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西域探险记 [book_author]斯坦因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117580 [book_dec]本书简明扼要地记述了斯坦因三次中亚探险考古的主要过程和重要收获，复原了中西多元文化交融的西域历史图景。全书辅以大量珍稀考古实景图片、文物图片和遗址平面图，图文并茂，贯通了遗迹和历史的文明脉络，揭开了引人入胜的古迹神秘面纱，让考古报告变得通俗易懂、生动有趣。 [book_img]Z_10724.jpg [book_title]第一章　鸟瞰西域 (1) 我先后三次在中国西部探险 (2) ，历时七年，行程总计约25000英里 (3) 。 我探险的范围，西到阿姆河，东抵中国新疆。这一区域是古代东西方文明交融地带，谱成了文化史上灿烂的一章。这些文明在遗物上留下的印记，因气候干燥而被保存至今。 我探险的足迹所及，包括塔克拉玛干沙漠所在的塔里木盆地。塔里木盆地北接天山，南止于昆仑山山脉，东抵南山山脉，西与帕米尔高原山道相连。 从地图上看，这一区域像是横亘在人类几大文明发祥地之间的一道屏障，隔断了各文明之间的交流与联系。这里适合生命生存的地方仅为几片沙漠小绿洲。绿洲之外，是广阔无垠的荒漠。 塔里木盆地的大部分面积被塔克拉玛干沙漠覆盖，其余则是罗布泊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和罗布泊沙漠水源难觅，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都无法在这些地区生存。昆仑山高原山地的情形与此并无二致，只是在靠近冰川的高海拔地带才有一些植被。昆仑山高原山地气候近似半极地气候，一年里只有几个月可以生长植物。此外，深峻峡谷中的冰川溪流旁也有植被存在。沿山谷溪流向下渐次出现一些耕地，再向下就是沙漠盆地。所有的绿洲都赖于河流而存在，在塔克拉玛干，不靠人工渠道引水绝无可能耕种。 我的探险从西部群山开始。这不仅是因为希腊、罗马以及印度、波斯的影响经亚洲腹地东传到达中国，也由于要翻越的崇山峻岭较之周围的山系更为有趣。我所指的崇山峻岭就是那座大子午线走向的山脉，以及西侧广阔的高原地区。我将它们统称为帕米尔高原地带。这座巨大的山系，北与天山山脉相接，南与兴都库什山相连。阿姆河与塔里木河两大水系即以此山系为分水岭。分水岭东侧是高原山地，西面大部分则是阿姆河流域。这里是古代东西方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大通道，也是古代中国从塔里木盆地进入印度的必经之地。 沿着上述路线向东，经过曲折干燥的峡谷，即到达塔里木盆地的西部边缘。塔里木盆地的大部布满了流动沙丘。在未进入塔克拉玛干沙漠之前，首先要翻越环绕塔里木盆地的巨大高原山脉。塔里木河在抵达罗布泊并最终消失在沙漠之前，如果没有这些高原山脉的冰川供给水源，如此辽阔的地域将无任何生命可言。 雄伟高峻的昆仑山脉蜿蜒横亘在塔里木盆地南面。从帕米尔高原开始，就有几座崇山峻岭逶迤东去，直达喀喇昆仑山冰川。叶尔羌河及其众多支流都发源于这些山岭，进而成为塔里木河的主要支流。在这些河谷上游山岭坡地中，草场稀少，仅有几户柯尔克孜人游牧于此。这里的河谷通道大都汇集到喀喇昆仑山山道。喀喇昆仑山山道是通往拉达克和印度上游河谷的唯一交通线。 再向东，昆仑山脉愈高，交通阻绝。灌溉和田绿洲的玉龙喀什河即发源于昆仑山主脉北部。昆仑山主脉海拔近20000英尺 (4) ，绵延约300英里，道路大多在深山峡谷中，极难通行。这些河谷上游地带虽有几条山路可以通过山口，但由于山北坡地冰川遍布，崎岖难行，除当地山民外，外人几乎寸步难移。由此向南，是一望无际的西藏高原。西藏高原极为贫瘠，是古代交通的天然屏障。 和田绿洲南部高耸的昆仑山北坡，虽地貌与西藏高原迥然不同，但荒芜程度并无二致。在广阔的黄土山地上，时常可以见到水流冲蚀形成的崇山峻岭和深邃峡谷。这种情形，是在漫长的地质年代中因水流长期运动形成的。这些荒芜的昆仑山坡地几乎没有植被的保护，一年中极少有降水。 昆仑山北部冰川环绕。和田绿洲东面是玉龙喀什河发源地，由此可以俯瞰整个塔里木盆地。和田绿洲南面的山脉绵延400英里以上，犹如一条长长的珠链。在这条珠链上，昆仑山的前山地带是荒芜贫瘠的砾石坂坡。 向南遥望，沿塔里木河走，直至罗布泊方向，拱卫盆地的外围群山绵延东去，山势逐渐下降。狭小的若羌绿洲是古代鄯善国所在地，也是塔里木盆地东段唯一可以供人类永久居住的地方。若羌地段的昆仑山山间道路，历史上曾是南部游牧民族进犯塔里木盆地的通道。西藏高原、柴达木盆地和昆仑山高原河谷可以得到从印度洋以及太平洋方向吹来的维持生命的水汽。当然，这些水汽基本上不会越过巍峨的昆仑山脉进入塔里木盆地。 穿过塔里木盆地东端，昆仑山脉侵入南山山脉后渐渐消失。南山山脉西部俯临疏勒河河谷，蜿蜒200英里以上。山脉北坡山地气候干燥，高度发育的冲蚀地貌与昆仑山北坡完全一致。 穿过疏勒河河谷地带向东，一直到南山中部，情况却变得大为不同，气候明显变得湿润起来。这种迹象表明，这里已经接近黄河流域，受到了经甘肃西部直达西藏东北部高原地区的太平洋水汽影响。由于受到太平洋气流带来的水汽润泽，肃州 (5) 河西部河谷地带植物生长茂盛。再向东南，降雨和降雪量越发增大，南山北部的甘州 (6) 河流域因此出现大片茂密森林。 现在，我们已经介绍到流入太平洋的黄河流域分水岭地带。在这里，我们明显地感觉到，南山山麓从甘州原野以东气候湿润，无须修建灌溉设施，仅依靠雨雪等自然降水，就能够进行农业生产。不过，这一带的地表水不会流入大洋，而是最终消失在大陆腹地。 发源于南山的各条水流汇入额济纳河后，一同流进荒芜干燥的额济纳盆地，并最终消失在那里。北山山脉荒凉的高原山岭就蜿蜒绵延于额济纳河的西边，与同样干燥荒凉的库鲁克塔格相连。“库鲁克塔格”是突厥语（应为蒙古语——译者）名称，意为“干燥之山”。自此向西是绵延400多英里的无人区。北山与南山的连接部极为宽广，那里的盆地平原南北距离都在200英里以下，距离水源最近的地方现在已经开始垦殖。 在戈壁东西两端山峦的断层间，偶尔发现有水井和泉眼，表明有交通路线由此经过。但水井和泉眼的水量很小，决定了这里一次只容许少数人马通过。这里常有风暴发生，被行人视为畏途。这里气候寒冷，即便在春季，也常有冰冻霜寒出现。 天山山脉蜿蜒延伸在塔里木盆地北缘，在盆地北部形成巨大的天然屏障。天山山脉各处的海拔高度和山峦宽度大不相同。但是，无论何处，在气候以及与气候相关的其他各个方面，都极其鲜明地显示出它是塔里木盆地和北部毗连地区的分界线。北部各地区均属于准噶尔盆地。盆地的北部边界一直抵达西伯利亚的南缘，是一块巨大肥沃的山谷盆地。因为气候比较湿润，天山山谷以及附近的平原大多以畜牧业为主。因此，自古以来，从匈奴人开始，一直到突厥人和蒙古人，这里都是游牧民族垂涎的地方。 天山这道天然屏障绵延不断，其间时有山谷通道。这些山谷通道可以通行人马以及用于货物往来运输，因此天山以北的游牧民族，总有机会侵袭天山南部丰腴富足的绿洲和商道。对于吐鲁番盆地而言，天山以北的游牧民族可以从焉耆山谷中广大的裕勒都斯高原牧场长驱直入，这是自古以来北方游牧民族进入塔里木盆地东北部地区的主要通道。再向西，库车绿洲和喀什绿洲的情况一样，都无法避免游牧民族利用天山通道突如其来的袭击。 塔里木盆地东西长约900英里，南北最宽处有330英里。盆地中部是广袤无垠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沙漠中央全部由流动性沙丘构成。 发源于昆仑山的无数条河流，除和田河外，没有其他任何一条河流能够流入沙漠深处。即便是和田河，也只有在夏天雪山融化的洪水季节才能够穿越沙漠腹地汇入塔里木河。其他河流一旦流经绿洲垦殖区，或与河流毗连的沙生植物生长地带以后，或长或短地再流淌一段距离，便彻底消失在茫茫沙海之中。不过，在某个地质年代抑或是较早的某个历史时期，一定有几条河流能够流到很远的地方。我在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发掘的几处古代遗址，便足以证明这一点。 这些考古发掘，使我了解和熟悉了塔克拉玛干沙漠不同地形地貌的分布特点。这就是，行人无论是从绿洲边缘还是从河流旁边的丛林地带进入沙漠，最初经过的，总是沙漠植物分布带。植物以红柳、野生胡杨和芦苇为主，它们大多生长在低矮的流动沙丘之间。这一地带最显著的地貌形态是红柳包。大大小小圆锥形的土丘常常密密麻麻地聚集在一起。红柳包是流沙围绕红柳植株缓慢而有规律地堆积逐渐形成的。土包起初很小很矮，经过数百年不间断的沙土堆积和红柳植株的生长，土包就会长高达50英尺。继续向沙漠深处前进，沙丘上便只有皱缩发白、扭曲干裂的枯死树干裸露在外面。红柳包上的红柳也是很久以前就已枯死。有些还留有干枯的枝干，有些则只剩下圆锥形土包。到后来，连这种情形也看不到了，只有荒凉的沙丘堆积成一道道沙岭。 所有的沙丘，都是由狂风剥蚀肥沃的黏土堆积而成的。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这里都被强烈的风暴肆虐。特别是东北部地区，只要任何一处地表没有堆积沙丘或生长有沙生植物，在裸露的地面上，柔软的黏土便被狂风刮起席卷而去。 沙漠遗址的居住建筑，乃至古代果园遗迹，常常位于岛屿式的台地上，比附近风蚀地面高出许多。倒塌的残垣断壁和倒伏的树干有效地防止了土壤风化，因而地面的原始高度得以保存，四周没有遮盖的地方便被风剥蚀得越来越低。 在塔里木盆地，人类可以长久居住生活的地方只有沙漠和山脉之间的小绿洲。由于气候干燥，这些绿洲的垦殖只能依靠沟渠进行灌溉。也正因为如此，当地的畜牧养殖被严格地局限在河畔的灌木丛林之间。这种自然环境条件制约，可以说明，为什么两千多年来先后占据天山北坡的乌孙、塞种、月氏、匈奴、突厥以及蒙古各游牧民族，虽然常常袭扰塔里木盆地各绿洲，逼迫当地人臣属于他们，但他们绝对不会跨越山岭永久性地占领这些地方。这些游牧民族既然已经享有天山北坡的广大草场，那些以引水灌溉为生的绿洲垦殖者辛勤劳作的生活，自然不会引起他们的兴趣。 塔里木盆地所有已经开垦的土地与其绝对沙漠面积相比，只是微乎其微的一部分。由于气候干燥，所有绿洲的植物都呈现出非常显著的一致性，即无论在什么地方，到处都可以看到，同样的小麦、玉米和棉花，同样蜿蜒曲折的乡村道路两旁栽种着同样的白杨树和柳树，同样的庭院和果园出产同样的水果。 塔里木盆地东部的罗布泊洼地中央，是盐卤凝结而成的湖床。湖床自西南到东北的距离有160英里，最宽处有90多英里。这表明，史前时期这里是一个巨大的咸水湖。当时中亚气候还未完全干燥，这里容纳了塔里木盆地所有的水流。两千多年前，中国人初次知道此地时，当时的气候、环境状况就已经同现在一样了。现在，在与罗布泊西北部湖床毗连处，有一大片没有任何生命的地方，那里风蚀严重，并覆盖着一层薄薄的流沙。在那里的黏土地面上，仍然可以看出干涸河床的痕迹。我们的测量数据表明，这里属于早已干涸的古代河床，即库鲁克河三角洲。公元前后1世纪左右，库鲁克河三角洲汇集了焉耆河谷的孔雀河和塔里木河的河水，流向当时居住有一部分人的楼兰古国。近年来，水道又发生了较大的迁移，河水又重新流回荒漠中以前流过的大部分地方。 从斯文·赫定博士首先发现楼兰古国的一座遗址开始，之后又陆续发现了许多遗址，并获得了极为丰富的出土物。大量考古出土物表明，库鲁克河曾流至楼兰古国。公元4世纪初，在库鲁克河的尾闾地带还有一片小绿洲以及开垦的农田。经过这个当时曾有人烟的区域，横越罗布泊湖盆崎岖难行的盐壳地面，即是古代中国经疏勒河河谷进入塔里木盆地的通道。 这条中国古道横穿楼兰遗址东面的盐质湖床，然后转向东北方向的河谷低地，进而穿越一处四周都是奇形怪状雅丹的干涸湖床，进入疏勒河盆地下游三角洲沼泽地带。 在疏勒河盆地，除敦煌和其他一些小绿洲外，都没有人类居住。疏勒河盆地面积广大，独特的自然环境决定了它的历史作用与地位。这里南有高山，北邻大漠，是从河西进入西域的天然走廊，战略地位极为重要。 过了疏勒河盆地，便进入中国古长城的门户——嘉峪关。至此，我们到达了前面所说的无水地带的最东端。甘州河源头从太平洋流域分水岭向北延伸，一直抵达一个沼泽湖盆。到了那里，便成了交汇肃州河与甘州河河水的额济纳河。 在南山山脉最北部，是受太平洋水汽滋润而生长的茂盛森林的河谷地带。由此继续往下走，我们来到一块宽阔肥沃的高原冲积扇地带。由于地理条件优越，这里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同中亚之间的陆路交通要道。 [book_title]第二章　西域往事 在过去一千多年的漫长岁月里，由于东西方文明的交互影响，西域曾上演了无数的历史故事。 汉朝时，为了抵御匈奴人的袭扰，经过不懈努力，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40—前87年）终于收复了南山北麓地区。这个故事从张骞出使西域开始。大约在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大月氏，希望能够与他们联手抗击匈奴人。此前，强劲的游牧部落组成大的部落联盟，不断南下，劫掠中国北部地区，已长达数百年。张骞出使西域之前约20年，大月氏人被匈奴人驱逐，离开南山北麓故土向西迁徙，最后在阿姆河畔建立了新的国家。 张骞出使西域，历尽了艰难困苦（一度为匈奴所虏，囚禁长达十年），最后到达大月氏。不过，大月氏人已经安于新的领地，不愿意返回故土，向匈奴人寻仇报复。张骞出使的目的宣告失败。然而，张骞这次出使却正式开辟了中国文明与其他文明直接交流往来的新纪元。 张骞出使在外13年，后来取道塔里木盆地返回汉朝。张骞出使时随行的有100多人，归来时仅剩下一个同伴。回到长安后，张骞对他到过的西域各国，以及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波斯、印度等都有详细的报告。汉朝人由此得知，在边陲的“蛮夷之外”，还有十分开化的民族。 张骞是中国了解外部世界的第一人。此后不久，汉武帝便认识到，与西域各民族交往，在通商贸易和政治军事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加上汉朝在这位英明睿智的君主治理下已经安定巩固，经营西域便成为国策。 推行这项政策的最直接目的是开通一条经过塔里木盆地到达阿姆河流域的大通道。西汉时期，从中国到西亚有人居住的地方，河西走廊的南山北麓是天然通道。然而，这里一直被匈奴人占据，致使东西方阻隔。汉朝人开通这条通道的努力便表现在抵抗匈奴人方面。汉武帝不断大规模派遣军队进攻匈奴。他的努力很快得到回报。在取得几次大的胜利之后，匈奴人退回了沙漠以北地区。公元前121年，河西走廊摆脱了匈奴人的控制，西汉王朝设立酒泉郡管辖这一地区。 除了沿着这条大道向西域的军事推进，汉朝还派遣使节前往塔里木盆地内外诸国进行政治活动，最远的地方竟然到达巴克特里亚和波斯。这些使节携带汉朝出产的珍贵丝绸和其他物品，向西域诸国显示汉朝的国力和富庶。从此以后，丝绸便经由安息和叙利亚输送到地中海沿岸国家。而号称“丝绸人”的汉朝人的名声，很快响彻了希腊和罗马。