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荒凉山庄 [book_author]狄更斯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713453 [book_dec]在狄更斯浩繁丰厚的传世文字中，《荒凉山庄》可谓其晚期最高成就之一。以贾迪斯家族后代争夺遗产案件为情节主线,同时穿插了戴德洛克夫人及其私生女埃丝特的经历遭遇。贾迪斯家族遗产的官司已经打了好几代,仍然悬而未决。无依无靠的表兄妹理查德·卡斯顿和婀达·克莱尔作为这个案件涉及人,被他们的监护人约翰·贾迪斯接到他的“荒凉山庄”来住,陪伴着这两个年轻人的还有埃丝特。理查德与婀达相爱,遭到约翰反对,忿然离开山庄,并且秘密结了婚。而理查德指望继承大笔遗产,无意独立谋生。这桩案件拖了几十年,终由于发现一份遗嘱而得到解决。然而积年的诉讼费早已把遗产耗费净尽,所以理查德虽然成了遗产继承人,却分文未曾到手。在这个打击下,他一病不起,终于死去。约翰·贾迪斯发现埃丝特和年轻医生阿伦·伍德科特相爱,就成全了他们。他赠送给新婚夫妇一所房子,也取名“荒凉山庄”;同时他把新寡的婀达接来和自己同住。 [book_img]Z_10655.jpg [book_title]内容简介 作者：狄更斯（英国） 小说描写了一件争夺遗产的诉讼案，由于司法人员从中营私，竟使得案情拖延二十年。在一个偶然机会里，男爵夫人的私生女埃丝特·萨默森被那一群律师得知，于是追根究底的律师借此威胁男爵夫人，甚至整死一名流浪少年，男爵夫人被迫离家出走，死于一场暴风雪。其中一名律师被他所利用的人杀害。这20年期间申诉者居住在荒凉山庄，山庄主人成为一对表兄妹的监护人，等待法官做最后的判决，最后整笔遗产正好全数支付有关的法律诉讼费用。 [book_title]主要人物表 埃丝特·萨默森 德洛克夫人的私生女，荒凉山庄管家，爱称小老太太、小老太婆、德登大妈、哈巴德大娘、希普顿太太。 德洛克夫人 切斯尼山庄女主人。 累斯特·德洛克爵士 切斯尼山庄主人、从男爵。 伏龙妮亚 累斯特爵士的堂妹。 朗斯威尔太太 累斯特爵士公馆的管家婆。 朗斯威尔 朗斯威尔太太的大儿子，钢铁大王。 乔治 朗斯威尔太太的小儿子，开设打靶场。 菲尔·斯夸德 打靶场的小伙计。 奥尔当斯 德洛克夫人的法国侍女。 露莎 德洛克夫人的小使女。 约翰·贾迪斯 埃丝特的监护人，荒凉山庄主人。 婀达·克莱尔 埃丝特的女伴，约翰·贾迪斯的受监护人。 理查德·卡斯顿 婀达的远房表兄和丈夫，贾迪斯控贾迪斯案的当事人。 巴巴莉小姐 埃丝特的姨母和教母。 雷彻尔大嫂 埃丝特幼年的保姆，恰德班德牧师太太。 图金霍恩 累斯特爵士的法律顾问。 阿伦·伍德科特 外科医生，埃丝特的丈夫。 霍顿队长 德洛克夫人过去的情人，后沦为法律文件誊写人，化名尼姆。 威廉·巴菲 累斯特爵士公馆的座上客。 布都尔爵士 累斯特爵士的朋友，议员。 劳伦斯·波依桑 累斯特爵士的邻居。 布克特探长 格里德利 大法官庭的受害人。 弗莱德小姐 疯疯癫癫、经常出入大法官庭的老小姐。 贝汉姆·巴杰尔医生 理查德的业师。 肯吉 律师，外号“快嘴肯吉”，巴杰尔的表亲。 马休·贝格纳特 外号“大木头”，当过炮兵。 贝格纳特太太 马耳他 贝格纳特的女儿。 魁北克 贝格纳特的女儿。 伍尔维奇 贝格纳特的小儿子。 恰德班德牧师 口若悬河的骗子。 博斯比 太阳徽酒店老板。 格鲁伯 德洛克家徽酒店老板。 威廉·格皮 肯吉－卡伯伊法律事务所雇员。 托尼·贾布林 又名威维尔，格皮的好友。 特维德洛甫 讲究风度的“绅士”，普林斯的父亲。 普林斯 舞蹈教师，凯蒂的丈夫。 卡罗琳·杰利比 爱称凯蒂，埃丝特的女友。 杰利比太太 凯蒂的母亲，热中于非洲殖民事业。 啤啤 凯蒂的小弟弟。 斯纳斯比 法律文具店老板。 嘉斯德尔 斯纳斯比家的使女。 克鲁克 破布废纸收购店老板，斯墨尔维德太太的兄弟。 斯墨尔维德爷爷 斯墨尔维德奶奶 巴梭罗米·斯墨尔维德 格皮的朋友，外号“小鬼”。 朱狄 巴梭罗米的孪生妹妹。 帕迪戈尔 英国皇家学会会员。 帕迪戈尔太太 以“慈善”事业为幌子的有闲女人。 艾尔弗雷德，埃格伯特，奥斯华德，菲利克斯，弗朗西斯 帕迪戈尔的儿女。 格谢 帕迪戈尔的朋友。 奎尔 帕迪戈尔太太的朋友。 哈罗德·斯金波 债多不愁、自命孩子的“乐天派”。 斯金波太太 艾瑟萨 斯金波的女儿，爱称“美丽姑娘”。 劳拉 斯金波的女儿，爱称“多情姑娘”。 基蒂 斯金波的女儿，爱称“逗笑姑娘”。 霍尔斯 理查德的法律顾问。 乔 屡遭警察迫害的流浪儿。 莉子 烧砖工人的妻子。 夏洛蒂·涅克特 小名查理，埃丝特的使女。 爱玛 查理的妹妹。 托姆 查理的弟弟。 斯维尔斯 外号“小胖子”。 佩金斯太太 住在太阳徽酒店附近的长舌妇。 派珀尔太太 克鲁克的邻居。 珍妮 爱喝酒的烧砖工人的妻子。 [book_title]序言 几个月以前，在一次公开场合中，承蒙大法官庭一位法官的好意，当着一百五十多位没有精神病嫌疑的男女的面，他对我说：虽然许多人对大法官庭抱有成见，议论纷纷（我觉得他说这话时，朝我这边瞟了一眼），但事实上，大法官庭几乎可以说是无懈可击的。他承认，在审理案件的进度方面，确实存在着一些小小的缺点，但这种缺点被夸大了，而且完全是由于“公众舍不得出钱”而造成的，因为这些难逃罪责的公众，似乎直到最近还以极其坚决的态度，断然拒绝扩充大法官庭的法官人数——我想法官人数大概是理查二世或哪一位国王规定的吧。 我觉得这句笑话太奥妙了，不能插在本书的正文里，要不然，我一定把它留给快嘴肯吉或霍尔斯先生来讲，因为我觉得这必然是他们中间的一个想出来的。如果这话是出自他们之口，那我还可以从莎士比亚的一首十四行诗里，摘出几行恰当的诗句，让他们一并说出来： ……我的性格，一如染师之手， 已屈从于我所从事的工作， 那就可怜我，祝我恢复原状吧！(1) 但是，让那些舍不得出钱的公众了解一下大法官庭在这方面过去做了些什么，现在还在做些什么，倒是有好处的。因此，我要在这里说明，本书所述的每一件有关大法官庭的事情，大体上都是真实的，没有越出事实的范围。格里德利那桩案子是根据真人真事写成，基本上没有更改；这个案子的内容是由一位正直人士说出的，他由于职务的关系，非常熟悉这个奇冤案的全部原委。目前，(2)大法官庭正在审理一桩约在二十年前提出的案子；据说，同时出庭的律师有时多至三四十位；诉讼费高达七万英镑；这是一桩旨在解决疑端的友好诉讼案；有人对我说，这桩案子审到现在，还是和最初开始时差不多，距离结案依旧遥遥无期。大法官庭还有一桩著名的案子悬而未决，那是在上世纪末就已经开始了；诉讼费超出了上述那件案子所花的七万英镑的两倍。如果还需要为“贾迪斯控贾迪斯案”找出其他根据的话，那真是举不胜举，只怕那些舍不得花钱的公众感到难为情罢了。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我想稍微说几句话。关于克鲁克先生之死，人们一直否定所谓“自动燃烧”的可能性；我的好朋友路伊斯先生(3)，在我描写这些情节的时候，给我写了几封具有独特见解的公开信，证明“自动燃烧”是不可能的；但是，他很快就发现，他那种自以为所有的权威人士都已经放弃这方面研究的想法，是错误的。我无须申言，我并不是故意或是由于疏忽把读者引入歧途；也无须申言，我在描写这些情节之前，曾经花了一番工夫进行调查。这些有记录可查的案件大约有三十起，其中最著名的是柯妮丽亚·达·包蒂·谢桑纳特伯爵夫人一案，当时住在维罗纳的神父约瑟夫·比昂契尼（在文学方面也享有盛名）曾对此案进行过详细调查，作过细致的描写，写成一本书，于一七三一年在维罗纳出版，后来又在罗马重版。人们在伯爵夫人一案中所看到的现象，是合乎情理和无可怀疑的，而这种现象在克鲁克先生一案中也看得到。另一个人所共知的案件发生在兰斯，发生的时间则比上述一案早六年，当时记录这件事情的人，是法国一位最著名的外科医生勒卡特。案件的内容是：一个女人死了，她的丈夫糊里糊涂地被判杀妻罪；但在他向高等法院提出庄严的上诉以后，就被宣告无罪了，因为有证据表明，她是死于所谓“自动燃烧”。我认为，上述这些显著的事实和我在本书第618—619页(4)大致介绍的那些权威人士就足以证明这一点，无须再加上法国、英国和苏格兰的著名医学教授近年来发表的见解和经验之谈；我只想说，除非将来有一天，人们面临某些事故时通常据以酌情推理，方始信服的那些证据，也大量地“自动燃烧”起来，否则，我是不准备放弃上述种种论据的。 在《荒凉山庄》这本书里，我有意渲染日常生活中富有浪漫色彩的那一面。我深信，我这部作品的读者，将是空前的。愿我们有机会再见！ 查尔斯·狄更斯 一八五三年八月，伦敦 * * * (1) 引自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111首，首句为“O，For my sake do you with Fortune chide”。 (2) 指一八五三年八月。——原注 (3) 路伊斯（George Henry Lewes，1817—1878）：英国哲学家。 (4) 最近在美国哥伦比亚城又发生了一个类似的案件：一位牙科医师对案情作了清晰的介绍；据说，死者是一个德国籍的酒馆老板，经常喝得酩酊大醉。——原注 [book_title]一 大法官庭 伦敦。米迦勒节开庭期(1)刚过，大法官坐在林肯法学协会(2)大厅里。无情的十一月天气。满街泥泞，好像洪水刚从大地上退去，如果这时遇到一条四十来英尺长的斑龙(3)，像一只庞大的蜥蜴似的，摇摇摆摆爬上荷尔蓬山(4)，那也不足为奇。煤烟从烟囱顶上纷纷飘落，化作一阵黑色的毛毛雨，其中夹杂着一片片煤屑，像鹅毛大雪似的，人们也许会认为这是为死去的太阳志哀哩。狗，浑身泥浆，简直看不出是个什么东西。马，也好不了多少，连眼罩上都溅满了泥。行人，全都脾气暴躁，手里的雨伞，你碰我撞；一到拐角的地方就站不稳脚步，从破晓起（如果这样的天气也算破晓了的话）就有成千上万的行人在那里滑倒和跌跤，给一层层的泥浆添上新的淤积物；泥浆牢牢地粘在人行道上，愈积愈厚。 到处是雾。雾笼罩着河的上游，在绿色的小岛和草地之间飘荡；雾笼罩着河的下游，在鳞次栉比的船只之间、在这个大（而脏的）都市河边的污秽之间滚动，滚得它自己也变脏了。雾笼罩着厄色克斯郡(5)的沼泽，雾笼罩着肯德郡(6)的高地。雾爬进煤船的厨房；雾躺在大船的帆桁上，徘徊在巨舫的桅樯绳索之间；雾低悬在大平底船和小木船的舷边。雾钻进了格林威治区(7)那些靠养老金过活、待在收容室火炉边呼哧呼哧喘气的老人的眼睛和喉咙里；雾钻进了在密室里生气的小商船船长下午抽的那一袋烟的烟管和烟斗里；雾残酷地折磨着他那在甲板上瑟缩发抖的小学徒的手指和脚趾。偶然从桥上走过的人们，从栏杆上窥视下面的雾天，四周一片迷雾，恍如乘着气球，飘浮在白茫茫的云端。 大街上，有些地方的煤气灯在浓雾中若隐若现，很像庄稼汉站在泥土松软的田地上看见的那个朦朦胧胧的太阳。大多数的店铺都比平时提前两个钟头掌灯——煤气灯似乎也知道这一点，它们那副面孔显得又憔悴又不情愿。 在那个灰沉沉的古老障碍物附近，也就是在那灰沉沉的古老协会门前的气派相当的装饰品——圣堂石门(8)附近，阴冷的下午再也阴冷不过了，浓雾再也浓不过了，泥泞的街道再也泥泞不过了。靠近圣堂石门，在林肯法学协会大厅里，就在那浓雾的中心，坐着那位大法官庭的大法官。 哪怕雾再浓、泥泞再深，也还是比不上大法官庭——在这些白发罪人(9)当中，大法官庭是罪大恶极的一个——当天在天地鬼神眼中的那种摸索和愈陷愈深的情景。 在这样一个下午，如果大法官开庭，那就应该像他现在这样：脑袋上有一个模模糊糊的光轮，前边的桌子上铺着红桌布，后边的墙上挂着红帷幕；一边似乎是凝视着屋顶的天窗（其实，那里除了雾以外，什么也看不见），一边听着一个高大的辩护士发言；这个辩护士长着络腮胡子，嗓门小小的，正对他念着那冗长的答辩词。在这样一个下午，大法官庭应该有几十人像他们现在这样，迷迷糊糊地研究一件没完没了的案子，这案子要经历成千上万个阶段，而现在就研究其中的一个阶段；他们根据极不可靠的判例，彼此挑眼儿，深深地钻到一些专门术语里兜圈子，摇晃着披戴着羊毛和马鬃做的假发的脑袋，死抠字眼，而且板起面孔，好像演员那样，装出大公无私的样子。在这样一个下午，承办那件案子的各式各样的律师(10)——其中有两三个是接替父亲承办此案的，他们的父亲都靠此案发了财——应该（现在他们不就是这样吗？）在一条长长的、铺着席子的井状律师席上（不过你要是想在这个“井”底寻求真理的话，那就枉费心机了），在书记官的红案桌和王室律师穿的绸袍制服中间排成一行，面前摆着起诉书、反起诉书、答辩书、二次答辩书、禁令、宣誓书、争执点、给推事的审查报告、推事的报告等等一大堆一大堆花费浩大的无聊东西。怪不得法院里到处点着蜡烛，还看不清东西；怪不得浓雾笼罩着庭内，好像再也出不去似的；怪不得那些装有彩色玻璃的窗户失掉了光彩，使白昼的光线无法射进这个地方来；怪不得街上的行人从玻璃门向里面瞧上一眼，看见里边这种森严的景象，听见那从铺着软垫的高坛上发出的慢吞吞的声音有气无力地在屋顶上回响，就不敢进去——这时大法官就是在这个高坛上望着那个没有亮光的天窗，而那些戴着假发出庭的法官们也是在这个高坛上，他们的假发在浓雾中全连成了一片！原来这就是大法官庭。各个郡里都有被它弄得日渐破落的人家和荒芜了的土地；各个疯人院里都有被它折磨得不成样子的精神病人，每块教堂墓地里都有被它冤死的人；此外，还有被它弄得倾家荡产的起诉人——穿着塌跟鞋和破衣烂衫，逢人不是借债便是要钱；它给有钱有势的人以种种手段去欺压善良；它就这样耗尽了人们的钱财和耐性，荡尽了人们的勇气和希望；它就这样使人心力交瘁、肝肠寸断；因此，在这法院的辩护士当中，那些仁人君子少不了要这样对人告诫——而且一直是这样告诫：“纵有天大的冤屈，还是忍受为上，千万不要到这里来！” 在这个阴沉沉的下午，除了大法官，除了承办本案的辩护士和两三个从来没有办过案的辩护士以及上面提到的那个井状律师席上的许多律师以外，大法官的法庭上还有别的什么人呢？那里还有头戴假发、身穿长袍、坐在审判官下方的书记官；有两三个穿着法庭制服的权标司，或者是护法吏，或者是王室财务官以及诸如此类的人。这些人都在打着哈欠，因为“贾迪斯控贾迪斯”一案（这就是正在审理的案件）丝毫也引不起人们的兴趣，这个案子远在好多年前就已经被榨干了。每当贾迪斯控贾迪斯一案开庭，那些速记员、判决记录员、报馆记者以及其他照例要到场的人员，必然溜之大吉。他们的席位上空空如也。在大厅靠边的一个座位上——这是窥视那帏幕重重的内厅的好地方，站着一个又瘦又小、疯疯癫癫的老太婆，她戴着一顶压扁了的帽子，从开庭到退庭，老待在法庭里，老盼着法庭会做出一项意想不到的、有利于她的判决。有人说，她确实是，或者过去是某一个案子的当事人；但是谁也不知道底细，因为谁也不操那份心。她的手提网袋里装着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她管这些东西叫文件，其实无非是些纸梗火柴和干薰衣草罢了。