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腓特烈大帝与约瑟夫二世 [book_author]哈罗德·坦珀利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173142 [book_dec]该书初版于1915年，《腓特烈大帝与约瑟夫二世：18世纪的战争与外交》以中欧两位雄主腓特烈大帝与约瑟夫二世争霸为背景，以巴伐利亚公国继承战争为切入点，深入解读了欧洲主要大国参战、混战的历史。腓特烈大帝与约瑟夫二世各自的国家战略为什么存在冲突？巴伐利亚公国王位继承问题为什么成为引爆欧洲*桶的的*？列强混战为什么无法彻底破坏欧洲均势？《泰申和约》建立的欧洲秩序为什么是脆弱的？俄罗斯帝国大军进入神圣罗马帝国产生了哪些历史影响？本书将详细解读。 [book_img]Z_10599.jpg [book_title]序言 以下研究差不多可以追溯到五年前的伦敦档案局 [1] 。顺便值得一提的是，我曾经碰巧有机会参考了一些1776年到1779年大不列颠王国外交家的书信。这些书信来自柏林和维也纳，并且尚未出版。在阅读这些书信的过程中，我注意到了两点。第一，大不列颠王国的政治家们对于神圣罗马帝国的看法是非常客观公正的。第二，巴伐利亚公国王位继承事件 [2] 几乎包含了18世纪外交手腕的所有典型要素：统治者强大的个人影响力；迂腐的家谱学面纱下赤裸裸的侵略行为；各方势力为“权力平衡”所做的斗争；“国家理性”为所有罪行做出的强行辩白；针锋相对的力量间机敏的竞赛；强势一方以军事侵略的方式无情粉碎弱势一方或中立一方。总而言之，在我看来，研究这段时期的军事和外交活动意义重大。卡尔·冯·克劳塞威茨 [3] 认为，就战争而言，如果想从中总结出有价值的东西，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选择一些军事行动进行仔细研究，而非对各种事件都只了解大概却不求甚解甚至不知其所以然。我相信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的这个观点同样适用于外交领域。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托马斯·卡莱尔 [4] 对腓特烈大帝 [5] 的研究虽然具有重大意义，但几乎全部集中在1763年以前。再往后，他就在该课题上搁笔了。 托马斯·卡莱尔 总体来说，对于1776年到1779年发生的重大事件，大不列颠王国外交家们的看法都是非常客观公正的。因为在这段时期，秉持中立态度才能使大不列颠王国获益。1776年之前，大不列颠王国一直对腓特烈大帝怀有敌意。但在1776年到1779年，大不列颠王国对腓特烈大帝的态度变缓和了。因此，正如利奥波德·冯·兰克 [6] 所说：“在这段时间，大不列颠王国外交信函中不乏一些有价值的东西。这些信函的内容反映了外交趋势的基本走向，并为我们展示出整个欧洲历史的前进方向。”时至今日，历史学家们对许多国家的资料进行了调查和研究。这些国家有法兰西王国、神圣罗马帝国、俄罗斯帝国、奥地利大公国、萨克森选帝侯国及巴伐利亚公国。然而，这些历史学家还没有听过大不列颠王国方面的声音。在我看来，大不列颠王国外交家们的这些书信既补全了这一时期的历史图画，也明确了各种历史片段间的相互关系。 罗伯特·默里·基斯 [7] 和詹姆斯·哈里斯 [8] 及休·艾利奥特 [9] 三人的书信既富有生动的肖像感，又对人物有着入木三分的刻画。凭借极高的智慧和深刻的洞见，他们三人写了一段又一段精彩的文字。这些文字照亮了外交学中最沉闷和最冷僻的领域。他们三人不仅仔细地端详过身边的统治者，而且绞尽脑汁去揣摩这些统治者的心思和性情。因此，当读到詹姆斯·哈里斯对腓特烈大帝和叶卡捷林娜大帝 [10] 的速写及休·艾利奥特对巴伐利亚公国外交政策的控诉时，我们就会感到各种人物的形象跃然纸上，而与这些人物有关的重大事件仿佛就在眼前上演。与休·艾利奥特和詹姆斯·哈里斯相比，罗伯特·默里·基斯是一个更加持重但也不乏幽默感和讽刺天赋的作者。他有一篇文章讲述约瑟夫二世 [11] 对叶卡捷琳娜大帝的印象。在这篇文章中，他展现出深厚的文学素养。通过不断地搜索各种有趣的细节，再将这些细节累积起来，罗伯特·默里·基斯一步一步地为我们描绘出一幅奥地利大公国最不幸又最迷人的统治者——约瑟夫二世的全身像。 本书面市的时间和讨论的主题很容易让人形成一种印象，即本书是应时而生的产物。读者可能很容易发现，在书中十几处地方，我都将腓特烈大帝的军国主义思想与他的模仿者及继承者的军国主义思想做了类比。因此我不妨先发制人，对有可能出现的批判先做一个回应。我写作本书已经有一段时间。而本书之所以延迟到现在才面世，首先是因为我在大量的专题文献中进行的细节方面的考证花费了很多时间。其次，在本书的非正文部分，我想多投入些精力将注释做好并整理出完整的附录和索引。然而，这些主要是技术层面的工作。我做的修正也集中体现在一些细节方面。事实上，除了最后一章，书中其他章节都是我三年前在柏林的皇家图书馆 [12] 完成的。当时，我享用着德国政府为历史专业的学生提供的研究设备，深深意识到我对德国学术研究事业所负有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我发表的看法是不太可能被1914年的任何流行观点所影响的。 再多说一句，对于历史学家这一角色，我从不认为无关道德。我也不认为他们的工作就应该枯燥乏味。对于我得出的结论，我都尝试给出理由。与此同时，我还不忘在书中提到各种和我的看法相反的观点。我会采用一些生活在18世纪并且和事件本身联系相对不那么紧密的人给出的观点，以及一些现代历史学家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从而将我研究的历史事件真实地呈现给读者。 我最感谢的是亨利·佩蒂·菲茨莫里斯 [13] 。他曾准许我发表约翰·伯戈因 [14] 对普鲁士王国和奥地利大公国军事系统的珍贵报道。报道的两份拷贝文件存于兰斯顿府 [15] 。附录四是一篇捷克语诗歌，如今保存在卡斯拉的捷克国家博物馆。我从馆长菲利克斯·卡姆博士手中借到此诗的原稿，然后进行翻译。我还得感谢我的老朋友亨瑞克·马克扎里教授，他给了我一部弗朗西斯·凯特雷写于1780年的珍贵的原始手稿。弗朗西斯·凯特雷是约瑟夫二世的告解神父。他的这部手稿极大地增进了我对约瑟夫二世性格的了解。 我要感谢的朋友实在太多了。我首先要感谢曾经就读学院的院长A.W.沃德爵士。他耐心且谨慎地阅读了本书的校样并给出了宝贵的指正意见。我还要感谢跨国给予我援助的人，最主要的是布达佩斯大学的亨瑞克·马克扎里教授和彼得格勒大学的保罗教授与柏林大学的德尔布吕克教授，以及哈佛大学的R.H.洛德教授。我还要感谢以下人员给予我的鼓励和建议：J.B.布里教授、G.P.古奇先生、三一学院 [16] 研究员D.A.温斯坦利先生、我的学生同时也是三一学堂的研究员J.E.S.格林先生和不久前还在格顿学院 [17] 任教的凯特·霍特布莱克小姐。我要感谢剑桥大学的学监和《腓特烈大帝》的作者威廉·菲迪恩·雷德韦 [18] 先生。我还要感谢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当我经过他曾经作战的那片西里西亚战场 [19] 时，我的写作兴趣和写作动力受到激发，于是才有了这本书。 约翰·伯戈因 对于研究中涉及的纯军事部分，我要感谢我的家人A.C.坦珀利。他现在是新西兰远征军 [20] 的副旅长。对普鲁士王国军事系统的研究和对腓特烈式策略的记述，以及对1778年的历史事件的叙述和评论，他都提出了一些至今仍然受到广泛关注的问题。此外，我们必须有实际军事经验的人的帮助才能妥善处理这些问题。在这方面，我的家人向我提供了大量帮助。我还需要强调一下，“借助实际军事经验来妥善处理这些问题”并无影射当下时事之意。早在三年前，我就将这个想法写进了备忘录。 在向所有曾经帮助过我的人表示感谢的同时，我还要声明，对于本书中所发表的言论，我在此感谢的所有人不负有任何责任。 哈罗德·坦珀利 注解： [1] 　伦敦档案局（Record Office），位于伦敦，其中存有1838年到2003年的英国国家档案。——译者注（本书中除原注外，均为译者注，不再另行说明） [2] 　巴伐利亚公国王位继承事件（Bavarian Succession），指巴伐利亚公国王位继承战争（War of the Bavarian Succession），参战双方为萨克森选帝侯国-普鲁士王国联盟和奥地利大公国，目的是阻止哈布斯堡家族得到巴伐利亚选帝侯国的领土。 [3]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1780—1831），普鲁士王国将领，军事理论家。 [4] 　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苏格兰哲学家、作家、历史学家、翻译家和数学家。 [5] 　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1712—1786），普鲁士王国国王，1740年到1786年在位。他在位期间成功整编了普鲁士王国军队。他资助普鲁士王国的文艺事业并支持启蒙运动，他还在七年战争中克服困境并最终胜出。普鲁士王国在他的领导下大大扩张了领土面积，成为领先欧洲的军事强国。 [6] 　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德国历史学家。 [7] 　罗伯特·默里·基斯（Robert Murray Keith，？——1774），大不列颠王国外交官。 [8] 　詹姆斯·哈里斯（James Harris，1746—1820），大不列颠王国外交官。 [9] 　休·艾利奥特（Hugh Elliot，1752—1830），大不列颠王国外交官。 [10] 　叶卡捷琳娜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1729—1796），俄罗斯帝国女皇，1762年到1796年在位。在她的统治下，俄罗斯帝国得到振兴并成为当时的欧洲列强之一。 [11] 　约瑟夫二世（Joseph II，1741—1790），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765年到1790年在位，以开明专制著称，但最终在改革行动上遭遇失败。他与叶卡捷琳娜大帝和腓特烈大帝并列，被视为三位伟大的开明君主。他驾崩时无嗣，弟弟利奥波德二世继承了他的王位。 [12] 　皇家图书馆（Royal Library），现为柏林国家图书馆，是欧洲最大的图书馆之一。 [13] 　亨利·佩蒂·菲茨莫里斯（Henry Petty-Fitzmaurice，1872—1936），英国军人、政治家。 [14] 　约翰·伯戈因（John Burgoyne，1722—1792），大不列颠王国军官、剧作家和政治家。 [15] 　兰斯顿府（Lansdowne House），位于英格兰的威斯敏斯特市，曾作为多位英国首相的住所。 [16] 　三一学院，剑桥大学的三十一个学院之一，也是剑桥大学本科生就读数量最大的学院。 [17] 　格顿学院（Girton College），剑桥大学的三十一个学院之一，是剑桥大学第一个女子学院。 [18] 　威廉·菲迪恩·雷德韦（William Fiddian Reddaway，1872—1949），英国学者、作家。 [19] 　西里西亚战场（Silesian battlefileds），七年战争中腓特烈大帝带兵作战的各个地点，较著名的有查图西茨、罗斯巴赫和洛伊藤等。 [20] 　新西兰远征军（New Zealand Expeditionary Force），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与英国军队一同作战的新西兰军队。 [book_title]第1章 18世纪外交政策的介绍 有这么一位极富预见性的天才，生就一副善于讽刺的喉舌。他用文字向我们呈现出一幅图景，展示了18世纪各国的外交目的和战争动机：“有时，两个统治者会为了领土发生争执，争论到底谁应该放弃其领地的三分之一，即便二人实际上都没有管辖这些领土的权力……战争爆发的原因有时是对方太过强大，有时则是对方太过弱小。有时，我们的邻国想要我们的东西；有时，我们的邻国有我们想要的东西。我们彼此交战，直到对方夺走我们的东西，或我们得到对方的东西。侵略者打着拯救人民、摆脱饥荒和内讧的旗号对别国发动侵略战争。当一个市镇处在我们触手可及的位置时，或在某一地区的领土刚好能将我们的版图补全的情况下，我们对别人发动战争都是情有可原的，哪怕对方是我们最亲近的盟友……贫穷的国家虎视眈眈，富有的国家得意洋洋。然而，得意和失意处在永久的变动中。这样看来，士兵或许是最光荣的职业了。”事实上，这段话之所以听起来尖刻，是因为作者曾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经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坎坷，这才洞悉了这个少有人通晓的道理。而他只是将这个事实不加掩饰地揭露了出来。 乔纳森·斯威夫特的这段话并非天马行空的想象。相反，它高度概括了18世纪各国的外交动机和军事目的。看看受到不公正对待的贫弱国家——西班牙王国、奥地利大公国、波兰-立陶宛王国和奥斯曼帝国，还有那些骄纵暴虐的强国——法兰西王国、普鲁士王国、俄罗斯帝国和大不列颠王国，我们就会意识到乔纳森·斯威夫特所描述的这些严酷的情况都曾切切实实地存在过。对西里西亚的占领 [1] 、对波兰-立陶宛王国的瓜分 [2] 和对奥斯曼帝国未遂的瓜分 [3] 不过是发生在这个表里不一与利己主义横行的时代里三个最污秽卑鄙的事件罢了。大量政府文献揭示出18世纪的种种败象，包括人们前所未有的贪得无厌、腐败成性和唯利是图。这些败象几乎堪比伏尔泰或乔纳森·斯威夫特为我们描绘的任何图景。只要历史学家对18世纪统治者的种种作为考察一番，讽刺作家们的言论很容易就能得到应有的评价。 17世纪中期的波兰-立陶宛王国 虽然18世纪政治策略的肆无忌惮已经毋庸赘述，但我认为，对当时的局面做一番解释并在某种程度上对该局面进行“开脱”或许也是可取的。不同时代的人类历史有着某种潜在的一致性。虽图案不同，但质地一样。也正因为这个一致性，我们完全可以将18世纪和19世纪作个对比。读者也许会说，18世纪是君主当道和南征北伐的时代，19世纪是各民族人民进行民族战争的时代，两者是有区别的。这种看法确实没错。不过，不知道读者是否还注意到了另一个现象，即在19世纪君主已经不再总是想着要打仗了。古往今来，平民百姓似乎一直都准备着要弃公正于不顾或为一己之利和别的国家大打出手。撇开其他不谈，我们也正是从这个现象里发掘出一种历史的一致性。在19世纪和20世纪，国家机关已经渐渐不再依靠武力来镇压民众、维护统治，而是开始在意识形态上下功夫，想办法在精神上赢得民众的拥护。即使是一个奉行专制思想的君主，也会适时地采取权宜之计，试着去迎合普遍的民意与社会理想。然而，在18世纪，只要拥有一支强大的雇佣军和一群顺从且不善言辞的民众，君主就不害怕采取有悖于或超前于民众意愿的行动。权力大概从未像18世纪这样集中于数量如此之少的人手中，而集中的权力也造成了空前严重的后果。在意识形态方面，一些思想家的理念约束着18世纪的欧洲。这些思想家深受伏尔泰的影响，信念坚定、逻辑严密。在行为活动方面，欧洲各国都处在各自统治者的严密掌控之下。统治者态度明确、无所畏惧，而走在这些统治者最前面的领路人正是伏尔泰的朋友、敌人和偶像——腓特烈大帝。有了清晰的思路，行动落实起来自然也不会拖泥带水。权力集中本应是件好事，但就怕权力落在不负责任的统治者手中。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国家的命运就只好任由情绪和偏见左右了——不幸的是，18世纪确实有这么一些统治者，他们怀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偏见，高度情绪化地治理着各自的国家。 乔纳森·斯威夫特 伏尔泰 青年时代的腓特烈大帝 虽然中欧的命运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但如果我们认为当时的政策总是受到君主个人意愿的影响或总是引发不可预测的后果，那就大错特错了。在法兰西大革命 [4] 中登台的演说家们乐于去批评国王们的暴虐成性，指责国王们把人民当牺牲品，为了情妇的一个微笑而挑起一场战争及指使大臣们采用贿赂的手段和其他国家媾和。这幅图景确实有其真实的一面。18世纪的欧洲以疆土为体系，不以国家为体系。作为小地主的大公管理着各自的公国，而国王扮演的角色则更像暴虐的大地主。一个统治者会用巴伐利亚公国 [5] 换取南尼德兰 [6] ，或用洛林换取托斯卡纳。