汉朝的这种丝绸贸易在经济方面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在此后的几个世纪里，丝绸一直被作为中国独家生产的珍贵商品进行出口贸易。 汉朝向西发展的开拓者张骞被皇帝授予“大行”之职，于公元前115年第三次奉使归国后，大约一年便逝世了。自从张骞凿空以后，汉朝与西域的交往日渐频繁，“使者相望于道”，往往达数百人。 为了获得最大的贸易利益，就必须利用这条通道为汉朝的商品，特别是贵重的丝绸织品寻找到新的市场。汉武帝发起的经营西域的重大举措，除了政治目的，还与贸易等经济利益有关。但是，联合大月氏和天山以北的乌孙夹击匈奴，即使不是为了与西域交往，那么此后汉朝使节在西域遭遇的麻烦，也会迫使汉朝采取措施，对匈奴进行遏制。因为在刚开始经营西域的几年时间里，汉朝使节在塔里木盆地遭到了严重困扰，各国臣民和酋长常常拒绝供给汉朝使节给养，甚至直接攻击他们。更为糟糕的是，天山北部的匈奴势力并未破灭，匈奴的骑兵经常出现在楼兰等地，“遮击使西国者”。 鉴于这种局面，汉朝很快便作出了使用武力保护沿南山北麓交通路线的决策。进行这样的军事行动，汉朝不是没有准备的。早在第一次征服这条天然大通道之后，汉朝就已经开始沿线修筑屯戍设施，并把秦始皇防御匈奴修建的长城向西延伸修筑下去，以保障其大规模的西进政策。 历史上，为了谋求贸易利益和进行文化交流而动用政治力量和采取军事行动加以保障的事例比比皆是，屡见不鲜。汉朝从实行经营西域政策开始，便决定了他们对西域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塔里木盆地那些零散狭小的绿洲。但是，这些地方距离汉朝实在太远，后来大宛人不尊重汉朝使者的行为进一步恶化，直至演变为劫杀汉朝使者的重大事件。 为了维护汉朝声威，讨伐行动势在必行。公元前104年，汉朝派遣一支远征军讨伐大宛。然而，这次军事行动最终以失败告终。远征军横越盐泽（即罗布泊），途中艰难万状，精疲力尽，减员严重，在未到达大宛之前，部队便已耗尽全部给养，到达大宛边境时，首次攻城便大败而归。为雪洗前辱，汉武帝倾全国之力再度远征大宛。公元前102年，李广利将军率领6万多人的军队，并辅之以庞大完善的后勤保障系统，西出敦煌，再次讨伐大宛。 这一次，汉朝凭借有效的组织能力战胜了远征所有困难。李广利将军率领3万多将士直捣大宛国都城，以绝对优势迫使大宛国投降，取得完全胜利。汉朝的声威因此大振，塔里木盆地各绿洲小国相率称臣于汉朝。自此，汉朝管理这条天然通道和塔里木盆地绿洲长达一个多世纪，一直到公元初年汉朝内乱，西汉王朝终结时为止。 汉朝在这一地区的统治之所以能够如此长久，与其说是由于武力强大，不如说是由于外交手段运用得当，以及优秀文明的巨大影响力。 从古代文献记载频频提及的“丝织品”，我们可以知道，当时汉朝的这些手工业产品正源源不断地向西方输出。自然，那时汉朝一定也带回不少外国的物产，其中以东伊朗的产品最为突出。关于西方物产的传入，在中国古代众多文献中都有记载。 塔里木盆地的考古发掘结果表明，在伊斯兰教传入之前，当地文明受中国、波斯和印度三种文化影响，而具有多文化融合的特征。可以说，西域交通开通之时，即是这种文化融合的初始阶段。从公元3世纪左右废弃的遗址发掘出土的文物来看，当时塔里木盆地各绿洲的居民使用的是一种印欧语系古代语言，说明他们很可能是同一个民族，说同一种语言。 在极度干旱的地区，因为严酷自然环境的局限，只有较大的人类团体依靠组织严密的灌溉体系才能生存。这些靠社会秩序、制度赖以生存的定居民族，特别善于吸收和传播来自远东以及西方的各种优秀文化。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塔里木盆地的地理位置及其特点，似乎也是上天专门为这种重大的历史作用而特意安排和准备的。昆仑山和天山之间的广大地区，虽然没有可以用作牧场的土地，但是大自然也给予特别的关照，使其不致成为大规模民族迁徙的通道和因而产生各种动乱的历史舞台。 历史上，北方的匈奴人一直是绿洲最危险的邻居，他们控制并封锁了天山北麓的东西方大通道。到了公元前60年，汉朝已经占有天山东部的吐鲁番盆地，并在天山东部南端设立了垦殖区，为塔里木盆地北缘的大通道提供了重要的安全保障。 另外一条交通路线沿着塔里木盆地南缘，经过且末与和田绿洲的交通路线相连。因为有高峻的昆仑山山脉阻挡，尤其是邻近荒凉的西藏高原，所以一直没有遭受到游牧民族的侵扰。 中国与西方通商和扩张其政治影响，为什么一定要在自然环境严酷的罗布泊开辟交通路线呢？要知道，在当时只有这一条线路最安全、最方便，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西汉末年，王朝内部变乱丛生，与西域的交通第一次受到阻碍。汉朝在塔里木盆地的统治力量日趋衰弱。据《后汉书》记载，西域后来分为五十五国。此后，塔里木盆地陷入匈奴人之手大约10年。后来，汉朝为了保护西北边陲，使之不再遭受匈奴袭扰，又恢复了西进政策。 公元73年，为解除匈奴的威胁，汉明帝打算收复哈密。哈密绿洲是军事战略要地，是进入吐鲁番盆地和天山东部西域北道以及塔里木盆地的枢纽。据守哈密，可以有效地抗击横越天山的游牧民族的侵扰。不过，汉明帝的努力失败了，直到13年后，哈密才正式收复。 塔里木盆地重新回到汉朝的统治之下，这里又一次成为人类历史大舞台。当时努力推进西进政策的人是班超。经过班超策划组织的几大重要事件之后，东汉王朝的声威在塔里木盆地再次树立了起来。班超从罗布泊以东的沙漠通道开始，依次收复了和田、莎车、疏勒等绿洲。这些成果的取得主要是由于他的胆略和智慧，而非依靠武力。而班超的诀窍就是：以夷制夷。 班超成功后，东汉王朝的势力进一步向西扩展，并远远到达帕米尔西部以远的地方。首先，是与安息建立外交关系。公元97年，东汉王朝派遣使者直接与大秦通交。这次派出的使者似乎还曾到达波斯湾尽头。公元102年，已经年老体弱的班超，终于获准带着帝国的荣耀返回遥远的都城，并在那里终了残年。而东汉王朝在西域的声威此时也达到了顶点。 此后不久，由于匈奴的进犯劫掠和各地的叛乱，西域适合交通往来的和平状况发生了改变。当时东汉王朝积弱日甚，在西域的声威日衰。公元220年，东汉灭亡。但那时从印度洋到红海的海路交通已经开通，面向罗马帝国的丝绸贸易便日渐改用海道。 到了三国时期，三足鼎立，纷争不息，中国无力维持对整个塔里木盆地的治理。尽管如此，西域各国同外界在文化和贸易方面的往来交通并没有因此而断绝。我曾经发掘过两个很有趣的遗址，从那里得到的出土文物足以证明我的观点。我所说的古代遗址就是尼雅河尽头沙漠腹地废弃已久的聚落遗址和中国在楼兰地区的屯戍遗址。在这两个遗址里，我获得丰富而珍贵的文物，为反映当时的实际生活和政治状况提供了充分证据。同时，也充分说明一直到公元3世纪以后，这一带仍处于中国的统治之下。 根据考古材料，可以推想出古代尼雅一带当时的生活情况。尼雅遗址出土的达官贵人的华丽建筑遗迹，以及制作精美的家具残件和雕刻精细的木质装饰品等，都显示出一种高度发达的文明。当地的工艺品，更是明显反映出从东伊朗或印度西北部地区传播过来的希腊化影响。 我所获得的与佛教有关的文物表明，当时佛教在塔里木盆地各绿洲居民的精神生活中已经占有显著地位。在一座颓败的建筑遗址旁的垃圾堆中，我发掘出土了大量文书。从这些文书可以看到印度文化的影响。在尼雅遗址中，我共获得了数百件简牍文书，其内容大多是公文、契约、账簿等，它们都是用梵文和佉卢文字体书写。这两种字体，公元前后1世纪曾在印度西北部和阿富汗邻近地区广泛流行。 根据这些遗址，我们可以推想出绿洲居民当时的物质生活。果园中已经枯死1600年的果树，至今仍能让人清楚地辨识出来。此外，诸如篱笆、建筑材料等表明，当时的种植条件、作物和气候条件与现在塔里木盆地各绿洲的情形完全一致。 我们对塔里木盆地随后近三个世纪的历史不甚了解。其原因是，随着中国在这一地区的统治逐渐衰落，有关西域的史料也随之阙如。 公元4世纪时，匈奴人开始大规模西迁。此后大约一个世纪，塔里木盆地及其北部和西部的大片地区都处于匈奴分支势力的控制范围内，他们就是西亚等地所说的嚈哒人（白匈奴人）。 这片广阔的区域，无论处于谁的控制之下，对于已经深深植根于各绿洲沃土中的中国文明而言，似乎都没有产生什么重大的影响，当然也没有能够阻止那些从伊朗东部和印度缓慢传播而来的佛教及其文化艺术。 到了公元6世纪中叶，游牧民族再次掀起沿天山向西迁徙的浪潮。这股浪潮时缓时急，最终止于突厥部落大团聚之时。这样，以前所有被嚈哒人控制的区域，这时则全部归属于突厥各部众。这些突厥人，就是《史记》记载的西突厥人。他们在中国边陲经营甚久。直到公元589年，中国终于结束300余年的分裂局面重归统一。 公元618年，唐朝建立，国威声势重新得以张扬。唐朝初期，朝廷对西北采取严格的退守政策，但不久便改为采取大规模的西进政策，唐朝的声威大振，其影响力超过此前的历朝历代。西突厥在唐朝纵横捭阖外交政策的强大攻势下，分崩离析，势力被严重削弱，哈密、吐鲁番因此先后摆脱了西突厥的羁绊而归附唐朝。公元657年，西突厥灭亡。此后，阿尔泰山一直到兴都库什山以外的广大地区摆脱了西突厥的控制，归入唐朝。 唐朝从西突厥手中继承这片土地后，派驻安西四镇的军队不仅要保护塔里木盆地的绿洲，还要兼顾保护天山北部的大片地区。天山北部是游牧民族最好的草场所在地。那时，突厥人仍时常飘忽往来于阿尔泰山与天山之间，唐朝军队因此常常遭受侵扰。而此时吐蕃已经迅速发展成为新的军事集权王朝，成为唐朝更加严重的边患。 到了公元8世纪中叶，除了南面吐蕃人的军事威胁，阿拉伯人的势力也不断东扩，并征服了阿姆河盆地，唐朝的西部边陲又面临一种新的威胁。吐蕃人极力想与阿拉伯人联手，抵抗唐朝在西域的军事优势。他们突入印度河流域以后，横越现在的吉尔吉特河 (7) 和现在亚辛的兴都库什山，进入阿姆河上游流域，从塔里木盆地的两翼向东扩张。吐蕃人和阿拉伯人的联合，严重威胁到唐朝在西域的统治地位。为了消除这种威胁，公元747年，唐朝将军高仙芝率部横越帕米尔高原，长途奔袭冰雪皑皑的兴都库什山达尔阔特 (8) 山口，一举击败了吐蕃人。这一军事壮举，最能够证明唐朝军队具有超群的能力，即善于利用严密组织来征服任何严酷的困难。 高仙芝的远征虽然大大提高了唐朝的军事威望，但是由于突厥人的背叛，两年后（公元750年前后），在塔什干城附近与阿拉伯人的一次激战中遭到了失败。此后，吐蕃人自南向北进攻，占领了敦煌和南山山脉的一段领地，截断了塔里木盆地与唐朝的所有交通联系。然而，坚守塔里木盆地的唐朝驻军孤军奋战，继续维持唐朝在那里的统治达40年之久。 唐朝的统治退出之后，在将近400年间的时间里，塔里木盆地陷入最为混乱的时期。我们知道，吐蕃人统治塔里木盆地不到100年。在这之后，塔里木盆地西部的疏勒以及其他沙漠绿洲统归于突厥酋长管辖，伊斯兰教得以乘机传入。公元10世纪中叶以后，由于伊斯兰教的发展，佛教及其文化艺术在这一地区逐渐衰落并最终消亡。 然而，在塔里木盆地东北部和天山东部的吐鲁番盆地一带，佛教仍然存在并得到继续传播。此外，由于回鹘酋长的保护，摩尼教和景教在那里也与佛教一同得到发展。这种情况的出现，不仅仅是由于当地回鹘酋长的远见卓识，也在于突厥人对于先进文明的强大融合能力。如今，维吾尔语能够通行塔里木盆地各处，原因便在于此。不过，塔里木盆地大多数居民至今仍然保持着阿尔卑斯种型的特征。这种特征在帕米尔高原山区居民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西欧也有一些民族具有突厥人特征，但其血统中的混杂成分极其微弱。 在公元10世纪到12世纪的政治形势下，人们很难相信塔里木盆地还跟以前一样，仍然是西亚与中国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唐代衰微，宋代继起，中国历代中央王朝对西域的政策虽非极端的退守，但最多也只能算是消极的抵抗。 公元13世纪初期的20多年间，在成吉思汗的统领下，蒙古势力迅速兴起，亚洲的政治形势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到公元1227年，成吉思汗在甘肃驾崩时，从黑海到黄河一带的所有地域都归于蒙古大汗的直接统治之下了。成吉思汗驾崩以后，其继任者继续征战了30余年，几乎征服了整个亚洲大陆。于是，中国和近东以及欧洲的贸易通道又一次重新开启。 这一时期，天山南北各商道畅通了大约一个世纪以上。那时，欧洲前往中国的使臣、商人以及旅行家络绎不绝。史料对于他们长途跋涉的经历都有记载，并流传至今。 忽必烈驾崩后不到100年，元朝内乱频仍，王朝因而倾覆，明朝代之而起。为了防止蒙古人重新入关，明朝在甘肃西北一带采取退守政策，禁止贸易往来，安于现状，欣然自足。 海上交通路线的开辟始于中国，经过阿拉伯人的大力发展，到了葡萄牙人第一次远航到达印度之时，海上交通已经变得十分重要。因此，古代中亚大道对于西方贸易的重要性大大降低。到17世纪末，天山北部蒙古部族的准噶尔人兴起，迫使新兴气盛的清朝再次进入亚洲腹地。大约在1755年，清朝乾隆皇帝发兵大举讨伐准噶尔部，塔里木盆地及其北部的准噶尔部又一次直接归入中央王朝的治理之下。一如汉唐故事，原本纯粹的防御政策，实行的结果却使中央王朝的势力扩展至广大的中亚地区，以及帕米尔和阿尔泰一带。 直到今日，中国虽然日渐衰落 (9) ，19世纪末西北东干人也曾一度叛乱，然而，中国对这些地方的治理依然如故。其原因就在于，历史上中国的西部边陲第一次与俄国等列强相邻，而这些强国能够强有力地辖制边民和禁止游牧民族随意迁徙。俄国人这一时期占领了肥沃的伊犁河谷，为中国1877年收复新疆的举动提供了便利。这一时期最初的10年间，塔里木盆地陷入无政府状态，而后又遭受阿古柏的蹂躏。不过这些都未影响这一地区的大局。 天山同昆仑山之间的沙漠绿洲，现在已经不再是贸易大道的必经之地。那片土地上那些勇敢坚忍地贩运货物的骆驼，仍然与张骞、马可·波罗的时代一样，是主要的运输工具，至今还没有汽车和火车来替代它们。曾经在中亚拥有巨大影响力的中国，它的历史影响力仍然足以维持那片土地的和平。 [book_title]第三章　翻越兴都库什山 历史上，尤其是佛教时期，中国新疆地区是文化、宗教、种族以及语言等人类文明交融之地，这一点可以从沙漠遗址发掘所得的各类文物中得到证明。其中，这一地区受到印度文化的影响尤为明显，几乎所有的出土文物都可以找到这种影响的痕迹。这些影响，来自公元前后的几个世纪佛法兴盛之地和佛教传播大本营的印度西北部地区。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对那里充满了好奇与无穷尽的遐想。 45年前，在我开始为印度政府服务的时候，帕米尔遍地高原和像阿尔卑斯山一样优美的克什米尔自然风光，是上天赐予我最特别的恩惠。那里最符合我的兴趣与性格，是我进行学术研究与工作的最初场所。在那里，我曾经花费好几个假期进行考察旅行，并根据古代梵文文献的记载，从事关于克什米尔历史问题的考证和研究。我花了很长时间在海拔1100英尺的高山上安营扎寨，风餐露宿，从事艰苦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再后来，我的学术兴趣转向更北部的遥远地区。长年与世隔绝的高山生活，让我把克什米尔的帐篷当作了自己的家。而我的探险考察也都是以克什米尔为出发地的。 兴都库什山位于喜马拉雅山的北侧西端，是帕米尔高原的西向大山，也是印度河河谷与中亚内流河流域的分界线。每次探险考察，只要有机会，我都尝试寻找一条新的交通路线。