珍藏在自己的心坎上。然后，便让她的朋友空等一整天，不予答复，遇到他时就像没事人似的，仿佛昨天什么特别的事也没有发生。她就这样慢慢、慢慢地把他调教过来了，连他自己都不敢提起昨天的事，只是注视着她的眼睛，窥视若干时候。但是她什么也没有忘记，倒是他有时候忘得太快了，看到她泰然自若就受到了鼓舞，倘有朋友前来，他甚至当天就嘻嘻哈哈，争着开香槟酒，像孩子般顽皮。想必，当时她恶狠狠地看着他，可是他竟毫无察觉！除非过了一周，过了一月，甚至于过了半年之后，在某时某刻，事有凑巧，他无意中想起在这样的信中有某一句话，接着又想起了全信，连同全部情况，他才忽然羞赧无地，而且常常痛苦得上吐下泻，仿佛害了霍乱病似的。这种特殊的、类似于亚霍乱的阵阵发作，在某种情况下，往往是他的神经受到剧烈震荡后的通常出路，也是他的体格的某种颇为有趣的怪事。 的确，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肯定恨死了他，而且十分经常地恨他；但是他在她身上只有一点直到最后都没有察觉，他终于成了她的儿子，她的创造物，甚至可以说，成了她的发明，成了与她血肉相连的某种东西，她之所以聘用他，供养他，绝不仅仅是出于“对他的才能的嫉妒”。如果这样揣测她，那就未免极大地侮辱了她！她身上除了对他抱有不断的憎恨、嫉妒和蔑视以外，还蕴藏着一种对他的让人受不了的爱。她保护他，使他纤尘不染，她百般照料他，照料了他二十二年，倘若事关他那诗人、学者和忧国忧民的志士仁人的声誉，她就会忧心忡忡地接连好几夜睡不着觉。她发明了他，她对自己的发明物自己头一个就深信不疑。他仿佛是她的某种幻想……但是她对他的要求也很高，有时候甚至要求他像奴隶一样对她百依百顺。她极爱记仇，爱记仇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既然谈到话头上，我就来谈两件趣事。 四 有一天，当时，关于农民解放的传说还只是略有耳闻，整个俄罗斯都突然欢喜雀跃，准备全国复兴的时候，有一位从彼得堡来的男爵，路过敝地，顺道拜访了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这位男爵与最高当局关系密切，而且非常接近决策层。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非常重视这类拜访，因为自从她的夫君谢世以后，她与上流社会的关系便日益削弱，最后就完全中止了。男爵在她府邸坐了一小时，喝了点茶。当时没有任何宾客作陪，但是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却把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请了来，摆了摆场面。男爵过去对他也久闻大名，或者装作久闻大名的样子，可是在用茶的时候却很少同他说话。不用说，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是不会让自己丢人现眼的，再加他的风度极为高雅。虽然他的出身似乎并不十分高贵，但是恰逢际遇，从很小的时候起，他就在莫斯科的一个显贵人家抚养长大，因此具有良好的教养；他的法语说得就跟巴黎人一样。因此，男爵从第一眼起就应该明白，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虽然蛰居外省，但是围绕在她周围的都是何等样人。然而结果却不尽如人意。当男爵颔首肯定，当时刚刚传开的有关这次大改革的传闻确有其事之后，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突然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乌拉”，甚至还用手做了一个表示欢天喜地的姿势。他喊的声音倒不大，甚至还十分优雅；甚至，说不定，他的欢天喜地也是事先安排好了的，而手势也是在喝茶前半小时对着镜子特意排练好的；但是，当时他想必有什么东西未能尽如人意，因此男爵只是略显不悦地微微一笑，虽然他立刻又特别客气地加了一句，谈到由于这件大事，所有俄国人的心一定理所当然地深受感动，云云。接着很快就走了，临走时也没有忘记向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伸出两个手指，以示握别。回到客厅后，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先是沉默了大约三分钟，好像在桌上寻找什么东西似的；但是突然向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转过身来，脸色苍白，两眼发光，慢吞吞地悄声道： “我永远也忘不了您干的这好事儿！” 第二天，她遇见自己的朋友又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从来不提那天发生的事。但是过了十三年，在一个充满悲剧气氛的时刻，她又旧事重提，并且指责了他，像十三年前她头一次指责他时那样，脸色苍白。她在整个一生中只有两次向他说过：“我永远也忘不了您干的这好事儿！”与男爵那事已经是第二次了，但是第一次也颇为典型，而且似乎对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命运影响至大，因此我也想谈谈那次的情况。 那是在一八五五年春，时当五月，即在斯克沃列什尼基得到斯塔夫罗金中将仙逝的消息之后。斯塔夫罗金中将是一位干事冒失的老人，他是在奔赴克里米亚现役部队履新的途中因胃部失调去世的。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成了寡妇，穿上了重孝。诚然，她不可能感到很伤心，因为最近四年来夫妻俩因为性格上合不来完全分居了，她只给他提供生活费（中将本人总共只有一百五十名农奴和一份俸禄，此外就只有显赫的身份和关系网了；而全部财富和斯克沃列什尼基是属于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的，她是一个非常富有的包税商的独生女）。虽然如此，这个出人意料的消息还是使她十分震惊，于是她就离开社交界，过起了完全孤独的生活。不用说，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一直待在她身边，寸步不离。 五月，万物复苏，生机盎然，傍晚时分更是景色宜人。稠李已繁花满树。两位朋友每到傍晚都在花园里见面，在凉亭里一直坐到半夜，敞开心扉，互诉衷肠。这时光真是太富诗意了。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由于命运骤变说的话就比平时多了些。她仿佛偎依在自己朋友的身旁，贴近他的心窝，就这样继续了几个晚上。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突然萌生了一个奇怪的念头：“这个痛不欲生的未亡人是否对他存有什么指望呢，她是否在等待一年服丧完毕之后由他向她提出求婚呢？”这念头是无耻的，但是，要知道，一个人身心高雅有时反倒会促使他对无耻的念头产生癖好，因为人的发展往往是多方面的。他开始仔细琢磨，终于发现这事庶几近之。他寻思：“不错，家私巨富，但是……”的确，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不大像个大美人儿：高高的个儿、黄黄的皮肤，瘦骨嶙峋，一张显得太长的马脸。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越来越动摇不定，因怀疑而万分痛苦，甚至由于拿不定主意而哭了两次（他常常哭）。每到傍晚，就是说在凉亭里，他的脸不知怎么总是不由得流露出一种任性而又嘲弄，打情骂俏同时又傲慢的表情。他这样做是无意的，身不由己的，甚至一个人越高尚，这种表情就越看得出来。只有上帝知道这事的是非曲直，但是较有把握的是，足以完全证明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疑心是有道理的那种东西，在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的芳心里尚未萌生。再说她也不会易姓改嫁，将自己的斯塔夫罗金的姓氏换成他的姓氏，虽然他的姓氏也十分高贵。也许，从她那方面来说，这不过是女人的逢场作戏，是一种不自觉的女性需要的流露，在某些女人味十足的女人身上，这也是十分自然的。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也不敢担保；研究女人的芳心到底有多深，甚至至今尚未涉足！不过我还是接着说吧。 应当认为，她很快就在心中猜透了她那朋友脸上的那种古怪的表情；她很敏感，看事很细心，倒是他有时候显得太天真了。但是傍晚之约依然跟过去一样进行，他们彼此的谈话也同过去一样极富诗意而又兴味盎然。直到有一天，随着夜幕的降临，在极其活跃而又极富诗意的谈话结束之后，两人友好地分了手，在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居住的那座厢房的台阶旁彼此热烈地握了握手。每年夏天，他都要从斯克沃列什尼基供老爷们居住的庞大府邸里搬出来，搬到这座几乎坐落在花园里的小厢房居住。他刚回到自己的房间，思绪万千地拿起一根雪茄，还没来得及把烟点上，就疲倦地、一动不动站在敞开的窗户前，注意地看着在一轮明月旁滑过的轻如绒毛的朵朵白云，这时突然传来一阵轻轻的簌簌声，使他打了个寒噤，回过头来。四分钟前他刚离开的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又站到了他面前。她那张黄脸几乎变得铁青，嘴唇紧闭，嘴角在微微颤动。她一言不发地注视着他的眼睛足有十秒钟，眼神坚定而又铁面无情，她突然急促地悄声说道： “我永远也忘不了您干的这好事儿！” 十年之后，当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悄悄地把这一让人伤心的故事讲给我听的时候，他先把房门锁上，向我起誓，当时他在原地都愣住了，既没有听见，也没有看见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是怎么走开的。因为以后她从来没有，一次也没有向他暗示过那天发生的事，一切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似的照常进行，所以他毕生都倾向于认为，这一切不过是他病前的幻觉，再说当天夜里他还当真病了，而且一病就是整整两星期，因此，赶巧，也就中止了他俩在凉亭里的约会。 尽管他幻想那不过是他的幻觉罢了，但是他毕生中的每一天都似乎在等待着这件事的下文，或者可以说等待着这件事的结局。他不相信，这件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他有时端详自己朋友的脸色就不免感到奇怪了。 五 她甚至亲自为他设计服装，而他也就穿着她设计的服装度过自己的一生。衣服很雅致，也很有特色：长襟的黑色上衣，纽扣几乎一直扣到颈部，但穿着却十分潇洒、气派；一顶宽边软帽（夏天是草帽）；一条细麻纱的白色领带，打了个大领结，两端垂于胸前；一根装有银镶头的手杖，外加长发垂肩。他的头发是深褐色的，直到最近，才略显斑白。他的唇髭和胡须都剃光了。据说，他年轻时非常英俊潇洒。但是依我看，即使老了也依旧器宇轩昂。再说五十三岁又何老之有？但是，由于他总想摆出一副志士仁人的姿态，他不仅不想显得年轻，反而似乎倚老卖老，显示自己已经有了一大把年纪，他穿着自己那身服装，高高的个子，瘦削的身材，长发垂肩，颇像是位大牧首，或者说得正确些，颇像三十年代出版的某本文集里诗人库科利尼克的石印像，尤其是夏天当他坐在花园里丁香盛开的花丛下的一张长椅上，双手扶着手杖，身旁摊开一本书，眺望着日落时分的满天晚霞，陷入充满诗意的沉思的时候。关于读书，我倒要说几句，到后来不知为什么他竟废卷不读。不过话又说回来，这已是最后了。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订了许多报刊，这，他是经常看的。他也经常关心俄国文学取得的成就，虽然他丝毫也没有丧失自己的尊严。过去，他曾一度热衷于研究我国内政与外交等当代高级政治，但是很快他就挥挥手把这事撂下了。也常常发生这样的事：他随手拿起一本托克维尔的书走进花园，可是兜里却藏着一本保罗·德·科克。然而，这都是不值一提的小事。 我还想再附带说一点库科利尼克画像的事：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头一次看到这幅画像的时候还是个小姑娘，正在莫斯科贵族女子寄宿学校上学。