统治者完全不考虑这些地区的人民的意愿，随意将他们交给一位异邦统治者，或将他们雇给一位外国将军。这些行为背后的逻辑确实和我们如今的情感认知和价值取向不可同日而语。一位大公可以将他的军队借给一位外国统治者，或为了一个没人在意的争端派遣成千上万的雇佣兵到异国他乡去流血牺牲。这些从外国雇来的士兵身上并不存在爱国主义情怀，他们只为从雇主那里获得薪水而战斗。即使是在18世纪最开明的君主身上，统治者自身的意愿也经常比臣民的需求和国家的利益更加重要。“最开明的统治者”叶卡捷琳娜大帝习惯从情夫中挑选将军。“国家的第一个仆人”腓特烈大帝囚禁了从威尼斯来的大使，甚至以此强迫威尼斯总督为他在柏林的新歌剧院送来一个舞女！ 巴伐利亚公国国徽 叶卡捷琳娜大帝 叶卡捷琳娜大帝和腓特烈大帝这些让人不可思议的行为或许可以解释演说家们针对统治者的激昂言辞，以及人们在法兰西大革命时期所表现出的对国王的憎恶——这种憎恶几乎带有残忍的意味。不过，也有很多时候，个人的异想天开服从了国家的整体利益。除去偶然的失误，大多数18世纪中叶的统治者还是在为他们的国家谋求福祉。统治者个人的好恶确实能够左右很多事情。但从我下面要举的例子来看，这些统治者还没有昏庸到允许血缘关系来决定国家立场的地步。譬如，西班牙王国的利益并未因腓力五世 [7] 是路易十五 [8] 的亲戚而服从于法兰西王国的利益。普鲁士王国也没有因腓特烈大帝是乔治二世 [9] 的侄子而成为大不列颠王国的同盟国。在18世纪，导致国家政策发生转变的力量大多来自君主个人，而不是改朝换代所引发的家国关系上的变动。乔纳森·斯威夫特曾经说过：“由血统缔结的联盟或婚姻常常是造成两个统治者之间发动战争的原因。双方的血缘关系越亲近，发生争斗的可能性就越大。”有些历史学家则将波旁家族 [10] 的联姻归结为纯粹的血统的结合，并且乐于将18世纪的政策和19世纪的政策作对比：前者一个朝代一个样子，后者则更加稳定和持久。只要一个主权国家的政体保持稳固，它实行的政策就很少会随着朝代的更迭而发生巨大的变化。事实上，除去18世纪统治者强大的个人影响力，两个时代在本质上并没有太大的不同。18世纪的外交语言具有强烈的时代特色。领主们针对领土主权所提出的各种主张简直让人眼花缭乱。有人认为，关于领土主权的问题正是一切战争的源头。人们为了争夺王位和遗产大开杀戒，由此谱写出了漫长而血腥的战争史。不过，所有站不住脚的主张都掩盖不了事实，也蒙蔽不了历史学家。18世纪的君主以王朝利益为托词，依靠一个配偶、一个侄女或一个远亲所掌握的私权为他们的国家谋取大量的利益。这正如现代的政治家打着民族权利 [11] 、人道主义和公共权利的旗号来为他们的国家谋取利益一样。虽然船头新换了艏饰象 [12] ，桅顶也漆上了新颜色，但这艘海盗船依然在沿着同一个线路航行。虽托词各不相同，但本质目的一样。为了占有西里西亚的土地及粉饰瓜分波兰-立陶宛王国的行为，无论是多么不靠谱的证据和说法，腓特烈大帝和约瑟夫二世都敢往台面上拿。但话又说回来，这两个人的论据并不是英国纹章院 [13] 提供的。现实环境自然就为这些论据提供了支撑。作为统治者，18世纪的君主们必须想办法扩张领土，尽力维持权力平衡，并在必要时使用武力。这些古老而荒诞的论据是时代的产物，是一块为了上演侵略、不公和无奈之举而铺设的荧幕。至少在面对我们——19世纪以种种历史原因为借口为18世纪那么多罪行做辩护的这代人时，那位无忧宫 [14] 里愤世嫉俗的哲学家——普鲁士王国的腓特烈大帝应该是最高兴的了。在发兵夺取西里西亚时，他曾经写道“正义与否，是牧师们才会讨论的问题”，之后又写道“君主之间的较量，谁更强大，谁就是正义的一方”。 [15] 腓力五世 乔治二世 波旁家族的标志——大盾徽 英国纹章院的标志——盾形纹章 无忧宫 当时，理性主义在欧洲占据主导地位，启发了像普鲁士王国的腓特烈大帝和奥地利大公国的约瑟夫二世这样的君主。神秘主义 [16] 和带有感性色彩的宗教上的顾忌，以及碍眼的道德准则是属于女人和神父的，与这些君主无关。以往的成见和沿袭下来的传统，以及用来用去的老办法统统不再算数。已建成的秩序结构在理性的压迫下崩塌破碎。腓特烈大帝曾问道：“当一个人处于优势地位并且恰好有便宜可占时，这个便宜他是占还是不占？”在理性主义这个矛盾重重的思想领域中，腓特烈大帝这个问题的答案无处可寻。在持机械唯物主义思想的哲学家出现之前，国际法律规范、国家主权的不可侵犯性、条约的神圣性、普遍道德 [17] 与独立国家存在的正当性这些概念在人们的头脑中几乎全无立足之地。理智所鼓励人们去做的不是要维护“国际利益”这个模糊的概念，而是用清晰的头脑去计算怎样才能为自己谋取更多的利益。理智所谴责的不是违背条约的行为，而是不能给自己带来好处的行为。成功是最有力的论辩，也是唯一的正义准绳。这个逻辑可以解释发生在18世纪的很多行为。这些行为放在如今都是要受到质问的，譬如腓特烈大帝夺取西里西亚、约瑟夫二世对奥斯曼帝国无端发动进攻和叶卡捷琳娜大帝数次背叛波兰-立陶宛王国。 约瑟夫二世 1740年到1825年的西里西亚 路易十六 然而，除怀疑主义思想外，仍然有一些其他原因削弱了统治者在道德方面的顾虑并促使他们走向侵略与背叛。经济、客观物质和政治的力量是统治者难以掌控的。统治者对外界纷杂的因素只有模糊的认识。面对来自外界的巨大压力，统治者难以抵抗——他们确实经常进行抵抗，但这些抵抗都是非常无力的。路易十六 [18] 和利奥波德一世 [19] 是最后一批发动抵抗的统治者。这一批统治者的思想往往富有强烈的宗教色彩。他们制定的政策也都是以宗教理念为指导的。然而，18世纪中叶的社会风气是相当商业化或者说是政治化的。促使统治者挑起战争的不是像“面饼究竟是不是圣体，葡萄汁到底是不是圣血” [20] 这种问题，而是要不要提高红酒关税，以及是否该降低鲱鱼关税这种问题。在18世纪中叶，国家之间的关税问题和公司之间的纠纷事件只能通过武力解决。18世纪中叶的重商主义 [21] 信条宣告了国内外贸易是有如一个国家的血液和肌腱一般的存在。贸易活动就是国家财富和力量的源泉。一时间，重商主义信条受到人们的强烈拥护，并几乎取代宗教成为正统的信仰。在这种情况下，损害一个国家的商业贸易就是抽取一个国家的血液。任何蓄意下此毒手的人都是吸血鬼，需要立即被斩草除根。贸易动机促使欧洲各国尤其是像荷兰共和国、法兰西王国和大不列颠王国这种沿海国家走向战争。这三个国家在欧洲开战往往是为了争夺东、西印度群岛 [22] 。而像奥地利大公国、普鲁士王国和俄罗斯帝国这样的大陆国家发动战争的导火索则多是对领土的需求和渴望。 利奥波德一世 普鲁士王国徽章 第一眼望去，为贸易平衡而战和为权力平衡而战两者之间似乎没有什么联系。然而，读者要明白，在欧洲内陆，版图的扩张就意味着财富的增长。在沿海地区，美洲和印度群岛的贸易能够为沿海国家带来巨大的财富。当时的领土兼并甚至超过了繁荣的贸易行业，成为推动殖民活动发展的一大要素。勒内-罗贝尔·卡弗利耶在密西西比河河岸的树干上钉上了鸢尾花纹章 [23] 。约瑟夫二世将顶端饰有奥地利大公国老鹰的界桩延伸到了泽普斯 [24] 。在完成领土兼并活动之后，多数殖民者跟随约瑟夫二世来到了波兰-立陶宛王国，而少数人则同大不列颠王国的人去了加拿大。18世纪的大多数时间，与北美相比，殖民活动在北欧和东欧更活跃也更成功。在欧洲，人们认为，扩张领土就是增强国力。因为扩张领土意味着增加人口与财富。在夺来一个又一个省后，统治者感到他们的财富大大增加了。这与地主一块又一块地购置土地的道理是一样的。小至王公贵族，大到皇帝国王，扩张领土的渴求曾经支配着中欧的每一个统治者。虽然有贪婪的成分在里面，但扩张领土其实是不得不采取的举动。普鲁士王国那可悲的国家地位、破碎的领土和零散的行政区都要求统治者必须时刻保持警惕。腓特烈大帝虽然养了一支庞大的军队，但不敢有丝毫马虎。他甚至还有过被迫吞并邻国土地的经历——如果一个国家的君主在这种情况下还用得着别人强迫的话。奥地利大公国的属地沿多瑙河与莱茵河杂乱地分布，从波罗的海和北海 [25] 一直延伸到亚得里亚海 [26] 。这可以说是一个更明显的例子。这个例子证明，地理环境这一客观因素使人们在保卫国家的过程中不得不将良知抛诸脑后。中欧和西欧所发生的任何一个哪怕是最小的变动曾经都可能对哈布斯堡 [27] 那些零星的属地造成影响，甚至威胁到这些属地的安全。扩张领土是18世纪统治者为求生存而采取的安全措施。腓特烈大帝就为普鲁士王国赢取了这一安全保障。1740年，腓特烈大帝从奥地利大公国为他的国家夺得富饶的西里西亚。 [28] 这样一来，与以前相比，腓特烈大帝的王国版图更加分散了。但这并不要紧。新增加的一万六千平方英里的土地和人数超过一百万的子民足以掩盖这点小小的不利。与此同时，奥地利大公国的处境变得不再安全。神圣罗马帝国的权力平衡也开始面临危机。1772年，奥地利大公国从垂死的波兰-立陶宛王国手中分得一块很大的区域，但这并没有给奥地利大公国带来什么优势，因为普鲁士王国也从战利品中分得了一杯羹。无论是在自己还是在外人看来，此时的哈布斯堡家族都已经身处险境。如果想要脱离险境，那奥地利大公国就必须再找来一块和西里西亚一模一样的土地。 勒内-罗贝尔·卡弗利耶在密西西比河河岸的树干上钉上了鸢尾花纹章 接下来，那位奥地利大公国的政治家将他渴望的目光投向了巴伐利亚公国。这个伟大的天主教国家位于德意志南部，与奥地利大公国的西南部接壤，是唯一一块能够和西里西亚媲美的土地。这位政治家下定决心准备瓜分巴伐利亚公国的土地。只要将巴伐利亚公国的土地划分给奥地利大公国，奥地利大公国就可以增强自身实力，从而和普鲁士王国势均力敌。这位一心要保卫国家安全的政治家不是别人，正是朝气蓬勃并热血满腔的约瑟夫二世。 注解： [1] 　在1742年发生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War of the Austrian Succession）中，普鲁士王国占领了西里西亚的大部分地区。 [2] 　18世纪末，奥地利大公国、普鲁士王国和俄罗斯帝国曾经三次瓜分波兰-立陶宛王国。 [3] 　18世纪，为了争夺领土，俄罗斯帝国与奥斯曼帝国曾经多次发生战争。截至18世纪末，俄罗斯帝国国界已经向奥斯曼帝国大大推进，但此时的奥斯曼帝国并未完全沦陷，仍在与俄罗斯帝国进行斗争。两国之间的间断性战争一直持续到1922年奥斯曼帝国覆灭。 [4] 　法兰西大革命，1789年到1799年法兰西爆发的革命运动。法兰西大革命彻底推翻了法兰西一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君主立宪制，传播了“自由、民主、平等”的进步思想，并在全球范围内推动共和政体的建立，大大加快了人类历史的进程。 [5] 　巴伐利亚公国，历史上神圣罗马帝国南部的重要邦国之一。1777年，巴伐利亚支系家族绝嗣，巴伐利亚公国由巴拉丁家族接管。1806年，巴伐利亚公国成为巴伐利亚王国。 [6] 　南尼德兰，历史地名，包括今比利时王国的绝大部分，曾先后由西班牙王国、奥地利大公国和法兰西王国统治。 [7] 　腓力五世（Philip V，1683—1746），西班牙王国国王。 [8] 　路易十五（Louis XV，1710—1774），法兰西王国国王。 [9] 　乔治二世（George II，1683—1760），大不列颠王国国王。 [10] 　波旁家族是卡佩王朝的一个分支家族，曾经在欧洲历史上断续统治过纳瓦拉王国、法兰西王国、西班牙王国、那不勒斯王国、西西里王国和帕尔马王国。 [11] 　这里指右翼思想。该意识形态认为不平等现象及等级制度的存在是正常且不可避免的，甚至是有益于社会向前发展的。 [12] 　艏饰象，旧时一种安装在船头的装饰性木质雕像。 [13] 　英国纹章院，英国王室机构，工作人员为英国军官，主要负责处理与纹章相关的事务，同时也进行家谱学研究工作。英国纹章院同时对英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及部分英联邦国家拥有管辖权。 [14] 　无忧宫，腓特烈大帝修建的王宫和园林，模仿法兰西凡尔赛宫建造而成，其名字源于法语，意为“无忧无虑”。腓特烈大帝希望他的无忧宫能成为繁杂政事之外的一个可以完全放松身心的住所。 [15] 　对比18世纪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的话：凭借武力来征服其他国家的人总能找到各种理由来为他挑起战争的行为进行辩护，譬如为了自身的安危、为了复仇、为了荣誉和热忱、为了正当的权利或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罗马帝国衰亡史》，第65章）——原注 [16] 　神秘主义，一种教义和宗教仪式，旨在使人获得更高的精神或心灵力量。神秘主义包括诸多主观验证方法，例如玄想、瑜伽、巫术、星占学和炼金术等。 [17] 　普遍道德，一种元伦理学（Meta-ethical）立场。该立场强调，无论人种、性别、国籍和文化背景等有何差异，某些伦理道德规范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适用的，不存在任何例外。 [18] 　路易十六（Louis XIV，1638—1715），法兰西王国国王，1643年到1715年在位，史称“路易大帝”或“太阳王”。在欧洲所有君主国家的统治者中，他在位的时间最长。 [19] 　利奥波德一世（Leopold I，1640—1705），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658年到1705年在位，他是哈布斯堡家族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20] 　据《圣经·新约》记载，最后一顿晚餐时，耶稣拿起饼和葡萄酒祝祷后分给门徒并告诉他们这是他的身体和血。基督教认为圣体和圣血是耶稣身体的一部分。对这一问题的怀疑实际上印证了人们对宗教的怀疑。 [21] 　重商主义，16世纪到18世纪流行于欧洲的经济政策，目的是扩大国家贸易出口。该政策主张通过贸易顺差来获取利润，从而积累更多的财富，实现国家富强。 [22] 　东印度群岛位于南亚和东南亚，狭义上特指印度尼西亚群岛和菲律宾群岛。西印度群岛泛指南北美洲之间海域的一连串岛群，包括巴哈马群岛和安的列斯群岛。 [23] 　鸢尾花的起源尚不清楚，但它在历史长河中与法兰西贵族有着紧密的联系。法兰西许多城市的盾形纹章中都使用了这种花。有人认为鸢尾花的三片花瓣代表了中世纪社会的三个阶层，即平民、贵族和神职人员。 [24] 　泽普斯，斯洛伐克东北部的一个地区。外加波兰东南部由十四个村庄组成的一小片区域。11世纪末到1918年归匈牙利王国统治。 [25] 　北海，北大西洋的一部分，位于大不列颠岛以东，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西南和欧洲大陆以北。周边国家有英国、挪威、瑞典、丹麦、德国、荷兰、比利时和法国。 [26] 　亚得里亚海，地中海的一部分水域，分隔了意大利半岛和巴尔干半岛，通过南部的奥特朗托海峡与爱奥尼亚海相连。海中有近一千二百个岛屿，其中只有六十九个有人居住。 [27] 　哈布斯堡，即哈布斯堡家族（House of Habsburg），也被称为“奥地利皇室”，是欧洲最有影响力和最杰出的王室之一。该家族成员在1438年到1740年一直占据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座。英格兰、匈牙利王国、爱尔兰王国、西班牙王国和葡萄牙王国等也曾经归哈布斯堡家族王室统治。查理五世之后，哈布斯堡家族分裂为奥地利和西班牙两个分支。他们虽然统治着不同的领土，但仍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并时常通婚。 [28] 　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结束后，战败的奥地利大公国将大部分西里西亚割让给了普鲁士王国。 [book_title]第2章 奥地利大公国与普鲁士王国的战争与和平 古老的神圣罗马帝国，该如何延续下去？ ——歌德 1777年冬天，一名巴伐利亚公国医生的医术成为决定一场战争爆发与否的关键。如果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约瑟夫 [1] 死在这名医生手上，那么这个失误将成为一个信号。这个信号标志着人们即将围绕巴伐利亚的王位继承权展开争议。而争议的结果便是发生在欧洲的一场战争。只要信号一出现，约瑟夫二世就会指挥他的奥地利大公国军队前往巴伐利亚公国南部。腓特烈大帝则将开始在波茨坦 [2] 的阅兵场操练他的掷弹兵 [3] 。这次王位继承事件 [4] 本不该存在争议。并且，按理来说，巴伐利亚公国的继承权本就应该落在查理·西奥多尔 [5] 身上。然而，在18世纪，没有争议的王位继承事件并不多见。合法的权力不如赤裸裸的武力管用。