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英国的防卫 [book_author]利德尔·哈特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237126 [book_dec]本书系著名历史学家李德·哈特在1939年二战期间写给大众的关于英国防卫的作品，全书从问题、基础的安全、战争前沿、陆军的重组与军队的改革五个方面入手，深入浅出地分析了英国失利的深层原因，以及对于军队组织和战略战术军事思想方面进行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具体而言，从外交政策到军事局势，从英国到欧陆，从现实到历史，从大战略到步兵战术，从武器装备发展到价值观精神层面，本书论述得极为具体，既说透本质，又阐明操作性细节。其中提及的诸多问题和改革思路超越时空限制，对于今天依然不无启发意义。 [book_img]Z_10643.jpg [book_chapter]序 [book_title]前言 一场大战之后，交战双方都陷入精疲力竭。显然，那句古老格言“如果你希望和平，那就去准备战争”已是谬误。然而，对未来战争的可能性视而不见，亦是愚蠢。我提出了一句新的格言：“如果你希望和平，那就去弄懂战争。”我希望，这句格言有助于下一代避免我们这代人所遭受的那种毫无价值的毁灭。 战后岁月里，我以科学地研究战争来践行自己这句格言。这样，就有可能找到避免又一场军备竞赛的道路，或至少在又一场军备竞赛到来之时，可确保我们有足够坚实的立足点，防止局势坠入战争。有一点已经很清楚：不是军力数量，而是技术效能，才是最好的安全保障。 我的研究成果以书面形式提交，主要呈交给那些专门关注安全问题的圈子。它们有助于定性式裁军原则的产生，这个原则几乎可以阻止重整军备竞赛，如果人们接受它迅速一点，就可能已经成功了。对于我们军力适应新的条件而言，我的研究成果也发挥了一些作用，尽管在任何改革建议的提出与落实之间，多半会有数年时间的空耗。 因此，大约一年半前，由于新任陆军大臣的进取精神和开放心态，我得到了一个机会，能够较为直接地对我们防守的现代化有所贡献。许多改革已准备就绪，但抵近观察，有一点逐渐变得明显：这个过程的进展不够快，赶不上危险的增长速度。在各方面的迟缓中，英国地面防空的建设尤其缓慢，这是最为危险的。 国际局势颇为紧张，导致了去年9月的危机(1)。在这场危机中，我们防御准备的不足和无效，暴露在公众和全世界面前。然而，这并没有导致迈出足够快或足够大的步伐以赶上形势。尤为凶险的是：人们仍在忽略一些正在损害我们战略立场的因素。在战斗开始之前，现代战争的输赢可能就已经确定了。 一个基本的战略真理就是：首先要有一个安全的基地。将这个真理不仅应用于我们的防御政策，而且应用于我们的外交政策，这才是明智的。对于一个科学研究者而言，我们防御准备的不足中，最为严峻的就是：就确保一个安全的道德基础而言，人们往往低估其重要性。对于年轻一代而言，这一点尤其重要——他们必然是未来的主力军。要让他们全心全意服务，就必须给他们一个理由，一个值得他们去服务和牺牲的理由。对于他们来说，较之物质利益，自由和正义的理想更起作用。对于某些民族来说，“保命”的本能用于战争可能就足够了，我们的民族则是为道义而战时最为勇敢。 还有一点也要想清楚，这一点至关重要：在我们的外交政策中，过于聪明的想法太多，我们面对军事局势的态度受此支配。处理这些问题，我们不仅要让我们的结论符合我们的利益，而且要有科学家的精神和科学家的方法，而科学家的基本兴趣是揭示真相。 我抵近观察各种事态的时间越长，就越能得出一个结论：我们的大部分错误和麻烦，不是来自判断上的自然失误，而是来自习惯——各方面的习惯，习惯于在我们所知的真实之外少说一些东西，或者是多说一些东西。无论是轻视还是夸张，对简单的事实进行扭曲，这几乎是普遍的做法。之所以这样做，是基于党派、阶级或职业的利益。归根到底，这种所谓的忠诚，常常是自我利益。我们总是去“找到理由”，而不是找到真相。比起成为科学探究者的艰辛努力来，我们更喜欢扮演辩护律师或控方的角色，这要容易得多，也流行得多。 如同我在政府和公共管理领域观察到的那样，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基于原本可以避免的无知和干扰偏见来决策，而且从未间断。 自由的最高境界就是摆脱偏见，这听起来可能只是消极的美德。我同意，它的确消极，但并不“只是”消极。人们公认：一个问题，无论是数学问题还是军事问题，常常有多种解答方式，这些解答方式中任何一个都可能给出一个正确答案。然而，如果我们陷入某些错误之中，答案就永远不会正确。处理人生的那些普遍问题，也是如此，避免错误是确保进步的唯一可靠之路。这种避免错误的“消极”，铺就了“积极”之路。这就是间接法的哲学原理的一部分，我们的人生经验无数次地证明着它。 如同我们全都知道的那样，真相并不容易获取，但接近真相的最好机会，就是始终注意去避免虚假。这是人类学得很慢的一课，然而，这一课却深深地刻在整个历史过程之中。 如果我们以前用较为科学的态度处理问题，我们本没有理由忧虑于我们的军备状态，我们也可以做到并不这样需要它。态度优先于武器，从任何一种意义上讲都是如此。 两个世纪前，一位中国政治家曾国藩曾对这个基本真理作过阐述，他政治上的一个学生李鸿章对此作了记载。感谢W.麦基奇尼上校让我注意到了下面这段文字： “我办一辈子外交，没有闹出乱子，都是我老师一言指示之力。从前我老师从北洋调到南洋，我来接替南洋，当然要先去拜谒请教的。老师见面之后，不待开口，就先向我问话道： ‘少荃，你现在到了此地，是外交第一冲要的关键；我今国势消弱，外人方协以谋我，小有错误，即贻害大局。你与洋人交涉，打算作何主意呢？’ 我道：‘门生只是为此，特来求教。’ 老师道：‘你既来此，当然必有主意。且先说与我听。’ 我道：‘门生也没有打什么主意。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同他打痞子腔。’ 老师乃以五指捋须，良久不语。徐徐启口曰：‘呵，痞子腔，痞子腔，我不懂得如何打法，你试打与我听听？’我想不对，这话老师一定不以为然，急忙改口曰： ‘门生信口胡说，错了，还请老师指教。’ 他又捋须不已，久久始以目视我曰： ‘依我看来，还是用一个诚字。诚能动物，我想洋人亦同此情。圣人言忠信可行于蛮貊，这断不会有错的。我现在既没有实在力量，尽你如何虚强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他平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也或不至过于吃亏。无论如何，我的信用身份，总是站得住的。脚踏实地，蹉跌亦不至过远，想来比痞子腔总靠得住一点。’ 我碰了这钉子，受了这一番教训，脸上着实下不去。然回心细想，我老师的话实在有理，是颠扑不破的。我心中顿然有了把握，急忙应声曰： ‘是是，门生准遵奉老师训示办理。’后来办理交涉，不论英俄德法，我只捧着这个锦囊，用一个诚字同他相对，果然没有差错，且有很收大效的时候。古人谓一言可以终身行，真有此理。要不是我老师的学问经济，如何能如此一语破的呢？”(2) 对真相关注不足，由此而来的所有问题，就导致了我们今天这种局势。随着麻烦的增加，导致麻烦的原因也随之增长。我们越是接近于战争，就越难以显示准确判断局势所必需的事实，甚至难以去发现它们。如果战争到来，那些审查和宣传的要求必定大行其道。战争与真相在根本上就不能相容，所以，提供真相的时间就很短。 目前本书中可以看到的缺陷，有一些与时间因素有关，与本书原来构思的一些部分有关，其中对民防问题的详细研究尚未完成。同样，在本书写作过程中，事态发展的步伐迫使作者对书的结构作了改变。然而，尽管有着这些困难条件带来的限制，我还是努力去遵循曾国藩那一个字的原则——诚！ * * * (1)　1938年9月，英法德意四国在慕尼黑举行会议，签订《慕尼黑协定》。协定规定：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和与奥地利接壤的南部地区割让给德国，捷方于10天之内从上述地区撤退完毕，英法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新边界安全给予国际保证。《慕尼黑协定》是绥靖政策达到顶峰的标志。——译者注 (2)　这段文字见吴永：《庚子西狩丛谈》。——译者注 [book_chapter]第一部分：问题 [book_title]第1章 人人之问 今天，每个人都在问一个问题：“会有战争吗？”这个问题让人紧张，空耗人们的精力而无任何补偿。更为有用的其实是询问：“战争能避免吗？”使用这个问法，这个问题就转变为一种去努力的动机。然而，即使这样来问，也难以深入，仍然是两个武装起来的国家集团以永恒的战争紧张状态相对峙的前景。所以，如果人类想要找到从这个噩梦中解脱出来的办法，我们的思考还须深入。我相信，是有解脱出来的机会的。这要靠理性的冷静灌输、广泛灌输，让那些沉浸于梦境者清醒过来。那些做梦的人，不仅包括独裁者及其民族，也包括被威胁国家中的许多人，这些人因受到威胁而情绪化地坚信：武力不仅要得到制止，而且要用武力来粉碎。这种想法，其实是沙漠中的海市蜃楼。它只能导致双方的自杀和文明的崩溃。人类，为了自己的拯救，必须被提升至认清某些基本的军事事实的水平。 不过，首先必须弄明白当前局势的深层真实及其由来。数年来，那些爱好和平的国家一直在服软，随着它们每一次新的认输，那些侵略性的国家更为大胆——更为强大。在这一方面，如同火山一样，有三处活跃的爆发：欧洲有德国和意大利，东方有日本。这些地方反民主的熔岩之流正在地球表面蔓延。由于它们各自的地理位置，再加上它们的武装力量，它们能够相互勾结，在世界范围产生影响。这个强权政治的三角游戏，不仅对法国和英国构成了威胁，而且对英联邦整体形成了威胁，对美国也是威胁。美洲大陆处在两把钳子之中，这两把钳子现在正深深钳住西欧和东亚。 较为隐蔽但同样重要的，是这一不祥局势所导致的一个进程。对国联（the League of Nations）中那些弱小国家的不断攻击，就大战略而言，形成了对国联主要支撑——法国和英国——的间接进逼方式。这场“伪装起来的战争”，在初步行动中，后者就已被逼出了自己的战略有利之地，被迫退回到防御位置，而这个防御位置本身的侧翼和后方又是暴露的。一方面是面对德国——就武装而言，德国的人力相当于英法之和，实际的地面武力则超过了英法相加；另一方面是侧翼被意大利威胁，意大利的军力就数量而言至少超过了法国。英法现在还发现自己身后至关重要的海运补给线，可能被有敌意的西班牙所威胁，它与柏林—罗马轴心勾连起来了。 这样一种局势是怎么形成的？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回溯上一次“大战”之后的和平。曾经有许多人，包括我自己，都认为一个温和的和平条约会提供持久和平的最好机会。从历史经验看，越是展示出对失败者的照顾，它们就越有可能忘却失败的耻辱，将自身融入战后格局之中。这样的考虑，将会强化德国国内那些温和因素所能起到的影响。与之相反的看法，来自福熙（Foch）元帅及其同伴，他们想把法国边界定在莱茵河，把德意志帝国分解为如同以前一样的几个国家。就与道德角度不同的实际角度而言，这个方案比起被采用了的温和方案来，无论如何都是较有前景的。 这种和平的前景，当美国参议院否决了威尔逊总统的提议，撤回美国对国联的支持，拒绝保障法国的安全时，就摇摇欲坠了。当英国也相应地拒绝保障法国的安全后，和平前景就更为脆弱了。于是，法国就抛弃了一直愿意向德国展示相对仁慈的克列孟梭（Clemenceau），用奉行严厉政策的庞加莱（Poincaré）取而代之。然而，即使就其本身的复仇过程而言，这种政策的采用也过迟了，难以奏效。它让德国怨恨愤怒，但并没有打碎德国。结果，它反而是增强了德国所有的反作用力，同时又阻止英国去强化一个明显处在法国控制之下的联盟的集体安全体系。尽管庞加莱政府临近终结时，法国的政策有所缓和，但它与德国达成协议的步伐，总是要慢于德国缩回到不妥协的民族主义，然后是国家社会主义（纳粹主义）的步伐。 不幸的是，与此同时，战后的国联盟约中虽然体现了集体安全的影子计划，但却从来没有进一步实施，渐渐为主要缔约集团短视的自我考虑所消解。我们自己在这方面的责任也并不小。 在一个接一个的国际议题上，我们英国政府都想方设法避免我们的义务，而事实则是每一次放弃都导致了更糟糕的放弃，导致了我们自己局势的恶化，以及文明的恶化。 就中国东北而言，采取军事行动有困难，但施加经济和道德上的压力还是可以做到的。然而，我们却犹豫而不为。人们说，这不涉及英国的直接利益。于是，日本接着攻击我们在中国的利益。 就阿比西尼亚（现埃塞俄比亚）而言，战略之牌掌握在我们手中。用石油制裁，向阿比西尼亚人提供武器，我们可以让意大利的进攻严重受阻。意大利报复，向我们宣战，这种可能性不大。尽管意大利可能会给我们造成相当的损失——这主要还是因为我们的政府未能采取及时和足够的步骤来整备我们的军队所致，我们还是能够打瘫它的。 就西班牙而言，战略之牌也在我们手中。只要德国和意大利的干涉没有真正确保佛朗哥的胜利，我们在地中海西部的战略位置就足够强大，会让我们的对手不愿在此地与我们交战。然而，由于拒绝表明反对德意干涉，我们就有了风险，一种强有力的位置变成了一种很危险的位置。 就捷克斯洛伐克而言，由于德国人拥有因地理位置而来的当下战略优势，我们很难有所作为。所以，他们占领捷克斯洛伐克边境地带很可能成功，但要征服整个国家却不大可能，除非捷克斯洛伐克人被抛下去独自战斗。德国缺乏持久战所需的资源，所以最终的前景会对它不利。 长远地看待局势，有一个结论是靠谱的：整体而言，对侵略的反对，在战略上仍具有决定性的力量，即使有一张无法原谅的弱牌在损害着它，这就是英国抵御空袭的准备不足。因此，我们可能会遭受无穷无尽的损失，但敌人面临经济上的巨大压力，它不可能像1914年那样维持持久拼杀，这就确保了最终的结果是我们胜利。 《慕尼黑协定》改变了战略平衡，使我们明显地走向了劣势。随着捷克斯洛伐克在军事上失去作用，法国人失去了一个非常珍贵的让德国力量不能集中针对他们的干扰因素。德国所得到的不仅仅是人口的增加，而且有自身兵力的释放——这些兵力原本要去对付35到40个捷克斯洛伐克师。同样，捷克斯洛伐克的地理位置也曾是德国的焦虑——捷克斯洛伐克可以成为一个让德国人不舒服的对德作战空军基地——它靠近德国的战略要点，现在这种焦虑也被解除了。 与战略形势的这种严峻恶化相比较，我们只能算一算一些不那么切实也不那么确定的政治收获了。一个就是德国不再拥有任何貌似可信的借口来遮掩它的侵略意图了——在苏台德德语区它曾经找到这样的借口。另一个是随着德国的所作所为，美国的看法变得越来越愤怒。第三个是德国的那些邻居和远邻变得越来越担忧德国的目的，这在战略上是有利还是不利，注定要靠我们是否决定向它们提供支持——赶在它们被德国的压力压服之前。 英国迟疑于承认这种必要性，仍然执着于绥靖的希望，在德国3月占领波希米亚，紧接着又是威胁罗马尼亚、威胁波兰的震惊之前，什么决定都未作出。于是，英国被弄得只好停止自己长期以来要放弃集体安全的想法，扭转了原来的放弃进程。意大利夺取了阿尔巴尼亚，这又是一个新的刺激。英国向波兰提供的保证，现在把罗马尼亚和希腊包括进来了，同时还在与俄国和土耳其进行讨论——在东欧的任何防御构造中，这两个国家是基本的支撑，这种防御构造可以为东欧的反侵略提供安全，也有助于德国被迫减少在西欧的力量。 