我的三次探险旅行都经过荒凉的喜马拉雅山西部，那里给我留下了一生中最动人的回忆。 1900年第一次探险考察时，我从克什米尔前往中国，选择的是经过吉尔吉特和洪扎的那条道路。洪扎是一条山路，自然景观壮丽。1891年洪扎和纳格尔的酋长归顺英国后，这里才为世人所知。为了沟通吉尔吉特，以及给驻扎在那里的一小队大英帝国的军队提供方便，当地修建了一条很好的驴道。1913年第三次探险考察时，我又取道于此，并考察了此前欧洲人从来未涉足过的达勒尔与丹吉尔两处山地，然后取道塔格敦巴什帕米尔，沿着白雪皑皑的山路进入中国境内。就我个人看来，在历史问题之外，1906年第二次探险考察时我所选择的道路最富于地理学和人种学（体质人类学）意义。为了提高读者对我探险考察之旅的兴趣，这里就先介绍这条道路。 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这条道路平常不对欧洲旅行者开放。我从印度西北边区白沙瓦县出发，取道斯瓦特与迪尔的土著部落，进入吉德拉尔的达尔德一带。从阿姆河上游阿富汗属帕米尔高原可以横越巴罗吉尔山口。我的前上司丁诺大佐当时是西北省的省长，他也十分赞同和支持我的计划。恰好当时的政治气氛也祥和适宜。承蒙阿富汗国王埃米尔·哈比布拉汗的恩准，我才得以迅速通过阿富汗那些从来不允许外人进入的地方。这一点，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4月是可以自南向北横越雪岭的最早时间，因而我的队伍便抓紧时间开始行动。我所主持的前三次探险队的成员中只有印度助手。印度测量局对我要进行的地形测量工作，自始至终都给予全力支持，每次都派出最优秀的本土测绘调查员随行，如奈克·拉姆·辛格是孟加拉皇家工兵队第一队的伍长，接受过十分严格的专业训练，探险过程中对我的帮助很大。乔斯范特·辛格是来自康格拉的拉贾普特人，在我几次探险考察中，自始至终都给调查员当厨师，我十分愿意我的队伍中有这样一位诚实可靠而又态度温和的印度随从帮忙，但因他出身高贵，不允许为欧洲人服役。至于我自己的厨师，只好另外找一个印度人。此人的烹调技术和个人品性与乔斯范特相比就逊色多了。 我之所以喋喋不休地讲了这么多，是因为我几次探险考察队的人员组成都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故一次介绍到位。在中国境内，为了在许可范围内进行正常工作，以及为了组织深入沙漠考古的运输队伍，所以得另外租用当地人的骆驼、骡马和雇请驼夫。在这些当地人中，我也找到一些可靠的人。对于我的那些考察设备，如科学仪器、照相机、玻璃片，以及满足两年以上工作需要的必备用品而言，出发时能够找到14头骡子来驮运，实属难能可贵了。 4月27日，我们从马拉坎特山口护卫斯瓦特河谷的城堡出发。自从1895年通往吉德拉尔的军用道路开通以后，马拉坎特山口及其附近山谷便成为当地部族激战的战场。我的探险旅程不仅要前往遥远的地方，并且也要追溯很久以前的年代，所以以此为出发地非常适宜。2200多年前，亚历山大和他的马其顿军队就是以此地为第一阶梯，进而深入南下征服印度。这里还有一些反映古代文明的残破佛寺遗迹，并发现有铸刻古希腊人物形象的古钱币。这些佛寺走向衰亡，一定是钱币上的人物不再掌控这片土地和不能够为佛教继续提供保护之后才发生的事。 5月3日，我们到达洛瓦雷山口附近山谷，这里的海拔在10200英尺以上。天未破晓，我们便走进深邃险峻的峡谷。峡谷里塞满了因雪崩坍塌下来的积雪，有一些可以明显地看出是新近才坍塌下来的。出发前，当地人就警告我们说，目前向北部行进很危险，现在看来绝非危言耸听。为了运送行李，我们不得已又雇请了50多个当地土著人，分成几个小队，分批分拨地行进，以减少危险的发生。安全地渡过这一难关之后，我们得以迅速通过深削的吉德拉尔山谷，到达德罗什戍堡。德罗什戍堡是印度英国驻军最北部的哨所。从这里前行，有两条很长的道路，高耸入云的提里奇米尔峰白雪皑皑，已经全然在望。随后，我们很快便到达吉德拉尔首府——一块被迂回曲折的群山环绕的荒漠小绿洲。 我们在当地停留了几天，进行人类学方面的调查。吉德拉尔的土著居民是达德部族很重要的一个分支，他们之间古老的历史以及种族和语言方面的相似性，引起了我特别的兴趣。在阿契美尼亚帝国时期，科特西亚斯便已经知道这一带山谷中有这样一个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古老种族，只是由于高峻的吉德拉尔山在庇护着他们，所以得以存在至今。正因为如此，我也才得以在这里进行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学测量。这些人与兴都库什山另外一侧的那些讲伊朗语的山民，以及卡菲尔斯坦那些亡命者一样，都是卡菲尔部落的最后残余。也是得益于高山深谷的庇护，数百年来，他们才能够抵御来自阿富汗方面的征服和避免被强制改信其他宗教。 吉德拉尔及其周边的一些山谷由于仍然保留有许多非常古老的风俗习惯和技艺，以至于房屋建筑的形式等都很古老，这里是研究古代印度文明的理想之地。但迫于考察任务的压力，我必须努力控制住难以割舍的心情，继续向阿姆河和“世界屋脊”方向前进。尽管匆匆忙忙上行至亚尔浑河和玛斯杜杰河河谷，但我还是抽出时间考察了当地一些有趣的佛教石刻以及在伊斯兰教传入以前的军事堡垒遗迹。当地有一种奇怪的现象，所有与历史相关的传说，都把一些时代较晚的遗迹同朦胧不清的中国入主时期联系起来。在前面的章节里我曾说过，中国唐代的军队曾横越帕米尔高原，甚至一度短时间向南扩张至兴都库什山以南地区。就此而言，对于现在这种在被群山包围，几乎与世隔绝的环境里所保存下来的传说，我们应当给予特别的重视。 中国正史的相关记载，一向被我当作古代中亚历史与地理方面的指导性资料。有趣的是，时过不久，这些记载的正确性就得到了进一步证实。前面我曾介绍，公元747年，中国唐朝将军高仙芝率领大军进入当时被吐蕃人占领的亚辛和吉尔吉特两个地区。早在若干年以前，我就阅读过中国古代史籍关于这方面情况的翻译材料，那时我曾断定：高仙芝及其1万多人的大军从疏勒 (10) 出发以后，横越帕米尔高原所走过的道路，就应该是经过巴洛吉尔和达阔特这两个山口。事实上，从阿姆河上游山谷经过巴洛吉尔进入玛斯杜杰河源头河谷，再从那里前往亚辛，满布冰川通行艰难的达尔阔特山口是唯一可行的通道。 曾经发生过这样伟大历史事件的交通路线当然有必要进行实地考察。对于任何军事行动而言，帕米尔高原与兴都库什山都是巨大的天然障碍。有史以来，人员众多的军队如此有组织地越过此地，恐怕都要以高仙芝他们为首例。高山耸峙，缺少最基本的给养，其困难程度难于想象。在这种情况下，唐朝军队是如何坚持下来的呢？即使是以上情况中的任何一种，都足以难倒现代军队的任何一个参谋本部了。 5月17日，本着验证历史的目的，我们登上了海拔15400英尺的达尔阔特山口。登山的过程表明，这是一件十分冒险的事。山岭上，从北向南有一条长达数里的巨大冰川延伸而来。这个季节，山上积雪很深，雪层下面隐蔽着许多冰川裂隙，危险时时存在。经过九个多小时的挣扎，我们才最终到达山口顶部。即使是我们的向导——强壮的玛斯杜杰人和瓦罕人，他们也一直坚持认为，在这么早的季节是不可能翻越这些山口的。这次登山的经历，以及后来翻越巴洛吉尔到达阿姆河流域的考察过程都充分说明，中国官方对于高仙芝这支伟大的远征军的所有记载，尤其是地形方面的记载，连细节都非常准确。 当我站在积雪闪亮的山顶，沿着陡峭的山坡俯视6000英尺以下的亚辛河谷，才真切地体会到高仙芝的大智大勇。他的士兵起初一定是极不情愿地被迫前进。后来则因为进入绝地，不得已只有挣扎着努力前行了。这些士兵的统帅对于前方路途的险恶情况恐怕早就了然于胸，因此他十分聪明谨慎地安排行军计划，鼓励士兵们义无反顾地进入前方深邃的峡谷。高仙芝的大队人马越过这道天险，突然出现在亚辛占领守军面前，大大出乎了敌人的预料，使得他们狼狈不堪，从而使唐朝军队在战争中取得完全胜利。至于高仙芝所使用的军事战略则是另外一方面的问题，这里我们暂且搁置不谈。当时我感觉非常可惜的是，这位勇敢的中国将军竟然没有在险峻的达尔阔特山口建立纪念碑之类的东西来记录这一伟大的壮举。就高仙芝的部队所遭遇的困难而言，横越达尔阔特以及帕米尔高原其他险峻的山口要隘的困难程度，要远超欧洲历史上从汉尼拔一直到拿破仑和苏沃洛夫等著名将领率领军队翻越阿尔卑斯山面临的难度。 两天后，我们翻越兴都库什山主峰，到达帕米尔高原最低处的巴洛吉尔。我们到来的这一年，这里的雪下得很大，使得本来很容易通过的山口因积雪壅塞而变得难于通行。如果没有阿富汗政府方面的大力援助，我们的辎重根本无法通过。 现在我终于能够站立在阿姆河源头河谷了。从阿姆河源头顺流而下，便是我自幼渴望接近的古代大夏人的活动区域。现在，我来到这里，不禁百感交集。以前我曾经多次努力接近它，但是每次都未能如愿。现在，不利的政治形势依然如故，但是由于探险队得到阿富汗国王（即埃米尔）的支持，所以在给养极度缺乏的瓦罕地区，我们从帕米尔向东进入中国的行程安全却得到了充分保障。 沙尔哈德是阿姆河流域地势最高的一个村落。在这里，我们受到十分友好热情的接待。阿姆河流域的阿富汗边防军指挥官什林迪尔汗受命带领士兵来这里护卫我们。什林迪尔汗是一位可爱的老战士，他在阿富汗国王埃米尔·阿卜杜拉曼即位前后的纷乱战火中身经百战。他极为熟悉巴达赫尚地区，说起这里的民族、历史、文化、古迹等更是兴致盎然，滔滔不绝。据这位温文尔雅的老兵讲，他少年从军，在伊萨汗大动乱时期以及后来阿卜杜拉曼时期，戎马倥偬，在纷飞战火中据鞍顾盼，雄姿英发，最终帮助国王平定叛乱，恢复秩序。听他讲述这些往事，我的思绪也随之飘往阿富汗往昔的历史烟尘中。我多么想留在阿姆河流域，收集和发现更多鲜活的历史记载与传说，可是我的探险队当时面临十分严重的困难。由于阿富汗方面派遣的护卫队随同我们一起驻扎在这里，而瓦罕民间的粮草有限，使得当地给养供应问题日益严重。当地人不断向我诉苦。不得已，我只好带领队伍启程继续前行。 我们沿着阿姆河河谷向上行进的头两程十分危险。这里的道路，冬天因为河水冰冻溢出而寸步难行，夏天则又因积雪壅塞道路而令人头痛。好在我们租用的巴达赫尚小马十分适应环境，尽管情形紧张得令人胆战心惊，但它们依旧沿着悬崖绝壁，徐徐行进。在这个过程中，多亏阿富汗护卫队士兵的多方看护，我们的行李、辎重等才没有掉落到波涛汹涌的激流中。 由于天气严寒，我们在波扎伊拱拜孜的柯尔克孜人帐篷里留宿了一晚。利用停留的一天时间，我顺便考察了帕米尔小湖。这个湖泊位于高原荒凉的山谷中，是“世界屋脊”之上种种奇妙景观中的一个。这里的山谷地势较为平缓，积雪甚多，看上去好像一条山脉，恰好成为帕米尔大湖和帕米尔小湖的分隔界限。我很清楚地分辨出，翻越这里就应该是那条穿越“世界屋脊”的道路了。这条道路曾因马可·波罗生动形象的描述而声名远播。十几个世纪以前，我最为敬仰的中国佛教护法圣人玄奘从印度求法归来，就曾经走过此路。马可·波罗之后，第一个到过帕米尔大湖的欧洲人是伍德中尉。他于1838年来到这里。而我，则是在他之后第九年才踏上这条历史悠久的道路。 在阿姆河干流喷赤河上游，我们沿着瓦罕 (11) 走廊山口的一条古道行进。山路两边都是冰川。克尊勋爵认为这里是阿姆河源头。经我实地考察，证实了这一观点十分正确。我们花费了一整天时间才艰难地越过这里。走过山口，就意味着我们已经越过中国与阿富汗的边界线，进入中国境内了。正式出发时是中午以前三小时，为了防备运送行李辎重的瓦罕人和柯尔克孜人中途逃跑，护送我们的阿富汗卫队一直驻扎在山脚下等待我们越过边界。这个季节，瓦罕山谷的积雪仍然很厚，上午气温虽然说低达华氏25度，可是积雪却非常松软，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卸去柯尔克孜人强壮的雪原之舟——牦牛的所有负重，任其自行跟在队伍之后。在这个过程中，最让人担心的是阿富汗护卫队士兵，他们强逼瓦罕人和柯尔克孜人拼命挣扎着把我们的辎重运过山口。尽管有阿富汗卫队士兵协助，但等我们全部进入中国境内的第一站，找到一块干爽地方和一些燃料准备宿营时，已经是深更半夜了。 塔格敦巴什帕米尔山顶是1900年我第一次踏上中国领土的地方，如今我又一次来到这里。离开高峻的山顶，沿着陡峭的山路走下来，听在山谷中游牧的萨尔库勒人 (12) 说，当地的冬季长达10个月，夏季仅有两个月。公元642年，玄奘久居印度返回唐朝时，也曾经过这里。以前我曾追寻玄奘的足迹参拜过许多佛教圣迹，现在则仍然是沿着他的足迹行进，只不过是目的地更加向东而已。 下山途中，根据当地人的讲述，我找到了一座废弃已久的石堡，这让我欣喜不已。当地流传着一个奇怪的传说，说是古代有一位王室公主，从中国前往波斯，路过此地，特建此堡以保平安。在一座陡峭荒凉的山岭上，我找到了那座传说中的堡垒。堡垒矗立在塔格敦巴什河一条深邃幽暗的河谷边。当地人现在称之为克孜库尔干，意为公主堡。公主堡在玄奘的时代就已经被废弃了很长时间。但是由于当地气候干燥，因此城堡的护城墙仍清晰可辨。护城墙用土坯和松树枝条相间垒砌而成。这种建筑方法，与由此地往东所有汉代长城及其边防军事建筑完全一致。 到达萨尔库勒首府塔什库尔干 (13) ，我再次探访了塔什库尔干古城。古城位于大片河谷草甸边的一块台地上，四周城墙用石块砌筑而成。古城中央的堡垒建筑已经坍塌，不过那里还有人居住，形成一个极小的村落。离开塔什库尔干，向东北方向行进，越过海拔15000英尺的齐齐克里克一带，沿途经过慕士塔格 (14) 大山，以及众多小山岭，便可到达喀什 (15) 。为了赶路，我们全然不顾沿途因冰雪融化河水暴涨的洪水威胁，以六天走完180英里的急行军速度前进。途中，我利用一切时间进行地形学和考古学方面的考察，最终确认我们所走的路线与玄奘当年所走的路线完全一致。 到达喀什后，我以客人的身份居住在我的老朋友——英国驻喀什代表马继业先生家里。在喀什，我终日忙于组织我的探险考察队，张罗购买骡马骆驼等繁杂事务。因为有马继业先生的帮助，有时候甚至完全仰仗他个人的力量，才使得我的探险考察活动最终得到当地官方的允许。不过马继业先生对我最为重要的帮助是介绍了一位名叫蒋师爷 (16) 的中国人做我的汉文秘书。我学习当地通行的维吾尔语一点也不困难，却苦于没有充足的闲暇时间来学习当地官方使用的汉语。 蒋师爷不仅是一位优秀的知识分子和秘书，而且在我的个人学术兴趣方面，他也是一位不畏艰难的可靠助手，这一点对于我的探险考察而言极为重要。我粗略地跟蒋师爷学会说一些中国话之后（令我非常懊悔的是，我后来发现跟蒋师爷学到的只是一些很麻烦的湖南官话），便开始了我们的合作。在以后漫长而艰苦的旅程中，无论情形如何艰难，他那永远乐观的伙伴态度，常常使我疲惫的精神为之振奋。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天生都对历史感兴趣。我们所从事的探险考察工作，对于他而言简直是如鱼得水。蒋师爷身材瘦长，是那种养尊处优一生不离衙门工作的秀才。对于荒野中的考古生活，他虽然一直觉得苦不堪言，但仍能怡然接受。这常常让我惊叹不已。另一方面，凡是我们在绿洲接受当地官员的款待，他对所有美好的东西又总有敏锐的鉴赏能力。蒋师爷十分健谈，他诙谐的谈吐，常常能振奋全队人员的精神。令人痛惜不已的是，这样一位我多年以来渴望永远拥有的精明能干而又忠实的中国同伴，现在竟然永远离开了人世。 6月23日，我们从喀什出发前往目的地和田。此行向东南沿商道要走14天。和田是塔克拉玛干沙漠南部一个最重要的绿洲区域。有史以来，和田的自然环境可能没有什么大的变化。