无论统治者发起侵略的借口有多么牵强，只要他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别人就不敢对他的行为提出任何异议。18世纪就是一个争夺王位继承权的时代。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 [6] 1702年爆发，1713年结束。大不列颠王国也曾经卷入其中。波兰王位继承战争 [7] 1733年爆发，1735年结束。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 [8] 1740年爆发，1748年结束。在这几场战争中，强大一方自带的“正义性”与真正意义上的正义正面交锋，杀得难分难解。1777年，战火终于烧到巴伐利亚公国。奥地利大公国索要王位继承权的举动并不令人惊奇，原因在于虽然那个神圣罗马帝国的“恺撒” [9] 约瑟夫二世拥有一支庞大的军团，但巴拉丁选帝侯 [10] 查理·西奥多尔手下的军队兵微将寡。很明显，奥地利大公国已经准备开战。唯一的问题是查理·西奥多尔是否已经做好抵抗的准备。鉴于自身资源少得可怜，查理·西奥多尔只剩下一线希望，那就是向欧洲寻求正义，或者更确切地说，向利益相关的国家寻求正义。无比碰巧的是，当时的欧洲只有两个国家有可能干预这场战争。大不列颠王国正在和殖民地上的叛乱分子进行殊死战斗。法兰西王国也已经确定要卷入这场战斗。奥斯曼帝国太弱小，所处的位置太远，施加不了什么影响。波兰-立陶宛王国则陷在无政府的混乱中爱莫能助。其他一些小邦国不会有什么反对声音，即使有，也不足为惧。所有大国中只剩下普鲁士王国和正从之前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中逐渐恢复的俄罗斯帝国。从武装力量来看，约瑟夫二世无疑占有“优势”。此外，要是以腓特烈大帝的逻辑而不是以逻辑学家的逻辑来看，约瑟夫二世利用这个优势为奥地利大公国夺取利益是天经地义之举。在这种形势下，所有国家自然而然都将目光投向普鲁士王国。原因很明显，一旦战争爆发，普鲁士王国将在与奥地利大公国的斗争中成为主角。腓特烈大帝的行动将决定巴伐利亚公国的命运和神圣罗马帝国的未来。 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约瑟夫 18世纪70年代的波茨坦 普鲁士掷弹兵 查理·西奥多尔 第1节　腓特烈大帝与普鲁士王国 如果要在奥地利大公国和普鲁士王国之间做一个比较，来看看二者都有哪些不同，又在哪些方面不相上下，或要知晓命运会将怎样的事件推上历史舞台，那我们就有必要先将目光投向两个国家各自的历史和资源，以及长久以来形成的国民性格。自1740年即位起，普鲁士王国的腓特烈大帝就一直扮演着一个不安分的天才的角色。战争也好，政治也罢，为18世纪带去过那么多经验和教训，并使那个时代感到那般惊喜与恐惧以及迷惑的人，除他之外再无第二个。1740年冬天，腓特烈大帝第一次进攻奥地利大公国，用武力征服了西里西亚。敌方联盟的进攻、战场上的失利及外交上的挫败都不能阻挡腓特烈大帝前进的步伐。腓特烈大帝不是没有在这样或那样的事情上犯过错误，但他源源不竭的才智和无比旺盛的精力总能帮他修补这些过错。1746年，西里西亚被全权割让给腓特烈大帝。虽然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 [11] 囊括了欧洲所有强国，但只有腓特烈大帝从中取得了巨大收益。如此辉煌的成功是危险的。它促使其他国家一步步和普鲁士王国走向对立。接下来的十年，腓特烈大帝面临的形势变得越发严峻。这位国王很快发现，欧洲大陆除大不列颠王国外的所有国家开始联合起来反对他。因此，他不得不只身面对一个庞大的联盟。这个联盟最终包括奥地利大公国、俄罗斯帝国、法兰西王国、瑞典王国、萨克森选帝侯国 [12] 和整个神圣罗马帝国。意识到危险正在日趋迫近，腓特烈大帝只好和大不列颠王国结成攻守同盟，以在暴风雨到来之前巩固他的实力。然而，七年战争 [13] 引发的新一轮大规模斗争即将使全世界对腓特烈大帝另眼相看。在世人的注视下，腓特烈大帝经受住了命运给出的所有考验，并在一个又一个关键时刻运用智谋化险为夷。他频频受阻，却总能在灾难中取得胜利。1757年之前，世人眼中的腓特烈大帝只是一名坐拥一支顶尖军队的老练的指挥官。1757年后，人们一下子意识到，原来腓特烈大帝和他的军队拥有能将整个欧洲难倒的本事。对手的数量再多，也吓不倒在罗斯巴赫战役 [14] 中打过胜仗的士兵们。没有一个将军能和在洛伊滕战役 [15] 中以绝世骁勇之姿惊艳世界的那位领导者 [16] 相提并论。即使是七年战争最后时期的种种混乱和灾难，也不曾遮盖腓特烈大帝的光芒和减损他的威名。精疲力竭的腓特烈大帝以胜利者的姿态走下战场。他赢得了自查理五世 [17] 时代起便再没有人能担当得起的名号。腓特烈大帝击败了奥地利大公国军队，赶走了法兰西王国的军队，用这两场胜利 [18] 为神圣罗马帝国的未来打下基础。 七年战争前的神圣罗马帝国与欧洲形势 罗斯巴赫战役 查理五世 在很大程度上，腓特烈大帝的性格决定了他的执政风格、外交手段与作战特点。因此，如果对他的性格做一个小小的分析，那么将会对我们做进一步的研究大有裨益。我们能从腓特烈大帝身上看到许多截然不同的特征。这些特征间的反差之大简直让人难以相信它们都属于同一个人。而这种反差也恰好印证了腓特烈大帝古怪的性格。走近那些逼真的肖像画，只见一双灰蓝色的大眼睛照亮了画中人的神情，并为那张严肃而冷酷的脸增添了唯一一抹柔和的色彩。虽然这样柔和的色彩或许也映射出了他的某些弱点，但这些弱点你只能从他的眼睛里找到，在别处就无迹可寻了。正是这样的性格和容貌让关于他的这些故事听起来都显得合情合理。他允许街头的男孩儿们骑他的马；他拍着掷弹兵们的肩膀让他们叫他“老弗里茨”。又或那个高尚的传说，讲战争结束后的他在夏洛滕堡 [19] 因听到吟唱赞美诗的歌声流下眼泪。那些尖刻的讽语和那个拥有钢铁般轮廓的下颌以及那张渗透了不择手段的神情的脸足以让我们对他做下的这些事深信不疑。他用尖锐的语气开着宗教的玩笑，用令人作呕的卑鄙手段对待老友，也用冷酷的心肠对待他的某个兄弟和许许多多的老兵。抛开个别的友善之举，腓特烈大帝并不是一个宽厚和大方的人。除去对公共事业的终身奉献，腓特烈大帝只在某些意义上算是个好人，但也远没有好到无可指摘的地步。与同时代的任何人相比，他都更像埃德蒙·伯克 [20] 描述的那种“历史上伟大的坏人”。此外，虽然缺乏阿尔芒·让·迪普莱西·德·黎塞留 [21] 所拥有的深刻洞察力和威廉·皮特父子 [22] 所具备的那种绝妙的灵感，但腓特烈大帝拥有迅速取得成功并攫取利益的能力。这种能力是他那个年代甚至任何年代的人都望尘莫及的。 腓特烈大帝 埃德蒙·伯克 阿尔芒·让·迪普莱西·德·黎塞留 除了战争方面的成就，腓特烈大帝对国家内部的改革和管理也很有成效。他树立了18世纪统治者的模型——哲学家式暴君 [23] 。他为世界树立起一个开明统治者的榜样——尽管他不是第一位这么做的统治者。他还清除了宫廷里的骄奢淫逸之风。他脑子里装的不是古板的教条、各派系的利益及阶级的特权，而是整个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利益。编纂法典、规避酷刑、确立对待贫富一视同仁的司法理念及更大限度地容忍公民的意见和宗教方面的声音，这些都是腓特烈大帝在欧洲引进或大力普及的改革举措。虽然腓特烈大帝并非这种行政管理体系的原创设计师，但他对这个体系做了改进并使它运转得比之前更加顺畅和高效，从而对普鲁士王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空前的促进作用。在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 [24] 看来，腓特烈大帝治下的普鲁士王国正是一个国家应该有的样子。腓特烈大帝比任何一个地产商都更能识别一块土地的价值，并更懂得付出努力去对它进行开发和维护。另外，与增加税收、操练军队或攻夺新的领地相比，这位国王对鸡的饲养、咖啡的价钱及瓷器的制造同样抱有浓厚的兴趣。普鲁士王国的行政官员们从上到下完全听从国王的指挥。官员们介入到国家生活的方方面面，指导生产，引进移民，在荒地上建立移民聚居区，排干沼泽，开垦沙漠，修建道路，开辟运河，扶贫解困，鼓励节约并惩治游手好闲之徒。与此同时，那些非物质性的东西同样得到了这些官员的重视。伏尔泰曾说过，腓特烈大帝早晨是斯巴达人，下午是雅典人。腓特烈大帝不计其数地设立兵营和建造要塞，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为自己建造宫殿和为他的子民修建学校。他招募文人学士到柏林工作，兴建歌剧院，鼓励艺术发展并资助文学事业。当时的普鲁士王国仍然呈现出一派中世纪的封建特色。贵族享有极大的社会和政治特权，譬如免除赋税与垄断军职。大多数农业人口都还是农奴，并承担着沉重的税收。但有失必有得。在有序的管理模式和逐渐形成的严格风纪之下，贵族们成了国王手下顺从的仆人。团结一致抗击外敌的国家是最安全的。眼看国家日益强大起来，普鲁士王国的农民便不再认为自己受了亏待。在普鲁士王国，和平与秩序得到维护，各阶层之间加强了沟通交流，国家的物质条件也得到了极速改善。此外，腓特烈大帝还掌握着一个几乎能够压倒其他所有国家的优势。在他的统治下，普鲁士王国的经济是那样繁荣。他又仔细地照管着国库里的资金，所以从不需要从别的国家贷款——即便在战争的重压下也是如此。尽管收取着大不列颠王国的补助金 [25] ，但腓特烈大帝在财政上仍然非常节俭。这笔补助金足够普鲁士王国按期偿还每一笔欠款。因此，虽然七年战争使普鲁士王国遭受了巨大的伤痛，但并没有让普鲁士王国抵押上自己未来的资源。而当奥地利大公国还在堆积成山的债务中苦苦挣扎时，普鲁士王国已经靠着腓特烈大帝的收支平衡系统为子孙后代免除了债务的拖累。腓特烈大帝曾将战争结束时的普鲁士王国比作一个全身遍布伤口并血流不止的人。不过，此人一旦止住了血，就不会再有伤口化脓和旧伤复发的危险。 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 腓特烈大帝视察马铃薯收成情况 腓特烈大帝治下行政管理体系的真正缺陷恰恰在于它实在太成功了。这个体系运转得太完美了，结果是整个局面开始朝机械化的方向发展起来。从理论上来讲，只要腓特烈大帝的手还操控着这个体系，他强大的能量就会源源不断地灌输到体系中的每一个部分，从而维持整个机器的运转。但有迹象表明，在统治末期，腓特烈大帝的力量已经不能胜任这项任务。此外，作为一个单枪匹马的个体，腓特烈大帝一人确实难以预见千千万万人的需求和愿望。普鲁士王国内部已经形成一种模式化结构。它的首要驱动力成了一种机械化的力量。普鲁士王国昔日的创造力消失了。这在1777年就已初见端倪。也正是在1777年，休·艾利奥特写道：“普鲁士王国的政体使我联想到一个无比巨大的监狱。监狱的中心是伟大的监狱长。他正忙着看管他的囚犯们。” [26] 腓特烈大帝的行政管理系统缺乏弹性，其严密程度之高压制了个体的活力和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自然力量。这些缺陷对军队造成的伤害更大。腓特烈大帝从他父亲腓特烈·威廉一世 [27] 那里接管了世界上最训练有素的步兵。他也向世界证明了自己不管在任何地方都能很好地指挥这些步兵进行作战的能力。无论是在波茨坦的练兵场还是在许许多多的战场上，腓特烈大帝指挥的军队都表现得非常精彩。然而，我们很难说他提升了这群步兵的精神面貌或改善了军队的纪律。到了晚年，腓特烈大帝的绝对主义 [28] 渐渐占据上风。虽然他确实曾有一次将决定权交给了元帅和将领们，但从整体来看，晚年的腓特烈大帝对任何显露出独立特质的人和各种独创性思想都抱有提防之心。腓特烈大帝最喜爱的领导者是那些不考虑具体形势、只会温顺地执行命令的人，或那些愿意为种种错误背黑锅的人，哪怕这些人本可以靠一己之力避免这些错误。独立的个体变成机械的部件，受一部冷酷的机器掌控。这部机器则仅由一人指挥。用这种方式运转一个国家势必会带来不可避免的后果。在普鲁士王国，将领们的智力退化了，军队的活力也减弱了。士兵们的程序化操练进行得非常顺利。军队里那种堪比自动化的运转模式也一如既往地令人惊艳。然而，那种曾经在洛伊滕的战场上对士兵们起到激励作用的精神，那种造就了像库尔特·克里斯托夫·格拉夫·冯·施维林 [29] 和弗雷德里希·威廉·冯·塞德里茨 [30] 这样的将军的训练模式，都在1778年从腓特烈大帝的军队里消失了。普鲁士王国的一切都靠国王一人维系，但此时的腓特烈大帝已经不再是从前的腓特烈大帝了。时过境迁，腓特烈大帝和他的军队再也没有之前那种乐观的心态和强健的力量。曾几何时，正是这种力量带领普鲁士王国闯过一次又一次的灾祸。眼下，虽然普鲁士王国的传统习俗、国风、国纪及君主那无可估量的名望都依旧散发着强大的影响力，但这种强大已经显现出腐朽的征兆。正如一个开始衰老的人，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仍然肌肉强健，但内在的活力在逐渐消减。腓特烈大帝的民政管理体系和他的军事名望为欧洲所仰慕。然而，“权力本身虽值得称道，但当它高居宝座时，也埋下了它葬身的基础” [31] 。 腓特烈·威廉一世 晚年的腓特烈大帝 库尔特·克里斯托夫·格拉夫·冯·施维林 第2节　玛丽亚·特蕾莎、约瑟夫二世和奥地利大公国 1778年腓特烈大帝治下的普鲁士王国和1740年玛丽亚·特蕾莎 [32] 治下的奥地利大公国差异显著。普鲁士王国的国家体系机械化色彩浓厚，全国上下都紧密联合在一起。奥地利大公国仍然保留着中世纪的遗风，国家内部组织涣散。玛丽亚·特蕾莎继承了一个地理层面上比普鲁士王国更加分散的王国。这个王国里的一些未开化的居民足以将普鲁士王国愚昧的农奴衬托成深受教化的文明人。玛丽亚·特蕾莎在南尼德兰和位于今意大利地区的殖民地，以及她在德意志南部与西部的那些如尘屑般分散的领地，与其说是权利的象征，不如说是危险的源头。因为对于西班牙王国或法兰西王国那贪婪的胃口来讲，这些领地都是巨大的诱惑。在奥地利大公国的领地上，风俗习惯花样百出，行政手段风格各异。虽然中世纪的精神仍然随处可见，但帝国该有的秩序已经无处可寻。事实上，奥地利大公国只是一片大陆，而非一个实际意义上的国家。维也纳贵族和特兰西瓦尼亚 [33] 农民之间的差别跟巴黎的大领主和俄罗斯帝国农奴之间的差别一样大。人种、气候和民族之间，以及国民的富裕程度和文化程度之间所产生的对比从始至终都令人震惊。奥地利大公国、施蒂里亚 [34] 和卡林西亚 [35] 的大公国，以及蒂罗尔 [36] 和西里西亚这些地区的主要人口都是德意志人。因此，用神圣罗马帝国的惯用办法和统一规范来治理这些地区会更加容易。此外，这些地区的人实际上也是整个奥地利大公国最聪明和最富足的。波希米亚 [37] 和摩拉维亚 [38] 则完全是另一番光景。这两个地方的土地非常贫瘠。当地的国民都是捷克人。这些人愚昧得无可救药，并且对专制地主们怀有造反情绪。伊利里亚 [39] 生活着一群野蛮无知的民众，他们的各种生活习惯和行为举止都和那些野蛮的俄罗斯帝国农奴一样低级——甚至比他们更加低级。虽然上面提到的这些地区都属于世袭省 [40] ，但这些地方和整个匈牙利王国之间仍然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作为一个独立王国，匈牙利王国国力强大并以自我为中心，由生性骄傲又满怀激情的马扎尔 [41] 贵族们统治。他们掌控税收和管理国家，并将外国人——德意志人拒之门外。可以这么说，在这个国家，一个完美的封建贵族统治模型受到了防腐处理，并一直保存了下来。中世纪的匈牙利王国和18世纪的奥地利大公国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对比就和那些饰有羽毛的大毡帽、毛皮制成的多曼 [42] 、半月形的弯刀、凶狠的八字胡和长长的头发的匈牙利王国贵族和面庞白净、头戴假发并穿着丝绸的维也纳贵族们之间形成的对比一样强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1740年，以腓特烈大帝为首的众多欧洲国家向这片通过奇异的方式联合在一起，又被极端复杂的局势所笼罩的土地伸出了掠夺的双手。最终结果是匈牙利王国失去了西里西亚。然而，这一打击虽然有苦涩的成分在，但对哈布斯堡家族来说也未尝不是件好事。 玛丽亚·特蕾莎 马扎尔贵族传统服饰 哈布斯堡家族徽章 这场空前巨大的灾难 [43] 及这种现代的组织管理方法跟过时的中世纪体系相撞时所产生的强大冲击，终于促使奥地利大公国开始想办法做出改进。要想在未来避免类似的灾难，奥地利大公国就必须大刀阔斧地改弦更张，以使国家体系与当前的时代环境相适应。玛丽亚·特蕾莎本质上倾向于保守。然而，1748年后，她还是坚决地推行了改革重建工作。玛丽亚·特蕾莎在军队方面进行了重点改革。