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论英国本土的公共福利 [book_author]佚名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97912 [book_dec]作者是[英]伊丽莎白·拉蒙德。本书是叙述十六世纪英国伊丽莎白统治后期社会状况的一本重要著作，也是早期重商主义的代表作，初版于1581年，中译本所据版本为1893年伊丽莎白·拉蒙德编校版。全书是用对话体写成的，共分三层。第一次对话表述了各类人物对当时一些现象的不满，反映出英国当时存在的各种问题。第二次对话既谈存在的问题，又讨论了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第三次对话，提出了解决各种问题的办法。本书提出的社会经济改革措施，表现了作者早期重商主义思想，即只有金钱才是一国的真正财富，外贸是财富的真正源泉等。 [book_img]Z_10751.jpg [book_title]中译本前言 本书是描写十六世纪伊丽莎白统治时期后半叶英国社会状况的一本重要著作。1581年最初用《略论英国政策》书名出版，作者署名为S.W.。中译本所据版本系1893年由伊丽莎白·拉蒙德根据原著整理编校而成。 全书是用对话体写成的。参加对话的角色有制帽商、庄稼人、商人、博士和爵士五位不同等级不同身份的人。博士是对话人中的中心人物，他的话代表了作者的意见，贯串着全书的基本思想。 全书的结构分三层，即三次对话。第一次对话，表述了各类人物对当时一些现象的不满，以及他们如何就遭受不幸的原因相互埋怨。这里反映出英国当时存在的各种问题。第二次对话既谈存在的问题，又讨论了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第三次对话，提出了解决各种问题的办法。 按照博士的说法，当时英国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首先，这种普遍的、全面的物价上涨现象，是所有的人对之颇有怨言的最主要的不幸事件。其次是我国财富的耗竭。第三是圈地和把可耕地变为牧场的行径。第四是城镇、教区和乡村的凋敝。最后，人们对宗教的意见分歧和差异。”当时英国的中部，把公地圈为牧场已进行到很大的规模，大量耕地变成了牧羊场，大批农民失去土地，流离失所，因而农业日益凋敝。贵金属从新发现金银矿的国家（特别是美国）涌入欧洲，以及欧洲各国对铸币实行剪币和掺假政策，又使商品普遍涨价，广大群众极为不满，不少地方出现骚动和叛乱。针对这种情况，作者通过博士之口提出一系列的改革办法：改革货币制度，确定金、银、铜币的正确比价；振兴农业，提高农作物价格，允许农民自由出卖农产品，使种地比放牧有更多的收益；保护本国的加工工业，扩大就业，并提倡消费者消费本国产品，本国能制造的工业品绝不进口。 这部著作在学说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可以说是早期重商主义的代表作。作者的重商主义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上。 1. 只有金银才是一国的真正财富。他说：“金钱是你想得到的任何商品的货栈。”他主张发展农业，因为他认为“可以把多余的粮食运往国外以换取大笔钱财。”他反对发行分量不足的铸币，因为在他看来，“既然我们的硬币质量低劣，改变了模样，外国人就伪造了我们的硬币，设法把大批大批的伪币运到这里来脱手，既换取我们的金银，又换取我们的主要商品。”他不是按生产，而是按照货币的流向来划分行业，也是从只有金银才是财富的观点出发的。 2. 对外贸易是财富的真正源泉，利润是在商品流通中由于贱买贵卖而产生的，国内贸易不会引起货币的外出与内流，对财富无所增减。他在谈到如何恢复英国的财富时说：“首先，我们可以禁止输入我以前讲到的从海外运来的那么许多没有什么价值的东西，并规定只准出售我们自己的商品，不得销售舶来品；其次，我们不能不管未经加工的商品，因为如果把那些商品及时地就地加工后卖到国外去，它们就会在短时期内带来无数的财富了。” 3. 对外贸易的原则是少买多卖，只有出超才能使金银进口，杜绝本国财富外流。他说：“务必使我们向外国人购买的货物不超过我们销售给他们的货物，要不然我们就会自趋贫穷，让他们发财致富。” 4. 提倡保护关税，使用国产品，发展本国加工工业。他提出，即使有的商品本国生产的比进口的成本高，也应该买本国的。“我们最好还是付出较高的代价向我们自己人购买那些货物，而不要以低价向外国人购买；因为不管多么少的收益流往国外，对我们来说总是一项损失。可是，不论多大的收益从一个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个人的手里，毕竟还是保留在国内”。“我特别希望不要使用海外任何以我们的原料如羊毛、兽皮、锡等制造的、返销到这里来的商品”，如果本国生产这些东西，就不仅“可以安排2万人就业”，而且“购买这些商品的货款则留在国内，并不外流。” 这本著作一直受到研究经济学说史的学者的重视，但本书作者是谁，曾引起人们的猜测和考证。本书在1581年初出版时作者署名为W. S.。由于该书是用对话体裁写的，文笔较雅，所以在很长时间内有人推测该书出自威廉·莎士比亚的手笔。