第一次在和田进行探险考察，我就在它东北方遥远的沙漠深处发现了一处遗址，并在遗址中找到佛教时期的很多珍贵文物。我敢肯定，在那里依然有很多十分有趣的考古工作可以去做，那里有无穷尽的资料等待发掘。从那以后，我一直渴望重返那里，做一次更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工作。由于夏季的沙漠酷热难当，沙漠遗址中的发掘工作必须在9月以后才能进行，所以9月之前，我只好把考察注意力转向地理勘测和其他方面的工作。 我在繁荣兴盛的莎车停留了几天。塔里木河 (17) 从群山中奔腾而出，流到莎车，充分地发挥出河水的灌溉效用。离开莎车向南，我继续转向昆仑山行进。不久，当我们在一小片沙漠绿洲科克亚忙碌地工作时，我就已经收集到大量鲜为人知的巴克波人的体质人类学测量资料。我们使用的测量和照相器材对人完全无害。然而巴克波人却以为我们要摄取他们的性命，于是纷纷从栖身的高山河谷中惊慌失措地四处逃散。虽然经历了一阵混乱，但我们的测量工作仍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成果。根据收集到的测量材料来看，这个小聚落的人们虽然像塔里木盆地其他绿洲居民一样讲维吾尔语，但是由于他们居住在深山之中，所处环境与四周隔绝，相对封闭，所以仍然保留有显著的欧罗巴人阿尔卑斯种型的体格特征。这个聚落所代表的人种，在古代很可能广泛分布在和田及其以东的塔克拉玛干盆地南缘一带。有证据表明，就像现在阿姆河上游瓦罕、苏格尼斯 (18) 等地所使用的语言一样，他们原来使用的语言应该是东伊朗语。根据我们在和田沙漠遗址中发掘所得的文书材料来看，古代和田人使用的语言也属于这一语系。 我们取道昆仑山边远的一条小路进山进行地理勘测，直到7月底，我才到达和田。五年前，我进行第一次探险考察时，就把和田绿洲作为我最喜爱的考古基地。此次故地重游，我倍感欣慰。此外，让人感到快慰的，还有当地绅士和侨居此间的阿富汗商人朋友，以及当地按办所给予我的接待。由于得到中国官员的帮助，此后的四个星期里，我得以迅速出发，去做我感兴趣的工作，完成我1900年在和田南部昆仑山脉高海拔地区的剩余调查工作，即对和田两大河流之一的玉龙喀什河源头冰川做更为详细的地形学方面的考察与测绘。 沿着我1900年考察时发现的一条道路上行，不断翻越陡峭的山岭，我于8月中旬到达尼萨村。到达之后，我立即开始测绘从昆仑山分水岭上延伸下来的大冰川地图。这里气候极为寒冷，岩石分裂的现象随处可见。为了建立测量基点，我们爬上了险峻峭壁的顶端。从山岭上滚落下来的巨大石块几乎完全覆盖了山谷中的冰川，冰川上覆盖的岩石层中夹杂有黑色的冰河砾石，远远望去，山谷的开阔地带犹如突然凝固的巨大黑暗波涛，令人惊心动魄。从冰瀑、冰川断裂塌陷形成窟窿等可以看出，这些巨大的岩石堆在以极为缓慢的速度稳定前进。这些地方显露出来的冰面几乎也完全是黑色的。在奥特鲁兀勒冰川考察时，我曾经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从冰川口向上一直爬行到海拔16000英尺的高处，观察从远处海拔约23000英尺的雪峰上延伸下来的明亮冰雪带，而远处的雪峰却永远只能可望而不可即了。 冰河时代末期遗留下来的这些冰河化石遗迹近几千年来在不断地消逝，使得这一地区所有依赖冰川融水为基本水源的河流流量减少。假如这就是依靠这些河水灌溉的绿洲耕地减少的主要原因，那么，很可能正是由于昆仑山上覆盖了各大冰川的岩石堆积，对这一地区整体水量的减少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在海拔13000英尺的高处，即我们所在的喀什库勒冰川下方约3英里处的尼萨村，可以清楚地看见巨大的冰川砾石堆积。不知从何时开始，由于严重的尘降，在这些远古时期就已经存在的冰川砾石上又堆积起一层厚厚的黄土。这种尘降，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每当被风吹起便从沙漠里飘来的沙尘。只有在海拔12500英尺到13000英尺的高度，水分挥发才比昆仑山其他地方多些，这里生长一些青草和高山植物，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从这个高度向下，山谷中的荒凉气氛陡增，根本没有植被覆盖。这也告诉我们，这里的自然风化速度很快。昆仑山边缘那些锯齿形险峻山峰以及幽深的峡谷，完全是风蚀所致，它们明确地向我们展示着全部风化进程。 在这座寂静荒凉的大山深处，仅有的居民就是那些半游牧的山民，以及从和田绿洲放逐到这里的重刑囚犯。他们的总人数虽然还不到200人，但他们妨碍了我们的行程，其后果比这里恶劣的自然环境带来的影响还要严重。看来，人们称这里为“喀让古塔格”，意为黑盲山，是很有见地的。 [book_title]第四章　首次沙漠探险 1900年12月，我的探险队第一次到达和田绿洲，并由此向北进入沙漠。这次探险使我获得了发掘沙漠遗址的最初经验，时至今日，这次探险所发生的一切仍使我记忆犹新。 昆仑山的前山地带离和田很近，喀拉喀什河和玉龙喀什河都发源其间。不过，这些山峦现在正被一年一次的特大沙尘暴所遮蔽。果园里的枝叶都被风暴一扫而光。肥沃的绿洲平原上满是烟雾弥漫的景象。绿洲经过几百年的垦殖灌溉，土坯建筑都变作了低矮的土堆。 和田古都城遗址在约特干。约特干位于喀拉喀什河和玉龙喀什河之间，在今和田城以西约7英里的地方。古代和田都城的佛像及佛教建筑物上面都贴有金叶，近些年来，挖掘出来的陶片、石器和钱币，都成了热销商品。 12月7日，我动身前往沙漠深处，准备在那里开始我的第一个冬季营地生活。沿着玉龙喀什河向北行进，经过三个埠头，曲折穿行在高大的沙丘之间，便来到北部最后一个突入沙漠的小绿洲塔瓦克勒。 我的向导吐尔迪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寻宝人，他带领我前往东北方向约60英里以外的沙漠遗址。此外，我还雇请了两个猎人帮助我们进行沙漠探险，一个名叫阿合买提·麦尔根，另一个叫卡斯木阿洪。他们惯于沙漠游猎，极能吃苦耐劳。临出发时，他们就发挥了很大作用，帮我召集了30多个民工一同前往沙漠遗址。 我自己有7只骆驼，又租用了12头毛驴，用以驮运全部行李和四个星期的粮草。用毛驴的好处是吃草料少，而骆驼则只需一些菜籽油。菜籽油对于维持骆驼体力有奇效。骆驼在沙漠中行走数天，无水无草，只需在第二天早晨喂一些菜籽油，它们便能够继续沙漠旅行。现在，我们骑乘的马匹已无用武之地，全部都被遣回了和田，我们只能步行前进。 12月12日，我带着探险工具和民工出发了。两天前，我就已派遣卡斯木阿洪带领一小队人马先行进入沙漠，沿途在可以宿营搭建帐篷的地方为大队人马挖好水井。他们留下的脚印则成了我们的路标。 刚进入沙漠，红柳和芦苇丛分布和生长茂盛，第二程开始便逐渐稀疏减少，以至于连一棵胡杨树都看不见了。好在每隔不远的距离就会出现一些圆锥形红柳包，上面生长有茂密的红柳树丛，红柳包中枯死的红柳根是很好的燃料。先遣小队为我们大队人马在红柳包附近的洼地中挖好了水井。但水井水量很小，而且在刚开始的头两天，井水的味道咸苦至极，无法饮用。但越往沙漠深处，离河道越远，井水却变得甘甜起来。 冬季是沙漠最寒冷的季节，但白天在沙漠里行进时气温还比较适宜。这个季节沙漠里很少有风，空气清新宜人。冬季来到沙漠深处，万籁寂静的大自然，令人精神振奋。 夜里，气温骤降，帐篷里面冷得像冰窟一般，我只好蜷缩在行军床上厚厚的毛毯里。我那条名叫尧勒其伯克的小猎狐犬也不知躲藏到哪里去了。 进入沙漠后的第四天傍晚，先遣小队有两人返回报告说，卡斯木阿洪他们找不到遗址的位置。其实，刚出发不久，向导吐尔迪就不断地告诉我，他怀疑先遣小队选择的路线稍微偏北了一些，不过他并没有极力劝阻我改变路线。现在猎人们无法找到前往目的地的道路，吐尔迪满是皱纹的脸上禁不住露出一丝得意的微笑。他与先遣小队回来的人简单交谈之后，就明白了先遣小队所在的地点，并让他们返回，按照他的指示带领先遣小队折向正确的路线。 吐尔迪有近30年的沙漠探险经验，带路对他来说易如反掌。第二天早晨，他带领我们沿着几座高大沙丘底部行进，来到一处有许多枯死树干耸立的地方。这些树干的出现，表明我们已经来到了一个古代文明区域。 我们在遗址区东南约1.5英里的一片洼地里掘井取水，安营扎寨。第二天早晨，在吐尔迪的带领下，我们向南走了约2英里，此时我发现自己已经置身于丹丹乌里克遗址了。 丹丹乌里克遗址南北长约1.5英里，东西宽约0.75英里，一些建筑遗迹零零落落地散布在低矮的沙丘之中。这些建筑遗迹面积都不大，但年代古老，因为大风吹开了掩埋它们的流沙，才显露出用树枝和灰泥做成的篱笆墙。每个建筑物的墙垣都建在框架结构的木柱之中，显露在外的建筑遗迹上都有寻宝人光顾过的痕迹。 吐尔迪对这里十分熟悉，在他的带领下，我们匆匆探察了一遍遗址，发现许多可以用来确定遗址性质和大致年代的线索。显露在地表的壁画依然完好，可以清楚地看出上面的人物是佛教菩萨。毫无疑问，这是一座佛寺遗址。在附近垃圾堆中发掘出土的中国古钱币上多刻有开元、天宝年号，据此即可确定这座遗址的年代。 吐尔迪从幼年开始便时常来到这里寻宝，惊人的记忆力使他能够立刻辨认出以前那些他和同伴们挖掘过的地方。不过吐尔迪他们以前并未全部掘开深埋在流沙中的古代建筑物，我于是组织所有人马立即开始发掘工作。 首先被清理出来的是一座四方形的小型居室建筑遗址。吐尔迪曾按照自己的方法找到过这样的房屋建筑，他称此为布特哈纳，意思是佛寺。佛寺内堆积的沙层仅有两三英尺厚，而且从未被扰动过。清理了几座类似的小佛寺之后，我对这种特别的佛寺建筑有了清楚的认识。这些佛寺都是四方形的小型房屋，四面修筑等距离的墙垣，形成环绕房屋的四角形通道，以便礼佛绕行。用树枝和灰泥作为建筑材料的篱笆墙面上一律装饰有壁画。从墙壁最低处残留的护壁来看，上面所画的大都是佛本生故事，或者是用作装饰纹饰的一列列千佛图案。墙壁上偶尔还残留有一些故事画，以及一些跪坐在大佛像前面的供养人画像。这类画面，大都画在墙壁较低处，所以能保留至今。此外，发掘过程中还不断出土大量泥塑小佛像、菩萨像以及飞天像等，这些塑像都是从墙壁高处掉落下来的。 在一些损坏较轻的佛寺小型居室建筑的中央，通常都有一个做工精美的塑像底座，底座上面原来立有大佛像。从底座上残留的佛像足部遗物，可以推断出佛像的大小。在几座佛寺遗址中，我在佛座底部还发现了几块木版画，它们是善男信女敬献佛像的供养物品。 我在一块木版画上发现了十分有趣的故事画：一个奇异的鼠头神。在玄奘关于和田的记载里，记述有一个鼠壤坟的故事，讲的是当地敬重老鼠和崇拜鼠王的风俗。据说，有一次匈奴人大举进攻和田，和田危在旦夕，幸得群鼠咬断匈奴人的马具，和田因而大败敌军，国家得以保全。 我后来发现的另一块木版画上面绘有一位中国公主，她是第一个把蚕种传到和田的人。相传，因为当时朝廷严禁蚕种外传，这位公主便偷偷地将蚕种藏在帽子里暗自携带出境。因为她的这一举动，和田举国尊奉她为神明，并在都城附近建造一座寺庙纪念她。 我探察过并要求仔细清理的建筑遗址大约有12座，其中有几座是小型佛寺。在这类佛寺内被沙土淤塞而保存完好的墙基角落里，我首先发现的是长条形纸质写本文书，接着又发现一小捆散乱的书页。我一眼就认出那是用古代婆罗米文书写的佛经文书。其中一部是印度北部佛教宗派用古印度梵文书写的经典，另外一部佛经文书的书写文字是当时和田通用的文字。 这些古代文书写本书写使用的字母字形，以及书法排列形式，显然都来自佛教的故乡印度。根据权威的研究，古代和田语是伊朗语的一个分支。 关于丹丹乌里克遗址的废弃年代，可以根据我们获得的文书写本来确定。在可能是佛寺的一些建筑遗址中，我们发掘出土了一些书写有婆罗米文字的小纸片，后来的研究证明，这些文书记录的是古代和田语材料，所记的大多是当地事务，如借据、法令等。这些文书所用的字母字体，以及书写的佛经内容大都属公元8世纪时期。 汉文文书是一些要求偿还债务、小额借款的字据，以及当地小官吏的行政报告等。这些文书上都写有确切的年号，从建中二年（公元781年）一直到贞元七年（公元791年）不等。汉文文书还称丹丹乌里克为“桀列”，其中记有一个名叫护国寺的寺院，寺院里有几个僧人向当地人放高利贷。从内容和记录的人名来看，僧人里有汉人，而借贷人和担保人都是当地人。但这些汉文文书重要的价值在于其记载的年号所具有的年代学意义。 丹丹乌里克遗址的废弃年代，与中国史书记载的唐朝于贞元七年（公元791年）前后失去对塔里木盆地控制权的历史事实十分吻合。唐朝在西域权威的衰落以及吐蕃人的进犯，导致和田陷入一个混乱时期。这一政治大变动的影响，在绿洲变得非常严重。绿洲完全依靠灌溉系统来维持，而灌溉又必须要求稳固和谨慎的管理。 除发掘遗址外，我还调查了当地古代生活状况和其他相关情况。我仔细考察了在低矮沙漠之间发现的古代园林、道路、水渠等遗迹，基本弄清了这些绿洲基础设施的布局情况。通过调查，我还发现了贫民居住建筑遗址和垃圾场遗迹。 遗址区的遗迹现象都说明，当年这片绿洲的废弃是渐进的，而不是传说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突然天降黄沙埋没古城所致。以前人们认为，自然环境的变化，进而导致古代绿洲突然荒漠化，古代城市突然被流沙掩埋，而这一切又都是瞬间发生的事。事实上，塔里木盆地广泛流传的索墩和果莫尔哈古城被流沙突然掩埋的故事，要比丹丹乌里克遗址的废弃早得多。 通过探察得知，丹丹乌里克的农田依靠若干条人工渠道引水进行灌溉。这些人工渠道将策勒、达玛沟以及固拉哈玛等几条河流的河水引入南面距此地约40英里的乌宗塔提。乌宗塔提，即玄奘所说的媲摩，马可·波罗所说的培因。这些河水首先流入那一大片垃圾遍野的古代遗址区，然后再流进丹丹乌里克遗址区。这种状况至少持续了500年。对此，我的结论是，丹丹乌里克与媲摩的废弃，都是由于这两个突入沙漠中的绿洲居住地不能够再维持有效的灌溉。 [book_title]第五章　发掘尼雅遗址 在丹丹乌里克以南，离固拉哈玛、达玛沟两个村庄不远的沙漠里有不少遗址等待我去探察。当我们离开丹丹乌里克和其他沙漠遗址后，便径直向民丰 (19) 出发。 我们一路向东，翻越一道道沙梁，经过三天的艰难跋涉，才跌跌撞撞地到达克里雅河。时值隆冬，克里雅河水已经冻结成为冰面。克里雅河能够蜿蜒流经无数沙丘进入沙漠腹地而不消失，实在是一个奇迹。事实上，能够深入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的河流，也只有克里雅河。 我们骑马沿河上行，一直走了四天才终于到达克里雅 (20) 绿洲。克里雅绿洲很大，是于田县城所在地。于田和蔼的县官热情地招待了我们。 刚到于田的第二天，我便得知民丰以北沙漠里有半埋在流沙中的古代房屋。经过多方打听，很多人都曾听说过与此相似的古城故事。在塔里木盆地，遗址无论大小，即便是最小的房子，人们一律称之为“阔纳沙”（即古城）。 鉴于这条线索的重要性，我决定1月18日出发前往民丰。我们沿着砾石地带整整走了四天，才到达民丰小绿洲。 到达民丰时，正值伊斯兰教斋月末期的拉马赞（即封斋）日子，我们只好白天停止活动封斋。虽然探险计划受到影响，但我还是获得了珍贵的遗址实物材料，这令我喜出望外。 那是两块带文字的木板。木板上的文字用佉卢文写成，而佉卢文是古代印度西北部使用的一种文字，与公元1世纪使用的文字十分相近。 一年前，一个叫伊布拉音的年轻人来到伊玛目·贾法尔·萨迪格圣墓外沙漠古城的两间破房里寻宝，掏挖了半天，结果只找到了一些木板。