虽然她那支曾经在1756年到1763年和普鲁士王国对峙的军队依旧不能和腓特烈大帝手下的军队相提并论，但与她在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时征用的那些雇佣军和从国家各地征募的士兵和非正规军相比，改革过后的军队有了很大进步。政府内部也发生改观，财务得到整改，征税办法有了改进，行政机关也变得更加高效。1758年，玛丽亚·特蕾莎建立了一个国务委员会，将原先同时存在并且乱作一团的各种执行委员会、临时委员会和政务会合并成一个单位。接着，这种协作和集权的理念逐渐系统化地传递到奥地利大公国的每个角落。对于匈牙利王国，足够明智的玛丽亚·特蕾莎并未尝试任何翻天覆地的变革。这一方面是出于她对匈牙利王国在1740年的黑暗时期 [44] 一直支持她的感谢，另一方面则出于她一贯的慎重。匈牙利王国虽然也难免沾染到改革的气息，但总体还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单元保留了下来，由玛丽亚·特蕾莎手下那群思想滞后而又深爱着自己国家的贵族们管理。这样一来，这些骄傲的匈牙利贵族变得飘飘然起来。他们学起了德语，却忘记了本分。不过，这些贵族并未干出其他逾矩的事情。在他们的管理下，匈牙利王国仍然奉行着贵族民主制 [45] 。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的贵族阶级主要是德意志人。因此，在这群人中间推行中央集权制相对容易一些。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这两个地区并没有被小地方的某些行政组织支配而在死气沉沉的规章条例下维持着准独立状态，而是被划进维也纳官僚体制所能触及的范围内。这样一来，公务员们变得更有活力，也更加具备公益精神。组织性和纪律性终于在人们身上体现出来。效率提升后的行政管理部门获得了翻倍的税收。于是，在晚年的玛丽亚·特蕾莎的统领下，这片一度在查理六世 [46] 手中沦为波兰-立陶宛王国那般惨淡模样的土地，一跃成为能够比肩法兰西王国的强大帝国。 查理六世 和普鲁士王国一样，奥地利大公国的统治风格也带有统治者强烈的个人色彩。然而，正如1765年后频繁出现的报道所讲的那样，波茨坦只有一位国王，而维也纳有三位。这三位分别是女王玛丽亚·特蕾莎和她的儿子——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约瑟夫二世，以及身份差不多相当于大维齐尔 [47] 的奥地利大公国国务大臣考尼茨·里特贝格公爵文策尔·安东 [48] 。一幅幅中世纪面孔面对着我们，或愤世嫉俗，或粗蛮狂野，或浸淫肉欲，或道德败坏。在这些面孔中，玛丽亚·特蕾莎那张女性的脸庞尤其散发出一种不可名状的吸引力。她的额头宽阔而高贵，嘴部的表情很坚定，但同时又流露出敏感与和善的气质。她的眼神直率、清澈又真挚，面部神情纯真、诚恳而充满力量。她的举止高贵威严，但女王的庄重之气并未削减她作为女性所独有的甜美气质和母性光辉。在那些私情遭到揭露之后，在人们往她身上安插了那么多罪名之后，她的画像仍然能被这样完好地保存下来，这也印证了她所具备的那种非常独特的人格力量。这种人格力量异常强大，并且具有一种别致的纯洁性。玛丽亚·特蕾莎或许不是最伟大的政治家，但她有着唤醒激情的力量、坚定的意志及一贯正确的洞察力。面对不忠的丈夫、阴险的审判庭和腐败的行政部门，玛丽亚·特蕾莎克服重重困难，以她独特的女性气质、勇气和治国才能赢得了对手的尊敬，成为一位受奥地利人和匈牙利人爱戴的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者，并使她的统治焕发出黄金时代 [49] 的光彩。在她的领导下，国民安居乐业，国家声名远扬。在查理六世统治期间，南尼德兰被割让给了奥地利大公国。在玛丽亚·特蕾莎统治期间，西里西亚失守。即便如此，在国家的光辉形象和繁荣程度方面，也没有人敢拿查理六世的统治成果和玛丽亚·特蕾莎的统治成果进行对比。 考尼茨·里特贝格公爵文策尔·安东 无论是性格还是外貌，玛丽亚·特蕾莎和她的国务大臣考尼茨·里特贝格公爵文策尔·安东都形成了鲜明对比。考尼茨·里特贝格公爵文策尔·安东那张脸精瘦又强硬，犹如假面一般。玛丽亚·特蕾莎的脸则舒展大方且流露出健美的气质。考尼茨·里特贝格公爵文策尔·安东善于调动圆滑的外交手腕来施行各种狡猾而微妙的政策。玛丽亚·特蕾莎则无论走到哪里都抱着毫不做作的淳朴姿态。她对宗教怀有虔诚之心。这种虔诚甚至延伸到外交方面，促使她坚持以一副真诚的心肠来和别国交往。这位极受玛丽亚·特蕾莎赏识的奥地利大公国国务大臣则是一个典型的18世纪中叶政治家。他从头到脚散发着矫揉造作的贵族习气，头发总是扑着粉，衣服上缝有最时兴的花边。考尼茨·里特贝格公爵文策尔·安东精明练达，举手投足间透着优雅的风度。没人比他更会将轻薄浮佻和外交之道相辅结相成地结合在一起。他的一些最重要的密友都是在台球沙龙里认识的。他在外交上取得的很多胜利用的都是一些毫无道德底线的人才会用的办法。他无疑是那个时代最纯正的产物，对人性怀有极大的鄙夷，并生就强烈的愤世嫉俗之情。因此，他自然而然地接受了那种比较极端化的认识，视牧师为伪君子，视宗教为迷信。出于对玛丽亚·特蕾莎的尊敬，在她统治期间，考尼茨·里特贝格公爵文策尔·安东将自己在宗教方面的极端倾向隐藏起来。然而，平心而论，没有哪个国家的政治家像考尼茨·里特贝格公爵文策尔·安东这么坚决地反对教权。考尼茨·里特贝格公爵文策尔·安东遭受了太多来自同阶级的偏见，而他种种反人民的观点和他对人性的多疑也从没带给他什么好处——作为一个政府内部机构的改革者，上述两个原因使他的改革收效甚微。然而，作为一名外交家，考尼茨·里特贝格公爵文策尔·安东确实具备许多顶级的职业素养：泰然自若的风度、机敏的才智、永远温文尔雅的行为举止、一个或许不够深刻但足够清晰的头脑和种种荒诞又别具独创性的巧思。奥地利大公国、俄罗斯帝国和法兰西王国的三国联盟 [50] 是一件外交杰作。这件杰作的首席设计师正是考尼茨·里特贝格公爵文策尔·安东。七年战争期间，这个三国联盟对腓特烈大帝几乎造成毁灭性打击。然而，考尼茨·里特贝格公爵文策尔·安东还是过于依赖国家联盟、政治手腕及外交策略的力量了。如果这些因素真能决定一切，那么腓特烈大帝早就被赶下台了。现实情况狠狠地嘲笑了考尼茨·里特贝格公爵文策尔·安东脑海中不切实际的美梦。七年战争的结局为普鲁士王国国王又增添了一份光荣。奥地利大公国外交官的名声也因此遭到轻微的贬损。奥地利大公国为自己招来了一笔巨大的债务，并极大地损耗了国家资源。与此同时，收复西里西亚的愿望也破灭了。这就是那场结束于1763年的七年战争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玛丽亚·特蕾莎更愿意听从除考尼茨·里特贝格公爵文策尔·安东之外其他顾问的建议，也就情有可原了。 约1765年，约瑟夫二世首次崭露头角。自此，奥地利大公国的国家政策呈现出新的特点。各类方针都洋溢着蓬勃的活力，体现出政府对于改革的热情。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当时的情势，以及玛丽亚·特蕾莎和考尼茨·里特贝格公爵文策尔·安东的心血来潮之举，但约瑟夫二世发挥的作用同样不可小觑。约瑟夫二世早期的画像显示出一种深沉甚至忧郁的特征。循着他的相貌，我们不难识别出他身上具有的品质——那些为哲学家所珍爱却为神父所痛恨的品质，为他赢得了所有说德语的人的爱戴和所有匈牙利人的憎恶。一些人宣称，约瑟夫二世具备异乎寻常的天赋，但他的缺陷也同样大得惊人。而他之所以是这么一个瑕瑜互见的人，一方面是因为他是弗朗茨一世 [51] 的儿子，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也是个洛林 [52] 人，而非真正的鲁道夫家族 [53] 或马克西米利安家族 [54] 的子孙。虽然约瑟夫二世的脸部轮廓看起来不像是哈布斯堡家族的人，但他拥有一双典型的玛丽亚·特蕾莎式的眼睛。他早期的画像是一张平滑和椭圆形的脸，脸色愉悦舒展，嘴唇丰满灵活又敏感，面部神情显得坦率大方且全神贯注。而他真正的人格体现在那双大大的、晶莹的蓝眼睛之中。这双眼睛曾为整个维也纳所仰慕，双眸透射出强烈的同情、温暖的人性及不顾一切的渴望——这些都是一个真正的男人应该具备的性情。约瑟夫二世的缺点有很多，譬如思想混乱、行为鲁莽、拿恶劣的态度对待下属，以及将精力用在不该用的地方。然而，这些都不能抹煞他对子民怀有的热情和他对弱势群体流露出的真诚的关怀。一颗一如既往的温柔的心一直在这位君主的胸腔里跳动着。 弗朗茨一世 约瑟夫二世早期画像 浓厚的人道主义情怀和严密且机械化的逻辑是约瑟夫二世身上最突出的特征。他时而是热心肠的慈善家，容易受个人情绪支配，显得很冲动；时而是残酷无情的官僚主义者，坚持用军事化手段贯彻各种迂腐的理念。前者是子孙后代对他的看法，有关他的传说就和哈伦·拉希德 [55] 的一样多。约瑟夫二世爱去奥地利大公国广阔领土上那些偏远的角落旅行，并且不告诉任何人，只带上勉强够用的侍从，穿一件朴素的纯黑色大衣，化名“法尔肯施泰因伯爵”。相比山上的城堡，他更喜欢睡在乡村小客栈里。他爱用自己的眼睛打量这个世界，就像一位真正的人民的“父亲”一样。有一次，约瑟夫二世匆忙走进一家科林 [56] 的小客栈。靴子上的泥巴弄脏了地砖。“走开！”正在擦洗地砖的女仆怒气冲冲地朝他喊道。然而，这位高个子年轻人微微一笑，给了她一个达克特 [57] 。谁会一下子扔掉这么多钱呢？除了伟大的，不，应该说是最伟大的皇帝？女仆这么想着，询问之下发现对方的确是约瑟夫二世本人，自然也就感到窘迫万分了。 [58] 还有一个更有名的故事发生在布尔诺 [59] 附近。这个故事讲的是约瑟夫二世从一位捷克农民手里接过犁并在地上耕出一条犁沟，以展现他对农民和各行各业最光荣的劳动者们的敬爱之情。 [60] 不管政治家和历史学家怎么说，约瑟夫二世至少赢得了农民的心。农民将约瑟夫二世的画像和圣母玛丽亚的画像并排挂在自家的小房子里。人们还创作了数以千计的传说和歌谣，以铭记这位好皇帝——这位致力于将农民从农奴制中解放出来的农民的恺撒，这位曾经为劳苦大众带去过一线希望和同情的人，这位渴望被人们冠以“热爱人民的人”的称谓的君主。 约瑟夫二世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1765年弗朗茨一世驾崩后，约瑟夫二世被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此前，他已经是罗马的国王。从此，约瑟夫二世成为公认的神圣罗马帝国元首和基督教世界名义上的统治者。然而，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他实际上并不具备太大的影响力，而他在文明世界所拥有的那份界定不明的王权也一样发挥不了太大作用。一贯性急的约瑟夫二世奋力要为已然凋敝和饱受蛀虫啃噬的神圣罗马帝国注入一些能量。然而，他的努力遭到了最具羞辱性的排斥。宫廷议会、最高法院 [61] 和帝国枢密法院 [62] 早已陈旧，内部运转低效并且腐败不堪。约瑟夫二世试图恢复这个笨重体制的往日风貌，并在各机构中重建以前的秩序，但他的努力不仅失败，还引起人们强烈的怀疑。这些怀疑并非毫无道理——人们认为他只是想利用职权为奥地利大公国谋取私利。 继任初期的变革尝试遭到挫败后，约瑟夫二世将注意力转移到奥地利大公国的发展上来。毕竟，奥地利大公国是他自1765年就开始和玛丽亚·特蕾莎共同治理的国土。年轻冲动的他很快就跟经验丰富的考尼茨·里特贝格公爵文策尔·安东和小心谨慎的玛丽娅·特蕾莎发生了冲突。尽管如此，他还是推行了重大改革。在促进经济发展和推动财政改革方面，约瑟夫二世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是当时最需要进行整改的两个领域。历史上的奥地利大公国一直都面临着破产的威胁。七年战争后，形势一度万分危急。但到了1775年，经济又恢复了活力。奥地利大公国甚至可以骄傲地宣布，政府不仅避免了财政赤字，还实现了实实在在的财政盈余。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约瑟夫二世在宫廷中推行了最严格的节约措施。约瑟夫二世还从自己的腰包中掏出两千万基尔德 [63] ，并抵押了他在波西米亚、摩拉维亚、奥地利大公国和匈牙利王国的地产，最后甚至押上了他的泰申公国 [64] ，以偿还奥地利大公国的国债。通过这些办法，奥地利大公国的国债从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六左右的水平下降到百分之四。到最后，国家居然实现了收支平衡。单凭这些措施，奥地利大公国就避免了破产的命运。这项成果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而为该成果贡献最大的人正是约瑟夫二世。使奥地利大公国避免破产，促进教育发展，改善监狱条件，废除奥地利大公国的农奴制，推行人性化的刑罚并废除酷刑等成果极大程度上都要归功于约瑟夫二世。 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约瑟夫二世 脑海中悬着一幅空想式的完美图景，对习俗惯例抱着不管不顾的态度，约瑟夫二世在治国理政方面提出了很多完全不切实际的想法。考尼茨·里特贝格公爵文策尔·安东和玛丽亚·特蕾莎对约瑟夫二世的大多数想法都予以反对，这不失为明智之举。约瑟夫二世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儿子。然而，对于一个热情高涨又办事冲动的年轻人来说，母亲的这种反对仍然很容易引起他的怨恨。1765年，为了转移儿子的注意力，玛丽亚·特蕾莎将军队大权全部交到儿子的手里。虽然这个主意很巧妙，但结果令人咂舌。因为这种管理形式实际上最容易使约瑟夫二世倾向于专断独裁。抱着军事领域的那套观念，约瑟夫二世认为，他可以像指挥军队一样轻易地命令所有人朝同一个方向前进，也可以用下达军事命令时的那种生硬机械和说一不二的办法来制定和执行国家的法律。他还认为，无论对于哪种形式的反对意见，他都可以用武力来解决。约瑟夫二世干劲十足，他的朋友弗朗茨·莫里茨·冯·拉西 [65] 则拥有强大的智力资源。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这两个人将出色地结合各自的才能，大大提高奥地利大公国军队在人员配备和物资供给方面的实力。军队如此，国家也是一样。自1740年起就一直保有中世纪特色的奥地利大公国，虽然直到1778年也没有表现出丝毫现代化的特征，但正在疾速地进步。和之前相比，奥地利大公国的资源丰富了不少。行政管理体系也变得更加高效而统一集中了。奥地利大公国既没有普鲁士王国的完美技术，也不像对方那样盘踞着道德的高地。但话又说回来，奥地利大公国既没有困在往昔的传统中无法脱身，也没有被眼下的成功束缚住手脚止步不前。自腓特烈大帝即位到1763年，当时的奥地利大公国和普鲁士王国即便实力仍不对等，也至少最接近相持状态。接下来，就请读者继续和我一起去调查一下1763年以后的历史，看看在外交场的风云竞技中拔得头筹的究竟是谁吧。 弗朗茨·莫里茨·冯·拉西 第3节　普鲁士王国与奥地利大公国在1763年到1777年的外交形势 奥地利大公国有玛丽亚·特蕾莎、约瑟夫二世和考尼茨·里特贝格公爵文策尔·安东共同掌管对外事务。即便如此，腓特烈大帝一人也仍然拥有巨大的优势，能够支配国际外交政策的前进路线。怀有一颗虔诚之心的玛丽亚·特蕾莎对国际道义心存顾忌，在任何事情上都非常正直。因此，她常常被约瑟夫二世和考尼茨·里特贝格公爵文策尔·安东提出的荒唐建议激怒。与此同时，约瑟夫二世那轻率鲁莽的行为方式和大臣们的某些异想天开的话语，也往往与玛丽亚·特蕾莎理智的头脑和她实事求是的处事态度产生巨大的冲突。在管理奥地利大公国内部事务时，玛丽亚·特蕾莎尚且能够设法坚定立场并拿出绝不动摇的姿态来向她的两个首席顾问 [66] 下达命令。但到了外交政策上面，事情就截然相反了。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军队首领，这两种身份为约瑟夫二世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使他能够理直气壮地在外交政策上发表意见和施加影响。而当外交经验丰富的考尼茨·里特贝格公爵文策尔·安东对约瑟夫二世的观点表示赞同时，相比玛丽亚·特蕾莎，联合起来的两人便占了上风。反观普鲁士王国，腓特烈大帝只将他的顾问当作执行命令的办事员，决策的制定和废除都仅由自己做主。这样一来，腓特烈大帝就为整个决策过程赋予了整体性。这样做的好处是能够排除他人的干扰，同时避免矛盾的产生。 七年战争结束后，奥地利大公国和普鲁士王国的形势都很危急。两者都被各自的盟国抛弃了。俄罗斯帝国抛弃了奥地利大公国。大不列颠王国抛弃了普鲁士王国。俄罗斯帝国和大不列颠王国的变节决定了中欧接下来二十年的外交局势。