一个面无血色的在押犯第六次出庭了，亲自要求“洗刷他污辱法庭的罪名”；既然他是一个孑然独存的法定遗嘱执行人，现在揽得一身糊涂账，而这些账目他倒真是一点也不知底细。因此，他这一辈子恐怕是得不到昭雪了。再说，他的前途也完了。还有一个已经倾家荡产的起诉人，定期从希罗普郡(11)赶来。他在当天快到退庭的时候，突然想对大法官说话，但是他怎么也不明白，二十多年来，大法官虽然把他弄得家破人亡，但是从法律上说，大法官根本就不知道有他这样一个人；现在他挑了个适当的地方站着，眼巴巴地望着审判官，准备在他退庭的时候，用一种洪亮而带有委屈意味的声调喊一声：“阁下！”有几个认得这个起诉人的律师、办事员和一些别的人，都迟迟不走，想看看他会闹出什么笑话，给这个阴沉的天气添点生气。 贾迪斯控贾迪斯案一拖再拖。随着时移日转，这件吓唬人的讼案变得这样错综复杂，以致世上活着的人都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案子的双方当事人尤其莫名其妙；而且据说，不论大法官庭哪两位律师，一谈到这个案子，往往不到五分钟就会对它所有的前提完全各执己见，相持不下。多少孩子一诞生就和这场诉讼结下不解之缘；多少青年一结婚就和这场诉讼拉上关系；多少老人直到死后才算是从这场诉讼中得到解脱。好几十人发现自己成了贾迪斯控贾迪斯案的当事人，都吓得魂飞魄散，根本不知道怎么被牵连进去的，为什么被牵连进去的；这场官司叫多少人家把祖上的宿仇承袭下去。年幼的原告或被告曾听父母说，等这场官司打完了，就给买一只新木马，可是后来长大成人，倒是自己弄了一匹真马，驰骋到另一个世界去了。受法院监护的漂亮姑娘们已经人老颜衰，做了母亲和祖母；一连串的大法官上任下台，此去彼来；案子里的大批起诉书简直成了死亡统计表。自从老托姆·贾迪斯当年走投无路，在法院小街的一家咖啡馆里开枪自杀以后，贾迪斯这个姓氏的人，留在世上的恐怕不到三个了；但是贾迪斯控贾迪斯案在法庭上还是没完没了，永远没有了结的希望。 贾迪斯控贾迪斯案已经成为笑柄，这就是它给人们带来的唯一好处。多少人因之而丧命，但在法律界却是个笑话。大法官庭里的每个推事，都从本案中混到一份资历证明书。每位大法官当年充当辩护士时，总是代表这一方或那一方在案子里“插过手”。那些穿着大圆头鞋的假道学的法学院老干事们在大厅里吃过晚饭，在一起喝红葡萄酒的时候也拿这个案子当作谈笑资料。法务实习生也惯于用这件案子来磨练自己的法学才能。有一次，著名的王室律师布娄尔先生谈到一件什么事情的时候说：“没那么回事儿，除非天上掉下土豆来！”这时，上一任的大法官就很巧妙地纠正他说：“布娄尔先生，你最好说，除非我们把贾迪斯控贾迪斯案办完了。”——这句笑话尤其把那些权标司、护法吏和王室财务官逗乐了。 究竟有多少和本案无关的人，被贾迪斯控贾迪斯案伸出来的脏手所糟蹋、所败坏，那可是个很难弄清的问题。上自推事——在他那成堆成堆的档案上，贾迪斯控贾迪斯案的那些布满灰尘的证件已经揉得不成样子——下至“六书记官办公厅”的抄写员——他在那个一成不变的标题下抄写了多少万页大法官庭的对开纸——谁的性格也没有因此而改好。什么欺诈蒙骗、推托闪避、拖延时间、毁弃证件、制造纠纷和种种的弄虚作假，这一切决不会起什么好影响的。就连律师的那些听差——他们很早很早就学会说：契士尔先生、米士尔先生(12)之流，现在正有客人，而且在晚饭前还有许多约会，从而把那些可怜的起诉人拒于门外——也可能在贾迪斯控贾迪斯一案中，变得更加缺德、更加诡诈。这场官司的财产管理人固然发了一大笔横财，但同时也变得不信任自己的母亲，瞧不起自己的同行了。契士尔、米士尔之流已经养成一种习惯，含含糊糊地表示，要去调查这件悬而未解的小事，并且等贾迪斯控贾迪斯案了结以后，还要看看对那受了亏待的德里士尔(13)能够帮个什么忙。这件不幸的讼案所造成的逃避责任和勒索钱财的事，真是形形色色，遍及各地；甚至那些和这害人的案子毫无关系，而只从它的表面去默察它的来龙去脉的人，也在不知不觉之中采取了马马虎虎的态度，对坏事置之不理，听任坏事向坏里发展，而且还有了马马虎虎的想法，认为世人一旦误入歧途，就必然自甘堕落，再也不会走上正道了。 就在这满街泥泞、满天迷雾之中，大法官坐在他那大法官庭里。 “坦格尔(14)先生，”大法官招呼了一声，他刚才听了那位博学之士的雄辩，感到有点坐立不安。 “阁下，”坦格尔先生说。关于贾迪斯控贾迪斯案，坦格尔先生比谁都知道得多。他就是因为这件案子出名的——看样子，他离开学校以后，除了研究这个案子，根本就不看别的书。 “你的辩论快结束了吧？” “阁下，还没有——争执点很多——我有义务要提出来，阁下，”坦格尔先生轻轻答道。 “我想，还有好几位辩护士要发言吧，”大法官微笑着说。 这里有坦格尔先生的十八个博学的朋友，每人带着一千八百张简短的材料摘要，像钢琴的十八个琴锤似的突然站了起来，鞠了十八个躬，一下子又坐到十八个阴暗的地方去了。 “在两周后的星期三，我们再继续进行审问，”大法官说。因为争执的问题只是诉讼费的问题，那不过是本案这么一株大树上的一棵幼芽，必然会在日内得到解决的。 大法官起座，出庭的律师起座，拘留犯匆匆被押上前去；从希罗普郡来的那个人大声喊道：“阁下！”权标司、护法吏和王室财务官们怒喝了一声“肃静”，向那个从希罗普郡来的人皱皱眉头。 “关于，”大法官就贾迪斯控贾迪斯案继续说道，“那个年轻姑娘——” “那个少年——请阁下原谅，”坦格尔先生过早地说。 “关于，”大法官这次说得特别清楚，“那个年轻姑娘和那个少年，那两个年轻人，” （坦格尔先生哑口无言了。） “我吩咐他们今天来见我，现在，他们正在我的办公室里，我要去见见他们，亲自看看我这次安排他们跟他们叔叔住在一起是不是合适。” 坦格尔先生又站起来。 “请阁下原谅——他们的叔叔已经死了。” “跟他们的，”大法官透过眼镜看了看案头的文件，“祖父住在一起。” “请阁下原谅——他们的祖父性子急——已经自杀身死了。” 忽然间，一个身材矮小、声音非常低沉的辩护士，在雾沉沉的后边，神气活现地站起来，说道：“请阁下允许我说两句话，我是替他出庭的。他是一个远房表亲。此刻我不准备向法庭报告，他究竟是隔了几房的表亲，不过他的确是个表亲。” 这一番说得像悼词似的话，还在屋顶的椽子间回响着，那个矮小的辩护士就已经坐了下去，而且连浓雾也不知他的去向了。人们都在找他，但是谁也看不见他。 “我要和这两个年轻人谈谈，”大法官重新说道，“关于他们跟表亲住在一起这个问题，我要亲自查问清楚。明早开庭，我就提出这件事。” 大法官正准备向出庭的律师点头示意，那个拘留犯就被带上来了。拘留犯那些乱七八糟的事不可能有什么结果，所以只好立刻把他押回监狱。从希罗普郡来的那个人居然敢再次喊冤，高呼一声：“阁下！”可是大法官已经注意到他，便机警地退了出去。别的人也很快退出。一批蓝布袋装上沉甸甸的卷宗，由书记官拿走；那个疯疯癫癫的老太婆也带着她的所谓文件走了；空荡荡的法庭便上了锁。如果这个法庭所作的种种不公正的判决和所造成的种种灾难，能这样给锁起来，而且统统付之一炬，那么除了贾迪斯控贾迪斯案的当事人以外，其他案件的当事人也同样会获益不浅！ * * * (1) 大法官庭的开庭期，全年分为四期；米迦勒节开庭期（Michaelmas Term）是最后一期，从十一月二日起至二十五日止。 (2) 林肯法学协会（Lincoln’s Inn）：伦敦法学院，四大法学协会（Inns of Court）之一，又译为林肯法学院。 (3) 斑龙（Megalosaurus）：古生物，属恐龙类。 (4) 荷尔蓬山（Holborn Hill）：荷尔蓬（Holborn）是伦敦中部的一个区（borough），林肯法学协会所在地；荷尔蓬山指该区地势较高的一部分。 (5) 厄色克斯郡（Essex）：在伦敦东北方。 (6) 肯德郡（Kent）：在伦敦的东南方。 (7) 格林威治区（Greenwich）：伦敦东南的一个自治区，设有著名的天文台。 (8) 圣堂石门（Temple Bar）：建于一六七〇年，原是枭首示众的地方，为伦敦法学院的内堂法学协会（Inner Temple）和中堂法学协会（Middle Temple）的所在地；一八七八年拆迁至伦敦西区。 (9) 白发罪人（hoary sinner）：影射披戴假发的法官、法吏。 (10) 英国的律师总称为lawyer，分为二级，高级的叫counsel或barrister，能出庭辩护，译为“辩护士”或“大律师”；初级的叫solicitor或attorney，只承办法律事务，译为“律师”，以资区别。 (11) 希罗普郡（Shropshire）：在英格兰西部。 (12) 契士尔先生：原文为Mr. Chizzle，谐音chisel诈骗；米士尔先生：原文为Mr. Mizzle，谐音mizzle逃跑。 (13) 德里士尔：原文为Drizzle，是“毛毛雨”之意。 (14) 坦格尔：原文为Tangle，有纠缠不清之意。 [book_title]二 上流社会 在这样一个满街泥泞的下午，我们只想对上流社会走马看花似的浏览一番。它和大法官庭既然是大同小异，所以我们不妨从大法官庭那一场面，直接转到上流社会这一场面。上流社会和大法官庭一样，什么都是墨守成规、一成不变的，这好比那久睡不醒的里普·范温克尔(1)和睡美人(2)这一流人物；前者曾在那雷鸣似的隆隆声中玩那奇异的游戏，后者有朝一日总会被骑士弄醒，到时候厨房里所有停着不动的烤肉铁叉又要大忙特忙！ 这个社会并不大，甚至比起我们这个同样是范围有限的世界来（等阁下度过这一生，到了另一个世界就会明白），还是非常渺小的。它有许多好处；它有许多贤良公正之士；它有它一定的地位。然而糟糕的是，这样一个社会，却被珠宝商用的棉花和纯羊毛包得太严密，听不见那些比它大的世界熙熙攘攘的声音，看不见那些世界环绕太阳旋转的情景。这是个垂死的社会，由于缺少新鲜空气，它的发展往往是不健康的。 德洛克夫人(3)已经回到她京城的公馆，几天以后就要到巴黎去，准备在巴黎呆几个星期；再以后，她的行踪就没有一定了。消息灵通的时髦人士这样说，是为了消除巴黎人那种渴望的心情；这些时髦人士对什么时髦事儿都知道。要是不知道这些事儿，那就算不得时髦了。德洛克夫人曾经去过林肯郡(4)，住在她通常说的那所“邸宅”。林肯郡洪水泛滥。猎园(5)里的那座桥有一个桥洞被水冲毁，而且被冲走了。邻近半英里宽的洼地成了一条死水河，萧萧的树木就成了河中的小岛，竟日不停的雨把整个水面打得千疮百孔。德洛克夫人的“邸宅”十分凄凉。多少个昼夜以来，霪雨连绵，就连树木都湿透了；樵夫砍下的柔条嫩枝掉到地上时，一点声响也没有。湿淋淋的野鹿经过的地方，留下了一个个的泥塘。枪弹在这雨天里失去了锐音，它的硝烟像一朵小云彩，向那青青的山冈缓缓飘去；在这个杂树丛生的山冈衬托之下，这场雨显得格外分明。展现在德洛克夫人窗前的，不是一种阴沉沉的景色，就是一种黑魆魆的景色。前边的石板道上，有几个石坛子，整天接着雨水；大点大点的雨，滴答、滴答、滴答，通宵不停地打在宽阔的石板路上，这条路很早以来就叫“鬼道”。礼拜天，猎园里的小教堂有一股发霉的气味，橡木讲道坛流着冷汗，到处弥漫着一种好像德洛克家祖先从坟墓里散发出来的气息。黄昏时分，德洛克夫人（她无儿无女）从卧室眺望着猎园看守人的小屋，看见格子窗上映着炉子里的火光，烟从烟囱袅袅而起；又看见一个小孩（后面追着一个女人）冒雨跑出，向一个正从大门口走进来的浑身裹得紧紧、被雨水淋得闪闪发光的男人迎去。这一切，不免使德洛克夫人大发脾气。夫人说，她已经“厌烦得要死”了。 因此，德洛克夫人离开了林肯郡那所邸宅，听任霪雨施威，听任乌鸦、野兔、野鹿、鹧鸪和野鸡称霸。管家走过那些古老的房间关上百叶窗以后，德洛克家的先人画像就显得那样意气消沉，似乎在那潮湿的墙上消失不见了。至于那些画像将来什么时候才会再度出现，消息灵通的时髦人士——他们像魔鬼似的，对过去和现在无所不晓，而对未来却一无所知——还说不上来。 累斯特·德洛克爵士只是一位从男爵，但是哪一位从男爵也不如他那样了不起。他那古老的门阀世家，历史悠久，名望却比山岳还要高得多。他有一个概括的看法，认为这个世界没有山也不碍事，没有德洛克这一家可不行。一般说来，他承认“大自然”这个玩意儿还不错（如果缺少一堵猎园围墙的话，那就可能粗俗一点了），但是要使这个玩意儿趋于完善，那就少不了他们那些高贵门第。他是一个非常耿直的人，不屑干任何卑鄙龌龊的事；你高兴让他怎么死，他都可以马上照办，但他就是不愿给人什么把柄，让人指责他不正直。他是一个又体面又固执、又正直又暴躁、成见极深、毫不讲理的人。 累斯特爵士比夫人整整大了二十岁，他已经年过六十五，也许过了六十六，甚至还过了六十七。不时闹痛风病，走起路来不大灵活。他长得仪表堂堂，须发有点花白，衬衣褶边漂亮，背心洁白，蓝上衣老是扣着，扣子闪闪发光。他彬彬有礼，神气十足，无论什么时候，总是对夫人殷殷勤勤，对她的魅力推崇备至。他那种殷勤的态度，从当初向她求婚的时候起，就没有改变过，这可以说是他那风流天性的唯一表现。 他当然是为了爱情才跟她结婚的。有些人直到今天还背后私议她娘家门第微贱；好在累斯特爵士的门第已经够高，无须多求，因此也就不加计较了。夫人美丽、庄重、自负、果断，她这些优点，拿来分给多少名门闺秀也还是绰绰有余。再加上财富和地位，很快就使她扶摇直上；这些年来，德洛克夫人已经成为消息灵通的时髦人士的中心，登上了上流社会的顶峰。 当年亚历山大曾为了走到世界尽头、再也找不到供他征服的地盘而伤心落泪(6)，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至少时至今日，不知道也应当知道了，因为这已经是一件脍炙人口的事。可德洛克夫人征服了她自己的世界以后，非但没有洒下热泪，反而变得冷冰冰的。她虽已筋疲力尽，却也磨练得镇定沉着；虽然困顿不堪，却也变得心平气和；虽然神志萎靡，却也显得泰然自若，无论什么高兴得意的事儿她都不动心——凡此种种，就是她的胜利果实。她的涵养功夫可真到家，哪怕明天就能升天成仙，料想她也不会欣喜若狂。 她依然很美，不说芳华正茂，也还不到迟暮之年。脸蛋儿很优雅——这张脸本来说不上美，不过是不讨人厌而已，多亏后来学会了上流社会那一套尽态极妍的功夫，才日渐变得端庄典丽。她身段苗条，给人一种修长的感觉。其实并不如此；鲍勃·斯特布尔斯(7)阁下就常常用一种赌神罚咒的口吻断言说，她不过是“善于把自己所有的妙处都挥发出来罢了”。这位权威人士认为她打扮得十分讲究，对于她的头发更是推崇备至，夸奖她是她们那一群中梳理得最好的一个。 德洛克夫人带着她的所有优点，离开林肯郡的邸宅，来到京城（消息灵通的时髦人士拼命在打听她的消息），准备过几天就到巴黎去，打算在巴黎盘桓几个星期；以后行踪如何，还不一定。在这个满街泥泞、漫天迷雾的下午，她城里的公馆里来了一位老派的老绅士，他是个律师，也是高等大法官庭的律师，同时还担任德洛克家的法律顾问。他的事务所里放着许多生铁制的保险箱，箱子外面都标明着“德洛克”字样，好像这位从男爵原是魔术师变戏法用的一个小钱，常常被他放在这套箱子里耍来耍去。老绅士穿过大厅，步上楼梯，沿着一条条的过道，踱过一个个的房间——这些地方在社交季节里金碧辉煌，在平时则阴森可怕；供人参观算得上是个神仙境界，住家度日则是片荒凉之地——由一个戴扑粉假发的“使神”(8)陪同着来到夫人面前。 