我们必须面对一个事实：到了最后关头再来重建集体安全体系，现在的这种努力更容易导致战争；如果战争爆发，战争中的危险更大；即使由此而避免了战争，也是一个更重的负担。如果一开始就鼓励原来国联体系那种存在，情况会好得多。 欧洲现在的军事力量是个什么情况？自9月危机以来，英国的重整军备取得了很大进展，然而，与此相对比，我们不但必须把捷克斯洛伐克军力的损失考虑进来，而且要把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所得到的东西考虑进来。他们的直接收获包括夺取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工厂、矿产资源和武器装备。人们认为，这马上就使得德国的重型炮兵资源获得了翻番，而重炮是粉碎现代防御的主要手段。然而，更为重要的还有德国的间接收获。在控制东南欧的道路上，德国已经清除了一个主要障碍。一旦控制了东南欧，德国可能就具有了维持长期战争的能力，而我们最拿手的武器——封锁，也会失去它的大部分功效。 与此同时，法国人和我们自己“防守西部”的能力，也因西班牙共和国的崩溃而受损。已经出现了一些不祥之兆，但要把佛朗哥党徒的西班牙从“轴心”国分离出来，让它中立，看来非常困难。数年前，英国政府曾经志满意得地相信这可以做到，于是允许德国和意大利怂恿佛朗哥征服西班牙。 要用自己近来的战略所获弄到好处，德国需要时间，需要时间来为自己延伸对中欧和东南欧的经济控制和政治控制作好准备，需要时间来巩固对西班牙的掌控。然而，人们严重怀疑，德国的经济状态，或者说纳粹喜怒无常的性情，是否会让德国等下去，英国重整军备正在加快的步伐和扩大的规模，也隐含着让德国早早采取行动的刺激。 如果德国决定突然发动战争，它大可指望对它有利的地面力量和空中力量，除非把俄国的分量也考虑进来。即使把俄国对付德国的分量考虑进来，德国在总体数量上的差距也可以靠它自身中心位置的优势得到弥补，靠着它潜在地从意大利和西班牙威胁西方大国后方和海上交通的能力得到增强。另一方面，经济因素——尤其是石油供应，却对德国不利，除非它获得对东南欧的控制，在此之前是不行的。这个障碍会让德国考虑停一停，除非它相信一场短期战争就能顺利达到目的。 就经验而言，这样想是没有什么基础的。在过去一代多人的时间里，地面战争的经验清晰表明了防守胜过进攻的优势。进攻想要获得足够的胜利可能，攻方看来至少需要对守方有3比1的力量优势，而且这要用现代条件来考虑，不仅仅是人数上的，更是“火力单位”上的：火炮的机动性、坦克、用来支持地面力量的飞机，它们相乘形成的火力优势。把俄国和土耳其纳入，重建一个集体安全的适当体系，那么德国要获得所需的这种优势，就颇不容易了，在东部或西部，各国都有了保障，都将成为一种对德国的威慑。 而且，现代战争中的防御优势，因一个进攻者的目标与多个被攻击者的目标之不同而进一步突出。这个进攻者想要成功，它就必须去征服；那些防守者想要成功，只要让进攻者知道不可能征服，进攻的持续努力将带来更多损失而不是收获就可以了。所以，防守者可以打一场远没有那样精疲力竭的战争，他们这样做很明智，不必为“进攻即是最好之防守”的金句所误导，这个说法只有条件适宜时才是对的。在现代战争中——不同于如今这种“伪装起来的战争”的实际战争中，要找到进攻的适宜条件是很困难的。 我们输掉一场战争的主要风险，在于想要去“赢一场战争”，想在战场上追求决定性胜利的海市蜃楼。追求终极和平的前景，也是一种很糟糕的危险。如果你不顾一切地只要胜利，不去考虑其他后果，你可能就会耗尽精力而无法因和平获益。这种和平是一种糟糕的和平，也几乎可以肯定，它包含着另一场战争的萌芽。上一场战争的最糟糕问题，可能就是我们一定要打下去，直到我们得到德国屈服投降的胜利表象，而不是满足于现实，让德国的攻击力量被它自己的徒劳努力和经济压力消耗。 追求强力的国家认识到自身的徒劳，战争才会结束。现代防御正在增长的力量，带来了这种看得见的前景。然而，欧洲国家在看到这一点之前可能就已经终结了自己，这是一种严重的危险。我们文明的主要希望，就在于无人去赢下一场战争。或者说，更好的是每个人都得以事先认识到，战争是不可能“赢得”的。这个真相传播得越广，避免战争的机会就越大。 [book_title]第2章 防守的条件 政策应该坚定地控制战略，但政策本身依赖于坚实的战略基础。所以，当人们讨论外交政策的种种问题时，对于一个国家的未来而言，尽可能清晰地理解潜在的军事条件，这至关重要。 今天，基本的军事条件是什么？第一，是与人力相对的机械力量正在增加的价值。第二，由第一点而来，是战争能力的衡量越来越依赖工业力量和经济资源。第三，则是防守对进攻的优势正在增加。 从滑铁卢到上次大战，人力的理论一直支配着军事头脑。这个怪物是拿破仑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产物，将其带入军事世界的助产士是普鲁士战争哲学家克劳塞维茨。此人渊深难测。可惜的是，在他的思想仍处于孕育发展之时，他就去世了，那些论文留在密封包中，伴有一条意味深长的提示：“如果这项工作因我的死亡而中断，那么人们发现的东西，就只能称为一堆不成形的概念……它们会引来无穷无尽的迷思。”事实也正是这样。 19世纪40年代的民主浪潮，促进了这种人力理论的成长。对于民主头脑来说，全民武装的观念很有吸引力。其他一些也同样短视的头脑，很快就来利用它。对于当时的现实而言，服役平等是一种好用的替代品。1866年和1870年普鲁士人的胜利，被世界视为这种理论真理性的证明。所以，不仅俾斯麦和毛奇（Moltke）被蒙骗了，而且他们的那些外国崇拜者也是如此。克劳塞维茨那些“不成形的概念”被解说为一些公式，固定于欧洲头脑中。不仅是在被击败的法国，其他各个地方的军人都把它们作为不容置疑的真理来宣扬，不懂战争的一代政治家也谦恭地接受了它们。于是，后果——三重的后果就是：避免战争更为困难，成功地进行战争更为困难，除耗尽之外用其他方式来结束战争更为困难。 拿破仑的力量在一些毁灭性的努力中耗尽，结果被数量上占优势的兵力击败，克劳塞维茨的观点，无疑受到这场战役中他自身角色的影响。另外一个影响则是他那个时代武器和军队装备缺乏任何重要的改变。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技术上的停滞可能就导致他的那个断言——一个处在技术时代入口处发出的断言：“兵力优势每天都变得更具决定性。”（superiority in numbers is becoming every day more decisive）看到这个信条维持了一个世纪——这个世纪中的技术发明正是一种革命性的武器，这种固执就更令人吃惊了。这个信条的魔力是如此强大，于是军人们以自己一厢情愿期待武器发挥作用的方式来解释武器发展的意义。如同这个信条本身的持续一样，它不可动摇的控制，以及它的灾难性后果，它就成了一个愿望满足（wish-fulfillment）(1)的最好例证。即使是在他那个武器低效的时代，克劳塞维茨也曾承认，防守是更有力的行动方式。然而，半个世纪之后，他的普鲁士同行、《全民武装》（The Nation in Arms）一书的作者冯·德·戈尔茨（Von der Goltz）却宣称：“认为防守具有更大力量的看法……是一种纯粹的错觉。”在接下来的一代人中，他那位著名的法国弟子福熙——此人奠定了1914年之前法国的军事头脑，并通过与亨利·威尔逊（Henry Wilson）的友谊而对英国人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则是预言：“武器上的任何改进，注定要强化进攻。” 然而，任何时候，武器的发展都倾向于强化防守而牺牲进攻，美国内战是如此，德法战争是如此，南非战争也是如此。在作战的军人中，这已经是一种共识，而那些后来在官方学校中讲授这些战争“教训”的参谋人员却忽视它。一些不循规蹈矩的团级军官，比如德国的霍尼格上尉（Captain Hoenig）和法国的马耶尔上尉（Captain Mayer），敢于指出这些战争的真相，擦掉“官方”历史的虚饰。一些不必考虑职业利益的平民研究者，研究这些战争，其结果也支持他们。总参谋部忽视这些警告，他们这些人被抵制，总参谋部把自己一厢情愿的进攻所向无敌的想法掺杂进来。然而，1914年至1918年，人力理论遇到了最为严峻的考验，机械工业的发展将这种理论的谬误暴露出来，拿破仑那句名言“起作用的是某个人，而不是众人”（it is the man who counts, not men）获得了新的意义：机关枪后的一个熟练士兵，胜过20个，有时是100个，有时甚至是1000个——想用刺刀来冲击他的士兵。冲击者的队列越是密集，机关枪的收获就越丰厚。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将人力理论的谬误显示得最为清晰的，竟然是克劳塞维茨过去的同事——那些俄国人在与德国军队相遇之时，德国的兵力要少得多，但俄国人却是一再被击败。正是通过武器威力的优越，德国人才能够击退俄国人在数量上所说的压倒优势。 在西线，双方的武器差别不大，各自的精华部队都被摧毁，形成了僵局，直至双方的统帅部开始去读懂战壕中写下的文字：面对现代火力，人数众多拼写出来的只是被屠杀。然而，统帅部还是认为，自己的错误无非是轻视了所需要的火力支持的数量，仍然坚信人力理论，只是用一种不同的公式来解说它——“炮兵去征服，步兵去占领”。按照这个公式，它们尝试采用密集炮轰的方式，然而成果有限。这些巨量炮轰有可能让敌方防御工事被打断，但却不能突破它们。这种密集炮火的笨重，以及它所需要的复杂安排，使它成为一种令人绝望的迟钝方式。炮火把地面深犁了一遍，又对它原本是要去协助的进攻造成了新的障碍。步兵沦为仅仅是密集炮火跟随者的角色，但他们的损失并没有减少。对机械力量重要性的早期认识，迟迟没有意识到这使得人力节省有了可能。在人与武器的比率上，没有出现大幅度的重新调整，结果就是大量步兵继续被推向前去，待在前方，被敌方的大量炮火炸成肉泥。 后来，人们又尝试了另外一种较有希望的方式，这首先是英国人来做的：让冲在前面的进攻者可以防弹，一种装甲的战斗车辆出现在战场上。这些早期坦克行动缓慢，不比人的步行快多少。即使如此，在统帅部学会了避免去误用它们之后，它们就铺平了更深入和更迅速的进攻之路，效果超过了当时人们获得的任何其他方式。与此同时，新的炮兵测距方式被开发出来了，这样大炮可以直接轰击，不再需要原来的预先炮火准备，那等于是告诉对方进攻即将开始。这种方式，与坦克的突然出动结合在一起，就取代了原来的漫长炮击，出敌不意的可能性得到了恢复。英军1917年11月在康布雷（Cambrai）战斗中使用这种方式，取得令人震惊的成功，快速摧毁了敌方阵地让步兵去占领。缺乏坦克的德国人，使用了新的炮兵战术，大量使用毒气和烟雾弹，又加上新的步兵突破战术，这种战术推翻了原来的军事教条，沿着阻力最小的战线推进，而不是集中力量攻打敌方的最强之处。靠着这些手段，德国在1918年成功地从进入敌方阵地推进到突破敌方阵地，好几次都取得了看似仗已打胜的成果。然而，让他们狼狈的是，胜利始终望而不得。他们越是推进到纵深，打开的缺口就越少，防守一方后备力量的流入凝结，最终在他们面前将缺口堵上。每个缺口都变成了一个凸出部，它们很容易就变成一个口袋，令人不安。 双方统帅部都慢慢看到了一些让人惊奇的现象重新出现，然而机会消失得更快一些。西线那些所谓的战斗，只是一些琐细的自我擦伤：先是这一方，然后是那一方，去攻击对方的防御墙，结果自己被打得粉碎。根本而言，战争成为一场耐力考验，问题变成哪一方会首先因耗尽一切而溃散，而这个问题也是更多地取决于饥饱而不是由战斗来决定，而防守一方在这一点上直至战争结束也仍然力量强大。海上力量的压力，让德国的生命力枯萎，造成它食物和原材料短缺，这反过来导致它的溃散。这种无形的压力，也迫使德方统帅在1918年孤注一掷，要在西线取胜，而没有放弃局部成果来寻求和平的任何意愿，或者说对获取完全成功所面临的困难没有任何充分理解。完全成功，这是它军事教科书中界定的唯一坚实的战争目的。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战争表面之下的一些条件，一些超越教条式军人视野的条件。由于这个理由，就值得通过军事眼光——而且要去除任何非军事染色的嫌疑——去研究它们，要做的是增强眼光的穿透力。要获得对这些条件的最为清晰的认识，唯有关于上一次“大战”的英国官方史的最新一卷方能提供——尽管它未必有意这样来做。 1914—1918年的深层教训 1918年，德国3月和4月在法国皮卡第（Picardy）地区和比利时和法国的佛兰德（Flanders）地区有过两次巨大努力，但未能取得对英军的决定性成功。5月，它转为进攻法国防线。德国人并不是改为要在这里获得决定性胜利，而是想把法国的后备力量吸引回来，为对英国人的最后致命一击作准备。为了这个转移注意力的目标，德国于5月、6月和7月发动了三次进攻。第一次进攻所获多为区域性的，对大局补益不大；第二次进攻力度不够；第三次进攻让进攻者无法去追求这个目标。更糟糕的是：对于进攻者来说，它拼得太狠，几近于耗尽，在道德上和身体上都是如此，这就注定了它要输掉战争。如果说有过一支军队实施自杀，那么这就是1918年的德国人。 对于盟国来说，德国人进攻得到的壮观结果，被证明是众所周知的“塞翁失马”。官方历史的结论这样写道：“如果不是3月21日精心准备的大进攻取得了相当程度的成功，鲁登道夫（Ludendorff）可能就较早认识到一场战略突破的巨大困难，就不会将德国军队驱向毁灭……他就有可能通过一系列的放弃，引诱盟国攻占一个接一个的位置，让它们损失训练有素的士兵，这样的士兵，即使是有美国派遣军也难以得到足够的补充……” 当盟国反过来展开进攻时，它们再一次地被“机关枪的巨大威力”阻挡，这威力“不仅造成沉重损失，而且迫使进攻者要小心翼翼地前进，这就让德国人有时间来临时建立后面的防线。于是，开始时因出敌不意而得到的优势，就再也不能充分利用了。”那些新武器，坦克和飞机，并不足以带来决定性的成果。不过，老式装备的使用更是不太有效。“骑兵被调上来了，但用不上。如同一个美国人所言：‘除非你缴获了敌人的最后一挺机枪，否则你无法让骑兵冲锋。’”在官方历史的评判中，德国人从马恩凸角撤退——它标志着这场战争中趋势的转变，与其说是因为盟国的反击，不如说是因为德国人自己“只要苏瓦松铁路枢纽处于敌方有效的炮火控制之下，就无法向这个凸角补充自己的部队”。 不过，所有教训中最严重的一个，在这部叙事中是暗示而非明示的。盟国最终的推进，要靠德方统帅毁掉自己军队的抵抗力量才成为可能。德国抓获了盟国军队的大量俘虏，它自己也是损失严重，双方的人员损失大致相同，但“不同于盟国——盟国靠着美国人的注入，每天都在增加力量；德国却没有办法替换那些倒下的人”。到了7月中旬，各营的战壕战力下降至只有200—240支步枪的程度，那些补给点几乎都空了。更为致命的则是士气消沉。与德国军队3月开始进攻之时展示出来的高昂士气相比，5月第三次进攻时，就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士气低落，即便是德国官方的记述也不得不得出一个结论：在一个辉煌的开始之后，战斗进程之所以不能令人满意，“主要原因”是“进攻部队履行自己的职责时很是失败”。现代的统帅部位于远离战场的后方总部，意识到对自己部队提出要求必须留有余地，这常常是迟缓的。鲁登道夫可能直到7月9日还抱有幻想，认为自己的下一次进攻，也就是第五次进攻，将会“最终地、决定性地战胜敌人”。然而，那些执行者却感觉这是驱羊入屠场。这体现于一些征兆之上，比如他们不再为埋葬或转运死者而操心，也无心再挖掘厕所。