他带走了6块，除去在路上扔掉的，其余都给了孩子们当玩具，现已不知所终。伊布拉音看到我重赏了那位拾到木板的村民，感到非常后悔与懊恼。 我不能放过如此好的机会，立即请伊布拉音做我探险队的向导。那天晚上，我一直端详着刚得到的简牍文书：曲折的字体，淡淡的墨迹。虽然当时不能释读，但要知道，握在我手里的文书是用一种古代印度字体写成的。 沿着尼雅河，我们一直走了三天才到达伊玛目·贾法尔·萨迪格大麻扎。这一大麻扎在当地非常著名，但我决定不在此地耽搁时间。沿途有一些为朝圣者设置的避阴建筑，是一种小型的清真寺。路边的一些大树上挂满着朝圣者供养的布块。继续往前走，是一座座用碎石堆成的奇异硝石丘，散布在露出白色盐碱的山坡坡面上。很快，我们就走到了河流的尽头，剩余的河水被一条小渠引入一个小湖泊中存储了起来。于是，我们用两个镀锌铁桶，以及临时制作的袋子和绳网装满冰块。我的探险队有四五十人，离开这里后将不再有水源，必须多准备一些冰块作饮用水储备。 走过麻扎 (21) 后，茂盛的红柳灌木丛和野生胡杨林带逐渐被一望无际的低矮沙丘所取代。沙丘上面仍然点缀着矮小的树丛和枝干卷曲变形的枯树。经过一个地势宽广的地方时，我们发现了一些陶器碎片，一道用芦苇束围成的篱笆，一排枯死的果树和白杨树。这些人类活动遗迹说明，我们所看到的是一处农庄遗址。随后，我们就找到了向导伊布拉音所说的那两间破房子。 这些古代房屋所在地，乍看起来好像是一块隆起的台地，后来我才慢慢弄明白，原来的房屋建筑都修建在黄土平地上，现在看到的台地是风蚀形成的。房屋建造的形式、使用的材料等与丹丹乌里克遗址的房屋完全一样，只是规模大了很多，木柱框架也精巧坚固得多。屋内满是沙土，我在一间居室遗址内找到一块精美的木片，上面雕刻的是希腊风格佛教装饰图案，由此进一步确定了这处遗址的年代比我之前见过的其他遗址都更为古老。 再向北行进了约2英里，经过一些高大的沙丘，有一座古代佛塔遗址，遗址有一半已经被掩埋在圆锥形沙丘中。我选择了一处适中的位置扎营，以便发掘散布在四周的古代遗址。营地离向导伊布拉音发现有字木板的地方也很近。第一天晚上，住在万籁俱寂的古人居住地上，我心潮澎湃，收获的期望与失望的忐忑不断交集，不知道伊布拉音所说的是否可靠，也不知道那里还有多少木牍文书等待我去发现。 第二天清晨，我急忙带领伊布拉音和发掘民工来到遗址所在位置。动身时，我内心的希望与忐忑再次交集在一起，令人心神不宁。但到达那里后，所有的不安都被一扫而光了。伊布拉音带领我们去的遗址离营地大约1英里，遗址位于一块高高的小台地上。才刚刚爬上斜坡，我一口气就捡到三块有字的木牍。这三块木牍混杂在一堆风蚀倒塌的木料里面。 登上台地顶部，令我更加惊喜不已，在一间建筑物室内，到处散落着木牍文书。这些木牍文书应该是伊布拉音一年前丢弃在这里的。 因为天气严寒，被成捆丢弃在背阴坡地上的木牍文书并没有损坏，但由于风吹日晒，最上层木牍的字迹已经部分受到了影响。幸运的是，在木牍被伊布拉音丢弃后不久，我便来到这里，发现了它们。 伊布拉音迅速找到了他以前挖掘木牍的地点。那是一个小居室的角落，位于这个建筑遗址北面房屋建筑的中间。当时，他用手刨开这间房屋里堆积的沙土，挖出了这些木牍。由于木牍不是他想要的东西，他一气之下便将这些原本按顺序摆放的木牍扔进了相邻的房间里。 我安排的第一件工作，就是要民工们把这间屋子清理干净。这间房屋不大，地面的沙土堆积也只有4英尺，清理起来比较容易。清理过程中，在原来的地面位置，以及炉灶旁边用作板凳的土台上，发现了24件木牍文书。在伊布拉音曾经掏挖的位置之外，发现了85件木牍文书。北厢房与这间房屋相邻的房间里也发现了不少木牍文书。第一天的发掘还未结束，我收获的珍贵文物数量就令人喜出望外。 这些木牍文书保存良好，很容易弄清它们的用途，以及它们外部封装形式的重要性。我那天获得的木牍，除少量是长方形，其余都是楔形。木牍的长度从7英寸至15英寸不等，原来显然是每两块拴系在一起。木牍的这种巧妙拴系方法如下：木牍正文都是用弯弯曲曲的佉卢文书写，读法从右向左，较长的部分则呈平行格式，写在木牍里面。外面的木牍有一道下陷的凹槽，槽内填有印泥并加盖有封印，由此证明它是用来做封套的。凹形槽旁边常常有很简单的记录，成单行，这应该是收件人地址或发信人的姓名。两块木牍紧密地拴系在一起，彼此可以相互保护，以防泄密。也正因为如此，我打开它们时里面的墨迹依然很清新，犹如昨天才书写上去的一样。 这些木牍文书虽然出自不同的作者，但它们的共同文字特点表明它们是佉卢文。佉卢文是贵霜王朝石刻通用的一种字体。因为在现在的旁遮普以及印度西部地区，贵霜王朝统治的时间是公元3世纪，所以，在没有进行任何细致的考古调查与研究之前，我就已经初步断定这些木牍文书的年代一定很古老，而且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 那天的挖掘工作虽然很顺利，但是有一点还不够圆满。那就是，我的学术良知告诉我，当天的工作称不上是完全意义上的学术胜利。到达尼雅遗址的头一天，我就已收集到数百件佉卢文木牍文书。毫无疑问，这么大数量的文书，即使不能够胜过，至少也相当于以前世界各地所收藏的佉卢文木牍文书的总和。但是我所收集的这些木牍文书会不会都是同一种内容的复写本？会不会是祈祷词或是对佛经中某部分内容的重复性抄写？对此，我一时无法断定。 回到帐篷里，我立即挑出保存状况最好的几件木牍文书进行仔细研究。佉卢文字体弯曲，语义不定，识读特别困难。我以前研究佉卢文石刻碑文，对这方面已经多有了解，可谓是有心理准备。在这零下41度寒冷刺骨的夜晚，我裹着厚厚的皮大衣坐在帐篷里研究这些木牍文书，最终确定了两方面的重要认识：第一，根据已有的语言学研究成果，可以确定，文书使用的是一种古代印度俗语；第二，文字内容虽然相差很大，但是就已经开封的多数文书而言，大部分都使用同一种简单的起头格式。后来，我把这种起头格式试读出来，写的是“mahanuava maharaya lihati”（大王陛下敕书）几个字，使用这样的文字表达方式，当然只能是公文了。单就佉卢文而言，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一种古代印度方言曾经被移植到中亚这个遥远的地方，至少是统治阶层曾经使用过这种文字。尼雅遗址所在的地方是如此的封闭和不开化，而所有这些考古发现，将可能为我们提供一种全新真实的历史面貌。 当我继续清理南厢房的其他房间时，仍然心怀再找到一些木牍文书的希望。后来的发掘结果证明我的期望没有落空。有这样一处建筑，它是由一间很小的房屋和一间较大的房屋组成的。小间房屋好像是卧室，搭建的则像现在当地维吾尔民居建筑中的阿依旺。大房间有26英尺见方，三面各有一道隆起的灰泥平台。房间现存八根柱子，呈方形排列。与现代维吾尔民居一样，房间原来可能有一个隆起的屋顶用来通风采光。很快，我就弄清了各处建筑遗址的形制与功用。总的说来，它们与现在绿洲民居的基本形式、布局和功用非常相似。 由于年代久远，风蚀严重，遗址上那些用木料和灰泥建造的墙垣，除一些不完整的支柱外，大都已荡然无存。覆盖和保护这些遗迹的沙土也只有2英尺厚。虽然遗址毁坏严重，但可喜的是，我在那间客厅南边的土台上又找到了60多件木牍文书。这些木牍文书刚被发现时，有的被捆绑得很紧。显然，这是房屋主人准备带走，最后又不得已留下的。此外，从木牍文书放置的位置来看，有不少显然曾经被搬动过，时间大约就在房屋被废弃之后不久。比如，有些是在一张席子上找到的，这张席子应该是房屋中央屋顶的建筑材料；还有一些是在一个露天灶台旁边发现的，上面也覆盖着一张从屋顶掉下的席子。这些木牍文书之所以能够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就得益于席子的掩盖。 就我所得到的这些木牍文书，以及它们在我之前未被寻宝人触动过的保存状况来看，这个大屋子原来很可能是官署。后来，经过研究弄清木牍文书的内容之后，我进一步明确了这些木牍文书的公文性质。这些木牍文书的大小、形状和规格等相差都很大。同时，我还发现了一些楔形木牍文书，但数量远不如方形木牍文书多。当然，方形木牍文书的内容和大小形式也不一样。方形木牍文书的字体基本上都排列得参差不齐，有些行列虽然短小，但还可以辨识，行末记有数字。此外，它们的书法也不统一，较为随意，从一些地方可以看出曾经刮削重写的痕迹。显然，这类木牍不是正式文书，也不可能是连贯的报告，而是备忘录、账簿、文书草稿以及随笔之类的东西。 从另外一个房间里得到的长方形木牍文书，形制规整、书写也相对比较整齐。虽然说发现时还不能够辨识它们，但是大体上可以分作两组。其中一组为直角长方形，长度从4英寸至16英寸不等，书写正文的木板两端高出一块，形成卡住上面盖板的凹槽。文书开始的一行，都写有一种很容易辨识的当地习惯用语“……年……月……日”。显然，这是一种有明确纪年的正规文书。另外一组，也是直角长方形，体积较小，木牍平整的一面很少有文字，另一面中间部位隆起，刻有方形或长方形的凹槽，槽内填有封泥并加盖封印，文书的侧面还写有一两行文字。我前面提及的垃圾堆是一个埋藏古代文物的宝藏，那里出土的同类型木牍文书同样表明，这些有封印的木牍是书信或公文的封套，用来安装在另外一件木牍凹槽之内，以保护书信或公文内容不被泄露。 出土大量木牍文书的这座建筑物遗址被流沙掩埋得并不很深，不能有效地保护较大的古代遗物。不过遗址本身的现存状况，却反映出当地环境以及古代建筑遗址受风蚀影响的程度。遗址位于一块小台地上，台地高出周围地面约15英尺，形成这种高差的原因就是风蚀作用。台地地面应该是建筑物使用时期的原始地面。在建筑物被废弃之后，强风长年累月地刮走地表沙土，而建筑遗迹以及其他遗迹所在地面因为有遗址的庇护，沙土得以保留下来，并与台地周围地表逐渐形成较大的高差。不过，古代建筑遗址所在的地面或多或少还是因风蚀而逐渐下陷。遗址前方较大的木料堆积，原本是一处古代建筑，现在因风蚀已完全倒塌。 在遗址区，又清理了两组古代建筑遗址群之后，对于风蚀对古代遗迹的危害，我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在第一次清理的建筑遗址西北约0.5英里，有一块足有500平方英尺的地方，地面到处都是古代房屋建筑倒塌后残余木料堆积形成的小沙丘。沙丘仅有几英尺高。因为风蚀的影响，遗址的墙壁受损严重，房屋里几无东西保存下来。不过仔细清理之后，居然大有收获。 在遗址的一个单独房间里，堆积了1英尺深的流沙，清理之后，出土了大约50件木牍文书，以及捕鼠夹、靴子和熨斗之类的家用物品。但由于保存环境不佳，大多数木牍都已经残破不堪，表面泛白，字迹模糊，难以辨识。其他字迹清晰的木牍文书都已经严重弯曲变形。这些文书，记录的大多是人名和账目，由此可以判断它们是官方文书。 这里的流沙堆积较深，遗址大多被掩埋在沙土之下。我让人迅速清理出许多小房屋遗址，以便了解当地人的住房与牛圈等建筑的基本结构和布局。清理过程中，我在一间外室建筑内找到一个冰窖，冰窖里堆积着厚厚的古代杨树叶，用来覆盖冰块，至今保存完好。 离开第一处遗址，我们又清理了另外两处倒塌的古代房屋遗址，出土了一批性质更为复杂但也更为有趣的文物。一处遗址在东面，从它的规模和房间数量来看，其主人的社会地位一定很高。各个房间流沙掩埋的程度较深，因而保存状况良好。这处房屋遗址以其中央位置的大厅为显著特点。大厅长40英尺，宽20英尺，承架屋顶的大白杨木梁长40英尺。大房梁和安放房梁的斗拱一样，都有精美的雕刻纹饰。在一堵用石灰粉饰过的墙壁上，有用胶质染料绘制的大卷花形状的装饰图案。 大厅里干干净净，显然是后来的入住者或来访者收拾的结果。但是，我们在与大厅相邻的一个小房间内找到了非常有趣的古代文物，它们足以说明当时的工业和美术状况与发展水平。在出土的当地纺织品中，有一块漂亮的毛织品残片，上面织有细致的几何图案，与之相配的颜色自然和谐。最有价值的遗物，是在厨房里清理出来的残旧木器和在后面仓库里发现的弓箭、木盾之类的武器。 在遗址区更西南位置的一些大型房屋建筑遗址中，也出土了大量奇异的古代文物。在一个公署房间里，除了发现和出土一些有字的木牍，还有未使用的空白木牍和其他文房用具，以及在木牍上书写使用的红柳木笔和筷子等物品。更令人惊喜的是，在过道里清理出的一把保存完好的上半截六弦琴和一把雕刻精美的破靠椅。靠椅椅腿呈立狮状，扶手为希腊式怪物，构件都保存了原来鲜艳的色彩。 在遗址近旁，还有一座果园，果园的布局仍很清楚。裸露在地表的白杨树干有序地排列成小小的方形，甚至连林带边的小路都还依稀可辨。这种情况与现在的喀什和于田绿洲的农庄景象完全一样。我曾经多次在两道篱笆之间行走，那是一条古老的乡村小道，但是与现在的绿洲乡村道路几乎一样，甚至如同17世纪以前的欧洲乡村小道一样，每每引起我异样的思古幽情。恍惚间好像时间跨度突然消失，不知自己身在何处。我用手杖在篱笆墙脚的沙土中随便拨动翻弄，竟然找出许多白杨树和各种果树的枯叶。这些树叶，在各个遗址的每个角落，以及那些倒伏在地上的古树树干旁都很常见。发掘民工们都能辨认那些种植在道路旁边的杨树，或者遗址中的桃树、苹果树、李子树、杏树和桑树之类的果木。 从发掘清理情况来看，有一种情况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尼雅遗址古代居室中所有有价值以及还可以继续使用的东西，如果不是被最后的居住者，就是在他们离去后不久被人收拾一空。鉴于这种情况，为了能够得到更多有价值的东西，我只有寄希望于垃圾堆了。这个希望很快便被来自垃圾堆大量可喜的收获所证实。 最早考察尼雅遗址北部地区时，我曾发现一处倒塌的古代建筑遗址。其中一处建筑遗址已经严重损毁，从外表来看，没有任何吸引人注意之处。不过就在那里，我发现了一些褪色的木牍暴露在沙土外面，稍加挖掘后，便获得了20多件木牍文书。其中有两件特别引人注意：一件是写有汉字的狭长木片，另一件是上面用佉卢文记载着年代的树皮。 这样的发现让我对这片遗址充满期待。不过未发掘前，对它西侧大半墙壁保存完好的房屋建筑内是否埋藏有丰富的古代文物，我仍然无从判断。等到系统发掘开始之后，露出一层层与各种废物混杂在一起的木牍文书时，我才看出，这是一个因多年连续使用堆积而成的古代垃圾堆。令人惊喜不已的还有，这个古代垃圾堆里居然出土了一些当时可能称之为“废纸”的珍贵文书。只不过因为杂乱堆积，年代序列稍显混乱而已。 从那个高出原地面4英尺的垃圾堆里，我总共清理出了200多件木牍文书。这些文书混杂在破碎的陶器、乱草、毡片、毛织物残片、零碎皮块，以及其他仍然发出恶臭的硬质废物层中。发掘时，东北风不时地从刚刚挖掘出来的垃圾堆中卷起阵阵轻尘，而我已经不再顾及一切不适，用冻僵了的手仔细地记录每一件有字迹的木牍文书。这可不是一件容易做的事，但是我必须把所有发掘出土的每一件文物和它们的原始出土位置仔细地记录下来。这种记录工作不容许出现任何差错，因为将来为这些文书建立年代顺序，以及要弄清楚这些文书内在的联系，就必须依靠现在所做的这些记录。我夜以继日地忙活了三天，饱受了古代垃圾堆尘土的气味。这些垃圾虽已经历时许多个世纪，但气味仍异常刺鼻。 文书的形制和用材复杂，保存状况良好。刚开始清理垃圾堆时，便出土了写在皮革上的完整佉卢文文书。那是一张长方形的制作精良的羊皮。这样的文书一共发现了24件，它们的大小虽不完全相同，但都以同样的形式卷成小卷。卷在内里皮面上的佉卢文书写得非常清楚，黑色的墨迹仍很清晰。每一件文书的开始部分，都使用官方的习惯格式，说明公文的来源。这是我唯一能够认识的文书内容，我还发现，文书的年月日期另外书写在文书下方，不过只有月和日。 