她立刻就爱上了这幅画像。寄宿学校的所有小姑娘照例是碰到什么就爱什么，甚至也爱上自己的老师，主要是书法老师和绘画老师。但是有意思的不是小姑娘们的天性，而是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甚至在年已半百的知天命之年还把这幅画像作为自己秘藏的珍品收藏着，也许正因为此，她才给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设计了有点像这幅画像上所画的那种服装。但是，当然，这也不过是小事一桩。 在最初几年，说得更确切些，在特罗菲莫维奇寄寓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家的前一半时间里，他还想著书立说，每天都认认真真地准备执笔写作。但是到了后一半时间，想必连早先看过的东西也忘了。他越来越经常地对我们说：“似乎，我已做好了写作的准备，材料也收集好了，然而就是写不出来！毫无办法！”说罢，他沮丧地垂下了头。毫无疑问，他在我们心目中成了科学的殉难者，这只会使他显得更伟大，但是他本人想要的却是另一种东西。“把我给忘啦，谁也不需要我啦！”他不止一次地脱口而出。这种强烈的忧郁，尤其在五十年代末，已完全左右着他的身心。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终于明白，这事十分严重。再说她也不能忍受她的朋友被人遗忘和不需要了。为了使他快活起来，为了使他重振昔日雄风，她当即带他去了莫斯科，因为那里她认识几位风流倜傥的文人雅士，但不料连莫斯科也不行。 当时是个特殊时期，出现了某种新潮，与过去的一潭死水大异其趣，这潮流十分古怪，但又随处都能感觉到，甚至连斯克沃列什尼基也不例外。谣诼纷纭，纷至沓来。所谈的种种事实，一般说，大家多少还是知道的，但是显而易见，除了这些事实以外，还出现了与这些事实随之而来的许多思想，主要是这些思想多得不可胜数。正是这点使人困惑：怎么也适应不了，也弄不清这些思想到底是什么意思？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由于女人的天性，一定想弄清楚个中奥妙。她本来想亲自阅读报章杂志，阅读国外的各种被禁的出版物，甚至当时已经开始出现了许多传单（这一切她都能弄到），但是她看了以后只感到头晕。她动手写信：给她回信的人很少，而且越到后来越让人莫名其妙。最后，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被她郑重地请了去，请他把“所有这些思想”给她彻底解释清楚，但是对他的解释她仍旧极不满意。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对总的运动的看法十分高傲，他把一切都归结为他自己被人遗忘了，谁也不需要他了。最后终于提到了他，先是在国外的出版物，说他是个被放逐的受难者，然后紧接着在彼得堡又说他是一个著名星座中的昔日明星，甚至不知道为什么把他与拉吉舍夫相比较。接着又有人著文说他业已去世，并答应要写文章纪念他。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霎那间就复活了，并摆出一副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他对当代衮衮诸公的全部高傲一下子作鸟兽散，他心中又燃起了希望：投身运动，大显身手。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立刻又对一切坚信不疑，又开始忙得不可开交，决定毫不拖延地立刻到彼得堡去，对一切进行实地考察，亲自弄清一切，如有可能，则全身心地投入新的活动。顺便说说，她宣布，她准备创办一份自己的刊物，并且从此把自己的整个生命都供献给这份刊物。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看到事情甚至发展到这等地步，就变得更高傲了，一路上他几乎以一种保护者的姿态来对待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对此，她立刻记在了自己心上。话又说回来，她此行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说穿了，就是想借此恢复与高层的联系。必须尽可能让上流社会想到她，起码也要试一试。此行公开宣布的借口是去看望她的独生子，当时他正在彼得堡贵族学校上学，行将毕业。 六 他们来到彼得堡，在彼得堡几乎住了整整一个冬季，但是快到大斋期的时候，一切就像七彩的肥皂泡一样破灭了。种种幻想都已灰飞烟灭，而纷乱的局势不仅没有明朗化，反而变得更恶劣了。首先，与上层恢复联系几乎没有办成，除非在微乎其微的范围内，而且显得那么低三下四，那么牵强。备受屈辱的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急于完全投身于“新思想”，于是便在自己家中开晚会。她请来了一些文人雅士，他们便立刻呼朋引类，一窝蜂来了许多。后来便不请自来；你带我来，我带你去。她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文人雅士。他们虚荣到难以想象的程度，而且完全公开，好像以此履行自己的义务似的。有些人（虽然远不是所有的人）来的时候都已经喝醉了，但是他们那副神态仿佛意识到其中有某种昨天才刚刚发现的特殊的美。他们这些人全都以什么什么而自豪，骄傲得出奇。在所有人的脸上活画出好像他们刚刚发现了一个绝顶重要的秘密似的。他们互相谩骂，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要弄清楚他们到底有何著述，那是相当困难的，但是这里有批评家、小说家、剧作家、讽刺作家，还有写暴露文学的人。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甚至深入到他们的最高层，深入到运动的指挥机构。这些指挥者高高在上，高不可攀，但是他们欢迎他，对他很亲切，虽说，当然，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知道和听说过关于他的任何情况，除了说他“代表着一种思想”以外。他在他们周围随机应变，尽管他们都似乎高高在上，十分神圣，他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邀请他们，请他们到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的沙龙里来。这些人都很严肃，也很有礼貌，举止风度都很好，其余的人想必怕他们，但是显然，他们没工夫，无暇及此。也出现了两三名过去的文坛名流，他们当时正好在彼得堡，而且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早就跟他们保持着极其高雅的关系。但是，使她感到惊异的是，这些货真价实、已经毫无疑义的名流，居然比水还静，比草还低，而他们中的有些人居然对这帮新贵竭力奉迎，可耻地巴结他们。起先，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很走运；有人抓住他，开始让他在公开的文学集会上亮相。有一回，在一次文学大众讲座上，当他以讲演者的身份头一次登台讲演时，蓦地响起了发狂般的掌声，经久不息，约五分钟之久。九年后，他含着眼泪想起此事——不过并非出于感激，而是由于他的艺术天性。“我敢向您起誓，并且打赌，”他曾亲口对我说（不过只是对我说，而且是作为秘密告诉我的），“所有这些听众中没有一个人认识我，可以说对我一无所知！”能承认这点真是太妙了：如果他当时站在讲台上，尽管大喜过望，还能这么清楚地懂得自己的处境，可见他的脑子是敏锐的；可是，甚至过了九年，他回想起那件事时，竟毫无气恼之感，又足见此公的脑子太迟钝了。人家让他在两三份集体抗议书（抗议什么，他也不知道）上签名，他签了。也有人让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在一份《不成体统的行为》的抗议书上签名，她也签了。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些新潮人物的大多数虽然也去拜访过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但是不知为什么却认为自己理应带着蔑视，带着不加掩饰的嘲笑来看她。后来，在苦涩的时刻，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曾向我暗示，她从那时候起便嫉妒起他来了。当然，她也明白，她是没法跟这些人交往的，但是她还是如饥似渴地、以女人歇斯底里般的迫不及待接待了他们，主要是，她似乎总在期待着什么。她在晚会上很少说话，虽然她也是能够说几句的，但是她多半洗耳恭听，大家谈论的是取消书报检查制度和字母中的硬音符号，用拉丁字母替代俄文字母，以及某某人昨天被流放了，商厦出现了骚乱，俄国实行民族分治并保持自由联邦制的好处，取消陆军和海军，恢复波兰到第聂伯河的领土，关于农民改革和传单，消灭继承权、家庭、子女和神父，关于妇女的权利，关于克拉耶夫斯基的房产（对于这房子任何人永远也不会原谅克拉耶夫斯基先生）等等，等等。很清楚，在这帮新潮人物中有许多骗子，但是无疑其中也有许多正人君子，甚至还有许多极富魅力的人，尽管这些人总有这么一点异常之处。正人君子总是比那些小人和粗鲁的人难于理解得多，但是弄不清楚的还有到底谁左右着谁。当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宣布她有意出版一份刊物的时候，人们便蜂拥而至，来找她的人更多了，但是立刻又群起而攻之，指责她是资本家，剥削他人劳动。这种指责的无礼程度只能与这种指责的出人意料两相媲美。有一位年事已高的老将军伊万·伊万诺维奇·德罗兹多夫，他是已故的斯塔夫罗金将军的故交和同僚，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就某一点而言），我们这儿的人都认识他，为人极其固执而又极易动怒，饭量极大而又非常害怕无神论。有一天，在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举行的晚会上，他跟一个很有点名气的年轻人争论起来。那青年回答他的头一句话就是：“既然您这么说话，可见您是个将军”，他的言外之意就是他再也找不出比将军这词更厉害的骂人话了。伊万·伊万诺维奇闻言大发雷霆：“是的，先生，我是将军，而且是中将，我效忠于我的皇上，而你，先生，不过是个后生小辈和不信神的人！”发生了一场不堪入耳的互相谩骂。第二天这事就见报了，并开始征集集体签名，以反对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的“不成体统的行为”，因为她不愿意立刻把将军赶出去。在一家画报上刊出了一幅漫画，把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将军和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三人作为三名顽固落后的朋友恶毒地描绘在同一幅画上；这画还配了一首诗，由一位人民诗人专门为这事而写。我想说句心里话，许多有将军头衔的人的确有一种习惯，总爱可笑地说：“我效忠于我的皇上……”倒像他们的皇上跟我们这些普通臣民的皇上不一样，不是同一个皇上，而是一个特殊的皇上，他们的皇上似的。 不用说，在彼得堡再待下去是不可能的了，况且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又遭到了彻底的fiasco。他忍不住讲起了艺术应有的权利，结果却招致了对他的更厉害的嘲笑。在最后一次讲座上，他想用他那忧国忧民的雄辩口才来打动人心，期望能唤起人们对他的“被贬黜”的敬意。他无可争议地赞同“祖国”这词既无用又可笑；赞同那种认为宗教有害的看法，但是他又响亮而坚定地宣称皮靴低于普希金，甚至还低得多。听众毫不容情地对他发出嘘声，因此他当场，还没走下讲台，就在大庭广众之中哭开了。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把半死不活的他带回了家。“Onm'atraitécommeunvieuxhonnetdecoton！”他毫无意义地嘟嘟囔囔地说。她服侍了他一夜，给他服桂樱水，并且一再对他说：“您还是有用的，您还会出人头地的，人们将对您刮目相看……在另一个地方。”就这样一直说到天亮。 