但后来有人认为该书作者是威廉·斯塔福德。到十九世纪末，伊丽莎白·拉蒙德在英国杂志《英国历史评论》1891年4月号上发表了一篇对该书作者进行考证的文章，认为该书作者是约翰·黑尔斯，而威廉·斯塔福德只是出版者。据她说，该书写成时间是在1565年，而W.斯塔福德予以出版是在1581年，只不过在付印前作了一些修改和变动，改名为《略论英国政策》，并署了自己姓名的缩写。拉蒙德在1893年以编者拉蒙德的名义重新出版了该书，书名也改为原名《论英国本土的公共福利》（即我们现在出版的这本书的书名）。现在拉蒙德的看法已普遍为人们所接受，西方一些有影响的有关著作，如E.F.赫克谢尔的《重商主义》和E.罗尔的《经济思想史》等都认为此书作者是约翰·黑尔斯。根据拉蒙德的考证分析和国内的一般看法，我们取作者为约翰·黑尔斯之说。 原书最后有编者所加“注释”多页，均系按正文逐页说明两种手稿在个别用词上的细小差别或某一个词在甲稿（或乙稿）略而不述的烦琐考证，我们考虑到两稿的这些细微歧异并不妨碍此书内容的完整，所以没有把“注释”译出。 戴芳 1987年11月 [book_title]简短说明 当拉蒙德小姐意识到她不可能希望在她逝世以前编完这本书时，我承担任务来监督书籍的排印过程。她努力工作到最后一息。1891年8月11日星期二晚上，她花了一小时或者多一点的时间对照剑桥大学收藏的兰巴德先生的原稿阅读校样。两天以后，她旅行到她在爱丁堡的家乡，在接下去的星期天上午在那里溘然长逝。 拉蒙德小姐的工作计划草案制订得很清楚，但我感到责任重大，要力图完成她那要求严格的习性和不倦的耐心使她特别适宜承担的一项任务的其余部分，却非同小可。 当我承接这项工作时，我发现还有不少事情需要完成，而其他一些预先约定要办理的事项又使这种推迟出版的情况成为不可避免。拉蒙德小姐曾经准备好了本书正文据以排印的兰巴德先生的原稿的抄件，以及牛津大学图书馆所藏原稿的目录和旁注的抄件；她还根据兰巴德的原稿校阅了第一篇对话的校样。她在《英国历史评论》（1891年4月）上发表的文章连同她打算加以改写的一些暗示，提供了用以撰写导言的资料。有两三页的注释已经写成，但有大量的资料需要彻底重新整理。导言和注释并不完全代表她的成熟的见解；在不止一处，她希望能够再次仔细检查一下论点的依据，虽然她的主要结论已经得到公认。（科萨：《导言》，第三版，第198页。阿什利：《经济史》，第一卷，第260页。） 为了所获得的热情帮助，我除自己表示感谢以外，谨代表拉蒙德小姐致以谢忱：感谢兰巴德先生，因为他同意让我们长期连续使用那部成为本书基础的非常有趣的原稿；感谢牛津大学图书馆当局亲切地专门给拉蒙德小姐提供方便，让她核对他们所收藏的原稿；感谢三一学院研究员J.D.达夫先生就一些特殊问题给予的帮助；此外还要感谢圣约翰学院研究员福克斯韦尔教授、伦敦档案局的休伯特·霍尔先生、格顿学院的E.A.麦克阿瑟小姐、英王学院的F.B.斯马特先生、苏黎世的萨普斯沃思教授，以及剑桥大学图书馆的A.罗杰斯先生。 W.坎宁安 1893年8月9日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 [book_title]导言 一 现今发表的这篇“对话”在其较早的形式方面有过一段稀奇的经历。它最初印刷于1581年，当时的原作者据称是W.S.；但现在看来，不管这个人可能是谁，他同这本小册子的写作毫不相干。他删去了一些段落，增加了一项重要的内容；就大部分来说，他满足于修改暴露内情的语句，没有花什么工夫把工作做得合乎现代的要求。可是，虽然关于W.S.的姓名和身份已经产生了许多争论，人们对他有权自称为作者这一点却似乎并无重大的疑义。一位有胆量的出版商在1751年大胆地把这篇“对话”说成是威（廉）·莎（士比亚）写的；虽然这种突兀的意见使它不能在很大程度上被人接受，但人们认为可以相信这本小册子是描述莎士比亚青年时代的英国状况的作品。事实上，人们已经大体上承认它是描写伊丽莎白统治时期后半叶的英国社会状况的一本主要的权威著作，尽管它同哈里森笔下的内容有明显差别。然而，肯特郡的文物收藏家威廉·兰巴德在他那份“对话”上所写的按语却有效地排除了W.S.提出的自称为作者的理由，证明这本书早在它出版的那个日期以前就写成了。“请注意这本书是在1581年由一位W.S.用《略论英国政策》这一书名印刷出版的；另一方面，它早就出诸于圣托马斯·史密斯（像有人所说的）或约翰·黑尔斯先生（像其他人认为的那样）的笔下，其年份在亨利八世或伊丽莎白六世当政的时代。我早就拥有的这份原稿，据我判断是在1565年写成的。” [1] 这个资料从一种新的角度显示出了与“对话”有关的一切问题。这个新版本目的在于按照已知的最早形式提供这篇论文，并显示出W.S.在他于1581年付印前所作的修改和变动。我们不能再把作者是谁的问题看做单纯讨论W.S.的身份的问题，而是必须借助于论文的最早形式所提供的内在的证据来重新加以考察。如果我们认为“对话”的主旨在于记录一次实际的谈话，并审查它所提供的可能发生这次谈话的日期和地点的明确迹象，那么，可以用来推测的范围就很狭窄了；当我们确定了关于时间和地点的范围时，我们就能够考查证据，以辨明参加那次辩论的人物的真实姓名，特别是辨明那位叙述整个问题的爵士究竟是谁。因此，书面报道“对话”的日期问题应当被认为与发生谈话的日期问题截然不同。