他们总是被告知，每一次进攻都是“最后一次，然后就是胜利的和平”。他们的信任被滥用了。而且，因希望落空和损失惨重导致的士气下降，又因伙食糟糕和感冒流行而加剧。 在盟国于8月实施进攻之前，德国军队就已经是一支败军了——被自己统帅部的进攻执念击败了。英国官方史甚至这样说：“即使没有盟国的那些巨大胜利，秋季之前预示的和平没有到来，德国最终的崩溃也是很可以期待的。”这个反思提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它更事关政治家而非军人，它召唤战争科学家而非纯粹的军事史学家来进行探讨。对于军事史学家来说，德国军队即将发生的溃败，“显然”是一个标志，表明“已经到了加速解体过程的时候”，因为盟国已转为实施它们的进攻。对于战争科学家来说，那个过程中的智慧是颇成问题的。 军事科学家的研究领域，并不止步于战争的结束，而是延伸至战争之后的和平状态。在衡量“胜利”的好处时，他会把获得胜利所付出的额外的道德和经济损失的最终效果（ultimate effect）考虑在内。而且，还要考虑胜利可能以何种方式播下了此后战争的种子。在战争到来之前，就要去考虑这些因素，因为在战争狂热的民主国家中，要保持精力保持明智，就如同在渴望荣耀的军事独裁政体中一样困难。 反对1918年11月停战协定的声音，在法国和英国有很多，尽管停战协定是在高级将领们建议下批准的。不过，这个协定的条款确保了盟国在军事上等同于完胜。很难看出，如果继续打下去直至柏林求和，还能多得到些什么。那只会使所有参战国战后更加精疲力竭，继续加深德国的苦难怨恨，滋养复仇的欲望，再次将欧洲带到战争的边缘。更有理由来问：一旦德国取胜的力量被严重打残——如同1918年7月这样，盟国是否希望胜利结束战争，而不是失多于得——当下的失和最终的失，会多于得？ 就德国的目标而言，看出它军事论点上的谬误则更为容易。英国官方史是这样表述的：“没人比德国人更知道胜利只有靠进攻才能获得。”这个“知识”过于理论上了。它使得他们不去考虑获得胜利的实际困难。“被自己在东线攻势的经验误导”，鲁登道夫“没有去考虑1918年进攻法国、美国和英国军队要付出的代价。”这个“知识”也过于局限了。它使得德国人未能去询问自己，从长远来看，胜利是否值得。无论是他们，还是他们的对手，都没有停下来想一想：这个军事梦想的实现——就历史经验而言，它的实现基本上只是愿望而已，与双方都认识到战争徒劳而及时达成和平相比，真的更为有利吗？如果国家的命运单纯为军事家所控制，那么战争对它们而言，就是“过于沉重的一件事情”。所以，需要有大战略的宽广视野，它关注每一场战争之外的和平状态。 军事目的——胜利？ 即使可以争辩说，一场未来的极权主义战争不会给理性留下任何空间，那些加入这场战争的人不可能作长远打算，但我们还是要考虑一个实际问题：“胜利”是否可能？只要我们无限努力下去，我们最终会完全摧毁敌人的力量，迫使它无条件投降，这种期待有道理吗？或者说，我们追求这样一个绝对目的，而不是用一个较为限制的目标来指挥战争，对我们自己的前景而言，其实弊大于利？ 仔细考察，有一点变得很清楚：无限制战争的想法只是一个理论上的概念。它完全是理论上的，现代世界永远不会出现这样的战争。即使政治家的判断对无限牺牲不设限制，但一个民族对此的不情愿，总会形成一种自然的限制。无限战争理论的那位倡导者、克劳塞维茨本人，也认识到了他所指明的“现实中的修正”。他对此这样解释：“抽象推论，人的头脑难以停止走极端，因为它必须用极端来处理两股势力对立的冲突”；但他接下来还承认，从抽象进入现实，任何事物都会有所不同，所以他的抽象理想——解除敌人的武装，“实际上很少能够做到，所以也不是和平的必备条件”。 克劳塞维茨还看到，理论上的优势必须与“付出和风险”相衡量。他承认，“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我们的目的越是为了摧毁敌人的力量，我们自身力量的浪费就越大。危险就潜伏在这里——我们所寻求的功效越大，就越会反弹于我们自身，如果我们没有成功的话，带来的就是更为糟糕的后果。” 出自克劳塞维茨本人之口，他在这里作出了对自己理论的一种预言性评判，但1914—1918年欧洲的战争领袖们，却是没有限制地应用了他的理论。他们很不幸地吞下了克劳塞维茨那些包装自己抽象推理的惊人话语，却忽视了后面的限定性条件。这些人的头脑只能抓住极端。于是，结果就是他们把理论推到了自杀性的极端，自身力量的耗费超越了安全底线，用永远没有完成时的战斗来追求完胜的理想。一方最终崩溃，更多的是因为经济压力带来的饿肚子，而不是流血——尽管德国1918年失败的进攻流了很多血，是因为明显不能获胜所带来的士气丧失，是这些加快了崩溃。如果这些给另一方带来了胜利的表象，那么他们赢得“胜利”的努力也让他们付出了这样的代价——处在道德上和实际上的精疲力竭之中。这些看起来的胜利者，已经难以巩固自己的地位了。 今天，20年后反思这堂课，而且前面还有更多的课会来强调它，关于“胜利”之必要的那些谈论，在许多方面却仍然可以听到。这些谈论很奇怪地忽视了现实可能性的问题。“胜利”被用来论证我们必须有一支强大的陆军，因为人们争辩说只有地面部队才能占领敌人的领土，迫使敌人投降。然而，怎样才能达到这样的结果却没有解说，预测这样的结果也没有给出任何充分的理由。西班牙的战争和中国的战争，已经为大战之后的军备发展提供了测试。它们表明，要战胜防守很是困难，哪怕面对组织很糟、物质方面劣势明显的军队，也是如此。与过去相比，更为困难。它们并没有鼓励一个想法：军备条件和潜在规模差别不大的大国军队，在它们对峙相争的又一场大战中，一方的“胜利”是可以得到的。 现代战争中的胜利梦想，只有纯粹的推测才能维持它。它面对的是久已证明的一个严峻事实——现代战术防守的优势。地面战斗在理论上的可行范围，可能是战至“最后一人”的无限战争；但实际上它的限制却一直在变窄，因为面对牢不可破的防守持续送死，部队会很自然地迟疑；因为工业能力在生产巨量军火上会有困难——即使是尝试进攻也需要巨量军火。 经济基础 我前面引用了关于上次各国大冲突的一句话——“战争留给军人是过于沉重的一件事情”，今天的欧洲局势，让这句话有了新的发展。因为，即使人们对军人的判断有着最为彻底的信任，战争现在也不可能只留给军人了。不说发动战争，即使是维持战争的力量，也已经走出了军人的范围，进入某种业务的范围。如同机械力量在战场上超过单纯人力，日益占据主导地位一样，从现实角度来看，工业也把前线的军队推入大战略的背景之中。除非来自工厂和油田的供应能够不被打断地保障供给，否则军队就只是呆滞无效的人群而已。威严行进的军队俯视敬畏的平民观众，这令人印象深刻；同样，在现代战争科学家的眼中，军队不过是巨大的牵线木偶般的依赖者，被挂在电线上，放在输送带上，或者是管道中。由此来看，这也就呈现出一种潜在属性，可使得世界免于巨大灾难。 如果只是现有的军队和军备来起作用，那么这幅图景就会黯淡得多。慕尼黑协定的安排改变了欧洲的战略平衡，至少一段时间内是严重地不利于法国和英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它们军备项目再怎么加速，也不可能等同被德国除去的捷克斯洛伐克35个装备精良的师的力量，以及随之而被释放出来的德国师团的力量——这些德国师团原本要用来对付捷克斯洛伐克军队。现在，可能要面对超过100个德国师来对付法国的50多个师的局面，这还没把意大利可能会加入德国一方考虑进来。 这样，法国和英国到3月时所取得的军备增加，就被德国横扫无助的捷克斯洛伐克的收获大大抵消，捷克斯洛伐克的军工厂和军事装备被德国拿走了。让前景变得更为糟糕的是，德国和意大利的帮助，使佛朗哥得以完成对西班牙共和国的颠覆，这就让法国边境又多了一个构成威胁的幽灵，对于法国和英国的海上交通也是如此。 从战略上看，除非俄国的支持可以确定，否则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没有任何可能扳平这种不平衡。同样，从战略上看，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有利于与西方大国结盟。然而，战略天平的分量依赖于经济基础。处在战争的压力之下，经济基础能否支撑住德国军力的重量，这是很可疑的。 对于战争而言，有20种左右的基本产品最为重要。用于普遍生产的煤，用于移动力量的石油，用于炸药的棉花、羊毛、铁，用于运输的橡胶，用于军备整体和所有电力装备的铜，用于炼钢和弹药的镍，用于弹药的铅，用于炸药的甘油，用于无烟火药的纤维素，用于雷管的水银，用于飞机的铝和铝土矿，用于化学装置的白金，用于炼钢和各种冶金的锑、锰等，用于枪炮和机械的石棉，用于机械灵活性的云母，用于爆炸物的硝酸和硫磺。 除了煤，这些需求量巨大的产品，绝大部分英国自身都是缺乏的。然而，只要海上通道的畅通可以确保，它们中绝大部分都可以在英帝国中得到。拿镍来说吧，世界上90%左右的供应量来自加拿大，剩下的则主要来自新喀里多尼亚的法国殖民地。缺少的主要是锑、水银、硫磺，而石油资源对于战争所需也显不足。法兰西“帝国”无法提供这些特别的短缺品，此外它还缺少棉花、羊毛、铜、铅、锰、橡胶和几种需求量较小的东西。这些产品的绝大部分，俄国有丰富的供应，但俄国缺少锑、镍和橡胶，此外铜和硫磺的供应不足。 所有这些国家中，这些产品的最丰富之地是美国，它生产世界石油总供应量的三分之二、世界棉花产量的大约一半、世界铜产量的几乎一半，它自己只在锑、镍、橡胶、锡、铬铁矿、钨等物质上依赖外来资源，锰也部分需要。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柏林—罗马—东京三角的情况。上述产品，意大利几乎每一种都需要大量进口，甚至包括煤。日本尽管有近来的获取，但仍然缺乏大部分物质，铜和煤除外。德国自身不产棉花、橡胶、锡、白金、铝土矿、水银和云母，它的铁矿、铜、锑、锰、镍、硫磺、羊毛和石油供应，也严重不足。靠着对西班牙的干涉，它能够确保以优惠条件得到进一步的铁矿供应，还有水银——尽管持续供应要靠海上通道的畅通。另外，靠着新的木材代替品，德国也成功地部分满足了对羊毛的需要。同样，以远远超过天然产品的代价，靠着合成橡胶，它也满足了自己和平时期橡胶需求量的大约五分之一；靠着国产燃料，满足了石油需求量的三分之一。 随着军队越来越依赖于摩托化机动，空中力量日益成为军事力量中的关键因素，轴心国发动战争的所有能力，最大的弱点更在于此。除了一些煤炭衍生产品外，德国在自己的油井中可获取大约50万吨石油，从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获取的石油微不足道。要满足它和平时期的石油需要，它每年必须进口将近500万吨石油，主要来源是委内瑞拉、墨西哥、荷属印度群岛、美国、俄国和罗马尼亚。如果战争爆发，它不可能从上述国家前四个中的任何一个得到进口，从后面两个进口得靠征服它们。而且，德国战时的石油需求量估计将超过每年1200万吨。由此来看，难以想象德国人造燃料的任何增长可以满足这种需求。只有获取完好状态的罗马尼亚油井——它们一年出产700万吨石油，才有希望弥补不足。意大利在石油上的需求也在增加阻力，因为战时它每年可能需要400万吨石油，它自己只能从阿尔巴尼亚弄到大约2%，这还要靠它的油船可以穿越亚得里亚海，而这是不太可能的。 所有那些不可靠的基础条件中，最重要的是德国和意大利民族的过劳状态。为了军备，人们生活中的愉悦甚至是需要都被剥夺了。如果现在战争到来，这些国家将会再次开始出现上次大战两三年后德国人的那种普遍营养不良的状态。饥饿是最能动摇战斗意志的。有一句古老格言：“一支军队靠它的胃前进”（an army marches on its stomach），对武装的现代国家而言，这句话有着更为深广的意味。 把自身摆放在潜在对手的位置上，这可以很好地防止自己信心动摇。我们不要看不到德国和意大利在维持长期战争所需资源上的现存不足，或者是那些将会用来对付它们的资源及这些资源的固有优势。在任何类似于目前将要出现的冲突中，轴心国的命运取决于战争能否迅速解决。相比之下，防止战争速战速决的问题，解决起来就要简单得多。想做到“致命一击”，其困难因防守胜过进攻的现代优势而大大增加了。防守胜过进攻的优势，在陆地已经建立起来。近来地面战争的所有经验都表明，哪怕是获得区域性的成功，进攻者也至少需要武器上3比1的优势才行。如今，在空中，防守看来也超越了进攻者原来具有的优势。防空火力新技术的开发，看来对空中威胁会造成障碍，这就类似于一代人之前地面战争中带刺铁丝网和战壕机关枪结合起来形成的局面。所以，整体来看，军人的“闪电战”梦想要实现，前景是越来越暗淡了。今天悬于欧洲上空的战争乌云，雷声会很大，但闪电却会少得多。 我们在战争中的目标 如果战争到来，在考虑我们的政策时，在做好我们的准备时，我们一定要清醒于我们的国家目标，永远不要看不到它。 如果我们要被拖入战争，理由只能是保卫我们利益的必要。不过，这些利益并不限于保卫我们的领土和商业这样单纯的物质利益。如果我们要确保作为一个团结的民族来战斗，就必须包纳更多的利益，得到其他民族直接或间接的帮助，他们的支持对于我们的防守能力至关重要。面对一个侵略者，我们的大目标就是要确保自由文明的持续，也就是我们谈到“英国”时所包括的那些大理想。 然而，要达到这个目标，我们这一方并不需要采取战争暴行。对于侵略者来说，其目的在于征服，它的成功可能需要完全瓦解敌方力量和占领敌方领土。不过，对于我们的目标而言，并不需要这样做。如果我们能够让敌方相信它不可能征服，我们的目标就实现了。实现这个目标，要容易得多，尤其是在现代条件下。近年来的战争中，那些唯一的决定性胜利，是对装备和工业资源大大落后之对手的胜利。任何重大战争中的两方，都不能期待自己会有这样的优势。只要我们在真正防守上充足地武装起来，不放弃我们的朋友，不变得孤立，侵略者会击败我们的想法就没有任何东西来支持它。 不过，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保证我们能够击败敌方的想法，至少在军事范围内。所以，为什么要把我们的力量浪费在这个徒劳的想法上呢？将我们的军事目标限定于可能之物——让任何对手相信它不可能击败我们，这无疑要明智一些。经验告诉我们，对于目标的实现而言，最严峻的风险就是追求不可能之物——通过进攻获得决定性胜利，而使我们自己过劳。现代战争的条件，使我们有理由维持我们传统战略的政策，在我们近来外交政策让我们所处的形势之中，可以这样做，至少是要维持其原则。这是实际的需要。 有限责任或保存精力？ 人们常常断言，战争中的“有限责任”是不可能的；带着保存自己精力的想法来打仗，就等于是走向失败。第一个断言不符合历史事实，第二个断言不切实际。大海如同我们的护城河，还有我们的海上力量，这些形成了对我们责任的限制——对一切耗尽之风险的限制，而一切耗尽正是在战争中失败的最常见原因。我们依据受益于此的政策来打仗，直至最后一场战争。我们在这种政策的基础上，进行了我们所有的重大战争直至最后一场，并且在这些战争之中和之后维持了持续的成功，其他的现代国家对此尚不知晓。我们的主要武器是通过海上力量而施加的经济压力，我们通过两个补充武器的使用来加大其效果，一个是金融的，它包含对盟国的资助和军事供应；另一个是军事的，它包含派遣相对较小的远征军去打击敌人的脆弱四肢，或者用来巩固任何有希望的盟军合作。一方面最大化地发展我们的海军力量，另一方面致力于把我们的军事努力限至最低程度。靠着这种大战略，我们保存了我们的力量，同时又把可以使用的力量用于敌人最薄弱之处。