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而河马被煮死在水槽里 [book_author]凯鲁亚克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81416 [book_dec]1944年夏天，骇人的哥伦比亚大学谋杀案震惊了年轻的“垮掉的一代”。威廉•巴勒斯和杰克•凯鲁亚克受这起命案的启发，于1945年合作完成了这部小说。小说以硬汉侦探小说的写法，由两位作家交替各写一章，描述了纽约一群放荡不羁的年轻人，充满了毒品和艺术，困扰和残酷。故事的场景和人物 大都具有原型。这部作品被雪藏了六十多年，一直到所有主要当事人和两位作家都已去世，才在2008年初次出版。 [book_img]Z_10589.jpg [book_title]前言 一九六七年十月，马萨诸塞州洛厄尔市（凯鲁亚克的家乡）桑德斯大道二百七十一号，杰克• 凯鲁亚克在客厅里边喝边聊。坐在他身边和他交谈的是青年诗人特德• 贝里根、阿拉姆• 萨罗扬和邓肯• 麦克诺顿，他们是为《巴黎评论》前来采访他的，当被问及他的第一部小说《镇与城》时，凯鲁亚克说：“（那个故事）我和巴勒斯还写过另外一个版本，藏在地板下面，名字叫《而河马被煮死在水槽里》。” “是啊，”贝里根说，“我听说过关于那本书的传闻。大家都想看看那书。” 这段谈话可以证明，《而河马被煮死在水槽里》四十年前就已名声在外。但这两个作者一九四五年写作这些文字时，还没有出版过任何东西，更没有丝亳名望。《河马》一书，比那些为他们带来文学盛名的作品——如凯鲁亚克一九五七年的《在路上》、威廉•S •巴勒斯一九五九年的《 裸体午餐》——要早完成十多年。这些书，连同艾伦•金斯伯格一九五六年的诗集《嚎叫及其他》，是垮掉一代最重要的作品，能读这本书的人不太可能对上述作品闻所未闻。 不过，即使你对《河马》的了解仅仅来自这本书的封套，那你也已经知道得太多了。无法将这些文字看作是两个无名之辈写出来的，对里面的人物也不会一无所知。关于垮掉一代的文献、传记、情书、回忆录，以及新近发现的档案资料堆积成山，凯鲁亚克和巴勒斯在一九四五年用来创造角色的大部分人，今天己经可以确认。无论结果是好是坏，《河马》是以一个“装裱好”的形象来到你面前的：孕育了垮掉一代的哥伦比亚谋杀案！凯鲁亚克的遗佚之作! 巴勒斯的遗佚之作！ 今天，在这篇小说写成六十余年后，《河马》的背景——二战末期的纽约市——使该书成为一种时代性篇章。读这些文字时，你会想起那个时代的所有意象，那些战时的音乐、汽车、时尚，电影、小说，以及头条新闻。不过，根据你读到的这个 “ 卢西恩•卡尔和戴维•卡默勒的故事” 的版本，你很有可能得把自己先前形成的想法扔掉，让小说中的人物“ 菲利普•图里安” 和“ 拉姆塞•艾伦” 为他们自己说话。 对于那些刚刚走进这个领域的人，这里提供一些基本信息: 卢西恩•卡尔和戴维•卡默勒之间的僵局始于一九三六年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当时的卢西恩十一岁，戴夫（即戴维，下同）二十五岁。八年后，经过五个州、四所寄宿学校和两所大学，彼此的联系已经变得太过紧密，情绪也太狂热；正如“ 威尔•丹尼森” 在《河马》中所言：“他们俩一碰到一起，就要出事。” 要出的事，终究还是出了。 一九四四年八月十四日星期一，黎明前那段闷热的时间里，纽约上西区宜人的河滨公园里，卢西恩和戴夫两人单独在一起。他们喝醉了酒，发生了口角，在草丛中扭打起来。卢西恩用他的童子军小刀扎了戴夫上胸部两刀。戴夫昏了过去。卢西恩以为他死了，就把肢体瘫软的戴夫推进了哈德逊河中——戴夫人事不省，流着血，手被鞋带绑着，裤子口袋里塞满了石头——淹死了。卡尔过了差不多二十四小时才向当局自首，又过了一天，戴夫的尸体才在西第七十九街的尽头被拖上岸。 这起杀人案作为头版新闻在纽约的报纸上登了一个星期，但受 震动最大的，还是由卢西恩在哥伦比亚大学第一年互相引荐的三个 新朋友：艾伦•金斯伯格，十八岁，来自新泽西州的帕特森，哥伦比亚的新生；杰克•凯鲁亚克，二十一岁，来自洛厄尔，刚从哥伦比亚退学；还有威廉 S. 巴勒斯，三十岁，哈佛毕业生，和卡默勒从一九二〇年代起就是朋友，是卡默勒在圣路易斯的老同学。 如今，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找到很多书面材料，阐述卡默勒和卡尔之间旷日持久又令人提心吊胆的关系。不过，大多数材料都把戴维贬低成可怜的漫画人物：一个鬼迷心窍的男同老花痴，日益压制他那无辜的异性恋受害者，最后使那个年轻人无路可走，只能用暴力来“捍卫他的荣誉”。实际上，这是卡尔在法庭上替自己辩护的说法，不仅是为了博取法官的认同，也是为了让公众接接受——特别是在一九四四年。 然而，关于卢西恩的早年生活和青年时期的双性活动，可以谈好 的，远比垮掉一代主要人物最丰富最可靠的传记中所披露的要多。举个例子，卢西恩在一九四四年和金斯伯格一起有过几次关系。卡默勒也和金斯伯格有过关系：二〇〇六年金斯伯格的早年日记《殉难与诡计之书》出版，这一点也随之浮出水面了。但卢西恩和戴夫之间从未有过性接触——一次也没有，根据巴勒斯的回忆，卡默勒经常跟他这样说。无疑，如果有过什么的话，戴夫肯定会告诉他的老朋友比尔 ( 即巴勒斯，下同) 的。 这种情况下，对于绝大多数认识这些角色的人来说，把卢西恩的性经历从针对公众的回顾性文字中剔除，是情有可原的。毕竞，就连死者生前交往最久的朋友都没有对卡尔产生敌意。威廉•巴勒斯是第一个听卢西恩坦白的人，就在他杀人后几小时内；他立即建议卢西恩找个好律师，自己去见警察，走“ 捍卫荣誉” 的路子。巴勒斯觉得，卢西恩即便把所有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也无济于事。 卢西恩又急着去告诉杰克（即凯鲁亚克），凯鲁亚克就矛盾多了。他在戴维•卡默勒身上发现了很多他喜爱的地方。杰克的双性取向虽然混乱而隐蔽，但却是不可否认的，因此，他不会对卡默勒产生任何真正的鄙视。可是，他和卡尔成为朋友虽才六个月，却己对他产生了忠诚之情，这种感情战胜了顾虑。 他们一起待了一天，谈话、喝酒，一个一个酒吧地逛过去，看画，看艺术电影，把这个刚刚在现实世界中发生的戏剧的每一处现场一一重游。最后，傍晚来临，这两个年轻人知道，他们已经拖到了尽头。杰克和卢西恩才不情不愿地分别了，两人都知道刚刚发生的事情将改变一切。 八月十四日，卢西恩和凯鲁亚克待了大半天之后，到第五十七街他母亲玛丽昂•格拉茨•卡尔的公寓向她坦白。她叫来她的律师，卢西恩把事情告诉了他。第二天早晨，律师带卢西恩到地方检察官弗兰克 S. 霍根的办公室去自首。卡尔被控二级谋杀罪入狱。凯鲁亚克在第一百一十八西街四百二十一号六十二室与女朋友埃迪•帕克同居的公寓内被捕；由于交不出保释金，他作为重要证人被拘留。 星期二早晨，警察敲响了格林威治村贝德福德街六十九号巴勒 斯的公寓，但比尔当时在纽约城另一头的列克星敦酒店里，为威廉 E. 肖顿侦探所搞一起离婚案。他要侦听隔壁客房内的“春情之声”，目标已经预订了这间客房——但一直没入住。得知自己也成了警方想要的证人时，巴勒斯马上联系了住在圣路易斯的父母。他们立即帮他请了一个好律师。律帅带委托人去了地方检察官的办公室接受盘问，又把他带了出来——受保外出，等候裁决。 卢西恩的律师文森特 J. 马龙和肯尼思•斯彭斯, 为他们的委托人向助理地方检察官雅各布•格吕梅做了有罪答辩，针对的是较轻的一级杀人罪的指控。律师们向法庭和新闻界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一个老酷儿在骚扰一个根本不是同性恋的年轻男孩——如同最初的新闻报道和狱中照片所描述的那样——金发男孩，手里还攥着一卷叶芝的诗集。律师们甚至还暗示，体型巨大的卡默勒使用暴力威胁卢西恩，不过他们倒没想说服陪审团，一个十九岁的强壮男孩，竟无法用任何其他方式来保护自己，非得用刀刺戴夫的心脏，而不是跑掉。 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五日，卢西恩被判在纽约埃尔米拉管教所监禁，上限十年。安•查特斯撰写的凯鲁亚克传记中提到，卡尔的朋友们都预计他会获得缓刑，所以得知他被押送至矫正系统，他们都惊呆了。但巴勒斯告诉特德•摩根：“我就在法庭里……我和卢西恩的律师一起走出来，他（对我）：‘我想这件事对他的形象非常不利，估计他很难逃过惩罚。’——所以说，律师的心思根本不在案子里，他就没想把卢西恩弄出来。他在这件事上面有点卫道士。“（不过，那人也许是对的。） 凯鲁亚克在牢里就和埃迪•帕克结婚了，这样她的家人才会把他保释出来。他和她回到密歇根州格罗斯•波因特的家里，去还他的债权债务。只坚持了几星期，还是十月初，杰克就回到纽约，进入了他的“自我终极”时期，就像多本传记中提到的那样。 卡默勒死后，巴勒斯天天去看他当时的心理医生保罗•费德恩，去了一星期；随后，他回到圣路易斯的家里，和父母住了几周。十月底，巴勒斯悄悄回到纽约，在河滨大道三百六十号分租了一套公寓。不到一个月，巴勒斯的黑社会朋友给他介绍了注射吗啡的妙处，到了十二月，他已经在与艾伦和杰克共享这一发现了。 对于巴勒斯，我们知道，这是一场终生与毒瘾抗争的开始，无休止的犯瘾和治愈，戒了又犯，犯了又戒，到了一九八〇年，他开始接受美沙酮维持治疗计划。 第一批将卡尔和卡默勒的故事用在文学写作上的有艾伦•金斯伯格；一九四四年末，艾伦在日记中写下许多笔记和章节草稿，他想把这部作品称作《血歌》。日前出版的金斯伯格日记包括了这些文字，其中有许多他和卢西恩之间关系清洗的写照，以及对卡尔•卢西恩和巴勒斯圈子的生动记述。在所有关于卡默勒最后几小时的戏剧化写作中，金斯伯格对卢西恩和戴夫那晚终极遭遇的再现最为详细，可能也是最写实的。 不过，金斯伯格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的一篇日记中写道：今天，主任说我的小说‘猥亵’。”哥伦比亚的训导处副主任尼古拉斯•麦克奈特，在听了英语系主任哈里森•罗斯•斯蒂夫斯关于他的学生正在搞些什么的密报之后，把艾伦叫去训了一顿。麦克奈特主任不希望这起案件再给哥伦比亚带来更多的恶名，因而阻止艾伦继续写下去。 一九四四年秋天，艾伦的朋友、学生诗人约翰•霍兰德为《哥伦比亚观察家》就凶杀一事写了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故事，他曝出的细节在那些年中让其他许多作者不能自已。从一九四〇年代开始，这起事件的一些版本就出现在许多小说与回忆录中，钱德勒•布罗萨德、威廉•盖蒂斯、艾伦•哈灵顿、约翰•克莱伦•霍尔姆斯、阿纳托尔•布娄亚德、霍华德•米切姆都写过，就连詹姆斯•鲍尔德温也写过——据信，他在一篇名为《无知的大军》的故事中，使用了那些人物，这是他一九五六年以男同志为主题的小说《乔凡尼的房间》一个非常早期的版本。 其他肯定知道这个故事的纽约作者有卡默勒的（也是布罗萨德 的）朋友玛格丽特•扬，以及她的朋友、为《纽约客》送稿件的杜鲁门•卡波特。一九四五年六月前后，卡波特的首部重要小说《米丽娅姆》在《小姐》 [A1] 杂志上发表，扬向他引荐了巴勒斯。几年后，另一位见证者，埃迪•凯鲁亚克•派克（埃迪•帕克的婚后全名）写了她的回忆录；她的回忆录最终于二〇〇七年出版，书名叫《你会没事的：我和杰克•凯鲁亚克的生活》。埃迪是以杰克女朋友的视角来讲述的——警察敲开公寓的门，就把她的男人带走了，她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然后才是巴勒斯和凯鲁亚克。一九八〇年代中期，威廉（指巴勒斯，下同）对他的首位传记作者特德•摩根讲了很多，摩根由此写出了那部不可忽视的传记《文学的在逃犯：威廉 S. 巴勒斯的生活和时代》。“凯鲁亚克和我说我们可以合写一本书，我们决定写戴夫的死。每人交替写一章，然后读给对方听。各自所写的内容有明确的划分。我们根本没想追求一般意义上的准确，（只是）有些近似。那时我们干得很开心。 “当然，（我们的写作）依照着事件发生的实际过程——就是说，（杰克）知道一些事，我知道另一些事。我们把自己知道的汇编成小说。其实是用刀（杀的），根本不是小斧子。我必须掩藏那些人物，所以（把卢西恩的角色）写成了土耳其人。 “凯鲁亚克那时（还）没发表过任何东西，没人认识我们。无论哪家都没兴趣出版。我们去找某个经纪人（‘英格索尔与布伦南’的玛德琳•布伦南），她说：‘啊，是啊，你们真有才啊，你们是作家哎！’诸如此类的话，然后就没下文了，没有出版商感兴趣。 “不过事后想想，我也看不出他们干吗要感兴趣。这稿子没有任何商业潜力。从商业角度看。它不够轰动，没法……从纯文学角度看，写得不够好，也不够有趣。它有点介乎两者之间。（它是）非常存在主义的，那个时代流行这种写法，只是当时还没传到美国。它本来就不是个能卖得动的东西。” 关于这个不同寻常的书名，巴勒斯解释道：“那是我们写书的时候，（从）电台广播里听到的。有个马戏团着火了，我记得电台里传出这么句话：‘而河马被煮死在水槽里！’于是就用这句话作了书名。” 杰克•凯鲁亚克在一九六七年《巴黎评论》的访谈中，对书名的由来这样回忆道：“书名叫《而河马被煮死在水槽里》。河马。那是因为一天晚上巴勒斯和我坐在酒吧里，听电台播音员说‘……于是埃及人进攻了什么什么什么……与此同时，伦敦的一座动物园发生了大火，火势迅速蔓延，而河马被煮死在水水槽里！各位晚安! ’” “是比尔（凯鲁亚克补充道），他注意到的，他就喜欢那种东西。” 不过，在另一个版本里，大火发生在圣路易斯动物园。当然，这说的是一九四四年七月六日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市发生的“林林兄弟与巴纳姆和贝利”马戏团火灾，被称作“小丑们哭泣的那天” 。大帐篷里有差不多七千人，火焰一下子就把帐篷吞没了，三分钟后，帐篷的支柱倒了，燃烧着的帐篷塌了下去。火灾发生六分钟后，就烧得只剩灰烬在冒烟了。至少有一百六十五个男人、女人和孩子死亡，五百多人受伤，很多人是在混乱中被踩死的。后来发现，帐篷帆布上的防水材料是汽油和煤油的混合物——阻燃材料的反义词。 巴勒斯在一九四四六月底或七月初，第一次去第一百一十八街 公寓拜访凯鲁亚克，几天后就发生了哈特福德火灾。可是，在哈特福德，马、狮子、大象和老虎都被迅速地从危险中转移出来，而且也根本没有河马可煮。据说，一九四〇年在印第安纳州罗切斯特的“科尔兄弟”马戏团火灾中，除了其他七只外来动物，如骆驼、斑马之外，还死了一头侏儒河马；而一九四二年八月四日，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林林兄弟”马戏团的动物帐篷着火，死了一百多头动物，其中有二十多头是被警察用重型来复枪打死的，因为它们的毛皮着了火，在惊慌恐惧中四散逃窜。