没有了盟国的帮助，两支神圣罗马帝国力量都处在不安全的境地。奥地利大公国选择依附法兰西王国，因为法兰西王国曾经答应要为奥地利大公国提供援助。虽然此时的法兰西王国和之前相比显得有点犹豫不决，但也算得上是奥地利大公国的朋友。1762年，彼得三世 [67] 统治下的俄罗斯帝国实际上已经抛弃奥地利大公国，并和普鲁士王国结成了一个进攻性联盟。杀害彼得三世的凶手、他的遗孀及继任者叶卡捷琳娜大帝后来撤回了和普鲁士王国的联盟，但由于联盟一直保持中立，所以腓特烈大帝没有丢掉一英尺 [68] 西里西亚的土地就大获全胜地结束了七年战争。然而，波兰-立陶宛王国发生的事件很快又迫使叶卡捷琳娜大帝和普鲁士王国拉近了关系。1763年10月5日，波兰-立陶宛王国国王奥古斯特三世 [69] 驾崩。波兰-立陶宛王国实行选举君主制 [70] 。奥古斯特三世驾崩后，波兰-立陶宛王国的贵族们相继受到来自外部的贿赂和恐吓。在这种情况下，王位继承权必然要产生争议。一场漫长而血腥的战争一触即发。叶卡捷琳娜大帝计划将她心目中的候选人推上王位。她唯恐奥地利大公国和法兰西王国组成的联盟对她的计划造成威胁，因而向腓特烈大帝求助。1764年4月11日，叶卡捷琳娜大帝和腓特烈大帝签订了一个同盟条约，为俄罗斯帝国和普鲁士王国缔结了八年的攻守同盟。与此同时，两人还在条约中制定了关于波兰-立陶宛王国王位继承事宜的一系列规章制度。两位大帝签订的同盟条约引发的结果令人震惊。俄罗斯帝国的大军迅速控制了波兰-立陶宛王国贵族，并于1764年9月7日将斯坦尼斯拉斯二世 [71] 送上波兰-立陶宛王国王位。斯坦尼斯拉斯二世是叶卡捷琳娜大帝的老情人兼新晋奴仆。俄罗斯帝国的行动得到了腓特烈大帝精神上的支持。此举一出，奥地利大公国的威望受到严重打击。如果不是国家内部情况不允许，考尼茨·里特贝格公爵文策尔·安东就要建议玛丽亚·特蕾莎宣战了。更棘手的麻烦还在后面。天主教反动极端组织开始反抗这位生性宽容的俄罗斯帝国籍国王。叶卡捷琳娜大帝用军队来支援她的情人 [72] ，并将情人的对手引到了奥斯曼帝国的领地上。奥地利大公国驻俄罗斯帝国大使和大维齐尔对这种庇护难民的行为表示强烈抗议。最终，斯坦尼斯拉斯二世被关进君士坦丁堡的耶迪库勒要塞 [73] 。叶卡捷琳娜大帝则向苏丹挑起了战争。这样一来，波兰-立陶宛王国动乱的结果便是引发了一场俄罗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危险战争。俄罗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将领们在战争中表现得像生手一样笨拙，逗乐了腓特烈大帝这位顶尖的军事艺术家，也让他不禁为欧洲日趋不稳的政治局势感到担忧。牺牲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之后，俄罗斯帝国于1769年征服并占领了全部的摩尔多瓦 [74] 。这次势力状况的变动不仅严重惊扰了腓特烈大帝，还差点儿迫使奥地利大公国插手。在这种境况下，奥地利大公国和普鲁士王国开始用更友好的目光打量对方。考尼茨·里特贝格公爵文策尔·安东重启了他在1766年的计划，打算在腓特烈大帝和约瑟夫二世之间安排一次会面。1769年8月25日，这场举世闻名的会面在西里西亚的尼斯河 [75] 举行。普鲁士王国年迈的老功臣遇到了奥地利大公国年轻的希望之星。面对恩斯特·吉迪恩·冯·劳东 [76] 这位七年战争中的奥地利大公国功臣，腓特烈大帝友好地展现了他的军人风度。为表示对腓特烈大帝的尊敬，约瑟夫二世也放下了自己皇帝的身段。这些细节都使这次尼斯河会面 [77] 闻名于世。然而，在同时期人眼里，这个如今看来世界级的大事只是一段别致的小插曲。约瑟夫二世给母亲玛丽亚·特蕾莎写信说，腓特烈大帝确实是个天才，但同时也是个恶棍。而腓特烈大帝当下之所以怀揣和平的愿望，只是因为他暂时还不敢冒险发动战争。腓特烈大帝写信告诉大臣，约瑟夫二世精力充沛且鲁莽轻率，是个狂热的煽动者。一旦时机到来，他肯定会将整个欧洲搅得天翻地覆。这次会面并没有拉近两位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反而惊动了叶卡捷琳娜大帝。1769年10月23日，叶卡捷琳娜大帝又和腓特烈大帝签订了一个新合约，缔结联盟。这个联盟一直持续到1780年才解体。 彼得三世 奥古斯特三世 斯坦尼斯拉斯二世 耶迪库勒要塞 腓特烈大帝与约瑟夫二世于1769年在尼斯河会面 恩斯特·吉迪恩·冯·劳东 1770年9月30日，腓特烈大帝和约瑟夫二世在摩拉维亚的诺伊施塔特 [78] 举行第二次会面。与尼斯河的会面相比，两人在诺伊施塔特的会面产生了更加重要的结果。此次会面过程令人非常难忘。和腓特烈大帝约有三十年未见面的考尼茨·里特贝格公爵文策尔·安东与这个老是挫败自己外交手腕的男人 [79] 热情地握手。腓特烈大帝直率地向考尼茨·里特贝格公爵文策尔·安东谈起这场注定不会有好结果的战争 [80] 可能引发的种种危险。两人一致认为，俄罗斯帝国的攻击势头已经成为潜在的威胁。因此，在和各自的同盟国依旧保持互助关系的同时，普鲁士王国和奥地利大公国都开始想办法力劝叶卡捷琳娜大帝保持克制。1770年年底，普鲁士王国的亨利亲王 [81] 奉命前去拜见叶卡捷琳娜大帝。叶卡捷琳娜大帝告诉亨利亲王，她坚决要将俄罗斯帝国对摩尔达维亚公国 [82] 的占领行动进行到底，至少也要让这个地方完全独立出来。得知这个消息后，腓特烈大帝写信告诉亨利亲王，他既不赞成叶卡捷琳娜大帝的决定，也不会支持俄罗斯帝国的侵略行为，因为他不想像“波吕斐摩斯 [83] 一样被人唾弃”。在奥地利大公国，玛丽亚·特蕾莎、约瑟夫二世及考尼茨·里特贝格公爵文策尔·安东的想法与腓特烈大帝不谋而合。但实际上，三个人既不信任叶卡捷琳娜大帝，也不信任腓特烈大帝。 为纪念腓特烈大帝和约瑟夫二世在诺伊施塔特会面而铸造的纪念币 亨利亲王 波吕斐摩斯 最终，普鲁士王国、奥地利大公国及俄罗斯帝国之间不再相互猜疑。有关奥斯曼帝国的问题得到调解，靠的竟是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瓜分波兰-立陶宛王国。 波兰-立陶宛王国国内的无政府状态已经持续较长一段时间。于是，奥地利大公国派出一支侦察部队，驻扎在波兰-立陶宛王国的边境线上。约瑟夫二世还为奥地利大公国划定了一条新的国界线，将泽普斯划进奥地利大公国的领土。泽普斯地区的人主要说德语。而泽普斯之前一直被视为波兰-立陶宛王国的领土。1412年，西吉斯蒙德 [84] 得到了泽普斯。匈牙利王国议会曾在很多场合宣布赞成泽普斯和匈牙利王国合并。匈牙利王国议会上一次这样表态是在1756年。1769年5月，鉴于波兰-立陶宛王国对泽普斯的所有权可能存在争议，斯坦尼斯拉斯二世允许——甚至是请求约瑟夫二世吞并泽普斯。然而，斯坦尼斯拉斯二世对约瑟夫二世做出的让步并非明智之举。因为约瑟夫二世抓住这个机会，不仅占领了泽普斯，而且试图将新松奇 [85] 、诺伊马克特 [86] 及科索尔津 [87] 并入奥地利大公国。约瑟夫二世命奥地利大公国军队驻扎在这些土地上，并用顶端饰有奥地利大公国老鹰的界桩将这些地方围了起来。不管其他人怎样评价约瑟夫二世吞并泽普斯的举动，有一点无论如何都无法否认，那就是这种侵略行为直接引发了接下来大范围的领土吞并。既然约瑟夫二世已经开始为自己夺取大量土地，那腓特烈大帝和叶卡捷琳娜大帝为什么就不能这么做呢？ 西吉斯蒙德 对于腓特烈大帝而言，1771年的情况似乎是这样的：“俄罗斯帝国在奥斯曼帝国占据着一块很大的领土，并对波兰-立陶宛王国构成了威胁。奥地利大公国占有一部分波兰-立陶宛王国的土地，这对俄罗斯帝国更是一种威胁。双方都有求于我，想让我帮他们打击另一方。我眼下虽然处在一个仲裁者的位置，但并没有等量的土地去平衡二者的需求。”为此，腓特烈大帝想到一个巧妙的办法。这个办法带有强烈的个人特色，甚至让人一看就知道是出自腓特烈大帝之手。1771年2月，腓特烈大帝托亨利亲王向叶卡捷琳娜大帝转达他的建议，即由普鲁士王国、奥地利大公国及俄罗斯帝国共同瓜分波兰-立陶宛王国。于是，三个国家达成了公平交易。俄罗斯帝国放弃了对奥斯曼帝国的大肆劫掠。奥地利大公国能从波兰-立陶宛王国攫取更多的利益。腓特烈大帝则满足于他得到的那块小小的区域——西普鲁士 [88] 。腓特烈大帝的态度很明确。他决不允许奥地利大公国和俄罗斯帝国分别在波兰-立陶宛王国和奥斯曼帝国无节制的扩张。如果奥地利大公国和俄罗斯帝国不按照他的想法行事，那么他就会坚决和这两个国家对抗到底。叶卡捷琳娜大帝并不愿意放弃波兰-立陶宛王国和奥斯曼帝国。但事实摆在眼前，如果她继续一意孤行糟蹋波兰-立陶宛王国人的土地，那么普鲁士王国就一定会向俄罗斯帝国开战。而她要是单枪匹马地去掠夺奥斯曼帝国的财富，俄罗斯帝国就会和奥地利大公国卷入战争。要想同时维护三个国家的利益并达成合作共赢的局面，就不得不牺牲波兰-立陶宛王国。只要牺牲了波兰-立陶宛王国，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就不会面临被分割的危险，而普鲁士王国、奥地利大公国及俄罗斯帝国也就能携手走出这个造成三个国家之间种种冲突的迷宫。 不管这些交易在别人眼中是否道德，腓特烈大帝和叶卡捷琳娜大帝似乎都只关心这些交易会给自己带来怎样的益处。无论是考尼茨·里特贝格公爵文策尔·安东还是约瑟夫二世，似乎都没有在良知上费神——后者是一个乐于用公正之心对待农民却在处理国际事务时毫不顾忌道义原则的人。然而，这些无情的阴谋家还面临一个障碍，那就是玛丽亚·特蕾莎的良知。通过瓜分一个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来防止另一个国家走向毁灭，玛丽亚·特蕾莎对规则抱有的虔诚之心和正义感，以及她对国际行为的公正性的坚持，都让她对这个无耻的提议感到无比愤慨。然而，玛丽亚·特蕾莎的反对实际上并不起作用。约瑟夫二世占领泽普斯和诺伊施塔特的行为已经像一声口哨，开启了吞并土地的进程。猎犬狂吠，猎物在望，猎人狩猎的念头已经无法打消。实际上，约瑟夫二世占领的这两个地方的面积与其他统治者后来陆续占领的土地相比简直不值一提。于是，玛丽亚·特蕾莎发出了重重的叹息。她一边流泪一边抗议，并向这些吞并别国土地的统治者发出了警告。她告诉这些人，为了本国私利弄虚作假的国际罪人迟早是要遭到惩罚的。然后，她便放弃了抵抗。 腓特烈大帝讥讽道：“玛丽亚·特蕾莎哭了，但也拿到了她的那份土地。”法兰西王国大使路易·德·布勒特伊 [89] 在维也纳笑道：“玛丽亚·特蕾莎一只手在分割波兰-立陶宛王国的领土，另一只手则拿着手帕抹眼泪。”人们无情地拿玛丽亚·特蕾莎的动机和对瓜分波兰-立陶宛王国这件事情的反应来开玩笑。这种玩笑说明，在当时的外交家看来，那种过时的美德无足轻重，甚至令人难以理解。由于能够从中得到商业利益，大不列颠王国对瓜分波兰-立陶宛王国的计划没有提出任何异议。而法兰西王国也只是发出轻微的抱怨。这些事实一致表明，国际道义已经不再发挥作用。 当时法兰西王国驻维也纳大使 路易·德·布勒特伊 从此，奥地利大公国、俄罗斯帝国及普鲁士王国开始了这次著名的——或者不如说是臭名昭著的瓜分波兰-立陶宛王国的行动。1772年8月5日，这三个国家的统治者签订了瓜分协议。1772年9月，这一协议公之于世。为了掩盖他们的侵略行径，三个国家的统治者在该协议里郑重声明他们的做法是有历史依据的。然而，除了一些19世纪的历史学家，没有任何人被这些把戏骗到。三位统治者 [90] 大肆宣扬他们对波兰-立陶宛王国的世袭权力。这一看便是典型的18世纪政治家才会用的政治策略。即使抛开这一点不谈，之前的各种谈判活动也足以说明瓜分波兰-立陶宛王国的举动自始至终都只是一个权宜之计。除去以前抢占的领土，瓜分成果被三个统治者公平分配。腓特烈大帝只得到了六百四十四平方英里 [91] 的土地和六十万人口。然而，西普鲁士的加入对普鲁士王国分散的版图起到了强化和紧凑作用，于普鲁士王国而言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叶卡捷琳娜大帝则得到部分白罗塞尼亚的领土。这片土地共有一百八十万人口，面积达一千九百七十五平方英里，在面积上可谓是最大的一份。虽然奥地利大公国只分到一千四百平方英里的土地——包括泽普斯在内，但这片土地上有三百万人口。维利奇卡 [92] 还有富饶的盐矿可供奥地利大公国支配。直到19世纪，广袤、富庶的维利奇卡仍然备受游客向往。简而言之，普鲁士王国增强了版图凝聚力，奥地利大公国收获了财富，俄罗斯帝国则扩大了领土。这样一来，在玩世不恭的腓特烈大帝眼里，关于波兰-立陶宛王国的这场交易似乎具有了一丝开启新纪元的意味。国际正义被统治者重新定义，未来一片大好。其实，这些统治者在互相交易的过程中并非完全不择手段，也并未将世间所有道德准则抛到脑后。事实上，针对这些统治者最严重的指控不是说他们瓜分了波兰-立陶宛王国，而是他们有意延续了波兰-立陶宛王国原来的无政府状态，并为进一步瓜分波兰-立陶宛王国找到了借口和机会。 讽刺普鲁士王国、奥地利大公国与俄罗斯帝国第一次瓜分波兰-立陶宛王国的漫画 普鲁士王国、奥地利大公国与俄罗斯帝国在第一次瓜分波兰-立陶宛王国中分别得到的领土示意图 关于这些交易，作者只在此处附带一提，为的是方便读者在接下来的阅读过程中逐步体会它们对国际大势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些交易表明，欧洲形势的纸牌再次被重洗。奥地利大公国不再被动，也不再寄希望于和平。一腔热血的约瑟夫二世和毫不安分的考尼茨·里特贝格公爵文策尔·安东显然盖过了玛丽亚·特蕾莎，成了奥地利大公国政策的制定者。俄罗斯帝国暂时疏远了盟国普鲁士王国。因为一方面，波兰-立陶宛王国遭到瓜分是腓特烈大帝的功劳，另一方面，腓特烈大帝还阻止了俄罗斯帝国对波兰-立陶宛王国的兼并。接下来的几年里，奥地利大公国和普鲁士王国这两支神圣罗马帝国力量彼此之间恢复了些许好感。这对奥地利大公国非常有利。奥地利大公国和普鲁士王国联合在一起，迫使叶卡捷琳娜大帝分享了她在波兰-立陶宛王国的战利品。现在，是该强迫她交出从奥斯曼帝国抢来的赃物了。1771年，奥地利大公国与奥斯曼帝国签订了一个协议 [93] 。为了回报奥斯曼帝国给予奥地利大公国的好处，包括允许奥地利大公国占领小瓦拉几亚 [94] 及商业上的一些利益，奥地利大公国同意帮助奥斯曼帝国去做俄罗斯帝国的工作。1772年，奥地利大公国和普鲁士王国联合起来，试图发起一场大会，以商讨东部事务 [95] 的解决办法，但这个尝试以失败告终。然而，遭到一系列极其糟糕的失败之后，在奥地利大公国和普鲁士王国联合斡旋下，奥斯曼帝国终于在1774年签订了《库楚克和凯纳吉条约》 [96] 。以奥斯曼帝国为代价，俄罗斯帝国在黑海沿岸获利颇丰。然而，俄罗斯帝国的军队还是撤出了摩尔达维亚公国。这次撤退是约瑟夫二世和腓特烈大帝最关注的问题，因为这真正标志着权力平衡面临被打破的危险。约瑟夫二世和腓特烈大帝对受难的土耳其人视若无睹。约瑟夫二世拒绝从布科维纳撤军，并以他已经履行了奥地利大公国与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同盟关系中的协议内容为由强迫俄罗斯帝国撤出了摩尔达维亚公国。约瑟夫二世对布科维纳的军事占领一直持续到1786年。同年，布科维纳被正式并入奥地利大公国。虽然腓特烈大帝并没有对此公开表示反对，但他心底其实非常不安。约瑟夫二世正支配着维也纳另外两个“国王” [97] 。这个狂热的煽动者已经对欧洲产生了威胁。 莫斯科燃放烟火，庆祝《库楚克和凯纳吉条约》签订 东部问题暂时得到解决。波兰-立陶宛王国无依无靠，奥斯曼帝国陷入沉寂。约瑟夫二世和考尼茨·里特贝格公爵文策尔·安东则毫不费力地利用各方形势，为奥地利大公国窃取了这两个国家的土地。然而，普鲁士王国和俄罗斯帝国仍旧是盟友。此外，鉴于有关波兰-立陶宛王国和奥斯曼帝国的问题都得到了暂时的调解，奥地利大公国开始将目光投向西边。1775年起，约瑟夫二世将注意力转向神圣罗马帝国。在这里，他再次试图为老旧的帝国机器注入活力，以推动奥地利大公国实现进一步发展。但和之前一样，他又失败了。约瑟夫二世使天主教邦国和新教邦国在议会上公然反目。眼看场面就要失控，约瑟夫二世威胁说要将他的专制统治强加给双方。他飞扬跋扈的架势和轻率鲁莽的野蛮劲头将大家都吓得不轻。虽然约瑟夫二世的这些努力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但他并没有仔细反思他的行为方式是否存在问题。天主教邦国和新教邦国之间的冲突已经被挑起。在这种情况下，约瑟夫二世开始留意起巴伐利亚公国来。巴伐利亚公国是继奥地利大公国之后神圣罗马帝国最兴盛的天主教邦国。1777年12月，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约瑟夫驾崩。机会来了。约瑟夫二世随即派军队占领了巴伐利亚公国东南部。1763年起，奥地利大公国开始表现出强烈的侵略倾向，其外交政策无不透射出统治者对领土的渴望。奥地利大公国从波兰-立陶宛王国和奥斯曼帝国夺来的战利品第一次满足了这种渴望。