在上一场战争中，我们开始了颠覆性的创新，动员一支庞大军队用于一场重大的地面战争，做一次可能是决定性的参与。是不是真的出现了充分的条件差异，以至于要偏离我们传统的战争政策，这或许是可以质疑的。我们四面环海的安全，并没有被空中武器的发展威胁到；比起以前那些考验中显示出来的情况，我们的海军地位现在更好，在实质上和地理上都是如此；我们的经济地位也更强健了，我们有了更为强大的盟友。我们很少是以如此有利的局势进入一场战争的。除了我们那场前所未有的地面战争努力带来的直接结果外，没有人让我们那样耗竭。回顾往事，以那般后果赢得的和平，并没有增加它的价值。一方面，任何新战争的未来条件都可能变化，对此要保持开放的头脑；另一方面，抛弃过去的经验教训，也是愚蠢的。 我们现在要面对的主要条件变化，是对我们这个国家进行空袭的新危险；如果意大利、日本或西班牙成了我们的敌人，我们的海上交通也会出现危险。第一个危险会迫使我们大量增加国土防守力量，包括空中力量和防空力量。第二个危险要求我们大量增加海军，尤其是巡洋舰和小型船队。在欧洲大陆上支持盟友的必要性，不是条件的改变，这一直是我们战争的特征，而且我们现在潜在盟友的强大，也是过去很少获得过的。 在探讨过去战争和未来战争问题的过程中，我首先看重的就是集体安全这个想法的实际价值。数年前，我对英联邦的战略局势作了一次调查，得出一个结论：英联邦持续安全的最好机会，就在于培育集体安全体系。这个结论完全是基于战略基础而得出的，但也考虑到了战略的更高层面——建立在高昂士气上的安全基础，而这又要依赖安全的道德基础。而且，提倡回到我们传统的战略政策上，我也清楚地看到，这样做的可能性，要靠我们支持集体安全体系，处在孤立中是不可能做到的。排列起来反对侵略者的力量越多，保存精力的前景就越好，各个成员和整个体系都是如此。 与此同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政府转向回到我们传统战略——我将此命名为“英国的战争方式”——的想法时，它却在集体安全观念上后退了，而集体安全是我们传统战略的必要补充。《慕尼黑协定》损害了这两者的基础。结果就是：我们现在被拖入建造一支强大地面力量的过程之中，同时还要尽最大努力建设空中力量和海上力量，结果形成了三重压力。在一场漫长的战争中，哪怕在一种和平中包含战争危险的漫长状态中，这都可能使得我们很危险地朝崩溃点走去。这就是迟疑于回到集体安全带来的后果。对于我们自己的防守来说，集体安全是回避不了的必需品，除非出现“绥靖”政策的成功——这是不大可能的。 如果我们的转向——快速恢复对集体安全组织的支持，能够成功地对德国扩张主义者的进军进行阻止，我们近来的政策可能就具有明智的战略撤退——“以退为进”（reculer pour mieux sauter）的历史面貌。然而，在实际中，我们这个成功是由于幻灭和怨恨情绪的压力使得我们去反转，我们因此将冒不必要的风险，对他人造成不必要的牺牲，我们自身也不得不承担沉重得多的负担，冒更大的风险。如果我们从未从当年签署国联盟约（the Covenant of the League）的立场上后退，情况会好得多。 迟疑于加入集体安全组织，直到危急情况迫使我们去加入，我们已经丧失了以我们自身的条件来加入它的机会，丧失了我们自己特殊战略条件所要求的保障措施。然而，尽管这个仓促反转会增多加在我们身上的要求——我们作为伙伴来请求的那些人会提出的那些要求，但它不会消除我们以地面力量的形式来作贡献的天然局限。对于我们来说，在现在的情况下，向他们显示出我们已准备好尽可能作出最大努力，这至关重要；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让他们清楚在可能性上的实际限制，让他们相信如果我们由于战略上的过劳而崩溃，那对他们也没有好处。 对于所有现代国家而言，军火的供应控制着可以有效利用的地面力量的规模，而这个规模不可能等同于任何国家的总人力规模。就我们自己的情况而言，我们可以去做的地面力量规模上的努力，还有一些不可避免的进一步限制。一个限制久已存在：由于大海将我们与欧洲大陆分隔开来，我们在海外可以维持的军队人数，依赖于我们能够用来运送它们和供给它们的海运规模，依赖于我们能够拿出多少战舰来护航。以损害我们基本海上力量的代价来扩大我们的地面力量，这是愚蠢的。 另一个限制是新的。由于飞机的发展，我们的海洋护城河作为抵挡敌人进攻力量的障碍，其价值已经缩小，但对我们自己而言，它仍然还是障碍。对我们来说，空中力量已经变得至关重要，要用它来保卫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工业，我们维持任何战争的能力都依赖这两者。如果在地面力量上的努力夺走了维护空中力量的所需资源，那是我们所承受不起的。地面力量除了直接抽取工业和财政力量外，还要抽取部分空中力量来保护它和协助它。地面力量变得越庞大，它要求为自己服务的飞机就越多。陆军对燃料和军火的依赖日益增长，而且要源源不断地供应，然而空袭范围的扩大和力量的加大，又不幸地带来了越来越大的被打断风险。所以，它们就变得更容易瘫痪。必须在外国领土上维持一支陆军，穿越大海向它供给，这种风险就更大，如果它的规模再扩大，就会超比例地增加风险。 欧洲近来的发展，要求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再次放弃我们历史上的战争政策，准备一支陆军在欧洲大陆上进行大规模干预，当我们考虑这个问题时，所有这些限制条件都要铭记于心。有足够力量来对付海上或空中的威胁，这对于我们是绝对必要的。严格地讲，除了保卫我们海外领土所需的最低限度的地面部队外，其他地面力量都不能说是绝对必要。在陆地上努力，抽走了维持海上力量或空中力量所必需的资源，从而削弱了它们，这将是愚蠢的。如果我们要避免在最起作用的这两个领域陷入力量短缺的那种风险，我们就必须认真估量我们的责任和资源，否则就会在陆海空三重压力下崩溃。 需要考虑的也并不止这一个问题。将我们自己投入战争，以追求我们的政策目标，我们永远也不要忘记保存战后维持这些政策目标所需之物的需要。这不仅要求保存物质上、工业上和财政上的力量，而且要保存精神力量。如果在夺取胜利的过程中，我们民族的独特精神熄灭了，唯有外壳留了下来，这样的胜利是不值得的。讨论我们在又一场战争中必须去做什么，如果以上一场战争来类比争辩，这里面有严重危险，由于新技术的复杂性，以及努力的范围可以扩大了，情况就更为严峻。在以前那些世纪中，我们之所以能赢那些对手，是因为我们避免了让我们自己过劳。然而，也有一些时候——比如面对路易十四和拿破仑，当威胁更大，形势显然比1914—1918年期间更为危险时，我们第一次放弃了对节约力量原则的关注，将我们的最大力量投入海外的地面战争。我们不能从我们自己的历史中学到一些东西吗？ 历史教训的利用 在利用历史教训时，由于战争条件的改变，我们有了一项巨大的新资产：正在增长的防守优势。认识到这个基本的军事因素，可以为外交政策提供一个更为坚实的基础。外交政策的基础长期以来一直被削弱，因为担心加入抵抗一个侵略者的集体行动，哪怕是帮助受害者，都可能让我们卷入战争。与之相伴的，则是一个几乎是普遍性的假设：这样一场战争，就意味着无限的承诺——我们将不得不“竭尽全力”战斗，就像在上一场战争中那样。这反过来又催生了进一步的担心：一旦我们承诺的力量和资源全被这个方向吸走了，那么我们就暴露在其他潜在侵略者的威胁面前，他们就可能利用这个机会。所以，推导出来的结论就是我们承担不起被侵略的风险，哪怕是参与到任何形式的抵制之中，侵略者也可能视为对它目的的敌意。由于其他的和平国家也是同样的担忧和同样的假设，很自然的结果就是：侵略者一再得到鼓励来持续它们的侵略，直至所有国家都越来越不安全。 然而，战争不可避免地意味着战斗到最后，这个假设的基础却是虚假的。用武力战胜一个同样的对手，以此来确定任何决定性之事，这是不大可能的；面对哪怕是弱小得多的对手，要维持这种决定性优势，也相当困难。由于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就认为战争必定意味着战斗到最后。今天，防守的力量是那般强大，一些小小的增援可能就足以形成僵局。对近年来那些侵略获胜的事例进行分析表明，失败一方是如何愚蠢地放纵敌方进攻而造成自己的毁灭。分析还表明，在诸如飞机、高射炮和机关枪这类现代军火上，哪怕是有着并不充分的准备，也足以让临时的僵局和区域的僵局变成永久僵局和普遍僵局，让侵略者反复受窘。对于支持集体安全原则的大国来说，这种小小的增援只抽走自己资源中的很小部分，所以就不必担心这会明显削弱应对其他意外情况的能力。集体贡献的累加努力，会极大地强化作为侵略目标国家的地位，于是就减少了侵略者转而泄愤于援助国家的担心。一个手头很忙的打仗国家，不大可能又去寻找新对手。如果它真的去寻找新对手，也用不着那么担心。如果我们及早看到了现代战争中防守的力量，看到了打一场防守战的潜在优势，看到了对所投入努力进行限制的实用性，我们本可以比任何理想都更接近于使集体安全成为现实。 这样的反思，就导致了对战争未来的推测。普遍认识到战争的非决定性趋势，加上交战双方都害怕空中报复，这样，就导致战争的全面展开只针对那些缺乏陆上抵抗或空中报复手段的国家。那么，如果大国卷入，会不会受到自我施加的限制？换言之，即使这些国家因某些利害冲突而被拖入相互战争，它们或许会为了自我保护而限定自己用兵于对方领土的偏远部分，而不会冒自己大城市被毁和徒劳使用自己军队的风险。如果是这样，战争的暴行就会消失，被返回至18世纪的“计分”游戏替代。对战争这种心照不宣的限制，就可能大大优先于战争所渴望的消灭，这不依赖于渴望权力的统治者转向较为崇高的理想，而完全依赖铁一般事实的强制。对道德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的原则而言，这种有限的解决方案，其前景并不令人满意，但它提供了保存文明的最为可行的可能性。 * * * (1)　愿望被想象地呈现为犹如已经达到。——译者注 [book_title]第3章 《慕尼黑协定》之前的局势 当回顾从前发生的事情时，人们很容易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它们，而不是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这样一种倾向，会误导判断。“今天的印象”往往不仅遮蔽过去，而且扭曲过去。所以，也不仅仅是作为对我自己印象的核对，本章就以《慕尼黑协定》之前那一年各个阶段写下的笔记构成。 首先是一篇关于“欧洲军事局势”的论文，我于1937年12月初提交给参谋学院。 “欧洲今天的政治局势围绕着所谓的柏林—罗马轴心。军事局势则可以说围绕着两个轴心，一个是战略性的，一个是战术性的。要让它们的性质较为清晰，可以将它们与一辆汽车的两根车轴进行比照。汽车前进的方向，取决于前轴；汽车是否行走——汽车能不能开动，取决于后轴。 “前轴，或者说战略之轴，看来与法国边境的局势相一致。法国本身是不是一个可能的攻击目标？或者说任何攻击都会转向另外一个方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则依赖于后轴——行动、前进的力量，依赖于进攻能够得到的打破现代防御手段所形成之抵抗的力量。 “讨论不同的国家以及它们可以做什么，以此来浏览欧洲局势，这可能是一种颇为有趣的途径，然而，更好的却是首先处理一个基本问题，它是任何地方任何行动之可能性的基础。这个基本问题或许可以概括为‘它们不能做什么的问题’，或者也可以说是进攻的问题。 “和平时期，各国准备军力主要是为了战争开始时可能出现的情况。所以，把我们对会出现什么情况的假设，放在上次战争结束时的主导条件上，就是谬误的。当时是德国军队被饥饿和弹药短缺折磨——这两者都因我们的封锁而起，德国人因自己的攻势起不到任何决定作用而沮丧，前因后果的综合作用导致了国内的道德崩溃。即使如此，我们也要注意到，在1918年10月底，英军总司令也承认：‘德国在军事上并没有崩溃。最后几周中，它的军队撤离了战斗，秩序井然。’的确，停战把盟国从供应问题中解救出来，也把德国从抵抗问题中解救出来。盟国得到了几周时间，能够重新组织自己的‘尾巴’，足以发动对莱茵河的‘和平进军’。 “所以，进行考察，上次战争结束时的条件并不支持对进攻力量的坚信，哪怕是处在最为有利的条件下，在战略上和战术上都是如此。它们与另一场战争开始时的条件没有关系。 “德国1914年进攻开始时的成功——直至它在马恩河的溃败，对于另一场战争开始时可能出现的情况，并不是一个靠谱的指导。1914—1918年的主要阻击武器——机关枪，开始时在战场上的数量很少，而今天使用的其他主要武器，绝大多数当时都不存在。要从经验中获取可靠证据，最管用的是关注那场战争的‘中后期’性质——到了中后期，武器的发展较为成熟了，哪怕不是在程度上，在种类上也最接近于今天的军备状态。 “在这一阶段，最为成功的进攻——是就其直接效果而言，不是讲最终效果（最终效果对攻击一方是毁灭性的），就是1918年3月德国人的进攻。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了大雾的意外帮助。西线每一次取得任何成功的进攻，几乎都有雾，这一点很重要。很是奇怪，在官方的军事研究中，这样一个基本因素从未引起过注意。雾的最大作用，就是让敌方的机关枪变得盲目。然而，军事政策不能依赖这样的偶然性。一种可能的替代物就是大量制造人工烟雾。不过，过于依赖它也不明智，要防止这个优势被能够驱散或穿透烟雾的新手段克服。另一种可能的替代手段就是用黑夜来掩护进攻，但防守者也会发现很容易解决这个问题，把黑夜变成白昼。即使有雾和新的进攻技术的帮助，德国人也仍然需要在力量上占很大优势，才能让进攻奏效——在一定程度上奏效。在他们的资源允许他们发动进攻的那60英里前线上，他们数量上的优势几乎达到了3∶1。顺便提一句，可以补充的是：我们自己官方历史的结论也认为，‘冲突双方在技术、决心和勇气上为同等状态，数量要达到3∶1，才能决定性地扭转局面’。 “我们也要考虑上次战争以来的技术发展。1914—1918年，机关枪在阻止进攻上起到了最大的作用。现在，所有军队中，配备轻重机关枪的比例都大大提高了。坦克得到了改进，数量也增加了，但反坦克武器的发展更为迅速，而且更为便宜，可以更快地增加。机械化和摩托化加快了进军，但这对防守的帮助更大——任何受到威胁的地点，都可以快速送去机关枪和反坦克炮。空中行动可以阻碍敌方后备部队的到达，但只要守方在空中力量上哪怕是相等，它阻挡进攻者就较为容易，因为进攻者要想将开始时的成功持续下去，就需要更多的后备部队，也就提供了空中打击的更大目标。瓜达拉哈拉的‘佛朗哥—意大利大进攻’的溃败，就是近年来的一个例子。(1) “总之，进攻的问题涉及双方力量性质和数量的关系，涉及它们的空间密度。进攻要有足够的把握，看来就需要接近于3比1的优势。否则就很容易形成僵局。当然，这个优势不再是单纯人数上的，而是“火力单位”上的。如同意大利人在阿比西尼亚表现出来的那样，也如同日本人不那么明显地在中国表现出来的，装备精良的军队对付装备低劣的军队，优势已是前所未有之大。 “然而，所有大国的力量，以及欧洲大多数较小国家的力量，在武器装备上却是差别不大，所以它们的火力单位是较为接近的。因此，如果它们陷入彼此争斗，要打破僵局的话，看来至少就需要我上面所说的那种力量对比优势。 “如果某个国家能够生产出新的手段，让所有敌手都瘫痪，上述推论就要改变，不过现在尚无必要担心会出现这种完全的技术创新。