这些恐怖、荒唐而令人不快的滑稽场面，正是巴勒斯感到既好玩又折磨人的那种东西。或许，煮河马是他常挂在嘴边的一个笑话，只是被哈特福德火灾新闻激发了出来。 其他人，如艾伦•金斯伯格，回忆道，煮河马这话可能是来自早先的某次胡侃，或他们的朋友杰瑞•纽曼在录音设备上作的电台新闻实验。纽曼是哥伦比亚的学生、爵士迷，磁带录音机还没问世之前，他就自己动手做了一种便携式唱片录音设备，拿到即兴爵士演奏会和第五十二街俱乐部去玩；他在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一年为阿特•塔特姆 [A2] 作的罕见录音被视为音乐珍品。凯鲁亚克在晚年所写的回忆录小说《杜鲁兹的虚荣》中，这样描述一九四四到一九四五年那个冬天他与巴勒斯的台作: 那个时候的老威尔（指巴勒斯）呀，他巴巴地等着我，希望他年轻的朋友快点写好下一部骇人听闻的作品，但当我把我写的交给他，他就撅起嘴，露出一种愉快的探究的态度读了起来。读完了我给他的那些，把作品交还到作者手中。我昵，我坐着，坐在这个人脚边的一张凳子上，有时是在我的房间，有时在他河滨大道的公寓里，满心期盼着赞美，结果，作品拿回到手中，只见他点点头，什么评价都没得到，我脸都要红了，说：“你读好了？有什么想法？” 这个哈伯德 [A3] 点点头，像一尊佛从涅槃中走进可怕的生活。还要他怎样？他和顺地叉起手，视线越过双手交叉而成的拱形，答道：“很好，很好。” “没什么具体的想法？” “干吗……” 他撅起嘴，望着一面可爱而且有趣的墙壁，“干嘛？我没有具体的想法。我就是挺喜欢，就是这样。” 《河马》的打印稿初春就完成了。凯鲁亚克在一九四五年三月十四日给他姐姐卡罗琳的信中写道：“巴勒斯和我写的书（……）现在在‘西蒙与舒斯特’出版公司那里，他们正在读。结果怎样，我不知道。书的类型是——我们这代人‘失去’的那个部分的写照，冷酷、诚实，感觉上是真实的，但不知道现在对这样的书有多犬需求，不过，战后肯定会冒出来一大批‘迷惘一代’的书，在这类书里，我们这本也不逊色。” 巴勒斯也提过哪种文学风格会流行畅销的问题；而我们知道，虽然“ 西蒙与舒斯特” 公司收下了“感觉上真实” 的《河马》原稿，可其他几家出版商都退了稿。但凯鲁亚克还是继续对小说进行加工：一九四五年夏天，他独自弄出了一个《河马》的修改版，起了不同的名字：《菲利普•图里安的故事》、《莱科/ 图里安的故事》和《我希望自己是你》。他还在《俄尔甫斯出现了》中以自己和卢西恩•卡尔为原型写了“迈克尔“和“保罗” 两个人物。《俄尔甫斯出现了》是他这一时期写的另一部作品，二〇〇五年出版了；在这部未完成的短篇小说中，还有以金斯伯格和巴勒斯为原型的重要角色。 卢西恩•卡尔在埃尔米拉待了两年之后被释放。他回到纽约打算从零开始，重新生活，绝不愿意让好朋友杰克把那场终结了他青春的悲剧改编成浪漫故事。任何人要重写《河马》的文本，或重新投稿，或进行类似的活动，他都竭力阻挠。卢西恩的朋友们知道，他想把那件事彻底抛开，可要把这故事扔掉，又实在太可惜了——而且，他们都是作家，或者说他们很快就会成为作家。 在从埃尔米拉写给凯鲁亚克和金斯伯格的信中，卡尔保持了他那得意洋洋、“什么，我会发愁？”的语调，但他和所有人都很清楚，他回不去哥伦比亚大学了。释放后不久，他去了合众国际社工作，一开始是当送稿员。他和弗兰切丝卡•冯•哈尔茨结婚，组建了家庭（三个儿子，西蒙、小说家迦勒，以及伊桑），他还晋升为合众国际社的夜间新闻编辑。 同一年，劳伦斯•费林赫迪的“城市之光书店”出版了金斯金斯伯格突破性的诗篇《嚎叫》，诗是题献给卢西恩的。但卡尔在公众当中已经“享有”了太多的恶名；他叫老朋友艾伦在以后的版本中不要再提他的名字。对卡尔来说，一九四〇年代已是结束的一章，至少他如此期盼——这也在情理之中。 巴勒斯倒是什么都不在乎。到了一九四六年，他已深陷在毒品的麻烦中，积聚在体内的毒素使他渐入深渊。五年后，他混迹于墨西哥城最黑暗的圈子。一九五一年九月六日，在一次醉醺醺的聚会表演中，他不经意失手杀了当年的妻子琼•福尔默•巴勒斯，一枪射中了她的前额。那时他已经连续写了两年，但主题却不是杰克•凯鲁亚克或卢西恩•卡尔；他的主题是从纽约、列克星敦、肯塔基、新奥尔良、路易斯安那，一直到墨西哥城的毒品和瘾君子——换句话说，就是他自己，以及与他一起吸毒的同伴。 杰克•凯鲁亚克首部发表的小说《小镇与城市》（1950 年）是一部“乡下人进城”式的成长小说，就像巴尔扎克的《幻灭》，但写得像部长篇家族史，将杰克和他亲戚的样子带入了马丁（《小镇与城市》中的人物）的家庭。这本书也包含了卡尔与卡默勒的故事，不过做了很大改动，肯尼思•伍德和沃尔多•梅斯特就是以卡尔和卡默勒为原型的。由于事情改动太多，读者在小说中大多认不出卢西恩•卡尔来。 《小镇与城市》并没能释放完凯路亚克对这个故事的热衷。卡尔•所罗门的舅舅，“埃斯书店”的业主A.A. 怀恩任命卡尔•所罗门为“埃斯书店”的编辑后，一九五二年四月七日，杰克在旧金山写信给所罗门，说他希望由埃斯出版《河马》一书。 “至于平装本，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凯鲁亚克写道，“事实上，巴勒斯和我把一九四五年的卢西恩谋杀案写成了一个二百页的轰动性小说，‘震惊’了城里所有的出版商，还招来了经纪人……艾伦记得……如果你想要，就和艾伦一起到我母亲家里去，载我的一大堆盒子和手提箱里找，稿子放在一个马尼拉信封里，名字叫（据我记得）《我希望自己是你》，署名“苏厄德•刘易斯”（这是我们俩的中名）。这样做比尔会同意的，我们写了一年，卢西恩那时很恼火，要我们把稿子埋在地板底下（所以暂时不要告诉卢西恩）。” 杰克也许把轰动反响说过头了一点，但对于没人愿意出版《河马》——包括一九五二年的“埃斯书店”——他并没有说错。（十五年后，他在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仍然记得地板的事。 到了一九五九年，垮掉一代的三部最重要的作品先后出版，这三个作家都迅速赢得了名声、读者和销售量。垮掉一代的名字在约翰•克莱龙•霍尔姆斯一九五二年的小说《去》中初露头角，但他们在美国主流知名度的跃升，还得归功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刊《生活》杂志的报道《身边唯一的反抗》。 如杰拉尔德•尼科西亚在他那极为重耍的传记《记忆宝贝》中所指出的，到了一九五九年，凯鲁亚克还在为重推《河马》一书聒噪；小说《孤独天使》也写到一半卡住了，最终都没完成。的确，他在卢西恩和他妻子塞萨面前都谈这本书：“吓坏了她，深深搅扰了（卢西恩）……杰克似乎把凶杀当成英雄行为。虽然他遭了他们的命，暂时同意不出版这本书，但每隔几个月他又会提起这事，把塞萨推到精神错乱的边缘。” 一九六七年，杰克终于把恐吓用到了该用的地方：他开始写《杜洛兹的虚荣：一九三五到一九四六年的冒险教育》，讲的是他在和尼尔•卡萨迪上路之前的生活，笔调像是在对他长期受折磨的第三任妻子斯德拉•桑帕斯•凯鲁亚克说话。他把一九四五年以来的旧稿子从文件柜里搬出来重读，以寻找灵感和记忆。一九六八年《虚荣》出版，书中五分之一的内容是“克劳德•莫布里斯（卢西恩）和弗兰茨•穆勒（卡默勒）”的故事。他还以与《河马》类似的语言写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威尔森•霍尔姆斯•‘威尔’•哈伯德”（巴勒斯）；《虚荣》的叙述步骤也与《河马》中的事件结构相当接近。 凯鲁亚克的作品出版得非常及时，因为一九六八年，关于垮掉一代第一本的传记即将问世。简•克莱默那年出版的《艾伦•金斯伯格在美国》基于她当时在《纽约客》上对艾伦的系列报道，但她并未提及卢西恩•卡尔和戴维•卡默勒；或许艾伦压根儿就没对她讲那个故事。 接下来，是一九七三年安•查特斯破天荒的《凯鲁亚克传》。这本书把卡尔和卡默勒重新带回到这个已经遗忘了他们的世界——这是因为合众国际社的资深编辑卢•卡尔（即卢西恩- 卡尔）已经变得非常有名，为人们喜爱。然而（金斯伯格过去经常当着我的面抱怨这事），查特斯被迫将终稿里引用杰克•凯鲁亚克作品的文字全部删去，无论是出版过的或未出版的，全部重新措辞，因为阿龙•莱瑟姆也在写传记，他与“凯鲁亚克遗产”达成了一项独家使用协议。 莱瑟姆的书写完后，从未出版，这也许是因为，查特斯的书一时间让凯鲁亚克传记的市场饱和了。一九七〇年代，凯鲁亚克其他新的重要传记也相继出炉，主要有一九七八年巴里•吉福德和劳伦斯•李的《杰克的书》，和一九七九年丹尼斯•麦克纳利的《凄凉的天使》。 莱瑟姆的项目后来却显现出极为深远的影响。莱瑟姆的经纪人 是德高望重的斯特林•洛德，他也是凯鲁亚克自一九五〇年代初以来的经纪人，一九六九年十月凯鲁亚克死后，更成了他的遗产经纪人。莱瑟姆经常为《纽约》杂志撰稿，已故的杂志编辑克莱•菲尔克当时同意发表莱瑟姆版凯鲁亚克传记的第一章。标题简单明了：《孕育了垮掉一代的哥伦比亚谋杀案》，发表于一九七六年四月，整整两版，图文并茂，那期杂志的封面上，画了一支大麻烟作为横幅指向内页的报道。莱瑟姆的这一章节直接以《杜洛兹的虚荣》和还未出版的《河马》文稿中得场景和对话作为基础，或是直接引用，或是重新措辞，仿佛这两本书可以被当作刻板写实的报道似的。卢西恩和金斯伯格的亲昵关系也前所未有地印成了铅字。《纽约》杂志的文章打乱了卡尔的生活，他犬发雷霆。他虽然已和合众国际社的一些朋友一起工作长达三十年，但谁都不知道他青年时曾经杀过人。他责备艾伦无所顾忌地在有现场录音时与莱瑟姆谈论他们的性事；他觉得艾伦公然藐视了对一九四四年那件事的理解，《杜洛兹的虚荣》里有着最佳的概括：被警方拘留时，克劳德对叙述者（杰克）嘟囔：从来都是异性恋”。是否跟阿龙•莱瑟姆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艾伦自己也不确定。不管怎样，他忏悔不已，祈求威廉去抚慰卢西恩狂怒的心。 威廉也为卢西恩，感到极为愤怒，通过长期合作的版权律师尤金 H. 温尼克，他对莱瑟姆、洛德和《纽约》指控他们侵犯巴勒斯在《河马》中所著章节的版权、毁损名誉、（指在未获授权的情况下批准使用他人的名字或其他类似信息）。巴勒斯的诉讼案于一九八〇年代初，以象征性的损失赔偿了结，他并没有记仇；而《河马》的控制权在其后由双方共享并共同行使。 于是“《河马》被锁进了抽屉里”——一放就是二十年。 一九八一年底，巴勒斯从他位于纽约的“碉堡”搬到了堪萨的劳伦斯。他在劳伦斯工作生活了十六年，完成了《红夜三部曲》。还创作了一批数量可观的视觉艺术作品。一九九七年八月二日，他终于去西部旅行了，我和他一起；我非常荣幸能和威廉一起生活和工作了二十三年。 我二十一岁生日刚过，就从堪萨斯来到纽约探寻自己的命运。从幼年起，巴勒斯和垮掉一代就是我文学上的兴趣所在。此前一年，我已见过金斯伯格，受艾伦的鼓励，我于一九七四年二月中旬见到了威廉。很快，威廉邀请我住到他在百老汇四百五十二号分租的大阁楼上去。春天的一个深夜，威廉和我被底楼的门铃吵醒。我听到听筒里一个粗鲁的声音兴高采烈地大叫：“比尔！我是卢•卡尔，妈的，快让我进去。”我开了门，大家坐着谈了一两个小时。我和卢西恩的友谊始自那晚，并在我与威廉共处的那些岁月里日渐加深。 一九九九年秋天，作为巴勒斯遗产的遗嘱执行人，我参加了在纽约苏富比拍卖行举行的艾伦•金斯伯格遗产拍卖会。会后，我顺便到华盛顿特区待几天，看看卢。那次，我再次申明了很早以前就对卢西恩做过的承诺：为了尊重他的个人感受，在他生前，我不会准许凯鲁亚克和巴勒斯的《河马》一书出版。 能和凯鲁亚克遗产的遗嘱执行人约翰•桑帕斯保持多年的友谊，也是我的荣幸。约翰是个慷慨大方、想法多多，又很风趣的人。他一贯尊重我向卢西恩就《河马》作出的承诺。 如今，他们都走了：戴夫、杰克、艾伦、比尔——卢西恩，也于三年前的二〇〇五年离去了……经过这么长的时间，《河马》终于走到你面前：水已烧开，可以煮了。 关于本书的一些话：垮掉一代的老一代读者们很容易就能看出《河马》中那些用了假名的人物是谁：现实生活中的作者及叙述者，杰克•凯鲁亚克（“迈克•莱科”）和威廉•巴勒斯（“威尔•丹尼森”）悲剧的中心人物卢西恩•卡尔（“菲利普•图里安”）和戴夫•卡默勒（“拉塞姆•艾伦”或“阿尔”）；凯鲁亚克的女朋友及第一任妻子埃迪•帕克（“贾妮”）；卡尔的女朋友塞丽娜•扬（“芭芭拉（芭布丝）•贝宁顿”）还有卡尔的大学新同学约翰•金斯兰（“詹姆斯•卡思卡特”）。 学者们还可以从故事外围认出一些不那么有名的历史人物：卢西恩的父母，拉塞尔•卡尔（“ 图里安先生”/ “罗杰先生”）和玛丽昂•卡尔（“图里安夫人”）；还有他那有钱的舅舅戈弗雷•S. 洛克菲勒（“菲利普的舅舅”）；未来的《纽约客》作家钱德勒•布罗萨德，当时和卡默勒一样，也住在摩顿街四十八号，就在贝德福德街巴斯的公寓转过街口处（布罗萨德可能就是“克里斯•里弗斯”）；码头装卸工尼尔•斯伯伦（“休•马多克斯”）；巴纳德学院 [A4] 的一个拉拉圈子，男人气的露丝•路易丝•麦克马洪（“阿格尼斯•奥罗克”），女人气的大学生多娜•里昂那德（“德拉”），还有特雷莎•威拉德（“小兔子”？）；卡默勒的朋友帕特里夏•古德•哈里森和她当时的丈夫，爱尔兰作家托马斯 F. 悉利（可能是“简•博尔和汤姆•沙利文”）；还有那个只有丹尼森认识的小歹徒——原型是绰号叫 “特大三明治”的诺曼或诺顿（“丹尼•博尔曼“）。 当然，乔•古尔德，现实生活中的“海鸥教授”，在小说里用的是真名。是一九四二年约瑟夫•米切尔在《纽约客》上的一篇广为人知的人物简介中给他起的绰号。古尔德说话啰嗦，酗酒无度，人过中年，没落贵族，家世可上溯至革命 [A5] 前波士顿的一个大家族，在村里算得上是个真正的怪人。就像《河马》中描写的那样，他一天到晚待在米内塔酒馆，（据他说）书写他的文学巨著《一部关于我们时代的口述历史》——而据巴勒斯回忆，他是在像海鸥那样偷剩酒喝。米切尔在一九六四年的后续记述中揭露：那部一直没写完的《口述历史》，从来就没存在过，这就是“乔•古尔德的秘密“。 二〇〇〇年，《乔•古尔德的秘密》由斯坦利•塔奇执导拍成电影，伊恩•荷姆饰演古尔德。电影完美再现了格林尼治村一九四〇年代中期的图景，这正是《河马》故事发生的时期。因此，可以借助观看电影来构思那些距今如此遥远的背景。 在编辑中，我并未竭力要把书做成那种极精细的文本，如杰出的巴勒斯学者奥利弗•哈里斯编辑的巴勒斯早期作品（一九五三年的《瘾君子》和一九六三年的《雅格信札》）的权威版本那样。相反，只要能够清晰辨别，我都努力按照作者们本人的意图来呈现这些文字。 我们十分清楚，凯鲁亚克和巴勒斯一九四五年春全权委托他们的经纪人，向西蒙与舒斯特、兰登书屋等出版商投递的，正是这份稿子。仅凭这一点我就能确信，如果当时《河马》签约出版，他们很可能会默许编辑对结构和拼写进行一些适当修改——尤其是他们写作的对象是类型小说市场，而非前卫派读者。我基本上避免擅自修改，不过还是做了一些。