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 [book_author]普列汉诺夫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91021 [book_dec]俄国普列汉诺夫著。最初发表在《科学评论》杂志1888年第3、4期,后载于1905—1908年出版的《二十年间》文集,后收入《普列汉诺夫全集》第8卷。针对民粹派的“英雄”史观和齐美尔、什塔姆列尔等人的唯意志论,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指出唯物史观认为个人的自由活动是必然性的自觉表现。认为引起社会关系改变的生产力的发展,归根到底是历史进步的普遍原因;某一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历史环境,是不同民族的历史运动的特殊原因;在历史上起着作用的人物的个人特点和不同的历史偶然性,是社会运动的个别原因。强调,“每一个成了社会力量的杰出人物,都是社会关系的产物”。杰出人物比别人看得更远,他们是倡导者和组织者,比别人更能促进解决重大的社会任务。但是,杰出人物的作用只有在认识了历史规律性的基础上才能发挥,伟大的历史改造任务是以群众为主体来完成的。杰出人物由于他们的智慧和性格特点,可能改变事件的个别外貌及其某些局部后果,但不能改变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和一般方向。该书以法国历史为例,写得极为生动而又深刻。是研究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马克思主义名著。中译本由唯真校译,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46年版,后编入三联书店1961年《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 [book_img]Z_10739.jpg [book_title]一 [19世纪]70年代后半期,已故的卡勃利茨 [1] 写了一篇文章：《理性和情感是进步的因素》 [2] 。作者在文章中援引斯宾塞，证明人类前进运动中起主要作用的是情感，而理智则起次要的而且完全是从属的作用。一位“受人尊敬的社会学家” [3] 反驳了卡勃利茨，对于把理智放在“跟班位置”的理论表示了含有讥讽意味的惊讶。这位“受人尊敬的社会学家”保卫理智，自然是做得对的。但是如果他不涉及卡勃利茨所提问题的实质，而是指明问题提法本身如何不可能和如何不能容许，他就较正确得多了。事实上“因素”论本身就已经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它任意地划分出社会生活的各个不同方面，并把它们说成是独立存在的东西，使它们变成从各个方面和以不同结果吸引社会人走上进步道路的特种力量。然而这个理论就其在卡勃利茨那里所获得的那种形态说则更加没有根据，因为卡勃利茨已经不是把社会人活动的这一些或另一些方面，而是把个人意识的不同领域变成特殊的社会学的实体。这真是绝顶的抽象；无法再往前走了，因为前面是已经十分显然的谬论的滑稽可笑的世界。这才是这位“受人尊敬的社会学家”本应让卡勃利茨和他的读者们加以注意的地方。这位“受人尊敬的社会学家”在揭示企图发现历史中占统治地位的“因素”曾使卡勃利茨走进了怎样复杂难解的抽象领域时，也许会无意中为批判因素论本身作出某些事情。这在当时对我们大家都会是很有益处的。然而他并不足以胜任这个使命。他本人就站在同一理论的观点上，他与卡勃利茨不同的地方只在于对折中主义的爱好，由于折中主义，一切“因素”在他看来都是同样重要的。他的思维方式的折中主义性质，后来特别突出地表现在他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攻击上，他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一种为了经济“因素”而牺牲一切其他因素并且根本否定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学说。这位“受人尊敬的社会学家”连想也没有想到，辩证唯物主义跟“因素”观是格格不入的；只有完全不能进行逻辑思维的人才会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替所谓无为主义 [4] 作辩护的。不过应当指出，“令人尊敬的社会学家”的这种过失 一点儿也不新奇：过去有，现在有，而且将来还会有许许多多其他人犯这种过失…… 当唯物主义者们还没有制定辩证的自然观和历史观时，人们早就开始指责他们有“无为主义”倾向了。我们不必追溯“远古”，且回忆一下著名的英国学者普利斯特列 [5] 同普赖斯 [6] 的争论 [7] 。普赖斯在评析普利斯特列学说时曾附带证明唯物主义与自由概念不相容，证明唯物主义取消个人的任何独立性。普利斯特列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曾援引生活经验。他写道：“我不来讲我自己，虽然无疑的，不能说我是一切动物中最不活跃、最无生气的动物(I am not the most torpid and lifeless of all animals)；不过我要问问您，您在哪里找得到比在信奉必然性学说的人士中间更多的思维能力、更多的积极性、更大的精神力量和顽强精神来追求最重要的目的？”普利斯特列指的是当时所谓 christian necessarians [8] [基督教必然论者] [9] 的宗教民主派。我们不知道这个教派是否真像属于该派的普利斯特列所以为的那样活跃。不过这并不重要。唯物主义对人类意志的观点同实践上最坚毅的活动极好地和睦相处，这种情况是毫无疑问的。朗松 [10] 说，“一切向人类意志提出最大要求的学说原则上都确信意志的无能为力；它们否定自由和使世界屈从于宿命论” [11] 。朗松是不对的：他以为对所谓意志自由的任何否定都会导致宿命论；但是这没有妨碍他发现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历史事实：的确，历史昭示，就是宿命论也不仅不总是妨碍实践上坚毅的行动，而是相反，在某些时代宿命论是这种行动的心理上必要的基础。拿清教徒 [12] 为证，清教徒的毅力就远远超过17世纪英国一切其他党派；再拿穆罕默德的信徒们为证，他们在短时期内就使从印度到西班牙的广大地区都服从自己的权力。那些认为只要我们确信特定系列事件必然到来，我们就会失去促进或反抗它们到来的任何心理上的可能性的人，都是非常错误的。 [13] 这里一切都取决于我自己的活动是否构成必然事变链条中的必然环节。如果是，那么我的犹豫就会更少，因而我就会更坚决地行动。而且这里没有任何可奇怪的地方：当我们说某人认为自己的活动是必然事变链条中的必然环节时，这也就是说，缺乏自由意志对他说来等于完全不能无所作为，而且这种缺乏自由意志反映在他的意识中就是认为不能不像他所作的那样去作。这正是可以用路德的名言“Hier stehe ich ,ich kann nicht anders”[我既在这个位置，便不能不这样]来表示的那种心绪，而且由于这种心绪，人们表现出最不可遏止的毅力，实现最令人惊异的勋业。这种心绪是哈姆雷特没有体验过的：因此他所能做的就只是唉声叹气和反躬自省。也因此，哈姆雷特任何时候都不会容忍那主张自由只是已经转化为意识的必然性的哲学。费希特说得对：“一个人怎样，他的哲学也就怎样。” * * * [1] 卡勃利茨(1848—1893)，又名尤佐夫。俄国政论家，作家，自由民粹派最右翼代表之一。著有《社会学概论·民粹主义原理》。——译者 [2] 卡勃利茨这篇文章1878年发表在文学政治报《星期周报》第6、7期合刊上，1882年编入卡勃利茨主要著作《社会学概论·民粹主义原理》。 [3] 受人尊敬的社会学家，指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在卡勃利茨的文章发表后，米海洛夫斯基立即在自己的《1878年文学评论》中对它做出了反应(参阅《米海洛夫斯基全集》，第4卷，1897年圣彼得堡版，第539—546页)。 [4] 无为主义是17世纪末出现的一种神秘主义学说。它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取决于神的意志。由此产生漠不关心地、神秘直观地对待生活，消极被动，“不反抗罪恶”等等的宿命论说教。 [5] 普利斯特列(Priestley，1733—1804)，英国化学家，神学家，唯物主义哲学家，决定论者。著有《普赖斯博士与普利斯特列博士通信中关于唯物主义学说和哲学必然性的自由辩论》(1778年)。——译者 [6] 普赖斯(Price，1723—1791)，英国分离派宗教家，道德哲学家。——译者 [7] 同普赖斯的争论，记载在普利斯特列下述著作中：《普赖斯博士与普利斯特列博士通信中关于唯物主义学说和哲学必然性的自由辩论，普利斯特列博士还补充了说明辩论本质的绪言，和几封致某些参加过这次关于物质与精神的辩论的作家们的信》，伦敦，1778年。 [8] 18世纪的法国人对唯物主义同宗教教义的这种结合会很惊讶。在英国，任何人都不曾对这种结合觉得奇怪。普利斯特列本人就是很信宗教的人。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风俗。 [9] 基督教必然论者是基督教的一个宗派，它否定意志自由，认为有精神的生物不是自由地而是按照必然性从事活动的。 [10] 朗松(Lanson，1857—1934)，法国文学史家、文学批评家，著有《法国文学史》。——译者 [11] 参看他的《法国文学史》，俄译本，第1卷，第511页。 [12] 清教徒，指16世纪末到17世纪英国和苏格兰拥护加尔文主义的那些人。他们在17世纪为准备和实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起过巨大的作用。 [13] 大家知道，依据加尔文的学说，人们的一切行为都是由上帝预先决定的。Praedestinationem vocamur aeternum Dei decretum,quo apud se constitutum,habiut quid de unoquoque homine fiere valet.[我们把上帝永远决定的事情，把上帝对自己规定的、因而对各个人也有效力的事情，称为预定。](Institutio,lib Ⅲ，cap.5[《训条》，第3册第5章])正是按照这个学说，上帝从自己的仆人中挑选几个人来解放受到非正义压迫的民族。比如以色列民族的解放者摩西 [14] 就是如此。从一切情况看来，克伦威尔也自认为是上帝的这种工具；他始终，而且大概是由于完全真诚的信念，称自己的行为是上帝意志的产物。所有这些行动对他来说都预先涂上了必然性的色彩。这不仅没有妨碍他企图从胜利走向胜利，而是使他的这一企图获得了不可遏止的力量。 [14] 关于摩西拯救以色列人的传说，详见《圣经》“旧约”“出埃及记”。——译者 [book_title]二 我国有些人对施塔姆勒 [15] 的话信以为真，认为西欧社会政治学说中有一派好像固有不可解决的矛盾似的。我们指的是他的月蚀例子。实际上这是最荒诞的例子。在月蚀所必需的种种结合在一起的条件中，人的活动无论如何不包括、也不能包括在内，而且光凭这一点，就只有疯人院里才会产生促进月蚀的政党。然而如果人的活动也包括在上述条件之内，那么凡是很想看到月蚀，同时确信月蚀不用他们促进也一定会发生的人，都不会加入月蚀党。在这种场合，他们的“无为主义”不过是避免多余的即无益的行动罢了，而与真正的无为主义毫不相干。要使月蚀的例子在我们所考察的这个场合不再是毫无意义的，对上述政党来说本来应当把这个例子根本改造一下。应当设想，月亮是天生有意识的，并且它受蚀时在天空中所占的那个位置，在它看来是其意志自决的结果，同时这个位置不仅使它得到巨大的享受，对它的精神安宁说来也是绝对必要的，因此它始终充满热情地力求占住这个位置。 [16] 作了这一切设想之后，理当问问自己：如果月亮终于发现，实际上不是它的意志，也不是它的“理想”决定它在天空中的运动，而是相反，它的运动决定它的意志和它的“理想”，它会作何感想呢？按照施塔姆勒的意见，结论是：只要月亮没有借助于某种逻辑矛盾而从困境中摆脱出来，这种发现一定会使它不能运动。但这个假设是毫无根据的。诚然这种发现也许会成为月亮情绪不佳、精神失调、它的“理想”与机械现实发生矛盾的正式根据之一。但是既然我们假定“月亮的心理状态”归根到底整个地全都由它的运动来决定，那么本来也就应该在运动中去寻找月亮精神失调的原因。如果细心地对待这个问题，也许情况会是这样的：当月球处于远地点时，它为它的意志不自由感到难过，而在近地点 [17] ，这种处境就成为它心情快乐精神焕发的新的正式来源。也许结果恰好相反：也许会是这样的，月球不是在近地点而是在远地点发现自由和必然相协调的方式。然而不管怎样，无可怀疑的是这种协调是完全可能的，必然性的意识同实践上最坚毅的行动是相处得非常好的。至少历史上迄今为止常有这样的事。否定意志自由的人，就其意志力说常常超过自己所有同时代人，并且对自己的意志力提出了最大的要求。这样的例子多的是。它们是众所周知的。大概施塔姆勒只有在故意不愿意看到真实的历史现实时忘记的那样才会忘记这些例子。这种不愿意例如在我国主观主义者 [18] 和某些德国庸人那里是很强烈的。然而庸人和主观主义者不是人，而是如别林斯基会说的纯粹的幽灵。 我们且仔细地看看当一个人认为他自己——过去、现在或未来的——行动始终具有必然性色彩时的那种场合吧。我们已经知道，在这种场合，一个人如果像穆罕默德一样自认为是上帝的使者，像拿破仑一样自认为是绝对不可阻挡的命运所选定的人物，或者像19世纪某些社会活动家一样自认为代表谁也无法遏制的历史运动的力量，他就会表现出几乎自发的意志力，像摧毁纸糊的房屋那样，把各县大大小小的哈姆雷特 [19] 在他的道路上造成的所有障碍一扫而光。 [20] 不过这个场合现在使我们感兴趣的是另一方面，而且正是如下的方面。当我认为我的意志不自由只表明主观上和客观上完全不能不如我所做的那样去作时，而且当我的这些行动同时是一切可能的行动中最合我心愿的行动时，在我的意识中必然性跟自由，自由跟必然性就是同一的，于是我之不自由只是在这样的意义下，即：我不能破坏自由跟必然的这种同一性；我不能使它们互相对立；我不能感觉到自己受必然性的拘束。然而这样的缺乏自由同时就是自由最充分的表现。 西梅尔 [21] 说，自由总是摆脱什么东西的自由，自由若不理解为与受约束相反的东西，自由就没有意义。这自然是对的。不过根据这个小小的起码常识不可能推翻构成哲学思想某个时候曾作出的最天才的发现之一的那个原理，即自由是认识了的必然性。西梅尔的定义过于狭隘：它仅指不受外部拘束的自由。当所谈的只是这样的拘束时，自由与必然性的同一便是极端可笑的：小偷是不会自由地从您的口袋里掏走手帕的，如果您阻止他这样做，而他暂时又没有什么办法制伏您的反抗。不过除了这种起码的和粗浅的自由概念之外，还有另一种深刻得多的自由概念。这种概念对于没有哲学思维能力的人说来是根本不存在的，而有能力进行哲学思维的人，也只有当他们确实摆脱掉二元论，懂得在主客体两方之间根本不存在二元论者认为可能有的那种鸿沟的时候，才会领悟这种概念。 俄国主观主义者把自己乌托邦式理想同我国资本主义现实对立起来，并且没有走得比这种对立更远。主观主义者们陷入了二元论的泥潭。所谓俄国“学生们” [22] 的理想，其近似资本主义现实的程度，比主观主义者的理想少得多。尽管如此，“学生们”却能够找到联结理想和现实的桥梁。“学生们”上升到了一元论。