这种种要点经过仔细的探讨，就会接下来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我们了解“对话”所涉及的事项和当时环境的性质，即使人们认为作者选定的那种讨论问题的方式不过是一种写作手段而已。 二、 “对话”的日期 在我们找到一条线索，了解到谈话的日期应如何确定以前，我们大可不必深入地仔细阅读“对话”的内容。第一句谈到英王陛下有关圈地问题的委任。关于这项引起热烈争论的问题的重大委任，发生在早于1565年的1548年。在那一年的6月，任命了6位委员 [2] 去调查英国中部一些郡的情况，因为那里把公地圈为牧场以饲养绵羊的做法已进行到极大的规模。这项任命的提出，是为了减轻民众已在康沃尔郡暴动中形成的不满情绪。然而，这一措施并没有产生令人满意的效果，因为委员们在某些郡的行动似乎已经给反抗提供了借口 [3] ，在下一个夏季，人民“一部分为了圈地，一部分为了宗教，在英国多数的郡里爆发成为一场可怕的公开叛乱” [4] 。“对话”有几处提到社会骚动的情况，一位发言人说那些骚动是由于圈地，另一位认为它们起因于有关宗教问题的争端。如果说那次谈话确实发生过，那它一定发生在1548年发表任命圈地委员之后。 提到这个问题的其他几处地方使我们能够更确切地认定具体的日期。博士抱怨政府采取的错误政策，由于这种政策，国内制造的一切布匹“已按最后一次向国王提供特别津贴每英镑征收12便士的税则”课税。这项异乎寻常的实验曾于爱德华六世在位的第三年试行过。1549年通过了一项“在三年期间减少谷物、绵羊和衣服等商品向国王提供特别津贴的法案” [5] 。然而，在这项法案实施以后，政府又逐步加以取消。1549年11月16日，“德文郡的若干服装商提出了恢复救济成衣业法案”的议案 [6] 。同月18日，《下议院议事录》中有这样的记载：“下议院议长先生应会同下院的国王枢密顾问和下院的十二名其他议员成为恳求人，通过陛下的枢密院以了解陛下的旨意，如果根据他们微末的恳求，他们可以在下午四时讨论最后一次救济成衣业和饲羊业的问题的话。” [7] 这项请求得到了允准 [8] ，11月11日一项新的“豁免最后救济法案中规定的饲羊业和成衣业部分负担的议案，以及另一项准予再实施一年的救济谷物种植业的议案”，在下院初次宣读。 [9] 它很快就通过了几个阶段，于1550年1月17日在上议院第三次宣读。 [10] 因此，1549年夏是对国王支付特别津贴的仅有的一个夏季，并且我们完全有理由可以相信，这就是博士在对话中提到的那个夏季。 这篇论文还特别提到同一夏季的另一事件。在由商人之口发表的第一批谈话的一段中，他抱怨说，虽然引起开支浩繁的一些因素已被抑制，经济繁荣却并未增长。他所列举的开支增多的原因是“舞台表演、幕间穿插、五朔节游戏、通宵宴会、纵酒狂饮、狩猎赌博、摔跤比赛等等”。1549年8月6日发布了一项公告 [11] ，“禁止赌博”。“国王陛下……命令其一切臣民……从目前8月9日起至下一次万圣节到来时为止，不得有任何人公开地或秘密地用英语表演任何种类的幕间话剧、对话或其他以戏剧等形式演出的题材。” [12] 关于摔跤，在《赖奥思利编年史》的1549年部分记载着这样的事项：“摘要：郡长们的一所法院规定，由于诺福克郡和我国其他地方发生骚动，今年应当制止和停止摔跤比赛。” [13] 翌年，准许举行摔跤比赛 [14] ，1551年准许举行“摔跤和射击比赛” [15] 。 此外，论文中关于铸币状况的述评同1549年的事态十分吻合。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博士说明，当硬币的价格上升时，商人们立即搜罗旧币，把它运出国外。1549年4月11日发布了一项公告，指出有些人已经如何把金币特别是旧币运到国外去，声明要禁止这种行为，否则定予严惩。 [16] 同一份公告还宣布，“海外有关方面的一些人企图秘密地大量伪造头像银币、先令、格罗特以及国王陛下铸造的其他银币，把它们运进我国”，因此责成海关对那些伪币勤加搜查。 [17] 从国外运入的伪币在论文中也被提到了。“我国的旧币安琪儿以前不过值20格罗特，现在却值30格罗特了，其他的一切旧币不是也按这样的比例涨价了吗？可是我想，纵然银币的价格涨得很多，从原来的20格罗特涨到30格罗特，银币还是不可多得”（本书第89页）。在爱德华统治时期之初，安琪儿值8先令，在上文引证的公告（1549年4月11日）中，它涨到9先令8便士 [18] ；1551年，每个安琪儿值10先令。这最后一项乍看起来似乎就是作者所提到的“值30格罗特的安琪儿”，但我们必须记住，在价值为10先令的安琪儿发行以前，人们对格罗特估定的价值已有两次下降，合9先令8便士的安琪儿在通常交易中可以很容易地被当作至少值30个劣质格罗特的货币使用。 [19] 1551年7月，格罗特从4便士降到3便士，同年8月又从3便士降到2便士，在第二年的10月格罗特被回收，在那个月份铸造的新币（10先令的安琪儿占其中一部分）中，没有发行格罗特，至少没有发行4便士、3便士或2便士的格罗特，而当时格罗特这个名称指的是12便士一枚的货币。 [20] 按“30格罗特”计值的安琪儿很可能是在1549年出现的。 这里指出的各点十分清楚和确切地证明，我们完全可以断言，作者当时是在描述他在1549年秋季所了解的英国的状况。 三、 “对话”的地点 “对话”开头谈到1548年圈地委员会的那一段不仅指出谈话的日期，而且指出谈话的地点：它发生在委员们所到地区范围之内的一个城市。