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虔诚的回忆 [book_author]尤瑟纳尔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181198 [book_dec]《虔诚的回忆》是玛格丽特•尤瑟纳尔的自传体小说三部曲“世界迷宫”的第一部。作者从自己的出生开始讲起，以全景式的描写手法回溯了母亲家族的历史，把焦点放在从未谋面的两个舅公奥克塔夫和费尔南，以及因产褥热去世的母亲费尔南德身上。尤瑟纳尔使用大量口述材料、信件、照片、贵族家族年鉴和遗留物品来构筑母亲家族的全貌，尽可能地追根溯源，上溯到最久远的过去，以冷静客观的笔法让一个个先辈的形象跃然纸上。她不甘于描绘家族里的各色人物，而是试图借此阐明“永恒”这一主题，将世代相袭的家族浓缩为大千世界宏观时空里的一个象征，而她立于时空之外，冷眼观察，抒写人类的命运，揭示亘古不变的历史规律。 [book_img]Z_10698.jpg [book_title]分娩 01 我这个人是在一九〇三年六月八日星期一将近早晨八点钟在布鲁塞尔来到世上的，父亲是法国人，出身于法国北方一个古老的家族；母亲是比利时人，她家几个世纪以来都住在列日，后来又在埃诺定居。我家的老宅在路易丝街一九三号，这事就发生在那里，对于父亲和母亲以及他们身旁的几个人来说，所有的孩子都在那里出生，但五十年来这所老屋已荡然无存，被一座大厦吞噬掉了。 我说明了几个本身并无意义的小事，这些小事却比我们每个人的历史，甚至比历史本身都有更深远的影响。那些烦琐复杂的事故和变化多端的时局多多少少决定了我们每个人的命运，面对这些我感到惶惑，就此打住不提。这个女孩已与基督教时代以及二十世纪欧洲的各个坐标尺度联系在一起，这个在蓝色摇篮里哭泣的粉红色肉团儿让我不得不提出来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极其平凡，所以就更可怕，一个深知自己行当的文学家绝对不肯把这些问题说出来。这个孩子就是我，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怀疑。但我还总感觉到这并不是真实的，为了部分地克服对我自己身份的怀疑，我就像重新创造一个历史人物一样，不得不让我挂靠上一些回忆的残丝碎片，那都是二手材料或经过十多次辗转反复得到的，从人们不经意地扔到纸篓里的残缺信件和笔记中采录些信息，除此之外，我们还贪婪地想得到更多的东西。或者到市政府和公证处去查看正式的文件，那些行政和法律上的套话已消除了一切具有人情味的内容。我不是不知道，因为通过许多人物的回忆的重新诠释后，这些事情大多子虚乌有或是暧昧不清，有如申请护照时在横线上填写的内容那么呆板，像家族中代代相传的琐事那么无味，也像长了青苔的石头和蒙上黄锈的金属那样被我们心头层层叠叠的积淀啃噬。这些大家熟知的事件留下的零星碎屑却是那个孩子与我之间唯一有效的通道，也是唯一的浮标，支撑着我们俩在时间的大海中沉浮。在这里我怀着好奇之心把这些片段补缀在一起，看看合起来是个什么样式：那就是一个人和相关几个人的形象，是一个地方、一个地点，或者偶尔一闪即逝的没有姓名的人、没有形态的物。 地点本身是随机的，就像我一生当中许多别的事情一样；毫无疑问，深究之下整个人生也是如此。克夫妇刚在黑山的家宅里度过了一个相当暗淡无光的夏天。那所房产坐落在佛兰德法语区的一处小山丘上，这个地方自有它的秀丽之处，特别因为那时还未曾遭受兵燹的蹂躏，就更是美丽。他们又一次觉得这里可以消除他们的无聊烦闷。克先生的前房夫人留下了一个儿子，他在这里没有给这次假期增加情趣。这个性情乖戾的十八岁男孩对他的继母蛮横无理，他的继母倒是小心翼翼地努力讨他欢喜。只在九月末他们才出了一次门到斯帕镇小住了几天。克先生爱好赌博，这里有他能找到的最近的赌场，他可以尽情地玩几局牌，不用让费尔南德到奥斯坦德海滨去淋秋分时节的暴雨。冬天到来，一家人住到里尔马莱街的老宅去度过寒冬的前景并不比在黑山避暑时更为宜人。 克先生的母亲诺埃米让人无法忍受，在所有女人当中她的儿子单单对她恨之入骨。五十一年以来，她掌管着这两处房产。她是里尔大法官的女儿，生就的富家小姐，因为家境殷实富裕才顺利出嫁，而这家人还一直在抱怨大革命时损失了大量家财。她不许别人有一刻忘记如今的殷实富裕主要是靠她得来的。作为居孀的母亲，她紧抓着钱袋口上的绳子，精打细算地供给她四十来岁的儿子日常用度。这个儿子借了许多债，快快活活地一文不名了，只等着她寿终正寝。她特别喜欢用表示东西属于她的字眼，不厌其烦地说：“把我的客厅门关上；去看看我的花匠是不是把我的小路上的沙子耙平了；看看我的挂钟上几点了。”克先生和克太太喜欢美丽的风景和明媚的阳光，往往出门旅行来应付母亲这种唠叨。但克太太怀了孕不能旅行，德国、瑞士、意大利、法国南部暂时都不能去。他们想找一个自己住的地方，不常请可怕的诺埃米来做客。 另一方面，费尔南德也想念她的几个姐姐，特别是她的大姐，德·卡·德·马家的让娜小姐。她生来就是个残废。既然结婚和入修道院都对她不合适，就自己在布鲁塞尔选了一个很简陋的住所安顿下来。费尔南德同样或者也许更为热切地怀恋她从前的德国裔女家庭教师，这人如今就和让娜小姐住在一起，当她的伴当和家务总管。这是一个严肃的女人，穿着缀有煤精黑玉的上衣，但自有日耳曼人那种天真无邪和乐观快活的脾气。她仿佛给自幼丧母的费尔南德充当了母亲。其实随后费尔南德姑娘很想挣脱这两个人的影响。从某一方面来说，她是为了逃脱这个女性的、虔诚的，也有些平淡无味的环境才嫁给克先生的。而现在结婚两年之后，她倒又觉得让娜小姐和弗罗兰小姐才体现了理性、道德、安稳和生活中的一种安静温馨。再说，她这样的人，始终是在与德国文化有或远或近的关系中长大的，她坚持要由一个从日耳曼人办的医学院毕业的布鲁塞尔医生来给她接生，而且她已经出嫁的姐姐们在怀孕时受过他的照顾，对他的医术赞不绝口。 克先生同意了。他前后两个妻子的意见他几乎总同意，正像他后来也同意他的女儿，也就是我的意见。这显然是由于他宽容大度，他是我生平所见最宽容的人，对于在他身边他所爱的甚至所忍受的人，他宁愿说“行”不愿说个“不行”。当然也因为他内心深处觉得这都无所谓，不愿意搅进伤感情的争论中去，觉得说到底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最后也是最主要的，是他并没有固定的主见，至少任何一个新的建议都会令他高兴一阵。费尔南德要在布鲁塞尔安家，那里有一个大城市的方便之处，是里尔这个烟雾腾腾、阴霾灰暗的地方所没有的。思虑周详的男人可能会租一所房子，住上几个月。克先生认为他所有的决定都是一辈子的。他委托一家房产代理处为他找一所理想的房舍。他还亲到现场，在候选的房屋之间选择。可想而知，在那些房产中，他觉得只有最贵的那所才合适。他当场买了下来。这是一个小小的宅第，里面已有四分之三的家具，有个小花园，墙上长满了常春藤。特别让克先生高兴的是在一楼有个帝国风格的大书房，壁炉上赫然摆着一座密涅瓦的白色大理石雕像，头戴战盔，身穿铠甲，威严地竖立在绿色大理石的底座上。让娜和弗罗兰两位小姐安排寻找用人，还请了一个保姆照顾费尔南德，她们自己也留下来住了几个星期看护母亲和新生儿。克家夫妇搬到布鲁塞尔来了，随身带着数不清的箱笼，其中许多箱子里装的是专为摆在书房架子上的书籍，还有一条名叫特里埃的短腿猎狗，那是米歇尔和费尔南德到德国旅行的时候买的。 收拾新家简直就是一场娱乐消遣。他们逐一查看了仆役：厨娘阿尔德贡德，她的妹妹巴尔巴拉或称巴尔贝是贴身女仆。她们俩都生在荷兰边境的哈塞尔特附近，一个男仆兼作园丁和马夫，负责养马备鞍伺候主人到附近的树林里去散步。他们尝到了安置在新家的愉快，但很快又索然无味了。大批的亲戚涌了来。克先生很看重他的大姨子让娜，她坚强冷静，尽管有残疾但仍保持着生活的勇气。他不太喜欢弗罗兰和她那孩子式的快活脾气。再加上弗罗兰把德语教给了她的两个女学生，简直成了她们的第二母语，她们来看费尔南德的时候偏偏只说德语，这让克先生很不痛快。倒不是因为他听不懂女人家的闲聊天，他也并不特别想听懂，而是因为这种没有礼数在他看来不可忍受。 费尔南德的几个哥哥来吃晚饭：大哥泰奥巴尔德自吹大学毕业得到过工程师的正式文凭，但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工程，也不屑于操这份心。他从三十九岁起就沾上了各种恶习，生活在下流圈子里，满嘴那个阶层的粗口。他的脖子很粗，总是卡在又硬又紧的领子里，跟他的妹夫合不来。奥克塔夫年岁较小，他这有点浪漫气息的名字按布列塔尼的规矩取自他的表舅奥克塔夫·皮尔麦茨，他是一位爱沉思和遐想的随笔作者，也是十九世纪比利时优秀的散文作家——更因为在一家十个孩子当中，他排行第八。这人中等身材，一副招人喜欢的脸现出些平庸的面相。就像他的奥克塔夫表舅喜欢富有诗意的回忆录一样，他喜欢旅行，热衷于独自一人骑马或是坐着他发明的轻便马车走遍欧洲。有一次他甚至乘船横渡大西洋到美国去观光，那个时代有这样兴致的人不多。虽然他表面上抹着一层薄薄的文学亮光，其实并没有什么文才（他曾自费印刷了一本小册子，叙述他的几次旅行见闻，文笔并不流畅可读），奥克塔夫对古迹与美术也提不起兴趣，他仿佛只是寻找沿途美景（当时从《崎岖的旅行》的作者老托普菲尔到写出《驴背旅程》的斯蒂文森，所有出门旅行的人都很珍视这样的景色），也许还要享受一下在布鲁塞尔所没有的自由。 三个嫁到外省的姐姐来访的时候较少，她们受到孩子的牵累，还有家庭主妇和绅缙夫人非办不可的事情。她们的丈夫为了办事或消闲倒常来布鲁塞尔转一遭。克先生跟他们一起抽几支雪茄，听他们讨论当时一些热门的话题，例如卡米尔·巴莱尔主张的法意交好、孔布内阁可耻的激进主义、巴格达的铁路、德国侵占中东地区以及比利时对外贪得无厌的贸易和殖民扩张。这些先生消息比较灵通，知道一些与交易所行情的涨落多多少少有关的事。在政治方面，他们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保守派的老生常谈，这些话题并不太让克先生感兴趣。他已没有资金可以投在有风险又有赚头的生意里，对于他来说，所有的政治新闻都是假的，起码也是真实之中掺和着大量谣言的大杂烩，用不着费心去辨别孰是孰非。他决定向费尔南德求婚的一个理由就是她是个孤女，没有父母来滋扰。到现在他才看出来，一个男人有五个大舅子和四个大姨子跟有一个丈母娘一样麻烦。他年轻的妻子直到那时对于布鲁塞尔一无所知，只认识她上过学的那个修道院，社会上能跟她来往的人也就是她的亲戚们了。她在寄宿学校的那些女友都风流云散，其中才貌双绝的荷兰女子乔·莫尼克小姐，是她十五岁豆蔻年华的好朋友。费尔南德结婚的那天，她穿着粉红色的衣裙当伴娘，着实让克先生倾倒。后来她嫁了一个俄国人，到千万里以外去生活。两位少妇还严肃而温情地相互通信。克家夫妻以为已经摆脱了可怕的诺埃米，然而她的阴影还沉重地压着这小小的家庭，因为还是要靠她付给儿子生活费。还有一件烦心的事：克先生是法国北方人，却只喜欢明媚的南方。这里也像在里尔一样，雨下个不停。他时常抱怨说：“只有搬家才能好一点。”现在到了布鲁塞尔，却并没有特别的改善。 第一房太太死去不久，克先生就决定举办这门已经有小小裂痕的亲事，第一次婚姻持续了十五年，是在互相钟情、嫌弃抱怨的风风雨雨中过来的。克先生第一房太太死的时候情况非常悲惨。这个男人说话一向毫无遮拦，但对这件事却尽量不提。他指望着一个新鲜迷人的脸蛋能重新带给他生活的乐趣。可是他打错了算盘。倒不是他不爱费尔南德，如果他不依恋、爱怜这个女人，就没有办法跟这个女人一起生活。她的外表在这里姑且不说，留待我以后深入探讨，费尔南德有一种独特的魅力，最让人喜欢的是她说话的声音。她口齿伶俐，没有一点让这个法国人不快的比利时口音。叙述起一件事来，说得生龙活现，充满才气。他听着从她嘴里说出她儿时的回忆，背诵他们喜爱的诗句，永远不会餍足。她想学什么就学什么，了解一些古代的语言。她读过或是正在读当代流行的作品，也读时尚波及不到的典雅古籍。她跟克先生一样，酷爱历史；也跟他一样，热衷于在历史中搜求浪漫的或有悲剧气息的逸事掌故：有的是具备高风亮节的楷模，有的在不幸之中保持着浩然的正气。晚上他们在家里没有事情时，就玩一个小游戏：克先生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大部头的历史词典，随手翻开，指出一个人名，也许是神话中的半神英雄、英国或斯堪的纳维亚的一位君主，也许是个已经被人遗忘的画家或作曲家，很少有费尔南德不知道的。他们最好的时光是在书房里密涅瓦女神的目光底下度过的，雕刻那座雕像的艺术家曾得过一八九〇年的罗马奖。费尔南德可以静静地一连好几天读书或沉思冥想，她决不跟丈夫闲聊家长里短，也许她把那些话题留着跟让娜和弗罗兰小姐用德语去说了。 这么多的优点只是她的一个方面，作为家庭主妇，她就不够格了。有人来吃饭的日子，克先生代替了她的位置，跟阿尔德贡德商量很长时间，一定要避免在桌子上出现某些比利时厨娘钟爱的菜式，例如白米炖鸡再在盘子边上镶上土豆块，或者用李子干馅饼当甜点。下饭馆时，他有意要几样简单的菜，看到她偏偏要挑烹制麻烦的菜，最后却只吃了个水果，他心里就不痛快。怀孕挑嘴并不是主要原因。他们共同生活的初期，有一次他建议她再试试里希咖啡馆的特色菜，她说：“怎么，还有一些素菜没有吃完哩。”听了这话他着实恼火。不论是什么处境，他都会享受当下，看到她偏偏不肯接受现成的愉快，或者说，他在世界上最恨的就是小资产阶级反复灌输的精打细算。他弄错了，没有看出来费尔南德已有些许苦行禁欲的倾向。总而言之，哪怕两人都最不讲究吃喝，吃得又少又慢，共同生活的一部分就是一起吃饭。克先生和克太太在饭桌上却吃不到一块。 她的梳妆打扮也可以评论一番。她的衣服做工极为考究，但她却对衣服毫不经心，这是她特有的风度。但这种潇洒散漫让她的丈夫生气，他总在妻子的卧房里踩上一顶扔在地上的精致帽子或是皮制的暖手笼。新衣服只要穿一次，马上就变得皱皱巴巴，或是开丝绽了线，连扣子也掉了。费尔南德的纤纤细指戴不住戒指，一天，她正从拉开的车厢门扬手让她的丈夫欣赏美丽的风景，她的订婚戒指就这么丢了。她留着二十世纪初的升平年代男人们特别喜欢的一头长发，却让理发师连声叹气，他们不清楚为什么这位夫人竟不知道把发卡或小梳子别在哪儿最合适。她就是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女，但如果相信童话上说的，再也没有跟一个仙女共同生活更让人受不了的了。最糟糕的是她胆子特别小，他曾送给她一匹温顺的小母马，养在黑山的马厩里无事可干越来越弱。夫人只在由她丈夫或马夫紧紧牵着时才敢骑，那牲口毫无危险的盘旋就把她吓坏了。大海也并不比马更能引起她的兴趣。他们最后一次渡海到科西嘉岛和厄尔巴岛时，海上微风徐拂轻波荡漾，可她几乎有二十次以为船要沉底了。在利古里亚的海岸上，她才有一次例外，答应在已在港口抛锚的狭小游艇上睡觉，但她坚持吃饭的时候要把桌子支在码头上。克先生仿佛又清楚地看到了他第一房太太栉风沐雨的黧黑面容，每到有风雨时就帮他操纵船只，有时穿着裙子或女骑手的服装，尽管马匹性格暴烈，还能稳稳端坐在女式马鞍上，一直到被马颠得呕吐起来。 只有知道他们在床笫之间的夜半私语，才能更好地了解如此结合起来的这两个人物。