按照他们的意见，资本主义由于自身发展的进程而导致自身的否定，以及导致他们——俄国“学生们”，而且不仅只有俄国“学生们”——理想的实现。这是历史的必然性。他，这个“学生”，就充当这个必然性的一种工具，而且无论根据自己的社会地位，还是根据这种地位所造成的、自己的智能的和精神的特性，他都不能不充当这种工具。这也是必然性的方面。不过既然他的社会地位正是使他养成了这种特性，而不是别的特性，它就不仅会充当必然性的工具，以及不仅不能不充当而且热烈地希望和不能不希望充当这种工具。这是自由的方面，同时这种自由是从必然性中生长出来的，或者正确些说，这是与必然性同一的自由，这是转变成自由的必然性。 [23] 这样的自由也是摆脱了某种拘束的自由；它也是同某种约束相对立的：深刻的定义不推翻粗浅的定义，而是补充它们，把它们保存在自身之中。然而在这种场合，究竟可以谈论什么样的拘束、什么样的约束呢？这是明显的：是遏制尚未摆脱二元论的人们的毅力的那种精神拘束；是不善于架设桥梁越过分隔理想与现实的鸿沟的人们感到苦恼的那种约束。当一个人没有通过勇敢的紧张的哲学思考争得这种自由时，他就还不会完全属于他自己，于是用自身的精神痛苦可耻地迁就与自由对立的外部必然性。可是同一个人一旦摆脱这种恼人的和可耻的拘束的枷锁，一旦他的自由活动成为必然性自觉和自由的表现，他就是为新的、完整的、在这以前他所不知道的生命而生的。 [25] 那时他就会成为伟大的社会力量，而且那时已经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止他、也没有什么东西会阻止他如 天雷神电 轰击妖魔…… * * * [1] 施塔姆勒(Stammler,1856—1938)，德国法学家，新康德主义法学派代表。——译者 [2] C'est comme si l'aiguille aimantée prenait plaisir de se tourner vers le nord car elle croirait tourner indépendumment de quèlque autre cause,ne s'apercevant pas des mouvement insensibles de la matiére magnétique. Leibnitz,Théodicée,Lausanne MDCCLX,p.598.[“这同磁针对转向北方感到高兴，认为它这样做是出于自己的意志，不依赖任何原因，而觉察不到磁性的很少感知出来的作用，是完全一样的。”莱布尼茨：《神正论》，洛桑，1760，第598页] [3] 近地点是月球离地球最近之点，远地点是月球离地球最远之点。 [4] 俄国主观主义者，社会学中主观方法的拥护者，拉甫罗夫、米海洛夫斯基、卡列也夫等人认为，在建立社会科学方面起主要作用的应该不是对历史必然性的理解，而是所欲望的东西、“理想的东西”等等的标准。 [5] 普列汉诺夫这里暗指屠格涅夫的短篇小说《西格里县的哈姆雷特》。 [6] 再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清楚地证明这类人的情感多么强烈。费拉尔公爵夫人勒奈(路易十二的女儿)在给自己的教师加尔文的信中写道：“不，我没有忘记您写给我的那些话：大卫对上帝的敌人怀着不共戴天的仇恨，我自己任何时候都不会持另一种态度；因为如果我知道，国王，我的父亲，和王后，我的母亲，和已故的先生我的丈夫(feu monsieur mon mari)，以及我所有子女被上帝抛弃了，我就会以不共戴天的仇恨憎恨他们，并且希望他们下地狱”，等等。怀有这种情感的人能够表现出何等可怕的无坚不摧的毅力啊！要知道这些人都否定了意志自由。 [7] 西梅尔(Simmel,1858—1918)，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主要著作有《货币哲学》、《社会学》，是形式社会学的开创者。——译者 [8] “学生们”，指马克思学说的信徒。这是为逃避书刊检查，在合法出版物中使用的代号。 [9] Die Notwendigkeit wird nicht dadurch zur Freiheit,dass sie verschwindet, sondem dass nur ihre noch innere Identität manifestiert wird.Hegel,Wissenschaft der Logik,Nürnberg 1816,zweites Buch,S.281.[“必然性之变为自由，不是由于必然性消失，而只是由于它的暂时还是内在的同一性表现了出来”。黑格尔《逻辑学》，纽伦堡1816年德文版第2册第281页。 [24] ] [10] 参见《黑格尔文集》，第五卷，国家社会经济出版社，1937年，第693页。 [11] 同一位老黑格尔在另一个地方说得非常好：“自由就是除自己以外什么也不想要”。参见《黑格尔全集》，德文版，第12卷，第98页(宗教哲学)。 [book_title]三 再说一遍：认识特定现象的绝对必然性，只会加强同情该现象并自认为是引起该现象的一份力量的人的毅力。如果这个人认识该现象的必然性以后，竟袖手旁观，那就表明他对算术不内行。实际上，比方说，如果诸条件的特定总和S具备，现象A就必然要发生。您向我证明了，这个总和的一部分已经具备，另一部分到T时就会具备。我，这个热烈同情现象A的人，确信这一点之后激动地喊道：“这多么好啊！”于是便躺下睡觉，直到您预言的事变到来的那个吉日良辰为止。这么做的结果又怎么样呢？结果如下。在您的计算中，在发生现象A所必需的条件总和S中，是把我的活动也包括在内的，假定这个活动等于a。既然我陷入昏睡沉沉的状态，那么在T时有利于该现象到来的条件总和就不会是S，而是S-a，这使得情况有所变化。也许另一个人会占据我的位置，此人也是接近于无所作为的，不过我的无动于衷使他感到极端愤慨，这种情况对他产生了转折性的影响。在这种场合，力量a将为力量b所替代，而且如果a等于b(a=b)，那么促使A到来的条件总和仍然会等于S，于是现象A还是会在同一时刻T发生。 然而假若不能认为我的力量等于零，假若我是精明能干的工作者，而且假若谁也没有来替代我，那么我们这里就不会有完整的总和S，于是现象A就会发生得比我们预计的要晚一些，或者不如我们指望的那么完满，或者干脆根本不会发生。这是非常明显的。如果我还不懂得这个道理，如果我认为在我背叛之后S仍然会是S，那只是因为我不会计算而已。然而是否光只我不会计算呢？向我预言总和S在T时一定会具备的您，却没有预见到我同您谈话以后便立即躺下睡觉去了；您曾确信我始终是一个优秀的工作者；您把一个不大可靠的力量当成了比较可靠的力量。所以，您的计算也不高明。不过我们假定，您什么都没有弄错，您把一切都考虑到了。那时您的计算就会是这个样子：您说，在T时总和S将会具备。在这个条件总和中包括一个负数，即我的背叛；这里也包括一个正数，即意志坚强的人们因确信其意图和理想是客观必然性的主观表现而受到的那种鼓舞作用。在这种场合，总和S就真正会在您确定的时刻具备，现象A也就会发生。看来这是明显的。然而如果是明显的，那么究竟为什么一想到现象A必不可免就使我感到不安呢？为什么我曾觉得这种想法注定使我无所作为呢？为什么谈到这个想法时我就忘记了最简单的算术规则呢？大概是因为我所受到的教育使我对无所作为具有最强烈的渴望，而且我同您的谈话使这个值得称赞的渴望一触即发。仅此而已，岂有他哉。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即在成为暴露我精神委靡和腐朽无能的导因的意义上，这里才会出现对必然性的意识。把这种意识看作我的精神委靡的原因是绝对不可能的：原因不在于这种意识，而在于我受教育的种种条件。可见……可见，算术是一门极为可敬极为有益的科学，它的规则甚至哲学家先生们，而且甚至特别是哲学家先生们都不应当忘记。 关于特定现象必然性的意识对于不同情该现象和反对它到来的、意志坚强的人，又会有怎样的影响呢？在这里情况有点变化。很可能，它会削弱他进行反抗的毅力。然而反对这种现象的人什么时候会确信它是必不可免的呢？这要到促成这种现象的条件已经很多而且很强大的时候。反对这种现象的人们对它必然到来的意识，以及他们毅力的衰竭，只是有利于它的条件强大有力的表现。这些表现本身又包括在这些有利的条件之中。 然而反抗的毅力并不是在所有反对该现象的人们那里都会减弱。在某些人那里，这种毅力只会由于意识到这种现象必不可免而增长，变成绝望挣扎的毅力。一般历史，特别是俄国历史上就有这类毅力的不少大有教益的事例。我们想，读者毋需我们帮助就会回忆起这些例子。 在这里卡列也夫 [26] 先生打断我们。他虽则——当然——不同意我们对自由和必然性的观点，也不赞成我们对坚毅热情人士“极端作风”的偏爱，但毕竟在我们杂志的篇页上满意地遇到关于个人能够成为伟大社会力量的思想。这位受人尊敬的教授高兴地感叹道：“我向来都这么说！”这倒是对的。卡列也夫和所有主观主义者始终认为个人在历史上起着十分重大的作用。而且曾经有个时期，这种主张引起先进青年对他们巨大的同情，这帮青年力求为公共利益而从事高尚的劳动，因而自然倾向于高度评价个人首创精神的意义。然而实质上主观主义者们不仅任何时候都没有能够解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而且甚至没有正确地提出这个问题。他们把“善于批判地进行独立思考的人物”的活动同社会历史运动规律的影响对立起来，因而创立了因素理论的一种似乎新颖的变种：善于批判地进行独立思考的人物是社会历史运动的一种因素，而该运动自身的规律则是另一种因素。结果得出了非常不恰当的观念，只有当活动能力强的“个人”专心致志于当前大家都关注的实践问题因而无暇研究哲学问题的时候才会对这种观念感到满意。然而从[19世纪]80年代到来的沉寂时期有能力思想的那些人得到无意中的闲暇进行哲学思考起，主观主义者们的学说便开始破绽百出，甚至像阿卡吉·阿卡吉也维奇著名的外套 [27] 一样破烂不堪。打任何补丁都无法修整，于是善于独立思考的人们相继放弃主观主义这一显然完全没有根据的学说。不过正如在这种场合下常有的情况那样，对这一学说的回应使某些敌视它的人走向了相反的极端。如果某些主观主义者为了要尽量抬高“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竟拒绝承认人类历史运动是合规律的过程，那么现代某些反对主观主义者的人为了要尽可能更好地强调这一运动的合规律性，看来随时都可能忘记历史是人们创造的，因此个人的活动在历史上不可能没有作用。他们认为个人是quantite negligeable[可以忽略的量]。在理论上这种极端就像最狂热的主观主义者所达到的那种极端，同样是不能容许的。为了反题而牺牲正题，正如为了正题而忘记反题，同样是没有根据的。只有当我们善于把包含在它们中间的真理因素统一在合题中的时候才会找到正确的观点。 [28] * * * [1]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卡列也夫(1850—1931)，俄国自由派历史学家，政论家，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后为前苏联科学院院士。著有《历史中的经济唯物主义》。——译者 [2] 阿卡吉·阿卡吉也维奇是果戈里小说《外套》中的主人公。——译者 [3] 在追求合题方面，同一位卡列也夫先生超过了我们。不过可惜的是他没有比对人是由灵魂和肉体组成的那个真理的意识走得更远。 [book_title]四 我们早就对这个课题感兴趣了，我们也早就想请读者跟我们一道着手解决它。然而某些顾虑使我们克制住了：我们以为，也许我们的读者自己已经解决了，因而我们的建议为时已晚。现在我们已经没有这样的顾虑了。德国历史学家们已经使我们打消了顾虑。我们说这个话是严肃的。原来最近一段时期，德国历史学家中间进行了一场关于历史上伟大人物的相当热烈的争论。一些人倾向于认为伟人的政治活动是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几乎是唯一的动力，另一些人则断言，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历史科学应当注意的并不仅仅是伟大人物的活动，也不仅仅是政治史，而是整个来说全部历史生活的总和(das Ganze des geschichtlichen Lebens)。后面这一派的代表之一就是卡尔·拉姆普雷希特 [29] 、《德国史》的作者，此书由普·尼古拉也夫先生译成了俄文。反对者们指责拉姆普雷希特是“集体主义”，是唯物主义，甚至把他——horibile dictu![说来可怕！]——同“社会民主主义的无神论者”混为一谈，如他自己在争论结语中所说的那样。当我们了解了他的观点时，我们才看出，对这位不幸的学者提出的种种责备都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同时我们确信现代德国历史学家们没有能力解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于是我们自认为有权假定这个问题迄今为止对于某些俄国读者来说也仍然是没有解决的，因而关于这个问题现在也还可以说一点并非完全没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话。 拉姆普雷希特汇集了许多雄才大略的杰出人物对于他们自己的活动与这个活动得以实现的那种历史环境之间的关系所持见解的一套完整的收藏品(eine artige sammlung，如他所说)；不过他在自己的辩论中暂时局限于援引俾斯麦的某些演说和意见。他引证这位铁血宰相1869年4月16日在北德意志帝国国会中发表的如下一段话：“先生们，我们既不能忽视过去的历史，也不能创造未来。我希望你们预防一种错觉，由于这个错觉人们把自己的钟表拨前一些，以为这样做他们会加速时间的流逝。通常过分夸大了我对我所凭借的那些事变的影响，不过毕竟谁也没有想到要我去创造历史。这对我说来，甚至跟你们联合在一起，也会是不可能的，虽然我们联合在一起能够跟整个世界对抗。然而我们不能创造历史；我们应当等待历史自动形成。我们把水果放在灯下是不会加速它们的成熟的；如果它们尚未成熟我们就摘下来，那只会阻止他们的生长和损害它们。”拉姆普雷希特又根据约里 [30] 的记述，引证俾斯麦在普法战争时期不止一次说过的意见。它们共同的意思还是：“我们不可能造成伟大的历史事变，而应当根据事物的自然进程行事，并限于保证自己得到已经成熟的东西。”拉姆普雷希特认为这是深刻而完备的真理。在他看来，现代历史学家只要善于深入地观察事变，而不使自己的视野局限于太短的一段时间，就不会有另外的想法。俾斯麦能不能把德国拉回到自然经济去呢？对他说来，这甚至在他处于自己权势的巅峰时期也是不可能的。一般的历史条件比最有势力的人物更强大。伟大人物所处时代的一般性质，对于这位伟大人物来说是“经验上既定的必然性”。 拉姆普雷希特是这样议论的，他把自己的观点称为通用的。不难看出他的“通用”观的弱点。他所援引的俾斯麦的意见，作为心理学文献是很有意思的。可以不同情以前这位德国宰相的活动，但不能说他的活动微不足道，说俾斯麦的特点是“无为主义”。据说拉萨尔关于他这样说过：“反动派的仆人们并不是夸夸其谈的人，但愿进步势力有更多这样的仆人。”请看，正是这个有时表现出真正钢铁般毅力的人，认为自己在事物自然进程面前是完全无能为力的，他显然把自己看成是历史发展的简单工具；这再一次表明，可以用必然性的眼光看现象，同时又成为很有毅力的活动家。不过只有在这方面俾斯麦的意见才是很有意思的；认为这些意见是对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的回答则不可能。用俾斯麦的话说，事变是自行造成的，我们只能保证自己得到事变所准备的东西。