在看上去实在必须的地方，加了逗号；作为作者们的写作风格特点，一些语病还是保留了。显然，现在保留下来的稿子是杰克•凯鲁亚克打的字，没有缺页；他的单词拼写很好，标点符号的使用也很有技巧。我最大的自由是添加或更改段落，以增强可读性和小说的电影情节效果——同样，这些修改以是否合乎作品的文学体裁而定。 结束之前，下面附上一段关于这些文字的摘抄：这是我的朋友和同事汤姆•金从文稿的档案照片上抄下来的，感谢他的悉心帮助。我还想感谢我的朋友托马斯•佩里吉奥、约翰•卡里和詹姆斯•M. 史密斯的支持与鼓励；杰拉尔德•尼克西亚、奥利弗•哈里斯、戴夫•摩尔和比尔•摩根这些学者们的建议和指正；我的编辑贾米森•施托尔茨及时的指导；卢西恩的伴侣凯瑟琳，席尔瓦西几年前给予我的款待；我的老朋友吉恩•温尼克对威廉和其遗产长久的帮助，以及凯鲁亚克遗产经纪人斯特灵•洛德六十年来对杰克遗产的悉心关照（以及三十年前对那场诉讼的宽宏大量）；我的朋友和同事约翰•桑帕斯的淡定和巴勒斯式的风趣；我的经纪人安德鲁•怀利和杰夫•坡斯特纳克多年来在我每况愈下时仍对我抱有的信心；我珍爱的朋友伊拉•希尔弗伯格，对她的感谢远不止上面提到的这些；最深切的感谢要献给我亲爱的母亲塞尔达•保尔克•格劳尔霍尔兹。二〇〇八年三月十三日，她在弥留之际，仍在询问我《河马》做完了没有！——我感谢她给予我的一切，永远。真希望能再这样对她说一次。 卢•卡尔成了一个技艺超群、精诚敬业的新闻工作者。一九七〇年代，他晋升为合众国际社新闻组的组长，合众社一九八三年迁往华盛特区，他也从纽约搬了过去。卢西恩在社里待了四十七年，于一九九三年六十八岁时退休。二〇〇五年一月二十八日，他离开人世，终年七十九岁。 二〇〇五年三月四日，华盛顿特区国家记者俱乐部举行追悼会，卢西恩•卡尔一百六十多名记者同事们致哀颂扬。伦敦的《泰晤士报》刊登讣告：“合众国际社公司的前身‘联合社’（二〇〇三年）称卡尔是‘新闻服务的灵魂。这个垮掉一代的瘦高个毕业生为合众国际社的首要报纸《A 线》重写、修正、改写和重现的重大新闻之多，空前绝后。’他赢得了同事们的无尽赞赏与爱戴。” “孕育了垮掉一代的谋杀案”早已成了众口纷纭的故事，但是，摇动垮掉一代摇篮的并非卡默勒之死，摇动摇篮的是少年卢西恩•卡尔那强烈的求知欲和性渴望，是卡默勒从卢西恩青春期始向他灌输的丰富无尽的诗歌食粮——波德莱尔的神悟、《无端的行动》，还有魏尔伦和兰波之间激情四溢的纠结。戴夫和卢西恩因之陷入疯狂，在他们各自的生活中扮演起注定要毁灭的角色。 在《河马》中，杰克和比尔描绘了一起走入歧途的师友关系的悲剧案例，以及青春天然的残忍。《河马》在于，卡默勒的死并非故事的终结，而是另一个故事的开端。卡默勒死了，卡尔入狱，巴勒斯、凯鲁亚克和金斯伯格三人却在……虽然他们的作品要等戴维死后十年才会出版，但他们是注定要将此发掘出来的人，无论是以文字、还是以其他形式。 卢西恩•卡尔的光辉时刻，是无忧无虑的垮掉一代青春岁月中的聚光中心——那闪耀着神光的克劳德•德•莫布里斯，是他们奉献了自己的司仪，他向他们欢呼：“坠入深渊/ 天堂还是地狱/ 谁在乎？” [A6] ——大好年华已逝多年，多少年前，那个战时的炎热夏夜，卢西恩取了，或说，收下了，那条性命——他的师友，他的软骨头，他的花痴和玩物，他的创造者和毁灭者：戴维•埃姆斯•卡默勒。 —— 詹姆斯 W. 格劳尔霍尔兹 二〇〇八年六月 [book_title]1 威 尔 • 丹尼森 星期六晚上，酒吧要到早上三点才关门，我在克里斯托弗街和第七大道路口的里克店吃完早饭回到家，已经三点三刻了。我把《新闻报》和《镜报》扔在沙发上，又脱下皱条纹外套，扔在报纸上，正准备直接上床睡觉。 就在这时，门铃响了。这门铃声音响得震耳，所以我赶快跑过去摁下按钮，打开大门。然后，我拣起沙发上的外套，挂到椅子上，这样它就不会被人坐在身子底下了。我还把报纸放进抽屉，确保上午起来的时候还能找到。然后，我走过去打开房门。时间计算得正好，他们还没来得及敲门。 进屋的是四个人。现在我大概描述一下这些人是谁、什么模样，因为这个故事主要讲的是其中两个人。 菲利普•图里安，十七岁，土耳其美国混血。他有好几个名字，但喜欢别人叫他图里安。他爸爸用的名字是罗杰斯。卷曲的黑发披在额头上，皮肤苍白，长着一双绿眼睛。其他人还没全部进屋，他已经坐上那张最舒服的椅子，把脚往扶手上一跷。 这个菲利普是那种文艺屁精 [A7] ，写起十四行来头一句就是“哦，头发乌亮的古希腊少年……”。他穿着非常脏的休闲裤，卡其布衬衫，袖子卷起，露出肌肉发达的前臂。 拉姆塞•艾伦四十岁上下，头发灰白，相貌堂堂，高个子，但身形有点松弛，看上去像穿的破破烂烂的演员，或是曾经显赫过的什么人。他是个南方人，自称出身上流家庭——每个南方人都这么说。他人非常聪明，但现在是看不出来了，迷菲利普迷的像只害羞的秃鹫那样围着转，脸上还带着一副软弱伤感的痴笑。 我认识的人中，阿尔 [A8] 是最好的一个，不可能再找到更好的伴儿了。菲利普人也不错。可是，他们俩一碰到一起，就要出事。这两人正好凑成绝配，让每个人的神经都濒临崩溃。 阿格尼斯•奥罗克长着一张难看的爱尔兰人面孔，黑发，剪得极短，还总是穿裤子。她性子直爽，男性气质，人也可靠。迈克•莱科十九岁，芬兰人，穿着肮脏的卡其布衣服，是个海员。 好了，就是他们，这么四个人。这时，阿格尼斯举起一瓶酒。 “哈哈，‘加拿大俱乐部’ [A9] ，”我说道，“快进来坐。” 说这话时他们早都进屋了。我拿了些鸡尾酒杯，每个人都绐自己不掺水倒了一口。阿格尼斯问我要水，我倒给她了。 菲利普有一些哲学想法要谈，显然是今晚刚想出来的，现在我得准备洗耳恭听了。他说：“我已经搞出了一套哲学，关于浪费即邪恶、创造即美好。只要你在创造，那就是好的。唯一的罪就是你浪费自己的潜力。” 我觉得这听上去很傻，就说：“哦当然我只是个稀里糊涂的酒吧服务员 [A10] ，不过，‘救生圈’肥皂的广告算什么呢？这种也是创造对不对？” 他说：“对啊，不过你看，这种东西你会称之为浪费性创造。一切都是一分为二的，还会有创造性浪费，比如现在跟你谈话。” 于是我说：“对啊，不过你区分创造和浪费的标准在哪里呢？谁都可以说他自己做的是创造，别人做的是浪费。这太笼统了，一点意义都没有。” 这话让他大吃一惊，我估计他先前没有收到多少反对意见。不过，他至少不再谈这个哲学了，我很高兴，因为这种想法属于“我不想听”的范畴。 菲利普接着又问我有没有大麻，我告诉他没多少了，但他坚持想吸一点，我就从桌子抽屉拿了出来，我们点了一根，互相传着吸。货很差，抽完后，谁都没感觉。 莱科先前一直坐在沙发上不说话，这时突然说：“我在德克萨斯的阿瑟港抽了六根，现在关于德克萨斯的阿瑟港，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大麻现在非常难搞，这些抽完，我不知道还能到哪里去弄。”可菲利普又抢了一根，已经在吸了。于是，我给自己倒了满满一杯加拿大俱乐部。 就在这时，我突然纳闷，这些人从来没什么钱，这瓶加拿大俱乐部是从哪里来的？我就问他们。 阿尔说：“是阿格尼斯在酒吧里拿的。” 听起来是这样：阿尔和阿格尼斯站在“花衣吹笛手”的吧台末端喝啤酒，阿格尼斯突然对阿尔说：“收好零钱快跟我走。我拿了瓶‘加拿大俱乐部’藏在外套里。”阿尔跟着她出去，比她还要怕。他连她是怎么拿的都没看见。 这是昨晚早些时候发生的，而现在，这瓶五分之一加仑的酒已经喝掉了一半。我称赞阿格尼斯，她笑得很得意。 “很简单的，”她说道，“我以后还要干。” 别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我对自己说。 随后，谈话陷人沉寂，我太困了，就没说什么。有些话我没听到，再抬起头来时，看到菲利普从鸡尾酒杯上咬下一大片玻璃，咀嚼起来，发出的声音在房间另一头都听得到。阿格尼斯和莱科的脸扭曲着，就好像听到有人在黑板上刮指甲的声音一样。 菲利普把玻璃嚼得粉碎，就着阿格尼斯给的水吞了下去。然后，阿尔也吃了一片玻璃，我给他一杯水吞下。阿格尼斯问我，他们会不会死，我说不会，如果嚼得粉碎，就和吃沙子一样，没什么危险。要说有人因为吃下粉碎的玻璃而死了，那纯粹是胡说八道。 就在这时，我突然想开个玩笑。我说：“我都忘了做主人的责任了。有谁饿了吗？我有些非常特别的东西，今天刚弄到的。” 菲利普和阿尔此时正在清理嵌在牙缝中的玻璃屑。阿尔到盥洗室对着镜子查看牙床，牙床出血了。 “我饿了。”阿尔在盥洗室里说。 菲利普说刚才的玻璃把他的胃口吊上来了。 阿尔问我是不是又是我老婆寄来的食品包，我说：“事实上，是的，一些非常好吃的东西。” 我跑到小房间里糊弄了一会儿，捧出一盘旧刮脸刀片，还配了一瓶芥末酱。 菲利普说：“你个混蛋，我真的饿了。”我感到很开心，说：“开个玩笑嘛，哈？” 莱科说：“我在芝加哥看过别人吃刮脸刀片。刮脸刀片，玻璃，还有灯泡。最后，他还吃了个瓷盘子。” 这时，除了阿格尼斯和我，其他人都已经醉了。阿尔坐在菲利普的脚边仰望着他，脸上一副蠢相。我开始期盼所有人快点回家。 随后，菲利普站了起来，摇晃了一下，说：“我们到屋顶上去吧。” 阿尔说：“好的。”他一下跳起来，仿佛从没听到过如此好的提议。 “别去。你们会把女房东吵醒的。再说，上面什么也没有。” 阿尔说：“去你妈的，丹尼森。”他对我要阻挠菲利普的主意很恼火。 于是，他们跌跌撞撞地冲出门，开始爬楼梯。房东和她家人住在我楼上那层，再上面就是屋顶。 我坐下，又倒了一点“加拿大俱乐部”。阿格尼斯不想再喝了，莱科此刻躺在地板上睡着了，于是我把剩下的全倒进自己的杯子，阿格尼斯起身要走。 我依稀听到屋顶上有一阵骚动，然后听听到玻璃砸碎在马路上的声响。我们走到窗前，阿格尼斯说：“他们肯定把玻璃杯扔到马路上去了。” 我觉得听上去合理，就小心地把头伸出去，结果外面有个女人朝上看着，在骂人。街上已经渐亮。 “你们这帮疯狗，”她骂道，“想干嘛啊？杀人吗？” 我现在对反击信心十足，就说：“闭嘴，你把所有人都吵醒了。快走，否则我叫警察了。”然后，我关了灯，装作是从床上爬起来又回到床上去。 过了几分钟，她走了，嘴里还在骂。想起这两人过去给我惹出那么多麻烦，我自己也在骂，只不过没骂出声来。我想起在纽瓦克他们开我的车连环相撞，在华盛顿的宾馆菲利普朝窗外撒尿，搞得我被赶出去。有太多这样那样的事情了，都是那种典型的大学男生把戏，一九一〇年风格。他们俩一碰到一起，就要出事。一分开，就没事了。 我开了灯，阿格尼斯走了。屋顶上悄无声息。 “希望他们别想起来跳楼。”我对自己说道，因为菜科还睡着。“好了，他们要是愿意，可以在上面栖息一晚上。我是要上床睡了。” 我脱了衣服爬上床，让莱科在沙发上继续睡。当时是六点左右。 [book_title]2 迈 克 • 莱 科 我六点钟离开丹尼森，回华盛顿广场。街上又冷又雾蒙蒙的，太阳还躲在东河码头后方。我先到里克店里找菲利普和阿尔，然后沿着布里克街向东走。 等到了华盛顿广场，我已经困得连路都走不稳了。上了三楼，一进贾妮的公寓，我把衣服往椅子上一扔，把她推开一点，躺了下去。猫在床上跳上跳下。玩弄着床单。 醒来，已是星期天下午。天很热，客厅里的收音机放着爱乐乐团的交响曲。我坐起来，向前探身，只披着条浴巾。她刚淋了浴，头发湿透。 菲利普坐在地板上，也只披着条浴巾，叼着根烟，听着音乐，是勃拉姆斯 [A11] 第一。 “嘿，”我说，“扔根烟过来。” 贾妮走过来，像个爱嘲弄人的小姑娘那样说：“早上好，”给了我一根烟。 我说：“天哪，真热。” 贾妮说：“快起来，冲个澡，你个混蛋。” “怎么了？” “别跟我说怎么了。你昨晚抽大麻了。” “又不是什么好货。”我说着去了盥洗室。六月的阳光洒满盥洗室，我打开冷水龙头，一刹那，如同以前在宾夕法尼亚某个夏日的午后跳进阴凉的池塘。 之后，我披了条浴巾，拿了杯冰橙汽水坐到客厅里，我问菲利普昨晚和拉姆塞•艾伦去哪儿了。他告诉我，他们离开丹尼森家后，往帝国大厦那儿去了。 “干吗去帝国大厦？”我问道。 “我们想去跳楼。我记不清了。” “跳楼？啊？”我说 我们谈了会儿“新视界” [A12] ，那段时间菲利普正在构想“新视 界”。我喝完汽水。站起身去卧室穿上裤子。我说我饿了。 贾妮和菲利普在穿衣服，我到我们称为图书馆的小房间里，翻找书桌里的一些东西。我正在有条不紊地为再次上船作准备。我把一些东西在桌面上摊好，回到客厅，他们已经准备就绪。我们下了楼，走到街上。 “你什么时候再上船，迈克？”菲利普问道。 “怎么了？”我说。估计几个星期之内吧。” “真不是东西。”贾妮说。 “哈，”我们穿过广场时，菲利普说，你知道我有海员证，不过我从来没上过船。怎么才能上船昵？” 我把详情简单地告诉了他。 菲利普满意地点点头。“我准备去搞，”他说，“我们有没有机会上同一条船？” “怎么没有机会，”我说，“你突然决定的？你舅舅会怎么说？” “ 他会全力支持我，会很高兴看到我变成爱国分子，还会很高兴可以摆脱我一段时间。” 对这些想法我表示很满意。我告诉菲尔 [A13] ，和搭档一起上船总是最佳选择，以免万一在船上和其他船员发生麻烦。我告诉他，有 时候，独狼容易吃闷亏，特别是那种一直喜欢独处的独狼。那种海员，我告诉他，会无意间引起其他海员的猜忌。 我们走进第八大道的“煎锅”。贾妮上次换了信托基金支票，还剩了点钱。她是科罗拉多丹佛人，不过有一年多没回过家了。她爸爸是个有钱的老鳃夫，住在那里一家非常奢侈的宾馆里。有时她会收到他的来信，说他日子过得如何的好。 贾妮和我点了培根煎蛋，菲利普则点了两个煮三分半钟的蛋。餐台 [A14] 后面站了位新来的女服务员，厌恶地朝他看了一眼。很多人讨厌菲利普的奇装异服，疑神疑鬼地看着他，好像他不是吸毒鬼，就是屁精。 “我不想让艾伦知道我要上船，”菲利普说道，“这个想法的目的就是要摆脱他。如果他发觉了，就会来捣乱。” 我对此大笑。 你不了解艾伦，”菲利普严肃地说道，”他什么都干得出来。我对他太了解了。” 我说：“你要是想摆脱这人，就告诉他滚远点，别再回来了。” “没用的，他怎么着也不会滚的。” 我们默默地喝着番茄汁。 “我不明白你的逻辑，菲尔，”我说，“在我看来，要是他不调戏你，你好像并不在乎他老他妈的在你身边转，而且，有时候，有他在还挺方便的。” “他正在让我变得不方便。”菲尔说。 “如果他发觉你要上船，他会怎样？” “什么都干得出来。” “如果他在你上了远洋船之后才发觉，他会怎么做？” “他大概会赶到那个外国港口，头顶贝雷帽，带着五六个阿拉伯男童，在海滩上脚踩贝壳等着我。” 我大笑。“这个场景不错。” “你不想让那个酷儿 [A15] 搅和你的任何事情。” 贾妮告诉菲利普。 “这个海滩场景很妙，没错，”我说。 我们的蛋来了，但菲利普的那份完全是生的。他把女服务员叫来，说蛋是生的。他把调羹伸进蛋里，拉出一条长长的生蛋清给服务员看。 服务员说：“你说的，稍微煮一下，不是么？我们不能为你把东西拿回去。” 菲利普一把将蛋推到餐台对面。“两个煮四分钟的蛋，”他说道，“ 大概这样说比较清楚。”他转过来跟我谈“新视界”的事。服务员一把拿起蛋，嘴里叽里咕噜地跑到厨房上菜的窗口前：“两个煮四分钟。” 蛋拿回来的时候煮好了。服务员把蛋啪的一声扔在菲尔面前。