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蒙田随笔 [book_author]蒙田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840660 [book_dec]蒙田随笔全集，共107章，分第一、二、三卷，全书约100万字，是蒙田随笔的全译本。蒙田是法国文艺复兴之后最重要的人文主义作家。蒙田以博学著称，在全集中，日常生活、传统习俗、人生哲理等等无所不谈，特别是旁征博引了许多古希腊罗马作家的论述。作者还对自己作了大量的描写与剖析，使人读来有娓娓而谈的亲切之感，增加了作品的文学趣味。他的随笔全集是十六世纪各种知识的总汇，有生活的哲学之称；其散文语言平易通畅，不假雕饰，不仅在法国散文史上开创了随笔式作品之先河，而且在世界散文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book_img]Z_10687.jpg [book_chapter]序 [book_title]编者的话 米歇尔·埃康·德·蒙田 （Michel Eyquem de Montaigne, 1533-1592） 蒙田生于1533年，是法国文艺复兴后最重要的人文主义作家。在十六世纪的作家中，很少有人像蒙田那样受到现代人的崇敬和接受：他是启蒙运动以前法国的一位知识权威和批评家，是一位人类感情的冷峻的观察家，亦是对各民族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进行冷静研究的学者。从他的思想和感情来看，人们似乎可以把他看成是在他那个时代出现的一位现代人。 蒙田出身贵族，祖上是波尔多人，他早年学习拉丁文，在波尔多市念完中学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深居简出，闭门读书思考。后来，他在政府部门任职，成为波尔多市议员，并两度被选为波尔多市市长。1562年他皈依天主教；1572年在他父亲死后才开始撰写《随笔集》。 他熟读古代大家如普鲁塔克、塞涅卡、塔西佗等人的著作，在作品中大量引用，作为他的思辨和怀疑论的佐证。他在出版了《随笔集》的前两部之后，便游历了意大利和德国，因此在他随后的随笔中又添进了许多旅游见闻。1585年蒙田的故乡鼠疫盛行，蒙田被迫暂时离开他的城堡，于1587年重回旧居续写他的随笔。在这期间，蒙田结识了对他狂热崇拜的德·古内小姐，他俩之间的关系一直维持到作家逝世为止。蒙田晚年在政治上效忠法国国王亨利四世，国王也曾到他的城堡作客数次。1578年蒙田的肾结石发作，影响了他的写作，我们今天所见的《蒙田随笔全集》是由德·古内小姐在他生前出版的随笔集的基础上，根据他在笔记上写下的大量注释和增添内容集大成的。 蒙田自1572年开始，直至他逝世的1592年，在长达20年的岁月中，他一直断断续续在写他的随笔。他以对人生的特殊敏锐力，记录了自己在智力和精神上的发展历程，为后代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蒙田在他生活的时代已成大名，但他的作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有过很大的争议。一些著名作家，如卢梭等人指责他的作品充满了“可憎的虚荣心”、“表面的真诚”，但他却受到了伏尔泰和狄德罗的推崇，他们赞扬他的作品反映了作者“明哲善辩”，“精于心理分析”，“文风简朴流畅，朗朗上口”。经过四百余年的考验，历史证明了蒙田与培根、莎士比亚等伟大作家一样是一位不朽的人物，他的随笔如他自己所说的，是“世上同类体裁中绝无仅有的”。 《蒙田随笔全集》共107章，百万字左右，各章长短不一，结构松散自然，其中最著名，也是最长的一章是《雷蒙·塞邦赞》，在这章里，作者充分展示了他的深刻的怀疑论观点，最终归结为：“我知道什么？”这句话时至今日，仍被世人经常引用，成为千古名言。 蒙田以博学著称。书中日常生活、传统习俗、人生哲理等等无所不谈，特别是旁征博引了许多古希腊罗马作家的论述。书中，作者还对自己作了大量的描写与剖析，使人读来有娓娓而谈的亲切之感，增加了作品的文学趣味。它是十六世纪各种思潮和各种知识经过分析的总汇，有“生活的哲学”之美称。书中语言平易通畅，不假雕饰，形象亲切生动，富于生活情趣，在法国散文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开创了随笔式作品之先河。 这部作品卷帙浩繁，用古法文写成，又引用了大量拉丁语，因此翻译难度相当大。本社积累了组译出版《追忆似水年华》的成功经验，采用了蒙田死后于1595年经过增订的定本，于1993年开始组译，历经四年之久，分成三卷一次推出。这是蒙田随笔的第一个全译本，参与该书的译者都是研究和翻译法国文学富有经验的学者，为译出蒙田随笔特有的思想火花和语言魅力，各位译者都作出了巨大的努力，翻译态度是极为认真的，读者可以从中真实地窥见到蒙田的思想、风格及他所生活的时代的风俗民情。蒙田在文中论述的有些观点也许未必正确，但读者可以从随笔的总体上吸收他的思想和艺术精华，并收到启智怡情的功效。 [book_title]序 季羡林 译林出版社准备出版《蒙田随笔全集》，征序于予。我没有怎样考虑，就答应了下来。原因似乎颇为微妙，看似简单，实极曲折。首先是韩沪麟先生来我家，是孟华女士陪来。我对孟华一向是深信不疑。她决不会随随便便陪等闲之辈到我家来的。因此我非答应不行。其次，我对蒙田还算是熟悉的，只是由于我个人研究方向的转变，同蒙田已经久违久违了。现在一旦提起，似乎有话要说，所以就答应了。 万没有想到，这第二条理由却使我尝到了一点不大不小的苦头：原以为自己真有话可说，等到拿起笔来，心中却空空如也。我现在是“马行在夹道内，难以回马”了，不说也得说了。但是，倒三不着两，随便扯几句淡，勉强凑成一篇序八股，也并不难。可这不是我的作风，这样既对不起出版社，也对不起读者，而且也对不起自己。 我眼前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重读原作。当年我当学生时，梁宗岱先生翻译的《蒙田试笔》，我曾读过，至今虽已年深日久，但依稀印象犹存。现在又把韩沪麟先生寄来的校样拿过来，翻看了其中的若干篇。我没有全读，现在从实招供，旧印象加上新阅读，自己觉得现在说话有了些根据，“莫怪气粗言语壮”，我已经有了点资本了。 我觉得，读这一部书，首先必须读《致读者》这一篇短文。蒙田说： 读者，这是一本真诚的书。我一上来就要提醒你，我写这本书纯粹是为了我的家庭和我个人，丝毫没考虑要对你有用，也没想赢得荣誉，这是我力所不能及的。 下面他又说： 读者，我自己是这部书的材料：你不应该把闲暇浪费在这样一部毫无价值的书上！再见！ 蒙田说这是一本真诚的书，这话是可信的。整部书中，在许多地方，他对自己都进行了无情的剖析。但是，在我这个生活在他身后四百多年的外国人眼中，他似乎有点矫情。你不让读者读自己的书，那你又为什么把书拿来出版呢？干脆不出版，不更符合你的愿望吗？ 又如在上卷第八章中，蒙田写道： 它（指大脑——羡林注）就像脱缰的野马，成天有想不完的事，要比给它一件事思考时还要多想一百倍；我脑海重幻觉丛生，重重叠叠，杂乱无章，为了能够随时细察这种愚蠢和奇怪的行为，我开始将之一一笔录下来，指望日后会自感羞愧。 这也是很奇怪而不近人情的想法，难道写随笔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日后让自己感到羞愧吗？我看，这也有点近于矫情。 但是，我们必须记住，矫情，一种特殊的矫情，与愤世嫉俗仅仅有一片薄纸的距离。 不管怎样，如果全书只有这样一些东西，蒙田的《随笔集》决不会在法国，在英国，在全世界有这样大的影响，它必有其不可磨灭的东西在。 蒙田以一个智者的目光，观察和思考大千世界的众生相，芸芸众生，林林总总；他从古希腊一直观察到十六世纪，从法国一直观察到古代的埃及和波斯，发为文章，波澜壮阔。他博学多能，引古证今，鉴古知今，对许多人类共同有的思想感情，提出了自己独到的，有时似乎是奇特的见解，给人以深思、反省的机会，能提高人们对人生的理解。 要想把他所想到和写到的问题爬梳整理，十分困难。以我个人浅见所及，我认为，上卷的第三章：《情感驱使我们追求未来》最值得注意。在这一篇随笔中，蒙田首先说： 有人指控人类总是盲目追求未来，他们教导我们要抓住眼前利益，安于现状，似乎未来的事情根本就无法把握，甚至比过去更难驾驭。 这都是很重要的意见。人类如果从变为人类的那一天起，就安于现状，不求未来，他们就不能够变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们甚至可以说，如果化成人类的那一种猿或者其他什么动物安于现状的话，它们就根本变不成人类。人之所以异干禽兽者几希，这个“几希”就包含着不安于现状。 蒙田在下面接着说： “做你自己的事，要有自知之明”，人们通常将这一箴言归功于柏拉图。这一格言的每个部分概括了我们的责任，而两部分之间又互相包含。当一个人要做自己的事时，就会发现他首先要做的便是认识自我，明确自己该做什么。有了自知之明，就不会去多管闲事，首先会自尊自爱，自修其身；就不会忙忙碌碌，劳而无功，不会想不该想的，说不该说的。 柏拉图这两句话，是非常有名的话，不但在西方流传了二千多年，而且也传入中国，受到了赞赏。其所以如此，就因为它搔到了痒处，道出了真理。中国人不也常说：“人贵有自知之明”吗？可见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时间和空间的巨大距离，也不能隔断。接常理说，最了解自己的应该说还是自己。“近水楼台先得月”嘛。然而，根据我个人的观察。在花花世界中，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真正能了解自己的人，直如凤毛麟角，绝大部分人是自高自大，自己把自己看得超过了真实的水平。间亦有患自卑感者，这是过犹不及，都不可取。完全客观地、实事求是地给自己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价，戛戛乎难矣哉！然而这却是非常必要的，对个人，对社会，对国家来说，都是这样。 在这一部书中，类似这样的零金碎玉，还可以找到不少。只要挑选对头，就能够让我们终身受用。我在这里还要声明一句：蒙田的观点我并不全部接受，理由用不着解释。 在写书、出书方面，我有一个“狭隘的功利主义”观点。我认为，出书必定要有用，对个人有用，对社会和国家有用。这个“用”，当然不应该理解得太窄狭。美感享受也是一种“用”。如果一点用处都没有的书，大可以不必出。 我认为，《蒙田随笔全集》是一部有用的书，很有用的书。 最后，我还想就“随笔”这个词儿说几句话。这个词儿法文原文是essai。这一下子就会让人联想到英文的essay.从形式上来看就能知道，这本是一个词儿。德文则把法文的essai和英文的essay兼收并蓄，统统纳入德文的词汇中。这在法、英、德三国文学中是一种体栽的名称；而在中国则是散文、随笔、小品等不同的名称。其间差别何在呢？我没有读“文学概论”一类的书，不知专家们如何下定义。有的书上和杂志上居然也把三者分列。个中道理，我区分不出来。 谈到散文、随笔、小品，中国是世界上第一大国，我们的经、史、子、集中都有上乘佳作，为任何国家所望尘莫及。在欧洲，则英国算得上散文、随笔的大国，名家辈出，灿如列星。法国次之，而德国则颇有逊色，上面举的essai和essay就可以充分说明这种现象。欧洲国家文化和文学传统本是同源，为什么在创作体裁方面竟有这样的差距？我还没有看到有哪一位比较文学家论证探讨过这个问题。我希望将来会有。 我在上面说到我在接受写序的任务时心理上的转变过程。但一旦拿起笔来，不觉就写了二三千字，而又没有说假话，全是出自内心的真话。这是我始料所不及，这一篇序总算给我带来了点安慰。 1996.11.8 [book_title]一个正直的人 [法]　P·米歇尔 蒙田画像，1578年 一五三○年，在人文学者纪尧姆·比代的影响下，弗朗索瓦一世创建了王家学院，不仅教授拉丁语，同时还教授希腊语和希伯来语。一五三二年，拉伯雷[1]的第一部小说《庞大固埃》在里昂问世。蒙田就是在人文主义获得辉煌胜利之时呱呱落地的。 一五三三年，米歇尔·埃康[2]诞生于佩里戈尔地区[3]距卡斯蒂翁镇四公里的蒙田城堡。他家祖辈在波尔多开鱼行和向英国出口葡萄酒而发财致富。他的曾祖父拉蒙·埃康购置了良田和蒙田城堡（又称蒙塔涅城堡，直至十八世纪还有人这样称呼）。蒙田的父亲不像斯卡利杰[4]所说的那样是卖鱼的，而和龙沙[5]的父亲一样，是一位真正的贵族老爷，参加过征服意大利的战争，回来时，已成为意大利文化的狂热崇拜者，那里，古代的遗迹和文艺复兴时代的创新相互结合，颂扬生活的美好和乐趣。他的乡亲对他推崇备至，选他为波尔多市长。 独出新裁的教育 据蒙田证实，皮埃尔·埃康不通文学，他想让儿子受到更好的教育，因为拉丁语是学者和文人的通用语言，他就设法让儿子牙牙学语时就把拉丁语当作母语。在《论对孩子的教育》一章，蒙田深有感触地忆及他父亲如何高薪聘请一个德国人当他的家庭教师，那教师的任务是和孩子讲拉丁语，绝对排斥法语和佩里戈尔方言，这两种语言，孩于是后来才学会的。这样，蒙田熟知拉丁语犹如一种活的语言，很早就能阅读古代经典著作及用拉丁语写的各种现代作品。但他父亲怕他这样下去会落后于其他孩子，就把他送进波尔多的居耶纳中学。那所中学刚由一个叫安德烈·德·戈维亚的葡萄牙籍校长重新改组，他和皮埃尔·埃康非常熟悉，因为他是在皮埃尔·埃康任波尔多市长时获得法国国籍的。照蒙田的说法，他是法国最优秀的中学校长。还有几位出类拔萃的教师：人文主义者布卡南、盖朗特、米雷；如果《随笔集》中的回忆符合事实的话，他们甚至还是蒙田的个别辅导老师。这又怎样呢！最好的学校在独立和古怪的孩子看来，从来是“监禁青少年的牢房”。蒙田把自己说成是一个思维迟钝、笨头笨脑的学生，他不爱吵不爱动，无精打采，懒惰散漫；他只对爱看的书感兴趣：奥维德的《变形记》，维吉尔的《伊尼特》，他“一口气读完了这两本书”；还有泰伦提乌斯和普劳图斯……但当他在布卡南、盖朗特和米雷的拉丁语悲剧中扮演角色时，他就从昏昏沉沉中清醒过来。后来，他不仅不否认他对戏剧的迷恋，还为这种爱好辩护说：“我很赞成贵族子弟演戏，这对他们是一种娱乐”。他认为戏剧是一种极好的社会娱乐活动，看到喜剧演员战战兢兢的样子，感到非常惊讶。如果说他在居耶纳中学所学不多，但至少他的判断力未受损失，在那时，他的判断力就很敏锐了。 法官生涯 中学毕业后，蒙田开始学习法律，很可能是在图卢兹和巴黎。他先在佩里格审理间接税案件的最高法院当推事，该法院撤消后，他就成了波尔多最高法院的推事。但不久，他对他的职务厌颇了：法律多如牛毛，终于失去了效果，况且，它们的来源“极不牢靠”，与其说是理性的产物，不如说是因袭习俗，还有，某些法官出于无知或狂热，常常滥用职权。“我亲眼看到，多少判决比罪犯的罪行还罪恶！”他在《随笔集》中如是说。他当法官十三年，在这十三年中，他宁愿有负于法院，也不肯愧对人类。蒙田有力地抨击酷刑，在这方面，他是孟德斯鸠[6]的先驱。 