然而每一次“保证”行动也都是历史事变：这样的事变同自行造成的事变究竟有何区别呢？实际上几乎每一个历史事变都同时既是“保证”某人得到先前发展已经成熟的果实，又是为未来果实作准备的那个事变链条的一个环节。怎么能把“保证”的行动跟事物的自然进程对立起来呢？看来俾斯麦是想说，历史上起作用的个人和集团从来不是而且任何时候都不会是万能的。这自然毫无疑义。但我们还是想知道，他们的——当然远非万能的——力量以什么为转移，这种力量在什么情况下会增长，又在什么情况下会消减。对于这些问题，无论俾斯麦还是援引其言论的那位博学的“通用”史观拥护者都未作回答。 诚然，在拉姆普雷希特那里也发现有比较浅近易懂的引文。 [31] 比方他引用法国现代历史科学最著名的代表之一莫诺 [32] 如下一段话：“史学家们太习惯于一味注重人类活动那些光辉灿烂、显赫一时然而转瞬即逝的表现，注重伟大事变和伟大人物，却不去描述构成人类发展真正有价值而非暂时的部分(这个部分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归结为规律和相当程度上可以进行精确分析)的那些经济条件和社会设施的伟大而缓慢的运动。实际上，重要的事变和人物正是作为人类发展不同时期的符号和象征才是重要的。被称为历史事变的绝大多数事变之于当今的历史，就像波涛之于潮水涨落的深厚而经常的运动一样，波涛在海面上产生，一时由于灿烂的阳光而绚丽夺目，随之碎散在沙岸上，身后什么也没有留下。”拉姆普雷希特宣称，他准备对莫诺这段话中的每一句话都表示赞同。大家知道，德国学者不爱赞同法国学者，法国学者也不爱赞同德国学者。因此比利时历史学家皮雷纳在《Revue historique》[《历史评论》]上特别愉快地强调了莫诺历史观点和拉姆普雷希特观点的这种吻合。他指出：“这种一致意义十分重大。它看来证明，未来属于新的历史观。” * * * [1] 卡尔·拉姆普雷希特(1856—1915)，德国历史学家，著有《德国史》(19卷)一书。——译者 [2] 约里(Joly，1839—1925)，法国哲学家、心理学家。——译者 [3] 我们不涉及拉姆普雷希特的其他哲学历史学论文，这里只是谈论他的论文：“Der Ausgang des Geschichtswissenschaftlichen Kampfes”，Die Zukunft，1897，No.44(《历史科学战斗之结局》，《未来》，1897年，第44期)。 [4] 莫诺(Monod,1844—1912)，法国历史学家，《历史评论》杂志的创建人和编辑。——译者 [book_title]五 我们不赞同皮雷纳这些令人惬意的期望。未来不可能属于含糊暧昧的观点，而莫诺的观点，尤其拉姆普雷希特的观点正是如此。当然，不能不欢迎宣布历史科学最重要的任务是研究社会设施和经济条件的那个流派。当这个流派在历史科学中彻底巩固下来时，这门科学就会取得长足的进步。然而第一，皮雷纳误认为这个流派是新的。早在19世纪20年代这个流派就在历史科学中产生了：基佐、米涅、奥古斯丹·梯叶里，还有后来的托克维尔等人，都是这一流派光辉的和始终不渝的代表人物。莫诺和拉姆普雷希特的观点，不过是从陈旧的然而很出色的原本上复印下来的模糊不清的摹本。第二，对于自己的时代说来，基佐、米涅及其他法国史学家们的观点无论多么深刻，其中始终有许多问题没有解释清楚。其中就没有确切地和完整地回答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然而如果历史科学的代表们决然要避免用片面的观点考察自己的对象，历史科学就确实应当解决这个问题。未来属于对这个问题也能提供最好答案的那个学派。 基佐、米涅以及这一流派其他史学家们的观点，是作为18世纪的种种历史观点的回应出现的，并且构成它们的反题。在18世纪，研究历史哲学的人们把一切都归结为个人的自觉活动。诚然，当时也有过超出一般规则的例外：例如维科 [33] 、孟德斯鸠和赫尔德 [34] 的历史哲学的视界就宽广得多。但我们现在所谈的不是这些例外；18世纪绝大多数思想家正是像我们说过的那样看待历史。就这方面说，现在重读比方马布利 [35] 的历史著作是非常引人入胜的。据马布利说，克里特人的社会政治生活和风俗是弥诺斯 [36] 一手造成的，而莱库古 [37] 对斯巴达也作出了类似的贡献。如果斯巴达人“鄙视”物质财富，那么他们这种态度正是应该归因于莱库古，因为他“可以说已经深入自己同胞们的心灵，并且在那里扼杀了爱财心理的萌芽” [38] 。而如果斯巴达人后来离开了英明的莱库古给他们指示的道路，那么这就是莱山得 [39] 的过错，因为莱山得使他们相信“新时代和新情况要求他们有新规则和新政策”。 [40] 从这种观点的视角写出来的学术著作，与科学很少有共同之处，这种著作是作为宣讲的教义写成的，仅仅为了似乎从其中得出道德的“教训”。复辟时代的法国历史学家们正是起来反对这样的观点。经过18世纪末期惊天动地的事变以后，已经根本不可能认为历史是或多或少杰出以及或多或少高尚开明、可以随心所欲地向没有受过教育然而唯命是从的群众灌输这些或那些情感和概念的人物的事业。还有，这种历史哲学激怒了资产阶级理论家们的平民自尊心。这里表现了早在18世纪资产阶级戏剧产生时期即已显露出来的那同样的情感。梯叶里在跟旧历史观作斗争时也利用了博马舍 [41] 等人提出来反对旧美学的那同样的论据。 [42] 最后，还在不久以前法国所经历的风暴，十分清楚地表明了历史事变的进程远不仅仅是由人们的自觉行为所决定的；单是这个情况就必定要使人想到，这些事变是在某种潜藏的、像自发的自然力量那样盲目地然而按照某些确定不移的规律起作用的必然性影响下发生的。非常值得注意的(不过迄今为止据我们所知还没有任何人指出过的)那个事实是，把历史看作合乎规律的过程的新观点，已由复辟时代法国历史学家们正是在论述法国革命的著作中最彻底地发挥过了。例如米涅和梯也尔的著作就是如此 [44] 。夏多布里昂 [45] 曾称新的历史学派是宿命论派。他在论述这个学派向研究者提出的任务时说过：“这个体系要求历史学家没有愤慨地叙述最凶残的暴行，没有爱心地谈论最高尚的善举，并且用自己冷漠的眼光在社会生活中只看到不可抗拒的规律的表现，由于这些规律，一切现象都正是像它们必然本应发生地那样发生。” [46] 这当然是不正确的。新学派根本没有要求历史学家无动于衷。奥古斯丹·梯叶里甚至直截了当地宣称，政治热情在使研究者的头脑更加敏锐的同时，能够成为发现真理的强有力的手段。 [48] 只要稍微读读基佐、梯也尔 [49] 或米涅的历史著作，就足以看出，他们都非常热烈地同情资产阶级，无论在这个阶级同世俗贵族和教会贵族作斗争的时候，还是在它力求镇压新兴无产阶级的要求的时候。然而有一点是毋庸置辩的，这就是：新的历史学派产生于19世纪20年代，在这个时代，贵族已经被资产阶级打败，不过它还在企图恢复自己某些旧日的特权。对他们的阶级获得胜利的自豪意识在新学派历史学家们的一切议论中都表现出来了。而既然资产阶级从来都没有骑士式的敏感，那么在它的有学问的代表人物的言论中，对待战败者的非常残酷的态度就时有所闻了。基佐在他的一本论战性小册子中说道：“弱肉强食，理所当然。”(Le plus fort absorbe le plus faible, et cela est de droit)它对待工人阶级的态度是同样残酷的。这种残酷性有时具有安然无动于衷的形式，因而引起了夏多布里昂的误会。此外，当时还不完全明白，应当怎样理解历史运动的合规律性。最后，新学派之所以会给人宿命论的印象，正是因为它力求坚定地站在合规律的观点上，而不大关心伟大历史人物。 [50] 这是受过18世纪历史观念熏陶的人难以容忍的。各种反驳从四面八方纷纷落到了新历史学家们的头上，于是就发生了一场——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至今仍未结束的争论。 1826年1月，圣伯夫 [51] 在《地球》(Le Globe) [52] 杂志上就梯也尔《法国革命史》 [53] 第五、六卷的问世写道：“一个人随时都能依其意志的突然决定给事变的进程施加新的、出乎意料的和变化无常的力量，这种力量能够使事变进程变更方向，不过这种力量本身却由于自己的变化无常而无法测量。” 不要以为圣伯夫曾认定，似乎人类意志的“突然决定”是无缘无故的。不，这样想未免太天真了。他只是断言一个在社会生活中扮演或多或少重要角色的人的智力特性和精神特性——他的才能、知识、果断或犹豫、勇敢或怯懦等等——不能不对事变的进程和结局发生很显著的影响，要知道这些特性并非仅只用民族发展的一般规律来解释的：它们始终是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可以称作私人生活的偶然现象的那种事情的影响下形成的。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个看来其实不言自明的思想。 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 [54] 时期，法国军队赢得了几次光辉的胜利，而且法国看来能够从奥地利手上争得今属比利时的相当广阔的领土让步；然而路易十五并没有要求这种让步，因为用他的话说，他不是作为商人而是作为国王打仗的，结果亚琛和约使法国人一无所获 [55] ；而如果路易十五具有另一种性格，或者如果换上另一个国王，那么法国的领土也许会扩大，结果它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的进程就会有一些变化。 法国进行七年战争 [56] 时，正如大家知道的，已经同奥地利结成联盟。据说这次联盟是在蓬巴杜夫人 [57] 强有力的影响下缔结的，她深感荣幸的是高傲的玛丽亚·特雷西亚 [58] 在写给她的信中曾称呼她为自己的表妹或自己亲爱的女友(bien bonne amie)。因此可以说，如果路易十五的性情严峻一些，或者如果他不那样屈从于自己的情妇们的影响，那么蓬巴杜夫人就不会对事变进程有这样的影响，而事变也就会是另一番景象了。 其次，七年战争对法国是不利的 [59] ：法国的将军们遭到过几次极可耻的失败。总的来说，他们的行为是十分奇怪的。黎塞留一味地抢劫，而苏比斯和布罗伊则经常互相掣肘。例如，当布罗伊攻击菲林豪逊近郊的敌人时，苏比斯听到炮声，但没有去援助自己的同僚，像曾经约定的那样，以及像他无疑本来应该做的那样，于是布罗伊不得不退却 [60] 。袒护了这个极其无能的苏比斯的正是蓬巴杜夫人。可以再一次说：如果路易十五不那么好色，或者如果他的这位情妇没有干预政事，那么事变的结果就不会这样不利于法国。 法国的历史学家们说，当时法国根本就不该在欧洲大陆作战，而应该把自己的全部力量集中在海上，以保卫自己的殖民地不受英国侵犯。如果它没有这样做，那么这里少不了又得归罪于想讨好“自己亲爱的女友”玛丽亚·特雷西亚的蓬巴杜夫人。七年战争的结果，法国失去了自己最好的殖民地。这无疑大大地影响了法国经济关系的发展。在这里，女人的虚荣心理在我们面前扮演着影响经济发展的强大“因素”的角色。 需要别的例证么？再举一个也许最令人惊讶的例子吧。在同一个七年战争时期，在1761年8月，奥军在西里西亚同俄军会合后在施特里高一带围困了腓特烈大帝。他的处境万分危急，然而联军延迟了进攻，而且布图尔林将军 [61] 在敌人面前驻扎了20天之后甚至完全撤出了西里西亚，只在那里留下自己的一小部分力量来增援奥地利的劳东 [62] 将军。劳东夺取了腓特烈军驻防地附近的施魏德尼茨，不过这次胜利意义不大。然而如果布图尔林的性格更果断一点呢？如果联军攻击了腓特烈，不使他在自己的营垒中挖壕固守呢？可能联军会把他打得落花流水，他也就得服从胜利者的一切要求。而且这种情况在几个月之内差一点就发生了，直到新的偶然事件即伊丽莎白女皇 [63] 的逝世一下子使局势大大地变得有利于腓特烈。 [64] 试问，如果布图尔林更果断一点，或者如果取代他的位置的是像苏沃洛夫 [65] 那样的人，会是什么结果呢？ 圣伯夫在剖析“宿命论派”历史学家的观点时还说出了也值得注意的另一个意见。他在我们已经引证的论米涅《法国革命史》的文章中曾证明，法国革命的进程和结局不仅取决于引起这场革命的那些一般原因，也不仅取决于这场革命反过来引起来的那些情欲，而且也取决于许许多多为研究者所忽略、甚至根本不属于原来所谓的社会现象的枝微末节。他写道：“当这些(一般)原因和这些(由此原因引起的)情欲发生作用的时候，物理和生理的自然力也不是无所作为的：石头继续为重力所支配；血液没有停止在血管里循环。如果比方说米拉波没有死于热病；如果偶然掉下来的砖头或者脑溢血夺去了罗伯斯庇尔的生命；如果子弹击毙了拿破仑，难道事变的进程不会改变么？难道您敢断言事变的结局是一模一样么？只要有足够数量如我所假定的那些偶然事件，事变的结局就会跟您认为必不可免的那种情况完全相反。而且我有权假定这些偶然事件，因为无论革命的一般原因，还是这些一般原因产生的情欲，都不排斥偶然事件。”他接着援引一句名言说，要是克利奥巴特拉 [66] 的鼻子稍微短一点，历史的走向就会完全两样 [67] ，末尾，他在承认可以说出很多理由替米涅的观点辩护以后，再一次指出这位作者的错误在什么地方：米涅硬把同时由许多其他的、细小的、暧昧的和不可捉摸的原因促使其出现的那些结果仅仅归因于一般原因的作用；他的严谨的头脑似乎不愿承认他在其中看不到秩序和规律性的那种现象的存在。 * * * [1] 维科(Vico,1668—1744)，也译维柯，意大利社会学家。——译者 [2] 赫尔德(Herder,1744—1803)，德国哲学家、作家，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温和派代表。——译者 [3] 马布利(Mably,1709—1785)，18世纪法国的杰出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著名的政治家、理论家和历史学家。——译者 [4] 弥诺斯(Mionos)，是作为爱琴文化中心之一的希腊北克里特中部古城诺萨斯城邦传奇式的王。根据传说，他制定了克里特岛的第一部法典。——译者 [5] 莱库古(Lykurgos，前9—前8世纪)，传说中斯巴达立法者。希腊人认为斯巴达社会制度和国家体制(长老会议、公民大会、土地分配制度等)都是他制定的。——译者 [6] 参看《马布里神甫全集》，伦敦，1789年，第4卷，第3、14—22、34、192页。 [7] 莱山得(Lysander,？——前395)，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为斯巴达夺得最后胜利的古斯巴达军事统帅和政治领袖。——译者 [8] 参看《马布里神甫全集》，第4卷，第109页。 [9] 博马舍(Beaumarchais，1732—1799)，法国剧作家，讽刺作家。——译者 [10] 比较《关于法国史的通信》的第一封信和Essai sur le genre dramatique srieux[《论严肃戏剧的体裁》](《博马舍全集》 [43] ，第1卷)。 [11] 博马舍曾经起来反对古典悲剧，因为这些悲剧描绘的主人公都是王侯贵族，并且主要是从古代生活袭用剧情。他要求描写寻常的和非虚构的人物的现实主义剧本。梯叶里在《关于法国史的通信》第一封信中评论那些以《法国历史》命名的著作时写道：“在这些浮华的叙述中，少数特权人物整个占据了全部历史舞台，全体民众都被宫廷服装挡住了，我们既找不到严肃的训诲，又找不到向我们提出的有益的教导，也找不到和我们相似的人们的命运通常使我们产生的那种兴趣和同情……”这些言论同博马舍的主张是互相呼应的。(参看《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188—189页；第5卷，第476—477页) [12] 19世纪20年代，梯也尔和米涅着手研究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史。