第二天清早，有五位文学家联袂前来看望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其中三位她根本不认识，甚至从来没有见过他们。他们俨乎其然地向她宣布，他们研究了她要办刊物的问题，并就此事作出了决定。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从来就不曾委托过任何人来研究和解决任何有关她要创办刊物的事。该决定的内容是这样的：让她把刊物创办起来后，应根据自由联合的原则，把该刊连同资金一起移交给他们；她本人则离开这里回斯克沃列什尼基去，但是别忘了把“业已老朽”的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带走。出于礼貌，他们同意承认产权仍归她所有，每年将纯利的六分之一寄给她。最令人感动的是这五人中大概有四个人没有任何贪财的目的，他们的操劳奔走仅仅是为了“共同事业”。 “我们迷迷糊糊地离开了彼得堡，”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常常说，“我百思不得其解，只记得在火车车轮声的伴奏下，我一直在念念有词地说： “韦克和韦克和列夫·卡姆别克， “列夫·卡姆别克和韦克和韦克…… “以及鬼知道还说了些什么，就这样一直到莫斯科。直到莫斯科我才清醒过来——倒像在这里果真能找到点别的什么似的？噢，我的朋友们啊！”有时他精神振奋地向我们感叹道，“你们无法想象，当一种被你们早就视为神圣并对之肃然起敬的伟大思想，被一些笨伯们随手捡起，并被他们拿到街上奉送给一些跟他们一样的蠢货，而你们又突然在旧货市场上遇见它，可是它已面目全非，满身污泥，面目可憎，口鼻歪斜，不成比例，也不和谐，就像一些愚蠢的孩子手里的玩物似的，那时你们整个的心该是充斥着怎样的悲哀和愤怒啊！我们那个时代可不是这样，我们追求的也不是这个。不，不，完全不是这个。我们见到的已面目全非……我们的时代一定会重新回来，它一定会重新把那些摇摇欲坠的东西统统纳入坚定的轨道。要不然的话，还会怎样呢……” 七 从彼得堡回来以后，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便立刻让自己的朋友出国去“休养”，再说他俩也应该暂时分手了，她感觉到了这点。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兴高采烈地去了。“到那里我一定会再生！”他感慨系之地说，“在那里，我终于又可以搞学问了！”但是他从柏林的头几封信开始又唱起了一贯的老调。“我的心碎啦，”他写信给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说，“我什么也忘不了！在这里，在柏林，一切都使我追忆旧事，追忆往昔，我的最初的欢乐和最初的苦痛。她在哪里？现在她俩在哪里？你们，我永远也配不上你们的两位天使在哪里？我的儿子，我的爱子又在哪里？最后，我在哪里？我自己，过去的我，坚强如钢、像悬崖一样不可撼动的我？可是现在却有某个叫Andrejeff的人，一个长着大胡子的东正教的小丑，peutbrisermonexistenceendeux。”等等，等等。至于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儿子，他毕生只见过两次，第一次是在他刚出生的时候，第二次则是不久前在彼得堡，当时这个年轻人正准备上大学。我们已经说过，这孩子有生以来就一直在离斯克沃列什尼基七百俄里的O省由几位姑妈抚养（用的是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的钱）。至于Andrejeff，用俄文说，也就是安德烈耶夫，不过是本地的一个做小买卖的商人，是个大怪物，是个自学成才的考古学家，是个俄国古董的热心收藏家，有时与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在知识上，而主要是在学术观点上唇枪舌剑，彼此挖苦过。这位可敬的商人，蓄着雪白的大胡子，戴着银边的大眼镜，他曾在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小片庄园上（与斯克沃列什尼基毗邻）买过几俄亩森林用于砍伐，可是有四百卢布尚未付清。虽然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在打点自己的朋友去柏林的时候，十分阔气地给了他很大一笔钱，但是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在行前却对这四百卢布另有打算，大概另有什么秘密用途，所以当Andrejeff请求宽限一个月的时候，他差点没哭出来。话又说回来，Andrejeff是有权要求宽限的，因为几乎就在半年前，由于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当时另有急用，他已预付了第一笔款子。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急切地看了这第一封信，用铅笔在这句感叹“你俩在哪里？”下画了条着重线，标上日期，锁进了小匣子。他当然是想起了自己的两位已故的妻子。在收到的第二封柏林来信中，这调子又变了：“我一昼夜工作十二小时（“哪怕十一小时呢。”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嘀咕道）。在各个图书馆里翻阅图书，查找资料，做摘记，东奔西跑，拜访教授。我恢复了同敦达索夫这一好人家的友好往来。娜杰日达·尼古拉耶芙娜甚至到今天还是那么千娇百媚！她向您问好。她的年轻的丈夫和所有三个侄儿都在柏林。每天晚上我们就同年轻人聊天，一直聊到天亮，我们几乎在进行雅典式的夜谈，但仅就其内容精致、风格典雅而言，一切都很高雅：乐声悠扬，不绝于耳，西班牙的旋律，全人类复兴的幻想，永恒的美的理念，西斯廷圣母，光明中掺杂着黑暗，但是太阳也有黑子嘛！噢，我的朋友，我的高尚而又忠实的朋友！我的心同您在一起，我是您的，永远同您一个人在一起，entoutpays，甚至哪怕danslepaysdeMakaretdesesveaux，您记得吧，我们临行前，在彼得堡，常常战战兢兢地谈到它。现在我带着微笑回忆这一切。越过边境后，我就感到自己安全了，这是一种奇怪的感觉，新的感觉，这是头一回，经过如此漫长的岁月之后……”如此等等。 “嗯，全是胡说八道！”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认定，把这封信也归在一起，“如果雅典式的夜谈一直继续到天明，那就不可能每天看书十二小时了。难道这是喝醉了酒写的？这个敦达索娃太太怎敢向我致意问好？不过就让他散散心吧……” “DanslepaysdeMakaretdesesveaux”这话的意思是“马卡尔连牛犊也不赶去的地方”。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有时故意用极其笨拙的方式把俄罗斯的谚语和土生土长的俗语翻译成法语，他无疑是懂得这话的意思的，也能翻译得更好，但是他这样做无非出于一种特殊的卖弄，并认为这样做很俏皮。 但是他出国散心的时间不长，连四个月都没坚持下来就匆匆赶回了斯克沃列什尼基。他的最后几封信满纸都是倾诉他对他那不在身边的朋友的一往情深的爱，而且张张信纸都浸透了离情别意之泪。有这么一些异常恋家的人，就像室内饲养的小狗一样。两朋友的见面简直是欢天喜地，但是过了两天，一切又同从前一样了，甚至比从前还要乏味。“我的朋友，”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过了两星期后以绝密的方式悄悄告诉我，“我的朋友，我发现了一个对我十分可怕的……新情况：jesuisun普通的食客，etriendeplus！Maisr-r-riendeplus！” 八 接着，我们这里便风平浪静，而且持续了几乎整整九年。歇斯底里的发作和伏在我肩上的号啕大哭，也丝毫没有妨碍我们的幸福。我感到惊奇的是，在这段时间里，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没有怎么发胖。只有他的鼻子稍许发红，人也变得更加心平气和了。慢慢、慢慢地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朋友圈，不过这圈子通常并不大。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虽然与这圈子很少接触，但是我们大家都承认她是我们的保护人。在接受了彼得堡的教训之后，她终于在敝城定居；冬天住在城里她自己的府邸里，夏天则住在城郊她自己的庄园上。最近七年来，也就是说直到敝省的现任省长奉命到任为止，她在敝省的上层社会从来不曾有过这么高的地位和影响。敝省的前任省长，即令人难忘而又随和的伊万·奥西波维奇，是她的近亲，而且从前她还曾有恩于他。省长夫人一想到可能会引起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的不悦，就不免心惊胆战。敝省的上流社会对她的崇拜，竟发展到令人感到有点造孽的地步。这样一来，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也就神气了。他是俱乐部的会员，常常神气活现地大把大把地输钱，使人肃然起敬，其实许多人也只是把他看成一名“学者”而已。后来，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允许他搬到另一所房子去住，我们的日子就过得更自由了。我们每周两次在他那里聚会，常常过得很开心，尤其当他十分大方、不吝啬香槟酒的时候。葡萄酒也是在那个安德烈耶夫的铺子里买的。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每半年付一次账，而且每次付账的日子几乎都碰上他亚霍乱复发。 这个朋友圈资格最老的成员名叫利普京，他是省府的一名小官吏，人已经不年轻了，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在省城里是出了名的无神论者。他续弦的妻子既年轻又好看，他得了一笔嫁妆，此外，还有三个年已及笄的女儿。他让全家都对他战战兢兢，服服帖帖，而且不许她们出门，他非常吝啬，靠自己的俸禄积攒了一点钱，购置了一座小木屋。他是个不安分的人，然而位卑职小；省城里的人并不把他放在眼里，上层人士也不肯接待他。再说他臭名远扬，专爱搬弄是非，不止一次受到别人惩罚，而且被惩罚得很惨，一次是挨一位军官的打，另一次是挨一位可敬的家长——一位地主的揍。但是我们却喜欢他才思敏捷、富有求知欲，以及他那与众不同的幸灾乐祸的开心劲儿。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不喜欢他，但是他却有本事巴结她，而且不知怎么每次都巴结上了。 她也不喜欢沙托夫，直到最近这一年他才成了这圈子的成员。沙托夫从前是大学生，在一次学生闹事后被学校开除。他小时候曾受业于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可是他一生下来就是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的农奴，因为他的生父是她已故的跟班帕维尔·费奥多罗夫，曾受过她不少恩惠。因为他高傲而又忘恩负义，所以她不喜欢他，他被学校开除后也没有立刻回到她身边，她当时特意给他写了一封信，他也不予理睬，宁可受雇于一个开明商人，替他做牛做马，给他的孩子们教课，因此她怎么也不能原谅他。他跟这个商人家庭一起出国，与其说是当家庭教师，不如说是个照顾孩子的男仆；不过他当时倒的确很想出国。孩子们身边还有一位家庭女教师，是一位活泼麻利的俄国小姐，她也是在临行前才进这家人家的，他们雇她多半因为她便宜。可才过了两个月，商人就把她赶走了，说她有“自由思想”。在她之后接着离去的还有沙托夫，事隔不久，他就跟她在日内瓦结了婚。他俩同居了大约三周，后来就分手了，就像两个自由的、不受任何约束的人一样；当然，也是因为穷。后来他就一个人在欧洲长久漂泊，靠什么生活只有上帝知道；据说，他曾在街头给人擦过皮靴，还在一个港口当过搬运工。最后，大概一年前，他才回到老家，回到我们这儿，跟他年老的姑妈住在一起，过了一个月就把她送了终。他有一个妹妹，名叫达莎，也是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养大的，是她的养女，也是她的宠儿，在她家过着十分体面的贵族小姐般的生活。可是沙托夫却跟这妹妹若即若离，十分疏远。