他平静地吃了起来。 “好，”我吃完说道，“明明天你们照我说的去百老汇，把事情搞定。我保证这周内我们能找到船。在艾伦发觉之前，我们就已经在海上了。” “好极了，”菲利普说道，“我要尽可能快地离开。” “船去哪儿可说不准。” “ 我不在乎，不过我想去法国。” “我也想，” 我说“可你己经去过法国了。” “我是十四岁时和母亲一起去的，还有个英语‘女家教’ [A16] 在身边。我如今想去看的是拉丁区 [A17] 。” “拉丁区在巴黎，”我说，“可我们现在只有诺曼底半岛上的一小块地方可去。我不觉得我们这次能看到巴黎。” “再怎么样，巴黎应该还是能拿下来的。不过，现在最主要的是快点离开美国。” 我说：“你是想躲开拉姆塞•艾伦。” “希望如此。”他说。 “在海上有很多时间写诗。”我又说。 “那是另一回事。” “你为什么不能在纽约写诗、搞‘新视界’呢？” 菲利普笑了。“因为阿尔在旁边，他是我思考的大累赘。我己经有了一些新想法，可他还是个古代人。” “哈，”我说，“原形毕露，你对你那德高望重的老师一点感激之情都没有。” 菲利普对我狡黠地隐然一笑。 贾妮说：“你们俩这是在胡扯。你们想的是去挣点钱，不是么？等你们回来，我们可以去佛罗里达或新奥尔良过冬，或者其他什么地方。别想什么诗歌了。” 香烟还有，但火柴没了。菲尔招呼服务员：“我说，有火柴吗，小姐？” 服务员说：“没有。” 菲尔说：“那么去弄来。”他的声音清晰镇定。 服务员在餐台底下找到一盒木盒火柴，朝他扔过来。火柴落在我盛蛋的空盘子里，把一些薯条砸到餐台上。菲利普拿起火柴盒，为我们点了烟，然后把火柴盒扔回去，砸在她身边的餐台上。 她随着火柴的啪嗒声跳了起来，说：“噢！我真不该把火柴给你。” 菲利普朝她笑了笑。 我说：“她肯定是来例假了。” 这时，一个敦实的男服务员走到我面前说：“你是明白人吧？” “当然。”我说。看来要打架。 贾妮说：“是那个贱人先挑起来的。你怎么不换个服务员呢？” 男服务员朝我们狠狠瞪了一眼，走了。“我们走吧。”贾妮说。她付了账，我们出了店。 回到华盛顿广场，我们坐在阴凉处的长凳上。我厌烦了，就坐到草坪上，嚼着一根小树枝。我在想这次旅行要带的书，还有菲尔和我到了外国港口会有多开心。菲尔和贾妮在谈菲尔的女朋友芭芭拉•贝宁顿——朋友们叫她“芭布丝”——以及，对于他突然要走，芭芭拉会有什么反应。 随后，一个小老头跌跌撞撞走过来，喝醉了，还自言自语。他在我们面前停下，瞪着我。我们对他毫不在意，于是他火了。他喝醉后身体会抽搐，抽搐时里还会叫唤。他抽了一下，朝我“吖”了一声，就走了。 菲尔和贾妮继续谈着，突然这个矬子酒鬼又转回来瞪着我。 “你是谁？”他问道。 我抽搐了一下，说：“吖！” “回家去。”菲尔对他说。矬子酒鬼吓着了，又走了。他经过凳子和树，身体就抽一下，嘴里叫唤一声。 我们在那里又坐了一会儿，然后决定回家。菲尔说他要直接回家整理行李。他就住在贾妮家路口附近的一个家庭旅馆里，是个两室套间，带独用浴缸。 我们转过街角时遇到了詹姆斯•卡思卡特，纽约大学商学院的学生。他和菲利普一起走了，去帮他整理行李。菲利普叫他别说出去。虽然卡思卡特是他非常好的朋友，菲尔也处处提防，以免消息走漏到拉姆塞•艾伦那边。 贾妮和我上楼，一起冲了个淋浴，然后我们坐在客厅里说话。我坐在摇椅上正对着她，她则坐在沙发上，批了条浴巾，本地风格。我一直凝视着浴巾，最后看烦了，站起来把浴巾一把掀掉，再坐回到摇椅上。 她说：“你在海上准备干什么呢？”我说：“别操心未来的事情。” [book_title]3 威 尔 • 丹尼森 星期天两点左右，我起了床，清扫了敲碎的鸡尾酒杯，下楼到街角吃早餐，再买了份《赛马报》。我回到房间开始看放在房间里的报纸，然后看《赛马报》，但没发现任何中意的马匹。 大约四点钟，丹尼•博尔曼来了。丹尼是个军工厂工人，长得像乔治•拉夫特 [A18] ，就是个子高了点。 看来这两个星期他不太顺，那份合同工做不下去了，总是要加班，他又不想找其他工作。最后，他说：“威尔，我希望你能帮我一个忙。” “好啊，”我说，“什么事？” “我想借你的大头短棒用一下。” 我早有点料到了，就说：“没问题，丹尼，乐意帮忙。” 我走到书桌前，从一堆衬衫里摸出那根棒子。我在想，菲利普和阿尔他们只要能向别人讨，永远不会自己去弄钱，和这人相比，是多么大的反差啊。我用丝绢把棍子仔细地擦了擦，交绐他。 “小心点。”我说。 他说：“你知道的，我一直很小心。” 他说他要到上城去，我说我和他一起走，因为我计划去看阿尔。 到了门口，他说：“您先请。” 我说：“拜托，”我想我嗓门挺高的，于是他先出去了。丹尼在礼节上有点迂，埃米莉•波斯特 [A19] 背得滚瓜烂熟。 我们一起乘车到第四十二街，他在那儿下了。我在第五十街下了车，走到阿尔家。阿尔家在第五十二街上，第五和第六大道之间，楼下有个夜总会。 阿尔的房间是楼里最好的，在二楼背面，俯眺院子。壁炉上方挂着一张照片，水下拍的，一个小伙子穿着游泳裤，一只手指着自己脸颊，样子有点夸张，仿佛在沉思，整张照片沉浸在浅紫、淡蓝和粉红的色调中。房间里有一张长安乐椅，整栋楼里唯一一张舒服 的椅子。长椅上坐了两个人，床上坐着四个人，所以我走到高窗前眺望院子，和休•马多克斯聊了起来。 阿格尼斯•奥罗克也在，还有德拉。阿格尼斯坐在安乐椅上，德拉坐在安乐椅的扶手上。德拉二十岁，是个老经验的拉拉 [A20] 了，爱得死去活来的就有两三次，还四次企图自杀。 坐在床上的是简•博尔和汤姆•沙利文。这两个住在东福蒂尔斯，每天下午都要一家一家地串门。阿尔正在试图从他们的例行路线中摆脱出来。 阿尔坐在床上。身边是“小兔子” [A21] ，一位出身波士顿上流家庭的姑娘，自称有盗窃癖。“小兔子”非常爱阿尔。 克里斯•里弗斯从来不洗澡不刷牙不整理房间。他坐在一张直背椅上，一个人一个人地看过去，每朝一个人看，他就咧开嘴傻笑一下，以展示他那结满绿垢的牙。 我问休有什么新消息，他告诉我联邦调查局正在找他。 “是吗？”我问。“为什么？” “肯定是因为征兵令的事情。我只想到这个原因。他们在三十二号码头那边找我。没人知道我在那儿的地址。” “男那你的征兵令现在是什么状态？” “具体不清楚。你想，我给他们的地址是另一个人的，而那个女孩后来搬走了。他们找到我的新地址时，门卫以为他们是信贷公司的人，就说从来没听说过我这么个人。然后我又搬了出去，也没留转寄邮件的地址，因为我还欠了一个月的房租。” “你最开始时，分在哪类？” “ 3-A [A22] ，不过后来我和妻子离婚了，两年前。” 休是个码头装卸工，三十岁上下，爱尔兰人，在河边顶楼有个小房间。他家里很富，但他和家人不再联系。 “那你准备怎么办？” “我准备去见他们。这些家伙躲是躲不掉的。可能要判个三年。” “哦，去跟他们解释这全都搞错了。” “没那么简单。上帝，我不知道这操他妈的会是什么结果。” “你得找个律师。” “是啊，可拿什么付钱昵？” 谈话变味了，我不太喜欢。 有人站起来说要走。阿尔跳起来说：“好啊，要是你必须得走的话。”大家都笑了。简•博尔把汤姆•沙利文拉起来说：“走吧亲爱的。” 除了休，他们都走了，“小兔子”生着闷气，因为阿尔没叫她留下。 克里斯•里弗斯朝外走的时候，怯生生地闪到我面前，借了两毛五。他是永远没脸皮问别人要超过五毛钱的。 休又待了犬概十分钟，神色阴沉，复述着他的问题。 阿尔说：“咳，我想这会过去的。” 休说他不知道这操他妈的会是什么结果。“不过别对弗拉斯卡蒂夫人提起来。我还欠她一个月的房租。”说完，他就去赴女朋友的约会了。 “感谢上帝，”阿尔说，“终于能太平点了。为什么，这些人十二点就来把我吵醒，然后一直待在这里。” 我坐在安乐椅上，阿尔坐床上。 “现在我要告诉你昨晚的好事。” “好。”我说道，使劲搓着手。 “嗯，我们一爬上屋顶，菲利普就向天台边冲过去，像是要跳楼，我急了，朝他大喊。不过，他突然停住，把酒杯扔了下去。我跑过去，和他并排站在天台边，问他”怎么了”，伸手搂住他。这时，菲尔转过身，非常热烈地吻起我来，嘴对嘴吻，拉我和他躺在屋顶上。” 我说：“看来你快要得手了，都四年了。嗯，继续——然后怎么了？” “他吻了我很多次，然后突然推开我，站了起来。” 我说：“是吗，然后昵？” “咳，然后菲尔说‘我们一起从屋顶上跳下去，好吗？’我说‘干吗要这样？’，菲尔说‘你难道不明白？这之后，我们就必须……这是唯一要做的事了。要么跳，要么就走。’” 我问阿尔：“他这是什么意思？到哪里去？” “我不知道，随便什么地方，估计。” “嗯，阿尔，你当时应该说：‘好啊，亲亲，我们今晚一起飞纽瓦克吧。’” 阿尔对此十分严肃，尽管这在我看来非常可笑。从我认识他起，他就一直在谈这些。 阿尔说：“唉，首先，我没钱。” 我跳了起来。“哦！你没钱，嗯？你整天好吃懒做还想有钱？到造船厂打工去，要么开个店。这个机会你已经等了四年了，而现在——” “唉，我不确定我想要。” “你不确定想要什么？” “和他一起去什么地方。我怕到了那里，一切又会回到原来，我什么也得不到。” 我走到壁炉前，用手狠狠地敲壁炉台。 “你还想继续等。明天明天明天——一直等到死吧。你知道我怎么认为？我认为这整个菲利普情结就像基督教的天堂，从需求中滋生出来的错觉，漂浮在虚无缥缈的柏拉图幻境里，像个幸福约定一直在前方召唤，但永远也不可企及。你怕和他一起走，你怕经受考验，因为你知道这不会有好结果的。” 阿尔愁了，闭上眼睛说：“不不，不是这样的！” 我坐到椅子上，说：“但说真的，阿尔，如果你真的和他一起到什么地方去，是有可能把他搞定的。毕竟，你这四年来一直就在等这个。” “不，你根本不理解。这不是我真正想要的。” 我又跳了起来，讥笑他：“哦，那这是柏拉图之恋咯？肉体接触粗俗不堪，是吧？” “不是，”阿尔说道，“我想和他睡觉。但我最想要的是他的感情，而且，是长久的感情。” “上帝绐我忍耐力吧，”我说，“我需要忍耐力。”我扯着自己的头发，竟扯下一小撮来。我心里记下要去第二十八街买点“布诺护发素。它里面含有西班牙苍蝇，防止掉头发属它效果最好了。 “现在听着，”我说，“我现在再说一遍，明明白白地再说一遍：菲利普不是‘酷儿’。他有可能会和你睡觉，尽管我连这都怀疑；但是，长久关系是绝不可能的。除非你要的只是做朋友。” 我走到窗前，背起手站着，像个船长站在军舰的舰桥上。 阿尔说：“我想要他爱我。” 我转过身来，从衬衫口袋里掏出一根牙签剔蛀牙。“你是个疯子。”我说。 “我知道他终究会和我想法一致的。”阿尔说。 我用牙签指着他说：“在身上弄点擦伤，他今晚就会回来看你了。” 阿尔说：“不，这不是我想要的方式。” “你想要的是不可能的。” “我不明白为什么不可能。” 我说：“唉，他是绝不会被钱左右的，你早就注意到了，是不是？”“咳，他会的，可他不该这样。我还真不想承认他会被钱左右。” 我说：“现实，老兄，是时候面对现实了。”我操起中产阶级“一家之主” [A23] 的口气。“你为什么不能做点事情出来？做点让他骄傲和仰慕的事情出来。看看你自己，你的样子就像个盲流！” 他的英式花呢西装皱得像是穿着睡了好几年，衬衫是第六大道买的便宜货，苏尔卡领带已经磨得破破烂烂，活像个包厘街 [A24] 上混的。 我继续说：“现在有条可靠的消息，因为打仗，美国目前出现了严重的毒品短缺。大麻如今五毛钱一支，战前才一毛。我们为什么不抓住这个机会，搞点种子，开个大麻农场呢？” “哦，”他说，这听起来不错。”“鸟店里有种子卖的。我们可以把种子撒在荒野里，过几个月再去收。等积下一笔钱，我们就可以自 己买个农场。” 我们就此谈了一会儿。阿尔说他第二天会去记得弄些种子。 我们出门去“玛丽汉堡”吃饭，他又唠叨起菲利普问题。菲利普这么说是什么意思、他是不是应该今晚给菲利普打个个电话、或者不打电话直接到下城去、菲利普是不是真的爱芭芭拉、如果是，他是不是应该想办法拆散他们。我边吃边说：是啊、有什么不可以呢、不行不行、就这么干，最后干脆不听他说了。我说过，这些话我已经听了好几年了。 吃完饭，我说了声晚安，就到我当服务员的那家酒吧去了。 我工作的这家酒吧叫“大陆咖啡”。酒吧安装的是卷帘门，夏天里正面全部打开。外面摆了餐桌，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坐下来看看街景。有几个女服务员，或者说女招待，会让顾客为她们买酒。内部装潢是常见的镀铬、红皮革和白炽灯。 我走进酒吧，看到一个屁精、几个妓女和两个浪荡子，照例还有一拨儿当兵的。三个穿便衣的探子在吧台最远端喝着苏格兰威士忌。 我脱掉外套，把衣服里所有的东西都放到裤子口袋里，找了条带子很长的围裙，将带子在腰上围了一圈到前面打了个结。然后，我走到吧台后面，向另一名服务员吉米打了个招呼，他先到的。 那三个探子看到我就说“你好，孩子”。他们让吉米马不停蹄地服侍他们，不断地叫苏格兰威士忌、雪茄、饮料，加柠檬皮、加苏打水、加冰。 我走到吧台另一头，服侍两个水手。自动点唱机里正放着《你总让你爱的人伤心》 [A25] ，一个水手说：哥们，那机器怎么老是不放我要听的歌？” “我也不知道，”我说，“大家一直都在抱怨呢。” 我听到吧台另一头那些侦探正在对吉米说屁话，什么他是多么棒呀，他老板也是多么棒呀，他应该待老板好点啦。这三个一直来店里蹭免费饮料喝，因为老板觉得万一碰上麻烦，他们帮得上忙。 一个水手问我城里所有的女人到哪儿去了，我说她们在布鲁克林，每个街角都有上百个。然后我告诉他们到那边怎么走，他们竟然蠢到听不懂，不过好歹还是走了。我从吧台上拿下他们的酒杯，放到脏水里晃两下，就算洗好了。 就在这时，进来一个人，大约五十岁左右，穿着休闲裤和浅灰色上衣，戴顶灰帽子。他看上去有点脑子也有点钱。双眼通红，已经喝了不少了，不过控制得很好。他走到吧台另一头靠近侦探的地方，要了苏格兰威士忌。 我正擦着吧台，就听到吧台那头吵了起来。与其说是这个灰衣男和一个女服务员在吵，不如说他在戏弄她，而她快要疯了。 这时，一个侦探走了过去，称呼这个人“呆卵”，叫他滚出酒吧。 那人问道：“你是谁？” 一个条子推了他一把，另一个条子再推他一把，像接力队一样，一直把他推到公用电话亭后面。然后，他们把他按在墙上有条不紊地暴打起来。打了他足足有三十下，而他连手都抬不起来。一直打到他站不住了，他们才把他拖回来，扔在一张椅子上。 过了几秒钟，这人开始缓过来，抬起双手，像是要推开脸上的罩子一样。一个条子嗅出了其中的危险，又是一击，把他从椅子上揍到地板上去了。另外两个扶他站起来，拍掉他衣服上的灰，把帽子也找回来。 其中一个说：“上帝啊，这是谁打的你呀，大哥？” 这人眼神呆滞。我觉得他是受了轻微脑震荡。他呆呆地看着把他扶起来的侦探，说：“谢谢你。” 条子说：“乐意为你效劳，大哥。” 拿着帽子的条子把帽子戴到这人头上。他一手抓住他后衣领，一一手抓住他皮带，把他推到酒吧门前，再一推，让他冲过人行道撞在一辆停着的车子上。他被车弹了回来，呆滞地看看四周，然后一瘸一拐地朝第六大道的方向走去。 那个条子从门口回来，笑得像个中学生。另外两个条子正靠在吧台的另一端。“我们再喝杯苏格兰威士忌吧，吉米。”把那人扔出去的条子说。酒吧里所有人都在笑。 吉米慢条斯理地倒着苏格兰威士忌。