这位老绅士看上去老朽不堪，据说是靠了善于办理贵族夫妇的财产契约和贵族的遗嘱起家发财的。他头顶有一个神秘的光轮，这就是人们的家庭秘密；大家都知道他对这些秘密是守口如瓶的。在幽静猎园的林中空地上，在杂树和荒草丛中，坐落着上千年的贵族陵墓，它们藏着的秘密也许还不及那些流传在人间和深锁在这位图金霍恩先生(9)心里的秘密多。图金霍恩先生是属于所谓老一派的人物——所谓老一派，通常指那些从未有过青年时代的人而言；他穿着一条系了丝带的短裤，下面不是绑腿套就是长统袜。他那身黑衣服和那双黑袜子（丝袜也好，线袜也好）有一个特色，那就是从来没有光彩。他的衣服像他这个人一样，无声无色，死气沉沉，任何光线投射在上面都引不起反应。除非他干的这一行有人向他请教，他从来不与人交谈。有时候他在贵族的大庄园里，坐在餐桌的一角，或靠近客厅门口的地方——这些客厅是消息灵通的时髦人士大谈而特谈的题材往往不置一辞，但是怡然自得。这些地方的人都认识他，约有半数的贵族经过他身边都停下来招呼他一声：“你好，图金霍恩先生！”他郑重其事地接受他们的致意，并把这些致意连同其他见闻统统珍藏在心里。 累斯特·德洛克爵士这时正和夫人在一起，见了图金霍恩先生，非常高兴。图金霍恩先生总带着一种唯命是从的神态，这正合累斯特爵士的口味，认为这是一种敬意。他喜欢图金霍恩先生这身衣服，认为其中也含有敬意。这身衣服非常体面，而且大体上也像个门客穿的，一穿上这身衣服，他就活像是德洛克家的秘密法律事务的总管、法律杂务的跑腿。 图金霍恩先生本人对这一点有没有什么想法呢？可能有，也可能没有；但我们可以从一切与德洛克夫人有关的事情看到这个明显的事实；因为德洛克夫人是某一阶级的成员，是她那小天地里的一个首领和代表。她自以为是个不可思议的“神人”，对凡人是高不可攀、深不可测的——她用自己的镜子来照自己，那当然是这样啰。然而，环绕在她周围的那些黯然无光的小人物：从她的女佣到那个意大利歌剧院经理，都知道她的弱点、偏见、愚行、傲慢和任性；对于她的品性，也都像裁缝给她量身材那样，估计得非常准确，量度得恰到好处，因此他们都能靠这个混一碗饭吃。要不要来一件新衣，来一种新风尚，来一个新的歌唱家，来一种新的舞蹈，来一件新式的珠宝饰物，来一个新的侏儒或巨人，来一座新的礼拜堂，来一种新的什么东西？在十几种行业里，有不少殷勤多礼的人，德洛克夫人毫不猜疑地认为他们已经拜倒在她的面前；这些人会告诉你，如何把她当作小娃娃一样去摆布；他们一辈子就是服侍她，装得卑躬屈节，唯命是从，实际上却是在前面率领着她和她那一伙人；他们把她一引上钩，也就钩住了那一伙人，整个儿给带走，像累谬埃尔·格利佛(10)劫走了堂堂小人国的雄伟舰队一样。“如果你想跟我们的主顾打交道，先生，”布累茨－斯帕科(11)珠宝店的老板说——所谓我们的主顾，就是指德洛克夫人那一伙人——“你必须记住，你不是跟一般老百姓打交道；对我们的主顾，你一定要击他们的要害，而他们的要害就是这样一个地方。”“诸位先生，你们要想推销这件商品，”希恩－格罗斯(12)绸缎店的老板对他们的朋友、厂主们说，“就得上我们这儿来，因为我们晓得到什么地方去招徕那些时髦人物，我们能够使这件商品时髦起来。”“先生，如果你希望把这本书放在我们那些大主顾的案头，”书店老板斯拉特里(13)先生说，“或者，先生，如果你想把这个小人或巨人(14)弄到我那些大主顾家里；或者，先生，如果你想叫我那些大主顾来眷顾这次游艺会，请你务必把这件事交给我来办，因为，先生，我对我那些大主顾的头面人物研究有素；而且我可以毫不夸张地告诉你，我能够把他们玩弄于股掌之上。”——斯拉特里先生是个老实人，他倒是并没有吹牛。 因此，德洛克这一家子这会儿心里有些什么想法，图金霍恩先生也许不知道，但也很可能知道。 “大法官是不是又在审理夫人的案子啦，图金霍恩先生？”累斯特爵士一边说，一边向他伸出手去。 “是的，今天又审理来着。”图金霍恩先生答道，不慌不忙地向夫人鞠了一躬；夫人正坐在壁炉附近的一张沙发椅上，拿一把遮扇挡着脸。 “用不着问这事情到底有没有眉目，”夫人说，依旧没有摆脱从林肯郡邸宅带来的那种沉闷心情。 “您所谓的眉目，到今天为止还没有，”图金霍恩先生答道。 “永远也不会有，”夫人说。 累斯特爵士对于大法官庭迟迟不能结案的诉讼程序，倒也没抱什么反感。那一类玩意儿本来就是缓慢的、费钱的、英国式的和合乎宪法的。事实上，他跟刚才所谈的那场官司并没有重大利害关系，夫人给他带来的财产不过是官司里那一份财产；他有一个模模糊糊的想法：他的大名——德洛克的大名——牵连到案子里，竟然没有用作这件案子的名称，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但是他又认为，大法官庭这玩意儿，尽管偶尔耽误一下审判，引起一些混乱，究竟是人类为了彻底解决（就人力而言）一切问题而发挥大智大慧、和形形色色别的玩意儿一块儿创造出来的。总的说来，他有一个很固定的看法，认为随声附和别人抱怨大法官庭，无异于鼓动瓦特·泰勒(15)之类下层阶级的人揭竿起义。 “由于卷宗里添了几份新的宣誓书，”图金霍恩先生说，“由于内容简短，又由于我要按麻烦的原则办事，要求各当事人掌握新的诉讼程序，”这个谨小慎微的图金霍恩先生原来是不肯多负一点责任的；“再说，由于我知道您就要到巴黎去，所以我把这些东西都放在口袋里带来了。” （附带说一下，累斯特爵士也要去巴黎，但上流社会津津乐道的消息却集中在他夫人身上。） 图金霍恩先生掏出文件，得到允许以后，才放在那张桌子的黄金镇邪物上，靠近夫人的胳臂肘。他戴上眼镜，借着带罩子的油灯的亮光，开始念起来。 “‘大法官庭。关于约翰·贾迪斯——’” 夫人打断了他，请他尽可能省略掉那些讨厌的官样文章。 图金霍恩先生从眼镜框的上方看了她一眼，跳过了一些地方，继续念下去。夫人漫不经心地、倨傲无礼地把注意力转移到别处去了。累斯特爵士坐在一张大椅子上，望着炉火，似乎是一本正经地在欣赏法律文章那种反复冗长的特色，把它们列为捍卫国家的干城。碰巧当时的炉火很旺，夫人就坐在旁边；那把遮扇虽说是无价之宝，毕竟太小了，因而中看不中用。夫人只好改变一下坐的姿势，就在这个时候，她看见桌上的文件——靠前一点看——又靠前一点看——情不自禁地问道： “这是谁抄的？” 图金霍恩先生猛然停住，对于夫人那种激动的态度和失常的声调感到非常惊异。 “这就是你们那一行所说的法律字体吗？”她问道，依然用一种漫不经心的态度注视着他，一边摆弄着她的遮扇。 “不一定。也许是”——图金霍恩先生一边说，一边仔细地看——“那上面的法律字体当然离不开原来的笔体。您问这个干吗？” “不干吗，这东西单调得可怕，随便问问罢了。呃，念下去，念吧！” 图金霍恩先生又念下去。炉火愈来愈旺，夫人拿遮扇挡着脸。累斯特爵士在打瞌睡，忽然间惊醒，大声说：“嗯？你说什么？” “我说，”图金霍恩先生早已急忙站起，说道，“夫人恐怕是生病了。” “头晕，”夫人喃喃地说，嘴唇发白，“就是头晕，不过昏得很厉害。别跟我说话。打铃，送我回卧室！” 图金霍恩先生退到另一个房间去；铃在响，脚步声慢慢吞吞，踢踢踏踏，接着是一片沉寂。那个“使神”终于来请图金霍恩先生转回客厅。 “现在好一点了，”累斯特爵士说，打手势让律师坐下，给他一个人念。“我吓了一大跳，从前不知道夫人会头晕。不过这天气叫人太难受——前些日子她在我们林肯郡的邸宅也实在厌烦得要死。” * * * (1) 里普·范温克尔（Rip Van Winkle）：美国作家华·欧文（W. Irving，1783—1859）的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在山上看见几个怪人，喝了他们的酒，一睡二十年，醒时发觉一切都变了。 (2) 法国作家贝洛尔（C. Perrault，1628—1703）的童话《睡美人》中的公主，中了魔法，昏睡了一百年，后来被一个王子吻醒。 (3) 德洛克：原文是Dedlock，谐音deadlock僵局。 (4) 林肯郡（Lincolnshire）：在英国东部。 (5) 猎园（Park）：是国王特许狩猎的地方。 (6) 相传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公元前356—公元前323）征服了希腊，进入埃及并打垮了波斯王大流士三世以后，为了实现其征服世界的“大志”，于公元前三二七年攻入印度，后来走至一处，无路可通，便以为到了世界尽头，因而落泪。 (7) 斯特布尔斯（Stables）：意为马房；下句“她们那一群”（the whole stud）、“梳理得最好”（best groomed）这些字眼，本来都是用以形容马的，作者用以讽刺上流社会。 (8) 原文是Mercury，罗马神话中为众神传信并掌管商业、道路的神。 (9) 原文为Mr. Tulkinghorn，按Tulking发音近似talking，即碎嘴之意，horn的字义是喇叭。 (10) 累谬埃尔·格利佛（Lemuel Gulliver）：爱尔兰作家史威夫特（Jonathan Swift，1667—1745）的讽刺小说《格利佛游记》中的主人公。 (11) 布累茨斯帕科：原文为Blaze and Sparkle，是金光闪闪之意。 (12) 希恩－格罗斯：原文为Sheen and Gloss，是光泽之意。 (13) 斯拉特里：原文为Sladdery，谐音sliddery，意为油腔滑调。 (14) 指描写小人国或大人国那一类的书。 (15) 瓦特·泰勒（Wat Tyler）：英国十四世纪农民起义的领袖。 [book_title]三 人生历程 我开始写这一部分篇章时，感到困难重重，因为我知道自己并不聪明。我向来就知道这一点。记得我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只要我一个人跟我的玩偶小娃娃在一起，我总是对她说：“小娃娃呀，你很明白我并不聪明，你对我要有耐心，那才像个好孩子呀！”所以，遇到我一边忙着针线活儿，一边向她倾吐我内心秘密的时候，她总是扬着那张漂亮的脸儿，噘着红红的嘴唇，在一张大扶手椅上靠着，目不转睛地瞧着我——现在想来，也许不是瞧着我，而是茫无目的地瞧着。 我亲爱的好娃娃啊！我是一个非常胆怯的小姑娘，不大敢跟人说话，也从来不敢把心里的想法说出来。白天放学回家，我赶快跑上楼梯，走进屋子说：“噢，你这个忠实的好娃娃，我早就知道你在等着我回来！”然后坐到地板上，靠着她那张大椅子的扶手，把分手后所观察到的一切都告诉她——这时候，我是多么快活啊！现在回想起这些情景，我几乎要哭了。我那时总是很喜欢观察事物——这倒不是说我的目光敏锐，噢，绝对不是，我只是喜欢默默地观察眼前的事物，希望更深刻地了解这些事物罢了。其实，我一点也不聪明。当我热爱一个人的时候，我似乎就心明眼亮起来了。不过就连这一点，大概也是我浮夸了吧。 从我能记事的时候起，我就由教母抚养——好像神话里的什么公主那样，只是我并不漂亮罢了。对于教母，我就知道她是我的教母，此外，我什么也不晓得。她是个非常善良的女人！每逢礼拜天上三次教堂，礼拜三和礼拜五去做早祷；只要有讲道的，她就去听，一次也不错过。她长得挺漂亮，如果她肯笑一笑的话，她一定跟仙女一样（我以前常常这样想），可是她从来就没有笑过。她总是很严肃，很严格。我想，她自己因为太善良了，所以看见别人的丑恶，就恨得一辈子都皱着眉头。即便把小孩和大人之间的所有不同点撇开不算，我依然觉得我和她有很大的不同；我自己却感到这样卑微，这样渺小，又这样和她格格不入；所以我跟她在一起的时候，始终不能感到无拘无束——不，甚至于始终不能像我所希望的那样爱她。想到她这么善良，而我又这么不肖，我心里便觉得很难过；我总是衷心希望自己能有一副比较好的心肠；我常常和亲爱的小娃娃提起这件事；可是，尽管我应当爱我的教母，而且也觉得，如果自己是一个好姑娘就必须爱她，然而我始终没有爱过她。 我敢说，这就使我比原先变得更腼腆、更孤僻，使我把小娃娃当成唯一可以坦然相处的朋友了。可是，当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却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发生以后，我这种孤僻的性情就愈加明显了。 我从来没听人提过我的妈妈，也从来没听人提过我的爸爸，不过我尤其关心的还是我妈妈。我记得清清楚楚，我从来没有穿过黑色的丧服。从来没有人领我去看我妈妈的墓。从来没有人告诉我墓在哪里。再说，除了为我教母祷告以外，从来没有人教我为别的亲人祷告。我们唯一的女仆雷彻尔大嫂（另一个非常善良的女人，对我却很严厉）等我上了床，来拿走我的蜡烛时，我不止一次要和她谈谈这桩心事，但她只是说：“埃丝特，明天见！”接着就走开，不理我了。 我在附近的那所学校走读，尽管那里有七个女孩子，尽管她们管我叫小埃丝特·萨默森，可是我却从来没有到她们家里去玩过。她们确实都比我大（我在那里是最小的，年纪比她们小很多），但是除了年龄的差别，除了她们比我聪明和懂事以外，似乎还有一些别的原因使我们疏远。在我上学的头一个星期（我记得很清楚），曾经有一个女孩请我到她家去参加一个小晚会，我非常高兴。可是我教母却写了一封很不客气的信替我回绝，于是我就没有去成。从此，我连一次也没有出去过。 那一天是我的生日。别人过生日就不用上学了；可是我过生日，还是得上学。我从那些女孩子谈话中得知，别人过生日时，家里总是热热闹闹；我过生日却冷冷清清。我的生日是家里全年最凄惨的一天。 除非是我的虚荣心欺骗了我（我知道这是可能的，因为我可能很爱虚荣而不自知——其实我也真没有自知之明），否则，我的情感一受到激发，我的理解也一定要受到激发的。关于这一点，我在上面已经提过了。我的性情非常温柔；如果我再遇到上次生日那样的创伤，也许我还会像当初那样痛苦。 晚饭吃过了，我和教母坐在桌子旁边，面对着炉火。钟摆声嘀嗒嘀嗒，炉火声噼啪噼啪；屋子里，甚至整幢房子里，都听不见其他声音，我也不知这样过了多长时间。我偶尔抬起头来，怯生生地把视线从针线活儿上移到桌子对面教母的身上，我看见她怏怏不乐地瞅着我：“小埃丝特，你要是没有生日，你要是根本没有投生到世上来，那就太好了！” 我不由得呜呜咽咽地哭起来，说道：“噢，亲爱的教母，告诉我，求求您告诉我，妈妈是在我生日的那一天死的吗？” “不是，”她答道。“孩子，别再问我了！” “噢，求求您把她的事情告诉我。亲爱的教母，请您现在就告诉我吧！我有什么对不起她的地方？我是怎么没了妈妈的？亲爱的教母，为什么我和别的小孩不一样，为什么这是我的错？不，不，不，别走开。噢，跟我说啊！” 我那恐怖的心情超过了我的悲哀；我拉住她的衣服，向她跪下。她刚才一直在说：“让我走吧！”可是现在她站着不动了。 她那阴沉的脸色对我具有莫大的威慑力量，使我抑制住了自己的激动。我伸出我那抖动的小手去拉她的手，也就是尽我最大的诚意求她的饶恕，可是她一瞧着我，我就把手缩了回来，放在我那扑扑乱跳的心上。她把我扶起来，自己坐到椅子上，让我站在她面前——我现在还能想象她那紧锁的眉头和那只尖尖的手指——她用冷淡而低沉的声音慢腾腾地说： “埃丝特，你母亲是你的耻辱，你也是她的耻辱。