不过，这历时许久的法官生涯尽管令他大失所望，但也使他结识了可爱的人：他和妻子弗朗索瓦兹·德·拉夏塞涅和挚友拉博埃西就是在法律界邂逅相遇的。拉博埃西生在萨尔拉[7]，是法官的楷模。他精力充沛，廉洁幸公，深受斯多葛派哲学思想的影响，他对蒙田的友谊热情真挚，不可替代，他带给蒙田所缺乏的坚定不移和持之以恒。如果说从前柏拉图因相遇苏格拉底而从此走上了哲学之路的话，那么，与拉博埃西的真挚友谊帮助蒙田理解了一种学说，从而增加了他的独立性。受拉博埃西的影响，蒙田对斯多葛式的英雄敬佩不已，不管是奴隶、哲学家还是皇帝，不管是爱比泰德[8]、塞涅卡[9]还是马克·奥勒留[10]。一五六三年，拉博埃西不幸逝世，这独一无二的友谊于是中断，但却并没有破灭。拉博埃西在九泉之下仍然指引蒙田前进在艰难的人生旅途上。他遣赠给蒙田的藏书以及他自己写的著作，对蒙田既是精神食粮，也是光辉楷模。蒙田的首次文学活动，乃是出版亡友的拉丁语诗、法语十四行诗及希腊语作品译本。只有《甘愿受奴役》这篇演讲稿没有收进拉博埃西的作品集中，因为这篇文章已被新教徒作为抨击国王的檄文发表了。此外，出于对父亲的热爱，蒙田还翻译了雷蒙·塞邦[11]的《自然神学》，想藉此给他的老父亲以宗教的安慰。在《随笔集》中，蒙田用整整一章（指第一卷，第二十八章）的篇幅来阐述友谊。他写道：“因为是他，因为是我”，这句话流露了他常常掩饰起来的真挚感情，读来令人感动万分。 一个自由的人 蒙田的塔楼 一五七○年，蒙田三十八岁，他卖掉了法院推事的官职，回到蒙田城堡定居。再没有什么可以把他留在法院里了：他看透了他的工作的毫无意义，而且不再有朋友在旁督促他忍耐克制；他父亲已过世两年，给他留下了地产和蒙田的称号；他的婚姻给他带来了一笔可观的财产。因此，他“厌倦了宫廷和法院的束缚”，现在可以尽情地享受他书房里的一条拉丁语铭文所说的“自由、安宁和闲暇”了。这绝不是一个愤世者或苦行僧的遗世独居，而是一个乡绅的离群索居，他可以自由自在地安排自己的生活，有时，受野心驱使，也与大人物打打交道，过问一下政治，但更多的是精心维护自己的独立：“我们要保留一个完全属于我们自己的自由空间，犹如店铺的后间，建立起我们真正的自由，和最最重要的隐逸和清静。”具体地说，这个“后间”，他安排在城堡拐角处的一个塔楼里，那里有他的小教堂、卧室和书房。这是他的私人领地，他竭力保护他这方领地免受“夫妇，父女和家庭生活”的骚扰。他的书房里有一千册藏书，这在当时算是很大的数目了。为了随时能领受永恒智慧的教诲，他从《福音书》或古代哲学著作中摘录了一些箴言，把它们的形象描绘在天花板的搁栅上。他就躲在书房里，逃避“一切责任”，潜心读书，踱步沉思，为他喜爱的作者写写评注，抑或边凝视佩里戈尔乡村风光，边逗弄他的小猫。十九世纪，一场大火将蒙田城堡的主体部分毁于一旦，但苍天有眼，那塔楼幸免于难，这样，人们仍能在蒙田撰写《随笔集》的环境里回忆蒙田。 思想孕育的孩子 就在一五七○年，圣日耳曼条约使宗教战争暂告结束；一五七一年，莱奥诺诞生，这是蒙田唯一成活的孩子。《随笔集》毫不掩饰蒙田对只有一个女儿的失望心情，他把教育女儿的责任全部推给妻子。他本希望能生个男孩，就可以把他的人生体会、他的姓氏和地产传给儿子。正因为如此，他对孩子不感兴趣，这让我们难以接受，其实，这恰恰是他对温情的一种抑制。也正因为如此，他便在他思想孕育的孩子身上寻觅慰藉：“我们的思想、勇气和智慧所孕育的孩子，要比身体孕育的孩子更高尚，而且更是我们的孩子……”。就在这一五七一年，他在巴黎出版了拉博埃西的作品，从而向他个人的作品迈出了第一步。 不任公职和相对清静的生活不一定带来心灵的平静，因为“隐居时也有可能不清静”。对于一个求知欲非常强烈的人，无所事事会导致精神上的无政府主义；蒙田有过切身体会：“最近我退隐在家，决定尽量好好休息，不管他事以度余生，仿佛让我的思想无所事事，自由地运转和休息，这是对它的最大爱护……但我觉得事与愿违，我的大脑就像脱缰的野马，成天有想不完的事，要比给它一件事思考时还要多想一百倍；我脑海里幻觉丛生，重重叠叠，杂乱无章。为了能随时细察这种愚蠢和奇怪的行为，我开始将之一一笔录下来，指望日后会自感羞愧。“蒙田和古代神话中的那喀索斯[12]一样，需要一池清泉来认识自己。而这清泉，就是拉博埃西留给他的以及他自己觅得的哲学著作，尤其是普鲁塔克的《道德论丛》，一五七二年，阿米奥把这部书译成了法文。他更是将人生的教训和书本的教诲捏合起来苦思冥想，试试自己有多大的能力。 一五八○年的《随笔集》 蒙田将用什么形式来表现他的幻觉呢？按照当时的风尚，他可以到古人的著作中去抄袭警句格言，就像《加图箴言集》、伊拉斯谟[13]的《名言录》、亨利·埃蒂安纳[14]的《希腊人和拉丁人的道德格言》。他也可以像有些人那样，摹仿塞涅卡《给卢齐利乌斯的信札》，写一些论道德的信札或文章，如西班牙人格瓦拉[15]的《金色信札》，皮埃尔·德·梅西的《训诫大全》。把他自己的回忆录写进他那个时代的历史中去，这对他很有吸引力：他是法兰西国王和纳瓦拉[16]国王的官廷内侍，他对公众事务了如指掌，加之他看问题的客观性，这使他成为一个享有特权的观察家；因此，他的朋友们鼓励他写这样一部著作。不行！在这内战年代，一部历史书无异于一种表态：不是辩护，便是抨击。他不是意大利战争中的老战士，不像杜贝莱统帅[17]或他的乡亲蒙吕克元帅[18]那样有英勇业绩可供叙述。此外，他不喜欢历史的报刊文体，生性钟爱生动幽默的诗歌文体。他的天才之举，是博采众长，将这些不同体裁的特点溶进《随笔集》中；这些《随笔集》既是一个学徒的习作，又是一个敢想敢为者的奇想，一个并不灿烂辉煌却经受过磨炼的人生体会。诚然，今天的读者看到一个极其厌恶卖弄学问的作家竟如此大量地借鉴古希腊和罗马作家，会感到不胜惊讶，然而，他这样引经据典不是为了炫耀知识渊博；那些引语变成了蒙田“自我”的一部分，并使他的“自我”更加丰满，却仍保持无拘无束。这都著作的构思史无前例，成为作者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因此，蒙田可以在他的《致读者》中宣称：“我自己是这部书的材料。” 一五八○至一五八一年的旅行 一五八○年，两卷《随笔集》在波尔多由西蒙·米朗日出版商出版。接着，他离开妻子、女儿和城堡去外地度假，一去就是十七个月零八天。这就招来了许多闲言辞语。蒙田在第三卷第九章中对这些批评进行了反击，并陈述了自己的理由：首先是为了进行一系列的温泉治疗；他患肾结石多年，他父亲就死于此病；在那个时候，这是一种痛苦的不治之症。然而，蒙田厌恶吃药，这是祖传的习惯。怎能相信药剂师让“腹痛病人”服用的“磨成粉末的老鼠屎”呢？相反，大自然提供的温泉能治百病：蒙田已试过比利牛斯山和奥弗涅的温泉，但没有根本的疗效。他还没去过洛林、蒂罗尔[19]、意大利等地的温泉。此外，他那时四十八岁，连续骑马十小时也不觉难受，这不正是出外旅游的好时光吗？他对钟楼顶上的狭小空间有点腻烦了，渴望“让自己的脑子接触一下别人的脑子”，在潜心研读过书本知识之后，现在特别想去“发现新鲜事物”。 随行人员除仆人外，还有一群亲戚和朋友：他的弟弟、他的连襟贝尔纳·德·卡扎利、一位洛林的绅士杜奥图瓦、年轻的代蒂萨克，后者是普图瓦名门望族的后裔，这个家族是拉伯雷的保护人。蒙田没有直接去温泉：他先到巴黎，把他的《随笔集》敬献给国王。反过来，他聆听了国王的指示，并得到了御笔亲书的介绍信。中间还有一件与战争有关的插曲：他随国王去围攻拉费尔要塞，然后在苏瓦松参加了他朋友格拉蒙伯爵[20]的葬礼。接着，他又返回巴黎地区，穿过香槟和洛林，瞻仰了多姆雷米的贞德[21]故居，进行了温泉治疗，然后去德国的南方、奥地利的蒂罗尔，从布伦纳山口[22]进入意大利。那时候，温泉比比皆是，名胜层出不穷，那群旅行者一路上尽情游山玩水：“若是右边的风景不美，我就走左边……”。他们终于抵达罗马，那是人文主义者个个梦想的地方。和拉伯雷、杜贝莱一样，蒙田崇拜古代的罗马，但对文艺复兴时代的罗马和教皇的罗马也颇感兴趣，那是“独一无二的世界性城市……，所有基督教国家的首府。”他受到教皇的接见，他对教廷图书馆举世无双的手稿赞叹不迭，他把《随笔集》呈送教廷圣职部审查，比起索邦神学院来，教廷圣职部往往更宽容。他们在卢卡[23]和维拉温泉浴场逗留的时间最长，这也是最愉快的一站。蒙田从未感到像这样自由过：“我想睡就睡，想学习就学习；当我心血来潮想出去走走，到处都能找到我谈得来的男男女女……”要不是他被波尔多市议会选为市长，他在意大利逗留的时间会更长。市长职位虽然令人向往，但这意味着放弃自由，要击对付比家庭琐事还要烦人的公众事务。一五八一年十月十五日，他离开罗马，经由米兰、都灵、尚贝里、里昂、克莱蒙费朗和里摩日，回到了蒙田城堡。一回到家，他就看见亨利三世的亲笔信，信中不乏恭维之词，但也给他下了命令，要他尽早去波尔多赴任。 旅行带来什么好处呢？蒙田归来，肾结石依旧未愈；事实上，矿泉水淡而无味，他就用白酒和牡蛎来提味。他宁死也不能不喝白酒，不食牡蛎！可他的人文经验大大丰富了。尚未旅行时，他就深信习俗对个人和国家起着支配作用。在旅行中，他到过许许多多地方，他的相对主义得到了证实。因此，《随笔集》第三卷比起前两卷来更加丰富多采，更有个人见地。蒙田对自己的记忆力不甚信任，于是便坚持记日记，把所到之处及其特点都写下来：这日记不是用来出版的，但在十八世纪被一位叫普吕尼的议事司铎发现，并于一七七四年由默尼埃·德·凯隆出版商出版了。若将《日记》和《随笔集》作一比较，就可看出它们之间的差别：前者是将事实进行艺术的搬移，后者则是从这些事实引发的道德劝谕。 波尔多市长 这位人文主义者极其自豪地获得了“罗马市民”的称号，又荣升为阿基坦地区[24]首府的行政长官。他未走马上任就已知这一职位的分量：在他之前，他父亲就因此而把“温馨的家庭抛置脑后。”因此，蒙田不打算让自己的意志受到太多的考验，一上来就给自己规定了应有的状态；“到任后，我就忠实而认真地认识自己，完全如我感觉到的那样：没有记性，没有警觉，没有经验，没有魄力；也没有仇恨，没有野心，没有贪欲，没有激情。”为了评价他这一表白的意义，有必要用他的另一个声明作补充：“我不愿意人们对自己的职务不经心，不奔波，不费舌，不流汗，该流血时不流血。”第一个“市长任期”没遇到太大的困难就过去了，显然，波尔多市民对蒙田是很满意的，因为他们再次选他为市长，这是异乎寻常的。可是，这第二个任期却让他到处奔波，费尽口舌，不仅流了大汗，还差点儿流血。居耶纳和波尔多附属于法兰西国王，但纳瓦拉国王在那里也有利益；此外，神圣联盟[25]非常活跃。最后，形形色色的海盗，还不算布鲁瓦日[26]的海盗，在纪龙德河上拦截运酒的船只，对酒商们敲榨勒索。波尔多军队不大可靠，密谋利用阅兵谋杀市长。面临如此混乱的局面，蒙田表现得果断泼辣。他和要塞司令密切联系，从而恢复了秩序，排除了新教的威胁。在他第二个任期结束之际，爆发了一场新的灾难，蒙田在他的城堡时，波尔多发生了瘟疫；他因此而没有回波尔多主持选举他的继任者：那是出于谨慎，而不是胆怯。 蒙田家门口的战争 蒙田又变成了普通人，他就更容易受到攻击了。但他既不狂热，也不左右逢源，因此，他受到两个阵营里的极端分子的怀疑：“在这一派眼里，我是那一派的，而在那一派眼里，我又是这一派的。”一五八五年，国王和神圣联盟的军队包围新教控制的卡斯蒂翁镇；士兵们将当地掠夺一空：“我当时的遭遇，若是落在一个雄心勃勃的人身上，他就会像省吃俭用的人那样去上吊寻死。”然而，蒙田依然心境恬静，拒绝武装他的城堡：“我尽量让我这个角落免受政治风暴的袭击，正如我在心灵深处保留另一个角落一样……在我周围，多少城堡都设了防，据我所知，在法国，像我这样地位的人，把城堡完全交由上苍保护的人只有我一个……我不想吓得魂不附体，也没有半点逃跑的想法。”更糟糕的是，波尔多地区发生了瘟疫，死亡者不计其数，葡萄园一片荒芜：蒙田家雇用的一百来号农业工人被迫失业。蒙田平日非常好客，现在也只好离乡背井，四处寻找避难处。后来，战争远离了，瘟疫平息了，生活恢复了正常。蒙田准备再版《随笔集》，并和卡特琳·德·梅第奇[27]恢复了关系。 一五八八年的《随笔集》 一五八八年，《随笔集》第三卷准备就绪，那是意大利之行、两次连任波尔多市长和战争及瘟疫严峻考验的产物。蒙田前往巴黎，让阿贝尔·朗热利埃给他印刷出版。他还给亨利三世捎去了纳瓦拉国王的一封信：宗教战争已持续三十多年，在这混乱的局面中，两国君主终于试图接近了！可是，蒙田抵达那天恰好是巴黎的街垒日[28]；神圣联盟首领亨利·德·吉斯[29]攻占巴黎，把亨利三世赶了出去。蒙田与纳瓦拉国王亨利过从甚密，这是尽人皆知的事，他因此被投入监狱，后来，因为神圣联盟的一个成员被卡特琳·德·梅第奇抓获，作为交换，蒙田被释放出狱。他离开巴黎，到皮卡迪的一位狂热崇拜者德·古内小姐那里小住几周，这是无数坎坷中的一次愉快的间歇。接着，他陪同国王四处流浪，并列席了在布卢瓦召开的三级会议[30]，此间，亨利·德·吉斯公爵被谋杀。这对所有希望和平的人犹如冷水浇头。蒙田对政治越来越厌倦，便回他的城堡去了。 顺应自然 蒙田感到自己年迈体衰，肾结石发作的次数日见频繁。于是，他真正解甲归田，致力于修改和增补他的《随笔集》，这是他生存的最终目的。诚然，他对亨利四世登上法国王位感到由衷的高兴：他终于有了一位称心如意的君主！但他年事已高，又不愿受束缚，因此不可能加入新政府；他仅限于向新国王提一些稳重而公正的建议。他寻求过各种哲学的帮助，从今后他要顺应自然，认为“最美好的生命……是过普普通通、合乎人道的生活”。他像他的挚友拉博埃西那样，怀着对天主教的信仰，勇敢地面对死亡。 就这样，这个人悄悄地弃世而去了。他毕生都在逃避时代的种种冲突，安详地超越这血腥的混乱。“蒙田最与众不同并使他成为奇才的地方，是他在那样一个时代，始终是节制、谨慎和折中的化身，”圣伯夫如是说。在蒙田同时代的名人中，比他杰出的不乏其人，如阿德雷男爵[31]、蒙吕克或阿格里帕·多比涅[32]，他们总是手不离刺刀。蒙田的生活虽然动荡不定，但他过得平平静静，没有参与破坏和屠杀。虽然初看起来他因为从没有过激行为而成为反传统人物的代表，但他却实践了非凡的品德。《随笔集》描绘了蒙田深刻的“自我”，它已成为人类文明的象征，是世界各国正直人的枕边书。《随笔集》不仅在全欧洲，而且在美洲和亚洲被广为阅读和评论：二次大战结束后，日本出版了《随笔集》全集，一万册在一年中便销售一光。不！《随笔集》不是写给少教人看的，也不是昙花一现，而是那些依然相信人类尊严的人永久而普遍的读物。 潘丽珍　译 [1] 拉伯雷（约1483-1553），法国作家。主要代表作有《卡冈都亚和庞大固埃》。其渊博的人文主义学识为他赢得终身声誉。 [2] 米歇尔·埃康即蒙田。 [3] 佩里戈尔在法国南部，是法国历史和文化大区。 [4] 斯卡利杰（1540-1609），意大利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 [5] 龙沙（1524-1585），法国文艺复兴时期最杰出、最多产的诗人。 [6] 孟德斯鸠（1689-1755）。为十八世纪法国政治哲学家。他的《论法的精神》成为政治理论史和法学史上的巨著。 [7] 萨尔拉为法国南部佩里戈尔地区最秀丽的城市。 [8] 爱比泰德（约55-约135），与斯多葛派有联系的哲学家，少年时代是奴隶。 [9] 塞涅卡（约公元前4-65），古罗马雄辩家、悲剧作家、哲学家、政治家。