这些圈地委员的巡视活动都有记载，所到地区包括牛津郡、伯克郡、沃里克郡、莱斯特郡、白金汉郡和北安普敦郡，而这些郡的仅有的几个城市是牛津、考文垂和彼得博罗。这三个城市中的一个似乎就是举行“对话”的场所；其中两个可以立即排除在外，不值得考虑。在都铎王朝时代，牛津和彼得博罗都不是重要的工业中心，而“对话”所在的城市却与它们不同；彼得博罗也没有衰落，因为在亨利八世统治时期企图复兴凋敝城市的法令中并未提到彼得博罗；商人和制帽商关于所居城市昔富今贫的怨言似乎并非针对那两个城市而发（本书第33、 34页）。就考文垂来说，情况却有所不同；那里已经建立起了若干生产毛织品的工业，在基督教改革运动之前该城是个繁荣和兴旺的城市。该城的修道院以及其他宗教机构的遭受破坏使其面目全非。达格代尔对此作了生动的描述：“他们的商业活动不久以后变得一蹶不振，因为在不幸的经济崩溃以前常常大批聚集到那里去的人不见了，成千上万的居民为了谋求较好的生活，不得不放弃那个城市。那时颇有名望的约翰·黑尔斯（他对历史的回忆现仍脍炙人口）曾向当时担任护国公的萨默塞特公爵指出，那时的居民不超过3000，而根据他的回忆，原来的居民却有15000人之多。” [21] 所提到的其他一些事情也将同我们对考文垂了解的情况相符合。商人谈起的那所慈善收养院很可能就是设在考文垂的福特慈善收养院，该院由于它那雕刻精美的木结构山墙而足以证明从前一位市长威廉·福特的乐善好施的可贵精神。他是经营主要商品的商人，设立那所慈善收养院的目的在于救济5个男人和1个妇女，他每星期给他们发一次生活费用。 [22] 该院建筑在方济各会修道士教堂的附近，所以按那时考文垂的边界来说是在“城市的尽头”。 有些地方谈到考文垂的贸易，他们纵然不是想要使人了解当地的特殊情况，也至少表明他们是非常关心该城的福利的；它的衰微据说与丧失一项主要的行业、即蓝纱线制造业有关（本书第136页）。此外，仅仅选择一个制帽商来为手艺人说明问题这一点是同我们对考文垂所了解的情况完全合拍的，而那样的说明如果应用于英国的其他各地，就不会合适；制帽业在都铎王朝时代似乎就已经散布很广，但在英国的许多地方，还没有顺理成章地把这一行业的从业人员确定为具有代表性的工匠；莎士比亚时代的工匠是没有一个从事这种行业的。然而在考文垂，一个制帽商完全可以成为一名富裕的工匠，因为在这个城市里制帽业是个规模很大的重要行业；在1525和1533年，一位制帽商曾当选为市长，到了1549年，这个职位由威廉·桑德斯充任，他也是个制帽商。1525年，当制帽商尼古拉斯·海恩斯担任市长时，他积极参加了反对圈地的活动（《旺利收藏品》，不列颠博物馆，哈利手稿，6388）。制帽商在“对话”中对庄稼人的重大疾苦表示的同情（本书第63页）在实际生活中有发人深省的类似之处。 四、 “对话”中的人物 Ⅰ. “对话”的意图是要由参加谈话的爵士把内容报道出来。这种提出问题的方式在这篇论文的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保存的手稿中到处可见，而“我说”这一短语在爵士的发言中是经常出现的。爵士这个人物在开头的句子中也有所表明，因为他谈到他自己曾亲自参加有关圈地问题的委员会，并安排这方面的调查研究工作（本书第29页）。按照委任条款 [23] ，治安官也应出席，但那句子似乎是说爵士曾在整个事件中起主导作用，这无论如何是同人们认为这个人物就是约翰·黑尔斯这一推测相符合的，因为他是委员会的主要成员，惯常在活动开始时给人安排任务。他于1548年8月以及再次于1549年8月在考文垂忙于处理这项工作；在那中间的开会时期，他曾积极参与争取议会通过他根据调查结果提出的三项议案的活动；斯特赖普对他的努力及其失败的经过已经加以论述。 [24] 表明爵士这位人物的第二个迹象出现在本书第78页，他在那里谈到，当一项抵制外国便帽输入的保护性议案被提出时他在议会的一段经历。这一问题几个朝代都曾有议员在议会提出；外国制造的便帽在1512年被禁止输入；1529年撤销了禁令，并对外国制造的便帽规定了价格；这种安排似乎在爱德华六世在位的整个期间都没有变动，并在玛丽女王统治时期又重新得到肯定。然而，在1548—1549年的会议期间，“关于礼帽和便帽的法案”被提了出来；它在1月5日和24日由下议院进行讨论，但以后似乎就不再有任何进展。亨利八世曾同法国达成协议，新近又签订了一项条约来巩固两国的关系，因此，维持同法国的协议无疑是很重要的；实施含有敌意的关税势必会给两国的关系蒙上阴影；它还可能产生同其他国家的矛盾。 爵士表示关切的另一点来自同一届会期议会的讨论（本书第130页）。在以三年为期放弃城市和城镇的世袭地的法令中，采用了一项特殊的条款，规定世袭地的地租仍应征收，其款项专门用于修葺城墙和桥梁，并使衰落的城市和城镇中的贫民有工可做。这个法令似乎是由黑尔斯负责处理的。 [25] 黑尔斯同考文垂的关系是密切的和重要的。他曾得到亨利八世赐给的圣约翰医院，连同修道院解散后拨给的大批房地产 [26] ，并且他忙于奔走，把考文垂的衰颓情况向护国公详加陈述 [27] ，希望另外获得一些特权 [28] 。总起来说，他似乎很可能就是“对话”中爵士的原型人物。 有三种反对意见不妨在这里提一下。约翰·黑尔斯看来并没有什么军事经验，而爵士讲起话来却仿佛他是对军事有经验似的（本书第37、94页）。黑尔斯跛足 [29] ，以具有畸形脚的黑尔斯著称。