总有一天，而且时间不会长，你对这一点一定会明白，一定会有所感觉，因为对于这样的事情，只有女人才会有这种感觉。我已经宽恕了她带给我这样的痛苦；”可是她当时还是绷着脸，“我不愿意再提了，其实，像这样深的痛苦，也只有我这个身受其苦的人才能体会，你是永远不能体会的，任何人也是永远不能体会的。至于你这个不幸的孩子，你从你的第一个不吉祥的生日起就成了孤儿，蒙受了耻辱，你要听从《圣经》上的话，天天祈祷，免得别人的罪恶降临到你的头上。忘掉你的母亲吧，让其他的人也忘掉她吧，为了她那可怜的孩子，他们一定非常乐意这样做的。你现在走吧！” 然而，当我正要走开的时候——我当时是那样的沮丧！——她又把我叫住，继续说： “谁一生下来就遇到这样一种不幸，谁这一生就得谦恭、克己和勤劳作为赎罪的准备。埃丝特，你和别的孩子不同，因为你不像他们那样，他们是由于一般的罪孽和天罚而出生的。你可不一样。” 我回到自己屋里，爬上了床，把小娃娃的脸贴在我泪水涟涟的脸上；我抱着这个唯一的朋友，哭着哭着就睡着了。尽管我并不完全了解我的苦痛所在，可是我知道，我从来没有给任何人带来欢乐，而且世上也没有一个人爱我，像我爱我那小娃娃那样。 天哪，天哪，想一想，后来我们俩在一起呆了多少时候，我跟小娃娃讲过多少遍我生日的事情啊。我还向她吐露，我要尽一切力量来弥补我那与生俱来的罪过（关于这一点，我自认既有罪又无罪），而且等我长大成人，我一定要勤劳，知足，善良，要为别人做一些好事，如果可能的话，还要博得别人的欢心。我一想起这件事情，就流下泪来——但愿这不算是任性才好。我本来是个性情愉快、感恩图报的人，但是我的眼泪禁不住要流下来。 好啦！我现在已经擦干了眼泪，又可以心平气和地说下去了。 从那次生日以后，我感到我和教母更加疏远了，并且深深地体会到我在她家里占了一个原该是空着的位置。因此，虽然我心里热烈地感激她，但我发现她比以前更难接近了。我对同学也有这样的感觉；我对寡妇雷彻尔大嫂也有这样的感觉；噢，就连对她那个隔两星期来看她一回的女儿，也是如此，因为她也为那女儿感到骄傲呢！我常常避不见人，默默不语，刻苦用功。 在一个明朗的下午，我带着书本和纸夹，望着自己长长的身影，从学校回到了家里。当我像往常那样轻轻走上楼梯，回自己房间去的时候，教母从客厅门口探出头来，把我叫了回去。我看到有一个陌生人和她坐在一起——这可是一件少有的事情。这是一位身材魁伟、仪表堂堂的绅士，穿着一身黑衣服，打着白领带，挂着几个很大的金图章表坠，拿着一副金丝眼镜，小指上还戴着一个很大的图章戒指。 “这就是那个女孩，”教母压低声音说。接着她又用她素来的那种严肃口吻说：“先生，这就是埃丝特。” 那位绅士举起他的带柄眼镜，看着我说：“亲爱的，走过来！”他和我握手，让我把帽子摘下来，同时还盯着我看。我把帽子摘下，他喊了一声：“啊！”接着又说了一声：“对了！”后来，他把眼镜拿开，装在一个红盒子里，朝后靠着扶手椅，双手摆弄着那个盒子，向教母点了点头。教母看见他这一点头，便说：“埃丝特，你可以上楼了！”我向他行了屈膝礼，就走开了。 大约过了两年，我快满十四岁了，在一个可怕的夜晚，我和教母坐在壁炉旁边。我在朗诵《圣经》，她在倾听。我像往常一样在九点钟下楼来读给她听；这天晚上正念着《约翰福音》里那一段：当他们把那个淫妇带到救世主面前，救世主便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 “‘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1) 念到这里，我只好停住了，因为教母站起来，手扶着头，用一种可怕的声调，高声念着《圣经》上别的章节： “所以你们要儆醒！恐怕他忽然来到，看见你们睡着了。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是对众人说，要儆醒！”(2) 当她站在我面前，重复着这些字句的时候，忽然倒在地上。我当时倒是用不着高声呼救，因为她倒下时大喊了一声，响彻了整幢房子，就连大街上也听得见。 人们把她放在床上。她一直躺了一个多星期，外表上没有多大改变，那张又漂亮又严肃的脸上还是我所熟识的那副双眉深锁的表情。我伏在她的枕头上低声和她说话，让她听得更清楚，日日夜夜不停地吻她，感谢她，为她祈祷，请求她宽恕并为我祝福，恳求她向我稍微表示一下她还认得我，或者还听见我的话。不，不，不，她的表情一点也没有变。一直到最后，甚至在死后，她的双眉还是深锁着。 我那可怜的教母下葬的那一天，那个穿着黑衣服、打着白领带的绅士又出现了。雷彻尔大嫂来叫我，我看见他坐在从前那个位置上，好像一直就没有离开过似的。 “我姓肯吉，”他说，“孩子，你大概还记得吧，林肯法学协会，肯吉－卡伯伊事务所。” 我回答说，我记得曾经和他见过一次。 “请坐——坐近一点。别难过了；难过也没用。雷彻尔大嫂，过世的巴巴莉小姐的事情你很清楚，用不着我再来告诉你了；她现在过世了，财产也花光了；至于这位年轻小姐，现在她的姨母死了——” “我的姨母，先生！” “既然现在没有隐瞒的必要，那也不妨明说了，”肯吉先生很圆滑地说。“事实上是姨母，但在法律上却不是。别难过！别哭！别哆嗦！雷彻尔大嫂，我们这位小朋友一定听说过那桩——哦——贾迪斯控贾迪斯案吧。” “从来没有，”雷彻尔大嫂说。 “难道，”肯吉先生举起了带柄眼镜，紧接着说，“我们这位小朋友——请你不要难过！——从来没听说过贾迪斯控贾迪斯案吗？” 我摇摇头，简直莫名其妙。 “没听说过贾迪斯控贾迪斯案？”肯吉先生说着，从他的眼镜上方看着我，还轻轻地摆弄着眼镜盒，好像抚摩着什么东西似的。“没听说过大法官庭的一件最大的案子？没听说过贾迪斯控贾迪斯案——哦——这个案子本身就是大法官庭业务上的一座纪念碑啊。在这件案子里，我敢说，该法院所熟知的每一种纠葛、每一件未确定的事实、每一个巧妙的假定、每一种诉讼程序，都一再地重复了。除了在这个自由而伟大的国家里，这样的诉讼是不可能存在的。我敢说，雷彻尔大嫂，”我担心，他以为我没有注意听，才转向雷彻尔大嫂的，“贾迪斯控贾迪斯案所花费的钱，到此刻已达六万到七万英镑！”肯吉先生说完，便往椅背上一靠。 我觉得自己非常无知，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我对这个问题完全莫名其妙，甚至到了那个时候，还是一无所知。 “难道她真没听说过这桩案子吗？”肯吉先生说。“太奇怪了！” “先生，”雷彻尔大嫂答道，“巴巴莉小姐现在已经和大天使们在一起了——” （“但愿如此，一定如此，”肯吉先生彬彬有礼地说。） “——她生前希望埃丝特懂得那些对她有用的东西就够了。她除了从这里学到的以外，别的就不懂了。” “很好！”肯吉先生说。“总的说来，这很恰当。现在言归正传，”他对着我说，“巴巴莉小姐是你唯一的亲属（这指的是，在事实上是你的亲属，因为我不得不指出，在法律上你是没有亲属的），她既然过世了，那当然不能指望雷彻尔大嫂——” “噢，当然不能！”雷彻尔大嫂赶紧插进来说。 “说得对，”肯吉先生表示同意，“不能指望雷彻尔大嫂来负责抚养你（请你不要难过）。大约两年前，我受了委托，向巴巴莉小姐提过一项建议，当时虽然被拒绝了，但是取得了谅解，那就是一旦发生了不幸的事情，就可以重新提出；现在，这件不幸的事情已经发生了，你可以接受这一项建议。现在，假如我坦白地说，在贾迪斯控贾迪斯案及其他案子中，我是代表一个非常高尚而又古怪的人出庭的，难道我还会把我职业上的审慎撇开不顾，做出损害自己名誉的事情来吗？”肯吉先生说完，又往椅背上一靠，泰然自若地瞧着我们两个人。 他好像最爱听自己说话的声音。我也不觉得奇怪，因为他的声音圆润、铿锵，每一个字都有力量。他沾沾自喜地听着自己说话，有时还点点头，给自己的节奏轻轻打拍子，或者说一句就用手挥个圈儿。那时候我还不知他是在摹仿他的当事人——一位显赫的贵族，也还不知道人们管他叫“快嘴肯吉”，可是他已经给了我深刻的印象。 他接着说下去：“贾迪斯先生得悉我们这位小朋友的——我不得不说——凄凉处境以后，愿意把她安顿在一个第一流的学堂里，让她完成学业，保她衣食无缺，叫她的合理要求得到照顾，获得良好的培养，能够按照她的身份——我是说，上天赐给她的身份——履行她的职责。” 我听了他说的话，又看见了他说话时那种动人的态度，心里非常感动，一时连话也说不出来了。 他接着说下去：“贾迪斯先生没有提出任何条件，只希望我们这位小朋友，在她没有向他说明并得到他的同意之前，无论什么时候也不擅自离开学堂，希望她勤勤恳恳地钻研学业，将来能够赖以独立谋生。希望她能踏上贞淑和光明的道路，以及——等等。” 这时候，我更说不出话了。 “喏，我们这位小朋友有什么话要说吗？”肯吉先生继续说。“别着急，别着急！我等着听她的回答。但是，别着急！” 一个贫苦无告的姑娘，面临着这样一宗送上门来的好处，究竟想要说什么话，那就用不着我来重述了。她当时所说的话如果值得一谈，那我说出来倒也不难。至于她当时有什么感触，而将来临终时又会有什么感触，那我就无法奉告了。 这一次会面是在温莎(3)，据我所知，温莎就是我有生以来一直没有离开过的地方。过了整整一个星期，我就带着所有用得着的东西，坐上驿站马车，离开温莎，奔向里丁。 雷彻尔大嫂这人太好了，临别时居然能无动于衷；我却不怎么好，竟痛哭起来了。我想，和她相处了这么多年，我原该比较了解她，博得她的欢心，使她对这次分离感到难过的。可是临别时，她只在我前额上冷冰冰地吻了一下，好像石头门廊上落下来的一滴雪水——那一天倒真是个冰冻天气——我感到又伤心，又惭愧，便抱着她说：我知道，这是因为我不好，所以她对这次分离并不觉得难过！ “不是因为你不好，埃丝特，”她答道。“而是因为你那不幸的身世！” 马车停在草地的篱笆门前，——我们是听见辘辘的车轮声才走出来的——我只好怀着沉痛的心情和她分手。她没等我的箱子放到车顶上，就回到屋里，把门关上了。我回过头，噙着眼泪，从车窗里望着那所房子，直到望不见为止。教母早就把她仅有的一点财产留给雷彻尔大嫂了；那些东西都准备拍卖；一块织着玫瑰花的旧炉边地毯——在我看来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就挂在屋外，任凭霜侵雪打。一两天前，我就把玩偶——亲爱的小娃娃放在它自己的头巾里裹好，悄悄地把它——我现在真有点不好意思说哩——埋在花园里那棵遮住我窗户的大树下面。除了我的鸟儿以外，我再没有别的伴侣了，我把它连笼子随身带走。 等那所房子看不见以后，我便朝那低矮的座位边缘坐下来（我的鸟笼就放在我脚边的稻草堆中），从高高的窗口往外眺望：只见一棵棵披霜的树木，宛如美丽的水晶柱；昨夜一场大雪使田野成了白茫茫的一片；太阳红艳艳的，却散发不出多少热力；溜冰和滑雪的人已经把冰上的雪扒开了，那里的冰就像金属一样黯然无光。马车里我对面的座位上坐着一位绅士，他裹着那样多的衣服，显得非常臃肿；他坐在那里，目不转睛地望着另一面的窗外，一点也没有注意我。 我想到我那故去的教母；想到那天晚上给她读《圣经》的情景；想到她躺在床上那副紧蹙双眉的严厉表情；想到我正要去的那个陌生的地方；想到我要在那里遇到的人们，他们会是些什么样的人，会对我说什么话——这时候，马车里有一个声音把我吓了一跳。 这个声音说：“真见鬼，你哭什么？” 我吓得说不出话来，只能低声回答：“先生，是我吗？”我当然知道，讲话的人一定是那位裹着许多衣服的绅士，尽管他依然望着窗外。 “不错，是你，”他回过头来说。 “先生，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在哭呢，”我结结巴巴地说。 “可是你确实是在哭，”那位绅士说。“瞧这儿！”他从车厢的另一端挪到我面前，用他那只肥大的皮袖口擦了擦我的眼睛（但没有碰痛我），让我看那袖口上的泪水。 “瞧！现在你知道你是在哭吧，”他说，“是不是？” “是的，先生，”我说。 “你哭什么？”那位绅士说。“你不愿上那儿去吗？” “上哪儿，先生？” “上哪儿？当然是上你要去的那个地方，”那位绅士说。 “先生，我很高兴上那儿去，”我回答说。 “好啦，好啦！那就要高高兴兴呀！”那位绅士说。 我觉得他这个人很古怪——至少就我在他身上所看到的情形来说很古怪：浑身裹着衣服，一直裹到下巴颏上，他的脸几乎是藏在皮帽子里，两片宽大的皮护耳贴着他的面颊，紧紧系在下巴下面。这时候我已经镇静下来，不再怕他了。于是我告诉他，我刚才哭，一定是为了我那去世的教母，为了雷彻尔大嫂跟我分别的时候又一点也不觉得难过。 “该——死的雷彻尔大嫂！”那位绅士说。“让她骑着笤帚棍满天乱飞吧！”(4) 我又开始怕起他来，万分惊讶地望着他。尽管他还是愤愤不平地喃喃自语，咒骂着雷彻尔大嫂，我觉得他那双眼睛还是挺和悦的。 过了一会儿，他把大衣敞开——我觉得这件大衣大得足以盖住整辆马车——把胳膊伸到衣服侧面的深深的口袋里。 “喂，瞧！”他说。“这纸包里面，”那纸包很整齐，“有一块简直是花钱也买不到的那么好的葡萄干蛋糕，外面的糖就有一英寸厚，像羊肉上的白脂油一样。还有一块法国小馅饼，无论从分量或质量上看，都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东西。你猜猜，这是拿什么做的？拿肥鹅肝做的。这块馅饼给你！来，你把这些东西都吃了吧！” “谢谢您，先生，”我回答说，“我非常感谢您，可是我希望您不要见怪；这些东西太油腻了，我吃不了。” “真拿你没办法！”绅士说着——我一点也不懂他的意思——就把蛋糕和馅饼扔到窗外去了。 他不再跟我说话了；快到里丁的时候，他下了车；临走时劝我要做一个好孩子，要努力用功，还和我握了握手。大概他走了以后，我才放了心。我们是在一块里程碑那里和他分手的。后来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我每次经过这个地方，总要想起他，而且总有点希望遇见他。但是我哪次也没有遇见他；因此，随着时光的消逝，他也就从我的脑海中消逝了。 当马车停下来的时候，有一位衣着整洁的女士抬头望着车窗，说道： “唐尼小姐。” “不，小姐，我叫埃丝特·萨默森。” “一点也不错，”那位女士说，“唐尼小姐。” 我这才明白，原来她是在自我介绍，于是我请唐尼小姐原谅我粗心大意，并且听从她的话，向她指出哪些是我的箱子。在一个衣着整洁的女仆指点下，脚夫把我的箱子搬到一辆小小的绿色马车外边的行李座上；然后唐尼小姐和那个女仆，还有我，都上了马车，马车就走了。 “埃丝特，一切都给你准备好了，”唐尼小姐说，“你的学习计划已经严格地按着你的监护人贾迪斯先生的意见安排好。” “我的——您说什么，小姐？” “你的监护人贾迪斯先生，”唐尼小姐说。 我一时感到手足无措，唐尼小姐还以为是天气太冷，我受不了，便把醒药瓶借给我。 “小姐，您认识我的——监护人贾迪斯先生吗？”我犹豫了好久以后，终于问道。 “我没有见过他，埃丝特，”唐尼小姐说，“我是通过他的律师——伦敦的肯吉先生和卡伯伊先生知道他的。肯吉先生是一位非常高尚的绅士。口才好极了。他有几段演说真了不起！” 我觉得她这些话说得很对，但因为当时心慌意乱，也就没有留心听。