属于斯多葛派。 [10] 马克·奥勒留（121-180），古罗马皇帝，新斯多葛派哲学的主要代表之一。 [11] 塞邦为西班牙卡塔卢尼亚医生和哲学家，一四八七年，他用拉丁语撰写了《自然神学》，试图用哲学来阐述宗教。 [12] 那喀索斯是希腊神话中的美步年。爱神阿佛洛狄忒惩罚他，使他爱恋自己在水中的倒影而憔悴致死。 [13] 伊拉斯谟（1466-1536），荷兰人文主义者，古典文学和爱国文学研究家，《新约全书》希腊文本编订者。 [14] 埃蒂安纳（1528-1598），法国出生的学者和印刷家。 [15] 格瓦拉（1481-1545），西班牙官廷布道士、文人。他的《金色信札》企图为统治昔塑造一个楷模，是十六世纪最有影响的作品之一。 [16] 纳瓦拉是中古时代和近代初期西班牙北部和法国南部的一个独立王国。 [17] 杜贝莱（1491-1543），为法国军人和作家。参加过意大利战争，其最重要的著作是一部关于弗朗索瓦一世和查理五世争雄称霸的历史。 [18] 蒙吕克（1500-1577），为法国元帅，在意大利打过仗。所著《回忆录》记述了他的成功和失误。 [19] 蒂罗尔为奥地利西南的一十州，大部分为阿尔卑斯山地。 [20] 格拉蒙伯爵是在围攻拉费尔要塞中阵亡的。 [21] 贞德（约1412-1431），法国女民族英雄。一四二八年，英军占领法国北部，贞德率军六千，重创英军。 [22] 布伦纳山口为西欧中南部阿尔卑斯山隘口，是奥地利和意大利边境最低和最重要的山口。 [23] 卢卡为意大利中部城市。 [24] 阿基坦地区位于法国西南部，有波尔多、图卢兹等大城市。 [25] 神圣联盟是十五世纪后期和十六世纪初叶由罗马教皇先后成立的两个欧洲国家联盟，目的是保护意大利免受法国统治的威胁。 [26] 布鲁瓦日是法国阿基坦地区的一个小海港。 [27] 卡特琳·德·梅第奇（1519-1589），法国国王亨利三世的母亲。 [28] 指一五八八年五月十二日的民众起义，反对亨利三世与拥护新教的纳瓦拉国王谈判，亨利三世被迫逃离巴黎。 [29] 亨利·德·吉斯（1550-1588），法国宗教战争期间天主教派和神圣联盟公认的首领，深受巴黎民众爱戴。一五八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被亨利三世派侍卫刺死。 [30] 布卢瓦三级会议召开于一五八八年十月，亨利三世国王在吉斯公爵的要求下召开了这次会议，会上满足了天主教的一切要求。 [31] 阿德雷男爵（1512-1587），法国宗教战争中的军事首领，以残忍闻名。 [32] 多比涅（1552-1630），法国作家，既是博学的人文主义者，又是英勇的军人。 [book_title]蒙田生平年表 蒙田家族纹章 15332月18日米歇尔·蒙田在蒙田城堡诞生，是家里的第三个孩子，出生后被送到邻村奶养。 1535-1539 　蒙田被交给一位不懂法语的德国医生，由这位医生教他拉丁语。 1536蒙田的父亲被任命为波尔多副市长。 1539-1546 　蒙田在波尔多的居耶纳中学就读。 1544弗朗索瓦兹·德·拉夏塞涅诞生，她后来成为蒙田的妻子。 1554-1556 　蒙田的父亲任波尔多市长。 1554蒙田被任命为佩里格间接税最高法院的推事。 1557蒙田进入波尔多最高法院工作。 1558蒙田结识拉博埃西，两人成为莫逆之交，直至1563年8月拉博埃西逝世。 1559蒙田陪同弗朗索瓦二世国王巡视巴黎。 1561蒙田被波尔多最高法院派往巴黎，以解决居耶纳省的宗教叛乱，历时一年半。 1562蒙田在巴黎最高法院宣誓效忠天主教。 15657月，蒙田与波尔多一位议员的女儿弗朗索瓦兹·德·拉夏塞涅结婚。 1568蒙田父亲去世，他继承父亲的名字和地产。 1569蒙田在巴黎出版雷蒙·塞邦的《自然神学》的译本。 1570蒙田卖掉波尔多最高法院顾问的官职，前往巴黎出版他的挚友拉博埃西的几个作品：拉丁语诗、法语诗和一些翻译作品。 1571蒙田三十八岁，因厌倦官场生活而退隐归家，过起“自由、平静、安闲”的乡绅生活。从此开始撰写《随笔集》。 1572-1574 　法国国内战争。国王的三支军队向新教徒进军。蒙田同居耶纳省的天主教绅士们加入其中一支军队。 1574拉博埃西的《甘愿受奴役》被编入卡尔文派的一本小册子而出版。 1577纳瓦尔国王封蒙田为侍臣。 1578蒙田患肾结石症，此病一直伴随他终生。 1579《随笔集》第一卷编完。开始撰写第二卷。 15803月1日，《随笔集》分两卷出版。蒙田去瑞士、意大利治病。在罗马谒见教皇，《随笔集》得到教廷承认。在巴黎，蒙田把他的书赠送给亨利三世，深得后者好评。 1581蒙田被授予“罗马市民”称号。是年，蒙田当选为波尔多市长，任期两年。 1582《随笔集》第一、二卷经过修改和增补后再版。 1583蒙田第二次当选波尔多市长，任期两年。为促使法兰西国王和纳瓦尔国王和解从中斡旋。 1585瘟疫蔓延波尔多，蒙田被迫离开他的城堡。 1586-1587 　撰写《随笔集》第三卷的十三篇文章。 1587《随笔集》第三卷在巴黎出版。 1588《随笔集》一、二、三卷的第四版问世。一、二卷共增加了六百处。是年，蒙田认识德·古内小姐。她对蒙田本人和他的著作深表敬佩。从此双方开始往来，德·古内小姐成了蒙田的“干女儿”。 1589-1592 　蒙田为《随笔集》新版作准备。该新版增加了一千来处，其中四分之一涉及他的生活、爱好、习惯和思想。从他开始写《随笔集》的二十年来，他的书越来越带有他个人生活和坦白胸怀的色彩。蒙田写作《随笔集》是在向世人暴露自己的思想，他在写书的同时也塑造了自己。 1590蒙田写路亨利四世一封文笔优美的信，这好像是他政治生命的遗嘱。 15929月13日，蒙田逝世。留下一本用来出第五版的《随笔集》手稿，蒙田在书页空白处增加了许多内容。 1595蒙田的干女儿德·古内小姐将蒙田留下的《随笔集》新版整理出版。 潘丽珍　编译 [book_title]原版《引言》 [法]　莫里斯·拉 玛丽·勒雅尔·德·古内小姐 （Marie Le Jars de Gournay, 1565-1645） 帕基耶[1]说，蒙田逝世时留下两个女儿，“一个是他的亲生女儿，继承他的财产；另一个是他的干女儿，继承他的文稿……”干女儿名叫玛丽·勒雅尔·德·古内，她果真像哀悼父亲那样哀悼蒙田的逝世。蒙田逝世后第二年，她来探望《随笔集》作者的遗孀和孤女，德·蒙田夫人交给她一个比较完整的《随笔集》评注抄本，那些评注是蒙田为再版而做的，写在一五八八年版的一本书的页边。两年后，即一五九五年，德·古内小姐根据这个抄本出版了《随笔集》的对开大版本。由于长年内战，法国对暴力暂时感到了厌倦，准备品尝洋溢在《随笔集》中的智慧；那是“正直人的枕边书”，迪佩龙红衣主教[2]如是说。一个叫朱斯图斯·利普修斯[3]的人，对作者在书中的描绘赞不绝口，另一个叫塞沃尔·德·圣马特[4]的，称赞他“表达朴实无华，无拘无束”，还有一个叫德图[5]的，赞誉这部书是“名副其实的箴言研讨会，每个警句都是至理名言”。皮埃尔·夏隆[6]是蒙田的另一个“见证人”，蒙田因为没有儿子可以继承他的纹章，便把佩戴纹章的权利遗赠给了夏隆。他在《论智慧》一书中，对《随笔集》作了大胆、有力和冷静的反响，正如圣伯夫[7]说的那样，那是“《随笔集》的一种教科书”。 对蒙田的批评始于路易十三统治后期。德·古内小姐不应该活那么久（她卒于一六四五年），她好为人师，唠唠叨叨，咄咄逼人，无意中为蒙田帮了不少倒忙。尽管她对她的偶像虔诚之至，认为应该在一六三五年的版本中加个前言以表她的虔诚之心，但这也未能——恰恰相反——平息蒙田的诽谤者的情绪。那些人指责蒙田在他的书中谈论自己太多，从加斯科尼方言或拉丁语中借用了一些不常用的词语。盖·德·巴尔扎克[8]是朗布耶公馆的常客，尽管他为蒙田辩护而反驳那些“吹毛求疵者”，但他也对蒙田的文章缺乏条理表示不满：“蒙田知道他正在说什么；但恕我直言，我也认为他不总是知道自己将要说什么”；他还补充说：“《随笔集》的语言和文笔打上了作者生活的那个时代和那个地区的烙印，显得粗野生硬，乡里乡气。”盖·德·巴尔扎克的批评还是表面的，尤其是形式上的，帕斯卡[9]的反响却要深刻得多。帕斯卡是靠批评蒙田起家的，他的主要任务之一，如果相信圣伯夫的话，是在《思想录》中摧毁和搞垮蒙田，竟至于说《随笔集》的作者“在整部书中只想怯懦和没有骨气地死去”。波尔·罗亚尔派最纯洁的代表人物萨西、阿诺、尼科尔对蒙田的批评比起他们来则有过之无不及。他们声称，“蒙田推翻了一切知识的基础，因而也推翻了宗教的基础”。波舒哀[10]和马勒伯朗士[11]的攻击则更加尖锐；前者以宗教信仰为名谴责蒙田把人贬为动物；后者尤其指责蒙田是“骑士式学究”，说《随笔集》不过是“由小故事、俏皮话、二行诗和格言拼凑起来的”。《寻找真理》的作者继而严肃地指出：“为了消遣而读《随笔集》是危险的，不仅因为从中得到的快乐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看法，而且因为那种快乐比人们认为的还要罪恶。可以肯定，那快乐主要来自淫欲，它只会维持和加剧人们的情欲，因为作者的写作手法如果说有可爱之处的话，也只是因为它使我们感动，并且不知不觉煽起我们的情欲。” 可是，十七世纪上半叶的巴尔扎克和语言净化主义者以及下半叶的波尔-罗亚尔派、渡舒哀和马勒伯朗士们丝毫也不能代表整个世纪。尽管一六七六年《随笔集》被列为禁书，这似乎使那些先生及奥拉托利会[12]的严厉谴责得到了承认，但是，仍有一些人——不是无名小卒——对《随笔集》不乏赞美之言。皮埃尔·莫罗指出：“写《随笔集》的人就已经是古典作家了，也就是笛卡尔、莫里哀、拉封登、拉罗什富科、圣埃弗勒蒙、拉布吕耶尔式的古典主义者，其规则存在于自然、理性和正直中。”总之，在十七世纪，反对蒙田的也只是朗布耶公馆的那些风雅之士，还有那些因宗教信仰而变得严厉刻板的所有作家。还要指出的是，被罗马封为圣人的一位神职人员兼作家，饶有趣味的弗朗索瓦·德·萨勒，还有一位主教，可爱的多种类作品作家让-度埃尔·卡米，都从蒙田书中汲取了营养，正如他们从优雅的阿米欧那里获取养分一样；而在其他古典主义作家和蒙田之间，也不乏相似和共同之处。费迪南·戈安著有多部脍炙人口的拉封登研究，在其中一部中，专门用一章来研究拉封登和蒙田；埃蒂安纳·吉尔松则把蒙田和笛卡尔作了对照研究。虽然这两位大作家仅仅停留在阅读和“采撷”蒙田方面，但有些作家，像拉罗什富科[13]或拉布吕耶尔[14]，却不为曲折的弯道和表面现象所迷惑，同《随笔集》这位敏慧锐利的作者会师于他们的《箴言录》或《品格论》中。拉罗什富科的二百五十多条箴言在思想和表达上与索田的这个或那个段落“汇合”，而拉布吕耶尔则伸出手抓了两下，就击退了巴尔扎克和马勒伯朗士的进攻，从而捍卫了蒙田。他漂亮地写道：“一个想得不多，所以不可能欣赏一位想得很多的作家：另一个想得过于繁琐，不可能适应自然淳朴的思想。”《品格论》的作者是天主教徒，可他承认对蒙田不胜钦佩，读他的书感到其乐无穷。在十七世纪，各种不同的人都从蒙田的书中尝到了这种乐趣。德·塞维尼夫人对蒙田的魅力赞不绝口。她在一六七九年十月二十五日给德·格里尼昂夫人的信中写道；“我有许多好书，蒙田当属最佳。他们绝对不会愚弄你，你还需要什么呢？”德·蒙特斯庞夫人及其姐妹，那位赫赫有名的丰特夫罗修道院院长也都拜读过《随笔集》。查理·索雷尔把这部作品视作“宫廷和世界的日常教科书”。洞察细微的人道主义者于埃与盖·德·巴尔扎克则相反，他赞扬蒙田写了一部“没有顺序和没有联系”的《随笔集》，甚至从《随笔集》中发现了这本书成为“畅销书”的深刻原因，因为他写道：“你很难找到一个乡绅为显示同捕野兔的人有所区别而不在壁炉上放一本《随笔集》的。” 十八世纪对蒙田仍然不乏好评，但是，正如应该预料到的那样，对他的解释却随心所欲。丰特奈尔在他的《死者的对话》中让蒙田和苏格拉底进行对话；培尔赞扬他的怀疑论；孟德斯鸠对他发表了与众不同的看法：“这四位是伟大的诗人：柏拉图、马勒伯朗士、沙夫茨伯里、蒙田！”也许，在这张名单中，应该把马勒伯朗士换成……孟德斯鸠自己；伏尔泰在驳斥帕斯卡时高声喊道：“蒙田像他所做的那样朴实地描绘自己，这是多么可爱的设想！因为他描绘的是人性……”德方侯爵夫人建议贺拉斯·沃波尔读一读蒙田的书：“这是从未有过的独一无二的优秀哲学家和玄学家！”沃夫纳格候爵通常是很审慎、很严肃的，但他也指出“蒙田是野蛮时代的奇才”。虽然卢棱对蒙田持保留看法，因为他的精神有些错乱，思想比较古板，不喜欢起伏多变的文笔，但是，那些百科全书派作家、描写上流社会的作家和诗人们却认为蒙田是自己人，按照他们自己的口味来揉捏蒙田。格林宣称蒙田“超凡脱俗”，说他是唯一一个发出“最纯洁……最强烈光辉”的人。阿让松侯爵的儿子出版了父亲的一部著作，名为《蒙田<随笔集>之随想》。若弗兰夫人的女儿拉费泰·安博夫人准备出版蒙田的选集。巴贝拉克则完完全全是蒙田的作品哺育起来的。圣朗贝尔在乡间的“一棵挂满白花的李树下”拜读《随笔集》。德利尔指出“他善于像哲人那样讲话，像朋友那样谈心”。安德烈·谢尼埃多处引用蒙田。他的胞弟玛丽-约瑟夫注意到，“蒙田陆陆续续地创造了他的才华所必需的语言”。每个人随心所欲地加工蒙田，把他变为自己。革命者则毫不犹豫地把他和笛卡尔、伏尔泰一起列为他们“伟大的祖先”，累得他们精疲力竭。 夏多布里昂是十九世纪的先驱和支配者，他对待蒙田的态度与众不同，起初他反对蒙田，认为他和拉伯雷一样，是斯宾诺莎[15]的先驱之一（《论古今革命》），继而又承认蒙田，并对《为雷蒙·塞邦颂》[16]的作者表示感谢（《基督教真谛》），最后，他在《墓外回忆录》中，把蒙田同他自己，同他的生活经历进行比较，非常羡慕蒙田宁静的心境：“亲爱的米歇尔[17]，你谈了许多令人神往的事，但是，你看，在我们这个年纪，爱情给我们的回报并不如你所设想的……” 帝国末期，法兰西学院把颂扬蒙田作为作文竞赛题，年轻的维尔曼摘取桂冠；贝朗瑞“翻来覆去地”读蒙田的书；德博尔德-瓦尔摩尔对他的书爱不释手： 在那本书里我看到了世界： 穷人、奴隶、国王， 我看到了一切；我看到自己了吗？ 奥尔巴尼伯爵夫人把《随笔集》当作一种“慰藉”；司汤达在创作《论爱情》时常常参照这本书；蒙田的崇拜者真可谓遍及全世界：德国有歌德、席勒，英国有拜伦、萨克雷，不久在美国将有爱默生：这难道不是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吗？ 在那个时期的评论家中，尼扎尔能够写道，“一系列反映法国精神的杰作是从《随笔集》这部书开始的……”；圣伯夫认为蒙田是古典主义者，是“贺拉斯那一类的古典主义者”。在伦理学家中，只有库辛一人对蒙田的写作才能提出异议，况且，他的看法受到了可爱的克西梅纳·杜当的批驳。 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和本世纪，有些人宣扬蒙田是一个道德学家，一个真正的人，但另一部分人却对此提出异议。米歇莱，狂热的米歇莱，坚持认为在《随笔集》的每一页上都笼罩着令人窒息的气氛；伯吕纳吉埃尔指责他是利己主义和自我至上者，还不算他天生嗜好一切奢侈享乐；纪尧姆·基佐称他为“好色”和“淫荡”的作者，说他是“外行和平庸之辈的圣弗朗索瓦·德·萨尔[18]”。另一些人赞扬蒙田，但按照各自的喜爱来塑造他的形象。