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觉醒之书 [book_author]冈仓天心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53794 [book_dec]在本书中，作者用渊博的学识，借助明治时期遗留下来的第一手资料，讲诉了日本从德川幕府时期到明治维新，再到近现代的政权更替和政治改革的历程，并从历史、政治、军事、宗教等各个方面回答了当今西方观察者心中最大的疑问：在一个握有实权的君王的统治下，当今日本究竟是如何以让人惊讶的速度发展起来的，及其与中国、印度等邻国的关系。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这不仅是一本了解日本的著作，也是一本引人思考的著作。 [book_img]Z_10736.jpg [book_title]第一章 亚洲的夜幕 在外国观察人士眼中，日本的迅猛发展多多少少是个谜。日本是个鲜花与铁蹄、勇猛的英雄主义与精美易碎的茶盏共存的国家，是奇妙的阴影在新旧世界的微光中相互交替的奇异的朦胧之地。直至近年来，西方世界从未严肃地看待过日本。有意思的是，今天，我们在世界之林中取得一席之地的努力和成就在许多人眼中似乎成了对基督教的威胁。在神秘世界里，没有什么是难以置信的。人们往往夸大对未知事物的想象。世界各国难道不是对新兴的日本众口一词地谴责，又荒谬地大唱赞歌吗？我们既是现代进步的宠儿，又是可怕的邪教复活——我们就是黄祸本身！ 难道西方世界不需要抛弃对东方的成见，就像东方需要了解西方一样？西方尽管拥有浩瀚的信息来源，可悲的是，他们对于我们仍然抱有许多误解。我们这里所指的并不是头脑简单的芸芸众生，他们的想法为种族偏见和十字军东征遗留下来的对东方的模糊仇恨所左右。然而，甚至比较博学多闻的人也未能意识到日本复兴的内在含义，以及我们真正渴望达到的目标。也许，由于我们面对的问题极为复杂，我们的态度往往是自相矛盾的。大概，东方的亚洲文明史在西方大众脑中有着不可变更的版本。这一事实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外在世界对我们的现状以及未来可能抵达的境地持有各种各样的看法。 同情我们的人一直很乐见也很惊讶于我们快速引进了西方的自然科学与各种产业，确立了立宪政体，设立了打一场大战所必备的组织机构。他们却忘了，推动日本取得当前地位的那场运动的力量不仅在于她能接受外来文明的方式方法，也来自她能吸收外来文明理念的先天雄浑气魄。对于一个民族，正如对于一个人，并不是外在知识的积累，而是内在自我的领悟，带来真正的进步。 怀着对指导过我们的西方的无限感激之情，我们必须仍旧把亚洲看作我们真正的灵感之源。是亚洲留传给我们她古老的文化，为我们植下重生的种子。我们感到欣慰的是，在她所有的儿女里，我们得以证明自己配得上继承她的遗产。尽管为民族重新觉醒而进行的奋斗将遭遇重重困难，日本在努力让这个东方国家应对现代可怕的紧急状况时却面临更为艰巨的任务。我们也曾处于中国和印度目前所处的昏睡状态，直至我们挣脱睡意振作起来。亚洲的夜幕笼罩着我们国家，用它神秘的皱褶裹住了所有的天然冲动。知识活动和社会进步在暮气中窒息。宗教只能抚慰，却不能治愈受伤灵魂的痛苦。倘若不了解我们从中走出的黑暗背景，就不能了解我们背上的包袱有多重。 很久以前，在3世纪被蒙古人征服后，亚洲就开始衰落了。随着那次灾难性入侵，夜幕降临亚洲大地。在这夜幕的映衬下，中国和印度的古典文明闪耀得更加灿烂。从早期开始，黄河和恒河的子孙就发展出了一种堪与希腊和罗马最开明时期相媲美的文化。这种文化甚至预示了现代欧洲先进思想的到来。佛教先于基督教几个世纪进入中国和更加遥远的东方国度。它把吠陀和儒家的理念编织在同一张网里，实现了亚洲的合一。这种结合所产生的洪流流经了佛教地区的各个角落。所有关于克什米尔寺院中的那烂陀大学在哲学上取得新进展的消息都是拜谒中国、朝鲜和日本的思想中心的朝拜者和云游四方的僧侣们带来的。这些王国之间时常派遣使节进行礼仪性互访，和平推动了不同国家之间的艺术“联姻”。亚洲整体生活的融合给各国带来了新的动力。我们注意到一个奇妙的现象，那就是在一个国家为取得更高的人文表达方式而努力的同时，另一个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运动。 自由主义和宏伟壮丽引发了对诗歌与和谐的崇拜。这正是6世纪印度超日王[1]时期的特色。这种情况也出现在唐朝历代皇帝统治下的辉煌年代，以及我们日本同一时期位于奈良的天皇朝廷里。强调个人主义和重新统一国家的运动在8世纪的印度，以印度教使徒商羯罗的出现而引人注目。接下来在宋朝，中国也出现了类似的活动。这一趋势在新儒家学说和佛教禅宗的翻新中达到顶峰，在日本和朝鲜也产生了回响。因此，在基督教与中世纪思想苦苦争斗之际，信奉佛教的国度却是一个文化的百花园，每朵思想之花都绽放出自己的异彩。 可是，呜呼哀哉，成吉思汗麾下的蒙古铁骑把这些文明区域践踏为废墟，使其成为同他们家乡一样的文化沙漠。这不是来自大草原的将士首次出现在中国和印度的富饶河谷。匈奴和来自中西部欧亚草原的游牧民族曾多次成功地在短期内统治过这些国家的边陲地区。然而，一段时间以后，他们不是被驱逐出去，就是被驯服，最终被平原地区的平静生活所同化。但是，最近这次蒙古人的突然崛起规模超出了以往，注定不仅要推进到太平洋和印度洋沿岸，还要跨过乌拉尔山，蔓延到莫斯科及周边地区。成吉思汗的子孙在中国建立了元朝，定都北京，从1280年一直统治到1368年。他们的远亲在印度发起了一系列攻击，建立了莫卧儿帝国。元朝仍然信奉佛教，尽管其形式已退化为人们所称的喇嘛教。但是，步伽色尼王朝[2]君主马默德[3]的后尘进入德里的蒙古帝王们，在火速征服南亚的道路上接受了阿拉伯人的信仰。他们不仅灭绝了佛教，还迫害印度教。伊斯兰教在中国和印度之间设置了一道比喜马拉雅山还要高的屏障，这对信奉佛教的地区是个可怕的打击。对人类进步如此重要的交往之流猝然被阻断了。在13世纪后半叶，征服了中国的蒙古人试图进犯日本，迫使朝鲜成为他们的盟友。自那时起，我们自己与亚洲大陆邻国源远流长的关系也开始疏远。这种处于交战状态的对立持续了将近四十年。不过，由于日本是个岛国，我方将士英勇善战，我们成功地击退了他们的多次进攻。他们侵略的记忆并没有被抹去，甚至导致我方采取报复性措施。我们与唐朝和宋朝宫廷历史悠久的友谊被忘却了。近年来，我们与天朝大国发生战争的一个潜在原因可能是双方的相互猜疑，这种猜疑已经存在了多个世纪。蒙古人征服亚洲之后，佛教地区被撕扯得四分五裂，再也没有统一起来。现在，亚洲各国对彼此知之甚少，对降临在邻国身上的厄运也无动于衷！ 蒙古人的突然崛起对信奉佛教和信仰基督教的地区所产生的影响迥然不同，不能不令人印象深刻。地中海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长期以来相互侵犯，在海事方面展开竞赛，这使他们拥有精良的装备来应对游牧民族侵略者发起的猛烈进攻。尽管不乏短期的挫败，欧洲在抗争中甚至可以说取得了一些优势；而这些侵略对于我们东方人来说却是灾难性的。正是在这些抗争中，欧洲首次壮大了组合的力量，使她今天能如此强大。蒙古人的突然崛起取代了土耳其的游牧部落，促使了撒拉逊[4]和奥斯曼帝国的诞生，使西欧国家有机会联合起来对抗一个共同的敌人。基督教骑士的精神之花在耶路撒冷城下和多瑙河畔一劳永逸地结成联盟，强化了基督教的概念，这是信奉天主教的罗马帝国决然无法凭一己之力做到的。君士坦丁堡的衰亡本身就是意大利出现文艺复兴的主要原因之一。 东方文明平和与自给自足的本性使其在抵御外来入侵方面始终比较软弱。我们不仅听任蒙古人破坏亚洲的统一，还听任他们摧毁印度和中国的文化生活。成吉思汗的子孙在北京和德里的皇位上，把专制制度永久化，这与被他们征服的国家的传统政策背道而驰。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完全缺乏同情心，引进外来的官方语言，拒绝让当地人参与重要的管理活动，以及民族理念与宗教信仰方面的可怕冲突，这一切合在一起产生了一种心理上的冲击，在精神上给当地人带来了极大的痛苦。时至今日，印度人和中国人还没有从中恢复过来。只有那些温顺地屈从野蛮人保护的奴颜婢膝的人被允许继续从事学术活动。原有知识界的活力所剩无几，只能在林涛绝望的回荡中，以及市场上粗野的笑声中略闻一二。艺术从此变得不是过度因循守旧，就是光怪陆离。 伺机推翻外族统治的行动并不罕见，其中一些甚至取得了成功。但是，在外来暴政的威逼下，民族意识瓦解了，重新统一国家几乎形同白日梦。当地王朝无法抵挡一波波新的外来入侵。中国的明朝在14世纪中叶从蒙古人手里夺回政权，然而不久就陷入内部纷争。刚刚修复蒙古人酿成的废墟，在接近16世纪末的时候，又出现了来自北方的入侵。满族人从当地统治者手中夺去了王位。尽管这个新王朝较为睿智的政治家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但满族和汉族之间始终未能达成完全的融合。 如今的天朝大国内部如此分崩离析、离心离德，以致它无力击退外来的攻击。用铁腕攫取了中国一些最重要港口的欧洲，甚至在觊觎瓜分整个中国。印度也是如此。马拉塔人[5]和锡克人[6]试图推翻伊斯兰暴政的起义虽然取得了部分成功，但并未明确发展为普遍的爱国主义行动。缺乏团结一致、共同攘外的精神使得一个西方国家能够决定印度的命运。 丧失了主动精神，厌倦了无力的反抗，被剥夺了应有的雄心，中国人和印度人今天匍匐在无可避免的命运面前。他们中的一些人靠缅怀以往的光荣岁月打发时日，其因循守旧和排外的态度因而变得更为强硬；其他人的灵魂则飘浮在空灵的梦幻里，向未知世界去寻慰藉。也许，笼罩着他们的亚洲的夜幕，并非没有其自身不可思议的美。它使我们回想起我们东方人如此熟悉的令人沉醉的夜晚，奇异而怅惘，伤感而清澈，像爱情一样变幻莫测。在薄幕的后面，在人与灵相交之处，伸手可触星辰。在无声胜有声的静谧中，可以感受到自然隐秘的韵律。 已经证明自己能够击退蒙古人入侵的日本，轻而易举地抗拒了西方的蚕食企图。17世纪初，在耶稣会人士唆使下发生的岛原之乱[7]就是一例。我们一直夸口说外国征服者永远不能玷污日本的土地，然而来自外界的侵略企图使我们岛国的偏狭之见转变为渴望完全与世隔绝。耶稣会战争发生后不久，能在公海上行驶的大型船只的建造活动遭到禁止，任何人都不得离开我们的海岸。我们与外界联系的唯一地点是港口长崎。在那里，只有中国人和荷兰人被允许在严格的监视下从事贸易活动。在将近二百七十年的时间里，我们就像活活被埋葬了！ 然而，一个更悲惨的命运在等候着我们。一手造成日本与世隔绝的德川幕府的大将军们统治了国家，从1600年直至1868年，把全国置于一个无形的专制网络之下。从最高层到最底层，所有的人都落入一张微妙的相互监视的网。构成个性的所有要素在顽固的注重形式的重压下都被碾得粉碎。外在被剥夺了所有的激励因素，内在又被禁锢起来，我们的岛国在传统的迷宫中摸索前行。最黑暗的就是笼罩着我们的亚洲的夜幕。 [book_title]第二章 蝶蛹期 开启严厉闭关锁国政策的德川幕府独裁者们继承了不同幕府时期的大将军制度。自12世纪以来，作为天皇的武家摄政，幕府大将军们篡夺了日本的政权。在那之前，日本处于天皇个人的统治之下，天皇在朝臣们的协助下在京都治理整个国家。然而，帝国官僚制度的权力过于集中，导致了它自身的衰落。它对地方政府的疏于管理，导致一些地区出现动乱，产生了豪族庄园，而对这些豪族集团，京都的朝廷未能施加有效的控制。结果，实权进入最强大的豪族集团手中，他们的代表就是天皇授予幕府大将军称号的武家首领。他们通过摄政掌控了国家，天皇只对帝国保留了名义上的统治权。 第一个幕府时代，也就是镰仓幕府的大将军们，从1186年到1333年行使了政府的职权。镰仓是他们的代表定都城市的名字。之后，天皇在短期内恢复了权力。但是不久，权纲又落入另一个幕府手中，那就是足利[8]幕府。这个幕府从1336年到1573年在原来的都城京都治理国家。足利幕府衰落后，出现了长期的内战，其间各大豪族为争夺最高权力奋力拼搏。最后，拿破仑式的天才人物丰臣秀吉[9]从纷争局面中脱颖而出，统一了日本。丰臣秀吉是农民出身，死于1598年。然而，他的儿子未能保住其父打下的江山。1600年帝国的独裁政权再度易手，转入德川幕府的首任大将军德川家康的囊中。 德川幕府与之前两任幕府不同，尽管从形式上看仍是封建制，但实际上是君主制。即使在天皇统治之下，日本的政府事务也是由五个权势最大的豪族成员组成的一个议事机构处理的；而德川幕府时代则纯粹是独裁政体。德川家康为他的后代制定了一个决策程序，使他们能把持权力达十四代之久，直至最近在1868年还政于天皇。德川家康不仅削弱了豪族的权力，使他们仅仅保留了名号，还建立了预防所有可能威胁其家族统治的防护机制。他不仅切断了我们与外界的一切往来，还把社会分成不同的等级，以致全民团结一致的观念不复存在。他制定了详尽的计划来保持军人的权势，并利用我们自己的特性和隐秘的虚荣心来瓦解所有的反对势力。这些都体现了他的深谋远虑和独具匠心。为了让我们毫无抵抗地背负起例行公事的重轭，他抚慰了我们的情感，通过投合日本民族生来对于过往岁月的热爱和崇拜来愉悦我们的灵魂。事实上，捆绑我们的绳索主要是我们自己编织的，德川家康只是让我们沉睡在传统的蛹茧里，不考虑未来。也许因为他对我们太了解了，我们今天诅咒有关他的记忆。 德川幕府的统治机制很难用一两句话来适当地描述：它不仅极为复杂，而且在任何国家的历史上都没有明显的类似体系。它呈现了一个完全与世隔绝且自给自足的独特社会景观，这个社会通过自身的作用与反作用，生出了社会中的社会。每个社会都拥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理念，有自己与众不同的文学艺术表达方式。它展现了欧洲阶级差别的所有奥妙，还含有印度种姓制度的元素。我们在这里只能指出它的主要层次。 首先，天皇至高无上——这个神圣的概念是日本开国以来的思想遗产。神话将其神圣化，历史将其亲近化，诗歌将其理想化。佛教以印度对“持法者”[10]的崇敬丰富了它，儒家学说以奉献给“天子”的忠诚确认了它。天皇也许不再过问政事，但他永远君临天下。他的存在并非出于神圣的权利，而是来自圣法，是天人合一的事实。他始终在那里，就像我们挚爱的永远默默矗立的美丽的富士山，或是永远冲击着海岸的烟波浩渺的大海。 然而，不要忘了，天皇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并非始终如一。就像因其无可置疑的存在，我们常常没有意识到大自然每天的变化，同样我们也没有意识到天皇的变化；亦如沐浴在日光中，我们没有注意到头顶的太阳。长期以来，连绵不断的篡位阴云遮蔽了天空，对天皇大宝的忠贞不渝变得十分遥远，尽管并没有完全被忘却。到了16世纪，德川家康接掌幕府大将军一职，成为日本实际上的绝对君主，所有关于天皇个人统治的记忆已经被遗忘了。由于过去的威望，天皇的朝廷仍然设在帝国政府的前都城京都，但它只是过去辉煌的黯淡倒影。在他制定的政体中，伟大的天才德川家康显然充分承认了天皇的存在。以前的幕府将军往往对朝廷显示出傲慢与轻蔑的态度。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德川家康竭力对朝廷表现得毕恭毕敬。他增加了天皇的岁入，邀请各位大名（封建诸侯）参与翻修皇宫，恢复了朝廷的各种礼仪，为皇室的福祉提供不倦的服务。他甚至开启了幕府大将军个人向天皇宣誓效忠的仪式。每年，他还组织一支宏大瑰丽的游行队伍，从他的江户城堡（现东京）缓缓地向京都行进。