梯也尔写了多卷本《法国革命史(1788—1799年)》，1823—1827年出版。米涅在1824年发表了两卷本《法国革命史》。这些著作第一次根据资产阶级观点替革命辩护，是第一批贯穿因果性思想的关于革命历史的著作。在本文各版本中都没有梯也尔的名字,但手稿中有。 [13] 夏多布里昂(1768—1848)，法国浪漫主义作家。——译者 [14] 《夏多布里昂全集》，巴黎，1860年，第7卷，第58页。建议读者再注意下面一页；可以认为它是尼古拉·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写的。 [47] [15] 普列汉诺夫指夏多布里昂下面一段跟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关于“真理”和“正义”的理论接近的话(翻译后的引文)：“不，如果把道德的正确与人类的活动分开来，我们就不会有判断这些活动的标准；如果把道德的正确从政治的正确切断，后者就会失去自己的基础；那时就不会有任何理由认为自由比奴役好，秩序比无政府状态好。我的利益——您说。可是谁对您说过我的利益在自由和秩序呢？”等等。(《夏多布里昂全集》，巴黎，1860年法文版，第7卷，第59页。) [16] 参看《论法国历史》，附录于《墨洛温王朝时代史话》(Recits des temps Mérovingiens)，巴黎，1840年，第72页。 [17] 在本书各版本中梯也尔的名字都有拼写错误，此处根据手稿改正。 [18] 圣伯夫在评论米涅《法国革命史》第3版的一篇文章中这样说明这位历史学家对待个人的态度：“面对他本来要描述的广泛而且深刻的民众骚乱，他看到最高尚的才俊之士、最圣洁的有德之人在群众起义时却一筹莫展和微不足道，他就对个人充满了怜悯，对处于孤立情境的个人除了软弱无力他什么也看不见，他不认为这种人物能够发生实际的作用，除非同群众结合起来。” [19] 圣伯夫(Sainte-Beure,1804—1869),法国文学评论家。——译者 [1] [20] Le Globe是1824年比埃尔·勒鲁在巴黎创办的杂志。1830年以前作为纯粹哲学和文学杂志出版，1831年转归圣西门主义者。1832年停刊。 [21] 除根据手稿部分修订的1941年版本外，此书都误写为米涅的，而不是梯也尔的。 [22] 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年)是在得到英国和荷兰、后来又得到俄国支持的奥地利为一方跟普鲁士、西班牙、法国以及几个德意志国家和意大利国家为另一方之间进行的战争。反对奥地利的各国争夺查理六世死后奥地利的部分领土。战争的结果，奥地利失去了工业发达的西里西亚的大部分土地(划归普鲁士)，也失去了在意大利的某些领地。 [23] 根据1748年缔结的亚琛和约，法国要把自己在尼德兰占领的所有土地割让给敌方。 [24] 七年战争(1756—1763年)指普鲁士、英国和葡萄牙为一方同法国、奥地利、俄国、萨克森、瑞典为一方之间进行的战争。引起这场战争的主要原因是奥地利企图收回西里西亚以及英法争夺在加拿大和印度的殖民地。 [25] 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情妇，曾干预国事。——译者 [26] 玛丽亚·特雷西亚(1617—1681)，奥地利女大公，匈牙利女王，波希米亚女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兰西斯一世皇后。在争夺奥地利王位继承权的战争中确立了对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权。——译者 [27] 七年战争后法国被英国从加拿大和印度排挤去了。 [28] 不过另一些人说，错不在苏比斯，而在布罗伊。他没有驻扎下来等待自己的同僚，因为他不愿意与同僚分享功名。对我们说来，这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这一点也改变不了结局。 [29] 布图尔林将军(1694—1767)，俄国陆军统帅，伊丽莎白女王宠臣。七年战争期间于1760—1761年任俄军总司令。——译者 [30] 劳东将军(1717—1790)，奥地利陆军元帅，七年战争期间屡立战功。——译者 [31] 指俄皇彼得大帝之女，1741年登基为俄国女皇。——译者 [32] 作为腓特烈大帝的崇拜者，彼得三世即位后即同普鲁士缔结和约，使普鲁士有可能按照1763年缔结的胡贝土斯堡和约保留西里西亚。 [33] 苏沃洛夫，亚历山大·瓦西列维奇(1729/1730—1800)，俄国统帅，大元帅，军事理论家。——译者 [34] 克利奥巴特拉(Cleopatra，前69—前30)，埃及托勒密王朝的最后一个女王。曾以其美貌先后获得恺撒和安东尼的倾心和支持，并欲借以恢复托勒密王朝昔日的荣耀。——译者 [35] 普列汉诺夫这里看来是指帕斯卡尔在他的《思想录》中说过的一句话：“克利奥巴特拉的鼻子；如果它生得短一些，那么整个大地的面貌都会改观。”——译者 [book_title]六 圣伯夫的这些反对意见是否有根据呢？看来其中有真理的某些成分。 [68] 然而究竟是怎样的成分呢？为了确定这种成分，首先考查一下这个想法：一个人能够“依其意志的突然决定”给事变进程施加新的、能够大大改变此进程的力量。我们举过几个我们觉得可以清楚说明该想法的例子。现在把这些例子仔细思考一下。 众所周知，路易十五在位期间法国的军事状况越来越糟糕。据昂利·马坦 [69] 说，七年战争时期法国军队后面始终有许许多多的妓女、商人和仆役跟着，军中辎重队的马匹比骑的马多两倍，这样的军队与其说像图伦 [70] 和古斯塔夫·阿道夫 [71] 的军队，不如说像大流士和薛西斯的乌合之众。 [72] [73] 阿恒荷尔茨 [74] 在其七年战争史中说道，担任警戒的法军军官常常离开交他们负责的岗位，到附近某个地方去跳舞，而且只有在他们认为必要和方便的时候才执行上级的命令。这种糟糕的军事状况是由于贵族的衰败(而贵族当时继续把持军中一切高级职位)和迅速走向毁灭的整个“旧制度”普遍解体所造成的。光是这些一般原因，已经完全足以使七年战争朝不利于法国的方面转化。然而毫无疑问，苏比斯一类将领们的庸碌无能就更多地增加了由一般原因所造成的法军失利的机会。而既然苏比斯是靠着蓬巴杜夫人才得以维持，那就必须承认，这位虚荣心重的侯爵夫人乃是大大加强一般原因对七年战争时期的局势产生不利于法国的影响的“因素”之一。 蓬巴杜侯爵夫人之所以强大，不是由于自己本身的能力，而是由于听命于她的意志的国王大权在握。能不能说路易十五的性格正是按照法国社会关系发展的一般进程一定会如此的那样呢？不，在这种发展的同一进程中，他的位置上可能出现一个用另一种态度对待女人的国王。圣伯夫本来想说，为此只要有一些暧昧的和不可捉摸的生理原因起作用就行了。而且他是正确的。不过如果这样，那就可以得出结论说，这些暧昧的生理原因由于影响了七年战争的进程和结局，从而也就影响了法国后来的经济发展，如果不是七年战争使它失去了一大块殖民地，法国经济的发展是会走另一条路的。试问，这一结论是否同社会发展规律性概念发生矛盾呢？ 不，一点也不。尽管在上述场合个人的特点发生作用是没有疑问的，但同样没有疑问的是，这种作用只有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才能实现。罗斯巴哈会战后，法国人对庇护苏比斯的那个女人极端愤慨。她每天都收到许多充满威胁和凌辱的匿名信。这十分强烈地使蓬巴杜夫人焦急不安；她开始因失眠而痛苦。 [75] 但她仍然继续支持苏比斯。1762年，她在自己的一封信中虽然责备苏比斯有负对他的期望，同时却补充说：“不过您一点不必担心，我会关照您的利益，并且在国王面前竭力替您斡旋的。” [76] 可见，她并没有向舆论让步。究竟为什么没有让步呢？大概因为当时法国社会没有可能迫使她作出让步。而当时的法国社会究竟为什么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呢？法国社会的组织妨碍法国社会这样做，而反过来，这种组织则依赖于当时法国社会力量的对比。因此，路易十五的性格及其情妇的怪癖之所以能够对法国的命运发生这种可悲的影响，这种情况归根到底是由这些力量的对比来说明的。要知道，如果在对待女人的态度上有弱点的不是国王，而是国王的厨师或马夫，那么这个弱点就不会有任何历史意义。显然，这里的问题不在于弱点，而在于有弱点的人的社会地位。读者会懂得，这些议论对于上述其他一切例子也都是会适用的。只需要在这些议论中把应该改变的东西改变一下，比如把法国换成俄国，把苏比斯换成布图尔林，等等。因此我们就不去重复了。 这么说来，个人因其性格的某些特点能够影响社会的命运。有时他们的影响往往甚至是非常重大的，不过，无论是这种影响的可能性本身，还是影响的规模，都是由社会的组织、社会力量的对比来决定的。个人的性格只有在社会关系容许他这样做的那个地方、那个时候和那种程度内，才是社会发展的“因素”。 可能有人向我们指出，个人影响的规模也依赖于个人的才能。我们同意这个看法。不过个人只有当他占住为此所必需的社会地位的时候才会表现出自己的才能。为什么法国的命运会掌握在一个没有为社会服务的任何能力和兴致的人手中呢？因为当时法国的社会组织就是如此。就是这种组织在每一特定时期决定着才俊之士或庸碌之辈所能起的那些作用，从而也决定着他们所能有的那种社会意义。 然而如果个人的作用决定于社会的组织，那么受这种作用所制约的个人的社会影响又怎么会同社会发展的规律性概念相矛盾呢？这种影响不仅不同这种概念相矛盾,而是这种概念最鲜明的一个例证。 不过这里要说明一点。受社会组织制约的、个人的社会影响的可能性，给所谓偶然性对各民族历史命运的影响敞开了大门。路易十五的好色是他的身体状况的必然结果。可是对于法国的一般发展进程来说这种状况是偶然的。而事实上，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这种身体状况对法国后来的命运并不是没有留下影响，它本身成了决定这种命运的一个原因。米拉波之死，当然完全是由合乎规律的病理过程所引起的。但这些过程的必然性则完全不是从法国的一般发展进程中产生的，而是从这位著名演说家体质的某些个人特点中以及从他感染疾病时所处的那些身体条件中产生的。在对法国的一般发展进程的关系上，这些特点和这些条件都是偶然的。而事实上米拉波之死影响了后来革命的进程，并且成了制约这一进程的原因之一。 在腓特烈二世只是由于布图尔林的优柔寡断才逃出极端困难的处境的上述例证中，偶然原因的作用更加令人惊讶，布图尔林的任命甚至对俄国的一般发展进程而言，在我们对偶然性一词所确定的意义上，也可能是偶然的，而对普鲁士的一般发展进程，它当然没有任何关系。而事实上并非没有可能假定，布图尔林的优柔寡断从绝望的处境中救出了腓特烈。如果取代布图尔林的是苏沃洛夫，那么普鲁士历史的走向也许会是另外的样子。可见，国家的命运有时取决于可以称做次等偶然现象的偶然现象。 黑格尔说过：“在一切有限事物中都有偶然东西的成分。” [77] 在科学中我们只同“有限事物”打交道；因此可以说，科学所研究的一切过程中都有偶然性的成分。这难道不排斥对现象的科学认识的可能性么？不，偶然性是某种相对的东西。它只出现在诸必然过程的交会点上。欧洲人出现在美洲，对于住在墨西哥和秘鲁的人说来是偶然现象，因为他们的出现不是从这些国家的社会发展中产生的。然而西欧人在中世纪末期为航海的强烈热情所支配不是偶然现象；欧洲人的势力轻易地战胜了土人的反抗这种情况不是偶然现象。欧洲人征服墨西哥和秘鲁的后果也不是偶然的；这些后果归根到底是由一方面被征服国家的经济状况和另一方面征服者的经济状况这两种力量的合同作用所决定的。而这些力量，正如它们的合力一样，都是完全能够成为严格的科学研究的对象的。 七年战争的种种偶然事件对后来普鲁士的历史发生了重大的影响。然而如果这些偶然事件发生在普鲁士历史的另一个发展阶段，它们的影响就会完全不是这样。偶然事件的后果在这里也是由一方面普鲁士的社会政治状况和另一方面影响了普鲁士的欧洲各国的社会政治状况这两种力量的合力作用决定的。所以，就是在这里，偶然性也丝毫不会妨碍对现象的科学研究。 现在我们知道，个人对社会的命运常常有重大的影响，不过这种影响是由社会的内部结构以及社会对其他社会的关系决定的。然而这还没有完全解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我们还应当从另一方面来研究它。 圣伯夫以为，只要他所指的那一类细小暧昧的原因完全具备，法国革命就会有跟我们知道的结局相反的结局。这是重大的错误。无论细小的心理原因和生理原因以怎样的奇巧错综形式结合起来，它们在任何场合都消除不了引起法国革命的伟大社会需要；而只要这些需要仍然没有得到满足，革命运动在法国就不会停止。为了使法国革命运动有一种与实际发生的结局相反的结局，就必需用相反的另一些需要取代这些需要；而这自然是细小原因的任何结合绝对办不到的。 法国革命的原因在于社会关系的属性，而圣伯夫假定的细小原因只能植根于个别人物的个性特点。社会关系的最后原因在于生产力的状况。而生产力状况之依赖于个别人物的个性特点也许仅仅在这些人物从事技术改良、发现和发明的能力大小的意义上。圣伯夫所指的不是这样的特点。而一切其他可能的特点都不会使个别人物直接影响到生产力的状况，从而也直接影响生产力所制约的那些社会关系即经济关系。只要特定的经济关系适合特定的生产力状况，无论特定个人的特点是怎样的，他都不可能取消这种经济关系。然而人物的个性特点使他或多或少地适合于满足在特定经济关系基础上生长起来的那些社会需要，或者适合于阻碍这种满足。18世纪末法国最迫切的社会需要是用比较适合法国新经济制度的另一种政治设施来取代过时的政治设施。当时最著名和最有益的社会活动家正是那些能够比其他所有人更好地有助于满足这种最迫切的需要的人。比如说，米拉波 [78] 、罗伯斯庇尔和拿破仑就是这样的人物。如果不是过早的死亡使米拉波离开了政治舞台，情况会怎样呢？立宪君主制的政党会更长久地保持很大的势力；它对共和派的抵抗因此会更加强有力。但也不过如此。任何米拉波当时都不可能阻止共和派的胜利。米拉波的力量整个地建立在人民对他的同情和信任的基础上，而人民是渴望共和的，因为朝廷顽固捍卫旧制度的立场使他们感到愤怒。一旦人民确认米拉波不同情他们的共和渴望，他们就会不再同情米拉波，那时这位伟大的演说家就会失去几乎一切影响，而后大概就会沦为他徒然竭力加以阻止的那个运动的牺牲品。关于罗伯斯庇尔大致也可以说同样的话。假定他在自己的党内是完全无可替代的力量。但他无论如何不是这个党的唯一力量。如果比方说1793年1月 [79] 一块砖头的偶然打击杀死了他，那么他的位置自然会由别的什么人来取代，而且，即使这个别的人在一切意义上都比他差得多，事变仍然会按照罗伯斯庇尔在世时所走的那同一个方向发展。譬如说吉伦特派大概在这个场合也避免不了失败；不过很可能罗伯斯庇尔的党略微早一点失去权力，这样我们现在就不会说热月反动，而会说花月、牧月或获月反动。 [80] 也许有人会说，罗伯斯庇尔由于自己铁面无情的恐怖手段加速了、而不是延缓了他那个党的垮台。我们这里不去考察这个假设，而是把它当作似乎完全有根据的东西加以接受。这样一来就必需假定罗伯斯庇尔的党的垮台不是发生在热月，而是果月、葡月或雾月。简言之，这个事件的发生也许早一点，也许迟一点，但它终究是一定要发生的，因为这个党所依靠的那个阶层的人民根本没有做好进行长期统治的准备。在任何情况下都谈不上跟在罗伯斯庇尔强有力的促进下曾经出现的那个局面“相反的”种种结果。 即使波拿巴比方说在阿尔科勒会战时中弹殒命了 [81] ，在这种情况下也不可能出现相反的结果。他在意大利远征和其他远征中所完成的功业会由其他的将领们来完成。他们大概不会表现出像波拿巴那样的才能，也不会赢得这样的辉煌胜利。