从他脸上，我看得出他很想在这些混蛋的酒里加泻药 [A26] 。 大概过了五十分钟，那个灰衣男带着个警察回来了。那三个探子还坐在那里，但灰衣男认不出他们。他只是对那个警察坚持说他在这个酒吧被人打了。 我看见一个便衣给那警察使了个暗号，然后警察说：“好啦，先生，你要我怎么做？你自己说那些人不在这里。你确定是这个地方吗？” “是的，我绝对确定。还有，要是你不管，那我就去找会管的人。” 尽管被暴打了，他还是很清醒很有尊严，抽着烟，不去摸自己肿起来的下巴和唇，也不向人展示他的伤情。 警察说：“好啦，你要我怎么做呢？先生，你已经喝多了。干脆快点回家忘了吧。”那人转过身，走了出去。酒吧主人从楼上的房间里下来，条子们告诉他是怎么回事。他说：“你们最好别待在这。看上去那个‘呆卵’还会再搞点麻烦出来” 于是，那三个走了，看上去有点怕了。没多久那灰衣男又回来了，带了五个便衣。他们查了店里的营业执照号码，和酒吧主人谈了一会儿，然后走了。这之后就没什么事情了。 快要关门的时候，一帮水手路过，我听到他们其中一个说：“我们进去打一架。” 老板蹦了起来，说：“哦不要，你们不要进来”，当着他们的面关了门。 吉米和我收拾完酒吧出来，看到水手们正在外面互相大打出手。有一个已经躺倒在人行道上。吉米说：“看看这些。”然后我们向第七大道走去。 吉米谈起条子们怎么暴打那人。“我到过很多地方，”他说，“也干过很多事，但我从来没这么冷漠过，就这么站在一边，还看得很起劲。酒吧里那群弱智，笑吧，觉得好玩吧，哪天就落到他们自己头上了。” “要是我的店，我会对那些条子说：‘听好了，弟兄们，你们犯了一个错误。附近有这么多小巷，你们何必在店里打人？’然后，最绝的是，他们就都出去了，连放一毛钱在吧台上都不会。他们要是有哪怕一点点的种，至少会说一句：‘这一块钱给你吉米。’” [book_title]4 迈 克 • 莱 科 星期一下午我一直在公寓磨时间，多多少少在等菲利普从下城回来，他在那里办证件。我冲了澡，在冰箱里搜东西吃；坐在消防通道口，让猫趴在腿上；或是坐在安乐椅上，想着要是菲利普全都办好，我们就可以明天一早去全国海员工会大厅登记上船了。 芭芭拉•贝宁顿下午和贾妮待在一起。她经常趁新学院大学社会研究的课间到贾妮家来。有时，如果第二天早上有课，她就睡在这里，不回长岛的曼哈西特了。 三十二号公寓不仅是我们大家的据点，也是她和菲利普会面的地方。贾妮尽量保持房间整洁，但有太多的人一天到晚过来闲晃、聊天和睡觉，所以这地方一直是一团糟。地板上总是乱七八糟地摊着书、旧鞋子、衣服、枕头、空酒瓶和酒杯，猫已经习惯了在这些东西之间游走，就像在丛林里一样。 芭芭拉是那种很花的女孩，长长的黑发，脸色苍白，一双尖利的黑眼睛，有点像海蒂•拉玛 [A27] 。她自己也很清楚这点，有时，要是你径直上前和她谈话，她会扮成淑女，一副拒人千里的样子。 芭芭拉和贾妮之间真的没有多少共同之处，除了一点：菲利普和我，也许可以被称作她们的男人。 贾妮虽然也是出身上流家庭，但她比芭芭拉带着更多西部的奔放风格。她是个高个苗条的金发女人，走起路来像男人，骂起人来也像男人，喝起酒来更像男人。有时，芭芭拉逢场作戏时的忸怩作态会让贾妮火冒三丈。 她们正在客厅里谈衣服之类的事情，我想喝牛奶，正在厨房里洗一只玻璃杯，杯子很脏，里面有一只死蟑螂，这时菲利普回来了。我拿着牛奶和一个肝泥香肠三明治，走出厨房，问他事情办得怎么样。 “搞定。”他说，手里提着一只绿色的大海员包，装满了衣服和书。他放下海员包，把刚拿到的证件给我看：海岸警卫证、战时船运管理豁免书，还有全国海员工会证。我问他办工会证的钱是从哪儿来的，他说是他舅舅满心欢喜地给他的。 “太好了，”我说，“我们明天一早就到工会大厅去登记。” 菲利普坐在沙发上靠着芭芭拉，给她看证件。 她说：“我没想到你真的去弄了。” “芭布西小可怜，”菲利普说，“以后没人给她在小肚子上泼潘诺酒了。”他开始亲她。 “这是你的想法，”贾妮插进来，“你们以为可以这样把我们扔下，还指望我们眼巴巴等你们回来？你们以为女人就这么好骗？” “我们出了门，你们可得忠诚点呀。”菲尔说。 “哦？”贾妮说道，对我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 我打开收音机，手脚摊开躺在地板上，头底下垫了个枕头。 “我准备从华盛顿市政厅那边搬出来，”菲利普说，“上船之前，我能住在这儿吗？” “我无所谓。”贾妮说。 菲利普起身把海员包扔到沙发后面。 就在这时，詹姆斯•卡思卡特走了进来，把他的书扔在椅子上。卡思卡特是个彪形大块头，十六岁，大学一年级新生，总是满口念叨诺埃尔•科沃德 [A28] 的对白，就像个好莱坞版的无精打采的戏剧评论家。 他说：“大家好，孩子们，”又转过头问菲利普是不是还想出海。 “你得帮我把东西搬到我舅舅家。”菲尔说。 “一定一定！”卡思卡特说。 “记住我跟你说过的拉姆塞•艾伦那事，你们这儿谁都不准把这事告诉他。” 我们谈了一会儿阿尔有没有可能己经察觉，以及他察觉了会怎 么做等等，然后，话题逐渐转到其他事情上。 最后，菲利普和芭芭拉谈起他最喜欢的话题——终极社会。 “全都是艺术家，”他说道，“终极社会必须完全是艺术家社会。每个这样的艺术家公民必须在他的一生中完成自己的精神循环。” “精神循环，你指什么？”芭芭拉问道。 电台里播放着下午的肥皂剧，一个和蔼的乡村医生刚为一对年轻人治疗了擦伤，现在正在教导他们应该如何生活，背景音乐是风琴。“你必须认识到，”他说，“在生活中，有时你做的并不是你喜欢的事情，可尽管如此，你还是得去做。” 菲利普在解释他的理论。“我指的是一个人精神生活的循环。以艺术的意义，通过艺术的方式，你完成经验的循环，而这就是你个人对社会作出的创造性贡献。” “你知道，”乡村医生沉思道，“我在埃尔姆维尔这里营业已经差不多有四十五年了，在这么长时间里，关于人类，我认识到了一点。” “可这样的社会怎样才能实现呢？”卡思卡特问道。 “我不知道，”菲利普说，“现在是前终极社会。这种细节别问我。” “人类，”乡村医生住口，吸了口烟斗，“本质上是善的。等等” ——他打断了故事中充满怨恨的年轻男主角——“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可是，年轻人，我是个老人了。我过过的日子比你的长太多了。你在人生之路上才刚刚起步，你应该听听我怎么说。也许我只是个怪老头子，不过——” “前终极社会里有些艺术家，”菲利普说，“是终极艺术社会公民的当代楷模。成为艺术家的人越多，我们离终极艺术社会越接近。” “是吗，”芭芭拉说，“也许《大西洋宪章》是迈向终极社会的第一步，可罗斯福和丘吉尔显然不是艺术家。” “有时，” 乡村医生说, “有时道路很艰难。生活很惨痛，让人灰心丧气，举步维艰……然而，突然间——” “哦，我不了解罗斯福和丘吉尔，”菲利普说道，“我只知道他们代表的那些人，将要解决发展道路上的血腥争斗问题。” “突然间，”乡村医生说，“情况变了！一切突然变得对你有利起来，问题解决了，你人生道路上的艰难路段一刹那变成了玫瑰花园，你才意识到——” “有审美能力的人自己就能找到‘新视界’。”菲利普说道。他紧接着说：“他妈的把那傻逼东西关掉！” 我蹿起来摁掉了收音机。谈不下去了。卡思卡特进了盥洗室，菲利普和芭芭拉则在沙发上拥吻起来。 “青春激情。”我说着进了小图书馆。贾妮跟了进来，坐在椅子扶手上。 “米奇 [A29] ，”她说“别去了。” “啊呀，别紧张，我们两个月就回来了，带很多钱回来。” “米奇别去了。” “胡说什么。”我说。 她快要哭了。我拉起她的手，轻轻咬她的手指头。 “等我回来，”我说，“我们去佛罗里达。” “我爱你。”她说。 “我也爱你。” “我们怎么还不结婚呢？” “会结的。” “你这个不要脸的，你知道你永远也不会结的。” “当然结，记得我在新奥尔良给你写的信吗？” “你那时只是在发春，”她说，“你不是认真的。” “傻瓜。”我说。 我是一年前遇见她的，当时我都以为自己成了浮士德 [A30] 了，从那以后，只要我不出海，我们一直都在一起。一直没有结婚是因为钱的缘故，我一直发牢骚说痛恨工作，所以这事就这么在那里。 我们回到客厅，菲利普和芭芭拉还在拥吻。菲尔在上面，可以看见芭芭拉裸露的大腿。我真弄不明白他们怎么从来不搞一下。有时他们在沙发上狂吻一夜也不搞，有时脱得只剩内衣也还是不搞。这种技术性处女真是让人头疼。 菲利普起身说：“一起帮我把东西搬到我舅舅家去吧。” 要不是菲利普干完活有酒喝，我还真不想去。他舅舅还会再给他些钱。于是，我们准备出发，只有贾妮生着闷气进了卧室。 我跟了过去，吻着她的头发。“跟我们一起去吧。”我说。但她不回答，连猫都气冲冲地瞪了我一眼。 于是，卡思卡特、菲利普、芭芭拉和我转过路口，到了华盛顿市政厅菲儿住的旅馆。我们把他房间里的垃圾货搬到电梯口，分几次运了下去。 墙上有一张菲利普父亲的照片，下方写着“通缉”，右边挂着一条受虐狂用的鞭子，菲尔十分小心地把它搁在一只盒子里，和他父亲的装框相片放在一起。还有些油画复制品、书籍、唱片、一把有点像军刀的刀、色情照片，还有整箱整箱菲利普一直在收集的各种垃圾货。 我们总算把所有东西都搬到了人行道上，卡思卡特到路口去叫车。他是那种喜欢去招呼出租车的角色。 去上城的路上，芭芭拉和我谈起政治，最终我们谈到了黑人问题。菲利普在和卡思卡特说话，对我们似听非听的样子。 “我喜欢黑人，”我告诉她，“不过可能是偏心，因为我认识那么多黑人。” “那么，”芭芭拉说，“要是你妹妹和黑人结婚，你会怎么想？” “什么！”菲利普大叫，转过来看着芭芭拉，仿佛他是第一次见到她，而且很不喜欢她。 出租车这时正好开过第五十七街上的卡内基音乐厅，一辆黑亮的灵车和我们并驾齐驱。菲利普没对芭芭拉再说什么，突然把头伸出窗外，对着灵车司机大喊：“他是死的吗？” 灵车司机头戴黑色洪堡毡帽，浑身正装肃然，可脸上的表情还是没藏住。 “早就死得硬翘翘了。”他大喊。然后在两辆车的包夹中，灵车突然调转，轮胎打着滑蹭过人行道，开到第七大道上去了。他的脸和开车的方式都像是出租车司机。 我们都笑了起来。接着，到了中央公园南沿，菲利普的舅舅就住在这里。 我们把所有垃圾都拖到了这座豪华公寓楼的门厅里，菲利普让门卫付了车钱。我告诉菲利普我在楼下等，让他们上楼。我的穿着和这场合不太合适，两天没刮胡子了，穿着卡其裤和蓝汗衫，上面全是威士忌酒渍。 我就在人行道上等着。马路上有一个橙色的长斜坡，中央公园清香凉爽，绿意盎然。我开始感觉心情好起来，因为黄昏将至，还因为我们没几天就能上船了。 过了五分钟，他们下来了。我们急匆匆地涌向街角一个鸡尾酒吧。芭芭拉和卡思卡特并肩坐下，要了啤酒，菲利普和我并肩坐在他们旁边，要了马丁尼。 我们喝完马丁尼又要了两杯。这酒吧在第七大道上算是时髦的，但酒吧服务员却好像不喜欢菲利普和我的穿着。 菲利普对我谈起杰拉尔德•赫德 [A31] 的《第三道德》。这本书是关于生物变异的，最后讲到那些“中产阶级”恐龙灭绝了，而进步的恐龙则变异成了哺乳动物。 他要了第三杯马丁尼，然后抓住我的手臂，热切地看着我说：“你想，你是池塘里的一条鱼，而池塘就要干了。你必须变异成两栖动物，可是有人一直拖住你，叫你留在池塘里，跟你说会没事的。” 我问他要是这样，为什么不做瑜伽，他说还是大海靠谱点。 酒吧服务员开着收音机。新闻广播员报道了一则马戏团火灾的新闻，我听到他说：“而河马被活活煮死在水槽里”。他报道这些细节时，带着电台播音员特有的油腔滑调和津津有味。 菲利普转过头对芭芭拉说：“您能去弄点煮河马肉来吗，芭布西？” 芭芭拉说：“我不觉得这有什么好笑。” 菲利普说：“好吧，那我们去吃饭。” 我们离开酒吧去第五十七街上的自助餐馆，每人要了一小罐烘豆，上面盖着条培根。吃的时候，菲利普不理芭芭拉，卡思卡特只好陪着她。 然后，我们上了地铁，回下城的华盛顿广场。菲利普靠在门上，望着飞逝而过的黑暗。 卡思卡特和芭芭拉坐着，我看得出菲利普的态度让她焦躁起来。看上去，卡思卡特也不认为菲利普这样做有品位。 我们回到三十二号公寓，找到贾妮。她不再对我恼火了。于是，我们一起下楼到米内塔酒馆，每人要了一份潘诺酒。 在此期间，菲利普一直在嘲弄芭芭拉，最后卡思卡特说：“你今晚什么毛病？”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菲利普这样对待芭芭拉，估计是因为他现在把拉姆塞•艾伦赶跑了，已经不必再依靠她了。 到了三点，我们都灌饱了潘诺酒。 [book_title]5 威 尔 • 丹尼森 星期一早上，我收到一家侦探所寄来的信，让我去报到上班。我是大约一个月前申请这份工作的，几乎都忘了。他们没有检查我给他们的指纹和假材料。于是，我接受了这份工作，他们交给我一批传票让我处理。 那晚大约六点左右，我顺路去了阿尔家。之前，为了把传票送到一个叫利奥•利维的犹太人手里，我在城里跑了一天。这人非常难找。一个纽约的犹太人要是有了几个同伙，就会深深地将自己隐身圈内，你的传票永远会送错地方。 阿尔情绪低落。看来他下午早些时候给菲利普打过电话，菲利普告诉他：“我觉你最好别到这儿来了。”阿尔问他什么意思，菲利普：“这样对我好。” 我说：“他听上去是认真的吗？”阿尔说：“是的，他听上去很生气。” “那么，”我说，“就先拖一段时间，不行吗？” 我在安乐椅上坐下。 就在这时，响起了敲门声，阿尔问：“谁啊？”阿格尼斯•奥罗克从门外伸进头来。她进了屋，靠着阿尔在床上坐下。她说：“我估计休已经在联邦调查局手里了。” “是吗？”我说，“他告诉过我他们正在找他。他计划今天早晨去见他们的。” “今天下午我打电话到拘留所，”阿格尼斯说，“他们不承认拘留了他。我肯定他就在那儿，因为我和他约好的，如果他能够联系，肯定会联系我。” “你问过他们拘留的是休•马多克斯吗？“我说。 “他们不会承认拘留了任何叫这个名字的人。” 我说：“你想想看，我就从来也不知道他到底是叫马蒂克斯，马多克斯，还是马多克斯，还是别的‘马什么克斯’。” 我们继续谈了会儿这事，直到同样的话重复了三四遍。最后，阿格尼斯起身离去。 阿尔又回到菲利普问题。他说这个新情况明显是屋顶那事的反 弹，我说：“你应该那时就把这事情搞定。” 对此， 阿尔又把老话重复了一遍，说什么他要的是长久的关系，我都懒得争论，就说：“去吃点东西吧。”我们去了第六大道上的“中心格”。 在喝下两杯苏打水加味美思酒之前，我无法考虑要吃什么。随后，我点了冻龙虾。阿尔伤心地坐在那里，点了份啤酒和冻龙虾。最后，他说：“我想今晚到那儿，爬进他的房间。” 我把龙虾脚都吐了出来，望着他。“这，”我说，“这可是硬来了。” 但阿尔很严肃。他说：“不是的，我只是想在他睡觉的时候爬进去，看他一会儿。” “那要是他醒过来了呢？他会以为是吸血鬼找上门了。” “哦，不会的，”阿尔无所谓地说道，“他只会叫我出去。这以前发生过。” 那你干什么呢？”我问道，“只是站在那儿不动？” “是的，”他说，“我就站在尽可能靠近但不会吵醒他的地方，一直站到天亮。” 我告诉阿尔，他会以入室盗窃罪被逮捕的，或者被枪击，这更有可能。 