朗松尊称他为纯洁的在俗教徒的先驱；安德烈·纪德不厌其烦地分析研究，将蒙田向自己靠拢，使他成为像自己一样的人；勒南式的批评，即勒南、法朗士、勒梅勒的批评，只想把蒙田当怀疑论者看待，大力宣扬蒙田所讲的怀疑是个“软枕头”[19]。只有法盖，善良的法盖，他写的文章比谁都好，我是说他的评论比谁都公正，惟有他赞美“这位伟大的哲人……是法国三四位伟大作家中的一个”，他用美好的字眼称赞他文笔“独具匠心……隐喻自然淳朴……是智慧的一个聚会”。 最后，我们来看一看近五十年来文学研究者和博学者们所从事的无数研究。这些研究无疑会带来细枝末节的修改和略显不同的看法，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有一个人醉心研究蒙田是天主教徒，另一个对蒙田的享乐主义兴趣尤浓，还有一个，如亚历山大·尼科莱，则认为蒙田是一个知心朋友，一个社交家和政治家。普普斯特之后有蒙泰朗，布瓦莱夫之后有加克索特，他们都非常精细地勾勒出了蒙田的某些特征。大学里的评论，从福图纳·斯特鲁斯基到皮埃尔·莫罗、皮埃尔·米歇尔、雅克·维埃尔，韦尔登·L·索尼埃，让人感到他们对蒙田的了解比上个世纪深入得多，他们知道，正如圣伯夫说的那样，“在我们身上无底可言，只有无尽的表面。”这些重重叠叠的“表面”，被德国的一个弗雷德里希，纽约的一个弗雷姆，东京的一个前田洋一仔仔细细地分辨出来了。半个世纪前，阿曼戈博士创建了蒙田友协，今天，其会员几乎遍及世界各地，从巴西和加拿大到印度甚至日本。总之，《随笔集》的广泛普及说明我们最伟大的政治家和伦理学家在世界上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潘丽珍　译 [1] 帕基耶（1529-1615），法国律师和作家。著有《法兰西研究》。 [2] 迪佩龙（1556-1618），法国红衣主教。 [3] 利普修斯（1547-1608），尼德兰人文主义者、古典学者、伦理和政治理论家。 [4] 圣马特（1571-1650），法国诗人。 [5] 德图（1553-1617），法国政治家、历史学家。一生主要从事编纂史书。 [6] 夏隆（1541-1603），法国天主教神学家，十七世纪新思想的主要贡献者。亦是蒙田的密友和门徒。著有《三个真理》和《论智慧》。 [7] 圣伯夫（1804-1869），法国最杰出、最有影响的文学评论家之一。 [8] 盖·德·巴尔扎克（1597-1654），法国文学家、批评家、法兰西学院元老。 [9] 帕斯卡（1623-1662），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笃信宗教的哲学家，散文大师。所著《思想录》、《致外省人书》，对法国散文的发展影响甚大。 [10] 波舒哀（1627-1704），十七世纪法国天主教教士、演说家。 [11] 马勒伯朗士（1638-1715），法国天主教教士、神学家和笛卡尔主义的主要哲学家。主要著作是《寻找真理》。 [12] 奥拉托利会是天主教两个性质相似的在俗司铎修会，一个以罗马为中心，另一个以法国为中心。 [13] 拉罗什富科(1613-1680)，十七世纪法国伦理作家，著有《箴言录》。 [14] 拉布吕耶尔(1645-1696)，法国写讽刺作品的道德学家。以法国文学杰作之—《品格论》一书著称于世。 [15] 斯宾诺莎(1632-1677)，荷兰人，十七世纪的唯理性主义者，哲学史上最完善的形而上学体系之一的创建人。 [16] 《雷蒙·塞邦颂》是蒙田《随笔集》中最长的一章，是对禁欲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抨击。 [17] 蒙田的名字为米歇尔·埃康·德·蒙田。 [18] 圣弗朗索瓦·德·萨尔(1567-1622)，是法兰西天主教教士，也是一位作家。 [19] “软枕头”为蒙田用语，意即“使人心安神宁的东西”。 [book_title]致读者 读者，这是一本真诚的书。我一上来就要提醒你，我写这本书纯粹是为了我的家庭和我个人，丝毫没考虑要对你有用，也没想赢得荣誉。这是我力所不能及的。我是为了方便我的亲人和朋友才写这部书的：当我不在人世时（这是不久就会发生的事），他们可以从中重温我个性和爱好的某些特征，从而对我的了解更加完整，更加持久。若是为了哗众取宠，我就会更好地装饰自己，就会酌字斟句，矫揉造作。我宁愿以一种朴实、自然和平平常常的姿态出现在读者面前，而不作任何人为的努力，因为我描绘的是我自己。我的缺点，我的幼稚的文笔，将以不冒犯公众为原则，活生生地展现在书中。假如我处在据说仍生活在大自然原始法则下的国度里，自由自在，无拘无束，那我向你保证，我会很乐意把自己完整地、赤裸裸地描绘出来的。因此，读者，我自己是这部书的材料：你不应该把闲暇浪费在这样一部毫无价值的书上。再见！蒙田，一五八○年三月一日。 潘丽珍　译 [book_chapter]上卷 [book_title]第一章 殊途同归 当被我们触犯过的人握有我们的生死支配权时，感化他们心灵最通用的办法是低三下四地服从。然而，与之相反的勇敢和顽强，有时也达到过同样的效果。 威尔斯亲王爱德华[1]曾长期摄政于吉耶纳[2]，享有巨大的财富和声誉。他曾经被列摩日人深深冒犯。当他用武力攻下列摩日城时，不为人民的呼救声，不为在残杀中被弃妇幼的求饶和下跪所打动，率部继续前进，直到看见三个法国绅士英勇无畏地同获胜的英军奋战之时，他才开始心软。他对这种高尚的美德不胜敬佩，因而平息了愤怒，并且从这三位绅士开始赦免全城居民。 斯坎德培[3]是伊庇鲁斯[4]的君王，他追踪手下的一名士兵，想把后者处死。那士兵先是忍气吞声，苦苦哀求，试图让君王平息怒火，但却无济于事，最后他决定孤注一掷，握起剑来等待决斗。这一毅然的决心顿时止住了主人的愤怒：君王见士兵做出如此令人尊敬的决定，便宽恕了他。那些不了解斯坎德培的神奇力量和勇敢的人，或许会对这一例子作出另一种解释。 康拉德三世[5]包围巴伐利亚公爵[6]后，对于被围者提出的诱人条件和卑劣赔罪不屑一顾，只允许同公爵一起被围的贵妇们保全体面，徒步出城，并让她们把随身能带的带走。这些心灵高尚的贵妇竟敢肩背她们的丈夫、孩子和公爵本人一起出城。康拉德皇帝见她们如此勇敢，高兴得竟流下了眼泪，于是，他对公爵的刻骨仇恨烟消云散，并且不究既往，仁慈地对待公爵及其臣民。 上述两种方法，无论是屈服，还是抵抗，都很容易把我征服。因为我向来富有同情心，为人宽容大度。不管怎样，我自以为我的本性更倾向于同情，而不是钦佩。然而，对斯多葛派来说，怜悯是一种罪恶。他们主张救助受苦受难者，但不要给以同情和怜悯。 然而，我觉得下述例子似乎更加合适，因为从中我们能看到那些经受软硬两种方式考验的心灵，如何承受其中之一而不动摇，却屈就于另一种方式。大概可以说，恻隐之心是温和、宽容、柔弱的表现，妇女、儿童、俗人等天性较弱者更具有这种倾向；相反，蔑视眼泪和乞求，只崇敬勇敢的神圣形象，则出自强健、不屈不挠的心灵，他们只崇拜男性的坚韧与顽强。然而对于不大高贵的人，惊奇和敬佩有时也能产生同样的结果。以底比斯[7]人民为证。他们将那些到了规定任期而不卸任的将领提交重罪法庭审判。派洛皮达[8]在人民的控告压力下屈服，为保性命苦苦求饶，可人民却很难宽恕他。相反，伊巴密浓达[9]却把他自己做的事淋漓尽致地颂扬一遍，并自信而高傲地谴责人民忘恩负义，这使人民在表决时不敢投票，议会散会时，大家都称赞伊巴密浓达的大智大勇。 老狄奥尼修斯[10]经过长期的艰难困苦，终于攻下雷焦卡拉布里亚城[11]，并抓获曾负隅顽抗的统帅菲通，一位十足的君子。狄氏想对菲通进行报复，以示儆戒。他首先告诉菲通他在前一天如何把菲通的儿子及其所有亲族都淹死了。对此，菲通只淡然回答，他们的这一天比他自己的更幸福。然后，狄氏叫人剥去菲通的衣服，并叫刽子手带他在全市游街示众，残忍地鞭打和羞辱他，并用恶言秽语谩骂他。然而，菲通临危不惧，神色坚毅，大声提醒刽子手，他的死是为了伟大而崇高的事业，为了不使自己的祖国落入独裁者手中，并威胁狄氏将受到诸神的惩罚。狄氏从他部队的目光中，看到了士兵们并没有为这位败将的顶撞所激怒，相反，整个部队开始蔑视他们的将领及其胜利，他们显然已被菲通非凡的勇敢所感动。狄氏还从士兵的目光中预感到反叛的可能性，他们甚至还会将菲通从卫士的手里抢救出来。于是，他下令停止对菲通的这种残酷折磨，暗中遣人将他淹死于大海。 当然，人是极其虚荣和反复无常的。对人很难作出固定不变和千篇一律的评价。庞培[12]曾因一个叫芝诺的公民愿意独自为马墨提奥人[13]担罪受罚而宽恕了全城居民，尽管庞培曾被他们激怒过。而佩鲁贾[14]的城主对苏拉[15]也用过同样的办法，却与己与全城居民没有好处。 亚里士多德辅导亚历山大 亚历山大[16]则与前述例子截然相反。这位最勇敢、对战败者极其宽容的人，浴血奋战，攻下加沙城后，碰上该城指挥官贝蒂斯。对于此人的英勇顽强，他在围城时早有领教：在这一战役中，贝蒂斯经受了可怕的考验，最后在部队溃逃、武器折断、自己遍体鳞伤的情况下，依然孤身奋战于众多马其顿人之中。亚历山大为这次胜利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最惨重的是他身中两箭，对此耿耿于怀，对贝蒂斯说：“贝蒂斯，你不会像你所愿意的那样死去，你会受到一个战俘可能受到的各种折磨。”而对方神色坚定，傲气凛然，面对威胁，一言不发。看到贝蒂斯傲慢而执着的沉默，亚历山大思忖：“他怎么不低头？他怎么不求饶？我一定要战胜你的沉默，即使不能让你说话，也要让你呻吟。”于是他由愤怒变成狂怒，命令士兵刺穿贝蒂斯的脚跟，将他活活地拖在一辆马车后面，把他撕得肢体不全。 或许他对勇敢习以为常，根本不欣赏这种品质，所以就不太看重了？要不他太欣赏自己的勇敢，看到别人同样有胆量就会嫉妒、怨恨并难以忍受？也可能他一怒就容易暴躁，难容异己？ 的确，如果亚历山大能够抑制怒火，那么，在攻占和掠夺底比斯城时，那些失去自卫能力的众多勇士就可以免遭杀戮了。因为，在这场鏖战中，底比斯城有六千人被屠杀，但没有人逃跑或求饶；相反，街上到处有人还击得胜的敌军，挑起决斗，让自己死得高尚。从没见过被打得遍体鳞伤的战士，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寻敌复仇，拿起绝望的武器再杀几个敌人，以求安慰。这一悲壮的场面没有得到亚历山大的丝毫怜悯，他用了一天的时间报仇雪恨，直至热血战士流尽最后一滴血。只有手无寸铁的妇孺老幼才幸免一死，最后成为三万奴隶。 [1] 爱德华(1330-1376)，为百年战争中英国最杰出的将领。据说，一三七○年围困列摩日时，大肆屠杀市民，只饶了三位英勇抗战的将领。 [2] 法国西南部旧地区名。 [3] 斯坎德培(1403-1468)，阿尔巴尼亚君王。 [4] 伊庇鲁斯为古希腊地区名，在今希腊北部和阿尔巴尼亚南部。 [5] 康拉德三世(1093-1152)为日耳曼皇帝。 [6] 巴伐利亚公爵，这里指漂亮的亨利，一一二九——一一三九年为巴伐利亚公爵。 [7] 底比斯为古希腊城邦，先后击败雅典和斯巴达，称霸希腊。公元前三三五年为马其顿所灭。 [8] 派洛皮达为古希腊底比斯统帅和政治家，公元前三六四年战死疆场。 [9] 伊巴密浓达(约公元前420-前362)，古希腊底比斯统帅和政治家。 [10] 老狄奥尼修斯(公元前430-前367)，锡拉库萨的君主。锡拉库萨为意大利西西里岛海港，建于公元前七三四年。 [11] 雷焦卡拉布里亚为意大利南部城市，历史上曾是希腊殖民地，公元前三五七年到公元前三五一年，被锡拉库萨人占顿。 [12] 庞培(公元前106-前48)，古罗马统帅。 [13] 马墨提奥人指古代西西里岛北部居民，自称战神之子，以强盗为业。 [14] 佩鲁贾为意大利城市。 [15] 苏拉(公元前138-前78)，古罗马统帅，独裁者。 [16] 亚历山大(公元前356-前323)，马其顿国王，大举侵略东方，建立了亚历山大帝国。 [book_title]第二章 论忧伤 我是属于最少忧伤的人。尽管人们对这种情感推崇备至，可我一点都不喜欢也不欣赏。人们常给明智、美德和良心穿上这件外衣：这纯粹是一种愚蠢而可怕的装饰。意大利人更是恰如其分地把邪恶称为伤感。因为伤感从来是一种有害而荒唐、怯懦而卑鄙的情感，所以斯多葛派不容许他们的哲人有这种情感。 然而有传说称：埃及国王普萨梅尼图斯被波斯王康比泽击败并俘虏后，看到被俘的女儿穿着佣人的衣服，被波斯人派去汲水，她从他面前经过时，他所有的朋友都围着他伤心流泪，他自己却直立在那里，一言不发，眼睛看着地面；接着，他又看到儿子被敌人拉去处死，仍然无动于衷。但是，当他在战俘中看到自己的一个仆人时，却开始捶打脑袋，感受极其痛苦。 无独有偶。我们的一位亲王[1]最近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他在特朗特获悉他的长兄，整个家族的光荣和支柱被害的消息，不久又得知他家的第二希望——他的二哥也去世了，他以极其惊人的毅力承受了这两个打击。但是，几天后他的一个仆人死了，他却经受不住这一新的打击，陷入极度的悲痛与悔恨之中，有人以此作为论据，说他只被这最后的打击所震撼。事实上，两个哥哥相继去世，他已悲痛欲绝，稍微超载就会摧垮忍耐的堤坝。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式评价我们的历史，即使历史向我们表明，当康比泽问普萨梅尼图斯为何对其子女的悲剧无动于衷，却为朋友的不幸而悲痛时，后者回答：“对朋友的悲伤可以用眼泪来表达，而对子女的悲伤则是任何方式都难以表达的。” 尼俄柏试图阻止阿波罗和阿耳忒弥斯对其孩子们的射杀 有关这一话题，古代一位画家的创造颇与之类似。这位画家画伊菲革涅亚[2]献祭仪式，按照目击者对这位美丽少女无辜殉难的关心程度来描绘他们各自不同的悲痛，画家作了最大的努力，当画少女的父亲时，已山穷水尽，便用手将他的脸遮住，仿佛没有任何方式可以表达他的悲痛程度。这也能说明为何诗人们要虚构出尼俄柏[3]这位不幸的母亲，来表达过度悲伤时的委靡不振和沉默不语的麻木状态：她先痛失七个儿子，继而七个女儿，丧失太多的亲人，因过分悲痛而最终变成了一块岩石。 痛苦得变成了石像[4]。 ——奥维德 当然，极端的悲痛会震惊整个心灵，使其不能自由行动，正如刚听到一则很不幸的消息时，我们会惊得魂飞魄散，呆若木鸡，但在放声大哭和悲哀诉说之后，心灵就会找到出路，得到放松和宽慰， 痛苦到最后，终于哭出了声[5]。 ——维吉尔 弗迪南[6]国王与匈牙利国王的遗孀在布达附近打仗，德军统帅雷萨利亚克看到一匹战马运来一具尸体。统帅和大家一样，因死者在战斗中表现出色，面对他的死深表同情。出于跟别人同样的好奇心，他想看看死者是谁。当死者被卸去盔甲时，他才认出原来是自己的儿子。众人皆泣，唯独他没说一句话，也没掉一滴泪，站在那里，双目凝视儿子，直到极度悲痛使他停止呼吸，直挺挺地倒在地上。 正如情人们说的那样： 可以表达出来的爱火是温火[7]。 ——彼特拉克 他们还用下面的诗句表达难熬的情爱： 可怜的我！感官全已陶醉。 当我见到你，累斯比， 心灵和语言便不听使唤； 微妙的火遍烧我全身； 耳畔响起嗡嗡的声音； 双眼蒙上沉沉的黑夜[8]。 ——卡图鲁斯 因此，感情处于最剧烈最炽热的时刻，是很难表达我们的痛苦和相思的。因为，此时我们的心灵被沉重的思绪压得喘不过气，躯体则因爱情而变得虚弱和忧郁。 