出土的木牍文书中，许多还完整保存原来封印和用来捆绑木牍的细绳。更为有趣的是，有一些文书是书吏练习书法的习作。至此，我判断木牍是当时的主要文具之一。而且令人高兴的是，我也同时弄清楚了这类文书制作运用的所有技术。 楔形木牍只适合于短篇通讯。作为一种特别的形式，它们可能具有半官方的性质。那是一种用相互契合的两块木板合成的。两块木板的一端削成方形，另外一端削成逐渐向下收缩的尖形，尖端各钻有一个绳孔。文字写在底下那块木板光滑的内侧，其上加盖另外一块木板作为保护，类似于一种封套。如果书信内容过长，可以继续在上面那块木板的内里一面书写。上面那块木板，越靠近方形那头，厚度也逐渐变得越厚。其上隆起部位开凿有一个方槽，用以填塞封泥和加盖封印。 组装双木牍文书时，用一根两股的麻绳，采用巧妙的方法，首先穿过绳孔，然后拉向右手方头处紧紧地捆绑好。麻绳通过与印槽相同的沟槽，绑束成规整的十字形。而后再在印槽内填塞封泥，压住穿过其中的麻绳，再由发信人将其个人的封印加盖到封泥上。这样，在传送过程中或其他情况下，要想阅读文书的内容，只有拆开木板，弄破封泥或剪断麻绳，因而有效防止了私拆书信的可能。 根据从垃圾堆中出土的木牍文书来看，长方形木牍文书的束缚和密封方法之精巧一点也不亚于前者。我在那堆垃圾中获得了许多完整的双板方形木牍文书，并随之弄清楚：原来，底下一块木牍较长，两头各高出一部分，中间形成一块凹槽；上面的一块木牍较短，恰好放入底下那块木牍的凹槽内。较短的木牍背面，中间部位隆起，并开凿有一个方形或长方形小凹槽，用以填加封泥和加盖封印。用一根麻绳通过槽沟把两块木牍束缚牢固，麻绳之上再填入封泥加盖封印。这样就防止了任何私自拆阅木牍内文的企图。这些双木牍文书出土时，有的封绳已经断裂，有些则完好如初。套封的两块木牍分离的情况可能有两种原因，一种是原本已经打开，另一种是在被丢弃后再因一些外力作用而分开。 根据考古资料，这种巧妙的文书器具来自中国内地，而且传入的年代很早，非常古老。在这里，我还要再加一句：纸张发明于公元105年。此后的几个世纪，木质文书器具的使用逐渐衰落进而废弃。新的书写材料既然比前者更为方便，自然会流传到遥远的中亚，不过这个传播和流行过程比较缓慢，比如，尼雅遗址的废弃年代在公元3世纪下半叶，但我在那里的发掘竟没有发现一片纸。这就完全可以证明这种传播过程的缓慢。 就另外一个方面而言，从那些出土木牍文书至今仍然保存完好的封印来看，也存在着明显的西方文化影响的痕迹。并且，由此可以看出，西方古代美术文化向遥远的塔里木盆地传播的历史事实。在清理干净第一块发掘出土的完整封泥时，眼前的情景令我惊喜不已。那是一个手执盾牌和雷电的雅典娜的形象。我一眼就认了出来。毫无疑问，这是完完全全的古代希腊风格。另外一块封泥的图案也是希腊神像或其他形象的雅典娜。封泥上的印章也与公元1世纪希腊或罗马的美术作品风格完全一致。 好像存心要作为融合遥远西方与遥远东方文化的象征一样，我在尼雅遗址中找到一块密封的木牍文书，其封泥上并排压盖了两个封印。一个封印的图案是中国篆字，文字内容说明那是管理古代鄯善行政区（现在的罗布泊地区）长官的印信；另一个封印的图案为一个人头，显然是按照西方古典样式刻制的。 我在尼雅遗址得到的佉卢文文书所记载的内容，涵盖当地的经济形态和政治情形，以及种族文化等。根据我的初步研究，大部分文书是各种类型的公文，其中不少是地方官的报告及其接收到的命令。这一类文书所涉及的，大多是申诉书、传票、护照（路引）、海捕文书以及地方管理和社会秩序的有关文书。当然，也有一些私人书信。至于付款凭证、请求文书、账目、工人名单等杂项，则通常写在不规则的单块木板上，每行之后一般还缀有数目字。 我获得的佉卢文文书都使用一种古代印度俗语书写。不过，其中也掺杂有大量的古印度雅语名词。我有理由认为，这种佉卢文不仅字体，就连语言的出处都是现在旁遮普及印度西北部地区和邻近外印度河一带。 文书中，我们时常见到“Khotan”这一名称，其形式与现在通用的称呼几乎完全一样。不过，这一名称有时也作“瞿萨旦那”，意为“地乳”。在书信文书中还可以找到其他一些诸如“尼雅”“且末”之类的古代地名。在这些地名里，我最后确定“Chadota”就是现在的尼雅遗址，也就是古代中国所称的“精绝”。根据《汉书》记载，精绝是和田东边的一个小地方，正好与尼雅遗址所在位置相吻合。 不过，最确切无疑的证据，仍是汉文木简。这样的木简，我在垃圾堆中收集到40多枚。这些文书都是官方文件，记录的大都是关于逮捕某些人，或者准许某些人通过关卡的官方命令之类的公文。文书中提到的塔里木盆地以及中国古代其他地方，都很有历史趣味。 这些汉文文书中，最让我感兴趣的是由法国汉学家布什尔首先发现的一枚木简。木简确切地记载有晋武帝泰始五年（公元269年）的年号。据史书记载，晋武帝时期，中国重新经营西域，其声威在西域延续数十年不减。晋武帝以后，尼雅遗址还有人居住，并且经历了很长时期。不难相信，军队从这里撤退之际，当地的政治和经济形势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动乱。尼雅遗址的废弃，很有可能就与西晋军队的这次大撤离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清理北面遗址区的那些房屋遗址，除一些美丽木刻建筑构件外，并未发现其他新奇之物。我心里十分清楚，在那些还未发掘的沙丘下面一定还隐藏着许多雕刻精美的建筑构件。在这里，我连续工作了16天，疲倦至极。这时我听说在尼雅遗址东西两个方向都还有其他古代遗址，心思已经游弋而去。而且沙漠风暴季节不久就要来临，再深入沙漠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工作便不再可能，于是我们便停止了发掘。 1901年2月13日，我带领探险队撤离这块给我带来许多欢乐与刺激的遗址，恋恋不舍地返回。即将走完沙漠地带回到尼雅河尽头时，我们偶然又碰到一个房屋遗址，来时由于走得匆忙，加上周围沙丘的遮挡，所以没有发现。这件事，让我下定决心，这次回去以后，一定要尽快再次返回来。 [book_title]第六章　重返尼雅遗址 1901年2月，离开尼雅河尽头以远沙漠深处的遗址时，我就企望能够再来探险。1906年夏末，我带领探险队再次来到和田，认真准备，重返尼雅遗址大干一场。 在准备期间，我常常想，如果能够从空中搜寻沙漠深处那些隐藏在巨大沙丘之后的古代遗址，对我的探险一定会有很大帮助。但受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无论是使用风筝还是载人气球，都无法实现。那时，人类虽然已经发明了飞机，但是也不可能用于实际考察。所以，我只能等待夏季结束后，就立即派出我的向导伊布拉音前往各地寻找我以前不知道的古代遗址。 在和田与于田之间的达玛沟做完短期的考古发掘之后，1906年10月15日，我再次来到尼雅绿洲。从伊布拉音的汇报得知，他的搜寻结果收获很大。同样让我感到欣慰的是，那些上次曾随我到尼雅遗址发掘的民工又都应招回来了。这次我准备携带充足的用水，招募尽可能多的民工前往尼雅遗址。由于有我上次雇用的那些民工现身说法，以及伊布拉音伯克在当地的影响力，我们在一天内竟然召集了50个民工，备足了四个星期的粮草，增加了一些骆驼。 我的探险队在尼雅河干涸河道两旁的茂密胡杨林里匆匆行进了三天。秋日里，胡杨树叶和芦苇那火一般浓烈的色彩，令人心旷神怡。从伊玛目·贾法尔·萨迪格大麻扎朝圣归来的香客与尼雅河沿岸的景色相配恰如图画一般，给这里原本寂静的原野增添了不少人世的趣味。我们在距离大麻扎还有几英里的河道里，把所有的水桶和羊皮水袋都装满了水，然后决然向北进入沙漠深处。两天后，我又一次在距离遗址中央不远的地方安营扎寨。 第二次进入尼雅遗址时我所选择的路线，与第一次有所不同。这次途经的古代遗迹更多些，沿途看到多处大片倒塌的古代居住建筑遗址，以及一些环绕古代果园的篱笆墙遗迹。那些早已枯死卷曲的果树、白杨树，当年欣欣向荣地生长之时，也正是罗马帝耀武扬威无比荣耀之时。时过境迁，我置身于如此遥远的古老遗迹中，浮想联翩，感慨不已。我在一间残破不堪的小屋内稍做了一下搜寻，便发现了一些保存良好的佉卢文木牍文书。如此美好的开始给了我极大的鼓舞，并且也证实这片区域虽然向南距离我第一次发掘的遗址足有4英里，但是出土文物的性质相同，因而遗址年代也应该同属一个很古老的时期。 第一天傍晚，我在暮色朦胧中漫步走过高大的沙丘，来到一处遗址。1901年那次发掘时我就已经看到过它，因为一些不可名状的理由，我放弃了对它的发掘。现在，我又来到这里，看见一根雕刻精美的臂柱就横躺在遗址上，上面覆盖着一层薄薄的流沙。此刻，我感觉自己好像从未离开过这里。不过，此时我还完全没有料想到，一座巨大的考古学宝藏，就在离我咫尺的地方。 第二天一早，我就带领民工走过荒凉的沙丘地带，来到我们上次发掘过的遗址区西面约2英里的地方，那里是一大片房屋建筑遗址。我们在这片遗址的最北面开始了新一轮的发掘。上次由于高大沙丘的遮挡，这些古代建筑遗迹未被我们发现。显然，这里属于这片古代绿洲西北部地区边缘延长地带，当时应该有一条人工渠道通向尼雅河终点引水灌溉。 我们首先清理的是一处小房屋建筑遗址，流沙堆积不过三四英尺深。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遗址，是为了让我的印度助手拉姆·辛格 (22) 和其他新招募来的民工练习挖掘。对于没有做过沙漠发掘的新手而言，这个小遗址是非常合适的练兵场所。遗址周围因为风蚀形成较低的洼地，而遗址所在地也因风蚀变成一块狭长的舌形台地，台地与一条渠道相连。在遗址西侧居室内靠近地面的地方，发掘出土了一些佉卢文木牍文书。看到我现场奖赏那些首先发现木牍文书的民工几块中国银币之后，其他三间居室很快也相继发掘出土了佉卢文公文和书信文书。这样的发掘速度和出土木牍文书数量让我大为满意。这些木牍文书大概是最后居住在这里的一个小官吏丢弃的，时间大约在公元3世纪中叶。 令人惊喜的事接连不断。出土物中有一些长方形、楔形木牍文书，它们原来的密封麻绳依然完好如故，几件木牍文书的封泥封印也还基本保存完整。封泥上面压印出来的图案是赫拉克勒斯神像，还有一个似乎是罗马尼的像。这些图案，都是加盖古代印章之后留在封泥上面的痕迹（残件图）。眼看着这些珍贵文物不断地出土，我兴奋的心情难以言表。在荒凉的沙漠遗址中，与古希腊、古罗马的精美艺术品共处一处，时间和空间的历史距离好像忽然间消失了一般。这种确实的历史联系和时空感受，使我长时间处于精神亢奋状态。 这处遗址出土的家具和农具全部都是木制的。这些东西对于我来说已经很熟悉。木制器物有：一把雕刻精美的古希腊风格木椅和织布机、靴楦、大食盘、捕鼠夹，等等。由于有第一次探险考察的经验，对于这些出土文物的功用性质，我一眼就能辨识出来。此外，还出土了制作精美的木柱以及用柳树枝条编织再用灰泥涂抹的木骨泥墙（篱笆墙）。 我们的第二步发掘工作是清理营地附近一处规模较大的建筑遗址。这个遗址中，大部分居室建筑内的东西现在都已经腐蚀殆尽，只剩下一些褪色破裂的大木柱耸立那里，标示着房屋建筑原来的木框架结构形式。不过，我的运气依然很好，在一间形状像门房或厩房的建筑底下，发现了巨大的古代垃圾堆。根据以前的经验，我们完全有必要立即发掘这种臭气熏天的地方。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1700多年，这个垃圾堆仍发散出刺鼻的臭味。发掘时恰巧又刮着东风，于是千年的尘土与恶臭混杂在一起，不断地迎面扑来。大家强忍着折磨，一层一层地掘开垃圾堆。在挖到7英尺深的时候，出土了一个原来大概是用来盛垃圾的小木箱，里面装有许多稀奇古怪的杂物，如用丝、棉和毛混合织成的纺织品，铜印章和骨印章、木笔、漆器残片和其他残破的木制用具等。 最令人高兴的是，发现了12枚书法精美的汉文木简。根据沙畹 (23) 先生后来的考证，这些文书中，大部分是礼品清单和书信，是专门附带在给当地长官家族赠送的礼物上面的。其中一件文书是写给当地长官夫人的。《汉书》记载，精绝国位于且末与克里雅之间。根据上述文书内容，我们断定，尼雅遗址古代属于精绝国的行政区划。在木箱底部，我还找到了捆成一束保存完好的谷物，谷物旁边有两具老鼠干尸。 接下来，我们发掘的是一处受破坏严重的古代建筑物。很早以前，这里应该是当地一位重要人物的住所。因为这个建筑物中厅堂很大，长41英尺，宽35英尺。后来再次来这片遗址区域考察时，在遗址区西南面发现一块平坦地面，地面上到处散布着破碎的陶片和其他硬质物品残片。这样的地方，当年一定是一处房屋稠密的地点，所有房屋很可能都是用土坯之类容易被风蚀破坏的材料砌筑而成的（就像现在这一地区平常人家使用土坯建造房屋那样），所以不能像富裕人家使用木材和红柳枝条建造的房屋那样，能够持久地抵挡风沙的侵蚀。 随后，为了寻找遗址南面的古代居住建筑遗址，我们前后忙碌了好几天。调查发现，有些建筑物已经残破得异常严重，其他一些保存相对完好的建筑物大多被掩埋在堆积得很厚的流沙中，清理起来很费工夫。在每一个房屋建筑遗址中，几乎都发现有书信、账簿、草稿、杂记一类的佉卢文木牍文书。此外，还出土了不少反映当地日常生活以及流行工艺的木质刻花建筑构件和家具。在这个东方小庞贝古城中，最后的居民虽然没有留下多少有实在价值的东西，然而他们遗弃的物品已足以说明，他们的生活在当时一定非常安逸。许多居室中都有火炉、舒适的炕床、木制碗柜等。房屋附近几乎一律都有围着篱笆墙的花园，以及两旁种着白杨树和果树的林荫道。因为有沙丘保护，果园中那些早已枯死的桑树至今依然挺立在那里，有些枯树高达12英尺。 每次进入沙漠遗址，四周茫茫沙海的那种绝对荒凉空阔的景象都使我感到迷惘。遗址区距离有红柳生长的地方也很远。眼前的黄沙漫无边际地铺展开去，犹如汪洋大海一般。沙丘像波涛一样连绵起伏，浩瀚无边，让人感到窒息。遗址区内，那些枯树树干、残垣断壁以及成行成列排列的枯朽木柱，在沙丘顶上时隐时现，成为这片荒凉之地的奇特点缀。这种奇异的景象，常常使人联想到波涛翻滚的大海中那些只剩下龙骨桅杆的沉船。在这个季节里，就连徐徐清风带来的也是那种海风般的沉静和苍凉。 我们在这里整整进行了14天的考古发掘，获得了大量的出土文物。在遗址区西面一群残破的建筑遗址中，我们清理出了一个规模较大的房屋。在遗址的中央大厅旁边，出土了雕刻精美的建筑构件残片，这表明，当年居住在这里的人一定很富有。在另外一间像是会客室的房间里，又出土了佉卢文木牍文书，其中一件足有3英尺长，可见其主人应该是一位重要的官吏。 在中央大厅隔壁的一间窄小房间内，我们发现了一些整齐排列的书架。那一瞬间，我就意识到，我们已经进入了主人的书房，从而认定会有更多有价值的东西将被发现。我的预感很快便得到了证实。仅仅一小会工夫，出土的木牍文书数量便已超过100件。这些木牍文书，大多都是用来传达命令的楔形文书，当然也有方形木牍文书。文书性质主要是账簿、目录，以及年代被颠倒乱用的公文。很显然，我们发现的是倒在地上的公文架。由于流沙堆积的深度有五六英尺，所以这些木牍文书都保存得非常完好。在随后继续进行的清理过程中，我的老队员中经验最丰富的挖掘民工罗斯坦居然又有了奇异的新发现。 在刚开始清理这间房屋建筑遗址时，我就曾注意到靠近墙根的地方有一大堆泥土。罗斯坦就是在那个土堆里发现了大量成捆的木牍文书。当时我没有让民工去动它，以为那里面不会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偶然间，我看到罗斯坦用两只手在掏挖那个土堆，还未等到我发话，就已经看见他从土堆和墙壁之间抽出一件保存完好的楔形双板木牍文书。