一路上，百姓们看得眼花缭乱，欣喜若狂。这一切都迎合了日本民族对于传统的热爱，被认为宣告了太平盛世的到来。 但是在对皇位忠诚的表象下，隐藏着德川幕府最微妙的陷阱。如果说他们意识到必须保留对皇位的崇拜，他们却规定只有他们自己才是高阶僧侣，其他人应当怀着敬意远远地敬拜。以神圣的名义，京都朝廷被剥夺了以往的摄政们允许它保留的最后一点政治权力。一支强大的军队驻守在京都，表面上是为了保护朝廷，实际上这支队伍的成员却是从德川家族久经考验的卫队中选拔的。他们连续邀请一位皇族王子遁入空门，作为上野寺庙的住持住在江户。这意味着他们在江户始终控制着京都的一位人质。在未征得他们同意的情况下，大名们不得向天皇进言。 对于看不见也听不着的天皇，人们怀着一种神秘的敬畏感。天皇的宫廷现在成了最严格意义上的“禁地”。在半宗教性概念里，朝廷丧失了它自古以来的重要政治地位。难怪最早访问我国的西方人写道，日本有两个统治者，江户的世俗统治者和京都的精神统治者。尽管我们的祖先在德川幕府时期不断向天皇表示效忠，他们却完全没有我们今天所怀的火热激情。对于他们来说，这只是象征性的；而在我们看来，这是活生生的现实。 皇家血统被认为高于所有的阶级差异。仅次于天皇的社会等级是公家，即京都朝廷中的达官显贵。公家在社会上的高贵地位源自他们与天皇的关系。由于接近天皇，他们被诗意地称为“月亮的朋友”和“云的客人”。他们的命运与皇室的兴衰息息相关。自他们积极参与帝国事务之日起，日本在政治上经历了无数的变迁。尽管如此，公家对皇室始终忠贞不渝。这是日本民族另一个执拗地墨守成规的突出例证，这一特性使其在迎新之际并不辞旧。 公家是那些参与了从645年到1166年期间天皇统治的王侯官宦的后人。那时的政体以及社会风俗和艺术表现形式，主要仿照中国唐代的模式。公家始终是旧体制理念的守护者。在中国一次又一次尝试推行新政策之时，日本在向德川幕府君主制发展的过程中也经历了封建制的不同阶段。然而，公家仍然生活在12世纪以前的时代。他们的装束是11世纪的，他们遵循的礼仪是10世纪的。他们用唐朝的语音语调朗诵中文，随着舞乐的古典节拍翩翩起舞。这些都是9世纪之前的那个时代遗留下来的。他们欣赏藤原诗歌的语言纯正，作画时运用传统画派的技巧。正是由于他们热衷于缅怀以往，我们才保留了印度教的各种礼仪及中国早期的佛教教义。 由于这些达官显贵与天皇交往密切，他们在国家历史上占有一定的位置，德川幕府迎合并尊重他们。公家的地位排在大名之前。他们的收入，即使没有大大增加，至少还是有保障的。部分公家一定对这最后一点感到欣慰，他们还记得为了生存不得不卖掉有诗人亲笔题字的诗卷的苦日子。他们心满意足，而德川幕府通过通婚和及时提供财务支持使他们自我感觉良好。然而，公家被剥夺了所有的政治权力，尽管他们依然可以保留动听的头衔。枢密院官员负责辩论爱情小夜曲的优缺点，而高级国务大臣的职责是主持夜莺比赛。正是在这种精致的愚蠢日子里，我们棋局中的王后被帝国严肃下令撤销了。 从理论上来说，在社会地位上仅次于京都朝中贵族的就是将近三百个被称为大名的封建领主（真正的显贵）了。然而，他们实际上比前者傲慢得多，权势也大得多。大名们分为不同阶层：前朝豪族的后裔外样大名[11]，和近期被德川幕府封授为贵族的大名。后者不是因为杰出贡献，就是因为他们与德川家族的某个成员有血缘关系才获此殊荣。在德川幕府统治的早期阶段，鉴于自古以来的尚武精神尚未被驯服，外样大名仍是一股对幕府构成巨大威胁的力量。德川家康和他的继任者们采用了什么方法来维护军人的权势，使大名们通常处于绝对的控制之下，是值得加以研究的。任何一张德川幕府早期的日本地图都会显示，有封邑的藩国的散布状况使它们之间完全不可能结成政治联盟。在这种地图上，我们发现德川幕府封授的大名的领地范围在不断扩大，力量也在不断增强，像楔子一样插进以前受封的封建领地之间。渐渐地，全国各地交通要道上具有战略意义的位置都从外样大名手里被夺走，转交给大将军本人，或是他的宠臣。他们还召集大名们到江户来开会，讨论领地的权利问题。这种做法不久就导致了一个新制度的开启，那就是每位大名每隔一年必须离开自己的封地，亲自前往江户对大将军宣誓效忠。而他的家人则被要求长期住在京城，作为人质。这样一来，在大名们不受大将军直接控制的时段里，他们的很多时间消耗在往返于从封地到京城的路上，因此他们几乎没有机会去策划或实施反对政府的阴谋。新颁布的继承法规定，每个封建领地的承继都要得到政府的批准，所有的婚姻也是如此。通过邀请大名们协助整修皇宫和其他公共设施，持续耗去封邑的收入。嫉妒和对抗的行为受到鼓励，以致大名之间形成互不信任和相互刺探的可悲局面。 对这种状态进行反抗的外样大名不久就发现了自己的虚弱。他们无一例外地受到惩处，不是被削减了受封的领地，就是被调动了职务，或是财产和领地均被没收。最后这项处罚一般伴随着死刑。他们吸取了教训，认识到国家政府虽然在形式上仍是封建制，但实际上已变成君主专制——有大家长式的仁慈，但绝对是专制的。他们不久就发现，他们最微小的行动也无时无刻不受到监视，以致他们开始信不过自己的家臣和随从。严厉的监视对象不只限于外样大名。由于担心行政权力与世袭影响相结合，德川幕府千篇一律地从他们自己封授的权势较小的大名中挑选内阁大臣。德川家族中有权势的成员和外样大名一样受到严厉监视。这一事实说明了为什么在还政于天皇的斗争中，大名们对德川幕府的同情度不高。 大名之下是武士，或称为佩剑的绅士，有四十万之多。他们不是直接为大将军效劳，就是供职于各位大名的麾下。他们是世袭的。由于禁止与下层人士通婚，他们的血统很纯正，只有构成最下层武士的步兵除外。武士们有权利也有义务佩戴两把剑，以及家族的徽章。武士内部又分许多阶层，每个阶层都有自己的特权。高层武士的庄园往往比小封邑领主的庄园还要大，收入也比他们丰厚。然而，根据武士的惯例，所有的武士都享有战友情谊带来的平等。正如英国和法国的国王好称自己是国家的第一绅士，幕府将军也认为自己是帝国的第一武士。 不过，随着德川幕府的到来，大名和武士的存在就像京都的朝中贵族一样，变得不合时宜。武士是从12世纪帝国官僚制度崩溃到17世纪德川君主制兴起这段封建时期的产物，他们以异乎寻常的执着紧紧抱住以往岁月的理念不放。他们钟情的艺术是反映15世纪潮流的狩野派[12]，他们欣赏的音乐和戏剧是16世纪的日本歌舞能剧。他们日常的装束、喜爱的建筑和使用的语言保留着德川幕府之前那个时代的风格。他们的宗教信仰遵循禅学的宗旨，禅学是封建时期重要的灵感之源。事实上，武士的全部行为法典都是镰仓和足利时代的骑士留给他们的祖传法宝。在镰仓和足利时代，日本就是个大兵营。 德川家康接受了日本的现实，并利用了这个民族的习性与癖好。他通过军人阶层对传统习俗的热爱和以服从为天职的精神，使其默不作声。对于每件事的规定都以先例和惯例为准绳。武士和大名的儿子要严格追随其父的足迹，不能幻想出现改变。通过向武士灌输儒家思想，德川幕府既安抚了他们的好战天性，又鼓励了他们对传统的敬仰。关于他们称之为德川太平盛世的统治如何给人们带来幸福的话语不断传入武士们的耳膜，以致他们希望并相信这一太平盛世会经久不衰。 在德川幕府时期，大名和武士的生活并不缺乏娱乐活动。除了击剑、巴西柔术比赛、放鹰捕猎和射箭竞技以外，他们还有能舞、茶道和没完没了的宴会。在那些宴会上，他们会如数家珍地细述其祖先的功勋。此外，他们还会花很多时间在樱花树下，作一些拙劣的中文诗。他们通常很富有，总是挥金如土，因为他们对金钱的蔑视根深蒂固。他们会为了一个罕见的宋代花瓶或是一把正宗铸造的剑一掷千金。令人叹为观止的后藤家族的金属工艺以及高丽氏的莳绘工艺，就是在他们的扶持下发展起来的。正是由于大名和武士阶层的消失，日本的艺术鉴赏水平才急剧下降。 被自己的主公辞退或是由于他们为其效劳的领主被废黜而失业的武士被称为浪人。有时候，一位在文学上有才华或怀有学术抱负的次子成为浪人，靠教书维生。浪人保留了武士阶层的所有权利和特权，而独立状态又赋予他们个性和思想上的自由，这是他们更加正统的兄弟从未享有的。正是浪人学者将明治维新的第一个讯息昭告于天下。 社会地位上的第四等级是平民，他们依序分为农民、艺人和商人。正如欧洲君主制兴起时百姓们辅助国王反对贵族一样，在日本，德川幕府发现平民是他们对付封建诸侯的最佳盟友，因而给了他们许多前所未有的特权。大众的生活和财产因此有了保障，在掠夺成性的豪族统治下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在有限的范围内，他们甚至还可以进行自治。工商业不受干扰地蓬勃发展起来；农业尤其受到鼓励，因为政府的税赋就是通过大米来征收的。正是由于平民阶级，我们才有了闻名于世的日本艺术和工艺。我们要感谢他们给我们带来了现代戏剧和大众文学，以及鸟居[13]和北斋的浮世绘[14]。 然而，对于平民，德川幕府实行了隔离政策，通过传统的藩篱把他们圈在社会大厦的一个隔离层里。他们可以从事自己的行业，追寻自己的乐趣，但被禁止进入属于更高阶层的领域。他们不得佩戴家族徽章，甚至不能拥有姓氏。他们可以有自己的剧场和那一类的演员，但是不能聆听武士阶层的能乐，不能观赏京都达官贵人所钟爱的古典舞蹈。 为了防止他们起义，所有的平民都不得拥有武器。数量庞大的秘密警察被用来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稍稍流露一丝不满就会受到严厉的处罚。无言的恐惧萦绕着他们，似乎所有的墙外都有人在偷听。他们只能劳作和服从，不能提出质疑。无论多么富有，多么才华横溢，平民终生都只能是平民。被无情的习俗和框框所环绕，他们的精力只能通过生活中的轻佻和宗教的忧伤来发泄。对于比较严肃的平民来说，宗教就是祈求无量佛[15]以无边无际的慈悲来广度众生。我们是否要惊叹，这种想法在印度教虔诚的信徒中也很突出？我们是否要指责，他们中间比较软弱和轻浮的人在将愚蠢理想化的过程中寻求忘我？ 在平民之下，完全被排斥在社会体系之外的是贱民。他们是罪犯的后代。在早期，他们不得与其他家族通婚，因此独自形成了一个等级。他们中的一些人变得非常富有，因为他们垄断了鞣制皮革业和皮革产品。根据佛教教义，这些行业被认为不洁。执行死刑的刽子手就是从这些人里任命的。在明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明治维新之前，与贱民阶层的任何接触都被认为有辱门风。 民族意识之流，被习俗筑起的水坝和堤防所分流，只能变得越来越狭窄，以致最后淤塞了。17世纪末，天然冲动之流枯竭了。后来出现的东方思想偏重微观的倾向在日本受重视的程度即使在中国也前所未有。我们的生活变得像矮小的盆景，那正是德川幕府时代的典型产物。只在可以自由发挥的文学艺术领域，才能发现些许活力。那个时代全民自我关注的趋势赋予日本艺术一种特殊的魅力。崇尚传统是风格和典雅的基础，它给所有的表现方式带来不可思议的精美。然而，正是这种古典主义趋势妨碍了艺术家进行浪漫主义尝试，因为在注重形式的大潮下，真正的个性受到压抑。各阶层在社会生活与理想方面的分野再次阻止了有创造力的心灵反映民族整体的爱好与志向。尽管在细枝末节上表现了一定的机智，偶尔还会有奔放的想象力的神来之笔，却不可能产生像尾形光琳[16]这种水平的画家，或是像近松门左卫门[17]这样有实力的诗人。一些艺术家就像美丽的水池，可以映现出当代思想的倒影，却没有一个能展现浩瀚大海般的理想。 不过，日本自己在蝶蛹中蛰伏一定感到很愉快，否则不会沉睡了这么长时间。现在依然有长者怀念那种悠闲的时日，那时没有人会粗俗到为自己着想。生活虽然有点注重形式，但很优雅。如果一个人能聪明地抓住机会，总能展现优雅的荒谬。“中国的马基雅维利”韩非子于两千二百年前在披露专制的秘诀时说：“愉悦他们，勿使其疲惫，令其蒙昧无知。”一代宗师德川家康极其忠实地遵守了这些诫命。我们在蛰伏中很开心，我们不喜欢变革，我们不寻求知识。 [book_title]第三章 佛教与儒学 一些批评人士认为，鼓励人们读书是德川幕府政体的一个弱点，导致了它最终的倒台。在德川家康创立的体制下，帝国的每一个儿童都必须在当地僧侣的指导下学习读和写，因此连地位最卑微的农民也接受了一定程度的教育。与此同时，全国各地办起了无数书院。这些措施无疑为国民从内心接受明治维新的信息做了准备。然而，我们在探究德川幕府给予人民这些义务教育的含义时会发现，德川家康和他的继任者们的算计并没有完全落空。 各门学科的知识都很有趣，但是有些课程趋于鼓励无知，佛教和儒学方面的课程便是如此。在德川幕府创办的书院里，佛教和儒学是它们教授的全部课程。在我们的自然景观里，宝塔星罗棋布，所有的山峦都回荡着寺院的钟声。各个封邑都办有大学堂。在德川幕府时期，每个村庄都会传出琅琅的读书声。注意到这些事实的人，一定会对佛教和儒家思想在明治维新的过程中发挥了这么小的作用感到惊讶。事实是，这些教育从不涉及国家事务，它们的影响完全在于加强服从意识，强调和为贵。 我们不同意仇视德川家康的人的看法，他们指责他是个怀疑论者，只把伦理和宗教作为推动落实自己终极目标的手段。德川家康是个伟大的政治家，兼具克伦威尔和黎塞留[18]的许多特征。他很真诚，为了他所认为的国家最佳利益，遵照自己的见解来行事。下面这个显示他仁爱的例子就足以驳斥被用来反对他的有关他残酷无情的指称。一次战役中，他注意到敌方使用箭杆松散的箭，这些箭的箭头滞留在伤口里，令中箭者十分痛苦，要弥留一段时间才会死去。于是，他下令德川一方制作的箭头要牢固地束紧，箭杆和箭头都要涂上漆。不过我们相信，“这个老獾”（人们经常这样称呼他）完全了解佛教和儒家思想的含义，他的老于世故和对人性的认识使他不会意识不到他那个时期的东方哲学可能有助于巩固他的政体。 佛教对国家从不构成威胁，原因要追溯到有关社会秩序和超社会秩序的对立这一古老的东方观念。这种对立是指，一家之主的伦理生活有别于四处云游的隐士的宗教生活；二者形成对比，但并不一定是敌对的。在东方社会里，人们的义务相互协调，还存在一些中介行业。这些自有其动人之处，然而都是建筑在相互依存的基础上，最佳结果只能是因循守旧，对人们施加群居生活的道德束缚。在另一方面，宗教提供了获得真正解脱的手段，使人能达到个体主义的顶峰。理想的僧侣是自由之子，舍弃世俗生活，重生于精神世界。他就像荷花，出淤泥而不染。他沉默寡言，就像他在其中沉思冥想的森林；他无拘无束，就像把他的僧袍吹得上下翻飞的风。他不属于任何种姓，也不属于任何国家。即使王位被推翻，国家受到奴役，那又怎样呢？难道佛陀，教化断绝尘念的大师，没有用炯炯的目光注视着自己王国的子民被完全灭绝？ 社会，这个注重传统与伦理的世界，钦慕地望着自由世界，带着惊异凝视着心灵工作者们取得的成就。他们在跋涉无人涉足的领域、走向光明之际，把学派和宗派的界限抛在脑后。中国清朝的官员，在金银财宝和绫罗绸缎的环绕中向往着竹林，在漫山遍野的松涛的呼唤下发出叹息。印度和日本一家之主的最高愿望是，到了能把世俗事务交给子女的年纪，就可以隐居山林，了解隐士的更高境界。穿上任何人都能穿的僧袍，他觉得自己从世俗世界里解脱了。为了逃避社会的羁绊，我们的艺术家剃去须发，装扮成僧侣。但是社会和超社会的世界从不发生冲突，因为双方都是对方的副本。在印度社会里，沙门[19]思潮与婆罗门[20]理念在所难免地相抗衡。在中国，道教和儒家占据着同样的位置。这其中包含着宽容的隐秘，使印度成为各类宗教的博物馆，促使中国欢迎外来的信仰，如佛教、拜火教、景教、伊斯兰教和现代基督教，只要它们不干预中国的政体。这种双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解释了为什么日本的现代政治家对宗教问题表现出自由放任和显然漠不关心的态度。这种态度常被诠释为来自欧洲治国之道的荒谬理念，否则就是出于不可知论的荒唐想法。政治生活与宗教生活的分野，政府与教会的分离，对我们来说并不是全新的概念。