此外，黑尔斯并非爵士；他担任过与财政部有关的宝贵职位，因为他是衡平法裁判所文件登录费收纳处的秘书，但他看来从未得到任何高于乡绅的地位。还有，爵士谈到他的儿子（本书第34页）；但黑尔斯没有结过婚，他的产业传给了他的侄子。 Ⅱ. 没有具体地提到一些线索，能够使我们认出“对话”中博士的原型；但是有许多笼统的考虑使我们至少能够认定这个人物是从曾经担任伍斯特主教的休·拉蒂默那里汲取的。在其著名的布道中，拉蒂默谈到了博士所论述的许多题目——圈地、降低成色的铸币、高级教士的玩忽职守和各大学的衰败——他关于这些论题表示出来的观点非常类似出诸博士之口的见解。除了博士发表的言论以外，如果我们再注意他闭口不谈的问题，那种可能性或许就更加明显了。拉蒂默是个改革者，但他相比之下不大关心当时争论得非常激烈的教义问题 [30] ，关于这些论题博士谈得很少，或者根本没有提及。而且，谈话中间没有谴责修道院，也没有对这些机构脱离教会管辖这一点表示热情；同时我们也许记得，在“新学派” [31] 的主教中只有拉蒂默竭力主张在每个主教管区保存两所修道院作为研究新学问的中心。博士担心研究学问的气氛遭受挫折（本书第37、45页），这似乎是同拉蒂默对此问题的态度相一致的。 在剑桥大学期间，拉蒂默曾经热心主张用英语翻译和传播《圣经》，本书作者对此也许是赞成的（本书第37、143页）。然而，博士关于在尚未成熟的条件下竭力主张运用个人评判的权利这种观点（本书第144页），使人想起拉蒂默出席评判委员会以判定肯特郡的琼氏有罪的情景。拉蒂默要求实行的其他改革主要是关于包括勒索捐献在内的教会积弊。作为一名教区牧师，以后又作为一名主教，他曾坚决认为一位常驻的牧师具有重要的意义 [32] ，事实上，他所孜孜以求的是改革教会的管理工作而不是改革教义。由于他对所需要的主要改革的性质抱有这种看法，他发现追随他的人为数较少；但这种看法显然是博士所坚持的（本书第137页）。 无论如何，拉蒂默在考文垂那一带也颇负盛名。沃里克郡的一部分曾包括在他的主教管辖区之内，他在那里有许多朋友；在爱德华六世统治时期，他在巴克斯特利居住的时间很长 [33] ，贝肯以极大的兴趣回顾了亨利八世在位的后期同他在该郡晤见的情形 [34] 。不仅如此，我们还应当根据“对话”来推测，博士占有牧师的地位（本书第136页），并且也许是一位主教（本书第139、140页），但他在谈话中并未表现出他实际占据高位和负有重大责任的迹象。他发表的议论肯定同拉蒂默在谈起自己时只讲过去的情况这一习惯的态度相一致 [35] 。 这些巧合至少是奇怪的；我们不应当希望在“对话”的语言中找到与教堂布道坛上使用的语言相同。拉蒂默的布道态度是十分激烈的，他的席间闲谈无疑地在格调上大异其趣。博士唯恐自己的话讲得太随便（本书第58、118页），这同拉蒂默在激烈的发言可能产生不利影响时有所保留的态度不谋而合 [36] 。然而，在1550年拉蒂默关于大斋期的布道和“对话”之间，有两点巧合得相当奇怪。有关滕特登尖塔和桑威奇港的故事终于在布道中讲了出来，而博士在“对话”中则对此作了不正确的比喻（本书第107页）。在同一次讲道中，威廉·沙林顿爵士被举出来当作要求恢复原状的事例；对于他的行为的这种非常宽宏大量的看法，不合托马斯·史密斯爵士或议会的心意。在“对话”中，一位名叫奈特的造币厂官员被列为具有同样美德的例子。使得这种无独有偶地间接引证事例的做法显得更加奇特的是，讲道是在1550年才开始的，而“对话”则似乎可以说是在1549年秋季举行的。如果它们并非单纯是巧合，它们很可能是作者依稀地回想起拉蒂默在谈话中所用的例证的结果，后来拉蒂默又在讲道时采用那些例证的。 在一处地方，博士的见解并不确切地同拉蒂默在关于同一论题的讲道中表达的观点相吻合。在讲道中，他只是谴责了贪婪和贪欲；在“对话”中，博士所采取的方针为承认追求私利是一种可以由贤明的政治家指挥的巨大力量。这种关于个人私利的注重实际的原则，在整个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大部分显然盛行一时，但它在作者撰写“对话”的时候却并不常见。它在黑尔斯的《指控》、拉蒂默的《传道讲稿》或斯塔基的《对话》中没有地位。斯塔基曾谈到个人私利与国家利益有可能并行不悖的理论 [37] ；他说波尔 [38] 认为使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互不发生矛盾的状况是可以达到的，其办法是教导人们了解到，他们的个人利益归根结蒂包含在国家的利益之中，如果他们促进国家的利益，他们最后也就会在实际上促进他们自己的利益。然而，博士提出的控制和指导个人私利的意见却比较切实可行。拉蒂默很可能抱有这种观点，但认为没有必要在布道坛上强调这个问题。 Ⅲ. 我们似乎没有希望能够辨认出“对话”中三个比较次要的人物即庄稼人、制帽商以及商人或布商中的任何一个。仅在一处有个线索足以表明，任何具体的个人都是经过考虑的。本书第34页上布商谈到了他的岳父，这位岳父不久以前已经恢复了该城旧有的税则，希望这个当时有些凋敝的城市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补救。在考文垂的文件堆中进行一番比较彻底的查找，也许最后可以弄清这位关心平民疾苦的人的身份，并使我们能够发现此人的女婿是谁。