但法兰西共和国毕竟会在其当时的各次战争中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因为当时法国的士兵比所有其他欧洲国家的士兵都要好得多。至于雾月18日 [82] 及其对法国国内生活的影响，那么在这里，事变的一般进程和结局，实质上大致也会同拿破仑在世时的情况一样。受到热月9日致命打击的共和制度已经奄奄待毙了。督政府 [83] 未能恢复摆脱了诸上层等级的统治的资产阶级现在最为渴望的秩序。为了恢复秩序，需要一支“宝剑”，像西耶斯 [84] 说过的那样。起初人们以为，起有益的宝剑作用的是儒贝尔 [85] 将军 [86] ，而当他在诺维阵亡以后，人们开始谈到莫罗 [87] ，谈到麦克唐纳 [88] ，谈到贝纳多特 [89] 。 [90] 开始谈论波拿巴已经是后来的事；而如果他像儒贝尔一样阵亡了，那么人们就根本不会想到他，而会把另外一支什么“剑”推上前台。不言而喻，一个被事变推上独裁者职位的人，从自己方面说理应孜孜不倦地为权力而苦心经营，坚决排除和无情镇压阻挡他的去路的一切东西。波拿巴具有钢铁般的毅力。他不惜一切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不过除他以外当时也还有不少坚强能干贪图功名的利己主义者。他成功地占据的那个位置大概不会空着。假定另一位将军取得了这个位置以后比拿破仑热爱和平一些，假定他没有使整个欧洲都起来反对自己，那样一来，他就会是死在土伊勒里宫，而不是死在圣赫勒拿岛上 [91] 。那时波旁王族就根本回不了法国；对他们说来这样的结果自然是跟实际上得到的结果“相反的”。然而按其对法国整个国内生活说来，它跟实际的结果区别不大。“宝剑”在恢复了秩序和保证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以后，资产阶级很快就会对“宝剑”的军营习惯和专制行为感到讨厌。像复辟时代发生过的那种自由派运动就会开始，斗争就会逐渐地开始变得激烈起来，而既然“宝剑们”没有肯让步的特点，那么道德高尚的路易·菲力浦也许就不是在1830年而是在1820年或1825年坐上了自己那些温柔可爱的亲戚的王位。事变过程中所有这些变化，可能会部分地影响欧洲后来的政治生活，而通过政治生活还会影响欧洲后来的经济生活。但是革命运动的最后结局，在任何情况下终究不会同实际的结局“相反”。有影响的人物由于自己的智慧和性格的种种特点，可以改变事变的个别外貌和事变的某些局部后果，但它们不能改变事变的总的方向，这个方向是由别的力量决定的。 * * * [1] 这一处异文是:“圣伯夫的这些反驳可算是迄今为止所有提出来反对社会历史发展合规律性学说的那些意见中最恰当的。它们是很机智的。应该认识到，该学说的拥护者们更多的是回避了，而不是分析了迄今为止在杂志论文和学术著作中常常引用的这些反驳和类似意见。” [2] 马坦(1810—1883)，法国历史学家。——译者 [3] 图伦(1611—1675)，法国元帅，30年战争时的法国名将。——译者 [4] 古斯塔夫·阿道夫(Gustavus Adolf,1594—1632)，瑞典国王，即古斯塔夫二世。——译者 [5] 《法国史》(Histoire de France)，第4版，第15卷，第520—521页。 [6] 把希波战争中无组织的庞大波斯军人拿来同30年战争中法国图伦元帅和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尔夫的军队对比。 [7] 阿恒荷尔茨，约翰·威廉·封(Archenheltz，Johann Wilhelm von，1741—1812)，德国历史学家。——译者 [8] 参看《霍谢夫人回忆录》(Mémoires de madame du Hausset)，巴黎，1824年，第181页。[霍谢夫人为蓬巴杜夫人的侍女。] [9] 《蓬巴杜侯爵夫人书信集》(Lettres de la marquise de Pompadour)，伦敦，1772年，第1卷。 [10] 黑格尔在《宗教哲学讲演录》后面所附“关于证明上帝存在的讲演录”第8讲脚注中说：“有限事物的一个规定是偶然性，因此是关于世界的偶然性的证明。”——译者 [11] 米拉波(1749—1791)，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著名活动家，大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贵族利益代表者。——译者 [12] 1793年1月21日是处死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日子。 [13] 热月反动，指法国1794年7月27日(热月9日)反革命政变后形成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反动局面。这次政变推翻了小资产阶级专政，并且把这个专政的领袖罗伯斯庇尔送上了断头台。热月、花月、草月、穑月、雾月，等等，是法国国民公会1793年秋天颁行的共和国月份名称。 [14] 1796年11月15—17日，拿破仑在意大利一个小地方阿尔科勒附近同奥地利军队进行了顽强的战斗，这场战斗使法国军队取得了精神上对敌人的优势。从这时起拿破仑率领自己的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直到1812年，这时他把自己的军队埋葬在俄罗斯的积雪中。 [15] 雾月18日，即1799年11月9日。这一天拿破仑实行政变，推翻了热月反动后建立起来的督政府，成立执政府，后来拿破仑称帝，建立了法兰西帝国。 [16] 督政府是法国在热月9日后建立的政府，从1795年10月存在到1799年11月。 [17] 西耶斯(1748—1836)，一译西哀士。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政治活动家。——译者 [18] 儒贝尔(1769—1799)，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将军，在诺维战役中阵亡。——译者 [19] 儒贝尔在诺维阵亡，普列汉诺夫引证的布罗克的书中所说的正是他。 [20] 莫罗(1763—1813)，法国革命战争(1792—1799年)中的主要将领，后为拿破仑政权的坚决反对者。——译者 [21] 麦克唐纳(1765—1840)，法国将军，帝国元帅。——译者 [22] 贝纳多特(Bernadotte,1763—1844)，法国元帅，参加过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1813年在反法战争中指挥瑞典军。1818—1844年即位瑞典国王，史称瑞典国王查理十四世·约翰，是瑞典贝纳多特王朝创建者。——译者 [23] 布罗克子爵著《第一帝国时代的法国生活》(La vie en France sous le premier Empire par le vicomte de Broc)，巴黎，1895年，第35—36页。 [24] 土伊勒里宫为巴黎的王宫，位于罗浮宫旁。1564年开始兴建，1871年被焚毁。圣赫勒拿岛是大西洋南部的火山岛，英国殖民地，1815—1821年拿破仑两次流放该岛，并死在那里。 [book_title]七 此外还要注意一点。我们在讨论伟大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时几乎总是成为某种错觉的牺牲品，向读者指出这种错觉将是有益的。 拿破仑担任拯救社会秩序的“宝剑”角色以后，也就排除了所有其他将军来担任这一角色，他们中间有些人是能够像他那样或者几乎像他那样扮演这种角色的。对刚毅的军事统治者的社会需要一旦得到满足，社会组织就堵塞了其他一切有军事才能的人通向军事统治者职位的道路。社会组织的力量成了不利于其他有军事才能的人表现其才能的力量。因此就发生我们所说的那种错觉。拿破仑的个人力量对我们说来是以极其夸大的形态出现的，因为我们把曾经推举并支持该力量的整个社会力量都归到它身上去了。它似乎成了某种完全与众不同的东西，因为像它一样的其他力量都没有从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而且当有人对我们说，如果没有拿破仑会怎么样时，我们的想象就混乱起来，我们竟以为，没有他就根本不会发生他的力量和影响所凭借的那整个社会运动。 在人类智慧发展史上，一个人物的成功妨碍另一个人物的成功的情形要稀少得多。然而就是在这里我们也没有摆脱上述错觉。当特定的社会形势在社会的精神代表面前提出某些课题时，这些课题都会吸引有卓越智慧的人们的注意，直到他们成功地把课题解决为止。而一旦他们成功地解决了，他们的注意就会转到另外的对象上去。A这个才俊之士一旦解决了课题X，就会因此把才俊之士B的注意从这个已经解决的课题引向另一个课题Y。当有人问我们，如果A没有来得及解决课题X便去世了情况会怎么样时，我们竟以为社会智慧发展之线会中断。殊不知在A去世的情况下，B或者C或者D会着手来解决这个课题，因此社会智慧发展之线仍然会是完整的，尽管A过早地死去了。 为了使一个拥有某种才能的人凭借这种才能获得对事变进程的重大影响，必需具备两个条件。第一，他的才能应当使他成为比其他人更符合这个时代的社会需要：如果拿破仑拥有的不是自己的军事天才，而是贝多芬的音乐禀赋，那么他自然做不成皇帝。第二，现存的社会制度不要阻碍具有恰恰是当时所需要和有益处的那种特点的人物的道路 [92] 。如果旧制度在法国再维持75年，同一个拿破仑也许终身是一个不大知名的将军或上校波拿巴。 [93] 在1789年，达武、德塞、马尔蒙和麦克唐纳都是少尉；贝纳多特是上士；奥什、马尔索、勒费弗尔、皮什格吕、内伊、马塞纳、缪拉、苏尔特都是士官；奥热罗是剑术教师；拉纳是染色工人；古维翁·圣西尔是演员；儒尔当是叫卖小贩；贝西埃尔是理发师；布律纳是排字工人；儒贝尔和朱诺都是法律系的大学生；克莱贝尔是建筑师；莫蒂埃直到革命发生时都没有在军中服役。 [94] 如果旧制度继续存在到今天，那么我们中间现在谁也不会想到上世纪末法国有一些演员、排字工人、理发师、染色工人、法律系学生、叫卖小贩和剑术教师会是可能性中的军事天才 [95] 。 司汤达指出，一个与提香同时即在1477年出生的人，可以同1520年逝世的拉斐尔和1519年逝世的列奥纳多·达·芬奇一起生活40年，他可以同1534年逝世的柯勒乔 [96] 和活到1563年的米开朗琪罗一起度过很长的岁月，乔尔乔涅 [97] 去世时他才不过34岁，他能够同丁托勒托 [98] 、巴萨诺 [99] 、韦罗内塞 [100] 、朱利奥·罗马诺 [101] 和安德烈亚·德尔萨尔托 [102] 相识；一句话，除了属于整整100年后才出现的波伦亚画派 [103] 的那些人以外，他是所有这些大画家的同时代人。 [104] 同样也可以说，一个与沃弗尔曼 [105] 同年出生的人可以跟几乎所有的荷兰大画家 [106] 有亲身交往，而莎士比亚的一个同龄人则跟整整一批卓越的剧作家同时生活。 [108] 早就有人说过，凡是存在着有利于人才发展的社会条件的地方和时候，都会有人才出现。这就是说，现实中出现的任何人才，即成为社会力量的任何人才，都是社会关系的产物。然而如果这是对的，那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才能的人们，正如我们说过的，所能改变的只是事变的个别外貌，而不是事变的总趋势；他们本身只是凭借这种趋势才存在，没有这种趋势，他们永远也跨不过从可能进到现实的门槛。 不言而喻，有各式各样的人才。泰纳说得对：“当文明发展中新的进步产生一种新的艺术时，围绕着把社会思想完全表现出来的一两个天才，会出现只是把社会思想表现出一半的几十个才俊之士。” [109] 如果某些跟意大利社会政治发展和精神发展一般进程没有联系的机械的或生理的原因，还在拉斐尔、米开朗琪罗和列奥纳多·达·芬奇童年时代就把他们杀害了，那么意大利的艺术就不会有那么完善，但它在文艺复兴时代的发展的总趋势仍然会是一样的。拉斐尔、列奥纳多·达·芬奇和米开朗琪罗并没有创造出这种趋势：他们只是这一趋势的最好的表达者。诚然，围绕着一个天才人物，通常会产生整整一个流派，而且他的门徒们甚至会力求掌握他的方法的细微末节；因此，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艺术由于拉斐尔、米开朗琪罗和列奥纳多·达·芬奇的早逝而留下的空白，会大大地影响它往后的历史中许多次要的特点。但是，只要意大利精神发展一般进程中没有因为任何一般原因而发生任何实质上的变化，这段历史就不会有根本的改变。 不过大家知道，量的差别最终会转化为质的差别。这在任何地方都是正确的；所以在历史上也是正确的。如果各种情况的不利的凑合使得本来可以成为特定艺术流派的表现者的一些才俊之士一个接一个地突然离去，这个流派在艺术上就根本不会有多少出色的表现。然而这些人的过早亡故，只有在这一流派没有深厚到足以推举出新的俊才那种场合下才会妨碍这一流派在艺术上有所表现。而既然文学艺术中任何特定趋势的深度都要由该趋势对于它反映其趣味的那个阶级或阶层的意义，以及由这个阶级或阶层的社会作用来决定，那么在这里，一切归根到底也就取决于社会发展的进程和社会力量的对比。 * * * [1] 此处手稿中有如下几句删去的文字：“谁知道有多少军事人才由于‘旧制度’只让贵族担任高级军职而终身湮没无闻呢？谁知道我国农民中间有多少伟大的科学才能和艺术才能始终处于不引人注意的萌芽状态？” 后面的原文有如下的异文：“早就有人说过，凡是严重需要人才的地方都会有人才出现。这就是说，凡是存在有利于人才发展条件的地方，都会有人才出现。关于人才，可以说，他们就像灾祸一样成群结队地涌来。试想想，跟拿破仑一起法国推出了怎样大量的军事人才；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出现了数目怎样巨大的杰出的画家和雕塑家；与莎士比亚同时英国有过怎样众多的优秀戏剧家。当然，并不是所有这些人才都是同样伟大的……” [2] 可能那时拿破仑会动身到俄国去，革命前几年他差点儿就打定主意去那里了。在那里，他大概会在同土耳其人或者同高加索山民的会战中大显身手，然而任何人在这里都料不到，这个穷困潦倒然而颇有才干的军官，一旦时来运转，竟会成为世界霸主。 [3] 参看V.杜吕(V. Duruy)：《法国史》(Historie de Framce)，巴黎，1893年，第2卷，第524—525页。 [4] 路易十五在位时，只有一个第三等级的代表即舍维尔能够官至中将。路易十六在位时这个等级的人要在军中晋升，就更加困难了。参看朗博(Rambeaud)：《法国文明史》(Histoire de la civilisation franaise)，第6版，第2卷，第226页。 [5] 柯勒乔(Corregio,1494—1534)，意大利伦巴底画派代表，曾受达芬奇影响。——译者 [6] 乔尔乔涅(Giorgione,1477—1511)，意大利威尼斯画派主要代表。——译者 [7] 丁托勒托(Tintoretto,1518—1594)，意大利威尼斯画派代表。——译者 [8] 巴萨诺(Bassano,约1517—1592)，意大利文艺复兴晚期威尼斯画派代表。——译者 [9] 韦罗内塞(Veronese,1528—1588)，意大利画家，提香和乔尔乔涅以后威尼斯画派的主要代表。——译者 [10] 朱利奥·罗马诺(1492—1546)，意大利画家，拉斐尔的学生，继拉斐尔之后罗马画派的主要代表。——译者 [11] 即Andrea Del Sarto(1486—1530)，意大利佛罗伦萨画派代表。