同样，如果空间的力量密度让进攻者有足够的回旋余地，可以通过对防守者后方形成威胁并维持下去，从而改变力量的有效对比，那么，它所需要的力量优势就不必这么大了。但即使这样，机械化和空中速度也大大地缩小了空间，这样的调动更为困难了，也更容易受挫了。 “现在，我们从军事局势的战术之轴转向它的战略之轴。对此进行考察，最好的办法就是从中心开始，朝外展开。 “中心就是法德边界。对于那些担心德国想要突破边界的人来说，不妨回忆一下1879年时老毛奇曾经得出一个结论，认为随着法国防御工事的发展，想在西部尝试进攻已经不现实了。10年之后，他的继任者重新审视这个问题，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当德国一方的瓦德西（Waldersee）被施里芬（Schlieffen）取代后，这个结论更新了。施里芬让政策为战略服务，决定以打破比利时中立地位的方式来绕开军事障碍。 “这个计划在1914年获得了成功——虽然只到马恩河为止。如果不是法国人耗费自身力量，愚蠢地发动了一场突破德国边界，然而却忽略了向比利时增援的灾难性进攻，德国人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于是，德国人得以从一个原本他们会被阻止的瓶颈里冒了出来。 “今天，德国对法国边界的进攻会遇到莱茵河和马其诺防线的阻挡，法国人的抵挡力量因有了机械化的快速增援而得到加强。想通过比利时再来一次侧进，不仅需要克服防御的现代优势，而且要跨越一系列水面，对于主要依赖快速行进之机会的机械化部队来说，这些是很大的障碍。穿越瑞士的迂回，也要克服更多的障碍，瑞士的防守比起1914年来准备得更好，调动起来更快。 “如果我们相信德国参谋部能够意识到现实，那么德国在西部认真发动攻势的可能性就更可怀疑了。就我对德国陆军元帅冯·布隆贝尔格（von Blomberg）的了解而言，他远比绝大多数欧洲军事首领早得多地清醒认识到了防御的优势。而且，即使德国军队的主体可以集中于西部，但仍然远远达不到3比1的优势，除非法国军力被抽走一大部分。 “在讨论这种可能性之前，不妨先来考察一下德国其他的进攻可能性。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明显目标。如果德国人能够集中力量对付它，靠着兵力调动的空间，就可能接近于达到所需要的优势。然而，如通常人们想的那样，低估捷克斯洛伐克的抵抗能力，这是不明智的。捷克斯洛伐克军队训练有素，看来也有大量的新式装备。在很大程度上这要看德国是否敢于充分利用自己的回旋余地，打掉位于捷克斯洛伐克腰部的奥得河防线，形成切断这个国家、包抄波希米亚防线的威胁。形成这样一条进攻线，德国力量就将把自己的西里亚西（Silesian）补给线暴露给了一种潜在的致命打击，这来自波兰。德国人是否敢于冒这个险，这值得怀疑，除非能够确保波兰的协助，至少是波兰仁慈的中立。直接进攻布拉格，会是一个慢得多的过程。 “对于捷克斯洛伐克所需要的快速，从而也更有价值的空中援助，俄国可能负担得起。然而，任何地面增援的可能性，却依赖于捷克斯洛伐克那些邻国的默许，尤其是那些领土交织的国家。在今天的政治局势中，很难想象波兰会允许俄国军队从它境内通过，想要强行通过的任何企图，结果多半是俄国军队被阻止，而不是给捷克斯洛伐克带去救援。罗马尼亚的同意，以及它自身提供帮助，都是很值得怀疑的。哪怕近来这些趋势反转，罗马尼亚变得愿意提供帮助，或者是允许俄国派出救援，要取得实际成效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匈牙利的态度。罗马尼亚和俄国增援与补给抵达捷克斯洛伐克的那条铁路——那条单线，大约有50英里是沿着匈牙利边境。所以，它很容易被截断。捷克斯洛伐克人近来采取措施以避免这种风险，在更远的北边建造供汽车用的公路，不像铁路那样暴露给匈牙利人。罗塞尼亚（Ruthenia）(2)作为一个整体，构成了一条地理和战略上的走廊。它本身可以安全地挡住匈牙利军队，但如果德国军队可以使用匈牙利的公路和铁路来进行这个方向的打击，那么就很难守住了。 “除了俄国，捷克斯洛伐克寻找帮助的主要来源是在西边。虽然不应低估法国所作承诺以及近来重申的政治重要性，但有必要考虑到完成这些承诺过程中的那些军事困难。不仅是地理上的分隔阻止了直接救援，而且，面对攻击时任何地方都会遇到的战术障碍，也会限制间接帮助的价值。如果说，对德国人而言，西部的进攻将是一场没有希望的冒险，那么，对于法国来讲，前景也好不了多少。我设想德国人对此会最为喜欢——作为一个设下陷阱的机会，造成一场灾难，这会超过法国1914年遭受过的灾难。法国人通过进攻的威胁，再加上空中的骚扰行动，也可以提供同样多的帮助，但风险较小。只要这种威胁悬在德国人头上，他们就不得不在莱茵兰（the Rheinland）保留大量部队。不过，在使法国人遭受重大挫败之后，他们可以将这些部队释放出去一部分。 “不幸的是，法国的防守问题近来又因南方边境的发展而复杂了。我不太关心意大利入侵的可能性。自然障碍极大，尤其是当大批部队在山区狭谷挤成一团时，空中反击会找到它最为奏效的目标。不过，意大利的这种威胁会迫使法国维持最低限度的必要军力来预防它，由于边境的长度，这个最低限度也会达到相当大的军力程度。同样的思考，也可用于佛朗哥主义的西班牙造成威胁这种新的可能性之上。即使放在这里的最低限度的力量只需较少部队，但必须提供两支军队的这个事实却不能改变。 “除此之外，还有法国现在在使用自己可用兵力上遇到的障碍。在地中海地区，意大利的存在，已是它潜在的敌人而非盟友。利比亚的意大利部队，是对埃及的威胁，或者说更为可能的是威胁突尼斯。在埃及和突尼斯，都需要有足够的军力来对付这支力量——很难说它会冲向哪个国家。西属摩洛哥，也出现了导致可用于法国本土的法国非洲力量新的分散的可能性。而且，还有新的怀疑：即使这些军力可以抽调出来，但能不能带到法国去呢？它们的运送，如同我们自己穿越地中海地区的海上运输一样，都潜在地受到意大利海上和空中力量的威胁。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些威胁可以用英国舰队和法国舰队的联合，加上它们的飞机资源来遏制。然而，如果西班牙被一个与意大利结盟的政权控制，哪怕仅仅是战术上有利于意大利，这种遏制的可能性也会变得很小了。佛朗哥曾保证西班牙不会将领土割让给意大利或德国，以换取英法在当前战争中的帮助。对此，没有必要怀疑。然而，单是西班牙的巴利阿里群岛（the Balearics）或大陆上那些海军和空军基地让德意得以利用，就非常危险。如果来自大陆的炮火，尤其是机动炮兵威胁到直布罗陀的锚地，局势就会变得更为糟糕。如果我们让自己对西班牙冲突中某一方或许会有的同情，遮蔽了我们的眼睛，看不到那些危及英帝国和法国的战略危险，那就是愚蠢的。无疑，这就是主要危险所在，而且还可能发展。 “最后，我来谈谈欧洲目前军事形势对我们自己军事政策的影响。到现在为止，我们的军事政策仍然由1914年的观念来支配，也就是把我们的地面力量派往法国。这种地面力量仍然以1914年的模式来组建：4个步兵师和1个机动师。然而，如果我们充分考虑‘后轴’——也就是防守的优势，派出这支力量渡过英吉利海峡，参与法国的进攻，就很愚蠢了。这是在不可能之事上的浪费。研究‘后轴’也会发现，在维持法国边界的完整性上，是否需要我们那点小小的贡献，也值得怀疑。 “相比之下，在大英帝国的防御上，我们的军队有着清晰得多的用武之地，也就是去加强我们在海外领地正常维持的最低限度的驻防部队。印度可能被保障过度了，尽管情况已经有了巨大改变，部队的机动性也已增加，但那里的驻防部队仍然几乎与印度叛乱（ the Indian Mutiny）之后一样多。然而，我们的其他海外领地却是保障不足。由于托管或其他途径，我们海外领地增加很多，但驻防部队却没有相应比例的增加。现在，一些新的风险出现了。除了我们在直布罗陀和马耳他的海军基地受到的威胁，我们还要考虑来自意大利从占领的利比亚向埃及进攻，来自意大利从占领的东非向苏丹、索马里兰和肯尼亚进攻的可能性，还有巴勒斯坦、伊拉克和也门出现麻烦，甚至是更为糟糕的受到攻击的可能性。朝更远的东方看，我们在香港和新加坡的驻防部队也遇到了新的风险。英帝国现处在痛苦之中，承受着被双向拉伸的痛苦。 “想要充分地保卫这些领地，我们需要大得多的力量，远远超过了现在陆军所能提供的，或者说超过了在不危及我们海上和空中基本优势的前提下可以做到的。在危险地点最多的中东，如果用规模适宜、机动性强的机械化部队替代目前这种笨重的步兵部队，驻兵的需要可以减少。然而，即使我们用机械化部队与步兵的新比例，在国内重建了可以派往海外的远征部队，如果能从其中抽取一部分派到法国，那也是侥幸了。这样一部分，如果用现在的模式来组织的话，不过是杯水车薪。不过，一两个机械化师的增援却可以大大增加法国用来机动防御和反击的资源，所以，就可以让法国较为从容地对付敌方出其不意的突袭。 “总之，到现在为止，我们的军事政策一直由1914年的印象来支配。于是，它就本能地集中于以一种不适宜的方式来准备我们军力的主体，用于跨过英吉利海峡的可疑应急。这样做的后果，就意味着英帝国的防守在其他地方过分弱化。面对军力重组和重新分配的急迫需要，人们一直迟疑，人们有一个辩解：这些涉及的组织变革过于庞大，无法考虑。然而，随着高层展望的改变，现在我们或许可以期待这种需求会得到正视和满足了。” 提交了这篇论文后不久，我又向议会下院的一个委员会重申了我对局势的这种理解。我的阐述如下： “对欧洲军事局势的这番纵览，展现了一幅暗淡的画面。它足以展示出那些和平国家业已丧失的战略优势，因迟疑于在维持集体安全上承担风险，从而招致了一个何等不安全的状况。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放弃这种相互保障就会好一些，也不意味着要去恢复那个局面已经过迟。一方面，捷克斯洛伐克危险局势的恶化非常明显，去帮助它的困难也在增加；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德国现在资源的不足，以及那些有可能以一场漫长斗争与德国对抗的国家所具有的天然优势。今天，在陆地作战，哪怕是面对数量多得多的敌人，只要有足够的手段在空中支援自己，一支军队也可坚守，这种技术因素也要考虑到。捷克斯洛伐克如果获得足够的飞机支援来满足这个条件，它就可能很长时间地独自抵抗德国人，‘内线’作战这个事实也有利于它。 “而且，捷克斯洛伐克是否会成为德国的下一个目标，这至少只是一种推测。即使从‘强权政治’（machtpolitik）的角度来看，德国的攫取以穿过匈牙利和罗马尼亚而朝向黑海为目标，这对它也要有利一些。这样的进军，更多地具有政治—经济特征，而不是军事特征。以这种间接方式，德国可以‘包抄’捷克斯洛伐克，削弱它的抵抗能力。考虑到这种可能性，随之而来的下一个问题就是：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是否也愿意加入，成为被利用者？这从来都不是令人愉快的前景，尤其是当主导国家对那些弱小伙伴的从属性有很强要求时，更是如此。考虑到自己面临的最终危险，这两个国家必然会计算代价，权衡加入一个中欧共同防御条约，保护它们的利益和独立的这种可能性。对于那些侵略计划而言，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联合起来，就会成为一个令人生畏的障碍，从而形成强有力的威慑。这将足以减缓一些大国的疑虑，它们现在仍然坚守国联，以确保从一些更为强大的力量那里获得支持。对于任何人来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或看不到今天这种或者是团结起来求生，或者是被单独吊死的必然选择，已经不再可能了。 “一旦看到共同保障有了这样的复兴，整个军事画面就会改变。要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将今天的军事画面与1914年的军事画面进行比较即可。尽管德国的重整军备令人印象深刻，但它的陆军还没有达到它在1914年时的条件下有过的那种强度，它的海军则更弱得多。比起1914年它与奥匈帝国结盟所获得的力量来，它靠兼并奥地利所获得的军事力量也要弱得多。如果意大利成为盟友，那么意大利在地中海地区的牵制能力，或许可视为弥补了奥地利力量的减少。即使如此，这个结盟的整体力量也很难比得上1914年德奥土联盟的军事价值。 “另一方面，法国军力大致可视为与1914年时相同，但如果意大利成为敌对方，为了满足南部边境的需要，就必须朝那边派兵。就英国军力而言，它的海军比1914年时强大了；陆军则没有如此强大，但由于条件改变，不再那么需要去支援法国的防守了；空军提供了强大得多的干预手段，在战争早期可以影响其范围，这些超过了英国1914年所能提供的任何东西。俄国陆军可能比1914年时强大，但它在进入德国领土上的战略困难却阻碍了它。不过，俄国巨大的空军力量不仅是一种新的手段，而且可以是一种远为强大的威胁，超过了上次战争中发展起来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军力和牵制力量，要比1914年时塞尔维亚的力量大一些，即使是它的孤立，也没有当时的塞尔维亚那样明显。 “即使这样来计算可以投入到战略平衡上的这些力量，要对付勾勒出来的那种侵略，同当时协约国的力量相比，也不算是不利的。它们的弱处主要是战略上的，但它们现在能够受益于现代防守力量的大大增强。如果能够加上匈牙利、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的力量，这个平衡将严重不利于侵略者的成功。如果波兰也加入这个保障体系，那就更是如此。由于波兰目前岌岌可危的处境，它也会因此大大受益。意大利参与另外一方——即使是今天，这也绝非必然，所以也就未必如此，它选择道路总是在相对的机会和前景上进行精明的计算。由于这个牵制，一场欧洲战争就变得很不确定了。避免这场战争的机会，不靠理想主义，而靠现实主义，靠一种深刻的现实主义，比那些宣称现实主义者表现得更为深刻。” 接下来这份纪要，我于1938年3月13日提交给陆军大臣，正是德国占领奥地利后的第二天。 “欧洲越来越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越来越是一个军事问题。不管我们说什么，如果我们看不到我们应该致力于保卫捷克斯洛伐克，那我们就是盲目的，因为法国刚刚做了这种再次保证，表明它认识到自己的军事形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捷克斯洛伐克干扰德国在西部集中兵力的作用，我们再也不能冒与法国分离之险了。 “由于德国兼并了奥地利，柏林—罗马轴心在军事上得到加强的程度，很可能超过了由此引起的任何政治紧张。布伦纳山口（the Brenner）(3)是一处坚固的边界。捷克斯洛伐克的防守变得困难多了。除了我们已经作出的保证，维持奥地利的完整，这是法国、英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确切利益。然而，从军事上看，如果没有意大利的合作，这些国家任何一个想要帮助奥地利都是不可能的。现在，处于不利因素大大增多的情况下，不管愿意不愿意，我们都必须考虑：在军事上加强捷克斯洛伐克，我们能做什么？ “不过，军事上的关键并不在捷克斯洛伐克，而在西班牙。如同我18个月来一直指出的那样，德意对西班牙的支配，对于德意在与英法的战争中成功会提供很大帮助。