我们已经作过努力，企图解释恢复该城旧有税则的经过；如果这一点得到确定，那么威廉·威奇斯顿似乎就是那位经营布匹的商人，他那时也许还活着，但在1549年他一定是很老了。关于制帽商和庄稼人（他又是牧场主，见本书第69页），根本无法推测他们是谁，除非把他们当作手艺人或庄稼人的典型而外，似乎不可能又作别论。此外，制帽商威廉·桑德斯在1549年担任考文垂的市长，作为牧场主或屠夫的R.尼克林于1550年继任此职，可以说是一件奇怪的巧合。当时一些不同职业的著名公民可能很容易跟拉蒂默和黑尔斯欢聚一堂。 五、 原作者 关于作者身份的仅有的一些迹象可以在序言中找到，因为他在那里提到关于他自己的三件事实。他不是国王的枢密院成员；他是一名议员，有一段时间辞掉了其他职务。也许可以更概括地说，无论在政治问题还是在宗教问题上，他一定对于博士这位公认的代言人的观点表示同情；他是个学者，博览群籍的造诣使他能够按照他那种方式提出论据，其中多处涉及古典文学和当代文学。 根据兴趣和所受的教育来看，似乎最有可能大约在这个时期写出这样一篇论文的人是约翰·黑尔斯，我们在前面谈到他的时候认为他也许就是“对话”中的爵士的原型。他的生平事迹似乎表明，他的情况可以符合序言中列举的一切条件。他是一名议员，在爱德华六世的第一届议会中代表兰开斯特郡的普雷斯顿港出席会议 [39] ；他并不是1553年议会的议员，在他于1562年代表兰开斯特议员选区出席议会以前也没有进入其他任何一届的议会 [40] ；另一方面，他看来没有在国王的枢密院任职 [41] 。他的“答辩”指出 [42] ，1549年夏季他在英国，但另一项有关他的线索表明，他曾一度离开英国，可能是由于圈地问题委员会引起的风潮。他的兄弟克里斯托弗·黑尔斯也不了解他的行踪，因为前者在1550年5月24日写信给格尔特的时候还请他万一前往苏黎世时务必代为向他的哥哥问候 [43] ；1552年，约翰·黑尔斯肯定是在施特拉斯堡 [44] ；在女王玛丽统治的时期，他住在国外；我们在法兰克福的英国流亡者中间听到有关他的情况 [45] 。我们可以说，他在大陆的时期是会摆脱其他事务，抓紧时间根据他在1549年的亲身经历，撰写这篇关于英国状况的论文的；这也有助于说明所提到的较晚时期发生的事情，例如在女王玛丽统治时期对布匹大量增税的措施。 也许有过一次实际的谈话至少给“对话”提供一点启发，正如托马斯·莫尔在考文垂发表的谈话一样，而登场人物也许是从一些知名人士的原型得到启发的。凡是表明爵士可能从黑尔斯脱化而来的迹象也足以显示出，黑尔斯所具有的专门知识使他适合于成为“对话”的作者；有一两句话使人想起他的“指控”；但想要全部用文学笔调加以表达的企图，可能已经产生那种在描写和比喻上特别明显的偶然意义含混的弊病。当时爱好文学的兴趣在把人物冠以虚假名字的其他对话中也有表现 [46] ，这种兴趣很可能使一个作家过分倾向于忽视明确的关联，使人物蒙上一层薄薄的面纱。例如他写道，“我曾经在一届议会中……”（本书第78页），而那时他却是在谈到上一届会期的事情。这种模糊不清的表述在有些情况下可能是偶然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采用文学笔调的联想，它作为谈话的内容显得文采飞扬，但给人的印象是作者的笔下缺乏事实根据。 就总的情况而论，黑尔斯当然可以说是他的同情和关切的情感贯串了“对话”中所谈论的一切问题，他那渊博的知识使他能够游刃有余地把问题写下来，另外他还有机会清楚地了解当时考文垂及其附近地区的状况。也许看起来有点奇怪的是，如果说他是作者，那么为什么像威廉·兰巴德这样的同时代人不了解所谈到的事实呢？可是，黑尔斯晚年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国外度过的；虽然有一段短暂的时间他在女王伊丽莎白统治下得到器重，但由于他发表了有关王位继承问题的意见，不久就失宠了。他可能不愿承认或发表一篇反映亨利八世和爱德华手下枢密顾问的智慧的对话（本书第110页），他关于教会问题的观点似乎比博士发表的见解先进得多。在这种情况下，“对话”没有在他有生之年印刷出版，似乎是不足为奇的。 虽然有这种分量很重的内在证据足以证明约翰·黑尔斯是“对话”的作者，但根据威廉·兰巴德的另一种意见，也有几分可能认为“对话”是托马斯·史密斯爵士的作品。按写作日期推算，他那时是大臣和枢密顾问，但他在爱德华六世统治时期并不是议会议员。他受聘担任大臣，于1548年出任驻布鲁塞尔大使。他似乎曾经潜心研究教会问题，但他好像同圈地问题委员会无关，当圈地运动引起人们密切注意时，他不在英国；此外，没有听说他同考文垂城有任何关系，他在1549年也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摆脱自己的业务。他很关心有关铸币的问题，但他的观点似乎同论文中所表达的观点相反。斯特赖普这样描述道：“当头像银币（在亨利八世时期曾大量铸造）和其他劣质硬币最近经过磋商要加以纠正时，史密斯也在这方面受人利用，写了一封信给护国公，谈到造币厂在铸造这类货币时所产生的利益，从而使人比较清楚地了解这本即将出版的著作。” [47] 但是，这样概括地说明的观点看来显然是在“对话”中受到谴责的（本书第49、96页）。斯特赖普遗憾地说，当他写书的时候，这篇文章连同托马斯·史密斯爵士的其他文件都遗失了。现在看来，这篇遗失的文章在内容上可能同题为《使英国本土臻于繁荣富裕之境的政策》的手稿相一致。