根据我猜测到的一点我父母的爱情生活，可以断定他们是典型的一九〇〇年代的夫妇，当然有他们的问题和偏见，这在我们这一代都不存在了。米歇尔温情脉脉地爱怜费尔南德那一对微微下垂的乳房，对于她的娇小身材来说，稍嫌肥重了一些。但就像他那个时代的很多男人一样，在女人的欢娱面前他为一种矛盾心理而困扰，坚持相信一个贞洁的女人委身相许只不过是要满足她所爱的男人，他的伴侣无论是冷淡还是激动他都不如意。大概是因为费尔南德读了许多浪漫小说，觉得续弦太太该对第一房的回忆心怀嫉妒。她提出了许多问题，米歇尔觉得这些问题荒唐离奇，都不合时宜。几个月过去了，很快又过了几年，她小心翼翼地提出来想要个孩子，这在以前她仿佛没有表露过。克先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当爸爸的经验并没有让他在这方面信心十足，但他的原则是，一个想要孩子的女人就有权利有一个。不过除非出了差错，只要一个，不能再多，一切就按照他的愿望进行，至少，事情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不过他却觉得自己掉进了陷阱。当初他母亲打算让他将来当家产的管理人，就像以前他父亲那样，专门听佃户来诉苦，跟他们争论新的租约。为了抵制他母亲的这个计划，他一声不响，报名参了军，后来他也觉得掉进了一个陷阱。他倒是喜欢军队，但决定参军完全是跟家里闹翻的反弹，是对自己的亲人拙劣的赌气威胁。随后他又一次掉进了陷阱，由于一个英国女孩的漂亮脸蛋，他离开了军队，也没有预先打个招呼。随后一次掉入陷阱是为了让患了不治之症的父亲高兴，他斩断了跟那女人维持很久的关系（英格兰碧绿的田野上，景色多么宜人！无论是阳光灿烂还是下雨的日子，他们一起在原野徜徉，品尝农庄里的点心，多么惬意！），娶了贝尔特小姐。这人跟他门当户对，两家是世交，有同样的社会地位，特别是两人都爱骑马，那就是他母亲所说的快马飞驰的生活。（跟贝尔特过的那段日子并不都难受，有的很好，有的过得去，也有的一团糟）。然而到了四十九岁，他又因为一个女人掉入了陷阱，他对这女人动了真情，时不时对她有一点点的恼火，还有了一个孩子。关于这个孩子一切还处于未知，只知道他会喜欢这孩子，如果是个男孩，最后一定会父子争论不休，让他灰心丧气；如果是个女孩，他会大操大办把她送出去跟一个陌生人睡觉。那个时候克先生很想一走了之，然而住到布鲁塞尔有好处。要解决这个僵局不能离婚，在他这个阶层这是不可想象的，只能不事张扬地分居。克先生借口外出办事、出门旅行或回到法国去的时候，费尔南德带着孩子跟她的亲人们一起留在比利时，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如果她生个男孩，在这军备竞赛的年代也有一个好处，他有一天可以选择一个中立国的国籍。很清楚，克先生满打满算在军队里待了三年，却没有成为一个决心送自己的儿子去光复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的爱国人士。他把这份爱国激情留给他的表亲皮先生，这人是个右派的议员，他在议会发表长篇说教，来歌颂法兰西的人丁兴旺。 我不太清楚这年冬天费尔南德的情绪如何，顶多推断一下她在不眠长夜中的所思所想。她躺在一张桃花心木的单人床上，跟另一张一模一样的单人床中间隔着一块小地毯，米歇尔在那里想他自己的心事。费尔南德看到一个农妇给她的婴儿喂奶或在博物馆看到劳伦斯的儿童肖像画时，总表示她也很愿意当母亲，根据我对她不多的了解，我怀疑这种愿望是不是像她自己和米歇尔想象的那么深刻。母性的本能并不像人们说的带来那么多约束，无论在哪个时代，许多所谓属于特权阶级的女人把年幼的本来还该吃奶的孩子托付给仆役照管，心里觉得很轻松。只要父母觉得方便或条件允许，从前把孩子交给笨手笨脚漫不经心的女仆，如今交给没有个性的托儿所。我们还可以想到，有那么多的女人轻易地把她们的孩子献给军队里的摩洛，反倒把这种牺牲的光荣归于自己。 现在回过头来再说费尔南德。当母亲是一个理想女人不可少的一部分，她周围的老生常谈就是这样把她的脑子弄乱的。一个结了婚的女人应该当母亲，就像应该实践男欢女爱的技艺来爱她的丈夫一样。然而有关这个主题的说教又混乱又矛盾：孩子是神赐的恩惠，是上帝的礼物。一般认为夫妻之间干的事粗俗甚至应该斥责，有了孩子连那些行为也合情合理了。生孩子让整个家族都高兴，同时，怀孕好像背上了十字架，但一个虔诚的、知道自己义务的女人甘心情愿。从另一方面说，孩子是个小玩意儿，更是一个奢侈品，比起逛大街游树林，孩子是一个更结实的生活理由。添了个孩子就一定要添置蓝色或粉红色的襁褓，就得懒懒散散地穿着缀有花边的睡衣接待人家对产妇的看望。不能想象一个什么礼物都能得到的女人单单缺少这样一件礼物。总而言之，有个孩子就说明一位少妇的生活获得了圆满的成功，费尔南德也许不会不考虑这一点，她结婚本来就晚，到二月二十一号她就满三十一岁了。 不过尽管她跟姐姐们的联系很紧密，她还是在尽量晚的时候把她怀孕的消息告诉她们，只除了让娜，她在一切事上都给她出主意。一个巴望着有个孩子、有了之后就欢欣鼓舞的女人不会这么做。几个姐姐是她来到布鲁塞尔以后才知道的。预产期越近，那些虔诚而又关切的老一套嘱咐只会赤裸裸地显露出一种极为单纯的情感，那就是恐惧。她自己的母亲分娩了十次已筋疲力尽，生了她一年以后“因一种酷烈的急病”去世，也许是因为又怀了孕，结果送了性命。她的祖母二十一岁时也是在产褥中死亡的。家里的女人压低声音口口相传的掌故中，有一部分是难产时服用的药剂，还有生出了死胎、婴儿还没有受洗礼就夭折，以及死于产褥热的年轻女人的故事。在厨房或洗衣间，仆役讲这些事时连压低声音也不用。然而在她心里纠缠不休的恐惧还很模糊。在她那个时代和环境里，女孩子要保持童贞，无知无识是必不可少的，连已婚妇人做了母亲后，也不肯把受孕和生产的知识弄得太清楚，说不出相关器官的名称。跟身体里边有关的事儿由丈夫、助产士和医生去料理。费尔南德的几个姐姐给了她一大堆有关饮食方面的告诫，并且说人们会很爱将要降生的孩子，但这都没有用，她呕吐不休，浑身不舒服，身子越来越重，而那个小小的生灵将要以她想象不到的痛苦方式从一个最隐秘的通道里钻出来，这小人儿像蜡做的耶稣那么招人喜欢，她已为这婴儿购置了缀着花边的小衣服、绣着花的小帽子，在这一切之间她建立不起来一种联系。在这次的考验中，她只粗略地预见到前方的艰险，而她只能用自己的勇气和力量去面对，所以心里忐忑不安。祈祷给了她一些帮助，想到请求过修道院的修女们为她诵九日经，她心里安静了下来。 最难熬过的时光显然是漫漫的长夜，她又习惯性地牙痛起来，可以听到最后的几辆车从路易丝街的石板上驶过，每辆车之间隔很长的时间，车里载着参加了晚会或看过戏的人们，当时已栽种的四排树木把车辆行驶的噪音减低了。很实际的一些细节安排让她暂时忘记疼痛：六月十五号才到预产期，而护士阿洁丽五号就到家里来上班。不要忘记给住在腓力三世街的贝夫人写一封信，阿洁丽目前在她那儿工作，要感谢她让看护比预定早几天来。身旁有一个经验丰富的人，一切都会容易一些。不知不觉她又睡着了，醒来时看看床头柜上面的挂钟，已到了服用补药的时间，那是医生给她开的。一缕阳光穿过了厚重的窗帘；天气晴朗，她可以坐车去买东西，或者跟小狗特里埃一起到小花园去散步。她不再感到未来沉重的压力，只有一些琐碎小事要操心，有一些是赏心乐事，有一些稍显麻烦，但都能消磨时间，打发掉好几个钟头。就在这个时候，地球仍在转动。 四月初，费尔南德牙痛得不能再拖延下去，医生决定给她拔掉一个长歪了的智齿。她流了许多血。卡代尔曼牙科大夫到家里来出诊，按照常例建议她小心保养：嘴里噙一块冰，休息几小时，不要进固体食物和热饮料，绝对不要说话。克先生守在她身旁，完全按照医生的嘱咐，给了她一根铅笔和一张纸，她要什么东西就写下来。随后，他把这张纸保留了下来，上面写的字几乎无法辨认： 博杜安也拔过牙。 …………………… 卡代尔曼很聪明，又勤奋又亲切……跟昨天那个杜布瓦大夫不一样。 …………………… 我跟特里埃一样，也不会说话了…… …………………… 这样一来，我吃面包干都疼…… …………………… 热水里没有…… …………………… 打铃……让他们拿点酒…… …………………… 隔壁房间里，在壁炉的火上？ 只有这些。但这已足够让我明白六十九年前这两个人肩并肩坐在一幢现已不复存在的房子里说话的亲密口气和节律。我并不去揣测克先生为什么要保留这张纸，但他把这个保留着，就让我相信在布鲁塞尔的这些晚上，他的回忆并不都是不愉快的。 ✑作者的父亲名叫米歇尔·克里纳韦克·德·克莱伊昂古尔，母亲名叫费尔南德·德·卡蒂埃·德·马尔西安。文中以克夫妇的形式出现。​✑Minerva，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Octave与拉丁文中的octo（“八”）相近。​✑指英国肖像画家托马斯·劳伦斯（Thomas Laurence，1769-1830）。​✑Moloch，古代中东各地所崇奉的神灵，信徒以儿童为牺牲向它献祭。​ [book_title]分娩 02 六月八号，将近早上六点钟，阿尔德贡德在厨房里走来走去，给巴尔巴拉和兼作园丁的仆役往碗里倒咖啡。大煤火炉子已烧得通红，各式的盆盆罐罐里都装满了开水。尽管已是夏天，这热气还很宜人，厨房在地下室，原来就很凉爽。昨夜没有一个人合眼。阿尔德贡德要给先生和大夫准备夜宵，大夫从昨晚起就没有离开过太太的房间。还要熬粥和鸡汤给太太增加力气，其实她几乎碰也没碰。一整夜巴尔巴拉端着托盘、单耳水壶和毛巾，在厨房和二楼之间上上下下。克先生原则上觉得不该让这个二十岁的女孩子目睹分娩的全过程，但是对待这么一个林堡省佃户家的女儿总跟对待城里的小姐不一样，何况阿洁丽随时要她帮忙。巴尔巴拉不得不在这两层楼上上下下了二十来次。 不难想象这三个仆人坐在炉子旁边，长条的面包片搭在碗边上，每吃一口都往碗里沾一下，他们在怜悯太太，她的事儿仿佛不太顺利。然而他们也高高兴兴地享受着这片刻的休息和适口的饮食，说不定一阵铃声或叫声就把这休息打断了。说实话，从半夜开始，人们就听惯了那叫声。安静下来时，没有叫声倒让人害怕。女人们走到楼梯口仆役用的半开的门前去，断断续续的呻吟仿佛让她们放了心。送牛奶的赶着那辆由一条大狗拉着的小车过来了。阿尔德贡德拿着个小铜锅迎了上去，那人把白铁壶里的牛奶给她把小锅装满，如果壶里的奶已经不多了，最后几滴就用来喂狗，那狗的挽具上吊着一个小勺子。面包房的小伙计跟在送奶的后面，拿着刚出炉还热乎的早饭吃的小面包。接着是做零活的女工。家里的仆役居高临下地看着她，她的任务是打扫门前的台阶和一段人行道，擦洗打光门铃、门把手和刻着房主姓名的信箱盖子。每次她来，都要跟人闲聊一会儿，说些淡而无味的老套段子，也夹杂着人人都懂的道理。在这方面，善心的上帝让有钱人跟穷人都一样……他们没有听到阿洁丽太太按铃，过了一会儿，她下楼来喝咖啡吃面包片，她说大夫已决定动产钳。这时候还用不着巴尔巴拉，多一个人会碍事，不能妨碍大夫工作。 二十分钟以后，阿洁丽急促地打铃叫巴尔巴拉，她惴惴地走进太太的房间。那漂亮的卧房竟像是谋杀案的现场。巴尔巴拉忙着执行看护给她的命令，但偷眼也看到了产妇那可怕的面容，她的膝盖弯曲着，两脚伸在毯子外面，抵住了一个长枕头。孩子已离开了母体，躺在一个筐子的被子底下啼哭。先生和大夫刚才激烈地吵了一架，大夫的手和脸颊还在哆嗦。先生骂他是个屠夫。阿洁丽司空见惯，劝了几句，让两个压不低嗓子的男人平静下来：大夫已经累坏了，最好回家休息。阿洁丽不是第一次面对这样的难产了。先生气哼哼地命令巴尔巴拉把大夫送走。 大夫抢在巴尔巴拉前面，几乎是跑着下了楼梯。他从前庭的衣钩上取下胶皮大衣，穿在血迹斑斑的西服上面，走出了门。 两个女人又叫阿尔德贡德来帮忙，她们帮着把乱成一团的房间收拾干净，把沾血的床单和分娩产生的废物都卷成一卷，交给洗衣房。成年人很难想象自己竟曾经与生俱来这些黏黏糊糊的东西，仆人们把这些都在厨房里的炭火上烧掉。给新生儿洗个澡。那是一个健壮的小姑娘，头顶上有一层耗子毛一样的黑色小毛毛。眼睛是蓝色的。人们又重复千百年来女人一次又一次做的动作：女仆小心翼翼地在盆里倒满水，助产士把手放进水里，看是不是冷热适中。疲劳不堪的母亲转过头，看人家抱给她的孩子。人们把婴儿放在一个天蓝色缎子铺着的美丽摇篮里，安置到隔壁的小房间去。克先生觉得，无论是在平凡或是特殊的日子，费尔南德总有独特的表示虔诚的方式，不管将来孩子是什么性别，她都要让孩子用七年蓝色的东西来纪念圣母。 新生儿扯开嗓子喊叫，试验她的力量，已表现出可怕的生命力，每一个生灵，甚至大多数人漫不经心挥一下手弄死的昆虫都充满了这种力气。如今的许多心理学家无疑认为，她从母体被放逐出来了，不得不穿过狭小的通道，所以在恐惧地叫喊，显然，她害怕来到这个一切都稀奇古怪的世界，甚至连呼吸都飘缈不定，她只能模模糊糊地看到一些亮光，那是一个夏天早上的晨曦。也许她在另一段时间已经经历过类似的出口和入口，也许还有成年人已泯灭的记忆的残片，恰恰是有关萌芽和出世的回忆，在她那颅缝还没有弥合的小小脑袋里浮动。有关这些我们还一无所知：生之门和死之门都是不透明的，这两个门都很快严严实实地关上了。 这个才出生一个钟头的小女孩，已像落入网中一样，被现实中生物的痛苦和人类的不幸控制住了。她也被时间的流逝网住，被扔在前庭板凳上的报纸登载的或大或小而今日无人有空关心的新闻网住，被流行或是惯例网住。在她摇篮的上面吊着一个十字架，上头有一个小天使的头。出于莫名其妙的偶然，我竟还保留着这个十字架。东西平淡无奇，是表示虔诚的小物件，跟同样有仪式意味的缎带蝴蝶结放在一起，也许当初费尔南德让这些东西受过祝福。象牙来自在刚果森林里被猎杀的一头大象，牙被当地的土人低价卖给比利时的商人。这种身躯庞大的聪明生物至少可以追溯到地质时期的更新世，却落个这样的下场。这个小玩意儿原来属于一个吃青草喝河水的动物，它在温暖的泥浆里洗澡，用这牙跟敌手战斗或是起码抵挡过一阵人类的袭击，还用长鼻子讨好过与它交配的雌象。雕刻象牙的艺人只能用它做一个有关宗教信仰的华丽摆设：小天使代表守护神，孩子有一天觉得它与这个面颊丰满的丘比特很像，这小爱神也是希腊和罗马的手艺人成批量制造的。 工艺精细的抽丝编花床罩是由女工在自己家里做的，位于富裕街区的精品女红商店的老板或是给她们揽活的中间商付给她们的工钱很少。这些帕耳开们不声不响地织嫁衣绣襁褓，克太太虽然心地善良，大概也从来没有想到她们到底在什么条件下生活。克先生有点做好事的心愿，想着照顾黑山脚下圣让-卡佩尔村的穷人：他去过女工住的小破房子，那里的女人大清早就坐在靠窗户的小垫子上，在操持一整天累人的家务之前，先织花边挣一点小钱。他觉得靠着精致的内衣卧具获利的人并不光彩，但人家出账单要他付钱时，他还是不声不响地签了字。也许不管怎么说，那些女人喜欢她们手指底下编出的花样，有时候她们的眼睛也在那花纹上久久流连。费尔南德的丈夫反对雇奶妈，觉得一个母亲不管自己的孩子而让一个为挣工资的陌生女人来喂奶是一件可憎可恶的事。法国北部那些贫民窟里的勾当他很清楚。一个穷人家的姑娘，随便找一个过路的情人，这事往往早就跟她母亲串通一气了，十个月或十一个月之后，这姑娘就可望戴上奶妈专用的花边软帽，在大户人家谋个不错的位置，如果日后她能由奶妈提升为照顾孩子的女仆，就可以干许多年，克先生为此义愤填膺。