事实上，尽管我们有庙宇和寺院，我们并没有教堂。 佛教理念与生俱来的个体主义不像欧洲的天主教，始终在防止一个强大的能对政府施加影响的组织形成。而天主教目前对一些国家来说，甚至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担忧。日本的一些僧侣之所以能拥有世俗权力，完全是因为在封建时期之前的帝国时期，他们能对天皇或他的官员施加个人影响。这有点像世俗社会向神明献上的供奉，全然是个人关系造成的临时性产物。无论是作为一个组织还是一个宗教派别，僧侣们试图拥有高于政府的权力的情况极为罕见，社会意识总是渴望收回它认为属于自己的特殊职能。一位君主有可能被他的宗教热忱冲昏了头脑，但是王朝统治集团必然会恢复自己的均衡。随着镰仓幕府的兴起，京都朝廷精心培育的佛教的影响力衰落了。这时已成为主要思想流派的禅宗这一极端个体主义派别并未宣称自己拥有政治抱负。在紧随其后的狂暴年代里，周边的豪族对寺院的掠夺性攻击导致僧侣们建立起武装，英勇善战的僧侣守护着庙宇的殿堂。他们或独自作战，或与各路诸侯结成联盟，这是足利战争的一个显著特点。在这些战役中，他们常常冲锋陷阵，以慈悲为怀的僧袍难以遮掩下面沾染了血污的铠甲。然而在德川家康时代，在最后一个还能号称拥有一些武装信徒的派系本愿寺[21]被大将军顺利收服之后，他们几乎销声匿迹了。 德川家康对佛教的政策体现了东方政治家特有的基本理念。身为儒家弟子，他把三位同时代的伟大僧侣视为最亲密的朋友。倘若耶稣会运动没有隐含政治威胁的意味，他对基督教甚至也会容忍。他保障了寺院的特权，恢复并保证了他们的收入，还为发行宗教刊物拨款。他甚至强行设立了宗教裁判制度，通过上颈手枷和逐出空门等手段惩处那些违反寺院诫命的僧侣。然而，与此同时，他禁止僧人参政。在与朝鲜的外交礼仪中，他废除了使用佛教代理人的常规，任命一位世俗官员管理与宗教界有关的事务。佛教的影响力在衰退。在政府的保护下，僧侣们享有悠闲的文化生活，寺院变成了大学堂，置身其中的僧侣与其说是由于圣洁不如说是因其博学多识而闻名于世。那个时代生出的唯一一个新的宗教派别只是在遵守诫命方面不同于其他派系。在那个强调秩序与严厉制度的时代，遵守诫命是个受到广泛讨论的话题。 与佛教一样，儒家学说在后来的发展中，通过吸收道家思想和佛教理念，变得超脱于社会，对政治漠不关心。在中国，从唐朝后半期开始，儒家学说就变得带有宗教意味，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只讲伦理。在日本，这种倾向尤其明显。因为在我们的封建时期，各门学问都是佛教徒在研究。因此，在德川幕府的书院里，早期的教师大部分是僧侣，他们为了传授世俗知识被诱导返回世俗社会。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脱下僧袍，甚至在开始像其他武士一样佩剑之后还坚持落发。他们都是宋朝的新儒学派系——理学家朱熹的信徒，他们传授的学问与他们的服饰完全一致。新儒学是那个杰出的“光明”时代的产物。当时在文学艺术方面涌现了大量的创造性努力，以融合道家、佛家和儒家思想为宗旨，展现了反映亚洲整体意识的辉煌成果。它的传人根据他们在精神上比较接近的中国和印度的思想，对经典儒家学说做出与众不同的阐释。他们中的一些人被称为“迷失的禅学弟子”，正如新婆罗门教徒商羯罗被指责为“伪装的佛教徒”。 然而朱熹，由于他更倾向于中国圣人孔子的学说，被视为新儒学的中心人物。他对孔子学说的注释被明朝皇帝永乐定为官方教科书，他的学派也被德川家康视为正统而接受。新儒学的总趋势，即使是朱熹，也趋向于抽象思维与推理，以致它的信徒只是稍稍与佛教徒有所不同，专注于内省是它智力训练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朝的学者，出于拘泥形式的本能教条地对待朱熹的教诲，把精力徒然耗费在他有关品行的抽象条例和术语上，日本的大学士也沿袭了这种学风。 因此，儒家学说被剥夺了它的精髓，即讲究实际的伦理学。德川幕府时代的一个谚语就是“像读书人一样愚蠢”。两个异端的学派试图逆流而上，给儒家学说注入活力，不过他们只有为数不多的追随者。因为德川幕府对思想审查得很严，压制了所有敢于对德川书院的正统训诲提出异议的学派。 因此，德川家康灌输给日本的知识，终究只是对社会活动促进不大的那一类。他的教育体系，正如他为削弱京都朝廷或地方诸侯的权力而采取的军事防范措施一样，是他为保持专制统治而拟定的构想的一部分。然而，说他开启的鼓励学习的风气推动了日本现代国民性的形成却并不为过。佛教与新儒家（后者实质上是佛教思想）赋予了日本民族冥想的倾向，使其在紧急情况下能处乱而不惊。如果说他未能开启一个进步的时代，至少他教会了人们如何保持稳定。倘若不是因为这一点，明治维新时期的剧烈动荡，以及随之而来的西方思想狂飙般地降临，会把日本从她自古以来停泊的港湾凭空卷起，抛入巨浪滔天又深不可测的大海之中。 若不是因为崇尚精神，亚洲就全然无足轻重。但是，崇尚精神的人不是姓名或形态所能体现的。他来了，不知来自何方；如同另一个罗恩格林[22]，在身份即将暴露时他会杳然而逝，去探寻未知世界的奥秘。真正的灵性舍弃寺院的奢侈与书院的轻松，艰难地栖息在孤寂的浪人学者的怀中。就像被白雪覆盖的水仙为一瞥天堂而憔悴，它寂静的灵魂背负着难以泯灭的春天即将到来的信息。 [book_title]第四章 来自内部的声音 外国人似乎有个笼统的印象，那就是，西方用一个神奇的棒棒一点，就把我们从数百年的沉睡中唤醒了。然而，我们觉醒的真正起因来自内部。在1853年佩里海军准将抵达日本海岸之前，我们的民族意识就已经开始萌动，只是在等候那一事件来启动国家重新统一的运动。 三个不同的思想派别汇合在一起推动了日本获得新生。第一个指导她进行探究，第二个训导她付诸行动，第三个教诲她为了什么而行动。三个派别起源于涓涓细流，孕育于独立思想家的孤寂心灵。他们在谴责声中，通常是在流放中培育了这些思想。一些细流甚至是从监狱的高墙下流出，从绞刑架上涓滴下来的。它们藏匿在一排排保守主义植被中，几乎不为人知，直至汇合在一起在席卷全国的爱国主义热潮中喷涌而出。 第一个思想流派是古学派，在17世纪末为抗议官办书院的教条讲学而兴起。它的创始者声称，那些书院教授的朱熹的新儒学并不是真正的儒家思想，只是佛教和道教的新款阐释。他们恳请学者们去阅读孔子的原著，从中重新悟出儒学真正的含义。 考虑到朱熹的评注被奉为正宗，这是古学派采取的一个大胆的立场。自从11世纪宋朝的光明时期以来，这些评注的权威在中国和日本从未受到质疑。古学派首次把德川幕府时期的思想从形式主义束缚下解放出来，尽管它的自由主义倾向并没有引导它得出确切的结论。 这种探究性态度使其无法对儒家思想做出明确的阐释。它的一些信徒，如荻生徂徕[23]，竟然坚持说孔子纯粹是一位政治哲学家，而不是伦理教育家。而另外一些人，像山鹿素行[24]，则认为日本的体制体现了孔子有关道德律的思想。在儒学基础上拟定的武士法典就是山鹿素行的大作。然而，无论他们的结论如何的不同，他们都对德川时期的正统观念提出了异议，都受到了当局的非难。拥有大量追随者的山鹿素行被从江户驱逐出去，发配到遥远的无关紧要的封建领地赤穗。然而，就在他被软禁在赤穗期间，他的人格魅力激发四十七位当时著名的浪人试图展示他们令人难忘的忠诚。[25]这一事件不仅异乎寻常地揭示了新的武士道精神，也无言而雄辩地对德川幕府提出了抗议。 几乎与此同时，兴起了第二个流派，也是首个阳明学派。这个学派的名称来自它的创始人王阳明名字的日式发音。王阳明是位杰出人物，文武双全，既是一位伟大的将军，又是一位伟大的学者。他生活在16世纪初叶的中国明朝。他从未停止过讲道，即使在中国南部平定叛乱的精彩战役中也是如此。他的哲学把朱熹的新儒学向前推进了一步。不过，他接受了朱熹学说的主要观点。他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他给知识所下的定义。他认为，除非通过实践来体现，否则所有的知识都毫无益处。知之就要行之，要知行合一。只有用行为彰显出来的美德才是真实的。整个宇宙像波涛一样不停地汹涌向前，向更高的形态发展，呼唤所有的人加入这波澜壮阔的行列。为了身体力行这些思想，阳明学者必须生活得像圣人一样，把他们的全部精力奉献给为人类服务的事业。因此，他把儒学再次带回其真正的领域，也就是实践伦理学的范畴。 他的学说对中国本土似乎只有短期影响，但是对日本思想界却有着特殊的魅力，是后来激励明治维新运动取得成功的主要因素之一。阳明学派在日本的一位先锋人物对琵琶湖周边地区的精神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人们至今仍在怀念他，把他尊为“活孔子”。另一位致力于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用他的工程技术改进了冈山地区的灌溉系统，为王阳明所激发的热忱留下了一座丰碑。然而，他因被视为异端而历尽磨难，在流放和耻辱中死去。 日本信奉王阳明思想的学者相信宇宙力量是动态的，在这方面他们比中国人走得更远。他们对于印度式思维，尤其是对佛教禅宗派的偏爱，使他们极其强调变化的概念，结果他们奇怪地得出了很多类似于现代进化论者所持的结论。未来的佛不同于过去的佛，因为他们除了后者之外还要包含更多的东西。每一个新生命都是建立在过去的碎片之上，产生于无数正在瓦解的世界的分崩离析之中。轮回是在一个不同层面上的自我实现。变化多么壮丽！生与死的伟大飞越多么美好！ 日本的阳明学者喜爱龙的形象。你见过龙吗？靠近它的时候要小心翼翼，因为没有凡人在看到它的全貌之后能全身而退。东方的龙不是中世纪的人所想象的那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怪物，而是集力量与仁爱于一身的精灵。它是变化之灵，因此也是生命之灵。我们把龙与最高权力，或者说是无所不在的君主事业联系在一起。它的形态随着周边环境不停地变化，你永远见不到它的终极状态。龙本身就是个巨大的谜。藏匿在人迹罕至的山洞，或是蜷缩在深不可测的海底，它蛰伏着等候缓缓醒来奋起行动的时机。它在暴风雨的云层中现身，在翻腾着泡沫的黑色旋涡中洗涤它的鬃毛。它的爪子在电闪雷鸣中时隐时现，它的鳞片在暴雨打落的松树皮中闪闪发光。在飓风中可以听到它的呼啸，把林木的枯叶吹得遍地翻飞的飓风加快了春的脚步。龙在现身时总是稍纵即逝，它极为形象地体现了在耗尽物质后抖落无用碎屑的生命活力。一次又一次地蜷缩以积蓄力量，它在暴风雨中脱落粗硬的皮，刹那间立起身子在鳞光的闪烁中若隐若现。他从不先发制人，除非它的喉咙被触及，那时候戏弄它的人就要遭殃了！ 据说龙从来都是千变万化的。有哪一种鲜花，哪一种生活不是如此呢？在阳明学者看来，知识的奥秘在于穿透变化强加在事物身上的表象。所谓的事实和形式只是一些事件，这些事件的下面隐藏着真正的生活。他们喜欢用道家的宝马寓言来说明这个观点。这个寓言说的是，从前中国的一位君王想得到世界上最出色的骏马，他就请对骏马了如指掌的伯乐在各地搜寻。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伯乐回来了，向君王报告说一个牧场上有一匹栗色牝马是世界上最完美无瑕的骏马。于是国王派臣子带着金银财宝去把这匹马带回宫廷。但是，臣子们来到伯乐所说的地方，没有找到栗色的牝马，只找到一匹黑色的公马。他们把这匹黑马带回来，却发现这匹马是集俊美和力量于一身的绝品。对于能赏识马的真正行家来说，宝马是靠一种超越颜色和性别的东西来识别的，颜色和性别只是次级特征。阳明学者说，即便如此，也需要拥有真正的知识来识别宝马。 正统的书院派学者以双倍的敌意对待阳明学派，认为他们歪曲了自己所信奉的新儒学。伴随他们的审查而来的恐怖与其说是对教义本身公开进行抨击，不如说是对持这些观点的人进行阴险而意想不到的处罚。尽管如此，这种新观念还是在审查制度的干预力量比较薄弱的边远领地得到扶植，并逐渐扩大了影响力。萨摩藩和长州藩成为这一哲学流派的主要庇护所。这一点具有特殊意义，因为日本所有伟大的现代政治家都出自这两个地区。在同中国和俄国的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的陆军将军和海军将官们，很多都是在阳明学说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正是王阳明思想使他们在险境中沉着冷静，在拟定计划时足智多谋，在情况发生变化时机警应对。主要得益于王阳明思想的传播，日本在明治维新翻天覆地的动荡中认识了龙。 正如伯乐的宝马一样，尽管数百年来日本历史蒙上了层层沉积物，旧日本的精神依然昭彰。德川幕府完全有理由对阳明学说的革命性感到恐惧，因为其追随者在涉及他们有关公义的理念时没有丝毫的犹豫。1837年爆发大饥荒时，大阪的官员出于不足道的理由拒绝向百姓发放维持生存的口粮。这时，就是大阪一位著名的阳明学者大盐平八郎[26]挺身而出，带着他的众多弟子公开进行反抗。他向当地驻军开火，控制了他们，打开政府的粮仓向饥饿的民众放粮。事件过后，他平静地面对死亡。他的心态可在其撰写的一本有趣的带有哲学意味的书中略见一斑。他说：“要像闪电般出击，像雷声般可怕，但是不要忘了，上面的天空永远清澈。” 既不是古学派的异端思想也不是阳明学派的丈夫气概衍变出还政于天皇的政治概念。毕竟，它们只是儒家思想的异化，儒家思想明令要服从现政权，只要社会的精神生活没有因此而被摧毁。正因为如此，明朝的学者没有对满族统治进行反抗。出于同一原因，德川时期的儒家学者，无论他们属于哪个学派，从未梦想对我们的政体实行变革。 王阳明教诲人们要付诸行动，但是没有说明是为了什么，为了谁。历史学派的使命就是弥补这一不足。历史学派不是异端，因此极少引起审查者的疑虑。相反，德川幕府对其采取鼓励态度，因为它符合德川时期的传统政策。这一运动始于德川幕府的早期，他们编纂了帝国主要家族的族谱，出版了提升德川家族声誉的史料。一位当时首屈一指的学者撰写的一段重要历史很有意思，显示其奴性十足地逢迎经典儒家思想：作者试图证明天皇的血统来自中国的多位圣人。然而在18世纪初，注重研究成果的纯理论之光出现在对于语言学的研习中。宪一阿阇梨领导的这个运动在本居宣长和村田春海的杰出著作中达到顶峰，在我们源远流长的诗歌和历史中打开了思想的新视野。接近18世纪末的时候，人们对考古学的兴趣大增，以致德川幕府和富有的大名们争相收集罕见的手稿和各种有关艺术的出版物。与此同时，政府委任著名的鉴赏家来调查和记录奈良和京都古老寺院珍藏的瑰宝。这些做法不断揭开数百年来蒙在过往岁月上的面纱。这的确是日本的文艺复兴时期。 历史知识的普及导致了神道教的复苏。千百年来，这种古老的宗教信仰的纯洁性被一波波来自大陆的影响所淹没，直至它原本的特征几乎丧失殆尽。在9世纪，它沦落为深奥的佛教的一个分支，欣赏神秘的象征主义。而在15世纪之后，它在精神上完全是新儒家思想，接受了道教有关宇宙的诠释。但是，随着古代知识的再次流行，它被剥离了外来的成分。神道教在9世纪初创立时是崇拜祖先的宗教，一种纯洁质朴的从神明时代流传下来的崇拜。它主张坚持大和民族祖传的理想：简朴诚实地做人，服从祖先授予天皇的个人统治，热爱祖辈留给我们的土地。她神圣而非凡的海岸，从未让外国征服者涉足。 这个学派呼吁日本摆脱对中国和印度理念的盲目追随，转而信靠自己。这种重视历史的精神横扫文学、艺术和宗教领域，直至最后触及了武士的心灵。在那之前，它的影响非常显著，但不重大，它的表达方式是学者式的，因此涉及的范围有限。19世纪早期一些作家的作品把这个新信息大众化了，其中包括地位最高的诗人兼史学家赖山阳。