他仍以同样无所谓的语气说：“呵，那我也只得冒这个险了。那地方我已经看过了，可以坐电梯到顶楼，从消防通道爬到屋顶上，然后在那里等到三四点钟。到那时，我就向下爬进他的房间。他的房间就在顶楼。” 我告诉他：“别爬错房间找到完全不认识的人头上去。” 他说：“哈，我知道哪个是他的房间。”我们吃完饭出去，坐独立线到华盛顿广场，在出门处就道了晚安，因为我们要去的方向相反。 我走到布里克街，许多意大利男孩儿在打棒球，用的是一根扫帚杆。我在想阿尔要爬窗看菲利普的计划。这让我想起了阿尔曾经告诉过我的一个白日梦；他和菲利普待在一个大地洞里，洞的内壁挂满了黑丝绒，光线刚好能让阿尔看清菲利普的脸，他们永远被困在那里。 我回到自己的公寓，睡觉时间还太早。我在房间里磨蹭了一会儿，玩了几盘接龙游戏，然后决定吸吗啡，我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没有吸过了。 于是，我拿来一杯水、一盏酒精灯、一把餐勺、一瓶消毒酒精，一些脱脂棉，放在桌子上；又拉开抽屉，取出一支针筒，从一个标了 “苯齐巨林”的小瓶子里倒出一些吗啡药片。我用刀片把其中一片切成两瓣，再用针筒计量，给餐勺注了水，放了一片半的药片在餐勺里的水中。 我把餐勺放在酒精灯上，直到药片完全溶解，再等溶液凉下来，抽到针筒里，安上针头，在手臂上找突起的静脉。过了会儿，找到一根，针头滑入，血液冒出，再把血推进去。几乎同时，彻底的放松传遍全身。 我把东西都放好，脱光衣服，躺到床上。 我开始思考菲利普和阿尔之间的关系，过去两年中耳闻目见的 诸多详情，不经我意识的控制，就自动聚合成一个条理清晰的故事。 他们之间几年前就已开始，由于阿尔的主要话题就是这个，我对所有详情都了如指掌。我认识阿尔已有两年左右，当时我在一家酒吧当服务员，在那儿遇到的他。下面就是用与阿尔数百次的谈话拼成的故事。 菲利普的爸爸叫图里安，出生于伊斯坦布尔，家世不明。他的相貌颇为英俊，身形修长，双眼和上脸庞有些严酷、死板和木然，但只消一笑，仍然迷人。遇到人群时，他会侧身而行，步态既咄咄逼人，又优雅飘逸。 早年的粗糙青涩既消，他逐渐奠定了自己在毒品、女人和赃物批发行业中某种地下中间人的角色。如果有人要买什么东西，他会找到卖家，两头收佣金，风险却让别人担。就像菲利普形容的：“我家老头可不是小贼，他是管钱的。”他的生活就是一个复杂交易的网络，他在其中四处游移，泰然自若，目标明确。 菲利普的母亲是美国人，出身于波士顿的一个上流家庭。从“史密斯” [A32] 毕业后，她去了欧洲旅行。途中，她的同性恋取向一时冲破压抑，占据主导。在巴黎，她与一个年长女子暧昧起来。此事让他焦虑不安，深感罪孽。一个典型的现代清教徒，不信上帝却能相信罪孽。事实上，她觉得相信上帝有点痴呆而且邪恶。她拒绝这样得到赦免，如同拒绝粗俗的求婚一般。 几个月后，恋情告吹，她离开了巴黎，下定决心永不再如此堕落。她跑到维也纳、布达佩斯，最后来到了伊斯坦布尔。 图里安先生是在一个咖啡馆搭上她的，自我介绍说自己是个波斯王子。他立即看出与一个家世、名望无可挑剔的女子结台，能带来何等优势。她从他身上看到了一个出口，能让自己从那种罪孽的取向中逃脱出来的出口，一时间，她已经感同身受般地呼吸到了那种只讲事实的清新空气了——所有的焦虑、压抑和神经官能症顷刻间云消雾散。所有把自身引向毁灭和折磨的、巧妙的直觉力量，在这里可以被套上一辆奔向自我发展的马车。为了融入这个被图里安先生唤起的和谐幻景，她做出了尝试。 然而，图里安先生心态平和，自给自足。他并不需要她。于是，她背过身去，将所有扭曲的感情倾压在菲利普身上。她强迫症般拖着他持续不断地游走欧洲，不断告诉他他的父亲是如何自私自利、亳不体贴她的感受，绝不能学他。 图里安先生对此事态不置可否。他盖了一所大房子，开始从事一项合法的业务，这项业务和其他事业齐头并进，而这些业务占据了他越来越多的时间。毒品，这种数年来他定期用来磨练感觉，并为长时间不规律的工作提供必要刺激的东西，已渐成必需品。他开始分崩离析，但不想西方人崩溃时那般矛盾紊乱。他的镇静正在变成无动于衷。他开始失约，整晚泡在同性恋小酒吧和土耳其浴室里，靠大麻脂剌激自己。性欲慢慢消逝在吗啡带来的那令人退化的镇静之中。 阿尔是在巴黎的“虹普乐莫耶” [A33] 遇到图里安夫人的。第二天他和她去丽思酒店喝茶，遇到了菲利普。 阿尔那时三十五岁。他出身于南方的一个上流家庭，从弗吉尼亚大学毕业后，搬去了纽约。纽约为他的性取向提供了更大的选择范围。他作过广告文案、出版商的审读员，也常常什么工作都不干。 阿尔有个哥哥，雄心勃勃，工作稳定。这人正要去城里搞个造纸厂，是厂主之一。于是，阿尔回到家，在他哥哥的造纸厂里得到一份工作。他有希望在几年之内就成为富人，前景一片灿烂。 菲利普那时十二岁，一个老男人老是不厌其烦地来看他，带他去电影院、游乐场和博物馆，自然让他受宠若惊。菲利普的母亲无疑起过疑心，不过，除了自己的病，她也顾不上其他了。疾病正在她强烈的死亡欲念的迫使下，一步步蚕食那具机体。她患有心脏病和原发性高血压。 在巴黎，阿尔每天都和她喝茶。他一直建议她终究应该回美国，何况现在病得这么重。在那里她可以得到最好的治疗，即使发生不幸，也至少是在自己的国家。说到这儿，他虔诚地望向天花板。 她向他吐露她的丈夫是个毒品和女人贩子时，他说道：“谢天谢地！”按住她的手，“你真是我见过的最勇敢的女人。” 凑巧的是，图里安先生此时也在窥伺新大陆。他的交易量已经大到了让对他心生嫉妒的人数增长到了无法对付的比例，无论这种嫉妒是真的还是想象出来的。于是，他与一个美国领事馆的雇员谈起了价钱。不用说，他是不会打算走美国移民法规定的那些繁琐程序的。 谈判用的时间比他计划的要长。他们还没谈完，图里安夫人就死在了伊斯坦布尔。她在床上阴郁地看了七天天花板，仿佛对她自己酝酿了这么多年的死亡愤愤不满。就像有些人恶心的时候却吐不出来，她躺在那儿断不了气，抵抗死亡，一如以前抵抗生活，凝固在对过程和变化的愤恨之中。最后，如菲利普所描述的，“她僵掉了。” 菲利普和他父亲到了纽约。图里安先生已经控制不了局面，到纽约后大约一年年，他就因为和人谈两万克海洛因的买卖被抓。他在亚特兰大获刑五年，罚款罚得他倾家荡产。 图里安的一个亲戚是个希腊政治家，他接过了孩子的监护权。菲利普从邮局偷了一张他父亲“通缉”告示上的照片，装裱起来，挂在自己的房间里。 菲利普一到美国，阿尔就开始从南方的家乡坐飞机“上下班”了。周末从星期四开始，到纽约度假，星期二才结束。 有一天，阿尔告诉菲利普他辞职了。 菲利普说: 你辞职干吗？你他妈个白痴。” 阿尔说：“我想在纽约和你一直待在一起。” 菲利普说：“太傻了，那你钱到哪里去弄？” 第二天早晨起来，我因为前夜吸了吗啡而头疼。我灌了一大杯冰牛奶，这是吗啡的解毒剂。很快，感觉好多了，所以我就去办公室接今天的任务。 中午时分，我正好在中城，就顺便去了阿尔家，一起到玛丽汉堡吃午饭。阿尔告诉我前一夜发生的事。 阿尔到华盛顿议事厅去看菲利普睡觉，结果，因为没有住户在家，他们不让他坐电梯上五楼，这打乱了在前门被锁前上屋顶的计划。 于是他跑到华盛顿广场，在一条长凳上一直睡到两点半。之后他又回去，翻围墙进到华盛顿议事厅后面的院子里，跳起来去掰消防出口。这弄出很响的嘎吱声，还没等阿尔爬上去，一个开电梯的有色人就从窗子里伸出头来，说：“你在这里干什么？” 阿尔说：“电梯不开了。我只是想去看个朋友，所以想从这里爬上去，不吵到别人。能不能开电梯送我上去？” 电梯工说：“好吧，进来。”他帮阿尔从窗子爬了进去。 阿尔一爬进窗子，电梯工就拿出一根套着橡皮管子的钢管。他 说：“你等在这里，我去找戈尔茨坦先生”，还对阿尔挥了挥那根管子。 阿尔说他等着，电梯工就去叫业主戈尔茨坦先生起床。 阿尔这时候是可以跑的，但他意识到如果跑了，以后就不能再来了。所以决定等戈尔茨坦来把话说清楚。 几分钟后，戈尔茨坦来了。他穿着件肮脏的蓝白浴袍，前襟上沾满了鸡蛋和咖啡渍。帕特，就是那个电梯工，领着他。 阿尔说：“您看，戈尔茨坦先生——” 戈尔茨坦双手一摆打断了他。“我们到别处谈去，”他以一种命令式的口吻说道，“看着他，帕特！” 帕特站在那儿，前摇后晃，用钢管啪啪地拍着自己的左手掌，眼睛里闪着狡猾的目光。 阿尔继续说：“我来只是想找个熟人。” 戈尔茨坦己经提起了电话，趾高气扬地握在手里。“这楼里你认识谁？” 阿尔说他认识詹姆斯•卡思卡特。 戈尔茨坦说：“好，我们现在就查。”他走过去按下卡思卡特的门铃。过了好一会儿，戈尔茨坦馅媚地对电话说了起来。 “卡思卡特先生，”他说，“下面有个人说他认识您。想要您下来认一下他。不好意思打扰了，但这非常重要。” 过了一会儿，卡思卡特穿着丝绸睡袍从三楼下来。阿尔站了起来。 “坐在原地，”戈尔茨坦说，然后转向卡思卡特：“卡思卡特先生，您认识这个人吗？” “认识，”卡思卡特说，“出什么问题了？” “我们发现他在爬消防出口，而他说他是去看您的。” “当然，”卡思卡特镇定地说，“我今晚本来是要见他的，但后来身体不舒服，就上床了。这什么问题也没有。” “好吧，”戈尔茨坦说，“既然您这么说，卡思卡特先生。” 阿尔对卡思卡特说：“那好，我明天再来，詹姆斯。不好意思把你从床上弄起来。” “好，”卡思卡特说，“那么明天见。我回床上去了。”他说完就上楼了。 阿尔站起身像是也要走。 “等一下！”戈尔茨坦说道，“你好像还没认识到这问题有多严重。要不是卡思卡特先生，你现在已经快到警察局了。我真的有责任去叫警察。” “那么，”阿尔说，“我很抱歉——” “喔，你很抱歉！但是，你就是抱歉也没用。对这栋楼里的生命财产负责的是我。你知不知道，就算是住在这栋楼里的人爬消防出口也是违法的？” “不知道，”阿尔说, “我以前不知道。” “哦，原来你不知道，你装得倒像个聪明人嘛。” 阿尔并没有装。“当然，您现在说了，”阿尔说，语气平静，“这确实有理。我先前没想到这点。” “现在是时候想一想了，是不是？”戈尔茨坦说道，“你把我从床上叫起来，还把卡思卡特先生从床上叫起来——” 阿尔说: “ 我非常抱歉，打扰您睡觉了。” “哈，这不是关键！这是违法行为。你知不知道，要是照章办事，我现在就该给警察打电话。你明不明白？” “明白，”阿尔说“我很感激。” “哈！你很感激，是吗？我之所以没打电话，是因为卡思卡特先生。”戈尔茨坦现在摇头晃脑，“为什么，我真是搞不懂。你要是个学生，那是另一回事，可是你的年纪跟我都差不多大了。” “我向您保证，”阿尔说，“这种事再也不会发生了。” “哈，我也向你保证，如果再发生的话，你肯定进监狱！”戈尔茨坦又摇头晃脑了一下，既然卡思卡特先生说你没问题，我想那就算了。我真的该给警察打电话。” 阿尔朝外面走了一步。 “等一下，”戈尔茨坦说，“你还没认识到，你让帕特，我的电梯工，今晚冒了生命危险。这件事情，得让他说两句，”戈尔茨坦转向电梯工，“那么，帕特里克，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做？” “嗯，”帕特说， “ 我不想看见任何人进监狱。” 戈尔茨坦转向阿尔：“我想，你得跟帕特里克说道歉。” 阿尔转向帕特。“我对这事很抱歉，”他说。 戈尔茨坦接过话头：“说抱歉很容易。我可不想整晚站在这里跟你说。我己经错过很多睡眠了，不过我猜这对你不算什么。去年夏天，是不是，帕特里克，一个贼从消防出口爬进来，在一户人家里偷了二十块钱？” “是的，戈尔茨坦先生，我记得。”帕特说。 “这件事就这么算了，”戈尔茨坦继续说，“这一次，我愿意就让它这么过去了。” 阿尔说：“您真是非常仁慈，我真是谢谢您。真不好意思，我给您搞出这么多麻烦。” “我十分为卡思卡特先生着想，”戈尔茨坦答道，“我这样做只是为了他，你明白的。” “明白，我明白。”阿尔说着，在桌旁开始挪动起来。 “好了，帕特，”戈尔茨坦说，让他走。” 帕特站到一旁。阿尔欠身说晚安。戈尔茨坦原地不动，瞪着他，也不屈尊答应一声。阿尔只好转过身，灰溜溜地走出门，回上城睡觉。 第二天早上，阿尔回到华盛顿议事厅，从日间电梯员那里得知菲利普已经搬出去了，还计划上船出海。 “我得去阻止他，”在玛丽汉堡吃午饭时阿尔对我说，“他在计划出海，还不让我知道。” 我说：“嗯，你也有证，干吗不一起出海昵？” “嗯，也许我会的。” [book_title]6 迈 克 • 莱 科 星期二早晨，我们因前晚喝的潘诺酒头疼。芭芭拉九点去上课了。贾妮和我一直睡到十一点，菲尔从沙发上起来后叫醒了我们。这是个闷热的三伏天。 贾妮到厨房给我们热了点汤。菲利普从他的海员包里拿出一双奇诺袜子和一件卡其布衬衫穿上。我们穿的都一样，只是我的衣服更旧更脏。 “看看这里，”我说，“昨晚他妈的出了什么事？” 菲尔说：“猫哪儿去了？” 我们四下找猫，结果发现它睡在一个拉开的书桌抽屉里。 喝完汤，我对贾妮说：“我们今晚回来。” 她说了句“ 不回来等着瞧“，就回床上去了。 菲利普和我前往工会大厅。 全国海员工会在西十七街上，从华盛顿广场走过去大约十分钟。我在第十四街和第七大道的路口买了份《图片杂志》 [A34] ，然后我们站在人行道上，查阅了一会儿法国的军事地图。 “他们会突破瑟堡包围圈，拿下巴黎的，”菲尔说，“卡昂和圣洛就快攻下来了。” “希望你是对的，”我说。然后，我们快步赶往大厅。就要上前线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到了第十七街，有很多海员站在工会大厅外，边说话边吃冰淇淋，一个“好幽默”冰淇淋商人在那边卖。 “首先，”我说，“先到马路对面去润润嗓子。” 我们穿过马路，进了锚吧，要了两杯啤酒。啤酒很冰。 “这些都是海员，”我对菲尔说，“他们是世界上最野的人，至少一九四二年我第一次出海时是这样，那时大多是些老海狗 [A35] ，兄弟，特别是在波士顿海边。” 有一个海员在人群中特别显眼，长着大红胡子和一双耶稣般的眼睛。他看上去更像村民，而不是海员。 菲利普一直盯着他看，迷住了。他说：“那人像位艺术家。”随后，他不耐烦了，转过头来对我说：“快点喝啤酒，该去注册了。” 我们过了马路，走进工会大厅。门厅墙上全是壁画，有一副画的是一个黑人海员在救同船的伙伴，他用褐色的健硕手臂搂着那张苍白的脸。还放着些书架，在卖伍迪•格斯里 [A36] 的 《奔向光荣》、罗伊•奥特利 [A37] 的《新世界即将来临》之类的书，形形色色的左翼宣传册子，还有《工人日报》、《图片杂志》，以及工会的周刊《领航员》。 我们向门口的工作人员出示了工会证，，挤进海运厅。这厅又长又矮又宽，摆着些连在一起的折叠椅、乒乓球台，厅的后部还放了杂志架。 厅前端挂着一块大招贴板，占了整堵墙，上面贴着许多号码和字母，显示公司的信息、船的种类、在哪里靠港或下锚、停多长时间、有什么样的工作要找人、需要多少人、以及大致的航行路线。 厅里挤满了海员，有的穿制服，大多数穿着便服。这里是个国籍和人种的万花筒，从油光光橄榄色皮肤的波多黎各人，到来自明尼苏达的金发挪威人，什么样的都有。 大厅的另一头，接近杂志架那边，摆着一张桌子，上面挂了块牌子，写着“工人组织代表大会政治行动委员会”。