他就像当时的许多男人一样，有一种朦朦胧胧的托尔斯泰精神，尽管不情愿，还受着时俗习惯的约束，没有勇气和愿望完全从陋习中解脱出来。决不可能让费尔南德的乳房变形。孩子得用奶瓶来喂养。 奶汁平息了小女孩的哭叫。她很快就学会了几乎是狠命地吮吸那橡皮奶头；美味的汁水流到她嘴里显然是她尝到的第一个愉快。营养丰富的流质出自一头专产奶水的牲畜，丰饶大地的象征，它不仅把奶水供给人类，到后来汁水轧干之后还把瘦肉献出来，最后贡献出它的皮、筋和骨头，人们用来造胶水或骨炭。这牲口差不多总是死得很惨，被人从它住惯了的牧场上拉出来，在专运牲口的车厢里赶很长的路，到屠宰场时已经满身伤痕，车厢里没有水，摇晃和噪音都让它害怕。或者被人赶到炎炎烈日底下的大路上，如果它不肯向前，人们就用戳棒狠狠地打它、折磨它，它气喘吁吁地来到执行死刑的地方，脖子上绑着绳子，几乎瞪爆了眼睛，被交到屠夫的手里，那种卑劣下流的职业让屠夫个个粗鄙暴烈，它还没有完全死，就被大卸八块。它的名字在对于它所养活的人类来说，本来该是很神圣的，但在法语中却很可笑，我这本书的读者大概会觉得我的看法和之前的那些议论也是很可笑的。 在孩子所生的那个时代和阶层里，雇佣仆役是一种制度。克先生和克太太当然有一些“下人”。至于阿尔德贡德和巴尔巴拉是不是比古代的奴隶或是工厂的工人更对她们的命运满意，根本用不着去考虑。在这里只需说明，这刚刚降生的婴儿一生当中，将会看到比仆役工作更没有自尊的奴役形式。当时，巴尔巴拉和阿尔德贡德大概会说，她们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她们俩中间的一个或是阿洁丽太太不时地看一眼摇篮，然后匆忙回到太太的房间去。孩子还不知道（或者说已经不再知道）人的脸是什么，只看到一个模模糊糊的圆东西凑近来，那东西在动，还发出了声音。许多年过去以后，她在弥留的混乱中也许会看到护士和医生的脸凑过来看她。我很愿意相信，短腿狗特里埃被人从它习惯待的好地方——费尔南德的床底下赶了出来，竟设法钻到了摇篮边，它嗅着这个新东西那还不熟悉的气味，摇着长尾巴表示它可以信赖，然后朝着厨房挺起前半身，那里有好吃的东西。 将近下午两点，仿佛已没有大出血的危险了。克先生到他的内兄泰奥巴尔德那圈子里去找他，又去找从列日来到让娜家里小住的连襟乔治。克先生早就写信给让娜，告诉她今天早上发生的事。这三位先生到依塞勒镇公所去给孩子作登记。克先生也许不知道，这座房子位置不佳，五十年前是有名的歌星玛丽布朗的房基地，她的早逝启发了缪塞的灵感，写出了一首费尔南德和他都很喜欢的诗，他们曾不止一次互相背诵过（“显然现在说起她为时已晚／自从她去世已过了十五天……”）。离那里不远就是依塞勒的公墓，几年前安葬了一个自杀的法国人，克先生最近还满怀尊敬地去瞻仰过他的坟茔，那就是心眼实诚的布朗热将军。在咖啡歌厅唱的歌曲中对这将军大加赞赏。当时右派的议员们正阴谋酝酿一个有利于他的政变，他却临阵溜了号，到布鲁塞尔去看望患了结核病濒临死亡的情妇彭纳曼夫人。克先生觉得老实的将军在政治上是个可笑的人物，却很看重他作为一个忠实的情人毅然赴死（“已经没有你，我怎么能再活一个星期？”）。不过，现在不是想这些丧气事的时候。身份登记员规规矩矩记下了小姑娘的出生情况：父亲，米歇尔-夏尔-热内-约瑟夫·克·德·克，房地产主，生于里尔（法国北部）；母亲费尔南德-路易丝-玛丽-吉丝莱娜·德·卡·德·马，生于那慕尔，夫妻双方在圣让-卡佩尔居住（法国北部）。姓氏中的第一个克是正式记录在案的佛兰芒一个古老姓氏的第一个音，这姓氏在日常生活中用得越来越少。另一个完全法国味的姓氏更常用，那是由于十八世纪得到的一块领地而起的。 然而这个正式文件却跟古代或是中世纪的抄本一样，充满了不实之辞，费尔南德的名字就有两处错误。有关证人的姓名和身份的文字中，住在列日的企业家（我不知道那一年他领导什么企业，但我知道后来他经营法国酒的进口生意）乔治·德·塞·德·依男爵，尽管他的签名清楚明了，却跟他的姻亲泰奥巴尔德拥有同样的姓氏，泰奥巴尔德住在布鲁塞尔，他本人也并不是男爵。由于一种不明不白的亲密称呼，乔治算是新生儿的大舅，其实他是费尔南德的表兄，又是她的大姐夫。这只是小小的差错，或者说不过是不太精确。要是更重要的文件的话，就会让好几代博学人士大伤脑筋了。 人们请来一个新医生代替杜布瓦大夫，他仔细检查了之后，说他对产妇的情况相当满意。随后的两天安全地过去了。让娜和弗罗兰每天早上到加尔默罗会教堂望完弥撒之后，总来看望一下费尔南德，让娜小姐无论如何也不肯耽误早上的弥撒。然而到了星期四，阿洁丽太太发现产妇有点发烧。第二天克先生决定让看护每天早晚两次记录病人的体温和脉搏。他还顺手抓了一张卡片，上面不经意地印有两家的纹章，一开始就写了上一天的日期，他要逐日记下当天的温度和脉搏。后来无论是他还是阿洁丽太太对这些都记不得了。他的记录是这样的： 六月十一日早八点晚八点脉搏3……六月十二日早八点38.7脉搏100下午四点39.9120晚八点39100中午38.2108下午四点38.7106晚十点39120六月十四日早八点38.5108晚十点39.6110六月十五日早八点38.2……中午38.2……六月十六日早八点39.6130中午38.3108下午四点40.3130晚九点40.4135六月十七日早八点39.7134中午38.7124下午四点37.2……晚五点39.6134六月十八日早八点38.6130下午四点39.6133 费尔南德患了产褥热并发腹膜炎，十八日晚上就死了。在克先生的记录上唯一没有写日期的是十三号，尽管这天的体温和脉搏都登记了。大概是由于迷信，他略过了这个数字。 ✑Parcae，希腊神话中专司生、死和命运的女神。​ [book_title]分娩 03 这个星期还发生了一些不太重要的小事：第一件就是洗礼。仪式是在圣十字堂区的普通教堂里举行的，没有什么大排场。这教堂建于一八五九年，在我写这部书时又马马虎虎地翻修了一下，显然是为了好歹跟近旁雄伟的广播电视中心协调一致。两年半以前，也就是在这个堂区教堂里米歇尔娶了费尔南德。除了本堂神甫和唱诗班的孩子之外，参加洗礼的只有婴儿的教父泰奥巴尔德先生和教母让娜小姐。一如既往，让娜由她所说的两根拐棍，也就是弗罗兰和她的女仆扶着。还有阿洁丽太太抱着孩子。她得赶紧回到病人的床边去，在那里先生和巴尔巴拉正需要她。 孩子的教名中第一个为玛格丽特，因为那位亲爱的德国家庭教师的名字曾是玛尔卡雷塔，后来大家才叫她弗罗兰小姐；第二个叫安托瓦内特，跟阿德里安娜相应，讨厌的诺埃米叫这个名字，而且如今肯定过时了，还显得有点滑稽；第三个用了有残疾的让娜的名字，而且费尔南德的一个朋友也叫让娜，她注定会在我的一生当中起相当大的作用；第四个叫玛丽，来源于那位时时刻刻尤其是在我们死亡的时候为我们这些罪人祈祷的圣母的名字；最后一个叫吉丝莱娜，在法国北部和比利时有这样的习惯说法：圣吉斯兰能保佑儿童不生病。早就订购了好几盒糖衣杏仁，单等着把孩子的教名用银色的斜体字写在乳白色的硬纸盒盖上，就分送给大家，那盒子上面还装饰着一幅弗拉戈纳尔表现母爱的画。巴尔巴拉把她的那一份保留了很久。多年之后，我沉思着吃那裹着糖衣的杏仁，白色的糖块又硬又脆，是从我的洗礼上留下来的。 接下来的一天发生了一件更为重要的小事，至少在克先生看来是如此。费尔南德还有力气表达某些愿望时，就要给自己找些精神上的支持。她回忆起她曾跟让娜一起去过加尔默罗会教堂，她向那里陈列的圣骨顶礼膜拜过许多次。在危机时刻，如果病人提出要求，有时会把这圣骨拿到病人家去。她让克先生为她恳请修道院院长开恩。 可是她的手边就有圣骨。他们夫妻的卧房角落有一个架子，她常一个人在那里祈祷，底座上竖立着一尊十七世纪的耶稣受难像，是从苏阿雷城堡的小教堂里拿来的，她在那个城堡里一直长到成人。底座和十字架的横臂上凿着许多小小的龛孔，透过一块凸面玻璃可以看到在褪了色的红天鹅绒上镶着圣骨，每块圣骨下面还有一块羊皮纸的牌子，说明是来自哪个殉道者。用拉丁文写的字迹已经发白，所谓殉道者也已湮没无考了。人们只知道，有某个前人从罗马把这些神圣的宝物带了来，这些骨头渣子是从地下墓穴的尘土里拣的。也许是因为费尔南德不知道这些都是哪位圣人的遗骨，对于形象已模糊的基督、有些损伤的玳瑁边饰以及阴森森的骨头，她也过于熟悉了，不太相信那么灵验。而相反，在本地区内，加尔默罗修会教堂的那些圣骨却灵验得很。 当天就来了一个小教士，他小心翼翼地走进二层楼那间美丽的卧室，从袍子的皱褶里掏出了圣骨盒，毕恭毕敬、小心翼翼地放在费尔南德的枕头上，但她已昏昏沉沉，根本没有看见她那么盼望的能助她一臂之力的灵物已经到来。年轻的加尔默罗会教士跪下，背诵了几段拉丁文祈祷词，接着又默默地祈祷。克先生也跪了下来，只不过是出于礼仪，倒不全是为了信仰，他看着那人祈祷。过了很长时间，穿棕色袍子的客人站了起来，神情凝重地看那病人。克先生觉得他的脸上显出深刻的悲哀。他轻轻地拿起那圣物，重新包好，向门口走去。克先生一直把他送到街上。他觉得那年轻教士的悲哀不只来自对濒死病人的同情，而是由于他本人对他带来的圣骨是不是真有法力本来就将信将疑，他希望做一个试验，能一下子使他那有罪的疑心烟消云散，他灰心丧气地走了出去。但这一切也许都是克先生自己瞎想的。 第二个来访的是诺埃米。因为她心疼克先生的儿子，尽管那孩子已十九岁，身材高大，她还管他叫小米歇尔，所以她不赞成她的儿子续弦，尤其不赞成费尔南德怀孕。宣布添丁进口大喜事的电报只引得她把手掌往大腿上一拍，这是她不高兴的习惯动作。这样的粗俗让家里人都很不快。她嚷道：“小米歇尔被切成两半了。”这个比喻的意思是说她钟爱的孙子只能得到他父亲一半的遗产了。然而她最后还是来到了布鲁塞尔。大概是因为女人家的好奇心，尤其是这位老妇人禁不住要看看产妇的房间。还因为克先生为这一切变故要付很大一笔花费，早就要求他母亲提前给他几千法郎。她亲自把钱带来了，就像往常在这种情况下一样，她还要痛痛快快地跟儿子说几句尖酸刻薄的话。尽管她年事已高，还时而到比利时的首都来买东西。巴黎实在太远，在里尔又挑选不到中意的物品。唯一不方便的是回去的时候某些商品要在海关交税。但一般地说，她都能打点妥帖，一分钱都不交。 刚从包租的马车下来，她就知道了费尔南德的病况。事实上，在一九三号门前的马路上，铺上了厚厚的一层稻草，为的是减轻车辆的噪音。家里有情况危急的病人时，总采取这样的防护措施，告诉邻居产妇已病入膏肓。巴尔巴拉请老夫人进了屋。她不肯到底层的小客厅去，也不肯松开她的小阳伞。她在前厅的板凳上坐了下来。 克先生得到通报，从二楼的楼梯口他就认出了他母亲那有些胖大臃肿的身影，以及她把黑色的皮包紧紧抱在肚子前面的样子，仿佛有人要把它抢走似的，皮包上还装饰着一个花哨的伯爵冠冕，让米歇尔看了很生气，不过有时候他也糊糊涂涂地任凭他的供货商把他当伯爵。走到那老妇人身边，他立刻毫不隐讳地大体叙述了一下病情。对于救活费尔南德已不存任何希望。然而她的热度反而降下来了，可以接受短暂的来访，没有任何障碍。这个时候她很清醒，对她婆婆的关心十分感动。 然而那老妇人感到了死亡的气息。她的脸皱缩起来，把皮包搂得更紧了： “你看我不会被传染上这病吧？” 克先生强忍住没有向他母亲说，产褥热这种致命的疾病她再也不会得了，她可以尽管放心。老夫人昂然端坐在那条板凳上，不肯吃点心，米歇尔也不硬劝她吃。阿尔德贡德看守着费尔南德过了大半夜，炉火差不多已经灭了。老婆婆又爬上了那辆仍然等着她的车，没有多做停留，径自回黑山去了。后来她想到，当时她激动之余，忘了把那几张钞票给她儿子。 又过了一会儿，最后一个人来看望费尔南德。但这一次既不能交谈，也不能对他微笑。这人是摄影师，他带着他那些变魔术似的家什走进房来：硬玻璃的感光板，即使不能永久也能较长时间地固定住物体的影像，仿造眼睛制作的暗箱，可以填补记忆的空缺，三角架和一块黑布。除了克太太最后的面容之外，这个陌生人还给我留下了房间装饰的片段，借助着这些，我才能重新构筑起已遗忘的内室景象。在费尔南德的床头有两个带五个枝杈的烛台，但每个烛台上只点着三根圣礼上的长明蜡烛，这使这个只有庄严平静的场面多了一种说不清的悲凉。床帷子上面显出来桃花心木的床栏，左边可以看到另一张一模一样的床，整整齐齐地罩着绗成蜂巢纹样的踏花被。昨晚肯定没有人在这张床上睡过。但是我弄错了：仔细查看照片，我发现在踏花被的角上有一块黑东西，那是特里埃的前爪和鼻子，它蜷卧在主人的床上，克先生大概觉得这样很好，心里一感动就由它待在那儿了。 三个女人仔仔细细地给费尔南德安排收拾，她给人的印象是干干净净，无懈可击。汗迹和渗出的恶露都洗净擦干。在生和死交汇相融的当儿，似乎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停摆。这具一九〇三年的遗体穿着细麻布的睡衣，袖口和领子上都镶着花边，一块半透明的白绢蒙上了脸，又在头发底下作成光轮模样。在雪白的被单衬托下，头发显得漆黑。她的双手套在一串念珠里，放在肚子上面，由于腹膜发炎，肚子肿胀着，顶得被单鼓了起来，仿佛她仍然怀着个孩子似的。她变成了人们所看到的死人模样：完整的封闭的一块，感觉不到光、热和触摸，不呼不吸也不发声说话，不再摄取食物，随后再部分排泄出。然而，克太太结婚以前和以后的肖像上，可看出姣好的面容，从她死后的几张照片上，还可以感觉到她的美丽。由于生病消瘦下来，死使她极为平静，如今再也没有取悦和维持仪表的愿望，也许摄影师高超的照明技术更突出了这张人脸的端庄，描画出了鼓起的颧骨、凹下去的眼眶、细瘦精致的鼻子，让她有了一种尊严和让人捉摸不透的坚毅。她宽大的眼睑合了起来，让人似乎觉得她在沉睡，给她抹了一层她也许恰恰缺乏的温情。嘴唇苦楚地扭着，露出死人常有的高傲的皱纹，仿佛如今的下场是他们花了高昂代价得到的胜利。看得出三个女人精心整理了被单，那上面有新熨的像是刻出来的平行宽褶子。她们把这被单满满地摊在灵床上，还把太太的枕头拍得松软些。 就在这个星期，几乎同时给亲朋好友发出了两封邮件，一个是精致的小信封，边上框着蓝色的装饰线，也像成盒的糖衣杏仁一样，是预先定做的。在跟信封相配的信纸上，也用天蓝颜色的意大利斜体字印刷着他们的启事，说克先生和克太太欣喜地告知亲友，他们的千金玛格丽特降生了。第二种信封边上框着粗黑线，克太太的丈夫、女儿、继子、婆母、兄弟姊妹、妯娌、姑姨以及姑表姨表亲戚怀着沉痛的心情宣告，克太太已逝世，这对他们是不可弥补的损失。六月二十二日十点悼亡弥撒之后，在丧家位于苏阿雷的家族墓地举行葬礼，八天以后在布鲁塞尔举行另外一次安魂弥撒。由里斯纳车站出发，有车辆在此等候早上八点四十五分发自布鲁塞尔的火车。 典礼按照预定的计划举行了，我不知道是冒着雨还是有明媚阳光。婆母和前房儿子仍留在黑山。早饭也许比平常略微丰盛一点，匆匆吃罢之后，参加葬礼的人们就按时到雷奥波尔区的车站去。在里斯纳，由那慕尔来的马车夫们赶着马车沿着大路在等候，对于他们来说，这天能做一笔大生意。马匹不时低下头，啃一口丰美的青草。费尔南德被抬到紧靠村里教堂外墙的家族墓地，有一道栅栏把这个地区与墓地的其余部分隔开。在克先生身旁过了三年零三个月之后，她又回到了她的亲人中间。这一小片竖着十字架的家族园子早就住着她的父母、夭亡的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举行过宗教仪式之后，克先生跟本堂神甫交谈了几句。神甫向他暗示教堂太穷。的确，那教堂很丑陋，又老又旧，或者说没有好好维修，里面刷着棕黄色的粉浆。让神甫最伤心的是没有祭坛后面必备的彩色玻璃窗。