任何看不到佛朗哥现在取胜会导致这种支配的人，都是盲目的。从军事上说，比起德国和意大利去确保佛朗哥的胜利，由我们来阻止他取胜，这事容易得多。牌仍然在我们手中——在佛朗哥及其盟友弄到西班牙的东海岸之前，牌一直在我们手中。如果那个局面出现，我们可能就输掉了整个牌局。 “认识到一个事实——德国和意大利显然在继续违反不干预，允许西班牙政府以名义价格购买足够的物质资源来恢复力量平衡，我们就应该去防止这场牌局的致命转折。如果德国和意大利以大量增加它们早就在运送的物资来回应，在这场竞争中，比起它们来，法国和英国处在更为有利的战略位置上，因为这样德意就会把军事资源锁定在一个潜在的孤立剧场中。如果它们胆敢把自己的对手压迫至交战之点，我们就将以防守的所有优势来战斗，在战略地理位置更为有利的情况下战斗，超过了一旦西班牙被征服后我们所能期待的。基于这些理由，风险看来就小于可以预见的任何其他事件所具有的风险。” 两天之后，我又写了这份“进一步的说明”，并随后在各种公共演说中作了相应阐述： “那些谈论防止另一场大战的人，已经落伍20个月了。20世纪的第二次大战已在1936年7月开始，它是受日本和意大利无视国联，发展出‘伪装起来的战争’的新技术，分别于中国东北和阿比西尼亚斩获之经验的鼓励而开始的。意大利用飞机直接帮助佛朗哥，德国用战舰间接帮助——运送佛朗哥的军队从非洲穿越大海前往西班牙，这些就是现在这场战争的最初行动。在这个战争剧场中，随后远东发生的事情，现在中欧正发生的事情，是战争中人们熟悉的一个阶段——主要打击之前移动位置——的现代版本。 “从现代军事观点——它们经常在这些国家的战争论文中得到表述——来看，这些事件很自然地构成了战略行动的组合。我们在英国之所以未能看出这场‘进行之中的战争’，要归咎于一个事实：我们仍然是政治性地考虑，而那些独裁国家已经是军事考虑了。 “这是战争的最便宜方式：在某个具有普遍战略重要性的小国中，只需要用你们资源的极小部分来确保你们选择支持的那一方获得成功。这个方式的确是英国传统战略的现代发展。17世纪和18世纪，在与大陆对手的争斗中，英国曾那样成功地利用过这种传统战略。‘模仿是最真诚的奉承方式’，不过，对于我们来说，模仿传统战略也极严峻。 “这场‘新大战’中现在显示出来的形势，看来是敌人不需要一场战斗就将获得决定性的得分。在最为关键的方向上，我们没有作严肃的努力去阻止它。 “在这种现代战争中，武器装备项目只属于大的战术方面，如果你在战略上被击败，那些都是徒劳。我们一直在冒这种风险。” 就在这同一周，我又对我们现在在地中海西部和中欧面临的问题作了新的研究，其结论以两篇较长的纪要表述出来。第一篇纪要，从我们的战略条件和西班牙政治趋势的角度，考察西班牙的外国干预问题： 地中海西部 “外交政策依赖于坚实的战略基础。在这个问题上所忽略的任何裂缝，都有可能在压力之下导致整个结构的崩溃。所以，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在关于政策的所有考虑中，至关重要的就是：对于会影响到国家事务的战略条件，要尽可能清晰地看到。 “英国情况的关键条件是什么？每个国家都依赖食物而生存，英国主要依赖来自海外的食物。所以，只要这种不幸的条件存在，由于缺乏国内资源，海上交通的保持就是优先重要的，甚至超过了保卫我们城市免受空袭。英帝国的存留——如果这可能的话，更是依赖海上交通的保持，它把大英帝国与英国联结起来。 “这就是为什么处在现代战争条件下——对海上交通的持续干扰范围大大增加了，单是由于地理上的邻近，我们的安全就与法国的安全相互连接起来的原因。所以，我们的政策就要与法国的政策密切相关，无论我们喜欢还是不喜欢，它的风险就是我们的风险。 “伊比利亚半岛的位置及其处置，对我们也同样重要。现代武器在速度和范围上的增长，尤其是飞机，使得地中海在战略上成了一条2000英里长的‘运河’——从塞得港到直布罗陀的运河。上次战争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地中海地区虽只有潜艇作战的小股力量——任何时候都很少超过五六艘潜艇，但这里的商业破坏率非常之高。它们之中的一艘，就获得了50万吨海运货物的总‘斩获’。德国海军史，就骄傲于地中海行动所提供的‘异乎寻常的可能性’。然而，这些行动还是潜艇从自己的国内基地出发，航行漫长距离来执行的，要穿越危险的不列颠群岛通道，在地中海地区也缺乏方便的基地，这都是一些巨大的困难，但却取得了那样的收获。 “今天，潜艇的数量已经成倍增加，新型高速鱼雷也发展出来了，飞机的飞行范围大大增加了。而且，我们现在还面对一种危险的可能性：如果意大利成了敌人，对海上交通的这些威胁就会从靠近海上通道的基地前来作战。如果西班牙也站在了相反的一方，它的海军基地和空军基地都为敌人所用，情况就会更为糟糕。对于西班牙来说，靠着它的地理位置，就构成了这条‘地中海运河’的西端闸门。 “这意味着什么，我们要心中有数。首先，直布罗陀作为一个海军基地是不可行的。由于海底急剧倾斜，那里的锚地狭窄，如果处在敌对的西班牙海岸炮火控制之下，我们的船只无法使用。如果有一些移动炮台被突然带到那里，就足以让它不能使用。这样，在英国与埃及亚历山大港之间，长达3000英里的距离，我们就没有自己安全的海军基地了。与这个事实相比较，次一等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船只是否能够穿越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和驶出地中海？同样，西班牙东海岸和巴利阿里群岛的空军和海军基地，可能会为我们的敌人所用，单是这个可能性就使得维持我们的海上交通穿越地中海，甚至维持我们在地中海的力量，都变得很困难了。对于法国与其非洲殖民地的联系来说，至少也是同样的危险。 “风险还不止于这些。前往东方的另一条路要绕过好望角，如果敌方的潜艇和飞机能够从西班牙西北和西南海岸出发来作战，那么连通往英国的海上通道也会陷于危险。如果敌人使用加那利群岛，这种威胁还会延伸。所以，从战略观点看，目前争斗的政治结果不是、也不可能是对我们无关紧要之事。一个友好的西班牙是我们想要得到的，一个中立的西班牙对我们至关重要。 “这样，我们对局势的战略综览就有了一个结论：以承担历史责任来控制政治方向，这是明智的。英国抱有一种希望：如果现在这场争斗以对佛朗哥将军的力量有利而结束，胜利者会驳回那些曾帮助过它的国家的要求，它在重建上的经济援助需要，会导致它回到我们的怀抱。这种希望有足够的理由吗？当我们回溯近年的西班牙历史，就会发现，很不幸，那些支持佛朗哥将军叛乱的阶级，已经在上次战争中总体展现出鲜明的亲德倾向。 “对《泰晤士报》上那些文件的研究，提供了这一点上的丰富证据。早在1914年9月24日，《泰晤士报》就记载，与共和派的媒体形成对照，‘卡洛斯派（the Carlist）(4)和天主教徒的报纸，很自然地倾向于德国利益，这以与自由主义殊死搏斗中的专制原则体现出来。’一年之后，《泰晤士报》注意到，许多西班牙自由派和‘所有的共和派’都同情盟国，而军方却‘显然亲德’，那些反动派别‘与我们的敌人共同奋斗’。1916年10月，它发表了一篇西班牙局势的长篇分析，由约翰·沃尔特先生署名，他注意到媒体已经成为‘德国人手中极为有效的工具’。这篇文章认为，西班牙的报纸表明‘教会、卡洛斯派和各种反动力量’欣然接受了德国资助，‘在暴力和资源上正在增长’，与此同时，即使是温和的自由派—稳健派报纸，也被‘拖入崇拜德国的潮流之中’。 “然而，激进派报纸则是‘坦率地支持英国和法国’。他提到，总体而言，‘对盟国的最强烈同情，在激进自由派、共和派和社会主义者中可以找到’。1917年秋天对于盟国至关重要，《泰晤士报》谈到了小报的盛行，有一些完全由德国人掌握，其他的也得到了教会的大力资助，‘它们一起行动，带着持续的敌意诽谤英国和英国人，展现出目的和控制上明显的一致’。 “对于一个具有历史头脑的旁观者来说，如果希望目前这场战争中从德国接受了所有这些帮助的这些派别，战后会忘恩负义地反转自己的态度，那就是走到了轻信受骗的边缘。英国政府一直小心翼翼，避免表现出对共和派政府的同情，但仍然难以防止一再出现的‘为赤色分子服务’的指控。早在1937年4月，凯波·德·利亚诺（Queipo de Llano）将军就在一次无线电广播中公开了他的想法。他宣称：‘我们的胜利将会确立英国的倒下。’尽管他比其他人要轻率，有些人愿意去想象他这种态度没有代表性，但仍然有许多直接证据，以及更多的反面证据，让愿意这样想象的人感觉不安。 “而且，对巩固内战胜利这个问题的战略思考，鲜明揭示出：如果赢了，除了感情和感谢的纽带，佛朗哥将军还将继续需要德国的武器和组织，以维持他的控制。控制一个国家的技术，一旦其统治建立起来，在今天就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发达、更为有效，而这要依赖专门的人员和材料。佛朗哥将军看来不太能够从西班牙资源中弄到所需要的东西。哪怕他只是借用外国顾问，但历史也提醒我们一个德国军事代表团所能发挥的巨大影响——1914年，在不利情况下，它也把土耳其拉入反对我们的战争之中。 “忽视佛朗哥将军所采纳的长枪党（the Falangists）计划中某些要点的意味，这也是愚蠢的。他们这样说：‘我们有帝国的意志’，‘我们的武装力量必须足以确保西班牙……成为世界领导者，这是它应该得到的。军人的人生观将塑造西班牙的存在’。‘我们的国家将成为一部极权主义的机器。’‘每个人都要接受军事预备教育。’总之，希望一个佛朗哥主义的西班牙不变成它目前那些帮助者手中的战略杠杆，这个希望实现的可能性是相当渺茫的，而它成为这种杠杆的严重危险却是确定的。” 我3月21日的第二份纪要，想努力提出一些引导性意见，用于我们对德国威胁捷克斯洛伐克应采取何种态度，这就是从1914年的经历中吸取教训。 1914年和1938年的中立问题 “对于针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任何侵略，我们事先应采取什么态度，这个问题导出另外一个问题：我们明确表明自己的态度，对1914年7月战争的转移可能起到了什么作用？这个问题引发人们去重新考察关于那场战争起源的文档。 “从早已确定的德国战争计划的性质，以及它故意侵犯比利时的中立来看，有一点很明显，这就是德军总参谋部对英国进行干预的可能性已有预料，但它只考虑迫在眉睫的军事风险，不因这种可能性而止步。很明显，最初构思了这个计划的施里芬伯爵，想到了一支10万人的英国远征军‘与法国并肩作战’；另一方面，在这个计划就要去执行的那些日子里，施里芬的继任者毛奇却相信英国会保持中立。这个想法与德国皇帝、首相和外交大臣都相信的想法是一致的。他们相信英国会袖手旁观的倾向，因英国报界，尤其是支持政府的那些机构的调子，以及在伦敦的德国人的报道而加固。巴林（Ballin）就依据自己7月23日与格雷（Grey）和霍尔丹（Haldane）一起吃饭时的印象写了这样一篇报道。德国驻英大使利希洛斯基（Lichnowsky）也依据自己7月24日与格雷的谈话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尽管他第二天就以一个警告——拒绝格雷的调停提议会有危险——而对此作了限制。7月26日，普鲁士的亨利亲王（Prince Henry of Prussia）报告说，在他与英国国王的交谈中，后者说‘我们将尽全力置身事外，我们将保持中立’。亨利亲王补充说，他本人‘相信英国会保持中立’——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这份报告，尽管只表明了亨利亲王的印象，但看来对德国皇帝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27日，奥地利政府得到自己驻德大使的一份电报，这份电报传达了德国政府想保持英国‘在电线上’左右摇摆的愿望，但没有任何真想抑制奥地利对塞尔维亚采取行动的暗示。第二天上午，奥地利皇帝签署了对塞尔维亚的开战宣言。德国政府的第一份警示信息也在这一天发往维也纳，但已经太迟了。 “7月29日，德国驻英大使利希洛斯基报告了自己与格雷的会谈，格雷在会谈中说，如果德国和法国不卷入，英国也不会干预，但又补充警告说：‘如果事态发展到我们认为英国的利益要求我们进行干预，我们会马上干预……’如果说这个警告仍然有些含糊，但它足以引发对英国中立的第一波怀疑了。德国皇帝怒斥格雷为‘卑鄙的骗子’，斥责英国国王做了‘最恶劣的欺骗’。然而，实际效果却是德国首相给维也纳发了一系列电报，劝诫奥地利人缓和对格雷调停提议的反对态度，以免奥地利人把德国拉入战争，处于不利地位。这一天晚些时候，他见了英国大使，讨价还价，想达到英国在德国与法国交战时保证中立的结果。格雷断然拒绝作出任何这样的保证，但也没有任何英国将支持法国的明确表示。——英国内阁的意见分歧很大。东部的事态当时发展太快，已经来不及拯救和平了，但英国可能进行干预的遏制效应，体现于德国皇帝在签署8月1日的总动员令时的迟疑，他还下令延迟了德国军队跨越卢森堡和法国边界的进军。对此，毛奇是这样记载的：‘这对我是巨大打击，就像什么东西打在我心脏上。’ “虽然没有一个结论是百分之百确定的，但这些证据的总体倾向却显示了一种强烈的可能性：英国意图的清晰表达——如果它可以做到的话，会以推动德国政府及时约束奥地利的方式而阻止那场战争。冯·提尔皮茨（von Tirpitz）海军元帅的回忆录中表达了这个观点：‘格雷原本可以维持住和平，如果他让德国首相贝特曼（Bethmann）及时明白在奥地利与塞尔维亚冲突蔓延时英国会是什么态度的话。格雷的沉默强化了柏林主战派的态度。’奥地利大使7月27日给维也纳写了一封信，由于信中的话是事件发生之前而非之后所写，就更富有意味。这封信传达了德国政府的观点：‘最为重要的就是：目前时刻，英国不能与俄国和法国联合起来。’ “由这些证据而来的普遍印象就是：德国人显然关注于防止我们马上加入到反对他们的战争中，同时又准备看到我们在后面的阶段被拉入。他们指望，到了那个时候，自己已经在比利时和法国北部占领如此深入的地盘，不仅对法国人有了决定性的优势，而且处于一个能够使我们有效干预的能力失效的位置。 “这个结论对今天的问题有明确的影响。在战争的头几天，由于行动的加速，这个问题可能变得更加重要。我们必须面对一个事实：不管我们喜欢还是不喜欢，法国已经承诺援助捷克斯洛伐克——它觉得在东部有捷克斯洛伐克对德国力量的牵制，不让德国力量集中到西部，这对法国至关重要。从实际层面看，我们的安全与法国的安全息息相关。就空中力量至关重要的平衡而言，空中战斗的头几天可能非常关键。基于这一点，我们能承受这样一种风险吗？在法国的空中力量可能被打瘫，它的军事工业被粉碎之时，绑住我们的手——或者说我们的空中力量？” 尽管有许多讨论，5月的德—捷危机也给出了明确无误的警告，但就英国在德国试图用武力达到要求的这个事件中的态度而言，英国还是没有得出应有的结论。占主导地位的还是等待事情的发展，希望出现最好的结果。如同那些没有澄清自己对这个问题之态度的人一样，也没有明确表达的英国态度传递给德国，或者是传递给那些在抵制武力解决上可能合作的国家。所以，几个月的时间被浪费了，而德国与捷克斯洛伐克之间的紧张在加剧。即使是在朗西曼（Runciman）使团被派往布拉格，到那里去扮演拔河比赛中间那块手帕的角色之前，德国外交官们就已经对伦敦的有影响部门清楚表明：任何解决方案，如果不能让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力量瘫痪，从而扫清通往巴尔干半岛的道路，德国就不会满意。 