于是，那些爱得失去分寸的情人有时会突然找不到感觉，由于爱到了极点，即使在温馨之中，也会突然冷下来。大凡可以品尝和忍受的情爱都是微不足道的。 小悲则言，大悲则静[9]。 ——塞涅卡 同样，突如其来的快乐也会使我们大吃一惊， 她一见我和特洛伊军队， 就失去神志，迷离恍惚， 目光呆滞，脸色苍白，昏倒在地， 过了许久才能重新说话[10]。 ——维吉尔 历史上因高兴而猝死者不乏其人：有位罗马妇人看到儿子从坎尼溃败归来，过于兴奋而一命呜呼；索福克勒斯和暴君狄奥尼修斯[11]也死于兴奋过度；塔尔瓦则是在获悉自己被罗马元老院授予荣誉称号消息时，客死在科西嘉。至于本世纪，这样的例子也不胜枚举：莱昂十世教皇得知米兰被攻克的消息，这是他期待已久的，因而惊喜若狂，便呜呼哀哉。还有一例更能证明人类的这一愚蠢行为：古人记载，辩证法大师狄奥多罗斯因为当着他的学生和听众的面不能解答人们提出的问题，羞愧不已而当场命归西天。 我很少感觉这种强烈的情感。我天生感觉迟钝，并每天通过理性将感情约束。 [1] 指洛林红衣主教夏尔·德·吉斯，几天内相继失去两个兄弟，大哥弗朗索瓦·德·吉斯于一五六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围攻奥尔良对被杀，另一个死于同年三月六日。 [2] 伊菲革涅亚为希腊神话中的人物，其父阿伽农门因冒犯女神阿尔忒弥斯而遭女神惩罚：远征特洛伊的船队无风不能启航，必须把伊菲革涅亚献祭给女神，才能平息其怒火。 [3] 尼俄柏为希腊神话中的人物。 [4] 原文为拉丁语。 [5] 原文为拉丁语。 [6] 弗迪南(1503-1564)，波希米亚和匈牙利国王(1526)，后为德国皇帝(1556)。 [7] 原文为拉丁语。 [8] 原文为拉丁语。摘自拉丁诗人卡图鲁斯(公元前87-前54)的诗体剧，累斯比是诗人对他的情妇克洛迪亚的称呼。 [9] 原文为拉丁语。 [10] 原文为拉丁语。 [11] 狄奥尼修斯(公元前367-前344)，锡拉库萨国王，老狄奥尼修斯之子。 [book_title]第三章 情感驱使我们追求未来 有人指控人类总是盲目追求未来，他们教导我们要抓住眼前利益，安于现状，似乎未来的事根本就无法把握，甚至比过去更难驾驭。这些人一言道明了人类最普遍的错误，如果他们敢把我们的本性为继续完善自我驱使我们做的事叫做谬误的话；人的本性赋于我们注重行动甚于意识的假象，正如它赋于我们其他假象一样。我们从不安于现状，总是追求未来。担忧、欲望和希望把我们推向将来，使我们感觉不到或不予重视现实的事，而对未来的乃至我们已经不在的未来的事却尤感兴趣。“忧虑未来者是可悲的[1]。” “做你自己的事，要有自知之明”，人们通常将这一箴言归功于柏拉图。这一格言的每个部分概括了我们的责任，而两部分之间又互相包含。当一个人要做自己的事时，就会发现他首先要做的便是认识自我，明确自己该做什么。有了自知之明，就不会去多管闲事，首先会自尊自爱，自修其身；就不会忙忙碌碌，劳而无功，不会想不该想的，说不该说的。“蠢人即使得到想要的东西也从不会满足，智者却满足现状，自得其乐[2]。” 伊壁鸠鲁不要智者去预料和操心未来。 在关于死者的众多法律中，我认为“君王的功过留待后人定论”这一条也颇有道理。他们即使不是法律的主人，也是法律的伙伴；法律不能触及他们的生命，但能影响他们及其继承者的声誉：声誉对我们来说比生命更重要。这是一种惯例，遵守这一惯例的民族大有裨益，所有抱怨别人把他们同恶君相提并论的明君都希望有这种制约。我们在所有的国王面前俯首帖耳，惟命是从，因为他们在履行自己的职责，然而对他们的尊敬和爱戴则只取决于他们的功德。从政治角度讲，当他们需要我们支持他们行使职权时，我们可以耐心地忍受他们的不称职，掩饰他们的恶习，用忠告帮助他们完成无足轻重的行动。但这种君臣关系一旦不复存在，我们就没有理由拒绝向司法部门自由表达我们的真实感受；尤其是不可以抹杀那些忠臣的功劳，他们深知君主的缺陷，仍然忠心耿耿，任劳任怨。如果不这样做，就会使后人少了一个榜样。至于那种出于个人需要，极不公正地对不足称道的君王歌功颂德的人，他们的公道观是违反公众正义观的。提图斯-李维[3]说得对，王权统治下的人们都用充满炫耀与伪证的语言，无限夸张他们国王的丰功伟绩。 尼禄诬指罗马大火的元凶为基督徒，对教徒施以公开的迫害与残杀 我们可以谴责两个当面顶撞尼禄[4]的士兵不宽宏大量。其中一个被尼禄问及为何要伤害他时答道：“我过去崇拜你，因为你那时值得爱戴，但自从你杀死了你的母亲，你这个马车夫、戏子、纵火犯，我就恨透你了，因为你只配人恨。”另一个被问及为何想弑他时回答：“因为我找不出别的办法来制止你干坏事。”但是尼禄死后，他的专横跋扈和荒淫无度遭到万夫鞭挞，并将永远为后人唾弃，对此，稍有智力的人难道会指责吗？ 斯巴达国[5]的治理方式是非常纯洁的，可是我不喜欢其中的虚伪礼仪：国王们死后，所有的盟友和邻国，所有的国有奴隶，不论男女老少，都会在额头上割一道口子，以示悲痛，声泪俱下地声称，他们的国王，不管生前为人如何，都是最好的君主，并因此为他们的行为歌功颂德，把离他们最近的国王抬到顶峰。梭伦[6]说过，任何人在生前不能称幸福，只有依次生活过并且已经死亡的人，才可能称幸福，即使声名狼藉，即使后代受苦；对此，亚里士多德提出质疑，正如他对其他任何事情提出质疑一样。当我们活着的时候，总是刻意去做令自己愉快的事；但一旦失去存在，我们与世界就没有任何联系了。因此，应该告诉棱伦，人决无幸福可言，既然只有在不存在时才有幸福。 谁也不会一下子死去， 谁都对身后寄予希望； 不能离开和抛弃 死亡袭击的身躯[7]。 ——卢克莱修 贝特朗·迪·盖克兰[8]在围攻朗贡城堡时阵亡。朗贡城堡位于奥弗涅的布伊城附近，被围者随后投降，不得不将城堡的钥匙放在死者的遗体上。 巴泰勒米·达勒维亚纳是威尼斯军队的将领，在布雷西亚战役中为国捐躯，他的遗体要途经敌人领土维罗纳方可运回威尼斯。当时威尼斯军队中绝大部分人都同意向敌方申请安全通行证。但是，泰奥多尔·特里伏斯表示反对，主张强行过境，哪怕决一死战。他说：“将军生前从来不惧怕敌人，难道死后却要惧怕敌人吗？” 事实上，希腊人的法律也与此相近：谁要向敌人索取自己人的遗体予以安葬，谁就是自动放弃胜利，也就不可以再陈列战绩。这就等于被要求交出遗体的一方取得了胜利。尼基亚斯[9]就是这样失掉对科林斯[10]人的明显优势的。相反，阿格西劳斯二世[11]对彼俄提亚[12]人本无多大获胜希望，却最终取得了胜利。 爱德华一世之墓 上述行为不足为奇，因为我们总是想把我们的存在延续到生命之后，并且相信上苍的恩泽能陪伴我们进入坟墓，与我们的遗骨同在。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不计其数，因此，我们不必再对上述例子进行发挥了。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13]曾和爱尔兰国王罗伯特进行了长期的战争，他是位常胜国王，事业辉煌；可是，临死前，他竟然强迫儿子发誓，将其遗体煮熟后把肉与骨分开，将肉埋葬；至于骨头，他要求儿子好好保存，每次与爱尔兰人打仗时，都要带在身边，与部队一起出征。似乎胜利必定与其肢体相关。 让·齐斯卡[14]曾替威克利夫[15]的错误辩护而震惊波西米亚。他要人在他死后剥其皮，做成长筒大鼓，带着它去迎击敌人，以为这样能鼓舞他的部队继续打胜仗，仿佛他在亲自督战。有些印第安人在与西班牙人作战时，就带着他们某个将领的骸骨，期盼能得到将领活着时同样的运气。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些民族，打仗时拖着阵亡勇士的遗体，将以自励或寻求好运。 上述例子涉及的只是在死后保留生前业绩带来的声誉。下面要举的例子还表现了行动的力量。巴亚尔[16]将军的故事能说明这一点。他在战场上被火抢射中，自感生命垂危，有人劝他撤离，他却回答他不会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背朝敌人；他仍然坚持战斗，直到精疲力竭，实在坚持不住并快从马上摔下时，还命令他的司厨长将他平放在一棵树底下，但是一定要面对敌人，就如他生前做的那样。 我还应该再举个例子，不比上述例子逊色。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的曾祖父马克西米连一世[17]不仅品德高尚，更是相貌英俊。在他的习性中，有一点与其他君主不同：他不像他们那样，遇到紧急公务，就把便桶当做御座，因为他上厕所从不允许他的仆人在场。他这样不让人看见他小便，就像处女不愿向医生或他人暴露习惯上应该隐蔽的部位。我这人虽然说话放肆，但却生性害羞。除非是迫不得已或是强烈的感官刺激，我从不在别人面前出示习惯上不宜暴露的身体部位和行为。我之所以这样，是我觉得这种约束对人，尤其是对从事我这种职业的人，是很合适的。但是，马克西米连一世竟迷信到在遗嘱中特意叮咛在他死时给他穿上衬裤。据说，他还在遗嘱中追加了一条：给他穿衬裤的人要把眼睛蒙起来。居鲁士[18]大帝二世曾对子女作出规定，在他死后，不准他们或别人看见和接触他的身体。我以为那是他笃信宗教之缘故。因为他和他的史学家在有生之年到处宣扬对宗教的虔诚和执著，这是他们最突出的品德。 一位亲王给我讲过有关我的一位姻亲的故事，我听了很不愉快。我那位姻亲在和平和战争时期都很有名。因为当他年老而临终前，忍着结石痛的折磨，把最后的时光用来精心布置如何使他的葬礼办得体面而隆重，他要求所有来探望他的贵族保证加入送殡行列。他恳求前来看望他的那位亲王参加他的葬礼，也命令王室成员这样做，并列举了很多例子和理由来说明这是他这样的人应有的待遇。当他得到亲王的许诺并按自己的意志布置完殡礼仪式以后，才安详地与世长辞。我很少见到如此顽固的虚荣心。 还有一种做法恰恰相反，那就是热衷于对葬礼精打细算，连一个佣人和宫灯都要考虑再三。这种做法也不乏其例。我见到有人赞赏这种性格，赞赏李必达[19]饬令禁止其继承人照惯例为他举办丧事。连微不足道的花费和欲望都要避免，难道这是节制和俭朴吗？这是一种偷懒而廉价的改革，如果这种事也需要下令的话，那我赞成每个人都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形式，不管是对葬礼，还是对生活中的其它行为。哲学家卢贡[20]曾经明智地嘱咐朋友，把他的遗体埋在他们认为最合适的地方。至于葬礼，既不要浪费，也不要吝啬。在这事上，我纯粹听凭习俗，信赖我最先托付此事的人所做的决定。西塞罗说：“在这点上，我们自己应该洒脱，倒是要为亲属着想[21]。”圣奥古斯丁[22]圣洁地告诉一位信徒：“葬礼的操心和排场，墓地的讲究，更多地是对活人的安慰，而不是对死者的保佑[23]”。苏格拉底临终时，当克里托问他如何安葬时，他答道：“随您的便。”如果我必须早些操心此事的话，我认为洒脱的做法是，模仿有些人生前就享受坟茔的等级和排场，乐于漠然观望自己死时的样子。善于冷漠地享受和满足自己的感官，活着时能想象自己死时的样子，岂不是件赏心乐事！ 雅典将领曾在阿基努塞群岛附近的一场海战中打败了斯巴达人。那场战役，在希腊人进行的海战中可谓最有争议、最漂亮的了。可是，那些将领在胜利后，按照战争法则继续推进，没有停下来收拾和埋葬阵亡将士。他们因此而被雅典人民毫不留情、既无人道也不公正地处死了，甚至连他们的辩护词都不愿意听一下。每当我忆及此事，便几乎对所有的民主恨之入骨，尽管它代表的是自然和公道。狄奥默东的做法使这一处决变得更令人憎恶。狄奥默东是其中一位被处决的将领，在政治和军事上享有崇高威望。他在听完对他们的判决后上前讲话。此刻听众鸦雀无声，但他没有利用这个机会为自己辩护，也没有揭露这一残酷决定的不公正，而是维护法官的判决，祈祷诸神不要因为法官判决不公而惩罚他们；他又把他和他的伙伴们为感谢显赫的命运女神而许的愿公布于众，怕因为没有还愿而使得诸神迁怒于雅典人民。尔后，狄奥默东没有再说多余的话，也没有讨价还价，步伐坚定地走上刑场。几年之后，命运女神对雅典人进行了同等的报复。雅典海军统帅卡布里亚斯在那克索斯岛上同斯巴达海军上将波利斯的战斗中曾占上风，可他为了避免蒙受上述不幸，竟将已经在望的胜利战果丧失殆尽：为了不抛下漂浮在海上的战友尸体，便让敌军从海上安全逃离并反过来收拾雅典人，使他们饱尝这种迷信的恶果。 你想知道你死后在哪里吗？ 就在未出生者所在的地方[24]。 ——塞涅卡 下面的话使一个失去灵魂的身躯恢复了宁静： 愿摆脱生命和痛苦的躯体， 没有坟墓和栖息地[25]。 ——西塞罗 自然法则告诉我们，某些失去生命的东西似乎跟生命还有某种神秘的关系。地窖里的酒是根据葡萄季节的变化而改变味道的。据说，腌在缸里的野味是按照活肉的法则改变味道和状态的。 [1] 原文为拉丁语，塞涅卡语。 [2] 原文为拉丁语。西塞罗语。 [3] 李维(公元前64-前10)，古罗马历史学家。 [4] 尼禄(37-68)，古罗马皇帝。以暴虐、放荡著称。弑母杀妻，并是罗马六四年大火灾的纵火嫌疑犯。常在马戏团扮演马车夫。 [5] 斯巴达国为古希腊奴隶制城邦。建于公元前八世纪。 [6] 梭伦(约公元前638-约前550)，古希腊政治改革家和诗人。据传为古希腊“七贤”之一。 [7] 原文为拉丁语。 [8] 贝特朗·迪·盖克兰(1320-1380)，法国陆军元帅，朗贡城堡为今朗东新堡，位于奥弗涅地区，距布伊市十六公里。 [9] 尼基亚斯(卒于公元前413)，雅典军事家和政治家。 [10] 科林斯为希腊南部城市。公元前五世纪，科林斯城邦国家称雄一时，伯罗奔尼撒战争后衰落。 [11] 阿格西劳斯二世(公元前444-前360)，斯巴达城邦国王。 [12] 彼俄提亚为古希腊地名。 [13] 爱德华一世生于一二三九年，卒于一三○七年。 [14] 让·齐斯卡(1360-1424)，胡斯党人首领。胡斯是十五世纪捷克宗教改革家，深受威克利夫思想影响，以“异端”罪名被处以火刑。 [15] 威克利夫（约1320-1384），英国人。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先驱。 [16] 巴亚尔(1475-1524)，法国贵族，绰号为“无畏无理的骑士”。 [17] 马克西米连一世(1459-1519)，德意志国王(1488-1519)，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493-1519)。 [18] 居鲁士大帝二世(约公元前590-前529)，波斯政治家，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创立者。 [19] 李必达(?一约公元前13)，古罗马统帅，凯撒部将。 [20] 卢贡(公元前5世纪)，雅典演说家。 [21] 原文为拉丁语。 [22] 圣奥古斯丁(354-430)，罗马帝国基督教会最伟大的思想家。 [23] 原文为拉丁语。 [24] 原文为拉丁语。 [25] 原文为拉丁语。 [book_title]第四章 当心灵缺乏真实目标时，如何转移激情 我们中的一位贵族得了严重的风湿症，当医生督促他不要再食用咸肉时，他总是极其风趣地回答，疼痛折磨得越厉害，他就越想有个出气筒，他嚷着、诅咒着咸味香肠、牛舌头和火腿，就顿感轻松。