在我们中间，他常常板着脸，很少说话，但是间或倘若有人触犯了他的信念，他也会痛苦地勃然大怒，出言不逊。“必须先把沙托夫捆起来，然后才能跟他辩论。”有时候，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开玩笑地说，但是他很喜欢他。在国外的时候，沙托夫彻底改变了他过去的某些社会主义信念，跳到另一个相反的极端。他是属于那种抱有理想主义的俄国人，某种强大的思想会突然战胜他们，一下子把他们压倒，使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他们从来驾驭不了这种思想，可是却热烈地信仰它，他们就像被压在一块大石头底下，身体被压成了两半，于是后来他们就毕生都在临死前的痛苦挣扎中度过。沙托夫的外貌与他的信念完全相符：他行动笨拙，蓬乱的、浅色的头发，矮个儿，宽阔的肩膀，厚嘴唇，浓重的、下垂的浅黄色眉毛，皱眉蹙额，目光总是阴阳怪气、顽固地低垂着，仿佛对什么感到羞愧似的。他的头发中总剩下这么一绺头发，怎么也抚不平，总是撅着。他年约二十七八。“他老婆甩了他，我一点也不感到奇怪。”有一回，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定神端详了他一番以后，说了这样的看法。尽管他非常穷，他还是尽量穿得整洁。回来后，他仍旧不去向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求助，而是马马虎虎地凑合着过日子；他也曾帮商人们干过活。有一回还站过柜台，后来又准备好要走了，去做伙计的帮手，到船上去押货，可是临行前突然病倒了。很难想象他能忍受怎样的贫穷，他甚至压根儿不去想它。他病倒后，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曾秘密地、匿名地让人捎给他一百卢布。然而，他还是打听到了这一秘密，想了想，把钱收下了，然后去向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道谢。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热情地接待了他，可是这一回他又丢人地辜负了她的期望：他一共才坐了五分钟，一言不发，两眼死死地盯着地面，傻乎乎地微笑着，谈话正进行到最有意思的地方，他没把她的话听完，就站起身来，不知怎么侧着身子笨手笨脚地鞠了一躬，感到羞愧难当，恰好碰着了她那张名贵的组合式针线台，轰隆一声倒在地板上，散了架，他羞愧得半死不活地走了出去。后来，利普京狠狠地责备他，说他不应该收他过去专横霸道的女地主送给他的这一百卢布，当时就应当轻蔑地予以拒绝，可是他非但收了，而且还颠颠地跑去道谢。他孤零零地住在城市边上，即使我们中间的什么人去看他，他也不欢迎。他经常到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那儿去参加晚会，向他借报纸和书看。 经常来参加晚会的还有一个名叫维尔金斯基的年轻人，他是本地的一名小官吏，与沙托夫有某些相似之处，尽管两人看来在所有方面都截然不同，但他也是个“拖家带口的人”。这个既可怜又非常文静的年轻人（不过他已经三十岁了），很有学问，但大半是靠自学得来的。他很穷，已婚，在衙门供职，养活着妻子的姑妈和一个小姨子。他的夫人，以及家中的所有女士，都信奉眼下最时髦的信念，但是这一切在她们那儿都显得有点儿粗俗，正如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在谈到另一件事时形容的那样，这乃是一种“沦落街头的思想”。她们信奉的一切都来自书本，可是稍有风吹草动，只要从我们首善之区的什么进步组织稍稍传来一点风声，她们就准备把任何东西都扔到窗外去，只要有人劝她们扔，她们无不照办。Madame维尔金斯卡娅在敝城做接生这个行当，她在未婚前一直住在彼得堡。维尔金斯基本人是个少有的心地纯洁的人，我很少遇到比他更正直、更火一般热情的人了。“我永远，永远不会掉队，落后于这些光辉的希望。”他常常两眼放光地对我说。每当他谈到这些“光辉的希望”时，他总是声音低低的、甜甜的，仿佛秘密地说什么悄悄话似的。他个子相当高，但身材细长，肩膀奇窄，头发呈红褐色，而且长得非常稀。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常常高傲地嘲笑他的某些见解，他只淡淡地付之一笑，有时候也会很严肃地反驳他，并且常常使他在许多问题上张口结舌，无言以对。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对他的态度始终很亲切，而且对我们大家也一直像父辈一样。 “你们都是些‘半瓶子醋’，”他常向维尔金斯基开玩笑地说，“所有同您一样的人，就说您吧，维尔金斯基，我还没有发现您目——光——短——浅，可是在彼得堡chezcesséminaristes，这种鼠目寸光却屡见不鲜，不过你们终究是些‘半瓶子醋’。沙托夫倒很想成为整瓶子醋，可连他也是半瓶子醋。” “那我呢？”利普京问。 “您不过是中庸之道，随遇而安……得过且过。” 利普京听了很不高兴。 大家在谈到维尔金斯基的时候，遗憾的是还说得有鼻子有眼，非常可靠，说他的夫人跟他正式结婚后还没过上一年，就突然向他宣布，她不跟他过了，她看上了列比亚德金。这个列比亚德金是个外来户，后来发现是个非常可疑的分子，而且根本不像他自诩的那样是个退役大尉。他就会拧着小胡子，喝酒，聊天，信口雌黄，满嘴胡吣。这人居然毫不客气地立刻搬到维尔金斯基家住，十分得意地吃着别人的面包，吃饭睡觉都在他们那儿，最后还傲慢地不把主人放在眼里。有人说，当维尔金斯基的妻子向他宣布分开过的时候，维尔金斯基向她说：“我的朋友，在这以前我只是爱你，现在我尊敬你。”但当时他未必说过这句古罗马格言；相反，有人说，他号啕大哭，泣不成声。有一天，在他俩分开后大约过了两周，他们全“家”出动，到城外的树林里去郊游，跟朋友们一起喝茶。维尔金斯基当时不知怎么开心得不得了，还参加了跳舞，但是突然，事前也没发生任何争吵，猛地伸出两手一把抓住正在独自跳康康舞的身材高大的列比亚德金的头发，把他摁倒在地，又是尖叫又是喊又是哭地把他拖了就走。这个大高个儿几乎吓破了胆，甚至都没有自卫，在拖他走的时候，他几乎没有打破沉默，但是他事后却大生其气，表现了一个体面人应有的义愤。维尔金斯基一整夜都跪在他妻子面前求饶，但是这饶他没有求到，因为他始终不肯向列比亚德金赔罪；此外，他还被指责为信仰不坚和愚蠢，后者主要表现在向女人讨饶时居然下跪。很快，大尉就不见了，直到最近才带着他妹妹另有所图地出现在敝城，但是关于他的情况，我们以后再谈。因此，这个可怜的“拖家带口的人”常常到我们这里来消愁解闷，需要我们跟他在一起，这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他在我们这儿从来不谈自己的家务事。仅仅有一次，他跟我一起从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家回来，他本想远兜远转地谈谈自己的境况，可是却立刻一把抓住我的胳臂，热烈地感叹道： “这没什么，这不过是私事，这丝毫，丝毫不会妨碍‘共同事业’！” 常来参加我们这个小圈子活动的还有一些偶然的来客：常来的有一个犹太佬叫利亚姆申，还有一位名叫卡尔图佐夫的大尉。有一个时期一位勤学好问的老人也常来，但是他死了。利普京还带来过一位流放此地的波兰天主教教士，叫斯隆采夫斯基，有一个时期我们按原则接待了他，但是后来也就不再接待他了。 九 有一个时期，敝城上下在谈到我们的时候，常常说我们这个小圈子乃是自由思想、荒淫无耻和不信神的策源地，而且这一谣传还居然有人相信。其实我们进行的无非是最无害、最可爱、完全俄国式的既开心而又自由主义的闲谈。“高级的自由主义”和“高级的自由主义者”，即没有任何目的的自由主义者，只有在我们俄国才可能有。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就像任何一个思维敏锐的人一样，必须有听众，此外还必须意识到他正在履行宣传某种思想的崇高职责。最后还得有人跟他一起喝香槟酒，并在茶余酒后进行某种愉快的交谈，谈谈俄罗斯和“俄罗斯精神”，谈谈一般的上帝，尤其是“俄罗斯的上帝”；第一百次地重复尽人皆知而且说得老掉牙了的俄国丑闻。我们也不反对谈谈城里的流言蜚语，而且有时还要对此给予义正词严的、符合高尚道德的判决。我们也常常谈全人类的问题，议论欧洲和人类的未来命运；我们还不容反驳地预言，法国在推翻了君主专制政体后，肯定会一下子降到二流国家的水平，并且深信这很快并很容易就会发生。我们早就预言，在统一的意大利，罗马教皇只能充当普通的都主教的角色，并且深信，在我们这个人道、工业和铁路的时代，要解决这整个千年难题不过是小事一桩而已。但是，要知道，由“俄国的高级自由主义”来处理问题，从来都是这种纸上谈兵、光说不练的态度。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有时候也谈论艺术，谈得非常好，不过有点抽象。有时候他也回想起自己青年时代的朋友（他谈的都是在我国发展史上名垂青史的人物），他每次回忆起这些人的时候都十分感动，充满景仰之情，但也似乎不无嫉妒。有时候实在闲得无聊，就让犹太佬利亚姆申（省邮政总局的小职员），坐下来弹琴，他弹得一手好钢琴，在弹琴的间歇则表演猪叫声、雷雨声、女人分娩时的喊叫声和婴儿呱呱坠地时的啼哭声，等等，等等；请他来就是为了让他干这个。如果多喝了两杯（这也是常有的，虽然并不经常发生），大家就变得兴高采烈，甚至有一次，在利亚姆申的伴奏下，还合唱了《马赛曲》，只是不知道唱得好不好。我们曾兴高采烈地欢庆二月十九日这一伟大的日子，还在这以前很久就为欢庆这一日子的到来而频频干杯。这还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那时既没有沙托夫，也没有维尔金斯基，而且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还同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住在一起，住在同一座宅子里。还在这个伟大日子到来前的若干时候，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就养成了一种习惯，常常念念有词地背诵一首著名的诗，虽然这诗显得有点不伦不类，想必是某个过去的自由派地主做的： 庄稼汉手执利斧在前进， 即将发生可怕的事情。 似乎，都是这类反诗，原诗我记不清了。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有一次无意中听到他在背诵，便他喝道：“胡说，胡说！”说完便气呼呼地出去了，当时利普京恰好在场，便刻薄地对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说： “要是地主老爷过去的农奴当真在庆贺解放时给他们带来某种不愉快的事，那就太遗憾了。” 他说时伸出食指在自己的脖子周围画了个圈。 “Cherami，”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宽厚地对他说道，“请相信，这（他重复了一遍绕脖一圈的手势）既不会给我们的地主带来好处，也不会给我们大家带来好处。我们即使没有脑袋也搞不出任何名堂，何况最碍事的正是我们的脑袋，妨碍我们去理解应该理解的事情。” 我要指出，我国有许多人认为，在发表宣言那天将会发生某种非同寻常的事，即利普京预言过的那类事，要知道这些人乃是所谓的农民通和国家通。看来，连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也赞同这些想法，因此在这个伟大的日子即将到来的前夜，突然向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请求出国；总之，他也开始不安了。但是，这个伟大的日子过去了，尔后又过去了一段时间，在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嘴上又出现了高傲的微笑。他向我们就俄罗斯人的性格，尤其是俄罗斯农民的性格发表了若干精辟的见解。 “我们这些人也太心急了，对我国的农民也太急于求成了，”他发表了一系列精辟的见解后最后说道，“我们把他们变成了时髦的话题，我国文学界中的某些人连续好几年刺刺不休地把他们当成新发现的奇珍异宝大加称道。我们把桂冠戴在他们长满虱子的脑袋上。俄国农村在整整一千年中给予我们的仅仅是喀马林舞。一位颇会说俏皮话的优秀的俄国诗人，头一次在舞台上看到伟大的拉舍尔的演出时曾欢呼：‘我决不用拉舍尔来换一个乡巴佬！’我要进一步说：我要用所有的俄国庄稼汉来换一个拉舍尔2。