这篇文章本身所提供的证据表明，它写于1549年，其中不乏堪与“对话”媲美的饶有趣味的论点。那部手稿现由福克斯韦尔教授保存。 六、 手稿和版本 Ⅰ. 威廉·兰巴德先生收藏的手稿，如今仍由其后裔保存，内容颇饶兴趣。它是小四开本，所用的墨水异常精美，用精制羔羊皮纸装订成册。它写于1565年，因此是在约翰·黑尔斯先生生前的时候。 尼科尔斯在《不列颠地志图书目录》中提到这本手稿。装订是原始的；因为纸边比较粗糙，每行末一个字母纤细的向上一勾往往写到下一页边上，这些都足以证明，纸张似乎不可能在写上字以后重新经过装订。手稿是用十七世纪的书写体署名的：“手稿……物资供应不足的原因，W.史密斯著……1565年。”有关这项说明的重要意义，将于下文加以讨论。 这个文本没有标题，没有目录，但正文是完整的，除了在若干地方有些片语或句子由于抄写人的疏忽而漏掉了；还有许多明显的错误，足证抄写人的学识很差，工作做得马虎。有少数地方，在兰巴德的手里作了改正；有几行正文由他誊抄，他还在页边和册子的衬页上写了一些注释；但似乎没有想要系统地仔细检查文书的工作。 Ⅱ. 另一手稿在各方面有很大差别。似乎无法追溯它早期的来历；它属于泽西伯爵，并被说成是《历史手稿委员会第八份报告》。它如今收藏在牛津大学伯德利图书馆，从装订上看，它甚至是在1565年以前写成的；其笔迹完全同我们对其早期时间的推算相符。它包含目录和自始至终的边注；虽然它在第三次对话的末尾省略了几句，这份手稿的正文与兰巴德抄本的正文之间没有重大差异。另一方面，博德利图书馆的抄本却令人惊奇地避免了任何种类的誊抄错误；在新的一行开始的地方，有一两处无关紧要的疏忽，但句子的段落和标点是通篇被仔细地注意到的。这个册子有两种不同的笔迹；每一处的边注看来是由文书在抄的时候顺手写上的，虽然边注的语调与正文的语调截然不同。在手稿的较前一部分，出现第二个人的若干改正。这个手稿每页留有用线画出的廓边，很少有收缩字体的痕迹。 虽然正文没有重大差别，但有许多较小的不同。发言人的名字出现在页边，也出现在正文中；爵士的发言开头有“我说”这样的短语，或者在几句话之后或在每一发言的开头有“于是博士说道”的字样。只有一两处地方这种由谁发言的交代文字并不在正文出现。此外，博德利图书馆手稿的文笔在几处小的地方优于兰巴德手稿的文笔；前者所用的英语要流畅得多，文中一再应用定冠词，使谈话更为精确。 这种种事实似乎可以使我们得出结论，博德利图书馆手稿文本同兰巴德手稿文本相比，是一种经过修改的、改进的文本。我们当然可以把目录表和边注看作说明各个发言人的文字，也可以把它们看作增加的部分；就前者而言，它们有时用得相当拙劣。现在看来，抄写人很可能并不单纯是文书，而是个考虑周到、学识渊博的人，他抄写时肯动脑筋，毫无顾忌地边抄边对原文作一些小小的改进。 Ⅲ. 版本。有以下这些： 1581年 T.马什印刷。 1751年 查尔斯·马什重印。 1808年 收入《哈利杂录》，第九卷。 1813年 以小册子的形式印行。 1876年 新莎士比亚学会丛书，第六辑，第三号。 就版本而论，第二版和以后几版都是根据W.S.发行的1581年版本重印的。他的《献辞》含蓄地声称他曾写了那篇“对话”，但是在他指出正文中一些改动之处的特征以前，最好不要急于讨论他的资格如何。然而，要评价其工作的特征，多少是有些困难的，虽则两份手稿的一致性使人容易发现他蓄意改动的地方。主要的改动是代之以一长段关于物价上涨的语句，这种物价上涨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恢复重铸硬币之后就继续出现了。这个难题是用一种巧妙的方式来探讨的；它把物价的继续上涨归因于贵金属从新世界的流入。人们通常认为法国的博丹是最早把物价上涨的真正原因归诸于改铸硬币的作家；他关于这个问题的小册子出版于1574年 [48] ；如果说W.S.并非不受别人的影响，那他至少是听从了博丹的意见，并用英语加以传播的。 其他一些修改绝不是属于同样的性质；由于把明确的引喻变为意思模糊的措辞，这种修改的工作在今天看来多少有点马虎。关于圈地问题委员会的开头那一句提供了很好的例证；另一处谈到铸造劣币的一段保留下来了，但那是作为一种假设而不是作为事实来论述的。W.S.致力于改动显然是不适当的语句。对往事总是谈得很含糊——谈到二三十年以前的事；W.S.并不试图介绍晚近的事件；当他认真下笔的时候，他并不简明而恰当地描述他那个时代的性质；并且他容许自己反映人们对一些问题的不满意见，而那些问题实际上已经有了某种改进。关于各大学的问题，肯定也是如此，因为从爱德华六世的时代起，各大学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复兴；关于圈地运动，也许只有部分的说法是正确的，因为它在1592年似乎不再是个严重的弊害了。关于W.S.，不妨说他是个能力很强的作者，但是，虽然他已决定要把那本书当作他自己的作品，却没有花很多精力担负起改写的工作。 W.S.的身份是个很难解释的问题。十八世纪的印刷商猜想那是威廉·莎士比亚，这一点是不值得讨论的；“对话”不会是莎士比亚的作品，在1581年时他还是一个十七岁的青年。安东尼·伍德认为那是威廉·斯塔福德，这种说法附和的人很多，但也并不令人满意。弗尼瓦尔博士在其撰写的1876年版的导言中详细地讨论了这个问题，指出上述的说法是没有价值的。 很有可能的自然是约翰·黑尔斯本人在他逝世以前修改了手稿。