但是，正如我们抬起手来想打人，如果击不中目标而打在了空中，就会有明显的痛感，同样，如果想看到赏心悦目的景色，就不能让视线消失在茫茫的空间，而是要有一个目标，将视线定在适当的距离上： 如风一样，若无森林作屏障，会消失在茫茫的空间[1]。 ——卢卡努 同样，当心灵激动的时候，如果没有目标，似乎也会迷失方向；因此，应该为心灵提供发泄的目标。普鲁塔克[2]在论述那些宠爱猴子和小狗的人时说，我们自身的爱心，如果缺少正当的目标，与其说会劳而无功，毋宁说会变得虚假和轻浮。我们发现，当心灵冲动的时候，与其说会不做某一件事，毋宁说会自欺欺人，甚至违背自己的信仰，给自己制造一个假想的对象。 动物就是这样做的。当他们发狂时，会攻击伤害他们的石头和铁块，还会因为疼痛而狠咬自己，以示报复： 帕诺尼的母熊被标枪击中， 于是变得更加凶猛， 不顾伤口向标枪发起进攻， 滚动着追逐躲闪的矛头[3]。 ——卢卡努 泽尔士一世令人鞭打赫勒斯旁海峡 当我们遭遇不幸时，什么样的原因想象不出来？当我们要发泄时，什么事不敢做？当你心爱的弟兄不幸饮弹而亡，你不用揪你的金发辫子，捶你的白皙胸脯，而应该到别处出气。李维在谈到罗马军队在西班牙痛失两位兄弟，两位高级将领时说：“当即所有的人痛哭流涕，猛捶脑袋[4]。”这是惯例。哲学家尼翁谈到一位国王因哀伤揪自己的头发时，不无风趣地说：“那人难道认为秃顶可以减轻哀伤？”常有人因为输了钱想出气，而将纸牌嚼碎咽进肚里，将骰子吞进腹中。泽尔士一世[5]鞭打赫勒斯旁海峡，给它套上镣铐，令众人大张挞伐，并向阿托斯山[6]发出挑战；居鲁士渡日努斯河时曾担惊受怕，便让整支部队找日努斯河报复达数日之久；而卡利古拉[7]因为母亲在一座屋中备受痛苦，便将这座漂亮房屋摧毁。 我年轻时听到过这样的传说：我们邻国的一位国王，曾受上帝的鞭打，发誓要报复，命令臣民十年不祷告，也不谈论上帝，只要他还在位，就不能信仰上帝。通过这则故事，人们主要想描写民族的自豪感，而非国王的愚蠢。这些恶习相辅相成，当然，那位国王的行为与其说是愚昧无知，不如说妄自尊大。 奥古斯都[8]皇帝在海上遭风暴袭击后，便开始向海神尼普顿挑战，为了对他报复，公然把海神像从诸神像中清除出去。还有比这更难以原谅的事：瓦鲁斯将军[9]在德国全军覆没后，奥古斯都万分愤怒和绝望，用头撞击墙壁，高喊：“瓦鲁斯，还我士兵。”像这样求助上帝或命运女神，仿佛他们能公断我们的纠纷似的，这种做法是毫无道理的，尤其这是在亵渎神明，就像色雷斯人那样，遇到雷电天气，就向天空射箭，以示报复，迫使上帝恢复理智。然而，正如普鲁塔克作品中的一位古代诗人所说的： 犯不着对困境发愁， 它们不会理会我们的恼怒。 但是，对我们自己的神经错乱，我们骂得远远不够。 [1] 原文为拉丁语。 [2] 普鲁塔克(幻46-约120)，古希腊传记作家，散文家。欧洲传记文学的先驱。 [3] 原文为拉丁语。 [4] 原文为拉丁语。 [5] 泽尔士一世(约公元前519-前465)，古波斯帝国国王。曾搭舟桥通过赫勒斯旁海峡(今达达尼尔海峡)，入侵希腊。 [6] 阿托斯山是希腊的圣山。 [7] 卡利古拉(21-41)，罗马帝国皇帝(37-41)。 [8] 奥古斯都(公元前63-14)，罗马帝国皇帝(公元前27-14)。 [9] 瓦鲁斯卒于公元九年，古罗马将军。公元前十四年为罗马执政官。 [book_title]第五章 当被围要塞将领应该出来谈判时 卢西乌斯·马西乌斯是古罗马的一位军团长，他在同马其顿国王佩尔修斯[1]打仗时，想争取时间部署部队，就放风同意谈判，国王信以为真，丧失警惕，答应休战几天，这样就使敌人有了武装自己的时间和可能，也使自己走向了灭亡。然而，马西乌斯的这一行为被因循守旧的元老院的元老们指责为违背了传统。他们说，祖先打仗历来讲究信誉，不靠诡计，也不搞夜间突然袭击，或佯装逃跑，或第二次意外攻击，只是在宣战以后，并且往往已确立了交战的时间和地点，才向敌军开战。按照这种战争道德，他们把背叛皮洛士[2]的医生送还给皮洛士，把背叛法利斯克人的坏老师[3]送还给法利斯克人。这纯属是罗马人的做法，与希腊人的狡诈和布匿人的奸滑格格不入，因为对后者来说，靠武力取胜不如用欺骗光荣。 结阵而战的古罗马军团战士 罗马人认为，欺诈只管用一时；要使敌人输得心服口服，必须让他们知道不是靠诡计和运气，而是一场公平的战争，是靠部队面对面英勇作战。这些君子的语言里似乎还没有收录以下精彩的格言： 勇敢还是狡诈，用于敌人有何两样[4]？ ——维吉尔 据波里比阿[5]称，亚加亚人憎恶在战场上使用任何形式的欺诈手段，他们认为只有挫败了敌人的锐气才能算作胜利。还有个人说：“勇敢而睿智的人深知，真正的胜利不能牺牲正直和荣誉[6]。” 命运施宝座与谁？你还是我？ 让我们用勇气来证实[7]。 ——西塞罗 代纳特王国[8]属于那些被我们满口称作野蛮人的民族，他们习惯于先宣战才能开战，还要详细通报使用的手段：人员、兵种、装备、进攻和守卫的武器等等。当然，如果敌人不让步或者不妥协，他们也有权使用最坏的办法，而不会被指责为背信弃义、诡计多端和不惜使用任何手段获取胜利。 古佛罗伦萨人最不喜欢用突然袭击来克敌制胜，因此，在派兵上战场前一个月就不停地敲玛西内拉钟[9]，通知对方就要开战。 我们就不这样迷信，我们认为谁享有战果，谁就享有荣誉；继来山得[10]之后，我们声称：如果狮子皮还不够，就不惜补上一块狐狸皮，因此出奇制胜已成为常用的兵法；我们认为，在谈判和签订和约的时刻，将领更应该日夜惕厉。因此，当代的军事家一致认为，要塞被围之时，总督本人不应出去谈判。在我们父辈时代，纳索伯爵围困穆松要塞，德·蒙莫尔和德·拉西尼两位老爷为捍卫要塞出去谈判而受到谴责。但是，只要你最终获得了安全和利益，还是可以原谅的。例如，当德·雷库老爷到雷格日奥城去谈判时，居·德·朗贡伯爵就是这样做的。朗贡伯爵差一点放弃雷格日奥城，但是谈判中发生了骚乱，德·雷库老爷以及随他来的部队处于劣势，致使亚历山大·特里维斯丧命，就连德·雷库本人也为了安全，只得随伯爵一起躲避城里的枪弹。 欧迈尼斯[11]在诺拉城被安提柯一世[12]围困，后者催促其谈判。经过多次周旋，欧迈尼斯才肯出来谈判，被当作最伟大最强大的人接待，因为他作了如此高尚的回答；“只要我能握有宝剑，就决不认为别人比我伟大。”直到安提柯一世签名将自己的侄儿普托洛梅交出来作人质，他才答应和谈。 也有一些是听了围城者的承诺才出来谈判的。有例为证。香槟骑士亨利·德·沃的科梅西城堡被英国人包围。英军指挥官巴泰勒米·德·博纳已在城堡外挖掉了大部分墙根，就差一把火把被围者埋于废墟中了，于是，他勒令那位亨利出来谈判，以保全他的利益。这已是第四次了。眼看末日来临，亨利感到只好跟敌人妥协了。当亨利及其部队投降后，撑墙的木柱快要倒塌，于是，英国人点着炸药，将城堡彻底摧毁。 我很容易相信别人的诚意。但当我觉察对方是出于绝望，而不是真心实意，坦诚布公，我是不会轻信的。 [1] 佩尔修斯(约公元前212-约前165)，马其顿末代国王，被罗马人打败，弄得国破家亡。 [2] 皮洛士(公元前319-前272)，古希腊伊庇鲁斯国王(公元前307-前303，公元前297-前272)，他的医生答应敌人将他毒死。 [3] 指意大利古城法勒里的小学校长，他把法利斯克显贵们的孩子带到罗马人营地交给罗马人。 [4] 原文为拉丁语。 [5] 波里比阿(约公元前200-约前118)，古希腊历史学家。 [6] 原文为拉丁语。 [7] 原文为拉丁语。 [8] 代纳特为印度尼西亚北部马鲁古群岛中的一个岛屿。 [9] 玛西内拉这个名称源自战神玛斯。玛西内拉钟即战钟。 [10] 来山得（卒于公元前395），古希腊斯巴达城邦的将军，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为斯巴达夺得最后胜利的军事和政治领袖。 [11] 欧迈尼斯(约公元前362-前316)，希腊将军。 [12] 安提柯一世(公元前382-前301），马其顿大将、国王。他所缔造的安提柯王朝统治马其顿一直到公元前一六八年。 [book_title]第六章 危险的谈判时机 最近，我们的部队攻克了我家附近的米西当要塞，然而，被逐出要塞的人及其同情者们大呼这是背信弃义的行为，因为双方还正在谈判，就对他们突然袭击，把他们打败，这种做法倒像是另一个时代发生的事。但正如我刚才所说，我们的做法完全与这些规则背道而驰，在最后规约的大印盖上之前，我们无法坐等互相信任，还有许多事要做。 一个以优惠的条件投降并让敌军当场自由进出的城市，相信获胜的部队能遵守规约，乃是冒险的想法。罗马大法官勒日吕试图武力攻占弗凯亚[1]，因该城居民誓死守卫而枉费心机，于是就和他们缔结和约，表示承认他们为罗马人民的朋友，答应进入他们的城市就像进入结盟的城市，从而使他们丧失了警惕。但是，一旦大法官领兵进入弗凯亚，士兵们为炫耀自己，就在他的眼皮底下把弗凯亚城几乎洗劫一空，而他想阻拦也无能为力：士兵的贪婪与复仇欲超过了大法官的威严与军队的纪律。 克莱奥梅尼[2]曾说，在战争中，不管怎样对待敌人，都是超越公正而不是受公正约束的，对神对人均如此。他和阿尔戈斯人签约休战七天，可第三天夜里，他就对熟睡的敌人发起进攻，向他们挑战，并诡称在休战协定中没有讲夜间也停战。不过，诸神还是惩罚了他的奸诈和狡猾。 卡西利努城[3]就是在双方谈判讨论城市的安全时被偷袭的，而这事却发生在罗马拥有最能干将领和最精良部队的时期，因为谁也没有规定，在某一时间和地点，我们不能利用敌人的愚蠢，就像利甩他们的怯懦一样。当然，战争自有许多与理性相悖的合情合理的特权；“谁也不要利用他人的无知[4]”这条规则在这里不起作用。 色诺芬像 我很惊奇，色诺芬[5]用那么多篇幅谈论这些事，对那位完美无缺的皇帝[6]，对他的话和丰功伟绩都有详尽的记载。色诺芬是苏格拉底第一批弟子中的伟大将领和哲学家，他在这方面堪称权威作者。可是，对于宽容的尺度，我并不完全认同色诺芬的看法。 多比尼[7]先生围困加普亚城[8]，一场鏖战之后，该城守将法布里斯·科洛纳大人从一个堡垒上开始同我们对话，守城的士兵更加有气无力，我们的士兵最终攻下城门并摧毁一切。举一个更近的例子：伊伏瓦城的领主朱利安·罗梅罗愚蠢地出城和我们的陆军统帅谈判，回来时城市已被占领。奥克塔维安·弗雷戈斯在我们监护下统治热亚那城[9]，为了在撤离前进行报复，我们的佩凯尔侯爵包围了热亚那，双方和谈已很深入，和约即将签订，不料，西班牙人突然侵入，就像获得大胜后那样为所欲为。这以后，在巴尔地区的利尼城也发生了类似的事：布里埃纳伯爵为利尼城统帅，皇帝[10]亲自率兵包围该城，伯爵的副官贝特耶出城谈判，谈判正在进行中，城市就被攻占了。有人说： 得胜总是值得称颂， 不管靠机遇还是靠欺诈[11]。 ——阿里奥斯托 但哲学家克里西波斯[12]不同意这种观点，我也不大赞成。克里西波斯认为，要想取胜，就应该快速使用所有兵力，而决不可以伸手把对方拦住，或伸腿把对方绊倒。 亚历山大更有大将风度。当波吕佩贡建议他利用黑夜进攻波斯王大流士时，他回答：“不，偷巧取胜不是我的风格：我宁可埋怨命运，也不想为我的胜利脸红[13]。” 他不屑乘奥罗岱[14]逃跑时将他打倒， 也不愿从后背暗箭中伤； 他跑上去同他面对面较量， 不想用欺诈，而要凭武力取胜[15]。 ——维吉尔 [1] 弗凯亚为小亚细亚古地区名。 [2] 克莱奥梅尼(?-公元前490)，为古代斯巴达国王。 [3] 卡西利努为古意大利城市名。 [4] 原文为拉丁语。西塞罗语。 [5] 色诺芬(约公元前430一约前355)，古希腊雅典城邦的贵族奴隶主、军人、历史学家。苏格拉底的弟子。 [6] 指居鲁士大帝二世。 [7] 多比尼(1470—1544)，法国元帅，在意大利战争中遐尔闻名。 [8] 加普亚为意大利古城名。 [9] 热亚那，意大利城名。 [10] 指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1519-1556)。 [11] 原文为拉丁语。 [12] 克里西波斯（约公元前280-约前206），希腊哲学家。他是将斯多葛派哲学系统化的主要人物。 [13] 原文为拉丁语。昆图斯·库提尤斯语。 [14] 奥罗岱为古代帕提亚帝国的国王(公元前55一前37)。帕提亚国即安息国，位于伊朗高原东北部。 [15] 原文为拉丁语。 [book_title]第七章 让意愿决定我们的行动 常说死亡能使我们偿清所有的承诺。我知道有些人的做法是很恶劣的。英国国王亨利七世与菲利浦一世[1]谈判修好。后者为马克西米连一世之子，更体面地说，是查理五世皇帝之父。亨利七世要求菲利浦把他的仇家，逃到荷兰的属于白玫瑰家族[2]的苏福尔公爵交给他，并保证不危害公爵的生命。可是亨利七世临终时，却立遗嘱命令儿子在他死后立即处死苏福尔公爵。 红玫瑰王族的亨利七世 最近，阿尔布公爵[3]在布鲁塞尔处死了霍纳和埃格蒙两位伯爵[4]。在这个悲剧中，不乏引人注目的情节。尤其是，埃格蒙伯爵强烈要求第一个被处死，因为霍纳伯爵听了他的话才来投降阿尔布公爵的，他希望他的死能偿还欠霍纳伯爵的债。似乎死亡并没能使亨利七世偿清承诺，而埃格蒙伯爵即使不死，他欠的债也已还清。我们不能超越自身的力量和才能。因为，结果和做法完全不在我们能力所及，唯有意愿属于我们的能力范围：人类义务的规则都必须建筑在自由意志之上。因此，埃格蒙伯爵认为，尽管履行诺言的权力不掌握在他手中，他的心灵和意志也必须承担所作的诺言，那样，即使他比霍纳伯爵晚死，他也就摆脱了责任。英国国王亨利七世不想履行自己的诺言，尽管等到死后才把背信弃义的行动付诸实现，但他的行为是不能原谅的，正如希罗多德[5]笔下的泥水匠不能原谅一样：他一生忠心耿耿，严守秘密，临死前却把他的主子埃及国王的宝藏泄露给他的子女。 我发现当今很多人居心不良，想把别人的财产据为己有，准备通过遗嘱等死后付诸实现。他们任何好事都不做，既不给一件要紧的事作一了结，也很少有兴趣和有意识纠正不公正的事。他们的代价太大。他们欠人的越多，弥补时付出的也越多。他们自己也会受惩罚的。 有些人更坏。他们活着时将对别人的仇恨隐藏起来，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才暴露自己的意愿。他们不大在乎自己的荣誉,违背理智，甚至违背良知，不伯伤害别人，至死也不善于消除仇恨，并将其延续到他们身后。这些不公正的法官,他们延长审判，直到自己不再有审判权时再来审判。 只要可能,我活着时没有说的话,死时绝对不说。 [1] 菲利浦一世(1478-1506)，即漂亮的菲利浦，荷兰国王。 [2] 一四五五年至一四八五年，英国发生争夺政权的内战。一方是以白玫瑰为标记的约克王族，另一方是以红玫瑰为标记的朗开斯特王族。红玫瑰最终取胜。亨利七世属于红玫瑰王族。王权落入他的手中。 [3] 阿尔布公爵(1507-1582)，西班牙将军、政治家。一五五九年，任命为荷兰总督，实行恐怖政策，对荷兰人大肆镇压。 [4] 霍纳和埃格蒙两位伯爵曾为荷兰的独立而斗争，一五六八年六月四日，在布鲁塞尔被阿尔布公爵处死。 [5] 希罗多德(约公元前484-约前425)，古希腊历史学家。 [book_title]第八章 论无所事事 我们看到，很多肥沃富饶的荒地却长着千百种无用的野草，要将它们利用起来，为我们服务，就得播上种籽。有些妇女独自生出一大堆丑陋的生命，而要有正直、真实的一代，就必须对她们另外播种。