9月初，局势到了紧要关头，几个方面的人士问我在军事上对局势怎样看，于是我写了下面这篇文章。 我对现正在威胁人们的这场战争的看法 “如果德国通过它现在拥有的奥地利而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它就有了一个从维也纳方向朝北打击捷克斯洛伐克腹部的机会，也就是布拉迪斯拉发（Bratislava）与布尔诺（Brno）之间的摩拉维亚人地区。这是它进军最有威胁的方向。在这一区域，战争头几天获得的进展，有可能对整个局势产生深远影响。 “如果在这个打击取得决定性的深入突破之前阻止它，军力就能够在其他地方建立起持久的抵抗，只要它没有完全丧失天空就可以，而这个条件非常依赖于俄国空中支援的速度和范围。 “似乎有一个有道理的可能性：在战争第一周左右的时间内，德国的进军在占领边界地带大片区域上会成功，苏台德德语区就在这里，然而，当它最初的势头耗尽之后，它后面的进展就会慢了。 “有一个观点是内含谬误的：由于苏台德德语区本有叛意，它就是军事上的一个不利因素，如果放弃了它，捷克斯洛伐克会变得较强一些。这不仅将意味着捷克斯洛伐克放弃自己天然的战略前沿，而且损失了一个宝贵的缓冲之地。 “在边界地区完成了它作为缓冲区的作用之后，捷克阻挡德国进军的能力将受制于波兰和匈牙利能否保持中立这个条件。在部分程度上，这两个国家的态度由小协约国（the Little Entente）中另外两方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的态度来决定(5)，但更多地由英国的态度来决定。 “除非德国人能够集中自己的主要军力，否则，能否征服作为一个整体的捷克斯洛伐克是值得怀疑的。然而，除非法国‘中立’了，不然德国人集中军力就很难实现。 “不过，由于现代战争中防守的力量，要用任何直接行动把德国人从战争早期阶段占领的边界地区赶出去，这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只有他们总体被打败，这些地区才可能被放弃。 “通过在西部牵制大量德国兵力，法国军队可以帮到捷克斯洛伐克，它们可以用具有进攻‘证明’性质的有限行动，来强调这种进攻的威胁。不过，法国要让德国力量有任何真正的失败，这是不大可能的。 “法国空军力量弱于德国，所以法国人用空袭德国内陆的办法来施加压力，在军事上是不明智的——基于人性的愚蠢而为是另一回事。即使有英国空军的援助，也难以提供足够大的平衡，难以在军事上证明这种行动方式的可行。我们自己在防空火力上的缺陷，以及我们许多组织在空防和平民防空预防措施上的低效，也是不能去这样做的又一个原因。 “俄国空军及早和足够的干预、从捷克斯洛伐克的基地来作战，对于能够进行长期抵抗的机会而言，看来是一个根本因素。然而，俄国军队介入的价值，更令人怀疑。由罗马尼亚直接增援军队，这会很慢，效果也有限。最有效的帮助方式，或许是进攻东普鲁士的间接方式——假设允许通过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话。 “至于最终的问题，除非德国人在军事上被根本击败，否则，将他们从捷克斯洛伐克边境地带占领的任何地方驱逐出去就不太可能。即使法国、英国和俄国的整个军事力量加在一起来对付它，这种根本击败也不大可能，因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地面进攻成功的解决方案。战争可能要持续数年，付出了努力却没有展现出适当的结果。 “迫使德国放弃它占领的地方，最大的希望在于它普遍经济压力的增长，在道德上对它进行孤立，也会起到增强压力的作用。 “由于美国强烈的反纳粹态度，那么多邻国对德国感到担忧，以及与1914年相比德国自身的经济劣势，比起上次战争来，经济压力就更容易利用，效果也会更大。 “一场持久战——无论如何，战争的持久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它带来的普遍损害可以做到最小化。将对德国的军事行动限定于挫败它的进攻——至少是在那些早期阶段，就可以达到这个效果。这种战略，除了节省力量的明智外，对于造成德国部队和德国民众的士气低落也最起作用，因为进攻接二连三的失败最能削弱战斗意志。道德压力，也能极大增加经济压力的效果，如果我们能做到不去轰炸平民或不进行有计划的入侵，就更是这样。” 面对一场欧洲战争的可能性，英国因在战争开始阶段对付空中进攻的准备不足而受限，但德国由于维持长期作战的资源较少，更有着根本上的弱点。 * * * (1)　1937年3月8日，马德里东北方向爆发瓜达拉哈拉战役。支持佛朗哥的意大利集中了一支机械化部队与人民军和国际纵队交战。国际纵队开到前线时，突然出现了暴风雪，意大利军队在泥泞公路上寸步难行。人民军空军冒死出击，德意飞机不愿冒险起飞，于是意大利人的优势变成了劣势。3月12日，国际纵队在70辆苏联坦克的支援下发动反攻，意大利部队撤退。——译者注 (2)　欧洲东部一地区，位于喀尔巴阡山脉南麓。——译者注 (3)　奥地利与意大利交界的主要关隘。——译者注 (4)　拥护卡洛斯争取西班牙王位者。——译者注 (5)　小协约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三国在法国支持下建立的军事政治联盟，用以在中欧制约德国。——译者注 [book_title]第4章 《慕尼黑协定》以来的局势 如果认为捷克斯洛伐克人的命运是在慕尼黑被锁定，那么德国军事专家们评论说，除了法国和英国采取的态度外，捷克斯洛伐克人的命运其实被他们自己在发展防御工事上失去的时间决定了。他们太长时间地执着于一个想法：在与德国的战争中，他们最好的方式就是与法国人一起进攻。只要捷克斯洛伐克人处于这个想法的影响之下，他们就没有动机去考虑建造防御工事。“更重要的是要有一支强大的、装备精良的军队，能够从埃格兰德（Egerland）朝西部推进，与穿越莱茵河、进入德国南部的法国人会师。”尽管捷克斯洛伐克在1933年计划了一个防御工事体系，但直到1936年他们才开始认识到加速实施这个计划的重要性。“1938年春季，奥地利被并入德意志帝国，德国封闭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Moravia）。捷克斯洛伐克人以最大力量继续这项工作，但他们的努力已如同在洪水到来之际想建成一道拦水坝。”即使如此，德国仍然有这样的军事结论：“1938年秋季发生的事情证明了一点：突破庞大的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堡垒，需要动用几支德国部队，这将严重减少可用于其他前线决定性行动的德国兵力。” 在德国眼中，对于他们完成自己精心设计的“东进”，单是由于地理位置，捷克斯洛伐克就构成了一个直接阻碍。看来德国行动会由一种计算而引发：捷克斯洛伐克的防御工事体系将在1939年春季、最迟秋季完成。德国预计，即使捷克斯洛伐克的盟友没有来援助，凭借防御工事捷克斯洛伐克人也可能顶得住德国的威胁。所以，捷克斯洛伐克人的失去自由，或许可以追溯到前些年他们执着于用联合进攻作为防守的想法，结果放弃了真正的防御准备。捷克斯洛伐克的命运给了人们一个必须牢记的警告，下一章提出的问题将涉及这个警告。 讨论《慕尼黑协定》造成的局势，最好的开始就是继续前面一章的过程，也就是用当时的眼光看待局势，不要受对后来事件反思带来的影响。我当时的观点包含在写于10月的一篇论文中： “我们现在必须考虑慕尼黑‘协定’的后果了。首先是捷克斯洛伐克的直接后果。最好是坦率地直面事实，而不是假装那是一个‘光荣的和平’。 “戈德斯伯格备忘录（the Godesberg memorandum）或最后通牒，要求向德国割让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德语区的一半，捷克在7天内撤离。英国政府表示，如果德国想实施这个要求，它已准备好开战——‘法国内阁告知我们，如果捷克斯洛伐克受到攻击，法国将履行它的条约义务。在我们的答复中，我们告诉他们，如果作为义务的结果，法国力量积极参与对德国的敌对行动，我们也自感有义务去支持他们。’然而，在慕尼黑达成的条款，却要求苏台德德语区的全部撤离马上开始，在10天内完成。多出来的3天是微不足道的延长，并不是真正的让步。而且，《慕尼黑协定》还强制更快地放弃边境防御工事——对德国人来说，那是一个已严重增强了的障碍。 “戈德斯伯格最后通牒要求以1918年的人口比例——而不是今天的比例，作为确定这一地区归属的基础。这显然对捷克斯洛伐克人不利。可是，《慕尼黑协定》的结果却是拿1910年的数字作为基础，这就更坏了。选择的特权已经被无视。至于剩下的国家保证，我们要面对一个事实：捷克斯洛伐克已不再站得住脚了。 “这对英国自身局势有什么影响？有人认为，如果战争到来，大不列颠的地位‘会因集中而加强’，因不再依赖已经证明站不住脚的东西而得到加强。从战略观点来看，我对这种观点是否有道理非常怀疑。一个基本的战略真理就是：任何集中的力量，都依赖在别的地方有牵制的存在或者是创造出来，以此针对敌方力量的集中。对敌方侧翼或后方的牵制非常珍贵，这正是德国人在上次战争中印象最深刻的教训，他们不得不面对两个方向的结果。随着捷克斯洛伐克在军事上的失效，它原来提供的潜在牵制已经去除了。捷克斯洛伐克人现在有可能进入德国阵营，匈牙利也有可能。 “那么，问题就是罗马尼亚能不能保住，尤其是它的石油供应，不落入德国控制。很明显，没有俄国的帮助，这很难做到。罗马尼亚的统治政权很可能害怕与俄国的紧密联系，因为这可能导致自己国家农民的起义。这种担忧会使他们投入德国怀抱？或者是抑制他们？因为他们可能更担心，如果要与德国走到一起，俄国就会入侵。土耳其的态度可能是一个关键因素。它可能成为俄国与罗马尼亚之间的一个中介，成为对罗马尼亚应对德国进军巴尔干半岛之浪潮的一个支持。 “另一个问题就是意大利会不会继续追随柏林轴心。除了构成一条共同纽带的意识形态因素，作为对付法国和英国背面的一个杠杆，意大利对德国还有巨大的战略价值，可以牵制法英对德国在其他地方行动的关注。从意大利的观点来看，这个轴心仍然具有当下的优势，即使最终会是一个危险。它并无从德国这个巨大的军事上级那里获得直接收益的期望，但它可能希望从地中海和南边得到东西。这样的收益只能靠牺牲法国和英国，或者是得到英法默许，才能获得。轴心就是施加这种必要压力的手段。另一方面，与英法讨价还价，而不是作为德国的工具与英法打仗，获取这些让步会更便宜也更安全。所以，意大利的态度就可能成为一个时间问题——在它换边之前，它与法国和英国的对抗会走多远，有多久。如果它换边推迟过久，或者是帮助德国削弱英法过多，它可能就会发现自己对于阻止德国向亚得里亚海挺进起不到作用了。对于法国和英国来说，这个问题或许是：它们是否可以向意大利提供领土让步，但不能发展成为对自身的战略危险，同时又趋于增加意大利自身承担的义务，从而构成一种有益于双方和平关系的战略联结。 “无论是法国还是英国，有一个方向是它们不能承受这种让步风险的，这就是地中海西部。一个法西斯主义的西班牙与意大利结盟，将大大增加英法海上交通的危险性。所以，外国干预西班牙的结果，对于我们来说，就是首先要关注的。对西班牙内战进程的军事分析，清楚地说明了外国干预对军事平衡的支配作用。到目前为止，它已经转为对佛朗哥将军有利，其原因可以追溯到意大利和德国的援助越来越多。因此，不可避免的后果就是西班牙越来越依赖于提供援助的这两个国家。如果这导致西班牙成为这两个国家的工具，那么在我们成为敌对一方的任何冲突中，它的空军基地和海军基地就会为德意所用，我们帝国防守的整体结构就可能被破坏。 “在慕尼黑，欧洲形势被投入熔炉之中。要估计可能出现的情况，英国的局势怎样受到影响，恢复平衡——这作为英国的政策维持了近3个世纪——的前景如何，现在还为时过早。无疑，这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希特勒是以有限风险推行俾斯麦式的逐利政策呢，还是为拿破仑式的支配世界之梦所驱使。 “直到慕尼黑之前，有一个结论是有道理的：面对一场不同于局部战争的欧洲战争，德国处于不利的战略地位，因为有几个方面的牵制可用来削减它力量的集中，同时也因为它潜在的经济弱势。现在，战略平衡已经转为对它有利了。从政治上看，可能还有办法来阻止一场新的拿破仑式优势的危险；从心理上看，取得这种优势的欲望也有可能减缓；从战术上看，如果时间允许，英国可以发展出一种空中防御力量，让德国的直接打击不能获得与其成本相称的效果，这样英国至少就达到了自身的安全。这些补救的方面，顶多只能作为可能性；不过，迄今为止的战略格局，展现出来的则几乎是肯定性——最终成功的抵抗。战术上的可能性能否实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法西斯主义者在西班牙的计划能不能完成，依赖于这一地区战略平衡的保持。 “此时，英国面临加强自身直接防御的问题。一方面，海军力量必须维持；另一方面，德国通过扩张在经济上得到加强，我们海军进攻性压力的价值随之减少。面对这样的事态，在海军上增加开支的价值，我们必须加以权衡。无论如何，在战列舰上节省开支，将钱的一大部分用于海军防御目的——保护海上交通——所需的轻型战舰，这是明智的。在陆军方面，是进行扩充来缓解法国在防守它边境上的压力？还是继续精简陆军作为缓解我们自己经济压力的唯一途径？必须作出一个深思之后的决定。总的来说，后者仍然看来要明智一些。 “一个毋庸置疑的需要就是尽可能加强英国的空防。这个要求不仅是现实的需要，也是比例上的需要。长期以来，英国人习惯于将战争设想为在海外进行的战斗，‘国土防守’一词在他们之中颇被轻视，于是国土防守也没有得到什么重视。军事方面的专业兴趣和公款，大部分用在了‘海外’。空军的扩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公众越来越认识到自身生活正面临新的危险。然而，即使是空军，也仍然将自己的努力主要用于建造轰炸机，以反击的力量来进行防守，没有相应地考虑在一个做了充分防守准备的敌国，我们空军要接近和找到轰炸目标，很可能会遇到越来越多的困难。英国的轰炸机中队，其数量已是保护性战斗机中队的两倍。现代条件要求明智地对此进行调整。使用炮火和其他手段的地面防守，掌握在陆军手中，陆军难以摆脱那个传统观念：陆军就是一支在地面作战的力量。对于陆军来说，防空‘态度’过新，不容易形成，如果再与‘单纯的国土防守’联系起来，更是格格不入。所以，满足英国在防空炮火和其他装备上的需要，很可能就靠将英国的防空力量与陆军其他部分分隔开来，防空力量在目的和战术技术上都有根本的不同。 “防御空袭的民防部分，更是需要比例上的大改变。到目前为止，用于这个方面的钱只是用于‘战斗力量’开支的极小部分。英国是一个人口稠密的国家，敌人空袭威胁着它那些工业中心，如同飞机和防空炮火可以尽量减少危险一样，同样需要防弹掩蔽所和其他民防设施。必须扩大它们的规模，对这方面费用和努力的比例进行深入调整。不过，任何足够的重新调整，都依赖于找到相配的机构和人员，以克服军队的保守倾向和目前体系的内在惰性。 “就目前危机的后果而言，这种至关重要的需要面临一种危险，这就是媒体要求以某种形式征用国家人力。对于目前的条件来说，普遍服役是错误的应对。首先，所需要的是大脑和机器，而不是人的数量。即使是民防领域，在其组织能够有效地吸收和使用之前，就投入大量人员，也是愚蠢的。其次，在反对极权主义的斗争中‘走向极权’，这也是精神上的愚蠢。