在一个美丽的彩色玻璃窗上绘制圣费尔南德的肖像，立在她家墓地的旁边，肯定是纪念亡人的最触动人心的建筑。那个丧妻的鳏夫拿出了他的支票簿。 几个月之后，他收到了从黑山寄来的照片，新的彩色玻璃窗已安好了，他觉得奇丑无比。随照片还附了神甫写的一封卑躬屈节的信：当然，彩色玻璃窗让教堂的祭坛显得好看一些，对比之下，左面的窗子镶着白色的玻璃，比以前更显寒碜。说不定可以再把它装饰一下，来代表圣米歇尔，作为那彩色窗的呼应。克先生把这封信放进了纸篓。 ✑Jean-Honoré Fragonard（1732-1806），法国画家，擅长风景、肖像和历史题材。​ [book_title]分娩 04 在这忙碌多事的几天，没有人花许多时间照顾孩子，时常给她喝甚至没有烧开的凉奶，这倒对她很有好处，与她有关的严重事件只有一次。当费尔南德清醒地意识到她的病情将会如何发展时，她当着让娜小姐和弗罗兰的面这样嘱咐她的丈夫： “万一小姑娘想去当修女，就不要阻拦她。” 克先生从来没有把这话告诉过我，让娜也很当心不露口风。那个弗罗兰就不一样了。每次我到让娜姨妈家小住几天时，弗罗兰小姐就啰啰唆唆地对我讲我母亲的临终遗言。这个可怜的德国老小姐对我的温存呵护和大吵小嚷的逗弄已经让我恼火，这些话我就更受不了。我对母亲几乎一无所知，父亲从来不给我看她的照片（让娜小姐有一张她的相片，跟许多别的照片一起放在钢琴上，但她从来没有想对我指出来是哪一张），我刚到七八岁，就感到那个母亲似乎不公正地干涉了我的生活，侵犯了我的自由，试图在众目睽睽之下把我推到某一个方向去。当然，修道院对我毫无吸引力，但如果我知道母亲在临终前为我安排了将来的婚姻和我要接受的教育，我无疑也会执拗着不肯就范。人们要给狗戴项圈时，狗会扭开脖子，我也像狗一样，悄悄地退开。 仔细想来，我觉得这个嘱托并不出于弗罗兰所崇尚的虔诚，而是有别的考虑。费尔南德从少女时期就充满了幻想和花季特有的感情波澜，克先生在婚姻和以后的生活中试图让她感到充实，但一切迹象都让我觉得这两方面都没有让费尔南德完全满足。在极为强烈的痛苦当中，她觉得自己那不长的过去没什么可多说，绝望像是一条断断续续的黑线，自然其间也星星点点包含着一些幸福。她希望她的孩子不走她的旧路。总而言之，这几句嘱托包含着对丈夫审慎的谴责，他却坚信对妻子做了对一个女人该做的一切，没有什么亏欠。她就向丈夫表示，她也像跟她同时代的歌星梅丽桑德一样，过得并不幸福。 并不是克太太没有宗教感情，我早就证明过恰恰相反。很可能费尔南德在弥留之际奔向了上帝，在死亡那迷蒙的光线底下，她觉得不仅她自己的生活，连所有大地上的生灵都是虚无造作的。也许她希望孩子过她回忆中修道院里的那种平静生活，极力为小姑娘推开她认识的唯一的门，那里通到人们说的人间世以外的地方，通到她知道的唯一超凡脱俗的境界。到后来我想，我确实以自己的方式入了教，克太太的愿望已经实现了，但所用的方式她既不赞成也不理解。 五十三年过去了，我才第一次去拜访苏阿雷。那是在一九五六年，我从荷兰和德国过来，穿过比利时；我刚刚到威斯特伐利亚去呼吸蒙斯特的空气，为了写我的一本已经开头的书。我到达这个阴暗的城市时正值一个爱国主义和宗教节日：人们正庆祝一个在一九四四年的轰炸中损坏了一半的天主教堂又恢复使用。老城里到处都是巨幅旗帜，扩音器里传出慷慨激昂的演说。那座教堂曾见证过莱顿的约翰的疯狂，十六世纪经历过对再洗礼派的血腥镇压。如今教堂前黑压压地挤满了人群，回忆起教堂被毁则群情激愤，说到从废墟中重建又满怀豪情。我本人、陪伴我的一位美国女友和给我们开车的荷兰司机，对于一九四四年每人也有各自激动的回忆，但跟那些威斯特伐利亚人并不一样。面对着盛大庄严的场面，我们觉得成了入侵者，感到不太自在，我们完全了解对于这个德国城市这盛大的集会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然而在这中间我们曾是他们昨天的敌人、今天的外国人。我们赶紧离开了蒙斯特。 在海牙，报纸上满是本·贝拉被劫持的消息，那是非洲北部的一出闹剧。在电台和报纸上大肆传播之后，经过笨拙的准备，苏伊士倒霉的动乱开始了。在比利时佛来芒区的一个大城市里，我在法国官方一个歌舞节目中听到了一阵沙文主义的胡言乱语，他们为不知道对谁取得的胜利而干杯。英国的企业家们已为明天甚至后天作了打算，热烈响应穷兵黩武的号召。人们谈到了黑市，比利时的家庭妇女抢购了好几公斤的白糖。最精明的人购置了铅皮，把自家的窗户包上，铅皮能够阻挡核辐射。就在这个时候，苏联利用西方忙着干其他事的当儿，巩固了他们自己的前沿阵地。我到布鲁塞尔时，正好传来苏联坦克包围布达佩斯的消息。给我开出租车的那位生性快活的司机的话更增添了黑暗的气氛：“苏联人在那里扔了加磷的燃烧弹，会烧起大火的，等着瞧吧！”这小伙子也很激动，当然不是兴高采烈，他也怕苏联人；四分之三的人面对一场熊熊大火或严重的列车事故都会现出兴奋甚至欢喜的样子，他也如此。我应邀到一位很和善的老夫人家里做客，现在她已经去世了。我在她家听到了另一种声音。这家的女主人理所当然地仇恨苏联人；然而她却非常倨傲地看待匈牙利的起义。她鄙夷地说道：“就是工人的叛乱！”让人感觉到，一直到最后她还遵循原则，或者说这种原则推动着她生平第一次认为克里姆林宫干的事有道理。在这一片混乱当中，法国在印度支那酿成的悲剧是更为阴暗的悲剧的先兆，反倒被人遗忘了。然而，我到巴黎之后，穿过大街走进圣罗克教堂，看到一个神甫和几个穿丧服的女人为在奠边府死亡的人祈祷。 离开布鲁塞尔之前，我到古典美术博物馆去瞻仰勃鲁盖尔的画，他的《伯利恒的户口调查》以及他笔下那些散布在雪地里的平民都淹没在十一月下午灰色的光线里。在《叛逆天使的堕落》中，恶毒的天使长着非人的嘴脸。《伊卡洛斯的坠落》中，农民对这历史上第一起“空难”丝毫不感兴趣，还继续播种。让人想到别的博物馆里另外的画：《疯狂的葛兰特》在一个村子的灰烬中间呼喊着发泄他正义然而毫无用处的愤怒，《无辜者的屠杀》与《调查》形成悲哀的对比，《通天塔》和它的首领受到为它筑造错误的工人们毕恭毕敬地欢迎，《死亡的胜利》是一队由骷髅组成的军团。在这些寓意画中最为贴切的大概就是《盲人引导盲人》。粗暴、贪婪、对别人的痛苦漠不关心、疯狂和愚蠢比任何时候都严密地控制着整个世界，再加上人类第一次配备了终极毁灭的工具，而这样的人类在无限繁衍。目前的危机也许只波及一小群人就宣告结束。但是新的危机又会产生，因前面的危机影响变得更严重：不可避免的事态已经发生。看守迈着军人的步伐在博物馆的大厅里走来走去宣布闭馆，仿佛也宣布一切都关门大吉了。 在那慕尔小住的几天却很悠闲。我第一次来这里观光，看了一个旅游者该看的所有名胜。我仔细认真地走遍了这里的天主教堂，奥地利的唐胡安的心脏就保存在这儿，与马德里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的墓穴相对应，人们把他的遗骸运到了那里，我还参观了圣鲁教堂，巴罗克风格的建筑杰作，波德莱尔特别欣赏“阴森的小客厅”，他在那里第一次被“愚蠢的风”吹倒，他长久以来总感到这风会吹来。我登上了小城堡，小费尔南德大概也曾被领到这里，眺望秀丽的景色，过去凯尔特部落的武士、妇女和孩子在这里蹀躞，固守城堡防备恺撒大军的进攻。我去看了考古博物馆，有高卢-罗马的小件青铜器和野蛮人入侵时代的沉重首饰。下午用来参观苏阿雷。这里我只说在墓地的见闻。 自从米歇尔在这里安葬了他的妻子之后，这家庭的墓地又添丁进口了。让娜、泰奥巴尔德和得了疯病死的奥克塔夫都埋在这里。已结婚的姐妹们都不在，她们跟她们的配偶葬在另外的墓地。浅浅刻出的碑铭已难于辨认，让人无限思恋古代铭刻中那美丽而又坚毅的书法，延续好几个世纪，亘古长存，使人缅怀第一批出世特立的魂灵。我没有去弄清弗罗兰是不是在费尔南德和让娜之间占有一个位置。尽管她们热爱并尊重老资格的家庭女教师，但恐怕也不行。家人就是家人。 无论如何我都不能在这里安息的人与我之间建立起联系。在他们中间我只认识三个：两个舅舅和一个姨妈，而且我将近十岁起就没有再见过他们的面。我跨过了费尔南德，我在几个月之间依靠她的滋养，但这事实就像教科书上的道理一样冰冷。比起出于偶然向我叙述临终情形的陌生女人，她的坟并不引起我更多的温情。同样，我更难想象那个阿尔蒂尔·德·卡蒂埃和他的太太玛蒂尔德是什么样的人，我对他们的了解还不如对波德莱尔和奥地利的唐胡安的母亲知道的多哩，只不过我身上的某些成分来自他们。然而，从封闭在他们那十九世纪的这位先生和太太开始，可以重重叠叠地追溯千百代人，一直到史前时期，以至大地上面目模糊的生命本源。组成我的一半大杂烩就在这里。 是一半吗？在这样的翻转搅拌之后，上帝把我们每个人创造成独一无二的生灵。但如何推测他们身上道德或体质的特殊成分的百分比呢？这就像剖开我的骨头来分析或衡量所包含的矿物质。再说，我每天都更强烈地认为，组成我们的并不只是血液和体液，这样的计算从一开始就是错的。然而，阿尔蒂尔和玛蒂尔德仍是把我与一切联系起来的那两根线索的第二次交汇。我们从一个幽晦暗昧的处所出来，又将回到那里去，关于这个地方，无论我们作什么样的假设，总不该从精神中扬弃那些最简单的事实以及平凡而明显的成分，尽管这些东西是外来之物。阿尔蒂尔和玛蒂尔德是我的外祖父和外祖母，我是费尔南德的女儿。 另一方面，端详着苏阿雷的这些坟墓，我发觉我没有必要把这些人跟我拉在一起。如果说阿尔蒂尔、玛蒂尔德和费尔南德跟我几乎没有什么牵扯，那么我对于他们来说就更毫无关系。在我母亲生活的三十二年零四个月中，我在她的念头里顶多占八个月多一点的时间：对于她来说我首先是一团不确定的东西，接着是一个希望，一种感知，一种恐惧；在几个钟头之内，又是折磨。在我出生之后的几天里，她对我有时候会感到温情、惊异，也许还有点自豪。当阿洁丽太太向她宣布新生儿已娩出时，她感到或者自以为脱离了危险而觉得轻松快意。接着，发烧把这一切都赶走了。大家都看出来，在刹那之间她曾为她留在身后的孩子的命运担心，但显然她对自己迫在眉睫的死亡比对我的未来更为关切。阿尔蒂尔先生和玛蒂尔德太太，一个是在他们的女儿结婚前的十年死的，一个是在女儿结婚前的二十七年死的，对于他们来说，我只不过是他们结婚的弥撒中所希求的一个模模糊糊的小外孙，弥撒祝愿他们长寿，有一天能儿孙绕膝。 我把手放在栅栏上，手掌上沾满了铁锈。自从这栅栏门打开让最后一个亡灵——我不知道是奥克塔夫还是泰奥巴尔德——进来，已长出了一茬又一茬的杂草。在阿尔蒂尔和玛蒂尔德的十个孩子中，有七个已长眠在这里。在这七个人当中，到如今的一九五六年，只剩了一个孑遗，那就是我。我应该在这里做一点什么事情。但做些什么呢？如果在两千年前，我可以向那些以胚胎状埋在这里准备降生的逝者贡献食品，这样的埋葬姿势是人类给自己发明的最好的不朽的象征。在高卢-罗马时期，我可以在一个装满了灰的骨灰堂一角倒些牛奶和蜂蜜。在基督教文明的几个世纪里，我可以祈祷，祝他们安息，或者经过几年炼狱的净化之后，去享受天国的真福。这些愿望都彼此矛盾，但无疑表达的是同一的意思。就像我现在一样，假定这些人都在某个地方，我们只能祝愿他们在路上交到好运，这条路人人难逃，我们将来也必定要走。这也是一种祈祷的方式。当然，我还可以把栅栏重新油漆一遍，把地上的杂草锄净。但是我第二天就要走，我没有时间，再说，也没有这样的心思。 ✑John of Leiden（1509-1536），再洗礼派领袖。​✑十六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中的激进派或左派，主张唯成年受洗方有效。​✑Ahmed Ben Bella（1916-2012），阿尔及利亚军人、革命家、政治家。​✑John of Austria（1545-1578），神圣罗马帝国查理五世的私生子。​ [book_title]分娩 05 费尔南德死后又过了大约十五天（显然现在说起她为时已晚，自从她去世已过了十五天……），亲戚和她生前的好友从邮局收到了最后一件与她有关的通讯，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虔诚的回忆卡”。那是一个小小的纸笺，可以夹在祈祷书里，正面有一个表示追思的图样，带有一段或几段祈祷文，每段下面用极小的字精确地注明读这段祈祷能让炼狱中的灵魂赦免罪恶的年、月、日；在背面写着在上帝前追思已故男女的要求，下面有从《圣经》或其他宗教书籍中引出的摘录和简短的悼词。费尔南德的“虔诚的回忆卡”很是简朴。祈祷文字往往是那个年代刻字印刷社为丧家选定的人云亦云的几句话，是教皇庇护九世于一八五八年七月三十一日推荐给基督徒，让他们为受难灵魂祈祷的文字，但却没有天真地与人间的日历或时钟挂上钩。在背面，简短的悼词和祈祷赎罪的套语后面，有两句话没有注明作者，我估计是克先生本人撰写的： 不要为烟消云散而哭泣；应该为曾经存在而微笑。 她从始到终，都试图尽心尽力。 第一句话让我很有感触。在我们用于安慰自己的那可怜可悲的武库当中，这是一件有效的武器。丧妻的那个男人的意思是说，那年轻女人曾经活过就是个成就，本身就是美好的，尽管转瞬即逝，但死亡并没有把它泯灭。在这个格言中却缺少克先生惯常的坦白真率。人们因怜悯而微笑，因蔑视而微笑。因怀疑、因温情和爱情微笑的时候也很多。克先生大概一开始想写：“应当为曾经存在过而欢喜雀跃”，接着大概发现这个词对悲戚的文字来说反差太大，或者追求对仗工整让他词不达意。第二句话也同样暧昧费解。米歇尔肯定以为，说一个人尽心尽力是对一个人最好的赞扬。这句话让人想起来范·艾克的格言“Als ik kan”，我总用来当我的座右铭。但这句话本身就显得局促牵强：“她从始到终，都试图尽心尽力。”言外之意似乎是费尔南德只得到了部分的成功。读到这个赞扬的亲戚朋友中，有些人会觉得这很像一个心地良善的人给不再为他家服役的仆从的一份能力品德的《鉴定书》，他不愿意撒谎，但又找不出那人有什么特殊的才能值得赞颂。这句话也许表示他宽宏大度，也许让人觉得真率感人。克先生希望这话真率感人。 再说，丧妻之痛也渐渐减弱了。有人听到他对他的一个内兄说，无论如何分娩是女人分内的职务：费尔南德是在属于她的战场上死去的。米歇尔用这个比喻真让人惊奇，他绝对不想让那少妇为他传宗接代，我觉得倒可以说他对那少妇作出了让步，没有阻拦她当母亲的欲望。他这种人也决不相信上帝勒令一对夫妻必须繁衍儿女。他一定觉得这话从一位以前的重甲骑兵嘴里说了出来是自然而然的，而那时也没有什么别的话好说。现实是一笔丑陋的糊涂账，克先生把这笔糊涂账好好歹歹塞到一句人云亦云的套话里，泰奥巴尔德和乔治肯定赞同这说法。 这个星期非常忙。杜布瓦大夫匆匆走掉时，把他的产钳和围裙忘在费尔南德卧房的一个角落里了。克先生让人把这些东西包好捆好，亲自送到大夫家里去。一个女仆开了门，他把包裹扔到门缝里，一句话也没有说就走开了。 接着，他到一家房产经营处，要卖掉他在路易丝街的那所房子。他要再次越过边界，带着婴儿回黑山去，看护阿洁丽也会陪侍。他说服阿洁丽留到夏末，教会巴尔巴拉担负起带孩子的新职务。阿尔德贡德和那个园丁都被辞退了，他们拿到了丰厚的酬金。他把马带了回去，那马又被放到黑山那碧绿的牧场上。小狗特里埃因为是在特里尔降生的，所以起了这么个名字，他们每次出门旅行这狗都跟着，显然比那孩子更是亡妻的一个纪念。 克先生也把书都带回去，他要把书房里的那张大桌子留下来，他和玛格丽特的母亲（从这时候起，他这样来称呼亡妻）所喜欢的作家的著作并排堆在那上面。东西很重，必须请专业的搬家人员，这都让他发怵。