——译者 [12] 波伦亚画派，西方艺术史上盛行于17世纪(其最早表现在意大利为16世纪后期)的巴罗克时期以波伦亚城为中心的意大利画派，该派代表人物有卡拉齐兄弟，多米尼基诺、圭尔奇诺。 [13] 《意大利绘画史》(Histoire de la peinture en Italie),巴黎，1892年，第24—25页。 [14] 沃弗尔曼(1619—1668)，荷兰巴克罗派艺术家、画家。——译者 [15] 泰尔博赫、布劳尔和伦勃朗生于1608年；阿德里安·范·奥斯塔德、博特和菲迪南·波尔生于1610年；范·德尔·海尔斯特和热腊尔·道生于1613年；梅特絮生于1615年；沃弗尔曼生于1620年；维尼克斯、埃弗丁恩和派纳克尔生于1621年；贝尔赫姆生于1624年；保尔·波特尔生于1625年；扬·斯滕生于1626年；雷斯达尔生于1630年；范·德尔·海登生于1637年；霍贝玛生于1638年；阿德里安·范·德·费尔德生于1639年 [107] 。 [16] 这个脚注中提到的人物及其出生年代的资料，普列汉诺夫是从欧仁·弗罗芒坦的《往昔比利时和荷兰文艺名家》一书中袭用的。其中出生年代许多是不准确的。此处已作了更正。 [17] “同时或相继出场的莎士比亚、博蒙特、弗莱彻、约翰逊、韦伯斯特、马辛杰、福特、米德尔顿和海伍德是新起的一辈，他们由于自己的有利地位在前辈的努力所准备的基础上郁郁葱葱地繁荣茂盛。”参见泰纳：《英国文学史》(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anglaise)，巴黎，1863年，第1卷，第468页。 [18] 泰纳：《英国文学史》，巴黎，1863年，第2卷，第5页。 [book_title]八 总之，领导人物的个人特点决定历史事变的个别外貌，并且偶然性的因素，就我们所指的意义说，在这些事变的进程中始终起着某种作用，这种进程的方向归根到底是由所谓的一般原因决定的，即事实上是由生产力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所决定的人们在社会经济的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来决定的。偶然的现象和著名人物的个人特点，比深藏的一般原因要显著得多。18世纪的人很少想到这些一般原因，他们都是用历史活动家的自觉行为和“情欲”来说明历史。这一世纪的哲学家们断言，在最微不足道的原因影响下，历史可以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比如说由于任何一个“原子”在任何一个统治者头脑中的胡作非为，《自然体系》 [110] 中不止一次说过这个见解。 历史科学中新派别的拥护者们开始证明，尽管有不论什么样的“原子”，历史都不可能走与它实际走过的道路不同的路。他们力求尽可能鲜明地突出一般原因的作用，而没有注意历史活动家个人特点的意义。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历史事变丝毫不会因为一些人物被另一些能力或大或小的人所取代而有所变化。 [111] 然而一旦我们接受这个假定，我们就必然要承认，个人因素在历史上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历史中一切都归结为历史运动的一般原因、一般规律的作用。这是走极端，完全没有给相反观点中所包含的那部分真理留下位置。 [112] 然而正因为如此，相反的观点才继续为自己保留着存在的某种权利。这两种观点的冲突具有二律背反的形态，这个二律背反的第一项是一般的规律，第二项是个人的活动。从二律背反第二项的观点看来，历史是偶然事件的简单凑合；从它的第一项的观点看来，似乎甚至历史事变的个人特点也是为一般原因的作用所制约。然而如果事变的个人特点为一般原因的影响所制约，而不依赖于历史活动家的个人特性，那么由此得出的结论就是，这些特点决定于一般原因，而且无论这些活动家怎样变换，它们都不可能改变。由此可见，这种理论具有宿命论的性质。 这一点没有逃过反对该理论的人们的注意。圣伯夫把米涅的历史观同波舒哀 [113] 的历史观作了比较。波舒哀认为，历史事变赖其作用而发生的那种力量来自上天，它们是上帝意志的表现。米涅在人的情欲中寻找这种力量，这种情欲有如自然力量的不可遏止地和百折不回地表现在历史事变中。不过他们俩人都把历史看成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不如此的那些现象所构成的一串连环；他们两人都是宿命论者；在这方面，哲学家近乎神甫(le philosophe se rapproche du prêtre.) 只要社会现象合规律性的学说根本否认杰出的历史活动家的个人特点对事变有影响，这种责备就仍然是有根据的。而且这种责备之所以尤其会产生强烈的印象，是因为新学派的历史学家们像18世纪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一样，认为人的本性是最高当局，历史运动的所有一般原因都是从它而来，并且听命于它。既然法国革命表明了，历史事变不是仅只为人们的自觉行为所制约，那么米涅、基佐和同一派别的其他学者们就把如此频繁地摆脱了任何意识控制的情欲的作用提到了首位。然而如果情欲是历史事变最后的和最一般的原因，那么，圣伯夫断言一旦出现一些活动家，能够使法国人民产生跟曾经使他们激动过的那些情欲相反的情欲，法国革命就会有与我们所知道的结局相反的结局，这为什么不对呢？米涅会说：因为根据人类本性的属性本身，其他的情欲当时不可能使法国人激动。在一定的意义上这也许是真理。然而这个真理会具有强烈的宿命论色彩，因为它等于说人类历史按其全部细节都是由人的本性的一般属性所预先决定的。在这里宿命论是作为个别消融于一般的结果出现的。其实，它始终都是这种消融的结果。有人说：“如果一切社会现象都是必然的，那么我们的活动就不可能有任何意义了。”这是对正确的思想的不正确的表述。应该说：如果一切都是通过一般的东西完成的，那么个别的东西，也包括我的个人努力，就没有任何意义。这样的结论是正确的，只是它被不正确的应用了。应用于现代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时它毫无意义，因为在这种历史观中，个别的东西也是有地位的。而应用于复辟时代法国历史学家们的观点，它却是有根据的。 现在已经不能把人的本性看作历史运动最后的和最一般的原因了：如果人的本性恒久不变，那它就不能解释变化无穷的历史进程，而如果它是变化的，那么显然，它的变化本身就为历史运动所制约。现在应当承认人类历史运动最后的和最一般的原因是制约着人们社会关系中连续不断的变化的生产力的发展。和这个一般原因同时起作用的有特殊原因，也就是特定民族生产力的发展赖以进行而且本身最终是由其他民族生产力的发展即同一个一般原因所造成的那个历史环境。 末了，除特殊原因的影响外，还有个别原因的作用，即社会活动家的个人特点和其他“偶然事件”的作用，由于这些个别原因和偶然事件，事变最终才获得自己的个别外貌。个别原因不可能使一般原因和特殊原因的作用发生根本的变化，而且这种作用制约着个别原因影响的方向和范围。然而毕竟无可怀疑的是，如果影响历史的个别原因为同一序列的另一些个别原因所取代，历史就会有另一种外貌。 莫诺和拉姆普雷希特到现在为止都是立足于人性观点之上。拉姆普雷希特斩钉截铁地和不止一次地声称，按照他的意见，社会心理是历史现象的根本原因。这是一个重大的错误，而且由于这种错误，想要考虑“社会生活全部总和”的那个本身很值得称赞的愿望，可能只会导致毫无内容甚至烦琐冗长的折中主义，或者——在最始终贯一的人那里——导致卡勃利茨之流所谓理智和情感孰重孰轻的议论。 不过且言归正传吧。伟大人物之所以伟大，不是因为他的个人特点使伟大的历史事变具有个别的外貌，而是因为他所具备的特点使得他最能为当时在一般原因和特殊原因影响下产生的伟大社会需要服务。卡莱尔 [114] 在其论英雄的名著 [115] 中称伟大人物为创始者(Beginner)。这是非常恰当的称呼。伟人正是创始者，因为他比别人看得远些，他的欲望比别人强烈些。他会解决先前的社会智慧发展进程提上日程的科学课题；他会指出先前的社会关系发展所造成的新的社会需要；他会发挥首倡精神来满足这些需要。他是个英雄。其所以是英雄，不是说他似乎能够阻止或者改变事物的自然进程，而是说他的活动是这个必然和无意识的进程的自觉的和自由的表现。这就是他的全部意义之所在，这就是他的全部力量之所在。而这是一种极巨大的意义、一种了不起的力量。 什么是事变的这种自然进程呢？ 俾斯麦说过，我们不能创造历史，而应当等待历史自行造成。但历史究竟是由谁来造成的呢？历史是由社会人造成的，社会人是历史的唯一“因素”。社会人自己创造自己的即社会的关系。然而如果社会人在特定时期所创造的正是这些关系而不是别的关系，那么这种情况的发生自然不是没有原因的；这是受生产力状况的制约。任何伟人都不可能强迫社会接受已不适合生产力状况或者还不适合这一状况的那些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他确实不能创造历史，而且在这个场合他徒然着手去拨动自己的钟表：他不会加快时光的流逝，也不会使时光倒退。在这里拉姆普雷希特是完全正确的：俾斯麦即使处在自己权势的巅峰时期，也不可能把德国拉回到自然经济去。 社会关系有自己的逻辑：当人们处于某种相互关系时，他们的感受、想法和行为就一定会这样，而不是别样。社会活动家开始进行反对这种逻辑的斗争也会是徒劳无益的：事物的自然进程(即社会关系的同一逻辑)会使他的一切努力化为乌有。然而如果我知道社会关系由于社会经济的生产过程中的这些变化而朝哪个方面改变，那么我也就知道社会心理在朝哪个方向改变；所以我就有可能影响这一心理。影响社会心理，就是影响历史事变。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我毕竟能够创造历史，而且我没有必要等待历史“自行造成”。 莫诺认为，历史上真正重要的事变和人物只有作为[社会]设施和经济条件的发展的符号和象征才是重要的。这是正确的、不过表达得很不确切的思想，然而正是因为这是正确的思想，把伟大人物的活动同上述条件和设施的“缓慢运动”对立起来才是没有根据的。“经济条件”或多或少缓慢的变化会定期地使社会必然或多或少迅速地改造自己的设施。这样的改造从来都不是“自行”发生的——它始终都需人们的干预，于是在人们面前就会产生伟大的社会课题。所谓伟大活动家，也就是比其他的人更加有助于解决这些课题的人。而解决课题并不意味着只是课题得到解决这种现象的“象征”和“符号”。 在我们看来，其实，莫诺之所以把两者对立起来，主要是因为“缓慢”这个令人愉快的字眼把他迷住了。许多现代进化论者都很喜爱这个字眼。在心理上这个偏爱是容易理解的：它必然会在崇尚中庸和稳健……的善良人们中间产生。然而在逻辑上它却经不起批判，正如黑格尔早就指出过这一点的那样。 而且活动的广阔场所并不只是对“创始者”敞开，并不只是对“伟大”人物敞开。它对一切有眼睛观看、有耳朵倾听以及有心灵热爱自己邻人的人，都是敞开的。伟大这个概念是相对的概念。在道德的意义上，每一个(用福音书上的话说)“为朋友舍命” [116] 的人都是伟大的。 * * * [1] 霍尔巴赫的主要著作。 [2] 这就是他们开始议论历史事变合规律性时所得出的结论。而当他们中间某些人单纯地描述这些现象时，他们有时甚至赋予个人因素以夸大的意义。不过我们现在感兴趣的不是他们的叙述而恰恰是他们的议论。 [3] 这一处的异文是：“他们倾向于认为，历史事变无论如何也不会不像实际发生的那样发生。基佐在自己的一本政论小册子中指出，拿破仑只有在他还反映法国社会需要的时候才是强大的，而当他不再反映这些需要时，一天(滑铁卢一战)就足以终结这种局面。而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是新学派历史学家们的这个和与之类似的正确观点，作为对18世纪历史观点的回应产生以后，却以明显极端观点的形态出现，完全没有给相反的极端观点中包含的那部分真理留下位置。” [4] 波舒哀(Bossuet,1627—1704)，法国历史哲学家，天主教主教，演说家，鼓吹绝对君主论。——译者 [5] 托马斯·卡莱尔(1795—1881)，英国作家，历史学家，宣扬英雄崇拜的唯心主义历史哲学家。著有《英雄与英雄崇拜》(1840年)。——译者 [6] 指托马斯·卡莱尔的《英雄与英雄崇拜》(1840年)一书。——译者 [7] 语出《圣经》“新约”“约翰福音”第15章第13节。——译者 [book_title]附录 (从普列汉诺夫其他著作中译本摘录的、关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的论述) (一) 恺撒企图在罗马搞独裁，这是他的个人目的；而独裁在当时是历史的必然；因此，恺撒在实现自己的个人目的的同时也就服务于世界精神 [1]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历史活动家也同整个民族一样是精神的盲目工具。精神迫使这些活动家为自己工作，它在他们面前放上他们的私人目的作为诱饵，再用热情作为马刺驱使他们，没有热情，历史上任何伟大事业都不会成功。 对于人们说来，这里没有“无意识者”的任何神秘主义。人们的活动必然要反映到他们的头脑中，但是历史运动并不受这种反映所制约。事物的进程不取决于观念的进程，而取决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又不为人所意识到的某种外来力量。 人的任性而为和人的深思熟虑的偶然性让位于合规律性，从而也就是让位于必然性。同法国启蒙学者朴素唯心主义比较起来，“绝对唯心主义”毫无疑义的优越性就在这里。绝对唯心主义对朴素唯心主义的关系就像一神教对拜物教和魔法的关系一样。魔法不给自然界中的合规律性留下任何地位：它认为“事物的进程”每分钟都可以被魔法师的干涉所破坏。一神教把自然规律的确立归之于神，不过它承认(至少在自己发展的高级阶段，当它不再容许奇迹时)事物的进程取决于这种一劳永逸地确立的规律。这样，一神教就给科学留下了广阔的余地。绝对唯心主义也是这样，当它到某种不以人的任性为转移的东西中去找寻历史运动的解释时，就在科学面前提出了合乎规律地解释历史现象的任务，解决这个任务，就会消除对于在这种解释工作中本来完全没有根据的精神的假设的任何必要。 ——摘自“黑格尔逝世六十周年”，载《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一卷，第490—491页，三联书店1962年版 (二) 恩格斯在发挥黑格尔的思想时说道：“罗马共和国是现实的，但取代它的罗马帝国同样也是现实的。”试问：为什么帝国代替了共和国呢？充足理由律只向我们保证说：这个事实不可能是毫无原因的。不过它没有提供丝毫线索指出应当在何处寻找该事实的一个或多个原因。也许共和国之让位于帝国是因为恺撒比庞培具有更多的军事才能；也许是因为卡西夷和布鲁特犯了错误；也许是因为屋大维很狡猾阴险；也许还由于某些偶然的原因。黑格尔不满意类似的解释。按照他的见解，偶然性只是外壳，其下隐藏着必然性。当然，关于必然性的概念也可以极肤浅地解释；可以说，罗马共和国的崩溃成为必然，是因为，也只是因为恺撒战胜了庞培。但是在黑格尔那里，这一概念具有另一种更无比深刻的意义。当他说某一社会现象是必然的时，那么在他那里，这意味着该现象是由它所在的那个国家以往整个发展进程所准备好了的。就应当在这种进程中去寻找此种现象的一个或多个原因。因此如果罗马共和国崩溃了，那么事情不是由恺撒的才能，不是由布鲁特或其他某个人或人们的某个集团的错误来解释，而是由罗马内部关系方面发生了某些变动，因而共和国不可能继续存在来解释。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变动呢？