腓特烈大帝暂时还可以拿他的普鲁士分区 [98] 和奥地利大公国的加利西亚 [99] 相抗衡。他实在没有力气，或者说懒得去阻止奥地利大公国得到布科维纳。那么，此时的腓特烈大帝还会坐视德意志像波兰-立陶宛王国或奥斯曼帝国一般遭到瓜分吗？ 注解： [1] 　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约瑟夫（Maximilian III Joseph，1727—1777），神圣罗马帝国选帝侯，巴伐利亚公国公爵，1745年到1777年在位。 [2] 　波茨坦，德国兰登堡州的州府，北部与柏林相邻。 [3] 　掷弹兵，17世纪中后期在欧洲战场上出现的一种特种兵，身体素质极强，擅长投掷手榴弹和进行军事突袭。 [4] 　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约瑟夫死后绝嗣，同为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查理·西奥多尔对巴伐利亚王位拥有继承权。但查理·西奥多尔同样无嗣，因此他的侄子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约瑟夫对巴伐利亚王位拥有顺位继承权。巴伐利亚公国王位继承事件由此引发。 [5] 　查理·西奥多尔（Charles Theodore，1724—1799），巴伐利亚公国选帝侯，巴拉丁伯爵。 [6] 　1700年，西班牙王室绝嗣，来自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的王位继承人和法兰西王国波旁家族的王位继承人为了争夺王位，引发了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 [7] 　波兰-立陶宛王国国王奥古斯特二世驾崩后，欧洲各大强国相继介入波兰-立陶宛王国王位继承事宜，目的是对别国进行制衡并为自己谋取利益。波兰-立陶宛王国王位继承战争由此爆发。 [8] 　查理六世驾崩后并无男性子嗣。根据查理六世于1713年颁布的《国事遗诏》，其长女玛丽娅·特雷莎有权承继承奥地利大公国王位。以法兰西王国、普鲁士王国和巴伐利亚王国为首的一些国家对此提出异议。为了争夺奥地利大公国王位，欧洲多国之间爆发了长达八年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 [9] 　恺撒，源自罗马政治家、军事将领恺撒大帝（Gaius Julius Caesar）的名字。恺撒大帝驾崩之后，历代罗马皇帝开始沿用他的名字作为罗马皇帝的头衔。 [10] 　选帝侯拥有选举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权力。巴拉丁选帝侯作为七位选帝侯之一，统治神圣罗马帝国境内的莱茵-普法尔茨地区。 [11] 　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1740年到1742年发生在普鲁士王国和奥地利大公国之间的一场战争。主要战场位于西里西亚、摩拉维亚和波希米亚。这是18世纪中叶普鲁士王国与奥地利大公国之间爆发的三场西里西亚战争中的第一场，三场战争都以普鲁士王国控制西里西亚告终。 [12] 　萨克森选帝侯国，14世纪中期到18世纪末期神圣罗马帝国选帝侯国之一。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瓦解后，萨克森选帝侯国成为萨克森王国。 [13] 　七年战争是一场发生在1756年到1763年的全球性战争。在七年战争中，欧洲分成了以大不列颠王国和法兰西王国为首的两大阵营。因其规模巨大，一些历史学家将七年战争形容为“第零次世界大战”。 [14] 　罗斯巴赫战役，七年战争中普鲁士军队与法奥联军之间发生的一场战役。普鲁士军队在战役中大胜。 [15] 　洛伊滕战役，1757年爆发。当时，腓特烈大帝充分利用战术和地形，带领普鲁士军队打败了人数远超普军的奥地利军队。 [16] 　那位领导者指腓特烈大帝。 [17] 　查理五世（Charles V，1500—1558），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519年到1556年在位，西班牙国王，1516年到1556年在位。他曾统治占地面积总数近四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地，他治下的国家首次被称作“日不落帝国”。 [18] 　指罗斯巴赫战役和洛伊滕战役。 [19] 　夏洛滕堡，位于柏林。当地有柏林现存最大的王宫建筑夏洛滕堡宫。 [20] 　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1729-1797），爱尔兰裔英国政治家。 [21] 　阿尔芒·让·迪普莱西·德·黎塞留（Armand Jean du Plessis de Richelieu，1585—1642），世称“红衣主教黎塞留”，法兰西王国教士、政治家。 [22] 　威廉·皮特父子，指大不列颠首相威廉·皮特（William Pitt，1708—1778）及其子小威廉·皮特（William Pitt the Younger，1759—1806）。后者曾任大不列颠王国首相、英国首相。 [23] 　哲学家式暴君，即开明专制君主。 [24] 　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 Wi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德国哲学家，19世纪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代表人物。 [25] 　在七年战争中，大不列颠王国与普鲁士王国结盟并签订补助金协议。根据协议，大不列颠王国每年需要付给普鲁士王国六十七万英镑的补助金，作为对普鲁士王国在战争上的资助。 [26] 　明托夫人：《休·艾利奥特回忆录》，第105页。事实上，1777年11月9日，拉克索尔也引用了这一说法。拉克索尔在同年拜访了波茨坦和柏林，他很熟悉休·艾利奥特，读者可以自行考证这句话的原作者；对比拉克索尔的《柏林宫廷》，第1卷，第205页，1799年，伦敦。——原注 [27] 　腓特烈·威廉一世（Frederick William I，1688—1740），普鲁士王国国王，1713年到1740年在位。 [28] 　绝对主义，此处指君主专制思想。君主专制国家的统治者拥有最高统治权，且其权力不受法律的约束。 [29] 　库尔特·克里斯托夫·格拉夫·冯·施维林（Kurt Christoph Graf von Schwerin，1684—1757），普鲁士王国大元帅，腓特烈大帝手下最杰出的指挥官之一。 [30] 　弗雷德里希·威廉·冯·塞德里茨（Friedrich Wilhelm von Seydlitz，1721—1773），普鲁士中将，普鲁士王国最优秀的骑兵将领之一。 [31] 　出自莎士比亚《克里奥兰纳斯》。 [32] 　玛丽亚·特蕾莎（Maria Theresa，1717—1780），神圣罗马帝国女皇、奥地利女大公、匈牙利王国女王、克罗地亚王国女王和波希米亚女王，哈布斯堡家族唯一的女性统治者。 [33] 　特兰西瓦尼亚，历史地名，位于罗马尼亚中部，地形多山。 [34] 　施蒂里亚，历史地名，位于奥地利东南部。 [35] 　卡林西亚，奥地利最南端的一个地区，位于东阿尔卑斯山脉之内。 [36] 　蒂罗尔，历史地名，位于今意大利北部及奥地利西部。 [37] 　波希米亚，历史地名，位于今捷克境内。 [38] 　摩拉维亚，历史地名，位于今捷克境内。 [39] 　伊利里亚，历史地名，位于巴尔干半岛西部。 [40] 　世袭省指哈布斯堡家族掌管的世袭领地，包括奥地利大公国、蒂罗尔、卡林西亚和卡尔尼奥拉。 [41] 　马扎尔，来自匈牙利语magyarok，匈牙利的原称。 [42] 　多曼指骠骑兵穿着的一种颜色艳丽的上身军服。 [43] 　指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 [44] 　查理六世1740年驾崩后无嗣，其长女玛丽亚·特蕾莎继承父位。以普鲁士王国为首的一些欧洲国家拒绝承认玛丽亚·特蕾莎的王位继承权，而以奥地利大公国为首的众多国家则支持玛丽亚·特蕾莎继承王位，这其中就包括匈牙利王国。 [45] 　贵族民主制，又称黄金自由制（Golden Liberty），是波兰-立陶宛王国采用的一种贵族制政体。不管阶级或经济地位如何，所有贵族都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享有广泛的特权。 [46] 　查理六世（Charles VI，1685—1740），玛丽亚·特蕾莎之父，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711年到1740年在位。 [47] 　大维齐尔相当于首相。 [48] 　文策尔·安东（Wenzel Anto，1711—1794），奥地利外交家、政治家。 [49] 　黄金时代一词源于希腊神话，代指人类发展历史上的和平鼎盛时期。 [50] 　三国联盟指在七年战争中，考尼茨·里特贝格公爵文策尔·安东通过各种外交手段使奥地利大公国分别与法兰西王国和俄罗斯帝国结盟，从而一度将腓特烈大帝推向孤立境地，对普鲁士王国造成重大打击。 [51] 　弗朗茨一世（Francis I，1708—1765），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745—1765），创立了哈布斯堡洛林王朝。 [52] 　洛林，历史地名，位于法国东北部，历史上洛林公国的所在地。约瑟夫二世的父亲弗朗茨一世正是出自洛林家族（House of Lorraine）。 [53] 　鲁道夫家族，即哈布斯堡家族。该名源于哈布斯堡家族第一位国王、哈布斯堡王朝奠基人鲁道夫一世。 [54] 　马可西米利安家族，同指哈布斯堡家族。该名源于哈布斯堡家族鼎盛时期的统治者马克西米利安一世。 [55] 　哈伦·拉希德（Haroun-al-Raschid，763—809），阿拉伯帝国第五任哈里发。他统治时期为伊斯兰教世界的鼎盛时期，也是阿拔斯王朝衰退的开端。他曾经被伊斯兰先知预言为文学和艺术的守护神，在《一千零一夜》里被描绘成理想的君王。 [56] 　科林是捷克中部城市。七年战争中的科林战役发生于此。 [57] 　达克特指旧时在多个国家通用的金币。 [58] 　我是从一位年迈的捷克老师那里听到这个故事的。这位老师非常通晓民间传说。——原注 [59] 　布尔诺，捷克第二大城市，历史上摩拉维亚伯爵领地首府。 [60] 　这是所有关于约瑟夫二世的故事中最著名的一个，他拿过的那只犁和那个农民的画像至今仍在布尔诺的博物馆里展出。——原注 [61] 　最高法院成立于中世纪早期，是帝国枢密法院的前身。 [62] 　帝国枢密法院是神圣罗马帝国两大最高司法机构之一，另一个是维也纳宫廷议会。神圣罗马帝国的所有法律诉讼案都可以提交最高法院进行审理。 [63] 　基尔德，波兰-立陶宛王国货币。 [64] 　泰申公国是历史地名，位于上西里西亚。虽然腓特烈大帝在三次西里西亚战争中征服了西里西亚的大部分领土，但泰申公国仍归哈布斯堡王朝统治。 [65] 　弗朗茨·莫里茨·冯·拉西（Franz Moritz von Lacy，1725—1801），神圣罗马帝国陆军元帅。 [66] 　两个首席顾问指约瑟夫二世和考尼茨·里特贝格公爵文策尔·安东。 [67] 　彼得三世（Peter III，1728—1762），俄罗斯帝国皇帝，1762年1月5日到1762年7月9日在位。 [68] 　一英尺等于零点三零四八米。 [69] 　奥古斯特三世（Augustus III，1696—1763），波兰-立陶宛王国国王，1734年到1763年在位。 [70] 　与世袭君主制相反，选举君主制国家的君主由选举产生。但选举方式、候选人资格和选举者的资格依每个国家不同的情况而定。 [71] 　斯坦尼斯拉斯二世（Stanislas II，1732—1789），波兰-立陶宛王国国王，1764年到1795年在位。 [72] 　指斯坦尼斯拉斯二世。 [73] 　耶迪库勒要塞是历史上位于伊斯坦布尔的防御要塞，也曾作为监狱使用。 [74] 　摩尔多瓦，历史地名，位于东欧地区，1859年与瓦拉齐亚合并。 [75] 　尼斯河，位于中欧地区的一条长河，发源于捷克境内的吉泽拉山脉，是波兰和德国的界河。 [76] 　恩斯特·吉迪恩·冯·劳东（Ernst Gideon von Laudon，1717—1790），奥地利大公国大元帅。 [77] 　这次会面是在私下进行的。有一幅题为《腓特烈大帝与约瑟夫二世于1769年在尼斯河会面》的油画，展现了当时的场景。 [78] 　诺伊斯塔特是捷克境内的一个小镇，距离波兰边境四千米。 [79] 　指腓特烈大帝。 [80] 　指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帝国之间发生的第五次俄土战争。 [81] 　亨利亲王（Prince Henry，1726—1802），腓特烈大帝的弟弟，曾经在西里西亚战争和七年战争中领导普鲁士军队作战。七年战争中，他带领的军队没有打过一场败仗。 [82] 　摩尔达维亚公国是历史地名。位于中欧和东欧，对应东部喀尔巴阡山和德涅斯特河之间的领土。 [83] 　波吕斐摩斯（Polyphemus），《奥德赛》中吃人的独眼巨人。 [84] 　西吉斯蒙德（Sigismund，1368—1437），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433年到1437年在位。 [85] 　新松奇是波兰南部的一个城市。 [86] 　诺伊马克特是波兰南部的一个坐落于山脚下的城镇。 [87] 　科索尔津位于现在的波兰和斯洛伐克边境山脉上的一个村庄。它以14世纪到17世纪一座城堡的废墟而闻名。 [88] 　西普鲁士，1773年到1829年和1878年到1922年普鲁士的一个省。1773年，西普鲁士省成立。1829年，西普鲁士解散，并与东普鲁士合并，形成普鲁士省。 [89] 　路易·德·布勒特伊（Louis de Breteuil），法兰西王国外交家、政治家，法兰西大革命前波旁王朝最后一位首相。 [90] 　指普鲁士王国的腓特烈大帝、奥地利大公国的玛丽亚·特蕾莎和俄罗斯帝国的叶卡捷琳娜大帝。 [91] 　一英里约等于一点六零九千米。 [92] 　维利奇卡是波兰南部城镇。1290年，普雷米斯拉斯公爵二世建立了这座城镇。1978年，维利奇卡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为世界文化遗产。 [93] 　1771年7月，奥地利大公国与奥斯曼帝国建立军事同盟关系。 [94] 　小瓦拉几亚，历史地名，位于罗马尼亚西部的瓦拉齐亚。 [95] 　此处指自17世纪起俄罗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之间围绕领土问题产生的一系列矛盾。 [96] 　在1768年到1774年的俄土战争中，奥斯曼帝国战败。两国于1774年7月21日签订和平条约。俄罗斯帝国得到了黑海北岸的部分属地，从而进一步增强了自己在欧洲的影响力。而奥斯曼帝国在此之后进一步衰落，并成为欧洲列强奴役和分割的对象。 [97] 　两个“国王”指玛丽亚·特蕾莎和考尼茨·里特贝格公爵文策尔·安东。 [98] 　普鲁士分区即波森（Posen），1848年到1918年存在于普鲁士王国的一个省。 [99] 　1772年第一次瓜分波兰-立陶宛王国之后，加利西亚从波兰-立陶宛王国的西南部分割出来，成为哈布斯堡家族的领地。1867年起由奥匈帝国统治，直到1918年解体。 [book_title]第3章 大战来临前的巴伐利亚公国 第1节　巴伐利亚公国末代选帝侯 [1] 的统治 18世纪早期，神圣罗马帝国有两种不同类型的邦国。人们眼中的理想政府也分为截然不同的两类。一种是天主教式的，闲散自由并偏重发展农业。另一种是新教式的，精力充沛且带有军事化作风。腓特烈·威廉一世治下的普鲁士王国将军队建设放在第一位。为了让士兵们穿上军装，腓特烈·威廉一世不惜让大使和大臣们身着破衣烂衫。他还将所有事物都弄得和波茨坦那单调而又寸草不生的阅兵场一样索然无味。像查理六世治下的奥地利大公国这种具有中世纪特色的邦国则一切以排场和闲逸为重。统治者只想向法兰西王国的凡尔赛宫看齐。他们从农民身上压榨出钱财，用以供养奢华的宫廷生活。到18世纪末期，普鲁士王国和奥地利大公国都一改往日模样。腓特烈大帝独创的军事理论几乎上升到了艺术的高度。哈布斯堡家族也褪去了中世纪的遗风。然而，仍有一些邦国忠实地沿袭了传统。