菲利普和我走过去翻看桌上的宣传册子和请愿书。 写字台后面的女孩鼓励我们在一份请愿书上签名，关于目前参众两院在一项新的战后法案上的斗争。菲利普和我分别签上了“阿尔蒂尔•兰波”以及“保罗•魏尔伦”。 随后，我们到航运牌前看看有什么希望。没多少船要出海，因为最近没什么船队到港，不过，我们还是去了注册窗口排队。 我不得不到后面的办公室去好好周旋一番，因为我欠着会费，上岸假也已经逾期好几个月了。一个戴帽子的工会官员坐在办公桌后面训了我一顿，斥责我以为自己是什么人，竟敢拖欠会费？我又是点头又是摇头，还垂下头看地板，最后他才让我以欠费会员的的身份注册。这使我和菲利普上同一条船的希望更加渺茫了。 同时，菲利普已经全都注册好了。我叫他等一会儿，然后跑到“公开工作窗口”，看看有没有什么工作剩下的。如果欠了会费，如果上岸假逾期了，或违反了任何工会战时紧急条例，你就必须到这个窗口来。这个窗口提供的都是其他海员挑剩的工作。你总是可以找到下诺福克 [A38] 的运煤船，或是上大湖区的矿石船。 我问有没有去国外的好航线，公开工作调度员说：“没。” 我回到菲利普那儿。我们捡了几张报纸坐着看。我想把这个问题考虑一下，再告诉菲利普。 主调度员对着话筒报工作，特立尼达 [A39] 口音，很好听。他这样说：“八号线上理发师线自由轮 [A40] 。要两个一级，两个普通，一个司炉，三个清洁，还要两个炊事。这船开得远啦，要开到又远又冷的地方去咯……得带上保暖内衣。” 过一会儿他说：“这里有个工作，老货船上要个二厨。智利来的可以顺道回家了咯。” 或者，他又这样说：“出城的活儿啊，船在诺福克等着，要三个加油的，公司付火车票钱到诺福克。今天就开始付……坐卧铺的机会来啦。” 最后，调度员要一整组的甲板人员。菲利普掏出注册卡说：“快去啊。”我只得跟他解释我的卡对这些工作不管用。 “这船要直穿。”调度员对着话筒说。 “听到没有？”菲利普说，“直穿。法国！” “我知道”我说，“但我必须找公开工作。如果你想和我上一条船，就必须在同一个窗口找。” “这事复杂了。”他说。 “嗯，”我说，“也许可以把卡上这个‘欠费会员’搓掉。我自己就可以做，用消字灵，或者明天来找人发牢骚，想法弄张新卡。我会想办法的。” 菲利普忧郁起来。“你就不能把会费交了？”他问。 “五个月的会费呢，而且我现在又没钱，你知道的。不过别担心，我们会上一条船的。我自己想办法。” “艾伦会发现的，”他沮丧地说，“也许我们就是上不了同一艘船。” “看在上帝的面上，别担心，”我说，“我们这个星期就能睡到船上去。我知道规矩，我都上了五次船了。” 我站起来去了厕所，遇见一个以前一起出过海的人。“你好，奇科。”我说。他是个厨房里干粗活的波多黎各小个子。“还记得我吗，‘乔治•威姆斯号’上的，去利物浦那次？” 奇科呆呆地咧笑笑。奇科已经出了很多次海，不是每次都能记得的，要不就是他这一分钟忘了上一分钟的事。 “好吧，再会奇科。”我说着拉上了裤子拉链。 “再会。”奇科说道。 我回到大厅，快要关门了。菲利普还坐在那张椅子上。 一个海员跑过来对我说：“听着哥们儿，给我一毛钱，行不？”我二话不说就给他了。这人满大厅地问人要一毛钱。我猜他是那种一九四二年我在波士顿海滨见过的老式海员，正想去喝几杯。大多数这样的老海狗，在地面战争还没打热闹之前，早就被鱼雷炸过，被水淹过了。 我看了看厅里那些新式的海员。他们大多穿着制服，佩着从军货店里买来的金穗带。他们这种人酒喝得不多，整天泡在海员俱乐部或食堂里，打扮得像花男人一样，与那些花女人和做女招待的演员们混在一起。还有一大批其貌不扬、有点鬼头鬼脑的人物，大概是拖着档案稀里糊涂地混进船队的。最后，我还注意到第三类人，全国各地来的一帮小伙子，让人想起海军里的那些小水手，在地铁通道里一长排地咧着嘴、叉开腿睡觉。 大厅开始清静下来，一个瑞典老头拿着把扫帚走过来。调度员已经回家，招贴板前面听耳机的女孩也回家了，我猜乔•柯伦 [A41] 也回家了。外面昏暗阴沉。菲利普和我坐在一排空座上，抽着最后一根烟。 突然，菲利普说：“我们要是到了法国，就跳船徒步去巴黎吧。我想住在拉丁区。” “那打仗怎么办？”我问。 “哦，我们到那儿时，仗大概已经打完了。” 我把这主意想了一下。 “呵，”我说，“我是不会做这种事的，除非喝醉了酒。” 那我们到了港口先喝酒，半夜再出发。” “ 要是遇到宪兵、法国官员之类的怎么办？” “到时候再考虑这些。”他说。 “我喝醉了倒是什么都干得出来。”我说。 我们坐在那儿考虑这个计划。我越想越激动，但脑子里还是有一个意识，知道这行不通，会被逮捕的。 菲利普陷入了沉思，我就跟他说话。“你会喜欢出海的，”我说，“ 兄弟，一到港口就会明白，没有比这更带劲的事了。” “有一次我的船到了新斯科舍省的一个小港口，叫悉尼 [A42] 。我们之前在北冰洋格陵兰岛的一个峡湾里停了两个月，每个人都等着大喝一场。全船的人都上了岸——有一百五十人，是条中型运输船——最后只有五十个人没进监狱。有一个人被捕，是因为他在大街上给一匹马打飞机。另一个人逛街时，那东西露在外面晃来晃去，放水以后忘了放回去了，他们只好把他也送了进去。 “我和一帮船友走着走着，到了海边，看见一座小破屋，就开始胡搞。两个人走进屋子，其中一个从屋顶上的洞里伸出头来唱歌。另一些人在推这座房子，看看是不是推得动。真推得动。那两个海员还没出来，我们就把屋子直接推到水里去了。他们没淹死真是奇迹，也许是醉到淹不死的程度了。 “后来，我走上一条小路，提着一瓶威士忌，是一个浑身口袋里插了六瓶威士忌的人给的。我遇到一个船友，他正趴在另一个人身上。那人——看上去像个悉尼海边的盲流——喝得烂醉，而这个船友正在摸他的皮夹子。‘把你的臭嘴管严实点。’ 他对我说，站起身，手里握着皮夹子。‘这是你的事，跟我没关系。’我说。他大笑，问我要酒喝，但我走了，我不太喜欢他。 “我在岸上已经待了三天，但通行证只有十二小时。第三天下午，我和另一个人走在悉尼基督教青年会后边，遇到两个加拿大海岸巡逻队员和我们自己船上的两个宪兵。他们有枪，叫我们跟他们走。那个老兄跑进一条巷子，他们就对着他的脑袋放空枪，于是他大笑着回来了。我们还醉着——三天里一直醉着——什么都不在乎 [A43] “反正，巡逻队员和宪兵把我们送到一个加拿大护卫舰基地，关在禁闭室里，等自由艇 [A44] 来把我们接回自己船上。我们因此才睡了几个小时。你不会相信的，我又醉又累，居然把两个锯木架放在一起，睡在架子上面。我醉了，一直在对自己说不能睡在地板上，会弄脏衣服的。我就缩成一团，躺在两个锯木架上睡着了。 “醒来时，天快黑了。禁闭室外面有些英国税收戴着手套扔球玩。我从侧面的窗户跳出去，绕过禁闭室，和他们玩了起来。他们很笨，不懂怎么投球，我就教他们鲍勃•费勒 [A45] 巧妙的引臂动作。后来天黑了，游戏结束。周围没有警卫，我猜他们去吃饭了，就翻过基地的围墙，回到镇上。 “我又喝了起来。那天晚上我去了悉尼郊区，海岸巡逻队不可能到那里找我。这一带都是在公主煤矿里干活的矿工。我到几个低级夜店喝酒，最后叫了个德索托 [A46] 来的印第女孩。大半夜我都和她待在漏风的小木屋里，直到她把我赶了出来。这时我困极了，在街上看到第一间房就走了进去，睡在沙发上。 “我不停地告诉自己这是家夜店的后屋。但太阳升起来后，发现地板上还睡着我船上的两个人，而且，这是一户人家的前厅，可以听到那家人在厅那头的厨房里吃早饭。终于，屋主，一个矿工，拿着午餐盒咚咚咚地走过来。看到我们在前厅里，他说了声：‘早上好，兄弟们。’就出去了。我还从来没见过比这更牛逼的事，真疯了。 “我们离开那房子，路过一家店，就看到我们当中一个意淫狂用拳头去砸玻璃橱窗。我们当即四散奔逃，最后我坐有轨电车回到镇上，进了家酒吧。我喝了几杯，决定去睡一会儿。 “没人再敢回海员俱乐部，因为宪兵肯定在那里等着我们，但我还是决定回去，因为太累了，而且也该收手了。好笑的是，宪兵不在。一个人都没有，大厅里全是空床位，人不是躲起来了，就是被抓了。于是我在一个床位上躺下，好好睡了一觉。 “醒来时，感觉人精神多了，晚上又到镇中心去喝。发现自己没钱了，就快没钱了，就坐了一艘自由艇回到船上。那晚上，是个人的都被我们拉出去了，我是最后一批回去的，被罚了五美元。 “我们经过哈利法克斯 [A47] ，三天后抵达波士顿，一切再度开始。海员们揣着几千块钱薪水，喝得跌跌撞撞走下船板，拿着从格陵兰弄来的各种东西：小皮艇、鱼叉、鱼矛、皮革，什么都有。我拿了一支鱼叉。我和其他几个人把行李放在北站储存室，把大部分钱寄回家，然后，狂欢开始了。 “那是星期六晚上，我记得，是十月份。那晚我喝了起码有四十五到五十杯啤酒，绝不吹牛。我们在波士顿南边，一家一家地喝过去，还跑到台上对着话筒唱歌，敲鼓，什么都玩。后来我么朝着司考雷广场那边逛，结果进了那家‘皇家咖啡’，酒吧之王啊。那里有两层，五个房间。就看见水手、当兵的，还有海员、女人、音乐、威士忌、香烟，还有打架斗殴。 “ 我都记不清了，就记得后来我们站在波士顿市中心的一个院子里，和我一起的那个海员对着二楼的一扇窗子喊，应该是个鸡的家。窗子开了，一个大个子黑人伸出头来，对着我们浇了一桶开水。 “咳，最后太阳升起来了，我躺在一个市局的工具箱上，在亚特兰大大道上，周围全是小渔船停着，桅杆上抹着太阳的红晕。我看了一会儿，挣扎着爬起来，去北站拿行李，再坐出租车穿过整个城市，到南站买去纽约的车票。我永远也忘不了那次重回大地的美妙感觉。” 我说故事的时候，菲利普一直微笑着。外面差不多全黑了，阴云密布，看样子要下雨。瑞典老头已经扫好了地。 “我们去丹尼森家吧。”菲儿说，“这些事让我想喝酒，可我们又没钱。” “我没问题。”我说道，然后我们走出大厅。 正在下台阶时，我突然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从第十七街那头向大厅走过来。“看是谁来了。”我说道。 是拉姆塞•艾伦，他还没看见我们。他急匆匆地迈大步，脸上的表情活像丢了孩子的母亲，正要冲进警局去看孩子是不是在他们手里。这时，他看到我们，认了出来，脸上立即欣然一振，但随即又重新换作往常那副谦恭而世故的表情。 “啊呀，”他走上来说，“我一转身就发生了不少事情嘛？”我们三个都笑了，仿佛对各自取得的成果都很骄傲。然后，阿尔严肃地看着菲利普：“你船还没找到，是吧？” “还没。”菲利普说。 我们走起路来。他们两个谁都没说任何有意义的话。菲尔告诉他我们想到了法国就弃船去巴黎的新计划，阿尔说：“你觉得这样安全吗？” “我们不担心安全的问题，”菲尔说。 我们走到丹尼森家，坐在门口等他下班回来。等了一会儿我们又去丘姆雷餐厅，他通常在那里吃饭。 [book_title]7 威 尔 • 丹尼森 星期四晚上，我在丘姆雷餐厅遇到海伦。海伦是“大陆咖啡”的女招待。我们要了苏打水加味美思酒，第一杯我一口气就干掉了。跑了一整天，口渴得不行，像是要跳进味美思里，就像以前在博物馆看到的一幅墨西哥画，一个人的嘴长长地伸出去衔住一根长管子的尾部，像是嘴等不及脸了。喝第二杯时，我感觉好些了，把手放在海伦裸露的膝盖上，捏了捏。 她说：“你干吗？丹尼森先生！”我朝她慈父般地笑了笑。 我抬头看见一个穿卡其布船员制服的帅小伙子进了门。过了那 一瞬间，我才意识到这是菲利普。先前只是看着他，却没认出来。然后我看见阿尔和莱科跟在他后面。 他们走到桌旁，我们互相问了好。然后，服务员并了两张桌子，我们移了过去。 菲利普说：“哈哈，丹尼森，我们明天就要出海了。这大概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 “听到了。” 阿尔说：“他们计划到法国去，还要跳船。” 我转过去对菲利普说：“你们准备在法国干什么？” 他开始滔滔不绝起来。“我们准备到了那里，就跳船上岸，去巴黎。到那时，盟军已经攻破巴黎，可能仗都打完了。我们准备装作法国人，我的法语不太流利，所以我扮成那种白痴农民。迈克法语说得好，就全让他去说。我们坐牛车，睡干草堆，直到抵达左岸 [A48] 。” 我听了一会儿，说：“你们怎么弄吃的呢？都是配给制，什么东西都要票子的。” 他说：“哦，我们就说票子丢了，就说我们是刚从集中营回来的难民。” “谁来说这些话？” “莱科。他是半个法国人。我会装得又聋又哑。” 我半信半疑地看看莱科，他说：没错，我妈教的我法语。我还会说芬兰语昵。” “那好，”我说，“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不关我的事。” 这时，阿尔说：“我绝不认为这是个好主意。” 我说，“谨慎小心可不是年轻人的优点。其实，仔细想想，这是个好主意啊。” 阿尔朝我怒目圆睁，我没理他。 “法国……”我梦叨叨地说着，“你们到了那儿给我来封信——如果你们到了那儿的话。” 这时，菜上来了。先是虾，然后是热汤，汤上来的时候又一轮鸡尾酒也来了。这种事经常发生，先喝鸡尾酒吧，汤就凉了，先喝汤吧，鸡尾酒就过劲儿了。 过了会儿，我们吃完晚饭，海伦说她要回皇后区去。阿尔给我四块钱，是用来付他、莱科和菲利普吃喝的账单的。能拿到这么多，我觉得很高兴。 走在街上，我们讨论上哪儿去。阿尔说：“这么着，我们可以去看康妮。” 菲利普问：“康妮是谁？” “就是那个在《图片杂志》工作的女孩，”阿尔答道，“两个星期前我躺在屋顶上时跟你说过的。” 于是莱科说：“好，我们去吧。” 阿尔说：“可问题是她搬家了，我又没有她的新地址，可能是我弄丢了。得去问阿格尼斯或别的人。” “那么，”我插嘴说，“去不成了。” 阿尔说：“我想也是。” 就在这时，一个大既十二岁的黑头发男孩正好路过，阿尔说：“好啊，哈里。”那男孩说：“好啊，阿尔。” “罗姆玛丽”门前有个扔双色骰子的赌局，好几百块钱就光明正大地放着。我们停下看了一会儿。一个油光光的大胖子叼着根大雪茄，扔了五块钱，拿起骰子。他摇了个十。赌客们围在四周，或是把钱攥在手里，或用脚踩着钱以防被风吹走。他们开始对掷骰子的人下注，还互相下附加注。 “四到二没有十。” “五没有十十一。” “二没有十，一个三。” 掷骰子的从押二到一的注里拿了大约三十块钱。他中了个十，到处收钱，从别人鞋底下以及伸出的手中抽票子。他把十留在地上，说：“开。”有人中了，开出一个七。他加倍，要开二十。 所有人都全神贯注。骰子撞在一块板上弹了回来，是个九。下错注的开始押赔率了。 “六到四没有九。” “十没有九一个三。” “五他开的对。” 听不到任何闲话。 我们走开了。阿尔说：“我们可以去看玛丽安。她人很好。唯一的问题是，她丈夫糟糕透顶，而且他们从来不给酒喝。” 菲利普说：“我们去乔治吧喝一杯吧。” “去贝蒂- 卢家怎么样？”我插话。 “好的，我们走。” 我们朝贝蒂- 卢家——是在我们刚才来的方向——走去，三三两两地走着。 在路上，菲利普跳起来，抓住一根树枝扯了下来。阿尔看看我说：“他真是棒，对吧？” 贝蒂- 卢住在地下公寓。她是个南方女孩，基督科学派的会员，目前正在搞电台，深信电台在未来的教育使命。看来，战争结束以后，将有大量文化从收音机里涌进你的脑子，躲都躲不开，因为他们准备把大学里所有科目的讲座都录制下来，每天二十四小时播放。 