正当我惊讶之时，他又从深约6英寸的沙土里拽出一件完整的长方形双板木牍文书。两块木牍上的封泥完好无损，封套还未曾打开。把洞口挖大之后，我看见在墙壁与墙基以下的部位全是捆绑得很紧的一层层木牍文书。 很明显，我们找到了一处隐藏着的档案库。我对这样一个有趣的发现十分满意。因为除了文书本身的价值和非常完善的保存状况，发现时的情景，更能够给我们提供有价值的指示。除去少许例外，最后到结束时，我获得的长方形木牍文书共36件，密封用的捆绑麻绳都依然完好，封泥也完整地保留在封套上，说明文书并未被打开过。基于以前对这类文书的研究，我曾做出过这样的假设，即这类木牍文书都是契约、合同这一方面性质的文书，它们之所以密封保存，为的是在一旦需要时可以保证文书的确实可靠性。现在发现的这个文书档案库，证实了我的假设。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两件拆封的木牍文书被研究证明是写给“神与人喜见的尊贵的科者波苏甲伽”的信。以前我发掘出土的文书中也有许多使用这种名称。根据罗斯坦的推测，这个土堆的本来作用，就是收藏和保护这些遗留下来的文书，同时也是为以后需要取用所设的标记。我非常赞同这一看法，这样的收藏保护方法也表明，文书的主人是出于意外的原因被迫仓促离开这里，然而仍然怀有回来的希望。 主人搬迁的时候一定小心谨慎，以免损坏木牍文书的封泥和封绳，其中有一件木牍文书的封泥上加盖了三个封印。夜幕降临，返回帐篷之后，我继续小心清理这些出土文书。清理发现，几乎所有的封印都如同新近加盖的一般，封印的图案中很大一部分是古希腊宙斯的形象。此外还有身围狮皮、手持棍棒的赫拉克勒斯、伊罗斯、普洛马科斯，以及一些身着甲胄的半身像形象。令人称奇的是，古代希腊刻印工人的精湛技术居然传播到了遥远中亚的沙漠腹地。细究起来，这份已经被流沙掩埋了近1700多年的关于这片土地和其他财产的苏甲伽文书，现在已归我所有。 后来，我们的发掘工作逐渐向遗址区南面转移。这里虽然还有一些红柳丛存活，但是整体环境条件反而更加恶劣，到处都是顶部长着半死半活的红柳丛的密集的大沙丘。我们就在这些沙丘之间寻找古代遗迹。我们找到的古代遗址都在沙丘边缘，而这些地方又有很深的风蚀洼地。这几种景观综合起来，构成一幅奇异荒寂的景象。不断吹过的东北风刮起一阵阵尘雾，给这种环境添加了生气。最后，我们来到遗址区最南端，找到一块空旷的地方，又发现了一些新的遗址。至此，我那一直高悬着的心放了下来。这里的遗址都不大，不过在进行一次细致的调查之后，发现许多有趣之处。 离我这一次发现佉卢文文书所在遗址约60码 (24) 远的地方，有一块耸立着许多枯死桑树的方形地块。这些古老桑树的树干至今仍高达10英尺以上。它的旁边，从前曾经是绿荫笼罩的池塘。现在池塘还在，只不过已经变成了一片洼地。我判断，古时水流入池塘的渠道离此处不会太远。一番搜寻之后，在西面最近的一座红柳丛覆盖的大沙丘后面，发现了一座长约90英尺的矮桥横跨在一条干涸的河床上。矮桥底下，两个清晰可辨的桥墩仍挺立在那里。古河床左岸有一个已经遭受严重侵蚀的果园遗址。我还可以看出河床西北方向蜿蜒而去的遗迹。河床的可见长度达2英里以上，已经满覆黄沙。不过，河床来到我们所在的位置时，又出现在低矮的沙丘与灌木丛之间。纵观周围环境，我们发现的地点无疑是一个断层地带。 尼雅遗址为何发生如此重大的变故？我能找到的答案，就在离小桥不远一片被高大沙丘环绕的风蚀低地之中。那是一处保存良好的果园遗址，果园里各种果树与葡萄架都排列得十分整齐。它们虽然已经枯死了16个世纪，但布局模样仍清晰可辨。 [book_title]第七章　发掘米兰遗址 1906年12月初，我就已经到达了若羌绿洲。若羌虽然只是一个小村庄，却是县城所在地。若羌境内地广人稀，全县人口不过500户，其中还包括半游牧半渔猎的罗布人在内。若羌东北部为干涸盐泽湖床，以及史前时期海洋最后的残余罗布泊。塔里木河水注入罗布泊，而这个大盆地也因这条河流而得名。 这里现在的名称叫罗布。公元13世纪末，马可·波罗前往中国途中，在横越罗布泊沙漠之前，曾经路过这里。这里虽然土地贫瘠，耕种有限，物产稀缺，但因从河西走廊进入西域首先必须路经这里，因此，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这里的地位十分重要。从《汉书》开始，中国的历史文献，诸朝史书无不提及此地。这里起初称楼兰，后来改称鄯善。 公元645年，玄奘从印度返回唐朝时，若羌绿洲即已成为罗布的重要地区。这里曾经有过长期的屯垦历史，也有废弃一段时间之后复垦的历史过程，所以遗留下来的考古学意义上的古代文物并不多。即便如此，若羌绿洲对我来说仍很重要，因为我的楼兰遗址探险计划的准备工作，只能在这里进行。 这里，先简述米兰遗址的发现与发掘经过。 1906年10月7日，我从若羌绿洲出发前往罗布泊沙漠。首先，我到达了米兰。在做了一次短促的发掘之后，我就意识到了米兰遗址的重要性。米兰遗址位于若羌县城东北约50英里，所在地极为荒凉——处于一片从昆仑山逶迤延伸下来一直到达罗布泊湖盆西端的砾石戈壁尽头。罗布泊湖水在很长的历史时期曾大为减少，一度缩减到米兰遗址北面。 这里有一条名叫加罕萨依的小河，河水以前曾被用来灌溉米兰遗址所在的整个区域，而今只能流入遗址所在区域几英里。在靠近河岸的地方，来自塔里木河下游的阿布旦人开垦出一片小绿洲，一面种植小麦，一面靠打鱼为生。我们到达那里的季节，正值阿布旦人迁移去了别处。在河道狭窄处，我们找到了一些干枯的芦苇、胡杨树枯叶和带刺灌木的树叶，作为骆驼和马匹的草料。在那里，因为有河流存在，我们不必考虑从其他地方运送生活用水。但是，连续三个星期在刺骨的寒风中进行艰苦的发掘工作，除了我那聪明机智而又老练的中国秘书蒋师爷，所有人员都无一例外地病倒了，这一经历让我们终身难忘。 我站在一座已经完全倒塌的佛塔顶部，仔细观察了一遍遗址，由此初步确定，我所处的是一座佛塔遗址，寻宝人曾经挖掘了一条地道进入佛塔内部。站在这座佛塔遗址的顶部观察其他遗址的情况非常清楚方便，这里的其他遗址全都稀稀落落地散布在东面宽广平坦的细石沙滩上，好像大海中星罗棋布的岛屿一般。我的向导托合塔阿洪所说的米兰遗址区域的主要遗址建筑——古城堡显得非常庄严雄伟。当我走近它，满怀热情地爬上西面较高的残墙，看清遗址的建筑结构时，才知道这是一处年代较晚的古代遗迹。这令我大失所望。 在东墙内侧，沿着墙垣进行试掘的结果是一无所获。不过，清理显露出来的一些房间似乎暗示这里仍有一座富饶的矿藏。那些房间内堆满了灰土和垃圾。开始发掘垃圾堆后不久，便陆续出土了写有吐蕃文的木片和纸张。在这些垃圾堆中，第一天发掘出土的古代文书共约200件，同时出土的还有大量残破不堪的各种器具、布片和兵器等。从出土物可以判断出，这些既富于考古学价值和趣味，又极为肮脏污秽的垃圾堆，是在吐蕃人占据时期堆积起来的。据《唐书》记载，吐蕃人占据此地的时间是在公元8世纪至9世纪之间。 第二天早晨，我让人发掘东北方向离此地约1.5英里的一座佛寺遗址。遗址仅保存下来佛寺的基础部分，佛寺残存墙基破碎的表面上仍保留有石膏浮雕装饰图案。根据石膏雕塑残片风格，我断定佛寺的年代要远远早于吐蕃人的古城建筑。经过细致考察研究，我基本确定，米兰遗址是一处非常古老的遗址，一度被废弃过，后又被重新占据和使用。这种情况与位于尼雅和且末之间的安迪尔遗址情形大致相同。 像这种可能蕴藏有重大考古发现的遗址，在没有发掘清理干净之前，即便是离开片刻，我都感到很不踏实。由于一些客观原因，尤其是气候原因，发掘工作不得不被迫停止。直到1907年1月23日，我才再次返回米兰遗址，继续发掘清理吐蕃古城遗址的工作。 对吐蕃古城遗址的初次发掘，便极大满足了我们的期望。在一些建筑遗址的炉灶内，清理出了许多草席、破布和各种器具等，其中许多木板和纸片上都写有吐蕃文，它们大都已残破不堪。我们还在一间小屋子里清理出土了100多件吐蕃文书。 发掘期间，寒风凛冽，终日不息，令我无法专心研究出土文物。我大部分时间都站在米兰古城东城墙的顶部，观察遗址区内各个发掘点的发掘进展情况，深刻感受到被寒风侵袭的痛苦。古城东南角以及附近倒塌的建筑，受到了严重的侵蚀，清理出来的两间大屋子里塞满了垃圾和大量古代文书。 发掘结束时，我在米兰古城遗址获得的木简和纸质文书达1000多件，研究结果表明，这些吐蕃文书的内容除佛教经典外，大都是一些琐碎的公文文书，但是它们反映出来的情况却很重要。例如，有报告文书、请求文书、契约等门类，使用的语言为日常生活用语。出土的吐蕃文书中以佛经的数量最为丰富，涉及古代吐蕃人日常生活情况的极少，因而那些门类繁杂的公文文书便显得格外有趣和重要。从这些文书中，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塔里木盆地被吐蕃人统治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情况。佛经之外的文书大多都以军事内容为主，涉及边陲屯戍需要粮草、求援和军队调动等。 文书内容涉及许多地名，其中我能够考证的有：大诺布城，即若羌；小诺布城，即米兰。诺布，与玄奘《大唐西域记》书中记述的纳缚波相同，它显然是中古时期与近现代用于称呼整个区域的罗布一名。这些文书所记述的内容还提出这样一个证据，在更为古老的时期，米兰遗址很可能是扜泥旧地，中国史籍称此地为鄯善的古代东城。 在所有出土文书中，没有发现一件汉文文书。这种情况说明，公元8世纪末以后，唐朝势力及其统治在塔里木盆地已完全消失。不过，当我拆开一团胡乱揉卷在一起的纸包时，发现它竟然是使用北欧字体的突厥文文书。研究表明，这些文书都是突厥士兵的护照或通行证一类的公文。突厥文文书的出现，说明当时在塔里木盆地遥远的一隅，仍有西突厥人存在。如果西突厥人不是吐蕃人的同盟，便是他们的仇敌，而唐朝在中亚统治力量的崩溃，在一定程度上与西突厥人有关。 吐蕃古城的作用，是保护从塔里木盆地南部有水草分布的地带通往敦煌的交通通道。这条道路经过罗布泊南缘，自汉代以来就一直是沟通中原的主要交通路线。玄奘以及几个世纪之后的马可·波罗都是通过这条道路穿越罗布泊沙漠的，所以我对这条艰难的沙碛道路充满了浓厚的历史兴趣。在我离开米兰踏上这条道路之前，从米兰遗址中发掘出土的佛教美术文物精品，比吐蕃人占据期间留下来的东西更为古老，涉及的人类历史方面也更为广泛。 1914年1月，我再次返回米兰佛寺遗址，所见情景令我大吃一惊：当年我用沙土瓦砾掩埋保护起来的佛寺遗址又完全显露在面前。据说，在我发现此地若干年后，一个毫无考古经验的日本少年旅行家来到米兰遗址，打算使用一种极为愚蠢的方法把所有壁画揭取下来搬走，对壁画造成了全面的破坏，佛寺南半边过道里到处是狼藉四散的壁画残片。所幸的是，这个狂妄无知的日本人只挖掘到北半部边缘便放弃了，我们因而得以将这部分佛寺遗址墙壁上的壁画完整无损地揭取下来。 [book_title]第八章　古楼兰探险 1906年12月初，我在若羌绿洲为前往楼兰遗址做准备工作，以便开始我计划已久的考古探险。在滴水全无的罗布泊沙漠中探险，合适的季节只有冬季的几个月，这段时间我们可以驮运冰块作为饮用水，以保障探险考察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我计划在完成楼兰遗址考察之后，带领驼队横越罗布泊沙漠，沿着马可·波罗走过之后便寂静了几个世纪的古道，前往敦煌。 若羌虽名为县城，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小村落。若羌的绿洲面积很小，几乎都是沙漠，能够供应的物资非常有限，所以我们的准备工作异常困难。不过，有一点出乎我的意料，在三天内居然召集到50多个挖掘民工。我们准备的粮食足够全部人员维持五个星期。同时，我们还尽可能搜集骆驼来运输物资。我们所带的粮食和饮用水，必须能够维持全体人员七天沙漠行程、在遗址考察停留期间和最后返回路程的需要。 然而，问题十分糟糕。我把若羌所能够提供的物资全部组织起来之后，也不过才找到21只骆驼。 阿布旦是一个小渔村，靠近塔里木河流入罗布泊的沼泽地带。对于进入罗布泊地区而言，这里的地理位置异常便利。所以如果我不把给养仓库设在阿布旦，给养供应问题将更加严重。在阿布旦，我把暂时不用的行李和给养安置下来，以待完成古楼兰遗址发掘后，前往敦煌时再用。 所幸的是，若羌县知县廖大老爷在很短时间内就帮我从阿布旦请到两个强壮的猎人。这两个猎人，一个叫穆拉，一个叫托合塔阿洪，他们都曾帮助过斯文·赫定博士。虽然他们熟悉探险沿途的情况，但他们都未曾从阿布旦一带直接进入过楼兰遗址。因此，离开阿布旦沼泽地带之后，我并不能指望他们做向导。从当地雇用的挖掘民工，知道要随我们在这个严寒的冬季离开家乡，前往沙漠深处探险时，都感到非常恐惧。这些民工的亲属也都认为，他们将要倒霉到底了，都非常担心和忧伤。直到看见这两个猎人的出现，他们才稍稍放下心来。 12月6日早晨，我们终于从阿布旦启程。民工们按时在这片最后的绿洲田野边集合待发。当我视察情况，看见这些罗布人坚毅的蒙古人面容时，不禁大感意外。他们都是当地半游牧的渔人后裔，与从西方草原迁徙而来的突厥后裔大为不同。亲属们在与民工队伍告别时都高呼“遥勒保勒松”（意为一路平安）。此情此景中，再也没有什么话语，比这句维吾尔语的告别寓意深远和含蓄了。 穿行走过大片的戈壁荒漠地带，又走了约两站地，我们才来到米兰遗址。12月10日，我安排忠实的突厥仆人提拉巴依在米兰照管一切事务，汉文秘书蒋师爷也被留在后方，未能跟随我一同前往。 第二天早晨，渡过还没有结冰的塔里木河深流之后，我们就从开始向沙漠进发。我们向东沿着最初的罗布泊沼泽走了一天，在一个由塔里木河水形成的潟湖中取得了大量质量上乘的厚冰块。每只可以驮运的骆驼都驮载着满袋的冰块，重量达到500磅。四个镀锌铁桶也装满了水，以备不时之需。这些铁桶内的水不久就冻结成了冰。此外，还有30多头毛驴也都驮上了小袋的冰块。离开最后这个有可饮用水和冰块的地方之后两天，我们便把所装载的饮用水和冰块全都卸了下来，就地建立一个中转站。虽然荒漠环境中毛驴也需要饮用水，好在只需忍受两天，卸下负载之后它们很快返回到了塔里木河边。 至于骆驼，我们最初就让它们每只喝了六七桶水。根据我们的经验，这样的饮水量可以维持它们几个星期不至于干渴。在酷寒的冬天，骆驼对草料的需求远甚于水。离开最后一处生长植物的地方，一直要到罗布泊腹地遗址附近才可能会有一些芦苇作为骆驼的草料。为应对这种严酷的环境，驮工头目哈桑阿洪给骆驼准备了几皮袋菜籽油，每经过一段时间，便喂骆驼半升左右的生菜籽油。驼工们称这些菜籽油为“骆驼茶”。骆驼经过长距离跋涉后，在没有草料的情况下，这些菜籽油可以为它们提供充足的能量。 我们又走了一天，穿过一片布满盐卤的草地，在柴努特库勒附近一个小池塘旁留下了两个人。池塘里的水已经结了一层薄冰，正好可以供牲畜饮用。这里可以作为我们临时休整地点。我安排把粮草留在此处，然后从此地起将转向东北方向。 我们到来的这一年，塔里木河洪水泛滥，向北流淌，形成了一些新的大湖。现在这些大湖都已完全干涸。在裸露的湖底盐床上，散布着几片小水洼。水洼中的水盐化得很严重，以至于在严寒的天气里也没有结冰。 12月14日傍晚，走过了低洼地带之后，我们在一片红柳茂盛的沙丘高地上安营扎寨。毛驴驮载的冰块都堆放在最高大沙丘的北面背阴地方，做成一个储藏所。随后，我安排两个人把毛驴带回柴努特库勒中转站搬运存放在那里的粮草。 