通过他明了的阐释，青年武士和浪人才明白了过往历史的全部意义。他们回想起皇家尊严被遗忘的岁月，皇室在足利幕府傲慢而残酷的冲击下退缩。由于无人忠心耿耿地进行整修，皇宫本身也沦落得破败不堪，而大将军金碧辉煌的楼阁却近在眼前。他们心酸地读着某位寂寞的保皇人士的诗歌。诗人就像一只孤寂的布谷鸟，将哀伤的歌洒向漆黑的夜空。 带着骄傲与忧伤，他们仔细查考了后醍醐天皇[27]的故事：他打击了镰仓幕府的权力，一度重新建立起天皇的合法统治。他们回想起他在唤起整个民族反抗篡权者时展现的大无畏精神；他被流放至边远的佐渡岛又奇迹般地乘一只渔船逃离；他对敌人的多次胜利，坚定地固守在吉野山[28]，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朝廷，直至樱花覆盖了他的陵墓，向他献上温柔的敬意。楠木正成[29]憔悴的面容在他们眼前升起，那位为后醍醐天皇战斗不息的英雄，尽管他知道自己的事业已经失败。他们读到，正是他第一个敢于响应天皇的号召，与篡权者作战；他如何策划和展开游击战，导致天皇一度重新掌权，并在功成名就之后不求回报。“你最后的愿望是什么？”他问自己的兄弟。当时，身负重伤、奄奄一息，他俩都刚从与足利军队进行的最后一场鏖战中脱身。他面带微笑听到对方迅速地回答：“我希望再次投胎为天皇狠狠打击敌人！”楠木正成说，“虽然佛教认为这种愿望是有罪的，会下阿修罗[30]的地狱，然而我希望不是一次，而是七次为了同样的目的投胎。”随后他们彼此用剑击倒了对方。他们读到，楠木正成的儿子正行拒绝了深爱着他的宫廷第一美女。当时天皇向他提亲，以酬谢他继承了父辈的忠诚。正行说，他活着是为了战死，而不是为了爱情。 随着武士们回忆起过往年代所发生的一切，天子曾经的荣耀在他们脑中闪现。他们看见了天皇亲自率领大军走向胜利。他们听见了自己的祖先用剑击盾的铿锵之声——先辈们高唱大伴家持[31]谱写的战歌，为能死在天皇身边感到无限幸福。他们一想到笼罩着皇位的阴影，就开始哭泣。他们前去拜谒由于无人照料而开始衰败的帝王陵墓，用泪水洗刷青苔覆盖的台阶。德川家族是何方人士，竟敢挡在他们与自己的合法君主之间？哦，为天皇而死，何等荣耀！ 历史之魂现在站了起来，手握宝剑，用上好的钢材铸成的宝剑。就像他的武器，武士沉着冷静，但决不会忘记他在其中所锻造的烈火。他的激烈在行为准则的约束下趋于缓和。在封建时期，禅学教会他自我约束，使彬彬有礼成为勇敢的标志。德川时期的儒家学说加强了责任意识，使他藐视所有的障碍。他并不进行无谓的冒险，因为他的勇气从未受到质疑。他朝着死亡迈进，并非带着盲目而狂热的愤怒，而是决心履行自己的职责。渗透了他灵魂的历史精神使他变成了一个全新的人。以前奉献给他所侍奉的王侯的忠心现在全部献给了天皇。 历史精神不久就弥漫了大名的各个阶层。它首先进入了外样大名的灵魂。像萨摩藩和长州藩的藩主，他们对德川幕府有着与生俱来的仇恨。其后，历史精神也影响了甚至德川家族的亲王，尤其是水户的亲王和越前的藩主。这些大名培养的学者，怀着他们的神道教信仰和王阳明精神，积极鼓吹恢复皇权。应当指出的是，自动向天皇交出政权的最后一任大将军德川庆喜[32]就是水户的亲王。 理想化为行动的时刻已经到来，剑将从静默的剑鞘里拔出，霹雳般地刺向敌人。 古怪的耳语从城市传入乡村。荷花在浑浊的水面上战栗，破晓前的星光开始暗淡，预示暴风雨即将来临的漫无边际的静寂蓦然降临日本大地。王阳明来到了海外，龙在召唤飓风。就是在这一时刻，西方出现在我们的地平线上。 [book_title]第五章 白种人灾难 对于大多数亚洲国家来说，西方的到来绝不是纯粹的福音。期望得益于商贸活动的增加，他们却成了外来帝国主义的牺牲品；相信基督教传教士旨在行善，他们却在军事侵略的使者面前弯下了腰。对于他们，大地不再平静祥和，使他们能安居乐业。若是一些欧洲国家愧疚的良心能招来黄祸的幽灵，难道亚洲痛苦的灵魂就不能为白种人带来的灾难哀号吗？ 西方人一般或许会认为，怀着纯净的胜利喜悦来看待当今世界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在这个世界里，各种机构和团体把社会变成一部巨大的机器，以满足自己的需求。是机械发明的迅速发展造就了目前这个不停运转与投机的时代。伴随着礼仪和语言普遍西化的趋势，这种发展生出不同的表现形式，如商业化和工业化。这个导致声望和财富急剧增加的运动起源于对值得赞赏的男子气概、同志关系和相互信任的深刻领悟。这种躁动不安不断转移自己的注意力，从蒸汽机转向旅馆酒店，从火车站转向温泉度假地，使大都会文明的出现成为可能。19世纪见证了科技、卫生和外科手术的惊人普及，给人类带来了福音。知识及金融行业实现了组织化，打造出能够采取集体行动的大型社区，个体意识也得到了发展。 对于西方世界的居民来说，这些或许都使他们感到满意。他们似乎无法想象别人竟然会有其他想法。然而，在中国温和的讽刺者眼里，机器看起来只是个玩具，不是完美的目标。古老而可敬的东方仍然把手段和目的加以区分。西方支持进步，但朝哪个方向进步？亚洲询问说，实现了物质效益之后，将达到什么目的？当博爱的激情在普遍合作的过程中达到顶点之后，将为什么宗旨效力？如果仅仅是为了自我利益，我们在哪里才能找到人们所吹嘘的进步？西方繁荣的景象不幸有其阴暗面。仅仅靠规模不能成就真正的伟大，奢侈的享受也并非总会产生优雅。参与制造所谓现代文明的伟大机器的人们成了机械习惯的奴隶，并被他们所创造的怪物无情地操纵。尽管西方鼓吹自由，真正的个性在争夺财富的过程中被摧毁，快乐与满足被无止境地渴望占有更多而牺牲。西方为自己从中世纪的迷信下解放出来感到自豪，然而取而代之的对财富的盲目崇拜又是什么？现代社会光鲜的外表下隐藏着什么样的痛苦与不满？社会主义的呼声是对西方经济学带来的剧痛，对资本与劳动力的悲剧发出的哀鸣。 但是，怀着其广阔土地上的无数受害者都无法满足的欲望，西方也谋求掠夺东方。欧洲在亚洲的推进不仅意味着他们把自己的社会理想强加于亚洲，还颠覆了亚洲所有现存的法律与权威。而那些社会理想，东方人认为即使不是未开化的，也是原始的。带来西方文明的船只也带来了征服、保护制度、治外法权、势力范围以及堕落等诸如此类的东西，直至东方这个字眼变成腐朽的同义词，“土著”变成奴隶的诨名。 在日本，那些在五十年前带着中国义和团式的强烈义愤高呼“西方蛮夷滚出去”的激昂爱国者今天完全绝迹了。自从那时以来，我们的政治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在与外国接触的过程中所取得的物质便利彻底改变了大和民族对西方的情绪，我们简直无法想象到底是什么激发了我们祖父辈们的敌意。相反，我们热切希望认同西方文明，而不是亚洲文明，以致我们的大陆邻国认为我们是叛徒，不，甚至是白种人灾难的化身。但是在几代人之前，我们的心态就像今天中国思想保守的爱国者们的心态，在西方的推进中只看到我们可能会彻底毁灭。对于被践踏在脚下的东方来说，欧洲的荣耀仅仅是亚洲的耻辱。 倘若我们将自己置身于中国爱国者目前的处境，我们就能理解当前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在我们祖父辈眼中是什么样子。他们的担心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因为对于东方人受了伤害的想象力来说，历史将会陈述降临在亚洲大地上的白种人灾难是如何逐渐扩展的。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标志着一个时期的开始，那就是在摆脱了锁链之后，西方企业喜好漫游的精神初次开始攫取地球上任何有利可图的角落。马可·波罗从中国朝廷返回时，捎去了最遥远的东方拥有不计其数的珍宝的消息。美洲只是西班牙在企图寻找人们垂涎三尺的印度财富时偶然发现的。我们还记得葡萄牙人的残酷统治和荷兰人背信弃义的日子，当时牛皮能换来一个殖民地，授予工厂特许权能建立起一个帝国。 17世纪初，法国人、荷兰人、丹麦人和英国人创建的东印度公司纷纷兴起。然而，出于种种原因，他们的政治野心未能得到满足。这些原因包括他们之间的相互倾轧，德里的穆斯林政权固若金汤，以及他们对庞大的土耳其帝国的畏惧。那个帝国依然勇敢地承受着西方挺进的主要压力，并时常勇猛地反攻到维也纳城下。然而，在西方持之以恒的联合打击下，新月的光芒迅速暗淡了，不久签订了灾难性的库楚克开纳吉和约[33]，开始了俄国对土耳其宫廷事务的强行干预。1803年，印度莫卧儿帝国的最后一任皇帝成了英国养老金的领取者。1839年，阿卜杜勒—迈吉德在欧洲列强的“保护”下登上奥斯曼帝国的王位。 18世纪后半叶，随着信贷与资本的增加，欧洲工业化的创造力开始启动。煤炭取代了木材在冶炼中的地位，飞梭、珍妮纺纱机、走锭精纺机、机动织机和蒸汽机层出不穷地涌现。商业化使西方自己的生活要依赖为其产品寻找市场。她现在的角色是销售，而东方的角色则是购买。战争是她的工厂宣布的，西方较有人情味的政治家的抗议被淹没在工厂机器的轰鸣中。以个体经济为主的东方贸易有什么机会来抵御有组织的商业大国势不可挡的炮台呢？廉价又极具竞争力，就像机关枪一样，他们在这些东西的掩护下前进，把手工艺品一扫而光。建立在土地和劳动力基础上的东方经济生活，通过霸道的外交行动被剥夺了保护性关税，向机器和资本的大军俯首称臣。 看看印度已经变成了什么？它今天是个连阿育王和超日王的名字都遗忘了的国家，是个胸前挂满了耻辱的邦主国。它的国民议会都不敢表示抗议。缅甸只是在昨天存在过：在锡袍王[34]的红宝石上，曼德勒[35]无辜的鲜血在哭泣。科依诺尔钻石[36]犹如印度戈尔康达[37]的一滴泪珠。还需要提及在波斯和暹罗上演的令人伤心的喜剧，要人们去注意法国在北部湾建立的“保护区”吗？保护区！防备谁？ 1842年，一个基督教国家在大炮的威逼下迫使中国接受了鸦片，并通过勒索攫取了香港。1860年，英法联军以一个微不足道的借口侵入北京，劫掠了圆明园。圆明园的珍宝现在是欧洲各个博物馆的骄傲。而俄国人一直沿着阿穆尔河（位于黑龙江）和伊犁边境不断对天国的世袭领土进行侵蚀。甲午战争爆发后，三国联盟仁慈的干预只是一场闹剧，因为俄国从中获得了旅顺港，德国得到了胶州湾，法国对云南的控制也更加严密。确实，亵渎其神圣的庙宇驱使义和团喷发出怒焰，但是面对各大列强的联军，他们的旧式武器能有什么用？他们的愚昧行动只给中国带来排山倒海般的屈辱和数额极高的赔款。尽管多次承诺要撤军，俄国竭力在满洲永久驻扎下去，摧残那里的居民，让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挚爱的祖先的墓地变成火车站。与此同时，神圣的祭天的殿堂成了哥萨克骑兵的马厩。如果说亚洲落后于时代，欧洲难道就公正吗？如果说中国试图昂起头来，蠕虫在痛苦地挣扎，难道欧洲没有立即大叫“黄祸”要来了吗？确确实实，西方的荣光就是亚洲的耻辱。 对于日本来说，1853年全副武装的美利坚合众国的使团似乎就是白种人灾难的可怕象征。当时，白种人灾难的降临对其他东方国家已经被证明是毁灭性的。11年前在中国发生的鸦片战争已经暴露出西方侵略的无耻本质。把欧洲对亚洲的侵蚀通报给我们的荷兰人毫不犹豫地把其他西方国家的所作所为描绘得一团漆黑，以提高其友谊的价值。事实上，不幸的是，我们已经从来自北方的俄国的推进中体验到外国的贪婪。 这是个不寻常的巧合：我们在战场上遇到的第一个欧洲强国，让我们希望它会是最后一个，其行为也首次告诫我们，外国可能会带来更多的麻烦。从西伯利亚和堪察加长驱直下的俄国很久以前就把手伸向萨哈林岛（库页岛）[38]和千岛群岛。18世纪末，俄国人在虾夷（北海道）烧杀抢掠。为此，1806年，德川幕府不得不在函馆设立军事总督来防范他们的进一步劫掠。北方进犯的恐怖故事充斥了我们的耳鼓，令人不安，许多大名主动提出要驱逐侵略者。1830年，德川家族一个有势力的亲王——水户藩主德川齐昭[39]提出要到虾夷落户，带着他所有的侍从及其领地的全体居民。他把领地上所有庙宇的铜钟都熔化了，铸成若干门庞大的火炮，并令其麾下的武士进行演练，准备应对紧急情况。然而，他的热情被德川政府误解了，他不得不让位给儿子，自己过起了退休生活。恐俄人士遭到监禁，被控散布危言耸听的谣言。许多人在囚禁期间死去。有意思的是，他们的一些回忆录预言俄国将会在亚洲进行扩张，而这些预言竟然不幸地应验了。 美国战舰在江户湾的出现对我们造成了强烈的震撼。在那之前，外国攻击的警报对日本大部分地区来说算不了什么，因为长期以来警报只是对函馆或长崎地区发出的。然而现在，在行军一天就可以抵达江户市（东京）的地方出现了黑压压的强大的舰队，这个舰队的司令官拒绝离去，除非签署一项条约。我们的祖父辈脑中闪过鞑靼舰队的影子。武士们要在自己国家的海域受到恫吓吗？这片神圣的土地不是一直准备击退外来入侵吗？其他国家有什么权力把我们不想要的贸易、我们没有寻求的友谊强加给我们呢？拿起武器！嚯！嚯！蛮夷滚出去！警钟声响彻了全国各地。大汗淋漓的骑兵冲进每一座城堡的大门，传递这个重要的消息。长矛从支架上扯下，老旧的盔甲从布满灰尘的盒子里急切地被拖出。无论白昼还是夜晚，都能听到敲击铁砧制作军事器械的铮铮之声。水户的老亲王在他隐居的茅庐受到召唤，要求他指挥战斗，他的大炮被架设在主要的防御地点。佛教徒们不停地捻着念珠，祈求战神伸出援手；神道教的祠官举行了斋戒，呼唤大海和风暴助我们歼灭入侵之敌。 历史精神一直在我们的民族意识中默默地燃烧，只是在等候这一时刻迸发出精诚团结的烈焰。在面临共同危险的时刻，习惯和形式都被撇在了一边。二百年来头一次，大名被德川幕府邀去商议国家大事。七个世纪来，幕府将军头一次派遣特使去觐见天皇，磋商帝国的政策。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头一次人们无论地位高低，都受邀就采取什么措施来保卫老祖宗的土地提出倡议。我们变成了一个人。在冉冉升起的朝阳的照耀下，亚洲的夜幕消散了，一去不复返。 [book_title]第六章 内阁与大奥 如果不是由于美国使团的及时到来，以及它在日本与外界关系上所持的坚定态度，我们可能进入一个内乱期，打一场比1868年明治维新之前的任何一场战争都要惨烈得多的内战。美国使团的到来对日本的直接影响是重新巩固了德川幕府迅速衰落的权力。次要的争执被暂时搁在一边，整个国家都期望幕府大将军作为现有一切权威的代表，率领日本军队抵御他们眼中的西方侵略。于是，德川幕府被赋予了新的生命，让它最后垮台的时间推迟了15年。在这段时间里，极端改革派在压力下未举行暴动，国家得到了一个机会，为即将到来的重大变革做准备。 倘若德川幕府更深入地了解自己的处境，在新的事态下他们可能会无限期地保住自己的权力。然而，对他们来说不幸的是，在内阁与大奥[40]的竞争中发展出不和谐的因素，导致整个德川体系最终土崩瓦解。 与东方所有的君主政体一样，德川幕府的存在具有双重性，外在的政府部门与内在的将军家室。这两种表现形式，前者展示最高统治者代表了经过长期经验传承下来的国家共同的政治智慧；而后者则是独裁，其意志就是法律。理想的统治者会在宴会上停下来倾听子民的抱怨，会全力以赴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他宁可与愁眉不展的顾问交谈，而不去聆听宫廷美女演奏的曼妙乐曲。然而，即使在信奉儒学的国度里，人性也是脆弱的。一个朝代的命运往往伴随着她的代表听信内阁还是大奥而起伏不定。我们发现，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史实就是，家庭影响占优势时往往会引起暴乱，而内阁的优势只是在外来强国入侵时才会被推翻。近年来，两种势力之间常会达成某种妥协，造成一种君主意志实际上遭到双重体现的状态。