我告诉她，这在我看来可怕至极，她说我是“犬儒透顶”。 我们到的时候，贝蒂- 卢有个客人在，是个布鲁克林来的小个子，样子像是出租车司机。他穿着双排扣的正装，带着条不合时令的花领带，显然在刻意讲究举止。他给贝蒂- 卢带来一瓶加利福尼亚勃艮第 [A49] ，还有一些凉的烤牛肉片。菲利普很随便地跟他打了个招呼，就直接喝起酒吃起肉来。阿尔也是如此，而且他们对这个布鲁克林来的人不闻不问。 莱科和我坐下，陷入沉静。菲利普手里拿着还没吃完的烤牛肉，就用油手从橱里拿出书来翻看。我打起精神，问了贝蒂- 卢几个关于电台的问题。 过了几分钟，布鲁克林那人起身要走。他与莱科和我握了手，又犹豫地看了看阿尔和菲利普。菲利普正在翻一堆唱片，阿尔则盘腿坐在地上看着他。 布鲁克林那人说：“好吧，我走了。” 贝蒂- 卢送他到门口，叫他以后再来。 菲利普和阿尔摆弄着老唱机，让它转了起来，于是他们放上一张《天鹅湖》的唱片。 突然，一只褐色的大老鼠从厨房里窜了出来，跑到房间中央。它站在那儿迟疑了一下，然后“吱”地一声，跑进卧室。 贝蒂- 卢说：“老天！又是那只老鼠。” 她到厨房里，把磷膏涂在全麦饼干上，再掰碎了，撒在厨房和卧室地上。我知道这一点用也没有，老鼠闻得出磷青。另外，她房间里的洞这么多，全纽约的老鼠都可以跑进来。 这时来了两个男人和一个女孩儿，我和其中一个男人谈了起来，很无聊，谈古巴金酒的质量低劣，以及酒的价格很贵之类。他说他最喜欢喝威士忌，我说我最喜欢的是科尼亚克白兰地，可现在弄不到了。他说：“弄得到的，仍然弄得到。” 我说：“是啊，一块钱一口。”我深吸一口气，说好像除了法国的科尼亚克，别的地方都酿不了白兰地。“其他地方的白兰地根本没法比。” 他想了一会儿，说：“加利福尼亚白兰地糟得很。” 我说：“西班牙白兰地我也不喜欢。” “反正，”他说，“我不喜欢白兰地。” 然后我们沉默了好久。我说了声不好意思，去了厕所。我靠在墙上，警觉地张望着，提防着老鼠。 回来时，阿尔和菲利普正要拿那两人给的钱去买朗姆酒。我为了避开谈话，就去放唱片。莱科在和贝蒂- 卢说话，我不经意听到他们是在谈菲利普。莱科和她好像很有进展。 阿尔和菲利普带回来两个在乔治吧遇到的法国水手。大家都结结巴巴说起法语，那两个水手却结结巴巴说起英语来。他们俩想表明自己很正派，一般不跟陌生人随便搭讪的，我们则不断跟他们说这没什么。 最终，聚会散了，我们走到外面街上。菲利普想吃东西，我们就往第七大道上的里克走去。 菲利普伸手打了一记巴士站牌，牌子前后摇晃起来；见状，阿尔也跳起来，把糖果店门口放报纸的木架子一脚踢翻。希腊人从店里冲出来，抓住了他。阿尔无奈，只好赔了一块钱。 稍后，我们坐在里克店里的餐台上吃鸡蛋，莱科告诉我贝蒂- 卢己经对菲利普很反感了。 “他身上有什么东西腐烂了，”她当时说，“他带着死亡的气味。” 后来离开里克时，菲利普给我看了一块钱，说是从贝蒂- 卢的钱包里偷的。 [book_title]8 迈 克 • 莱 科 星期三的天色倒是很美，是那种睛朗而凉爽的六月天，一切都是睛蓝、粉红，或土黄色。我从贾妮的卧室窗口探出头去，四处观望。已经十一点了，但一切都像清晨般清新而热情。 因为菲利普和我回来得晚，贾妮很恼火，没有起来帮我们做早餐，而芭芭拉还在曼哈西特。 我们出门前往工会大厅。刚走到第十七街，就看到拉姆塞•艾伦等在大厅的台阶上，脸上笑得很开心。 进了大厅，招贴板上出现了一大批新工作。我第一件事就是跑到一个官员那儿，跟他抱怨卡的事情。 “这张‘欠费会员卡’弄得我上不了船，”我告诉官员，“可我必须马上上船，我已经没钱了。” “我帮不了你。”他说得直截了当。 我回到菲利普和阿尔那儿。他们坐在一排椅子上，菲利普在读布里福 [A50] 的《欧罗巴》，阿尔看着他。我告诉他们那个官员的话。 阿尔说他认识村子里一个女孩在这楼上的办公室上班。“我去给你想点法子。”说着他就去楼上找她。 十五分钟后，他回来告诉我们，他已经和她约好吃午饭。 菲利普说：“你拿什么请她？” 阿尔说他半小时后带点钱回来，就走了。 “呵呵，”我对菲利普说，“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帮我们？” “他大概以为我会让他和我一起上船。”菲利普说。 大概十二点三刻，阿尔回来了，拿着向村里一些朋友借的五块钱。他上楼把那个工会女孩接了下来。很明显，那女孩对阿尔很痴情，也许什么忙都会帮他。 我们出门，去了第八大道上一家西班牙餐厅。女孩说她天天在这里吃，而这家饭店确实是个“天天都要来”的地方。然后，她问我除了什么问题，我告诉了她。 “你看，”我总结道，“我欠会费和超过假期，是因为得了流感，生了两个星期的病，这实在是拖了我的后腿。” “这些你都告诉他们了吗？” “咳，”我说，“我以为说了也没用。” “有用的，”她说，“哪怕只是两个星期。” 于是，我开始巴结她，把我从前的左翼朋友全告诉了她，问她认不认识村里的谁谁谁，见没见过谁谁谁。她认识其中一些人。然后，我开始夸张了，告诉她我以前在宾夕法尼亚干过共产党，在波士顿公园因为煽动罪而被捕。这些把她给镇住了。她把我当成那种人了。 接着，阿尔开始讲笑话，午餐变成个小型聚会，只是菲利普差点把整场戏搞砸，她叫我“公园人”时，他狂笑不止。 最后，阿尔跟她定好下星期约会，这基本上就把整件事敲定了。我们结束时，她用纸巾擦了擦嘴说：“那么，我想我可以为你的卡帮点忙，迈克。” 我们一起回到第十七街，她叫我们等着，然后给各部门打了几个电话。“我三点给你确切消息。”她说，我们目送她进了工会大厅的大门。 我们到锚吧点了一轮啤酒，菲利普去男厕所时，阿尔对我说：“那么，迈克，你就快要去法国了。我当然也梦想能一起去。” “那你为什么不去呢？”我说。 “菲利普不会同意的，我觉得。你觉得如何？” “我们还没谈过。就我而言，我愿意你也一起去。人越多越开心，有你在，我们长途跋涉的时候会更有把握，我猜想。” “是啊，”阿尔点着头说，“我想我们三个人会更有把握。你们俩都还年轻，没有经验，你们不知道怎么搞食物和钱。” “有道理，”我说，“我自己想到过，我们会挨饿的。” “我认为你说得对，”阿尔说。然后，他继续说道：“迈克，你为什么不劝劝菲利普让我一起去呢？” “呃，”我说，“我是没什么问题，我说过。我想，劝劝菲利普也不会有什么损失，他有可能会软下来的。好的，我会问他的。” “跟他谈食物和钱的问题。” “对。”我说。 “就那么干，迈克。” “我会的” 阿尔拍拍我的肩，又帮我叫了一杯啤酒。 菲利普回来后，又和阿尔谈起了“新视界”。菲尔担心可能完成不了，因为我们的领悟实在有限。 阿尔点点头说：“有意思。但你可以在叶芝和犹太神秘哲学里找到大量神秘学的材料。” “兰波认为他就是上帝，”菲利普说，“也许那才是首要前提。犹太神秘哲学认为，人和上帝之间只隔着一层迷雾，要突破无聊的生活并不难。但试想，假如你真把自己投射成上帝，或太阳，那你能看到和领悟到些什么？” “对，”阿尔说，“那样的话，你也许是可以看到些东西。但显然，兰波虽然作了那样的投射，可最终还是失败了。” 菲利普握紧了拳头。“当然，他是失败了，但我想我理解他为什么失败，虽然我不确定我能解释清楚。” “那么就试试呗。”阿尔温和地劝说道，并皱了皱眉。 菲利普一摆手，不再谈下去了，又叫了一些啤酒。 终于，三点了，我们穿过马路回到大厅。我在门厅打电话给那女孩，她告诉我该去见谁。我道了谢，阿尔接过电话和她聊了起来。 那个工会官员说，她的同事把我的特殊情况跟她说了，由于情况特殊，她愿意给我发一张新卡。她做卡的时候，我塞了几张空白的卡在口袋里，以备今后急用。 我回去把好消息告诉菲利普和阿尔，然后到招贴板前和其他海 员一起看航运信息。 “现在我们肯定能上船了。”菲利普说。 “不是今天就是明天。”我说。接着，我把从办公室里偷来的白卡给阿尔看。他立即从我手里抢过去，塞进外衣口袋，动作快得连菲利普都没察觉到。我看看阿尔，他正严肃地看着我。 过了一分钟，阿尔说他得去第五十二街干个刷漆得活儿，就走了。菲利普和我坐到一条长凳上，等着三点半的工作招聘。 到了三点半，招甲板人员。我和其他四个一级水手同时上前递卡。就快要被挤倒时，我得到了其中一份工作。菲利普和我欢欣雀跃，他给我点烟时手都在抖。 这时，开始招普通水手了，菲利普在其他十个普通海员的包夹下递进卡片。调度员在一堆卡里乱翻，查看资历。 有一个普通水手在工作窗口前转了一天了，他是个大概十七岁、还长着粉刺的瘦弱孩子，一看就是个呆子。他的卡被扔回到自己脸上，这里一天到晚都是这样。我看到他的卡上敲着“欠费会员”的章。他没意识到应该去公开工作窗口，在这儿泡了一整天，递进那张没用的卡，再被扔回到自己脸上，还憨笑不改。我告诉他应该怎么做，因为似乎谁都不在乎，连调度员都不管。 菲利普的卡被扔了回来，不过只是因为资历差了几个小时而已。我们回到座椅上，我说：“会来的。” 调度员对着话筒说：“有一份一级水手的工作。现招一名一级水手。”这就是我刚才投递的那个工作。 “明天会好的，”我说，“我们明天一大早就起来。”我开始琢磨阿尔是怎么搞定那个工会女孩的。然后我看看菲利普，他又打开了书。 “阿尔这人真了不起，”我说，“和他在一起，你永远什么事都不用担心。” 菲利普从书中把头抬起来。 我决定攻克这个难关，就说：“你为什么不让阿尔和我们一起出海？他想去想得不行呢？” 菲利普面露苦色，“啊呀，”他说，“不行的，我出海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摆脱他。我告诉过你的。” 我耸耸肩说：“我不明白。” “你不太清楚实际情况，我也不指望你明白。” “好吧。”我冷冷地说。 又快到五点了，菲利普提议去阿尔家吃晚饭。他以为阿尔刷了漆会有点钱，但我太知道了，阿尔肯定是为了和我们一起出海，在城里猛找打卡机，在空白的卡上敲章。 阿尔的家在第五十二街一家爵士俱乐部的楼上，我们到了那儿，他还没回来。我瘫坐在沙发上，菲利普坐在安乐椅上读《欧罗巴》。 从沙发上，我可以看到后院：灰泥墙上有一条裂缝，葡萄老藤爬满墙面，在夏日黄昏清澈的光线中，样子很美。我对菲利普说：“看外面那面墙，葡萄叶子真是别致。我打赌蒙马特 [A51] 就是这个样子。” 菲利普走到法式窗前，看着那堵墙。很快，我在沙发上睡着了。 醒来，阿尔和菲利普正站在沙发前叫我起来。我翻了个身，想起刚才做的梦。梦见在田纳西见过的一些山丘。随即想到，这些天来居然没梦到过船，这非常奇怪，因为每次出海前，我总会先梦到船的。 过了一会儿，门开了一条缝，威尔•丹尼森随着他那六英尺三英寸的影子溜了进来。我吓了一跳，他走进来时一点声音都没有。他穿着皱条纹外衣，嘴里叼着根抽了一半的烟，坐到安乐椅上。阿尔和菲利普告诉他我们和工会女孩吃了午饭，一切都搞定了。我从沙发上坐起来，看丹尼森的反应。 丹尼森脸上从来就看不出有多少反应。我认识他已经好几个月了，还是搞不懂他。他是从内华达的里诺来的，外表老让人联想起赛车和赌桌。当然，这只是外表而已。他说起话来缓慢而乖戾，但又有一股与之格格不入的文雅。我还知道，好多见不得人的事，他都有份儿。他总会接到芝加哥打过来的神秘电话，一些去过他家的人，看上去虽然和气，但都有种偷偷摸摸的紧张神情。 威尔好像还有个老婆，仍然住在里诺，一直给他邮寄食品包裹。据菲利普和阿尔说，每年圣诞节，他都会打点行李去一趟西部。丹尼森身上有着某种西部的特点，我时常纳闷他为什么待在东部。当然，他说过，西部的环境对他的健康不利，但又有传言说他在西部耍了不少人，那些人对他还念念不忘。显然，他每年的圣诞节之旅肯定都是暗中进行的。 也不知为什么，丹尼森让我联想起牛仔，但不是那种你在电影里看到的牛仔，骑着白马，头戴珍珠灰高顶阔边帽，双枪套上装饰得密密麻麻的那种。威尔是这种牛仔——穿着条平背心，头戴半高阔边帽，总坐在酒吧的牌桌旁，输了钱也一声不吭，而身旁，英雄和歹徒正在拔枪开战。 [book_title]9 威 尔 • 丹尼森 星期三晚上还是老样子。我下班回家路上，顺道去看阿尔，结果莱科和菲利普在那里。看来他们早上睡过头了，没找到船，但明天后天肯定也一样。我不由地厌恶起来，他们接下去几个星期都会是这个样子。我们出门去吃晚饭。 经过门厅，我遇到阿格尼斯。她一天都在拘留所找人谈，查出休果真在那里。她准备第二天去找律师，把他保释出来。为了全力办这事，她把工作都辞了。我告诉她我认识一个律师。有一次，有个朋友凌晨四点在一栋办公楼里被抓，兜里有一千五百块钱，不是他的，两个月之后，就是这个律师帮忙把他弄出来的。 我向阿格尼斯想不想一起去吃晚饭，她说不了，她没钱。我说：“我来，”但她仍然说不。她一贯如此，我说了声晚安就走了。 其他人站在大楼门前的街上。 我说：“阿格尼斯因为没钱，不肯跟我们一起吃饭。有些人自尊心就是比较强。” 菲利普说：“那些人脑子坏掉了。” “是啊，”我说，“你是艺术家嘛，正派、诚实、感恩，这些你全都不信。我们去哪里吃？” 菲利普说他想饭后去第五大道剧院看《逃犯贝贝》 [A52] ，于是我们就决定在村里吃。我们在第七大道坐地铁到喜来登广场，去了丘姆雷餐厅。菲利普一上来就点了潘诺和代基里酒。 吃完饭，我们走到第五大道剧院。菲利普和莱科出示海员证，搞了个半票。我们进到剧院里面，菲利普跑到第一排坐下，莱科跟着去了，后面是我，最后是阿尔。 放电影时，阿尔一直伸长了脖子遥望菲利普，最后，他干脆坐到第一排的另一边，这样就可以毫无障碍地看到菲利普的侧面。 看完电影，我们去了一家麦当劳。那是个酷儿的据点，里面全是屁精在大声发嗲，还不时传出一声声尖利的急叫。 我们挤开一条路来到吧台，点了些酒。一些老屁精直勾勾地盯着菲利普，而小屁精们则假装没看到他，三三两两站在一起，说话间，眼角却忍不住瞥过来。 我们周围还站着几个水手，我听到其中一个说：“这个鸟地方的女人都到哪儿去了？” 菲利普和一个衣着光鮮的中年人谈起了詹姆斯•乔伊斯，还告诉菲利普他完全不懂文学，想以此把住话头。他给菲利普买了一杯酒。 一个黑发的瘦小男人跑到阿尔跟前，咧嘴笑着，笑容有点不正常。他问阿尔要烟。阿尔拿出烟盒，只剩最后一根了。那人说：“最后一根啊，那么地，我要了。”于是就拿了。 阿尔冷冷看着他，转过头去。 那人解释道，在村里你就得装得像个人物。他是从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来的，正在找女人。这时，他瞥见两个拉拉站在钢琴旁边，顿时双眼放光。 “女人！”他说。 他走过去，站到她们身旁，面带那种不正常的笑容瞅着她们。 我们离开麦当劳，转过街角去米内塔。 菲利普说：“不知道今晚芭布斯和贾妮在干什么？”莱科说：“啊呀，回头再去看她们。” 傻逼们照例齐聚米内塔。乔•古尔德坐在一张桌旁。一个男的撞了阿尔一下，说了声对不起。 阿尔说：“没关系没关系。” 那人说：“我道歉，是因为我是绅士，不过你不会明白的。” 阿尔看了看他，那人义说：“我可是密歇根大学学校拳击赛的冠军啊。” 没人出声，僵了一会儿，那个冠军才溜达着去别处骚扰人了。酒吧里的人总说自己是拳手，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