对于这类问题，黑格尔本人常常作出了不能令人满意的回答。但是关键不在这里。重要的是黑格尔对社会现象的观点，比起那些只懂得一点即没有原因就没有结果的人的观点来，要深刻得多。 ——摘自“为恩格斯《费尔巴哈论》一书所写的序言和注释”，同上书，第506—507页 (三) 社会发展规律没有人们的中介，正如自然规律没有物质的中介，同样很少能够实现。但这完全不是说“个人”可以忽视社会发展规律。在最好的场合，个人将因此受到惩罚，从而处于可笑的唐·吉诃德的境地。 施塔姆勒在自己的名著《经济和法》(Wirtschaft und Recht)中，对于社会民主主义者一方面认为无产阶级革命不可避免，而另一方面认为促进这一革命到来是必需的这一点表现出很不理解。在施塔姆勒看来，这就像建立政党以促进天文学上不可避免的月蚀，同样是奇怪的。然而他的这种意见，其实也像他的整本书一样，表明他完全不懂得作为现代社会主义基础的那个唯物主义哲学。约·普利斯特列就说得非常正确：“Though the chain of events is necessary, our own determinations and actions are necessary links of that chain”,这就是说，“虽然事件的链条是必需的，但是我们自己的决心和行动乃是这一链条上的必要的环节。”(Disquisitions，第1卷，第110页)康德认为普利斯特列是宿命论者。但是这里有什么宿命论呢？它连一点影子也没有，关于这一点，普利斯特列本人在和普莱斯争论时就已经指明了。 ——同上，第547—548页 (四) 然而如果理性只是在现象的规律性的意义上支配世界；如果不是观念，不是知识，不是“教育”在人们的可以说社会大厦的建设中以及在他们的历史运动中指导着他们，那么人的自由又在哪里呢？人在其中“进行判断和选择”的那个领域，而不是像儿童那样以无聊的嬉戏自慰，不作跟自己不相干的、虽然也许不是盲目的力量手中的玩偶的那个领域在哪里呢？ 关于自由和必然性的这个古老而常新的问题摆在了19世纪唯心主义者的面前，就像它曾经摆在前一世纪的形而上学家们面前一样，就像它毫无例外地摆在提出存在对思维的关系诸问题的所有哲学家面前一样。它像斯芬克斯 [2] 一样对每一位这样的思想家说：揭示我的谜底，否则我就吞食掉你的体系！ 关于自由和必然性的问题，也就是谢林认为把该问题的答案应用于历史是先验哲学最大任务的那个问题。这个哲学是否解决了它呢？怎样解决的呢？ 请注意：对于谢林，正如对黑格尔一样，这个问题正是在应用于历史时才造成了困难。从纯粹人类学的观点上它已经可以认为是解决了的。 在这里做一番解释是必要的，因此我们就来解释，请读者以认真的态度对待，因为这个问题极其重要。 磁针指向北方。这种现象是由特殊物质的作用产生的，这种物质本身服从某些规律：物质世界的规律。然而对于磁针说来这种物质的运动是觉察不出来的；磁针对这些规律没有丝毫的观念。在磁针看来，它指向北方完全不依赖于任何非自身的原因，只不过是因为它乐意指向那里。物质的必然性对磁针而言表现为它自己自由的精神活动。 莱布尼茨想用这个例子来说明自己对意志自由的观点。斯宾诺莎则用类似的例子说明自己的完全相同的观点。[参阅《斯宾诺莎书信集》，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231—234页] 某些外部原因使石头发生一定量的运动。运动自然在一定时间进程内持续下来，而在原因不再起作用以后停止。这种运动的持续按照物质世界的规律是必然的。但是试设想，石头在思考，它意识到自己的、使他感到满足的运动，却不知道运动的原因，甚至不知道一般说来运动有没有无论什么样的外在原因。在这种场合石头会怎样想象它自己的运动呢？必定看成它自身愿望的结果，看成它自己自由选择的结果；他会对自己说，我运动，因为我愿意运动。“所有的人如此夸耀的那种人类自由正是如此。这种自由的本质归结为人们意识到自己的意图，却不知道引起这些意图的外部原因。比如小孩以为他是自由地想要成为他的食物的那个乳汁……”[参阅上引《斯宾诺莎书信集》，第232页] 甚至现代读者中间的许多人都会觉得，这样的解释是“粗俗唯物主义的”，而且他们感到惊奇，地地道道的唯心主义者莱布尼茨怎么会作出这样的解释。他们还会说，一般而言比拟不是证明，而凭空把人比作磁针或石头就更不是证明了。对此我们要指出，只要我们想起每天在人的头脑中所发生的现象，这个比拟就不再是凭空虚构的了。18世纪唯物主义者们已经指出过这种情况：脑纤维的某种运动是同大脑中的每一个意志运动相适应的。就磁针或石头而言显现为虚构的东西，对于大脑就成了无可争辩的事实：按照命定的必然规律进行的物质运动确实是同大脑中被称为自由的思想活动那种现象同时发生的。至于对唯心主义者莱布尼茨的唯物主义议论初看起来十分自然地感到惊奇，那么必须记住，正如我们业已说过的，一切彻底的唯心主义者都是一元论者，就是说，在他们的世界观中根本没有为按照二元论者的观点把物质和精神分割开来的那种不可逾越的鸿沟留下位置。按照二元论者的意见，特定的物质聚集体只有在其中移入精神粒子的条件下才会有思维能力：在二元论者的心目中，物质和精神是两种完全独立、相互间没有任何共同点的实体。莱布尼茨的比喻在他看来之所以奇怪，是由于一个简单的原因，就是：磁针没有任何灵魂。然而请设想一下，您遇到一个人，他这样议论：磁针确实是某种纯粹物质的东西。不过物质本身是什么呢？我以为物质应该把自己的存在归功于精神，而且不是在物质为精神所创造那个意义上，而是在物质本身乃是同一个精神的意义上，不过这精神存在于另一种形态中。这种形态不符合精神的真正本性，它甚至是跟这种本性直接对立的，然而这并不妨碍它是精神存在的形态，因为精神按照自己的真实本性应当转化为自己本身的对立物。——您可以对这种议论感到惊奇，但是您无论如何会同意，一个承认这种议论令人信服的人，一个认为物质只是“精神的异在”的人，是不会因为作出把物质说成精神的功能或者使精神的功能紧紧依赖于物质规律这样的解释而感到为难的。这种人可以接受对心理现象的唯物主义解释，而同时(勉强地或者不勉强地——这是另外的问题)赋予这种解释以严格的唯心主义意义。德国唯心主义者们正是这样做的。 人的心理活动遵循物质必然性规律。然而这一点也不伤害人的自由。物质必然性规律本身无非是精神活动的规律。自由以必然性为前提，必然性整个地转化为自由，正因为如此，人的自由实际上较之二元论者所认为的要广阔得无法比拟：二元论者们力求把自由活动从必然活动那里分隔开来，从而使自由王国脱离他们划给必然性的那个完整的——甚至按照他们的意见也是十分广阔的——领域。 唯心主义辩证法家们就是这样议论的。正如读者所看到的，他们牢牢地坚持莱布尼茨的“磁针”，不过这根针完全改变了形状，可以说，在他们手中变得有灵性了。 然而磁针的变形还没有解决同自由对必然性的关系问题有联系的一切困难。比方说，单个的人是完全自由的，尽管他服从必然性规律，甚至正是由于这种服从。可是在社会中，从而也在历史中，我们并不是同个人打交道，而是同整个一群个人打交道。试问：每个人的自由是否会侵犯其他人的自由？我想做某某事，譬如想在社会关系中实现真理和正义。我的这个愿望是我自由持有的，我力求借以实现这一愿望的我的那些行动也同样是自由的。可是我的邻人们妨碍我追求我的目的。他们就如我持有自己的愿望一般，同样自由地起来反对我的愿望。而且他们的旨在反对我的那些行动，也是自由的。我怎样克服他们造成的障碍呢？自然，我将同他们争论，说服他们，也许甚至是央求他们或者是恐吓他们。然而谁知道这会有什么结果呢？法国启蒙派说过：“理性终归总是要胜利的。”但是要知道，为了使我的理性取得胜利，我就必须使我的邻人承认我的理性同时也就是自己的理性。然而我有什么理由指靠这个呢？既然他们的活动是自由的(而这种活动是完全自由的)，既然物质的必然性通过我不知道的途径转化为自由(而这种必然性根据假定是整个地转化为自由的)，那么我的邻人的行为就会摆脱任何预见。我要想预见它们，就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即如果我能够像我之考察我周围世界所有其他现象那样，即像我已经知道或可能知道的特定的原因会产生必然后果那样考察它们。换句话说，我的自由只有在自由意识能够带来对于引起我的同胞的自由行动的原因的理解那个场合，即在我能够从这些行动的必然性方面考察这些行动的那个场合，才不会是一句空话。我的邻人对我的行动也可以说完全同样的话。可是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是说，如果活动者的理解所能及的必然性没有成为人的自由行动的基础，在这种场合，任何特定人物的自由的(有意识的)历史活动的可能性都会变得毫无意义。 我们已经看到，形而上学的法国唯物主义实质上导致了宿命论。的确，如果整个民族的命运取决于一个乖戾的原子，那么我们就只好把两手交叉在胸前，无事可干了，因为我们完全不能而且永远不能预见和防止个别原子的这些行径。 现在我们看到，唯心主义能够引导到同样的宿命论。如果我的同胞的行动中没有任何必然的东西，或者如果这些行动从它们的必然性方面说是我的理解力所不及的，那么我唯有指靠美好的神明了：我最明智的计划、我最高尚的愿望在千百万其他人们的完全预料不到的活动上砸得粉碎。那时，按卢克莱修的说法，从一切中可以产生一切。[参阅卢克莱修：《物性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0页] 而且有意思的是，唯心主义在理论上越是要突出自由方面，它在实践活动领域就越是不得不把自由化为乌有，在这个领域里它无法对付以自由的全部力量所武装的偶然性。 唯心主义辩证法家们非常清楚地明白这个道理。在他们的实践哲学中，必然性是自由最忠实的唯一可靠的保证。谢林说过，如果我们活动的结果仅仅取决于自由，即使是道德义务也不能使我对这些结果感到安慰。“在自由中应当有必然性”。[参阅谢林：《先验唯心论体系》，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244页] 不过在这种场合实质上究竟能够谈到什么样的必然性呢？不断重复某些意志活动必然适应大脑物质某些活动这个思想，未必会给我带来许多安慰。在这种抽象的命题上面，是不能寄托任何实际希望的，而往后我从这方面也就无路可走了，因为我的邻人的头脑不是玻璃制的蜂房，他的大脑纤维也不是蜜蜂，而且我并不可能观察它们的运动，即使我清晰地知道——然而我们毕竟还远远没有做到这一步——正是我同胞心灵中的某种意图紧跟在某种神经纤维的某种运动之后。因此应当从另一方面着手研究人类活动的必然性。 其所以特别应当，因为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有夜间才飞出来，就是说人们的社会关系不是他们自觉活动的结果。人们自觉地追求自己特殊的、个人的目的。他们中间每个人都自觉地力求，比方说，大大增加自己的财产，而从他们单个人的活动的总和中会产生他们也许根本不曾希望而且大概也没有预见过的某些社会后果。富裕的罗马公民购买了贫苦农民的土地。他们中间每个人自然都知道，由于他的活动，某个张三和李四会变成没有土地的无产者。但是他们中间谁预见过，大地产会毁灭共和国，而随之还会毁灭意大利？他们中间谁曾经意识到、谁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发财欲望的历史后果？没有人能够，没有人意识到。而事实上结果是：由于大地产，共和国和意大利都毁灭了。 从单个的人们自觉的自由的行动中必然产生出他们意料不到、不曾预见的、涉及整个社会即影响同一些人们相互关系总和的后果。这样一来我们就从自由领域转入必然性领域。 如果人们的个人活动产生的没有被他们认识到的社会后果，导致社会制度的变化(这种事情始终在发生着，不过远不是同样迅速地)，那么人们面前就会出现新的个人目的。他们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必然会获得新的面貌。从必然性领域我们重又转回到自由领域。 任何必然过程都是规律性过程。不曾为人们预见然而作为他们活动的结果必然出现的社会关系的变化，显然是按照特定的规律进行的。理论哲学应当发现这些规律。 由变化了的社会关系带进生活目的，带进人们自由活动中的变化，显然也是如此。换句话说，必然性向自由的过渡也是按照特定的规律进行的，这些规律能够而且应当为理论哲学所发现。 理论哲学一旦实现这个任务，它就会给实践哲学打下全新的不可动摇的基础。既然我知道了社会历史运动的规律，我就能按照我的目的去影响这个运动，而不会因为乖戾的原子的行径感到惶惑不安，也不会因为我的同胞作为天生有自由意志的生物而每时每刻要给我制造一大堆最惊人的意外事件的那些意图感到惶惑不安。我自然不能替每一个单个的同胞的言行担保，尤其是如果他属于“知识阶级”，不过就一般特点说我将知道社会力量的走向，而且我只要依靠它们的合力就可以达到我的目的。 ——摘自“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载《普列汉诺夫读本》，第46—53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 (五) 意见支配世界，——法国启蒙派如是说。正像我们所看到的，抨击黑格尔唯心主义的鲍威尔兄弟也如是说。然而如果意见支配世界，那么，其思想批判旧意见并创立新意见的那些人便是历史的主要动力。鲍威尔兄弟实际上也是这样想的。对他们说来，历史过程的本质被归结为用“批判的精神”改造现存的全部意见和由这些意见所制约的社会生活形式。 “善于批判地进行独立思考的”人既然自以为是历史的主要建筑师、缔造者，从而也就把自己和跟自己相类似的人划分出来，成为特殊的、高级类型的人种。这个高级人种同没有批判思想、只能在“善于批判地进行独立思考的”人物具有创造性的双手中起黏土作用的群众对立着，——“英雄”同“群氓”对立着。无论英雄多么热爱群氓，无论英雄对群氓的世代贫穷，对他们无休止的苦难怎样满怀同情，他都不能不用高高在上的目光俯看群氓，不能不意识到，一切都取决于他这个英雄，而群氓则是没有任何创造性因素的群众，好像一大堆的零，只有在他们的头里宽容地摆放着慈祥的、“善于批判地进行独立思考的”单位那种场合下才会获得积极的意义。鲍威尔兄弟的折中论的唯心主义乃是40年代“善于批判地进行独立思考的”德国“知识分子”那种极端的、可以说非常丑恶的自命不凡的基础。这种自命不凡的无情的敌人和揭露者是马克思，我们现在就转过来讲马克思。 马克思说过，把“善于批判地进行独立思考的”人物同“群众”对立起来不过是黑格尔历史观的漫画化，而黑格尔历史观本身又只是关于精神和物质对立的古老学说的思辨的结果。“早在黑格尔那里，历史的绝对精神 [3] 就把群众当作材料对待，只有在哲学中才找到自己的真正的表现。但是在他那里，哲学家不过是历史创造者、绝对精神到运动完结时为止用来达到自我意识的一种工具。哲学家之参与历史也就限于到运动完结时出现的这种意识，因为现实的历史运动是由绝对精神无意识地完成的。所以哲学家是事后才上场的。——黑格尔有双重的不彻底：第一，按照他的学说，绝对精神只有在哲学中它才达到自我意识，从而只有在哲学中它才存在，他却拒绝承认现实的哲学家、个人是绝对精神；第二，在他那里绝对精神只是表面上创造历史。实际上，既然绝对精神只是作为哲学家，而且只是事后才意识到自己是创造性的精神，那么它之制造历史就只存在于哲学家的意识、意见和观点中，即只存在于思辨的想象中。布鲁诺·鲍威尔先生取消了黑格尔的不彻底性。首先，他宣布批判是绝对精神，而他自己是批判。批判的因素被排斥于群众之外，同样，群众的因素也被排斥于批判之外。所以批判认为自己并不是通过群众体现出来的，而是通过一小撮杰出人物即鲍威尔先生及其门徒体现出来的。接着鲍威尔先生取消了黑格尔的另一种不彻底性：他已经不满足于黑格尔精神只在幻想领域和事后才创造历史的角色：他，跟大批其余的人类相反，自觉地扮演世界精神的角色；他现在已经戏剧性地对待这批人；他预先经过周密思考，按照成熟的方案发明历史和创造历史。