第三，引入义务兵役制，也不可能对德国有多大触动，除非是征兵。如果英国决定建造一支庞大陆军，那么很有可能刺激德国以趁早开战作为预防——德国在1914年之前就是这样想的，而英国自身却难以承受在满足其他防守需要之外还要维持一支庞大陆军的负担。 “英国必须认识到，只有靠经济压力，否则它难以赢得对德国的战争。然而，经济压力这个武器是否仍然足够有效来获得胜利，这也变得令人怀疑了。英国最好的拯救机会，看来就在于让自身成为一个嚼不动之物——把自己的努力尽可能集中于保卫那些对它而言最重要的东西，同时在政治上培育外国的牵制力量，让德国不能集中力量来对付它。 “最为重要的是，英国的抵抗力量要靠凝聚自己的民众，而这依赖于一个正确的领导。有一种过于自满的假设，认为民众就是在等着被告知去做什么：‘他们不问不疑，视死如归。’危机发生时，人民表现出服务的精神，但并不意味着这种精神会持续下去。能否给他们一个正确的领导——一个把民众团结起来的领导，决定了这种精神能否持续下去。尽管有着危机期间出现的民众精神高度凝聚，但忽视随《慕尼黑协定》而来的深层分歧，则是不切实际的。一部分民众越是表达对这个协定的满意，与反感这个协定的人们之间的分歧，就不可避免地越是增加。这就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现在不再处于直接战争阴影之下的英国民众，他们对现在所采取措施的是否同意。除非民众对政策的明智和目标的正直抱有信心，否则至关重要的合作就可能得不到。如果一部分民众不承认另一部分民众的疑虑有其理由，或者是不承认目前解决方案的条件所激起的真挚情感，人们的疑虑只会更为加剧。 “过去的10年里，英国政策中有太多的征候——标志罗马帝国之‘衰亡’的征候。随着事态发展的加速，这种平行比较已经含有令人不安的意味了。如果要阻止这个过程，就必须改变态度。英国民众不能以消极的宿命论，而要以积极的信念面对今天的问题。如果说英国历史有一个区分性的特征，那就是对自由的热爱——最重要的是，对个体权利的坚持，对判断自由和言论自由的热爱。这是英国生命力的来源。自由孕育着自尊和自立，自由的坚持，为爱国主义提供了真正基础，否则爱国主义无非动物本能或物质利益而已。这是一种值得捍卫的传统，因为它是生活的主要动力。而且，它作为爱国主义的基础，提供了将民众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动员的希望。只有当和平提供了自由和正义可以生长的氛围时，和平才是有价值的，而自由和正义本身则是人类进步的途径。所以，所谓的‘和平政策’就有着轻重被颠倒的错误。今天的世界，所需要的是自由观念和自由理想激发的运动，它的自然基础就在讲英语的这个世界中。民主的现代‘义勇者’，可以是一种新模式——‘凭良心办事的人们’。” 如果战争于9月到来，现在的力量平衡让双方都没什么军事获胜的前景。西边的法国会牵扯住足够多的德国军力，让它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企图落空，而捷克斯洛伐克的力量即使只有来自俄国的空中援助，也有希望形成有效牵制，不让德国集中力量去对付法国。只要那些敌对力量尚未巩固它们对西班牙的掌控，有可能破坏法国抵抗力量的那个因素——它与非洲的联系被切断，就不会起作用。 然而，作为《慕尼黑协定》的一个后果，这种战略平衡大大恶化了。捷克斯洛伐克的35—40个师，它的500架一线飞机，它的斯科达军工厂，事实上已经从力量对比表的法国一方消失，而苏台德德语区的人力和矿产资源又增加到了德国一方。法国还失去了一种不是那么明显的重要资产——使用捷克斯洛伐克空军基地的前景，这些基地距离一些德国重地很近，原本有可能让俄国轰炸机使用的。不过，即使俄国把自身分量投入到反对德国侵略的力量中，除非能够得到波兰的基地，否则它的空中力量还是必须从距离那些潜在目标600英里或更远的基地起飞。 抛弃了捷克斯洛伐克，就意味着法国早先在中欧和东欧建立的联盟体系的崩溃。结果就是法国，再加上英国，被打回到有着明显弱点的“西线防御”。 对于英国公众来说，这些弱点中最为明显的，就是他们政府应对空袭的准备程度。众所周知，这场危机暴露了我们空军没有准备的状态，突出了与德国人相比的力量不足（参看第8章）。在重整军备的竞赛中，尽管我们的起点大大领先于德国，但现在已经远远落后了。到9月时，我们标称的空中力量也不到德国所报告力量的一半。所报告的法国空中力量，更要弱得多（参看第11章）。同样让人沮丧的，还有我们地面防守的状态。9月紧急情况发生时，可用的大炮总数，无论新旧，还没有上一代人应对无关紧要的空中威胁时所拥有的多。而且，尽管标称的大炮数量已经少得可怜，但实际数量还要远远少于这个数字，因为这些大炮有许多从军火库发出时，是处于无法使用的状态（参看第9章）。 我们已经失去在军备上领先于德国的机会，这一点已很明显，但仍有可能尽量减少我们在生产飞机和大炮上的耽误带来的风险，这要靠在空袭预警指挥之下一些较简单保护措施的加快实施来做到。在这方面做到充足，要容易得多，也便宜得多。然而，9月的事情已经表明我们组织的落后，以及没有为民众准备地下避难所。由于我们在重整军备上的耽误，缺少了防御，我们的民众已经要依靠这种掩护了。虽然没有达到原本应该做到的程度，但危机之后的数月里做了很多事情来弥补这些弱点。海军和空军最先表现出步伐大大加快的迹象；进入新的一年后很久，防空部队才显示出火力强度和准备程度上的明显改进；民防措施却仍然不足。 对于地面力量平衡的改变，法国民众很自然地比英国人更快地理解了其意味。我们可能在9月派往法国的两个常规师——如果能做到装备完整的话，甚至会有5个师可用，与捷克斯洛伐克人由他们资源中出动的30多个师比较而言，只是小小的弥补。所以，被夺去了捷克斯洛伐克这种间接支援的法国，就急于从我们这里得到地面直接支援的承诺，所要求的支援规模远远大于迄今为止设想过的。 不过，考虑到法国陆军的机动能力，以及它北部边境的防御措施，看来德国陆军即使有了现在可以得到的力量增加，也难以得到突破屏障所必需的优势。所以，来自我们的地面增援就并不是明显的必要。然而，这个看似如此的结论，受到两个重要因素的影响。 第一个因素是心理上的。法国人是一个具体思维的民族，难以理解他们不能看见之物的价值，从遥远的海上力量和空中力量行动上获得安心，这对他们有困难。而且，由于我们上次战争中放弃了自己的传统战略，我们就让法国人期待，如果另一场战争到来我们还会再一次给予巨大的地面力量支援，我们自己对此已经承诺了。我们想回到较为明智的做法上，受到了我们当时所创造先例的束缚。现在——自《慕尼黑协定》签订以来，出现的风险可能会对法国士气造成极大压力，超过了它可以安全承受的限度。所以，我们以有远见的节省力量来执行我们的防御政策，这样的可能性因我们政策在过去年代中的短视而受到了损害。 第二个因素在于一种新的可能性：法国力量因南边一些地方的重大牵制而削弱。它的意大利前沿和西班牙前沿虽然因自然条件而坚固，然而却很长；更长的则是它的非洲前沿，而且由于出现了海上交通被打断的新风险，它原有的调动兵力的范围也受到了影响。 “西线防守”的基础，因德国和意大利对西班牙的干预而受损。1939年年初时，佛朗哥将军带着压倒性的空军和炮火支援，压制那些弹尽粮绝的部队，一路走向胜利。最终，对于英国和法国的政治家和民众来说，不去管东部而在西部组织任何安全体系的前景正在消失，已是显而易见的。2月，与西班牙国家主义者保持着联系、关系颇好的直布罗陀总督哈灵顿（Harrington）将军披露说，在9月危机中，他得到的信息是，“佛朗哥将军曾希望保持中立，但希特勒先生告诉他，德国的轰炸机将要使用西班牙的航空站”。想来，在潜艇使用西班牙港口上，德国也提出了类似的条件。当佛朗哥对西班牙的征服完成之后，德国就不再需要麻烦地隐藏它已将西班牙视为自己计划的一个战略杠杆这个事实了。所以，在2月23日的《泰晤士报》上，它的柏林记者引用了非常权威的《汉堡新闻》（Hamburger Fremdenblatt）的言论，其结语是这样：“对于德国来说，英国重整军备的努力增加了西班牙的重要性，如今西班牙被视为欧洲政治未来发展的关键。人们认为，佛朗哥将军的外交政策可能足以改变力量平衡，抵消英国较为强大的武装力量。” 3月，德国进入布拉格，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这给德国带来了那么多的新资产，它获得了捷克斯洛伐克的那些军工厂、矿山和军事装备。人们认为，这立即就让德国的重炮力量翻了一番，而重炮是摧毁现代防御的主要手段。更为重要的是德国的间接收获，它打掉了自己控制东南欧之路上的一个主要障碍。这场变局之后，是波兰和罗马尼亚面临迫在眉睫之威胁的明确迹象。领悟到“绥靖”的失败，这加快了人们对德国暴力扩张计划带来最终危险的认识。这一次，人们的反应是同样迅速了。现在是英国政府作为领导，在法国体系的废墟上重建一个集体安全的新计划。 现在正是考虑当前局势的军事因素的适当时刻，这种局势导致了政策的突然逆转。军事因素中，首要的就是德国陆军力量的增加，它现在达到了这样一个规模，如果与轴心国合起来，可以推翻任何地区性的相互保障体系。 自从纳粹政权出现后，德国陆军开始了巨大扩展，以及奢华规模的现代武器的重新装备。按照《凡尔赛和约》，德国陆军被限制为自愿入伍、长期服役的10万兵力，禁止使用飞机、坦克和重炮。德国人退出国联之前，曾在日内瓦宣称有权利将陆军扩展至30万人，编为7个师。在政治家对此争论时，这个扩展过程已经展开。德国人的目标是建立21个师。它的坦克、大炮、机关枪的制造在快速发展。通过实行六个月的劳动制度，也为征兵铺平了道路。劳动队（Labour Corps）的训练是如此直接，以至于它很快就有了鲜明的军事价值——事实上，比“褐衫队”（the Brown Shirts）更有军事价值。(1)接下来，1935年3月，宣布陆军征兵，随着征兵，陆军扩展至36个师。对于德国边界之外的世界来说，这个新闻令人震惊。专家们测算，这意味着一支45万人的军队——然而还是低估了，因为这个计算忽略了36个师之外的大量兵力和军事部队。1936年8月，服役时间从1年延长至2年。这样做，部分是为了弥补上次战争那些低出生率年份的影响——1915年至1919年的德国学校班级体现了这一点，但服役年限的延长增加了服役总人数。 据报告，德国陆军现在大约有39个普通步兵师，另有3个专门组建、配备特有装备的山地作战师。而且，它的装甲兵已经转型为现代“轻型师”，其机动作战能力又因创建了以坦克作为主力的“装甲师”而增强。人们相信，这两种新类型的师，德国大约各有5个。所以，加在一起，德国师的总数超过了50个。这几乎是法国数量的两倍。法国国内所知的是28个步兵师、5个骑兵装甲师——既骑马，也有机械化。 目前德国陆军和平时期的兵力估计为100万人左右。战时兵力规模要看所储备的装备数量——这些储备装备现正在生产和储存，此外还要看受过训练的后备兵力的人数。德国人正竭力抓住战后时期的余量，对那些年避过了服役的阶层进行强化训练。尽管与法国相比，就与总人口的比例而言，德国受过训练的后备力量还是缺乏规模，但其实际数量很有可能与法国差不多。一些专家观察员认为，如果战时动员，它可以实地部署大约120个师。 德国陆军扩展的这种速度和程度，自然也有弊端。战后重建陆军的冯·泽克特（von Seeckt）将军，教给德国陆军以突袭和机动的理念，他依据的是这样一个观点：现代条件下，由精锐力量组成的快速机动、快速打击的小型部队，可以战胜具备人数优势的老式大规模部队。然而，“质量型”专业化部队的观念，并没有真正牢固扎根，希特勒上台又给了德国陆军一个机会，重返原来的“看重数量”。纳粹运动本身的性质，使得这种重返几乎不可避免。毫无疑问，许多正规军军官都担心，那些毫无纪律的褐衫狂热分子，对自己精心训练的部队会有稀释效应，更忧虑于褐衫领袖要求在新的国家军队中分享指挥权。新政权对陆军增长和军事观念的所有支持，这些正规军军官都会欢迎，但不接受控制权上的分享。他们的方针有段时间占了上风，希特勒需要陆军来维持他创建出来或释放出来的东西，这也起了作用。然而，后来出现了军官中由下而上的纳粹倾向的渗透，以及顶层更强力的控制。高级军官一直抱怨，处理实际问题时，那些新军官总是依赖意识形态的耸人听闻的词语，而不是严密的逻辑思考。不过，部队的训练还是详尽周密的，而装备也比大部分法国部队更现代化——以此弥补了《凡尔赛和约》（the Versailles Treaty）的限制性规定。德国陆军新的野战榴弹炮，他们的高射炮，都是高效武器。不过，这些师的一般构成及其行动，表明并未从上次战争的观念上前进多少。德国陆军的规模增加了，但看来却丢掉了对精锐和突袭的需要——泽克特在战后岁月曾经坚持过这些。 和平时期法国陆军的国内力量，是德国兵力的一半稍多。这由28个步兵师组成，其中8个是驻扎在法国的“北非师”或“殖民地师”，另有5个骑兵装甲师，其中2个是机械化师。还有1个重装甲师正在组建，这是为了阻止敌人对马其诺防线的突破，加强那里的反击力量。如果战时动员，法国人可以在战场上部署一个由20个预备役师组成的第二梯队；然而，能否形成装备良好的第三梯队，就不一定了。总之，这意味着法国陆军的数量是50到70个师之间，相比之下，德国则有超过100个师，有可能高达120个师。 如果现在法国如同德国一样，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将力量集中于法德边界，德国的优势就不足以将法国置于危险状态。法国有防守上的优势，而德国仍然不具备3∶1的力量优势。然而，也要考虑到一个情况：法国的防守因近来南部边界的事态发展而复杂化了。 首先是意大利的态度。意大利陆军由34个普通步兵师和5个山地师构成。另外，据说它还有1个装甲师、3个机动师和2个摩托化师，总计45个师。如果战时动员，这个数字很可能会翻倍。这个数字加上德国人的，德意兵力总数可能达到210个师。 除此之外，无论对佛朗哥的中立抱什么希望，忽略考虑他军队的潜在力量都是不明智的。任何坚实的战略思考，都必须依据事实，而不是依据希望。另一方面，长枪党计划将西班牙发展成一个军事大国，推行积极的帝国主义政策，这需要时间来完成，尤其是考虑到内战造成的国力耗尽后果，就更是如此。所以，当下的危险更在于它那种不友好的中立态度，这可能会秘密地允许和帮助轴心国，让它们在攻击同盟国海上通道时使用西班牙的海军和空军基地。 不过，法国的陆地防守，因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地势形成的某些战略因素而得到帮助，风险降低了。由于高山阻挡，意大利入侵的可能性很小。当大量军队试图通过山间狭路时，会是空中打击最为有效的目标。在西班牙边界也是如此，比利牛斯山形成了同样的保护。然而，法国将不得不分出超过上次战争的大比例军力，以保护它的南部边界，这个事实仍然存在。 随着英国对波兰的保证的明确，东部和西部之间的联结恢复了，但这对法国的安全却有着双刃剑效应。一方面，这重新形成了不利于德国在西部集中力量的牵制，无论如何，在最近的将来，法国都不会面对足以危及它保卫边界不受侵犯的优势地面力量。另一方面，这又恢复了一种风险，想让法国陆军帮助盟友，去进攻自齐格菲防线（the Siegfried Line）建立以来就更为坚固的德国边界，就必须承受这种风险。 就人力计算而言，波兰的资产是超过捷克斯洛伐克的。的确，波兰每年达到服兵役年龄的人口，比法国本身的适龄人口都多——波兰超过了30万，法国为25万。不过，波兰目前的财政拮据，使得它只能利用这个总数的一半左右。它的装备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