人的思想也如此。如果不让大脑有事可做，有所制约，它就会在想象的旷野中驰骋，有时就会迷失方向。 当水在青铜盆里颤动， 反射出阳光或月光， 灿烂的光芒会在空中飞舞， 一直升到天花板上[1]。 ——维吉尔 “由飞舞的蜜蜂引起的梦”——萨尔瓦多·达利 骚动的心灵产生的不是疯狂，就是梦幻。 犹如病人做梦， 幻觉丛生[2]。 ——贺拉斯 思想没有明确的目标就会迷失方向。正如有人说的，无处不在就等于无处所在。 马克西姆，无处不在，就是无处所在[3]。 ——塞涅克 最近我退隐在家[4]，决定尽量好好休息，不管他事以度余生，仿佛让我的思想无所事事，自由地运转和休息，这是对它的最大的爱护。我指望这样做脑子会更加运转自如，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坚强，越来越成熟。但我觉得事与愿违。 大脑无所事事，就会胡思乱想[5]。 ——卢卡努 它就像脱缰的野马，成天有想不完的事，要比给它一件事思考时还要多想一百倍；我脑海里幻觉丛生，重重叠叠，杂乱无章。为了能够随时细察这种愚蠢和奇怪的行为，我开始将之一一笔录下来，指望日后会自感羞愧。 [1] 原文为拉丁语。 [2] 原文为拉丁语。 [3] 原文为拉丁语。 [4] 一五七一年。 [5] 原文为拉丁语。 [book_title]第九章 论撒谎 没有人比我更不适合谈记性的了。因为我身上毫无迹象表明我有好的记忆力，恐怕世界上找不出第二个像我这样记性差的人。我有种种卑劣而平庸的品质，但记性差却是与众不同，实属罕见，值得名扬天下。 尽管我的记性不好是与生俱来——柏拉图出于需要，不无道理地把记忆称作有权有势的女神——然而，因为在我家乡，说某某人不聪明，就是说他没有记性，所以，每当我抱怨自己记性不好时，人们就会责怪我，怀疑我，仿佛我在指责自己是个傻瓜。他们把智力和记忆力混为一谈，这使我的情况变得更糟。他们指责我，是在伤害我，因为，恰恰相反，经验告诉我们，良好的记忆力和低弱的判断力是相辅相成的。此外，他们异口同声指责我的毛病，说明他们无情无义，而我向来友善待人，因此，他们这样也是在伤害我。他们说我记性不好得归罪于缺少感觉，把一个天生的缺点当成是意识问题。他们说我忘了这样那样的请求或承诺，忘了朋友们，说我从来不记得为了朋友应该说些什么，做些什么，或者应该隐瞒些什么。诚然，我常常忘事，但是，对于朋友要我做的事，我是不会忽略的。人们可以认为我这是无能，但不要把这种无能当作恶意，因为我生性不会戏弄人。 我为我的记性差感到自慰。首先，这一缺点有助于我克服在我身上可能产生的另一个更为严重的缺点，那就是名利欲望，因为对于热衷社交的人来说，记性差是一个不可忍受的缺点。随着记忆力的衰退，我身上的其他功能可能得到了加强，这一现象，在自然界的发展中不乏其例；假如别人独特的看法得助于记忆而留在我脑海里，那么和大家一样，我的思想和判断力会容易受别人的影响，而不能发挥自己的才干；我记性不好，说话就更简短，因为记忆库一般比想象库的备货充足，假如我的记性好，我就会对我的朋友们喋喋不休而震聋他们的耳朵，就可以借题发挥这一才能，让我的言辞变得热烈而又具吸引力。那就太不幸了。我在我的几个知心朋友那里验证过：他们越是回想出事情的全部细节，他们的叙述就越是冗长拉杂，即使故事精彩，也会因此而变得不精彩；如果故事不精彩，你就要诅咒他们的记性太好或是他们的见解太糟。一旦讲起来是很难把话头收住或中间打断的。一匹马若能干净利落地停住脚步，这就非同寻常了。甚至我看到有些说话不爱拉扯的人，一旦说起来，也是想停也停不下来。他们想找一个适当的时候结束谈话，却又继续拉扯下去，就像快要晕到的人拖沓着脚步。老年人则更可怕，他们还记着遥远的事，但忘了他们不知重复多少遍了。我曾看见，本来很有意思的故事，被一个绅士叙述起来，就变得索然寡味，因为听众无一不听过上百次了。我为我的记性不好感到安慰的第二个原因是，拿一位古人的话来说，我很少记得曾经受到的凌辱，否则，我就得雇一个专门提醒台词的人了，就像波斯国王大流士一样，为了不忘雅典人对他的侮辱，每次吃饭时，都让一个年轻侍从在他耳边唱上三遍：“老爷，勿忘雅典人”；当我重读我读过的书卷，重去我去过的地方，我总会像第一次那样感到新鲜。 有人说，感到自己记性不好的人，休想撒谎，这样说不无道理。我知道，语法学家对说假话和撒谎是作区别的。他们说，说假话是指说不真实的，但却信以为真的事；而撒谎一词源于拉丁语（我们的法语就源于拉丁语），这个词的定义包含违背良智的意思，因此只涉及那些言与心违的人。我谈的就是这种人。然而，这些人要么捏造主要的或者全部，要么将真实的内容掩饰和歪曲。当他们经常在同一件事上掩饰和歪曲，就难保不露马脚，因为事实的真相通过认识的途径已最先印入记忆，根深蒂固，它就会经常出现在我们的想象中，驱逐基石不稳的虚构，而那些最初习得的情节，每次都会潜入我们的脑海，使我们忘记那些曾被我们歪曲过的细节。至于那些纯粹捏造的东西，因为没有相反的印象来戳穿他们的虚假，他们就认为对自己的胡编乱造可以高枕无忧。然而，由于内容空洞乏味，不着边际，很容易连自己也记不清楚。我经常碰到这样的人。可笑的是，那些人说话精于随机应变，善于讨上司喜欢。他们想把信义和良智伺服于千变万化的情况，所以他们说话也得随机应变，对于同一件事，他们一会儿说是灰色，一会儿又说成黄色；时而在这个人面前这样说，时而又在另一个人面前那样说。如果他们偶然将他们几次自相矛盾的话当作战利品拿出来作比较，这一杰出的本领会有怎样的命运呢？他们不只是会因一时不慎而常常陷入尴尬的境地，因为要记住对同一事物编造出来的各种形式，该有多好的记性！我看见现时许多人渴望获得谨慎的美名，殊不知即使美名远扬，也会徒有虚名。 事实上，撒谎是一种应该诅咒的恶习。我们全靠语言来维持相互间的关系。如果我们对撒谎的危害和丑恶有足够的认识，对它就会比对其他罪恶更不留情。我发现，人们通常会因为孩子们无辜而不合时宜的过错而惩罚他们，会因为他们冒失的，但不会造成任何印象和后果的行为而折磨他们。我认为，惟有撒谎和稍为次要的固执，才是我们时刻要防止萌芽和滋长的缺点。这两种缺点随孩子们的成长而发展。令人吃惊的是，一旦撒了谎，要想摆脱就不可能了。因此，我们常常看见，一些其实是很诚实的人，一旦撒了谎，就会一撒到底，再也摆脱不了。我有一位很称职的裁缝伙计，我从没听到过他说实话，即使说实话对他有利的时候也不说。 假如谎言和真理一样，只有一副面孔，我们还可以同它相处得好一些；因为那样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从反面理解撒谎者的话。可是，谎言却有千百副面孔，无法确定其范围。 毕达哥拉斯派[1]的善恶观认为，善是有限的和可定的，恶是无限的和不定的。千条路都背离目标，只有一条通往那里。当然，如果用无耻的一本正经的谎言来避开一个明显的极其严重的危险，我无法保证自己能坚持到底。 有一位神父说过，宁愿同熟悉的狗相伴，也不要与操不同语言的人为伍。“因此，陌生人经常不被人当人相待[2]。”在社交中，谎言比沉默更难令人接受。 “弗朗索瓦一世抱着临终前的达芬奇”——让·奥古斯特·多米尼克·安格尔 弗朗索瓦一世[3]可以夸耀自己曾把米兰公爵的使者，能言善辩的弗朗西斯克·塔韦纳驳得张口结舌，走投无路。塔韦纳是受其主子米兰公爵的派遣，因一件后果严重的事来向法国国王道歉的。事情是这样的：弗朗索瓦一世不久前被逐出意大利，但他想同意大利，甚至同米兰公爵领地继续保持和睦关系，因此，决定派一绅士，实质上的使节到公爵身边，但表面上装作不是因公，而是有私事要处理。米兰公爵弗朗索瓦·斯福扎和查理五世皇帝[4]的侄女，丹麦国王的女儿，享有亡夫遗产的洛林寡妇签了婚约，因此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查理五世；为了不使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他不能让皇帝觉察到他跟法国人有任何接触和来往。法国国王把这一使命交给了王家马厩总管，米兰人梅维伊。此人带着秘密国书以及作掩护用的给公爵的引荐信来到了米兰。可是，他在公爵身边呆的时间太久，查理五世有所察觉，结果自然可想而知：公爵制造谋杀的假象，深夜派人砍了使者的头，并在两天内了结此案。法国国王向所有基督徒国王和米兰公爵本人发函询问缘由，为此，弗朗西斯克·塔韦纳阁下早已准备好了一份与事实相反的长篇推理。他在国王早朝时叙述了很多似乎令人信服的理由，来作为使者被杀的根据。他说，他的主人从来只把我们这位使者当作来米兰办理私事的绅士，那人也从未以其他身份出现过；米兰公爵甚至不承认知道那人是否为国王效劳，是否认识国王，因此，谈不上把他当作使节看待。弗朗索瓦一世向他提出很多疑问和异议，步步紧逼，最后逼他回答是不是在晚上偷偷将法国使节处死的。这时，弗朗西斯克狼狈不堪，只好如实回答说，出于对国王陛下的尊敬，公爵不敢让这样的极刑在白天进行。大家可以想象，他在法国国王鼻子底下不能自圆其说，是如何被驳得体无完肤的。 尤里乌斯二世教皇为了煽动英国国王反对弗朗索瓦一世[5]，给他派去了一名特使。当使者陈述完使命后，英王在答辞中提到，要同如此强大的国王作战，准备工作是很难做的，他还提出了几条理由。使者回答英王说，他自己也考虑过这些困难，并对教皇说过。这一失当的回答，与他促使英王立即对法作战的使命是背道而驰的。这一来，倒让英王找到了一条重要的理由，那就是使者本人倾向法国。他将此事通告教皇，于是使者的财产全部充公，差一点丧失性命。 [1] 毕达哥拉斯派为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所创立的学派。产生于公元前六世纪，其影响直到文艺复兴时代仍未消失。 [2] 原文为拉丁语。普林尼语。 [3] 弗朗索瓦一世(1494-1547)，法国瓦罗亚王朝国王(1515-1547)，曾与查理一世争夺神圣罗马帝国皇位，惨遭失败。后又为争夺意大利领土，与查理一世进行四次战争，均以失败告终。 [4] 查理五世(1500-1558)，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520-1556)。 [5] 应为路易十二。作者搞错了。 [book_title]第十章 论说话快捷或说话缓慢 不是人人皆备各种才能的[1]。 口才也如此。有人伶牙俐齿，说话快捷，随时能够临场发挥，应付自如；而另一些人则慢条斯理，不经深思熟虑，决不说一句话。正如人们提出女人应根据自身的优点进行形体健美训练一样，对于口才，也要因人而定：鉴于当今最需口才的职业是布道者和律师，我建议，说话缓慢者最好去布道，而说话快捷者最好当律师。因为布道者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准备，布道时顺序渐进，没有间断；而律师的职业需要你随时加入辩论，对方的反驳无法预料，会把你原先的思绪打乱，因此必须随机应变。 教皇克雷蒙七世 在克雷蒙教皇与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于马赛会面[2]时，原来安排普瓦耶，一位享有盛誉的职业律师，向教皇致欢迎辞。律师花了很长时间精心准备，据说在应该致辞的那天还从巴黎带来了讲稿。可是，教皇担心致辞内容可能会冒犯他身旁其他君王的使者，因此，就把他认为此刻该讲的话题通告给法国国王，但与普瓦耶先生准备的恰恰相反。因此，普瓦耶准备好的讲稿就派不了用场，需要即席准备另一个致辞。可是，普瓦耶感到力不从心，只得把这个任务交给杜贝莱主教大人。 做律师比布道要难，可是我觉得，至少在法国，称职的律师要多于称职的布道者。 我以为，做事迅速、敏捷是性格所致；而沉着、缓慢则是理性所为。有些人没有时间准备，就会哑口无言，还有些人有时间准备不会比没有准备时讲得更好，这两者都让人不可思议。有人说，塞维吕斯·卡西尤斯不加思考时，讲话更加精彩；他并不勤奋，而擅长临场发挥；他讲话时如果受到干扰，只会对他有利，他的对手不敢刺激他，怕他被激怒后更加能言善辩。经验告诉我，这种天性与事先勤奋而执著的考虑是不相容的，如果不能自由发挥，就会毫无价值。当然，有些事情具有一定的难度，需要挑灯夜战，苦心琢磨。但是，除此之外，越是想把事情做好，或者过于专心和努力，即兴发挥的天性就越会遇到阻碍，不能发挥自如，就好像狭窄的通道无法通过汹涌的激流一样。 我所谈的这种即兴发挥的天性还具有这样的特征：它不能受到强烈情绪的震动和刺激，例如不能像卡西尤斯那样被激怒，因为情绪太强烈会讲不出话来；它需要的不是震撼，而是激励；它需要意外、现实和陌生场合的刺激和振奋。没有任何外界的影响，它只会懈怠拖沓，无精打采。刺激便是它的生命和魅力。 我自己不能很好地支配和掌握自己。偶然的因素对我有更大的权力。场合、伙伴以及我自己噪音的颤动，比我诚心琢磨更能加快我的思路。 因此，如果硬要加以区分的话，我认为说话要比写文章更有价值。 有时，我越想寻找自己，却越找不到，信手写来反比深思熟虑效果更好。我写作时，可能不大苦心琢磨（我是说，在别人看来，我欠琢磨，在我看来却够琢磨的了。算了，不必如此彬彬有礼，各人有各人的看法）。这种精雕细琢，我已丧失殆尽，以致我不知道自己当时想说什么，有时候，别人比我先发现我文章中的讲究之处。假如我把信手写来的东西全部去掉，那我也就把自己毁了。信手写来的东西，更加光辉灿烂，其光芒胜过正午的太阳，我惊讶自己为何还要犹豫。 [1] 原文为拉丁语，引自法国作家拉博埃西的诗句。 [2] 指一五三三年克雷蒙教皇和弗朗索瓦一世的和解。 [book_title]第十一章 论预言 谈起神谕，早在基督出世之前就已经开始失去声望了，因为我们看到，西塞罗曾着力探寻神谕威信扫地的原因。他说：“为什么这种神谕不仅现在，而且已经很久不再降临德尔斐[1]，没有什么比它们更受蔑视？[2]”至于其他预卜，有的建立于祭神牲畜的骨骼分析上（柏拉图认为，多亏祭神活动，人们对动物肢体的内部结构有所了解）；有的则依赖鸡的顿足，鸟的飞翔（西塞罗说：“我们想，有些鸟只是为了占卜而存在[3]”）；还有的根据雷电、河流的旋转占卜，“肠卜祭师[4]和占卜官[5]预见很多事，许多重大事件是由神预言的，很多则通过占卜、解梦及奇观[6]”；还有一些预卜，是古人在处理公私大事时经常依据的，已被我们的宗教所清除。至今，靠星宿、神鬼、身体征兆、梦等占卜的方法依然存在，这实在是人类本性喜欢瞎操心的杰出例子。人类总以忧虑未来为乐，似乎现实的事不够他们操心。 奥林匹斯山的主啊，你为何 用残酷的预言宣布凡人的不幸， 使他们瓦上添霜，忧惧不安？ 你要惩罚他们，倒不如突然袭击！ 让他们对未来的命运一无所知！ 在担忧中能够有所期望[7]！ ——卢卡努 “知道未来甚至毫无用处，因为徒劳地为将来犯愁是可悲的[8]”。尽管如此，人们对预卜未来仍然兴致勃勃。 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弗朗索瓦·萨吕斯侯爵的例子很有说服力。他是弗朗索瓦一世在阿尔卑斯山的驻军司令，宫廷宠臣，并且受恩于国王，因为他的侯爵领地是他兄弟的领地充公后御赐的。那时没有背叛的机会，侯爵感情上也反对背叛。但尽管如此，正如事实所表明的那样，他还是被当时流行的预言吓破了胆。预言说，即使在意大利，查理五世皇帝也将取胜，法国将战败。