这些邦国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兵强马壮的，另一类则是酣睡不醒的。抱着不负责任的念头大肆铺张浪费，依照一个无关紧要的政策建起一座瓷器之都——德累斯顿 [2] ，从而使整个民族陷入贫穷——萨克森选帝侯国 [3] 紧抱着一个正在消逝的理想不放。从这方面来讲，即使是巴伐利亚公国，也不如萨克森选帝侯国这么有代表性。巴伐利亚公国的首都 [4] 至少透出一丝新时代的气息。然而，整体来看，在神圣罗马帝国的所有邦国中，巴伐利亚公国依然最具中世纪氛围。阳光明媚的谷地山村里，农民在土地上耕作，护林人在林中射杀野鹿，强盗拦路抢劫旅人，官员利用大法院中饱私囊。一切都是旧时模样，能让人追忆到远古时代。风暴的声音已经依稀可闻。心神不安的手脚逐渐开始骚动。然而，皇室、贵族和百姓似乎仍沉浸在施了魔法一般的睡眠中。 18世纪50年代的德累斯顿 就在1776年这个关键时刻，大不列颠王国外交部点名要求了解巴伐利亚公国的情况。大不列颠王国外交部收到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谈到了巴伐利亚公国的历史、社会结构和资源状况。如果读者对18世纪政府惯用的那些手段不熟悉的话，那么这份报告读起来就会像一篇讽刺文学作品。 [5] 该报告宣称，巴伐利亚公国的社会结构在类型上属于中世纪。从理论上来讲，统治者受到三级会议 [6] 的约束。但事实上，直到1669年，巴伐利亚公国才开始召开三级会议全体会议。此外，虽然每个级别的代表每年都召开委员会以便监督政府部门，但这些委员会都只是敷衍了事。代表们在会上提出的意见也经常遭遇漠视。从理论上说，作为君主，巴伐利亚公国选帝侯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约瑟夫的权力受到宪法的限制，但“宪法限制君主权力这回事，只有撰写巴伐利亚公国宪法的人心里清楚”。 [7] 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约瑟夫将税收和立法强加给人民，他的行为简直无法无天。虽然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约瑟夫还有一个由首要官员组成，用来商讨重大政策的内阁议会，但对君主并没有什么强制性规定。因此，在什么时候及何种情况下去请教内阁议会里的官员们，全视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约瑟夫的心情而定。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约瑟夫依照他选出来的这些顾问的建议随心所欲地指挥军队。没有人可以有效地制约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约瑟夫的行为，或对他的想法进行合理干涉。绝对集权统治的后果尤其严重。在上一个半世纪里，巴伐利亚公国军队被一名公爵 [8] 一手塑造成基督教世界令人闻风丧胆的大军，又在另一名公爵 [9] 手中一度成为伊斯兰教世界的灾难。但眼下的巴伐利亚公国军队已然成了一个笑柄。休·艾利奥特曾写道：“我必须承认，他们——巴伐利亚公国军队——现在的情况比我见过的任何其他神圣罗马帝国军队的情况都要糟糕。” [10] 报告还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细节。常备军 [11] 理论上设有九千人左右，实际只有五千人左右。民兵则仅有名义上的六万人，且只有十分之一的民兵可以在短时间内集结到位。炮兵部队“建得很糟糕，并且没有足够的补给”。军队“秩序混乱”。此外，虽然权势集团中“挤满了数量过剩和归属于不同教派的官员们，但并没有人立下过什么实际功劳使他的名字被整个欧洲熟知”。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巴伐利亚公国有数量庞大并且保存完好的轻武器，恐怕也不是一件多么让人感到安心的事。 [12] 1778年的巴伐利亚公国 手握权杖的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约瑟夫 由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约瑟夫一手掌控的国家财政面临的形势同样非常严峻。政府财政收入匮乏，发放养老金时却大手大脚。在入不敷出的情况下，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约瑟夫只有抵押上他所有能让渡的财产，才能勉强维持收支平衡的局面。人们普遍的看法是，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约瑟夫“非常贪财”，整个国家为此受到压迫，“宫廷将国家勒索得一贫如洗”。事实上，在财务管理方面，政府最明智的举动就在于拒绝出示它的账目。虽然政府确实公布了某些数字，但都是用来迷惑大众的。因为只有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约瑟夫和他的财政大臣“才知晓真正的数目是多少”，并且“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约瑟夫认为，财政数据事关国家利益，因此需要严加保密——这一点其实还算情有可原”。在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约瑟夫和财政大臣的治理下，商业的发展情况比财政状况好不了多少。其实，巴伐利亚公国的土地和自然资源都为出产原材料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只可惜政府的智慧与任何一家企业的能力都不对等，人民的利益跟商业利益也不挂钩。”政府没有在制造业方面下多少功夫。有些制造计划刚刚启动，就被终止。政府对海关的管理也一样笨拙，几乎没有为国家带来任何税收。 在列举了政府的一系列不善管理的例子之后，我们似乎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份报告的作者 [13] 认为巴伐利亚公国的大臣中并没有什么个性突出和特长显著的人才。而大臣们所流露出的特点都只与他们每个人的岗位性质紧密相连。大臣们不是游手好闲，就是惯于铺张浪费，或是出身低微。而国务大臣维古拉斯·冯·赖特梅尔 [14] 以坦率正直和博学多识著称，因此——自然而然地对其他大臣感到非常厌恶。至于选帝侯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约瑟夫，据说他是一个软弱、善变又贪婪成性的人。然而，这份报告的作者还是慎重地补充道：“除了一般的社交活动，王公贵族们只有在处理公务时才会露面……能肯定的是，与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约瑟夫私下有接触的人势必会比我们更加清楚他都有哪些特长及哪些美好的品质。” [15] 还有一件事向我们展示出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约瑟夫在公开场合的行事风格。“多瑙河沿岸坐落着一个叫“奥斯特罗芬” [16] 的小镇。这个小镇的边界上有一块相当大的公共用地。小镇居民长期在这块地上放牧。这块公共用地之前处于原始状态。后来有人向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约瑟夫建议可以对它进行改良，于是后者下令在两个地方的居民之间分割土地。居民们抱怨说测量土地是一件很困难的工作，而上级派来的那位委托人在办事时也很不公正。经证实，身为委托人兼地方执达吏 [17] 的弗朗茨·约瑟夫·冯·贝切姆 [18] 将这块土地最大也最肥沃的一部分分给了他自己家里的一个人。为了阻止土地遭到分割，居民们甚至诉诸暴力，将立起来的围栏重新扳倒。对此，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约瑟夫下令对相关人员处以绞刑。他的命令得到了严格执行。处决前一星期，许多罪犯来到慕尼黑。脖子上系着绳索的这些人跪倒在皇宫门前，乞求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约瑟夫还他们一个公道——要么补偿他们所受的委屈，要么让他们死得痛快一点。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约瑟夫想了想，认为先将这些人遣散比较好。于是，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约瑟夫向这些人保证，会去调查该案件的情况。与此同时，他又下令对这些人的处置维持原来的命令。 维古拉斯·冯·赖特梅尔 宁芬堡宫 如此严峻的形势下却另有一番光景。巴伐利亚公国政府在治国理政方面极其怠惰，在享乐的事情上却显得劲头十足。休·艾利奥特承认，“在音律笙歌和声色犬马方面”，巴伐利亚公国宫廷至少“能与整个欧洲并驾齐驱”。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约瑟夫的宁芬堡宫 [19] 是凡尔赛宫的袖珍版。宫中藏满了让-安东尼·华多 [20] 的画作和德累斯顿的瓷器。在宁芬堡宫，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约瑟夫和大臣们度过了数不清的欢乐时光。他们或驾着四轮马车在月光中穿行，或乘坐镀金的凤尾船 [21] 在湖中游玩，或在壁画馆里漫步游荡。在这些人当中，最欢天喜地也最不可饶恕的当属休·艾利奥特。慕尼黑同样是一派安逸的景象。当时上演的一部法兰西歌剧为这座城市增添了额外的喜庆气氛。城市里处处都在举办宴会。人们在宴会上大肆挥霍钱财。有时，慕尼黑宫廷也会将日常事务暂时放到一边。这时，常常在宁芬堡宫举办狂欢活动的选帝侯夫人就会带领众人在首都举行一些宗教活动。在镇上的十二个穷苦姑娘的随同下，选帝侯夫人领着一支忏悔的队伍——这个队伍被人们冠以“美德的奴隶”的讽刺性的名称，步行拜谒慕尼黑的所有教堂。美丽的朝圣者们身着白衣，打扮得像修女一样，以显示她们的朴素和虔诚。然而，她们当中仍有一些人对尘世恋恋不舍，悄悄往脸上搽了胭脂。在这样一个宫廷里或在这样一支队伍中，人们很难严肃起来，除非你是为了找乐子而假扮严肃。 对神圣罗马帝国的历史学家们来说，休·艾利奥特1776年发表的意见或许显得有些突兀。因为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约瑟夫在1745年到1777年的统治一直被看作启蒙时代的开端，而他本人也被视为众多贤明君主之一。除了休·艾利奥特描绘的图景为我们展示出一个怠惰并且奢侈的暴君，神圣罗马帝国的历史学家们还为我们补充了一幅截然不同的画面。这幅画面向我们证实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约瑟夫并非是个冷血无情的人。1770年到1771年灾荒期间，关于人民遭受的种种折磨，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约瑟夫一直被大臣们蒙在鼓里。直到有一天，他驾着马车驶离宫殿时，一群瘦骨嶙峋、饥火烧肠的流浪汉在宫殿大门前围住了他的马车，哀号着向他讨要食物。和善的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约瑟夫泪流满面，朝人群呼喊道：“你们的孩子都会有面包的。”之后，他践行了诺言。他从私人财富中分出两百万基尔德用于进口意大利的谷物以缓解饥荒，他还将两名腐败官员判处死刑。作为巴伐利亚支系最后一名维特尔斯巴赫家族 [22] 的子嗣，这一举动为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约瑟夫赢得“马克西米利安父亲”和“极受爱戴者”的名号。然而，历史是一位苛刻又严厉的检察官，这位检察官并不会因为一个统治者的和蔼可亲或个别善举就将此人的政策所带有的那种严酷与懒散乃至腐败的特征一笔勾销。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休·艾利奥特对这位统治者的评判似乎确实过于严苛。虽然我们不能说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约瑟夫不爱寻欢作乐，但他仍然具备一定的自制力，并会时刻注意不让自己做得太过分。再者，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约瑟夫一直致力于国家的经济发展。他也从不像哪个萨克森选帝侯国的国王或法兰西王国的国王一样大兴东方式的奢侈之风。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约瑟夫为削减宫廷开支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尽管绝大多数开支紧缩都是以牺牲军队为代价而完成的。此外，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约瑟夫宫廷里的大多数要职也都只是荣誉职务。而与神圣罗马帝国的其他邦国及早前的巴伐利亚公国相比，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约瑟夫的宫廷开支也只处于中等程度。最容易招致非议的一项开支莫过于每年要花费政府二十万弗罗林 [23] 的国家津贴，这笔钱的绝大部分都被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约瑟夫的父亲查理七世 [24] 拿去发给自己数不胜数的私生子做养老费用了。而由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约瑟夫本人散发出去的津贴其实并不算多。然而，所有金额加在一起总数就大得惊人了。后来，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约瑟夫的继任者查理·西奥多尔 [25] 大大削减了这笔金额。只要走近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约瑟夫的肖像仔细端详画上那张温和柔弱并且愉悦的脸，或是研究一下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约瑟夫的治国政策，看看他是怎样漫不经心地治理国家，又是怎样一次又一次地好心办坏事，读者就会发现我对他性格的这些描述并不是假的。然而，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约瑟夫并非那种只会效仿巴黎时尚和一心沉浸在凡尔赛的奢靡气息中的跟风者。相反，人们将他捧上了开明君主的位置，尽管他并不如大多数其他开明君主那么开明，反倒比他们都更加专制。巴伐利亚人将他统治的开端视为一天的拂晓时刻，这或许很公正。而他统治的结尾和成果则正如休·艾利奥特描绘的那样，与刚开始的景象形成了悲剧性的对比。然而，他付出的努力仍旧是不可否认的，并且这些努力也确实取得了一些成果。1751年至1756年，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约瑟夫让国务大臣维古拉斯·冯·赖特梅尔根据同时代的行为道德准则草拟了一部完整的民事和刑事法典。维古拉斯·冯·赖特梅尔在满堂喝彩中执行了这项任务。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约瑟夫也因此获得了“巴伐利亚查士丁尼” [26] 的名号。仿照《腓特烈法典》 [27] 的样子，这部法典被命名为《马克西米利安法典》 [28] 。单靠名字就可以看出它的灵感源自哪里。此外，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约瑟夫也没有愚钝到听不懂普鲁士王国国王的暗示——腓特烈大帝曾将巴伐利亚公国称作“一片如天堂般美好却住满了恶魔的土地”，而使这片土地燃起熊熊烈火的正是那些天主教的神职人员。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约瑟夫采取了一些措施，以限制耶稣会 [29] 会士和神父滥用职权。1759年，在这些神职人员的反对声中，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约瑟夫还成立了著名的选帝侯科学院 [30] 。