该是看问题清醒一些的时候了，不要把我国粗鄙的土产柏油与bouquetdel'impératrice混为一谈。” 利普京立刻表示同意，但是他又指出，昧着良心去夸奖农民，在当时还是必要的，是一种时尚。甚至上流社会的太太小姐们在读《苦命人安东》时也热泪盈眶，她们中的某些人甚至还从巴黎写信到俄罗斯给她们的管家，让他们从今以后对待农民要尽可能人道些。 无独有偶，在有关安东·彼得罗夫的流言刚刚传开，在敝省，在距离斯克沃列什尼基总共才十五俄里的地方，发生了一场误会，当局一时怒起，派去了一队士兵。这一回，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竟出乎意料地激动起来，甚至把我们吓了一跳。他在俱乐部里大叫大嚷，应当多派军队去，应当打电报到别的县去调军队来；他还跑去找省长，向他保证，他与此事无关；他还提出请求，不要用老眼光看人，不要把他牵连到这件事情里去，他还建议立即将他的这一声明上报彼得堡的有关方面。幸亏这一切很快就过去了，结果是不了了之，不过我当时对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态度感到很吃惊。 大家知道，过了约摸三年，有人谈起了民族性，并且产生了一种“舆论”。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不禁哑然失笑。 “诸位朋友，”他教导我们说，“我们的民族性，如果当真像他们现在在报纸上硬要我们相信的那样，‘业已诞生了’的话——那它还坐在学校里，坐在某个德国的彼得中学里，在念德国书，在背背不完的德国课，而且，倘若需要，德国老师还会让它罚跪，对这位德国老师我要夸奖几句；但是最可能的是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任何这样的事情也没有产生，一切都同过去一样，也就是说，在上帝的庇护下一切都依然故我。我看，对于俄国，pournotresainteRussie，这也就足够了。再说，所有这些全斯拉夫精神和民族性——这一切都太陈旧了，并不新鲜。所谓民族性，如果您愿意的话，永远也不会在我国出现，除非它以俱乐部老爷的娱乐这一形式出现，而且还是莫斯科的娱乐，自然，我说的不是伊戈尔时代。最后，一切都由于闲得无聊。我国的一切，善行与义举，也无非是由于闲得无聊。一切都是因为我国老爷可爱的、有教养的、刁钻古怪的游手好闲！这话我已经翻来覆去说过三万年了。我们不会依靠自己的劳动生活！他们现在在那里大轰大嗡地侈谈什么在我国‘业已诞生’的社会舆论——这么突如其来，该不是无缘无故地从天上掉下来的吧？难道他们就不明白，要取得一种见解，首要的条件是劳动，自己的劳动，凡事都应有自己的首创精神，自己的实践！不费吹灰之力是永远得不到任何东西的。只要我们劳动，就会有自己的见解。可是因为我们从来都不劳动，所以迄今为止代替我们工作的人就会代替我们拥有他们自己的见解，我说的仍旧是那个欧洲，仍旧是那些德国人，他们当了我们二百年的老师。再说我们俄罗斯乃是个大误会，这误会单靠我们自己，没有德国人帮忙，自己又不劳动，是解决不了的！因此已经二十年了，我不断地敲响警钟，不断地呼吁劳动。我为呼吁这事已经贡献了一生，并且像个疯子似的对此坚信不疑。现在我已经不相信了，但是我仍在使警钟长鸣，这警钟我要敲到底，一直敲到死；我要不停地拉钟绳，直到人们为我敲起丧钟！” 呜呼！我们只能唯唯诺诺地随声附和。我们向我们的导师鼓掌，而且还鼓得十分热烈！那又怎么样呢，诸位，难道现在，有时候，不是经常还可以听到这种同样“可爱”、同样“聪明”的“自由主义”的俄罗斯的陈词滥调吗？ 我们的导师是信神的。“我不明白这里的人为什么都把我形容成一个不信神的人？”他有时候常说，“我信仰神，maisdistinguons，我信仰神就像相信一个仅仅在我身上意识到自己存在的生灵。但是我无法像我的纳斯塔西娅（女仆）或者某个信仰神‘以防不测’的老爷那样去信仰，或者像我们亲爱的沙托夫那样，不过，不，沙托夫不能算数，沙托夫的信仰是违心的，同莫斯科的斯拉夫派一样。至于基督教，尽管我真心诚意地尊重基督教，但我不是基督徒。毋宁说我是古代的多神教徒，就跟伟大的歌德和古希腊人一样。仅就基督教不了解女人就足够说明问题了——乔治·桑在她的一部天才小说中曾对此作了出色的描写。至于顶礼膜拜、斋戒以及其他等等，我不明白，谁管得了我？这关他们什么事？不管我们这里的告密者怎么费尽心机，我也不愿做一个狡诈的耶稣会士。四七年，别林斯基还在国外，他给果戈理写了一封著名的信，信中强烈谴责他居然相信‘什么神’。Entrenoussoitdit，我无法想象有什么比果戈理（当时的果戈理）看到这个提法以及……读到全信的时候更滑稽可笑的了！但是，我先撇开可笑的地方不谈，因为我对问题的实质还是同意的，因此我要说，并且指出，这才是一些真正的人！他们善于爱自己的人民，善于为人民受苦，为人民牺牲一切，与此同时，如果必要，他们也善于对人民不随便苟同，在某些看法上对人民不纵容姑息。别林斯基绝不会当真在植物油或者萝卜烧豌豆中寻找救国救民之道……” 但这时沙托夫介入了。 “您刚才说的这些人就从来不曾爱过人民，既没有为人民受过苦，也没有为人民牺牲过任何东西，不管您对此怎样富于想象，不管您怎样聊以自娱！”他阴阳怪气地悻然说道，低下了头，在椅子上焦躁地别转了身子。 “您说他们不爱人民！”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吼道，“噢，他们多么爱俄罗斯啊！” “既不爱俄罗斯，也不爱人民！”沙托夫也两眼放光地吼道，“不知道的东西就不可能去爱，而他们对俄国人民一无所知！他们大家，也包括您在内，看俄国人民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别林斯基尤甚；仅就他给果戈理的那封信便可一目了然。别林斯基就像克雷洛夫寓言中那个好奇者一样，在珍禽异兽展览馆中偏偏看不见大象，而将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法国那几只社会主义的小甲虫身上；他看到这些小甲虫后就万事大吉了。要知道，说不定他还比我们大家都聪明！你们不仅对人民视而不见——你们还对人民不屑一顾，单凭这点就可窥见一斑，即在你们的想象中，所谓人民，那就只有法国人，而且还仅仅是巴黎人，你们引以为耻的是俄国人民居然与法国人不一样。这就是毫不夸张的事实真相！谁心目中没有人民，谁心目中也就没有上帝！你们要清楚，所有那些不再了解本国人民并与他们失去联系的人，也就会在同等程度上立刻失去我们父辈的信仰，或者逐渐变成一个无神论者，或者逐渐变成一个冷漠的人。我说的是大实话！这是一个正在得到证实的事实。正因为此，所以现在你们大家——或者是可憎的无神论者，或者是无动于衷、道德败坏的坏蛋，除此以外，什么也不是！您也一样，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我根本不把您看做例外，甚至可以说，我说的就是您，您要明白这道理！” 通常，说完这类独白之后（这在他是常有的事），沙托夫就抓起自己的便帽，匆匆向房门走去，他深信，现在已经一了百了了，他已经彻底地、永远地断绝了自己同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友好关系了。但是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却总能及时地拦住他，不让他走。 “沙托夫，咱俩作了这么一大堆亲切的交谈之后，是不是该和好了呢？”他常常这样说，宽厚地从安乐椅上向他伸出了手。 沙托夫行动笨拙，生性腼腆，不喜欢温情脉脉。从外表看，他这人很粗鲁，可骨子里他的心却似乎软极了。虽然常常失去分寸，可是到头来首先感到痛苦的还是他自己。听到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这一番和好的表示后，他用鼻音支支吾吾地不知说了一句什么话，像只熊似的在原地踏了一会儿步，突然出人意料地微微一笑，把自己的便帽放到一边，又坐到原先的椅子上，两眼死死地盯着地面。不用说，拿来了酒，于是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找了一个适当的理由宣布干杯，比如说举杯纪念某个过去的名人。 [book_title]第二章 哈利太子。提亲 一 世界上还有一个人，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对他的爱恋绝不亚于她对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恋恋不舍——这就是她的独生子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斯塔夫罗金。就是为了他，才延请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来充任西席的。这男孩当时才七八岁，而做事莽撞的斯塔夫罗金将军，也就是他的父亲，当时已同他妈妈分居，所以这孩子是在她一个人的呵护下长大的。应当替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说句公道话，他很有本事，善于让自己的学生对他恋恋不舍。他的全部奥秘就在于他自己也是个孩子。当时，我还不在那儿，可是他却经常需要有个挚友。因此这孩子稍长，他就不假思索地把这么一个小不点儿当成了自己的朋友。他们之间居然毫无距离，其实这也是十分自然的。他曾不止一次地在半夜把这个十岁或者十一岁的朋友叫醒，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向他含泪倾吐自己的满腹心酸，或者向他公开某个家庭秘密，根本没有注意到这已经是完全不许可的了。他俩互相投入彼此的怀抱和哭泣。这孩子知道他的母亲很爱他，但是，他自己未必很爱他的母亲。她很少和他说话，也很少在什么事情上十分限制他，但是他总是有点痛苦地感觉到她那密切注视着他的目光。然而，在他的教育和道德修养等方面，母亲却全权托付给了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当时她还完全信赖他。应当认为，老师稍许损害了一点他的学生的神经。当他跨入十六虚岁被送进贵族学校的时候，他身体孱弱，面色苍白，文静得出奇，总是若有所思（后来他却以膂力过人著称）。也应当看到，两朋友半夜里投入彼此的怀抱同声一哭的时候，也不全是因为什么家庭龃龉。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善于拨动他的朋友的心弦直到它的最深处，并在他心中唤起对于那永恒的、神圣的忧伤产生一种初步的、还模糊不清的感觉，某些优秀人物，一旦尝到和体会到这样的忧伤，后来就再也不肯拿它去交换廉价的满足了（也有这么一些爱好忧伤的人，他们特别珍爱这种忧伤，把这看得比最彻底的满足更可贵，如果可能存在这样的满足的话）。后来，这小鸟及其老师终于分道扬镳，各奔东西了，这虽然晚了点，但无论如何是件好事。 这年轻人负笈贵族学校的头两年，常常回来度假。在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和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去彼得堡时，他有时也参加在他妈妈那里举行的文学晚会，在一旁倾听和观察。他很少说话，仍旧一如既往，文静而又腼腆。对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他仍旧同过去一样亲呢和关注，但是已经含蓄了些：他显然避免跟他谈论高级的话题和对往事的回忆。贵族学校毕业后，他根据妈妈的意愿去服军役，很快他就被编入一个最著名的近卫骑兵团。穿上军服后他没有来看过妈妈，而且从彼得堡也很少写信回来。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毫不吝啬地寄钱给他，尽管改革后她从领地上得到的收入一落千丈，起先她连过去收入的一半都拿不到。不过，由于她多年来自奉节俭，倒也积蓄了一些绝不可小觑的家财。她儿子在彼得堡上流社会取得的成功，使她很感兴趣。她没有办到的事，这位年轻、富有、前程似锦的军官都办到了。他恢复了她过去连想也不敢想的关系，到处都受到人们的热情接待。但是很快就有一些相当奇怪的传闻传到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的耳朵里来：这年轻人不知怎么突然疯狂地吃喝玩乐起来。倒不是说他赌钱了或者酗酒了，人们只是说他野蛮地放荡不羁，屡次骑马踩死人，对一位上流社会的太太采取禽兽不如的行为，他先是跟这女人私通，后来又当众侮辱她。在这件事情中，甚至还有某种过分露骨的肮脏的东西。