当时在意大利，法国将失败的预言传得满城风雨，作为交换，罗马得到了一大笔钱。起初，萨吕斯侯爵看到法国王室就要罹难，他在王室司职的朋友就要倒霉，便常在亲信面前唉声叹气，不久就背弃王室，改变阵营了。不管出现怎样的星象，他这样做是得不偿失的。不过，他的表现像一个受到各种痛苦折磨的人。因为他控制着城市和部队，安托尼·德·莱夫率领的敌军近在咫尺，而我们又毫不怀疑他的行动，他本可以做得更坏一些。然而，我们并没有因他的变节而丧失一兵一卒，除福斯诺外再没丢失其他城池，何况还是争夺许久才失掉的。 无法逃脱自己预言命运的卡珊德拉 神用预言将未来掩盖， 嗤笑人类慌乱失态。 过完一天敢说自己“活了一天”， 才算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不管上帝让明日的天空乌云密布， 还是阳光灿烂， 这有什么要紧[9]？ ——贺拉斯 现在快乐的人， 决不会为将来操心[10]。 ——贺拉斯 相反，有人错误地相信下面的话：“他们的观点是，有占卜，就有神；有神，就有占卜[11]。”还是帕库维尤斯[12]说得更有道理： 对于善解鸟语的学者， 那些从动物肝脏比从自己心灵 汲取更多智慧的人， 我比可能的更相信他们[13]。 意大利托斯卡纳人的举世闻名的占卜艺术是这样产生的：一位耕农犁地犁得很深，看见地里冒出一个具有孩童脸蛋、老人智慧的半神塔霍。大家都奔了过来；塔霍说的话包含着这一占卜艺术的原则和方法，被收集和保存了好几个世纪。它的产生同它的发展一样荒唐。 相对于梦来说，我倒更相信用骰子抽签来处理难题。 确实，每个国家都给抽签占卜以相当的权威。柏拉图在他虚构的国家中，也赋予抽签以决定很多大事的权力。他构想婚姻要在好人之间用抽签来决定，他十分重视这种偶然的选择，规定由这种结合生出来的孩子才能在本国生活，而恶人生下的孩子将被逐出国门。然而，被驱逐者如果在成长过程中显出良好的品质，也可以召回国，而留在本土的人，少年时就看出没有出息的，也要驱逐出国。 我发现，那些研究和注解预言的人，企图用预言到的发生的事，证实预言的权威。其实，他们的预言不可避免地会有真有假：“成天抽签，谁会一次都抽不中[14]？”即使他们言中了几次，丝毫也没让我对他们增加敬意。如果确实有本事总是撒谎，也该把事情做得更圆满。再说，没有人计较他们的失算，因为这种事层出不穷，屡见不鲜。预言只有稀少、神奇和令人难以置信才具有价值。在萨莫色雷斯岛[15]的万神殿，有人指着幸免于难的人还愿捐赠的许多物品和图画，对绰号为无神论者的迪亚戈拉斯说：“喂，您觉得众神对人间的事很不关心，可是这么多人都被他们仁慈地救了下来，您对此作何解释？”迪亚戈拉斯答道；“那些淹死的没有被画下来，人数远远超过画上的。”西塞罗说，在所有承认神的存在的哲学家中，唯有色诺芬尼[16]试图杜绝各种形式的预卜。可惜，就连我们的君主也无一不迷恋这种虚无之事，这也就更不足为奇了。 我本人也亲眼领略过两本奇书，一本是加拉布里拉亚的教士若阿香写的，对未来的教皇及他们的姓名和习惯，都一一作了预言；另一本是利奥皇帝写的，对希腊的皇帝和主教作了预言。我亲眼看到，在民众的困惑中，对自己的命运感到惊愕的人，如何像求助于任何迷信那样，在天上寻找他们灾难的缘由和征兆。他们这样做感到非常幸福，这倒使我确信，这实在是思路敏锐但又无所事事的人可以从事的消遣；那些训练有素、精于此道的人，总能找到他们需要的答案。然而，他们漂亮的游戏，归功于预言行话的晦涩、含糊和虚无，作者没有提供清楚的意义，使得后代可以随意用来预卜。 苏格拉底的守护神[17]恰恰是一种意愿的冲动，是未经理性思考的突发奇想。对于像他那样纯洁、审慎和品德高尚的人来说，这种随心所欲尽管轻率、唐突，但似乎颇有用处，值得研究。我们每个人都会感到自己身上有这种突发、激烈和意外的冲动。尽管我对先见之明不以为然，但对人的这种冲动比较看重。我缺少理性，但在说服或劝阻上却有强烈的冲动。苏格拉底更是这样。我这种倾向非常有用，非常成功，可以被认为是神明的启示。 [1] 德尔斐为希腊的小岛，岛上有太阳神阿波罗的神殿。 [2] 原文为拉丁语。均为西塞罗语。 [3] 原文为拉丁语。均为西塞罗语。 [4] 古罗马根据动物内脏占卜的祭师。 [5] 古罗马从鸟的飞行和鸣叫声或从雷电等占卜吉凶的人。 [6] 原文为拉丁语。西塞罗语。 [7] 原文为拉丁语。 [8] 原文为拉丁语。西塞罗语。 [9] 原文为拉丁语。 [10] 原文为拉丁语。 [11] 原文为拉丁语。西塞罗语。 [12] 帕库维尤斯(公元前220-前132)，拉丁语诗剧作家。 [13] 原文为拉丁语。 [14] 原文为拉丁语。西塞罗语。 [15] 萨莫色雷斯岛为希腊岛屿。公元前七○○年，希腊人在此建有万神殿和众神圣殿。 [16] 色诺芬尼(约公元前565-约前473)，古希腊哲学家。反对把神说成和人一样，反对多神之说，但认为有一个全视、全知、全听的神。 [17] 苏格拉底的守护神是指一个神秘的声音，他的一切决定都是源自这个神秘的声音。 [book_title]第十二章 论坚毅 勇敢和坚毅并不意味着不要尽我们所能地避开威胁我们的麻烦和不测，不要担心它们的突然降临。相反，任何预防不测的诚实做法不仅允许，而且值得赞扬。所谓坚毅，主要指耐心忍受无法补救的不测。因此，如果能够利用身体的灵活或手中的武器避开别人的突然袭击，都是好的办法。 古时候，许多好战的民族将逃跑作为他们的主要武器，这种背对敌人的做法比面向敌人更危险。 土耳其人比较习惯这样做。 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嘲讽拉凯斯[1]把勇敢定义为：在对敌作战中坚守阵地。苏格拉底说；“怎么？难道把阵地让给敌人再反击他们就是怯懦吗？”他还引证荷马如何称颂埃涅阿斯[2]的逃跑战术。后来，拉凯斯改变了看法，承认斯基泰人和骑兵也采用逃跑的战术，这时，苏格拉底又举斯巴达的步兵为例：这个民族比任何民族都英勇善战，攻克布拉的城[3]那天，由于冲不破波斯部队的方阵，斯巴达军队敢于后退，企图制造后退的舆论，引诱波斯人追击，以便打破和瓦解他们的方阵。这样，斯巴达人取得了胜利。 乌克兰邮票上的斯基泰武士 说起斯基泰人，有人说，当大流士皇帝率兵去征服他们的时候，强烈谴责他们的国王见到他时总是后退，避免争论。对此，安达蒂斯——那位国王的名字——回答说，他后退既非怕大流士，也非怕其他什么人，而是他的民族行走的方式；因为他们既无耕地，也无城池和家园要保卫，不必担心敌人从中捞到好处；但是，如果说他非常乐意这样做，那是因为他想靠近他们祖宗的墓地，在那里他会找到对话者。 然而，炮战时，正如打仗时常有的那样，一旦被炮瞄准，是不能怕被击中而躲开的，因为炮弹的威力之大，速度之快，让人躲不胜躲。但还是有人试图举手或低头来躲避炮弹，这至少会让同伴们嗤笑。 查理五世入侵普罗旺斯时，居阿斯特侯爵靠一风车作掩护去侦察阿尔城。当他离开掩护时，被正在竞技场上视察的德·博纳瓦尔和塞内夏尔·德·阿热诺阿两位老爷发现。他们将侯爵指给炮兵指挥德·维利埃大人，后者用轻型长炮瞄准侯爵，侯爵看见开火，便扑向一旁，可是未躲及便中了弹。几年前，洛朗一世——卡特琳·德·梅第奇王后的父亲，弗朗索瓦二世的外祖父——围困意大利要塞蒙多尔夫，就在维卡利亚一带。他看见瞄准他的一门大炮正在点火，便赶紧趴下，否则，炮弹可能会击中他的腹部，可现在仅仅从他的头顶擦过。说实话，我不认为他们的举动是经过思考的，因为在瞬间，你怎么能判断得出对方是朝上还是朝下瞄准呢？人们更容易相信，能躲过炮弹那是侥幸，下次恐怕就难躲及，反而是飞蛾投灯，自取灭亡。 如果枪声在我不期待的地方，突如其来传人我的耳朵，我保不住也会发颤。这种情况，我在比我勇敢的人身上也见到过。 斯多葛派不认为他们哲人的心灵能够抵挡突如其来的幻觉和想象，但是，他们一致认为，智者比方说听到晴天霹雳，或是看到突降灾祸，会大惊失色，浑身颤抖，这似乎是本能所致。对于其他的痛苦，只要哲人的理智是健全的，他们的判断能力尚未受到损害，他们都会镇定自若。而对于非哲人来说，前一种反应是与智者一样的，而第二种就截然不同了。因为痛苦的感受对于后者来说，不是表面的，而会渗透并腐蚀、毒害他的理智。这种人只根据痛苦进行判断，并与其妥协。不妨好好瞧一瞧这位斯多葛哲人的心境： 他的心坚定不移，他的泪枉然流淌[4]。 ——维吉尔 逍遥学派[5]哲人并不排斥烦恼，但他们善于抑制。 [1] 拉凯斯（约公元前457-前418），雅典的富有贵族，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起过重要作用。苏格拉底的密友。 [2] 埃涅阿斯为特洛伊王子。特洛伊城被攻陷时，他背着父亲冒着大火逃了出去。 [3] 布拉的为古希腊彼俄提亚境内城邦，公元前四七九年，希腊和波斯战争中，斯巴选统帅波桑尼曾率希措联军大破波斯侵略军于此。 [4] 原文为拉丁语。 [5] 逍遥学派哲学为亚里士多德创造的哲学学派。 [book_title]第十三章 国王待客的礼仪 这个议题虽然空泛，却值得在这部拼凑的作品中占一席之地。按常规，当你的同类，尤其是当一个大人物通知你要来造访时，你却不在家等侯，这是极不礼貌的。对这个问题，纳瓦尔王后玛格丽特甚至说过一个贵族出门迎接来访的客人（这是常有的事），不管对方如何高贵，那是不文明的；比较礼貌和恭敬的做法，是在家里等候客人，即使怕他迷路，也不必出门迎接，只需在客人走时送一送。 而我常常会忘记这个或那个无谓的规矩，我在家里取消了所有的虚礼。有人对我的做法很气恼，可我有什么办法呢？与其每天让自己没完没了地受罪，倒不如就冒犯他一次。如果把这些繁文缛节带到自己的窝里，那又何必逃避宫廷礼仪的约束呢？ 和爱犬在一起的查理五世 在所有待客礼仪中，还有一条通用的规矩，那就是低一等的人先到场，因为最高贵的人有必要让人等一等。然而，当克莱芒七世教皇和弗朗索瓦一世在马赛会晤时，国王布置完必要的准备工作后，就离开马赛，让教皇进城后休息两三天，然后他再来会见教皇。同样，当克莱芒七世与查理五世到布洛涅去会谈时，查理皇帝让教皇先到，然后自己才来。他们说，这样的礼节，是他们这样的君主待客普遍采用的，也就是说，最尊贵者先到会晤地点，甚至比主人先到；这样做，是为了表明低一等的人去找最高贵的人，而不是相反。 不仅每个国家，甚至每个城市，每个行业，都有其特殊的礼仪。我在礼节方面从小训练有素，又生活在有教养的人中间，所以深谙法国礼仪，并且会恪遵这些教导。我愿意遵守礼仪，但并不是唯唯诺诺，使自己的生活受到束缚。这些礼节中有些形式令人难以忍受，但愿人们有选择地，而不是有偏差地把它们忘掉，这样做并不有失风度。我常常看到，有些人由于过分彬彬有礼，反而有失礼貌，由于过分谦恭，反而令人讨厌。 此外，人际关系准则是非常有用的学问。善于交往同优雅和美丽一样，有助于我们步入和接触社会，也就为我们敞开了向别人学习的大门，也可以发掘和推广我们自身的榜样，如果我们自身有东西值得别人学习和仿效的话。 [book_title]第十四章 对好坏的判断主要取决于我们的主观看法 古希腊有一条格言说，人通常被对事物的看法，而不是被事物本身所困扰。假如大家都能不折不扣地把这句话当成真理，那么，人类的不幸就可得以缓解。因为，如果只凭我们的判断，坏事才进入我们的世界，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嗤之以鼻，或者把它们变为好事。假如事物受我们的支配，为什么我们不能加以利用，或者使之适应我们的利益？如果我们所谓的烦恼和痛苦并不出自事物本身，而来自我们的想象给予的特性，那么我们自己就能改变这种特性。如果选择权在我们手中，没有人强迫我们，那么，为什么要傻乎乎地自寻烦恼，使疾病、贫困和蔑视带上一种苦涩而丑恶的味道？我们完全可以使它们变得富有情趣；如果说机遇仅仅提供内容的话，那么形式可由我们赋予。然而，既然我们认为，所谓的坏事并不出自事物本身，至少，无论如何，应该由我们给予它们另一种味道，另一副面孔（因为这是一回事），我们就来看看这种说法是不是站得住脚。 如果我们担忧的事物可以擅自在我们身上安营扎寨，那它们也会在别人那里安家落户。因为所有的人都是同一类的，都具备相同的想象和判断工具。但我们对这些事物的看法形形色色，这清楚地表明，事物进入我们的世界时已被我们的想法同化。偶尔有人接受了事物的真正状态，但其他成千上万的人却为它们想象出一个新的截然相反的状态。 我们将死亡、贫困和痛苦当作我们的主要对手。 然而，一些人称死亡为最可怕的事物，殊不知另一些人却称之为人生痛苦的唯一港口，自然而杰出的支配者，人生自由的惟一依靠，医治百病的通用而高效的良药。正如有些人面对死亡胆战心惊，另一些人对死却比对生更泰然自若。 有人抱怨死亡来得太易： 死神啊！假若你能拒绝懦夫， 而只惩罚不怕死的人该多好[1]！ ——卢卡努 暂且不谈这些值得炫耀的勇气。狄奥多罗斯[2]面对威胁他、要杀死他的利西马科斯[3]，回答说：“你若有斑蝥[4]之力，就能击中。……”多数哲学家要么有目的地预防死亡，要么催促和帮助死亡早日来临。 我们看到，很多有名望的人，面对死亡（不是普通的死，而是夹杂着耻辱和怨愤，或出于顽强，或出于天真，显得从容不迫，神态自如，同平时相比毫无异样。此时，他们照样处理家事，求朋友帮忙，吟唱，说教，同百姓友好相处，甚至还开开玩笑，为朋友的健康干杯，就像苏格拉底那样。有一个人，被带往绞刑架还提出不要经过某某街，说是那里有个商人可能会来揪他的衣领，因为他有笔老账尚未偿还。还有个人则对刽子手说不要碰他的喉咙，以免他笑得浑身发抖，因为他怕痒痒。还有一个听到他的忏悔神甫向他保证，他死的那天将和天主共进晚餐，他笑着回答说：“要去你自己去吧，我守斋。”还有个人向刽子手要水喝，刽子手喝了再给他，他就说不愿意在他后面喝，怕染上梅毒。大家都听说过那位庇卡底人的故事，此人已上了绞刑架，人们给他带来一个姑娘，如果他想娶她，便可免于一死（我们的法律有时是允许的）。他将那姑娘打量了一会儿，发现她是瘸腿，便说：“快把我绑起来吧，她是瘸子。”听说在丹麦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有个人被判砍头，在断头台上，人们也向他提出同样的条件，也遭到了拒绝，因为送上来的那个姑娘，脸颊下垂，鼻子太尖。在图卢兹，有位仆人被指控为异教徒，他之所以信仰异教，是因为他的主人，一位与他同为阶下囚的年轻学生信仲异教，可是仆人宁死也不愿相信他的主人可能是错的。我们还可以读到阿拉斯城的故事：当路易十一攻克该城时，很多人宁可被吊死，也不愿喊：“国王万岁！” 在纳森克王国，至今教士的妻子在丈夫去世时，随死者一起活埋。其他女人则在她们丈夫的葬礼上活活烧死，此时，她们不仅表现得勇敢坚强，而且喜形于色。国王的遗体火化时，他所有的妻妾、嬖幸、各种官员、奴仆都兴高采烈地扑向烈火，对他们来说，能陪伴国王的遗体一起火化，是一种无上的光荣。 一些卑劣的小人物临死前也谈笑风生。有一个人，当刽子手推他时，大声喊道：“开船吧！”这是他的口头禅。还有一个被平放在壁炉旁的草褥上等死，医生问他哪里不舒服，他却回答：“在凳子和火之间。”教士来给他涂圣油，寻找他那因病而缩小了的双脚时，他说：“您可以在我的腿端找到它们。”有人劝他祈祷上帝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