穿甲胄的密涅瓦女神雕像也是一样，她最后留在了绿色大理石的基座上，像往常一样，对房产易主毫无所谓。 搬走之前，克先生最后一次上街。他到一家古玩店去，当初费尔南德曾在这里买过几件东西。他把费尔南德拿去试用的一件送了回来。古玩商是一个老犹太人，面相温厚而又精细，是个有欣赏品位的人。以前几次见面时，克先生很高兴跟他交谈几句。住在布鲁塞尔时，能让他轻松愉快聊天的也许只有这一个人。这一次，他直截了当地说要退货。古玩商看到顾客身上的丧服，小心谨慎地打听情况。克先生把发生的事对他说了。 “那么孩子呢？”老犹太人按惯例表示哀悼之后问他。 “孩子活着。” “真遗憾。”老人轻轻说了一句。 克先生也像回声似的重复一句： “是的，真遗憾。” ✑Jan Van Eyck（1390-1441），佛兰芒画家。​✑双关语，如我（艾克）所能。​ [book_title]分娩 06 时常听到这样一种论断：幼年丧母永远是件伤心事，一个失去了母亲的孩子一生当中都会感到缺憾，都会对故去的母亲感到思恋，我认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至少在我这里是另外一种情况。巴尔巴拉不仅在我长到七岁之前代替了我母亲的位置，她简直就成了我的母亲。后来第一件让我肝肠欲断的事并不是费尔南德的死亡，而是我的保姆离开。随后或者在同时，我父亲的诸位情妇或准情妇以及后来他的第三任太太，都保证了我作为女儿对于母亲的需要：受宠爱时高兴，失宠时悲伤；模模糊糊地想要以温情报答温情。有时怀着迷恋和尊敬去欣赏一位漂亮夫人，有时对于一个并不很有城府的良善人儿更多地怀有略带恼火的善意。 然而这里不来说我的事。假如不是这场意外，费尔南德也许还能再活三四十年。有时候我想象她的生活。如果米歇尔预计中的分居真实现了，费尔南德就会成为一个灰败无光的弃妇，这在我们这个圈子里并不少见。她不会像别人一样找个情人来给自己安慰，即使这么做也一定怀着痛悔之心。如果正相反，生了我之后家庭关系巩固了，建立起的和谐也不太可能达到天衣无缝的程度。当然，时间会让费尔南德多长些见识，会消磨她的愁闷和悲伤，那是一九〇〇年上流社会女人的典型情绪。但经验证明绝大多数人本性难移。我的少年时代也许会受她的影响，也许会被她激怒；可能倾向于柔婉顺从，也可能倾向于勃然叛逆。而将近一九二〇年时，一个十七岁少女的叛逆行动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费尔南德寿命很长，这在她家并不多见，我能清清楚楚地想象她晚年寄居到修道院或是一家瑞士旅店去。出于义务我会偶尔去看望她。但我爱她吗？对于一个根本未曾认识的人，这是一个不能贸然回答的问题。从一切方面来估计，最初我会像绝大多数的孩子一样，用一种自利和漫不经心的态度去爱她，随后这感情成了习惯，但穿插着许多争执，感情也越来越淡漠，许多成年人爱他们的母亲就是这个样子的。我这样写并不是要惹他们不高兴，只是要正视现实。 如今我旧事重提，叙述她的故事，心里倒充满了在此以前对她还没有过的同情。她就像以我自己为养料想象出来的或实际存在的人物，我让她生活或者重生了一次。另外，时间的流逝颠倒我们的关系。我目前的岁数是她在一九〇三年六月十八日的两倍多，我俯下身仔细观察她，就像尽量要理解一位少女却未能如愿以偿。我的父亲在七十五岁过世，同样由于时间的原因，如今我觉得他不单单是个父亲，而更像我的长兄。当我二十五岁时，他的确就给了我这样的印象。 这年的六月份，克先生还要办一件事，这比在苏阿雷举行的仪式更让人伤心。因为没有更好的说法，我姑且称之为掩埋遗物。亡妻的内外衣裙都送给了姊妹会，让她们卖掉之后用得来的款项周济穷人，让娜也赞成这样做。还剩了一些即使是天性超脱物外的人也总会有的七零八碎。克先生把费尔南德的遗物都装在一个盒子里：他们结婚以前她写给他的一封温情脉脉的信，她们姊妹之间的家书，生病时期他作的一些记录。寄宿学校的几个平平常常的纪念品，文凭，小学时的作业或分数单，最后还有一个练习本，后来被我扔掉了，在那上面有费尔南德结婚以后写的一部相当低劣的文学作品：一部传奇式的短篇小说，背景是布列塔尼的一个庄园（克太太并没有去过布列塔尼），小说描写庄园主人的第二位夫人对第一位夫人的嫉妒，因为第一位夫人的阴魂总纠缠着她。克先生在里面变作了一个有布列塔尼风度的运动员。我绝不用这么一篇小文章来评价费尔南德，这只证明了她很想把自己的生活写成小说。 米歇尔还把他妻子的照片都放到这个盒子里，有她生前拍的，也有遗照，还有他们旅行时拍的快照。他把玛格丽特的母亲生孩子前一天剪下来的头发装在一个信封里，仔细捆好。一九二九年我仔细检视时，发现那头发很细，是极深的棕色，几乎发黑，跟我的一模一样。 还有一些微不足道的遗物让我嫌恶。几个沉甸甸的圆形发辫，头发是深棕色的，夹有一些棕红的发丝，大概是费尔南德的母亲或祖母留下的。整个发辫已硬得像金属一样，完全不像是从人的皮肤里长出来的东西，就像精密加工的皮革已完全失去了动物身上剥下来时那原来的模样。因为上面的扣子是金的，我把它甩卖掉了。一个摩洛哥皮子的小盒子，里面除了几个沙龙舞用的坠饰之外，还有一串在那不勒斯买的珊瑚项链，大概是克太太从帕特诺普街上的饭店出来或从波西利波坐车兜风回来时买的。那脆弱的枝杈几乎已变成了粉末，摊在丝光纸上。比较正经一点的首饰放在银行的保险箱里，某天我手头紧就卖了一些，其他的重新镶嵌，面目全非，大概连克太太也认不出来了。盒底还有一个指环，也被重新熔化，这样的戒指只有留在一个死去的女人手指头上才有一点神圣的意义。受过祝福的小牌我送了人，我已忘记给谁了。乌木嵌螺钿的圣骨匣在一个修道院里找到了栖身之地。 在这些杂物中，还有一些东西：博絮埃的一本书，他的《福音书探微》，卡尔尼埃兄弟出版社的版本，红皮封面的精装本，书脊上烫着金。还有一个用哥特字体有棱有角写的题词，说明这是儿时的亲密女友佐埃送给弗罗兰的生日礼物。带有十个古老银色菱形的藏书章证明弗罗兰更青睐德文的宗教书籍，把这书送给了苏阿雷书房。这本《福音书探微》还保持着不常读的新书模样。《忠实信徒的祈祷书》分两册，于一八九七年由代斯克雷和勒非布尔公司在图尔奈出版，已读得很旧，因为软羊皮的封套都磨损了。在费尔南德婚前的名字首字母上画着一个花冠，让素净的封面有了个虚荣的污点。这本祈祷书里还有一个万年历，我不时就去查看。我也在那里面读过几段风格高贵的拉丁文祈祷词，费尔南德大概认为一直到世界的末日都应该引用的，然而如今的教廷已经把这些祷文抛弃了。 一个做成折扇形的舞会上用的名笺，象牙的扇骨上用铅笔写着费尔南德的几位男舞伴的名字，我认出来了几个。有两个巴黎出的摩洛哥精细皮件，大概是米歇尔送的礼物。一个是名片夹，完全是战前的风格。在浅紫和水绿的底色上，画着日本式雅致的五彩鸢尾花。用名片夹的时尚已经过去了，一九二九年左右，我把写着诗句或一时灵感的纸片夹在里面，这些句子为我所珍视，也能够引导我的生活。这个圣物跟钥匙、钢笔和女人手提包里的各样金属小物件放在一起，磨破了，沾上了墨水和口红的污迹，最终也要到一切东西都注定的归宿。另一个皮件更为豪华，是一个帝国绿的钱包，皮子光滑得像是上了漆，一只金质的孔雀，尾巴伸展开来构成了扣襻和滚边。尽管它更适合装刻着播种农妇的金路易，而不是我们的镍币和脏钞票，但我不愿意让东西躺在抽屉里不用，一九五二年我就决定用这个钱包。两年以后到陶努斯去游历时又把它弄丢了。如果所有用旧的东西都能回到已死去的原主人那里，克太太会很高兴地知道，她的女儿也到德国的大路上去漫游过。 米歇尔封好的这个匣子完成了使命，让我想到了这一切。然而这些虔诚的废物倒让我们羡慕那些动物，它们除了生命之外什么都没有，而我们时常掌握着它们的生死，也让我们羡慕苦行僧和遁世的隐士。我们知道，对于某个人来说，这些小玩意儿是珍贵的，有时是有用的，特别是由于这些东西有助于确定或提高那人本身的形象。东西的主人死了，东西也就没有用了，就像从坟墓里的冥器一样。再也没有比这些东西更能证明个人无足轻重了，我们却对此那么在乎，而代表或象征着它的东西也飞快地消散、损坏或丢失。 ✑Jacques-Bénigne Bossuet（1627-1704），法国高级教士、神学家、作家。也译作博叙埃。​ [book_title]城堡的巡礼 07 前面的几个章节我写得很是顺畅，趁着这个笔势我再写一些有关费尔南德的家庭和她幼年时代的情况。为了深入了解先人的过去，我引用了一些家谱和类似地方志的作品中收集的零星材料。关于近代的事，我依据的是米歇尔引述的费尔南德的回忆。父亲这一边的家族历史我知道得很详细。通过父亲对我多次重复的只言片语我可以约略估计父亲的一生，而这又与我自己的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对背景地点和我度过幼年时期的那些地区的描写也是如此。这些都跟我自己的回忆密不可分。接下来描述的绝大部分回忆对我而言却十分陌生。 根据地方志的记载，加蒂埃（一直到十七世纪中叶都是这样拼写）是列日地方一个古老的家族。一个叫做里比埃·德·加蒂埃的骑士娶了依德·德·奥罗涅，成了一三六六年列日城的“当政主事”。这就差不多像是执政官，十四世纪城里双雄并立，一位凭的是“门第出身”，另一位靠着“闯荡事业”。加蒂埃家族最终也走上了大多数旧家贵胄所走的路：衰败没落。若不是一个叫做让·德·福尔威的人于一四二七年娶了加蒂埃家的一位玛丽小姐，承继了这个姓氏和族徽，那么这个家族就几乎湮没无闻了。这样一来，加蒂埃一家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系，继续在列日这个奇怪的享有教廷爵位的领地上繁荣昌盛，一七八九年以前，列日隶属于神圣罗马帝国。这些人严格地在他们的阶层之内通婚，嫁妆一定是肥沃的土地，或者是有个父亲或叔舅，在主教府和市政府有影响力，能当后台。他们的财产光明正大地越滚越多。一直到十八世纪末叶，户籍清单上还有福尔威这个姓氏。一五四五年出现了福雷马尔这名字，到了一七一四年才出现路易-约瑟夫·德·卡蒂埃的字样（从这时起，就用‘卡’这个比以前的姓氏更为典雅的字头了），这人是苏格松的领主，来自一个叫做蒙的村庄和一个叫凯尔舍拉德的地方，他又从一个姑妈那里承继了大福雷马尔领主的名号，早年间大福雷马尔曾是医院骑士团的封地。 可以发现这个家族里有许多成员先后或同时在做官：有爵位的市政长官，拥有高级、中级或低级裁判权的法官，首席法官，列日政府的终身议员，财务秘书，马克西米连-亨利·德·巴维尔主教大人的私人顾问，约瑟夫-克雷芒·德·巴维尔主教大人的私人顾问及财务总管，圣约翰天主堂及于伊圣母院宗教事务委员会的长老。在这些人中间，有五个人在十八世纪曾当过列日的市长，有三个还连任一次。一个世纪以前，这些荣誉也带来了危险：十七世纪，曾有五个列日的市长死在断头台上，还有第六个被刺杀。这些死于非命的市长都属于主张改革的党派。费尔南德的祖先属于拥戴主教的那一派。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当官办事也不是轻松的差事。一六三七年，一个有爵位的市政长官据闻因参加了诛杀市长拉吕埃勒的密谋，而被聚集的人群撕成了碎片，据说造反的人喝了那个倒霉鬼的血，用牙咬下了他的肉。 说起一个家族的历史，如果我们不把它当做一扇窗，通向古老欧洲一个袖珍小国的历史，那就毫无意义了。有人说，这个宗教气息很浓的城市是由传说中的圣于贝尔建立的，是查理大帝的家族发祥之地，对错暂且不论，我们总觉得查理大帝是我们的一位祖先。这城市紧密地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这个法国气息很重的事件纠缠在一起，其传说丰富了我们的武功歌。列日似乎更像一个相当遥远的法国大城市。从一切看来我们都觉得，与我们的奥依语十分相近的瓦隆语（列日人不该抱怨，我对他们说，我只要跟当地的一个农妇交谈几句，我就觉得仿佛回到十三世纪了）；科明尼斯所说的“蠢笨的百姓”，他们暴躁易怒也开朗快活，虔诚笃信也反对教权，以自己居住的城市为荣，“因为每天举行的弥撒和罗马一样多”，在主教宣布把他们驱逐出教会之后，倒舒舒服服地过了五年好日子；十八世纪华宅高第的法国味道很浓的布局；格雷特里及后来的塞扎尔·弗兰克的音乐；宣布《人权宣言》引起的轰动；一直到泰罗涅·德·梅里古尔的大胆作为。我们很有理由把列日的居民区看做是巴黎圣安托万的延伸，而乌尔特省的首府列日正是由大革命造就的。 这里是对偶的历史背景中的一个方面，与之相对的是摩泽尔和莱茵地区。早在十世纪，列日就因这些文化达到了繁荣。象牙雕刻，珐琅工艺，《福音书》的印刷，卡洛林王朝及奥托王朝时的全盛时代。这里的艺术通过艾克斯拉沙佩勒与古代艺术相通，又经过那里与拜占庭互相联系，显然是具有帝国气象的艺术。风格高雅的圣巴托罗缪领洗池是一一一〇年刻制的，似乎提早了四个世纪，或晚了一千年。一方面，它为吉贝尔蒂雕刻的着衣或裸体圣徒奏响序曲。另一方面，刻在洗礼盆上的哲学家克拉东那肌肉发达的背部，使我们想起奥古斯都时代罗马的浅浮雕。这是一个叫做勒尼埃·德·于伊的艺术家的作品，他师法古人，又强烈地让人想到一个列日地方的哲学家，一个世纪后遥想古人，却因从阿那克西曼德、塞内卡以及迪南的大卫那里汲取了灵感，于一二一〇年在如今成为巴黎中央市场的地方被活活烧死：上帝是什么？是无所不包的心灵。自然，加蒂埃家的远祖与这个雕刻家和异端的精英毫无联系。他们顶多会为其中一人作品的精美感到诧异，也会被另一个人的思想激怒，如果他们有所耳闻的话。我提起这个作品和那人非同一般的命运，因为有太多的人不知道，在那些来自古代的粗大血管里的东西，流淌在我们误以为的顽固不化的中世纪。列日位于圣大阿尔伯图斯居住的科隆与阿伯拉尔居住的巴黎之间，常有教士和教廷人员来来往往，与罗马和克莱尔沃保持着联系，一直到十三世纪末，在思想交流的大路上，列日始终是个驿站。接下来两百年的内部纷争使城市力量衰竭，十七世纪又充满了社会动乱，耽误了这城的文艺复兴，只有几个意大利化的艺术家勉力维系一缕线索与文艺复兴的中心保持着联系。很早就有一些“大师”受到法国优秀的影响，正如同以后的启蒙思想照亮了逐渐形成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尽管让-路易，路易-约瑟夫，让-阿尔努尔和皮埃尔-罗贝尔在巴维尔家族的采邑主教宫廷里说的是凡尔赛的法语，但还是有一点点瓦隆地方的乡音，一直到旧制度结束时，他们的语调和气氛仍带有德意志小公国的愉悦古风。 被商人和银行家瞧不起的这些高门大户人家的子弟，都是，或者说得更精确些都愿意成为领主、打仗的武士和教士。在中世纪，这些佩剑的贵族议事司铎触怒了科明尼斯。如同神圣罗马帝国的贵族一样，以自己的名衔、爵位、门第世系以及豪华贵重但毫无用处的那些玩意儿为傲，法国的高门绅缙当然也珍视这些虚华，但他们却没有学会按照法国的礼节规矩，说起来时面带微笑。这些贵族尽管跟富有的资产阶级联姻，后者也巴不得融入其中，他们还是形成了一个要保持某种现状以维持其利益的阶层，他们在“小百姓”面前施展手腕，就像在敌手前面挥弄武器一样。在比利时的其他城市里，我们时常感到（并非完全正确），尽管党派和阶级之间斗争激烈，贵族、豪绅、资产者和手艺人有时也结成共同战线：造反的大老爷们和乞丐军觉得得到了佛兰德平民的支持，他们也以此为荣。布鲁塞尔的百姓曾为爱格蒙伯爵的死而哭泣。