此外，人们还补充说他是一个无事生非的人，专爱寻衅闹事，侮辱他人，不以为耻，反以为乐。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十分担心，也十分烦恼。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向她保证，这不过是年轻人年少气盛，血气方刚，容易冲动罢了，就像大海一样，总会平静下来的，这一切就像莎士比亚描写的青年时代的哈利太子，常常跟福斯塔夫、波因斯和桂嫂一起吃喝玩乐。这一回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并没有大喝一声：“胡说，胡说！”就像她近来已养成一种习惯，动辄向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嚷嚷的那样，而是相反，听得很用心，让他给她再说详细点，还亲自拿来了莎士比亚的书，非常用心地拜读了这部不朽的历史剧。但是这部历史剧并没有使她心安，再说她也没有发现他们有多大相似之处。她写了好几封信到彼得堡去，现在她正在焦急地等待回信。回信很快就来了，她得到一个要命的消息，说哈利太子几乎一下子就举行了两次决斗，而在这两次决斗中他都罪责难逃，一个对手被他一枪毙命，另一个则被他致残，由于做了这样的好事，他已被移交军事法庭。此案最后以被黜当兵，剥夺公权，发配到一个步兵团服役结案，而且这一判决还是格外开恩。 到了六三年，他不知怎么却立功受奖了；给了他一枚十字勋章，并被提升为军士，后来不知怎么又很快被提升为军官。在整个这段时间内，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也许向京城发了多达一百封的求告信和恳求信。遇到这种非同寻常的事，她也顾不了许多了，只能略微降尊纡贵，低三下四一些。在得到提升后，这年轻人却忽然退伍了，这次他还是没有到斯克沃列什尼基来，而且完全停止了给母亲写信。终于有人用迂回的办法打听到他又回到了彼得堡，但是在从前的那伙人中已经完全见不到他了；他仿佛躲到什么地方去了。后来才弄清，他生活在一群奇怪的人中间，他跟彼得堡居民中的一些败类，跟一些没有皮靴的小官吏，跟一些神气活现到处乞讨的退伍军人，跟一些醉鬼们在一起鬼混，经常去看望他们肮脏的家庭，没日没夜地在那些黑黢黢的贫民窟里以及只有上帝才知道的穷街陋巷里鬼混，邋邋遢遢，衣衫褴褛，由此可见，他就喜欢这样。他也不向母亲要钱，他有一块自己的小小领地——这是斯塔夫罗金将军原先拥有的一座小村庄，这块领地不管怎样，多少总有点收入，又听说，他把这块领地租了出去，租给一个萨克森的德国人。最后，他母亲写信去求他，求他回到她身边来，于是哈利便出现在我们这座城市。直到这时我才头一次看清他的长相，而在这以前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他。 这是一位长得十分秀气的年轻人，年约二十五岁上下，不瞒诸位，他还真的使我吃了一惊。我还以为我将会遇到一个邋里邋遢、衣衫褴褛的年轻人，一个因荒淫无度而骨瘦如柴、满身酒气的人。与此相反，这是我有生以来看到过的绅士中最风度翩翩的绅士，他穿得非常考究，举止文雅，就像一位已经习惯于最风流倜傥、最端庄文雅的先生所能表现出来的最文雅的举止那样。不仅我一个人感到惊奇，全城人也无不感到诧异，当然，全城上下都已经风闻斯塔夫罗金先生在那边的所有行动，甚至连个中内情他们也知道，真叫人难以想象，这些消息他们是从哪儿听来的，最令人诧异的是，这些消息竟有半数是准确的。敝城的所有女士都被这位新来的客人弄得神魂颠倒。她们截然分成两派——一派人崇拜他，另一派人则恨死了他，恨不得将他千刀万剐；但是两派人都被他弄得神魂颠倒。使一些人特别着迷的是他心中说不定有什么非常不幸的秘密，另一些人则十分欣赏他是个杀人凶手。后来还发现，他受过良好的教育，甚至还颇有学识，当然，要使我们叹服，也不需要有许多学识；但是他对当前迫切的、非常有意思的话题也能发表自己的见解，而最可贵的是他能明辨是非。我要提一件怪事：我们这儿所有的人，几乎从头一天起就认为他是个明辨是非的人。他不大爱说话，温文尔雅而又无矫揉造作之态，出奇地谦虚，而又勇敢和自信，这是我们这里的任何人都比不上的。敝城的花花公子们都以嫉妒的目光看着他，但是在他面前又只能甘拜下风。他的面孔也使我吃惊：他的头发似乎太黑了点，他那浅色的眼睛似乎太平静、太明亮了点，他的面孔的颜色似乎太柔和、太白皙了点，他脸上的红晕似乎太鲜艳、太纯净了点，他的牙齿像珍珠，他的嘴唇像珊瑚——简直像画儿上的美男子似的，同时又似乎令人感到厌恶。有人说他的脸像副面具，然而，大家还顺便说了许多有关他膂力过人的话。他的身材似乎很高。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对他的看法是既感到自豪，但又经常感到不安。他在我们这里住了大约半年——萎靡不振，不声不响，相当忧郁；在社交界总是一丝不苟地履行着敝省的全部礼节。省长是他父亲那方面的亲戚，因此他在省长的官邸受到近亲般的接待。但是才过去几个月，这头野兽就突然露出了自己的狰狞面目。 我要捎带说说，敝省的前省长，也就是我们那位好脾气的可亲可爱的伊万·奥西波维奇，有点娘娘腔，但是他出身名门，跟许多有钱有势的人有来往——这就是为什么他能在敝省尸位素餐地待了这么多年，尽管他经常当甩手掌柜，什么事也不做。倘若在过去的大好岁月，就凭他热情好客这一点，他就应该当首席贵族了，而不是在我们这个麻烦的时代当一名省长。敝城常有人说，领导这个省的其实不是他，而是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当然，这样说有点刻薄，不过话又说回来——这绝对不是真的。再说，我们在这方面说的俏皮话难道还少吗？恰恰相反，近年来，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特意地、有意识地使自己回避任何高级的任命，尽管整个上流社会对她非常尊敬，她自愿把自己封闭在她给自己规定的严格的范围内。她摒弃了任何高级任命，却突然开始管理起自己的田庄来了，并在两三年内使自己庄园的收入几乎达到了过去的水平。她放弃了她过去的富有诗意的冲动（彼得堡之行，打算出版刊物等），开始积蓄钱财和省吃俭用。甚至对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也疏远了，让他到其他公寓去租房子住（他早就向她提出种种借口，软磨硬泡地说他要出去单过）。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也慢慢、慢慢地开始管她叫平庸的女人，或者戏称之为“我那平庸乏味的朋友”。不用说，只有在同时对她保持非常尊敬的状态下，他才允许自己开这类玩笑，而且要选择恰当的时机，决不轻易为之。 我们这些跟他比较接近的人都明白（而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则尤为敏感），现在儿子对于她仿佛是一线新的希望，甚至仿佛是某种新的幻想。她对儿子的一片痴情开始于他在彼得堡的社交界处处受到欢迎的时候，自从她获悉他被降为士兵那时起则变得尤为强烈。与此同时她又分明很怕他，在他面前，她就好像是他的奴隶。看得出来，她害怕的是某种模糊不清的、神秘的、连她自己也说不出所以然来的事，而且有许多次她悄悄地、仔细地端详着她的Nicolas，在思索着什么和猜测着什么……就在这时候——这头野兽突然伸出了它的爪子。 二 我们这位太子突然无缘无故地对不同的人干下了两三件岂有此理的无礼行为，也就是说主要在于这些无礼行为完全是闻所未闻的，简直太不像话了，违反常规，恶劣透顶，简直是恶作剧，只有鬼知道这是为什么，简直没一点道理。我们俱乐部的一位德高望重的主任，名叫彼得·帕夫洛维奇·加甘诺夫，这人已经上了年纪，甚至可以说劳苦功高，他有一个无伤大雅的习惯，每说一句话总要激动地加上一句：“不，您哪，这可骗不了我，他们休想牵着我的鼻子走！”他爱说，就让他说去吧。但是有一天，在俱乐部，不知因为什么事热烈地争论起来，他向聚集在他周围的一小部分俱乐部的常客（这些人都不是等闲之辈）说了这句口头禅。这时，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正一个人站在一边，谁也没有跟他说话，他突然走到彼得·帕夫洛维奇身边，出人意料地伸出两只手指使劲捏住了他的鼻子，而且拽着他在大厅里走了两三步。他不可能对加甘诺夫先生有任何个人恩怨。可以认为，这纯粹是恶作剧，不用说，这种恶作剧是绝对不能饶恕的；不过后来有人说，他在这么干的一瞬间几乎若有所思，“仿佛发了疯似的”；但是这已经是过了很久以后大家才想起来和明白过来的。当时，大家在气头上，起先都只记得第二个瞬间，当时他大概一切都明白了，明白他究竟在做什么了，但是他不仅不感到惭愧，恰恰相反，他还歹毒和快活地微笑着，“毫无悔过之意”。全体大哗，把他围了起来。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左顾右盼，望着四周，对谁的斥责也不予回答，反而好奇地端详着一张张大呼小叫的脸。最后，他突然又似乎沉思起来（起码后来大家都这么说），皱起眉头，步履坚定地走到受了侮辱的彼得·帕夫洛维奇面前，匆匆地，带着明显的懊恼的神态，喃喃道： “当然，您一定会原谅我的……说真的，我也不知道我怎么突然心血来潮……干了这蠢事……” 这种敷衍塞责的道歉无异于新的侮辱。群情哗然，嚷嚷得更凶了。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耸了耸肩膀，走了出去。 这一切都混账之极，且不说也太不成体统了——这种不成体统一眼就看得出来，是存心的和有预谋的，由此可见，也是对我们整个上流社会蓄意的、极端放肆的侮辱。而且大家也都这么认定。大家先是一致同意立刻把斯塔夫罗金先生开除出俱乐部，取消他的会员资格，然后决定以整个俱乐部的名义向省长请愿，请求他立即（不要等到法院正式开庭）“运用授予他的行政权力”来遏制这个有害的、爱惹是生非的家伙，这个京城来的“捣乱分子，借以保障我市整个上流社会的安宁，以免遭受侵害”。行文至此，他们又义愤填膺地补充道：“也许，总能找到某项法律，足以惩治斯塔夫罗金先生。”大家准备了这句话，就是专门说给省长听的，他们想以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为由刺他一下。他们行文至此，自以为是得意之笔。好像存心回避似的，省长当时恰好不在城里，他到不远的地方去给一位妩媚动人的新寡的太太的孩子行洗礼去了，她生了个遗腹子，但是大家也知道省长很快就会回来的。在等候省长期间，大家为可敬而受辱的彼得·帕夫洛维奇组织了一次热烈的欢呼：大家拥抱他，亲吻他，全城的人都去拜访他。大家甚至还打算凑份子，为他举行一次慰问午宴，只是应他的一再请求才放弃了这一想法——也许大家终于明白：这人毕竟被别人牵着鼻子走过，因此，隆重慰问云云也大可不必。 然而，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这怎么可能发生呢？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个情况：我们中间没一个人，全城上下也没一个人认为他做出这种野蛮的举动是因为疯狂。就是说，即使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神志很正常，他也会干出同样的行为。就我而言，甚至至今我都不知道这事该怎么解释，尽管紧接着又发生了一件事，似乎把一切都解释清楚了，看来，大家的气因此也就消了。我还要补充一点，四年以后，我曾经小心翼翼地问过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问他过去在俱乐部里发生的那事到底怎么啦，他皱起眉头回答道：“是的，当时，我感到不太舒服。”但这是后话，不说也罢。 我感兴趣的是，当时大家义愤填膺，激起了公愤，对这个“爱惹是生非的京城来的捣乱分子”群起而攻之。大家定要看到，这乃是想要一举侮辱整个上流社会的无耻预谋和蓄意挑衅。这人确实没有使任何人感到满意，相反却得罪了所有的人——可是话又说回来，他又怎么得罪了大家呢？直到最后，他都没有跟任何人发生过任何争吵，也没有侮辱过任何人，而是彬彬有礼，就像时装画报上的翩翩少年一样，如果这美少年也能开口说话的话。我认为，大家恨他是因为他太骄傲了。甚至敝城的女士们起先崇拜他，现在则大叫大嚷，对他群起而攻之，比男子尤甚。 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惊骇莫名。后来，她向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承认，这一切她早就预料到了。