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约瑟夫还将一种科学的精神引入教育领域，并提高了高中和大学的办学水平。此外，他还特别补助了贫穷的学者们。1771年，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约瑟夫又进一步推行了统一的义务教育体制。 [31] 执行这个庞大的项目所需要的资金全部由耶稣会提供。1773年，耶稣会奉命解散。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约瑟夫的这些改革措施都值得最高的赞美。然而，这些改革措施大多没有完全落到实处，只是停留在草图阶段，所起到的影响力和发挥的效力也没有立刻显现出来。幸运的是，这些理想被保存了下来，直到后来才慢慢渗入国家的肌体，并经人们的努力逐渐转变成现实。19世纪早期的巴伐利亚公国的确成了开明进步思想的中心。神职人员宽大和开明的程度与科学家们学识渊博的程度不相上下。因此，当时的慕尼黑同时闪耀着神学和科学的光芒。站在这个角度上，巴伐利亚人往回看时，认为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约瑟夫是值得铭记的，因而向他致以慷慨的敬意。事实上，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约瑟夫总是怀揣着美好的理想。然而，一旦落实到行动上，结果常常不尽如人意。这也是他受同时代人诟病的地方。根据一种务实的或者说是物质化的标准来看，一位与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约瑟夫同时代的人很可能认为巴伐利亚公国只是在沉睡中动了动，但并没有苏醒。一方面，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约瑟夫确实当得起他的声名，他是一位开明君主。他使法律变得人性化，并在那样一个时期建立了国家教育体系，这些对于巴伐利亚公国及人道主义建设都是有很大功劳的。在位期间，他颁布的政策确实没有产出明显的成果。这是因为，在教育方面实施的改革，果实往往结得很慢，只有经历长时间的等待方能盼来丰收的时刻。到这时，我们才会发现树上结出的硕果有开始时的百倍之多。另一方面，休·艾利奥特针对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约瑟夫所发表的那些尖锐的言论也确实有许多中肯之处。制造业和国家掌控的工业领域并没有多少起色，国家机关腐败成风，政府开支居高不下，老百姓依然处于水火之中。虽然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约瑟夫办事都是出于好意，也偶尔有过值得鼓励的尝试，但总的来说，他在以上几个方面做得并不好。在他面临的诸多阻碍中，有一项就来自巴伐利亚公国的农民。这些农民既野蛮又无知，对一切改革措施都心存怀疑。还有就是那些故弄玄虚的神职人员，想方设法要阻止他实施一切开明举措。但话又说回来，在历史上的这个时期，但凡意义深远的改革没有哪个不是遭到强烈反对的。而改革的失败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要归结于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约瑟夫。一位真正有才干并且积极主动的统治者，又怎么会等到大众面临挨饿的危险，或是看到不幸的人们的脖子套上绳索时才开始行动呢？要是让思想坚定又雷厉风行的腓特烈大帝，或是激情澎湃并且热血救国的约瑟夫二世来统治巴伐利亚公国，那燃烧自我为人民造福的他们又有什么是不会去做的呢？无知的人民或许可以成为君主实施专制统治的借口，但当一个缺乏毅力的专制暴君滥用起权力来，这份权力也就失去了它的正当性。也许有人会说，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约瑟夫之所以失败，不是因为他怯于尝试，而是因为他尝试得太过了。并且有证据显示，他那极其开明的思想正是导致他失败的原因之一。但话又说回来，开明的专制君主在财政上厉行节俭，为政府注入活力，并顺带巩固国家的军事力量，这样成功的例子在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约瑟夫周围俯拾即是——别人做到了，他却没有做到。腐败的官僚机构昏昏欲睡，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约瑟夫却没有采取实际行动设法使它们重新焕发生机。虽然他略微改善了金融体系，但这一改善是建立在全然摧毁军事体系的基础上的。很少有哪位聪明的统治者明知道有一场围绕王位的争斗将于几年后不可避免地爆发，却仍然放任他的军队继续败落下去。一支强有力和组织良好的军队明明能使巴伐利亚公国在欧洲的地位有所提升，如果没有这张王牌，待到王位继承权产生争议时，巴伐利亚公国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外人对他们的家事指手画脚，自己却没有任何发言的资格。此时的巴伐利亚公国比任何一个国家都更需要一支强大的军队来维护国家独立和尊严。可惜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约瑟夫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就使一些野心勃勃的统治者打起了瓜分巴伐利亚公国的主意。如果是按照这种严苛的标准，那就不能说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约瑟夫有功于巴伐利亚公国。 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纹章 查理七世 耶稣会会徽 以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约瑟夫这种方式来治理国家，就相当于邀请别人来吞并自己。在贤明君主当道的年代，这样的统治者被赶下台理所应当。过早地推行开明政策并不是一个完全失败的举动。短时间内，这种尝试只造成了国家发展的停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头脑中不可触及的理想或许确实拥有真枪实弹所不能匹敌的力量。然而，从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约瑟夫的处境来看，组建一支军队是很容易就能办到的事，而崇高的理想却远在天边，并且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巴伐利亚公国很容易招来周边统治者觊觎的目光。一个野心勃勃的邻国统治者自然会摆出恐吓的姿势去威胁巴伐利亚公国的统治者，并侵占巴伐利亚公国的土地。没错，虽然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约瑟夫待人亲切也思想开明，但饱含热情的约瑟夫二世的统治及其千千万万个解放农奴和发展工商业的计划，难道不比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约瑟夫的统治显得更加仁慈并且更加公正吗？ 如果说巴伐利亚公国内部的情况很不明朗，那么它外部的政治形势则更加糟糕。大不列颠王国外交部要求巴伐利亚公国提供一份关于巴伐利亚公国国家内部情况的报告，这一举动背后的意义非同寻常。当时的大不列颠王国只和巴伐利亚公国有过一次商业上的交易。无论是从理论还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大不列颠王国都对巴伐利亚公国没有兴趣。真正使大不列颠王国感兴趣的不是巴伐利亚公国这个国家，而是巴伐利亚公国选帝侯。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约瑟夫是维特尔斯巴赫家族巴伐利亚支系的最后一名子嗣。待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约瑟夫驾崩之后，他生前统治的领土就可能遭到别国的瓜分。1776年1月6日，休·艾利奥特受遣前往雷根斯堡 [32] 旁观国会 [33] 。当时的休·艾利奥特大概是世界上所有外交官里最具洞察力的了。休·艾利奥特在报道中说，包括他在内的大多数议员都认为“我们正处在神圣罗马帝国政治形势发生某种巨变的前夕”。 [34] 约瑟夫二世想要复兴奥地利大公国，但他的一系列举动恰恰暴露了奥地利大公国的弱点。1776年国会产生的结果也只是将各国之间的关系扯得更远。从议会上的形势来看，作为一众国家头领的奥地利大公国与作为另一众国家头领的普鲁士王国形成了强烈的对抗关系。古老而传统的法律和秩序根本无法约束奥利地大公国和普鲁士王国。对于德意志的整体性，两个国家也没有流露出维护的意愿。法律失去力量时，力量就会成为法律。当两个强大的国家间出现分歧时，力量稍小一些的国家自然会最先退缩。而恰恰也是在这个时候，有关巴伐利亚公国的王位继承问题被提到联邦议会上来。对大不列颠王国的外交官们而言，无论是这件事情还是其他几项悬而未决的王位继承事宜，在联邦议会上得到和平解决的可能性都是微乎其微的。“奥地利大公国和普鲁士王国要么会在德意志人的土地上开战，以武力的形式继续维护各自的主张，要么就会照搬之前瓜分波兰-立陶宛王国的做法将巴伐利亚公国也瓜分开来。毕竟，上一次的尝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35] “无论对欧洲还是对德意志来说，眼下至关重要的问题是遏制一位君主 [36] 日益膨胀的野心，这位君主在杀伐征战和购置土地方面的造诣正在逐渐加深。另外，还要控制住一位年轻的皇帝 [37] 。这位皇帝满脑袋都是军功的荣光，一心想着进行军事扩张。” [38] 不幸的是，当时，大不列颠王国正盯着美利坚合众国，而法兰西王国则忙着盯紧大不列颠王国，因此并没有哪个国家能对腓特烈大帝或约瑟夫二世加以限制。休·艾利奥特说得没错，德意志人中间将很快产生争斗，而争斗的中心就是巴伐利亚公国。“没有什么比购置土地这一办法更能满足奥地利大公国扩张领土和收拢地盘的需求了。”在维也纳，以考尼茨·里特贝格公爵文策尔·安东为首的政治家们一致认同这个观点。 雷根斯堡 约瑟夫二世意识到，无论是从军事还是从政治角度来看，巴伐利亚公国对于奥地利大公国都有着不言而喻的重要性。1703年到1704年及1741年到1742年的战争中，对奥地利大公国构成威胁的不是别人，正是巴伐利亚公国。过去的七十年里，历史已经两次向奥地利大公国证明，怀有敌对情绪的巴伐利亚公国会严重危及奥地利大公国的领土安全。再者，慕尼黑的政体是那么不稳定。这就使奥地利大公国无法信赖慕尼黑方面的友谊，至少在1778年之前的十年里不行。因此，要想规避风险，奥地利大公国就只能吞并巴伐利亚公国或者至少将巴伐利亚公国的一部分纳入奥地利大公国的版图，从而维护奥地利大公国的战略安全。只要掌握了因河 [39] 附近的地区，奥地利大公国就可以进一步控制多瑙河上游。这样一来，帕绍 [40] 就成了奥地利大公国的根据地，它起到的作用相当于罗马的雅尼库鲁姆山 [41] 。这样一来，一块宽广的带状领土将把波希米亚 [42] 和蒂罗尔 [43] 连接在一起，因而也增加了奥地利大公国领土上条顿人 [44] 的人口数量。对于约瑟夫二世来说，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吞并或者至少是瓜分巴伐利亚公国似乎都是一个至关重要和有利于奥地利大公国长远发展的举动。欧洲的外交家们已经意识到，一旦年事已高的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约瑟夫驾崩，隐藏的危险就有可能爆发。早在1760年，考尼茨·里特贝格公爵文策尔·安东和腓特烈大帝就开始打巴伐利亚公国的主意了。1776年，大不列颠王国的外交家们开始进行各种猜测。他们拟出了一份清单。清单上面是有可能会对巴伐利亚公国遗产提出继承主张的人。另一边的法兰西王国和普鲁士王国也都在密切注意着事情的进展。神圣罗马帝国的每个邦国都在热切地期盼着风暴来临的初兆。而与整起事件干系最大的公国却表现得毫不在意并丝毫摸不清状况——休·艾利奥特曾写道：“巴伐利亚公国或许是整个欧洲最不关心自身利益同时又对其他国家的想法一无所知的公国了。” [45] 帕绍 以上就是当时的情况。政治家们一致认为，一场围绕王位继承权展开的斗争很快就要降临到巴伐利亚公国的头上。外交场上的风暴即将来临。巴伐利亚公国就是这场风暴的中心。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危机下，巴伐利亚公国仍处于沉睡中。其实，虽然巴伐利亚公国的军队不堪一击，并且各种资源也微乎其微，但如果统治者能够认清神圣罗马帝国的政治局势，继而以一种坚定的姿态来想办法通过外交手段与外部斡旋，那么巴伐利亚公国或许有望在即将到来的斗争中占得上风。但可惜的是，昏昏沉沉的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约瑟夫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另一边的约瑟夫二世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甚至亲自到各地视察，并呼吁巴伐利亚公国的人们赶快行动起来。他又是制定各种方案，又是像以往一样吓唬别人。即便如此，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约瑟夫和他的领导班子还是没能从一片颓靡的状态中回过神来，去对政治事务产生任何兴趣，更别说积极参与其中了。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约瑟夫和他的那帮大臣对神圣罗马帝国的法律系统知之甚少。他们在1763年和1770年制定的关税政策完全违背了既定法令中的内容。对此，其他邦国提出严正抗议。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约瑟夫并没将此事交给议会解决，而是直接请求皇帝 [46] 对事件进行仲裁。“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约瑟夫这一举动同时暴露了巴伐利亚公国的两个弱点。一是缺乏坚定的决心，二是缺少合理的政策。” [47] 作为选帝侯，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约瑟夫是一个拥有合法统治权的君主，却对奥地利大公国自贬身份。1765年1月16日，大卫·默里 [48] 曾报道此事：“拜访奥地利大公国的大使在宫殿里向奥地利大公国大使伸出了他的手。全欧洲没有哪个戴皇冠的人会这么做。”1776年至1777年，休·艾利奥特和莫顿·伊登也报道过类似情况。在慕尼黑，奥地利大公国代表弗朗茨·冯·哈蒂格 [49] 那堪比帝王的排场赢得了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约瑟夫和慕尼黑宫廷人员的一致叹服。然而，在休·艾利奥特看来，弗朗茨·冯·哈蒂格似乎不过是一个“年老体衰的家伙”。当时，弗朗茨·冯·哈蒂格一边不遗余力地取悦巴伐利亚公国的贵族，一边又不计其数地贿赂他们并从中收买间谍。渐渐的，弗朗茨·冯·哈蒂格在这群巴伐利亚公国贵族中间建起了一个奥地利大公国小团体。从此，带有奥地利大公国色彩的观念开始传入慕尼黑。奥地利大公国的贵族们也将目光投向慕尼黑，并开始在这里投资。一位维也纳商人改进了硝石的制造工艺。维也纳的银行家们见状纷纷行动起来，希望能为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约瑟夫和宫廷人员提供贷款。由此可见，奥地利大公国的各种商业活动对国家的经济发展显然具有推动作用。与此同时，奥地利大公国也往巴伐利亚公国投入大量的精力。1764年，约瑟夫二世迎娶了选帝侯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约瑟夫的妹妹巴伐利亚的玛丽亚·约瑟法 [50] 。虽然巴伐利亚的玛丽亚·约瑟法于1767年薨逝，但这并不要紧，重要的是奥地利大公国在欧洲的地位得到了维持。1775年，身型肥胖又和蔼可亲的马克西米利安大公 [51] 访问慕尼黑。他引发了一些丑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