我还来不及定下心，我们很快就到达了目的地，这使我更加心慌意乱了；再说，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天下午在绿叶书院（唐尼小姐的房子）一切都带着那种飘忽不定、似真非真的气氛！ 然而，我很快就习惯了。不久以后，我完全能够适应绿叶书院那一套生活，仿佛已经在那里呆了好久似的。而从前在我教母家里过的日子，却仿佛是做了一场梦，而不是当真过了那种生活似的。无论哪里也比不上绿叶书院这样一丝不苟、分毫不差和有条不紊。每一件事情都规定了时刻，而且都是按规定的时间进行。 我们一共是十二个寄宿生，加上两位孪生的唐尼小姐。不久我就知道，我将来得凭资格去当家庭教师，因此我不但要学习绿叶书院所教导的一切，而且很快就担任了辅导工作。虽然在其他方面，我所受的待遇完全和学校里其他的人一样；但从一开始起，我就有这么一点和别人不同。我知道的越多，我教的课也就越多，因此，日子长了，我就有了许多工作，这些工作我都很喜欢做，因为这会使那些可爱的姑娘们喜欢我。后来，每当有一个怏怏不乐的新生来到，她一定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和我交朋友，因此一切新来的人都交给我照料。她们都说我和蔼可亲；但我认为她们才和蔼可亲哩！我时常想起我那次生日所下的决心：我要勤劳、知足、心地善良，要为别人做些好事；如果可能的话，还要博取别人的欢心；但是，说实在的，说实在的，我做得这么少，而得到的却是这么多，想起来真有点惭愧哩。 我在绿叶书院度过了六个愉快而平静的年头。每年在那里过生日，谢天谢地，从来没有看见谁的脸上流露出我教母当年那种怏怏不乐的神色，认为我还是不投生到这世上来才好。生日那天，我总是收到许许多多表示深情厚谊的纪念品，因此从新年到圣诞，我屋子里都摆得琳琅满目。 在这六年里，除了假期到附近去游览以外，我从来没有离开过绿叶书院。头六个月差不多过去了，我向唐尼小姐请教：是不是应该给肯吉先生写封信，说我很快乐，很感恩；得到了她的同意以后，我就写了这样一封信。我还收到一封正式的回信，信中说：“捧读来函，获悉一切，当即转达当事人。”在这以后，我常常听见唐尼小姐和她妹妹提起，我的费用总是按时交来的；每隔半年光景，我就照例冒昧地写一封类似的信。我所收到的回件也总是同样的答复，同样圆润的笔迹；而“肯吉－卡伯伊”这个签名却是另一种写法，我推测这是肯吉先生签的。 说来奇怪，我为什么非要写我这些琐碎的事情不可呢！这样的描写好像就是描写我的一生似的！但是，我马上就要退到幕后去了。 我在绿叶书院度过了六个平静的年头（我发现我现在是说第二遍了）。我从周围的人身上看到自己每个时期的成长和变化，就好像是从镜子里看到似的。直到最末一年，在十一月的一个早晨，我收到一封信。现将年月日略去，抄录于下： 老广场，林肯法学协会 贾迪斯控贾迪斯案 埃丝特·萨默森女士： 敝所之当事人贾迪斯先生，根据大法官庭指令，拟邀请法院所受理之上述案件被监护人至其家中，并希望为该监护人物色适当女伴一人，为此，特嘱敝所转告：如蒙女士担任上述职务，深以为幸。 敝所已为女士安排行程，车费已付，希于下星期一早晨从里丁乘八时启行之马车，直抵伦敦比萨迪理大街，白马窖，敝所有一办事员在该处奉候，以陪同女士前来本事务所。 肯吉－卡伯伊谨启 噢，我永远，永远，永远也忘不了这封信在绿叶书院引起人们多么大的激动！她们这样关心我，真是厚道极了。上帝实在仁慈，他从来没有忘记我，让我这个孤儿走了一条平坦的道路，还使这许多年轻人喜欢我；我实在不敢当呢。倒不是说我希望她们不那么难过——我不是这样想的；只是随之而来的欢乐，随之而来的痛苦，随之而来的骄傲与欣喜，以及随之而来的惆怅，全都交织在一起，这就使我又是心碎肠断，又是满怀喜悦。 这封信通知我五天后离校。在这五天里，当她们随时随刻向我表示更多的爱护和关切；当那个早晨终于到来，她们领着我到每一个屋子去和大家作最后一次道别；当有的人喊道：“埃丝特，亲爱的，你到我床边来跟我说‘再见’吧，你头一次就是在这个地方跟我和和气气地说话的！”当有人请我只题上她们的名字，写下“埃丝特赠言”；当她们每一个人都拿着送别的礼物，搂着我哭，高声地说：“最亲爱的埃丝特走了，我们怎么办啊！”当我尽可能告诉她们，她们每一个人对我是多么宽厚，多么体贴，而我又是怎样祝福和感激她们每一个人——这时候我心里多么激动啊！ 当两位唐尼小姐对我依依惜别（像那些年纪最小的学生一样）；当女仆们说：“小姐，愿上帝处处保佑你！”当那位又丑又瘸的老园丁（我还以为他这些年来没有注意过我呢），气喘吁吁地赶到马车跟前，送我一小束天竺葵并对我说，我是他的心肝宝贝——那位老人真是这样说的！——这时候我心里又是多么激动啊！ 凡此种种，我怎么能无动于衷；更何况车子经过那所小学校时又意外地看见那些可怜的孩子在校外向我挥帽致意；看见一位白发苍苍的绅士和太太（我曾经辅导过他们的女儿，也到他们家里去拜访过，据说他们是这一带最高傲的人）不顾身份，向我喊道：“埃丝特，再见。祝你快乐！”——这时候，我一个人在车里坐着，禁不住黯然神伤，禁不住一再反复地说：“噢，感谢神恩，感谢神恩！” 不过，我自然很快就考虑到，人家已经给了我这许多好处，我绝不能带着眼泪到我要去的那个地方。因此，我当然要尽量忍住眼泪，使自己安静下来，不时地对自己说：“埃丝特，千万别这样！那可不行！”虽然我担心我哭的时间长了一些，但我终于振作起来；当我用薰衣草香水冰一冰我的眼睛时，伦敦已经在望了。 离伦敦还有十英里路，我就满以为我们已经到了；等到真的到了，我又以为我们永远也到不了伦敦。可是，当我们的马车开始在石子路上颠簸着的时候，特别是当别的车辆好像朝我们冲过来，而我们的车子又好像朝别的车辆冲过去的时候，我才相信，我们真的到达了旅途的终点。过了一会儿，我们的车子就停住了。 一位年轻绅士——他由于不小心，身上沾满了墨迹——在人行道上向我招呼说：“小姐，我是从林肯法学协会的肯吉－卡伯伊事务所来的。” “劳驾，劳驾，先生，”我说。 他非常殷勤，叫人把我的箱子搬好以后，就搀着我上了一辆出租马车；我问他，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失了火？因为大街上笼罩着褐色的浓烟，几乎什么东西都看不见了。 “噢，不是的，小姐，”他说，“这是伦敦的特色。” 我从来没有听见过这样的事情。 “小姐，这是雾，”那位年轻绅士说。 “哦，原来如此！”我说。 我们坐着车子慢腾腾地经过世界上最肮脏、最黑暗的街道（我当时就是这样想）；我真不知道住在这些乱糟糟的街道上的人怎么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后来，我们穿过了一座古老的门楼，突然来到一个非常清静的地方；继续驱车前进，穿过一个静穆的广场，最后来到一个偏僻的角落。那里有一个门口，楼梯又陡又宽，很像教堂的大门口。在外面的回廊下面，的确有一个教堂墓地，因为我透过楼梯旁的窗口看见了那里的墓碑。 肯吉－卡伯伊事务所就设在这里。那位年轻绅士领着我穿过外间的办公室，走进肯吉先生的办公室——屋里没有人——殷勤地把扶手椅搬到壁炉前让我坐下，又给我指点壁炉旁边墙上挂着的一面小镜子。 “小姐，你赶了这么些路，也许要照照镜子吧，因为过一会儿你还要上大法官庭去见大法官呢。当然，我不是说非要照镜子不可的，”那位年轻绅士彬彬有礼地说。 “上大法官庭去见大法官？”我吓了一跳。 “小姐，这只是形式罢了，”那位年轻绅士答道。“肯吉先生现在正在法院。他留下话表示欢迎，请用点点心吧；”在一张小桌子上放着饼干和一瓶酒，“看看报纸吧；”那位年轻绅士说着，递给我一份报纸；然后捅了捅火，就出去了。 一切都非常奇怪，更奇怪的是，屋子里白天像黑夜一样，蜡烛闪着白色的火焰，射出阴森森的光芒；因此我虽然读着报纸上的字句，却不知所云，后来竟发现自己在反复读着某一句话。这样子看下去是没有意思的，我放下报纸，在镜子里照了照，看看我的帽子是不是端正，又看了看那间半明半暗的屋子，那些破旧不堪、灰尘满布的桌子，那一堆堆的文件，还有那满满一架书，外表一点也不醒目，内容也空洞无物。后来，我陷入了沉思，不停地想着、想着、想着；炉火不停地烧着、烧着、烧着；那些蜡烛也不停地闪烁着，淌着蜡泪，屋子里没有烛花剪刀，后来那位年轻绅士才拿了一把非常脏的来。我就这样等了两个钟头。 肯吉先生终于来了。他并没有改变；但他看见我改变了这么多，却感到很惊讶，同时也似乎很高兴。“萨默森小姐，你既然要去做那位年轻女士的女伴，她现在已经到了大法官的办公室里了，”他说，“我们认为，你最好也去一下。我想，你不会因为见了大法官而感到不安吧？” “不会的，先生，”我说，“我想不至于这样。”我考虑了一下，真不明白为什么要感到不安。 于是肯吉先生让我挽着他的胳膊，我们拐过那个拐角，穿过一列走廊，从一个旁门走了进去。接着我们又沿着一条过道，来到一间舒适的屋子里，只见一位年轻小姐和一位年轻先生正站在噼啪作响的炉火旁边。炉火前隔着一扇围屏，他们两人正靠着围屏聊天。 我走进去，他们两人都抬起头来；在炉火的映照下，我发现那位年轻小姐原来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一头浓密的金发，一对温柔的蓝眼睛，脸蛋又是那么爽朗、天真和诚恳！ “婀达小姐，”肯吉先生说，“这位是萨默森小姐。” 她带着笑，伸出手来迎我，但一下子又似乎改了主意，吻了我一下。简单地说，她的举止落落大方，富有魅力，讨人喜爱，因此没过几分钟工夫，我们就坐在窗座上，在炉火的映照下，无拘无束地、高高兴兴地攀谈起来了。 我这时感到如释重负！知道她能够信任我，喜欢我，我感到非常高兴！这在她来说，是多么善良，而对我来说，又是何等的鼓舞啊！ 她告诉我，那位年轻先生是她的远房表兄，名叫理查德·卡斯顿。他是个很英俊的少年，态度坦率，笑起来非常动人；婀达把他叫到我们跟前，他就站在我们身旁，在炉火的映照下，愉快地谈着，像一个无忧无虑的孩子似的。他很年轻，最多不过十九岁，如果真是十九岁的话，那就差不多比婀达大两岁了。他们两个都是孤儿，而且在那天以前从来没有见过面，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使我感到非常奇怪。我们三个人第一次聚在一起，又是在这样一个不寻常的地方，这正是谈话的资料，我们也就谈了一番；这时炉火已不再噼啪作响，而是向我们眨着红眼睛了——正如理查德所说的：好像大法官庭那头昏昏欲睡的大狮子。 我们低声谈论着，因为有一位穿着礼服、戴着丝袋假发的绅士不时进进出出；而在他进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听到远处有一个慢吞吞的声音。据那位绅士说，这是一位办理我们案子的大律师在向大法官陈述。他告诉肯吉先生说，大法官再过五分钟就退庭了，不久，我们就听到一阵喧噪声和脚步声；肯吉先生说，闭庭了，大法官阁下回到他隔壁的办公室了。 那位戴着丝袋假发的绅士马上把门打开，请肯吉先生到里面去。于是，我们都到隔壁的办公室里去了；肯吉先生走在前面，带着我那亲爱的姑娘（我现在已经习惯这样称呼她了，所以我禁不住要这样写）；那位穿着一套朴素的黑衣服、靠近炉火坐在写字台旁边扶手椅上的就是大法官阁下，他那件镶着华丽的金线的礼服扔在另外一张椅子上。我们进去的时候，他向我们投过来一道锐利的眼光，但他的态度是和蔼、有礼的。 那位戴着丝袋假发的绅士把几个卷宗放在大法官阁下的写字台上，大法官阁下默默地从中挑出一个，把文件翻开。 “哪位是克莱尔小姐，”大法官阁下说。“婀达·克莱尔小姐呢？” 肯吉先生把婀达小姐介绍给他，大法官阁下请她坐在他旁边。连我都能够马上看出，大法官阁下很喜欢她，对她发生了兴趣。那间枯燥无味的办公室竟然代替了这样一个美丽姑娘的家庭，使我无限感触。大法官阁下无论怎么好，似乎也代替不了父母对子女的慈爱，为子女感到的骄傲。 “这里所谈到的贾迪斯，”大法官一边说，一边翻着文件，“就是荒凉山庄的那位贾迪斯。” “就是荒凉山庄的那位贾迪斯，阁下，”肯吉先生说。 “好一个凄凉的名字，”大法官阁下说。 “这个地方现在倒并不凄凉，阁下，”肯吉先生说。 “荒凉山庄是在——”大法官阁下说。 “在赫特弗德郡，阁下。” “荒凉山庄的那位贾迪斯先生没有结婚吧？”大法官阁下说。 “没有，阁下，”肯吉先生说。 沉默了片刻。 “这位是年轻的理查德·卡斯顿先生吗？”大法官阁下望着理查德说。 理查德鞠了一个躬，向前迈了一步。 “嗯！”大法官阁下又翻了好几页文件。 “请允许我提醒阁下，”肯吉先生低声说，“荒凉山庄的那位贾迪斯先生找了一位合适的女伴给——” “给理查德·卡斯顿先生吗？”我好像听见大法官阁下也那么低声地说（但我不能完全肯定），而且还带着笑容。 “给婀达·克莱尔小姐。这就是那位年轻女士。萨默森小姐。” 大法官阁下不惜纡尊降贵地看了我一眼，和蔼地接受了我的屈膝礼。 “我想，萨默森小姐和这个案子的任何一方都没有亲属关系吧？” “没有亲属关系，阁下。” 肯吉先生没有说出这句话之前，就往前探着身子，低声说了些什么。大法官阁下看着卷宗，倾听着，点了两三次头，继续翻着文件，不再朝我看了，直到我们后来要走，他才对我看了看。 这时候，肯吉先生退到门口我站着的那个地方（理查德跟着他），却让我的宝贝儿（我现在已经很习惯这样称呼她，所以这一次又不禁脱口而出！）继续坐在大法官旁边，大法官要单独跟她谈一会；据她后来告诉我，大法官问她，有没有好好考虑过他们提出来的安排，她是不是觉得住在荒凉山庄那位贾迪斯先生家里会快活，她为什么会感觉到快活，过了一会，大法官就很客气地站起来，让她走开；然后大法官又和理查德·卡斯顿谈了一两分钟话；大法官并没有坐下来，只是站着，而且大体说来，也比刚才随便一些，不那么讲究礼节，好像他虽然身为大法官，还是懂得怎样用直截了当的态度去跟一个坦率的年轻人打交道似的。 “很好！”大法官阁下大声说，“我这就下命令。据我看，荒凉山庄的贾迪斯先生已经给这位年轻小姐物色了一位非常好的女伴，”就在这个时候，他看了我一眼，“就目前的情况而论，这整个安排似乎是最妥当的了。” 他高高兴兴地把我们打发走，我们就都出来了，他那和蔼可亲和彬彬有礼的态度使我们深受感动；这种态度非但没有使他失去尊严，我们还觉得他因此倒增加了几分尊严呢。 走到长廊的时候，肯吉先生想起，他必须回去请示一个问题，就把我们留在浓雾里，和大法官的马车以及等候他的仆人在一起。 “哎呀！”理查德·卡斯顿说，“这事情总算办完了！萨默森小姐，我们还要上哪里去？” “难道你不知道吗？”我说。 “一点也不知道，”他说。 “亲爱的，难道你也不知道吗？”我问婀达。 “不知道！”她说。“你呢？” “根本不知道！”我说。 我们面面相觑，眼看自己好像树林里迷了路的小孩，都觉得有点好笑，这时候，一个样子古怪、身材瘦小的老太婆，戴着一顶压扁了的帽子，提着一个网袋，来到我们跟前，很有礼貌地微笑着向我们行屈膝礼。 “嘿！”她说。“贾迪斯案的受监护人！有缘相见，实在非——常高兴！当青春、希望和美貌来到这个地方，而又不知道将来结果如何，那倒是一个好兆头。” “疯子！”理查德低声说，他没有想到那个老太婆能听见他的话。 “一点也不错！