这种安排引起许多令人尴尬的纠纷，尤其是在涉及外交关系的时候：家族成员可能否认内阁所确认的，反之亦然。 按照天国的惯例，中国皇室中男性的意见是不被采纳的。皇权经常由皇后或某位女性政治人物执掌。她在后宫驾驭政府，使内阁大臣们既惊愕又沮丧。这些女性中有些是杰出的天才人物，成功地控制了整个国家。汉朝的吕后和唐朝的武则天就是女性簒夺全部统治权的著名例证。中国目前的慈禧太后也为皇室成员胜过总理衙门或内阁提供了精彩案例。 在德川幕府的统治下，内阁与大奥之间摩擦不断。从德川幕府缔造的大名中选拔的最精明强干的大臣竭力维护德川家康的传统政策，这些政策在他们眼中几乎形同国家宪法。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睿智的政治家，对民族精神了解得十分透彻；尽管信奉专制主义，却从不伤害民众的情感。正是得益于他们的影响，幕府大将军即使性格懦弱，也总能得到子民的尊重。然而，当大将军受到后宫的影响、不顾公众舆论推行不利民生的措施时，他就成了千夫所指的暴君。不幸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内阁仅仅提出微弱的抗议，因为武士的行为准则禁止他们违抗主公的意志。 江户城堡的女眷们在德川幕府的统治下，甚至在德川家康时期，始终是活跃的参与者，其中许多人是德川家康深为信赖的朋友和才华横溢的顾问。派女眷去执行机密而敏感的任务是这个体系的常态；她们在他继任者的政府里成了一支受到充分认可的力量。在幕府大将军全然倾向于独裁的时候，私生活里围绕着他的女眷们施加了巨大的影响。他的母亲、妻子、奶妈，或是他最宠幸的女子，她们都不断牵动他的情感，谋求决定他的行动，他必须个性非常坚强才能不受这些丝绸纽带的羁绊。由于女性本能地趋于保守、憎恶妥协，她们拥有自己一脉相承的政策，使所有试图改革的内阁大臣都有所畏惧。她们对朝政的干预不像蓬帕杜夫人[41]或蒙提斯班公爵夫人[42]的一时插手，而是一整排的红衣女主教在运作。由于大奥的反对，德川幕府的政治家水野忠邦未能完成他提出的改组地方政府的建议。正是通过她们的影响，越前守（水野忠邦）推行他旨在纠正许多铺张浪费现象的禁奢令的努力遭到遏止。在德川幕府的后期阶段，内阁提出了许多明智的举措，皆因大奥权势过大而胎死腹中。 第一个美国使团出现的时候，大权在握的德川幕府第十二任大将军[43]是位年轻懦弱的亲王，不过他有一位精明强干的老中[44]（内阁首辅大臣）阿部正弘[45]。阿部正弘对时局了然于胸，开启了开明的政策。日本能取得今天的地位要归功于这项政策。他所采取的行动的真实含义一向为大量自相矛盾的非难与覆灭朝代的政治家所蒙受的耻辱所掩盖，他在面临大多数人反对的情况下与佩里司令谈判达成的友好条约甚至也遭到恶意批评者的过度贬低。然而，正是这项条约使我们开始与外界接触。他的温和与节制并不是怯懦；倘若他允许自己被激励大名们的好斗精神冲昏头脑，日本可能已经可悲地展示了自己。拒绝与美国大使馆周旋或许会招致轰炸；尽管武士们异常英勇，然而面对装备精良的美国人，他们旧式的大炮和堡垒能有什么用？正是由于阿部正弘充分认识到我们对战争毫无准备，日本才幸免于难。我们也要真诚地感谢美国海军准将佩里，他在谈判中表现了无穷的耐心与公正。东方国家从来不会忘记他人所表现的仁慈，不幸的是在国际上这种仁慈甚为罕见。现在，佩里司令的名字对于我们已经变得十分亲切，以至在他抵达日本的五十周年纪念日，人民在他登陆的地方树起了一座纪念碑。 不要以为阿部正弘充分意识到了与外国交往的重要性，甚至欢迎这种交往。与同时代的其他人一样，他只是认为这是不得已而为之。他对西方世界了解甚少，把处理与美国人交往的事宜交给他的外务大臣——他死后接任老中一职的堀田正睦。不过他认识到，日本极有必要掌握西方的知识，这样她才能捍卫自己不受外来侵略。他的这个论点最终给德川当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还说服好战的大名在他有生之年不惹事。在政府的赞助下，他开办了一所首次公开教授各门来自国外的自然科学的学校，现在的东京帝国大学就是从这所学校发展起来的。 在那之前，除了医学以外，人们被禁止寻求外来知识。学生们不得不在极为艰难的情况下秘密学习。然而现在，证明自己有能力的人得到了升迁，并在工作中受到鼓励；我们的士兵在荷兰式和法国式的演习中接受训练。政府向荷兰订购了战舰和商船，并派遣年轻的武士去学习如何建造和管理这些船只。这就是现代日本海军的开端。不许建造大于某一尺寸的船只的禁令取消了，许多像水户藩和萨摩藩藩主这样的大名争相打造大型船只。阿部正弘的主要想法似乎是在新的基础上巩固德川幕府的统治。看来他意识到全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只有汲取新的活力才有可能挽回德川政府迅速跌落的声望，使其免于灭顶之灾。他打算使幕府成为推动帝国前进的一切势力的核心。怀着这种想法，他开启了在国家面临的所有问题上都征询天皇和大名会议意见的惯例。而德川幕府的历史学家认为，这一步铸成了大错。他通过实现萨摩藩主的爱女与幕府将军联姻加强了大名中最有势力的萨摩藩主对幕府的忠心，通过积极备战使水户的老藩主心情愉悦。他纠正了许多现存的弊病，对管理制度实行了改革，甚至从低层武士中选拔能干的人才担负重任，竭尽全力恢复德川幕府的威望。 当时在重要性方面仅次于外交问题的是，现任大将军去世后，谁来继承这位既没有子嗣又确实体弱多病的大将军的位子。事实上，第二个问题后来被证明更为重要，因为正是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方式导致了德川幕府的最后陷落。在德川家族的所有亲王中，水户老亲王的四子德川庆喜似乎是继位的最佳人选。所有的大名和武士都崇拜他，不仅因为他的父亲，也由于他自己的人格魅力和才干。他对天皇的忠心尽人皆知，而且据说，京都的朝廷对他任大将军会感到欣慰。阿部正弘认为，由德川庆喜继任大将军很可能巩固德川幕府的统治，因为一位受到大名和京都朝廷支持的才华出众的大将军几乎所向披靡。任命德川庆喜为大将军只有一个棘手之处，那就是现任大将军和他后宫里的女眷们不喜欢庆喜。作为一名武士和封建领主，阿部最主要的职责是服从主公的愿望；而作为一位内阁大臣，他意识到江户城堡的女眷们很有权势。他很清楚对于奉行保守政策的大奥来说，他的各项创新都令她们极为反感。大奥对于任命一位像德川庆喜这样意志坚强的幕府将军都感到担心，因为后者可能会拒绝仅仅成为她们手中的傀儡。出于这个原因，阿部不敢暴露他的真实意图，因为他知道大奥可能会向内阁大力施压，挫败内阁在重组德川政府方面的一切努力。他对继嗣问题的态度十分谨慎，看上去似乎举棋不定。倘若他多活几年，或许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1857年他倏患重症，猝然离世，只活了39岁。这位本来可以逆转德川幕府衰落命运的伟大政治家就这样与世长辞了。 接替阿部正弘出任老中的崛田正睦尽管不像阿部那样有才华，却仍然试图贯彻前任的政策。他未能得到京都朝廷的尊重，并在不经意间疏远了与大名的感情。1858年春，他为争取天皇批准新起草的条约离开江户时，几乎得不到任何人的支持。这项条约的条款是他和美国公使汤森·哈里斯共同起草的。时代的确变了：德川幕府的老中首座不得不亲自前往京都，去回答朝廷公卿提出的问题。而在过去，这些人在他面前会浑身战栗。京都的朝廷已经尝到了权力的滋味，乐于酣畅淋漓地一饮方休。在长时间里被孤立于国家事务之外，这些帝国宫廷的朝臣们对于国家的政治问题感到不知所云，一提到带有外国意味的概念，保守主义倾向就会让他们畏缩不前。对于真诚地相信有必要与外国交往、开展贸易的崛田正睦来说，向一个首次听说这些事务的朝廷做出解释是个艰巨的任务，因此他的使命失败了。朝臣们向他提出许多令人困惑的问题，比如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外国公民竟然不服从他们前来居住的国家的法律。 崛田正睦的不受欢迎给了大奥一个掌控政府的机会。在他逗留京都期间，江户城堡的女眷们以一位在大将军继嗣问题上与她们看法一致的人取代他出任老中。井伊直弼[46]是彦根藩藩主，德川幕府专制统治的最后一位传人。正是他成功制造了1859年的可怕政变。尽管是大奥挑选他作为她们政策的代言人，这位彦根藩主并不是奴颜婢膝之人。他是一位忠心耿耿的旧式大名，甘心为自己的君主赴汤蹈火。他的祖上是德川家康军队最伟大的将军之一，世袭的忠诚使他无法忍受京都朝廷和大名们侵蚀德川幕府由来已久的威望。对于他来说，德川幕府的继嗣问题纯粹是德川家族要解决的家事，其他人无权过问。他认为，与外国签署条约是国家自古以来授予大将军的特权，与朝廷公卿或大名磋商是错误的。他意识到日本正在经历一场危机，不过，他坚信德川幕府的权威可以通过绝对独裁再次树立起来。正是带着这种决心，他在1858年夏接受了病入膏肓的大将军的召唤。在此之前，江户城堡的女眷们一直敦促大将军召见井伊直弼。 在接受了大老[47]的职务之后，井伊直弼采取的第一个行动是宣布纪川藩的德川家茂为病危的执政大将军的继承人，而不是大名们推荐的候选人——水户藩的德川庆喜。德川家茂受命时只有十三岁。他作为德川幕府第13任大将军一直统治到病殁的1866年，其后由德川庆喜继任。井伊直弼采取的第二个行动是贬黜在继嗣问题上持反对意见的大名们公认的领军人物。水户藩的老亲王和越前藩的藩主都被迫辞职。从崛田正睦开始，阿部正弘一派的成员都降了职。他采取的第三个行动是与各个西方国家签署商贸条约，完全不顾及天皇的意愿。有关这些行动的呈报也是作为普通邮件送抵天皇的。 所有这些措施，尤其是最后一个，实质上是违背民族情绪的虚张声势。朝廷对于德川幕府新上任的大老的蛮横无理极为愤怒，京都成了心怀不满的大名们的密使碰头策划反击的中心。水户的亲王收到天皇的敕令，要求他召集大名们开会，商讨改革德川内阁的事宜。井伊直弼通过他布下的密探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并迅速采取了行动。 1859年春，将近四十位较为杰出的鼓吹倒幕的人士以叛国罪遭到逮捕。他们不是被斩首，就是被监禁。所有涉案的都是当时的著名人物，其中包括学者、诗人和艺术家。一位朝廷女官也由于受到牵连而被流放。许多公家不得不剃去须发，从公众事务中隐退。这次政变最可悲的结果是，日本失去了许多卓越的天才人物。其中被斩首的有长州藩的吉田松阴，他是木户孝允和伊藤博文的先驱和精神导师。还有越前藩的桥本左内，一位有着马志尼式聪明才智的政治家。据说，仅仅因为处死了桥本左内，德川幕府就活该倒台。我们的加里波第——来自萨摩藩的伟大的西乡隆盛[48]，在命悬一线的情况下从井伊直弼的宠臣之手逃脱了。 猝然实施的独裁在一段时间里压制了民族精神，但随之而来的寂静带着不祥的预兆。暴政肆虐之时往往徘徊着刺杀的阴影。1860年春末下起了漫天大雪，雪花随着落樱一起在空中飞舞。从彦根藩主的宅邸通往江户城堡樱田大门的路上杳无人迹，井伊直弼和他毫无防备的侍从们出发前往大将军府进行例行的早间朝拜。骤然间，他们遭到十七位浪人的袭击，其中大部分来自水户。卫兵们尚未来得及拔出刀剑，井伊直弼已一命呜呼。杀手们纷纷自杀，只留下几名同党向附近的官府自首，声称他们这么做是为了民族自由，而不是因私人恩怨进行报复。 这场悲剧虽然令人扼腕，对国家却有助益。它显示，再度觉醒的日本决心全力以赴地抗拒任何重新加强独裁的企图。也许，采取这种行动无可非议，因为刺杀是被解除了武装的爱国者的唯一武器。对德川幕府专制的铁腕统治举行合法的抗议不会产生任何结果。德川暴政冰冷的架构在英勇献身的浪人们的热血下像樱田的雪花一样消融了。 深深的不安笼罩着日本。那些一心想全面恢复皇权的人以各种方式刺激着民众的想象力。抨击幕府将军篡权的告示被人悄悄地张贴在公共场所，据传神秘地从天上飘来的预言德川幕府末日的传单出现在帝国的各个角落。戴着面具的团伙伏击官方信使，并拦截运载政府税收的车辆，把钱分给穷人。许多武士舍弃了自己的主公，聚集在京都自愿效忠于天皇。这些浪人的行动更多地体现为象征性示威，而不是公开用暴力对抗幕府。下面就是他们采取的一种方式：一群浪人潜入足利幕府的陵园，将十三个足利幕府时期大将军的雕像斩首，将这些雕像的头颅展示在四条桥附近。这种幼稚的行为对于爱好象征主义的日本民众的心理有着异乎寻常的影响，在激发民众的情感方面比樱田事件更为有力。它使人们免于目睹可怕的刺杀行为，却生动地再现了刺杀的恐怖。 井伊直弼被刺后，德川幕府不再拥有一位能妥善应对局面的内阁首辅大臣，而它试图与民众意愿妥协的做法也被视为承认自己的虚弱。在井伊直弼之后继任资深内阁成员的安藤信正说服京都朝廷同意将天皇的妹妹和宫亲子内亲王下嫁大将军德川家茂。1861年，这宗政治联姻受到大张旗鼓地庆祝，但是并没有缓和朝廷与幕府的紧张关系。公众反对德川幕府的情绪十分高涨，以致人们轻易相信皇家新娘遭受虐待的谣言。首席老中甚至被指控把内亲王扣为人质，以争取朝廷默认他前任的独裁措施。第二年，他在前往将军府的路上遭到浪人的袭击，但这些刺杀行动未能成功。安藤本人剑法娴熟，砍倒了两位袭击者，而他的卫士则把其他人驱散了。反复出现的对德川幕府大臣的袭击显示了这些事件的倾向性。与此同时，四十位较有权势的大名收到天皇关于保卫京都的敇令。皇位再次成为真正的权力中心，江户城堡只是它主要陪臣的大本营。大奥在试图压倒内阁的斗争中，给了整个德川幕府致命的一击。 [book_title]第七章 过渡期 从1860年井伊直弼被刺到1868年日本现任天皇陛下开始执政的明治维新，其间的八年岁月是令人难以忘怀的。因为那是个龙腾虎跃的年代，国家实施了一系列迅猛的政治改革。龙千变万化的精神不断驱励国家追寻新的理想。即使在恢复皇权之后的繁忙岁月里所涌现的活动，也无法与这个短时期相比。后来出现的一切运动的幼芽都萌发于这一时期。这使我们联想到欧洲历史上那些伟大的过渡阶段，为了立新而破旧。与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创始人一样，我们不得不解决在吸收新鲜事物的同时恢复旧有秩序这个双重难题。正如受到多方诟病的法国大革命把许多事物理想化，我们明治维新的特点是狂热的追随者们热情洋溢的自我牺牲精神。正是出于这种爱国热忱，武士们自动放下刀枪，大名们自动舍弃封地，幕府大将军自动交出世袭的权力。 明治维新运动引起的动荡不仅限于京都和江户，也出现在帝国的各个地区。在全国各地，效忠天皇还是幕府的问题都造成家庭内部陷于分裂：儿子反对老子，弟弟反对哥哥。京都成了一个策划阴谋诡计的大本营，孕育着各种极端派别。大名应召保卫天皇之际就是明治维新真正始发之时。出于身处京都的优势，朝廷现在开始向幕府发号施令。最高权力归还天皇已经毫无疑义了，因为这是各界普遍期望达成的终极目标，而且已经完成了一半。但是在采取什么样的政体的问题上，仍然存在多种选择。天皇周围存在两大派系——联邦派和帝制派，各自代表不同的政治体系。这两大派系轮流占据上风，直至两派联合组成了一个新的派别——统一派，为我们现在的行政制度奠定了基础。 这些不同的派系轮流占上风显示，日本的政治生活在一步步回归其古代的形态。我们现在已经看到有可能在国际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这为我们打开了广阔的视野。龙向后蜷缩，准备进行最后的一跃。这是社会胚胎学一个异常的实例：日本在重生之前竟然会呈现返祖现象。在两个最初的派系中，萨摩藩主领导的联邦派代表了各类大名。他们的地位使他们不欢迎政府发生急剧的变革，他们希望以某种联邦形式来控制幕府。他们认为，16世纪末期的政府形式最为理想，当时德川幕府的权力尚未巩固，新统一的帝国由最有权势的五位大名组成的议事机构治理。