这种短暂的神圣联盟式的冲动在采邑主教之间却没有发生过。大人物和小人物的力量永远此消彼长摇摆不定，每一方面都总要争取外来的联盟。智慧和力量完全不起作用，或者只起破坏作用，使列日的历史成了政治动乱最好的例证，这就是城邦的政治历史中四分之三的时间内的特点，连虚有盛名的佛罗伦萨和雅典也不例外。 一三一二年列日的手艺工人把两百个骑士关在圣马丁教堂里活活烧死了，犯下跟奥拉杜尔一样的罪行。一四〇八年，让·德巴维尔主教经过了许多周折，把手艺工人的领袖、他们的妻子和站在他们一边的教士都扔到了默兹河里。大人物一派得到了历代勃艮第公爵的支持，对后者而言，封建制度已经被日薄西山的灿烂余晖笼罩，把无限的回味留给了哈布斯堡王朝。而小人物的一派却相反，路易十一把他们当成了西方这盘棋里的过河小卒，让他们去冲锋陷阵，必要的时候让他们送命。当勃艮第公爵勇士查理逼迫法兰西这只狐狸目睹叛变的列日被洗劫，逃出来的小人物在阿登的旷野上，因“寒冷、饥饿和困乏”而死，或者被想回去求饶的叛变的老爷们绞死。里贝尔·德·加蒂埃和他的夫人伊伏特·德·吕坦冈无疑赞同这种清洗的办法，也许他们为勃艮第人把散布在树林中的“铁制风车”捣毁了而感到痛惜。这种风车的收益丰厚，是那个地区未来重工业的雏形。 在接下来那个世纪的动乱当中，宗教贵族忠实于外国主子，从而获益匪浅。瓦隆地区卫兵的长矛也许就是在列日铸造的。连奥朗日的纪尧姆手下士兵的长矛也如此。无论任何时候，武器制造商几乎公开走私。小人物一派忙忙碌碌，却没有卷入尼德兰其他地方的人民起义中去。佛兰德的命运还有待考虑。像黑死病一样的异端思想在列日人这里仿佛不像别处的毒性那么强：人们很快摆脱了再洗礼派那些扫兴的家伙，该教派的理论在穷苦人中倒很有吸引力。一个起义军的遗孀到斯特拉斯堡去，在那里嫁给了一个叫加尔文的人。一五八五年，让·德·加蒂埃续弦娶了市政府一位官员的女儿，巴尔贝·德·夏多。在婚宴上，男人们一定兴高采烈地评论安特卫普和莱克卢斯两地又被西班牙军队占领的消息；而女人们，我估计，关心的尤其是新娘子的穿戴装束。三十年过后情况相反，当让的儿子跟也是市政官员的女儿伊萨贝尔·德·斯克莱塞联姻时，与外国人关系密切或串通一气惹来了麻烦。尼德兰七省共和国的新教徒和想反对神圣罗马帝国的法国国王都收买争取小人物一派的支持。但小人物的首领们下场很惨。在订立《奈梅亨条约》时，谈判会议上拒绝接见他们的代表。主教最后赢得了决定性的一局，也就是说，在一个世纪之内占了上风。 在王公贵族和官吏的升沉起伏当中，就像整个的欧洲一样，洛可可风格的列日沉溺在专制体制和生活的旖旎温柔之中，过着积极的、相对平静的日子。戴着假辫子、穿着黑缎短裤的“希鲁”，不时地也要受到穿燕尾服或者工作服的“格里努”侮辱。手艺工人行业工会前期的活动归根到底也就是自相残杀，然而那种热情也已熄灭了。手艺工人为无产阶级所代替，然而他们还不知道自己的这个名字。显然，费尔南德家的历任市长心惊胆战要预防的火灾，就是这个充满了铁匠和武器制造工匠的城市里发生火并。大概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几个烫着他们族徽和市徽的煮沸皮桶成了他们的标志，当火灾威胁着工场、贫民窟以及富裕人家的华宅时，就用类似的桶运水救援。我参观这家族的一个城堡时，有人还把几个这样的皮桶给我看过。可以估计到，路易-菲利普，弗朗索瓦-德尼，让-阿尔努尔，皮埃尔-罗贝尔和让-路易也曾竭尽心力扼杀从法国传播来的新思想，因为那些思想会燃起小人物一派的怒火。 任何地方都是如此，现实的利益迫使小人物和大人物不管愿意不愿意都必须保持一种怀有敌意的共生关系。如果没有武器制造的产出，主教只是个人微言轻的亲王，他的财务总管让-阿尔努尔也不知道如何装满钱柜。然而工人的生计也全靠着生意兴隆，也就是说要看时局的发展。七年战争中需要火枪，卡尔杜什在大路上抢劫旅客，维特打碎自己的脑袋都要用轻便手枪，还有绅士们在布鲁塞尔的客厅里耍弄着带有镂花圆头的细瘦长剑，大家的生计都取决于有人来买这些武器。在这个时期，人口增长了两倍，手工业的产值和货币都大大增加，可以补救各式各样的弊病，伏尔泰反映出了人民的声音，反对教会规定一些不许工作的节日，剥夺工人天天工作的权利。发展工业包括制造火器都会带来利益，这成了会惹恼不少人的世俗教义。让-阿尔努尔和皮埃尔-罗贝尔对于这一点并没有异议。 渐渐地，随着局势的自然发展，这些经营企业的贵族与富裕的资产者区别越来越小了。从法国吹来的风将把他们的封建权利扫除殆尽，但其实很久以来，领主们的财富取决于从农庄主那里得到的优厚分成，而不仅仅是像过去那样直接取自地租。也是很长时期以来，这些出身高贵的人把他们的资金投在工业和贸易上，同时也通过银行家的经营周转进行投机活动。从十八世纪开始，使用煤炭越来越普遍，这样也逐渐使半手工式的制造业转变为大工业。第一批高门大户人家在他们那毫无出产的牧歌式的田园牧场底下发现了煤田，他们的高兴劲儿肯定跟拥有一口油井的得克萨斯农庄主或阿拉伯王子一般无二。时移事易，在这个越来越热衷于贸易买卖的比利时，某一个卡蒂埃男爵当上了企业家，另一个卡蒂埃先生荣获工程师的头衔，一直受到重视的贵族身份更多地是保证在行政参议方面得到一个好职位。 ✑Philippe de Commynes（1447-1511），法国历史学家、政治家，生于佛兰德地区。​✑André Grétry（1741-1813），列日大主教领地作曲家。​✑César Franck（1822-1890），比利时作曲家、管风琴家。​✑今亚琛。​✑Lorenzo Ghiberti（1378-1455），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建筑学家、雕刻家。​✑Albertus Magnus（1200-1280），天主教多明我会的主教、哲学家。​✑Peter Abelard（1079-1142），法国神学家、哲学家。​✑十六世纪荷兰的游击队，大部分由基督教加尔文派信徒组成。​✑Comte d'Egmont（1522-1568），西属尼德兰的将军，政治家。​✑1944年，德国纳粹在奥拉杜尔把643个居民关在教堂里烧死，其中有247名妇女和205名儿童。​✑出身资产阶级的以维持列日城秩序为己任的青年志愿者。​✑列日的代表社会大众利益的党派，与“希鲁”针锋相对。​✑1756-1763年英国与法国各自集结追随者为争夺殖民地和海上霸权而发动的战争，以英国的胜利告终。​✑Cartouche（1693-1721），出没在巴黎及其郊外的强盗首领，最终被捕并处死刑。​✑Werther，歌德的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的主人公。​ [book_title]城堡的巡礼 08 在十八世纪最初几年，我的一个远房的外祖路易-约瑟夫·德·卡蒂埃，由他的夫人玛格丽特-佩特罗尼耶襄助着，把当年医院骑士团在福雷马尔的封地遗址改造成了一座现代化的宜人住宅。他的夫人是市政长官的大书记官兼列日大法院的首席书记官吉列·杜萨尔的女儿。他们在那里安家落户很有意思，就像是一种动物在很久以前与它们同属的另一种动物废弃的窝里住下似的，这是些半修士半军事的大社团留下的空壳，当年那些人耀武扬威的时代已属遥远的过去。蒂埃里·德·福雷马尔、康拉德·德·隆山，纪尧姆·德·福雷马尔、医院骑士团和圣德尼宗教事务委员会离路易-约瑟夫已很遥远，比路易-约瑟夫距离我们更遥远。那时还没有到关注中世纪的前浪漫主义兴趣蓬勃流行的时代，哥特这个在以前有些贬义的词，如今已开始烘热了人们的想象力。不知路易-约瑟夫和玛格丽特-佩特罗尼耶的清梦是不是曾被身披红色十字的骑士的幽灵打扰过。 福雷马尔城堡全景图是一个不爱惜艺术品的人从一七一八年出版的豪华书籍《列日地方撷英》中裁下来的，放在一个镀金的玻璃框里，是费尔南德留下来的一个稀奇古怪的遗物。我在那上面看到一个有圆形塔楼的城堡，就好像在荷兰时常见到的那样，似乎比建造的时间还早了一个世纪。当地的泥瓦匠比他们在法国的同行滞后许多。而花园却相反，就像当时所有的花园一样，模仿着凡尔赛宫的花圃。北面的围墙也许就是当年封地的断壁，拐角上还有昔日里的瞭望楼。另一方面，城堡坐落在小山上，通过一片果园、葡萄园和庄稼地连接着默兹河。一个庞大的谷仓和一个保持中世纪风格的小教堂在城堡的两边作为辅翼。一条小路直通默兹河。在陡峭的河岸上有二十来座尖顶的房屋，其中有些泥墙里镶着木头柱子，构成了大福雷马尔村，两三只小船泊在水面上荡悠。人们如果想到对岸的圣朗贝山谷修道院去就可以乘这些船。当然，那时候修道院周围还没有如今这些乱七八糟的厂房。人们也坐着这些船去垂钓，或者乘坐它们沿着一个叫做乌鸦岛的树木葱茏的小岛去捕鱼猎鸟。如果穿过村子和城堡北面那草木繁茂的小山，再走几公里就可以到达通厄伦，这是当年比利时高卢的首府。再过去一些，就是林堡采邑主教领地的边界了。 让我们考察一下那些水边的住所。对于十八世纪的雕刻家来说，这些房子使风景更加秀丽。它们比路易-约瑟夫城堡和在它以前的医院骑士团的领地更值得尊重。二世纪初本地还不知道基督教的时候，这些房子就存在了，只不过更加矮小，房顶上铺着茅草。有一个老兵拿着刻在铜牌上的退役证，到这里来终其天年，后来这个人在默兹地区声名昭著。他服役时曾驻扎在一个岛上，那个岛就是以后的英格兰。他的退役证上标明的日期是图拉真统治的最初几月。我估计他所在的部队从海外回来就是在科隆登陆的，那里是下日耳曼军队的集结地，图拉真将军就在那时收到了他的侄子哈德良快马加鞭带来的要他继承帝位的消息，他的这个侄子是一位前程万里的青年军官。人们可以想象到，那老人坐在一群光着屁股在草丛中打滚的孩子中间，一遍遍地叙说当时的景象。给军队分发了啤酒和银钱，士气高涨，欢呼雀跃。那青年军官还没有从奔驰的激情中回过神来，就开始诉说驻扎在特里尔摩泽尔河岸的敌人给他设下了埋伏，但被他凭着机敏和二十岁的血性击溃了……要是那些偶尔途经科隆的旅客说得没错，这位青年军官后来也成了皇帝，从罗马新铸的钱币上可以看到他的侧面肖像。至于图拉真，打了无数的胜仗以后就死了……那个通厄伦人打击与他们为敌的蛮族，取得了胜利时，大概参观过整个城市……于是，他就夸大其辞地描写那高大的平顶房屋，宏伟的寺庙，车水马龙的大路，商品齐全的店铺，要价太高的姑娘，大兵们只凭军饷不能染指，还有人与兽、人与人、兽与兽之间的野蛮游戏，这是他一辈子看到的最好看的表演。腿脚不灵的老兵艰难地站起身，想到如今他已扛不动沉重的铠甲装备，他从百夫长那里学的拉丁文也差不多都忘了。不久，在漆黑的夜里，他会从纤道潮湿的泥土里听到追索生命的魂灵在骑马奔驰，还有猎犬的吠叫声，它们将把死人带到另一个世界去。 不要以为我尽说些题外的话，路易-约瑟夫和他的继承人当时就喜爱收集古董，这在他们那个时代是品位高雅的标志。他们一定曾经毕恭毕敬地摩挲着那些园丁松土时挖到的小玩意：生锈的钱币和红色的陶器碎片，上面有朴拙刻板的浮雕，然而却很精美，高卢罗马时代的穷人就用这种陶器吃煮蚕豆和大麦粥。他们引用从学校学来的拉丁文诗句，因为记不清了，稍稍有些残缺不全，不时对光阴的飞逝、帝国的衰亡以及贵族的式微发出些老一套的感慨。现在也轮到了我在这里做同样的事。然而，说些老生常谈总比转过身闭住眼不看要强。 玛格丽特-佩特罗尼耶要规规矩矩地完成城堡女主人的义务，就得时不时下到村子里去，拿几件旧衣服、两三口酒和一碗强身的药粥送给一个病人或产妇，在泥泞的小胡同里，她得把裙子提得高高的，那里有母猪在吞食垃圾，母鸡在肥料堆上啄食。路易-约瑟夫有时候拄着他那银头的手杖敲响一个身份比别人高的农民的门槛，这人能代表福雷马尔的平凡百姓，正如这个大贵族在列日一呼百应，所以套个近乎还是合乎策略的。小型工业在这里立定脚跟，期望着发展壮大。让-路易把资金投在一家制造缝衣针的工场里，还打算开发一个采石场。在村子和城堡之间有些微的不满和仇恨（稍后就会看到例证），有时候也有共同的利益和宽容，甚至超出了阶级界限的同情。例如假如先生亲吻了一个漂亮姑娘，太太出于激愤，会把她的不安私下告诉女管家。大家一起在教堂里祈祷，虽然路易-约瑟夫和他太太的板凳摆在特殊的位置，当然还绘着他家的族徽。 大家一起沿着栽满芬芳枝叶的大路参加圣体瞻礼节的游行仪式，每个人按部就班，站在该站的位置。夏天，山上山下绿荫婆娑果实累累。接着，收获葡萄和用葡萄渣制作饮料的时节到来了。比起来这种饮料，先生更喜欢勃艮第的葡萄酒。到了秋天，城堡和村子里的牲口棚里都传出杀猪的嚎叫，从每家厨房的灶堂里升腾起火腿的香气。狩猎得来的野味充当谈话时品尝的点心，在先生家里是用银盘子端上来的。他们还另外有大的托盘，端到临水的房子里去大吃大喝，食物就是偷猎或偷渔得来的，也能成为吹嘘的谈资和绝妙的故事。我们生活在圣于贝尔的国度，这个残酷的猎人看到一只鹿含着眼泪朝他走来，鹿角上还挂着一个基督受难像，所以才改宗皈依了基督教，现在却变成了猎人以及跟班猎犬的保护神，有点像法庭上挂在法官旁边的十字架。谁也没有感觉到这种颠倒具有讽刺意味。因为讲究，先生和太太不得不用一个善于烹制调味汁的法国厨子掌勺，但厨房里打下手的男仆女仆都是本地人，对精美菜肴的追求上行下效。在城堡的饭桌上，本堂神甫哀叹必须解散尚代尔圣母院的乡间社团，那里的收益差不多全花费在吃喝上了，结果酒宴不断，招人议论。先生和夫人答应和他一起谴责村民贪馋饕餮的恶习。 采邑主教显然曾经抽出时间去看望他的私人顾问，这是礼节，再说他的避暑宅子在塞兰，如今成了克科里工厂，去一趟很方便。一个世纪以后欧洲大陆的第一辆机车就是在那里诞生的。无论是城堡里的老爷，还是他花园里的树木飞鸟（高高的炉子很快将在那里日夜燃烧），都没有想到采邑主教的拜访，就像他们从来没有想到曾在这里徜徉的史前巨兽会把它们的足迹和骨殖留在大河的泥泞里，对我们来说只比一八三五年的火车车头更古老一些而已。在这个世纪，来游玩的贵宾很多。斯帕就像这个洛可可风格贵族领地中的摩纳哥，以它的温泉休养地特别是它的赌场吸引了上流社会的人物，城堡的老爷从中拿走十分之一的捐税。可以估计到，某个从巴黎来或是到巴黎去的显赫过客，取道那慕尔的大路，在福雷马尔歇脚让他们的马匹喘一喘气，同时从当年的市长及其私人顾问那里得到饮料和殷勤的致意。 在这些旅客当中身份最为显赫的行路时隐姓埋名，将近一七一八年，彼得大帝尽管穿的棕色衣服没有领子也没有袖子，假发上也没有扑粉，但却是个专制君王，他的脸时而抽搐一下，显得捉摸不透而又阴森可怕。市长必然让这个人参观了全城所有的工场。彼得大帝利用他旅行的机会推动俄国的工业化。这位木匠出身的君主把他的儿子处死了，认为他保守落后，其实他本人更像一个拿刀弄锤的匠人，跟他那些胆小怕事的继承人不一样，后者都死在叶卡捷琳堡的一个地窖里。到一七七八年，法尔肯施泰因伯爵，也就是自由派的君主约瑟夫二世又是一个来参观工场和收容院的尊贵客人，他也让主人忙得不可开交，不过他姐姐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出言无忌和胖妹夫的懒惰麻木已占了他不少的心力。再早一些，哈加宫的伯爵，就是意大利的供应商一边叹气一边说的“买的东西多，付的钱少的那个人”，别称路斯塔夫三世，生来擅长艺术和寻欢作乐，他到斯德哥尔摩歌剧院的化装舞会去，在那里，一发火枪子弹穿透了他的化装上衣，打中了他的肚子，正倒下时被他的心腹冯·艾森扶住了。