疯子，年轻的先生，”她回答得这样快，理查德一时感到很难为情。“我本人当初也是一个受监护人。我那时并不疯，”她每说一句，总是低低地行一个屈膝礼，笑一笑，“我也有过青春和希望。我相信，也有过美貌。现在，这些已经是无关紧要了。这三件东西没有一件为我效过劳，或者搭救过我。很荣幸，我经常出席法庭。带着我的文件。我盼望审判。希望它不久就能到来。世界末日的审判(5)。我发现，《启示录》里所提到的第六印(6)就是大法官的大印。这颗印早就揭开了。请接受我的祝福吧。” 因为婀达有点害怕，所以我就敷衍那个可怜的老太婆说，我们很感谢她。 “是——的！”她装腔作势地说。“我想是这样。瞧，快嘴肯吉来了。还带着他的文件呢！阁下好吗？” “很好，很好！亲爱的，别捣乱啦！”肯吉先生一面说，一面领着路往回走。 “不是捣乱，”那位可怜的老太婆追着婀达和我说。“绝对不是捣乱。我要把我的财产赠送给你们两个人，——你瞧，这不是捣乱吧！我盼望审判。希望它不久就能到来。世界末日的审判。这对你们是一个好兆头。接受我的祝福吧！” 小老太太 她在那座又陡又宽的楼梯口站住，可是当我们走到上面，回过头来看的时候，她仍旧站在那里，仍旧是每说一句话，便行一个屈膝礼，笑一笑：“青春。希望。美貌。大法官庭。快嘴肯吉！哈！请接受我的祝福吧！” * * * (1) 见《新约全书·约翰福音》第8章第7节。 (2) 见《新约全书·马可福音》第13章第35—37节。 (3) 温莎（Windsor）：英格兰南部波克郡（Berkshire）的一个名镇。 (4) 骂雷彻尔大嫂是女巫。 (5) 据《圣经》，到了世界末日，死人都将复活，上帝将根据每人生前的善恶做出最后的审判。 (6) 据《新约全书·启示录》第6章第12到第17节，揭开第六印的时候，天昏地暗，是非颠倒。 [book_title]四 望远镜里的慈善事业 我们到了肯吉先生的办公室，他便对我们说，我们应该到杰利比太太家里去过夜；接着又转过身来对我说，他认为我一定知道杰利比太太是谁。 “我真的不知道，先生，”我答道。“也许卡斯顿先生——或是克莱尔小姐——” 可是，不，他们根本不晓得杰利比太太是个什么人。 “真——的！”肯吉先生说话的时候，正背靠炉火站着，瞅着那块满是尘土的炉边地毯，好像能从那上头看出杰利比太太一生的经历似的，“杰利比太太是一位性格非常坚强的女士，完全献身给社会了。她在不同时期，热心研究过种种不同的公共问题，目前（在没有别的事情引起她注意之前）正致力于非洲问题；她的目的是为了普遍种植咖啡豆——也是为了栽培当地的土著——为了使本国过剩人口在非洲河流两岸得以安居乐业。我想，贾迪斯先生是非常看重杰利比太太的，因为，凡是大家认为是有利于公益的事情，他都乐意帮忙，慈善家们也常去找他。” 肯吉先生整了整领带，然后又望着我们。 “那么杰利比先生又是个什么人呢，先生？”理查德问道。 “啊！”肯吉先生说，“杰利比先生是——一个——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才好，我只能说他是杰利比太太的丈夫。” “那就是说，是个微不足道的人喽，先生？”理查德说着，做了一个鬼脸。 “我不想这样说，”肯吉先生一本正经地答道。“当然，我也不能这样说，因为我对杰利比先生一点不了解。据我所知，我从来也没有机会认识杰利比先生。他可能是个很了不起的人；可是他，简直可以说是被他太太的更出色的才气盖罩了。”接着，肯吉先生又告诉我们说，在这样一个晚上到荒凉山庄去，路途很远，天色很黑，一路上也很无聊，尤其我们已经走了很长的路，因此贾迪斯先生才作出这个安排。明天一早就有马车到杰利比太太家，接我们出城。 他摇了摇小铃，那位年轻先生就进来了。肯吉先生管他叫格皮，问他萨默森小姐的箱子和其他行李“送到”了没有。格皮先生说，已经送到了，而且还准备好一辆马车，随时可以送我们走。 “那么，”肯吉先生边说边和我们握手，“最后让我来表示，我对今天法院所作的安排（再见，克莱尔小姐！）感到非常满意，我非常希望（再见，萨默森小姐！）这个安排在各方面都能给每一个当事人（卡斯顿先生，有缘和你相见，十分荣幸）带来快乐、幸福和好处！格皮，你送他们平平安安地到那里去吧。” “格皮先生，‘那里’是指什么地方呀？”我们下楼的时候，理查德问道。 “不远，”格皮先生说，“你知道不，就在泰维斯法学院附近。” “我不知道在哪里，因为我刚从温彻斯特来，对伦敦不熟悉。” “就在那拐角的地方，”格皮先生说。“我们只要拐过法院小街，顺着荷尔蓬大街往前走上四分钟就到了。小姐，你瞧，这不就是伦敦的特色吗？”他好像是因为我的缘故而喜欢这一特色似的。 “这雾确实很大！”我说。 “不过，我相信，这对你没什么影响，”格皮先生一边说，一边把踏板收起来。“从你的神情看来，小姐，这雾似乎反而对你有好处呢。” 我知道，他恭维我是出于好意，因此，当他关上车门，爬上赶车人的座位时，我就觉得，刚才自己脸红实在可笑，于是我们三个人都笑起来，都说我们是那样没有阅历，而伦敦又是那样奇怪；最后，我们穿过一个拱道，来到了目的地。那是一条窄窄的、两旁都是高大楼房的街道，看起来好像一个长方形的水槽，里面装满了雾。一小群慌慌张张的人——其中主要是小孩——聚集在我们停车的那个房子前面，那房子的门上有一块变了色的铜牌，上面刻着“杰利比”的姓氏。 “别害怕！”格皮先生向车窗里望着说。“杰利比家的一个小孩，把脑袋夹在地下室前边的栏杆中间了！” “噢，可怜的孩子，”我说，“请开开门，让我下车！” “请你当心点儿，小姐。杰利比家的小孩可淘气啦，”格皮先生说。 我向那个可怜的孩子走去。我从来也没见过这样脏的一个小可怜；我发现他的脖子卡在两根铁栏杆中间，他又着急又害怕，在那里大声哭着。这时候，一个送牛奶的和一个地保，好心好意地揪住他的两条腿，打算把他拉出来，因为他们两个都认为，这样一来他的脑袋就可以压缩一些。我安慰了他一番以后，发现他是个很小的孩子，天生一个大脑袋。我想，他的脑袋能过去，他的身子也许就能过去；于是我跟他们说，要搭救他，最好还是把他的身子向前推。送牛奶的和地保非常赞成这个办法，便使劲地推，当时要不是我揪住那孩子的围涎——理查德和格皮先生这时也从厨房跑到下面地下室门前那个地方，准备他掉下来时接住他——他很可能被推到下面去呢。最后，他平安无事地脱了险，但紧接着，他又疯也似的用一根滚铁环的钩子打起格皮先生来。 除了那个穿木套鞋的女人，看来没有这个房子的人；那女人刚才一直在下面用笤帚揍那孩子，我不知道她那样做是为了什么，我想，恐怕她自己也不知道吧。因此，我以为杰利比太太准不在家；可是，等到那个已经脱掉了木套鞋的女人在过道上出现，领着婀达和我上了二楼，来到背街那边的一间屋子通报说：“杰利比太太，有两位小姐找你！”我这时实在觉得奇怪。我们上楼的时候，又碰见了几个小孩，在黑暗的地方免不了要踩着他们。当我们来到杰利比太太面前的时候，有一个可怜的小东西，正轰隆轰隆地滚下楼梯——听起来，好像是一直滚到楼底下了。 那个可怜的孩子每滚下一级，就磕一个响头，记录下自己的行程。后来，理查德说，除了着地那一下不算，他一共数了七下。这时我们不禁流露出不安的神色，可是杰利比太太却毫无反应，泰然自若地接待了我们。她的个子很小，但是长得丰满、标致；大约有四五十岁，眼睛很漂亮，尽管有一种奇怪的习惯，似乎老是望着遥远的地方，好像——我又要引用理查德的话了——那双眼睛看不见比非洲更近的东西似的！ “有机会接待你们，”杰利比太太用一种动听的声调说，“实在荣幸。我非常尊敬贾迪斯先生；凡是和他有关系的人，我都竭诚相待。” 我们表示了谢意，随后就在门后一张瘸了腿的破沙发上坐下来。杰利比太太长着一头秀发，但因为过分操心非洲的事务，所以没有工夫去梳理它。刚才她起来迎接我们的时候，她那条随手披在肩上的披巾，就掉在椅子上了。她转过身重新就座的时候，我们都注意到，她的衣服在后背上合不拢，开口的地方用紧身褡的带子交叉地穿起来，很像凉亭上的格子。 房间里到处都是乱纸，一张大写字台占去了大半个房间，写字台上也撒满了纸。我必须说，这屋子不但很乱，而且很脏。我们的眼睛不得不注意到这些，尽管我们的耳朵当时还得倾听着那个滚下楼梯去的孩子；我想，大概是滚到后面的厨房里去了，那里似乎有人在堵着他的嘴，不让他哭。 但最使我们惊奇的是，一个面带倦容和病态而又相当标致的姑娘坐在写字台旁，咬着鹅毛笔的羽毛，目不转睛地瞅着我们。我想，从来没有人会像她那样弄得浑身都是墨水的。而且，从她那乱蓬蓬的头发到她那双小巧的脚——那双脚由于穿着一双已经磨掉了后跟的破烂的缎面拖鞋而显得难看了——她身上不论穿的戴的，从别针数起，好像没有一件像个样子、穿戴得是地方。 “亲爱的，你们看见我，”杰利比太太说着，把两个锡烛台上的办公室用的大蜡烛的烛花剪了剪；蜡烛在屋子里散发着蜡油燃烧的强烈气味（炉火已经熄灭了，炉子里只有一堆炉灰、一捆劈柴和一根捅条），“亲爱的，你们看见我和平常一样，忙得不可开交；可是你们一定会原谅的。目前，非洲的规划占了我的全部时间。我必须和全国各地那些关心自己同胞的公众团体和个人通信。我可以高兴地说，这项规划已经有了进展。我们希望，到了明年这个时候，会有一百五到二百个人丁兴旺的家庭，从事咖啡种植，从事教育尼日尔河左岸伯里奥布拉－加纳的土著。” 婀达不说话，只是瞅着我，因此我只好说，这是十分令人快慰的。 “确实是令人快慰，”杰利比太太说。“虽然我能力有限，这还是需要我全力以赴；只要能成功，那也算不了什么；我现在越来越有把握，将来一定会成功。萨默森小姐，你知道吗，我几乎感到奇怪，你为什么从来没想到非洲。” 这样子把话题一转，确实出乎我的意料，我真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只得含糊其词地提到非洲的气候—— “那是世界上最好的气候！”杰利比太太说。 “真的，太太？” “当然啰。只要小心一点就行，”杰利比太太说。“你到荷尔蓬大街去，要是不小心，也会被车子撞上。你到荷尔蓬大街去，要是很小心，就永远不会被车子撞上。到非洲去也是一样。” 我说：“这是没有疑问的。”——我指的是荷尔蓬大街。 “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杰利比太太一边说，一边把几份文件放在我们面前，“可以看看这些有关气候的评论，以及有关一般问题的评论（这些已经广泛地散发了），同时我也可以把我正在口授的信结束了——我现在是向大女儿口授，——她是我的书记——” 坐在书桌旁的那个女孩不再咬鹅毛笔了，我们向她招呼的时候，她也向我们还礼，只是样子有点害羞，有点不高兴。 “——写完这封信，我今天的工作就算结束了，”杰利比太太带着甜蜜的微笑，接着说下去，“尽管我的工作是永远做不完的。凯蒂，你写到什么地方了？” “‘斯瓦洛先生台鉴，敬启者——’”凯蒂说。 “‘敬启者，’”杰利比太太口授说，“‘来函承询非洲规划一事。’——不行，啤啤！这可不行！” 啤啤（自己起的名字）就是刚才滚下楼梯的那个倒霉的孩子，脑门上贴着一块膏药，走过来让人看看他那受了伤的膝盖，因而打断了杰利比太太的口授。我和婀达看了他的膝盖，真不知道应该多多可怜那上面的伤，还是应该多多可怜那上面的脏。杰利比太太只是带着平常说话的那种镇静态度补充了一句：“走开，啤啤，你这淘气鬼！”接着，她那双漂亮眼睛又盯着非洲不放了。 然而，因为杰利比太太立刻又进行口授，而我就是把啤啤抱起来也不致碍谁的事；所以，我看见可怜的啤啤想往外走，就壮着胆子悄悄拦住他，把他抱了起来。这使他感到很惊奇，婀达吻了他一下，这也使他感到惊奇；可是，他那断断续续的哭声间隔得越来越长，终于完全静止；他很快就在我怀里睡着了。我一直在照料啤啤，没有听清楚那封信的详细内容，只是从中获得一个大致的印象，知道非洲是非常重要的，其他地方和其他事务都无足轻重，因此我发觉自己过去很少想到非洲，便感到十分惭愧。 “都已经六点钟啦！”杰利比太太说。“可是我们吃饭的时间名义上却是五点钟（事实上我们随时都可以吃饭）！凯蒂，你带克莱尔小姐和萨默森小姐去看看她们的屋子。你们也许要换换衣服吧？我这样忙，我知道你们一定会原谅我的。噢，这个坏孩子！萨默森小姐，请你把他放下来吧！” 我恳切地说，他一点也不麻烦人，请杰利比太太允许我抱着他。于是，我把他抱到楼上去，让他躺在我的床上。我和婀达的两间屋子在楼上，中间有一扇门通着。这两间屋子没有什么家具，凌乱不堪，我房间那扇窗户的帘子是系在一把叉子上的。 “你们想要点热水吗？”杰利比小姐一边说，一边在找一个带把的水罐，可是没有找着。 “要是不麻烦的话，就要一点。”我们说。 “噢，麻烦倒不怕，”杰利比小姐回答道，“就不知道有没有。” 那天晚上相当冷，屋子里又有那么一股潮气，我必须坦白说，这实在有点难受，婀达几乎要哭起来了。可是，过了一会儿，我们又说说笑笑，忙着打开行李了。这时候，杰利比小姐回来说：她很抱歉，没有热水；他们找不到那个水壶，而且锅炉也坏了。 我们请她不必客气，接着，我们尽快地把东西收拾好，准备回到楼下去烤火取暖。可是，这时候，所有的小孩都上来了，站在外面的楼梯口上，莫名其妙地望着躺在我床上的啤啤。那些小鼻子和小手常常会突然出现，随时都有被门上的铰链夹着的危险，因此，我们总定不下心来。两间屋子的门都关不上，我房间的门上没有圆把手，似乎要在门锁上插上一条东西才能开关；婀达门上的把手虽然很容易转动，但对那扇门却不起作用。因此，我就出了个主意，请孩子们进来，乖乖地坐在桌子旁边，让我一边换衣服，一边给他们讲“小红帽”的故事。他们照着办了，而且安静得像耗子似的，就连啤啤也是那样——他在我讲到那头狼出现之前恰巧也醒了。 我们下楼的时候，发现楼梯的窗台上有一个写着“汤布里季－威尔斯”(1)等字样的带柄大圆杯，杯子里点着一根浮动的灯芯。客厅里（有一扇门通到杰利比太太的屋子，现在正敞开着），有一个年轻女人，发肿的脸上包扎着绒布绷带，正在吹炉火，呛得上气不接下气。总之，客厅里到处是烟，有半个钟头的工夫，我们敞开着窗子坐在那里，又是咳嗽，又是流眼泪；可是就在这段时间里，杰利比太太还是那样心平气和，口授着有关非洲的信件。我不得不说，看见她这样专心致志，我才放了心，因为刚才理查德跟我们说，他在一个馅饼盘里洗了手，又说他发现那个水壶原来在他的梳妆台上，他把婀达逗得大笑，而我看见他们这样，也禁不住傻呵呵地笑了起来。 七点刚过，我们下楼去吃饭；杰利比太太告诉我们要留点神，因为楼梯上的铺毯由于缺少梯毡夹条，已经磨得破破烂烂，成了名副其实的陷阱了。我们每人有一块很好吃的鳕鱼，一块烤牛排，一碟肉片，还有布丁；要是烹调得法，那满可以说是一顿丰盛的晚餐，可惜都做得半生不熟。那个包扎着绒布绷带的年轻女人在旁侍候着，她把东西胡乱往桌上一放，就再也不管了，直到吃完了，她才把盘子拿走，放在楼梯级上。我刚才看见的那个穿木套鞋的女人（我想她大概就是厨子），常常到门口来和这年轻女人吵架，看样子她们彼此之间是不和的。 吃饭的时间由于种种意外而拖得很长，比方说，一碟土豆错放到煤桶里去了，瓶塞钻的把手掉下来打着了那个年轻女人的下巴等等，但杰利比太太始终保持着心平气和的态度。她告诉我们许多有关伯里奥布拉－加纳和当地土著的趣闻；而且就在这个时候，她还收到许多信件，理查德坐在她旁边，看见有四封信一下子掉到肉汁里去了。