整个这半年，每天，她都担心会出“诸如此类”的事——这样的承认出自一个亲生母亲之口，就值得注意了。“开始了！”她不寒而栗地想。在俱乐部那个要命的晚上的第二天上午，她小心谨慎而又坚定不移地开始要求儿子把这件事说清楚，但是，尽管她的决心很大，她还是面色苍白，浑身哆嗦。她一宿未睡，甚至一大早就爬起来去找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商量，而且在他面前哭了，这情形她当着别人的面还从来不曾发生过。她希望Nicolas起码能向她多少说点什么，哪怕赏脸给她解释一下呢。Nicolas一向对母亲很有礼貌，也很孝顺，他皱着眉头听她说了一会儿，但是神态十分严肃；他突然站起身来，一句话也没有回答，吻了吻她的手，便走了出去。而同一天晚上无独有偶地紧接着又出了另一件丑闻，虽然比起头一件来要小得多，然而由于群情激愤，却极大地加剧了满城风雨。 正好在这时候我们的朋友利普京冒了出来。就在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跟他母亲谈心之后，利普京紧接着去找他，请他赏光就在当天去参加他妻子的生日晚会。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早就提心吊胆地看着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择友中的这种低级倾向，但是向他指出这点她又不敢。除了这个利普京外，他已经在敝城第三等级中结识了好几个朋友，甚至层次还要低，但是无奈他偏有这样的乖僻，他还从来没有到利普京家去过，虽然跟他本人常常见面。他猜，利普京现在来叫他，是因为昨天俱乐部里出的那件乱子，而利普京是当地的自由派，听到出了这样的乱子肯定非常高兴，他肯定认为，对付这些俱乐部主任就应该这么干，这样做太好了。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哈哈大笑，答应一定去。 客人来了很多；这些人虽然相貌平常，但却十分活跃。爱面子而又嫉妒心重的利普京，每年就请两次客，但是对这两次请客他却毫不吝啬。他请的最受敬重的嘉宾当推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但是他因病未能前来。先是上茶，有丰盛的各色冷盘和伏特加；开了三桌牌局，而年轻人在等候晚餐时，开始在钢琴的伴奏下翩翩起舞。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请利普京娜太太（这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年轻太太，在他面前怯生生的，非常胆小）做舞伴，跟她跳了两圈，然后坐在她身旁，随便闲聊，逗她发笑。他最后发现，她笑的时候特别美，于是他突然，当着所有客人的面，搂住她的腰，吻了吻她的嘴唇，接连三次，亲了个够。这位可怜的女人吓坏了，晕了过去。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拿起礼帽，走到在一片慌乱中惊惶失措的丈夫面前，满面羞惭地看着他，嘟嘟囔囔地匆匆说道：“请别见怪。”说罢便走了出去。利普京跟在他后面跑到外屋，亲手给他递上了皮大衣，连连弯腰鞠躬，把他送下了楼梯。其实，相比较而言，这事也不足为奇，可是到第二天却平添了一件相当逗趣的插曲，这插曲从那时候起竟给利普京带来了某种荣誉，而他也善于利用这荣誉为自己赢得了最大的好处。 上午十时左右，在斯塔夫罗金娜太太的府邸，跑来了利普京家的一名女佣阿加菲娅，这是一个无拘无束、活泼麻利、脸蛋红润的小娘们，三十上下，利普京有事派她来见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而且一定要亲自“见到少爷本人”，他当时头很疼，但还是出来了。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在阿加菲娅转告那段口信时也恰好在场。 “谢尔盖·瓦西里伊奇（即利普京），”阿加菲娅麻利地叽叽喳喳地说道，“首先吩咐我向您致以深切的敬意，并问候您健康，发生了昨天那件事以后，您睡得可好，现在您自我感觉如何，也就是在发生了昨天那件事以后，您哪？” 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莞尔一笑。 “请你向你的主人问好，并替我表示谢意，请你告诉他，阿加菲娅，就说是我说的，我认为他是全城最聪明的人。” “对于这话，我家老爷让我回答您，”阿加菲娅更加麻利地接口道，“您不说这话他也知道，同时他也向您致以同样的祝愿。” “这就怪了！他怎么知道我要对你说什么呢？” “老爷怎么知道的，我就说不清了，反正我出了门，穿过一条小巷，我听见他在追我，也没戴帽子，他对我说：‘阿加菲尤什卡，如果少爷灰心丧气地对你说：“回去告诉你家老爷，就说他是全城最聪明的人。”那你就马上回答少爷，别忘了：“这事，我家老爷知道得一清二楚，他也向您表示同样的祝愿，您哪……”’” 三 最后同省长也进行了谈心。我们的可亲可爱而又好脾气的伊万·奥西波维奇刚刚回来，并且刚刚听取了俱乐部的热烈申诉。无疑，应当采取某种措施，可是他却感到为难。我们这位好客的老人家也似乎有点怕他的这个年轻的亲戚。不过，他还是决定说服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向俱乐部和向被侮辱的人道歉，但是道歉的方式必须说得过去，如果需要的话，也可书面道歉；紧接着又温和地劝他离开我们这里，比如说，可以到意大利或者到国外随便什么地方去增加点阅历。这一回，他是在客厅里接见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的（换了别的时候，他可以凭他是亲戚这一身份，不受限制地在整个官邸随便溜达），这时，有教养的阿廖沙·捷利亚特尼科夫（一名官吏，而且他在省长家被视同一家人）正在一边的一张桌子旁拆阅公文；而在隔壁的一个房间里，在紧挨着客厅房门的一扇窗户旁，端坐着一位外地来的胖大敦实的上校，他是伊万·奥西波维奇的朋友和过去的同僚，他正在读《呼声报》，不用说，他根本就没有理会客厅里发生的事；再说他坐在那里，还背对着客厅。伊万·奥西波维奇先是绕了个大弯儿，声音也低得近乎耳语，但是说得仍旧有点乱。Nicolas的样子很不友好，根本不像是亲戚间谈心，他面容苍白，低头坐在那里，双眉深锁地听着，仿佛在克制着剧烈的疼痛。 “Nicolas，您的心地是善良的，高尚的，”老人似乎不经意地切入话题，“您是一个非常有教养的人，一向出入上流社会，而且在这里，直到现在，您的举止行为一直堪称表率，因而使受到我们大家尊敬的令堂颇感放心……可是现在一切又蒙上了一层迷离惝恍、大家颇感危险的色彩！我是以尊府的通家之好，以一个真心爱您的上了年纪的亲人，以一个您不能对之见怪的亲人说这番话的……告诉我，究竟是什么促使您干出这种放肆的行为，干出这种无法无天和毫无分寸的行为来的呢？这种仿佛在梦魇中干出的越轨行为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Nicolas烦躁地听着。突然在他的目光中闪过一丝仿佛狡黠而又嘲弄的表情。 “好吧，我来告诉您究竟是什么促使我这么干的吧。”他阴阳怪气地说，环顾了一下四周，向伊万·奥西波维奇的耳朵俯下了身子。富有教养的阿廖沙·捷利亚特尼科夫又向窗口移动了三两步，而上校则在《呼声报》后面干咳了一声。可怜的伊万·奥西波维奇信赖地急忙把自己的耳朵凑了过去；他极端好奇。也就在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令人完全不能容忍的事，可是从另一方面说，这在某方面又是非常清楚的事。老人突然感到，Nicolas非但没有向他说什么悄悄话和说什么令人感兴趣的秘密，竟突然张开嘴，用牙齿噙住他的耳朵上部，相当使劲地咬了咬。他浑身发抖，吓得闭过气去。 “Nicolas，您开什么玩笑！”他无意识地哼哼道，声音都变了。 阿廖沙和上校还没来得及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再说他俩也看不清，因此一直认为他俩在说悄悄话，然而老人绝望的脸却使他俩颇感惊慌。他俩瞪大两眼面面相觑，不知道他们是否应该像事先说好的那样冲过去帮忙呢，还是再等一会儿。Nicolas也许觉察到了这点，因此就更疼地咬了一下他的耳朵。 “Nicolas, Nicolas！”这个受害者又哼哼道，“好啦……开开玩笑也就够啦……” 再过一刹那，不用说，这个可怜的老人非吓死不可，但是这恶棍发了慈悲，松开了耳朵。这整个吓死人的恐惧持续了足有一分钟，在这以后，这老人似乎发作了什么病。但是半小时后，Nicolas就被逮捕了，暂时关进了拘留所，锁在一个单独的小号里，门外有特派的哨兵把守。这决定很不讲情面，但是我们这位好脾气的省长太愤怒了，因而决意一切由他负责，甚至得罪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也在所不惜。使大家感到惊愕的是，这位太太怒气冲冲地急忙去谒见省长，要求他立刻作出必要的解释时，竟在门外的台阶旁遭到了拒绝，不予接见；她没有下车就无可奈何地打道回府了，不相信自己竟会受到这样的怠慢。 最后，一切都得到了解释！半夜两点。这囚徒本来一直出奇地安静，甚至都睡着了，这时突然喧哗起来，开始用拳头发狂地打门，用过人的膂力把门上小窗户的铁条都拧了下来，打碎了玻璃，而且划破了自己的手。当卫士长带领一小队士兵和钥匙赶来，命令打开牢门，准备向这个发狂的囚徒扑过去把他捆起来时才发现，这犯人害了非常严重的酒狂症，只好把他送回家去交给他母亲管教。一切顿时得到了解释。我们的三位大夫都发表了高见，他们认为，这以前的三天，病人可能已经处在一种谵妄状态，虽然看来他的脑子还清楚，而且诡计多端，但是他的理性与意志已经不健康了，这已为许多事情所证实。由此可见，利普京早就看出了这点。伊万·奥西波维奇是个很随和且很重感情的人，他感到很过意不去，然而有意思的是，连他也认为，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即使精神完全正常也足以干出任何疯狂的行为来。俱乐部的衮衮诸公也感到十分惭愧，同时也感到十分困惑，他们大家怎么就没看到这只大象呢？居然把对这一切怪事的唯一可能的解释都放过去了呢？自然，也出现了一些怀疑派，但是未能坚持多久。 Nicolas卧病在床两个多月。从莫斯科请来的一位名医，参加了会诊；全城人都来拜访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她都原谅了。到早春时分，Nicolas已经完全康复，他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就同意了他母亲提出的到意大利去的建议，这时他母亲又恳求他向敝城的所有人辞行，在辞行的时候，如有必要，要尽可能地向大家赔礼道歉。Nicolas非常乐意地同意了。俱乐部的人都知道，他曾跟彼得·帕夫洛维奇·加甘诺夫在他府上举行过一次非常客气的消除误会的谈心，后者对此感到十分满意。Nicolas在逐家拜访、分别辞行的时候，神情很严肃，甚至有点忧郁。看来大家都对他十分同情，但是不知为什么大家都有点不好意思，对于他到意大利去则感到高兴。伊万·奥西波维奇甚至眼泪汪汪，但不知为什么甚至在最后告别的时候都下不了决心上前去拥抱他。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们这里仍旧有些人深信，这个混账东西简直在嘲笑大家，至于有病云云——也不过是那么回事罢了。他也去拜访了利普京。 “请问，”他问道，“您怎么会预先猜到我要对您聪明与否说什么话，并把您的回答告诉阿加菲娅的呢？” “是这样的，”利普京笑道，“因为我也认为您是个聪明人，因此对您的回答我也就未卜先知了。” “毕竟是绝妙的巧合。不过，我倒要请问：当您打发阿加菲娅来的时候，可见，您认为我是个聪明人，而不是个疯子啰？” “我认为您是个非常聪明和非常有理性的人，我不过装成这副模样，似乎我相信您精神失常罢了……而且当时您也立刻猜到了我的想法，并且通过阿加菲娅给我发了一份脑筋灵活的证明。” “唔，这事您也稍微弄错了一点，我的确……身体欠佳……”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双眉深锁地喃喃道，“啊！”他叫了起来，“难道您当真认为我在神经完全正常的情况下也会对人寻衅闹事，惹是生非吗？这又何苦呢？” 利普京打了个激灵，一时语塞。Nicolas的脸色也略显苍白，或者利普京只是这么感觉罢了。 “不管怎么说，您的想法还是挺逗的，”Nicolas继续道，“不用说，我也明白您为什么要派阿加菲娅来，您是让她来骂我的。” “该不是找您决斗吧，您哪？” “啊，是的，想起来了！