事实上，他们盼望封建时代复活。他们的外交政策是得体地处理不得已的局面。而且，与幕府一样，他们接受了难免要与西方世界通商的现实。 相对于联邦派，帝制派从我们更久远的历史中找寻自己的理想。他们渴望恢复的是封建时期之前的帝国官僚制度。由于旨在废除幕府制度，甚至废止分封大名，他们的主张不仅激进，而且具有革命性。联邦派[49]由长期以来与天皇关系密切的公家、浪人和神道教徒组成，神道教徒出于对天照大神的后裔天皇的宗教热忱变得极为狂热。长期以来与德川家族秘密作对的长州藩的藩主也加入了联邦派的行列。这些人心中全都燃烧着为天皇的事业献身的熊熊烈焰。他们唯一的外交政策就是攘夷。与其说这是由于他们仇视西方，不如说是因为他们对幕府不顾及天皇的意愿与外国签约而怒火中烧。 后来出现的统一派是一些具有先进思想的人，他们认为无论付出怎样的代价都要让日本实现统一。此外，他们觉得日本当时经历的危机不仅涉及国际问题，也涉及国内问题。这些人都接受过学术训练，其中大部分人接受的是阳明学派的教育。他们也获得了一定数量的西方知识，是阿部正弘的自由派政策使汲取这些知识成为可能。甚至在德川家族的武士中也能找到这类人，已故伯爵胜海舟[50]就是个值得一提的例子。然而，这派人的主要力量来自萨摩藩、长州藩和土佐藩的年轻武士，他们用爱国主义思想武装了新日本的脊梁，他们中的幸存者今天作为“老一代政治家”深受人们的尊重。 最崇拜天皇的统一派为全面恢复天皇的权力而奋斗，但是他们的治国理念是回归中国古代的民主思想，在追寻古风方面比另外两个派别走得更远。儒家认为，在理想国度里，人人平等；政府首脑不靠出身而靠为人公正、治国廉洁，他会在长老议会中寻求智慧，并以各种方式征询公众的意见。出现外来侵略时，所有的人都要拿起武器；但是战争一旦结束就化剑为犁，重新开始和平时期的工作。按照日本学者最初的理解，欧洲和美洲的共和国让他们不可思议地回想起天国中国的黄金时代。统一派的著名领袖佐久间象山[51]在一封信函中说：“蛮夷竟然保留了古代贤人的律法，了不起！”由于尚不了解西方政治的阴暗面，他们对现代化国家所取得的成就感到欢欣鼓舞。对于他们来说，这就像自己的理想得以实现一样。在乔治·华盛顿身上，他们看到的是中国的尧帝把自己的皇位禅让给全国最有才能的人。好奇是知识之母。他们带着敬意阅读有关国际法的专著，就像阅读周朝的法典。他们向奠定政府三位一体论的孟德斯鸠欢呼致敬，就像对待孟子的著作。非但没有藐视西方，统一论者匍匐在西方脚下。吸引他们的不是新鲜感，而是类似性。佐久间象山是最早向当局建议聘用欧洲教师教授各门学科的人，也是首位身着西式服装的日本人。 顺便提一下，这种着装风格来自对象征主义的热爱。革新派人士希望借此表现摆脱东方腐朽的桎梏，认同西方的先进文明。我们的和服意味着悠闲，而欧洲的服饰意味着活动。它变成进步大军的制服，正如法国革命时期的红帽子。然而今天却出现了相反的潮流，身着民族服装的更多的是进步人士；除了在法庭上，很少有日本淑女爱穿西式服装。 佐久间象山为他的亲外倾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1866年他在京都被帝制派浪人刺杀。然而，尽管遭到保守派的反对，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想寻求获取的西方知识，现在它已经成为我们民族文化固有的一部分。不过，永远不要忘记，最初寻求获得外来知识的运动是在历史精神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倘若没有相交的共同点，我们这样的东方民族绝不会这么满腔热情地接受西方的理念。 上面提到的三个派别中，联邦派起初占优势。1862年，由萨摩藩和土佐藩的藩主护送的天皇派出的两个使团从京都前往江户。他们携带着天皇发给大将军的敇令，要求他授予某些有权势的大名较高的政府职位，此外还命令他亲自前往京都向天皇行宣誓效忠礼。这一礼仪自第四任幕府大将军的时代以来一直受到忽视。德川幕府现在已经丧失了拒绝的权力，因此德川庆喜被任命为大将军的首席顾问，佐贺藩的藩主成了大将军的导师，越前的藩主成为内阁首辅大臣，安房的领主统管军事事务。新内阁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取消大名必须把人质留在江户以及他们自己要定期拜见大将军的惯例，这两个惯例都是德川体制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另一项改革是以一位联邦派大名统领的军队取代德川幕府在京都的驻军。他们遴选了会津藩主担任这一职务，此人后来在大部分大名加入统一派后，挺身而出拥戴联邦派政策。 除了推行这些改革以外，联邦派政绩甚微。在维持德川幕府统治的同时实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不久就使他们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与此同时，阵营内部出现因琐事而起的嫉妒与纷争。凭一己之力就能控制住大名的萨摩藩主由于与英国人的纠纷不得不返回自己的领地。1863年春，联邦派完全分化了。除了德川庆喜和会津藩主以外，前一年上任的所有大名都辞了职。 与此同时，帝制派人士对事态的转变越来越感到不安。在他们看来，大名似乎对天皇不够忠诚。他们甚至怀疑萨摩藩试图取代德川幕府的地位。联邦派在对待外国人的问题上自鸣得意的态度令他们反感，他们觉得联邦派在炫耀自己对天皇的意愿不屑一顾。联邦派的瓦解此时为帝制派提供了一个执国家牛耳的机会。1863年4月，他们获得了天皇闭关攘夷的授权。对于这项措施，德川幕府拒绝实施，大名们也未认真对待。然而，帝制派并没有因此气馁。长州藩主无视德川幕府的决定，向通过马关海峡时途经其领地沿海的外国舰艇开炮。 这一鲁莽的行动引起联邦派的反对，使其重新团结一致。七位较为年轻的公家被控为这个攘外的行动暗中取得天皇的首肯，为保住性命他们不得不仓皇逃离。同时，长州系的武士和浪人被禁止进入京都。为了直接向天皇申诉，他们试图出其不意地袭击把守皇宫大门的联邦派卫兵，却被击退，且损失惨重。在全国三个不同地区举行的起义都失败了，帝制派的全体成员不得不在长州藩寻求庇护。尾张和越前的藩主率领的联军不久包围了这些逃亡者，迫使长州藩主把他手下的三名主要官员处死，为他的不当行为赎罪。他本人也被迫退隐到一处寺院听候发落。尾张和越前并不想施加更多的处罚措施，不久大军就鸣金收兵了。会津藩主对这种较轻的处罚感到不满，说服幕府将军亲自率兵第二次进犯长州。 统一派就是在这时形成的。他们认为，在外来入侵随时可能发生之际，国家陷入内部纷争是自杀行为。对长州的第二次进犯倘若告捷，会使德川幕府再次大权在握，这是联邦派和帝制派都不期望看到的局面。倡议是土佐藩的藩主发起的，他成功地使敌对的萨摩藩和长州藩派系的领导人实现和解。三位大名暗中结成了三方联盟。 德川幕府的大军从江户出发，准备第二次进犯长州，却未能获得联邦派大名的支持。除了会津藩主以外，大部分属于联邦派的大名已受到统一派的影响，只在名义上支持这次出征。德川家族在16世纪腥风血雨的战斗中一直所向披靡的世袭族徽——德川家康的金扇子终于战败了。由于在所有的关键时刻都指挥失误，德川幕府的军队无法抵御意志坚强的长州士兵，只能狼狈地落荒而逃。令德川幕府雪上加霜的是，幕府将军于1866年冬亡故，不久我们现任天皇的父亲孝明天皇也仙逝了。这一事件使德川幕府有了签订停战协议的借口，然而停战实际上是把胜利拱手让给了长州藩主。在长州避难的七位公卿获准返回京都，并恢复了先前的身份。大约是在这个时候，伊藤博文侯爵和其他去西方国家学习的留学生从海外归来，由于他们在留学期间所获得的知识受到统一派领导人的欢迎。统一派现在已经具备了建设性发展和实行宪政的新思想。 作过幕府将军的候选人，后来成为将军顾问的德川庆喜本人被要求成为最后一任幕府将军，然而他能证明自己才华的时机早已逝去。忠于他父亲水户老亲王灌输给他的思想原则，即要尽忠的最高对象是天皇。他坚信，企图更长久地维持其家族苦苦挣扎的命运无济于事。不需要人们说服，他也会放弃自己的大位，还政于天皇。实际上，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心底是位不折不扣的统一派。他最信任的策士、已故的胜海舟伯爵是统一派的首领之一，尽管他手下的其他陪臣和大名，如会津藩主是最强硬的联邦派。据传，在1867年秋土佐藩的藩主派特使前来敦促他辞职时，他请他们候在一旁，立即起草令人难忘的文件，放弃赋予他家族将近三百年的全部权力。 会津藩主和德川幕府的一些武士反对幕府将军的猝然屈从，在大阪和北方各州发起暴动。但是，失去了他们的领袖幕府将军，他们无法有效地抵抗由萨摩藩的西乡隆盛和长州藩的大村益次郎联合指挥的统一派大军。第二年，经过一些殊死的战斗，他们全都溃不成军，缴械投降。日本再次降服于天皇的军事权威之下，还政于天皇的大业由此告成。 [book_title]第八章 复辟与革新 恢复皇权同时也是革新。走出亚洲的茅庐，到开阔的世界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我们为了自己的进步不得不大量汲取西方之所长，同时复苏东方的经典理念。1868年天皇在诏书中明确表达了革新的思想。现任天皇陛下在即位后颁布的诏书中宣称，应当从广泛的全人类的角度来看待国家义务。 正如复辟这个词所表示的，还政于天皇实质上是一种回归。政府再次实行了帝国官僚体制，就像七百多年前封建制兴起前一样。新政府采取的第一个行动是恢复古代的全部行政机构，包括它们原来的名称，重启许多长期以来被遗忘了的职能和礼仪，并宣布神道教为皇室的宗教。像楠木正成这种在幕府时代为天皇事业鞠躬尽瘁的已故忠臣被追加了荣耀，他们中许多人的后代受封为贵族。 然而，复古的做法与弘扬新的自由平等精神并行不悖。天皇在宣布神道教为皇室宗教的同时，赐予整个国家宗教信仰自由。基督教也被解除了自从17世纪耶稣会暴动以来所处的禁忌状态。名义上依然保留着贵族、武士和平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根据中国古代体制的等级授予了大名和公家有名无实的爵位，甚至缔造了新贵族。然而，所有的阶级特权都被取消了，从亲王和侯爵到遭人嫌弃的贱民（他们今天的别名是“新平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有的人都可以参加文官考试。改革者的目的是熔化德川幕府时期社会生活中僵化的阶级定位，让整个国家都能分享明治维新的荣耀与责任。 国家为应对现代化的生活问题所做的准备工作主要在四方面展开：第一是宪政，第二是免费教育，第三是义务兵役制，第四是提升妇女的地位。立宪政体被认为在东方国家不可行，土耳其在这方面的尝试遗憾地失败了。不过在日本，自从首届议会召开以来，国家的信条和法令执行得很好，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实验阶段已经过去，立宪政体已经成为我们政治意识中固有的一部分。我们或许偶尔会出现激烈的争论与分歧，这种情况在西方国家的议会里也不罕见；然而，一旦面临外来威胁，所有的派系必然会同心协力地支持内阁。新制度之所以能顺利运转，无疑部分是由于自治的内在力量，这在我们以前许多机构的治理方面不乏例证。此外，也由于国家长期以来一直在为自我治理要承担的责任未雨绸缪。 1867年，幕府将军刚一辞职，统一派控制的内阁就创立了两个议事机构，一个由主要的大名和公家组成，另一个的成员是来自各个封建领地的武士代表。现任天皇1868年即位，宣告推行明治维新。他宣布组建国民议会，就国家的重要事务由议会根据民意做出决策。1875年创立了参议院，内阁必须向参议院提交所有正在斟酌的法案。不久又建立了终审法院。这样就创建了立宪政府的三个主要机制，即行政、立法和司法机构。1879年，参议院通过一项法案：在每个都道府县成立议会，由纳税人选出的代表决定当地每年的支出与税收。1881年天皇下达的诏书宣布，从1890年开始实施宪法，那一年的2月宪法就如期颁布了。我们今天的国会由众议院和贵族院组成，贵族院由1875年创立的参议院衍变而来。重要的是，我们的宪法是天皇自动赐予的馈赠，不像一些欧洲国家，宪法是人民迫使君王颁布的。我们的民主是长期沉积的结果，不是喷发的产物。这与东方的传统一脉相承。 人民的教育问题在1868年的天皇诏书中处于显著的位置，天皇下令通过世界各地的各种渠道获取知识。我们已经提到，德川幕府时期有为平民设立的小学，为平民以上的阶层设立的书院。这些现在都系统性地组织起来，可以为国家提供在新环境下履行义务所需要的知识。六岁以上的男女儿童必须接受初级教育。各个州都成立了师范学校，为初级教育培养师资。 在我们今天的教育系统中，比小学高一级的是中学。中学对学生进行通才教育，为他们进入更高的学府做准备。还有技术学校，是为那些希望进入海军、陆军、农业、工业、商业以及艺术和手工业领域的学生设立的。而帝国大学则包括法学院、文学院、医学院、工程学院和科学院。同时，也没有忽略妇女的教育。尽管按照东方习俗，另外成立了女校。几年前，还在东京开办了一所女子大学。除了小学以外，所有这些学校都要求学生修习一种欧洲语言，通常是英文。聘请了大批美国人和欧洲人前来任教，还有数千名青年男女在海外学习，既有自费生也有公费生。期望获取西方知识的迫切愿望促使我们成群的青年在国外寻找粗重的活计，也就是服务性工作。根据儒家的观点，做服务性工作不会有辱门风。新一代人接受的伦理教育建立在过去训诲的基础上。天皇的诏书系统地阐述了全民的道德规范。在总结了普遍的伦理准则之后，诏书用这句话做出结论：“这些就是我们帝国祖先的训诲，也是你们祖辈走过的路。”毋庸赘言，我们以澎湃的激情把新获取的知识成果全部奉献给天皇。 在加强对国家的忠诚方面，我们的兵役制证明比任何其他因素都要有效。事实上，它把平民变成了武士。远在封建制尚未兴起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就推行了征兵制；然而只是到了1870年，征兵制才在效仿德国和法国的练兵方式时得以恢复。根据现在的兵役制，每名20岁的男子有义务在正规军服役三年，此后要为第一预备役和第二预备役各服役五年。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则可以全民皆兵。技术学校和参谋学院培养的军官大部分来自武士家庭，他们传统的生活准则渗透了整个新型军队。对于全国来说，数百年来的阶级差别为武士阶层涂上了一圈光环；过去五十年来的小说和戏剧把爱国士兵如此理想化，以致被征召入伍的农民不仅觉得自己变高贵了，他的兄弟们也这样认为。他现在是一名佩剑者，是受到尊敬的人。感谢村里的学校，他的理解力相当强，很快就能掌握各门技术并汲取了作为武士精髓的深刻责任感。一开始，由于他至今所过的平静生活，人们对他的勇气尚存疑虑；但是，战火的洗礼证明他能加入最出色的武士行列。我们的义务兵所展示的视死如归的精神并不像一些西方作家猜想的那样，是基于期望获得奖赏。我们并没有宣扬英灵神殿或是穆斯林的天堂在等候着我们逝去的英雄，因为佛教教义对杀人者来世的应允只是悲惨的化身。仅仅是责任感使我们的士兵在接受命令后向死亡迈进。支持这一切的是对天皇的忠诚和国家的热爱。我们的义务兵只是效仿那些为了国家利益自愿做出牺牲的历史上的英雄。若是他过于慷慨地献出热血，那是出于他洋溢的爱国热情。因为爱就像死一样，是没有边际的。 革新的另一个特点是妇女地位的提高。