有的信是妇女委员会的议事录或妇女会的决议，这些信她都给我们念了；有的信是人们的申请书，这些人在种种不同的角度对种植咖啡和对当地土著发生了兴趣；有的信需要她立即回复，于是杰利比太太有三四次让她大女儿离开餐桌去写回信。她忙得不可开交，正像她对我们说的那样，她确实是献身给这个事业了。 我们刚吃完鳕鱼，一个态度温和、戴着眼镜的秃顶绅士走了进来，坐在一个空位子上（座位没有主次之分），看样子，他在伯里奥布拉－加纳移民地这件事情上头，是采取消极屈服而不是积极关心的态度的。我感到有点奇怪，很想知道这个人是谁。他一句话也没说，要不是因为他的肤色，我真以为他是个非洲人呢。直到我们离开了餐桌，他和理查德单独留下来的时候，我才想到，他可能就是杰利比先生。不错，他确实是杰利比先生；一个叫奎尔先生的青年也证实了这一点。这个人是在晚饭后来的，两边额角都有一个又大又亮的圆发卷；头发一直梳到后脑勺去。他很爱唠叨，对婀达说，他是一个慈善家，又说，他认为杰利比先生和杰利比太太的姻缘，就是精神和物质的结合。 这个青年不但谈到许多有关非洲的事情，谈到他有一个计划，准备训练种植咖啡的殖民者，让他们去教当地的土著车钢琴腿，经营出口买卖，而且还喜欢拿一些问题引杰利比太太说话，比如他说：“杰利比太太，我想你现在一天就能收到一百五十封到二百封有关非洲的信，对不对？”或者说，“要是我没记错的话，杰利比太太，你曾经说过，你有一次从一个邮局就发出了五千份宣传书。”——他还像解说员那样，一再向我们重复杰利比太太的回答。整个晚上，杰利比先生都坐在角落里，脑袋靠着墙，好像情绪很不好。晚饭后，他和理查德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仿佛有什么心事，好几次都似乎要张嘴说话，可是临了又总是把嘴闭上，什么也没有说，使理查德感到非常狼狈。 杰利比太太置身在废纸堆里，整晚都在喝咖啡，不时向她大女儿口授信件。她还和奎尔先生讨论问题；讨论的题目——如果我没弄错的话——似乎是“人类的友谊”；他们还发表了一些高见。我本想好好听一听，但是办不到，因为啤啤和别的孩子已经拥进客厅，到我和婀达那个角落来，围着我们，要我再讲一个故事。于是我们就坐在他们中间，低声给他们讲“穿靴子的小猫”和一些我现在已经记不起来的故事；后来杰利比太太偶然想起了他们，才打发他们去睡觉。啤啤哭着要我带他去睡觉，我只好带他上楼去；那个脸上包扎着绒布绷带的年轻女人正在那里，好像什么凶神恶煞似的冲到孩子们中间，把他们翻倒在带围栏的小床里。 这以后，我把屋子稍微收拾一下，并设法让那已经点着却又很不好对付的炉火着起来；最后炉火着起来了，而且着得很旺。回到楼下的时候，我觉得，由于我这样关心琐事，杰利比太太有点看不起我了；我感到很难过，尽管我也知道我并没有什么大的抱负。 等到我们能够脱身去睡觉时，已经差不多是午夜了；但是，就在我们离开那个屋子的时候，杰利比太太还是坐在她那个乱纸堆里，喝着咖啡，而杰利比小姐也还是咬着鹅毛笔上的羽毛。 “多么奇怪的家庭啊！”我们上了楼以后，婀达这样说。“我那位表亲贾迪斯让我们到这里来，也实在出奇！” “亲爱的，”我说，“这真把我搞糊涂了。我想弄个明白，可是怎么也弄不明白。” “弄明白什么？”婀达笑容可掬地问道。 “弄明白这一切，亲爱的，”我说。“杰利比太太为当地的土著谋求福利，竟费了这许多心血去搞一套计划，她的心肠当然很好——可是——啤啤和这个家！” 婀达笑起来了；这时我正站在那里注视着炉火，她用胳臂勾着我的脖子，说我是一个文静、可爱和善良的人儿，已经博得了她的欢心。“埃丝特，你这样体贴别人，”她说，“却又这样心甘情愿！你做了这么多事情，却又这样谦虚！就连这个家你也能把它弄得像个样儿的。” 我那可爱而单纯的姑娘啊！她完全没有意识到：她这番话恰好是在赞扬她自己，而且她这样看得起我，也是由于她自己心肠善良呵！ “我问你一个问题行吗？”我说，这时我们已经在炉火前坐了一会儿了。 “问五百个都行，”婀达说。 “你的表亲贾迪斯先生，我得了他许多好处，你能跟我说说他是怎样一个人吗？” 婀达摇了摇她那头金发，一边笑，一边惊奇地看着我，因此我也感到很惊奇——一则是由于她的美貌，一则是由于她那惊讶的神气。 “埃丝特！”她喊道。 “怎么啦，亲爱的？” “你想知道我的表亲贾迪斯是怎样一个人吗？” “是呀，亲爱的，我从来没见过他呢。” “我也从来没见过他呀！”婀达答道。 哦，真的吗？ 不错，她确实没见过他。她妈妈临死的时候，她虽然很小，却还记得她妈妈一谈到他，一谈到他那高尚而豁达的性格，总是热泪盈眶；她妈妈说，这样豁达的性格，比世界上什么东西都值得信赖，所以婀达也就信赖了。婀达说，几个月以前，她的表亲贾迪斯给她写了“一封简单而又诚恳的信”，提出了我们现在正在着手进行的这个安排，还告诉她说，“到时候，这个安排可能会治好大法官庭那场不幸的诉讼所造成的一部分创伤”。她已经回信表示感激，接受了他的提议。理查德也收到一封同样的信，并且写了一封同样的回信。五年前，他曾经在温彻斯特学堂见过贾迪斯先生一次，但仅仅是一次。他告诉婀达说（就在我走进大法官的办公室，看见他们靠着壁炉前的隔屏说话的时候）：他记得贾迪斯先生是“一个直率而乐观的人”。婀达能够给我形容的也就这么多了。 这勾起了我的心事，以致婀达睡着了，我依然坐在炉火前，不断寻思着这个荒凉山庄；我想了又想，仿佛昨天早晨的事已经恍如隔世。我现在已经记不起，敲门声把我惊醒的时候，我正想到什么地方。 我轻轻把门打开，看见杰利比小姐瑟瑟缩缩地站在门口，一手拿着一个点着一小截蜡烛的破烛台，一手拿着一个蛋杯。 “明天见！”她绷着脸说。 “明天见！”我答道。 “我可以进来吗？”接着她又突然问我说，她的脸色还是那样阴沉。 “当然可以，”我答道。“可是别吵醒克莱尔小姐。” 她不肯坐下，只是站在炉火旁，把她那墨迹斑斑的中指浸到盛着醋的蛋杯里去，然后又用醋去抹脸上的墨迹；她一直双眉紧锁，面色非常阴沉。 “我希望非洲毁掉！”她忽然说。 我打算劝一劝她。 “我真那么希望！”她说。“你不用劝我，萨默森小姐。我恨非洲，讨厌非洲。那是个畜生呆的地方！” 我跟她说，她太累了，我很同情她。我把手放在她的头上，摸着她的前额，并说她的脑门很烫，可是明天烧就会退下去。她依然站着，向我噘着嘴，皱着眉头；可是，过了一会儿，她就放下蛋杯，轻轻走到婀达躺着的那张床前面。 “她长得真漂亮！”她说着，仍然皱着眉头，仍然带着那种不讲礼貌的样子。 我笑了笑，表示赞同。 “她是不是孤儿？” “是的。” “可是她懂得许多事情，对不对？会跳舞，会弹琴，还会唱歌，对不对？她会说法文，懂得天文地理、懂得针线活儿等等，对不对？” “那当然啰，”我说。 “我可不懂这些东西，”她反唇相讥。“除了抄抄写写，我几乎什么都不懂。我一天到晚替我妈写信。我真不明白，你们俩今天下午到这里来，看见我别的什么都不会，怎么不觉得惭愧。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你们的心多么坏。可是，我敢说，你们还觉得自己蛮好呢！” 我看出那个可怜的姑娘几乎要哭了，便重新坐下，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温和地看着她，希望她能了解我心里对她是同情的。 “真丢脸，”她说。“你们心里明白。一家人全都丢脸。孩子们也丢脸，我也丢脸。爸爸真可怜，这也难怪！蓓莉西拉爱喝酒——她老喝酒。你要是说，今天没闻出她那股臭酒味，那你就是不要脸，就是撒谎！她端菜的时候那股酒味就跟小酒馆的跑堂一样臭；这个你当然知道！” 杰利比小姐 “亲爱的，我不知道，”我说。 “你知道，”她说得很干脆。“你不该说你不知道。你知道！” “噢，亲爱的！”我说，“如果你不让我说话——” “你现在不是在说话吗？难道你不知道你是在说话？别撒谎，萨默森小姐。” “亲爱的，”我说，“你要不肯听我把话讲完——” “我不愿意听你把话讲完。” “噢，不，我想你会听的，”我说，“你要是不听的话，那就太没道理了。你告诉我的事情，我真不知道，因为吃饭的时候，那个用人没有到我跟前来过；可是，我相信你告诉我的事情都是真的，我听了很难过。” “你用不着拿这个来夸你自己，”她说。 “不，亲爱的，”我说。“我才不那么蠢呢。” 她本来就站在床边，这时候弯下腰（但还带着早先那副不高兴的样子），吻了吻婀达。然后，她就轻轻地回到我的椅子旁边站着。她的胸口起伏着，样子很可怜，我非常同情她；不过我想还是不说话为妙。 “我希望我死掉了才好呢！”她忽然说。“我希望我们大家都死掉。这对我们好得多。” 过了一会儿，她在我旁边跪下，把头埋在我的衣服里，一边哭，一边激动地恳求我原谅她。我安慰着她，想把她扶起来；可是她喊道：不，不；她愿意这样子呆着！ “你以前教过孩子，”她说。“你要是教过我就好了，我可以从你那儿学点东西！我真倒霉，可是我真喜欢你啊！” 我让她坐在我旁边，她不肯，我跟她说什么她都不听，后来才搬了一张破凳子到她原来跪着的地方让她坐下来，她依然像刚才那样揪着我的衣服。这个可怜的疲倦的姑娘渐渐睡着了；后来我试着把她的头抬起来，让它枕在我的膝盖上，并用披巾把她和我自己围起来。炉火已经熄灭了，一整夜，她就这样睡在那剩下灰烬的火炉跟前。起初，我怎么也睡不着，于是我试着闭上眼睛，想着白天那一幕幕的情景，想法入睡，但还是睡不着。最后，这些情景慢慢混淆起来，变得模糊不清。我渐渐认不出靠在我身上睡觉的这个人是谁了。有时候，这人像是婀达；有时候，又像是我在里丁的一个好朋友——我简直不能相信，我最近已经和这些好朋友分手了。有时候，又像是那个疯疯癫癫的小老太婆，她由于不停地行礼和做笑脸，弄得筋疲力尽了；有时候，又像是荒凉山庄的一位主人。最后，所有的人都不存在了，我也不存在了。 朦胧的晨光正无力地挣扎着要透过那浓雾，我睁开眼睛，看见那个蓬头垢面的小鬼正盯着我。原来啤啤已经跨过那张带围栏的小床，穿着睡衣、戴着睡帽爬了下来，他很冷，牙齿咔嗒咔嗒地响着，好像他的牙已经全长出来了。 * * * (1) 汤布里季－威尔斯（Tunbridge Wells）：是伦敦附近的一个地方；当地有矿泉水，风景宜人。 [book_title]五 早晨的奇遇 早晨阴寒彻骨，雾气似乎还是很浓——我说“似乎”，因为窗户布满了尘土，就是仲夏的阳光照在那上面也会变得黯淡无光的——然而我早就有了戒心，知道一早呆在屋里一定挺难受，再说，我对伦敦早就感到新奇，因此，杰利比小姐一提出要去散步，我就觉得这主意挺不错。 “我妈还得过好一会儿才下楼，”她说，“而且，要是早饭能在一个钟头左右开出来，那就算咱们运气了，他们总是那样磨磨蹭蹭的。至于爸爸，他有什么吃什么，吃完就上班。他可从来也没像你们那样规规矩矩地吃早点。蓓莉西拉头天晚上给他留一个面包；要有牛奶的话，也留一点。有时候根本就没牛奶，有时候是猫把奶给喝了。不过，恐怕你一定累了，萨默森小姐，你也许还是愿意到床上去歇歇吧？” “我一点也不觉得累，亲爱的，”我说，“我倒愿意出去走走。” “你要真愿意的话，”杰利比小姐答道，“我这就穿衣服去。” 婀达说也要去，而且立刻就起床了。我跟啤啤说，他最好能让我给他洗洗脸，洗完了再到我床上去睡。他很乖地听我的话。给他洗脸的时候，他一直盯着我，那样子好像他从来也没有这样惊奇过，而且将来一辈子也不可能再这样惊奇似的——不用说，他的样子还挺可怜，不过倒也没有抱怨什么，洗完脸就干干净净地去睡觉了。起先，我还拿不定主意，好不好这样冒昧，可是我想了一下，觉得这里的人大概不会注意这种事情。 我急急忙忙打发啤啤去睡觉，自己也急急忙忙收拾好，又帮着婀达收拾好，几下一来，身上马上就热极了。我们发现杰利比小姐在书房里想烤火取暖；蓓莉西拉正在用那个熏得黑黑的大烛台把炉火点起来，还把蜡烛扔到壁炉里，让炉火烧得旺一点。所有的东西也还是昨天晚上我们离开时那个样子，而且显然是有意让它们保持原状。楼下那张吃晚饭时铺的桌布一直没有拿走，还留在那儿准备第二天吃早饭用。满屋都是面包屑、尘土和废纸。几个锡蜡罐和一个牛奶罐挂在地下室门前的栏杆上；门敞开着；在拐角的地方，我们碰见厨娘从一个酒馆出来，一边走一边揩着嘴。她经过我们身旁时说，她是看钟点去的。 可是在遇到厨娘之前，我们就碰见理查德了，他那会儿正在泰维斯法学院街上跑跑跳跳，让两只脚暖和暖和。他看见我们这么早就出来走动，感到非常意外；他说他很高兴跟我们一块儿去散步。于是他照顾着婀达；杰利比小姐和我便走在前头。我不妨提一提，杰利比小姐又绷起脸来了，因此，要不是她跟我说过她挺喜欢我，那我做梦也想不到呢。 “你打算上哪儿去呀？”她问道。 “随便什么地方，亲爱的！”我答道。 “随便什么地方算是个什么地方呀！”杰利比小姐说着便赌气站住不走。 “不管怎么说，咱们找个地方去好了，”我说。 于是，她领着我，走得非常快。 “我才不在乎哩！”她说。“你这次可亲眼看见了，萨默森小姐，我说不在乎——不过，如果他，这个脑门又亮又鼓的家伙，还是天天晚上跑到我们家里来，他就是活到玛士撒拉(1)那样的年岁，我跟他也没什么可说的。他和我妈都是蠢驴！” “亲爱的！”我对杰利比小姐用的这种称呼以及这种过激的语气暗暗表示反对，“为人子女，你的责任——” “噢！别说什么为人子女的责任了，萨默森小姐；我妈为人父母的责任又怎么样？依我看，全给了社会和非洲了！那就让社会和非洲尽那为人子女的责任好啦；这是社会和非洲的事儿，不是我的事儿。瞧你那样子，你害怕了，是不是？好极了，我也害怕；咱们俩都害怕了，那么好，这事情就说到这里！” 她领着我走得更快了。 “不过，话虽然这么说，我还是要讲讲。他可以上我们家来，天天来都行，我跟他还是没什么可说的。他这人真叫我受不了。要是世界上有什么东西叫我憎恨和讨厌的话，那就是他和妈谈的那些事儿。真不晓得我们家对过的那些铺路石头，能不能有那么大的耐性，在我们那儿呆一呆，听听他们那些前言不对后语的废话，看看我妈的家务事！” 我认为她指的无非是奎尔先生，就是昨天晚饭后来访的那个年轻绅士。现在我倒是不必去跟她谈论这件不愉快的事了，因为理查德和婀达已经大步跑上来，一边笑，一边问我们是不是打算赛跑。这样一来，杰利比小姐和我的谈话就给打断了，她默不作声，绷着脸在我旁边走；我这会儿却赞赏着那些连绵不断和形形色色的街道，赞赏着那许多来来往往的行人、那些驰来奔去的车辆、那些忙于布置橱窗和打扫铺面的情景，以及那些古里古怪的家伙——他们衣衫褴褛，偷偷摸摸地在垃圾堆中翻寻一些不值钱的玩意和别的废品。 “看样子，表妹，”在我后面的理查德用一种很愉快的声调对婀达说。“我们永远也走不出大法官庭啦！我们现在是从另一条街来到我们昨天会面的地方，而且——我的天呵，那个老太太又来了！” 不错，她又来了，很快就到了我们跟前，一边行礼，一边带着昨天那种自命是大恩人的神气，笑着说： “贾迪斯案的受监护人！我实在是非——常高兴！” “你这么早就出来啦，太太？”我说话的时候，她正向我行礼。 “是——的！我常常很早就上这儿来。开庭前我就来了。这地方很幽静。为了对付一天的事务，我就到这里来定一定心，”老太太装模作样地说。“一天的事务挺费心啦。大法官庭的诉讼手续很——不好懂。” “这是谁，萨默森小姐？”杰利比小姐低声说，一边紧拽着我的胳臂。 小老太太的耳朵非常机灵，她自己直截了当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我是一个起诉人，孩子。