在这些到福雷马尔留连踟躇、欣赏美丽景色的旅客中间，我要配合其堂皇的派头，隆重地提到一个塞伽尔骑士，又名贾科莫·卡萨诺瓦，他曾有好几次匆匆穿过列日城，最初是骑马飞驰而过，因为他得了花柳病，急着要到德国去找一个好大夫。后来就更为匆忙了，他要让他的新情妇——一个十七岁的布鲁塞尔姑娘逃脱她家里人的追逐。 姑且先不说那些顺乎常情的过客，人们肯定地说十八世纪这城堡曾有两次被外国军队占据过，但说不准是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波兰王位继承战、奥地利王位继承战还是在七年战争时期发生的，也说不准占领者是奥地利人、普鲁士人、为英国国王陛下服役的汉诺威人还是法国人，但那是个连打仗也讲究分寸的战争年代，住在城堡里的那些先生行为举止显然还规矩有礼。也许几个汉诺威人用羽管键琴为城堡女主人吟唱拉莫的乐曲伴奏，还有几位微醺的火枪手在路易-菲利普或者让-德尼划出来的甬路上跳舞，他们以为这些甬路还能留存一百年哩。至于社会底层，在郁金香方方的时代，他们习惯于打家劫舍，或多或少用暴力手段把姑娘抢夺过来。 有关另外一个路易-约瑟夫或让-巴蒂斯特，福雷马尔城堡建造者的儿子或孙子（我手头的文件互相矛盾，必须作许多研究工作才能得出明确答案，这并不值得），从传说中我们可以知道三件事：他是一个鳏夫，当上了圣约翰教会的土地资源议事司铎，这也就是说他可以经手该教会的收益。他对文学的兴趣很浓。佃农恨他，他死的时候农民额手称庆，狂欢了好几天。文学方面的兴趣似乎不能如人们想象的那样，说明他的人品。姑且就叫他让-巴蒂斯特吧，当然很容易重新整理一下他的藏书，无论是在福雷马尔城堡的还是在城里他的教堂附近某处住宅里。所有拉丁文作者作品和一些希腊文作者的书，虽然这些大概都是经达西埃夫人翻译过来的。有具备神学知识的司铎的必备读物和教文著作，如果这位让-巴蒂斯特的思想很深刻，他就有莱布尼茨和马勒布朗什的作品，但决不会有斯宾诺莎，后者被认为过于亵渎宗教。有路易十四那个世纪所有大作家的作品，加上有关纹章学的论文和一些游记。在当代作家中，也许有丰特奈尔，让-巴蒂斯特·卢梭的《颂诗》，伏尔泰的优秀作品，例如《高雅的庙堂》或《查理十二的历史》，一定会有他的《悲剧集》。如果司铎还关注那种恣肆放纵的文学作品，而且觉得卡杜尔和马提亚尔还不够劲，那么大概有毕龙的作品，以及精装的《童贞女》，在书脊上端端正正地印着一个严肃的书名，但也许没有《天真汉》，这部作品显然是超出底线了。这些优秀的作品，连同其中的爱情作品，培育了那些有识之士，使他们摆脱了当时的偏见，教他们为自己去思考，有时候要为反对自己而思考。这些品味高尚的人遇到不幸时，用塞内卡的作品安慰自己或是用拉辛的“人心精微”来教育自己，这是再好也没有的事。但时常阅读这些作品只不过证明了受的是一种合乎规矩的教育，能够在饭桌上引证贺拉斯和莫里哀，在不容辩驳的权威底下加上一点人情事理的评论，并且能够像一个深知底细的人那样谈论家谱世系和当地的历史。 农民们对让-巴蒂斯特的仇恨也并不能证明什么，他也许是个贪婪小气或者粗鲁凶暴的主人，不仅是一个自大傲慢的绅士，还是一个高傲镇静的教士；也许正相反，是个循规蹈矩的地主，但冷淡孤介，缺少能令无赖恶棍都显得面目可亲的圆滑变通。不管他生性如何，一想到这个垂死之人从打开的窗户里听到他即将到来的死亡引起了欢笑和喧闹，我还是对他充满了怜悯。这个让-巴蒂斯特好像跟他的亲人和佃户相处得都不好，他把福雷马尔城堡留给了他的两个女管家。有关十八世纪一位议事司铎的传言，引出了两个戴着齐楚的头巾、穿着长袜的可爱女性，她们每天早上给慈爱的主人送去巧克力。但是波拉埃尔家的两位小姐也许已经超过了给教士做女佣的年龄，而且道德操守很严。她们的名字只在福雷马尔城堡主人的名单上匆匆出现了一段时期，血缘上的继承人用了一点手腕又把所有权收了回去。作为交换条件，她们大概得到了一些现款，买了一所长满忍冬的小白房子，或者在她们以前的相好里各自选择了一个丈夫。这些事都说不准的。 但这城堡不久就脱离了这个家族。一七五三年列日的市长弗朗索瓦-德尼，他的妻子让娜-约瑟芬是荷兰海尔德斯王室顾问团主席的女儿，他们没有孩子。他死的时候，也许是出于善心，也许是因为对他兄弟那一房人的憎恨，把城堡赠给了圣米歇尔儿童福利协会。大革命到来了，圣米歇尔儿童福利协会的资产并入了列日收容院，收容院又把城堡卖掉了。以后，城堡先后落入两家人的手中，随后，强有力的煤炭公司这一至今还在本地称王称霸的财团买下了已经残破不全的城堡。可以肯定地说，一九四五年有些从东部地区逃亡过来的人整个冬天都在废弃的城堡里扎营，睡在拼花地板上，在没有生火的绘有族徽的壁炉前冻得发抖，或者至多用从花园里捡来的一把枯枝点火取暖。 一九五六年，当我到比利时小住时，还留在手中作为纪念的雕版画激起我去看一看福雷马尔的愿望。一辆出租车载着我从列日出发，穿过关厢地带工人居住的一条似乎永远没有尽头的街。那里一片灰黑，没有一根草，没有一棵树，我们到达了一条街道。只有熟视无睹和漠不关心才让我们相信这里是住着人的（住的不是我们这类人），当然，我在二十来个国家里也见过与这相仿的，跟二十世纪的劳动适应的住处。默兹河岸的美丽风光已全被遮挡住了。重工业把大河和工人区之间变成了一个地狱。十一月的天空是个肮脏的锅盖。司机问了当地人之后，把车停在一座花园遗址打开的栅栏门前面。园子中间有一堆石块和瓦砾，表示那里曾有一所房子倒塌了，只留下了令人诧异的断壁颓垣。一条考究的楼梯搭在一段横梁上，通向已经消失了的二楼，那横梁又岌岌可危地由塌陷的承重墙支撑着。台阶已经缺损，但十八世纪的铸铁扶手栏杆还很完整。几个星期以前城堡被卖给了一个拆房的商人，能卖和能运走的东西都星散了，这个扶手栏杆显然是留在这里，等着把它买到手的古董商运走。我正好在拆房结束的这一天到来，等待着我的是比拉奈兹的木刻上那么一幅景象。这断成一截的楼梯欢欣鼓舞地直指天空，那位司铎如果看到这个场面，肯定会觉得是个象征。 绝大多数的领地破败时景象都很悲惨，露台和花园都没有了，就像纯种的骏马，变成了要送去屠宰的骨瘦嶙峋的老牲口。据说，花园要改成一块街心绿地。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所有经市政府表决建造的街心绿地都难免会变成停车场，这是一条规律。我不仅痛惜这所房子的下场，以及园子里五棵一丛的树木，还痛惜整个一片土地，遭受到工业的蹂躏，就像经过了兵燹。福雷马尔的水和空气也像匹兹堡、悉尼或东京一样，受到了致命的污染。我想到那个古老村落里的居民，受着大河里突然而至的洪水威胁，河岸还没有规划治理过。村民们由于无知，也污染了土地，浪费了资源，但他们没有有效的技术加剧这个过程的迅速发展。他们把便盆里的东西、宰杀了的牲口骨骼以及鞣制皮革的肮脏废物都倒到河里；他们却还没有向里面扔有毒甚至致命的副产品。他们过量猎杀野生动物，砍伐树木。然而他们的这些破坏比起我们来则小巫见大巫了，我们制造出了一个动物和树木都无法存活的世界。当然，他们在忍受痛苦，十九世纪的那些天真的进步人士以为那些痛苦都永远成为过去了。歉收的时候他们缺少食物；丰收的时候又吃得撑到了我们想象不到的程度。他们却没有沦落到吃含有潜在毒素的变异食物。有很大百分比的幼儿不幸死去，然而在自然界和人类之间也建立起了某种平衡，他们没有人口过度繁衍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引发的全面的战争，使个体失去尊严，腐化了整个人类。他们时而遭受暴力入侵，但却没有无休无止地生活在核威胁当中。他们受到自然力量的限制，但还没有受疯狂生产再愚蠢消费这个怪圈的制约。在不到三、五十年前，从牲口的生活过渡到在白蚁窝里熙熙攘攘的昆虫生活，对于所有人来说，这仿佛是个不容争辩的进步。今天，我们就要开始用另一种方式来思考。 一九七一年，我突然想要到列日的一家博物馆去看看福雷马尔那个老兵的证明文件，同时也再次参观一下那个地方。这一次，是五月的一天，却早早地像入了夏那么炎热。离工业区还有一刻钟的路程，司机就劝我关上车窗，防备漫天发臭的黄色烟雾。谁都知道，不习惯的人就得防护一点。道路上的工程使我们不能从福雷马尔地区穿过，但有人告诉我正在酝酿一个抵制工业发展的计划。生态环境的保护在这里谈不到，而是我们这个时代土地并购的典型现象，与中世纪封建领主的所作所为并无两样。向对岸喷火的恶龙吞食了面前更弱小的族类。离福雷马尔不远的老山煤矿已关门大吉，改变了用途的建筑物就像黑色魔法师的宫堡，在《帕西法尔》剧终的时候，颓然倒塌。远远望去，这个被十九和二十世纪一连五代人的贪欲及缺乏远见所侵蚀的场地，整个还保留着《列日的乐景》雕版画上的模样，甚至也许，那退伍老兵时代的模样，沿着大河和高高的丘陵之间曾有过人烟，其遗迹仍依稀可辨，没有被工业发展所破坏。 近两个世纪以来，人们决定全面使用碳氢物质，在利用这种能源的同时，人们贪婪地滥用了这种物质的威力，走上了一条不能逆转的道路。煤是从人刚会思想的时候算起百万世纪以前枯死的森林变成的；石油是油母页岩分解生成，或由百万亿微小动植物缓慢演化来的。就是这两种物质，使我们原先慢悠悠的历险变成向末日冲刺的疯狂赛马。在这两种危险的燃料中，煤炭首先占了上风。我的故乡里尔地区和与我母亲的两个家庭有联系的两个城市，偶然有了煤，就被糟践得面目全非。福雷马尔城堡当初是“列日的乐景”，那一天呈现在我面前的就是一个样板，证明我们犯了无法弥补的错误。 ✑Trajan（53-117），罗马帝国皇帝。​✑Jean-Philippe Rameau（1683-1764），法国作曲家。​✑Fanfan la Tulipe，法国十七和十八世纪在民歌和民间故事中流传的潇洒快活的大兵形象。​✑Anne Dacier（1645-1720），法国学者，翻译家。​✑Nicolas Malebranche（1638-1715），法国奥拉托利会教士，哲学家。​✑Bernard Le Bouyer de Fontenelle（1657-1757），法国哲学家、作家。​✑教廷规定，四十岁以上的女人才可以给教士当女佣。​✑Giovanni Battista Piranesi（1720-1778），意大利腐蚀版画家、建筑家。​ [book_title]城堡的巡礼 09 也是在十八世纪初叶，我的一位远祖，福雷马尔城堡主人的亲戚，生于一六七七年的让-路易·德·卡蒂埃，结了一门亲事，使他来到了埃诺城。他娶的是纪尧姆·比尔甘或者纪尧姆·德·比尔甘的女继承人（墓碑上没有刻“德”字）。比尔甘是桥头马尔西安，山上马尔西安和比乌尔几块领地的领主老爷，开着铁匠铺，还是奉国王旨令管理桑布尔河和默兹河之间所有森林的执法官。从肖像上看，这位有钱人是个美男子，尽管肖像也许美化了他。他戴着浓厚的假发，身披路易十四太平盛世年代流行的锦缎大氅。家里传说他的祖先在他以前就经营锻造铁器的行当，那是一个高贵的职业。其中一位祖先还给查理五世打造过一副胸甲和一把宝剑。这很有可能。这位在根特地方占有领地的查理经常让奥格斯堡给他供应武器，但大概也时不时到荷兰的制造商这里来订购。比尔甘的妻子玛丽-阿涅斯穿着锦缎衣裙，体态稍显丰腴。她出身于自中世纪以来就在埃诺和阿图瓦两地树大根深的家族。巴扬古这个姓氏是兰达斯地方的领主，从罗戴尔时代起，就出现在出资建造教堂的行善名单当中。另外一个年代较近的祖先在那名字后添加了“短脖儿”这个外号，据说是在克里西战场上得来的。那是我们从遥远的百年战争图景中隐约窥见的一摊血肉模糊的泥沼。法国在这里打了败仗，骑兵误把自己的步兵践踏致死。如今对于普通法国人来说，这个地名只不过是一种肉汤的名称罢了。但是，如果到格洛斯特郡的杜克斯伯里修道院，看到参加过克里西战役的休·勒德斯宾塞爵士和参加过普瓦提埃战役的他的儿子爱德华的坟墓，那战争的场面就有声有色，栩栩如生了。石像上的爱德华双手虔诚地合在一起已经有六百年，石头上画着他明亮的黑色眼睛，小胡子兜在锁子甲里，有一种野猫一般残酷的快活神气，那是在封建老爷们的面相上经常见到的。萨谢弗雷尔·西特韦尔说这一形象仿佛“突然被揭开的往昔给了我们一记重击”，真是一语中的。应该想象到，外号“短脖儿”的博杜安·比尔甘就生活在弱肉强食的人中间，应该是膀大腰圆，长着一双蓝眼睛。 继承了比尔甘和短脖儿巴扬古遗产的那个姑娘带来的嫁妆中不仅有大片的领地，还有一座差不多全新的城堡，那是十七世纪在马尔西安建造或者修葺的。按照这家的传说，身兼列日市长和市政顾问的让-路易只不过把这份地产当作临时的落脚地罢了。然而他的后代却在那里安了家，最后还把这地产的名称加在他们的姓氏上。接下来的让-弗朗索瓦-阿尔努娶了宾市首席审判官的女儿，他一辈子的伟大事业就是要弄清楚他能不能受邀请当上里涅亲王的座上客，后者是比利时外省最显赫的人物；还有能不能接到荷兰总督洛林的查理的召唤，去参加在他马理蒙领地上进行的野鸟围猎。在围猎期间，让-弗朗索瓦-阿尔努向年老的上司女伴大献殷勤。那是好好先生查理的情人，外号叫“线团”的默兹夫人。她的到来使马理蒙的山水生辉。她每年能得四万里弗尔作为她自己的私房钱，而一个泥瓦匠一年才挣两百。这位好心肠的贵族老爷，只对轻薄浮躁、到处蹭食的人才疾言厉色，自己却忍受着屁股和大腿长满脓疮的痛苦，这是他的日记上揭露的。一七八〇年，腿上的疮让他送了命，所有人都为他痛哭不已。奥地利属荷兰的洛可可时代末期也沾染了当时佛兰德附庸风雅的年轻画师的静物画上黏黏糊糊的回味。他们画的是水果，结着硬皮的鹅肝酱和放在珐琅托盘或土耳其毛垫上的野味尸体。 一七九二年，马尔西安领地的主人是皮埃尔-路易-亚历山大。四十多岁上娶了大概比他小十多岁还带着五个孩子的安娜-玛丽·德·菲利帕尔。迪穆里埃的军队受到瓦尔密战役的鼓舞，越过了边界。城堡位于战略要冲，马上就被占领了。北方军队的特派员圣茹斯特就是在这里起草了他给罗伯斯庇尔的绝大部分报告和信件。年轻特派员的忠义之心大大促进了那些无套裤汉的爱国热忱，于是在这里的平原和河流沿岸又搬演了大规模的历史事件，仍然是法国国王的军队和对手之间来来往往延续了几个世纪的拉锯战。然而共和的思想意识使这次入侵有了新的意义。旧的世界崩溃了，列日的主教塞尔西希姆谨慎起见，离开了城里的公馆，搬到默兹河畔于伊镇一个堡垒去。从巴黎来的消息把那些心里或利益上与旧制度紧密相连的人吓得面色苍白。皮埃尔-路易和安娜-玛丽作为房子被敌人占据的房东，过了两年困顿疲惫的日子。在一个小教堂的夹壁墙里藏着一个神甫，得给他秘密地送去食品，同时把屎尿倒干净，也许还有人夜里来祈祷。比利时公民德·卡蒂埃大概有许多次冒着危险向法国军官和可怕的特派员告发法国军队打家劫舍。安娜-玛丽大概也有许多事情要做：防备孩子们泄露机密，尽量保护女仆免于法国士兵的骚扰，也许还由唯一的仆人帮着，偷偷地照顾在热马普或是弗洛吕被马刀砍伤的一个叫做凯塞里克的人，让他藏在一个谷仓里。 就像跟我同时代的法国人一样，我从幼年时起就非常崇拜圣茹斯特。我曾经长时间地留连于卡纳瓦莱博物馆，端详这位毁灭天使的画像，那是一个无名氏画家的作品，但却像格勒兹笔下的人物一样，有一种温馨的魅力。他美丽的脸庞两旁披拂着卷发，女人一般的脖子周围，纯净无瑕地围着一大块精致的围巾，在我对罗伯斯庇尔的这位桀骜不驯的朋友的崇拜里，相貌是关键因素。从这时起，我的想法改变了：对他的悲伤怜悯取代了以前的崇拜，他在成功前就速朽了。圣茹斯特十八岁时，是个外省到巴黎来胡闹的普通淘气鬼。他母亲忧心忡忡，要求把他关进皮布斯少年管教所。他就在那里写出了那个世纪最平庸的情色作品《奥尔刚》，整个是拙劣地抄袭了他在中学偷看的全部禁书。