一方面是群众这个物质的、消极的、精神空虚的和非历史的历史因素；另一方面是精神、批判、鲍威尔先生及其伙伴，他们是积极因素，一切历史行动都是由这种因素产生的。改造社会的事业被归结为批判的大脑活动。”[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8—109页] 从“批判的批判”的观点看来，一切伟大的历史冲突都不外是观念的冲突。马克思指出，每当观念同作为特定时代历史进步的载体的那个社会阶层的现实的经济利益不相符合时，这些观念都“出了丑”。[参阅上书第103页]只有理解这些利益，才会提供理解历史发展现实进程的钥匙。 ——同上，第60—62页 (六) 然而个人在思想体系史上的作用又是怎样的呢？伯吕纳提埃尔认为个人具有不依赖于环境的巨大意义。居友断言，天才总是创造某种新东西。 我们说，在社会观念领域天才之超越其同时代人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他比他们更早地理解新的、产生着的社会关系的意义。所以在这里说天才不依赖于环境是不可能的。在自然科学领域天才发现规律，这些规律的作用当然是不依赖于社会关系的。然而社会环境在任何伟大发现的历史上的作用，第一，表现在知识总量的准备工作上，没有这些知识任何一个天才根本做不成任何事情，而第二，表现在天才把注意力的方向放在这个或那个方面。 [4] 在艺术领域内，天才给特定社会或特定社会阶级的基本审美倾向提供最好的表现。 [5] 最后，在所有这三个领域内，社会环境的影响都表现在给个人天才的发展提供或小或大的可能性上。 当然，我们任何时候也不可能用环境的影响说明一个天才的全部特性，不过这还证明不了任何东西。 弹道学能够解释炮弹的运动。它能够预见它的运动。但是它任何时候也不能告诉您这个弹头恰恰炸裂成多少片而且每一个别的碎片恰恰飞向何处。但是这丝毫不会削弱弹道学得出的那些结论的可靠性。 ——摘自《普列汉诺夫读本》，第112—114页 (七) 辩证唯物主义并不像主观主义那样限制人类理性的权利。它知道理性的权利也像理性的力量一样是广阔的和无限的。它说：一切在人类头脑中合理的东西，即一切并非幻想而是对现实的真实认识的东西，一定会转化为这个现实，一定会把自己一部分合理的东西放到这个现实中去。 由此可以看出，按照唯物主义者—辩证论者的意见，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是什么。他们远没有把这个作用归结为零，他们在个人面前提出的任务，用通常的、不过也是不正确的话说，应当承认是完全、非常理想主义的。既然只要认识必然性自身的内在规律，只要用必然性自身的力量去打败必然性，人的理性就可以战胜盲目的必然性，那么发展知识，发展人的意识就是善于独立思考的人物最伟大、最高尚的任务。Licht,mehr Licht！[光明，更多的光明！]——这就是首先需要的。 然而如果早就有人说过，谁也不会为了藏入密室，弃之不用才点上灯火，那么唯物主义者—辩证论者补充说：不要把灯火留在“知识分子”狭窄的书房里！只要存在着这样一些“英雄”，他们以为，启发自己固有的聪明才智，他们就足以随心所欲地把群氓带到任何地方去，就足以把群氓当作黏土，愿意捏成什么就捏成什么，——这时理性统治的时代就始终是漂亮的空话、高尚的幻想。只有当“群氓”本身变成历史行动的主角，当他们这些愚昧无知的“群氓”身上发展出与这个时代相适应的自我意识时，这个时代才会开始一日千里地逼近我们。我们曾经说过，发展人的意识吧。我们现在补充说，发展生产者的自我意识吧。主观哲学在我们看来之所以有害，正是因为它把群氓和英雄对立起来，以为群氓不过是一堆零，其意义仅仅取决于那站在首位的英雄的理想，从而妨碍知识分子去促进这种自我意识的发展。 民间谚语有句粗话：有沼泽就有鬼怪 [6] 。主观主义者说：有英雄，对他们说来就找得到群氓，而且这些英雄就是我们，就是主观的知识分子。对此我们回答说：你们把英雄和群氓对立起来，乃是纯粹的自命不凡，因此也是自我欺骗。而且你们始终会是纯粹的……空谈家，直到你们懂得，为了你们那些理想的胜利，应当消除这种对立的可能性本身，应当在群氓心中唤醒英雄主义的自我意识。 [7] 法国唯物主义者们说过，意见支配着世界；我们是意见的代表，因此我们是历史的创造者；我们是英雄，群氓只有跟着英雄走。 上述观点的这种狭隘性是同法国启蒙派地位的独特性相适应的。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代表。 现代辩证唯物主义力求消灭阶级；而且它是在消灭阶级已成为历史必然性的时候出现的。因此，它向应当成为最近历史时期的主角的生产者呼吁。因此，从我们这个世界存在以来和地球围绕太阳旋转以来第一次发生科学同劳动者接近的现象：科学赶去帮助劳动群众；劳动群众在自己的自觉运动中依靠科学的结论。 ——同上，第127—129页 (八) 黑格尔不仅不轻视个人，而是创造了完整的英雄崇拜，这一崇拜后来为布鲁诺·鲍威尔整个地继承下来了。在黑格尔那里，英雄们是世界精神的工具，并且在这种意义上他们自己是不自由的。布鲁诺·鲍威尔起来反对“精神”，从而解放了“英雄们”。在他看来“批判的思想”的英雄们跟“群众”对立，是历史真正的创造者，群众虽然由于自己头脑愚钝和行动迟缓气得英雄们几乎流泪，但是最后还是走英雄的自我意识开辟的道路。“英雄和群众”(“群氓”)的对立由布鲁诺·鲍威尔传到他的俄国的非婚生孩子们，于是我们现在在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论文中满意地看到这种对立。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不记得自己哲学上的亲属，——这是不值得夸奖的。 这样，我们出乎意外地得到了供新的“合题”用的一些成分。黑格尔对于为世界精神服务的英雄们的崇拜是正题；鲍威尔对于只遵循自己“自我意识”的、“批判的思想”的英雄们的崇拜是反题；最后，调和两个极端的，消除世界精神和以环境的发展来说明英雄自我意识之起源的马克思理论，就是合题。 我们的爱好“合题”的反对者们应当记住，马克思的理论完全不是第一次反黑格尔的直接回应，这第一次的——由于自己的片面性因而是肤浅的——回应在德国是费尔巴哈的观点，特别是布鲁诺·鲍威尔的观点，我们的主观主义者早就到了把后者认作亲属的时候。 ——摘自“再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再论‘三段式’”，载《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815页 (九) 这里，我们要指出，“人的本性”常常把唯物主义哲学家们引到了比他们自己曾经意料的更远的地方。“肉体的人与精神上的人之间常常作出的区别被过分地滥用了。”人是纯粹肉体的东西。精神上的人只不过是从特定观点即从一些为本身机体所决定的行为方式去看的同一个肉体的东西。所以“人们的一切错误都是肉体的错误” [8] 。于是，给我们提供打开人心钥匙的任务就落在医学身上，或者说得更好些，落在生理学身上。这门科学也应该给我们说明人类的历史变迁。万物“在一切都相联系、一切都处在相互作用中、一切都在运动和改变、确立和分解、形成和崩溃的自然界中，没有一个原子不曾扮演重要的和必然的角色，没有这样的微不足道的分子在适宜的环境中不曾产生令人惊奇的活动……一个狂信者胆汁内过多的辛烈、一个征服者心脏中血液的发热、某个君主的消化不良、某个妇女刁钻古怪的愿望(难道这也是分子么？——格·普)，都是充分的原因，足以酿成战争，足以使千百万人走上屠场，足以摧毁城堡，足以使城市化为灰烬……使绝望和贫苦在长长的若干世纪内传播蔓延。” [9] 我们知道有一条著名的箴言，说一颗沙粒掉进克伦威尔的膀胱，于是世界的全部面貌就改变了。这个箴言中的内容，和霍尔巴赫关于“原子”和“分子”是历史事件原因的议论完全一样，不多不少。区别只在于我们应把这句箴言归功于一个虔信的人。在他看来，这个上帝把不祥的小碎粒放进了那位护国者的身体。霍尔巴赫早就不想听关于上帝的话。在其余的方面他一点也不反对这个箴言。 这样的箴言中有一“小碎粒”真理。不过这个真理之对于整个真理，也就像“小碎粒”或分子对于宇宙中存在的全部物质一样。既然它无限微小，所以这个真理是不会使我们对社会现象的研究推进任何一步。而如果我们在历史科学中没有任何别的事情可做，只有等待拉普拉斯梦想过的那个天才出现，这个天才借着分子力学的帮助给我们揭开人类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秘密，[1]那么我们还可以长期安静地睡觉，因为这个奇异的天才不会很快就到来的。 ——摘自“唯物主义史论丛”，载《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二卷，第54—55页，三联书店1962年版 (十) “人类由于陷入错误才成为不幸者”——这就是霍尔巴赫的全部历史哲学 [10] 。如果他不得不考究细节，他就会补充说，古希腊罗马文明的崩溃是因为“奢侈”，封建制度的起源是“出于劫掠、无秩序、战争”，“查理一世不得不丢了脑袋，是由于宗教纷争和他缺乏宽容”，耶稣是骗子等等，而且他如果知道自己只看到“现象的外壳”，是会非常惊讶的。 “哲学家们”在历史中只看见人们(多多少少“贤明”的人，像我们所见到的，常常是很不贤明的人)有意识的活动；但是在历史中只看见人们有意识的活动，这意味着异乎寻常地限制自己的视野，就是惊人的肤浅。在一切伟大的历史运动中，我们看见有一些人，站在自己同时代人的前列，反映他们的倾向，表述他们的愿望。同样也有一些人，站在反动的前列，反对维新者的倾向，不赞成他们的意图。如果历史只是人类有意识的活动，那么“伟大人物”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历史运动的原因。那时看来一个民族的宗教、道德、风尚、整个性格，就是由一个或多个依一定目的行动的伟大人物所造成的。例如听一听霍尔巴赫关于犹太民族所说的话吧。 摩西把犹太人领到沙漠里，他“使他们习惯于最盲目的服从。他向他们宣布上天的意志，向他们讲述他们祖先神奇的故事，向他们教导至高者将自己的赏识与之联系着的各种新奇古怪的仪式。而他首先灌输给他们的是对其他民族的神灵最痴迷的憎恨和对这些神灵的崇拜者惊奇的残忍。他利用严峻的、血腥的手段使犹太人变成了自己驯服的奴仆，他们决心为他的情欲服务，和牺牲自己以满足他追求虚荣的意图。简言之，他使他们变成了恶棍。他用这种强盗般的精神鼓动他们之后，便告诉他们邻族的土地是上帝亲自指定给他们的遗产。” [11] 从这个观点看来，犹太民族的历史并没有提供任何特殊的东西。一切民族都有过自己的摩西，虽然这些摩西不像犹太人的摩西这样奸恶，因为霍尔巴赫的看法正和伏尔泰的看法一样，认为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和以色列民族同样坏的民族。“给还是分散生活、没有结成民族的氏族或游牧群带来社会技能、耕耘土地的本领、艺术、法律、神灵、宗教仪式和学说的人们，通常都是从文明民族的环境里产生出来的。他们使那些野蛮人的风俗淳厚，把他们聚合起来，教他们利用自己的力量，互相帮助，以便更容易地满足自己的需要。由于这些人使野蛮人的生活更加幸福，所以获得他们的爱戴和尊敬，取得为它们制定观点(！)的权利，使他们接受他们自己创造的，或者从他们由其环境中出身的文明民族那里抄袭来的那些学说。历史告诉我们，最有名的立法者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拥有文明民族那里具有的丰富的有用知识，给软弱无力的和无知的野蛮人带来他们此前不知道的种种技艺。这样的人就是巴科斯、奥尔缶斯、特里普托勒莫斯 [12] ”等 [13] 。 是否所有现代的文明民族，在其发展的开初都经历过野蛮状况呢？这个现在如此容易回答的问题曾经使我们的哲学家很感不安。他对于人类的起源没有牢固确立的意见；在这种场合他怎么可能描绘人类的原始的社会状况呢？很可能一切文明的民族都是从野蛮状况开始的。但是这种野蛮状况本身怎样来说明呢？于是出现新的deus ex machinal[救急神] [14] ，就是我们地球上发生的可怕变革。也许这些变革不止一次地毁灭了大部分人类。幸免消灭的部分人类是不能为后代保存这些大灾难以前所存在的知识和技艺的。因此很可能人们在已经达到一定程度的文明之后，不止一次地又倒退到无知的状况。“也许人类在对他们最重要的问题上的极其无知就取决于他们这些周期性的重新开始。这也许就是说明我们知识不完善，我们政治设施和宗教设施的缺点的真正来源。” [15] 我们已经看到，人们不知道什么在什么之先：动物在蛋之先还是蛋在动物之先。现在我们看到，霍尔巴赫不知道是文明在野蛮状态之先还是野蛮状态在文明之先。 霍尔巴赫满足于认识“人类因错误而成为不幸者”，以及必须把人类从错误中解放出来。为了完成这个高贵的任务，他既不吝惜劳动，也不吝惜金钱。他把他的整个一生贡献给反对“偏见”的斗争。一切偏见中最根深蒂固、最不祥的是宗教，于是我们的哲学家就不倦地攻击宗教。伏尔泰在他反对“I'infäme”(“卑鄙”)的斗争中，对“最高的实体” [16] 加以宽容，只是试图使它理智起来。他在宗教问题上是立宪派。他想用永恒的、由“哲学家们”传译出来的自然规律来削弱上帝的权力。而法国唯物主义者们对于天上的事情，是热烈的共和派。他们早在那位好博士吉尔奥丹之前，就把上帝送上了断头台。他们恨上帝，就像恨个人的仇敌一样。 ——同上，第70—73页 (十一) 当黑格尔说到伟大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时，他痛斥“小题大做的人学，它不是把人性的一般的和本质的特点作为自己研究的对象，而是主要关心于特殊的和偶然的东西，关心于个别的动机、情欲等等”。照他看来，“伟大人物希望了他们所做的，并且做了他们所希望的”。对于所有按照自己的理解在这一或另一领域或多或少成功地为人类幸福工作过的那些人，可以断言同样的观点，自然“只是用有几分不同的话”。可以说，黑格尔如此鄙视的“猜忌观点”，对于理解和评价各个不同的历史时代，丝毫不会把我们向前推进。 ——同上，第83页 (十二) 当人们说，按照经济唯物主义的理论[摘编者按：此指马克思主义理论]，一切都在自行发生，一切都是自行发生的，那就完全歪曲了这个理论的实质。在经济唯物主义理论看来，社会关系(人类社会中的)是人们的关系，不仅没有人们的参与，而且没有大多数人即群众的参加，人类历史运动向前迈进任何一大步都是不可能实现的。群众参加伟大历史事变的必要性，决定着更有见识更有道德的人物影响这些群众的必要性。这就为个别人物富有成果的工作开辟着广阔的空间，而如果这些人物中间还有那种在经济唯物主义影响下变成奥勃洛摩夫式的人，那么这里应该怪罪的就不是经济唯物主义，而正是这些人物：显然，他们是非常之没有逻辑思维能力和非常之喜爱消极无为的“结果”。 妙极了，先生，正是最近的十到十五年，据“人物们”自己承认，当知识界道德水平和智力水平大幅下降时，我们这里，“人物们”开始特别喜欢把自己跟“事变的自然进程”对立起来。在[19世纪]70年代，最先进最有才干的人物喜欢把自己看做是历史的简单工具。一位有才干的、杰出的(可惜现在已经故去了的)民粹派分子在70年代末写道：“我们不相信通过预先的工作，能够在人民中创造出跟全部以往历史在他们中间充分发展的理想不同的理想。”他接着说：“伟大事变是人民群众的事业。它们由历史来准备。个别人物是无能为力的。他们只能是历史的工具，只能是人民意向的表达者。”现在，甚至那些按其首创精神远比不上写出我引述的这段话的人，也会为这种论调感到气愤。这种差别是从哪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