我很愿意为你效劳。我很荣幸地常到法院去。带着文件。请问这一位贾迪斯案的年轻当事人怎么称呼？”老太太说，深深地行了一个屈膝礼，并把头歪到一边。 理查德为了弥补他昨天那种轻率态度，便和和气气地对她解释说，杰利比小姐和这场官司没有关系。 “哈！”老太太说。“她不希望法院作出判决吗？她将来总归要老的。不过不至于这样老。哎哟！这儿是林肯法学协会的花园呐。我管这地方叫我的花园。夏天的时候，处处树影婆娑。鸟儿也唱得非常悦耳。法院歇夏的时候，我把大部分时间都消磨在这里。总是在沉思默想。法院的歇夏时间太长了，你们有这个感觉吗？” 她似乎希望我们说也有这种感觉，于是，我们就这样说了。 “等到树叶子掉落了，花儿也开过了，不能给大法官的大法官庭供上香花的时候，”老太太说，“这个假期也就结束了；同时，《启示录》里提到的第六印又逞威风了。请到舍下来瞧瞧吧。这对我来说，倒是个好兆头。青春，希望和美貌，是很难得光临我那儿的。这三样东西已经好久没登我的门了。” 她拉着我的手，领着我和杰利比小姐往前走，一边向理查德和婀达招手，让他们也来。我一时不知怎样推辞，只望着理查德求援。因为理查德感到又好笑又好奇，同时也想不出办法把这个老太太摆脱开而又不得罪她，于是她便领着我们继续往前走，而理查德和婀达也只好跟着来了。我们这位古怪的领路人，一直是满脸笑容，显得非常殷勤；她不断对我们说，她住的地方离这儿不远。 这倒也不假，我们不久就看出来了。原来她住得这么近，我们还来不及对她说几句客套话，就来到她的家了。林肯法学协会墙外有一些空场子和胡同，老太太就在其中的一条偏僻的小街上突然站住，在一个小旁门前放开了我们：“这就是我的寓所。请上去吧！” 她这时正站在一个铺子门前，门上方写着：克鲁克(2)——碎布旧瓶收买店。还有几个细长的字写着：克鲁克——旧帆具收购商。橱窗的一角有一幅画，画着一个红色的造纸厂，造纸厂门口有一辆运货马车正卸下一包包的碎布。橱窗的另一角，有一个牌子写着：收买骨头。另一个牌子写着：收买厨房用具。又一个牌子写着：收买旧铁器。还有一个牌子写着：收买废纸。更有一个牌子写着：收买男女估衣。这里似乎什么东西都收买，可是什么也不出售。橱窗里还摆满了脏瓶子、黑鞋油瓶、药瓶、姜汁啤酒和苏打汽水瓶、酸菜瓶、酒瓶、墨水瓶。提到最末一种瓶子，我不禁想起，这铺子在某些小地方，有一种同法律搭界的气氛，它似乎是法律界的一个肮脏的食客或是脱离了关系的亲戚。墨水瓶多极了。在门前一条摇摇晃晃的小板凳上，放着几册又旧又破的书，一张纸条标明：“法律书，每册售价九便士”。我前边列举的一些牌子是用法律字体写成的，就和我在肯吉－卡伯伊事务所见到的文件和我很早以前从这个事务所收到的信件的字体一样。其中有一个牌子也是用法律字体写成的，不过和这铺子的买卖没有什么关系；那上面只是说有一位很体面的先生，四十五岁，专门誊抄文件，字体端正，交件迅速，委托者请转托本店克鲁克先生与尼姆联系等等。几个旧袋子，有蓝的、有红的，高高挂着。铺子里，离门口不远的地方，放着一堆堆脆裂的旧羊皮纸文件和褪了色的、纸角卷折的法律文件。我简直可以想象得到，这些数以百计、像废铁般乱堆在一起的生锈的钥匙，从前都是律师事务所开办公室或大保险箱的钥匙。乱糟糟的碎布，一部分堆在一个残缺不全的木秤的秤盘上——秤杆吊在屋梁下面，连个秤砣也没有——一部分堆在秤盘旁边，这些碎布很可能就是辩护士们穿戴得破旧了的宽领带和大袍子。正如我们站在那儿往店里张望时，理查德告诉我和婀达的那样，我们只要想象一下，堆在那边角落里、剔得干干净净的骨头就是诉讼当事人的骨头，我们也就可以对这个店铺的面貌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了。 本来，这会儿雾气还浓，天色阴沉，这个铺子又被几尺开外的林肯法学协会的高墙把光线挡住而显得格外黑暗，因此，要不是有一个架着眼镜、戴着一顶毛茸茸的便帽的老头，拿着一个点亮的手灯在店里走来走去，我们恐怕看不见这么多的东西呢。他转过身向门口走去，看见了我们。这人身材矮小，面容枯槁；脑袋歪到一边，陷在两肩之间；他一呼吸，嘴里就喷出气来，仿佛他的五脏六腑都在燃烧。他的喉咙、下巴和眉头上，长满了雪白的胡须，皮肤上青筋毕露、皱纹满布，显得疙里疙瘩，因此从胸部起往上看去，活像一株雪中的老树根。 “嗨，嗨！”老头一边说，一边来到门口。“有什么东西要卖吗？” 我们自然而然地往后退着，看了看我们的领路人；她已经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正要去开那屋门，这时候理查德便跟她说：我们知道她住在这里，已经很高兴了，现在因为时间仓促，希望就此告辞。但是，要摆脱她可不那么容易。她的态度恳切得出奇，一定要请我们上去看看她的寓所；她毫无恶意，只是热情地领着我进去，认为这也是她所盼望的一个好兆头，因此，我（且不管别人怎么样）眼看没有别的办法可想，也就答应了她。看样子，我们当时多多少少都有点好奇；——总而言之，老太婆三请四劝还不算，店铺里那个老头帮着她劝说：“喂，喂，让她高兴高兴吧！这费不了多长时间！请进，请进！要是那边的门有毛病，请从店里走好啦！”于是我们一则受到理查德的笑声的鼓励，一则也仗着他的保护，便都进去了。 “这是我的房东克鲁克，”小老太太说，她把他介绍给我们的时候，摆出一副纡尊降贵的样子。“四邻都管他叫大法官，管他这铺子叫大法官庭。他是个怪物，实在古怪。嗬，你听我说没错儿，他这人古怪极了！” 她摇了好几次头，又用手指轻轻敲着脑门，对我们表示，我们对这个老头儿一定要宽宏大量，多多原谅他。“你们知道不，因为他有点儿疯疯——！”老太太一本正经地说。那老头听见了，呵呵大笑。 “一点也不假，”他一边说，一边拿着手灯在我们前面走着，“他们确实管我叫大法官，管我这铺子叫大法官庭。你们知道他们为什么管我叫大法官，管我的铺子叫大法官庭吗？” “说实在的，我不知道！”理查德随随便便地说。 “你瞧，”老头说，他把话打住，转过身来，“他们——嘿！瞧这头发多漂亮！我地下室里有三口袋女人头发，可是没这样细、这样漂亮的。多么好看的颜色，多么柔软光滑！” “行啦，我的好朋友！”理查德说，很不高兴这老头用那蜡黄色的手去摸婀达的一绺长发。“你可以像我们这样欣赏欣赏就够了，可不能这样动手动脚。” 老头猛然向理查德瞟了一眼，这一眼竟把我的注意力从婀达身上吸引了过去；婀达当时吃了一惊，脸红起来，显得特别漂亮，看样子，连那小老太太的飘忽不定的眼光也被她给吸住了。婀达笑着插嘴说，她对于这种出自诚意的夸奖只能感到骄傲，于是克鲁克先生就像他刚才突然兴奋一样，这时又突然恢复了原来的神气。 “你们瞧，我这儿有这许多东西，”他举起了手灯，继续说下去，“有这许多货色，我的四邻认为（不过他们什么也不懂），所有这些东西都要糟蹋掉，都要毁坏、破损，所以，他们就给我和我这个铺子取了外号。再说，我还有这些旧羊皮纸文件和别的文件，我还喜欢铁锈、霉臭和蜘蛛网。只要是有利可图的，我统统都要。凡是能弄到手的东西，我都舍不得割爱——也许我的四邻就是这么看的，可是他们懂什么？凡是要在这儿来个什么改换门面啦，搞什么打扫啦、洗刷啦、修整啦，我都受不了。这就是我得到大法官庭这个坏名声的原因。我可不在乎。只要我那位高贵而博学的兄弟到法学协会来开庭，我每天总要去看看他。他不注意我，我可是注意他。我们谁也不比谁强多少。我们俩都在辛辛苦苦地干着糊涂事儿。嘿，珍妮小姐！” 一只大灰猫从旁边的架子上跳到他肩膀上，把我们吓了一跳。 “嘿！让他们瞧瞧你怎么用爪子抓的。嘿！抓呵，我的小姐！”猫的主人说。 那只猫跳了下去，用它那老虎似的利爪去抓一捆碎布，发出一种使我毛骨悚然的声音。 “我要是放它去抓人的话，它也会像现在这样抓的，”老头说。“我除了别的东西，还收买猫皮，这猫就是为了卖皮才送到我这儿来的。你们看见了吧，它的皮多漂亮，可是我没把它剥下来！这可不像大法官庭的做法，你们说说，对不对？” 这时候，他已经领着我们走到紧里头，并且把那里的一扇门打开，那门通往住宅的入口处。他站在那儿，手按着门锁；小老太太在走过去之前，很和蔼地对他说： “行啦，克鲁克。你的心眼儿顶好，就是有点讨厌。我这几位年轻朋友时间有限。我的时间也不多，马上就要到法院去。我这几位年轻朋友都是贾迪斯案的受监护人呢。” “贾迪斯！”老头说道，吓了一跳。 “贾迪斯控贾迪斯案。就是那场大官司，克鲁克，”他的房客答道。 “嘿！”老头用一种不胜感慨的口气喊了一声，他的眼睛比刚才瞪得更大了。“真想不到！” 他好像忽然着了迷似的，非常好奇地望着我们，于是理查德说： “哦，你似乎很关心你那位高贵而博学的兄弟大法官所受理的案子呢！” “不错，”老头心不在焉地说。“那当然啰！你的姓一定是——” “理查德·卡斯顿。” “卡斯顿，”他跟着说了一遍，一边慢慢掐着食指算起来；以后，每提到一个姓，就屈起一只手指。“不错。我想，有姓巴巴莉的，有姓克莱尔的，也有姓德洛克的。” “他对这案子知道的真不少，一点也不比那个拿薪俸的真正的大法官差！”理查德感到非常惊讶地对我和婀达说。 “可不是！”老头说，慢慢从那种心不在焉的状态中挣脱出来。“不错！托姆·贾迪斯——请原谅，我提到这个名字了；可是法院却只知道他这个名字，而他在那边又是挺有名的，就像——她现在那样，”他一边说，一边轻轻向他的房客点了点头；“托姆·贾迪斯从前常上这儿来。遇到那案子开庭或者快要开庭的时候，他就坐立不安，老在这附近走来走去；他常常跟那些小店铺的老板聊天，告诉他们，不管怎么样，也不要跟大法官庭打交道。‘因为，’他说，‘那就像在一个慢慢转动的磨子里被碾成齑粉；就像在用文火烤东西；就像被一只只的蜜蜂螫死；就像被一滴滴的水淹死；就像长年累月一点一滴地发疯。’他一心想着快快结束自己的生命；他当时就站在这位年轻小姐现在站的地方。” 我们听了，都很害怕。 “他是打那门口进来的，”老头说，一边根据自己的想象，慢慢比划着托姆·贾迪斯当时走进铺子来的情景，“我说的是他动手那一天——这附近的人早在几个月之前就议论，都说他迟早要动手——他那天打那门口进来，走到这里，就在这儿的一条板凳上坐下来，叫我（没问题，我当时的样子年轻多了）给他买一品脱酒来。‘因为，’他说，‘克鲁克，我心里很难受；我那案子又开庭了，我想，我马上就要受到判决。’我当时不想让他一个人呆着，我劝他上我这条街（我指的是法院小街）对过的那家酒馆去；我当时还跟在他后面，从窗口往里瞅了瞅，看见他坐在壁炉旁边的扶手椅上，好像很愉快，而且还有别的人跟他在一起。可是，我刚刚回到铺子里，就听见一声枪响，传到法学院那里。我往外跑——邻居们也往外跑——我们十几个人异口同声地喊道：‘托姆·贾迪斯！’” 老头把话打住，紧紧地盯着我看，然后又低头对着手灯，把火吹灭，把手灯关好。 “我们当时都猜对了，这我就用不着再跟你们讲了。嘿！说真的，那天下午开庭的时候，附近有多少人挤到法院里去呀！我那高贵而博学的兄弟和他们那一伙人，还是跟往常一样，在那里瞎费劲，胡弄一气，装得好像他们对这案子刚刚发生的事一点也没听说似的，或者，就算是偶尔听说了——我的天哪！——也装得好像和这事情没什么关系似的！” 婀达的脸一点血色也没有了，理查德的脸也同样发青。至于我，尽管不是这场诉讼的当事人，当时也感到不寒而栗，所以，当我看见这两个涉世不深和毫无人生经历的人，非常害怕继承这种迁延时日的不幸（这种不幸使许多人都想起了可怕的往事），我也就不觉得奇怪了。还有一点，我也感到不安，那就是让这个把我引到这儿来的疯疯癫癫的可怜人听了这个痛苦的故事以后，不知她会怎么样。然而，使我惊讶的是，她似乎对这一点并不理会，只顾领着我们往楼上走，同时还像一个自以为了不起的人对普通人的弱点加以原谅似的，告诉我们说：她的房东“有一点儿疯疯——，你们知道吧”。 她住在这房子的顶层，屋子挺大，从那儿可以看见林肯法学协会大厅。这似乎是她当初卜居在这地方的主要原因。她说，她在晚上，尤其是在有月亮的晚上，可以看见这个大厅。她的屋子收拾得很干净，只是四壁萧然，空空如也。我注意到，家具少得不能再少；墙上贴了几张版画，那都是从书上剪下来的大法官和辩护士的肖像；还有五六个手提网袋和针线袋，据她说，那里面都“装着文件”。炉栅里既没有煤也没有灰，而根本没看见什么衣服或食物。在一个敞开的碗柜的搁板上，放着一两个盘子、杯子之类的东西，但是那里面也是空无一物。我往四下看了看，我觉得她的容貌这样瘦削，原来是有着比我当初所了解的更加令人可怜的原因。 “这次能得到贾迪斯案的受监护人光临寒舍，”我们这位可怜的主人彬彬有礼地说，“我实在感到不胜荣幸。同时，你们给我带来这样一个好兆头，我也非常感激。这是一个很偏僻的地点，比较起来是偏僻一些。在挑选地点方面，我是受到限制的。因为我必须听从大法官的吩咐。我在这儿住了好些年了。我把白天的时间消磨在法院里，把黄昏和晚上的时间消磨在这里。我老是觉得晚上的时间长，因为我睡得少，想得多。既然是和大法官庭打交道嘛，那当然是不可避免的喽。真对不起，我没有巧克力糖给你们吃。我盼望我这案子很快能得到判决，以后我就把这个家弄得像样点。目前，我不妨对贾迪斯案的受监护人坦白说（这是极其秘密的事），有时候我感到很难把这个家弄得体面一些，我早就觉得这儿冷。我早就觉得有什么东西比冷还令人难受。这倒没什么关系。请原谅我拿这些无聊的事来谈。” 她把那个又长又低的顶楼窗的帘子拉开一些，让我们看看挂在那儿的一些鸟笼；有些鸟笼装着好几种鸟。有云雀、有红雀、也有金翅雀——依我看，至少有二十只。 “我当初养这些小东西的目的，”她说，“你们几位受监护人是能够理解的。我的目的就是要恢复它们的自由。现在就等我的判决下来了。不——错！不管怎么说，它们还是死在监狱里。它们的生命——这些可怜的蠢东西——要是和大法官庭的诉讼程序比起来，未免太短了，你瞧它们一个接一个地死掉，死完一批又一批。这些鸟儿虽然都很小，可是我真不知道能不能有一只活到我释放它的时候！实——在令人伤心，是不是？” 虽然她有时候也问个问题，可是，她似乎根本不想听对方的回答；她只是喋喋不休，仿佛她已经养成了习惯，没有人在她面前的时候，她也是这样。 “当然喽，”她接着说下去，“不妨坦白说，有时候我实在担心，在许多事情还没有解决，而第六印或是大法官的印也还在逞威风的时候，会不会有一天人们发现我无知无觉地直挺挺躺在这里，就像我发现那许多鸟儿一样！” 理查德注意到婀达那富有同情心的眼光，便趁这机会，偷偷在壁炉架上搁下一些钱。我们都向鸟笼那边走过去，假装要仔细看看那些鸟。 “我不能让它们唱的时间太长，”小老太太说，“因为（你们一定觉得很奇怪）我在法院里听律师们辩论的时候，一想到它们在歌唱，我的心顿时就乱了。你们知道，我是多么需要保持头脑清醒呀！下一次我再把它们的名字告诉你们，这一次就不讲了。在这样一个好兆头的日子里，就让它们尽情欢唱吧。祝贺青春，”——她笑着行了个礼；“希望，”——又笑着行了个礼；“和美貌，”又笑着行了个礼。“来！我们让阳光都射进来吧。” 那些鸟儿开始活跃，开始啾啾地唱起来了。 “我不能随便把空气放进来，”小老太太说；屋子里非常闷气，通通风倒是有好处的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