二十二岁，他在布雷朗古的住处远远地热情澎湃地跟随着大革命初期的脚步，二十四岁他在精神上变成了“不可腐蚀者的地狱伴侣”，他是给在汹涌的云团中打出雷鸣电闪的阿拉斯的马克西米连提供建议和支持的不朽搭档。他那似是而非和铁面无私的论断让路易十六掉了脑袋，把吉伦特派、丹东派、埃贝尔派成员的头颅推进了断头台下面的柳条筐子。他也干掉了卡米尔·德穆兰，这个巴黎小伙子曾经是他的朋友，但反对他的很多观点。他是莱茵地区和北方地区的特派员，负责清除怀疑派和温和派，就像他自己说的，他冷酷无情并卓有成效地进行了打击。到了二十六岁，尽管一连三十六个小时等待着死亡，却还保持着高雅的风度，燕尾服和灰色的短裤都整洁笔挺，无懈可击，只不过飘拂的长发剪掉了，耳环也取了下来，白围巾没有了，露出了美丽的脖颈，显得有些凄凉。他在坚韧不屈地等待轮到他上断头台。在他前后的是他的同事，腿脚已不灵的库东和他的上帝，下巴已被打碎的罗伯斯庇尔。 这些被魔鬼附了身的人一生的命运值得仔细观察。然而着魔并不总意味着天分和超凡脱俗。在这个才能如此之高的小伙子身上，除了宗派主义外，没有任何迹象表示了那个世纪，甚至那十年的开放精神。他的演说里充满了哗众取宠的奇谈怪论，像是给事实穿上了格言的束腰紧身衣似的，再加上他长得漂亮，在文学家的眼里，就成了年轻的天才政治家的理想形象。他所吹嘘的就是我们已经看到甚至觉得恶心的东西，在所谓强权制度下大肆破坏，最终分崩离析。巧妙地维持互相的不信任，这样就可以停留在战争状态，而战争状态又有助于决定采取更极端的措施。这种理念使他恬不知耻地向罗伯斯庇尔提出建议：“不要过分地赞扬我们的胜利。”集中化的方式有可能削弱甚至失去制度的敌人，取消社会提供给自己以弥和不公正的小小福利保障，再加上傻瓜白痴总会接受的保险。这些可恶的措施成效显著。在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被控告期间，这位《奥尔刚》的作者在“普罗旺斯兄弟”吃晚饭时，说了这么一句话：不管怎样，对王后提出的那些肮脏的诉讼有助于“提高民众的道德水平”。从他年轻的嘴里吐出来的这种虚伪的道德就是革命发出的臭气。粗线条地看过了遥远的普卢塔克笔下共和派人物，也看过马里-约瑟夫·谢尼埃写的那些古典悲剧以及弗洛里昂先生的有关罗马人的小说，显然，他了解理想的人道主义，为了这个，他曾对一个朋友说，他准备“牺牲十万人的头颅，其中也包括自己的”。所有壮年早逝的人，在历史面前总戴着一副青春的面具。谁也不知道某一个政客是不是年轻的满脑子暴力想法和满嘴浮夸言辞的圣茹斯特又重生了。我们并不能很容易地推论他就是那个葡月十三日向圣罗克大路上行军的部队开炮的科西嘉小中尉、制定法典的执政，在蒂尔西特与沙皇会盟并被囚禁在圣赫勒拿岛的那个人。不过波拿巴·拿破仑在他这么大岁数时，尽管不可避免地有些恶迹，但在政治上还可以说是清白的。在拿破仑面前还有他整个的前途；而圣茹斯特却相反，头脑发热时就死了。 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否认他的伟大。用比历史还要深刻的神话的观点来看，他像涅墨西斯一样，能杀人，也毁灭了人的化身，而她恰恰是选择了这个化身来完成她的杀戮。他最高的道德就是勇气，这当然不是人类最难得最崇高的品质，但是如果没有勇气，别的一切就要化为一摊烂泥，变成一堆尘土。他这种赌徒般的勇气在公共安全委员会的一个沉重的夏夜表现得淋漓尽致，在那里，他在同事的睽睽目光底下没完没了地起草控告他们的诉状，并且还自吹自擂，却没有一个人敢把他刺死或是用椅子把他砸死。他当特派员时，冷静地出入于奥地利人的枪林弹雨，这种大无畏的精神一直持续到罗伯斯庇尔派的人在市政府被围捕而分崩离析的时候，一幅表现史实的版画画着他扶着受伤的罗伯斯庇尔，大概是据实描绘。最后一点尤其重要，一个人跟另一个人生死与共的关系永远是高贵的，哪怕是两个相辅相成的疯子之间的生死与共。这个神采飞扬、狂妄傲慢甚至蛮横无理的青年似乎是心甘情愿地在那个吹毛求疵、狐疑不定而又顽固死硬的马克西米连身旁当上了二把手，因为后者受到周围的人尊敬，并且总能激发出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这种事看起来也是很美的。 圣茹斯特与马克西米连相识初期，曾给他写信说：“您就像上帝一样，我只知道您的优点。”在他们被捕和被处死这短暂而又无穷无尽的间隔期间，圣茹斯特什么也没有说，显然他已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他是不是在静默中居高临下地审视着他周围的这一小群人呢？在施行专政的人中间，他们都是突出的典型。臭名昭著的西蒙，以前当过修鞋匠和监狱看守；老实的勒巴斯，他在莱茵军队里的同事自杀未遂，差不多已吓得半死；醉鬼昂里奥，应该为最后的惨败负一部分责任，他已经昏迷了，不知是因为喝多了酒还是受伤过重；库东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更衰弱，他被士兵们从藏身的大柜子里拉出来时，曾受到粗暴的对待。奥古斯丁·德·罗伯斯庇尔也被处死了，他曾抢过了圣茹斯特忠诚的棕榈枝然后从容自如地跟他的兄弟一起被杀死。还有另外十五个没有台词的角色，他们是被那些主角拉到这里，糊里糊涂地结束了生命。“您就像上帝，我只知道您的优点……”他是不是曾对马克西米连产生过怀疑，重新评判他这个被推倒在地的偶像？直到这模糊不清的弥塞亚的末日都仍是圣约翰，看到他歪歪斜斜地躺在他统治全法国的公共安全委员会的办公桌上，笨拙地把纸团塞到嘴里，擦出来血块和被打掉的牙，他是不是感到了痛苦？他是不是留恋这个他曾尝到过欢乐的世界？而在这个世界中，他的野心和个人观点有朝一日会让他反对至死不渝的朋友？圣茹斯特在某个地方曾经写过，说只有死亡才是真正共和派的栖身之地，这句夸张的话并不能对我们掩饰他面对自己死亡的那种紧张情绪。他没有让自己成为例外，用这种他喜爱的血腥的办法一了百了，这血的气味使他更接近萨德，而不是罗伯斯庇尔。我们仿佛可以想象到他在那群可怜巴巴的人中间，从高喊革命口号的夸夸其谈里生出对他人的蔑视，他冷静地施展勇气，一个又一个地抵拒住让他不能坚持到底的想法和冲动。 当然，在想入非非爱编小说的年龄，我或许很高兴想象着在英俊的圣茹斯特与我的外高祖母安娜-玛丽之间有点温存的感情，但保持体统的起码教养就让我不能多想，倒不是因为如今我十分容易地接受了圣茹斯特始终保持贞操的传说，无论在任何时候这对于一个理想主义左派都是重要的。一旦成为寻欢作乐的老手，就不那么容易戒除掉，这位年轻的革命领袖在动荡不定的生活中，很可能时常有发泄他肉欲的冲动，就像他设法过一把骑马的瘾似的。但即便是安娜-玛丽的眼睛在乡下人看起来相当漂亮，一个荷兰奥地利的前贵族妇女不大可能引起他的激情，正像儿女绕膝的少妇也不太会勾起当时一个淫棍的欲火。另一方面，在安娜-玛丽看来，那漂亮的三色绶带沾满了鲜血，就像当丑陋狱卒拉着桶到圣奥诺雷街的肉铺去装满水来冲洗罗伯斯庇尔的尸身时，他在囚车里的模样。如果我的外高祖母有意欺骗她的皮埃尔-路易，那该是跟一个穿白制服的军官。不过在马尔西安城堡，圣茹斯特比我那些面目模糊的先祖跟我的距离更近。我愿意想象他骑着从公民德·卡蒂埃手里征用来的骏马飞腾奔驰，挥洒着他无尽的青春精力，就好像热月九日的早晨，经过失眠的一夜，他在布洛涅森林公园纵马驰骋一样。他口袋里装着折叠起来的讲演稿，要在演说中孤注一掷，他只往好的方面想，没有想到将来他也许会身首异处，埋在艾兰西斯的公墓里。 ✑Charles V（1500-1558），神圣罗马帝国皇帝。​✑Hugh Le Despenser（1286-1326），Edward Le Despenser（1310-1342），父子都是英国国王爱德华二世的宠臣。​✑法国古时的记账货币单位，相当于法国一公斤银子的价值。​✑Charles-François Dumouriez（1739-1823），法国将军，曾率领法军在瓦尔密地方与普鲁士军队战斗。​✑Jean-Baptiste Greuze（1725-1805），法国画家。​✑即罗伯斯庇尔。​✑即罗伯斯庇尔。​✑Georges Couthon（1755-1794），雅各宾独裁和恐怖时期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在救国委员会中的同事。​✑Plutarch（46-119），希腊作家。​✑Marie-Joseph Chenier（1764-1811），法国诗人、剧作家、政治家，法国大革命的支持者。​✑Jean-Pierre Claris de Florian（1755-1794），法国小说家、剧作家、诗人。​✑希腊神话中的复仇女神。​✑Antoine Simon（1736-1794），法国大革命期间曾看守路易十七。​✑Philippe-Fraçois-Joseph Le Bas（1764-1794），法国大革命期间加莱海峡省议员。​✑François Hanriot（1761-1794），法国大革命期间担任师长。​ [book_title]城堡的巡礼 10 动乱的年代结束以后，安娜-玛丽又恢复了中断已久的生育。这个停顿让我估计皮埃尔-路易早就让他的夫人离开了被占领的城堡，以前我想象的有关我外高祖母在那些无套裤汉中间生活的情况纯粹是我自己的杜撰。不管怎样，她已经有五个孩子了，后来又添了四个。其中一个叫约瑟夫-吉斯兰，生于一七九九年，就是我的外曾祖父。他的长子，就是我的外祖父，在一八五五年终于离开了马尔西安领地，但他续弦生的几个孩子仍旧留在那里，他们的后代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还住在那儿。 我小的时候，曾经有一次到马尔西安城堡去观光，只记得那里的花坛和吱吱叫的孔雀。一九二九年到比利时逗留稍长的时间，我又到那里去了一次，自那以后，再也没有回去过。那时我与我母亲的娘家又有了联系，而这一切对于我都只不过是个传说。我的舅姥姥路易丝热情地接待了我，还稍许带着些拘谨，那是当时有教养的英国女人的特点。路易丝·布朗·奥米拉生在伦敦，是纯粹或者部分爱尔兰人的后裔。喜欢她的人说她出自名门，心怀不善的人也不否认第一种说法，但断定我的舅姥爷埃米尔-保尔-吉斯兰是在布赖顿遇见了路易丝并且娶了她，那时候，她只不过是个年轻的家庭女教师。有些暧昧不清的说法，论及他们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日期，但户口登记驳斥了这些恶意的传闻，不然就是根据需要作了完全不正确的更改。有一位天真的家谱作者说：“一个正派严肃的男人娶了一个他钟爱的女人”，也同样远远地不符事实。这传奇性结合的头几年是在荷兰的一处宅邸中度过的，这房子属于埃米尔。他暂时远离他的家人，从那里给他一个有点厌恶女人的表兄弟奥克塔夫·皮尔麦茨寄了许多信，夸示他夫妻间和美的生活。 他的儿子埃米尔在交易所工作，天性就是个保守主义者，都用不着用政治原则去支持保守主义。他本是老礼宾司的官员，是个浸透了华盛顿上流社会趣味的交际场上的人物，在华盛顿曾有过两次风光体面的婚姻，但两位夫人都没有孩子。我这样说仿佛是在描绘一个诺尔布瓦式的人物，其实，这个混有爱尔兰血统的瓦隆人自有一种生活趣味，是普鲁斯特笔下那彬彬有礼的外交官所缺少的。他喜欢漂亮姑娘、美味佳肴和高雅的绘画。由于有佳肴和绘画，从一九四〇到一九四五年，他在伦敦的宅邸成了流亡中比利时政府要员温馨的避难处。他性格有些沉闷，至少并不热衷家庭聚会。他像那些只管自己欢乐的男人一样，有些怪癖。义和团运动之后，他马上当了驻中国的公使。当慈禧的政府同意出资修复被损毁的公使宅邸时，他获准按照马尔西安城堡的样式修建，不仅是图样，连砖和石板都从比利时用编着号码的包裹寄去。这个奇特的建筑如今仍然存在，据说在中国政府收回它的所有权之前，由比利时暂时租给了缅甸大使。这个稀罕建筑的内部相当现代化。埃米尔·德·卡·德·马发出了请帖，居然请到了两位有皇家血统的年轻公主出席晚宴，直到那时两位公主从来没有出过紫禁城。喝咖啡的时候这些身份高贵的人物欠身告退，而且很长时间不回来，引起了不安。大家开始找她们：原来她们没完没了地拉最讲究的马桶水箱，小小瀑布的哗哗流水应和着她们清脆的笑声。这次晚宴是我埃米尔舅舅一次社交上的胜利。 将近一九五〇年，这个阅历如此丰富的人死于伦敦，作为高级外交人员，享受到豪华的丧礼，让人印象深刻。这一方面是对走向消亡的一类人表示敬意，同时也显示了他长久以来所代表的被两次大战蹂躏的国家荣誉。我从他的一个同事那里得知，他逝世以前的几个月，曾感到非常悲哀后悔，仿佛他的一生只不过是个官方的木偶，一个衣着华丽的幽灵，由外交部牵着线，在布景前扮演着皮影戏，而那布景刹那之间就不复存在。这种懊悔心情本身就证明了他的确不止于此。 他的弟弟阿诺尔德从来就没有任何雄心壮志，只是漫不经心地经营着马尔西安和在荷兰其他地方拥有的地产，倒是个可爱的上流社会人士。他跟他这个圈子里的一个颇具眼光的女人分了手。他们的儿子让，比我小几岁，他对野生动物的兴趣很招我喜欢。他驯养了一只狐狸，总紧紧地牵着。狐狸的脖子上有个蓝色天鹅绒的项圈，长着一对聪明的眼睛，蓬蓬松松的毛皮，颜色像秋天的枫叶，很驯服地跟着他，但仍保留着迂回前进又忽而飞奔的习惯，就像人们拉着绳子训练的小狗常有的步态。 一九〇七年版的《贝德克尔手册》对游客保证说马尔西安城堡的藏画值得一看，但是一九二九年这些藏画已经不在城堡里了，我估计是在装饰着埃米尔的公使馆。一种库尔贝式的、很有浪漫气息的现实主义巨幅家庭成员肖像，挂在第二帝国风格的客厅墙壁上。拿着手杖的先生们在林间小路里散步，身着猎装的女士优雅地依靠在她们的马匹身旁。十八世纪布鲁日的主教，一个叫做巴扬古-古尔克的人，在一个角落里留下了革命前旧时代的一本笔记。路易丝舅姥姥把一个装满细密画的纸盒子放在我的膝盖上。我被一位少妇的形象吸引住了：她穿着一袭白纱裙，身材娇小，脸色白得像葡萄牙女人或巴西女人，黑色的卷发笼在一顶白色透明的软帽里。背面写着画中人的名字，墨水已褪色了：玛丽亚·德·里丝贝亚。关于这个人我的舅姥姥一无所知，只知道她不属于我的直系长辈，似乎出自某一位长辈的二房夫人。我之所以在这里提起，是因为我有时候很想把她的名字和她的相貌放在我的一部小说或者一首诗里。 路易丝舅姥姥把茶端到露台上，精致考究的派头让我想起了英国。儿时看到的几只孔雀和玫瑰花丛宛然仍在。在这里，我不再提有关福雷马尔的话头，肮脏的天空，被污染的土地和水，我们的祖先还诚心诚意地以为那是进步，我们不能再以此为借口。不管怎样，大福雷马尔的命运也威胁着马尔西安城堡。在池塘的另一边，在已被逼缩得狭窄的花园旁，工厂的烟囱吐出浓烟，算是给工业强权的祭品。工厂创办人分得的红利大概装满了埃米尔和阿诺尔德的钱包。路易丝舅姥姥在倒茶之前，小心翼翼地用绣花手帕的一角擦了一下细瓷茶杯，那里刚刚落下了几粒黑屑。 一九五六年，我把马尔西安城堡写在我到比利时要再一次观光的名单上。花园已变成了公园，我觉得比以前窄小了些，但仍然还看得出记忆中的浮华张扬。公园维护得很好，带有冷静的行政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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