西方对更为柔和的性别深为尊重的态度展现了优雅美好的一面，令我们渴望仿效。这是基督教给予我们的最高贵的启示之一。基督教发源于东方，而且，除了在女性地位方面，它的思维模式对东方人来说并不新鲜。随着这种新宗教通过欧洲向西方传播，它自然受到各个皈依基督教的国家所具有的特异性的影响。咏叹德国森林的诗歌、中世纪对于圣母玛利亚的崇拜、骑士时代、行吟诗人、拉丁民族天性中的敏感，尤其重要的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纯净的男子气概，恐怕所有这些都推动了将女性理想化的倾向。 在日本，对女性的尊重及女性所享有的自由在东方是独一无二的。我们从来没有撒利法[52]；而且，我们天皇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天照大神这个女神身上。在我们悠久的历史长河里，许多最灿烂的时期都是在女性君主的统治之下。我们的神功皇后[53]亲自率领胜利大军进入朝鲜，是推古女王[54]开启了奈良时期精致优雅的文化。虽然当时也有男性候选人，女性君主依然凭借自身的条件登上王位，因为我们认为女性在各方面都与男性平等。在我们的古典文学里，伟大的女作家的名字多于男性。而在封建时代，我们的一些女战士与最勇猛的镰仓骑士一起冲锋陷阵。 随着时间的推移，儒家学说在我们社会习俗形成过程中增加了影响力，女性从公众生活中消失，被局限于中国圣人所认为的适当活动领域——家庭。然而，我们对于女性权利固有的尊重依然存在。而且近至1630年，一位女天皇明正天皇登上了父辈传下的王位。直到明治维新之后，剑术和柔道这类武术知识还被认为是武士之女要接受的教育的一部分。而且时至今日，许多旧式家庭依然持这种看法。 在平民中间，各种工商行业始终对妇女开放，就像今天一样。而我们也已经看到，尽管德川家族的女眷看上去人在深闺，她们却在国家事务中留下了个人印记。佛教崇拜不朽的女性，儒家学说反复灌输要尊重妇女的思想，教诲说对妻子要相敬如宾。然而，迄今为止，我们从未认识到要给予妇女任何特权。在中国文学里，爱情从未占据过重要地位；在日本的骑士故事里，武士虽然始终在帮助弱者和被压迫者，却不大考虑性别。今天我们坚信，提升妇女地位就是提高民族素质。妇女是过去的缩影，未来的宝库。正因为如此，在天照大神的古老土地上略现雏形的新社会的生活责任才可以安全地交付给她们。自从明治维新以来，我们不仅确认了不同性别在法律上的平等，还采取了西方对女性所持的尊重态度。日本妇女现在拥有她的西方姐妹所拥有的一切权利，尽管她并不坚持要求这一点。因为几乎我们所有的妇女都依然认为，家庭，而不是社会，是她们适当的活动场所。 只有时间能决定日本淑女的未来，因为妇女地位问题涉及整个社会生活及各种习俗。在东方世界里，女性作为母亲受到崇拜，基督教骑士怀着崇敬献给他心爱的淑女的一切荣耀，武士都敬献给他的母亲。并非妻子得到的爱慕少一些，而是母道更为圣洁。此外，我们的女子喜欢侍奉她们的丈夫，因为侍奉是更高尚的情感表达方式。爱情醉心于奉献，而不是领受。在东方的和谐社会里，男子为国家献身，儿童为父母献身，妻子为丈夫献身。 在恢复皇权的大业告成之后的将近三十年时间里，我们的幸福之杯里依然残留着一滴苦酒，那就是修改条约问题。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立宪政府和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我们重组了陆军和海军，加入了日内瓦公约。我们重新制定了自己的民法法规，与世界其他国家建立了广泛的商业联系。然而，外国列强顽固地拒绝修改与德川幕府签订的各项过了时的条约。我们没有抱怨自己征收的关税税率过低，尽管随着我们商业的成长，这对我们意味着巨大的损失；但是，我们的确对治外法庭的裁决感到不满。日本复兴了，不过尚未摆脱所有的枷锁。在天皇的国度里，依然存在着他的权力无法抵达的地方。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西方人从未听说有外国领事法庭这种事，因此不能期望他们能理解自己强加给他人的痛苦。并不是说这些法庭的裁决不公正，但是由于存在种族差异，常常会出现误解。执行外国法规这个事实本身就是在谴责一个国家的司法制度，这对任何拥有自尊的国家必然是一种侮辱。自从恢复皇权的运动始发以来，日本政府就不断做出努力以废除这一制度。然而，每一次我们提出这方面的倡议，外国列强不是断然拒绝，就是提出过分的要求作为交换。确实，美利坚合众国同意修改和约，条件是所有其他列强也这么做；但是，这件事欧洲肯定不会做。说服西方相信一个东方国家能够成功担负起开明民族要承担的责任是个艰巨的任务。直至1894—1895年我们与中国的战争揭示了我们的军事实力以及我们保持高标准国际道义的能力，欧洲才同意结束其在日本的治外法权。文明在前进的道路上往往要付出惨重的代价，这是一个痛苦的历史教训。 我们在最近几十年里，不得不进行大量的抗争与拼搏。在改革的动荡中，钟摆常会偏向一方，导致许多若不是实际上有害，也是不必要的措施得以通过。我们往往困惑地站在相互抵触的观点的激流中，惊愕地望着实现了一半，却随着下意识的思想潮流不断变化着的堤岸浅滩。所有似是而非的奇谈怪论，所有令人痛苦的进退两难的境地，我们都经历过。倘若我们没有哭泣，或许我们会放声大笑。保守派做出的反应导致一些地方出现暴动和叛乱，在动乱中我们失去了许多最伟大的改革先驱。激进的狂热分子时常用刀剑斩断一些目光远大的领导人的生涯。我们必须永远怀着感激之情，感谢那些坚定有力的舵手。他们在风暴和逆流中，一直确保我们的国家之舟从未偏离自己的航线。 [book_title]第九章 重生 悲观论者声称，旧日本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们认为，日本在现代化进程中，失去了自己的民族特征，斩断了贯穿她全部历史的脉络。一些声名卓著的欧洲作家认为，日本目前的状态只是暂时的，还会发生变化，这个东方主义的怪诞产物迟早会解体。他们把我们的易变性比喻为草鞋，我们每一段旅途都要换草鞋。我们漠视木屋里所有一成不变的东西，因为那些木屋随时会被大火所吞噬。在他们看来，从我们所居住的不停震颤的国土到佛教哲学所教诲的一切都瞬息即逝的思想，日本缺乏的是坚固与稳定。 确实，我们迫切需要从旧世界骤然转入新世界，这扫除了旧日本的许多里程碑。不过，尽管发生了变化，我们仍然忠于自己以前的理想。虽然换了草鞋，但我们仍在向前迈进；虽然我们的房子被烧毁了，但我们的城市犹存。地震只能证明把我们的岛国驮在背上的大鱼的雄浑气魄。[55] 不要忘了，在东方哲学里，事物蕴含的诗意比事实和事件本身更真实，更重要。教诲世俗生活转瞬即逝的佛教从未停止过教诲灵魂永恒。自从盘古开天地以来，日本国民的爱国主义精神与对天皇的忠贞不渝就显示，我们始终如一地坚守古代的理念。而中国和印度的古代艺术和风俗在它们的诞生地泯灭了许久以后，我们依然保留着它们，这一事实就足以证明我们对传统的尊重。伊势神宫典型地体现了我们的保守主义，这里永远供奉着我们皇族的始祖天照大神。这个供奉着我们祖先的最神圣的殿堂至今还像两千年前一样质朴美丽、完美无瑕，因为每隔二十年我们就在另一个地点一丝不苟地照原样重建一座神殿。 也许，其他国家会笑话我们喜欢千篇一律。我们的个性被淹没在西方思想的滚滚浪潮之下，却被相同的民族性保存了下来。尽管外来思想一波波涌入，民族性使我们能始终恪守自己的初衷。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和印度文明就淤积在朝鲜和邻近的日本海岸。唐朝用泛神论与和谐论浸淫了我们；而在宋朝的统治下，浪漫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新元素也被冲击到我们的岸边。从小乘佛教[56]的二元论[57]到菩提达摩[58]的极端一元论[59]教义，印度赋予我们宗教和哲学方面的丰厚遗产。尽管这些思想流派内涵不同、相互矛盾，日本对它们都表示欢迎，并根据自己的精神需要兼收并蓄，使它们成为自己思想遗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古老理想的炉床始终为小心翼翼的折中主义所守护，而我们国民生活的广阔原野则在一次次泛滥带来的丰富沉积物的滋润下，繁茂得愈发郁郁葱葱。 在整合亚洲文化不同元素的过程中我们进行了大量的思考，这使日本的哲学和艺术拥有印度和中国所没有的自由与活力。因此，受益于以往的训练，我们比邻国更容易理解和珍视西方文明中那些我们应当摄取的理想元素。习惯于在纳新时不吐故，采用西方的方式方法并没有像人们设想的那样极大地影响我们的国民生活。与选择佛陀为精神导师、孔子为伦理导师相同的折中主义向现代科学欢呼致敬，将其视为指引物质进步的灯塔。我们力图驾驭西方发展的某些方面，这导致工业活动增加，引进了科技卫生和外科手术，同时我们的通讯和交通方式得到了极大的改进。从未有这么多的普通人能享受日常生活的舒适。然而，这些方面的发展除了激发更多的类似努力以外，对我们的民族性并没有产生多少影响。 遵循西方的政治风尚和社会习俗并没有像一开始似乎显而易见的那样，使我们发生巨大的变化。我们从过去的经历中吸取了教训，在西方制度中只选取那些合乎我们东方人本性的东西。绝不要忘了，尽管从表面上看东西方之间存在差别，全人类的发展基本上都如出一辙。在亚洲历史的漫漫长河中，几乎可以找到任何一种社会习俗。我们提到过那个让统一派想起民主制的信奉儒教的古老国家。从公爵到男爵的五种贵族爵位在三千年前的周朝就已存在。在基督教纪元的第一个世纪，汉朝就取缔了奴隶制。有关平均分配财产和政府管理农产品的社会主义理论，早在汉朝和宋朝就已被付诸实施。在许多年代之前，印度就预见到了现代德国所推崇的唯心主义。而基督教与佛教更有许多类似之处。现代欧洲政教分离的倾向及文官考试制度，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正是由于西方文明与亚洲文明有这些以及其他多个相似之处，日本才能在不违背其传统观念的同时，大举向欧洲和美国借鉴。 一个透过表象看本质的人会注意到，在现代外衣下，旧日本的心脏仍在有力地跳动。我们体现西方法律精神的民法，在很大程度上纳入了我们过去的风俗习惯。我们的宪法，虽然看上去与许多西方宪法类似，却是以我们古老的政治制度为基础的，甚至在神明时期也可以找到它的原型。从18世纪开始的日本的文艺复兴，始终未坚持到最后。我们掌握了较多系统性方法的学者们至今仍在对古代的文学艺术进行研究。东京大学的史料编纂所为了重写我们的编年史已经收集了浩瀚的资料。在过去15年里，帝国考古委员会反复搜索了全国各地的寺院，驳倒了德川幕府评论人士的许多传统说法。他们热切地找寻珍本中文书，最近从北京的帝国档案馆获得了一批极为珍贵的收藏，对梵语文学的兴趣也在上升。最近我们收购了马克斯·缪勒图书馆，将其运到东京。人们带着比明治维新运动初始时更大的热情研究佛教和儒家思想。古老的风俗和礼仪正在恢复，我们古代的礼仪知识正在成为绅士教育的一部分，就像古时候那样。而民主倾向仅仅使这种做法变得更为普遍。人们广泛学习古典音乐和戏剧，甚至接受欧化教育的人也不例外。 也许，没有多少人知道古代宫廷礼仪的职能被保留至今，在形式上没有任何变化。这里不妨提请大家注意，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对俄国宣战是天皇派遣的一位尊贵的特使向天照大神宣布的。在两国交战期间，特意选派了一名卫士来守护伊势神龛。 就像伯乐能识别宝马一样，看透事物本质的人也会从当前的事件中看出旧日本的新生。在我们为战争所做的准备工作的方方面面和细枝末节中，他会察觉到我们的坚韧不拔与我们为漆具涂上精美的最后一笔时的心态完全相同。在对战场上被击败的敌人进行的温柔照料中，人们会发现古代武士的彬彬有礼。他了解事物令人悲哀的一面，在顾及自己的伤口之前会先去查看敌人的创伤。引领我们的水手踏入冒险事业的热忱是为训诲“知行合一”的新儒家思想所激发的。我们的人民能沉着地面对民族危机的紧急状况，这是在寺庙的静寂中思虑变革的佛教徒们留给我们的遗产。 我们当代文学艺术中所有重要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运用的都是获得了新生的民族流派的表达方式，而不是仿效欧洲模式。 我们的主要小说家幸田露伴[60]和已故的尾崎红叶[61]光芒四射的作品基本上体现的都是再次流行的17世纪的风格。令人痛惜其逝去的市川团十郎[62]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演员之一，他的名字与我们的历史剧紧密相连。著名的陶艺家竹本隼太、宫川香山和清风与平都极为出色，可以与中国老一代大师相提并论，因为他们发现了那些大师成功的秘诀。夏生、柴田是真、狩野芳崖和桥本雅邦的辉煌作品证明，我们古代的艺术精神薪火相传，绵延至今。并不是说，学习欧洲的文学艺术有任何害处，甚至不可取，但是到目前为止，其成果完全无法与本土派所取得的成就相比。 我们的民族艺术竟然能在四面楚歌的环境中生存下来，实在是个不小的奇迹。工业化的庸俗本质和物质进步的躁动不安与东方艺术相抵触。竞争机器带来的是时尚的千篇一律，而不是生活的多样化。廉价取代了美，受到人们的推崇，现代生活的匆忙和压力使人们失去了闲暇，而闲暇是理想结晶的必要条件。赞助甚至不再显示一个人的品位低下。人们通过视觉来评判音乐，通过听觉来鉴赏画作。 西方美学界带着同情和忧虑看待日本艺术可能成为明日黄花。人们应当知道，我们的艺术不仅受到现代生活纯功利主义趋势的伤害，也受到西方思想的侵袭。西方市场对于可疑艺术品的需求，以及不断批评我们的鉴赏标准，已经影响了我们的个性。我们的困难在于，日本艺术在世界上独树一帜，不存在类似的理念或艺术手法即时加入，对其进行增援的可能。中国鲜活的艺术能激发我们的斗志，敦促我们做出更多的努力。然而，这种对我们有利的环境已不复存在。另外，普通西方人对与东方文明有关的一切都秉持令人遗憾的蔑视态度，这往往会摧毁我们对自己艺术规范的信心。那些赞赏我们所做的努力的欧洲和美国的鉴赏家可能没意识到，作为一个整体，西方不停地向东方同行宣扬其文化艺术比东方优越。日本一国要独自面对全世界。我们中间缺乏勇气的人会追随世界舆论的大潮，摒弃坚持我们民族流派特色的保守阵营，这是再自然不过的。我们的一些纨绔子弟喜爱伦敦裁缝最新式的剪裁，或是来自巴黎的最新颖的小玩意儿。这种喜爱可悲地显示，针对全世界对于东方习俗的谴责，他们企图给自己涂上保护色。尽管不得不面对困难的局面，日本艺术在恪守其原则的同时创造了奇迹。我们相信并希望，尽管过去四十年来出现了锐不可当的西方主义势头，日本艺术所表现的顽强活力将使其在未来也能完好如初。我们民族自信心的每一次提升都强烈激励我们坚守自己的民族理念。自从我们十年前战胜中国以来，日本的本土风俗和艺术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我们希望，战胜一个比中国还要强大的对手将会给我们带来更为深刻的自信。我们将比以往更乐于学习和吸取西方的长处，但是我们必须记住，只有忠于自己的理想才能受到他人的尊重。 [book_title]第十章 日本与和平 我们一再被指责积极备战，怀有扩张野心。也许，具有征服欲和殖民传统的欧洲国家无法想象，我们并非为时常引领他们走入战争的扩张精神所驱动；但是，愿意研究我们外交政策史的人都清楚，我们维护和平的愿望始终如一，我们最终诉诸战争都是为了捍卫自己的民族生存不得已而为之。事实上，我们文明的本质禁止对外国进行侵略。