从临时转运点继续进发，很快就走过了大片风蚀剥离严重的地带。这样的情况在罗布泊沙漠北部地区形成一道奇异的风景线。无数高峻险拔的土崖，被一些巨大的沟壑分割开来。当地罗布渔人为这样的地貌取名为“雅丹”。所有的雅丹都是被夹带沙粒的风吹蚀切割形成的。这种台地雅丹一律呈东北—西南方向。由此清楚地显示，这里一年中持续时间最长、风速最大、风向最为固定的，应该是由于大气环流，从蒙古高原直接刮来的季风。 在这样的地貌中行进，路线不可能成直线，只能曲折迂回前行，在硬泥雅丹和深沟中艰难前进。经过雅丹地带时，骆驼柔软的脚掌极易破裂，所以每次宿营时总有几只可怜的骆驼要承受打掌子的痛苦。打掌子是用小块牛皮缝在骆驼脚掌上，以保护其足部的伤口。这样做，虽是好意，但也是酷刑，骆驼极不情愿，必须由经验丰富技术高超的行家来操弄。哈桑阿洪正是精于此道的行家，并且时常训练其他驼工为骆驼打掌子。 在这片风蚀侵害严重的雅丹区域，每走出不远，我们便遇到一些枯死的胡杨树。它们或倒伏在地，或狰狞矗立于狭窄低地。一眼望去，低地弯弯曲曲伸展远去，就像河道支流，蜿蜒流入沙漠深处后逐渐消失。根据我的经验，这些低地原来都是河流的终点河床。很显然，早期的库鲁克河曾经流入干涸的罗布泊盆地及其附近低洼地带。 在风化剥蚀严重的地表，可以捡到石器时代的石箭镞、石斧和其他小件石器，以及许多制作粗糙的陶器残片。至此，我们仍然没有能够深入罗布泊沙漠腹地。继续前行，每隔不远，我们便会遇到前面提到的那一类同样的东西。为了保持方向，防止大家四顾寻找东西，我要求队伍按照直线方向行走。尽管如此，一路上我们还是不断有新的发现，这种情况充分证明，这些地带在史前时期末已经有人类活动。 虽然我们从早到晚不停地跋涉，但由于路途艰险，每天的行程不过14英里。在这种破裂不堪的风蚀地带，想要按照罗盘指示的方向维持正确的路线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因此，我们在走过的路段，在一些容易看到的特殊位置，用枯死的树干或土堆做路标，为后面运送冰块和粮食的人们指引方向。 我们穿行在这片雅丹地带将近第二程时，在裸露的地表发现了许多小件铜器，其中有中国汉代的铜钱，以及大量陶器残片。我由此断定，我们正走在久远历史某个时期曾经有人居住的地方和曾经使用的交通路线上，或者至少有几个地方有人居住并且位于交通路线之上。不过，根据我们的测量数据，当时我们所在的地方距离斯文·赫定博士追踪寻找的遗址还要向南再走12英里。 我们被冬季冰冷刺骨的东北风不断侵袭。第二天半夜，狂风几乎吹倒了我的帐篷。这种冷风总是持续不停地刮，气温很快降到了华氏气温表零度以下，我们的生活也因此陷入极度的困苦之中。 12月17日，我们找到的中国汉代古钱、青铜箭镞，以及其他小物件越来越多了。最后一天下午，穿越过宽广的干河床后，作为遗址群标志的那座剥蚀严重的佛塔已经隐约可见，那正是斯文·赫定博士草图上最吸引我的地方。我们距离目的地大约还有8英里的路程。我的探险队因为就要到达目的地而变得兴奋起来。在穿越无数高峻的雅丹和深削的土沟之后，我们终于在天黑之前赶到了那里。千百年来，巍然屹立的遗址群在亘古荒原上呈现出一派凄凉的景象。我们在遗址群标志的佛塔脚下安营扎寨。 第二天一早，发掘工作立即开始。发掘工作连续进行了11天，我把各个遗址中的古代遗物全部都清理了出来。据托合塔阿洪说，库鲁克塔格山麓碱泉子附近有一片芦苇草地，我立即让人把大部分骆驼送到那里喂食牧草，其余的骆驼则被派往南部中转站，驮运储存在那里的冰块等给养物资。 那天早上，我站在佛塔顶的最高处极目四望，那些早已熟悉但依然新奇的立木行列展现在我的眼前。正南面与西南面由木料和灰泥构筑起来的建筑遗迹，聚集成了小规模的建筑遗址群。遗址群所在地以外，是奇形怪状的雅丹和深削的沟壑，像是由无数条波峰浪谷凝固成的广阔无垠的海面。 发掘工作首先从佛塔南面开始。这是一座倒塌了的房屋，建筑木料散乱地堆积在斜坡上。这种现象，是因为强烈的风蚀带走了房屋基础部分的土层，导致房屋倒塌，房屋上面的泥土又全部被刮走形成的。在仅存泥土堆积中略做搜索，便发现了一些写在窄木片和纸上的汉文文书和佉卢文文书。佉卢文文书的形式与尼雅遗址所发现的一模一样。 这一发现表明，在尼雅遗址用古代印度文字写成的文书，在遥远的罗布泊地区，也同样被广泛地应用于政治统治、商业贸易以及其他各个方面。楼兰遗址所在的罗布泊湖岸地带与古代于田的地理空间距离是如此遥远，而这种古印度语言与字体竟如此完整地发展到了这里，这真是一个富于历史意味的新发现。 发掘伊始，我们便在房屋遗址附近的风蚀空地上捡到不少金属、玻璃和石质器物等各类小物件。其中有背面图案刻铸精美的青铜镜残片、金属扣、石印之类的东西。我们捡到的玻璃以及石质珠子也不在少数。汉代方孔式铜钱散布极多。这种现象非常重要。由此可见，这种铜钱流通范围广而且数量多，同时也说明使用钱币作为中介的普通贸易在当时已经盛行。 房屋的西南面有一座大型建筑物。这座建筑物一部分用土坯砌成，虽然已经损坏严重，但是还可以看出，它原来是一座衙门建筑。在它中间有一间小室，原来可能是作为监牢使用的。斯文·赫定博士就曾经在那里找到许多写在木片和纸上的汉文文书。有些文书的年代是公元265年至270年。我安排民工仔细地把整个建筑清理了一遍，又找到不少此类文书。其中有些弯曲的木质薄片，显然是从木板上削下来的。 旁边的小屋虽然粗陋，但建筑形式却与尼雅遗址常见的形式一样。这种建筑大概是供非中国人的本地官吏使用的。在这间房屋内，我得到了我熟悉的佉卢文简牍文书。这种佉卢文简牍文书格式内容与在尼雅遗址得到的文书极为相似。不过，发掘的最大收获，还是位于衙门西面的那一大片垃圾堆内。就在那些臭味依然刺鼻的一层层硬质垃圾和其他废弃物之中，我却得到很多汉文文书。这些文书无疑是被作为废弃物从公事房中清扫出来的。其中，不少木简破烂不堪，有的还曾经被用作点火的木条，有明显的灼烧痕迹。 在这堆包罗万象的垃圾堆中，我们还找出了一些佉卢文文书，但数量不多。此外，我还发现了一张破纸，纸上写有一种未知文字，字体像阿拉米语文字，后来被证明是粟特文文书。粟特文流行于公元后起初几个世纪撒马尔罕和布哈拉地方的古康居国一带，后来完全消亡，不为人知。 出土的汉文文书可以证明，这一遗址的所在地名叫楼兰。在古代，楼兰这一名称，既指整个楼兰地区，又用来称呼楼兰的驿站。公元前2世纪末，在汉代开辟的这条进入塔里木盆地的古道上，楼兰正是进入西域的桥头堡。 在所得文书中，大部分有年代记录的文书纪年在公元263年到270年之间。晋武帝在汉朝倾覆以后重新在西域树立了中央王权的声威。最后一件文书的纪年是公元330年，文书中又作建武十四年，其实建武年号在十三年之前就已经终止了。由此可见，当时这个小驿站与晋朝的联系已经完全断绝。此地以及以此地作为起点的沙漠交通路线，离最后废弃的时间已为时不远了。 这里不仅驿站规模小，出产也极为有限。但从我获得的汉文文书表明，这条古代交通路线对当时的贸易具有重要的作用。在这些文书中，有从西域长史方面发出的文书，也有呈送给西域长史的报告，以及明显不属于当地军事行动记录的文书残片。但是大部分文书都是关于一个中国小屯田区域的相关统治事务，如粮食种植、储存、运输之类的记载。对于官吏及士兵，常有减少口粮的命令。当地不能自给的窘境，由此可见一斑。 佉卢文文书的字体、语言以及其他方面都与尼雅遗址发现的极为相似。我考证出此地原来的名称是“Kroraina”，汉语“楼兰”一词很可能就是“Kroraina”的译音。 我对遗址所在区域的狭小台地进行了认真考察，结果发现，这些风蚀雅丹并非自然之物，而是古代城墙的残余。城墙用泥土和红柳枝条相间夹杂筑成。这是中国古代工匠在罗布泊沙漠修筑军事防御堡垒时通常使用的方法，其最显著功效是能够有效地抵御风沙的剥蚀。 但是，这座直径1020英尺的古城，其顺风方向的那几面墙体，现在只残留下来些许遗迹。而迎风面的那些城墙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最终没能抵挡住风沙的摧毁。同样类似的情况，在东面相隔很远的一处残破遗址中再次出现，让人真切体会到风力在罗布泊沙漠所能够达到的破坏程度。 12月22日傍晚，我们结束了在楼兰古城的发掘工作。接下来要做的工作是发掘西面的一个遗址群。这些遗址被斯文·赫定博士首先发现。但他只是从楼兰古城到那里去了一次，仅停留了一天，而他带往那里的发掘民工也只有五个人。显而易见，那里仍然还有大量的古代文物在等待有系统的发掘。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还有足够的时间到那里去挖掘。我们储备的冰块消耗得很快。托合塔阿洪从库鲁克塔格返回来报告说，那里碱泉里的水含盐量太大，以至于到现在都还没有结冰，因而无法得到冰块。这一消息令我深感焦虑。所幸的是，从中转站出发的骆驼已经安全返回，带来了急需的给养物资。12月23日，我们终于得以将营地转移到新的遗址群所在地。 此后五天里，我们一直在那里努力发掘。许多民工因不适应那里严酷的环境而病倒了，不过能够工作的人数仍然达到30人。发掘收获很大。其中在一座小佛寺遗址中出土了许多精美的木刻残片，有的雕花木梁甚至长达7英尺以上。木梁的装饰样式和雕刻风格显然是希腊的，或者也可以说是希腊佛教美术风格。 此处以及离此处东南约1英里的一些大型建筑遗址所在地，风蚀都很严重。尽管如此，我们依然能在那些遗址中发掘到许多有趣的古代文物。其中有雕刻精美、漆面精致的家具构件，有罗马构图样式与雕刻风格的雕刻木板残片，有装饰性纺织品纹饰。还有一只鞋子，鞋面上装饰有纯粹西方样式的地毯图案。在靠近另外一座小佛寺的地方，有一处用篱笆围起来的果园。早已枯死的果树树干依然挺立在地面上。这个果园是此处古代遗址群落中所能见到的唯一一个种植园遗迹。这处环绕楼兰古城外围的遗址之所以重要，有证据显示，经过此地沟通与中国内地的商业贸易，远比当地的物产重要得多。 有了这些发现，我早已想沿着这条古道向东一直穿越那片迄今仍未有人涉足的沙漠的愿望更加强烈了。但鉴于当时的气候条件，我的这一愿望并未能够实现。我们储备的冰块已经所剩无几，民工患病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于是，1906年12月29日，我让测量员拉姆·辛格带领大部分民工和押送所有出土文物返回阿布旦，我自己则带领一小队人马穿越不为人知的沙漠向西南转移。经过七天的艰难跋涉，我们平安到达了冰冻的塔里木河边。沿途沙丘越来越高大，西南方向的路况远比从罗布泊出发的那一路要困难得多。路途中没有发现古代遗址，只见到一些石器时代的遗物，就是连那些以前常见的作为古代河道标志的死胡杨树丛也不见了。气温下降到华氏气温表冰点以下48度，使我们深切感受到没有柴火取暖的痛苦。这次探险旅行，从开始一直到最后返回若羌和米兰，沿途我都极为用心地进行地理学考察，做了许多测绘工作。 [book_title]第九章　横渡罗布泊 1907年2月至3月，我从罗布沿着马可·波罗曾经走过的古道向敦煌出发，并在敦煌沙漠地带发现了古长城遗迹。这次长途探险考察，使我得以确定那条连接中国和中亚以及西方的重要交通路线——凶险的楼兰沙漠通道最东端的始发点。要想追寻这条古道旅行，而又不发生错误，就只能从楼兰古城出发。然而，从楼兰古城出发的难度太大，所以我一直等到七年后的第三次探险时才正式尝试。 1914年1月8日，我到达若羌，这片小绿洲再次成为我在罗布泊沙漠探险的根据地。不过由于中国内地正在发生革命，新疆地区自然也不免受到影响，这更增加了我探险考察的难度。我从且末出发前往若羌是在年末的最后一天。在这之前我就已经听说，有一队革命军已经向若羌进发。还说若羌已经被攻占，县官也已经被捕。驻守且末的县官无力制止这类暴动，所以他只是很谨慎地为我写了两封介绍信。一封写给那个不幸的按办，假定他已经重新恢复自由和获得权力；另一封写给革命军首领，且末县官估计他们可能已经接掌了政权。 从且末到若羌一共有十站路程。我们一路大致都是沿着车尔臣河行走，沿途没有遇见一个行人。这样的旅途情况使我诧异不已。到达若羌后，两封介绍信都无法投递。一小队革命党捉到知县以后很快处死了他，而所谓革命党的头目则立即自立为按办。当地的民众对发生的这一切漠然视之。一个星期后，从焉耆开来了一支军队。这支军队由若羌当地一位头目接引进入绿洲，乘那些革命党人还在睡梦中，抓的抓，杀的杀。等到革命党人惊悉此事时都已经被一网打尽。地方发生的政治变乱，导致现政权汉文官的丧失，而缺乏文官，要想从那些平和的罗布人以及他们的头目那里得到任何帮助都没有指望了。 这期间，为征集探险必备的粮食、驼工、民工以及骆驼等，我遇到了无数的困难，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从若羌出发后，由于没能筹措到足够的物资，我只好又花将近两个星期在米兰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工作，抢救一个大院塔内精美珍贵的佛教壁画。正当我们全力进行发掘时，接到了喀什英国总领事马继业爵士的通知，说新疆省当局命令地方当局禁止我在当地的任何测量工作。这道命令的现实意义，就是要停止一切我想要进行的探险活动。我那位永远机警的朋友立刻请求北京英国公使出面调停。这样的努力让我十分感激。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英国驻外机构官方的极力干预，我的所有探险计划恐怕就要落空了。 所幸的是，若羌当局居然没有发来禁令。后来我才知道，我之所以能够这么幸运，是由于革命军的暴动凑巧在此时爆发，新知县还未来得及发出对我的禁令之前就被革掉了性命。接手的革命党占据了衙门，也看见了禁令，但是在他们立足未稳之时，还有更多急切和重要的事情要做，根本无暇顾及此事。后来的中国军队官员严守中国官场规矩，极力避免干涉民事，把衙门中的文件封存起来，等待来自迪化 (25) 的新知县接掌权力。如此一来，就直接帮助了我，使我得以安然收集我所需要的一切东西，然后向干旱无水的沙漠地带进发。在那里，一切人为的干涉都将不复存在。 这次探险主要包括：在干涸的库鲁克河三角洲进行新的探险考察工作，发掘遇到的所有遗址，寻找从楼兰古城遗址往东所有可能出现的古代交通路线。为了使最后一项探险活动能够得到充足适当的时间，最要紧的便是抓紧时间迅速完成发掘工作。因此，我安排人尽量带上足够的水，也就是冰块，同时招募尽可能多的民工。我们携带的冰块足够35人一个月的用水量，民工的口粮也足够支持一个月。此外，我还额外为自己的人准备了一个月的口粮，以及在冬季沙漠探险需要的保护用具。我们总共租用了30只骆驼，加上我带来的15只骆驼，但仍然不够驮运全部物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全体人员只能步行前进。 1914年2月1日，我带领大队人马从米兰正式出发了。第二天，在塔里木河的一个终点积水湖旁，我们把所需要的冰块都装入袋中，从那里算起，再走四站路便可以到达目的地。在那里，有我的随从托合塔阿洪几年前发现的大遗址群。遗址所在地的地表被风沙剥蚀得很厉害。风蚀最为严重的地方，连坚固的城堡也被摧毁无遗。清理了城堡内的房屋遗址以后，我获得了大量的古代物品，其中主要是木雕建筑构件、日常器具、铜铁物品之类的东西。从这些出土的古代物品来看，这个遗址的废弃时间与楼兰遗址大致在同一时期。有一条河道明显地经过古城堡，河道两岸还有成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