我似乎有所耳闻，您不喜欢决斗……” “干吗要学法国人的样呢？”利普京又打了个激灵。 “您拥护国粹？” 利普京又比以前更甚地打了个激灵。 “啊，啊！我看见什么啦！”Nicolas叫了起来，他突然看见桌上最显眼的地方放着一卷康西德兰的书，“您莫非是傅立叶分子？怕是八九不离十吧！难道这不也是从法国搬来的吗？”他用手指敲打着这书，笑道。 “不，这不是从法国搬来的！”利普京甚至带着一股无名火跳了起来，“这是全人类的共同财产，而不仅仅属于法国，您哪！这书属于全人类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大同世界，就这样，您哪！而不仅仅属于法国……” “唉，见鬼，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国家！”Nicolas继续笑道。 有时候，甚至一件小事也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而且经久不忘。关于斯塔夫罗金先生，主要的话还在后头。但是现在为了开心，我要指出的是，他在敝城度过的所有时间中虽然经历的事情很多，但是刻印在他的记忆中，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却是这个外省小官吏的丑陋的、近乎下流的容貌，这是一个醋性很重的人和家中野蛮的暴君、守财奴和高利贷者，他把吃饭剩下来的东西以及点剩的蜡烛头都锁起来，与此同时，他又是天知道什么未来的“社会大同”派的狂热信徒，每到夜晚就欢天喜地地陶醉在未来的法伦斯泰尔的幻想图画中，他就像相信自己的存在一样坚信法伦斯泰尔必将在最近的将来在俄罗斯和敝省实现。而且就在那儿，即他攒下钱买了一座“小屋”的地方，也就是他续弦后靠着妻子拿到一小笔钱财的地方，也就是在方圆一百俄里之内也许没有一个（他头一个就不像）哪怕表面上像是“全人类社会主义共和国和世界大同”未来成员的地方，定将实现法伦斯泰尔。 “只有上帝知道这些人是怎么造出来的！”Nicolas想道，他有时候想到这个不期而遇的傅立叶分子，就不由得莫名其妙。 四 我们的太子在国外游历了三年有余，因此敝城的人差不多把他给忘了。通过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我们才知道，他走遍了整个欧洲，甚至还到过埃及，去过耶路撒冷，后来他又在某地混进了一个到冰岛去的科学考察团，而且还当真去了冰岛。还有人说，他在德国的某大学听了一冬天的课。他很少给母亲写信——半年一次，甚至更少；但是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既不生气，也不抱怨。她毫无怨言、逆来顺受地接受了她跟儿子业已确定的关系，这三年中她每天都在担心，不断地思念和幻想着自己的Nicolas。无论是自己的幻想，也无论是自己心头的哀怨，她都不告诉任何人。看来，甚至跟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也有点疏远了。她暗自制订了某种计划，变得似乎比从前更吝啬了，而且开始更多地积蓄钱财，对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在牌桌上经常输钱也更生气了。 终于在今年四月份，她收到了一封从巴黎寄来的信，这信是她童年时代的女友将军夫人普拉斯科维娅·伊万诺芙娜·德罗兹多娃寄来的。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跟她已经有七八年不曾见面，也不曾通过信了。普拉斯科维娅·伊万诺芙娜告诉她，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与她们家过从甚密，而且还跟丽莎（她的独生女）交上了朋友，他还打算今夏陪她们到瑞士的Vernex-Montreux去，尽管他在眼下旅居巴黎的K伯爵（一位在彼得堡极有影响的人物）家像亲儿子一般受到接待，几乎就住在伯爵家。这信写得很简短，但是清楚地暴露了自己的目的，虽然除了上面列举的事实以外，什么结论也没有下。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毫不犹豫地立刻拿定主意，收拾好行装，携同自己的养女达莎（沙托夫的妹妹），于四月中旬坐车前往巴黎，然后又到瑞士。七月份她回来了，但是只有一个人，把达莎留在了德罗兹多娃家。至于德罗兹多娃母女，则根据她带来的消息，答应于八月底到我们这儿来。 德罗兹多夫夫妇也是敝省的地主，但是由于伊万·伊万诺维奇将军（他是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过去的朋友和她丈夫的同僚）职务在身，经常妨碍他们抽时间去看看他们那十分出色的庄园。后来将军死了，这事发生在去年，悲痛欲绝的普拉斯科维娅·伊万诺芙娜就偕同女儿出了国，打算顺便试试那儿的葡萄疗法，这疗法她准备在夏天的后半段时间到Vernex-Montreux去进行。她打算回国后在敝省永远定居下来。她在敝城有一座很大的府邸，多年来一直空着，钉上了窗户。这家很富有。普拉斯科维娅·伊万诺芙娜（她第一次结婚时叫图申娜太太），就像她在贵族女子中学的女友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一样，也是过去时代的一个包税商的女儿，她也是带着一大笔嫁资出嫁的。退伍骑兵上尉图申自己也是个有钱的主儿，而且颇有才干。他临死的时候把一大笔遗产留给了他七岁的独生女儿丽莎。现在利扎韦塔·尼古拉耶芙娜已经二十二岁左右了，光是属于她自己的钱恐怕就接近二十万卢布，这还不说她母亲死后她理应会得到的一大笔遗产，因为她母亲再嫁后没有子女。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看来对自己的这趟出国非常满意。按照她的看法，她已经跟普拉斯科维娅·伊万诺芙娜满意地说好了，因此她一回来就马上把一切告诉了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甚至感情外露，对他非常热情，而她已经好久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了。 “乌拉！”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叫道，弹了一下手指。 他简直太高兴了，尤其在他与自己的朋友分别的整个时期，他一直非常沮丧。她出国前甚至都没有跟他好好道别，也没有把她计划中的任何内容向“这婆婆妈妈的人”透露过，也许是担心他把什么事情泄露出去。当时突然发现他打牌输了一大笔钱，因此她对他很生气。但是，还在瑞士的时候，她心里就感到，回国后对这位被冷落的朋友应当适当给予补偿，况且她早先对他的态度也太严厉了。迅速而又神秘的分别，使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那颗胆怯的心感到很震惊，并感到很痛苦，无独有偶，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出国期间，敝省的新任长官安德烈·冯·连布克走马上任了；紧接着，敝省的几乎整个上流社会对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的态度便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因此对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态度也变了。起码他已收集到几件不愉快的，虽然是颇为珍贵的观察所得，看来，没有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他一个人还真有点胆怯。他忐忑不安地疑心，已有人向新省长告密，说他是个危险分子。他十分有把握地获悉，敝省有些女士打算中止对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的拜访。至于未来的省长夫人（大家预料她在入秋以前将会驾临敝城），大家一再说，虽然听说她这人很骄傲，但却是个真正的贵族，而不是像“我们那个倒霉鬼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大家也不知道打哪儿听来的，而且这消息还十分可靠、十分详细，说什么从前这位新省长的夫人和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已经在社交场合数度谋面，但分手的时候却彼此敌对，所以只要一提到冯·连布克夫人，似乎就会使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产生一种痛苦的印象。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的那种亢奋和洋洋得意的神态，以及她在听到敝省女士们的意见和上流社会引起的骚动之后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鄙夷不屑和漠然处之的态度，使感到胆怯的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一下子由垂头丧气变得容光焕发，霎时又变得十分快活了。于是他就以一种特别的、既快乐而又讨好的幽默开始向她描述新省长走马上任的情景。 “Excellente amie，毫无疑问，您是知道的，”他说道，搔首弄姿而又故作风雅地拉长了声音，“一般说，俄国的行政长官意味着什么，一个新来的俄国行政长官究竟意味着什么，我是说新出炉的、新委任的……Ces interminables mots russes……但您未必会真正懂得官瘾究竟是什么？这究竟是什么玩意儿？” “官瘾？我不懂这是什么瘾。” “就是说……Vous savez, chez nous……En un mot，假如您让一个最微不足道的人去卖某种乌七八糟的火车票，而您偏偏又要去买票，于是这个下三烂就会立刻认为自己有权像朱庇特那样目空一切“pour vous montrer son pouvoir。他就会想，‘让我显示一下我统治您的权力……’这在他们身上就会发展成一种官瘾……En un mot，比如说吧，我刚才读到，在一座国外的俄罗斯教堂里有一名诵经士——mais c'est très curieux——就在大斋期祈祷仪式即将开始的时候——Vous savez ces chants et le livre de Job，他居然把一个十分体面的英国家庭，把les dames charmantes赶了出去，就是说不折不扣地把她们从教堂里赶了出去……他唯一的借口是，‘外国人在俄罗斯教堂里闲逛，太没规矩了，要来也得在规定的时间来……’他居然把她们气晕了过去……这诵经士正处在官瘾发作的时候，et il montré son pouvoir……” “长话短说，如果您办得到的话，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 “冯·连布克先生现在已去省里视察。En un mot，这位安德烈·安东诺维奇虽然是一位信奉东正教的俄籍德国人，甚至——我自叹弗如——是一位，刚届不惑之年的十分潇洒的美男子……” “您凭什么说他是美男子？他长着一双羊眼睛。” “英俊潇洒，风度翩翩。不过，好吧，我可以向女士们的看法让步……” “咱们谈点别的吧，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求您了！顺便问问，您系红领带很久了吗？” “我这是……就今天……” “您还出去散步吗？您还遵从医嘱每天出去遛弯六俄里吗？” “不……不经常。” “我早料到是这样！还在瑞士的时候，我就有这预感！”她愤怒地叫道，“现在您得每天给我走十俄里，而不是六俄里！您也太自暴自弃，太自暴自弃，太——自暴自弃了嘛！您不仅老了，而且变得老态龙钟了……我方才看见您，尽管您系着红领带，简直使我吃了一惊……quelle idée rouge！如果您关于冯·连布克当真有话要说，那就接着说吧，快说快点说。求您了，我累了。” “En un mot，我只是想说，这是一个到四十岁才开始春风得意的行政长官，这些人在四十岁以前苟活于人世，位卑职小，后来才借手于突然得到一位贤内助或者其他什么丝毫不亚于前者的无所顾忌的手段才忽然出人头地……就是说，他现在外出视察了，我的意思是说，有人立刻散布了大量关于我的流言蜚语，把他的两只耳朵都灌满了，说什么我诲淫诲盗，腐蚀青年，在省里到处散布无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