体现中国农业文明的儒家思想本质上是自给自足和非侵略性的。遵循孔子教诲的人们生活在富饶辽阔的平原上，这使他们没有必要越过自然疆界去侵犯他人。孔子训诲的要旨是热爱土地和勤劳至上。他和他的弟子们讲授顺从与和谐的家常伦理和家长制的优越，后来出现的佛教强化了知足和自制的基本观念。在其久远的历史上，我们从未发现中国和印度本土的王朝彼此发生冲突。中国唯一一次威胁到日本是在12世纪[63]，当时她的蒙古征服者企图迫使我们接受其统治。 日本虽然原本是个海岛国家，但是由于很久以前就受到儒家思想和佛教的影响，已经像她的邻国一样变得自给自足，寻求在其岛国的狭隘边界内实现自己的命运。早在8世纪我们就放弃了自古以来对朝鲜拥有的管辖权。这一事实证明，这个大陆性概念早已深入我们的民族意识，成为它的一部分。朝鲜半岛大概早在史前时期就被我们殖民了。朝鲜的考古遗迹与我们在原始支石墓中发现的类别完全相同。时至今日，在所有的亚洲语言中，朝鲜的语言仍然与我们最接近。根据最早的传说，我们皇家女始祖的弟弟素盏鸣尊[64]神定居于朝鲜。一些历史学家认为，那个国家的第一位国王檀君就是他的儿子。3世纪时，朝鲜半岛上兴起了若干个较小的独立王国，威胁到我们的宗主权。神功女皇为了恢复我们的宗主权，率大军进犯了朝鲜半岛。直至8世纪，我们的编年史还充满了我们保护殖民地的纪事。然而，自从那时以来，日本发生了巨变，我们所有的精力都耗费在宗教热情上。这一时代见证了无数寺院的建立，以及奈良巨佛的铸造。与此同时，我们默许了最后一个朝鲜殖民地灭亡，作为母国我们没有注意到她的多次求助。13世纪蒙古人未遂的侵犯燃起了对在中国大军中打前锋的朝鲜人的敌意。然而，我们唯一的报复行动是丰臣秀吉进行的独一无二的远征。丰臣秀吉在16世纪率领大军进入朝鲜，与他所认为的世仇决一死战。但是，长期以来我们的民族情绪已经不再认同征服他国的想法，丰臣秀吉的军队在他去世后不久就被召回。这次非同寻常的远征的唯一结果是，在其后的德川幕府时期，朝鲜君主派遣特使向每一位新任命的幕府将军表示从属国国王的效忠意愿。他们对中国帝王也遵循这种做法。这个礼仪一直延续到明治维新时代，但是我们从未想过要行使这个礼仪所隐含的权利去干预大陆政治。相反，我们为自己能完全与世隔绝而感到自豪，甚至也没有寻求与中国恢复那些在丰臣秀吉出征之后就中止了的外交礼仪。 拒绝援助著名的郑成功是德川幕府不干涉大陆事务政策一个很好的例证。郑成功是明朝的一位爱国将领，他把荷兰人赶出了台湾，抵御中国的满族征服者长达三代人之久。所有其他省份的巡抚都投降了，他独自一人坚持推行明朝残存的统治。他本人有一半日本血统：父亲是明朝的一名逃亡者，母亲是长崎女子。他以自己的血缘为由请求和日本结盟，取得日本的后援。几位年轻的大名和相当一部分武士为他的请求所打动，自愿前去相助，但是德川幕府坚决不准许他们这样做。 自从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我们与中国和朝鲜的关系生动地证明了我们奉行和平与不侵略的传统政策。当我们从长达三个世纪的沉睡中醒来的时候，国际局势的确发生了变化！亚洲正在发生的一些事件威胁到我们自己的生存。没有一个东方国家有希望保持自己的独立，除非它能捍卫自己，抵御外来的攻击。在科技进步面前，天然屏障毫无意义。自从快速战舰和远程大炮问世以来，我们以前认为来自大陆的侵略军不可逾越的黄海和朝鲜海峡的作用也变得微乎其微。任何对我们持有敌意的列强在占领了朝鲜半岛之后都能轻易地入侵日本，因为朝鲜就像一把匕首，刀尖直指日本的心脏。此外，为了维护我们的民族生存，让朝鲜和满洲独立从经济上来说是必要的。因为倘若日本不能向这些国家地广人稀的地区合法移民，我们不断增长的人口迟早会面临饥荒。今天，俄国人把手伸到了这些领土，只有我们进行了反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将自古以来就在我们管辖之下的朝鲜视为属于我们正当的国防范畴。1894年，当朝鲜半岛的独立面临中国威胁时，我们被迫与中国开战。同样为了朝鲜的独立，我们1904年与俄国短兵相接。[65] 有几次我们可以占领朝鲜，但在强大的挑衅面前我们进行了克制，因为我们希望和平。千万不要忘了，发起明治维新运动的历史之魂也曾回忆起朝鲜最初是日本的一个朝贡国，在德川幕府时期曾向幕府将军进贡。19世纪70年代初并不缺乏战争借口，因为朝鲜在怪异的妄想支配下，不仅拒绝承认明治维新政府，还多次侮辱我们。比我们面临的少得多的挑衅常常被欧洲国家作为侵略的理由。1873年内阁出现的分歧及1879年萨摩藩的分离主义者挑起的叛乱都是主战派和主和派之间的争执引起的。在那些争执中，主和派往往胜出。当时，西方尚未像后来那样对东方怀有强烈的兴趣，也不想干预我们的行动。 主战派成员敦促说，日本可以控制朝鲜的绝佳时刻已经到来，这样就不会再有朝鲜落入其他列强之手的隐患。在他们看来，朝鲜一直是个朝贡国，我们只是在确认自己早已拥有的权利。若是解决了朝鲜问题，或许能够避免与中国和俄国爆发血战。 天皇的几位主要顾问以及大部分在政府中有话语权的人强烈反对主战派的观点。在他们眼里，明治维新的意义比针对邻国的扩张更为高尚。对于他们来说，明治维新代表了正义、人道和自由主义原则，提升了日本民族的素质。它真正的主旨应当是高尚和自我牺牲，把武士的美德扩展到整个国家。像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和岩仓具视这些政治家都怀有这种崇高的理想，他们的一生为当今的日本政府奠定了道德基调，雄辩地展示了无私与清廉。他们的简朴和果敢是启蒙精魂所特有的。在每一次民族重生的关键时刻，启蒙精魂都会出现，引领人民向前迈进。 主和派占了上风，主战派集体从政府辞职并举行了起义，结果是那些留在政府中的人不得不对往昔的密友施以死刑。一贯倡导和平的天皇不仅禁止出征朝鲜，还谋求与朝鲜发展友谊。1876年我们与朝鲜签订了睦邻条约。在条约中，我们承认这个离群索居的王国的全部主权，并首次开启了她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商业关系，由此开始了我们在远东的开放政策。我们放弃对一个朝贡国的权利，目的是迫使中国也这样做，在两国之间建立一个中立区。如果中国和俄国尊重朝鲜的独立，战争就不会爆发了。 1894至1895年与中国开战，是因为中国想成为朝鲜实际上的宗主国。她声称朝鲜是她的朝贡国。我们在1876年签署的条约中承认朝鲜是个独立国家，这对中国自古以来所拥有的自尊心是个沉重打击，她对日本把朝鲜置于中国统辖范围之外极为愤怒。因其本能的保守倾向，她对我们的现代化很反感，谋求羞辱那个在领土面积上完全无法与之相比的不起眼的暴发户。当时的局面与奥地利和普鲁士19世纪在“七周战争”[66]之前的状况相似，实际上是一个家族内部的争吵引起的，必须一劳永逸地得以解决。在奥地利与匈牙利的内部分歧以及满洲与中国本土的分歧中，也能看到类似的情况。因为，不要忘了，主战派集中在北京的清朝朝廷和华北地区的总督府，而南方人对打仗并不热心，对日本取得的成就甚至感到欣慰。也许，这就是中国轻而易举地被我们击败的一个原因。 朝鲜政府内部的不和向中国呈现了一个她长期觊觎的控制朝鲜的大好时机。对东方专制政权极为致命的内阁与皇室的对立再次成为所有灾难的真正起因。在汉城（今首尔）开明的政治家看来，国家的开放与拟议中的资源开发相当令人满意。然而，皇室的女眷们担心，在一个内阁渴望建立的、奉行开明政策的政府中会失去自己的特权。皇室向中国求援，而思想进步的内阁则寻求日本方面的支持。外交对决接踵而至，照例女眷们获胜。 中国在1894年获得了对朝鲜政府的实际控制权。尽管我们进行了抗议，她还是决定向朝鲜派出大量军队，在那里永久驻扎下去。后来发生的战争已经家喻户晓了。平壤是另一个萨多瓦[67]，我们的军队征服了整个南满，包括旅顺港。1895年中日两国签订了和约，在和约中中国全面承认了朝鲜的独立，向我们割让了福摩萨[68]，以及我们在战争结束时所占的领土。通过这项条约，我们达到了发起这场战争的目的，即保护朝鲜的领土完整，防御可能来自中国的入侵。随着实际上控制了黄海，我们解除了后顾之忧。 这时，（德、法、俄）三个国家联合起来干预我们获取胜利成果。假借和平的名义，在德国和法国的支持下，俄国强烈要求我们放弃我们在满洲新获得的领土。考虑到我们在战争中做出的巨大牺牲，这个出人意料的打击十分沉重。然而，我们无法拒绝三个列强联合提出的要求，只得屈服于他们的压力。此外，由于他们的干涉是凭借和平的神圣名义，日本不得不表示赞同。俄国帝国不久之后厚着脸皮夺取了他要求我们撤出的旅顺港，这似乎是个怪异的行径，但是我们对他的行动并没有表示反对。因为作为西方外交的新手，我们仍然相信国际道义，信赖俄国人动听的言辞。他们当时宣称，他们是为了国际商业利益才占据这个地方的。九年过去了，在这九年里他们的真实意图已昭然若揭。然而，最让我们感到震惊的是，我们发现他们不仅决心占有满洲，还想并吞朝鲜。我们一次又一次提出抗议，俄国一次又一次做出保证，然而始终未能兑现这些保证。与此同时，他向满洲派驻了大量部队，他的先遣队进入了朝鲜本土。龙的咽喉被触及了，我们腾飞起来。在辽东的峭壁和黄海的巨浪中我们短兵相接，发生了殊死的战斗。我们不仅是为了祖国而战，也是为了最近的改革理念、古典文化的高贵遗产，以及和平与和谐的梦想。在这些梦想中我们看到，整个亚洲辉煌地重生。 谁在谈论黄祸？若不是因为有人把这些说出来以吸引人们的眼球，中国可能在日本的辅助下挥军席卷欧洲的想法实在是太荒谬了，根本就不会引起注意。也许很多人都不知道，“黄祸”这个词最早是德国制造出来的，当时他正准备吞并山东沿海地区。因此，我们自然怀疑，俄国正是在加紧对满洲和朝鲜的铁腕控制时开始大叫“黄祸”的。 中国的长城，由于极为漫长，是唯一能从月亮上看到的地球上的建筑物。她像一座纪念碑昂然矗立，对可能出现“黄祸”的说法进行抗议。这座古老的壁垒从山海关一直延伸到潼关。当初修建它不仅是为了抵御外来入侵，也为天国的雄心自我划定了疆界。在它存在的2100年里，跨过它的大门只进行过偶尔的出击，目的只是惩罚掠夺成性的游牧部落。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中国传说中没有在海外或讨伐式的冒险故事，没有关于马其顿式的征服和罗马式凯旋的叙述。在中国文学里，找不到类似特洛伊战争史诗或维京人英雄传说的作品。确实，有关“黄祸”的叫喊中国人听起来一定带有讽刺意味。由于奉行了传统的不抵抗政策，他们目前正在白种人灾难带来的剧痛中倍受煎熬。而日本长期以来自愿与世隔绝的整个历史更使这种叫喊显得可笑。无论现代局势如何演变，没有理由设想中国或日本会突然产生一种游牧民族的冲动，开启一个摧毁一切的事业。倘若历史习惯于重演，若是一种真实的危险再次威胁世界，它将会孕育在草原的历史摇篮里，而不会发生在黄河和长江的丰饶河谷，也不会出现在日本群岛的梯田山麓。是从俄国帝国的疆土上，古代哥特人、汪达尔人、匈奴和蒙古人率领他们的游牧大军降临到欧洲和南亚。从阿穆尔河高耸的堤岸到乌拉尔山脚下，成吉思汗和帖木儿[69]的后代，来自西伯利亚的哥萨克和鞑靼人，今天仍在不羁地四处游荡。从他们在北京和满洲犯下的暴行，从基什尼奥夫最近发生的恐怖事件中，全世界可以看到当野蛮的本性挣脱了牢笼，俄国士兵会干些什么。俄国自己要为可能发生的那种危险负责，他现在却将其归罪于爱好和平的远东国家。 战争何时才能止息？在西方，国际道义的标准远远低于个人的道德标准。侵略国没有道德意识，在迫害弱小民族时完全忘却了骑士风度。没有勇气和力量捍卫自己的人必然会遭受奴役。我们一想到自己真正的朋友依然是刀枪就会感到悲哀。医院和鱼雷，基督教传教士和帝国主义，维持巨大的武器库以保障和平，欧洲展示的这些稀奇古怪的组合意味着什么？这些矛盾在古老的东方文明中并不存在。这些不是日本明治维新的理念，不是她改革的目标。将我们隐匿其皱褶之中的东方夜幕已徐徐升起，然而我们发现世界仍处于人道的暮色中。欧洲教会了我们战争，他何时才能学会领受和平的祝福？ * * * [1] 超日王：印度笈多王朝第三代君主，在位时间公元375—415年。印度历史记录为旃陀罗·笈多二世，汉译将其王号意译为超日王。超日王在位期间，笈多王朝达到鼎盛时期，该时期也被认为是印度的黄金时代。这里著者似有笔误，应为5世纪。 [2] 伽色尼王朝（962—1186）：由中亚突厥人建立，以都城伽色尼得名。统治中亚南部、伊朗高原东部、阿富汗、印度河流域等地的伊斯兰王朝，又称“哥疾宁王朝”。 [3] 马默德（Mahmud，971—1030）：伽色尼王朝的苏丹，著名军事家。他执政时为伽色尼王朝的鼎盛时期。 [4] 撒拉逊：原来意思是指从今天的叙利亚到沙特阿拉伯之间的沙漠牧民，广义上则是指中古时代所有的阿拉伯人。 [5] 马拉塔人：印度一个少数民族，在历史上以仪杖卫士和印度教卫士而知名。他们的老家是现在的马哈拉施特拉邦。 [6] 锡克人：信仰锡克教的旁遮普人，主要分布在印度旁遮普邦。 [7] 岛原之乱：17世纪初，面对日益强盛的天主教势力，德川幕府深感威胁，下令“禁教”，对天主教徒进行残酷的镇压。由于德川幕府的残暴统治，加上岛原、天草地区连年发生天灾，民不聊生，1637年，天草四郎领导岛原、天草起义，史称“岛原之乱”。 [8] 足利氏：日本活跃于平安时代到室町时代的一个氏族。原姓是源氏，是清和源氏中的河内源氏世家一族。在镰仓时代是幕府将军的宗室，而到了室町时代则成了足利幕府的征夷大将军。 [9] 丰臣秀吉（1537—1598）：日本战国时代、安土桃山时代的武将及大名，1590—1598年期间日本的实际统治者。 [10] 持法者：五百罗汉第三百〇八尊，与第二百一十四尊者为同尊，因其美好的德行而得名。不管是在家或是出家，他都严守佛门戒律，言行谨慎得体，对佛法有深刻的理解。 [11] 美好的德行而得名。不管是在家或是出家，他都严守佛门戒律，言行谨慎得体，对佛法有深刻的理解。 [12] 狩野派：兴起于15世纪至19世纪的一个宗族画派，画风粗犷，线条明快，偏中国风，但表达方式却完全日本化。主要为皇族将领和武士们服务。 [13] 鸟居：类似于中国牌坊的一种日式建筑，大多修建在通往神社的大道上，是“神域”与“世俗”的入口。 [14] 浮世绘：即日本的风俗画，兴起于德川幕府时代，主要描绘人们的日常生活、风景等，是典型的花街柳巷艺术。 [15] 无量佛：即阿弥陀佛。 [16] 尾形光琳（1658—1716）：17世纪后半叶伟大的五彩画家。（作者注） [17] 近松门左卫门（1653—1724）：他与尾行光琳是同时代人，被称为日本的“莎士比亚”。（作者注） [18] 黎塞留（1585—1642）：法王路易十三的宰相及天主教枢机，波旁王朝的第一任黎塞留公爵。他在法国政务决策中具有主导性影响力，执政时爆发三十年战争，通过一系列外交努力，为法国赢得了相当大的利益，为法国日后两百年的欧陆霸主地位奠定了基础。被誉为出色的政治家、外交家，与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齐名。 [19] 沙门：佛教术语，起源于列国时代，意为勤息、息心、净志，其哲学思想为印度哲学的重要内容。原为古印度各教派出家修道的通称，佛教盛行后专指依照戒律出家修道的僧侣。 [20] 婆罗门教：起源于古印度的宗教，也是现在的印度国教印度教的古代形式，以《吠陀经》为主要经典，信奉多神，其中有三主神：婆罗贺摩（梵天，即创造之神）、毗湿奴（遍入天，即保护之神）和湿婆（大自在天，即毁灭之神）；并认为三者代表宇宙的“创造”、“保全”和“毁灭”三个方面。主张《吠陀》天启、祭祀、万能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