我们已经知道，他曾蒙受了耻辱，“献辞”的措辞不会是不合适的。与此同时，在恢复铸币的短暂时间内，黑尔斯似乎也不可能注意到那种措施的效果或意外的失效，并解释得那么清楚。另一方面，一位作者似乎也不可能像W.S.那样漫不经心地修改他自己的著作；也没有明显的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黑尔斯要采用W.S.这两个姓名的开头字母。 从“献辞”的措辞来看，W.S.似乎在政治上是个重要的人物，我们有可能在当时的官方文件中找到他的名字。只有找到1581年以前的几年中被提到的W.S.，才可能辨认出他究竟是谁，而唯一的这个人就是托马斯·史密斯爵士的侄子威廉·史密斯。他在爱尔兰丢过脸，因为他曾在阿德斯岛经管过托马斯·史密斯爵士的新拓居地，难以顺利地确立他的所有权。1580年底他被伯父从爱尔兰北部召回，力图为他的伯父获得那里的产权但没有成功。除了墓志铭上的记载而外，我们对他的生平所知甚少。据墓志铭声称，他在1589年与布里奇特结婚，丈人为托马斯·弗利特伍德，世居白金汉郡，一度担任造币厂厂长。他可能就是这个威廉·史密斯，但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把这位颇受尊敬的郡中乡绅和文学骗子等同起来。兰巴德那份手稿背后的签署虽写明W.史密斯是作者，但那也可能是一位图书管理员的手笔，他不过是错误地概述了兰巴德在衬页上写下的注释所提供的资料罢了。 出版目前这个版本的宗旨，是要把已知的最早形式的“对话”提供给读者。文本的来源已如前述，兹不多赘。它包含兰巴德手稿的正文，但由于其中有许多疏漏和错误，必须根据其他抄本详加校订。还需要添加标点，因为无论哪一种抄本都没有遵守应有的标点方法。 * * * [1] 这个注释复制在插页图四上面。尼科尔斯在其关于兰巴德原稿的目录中（不列颠地志图书目录〔肯特郡〕，第512页）提到它，但他把注释读作“托马斯·史密斯爵士或约翰·耶茨”。只要比较仔细地审查一下字迹，就可着出这是一个错误；H的写法很特别，甚至兰巴德自己也不常用；但他偶尔采用这个形式，例如他在1585年7月29日一封信的最后一行所写的Hallyng一字中的H那样（不列颠博物馆科顿·朱利叶斯普通本第25页），在注明日期为1584年12月2日的一封信中也有这同一个字（不列颠博物馆兰斯多恩43，第44页，第21号）。 [2] 斯特赖普：《教会编年史》，第二卷，第147页。 [3] 同上书，第二卷，第149、268页。 [4] 斯特赖普：《约翰·切克爵士》，第40页。 [5] 第二和第三版，第六卷，第36章，第8、9节。《下议院议事录》，1548—1549年2月14日。 [6] 《下议院议事录》，第一卷，第11页。 [7] 同上书，第一卷，第11页。 [8] 同上书，第一卷，第12页，1549年11月20日。 [9] 同上书，第一卷，第13页。 [10] 《上议院议事录》，第一卷，第381页。 [11] 斯特赖普：《教会编年史》，第二卷，第270页。 [12] 《公告汇编》，页码66。〔不列颠博物馆C.12.b.17〕 [13] 《赖奥思利编年史》（卡姆登学会），第二卷，第21页。 [14] 同上书，第 42页。禁止幕间穿插演出的禁令要求普遍执行；但有关摔跤比赛的条文仅涉及伦敦，它似乎表明，禁令仅为一时的权宜之计。看来有必要获得当地的资料以证实这个结论。 [15] 同上书，第54页。 [16] 《公告汇编》，页码30b。 [17] 同上，页码32b。 [18] 《公告汇编》，页码31。 [19] 请参照《减少国币发行量等等的政策》。“如果他想把金币贮存下来，那么，他本来一部分按6先令8便士计值了三十年的安琪儿即将值10先令或接近这个数额。”第8页。 [20] 请参照1551年10月爱德华日记中的记载。“委任铸造5先令、半个5先令、格罗特、6便士、半便士和四分之一便士的事项随即作出决定，并签署文件。”《遗稿》，第346页。 [21] 《沃里克郡》，第一卷，第146页。如果所说的1479年瘟疫夺去了该城3000人的生命或者该城及其管辖地区4550人的生命，这一报道并非虚构，上述关于人口的估计似乎不算是言过其实。 [22] 达格代尔：《沃里克郡》，第一卷，第184页。 [23] 斯特赖普：《宗教编年史》，第二卷，第350页。 [24] 同上书，第二卷，第210页。 [25] 《下议院议事录》，第一卷，1549年3月1日。 [26] 达格代尔：《沃里克郡》，第一卷，第180页。请参照本书第51页。 [27] 同上书，第一卷，第146页。有关这个问题的法令，已于1549年1月12日在下议院提出。《下议院议事录》，第一卷，第6页。 [28] 一件新的特许状最后同意给予额外的特权，见达格代尔：《沃里克郡》，第一卷，第146页。 [29] 同上书，第一卷，第186页。 [30] 请参照他的传记作者吉尔平和德莫斯对他的性格和观点的概述。 [31] 指十五、十六世纪对于在英国传播的宗教改革学说和原文《圣经》进行研究的一派。——译者 [32] 吉尔平：《拉蒂默传》，第46、59页。 [33] 达格代尔：《教会编年史》，第二卷，第1054页。 [34] 贝肯：《著作集》，第二卷，第426页。 [35] 拉蒂默：《讲道稿》，第154页。 [36] 参照拉蒂默的《讲道稿》，“我对你们讲的话很不客气，但我用的是拉丁语而不是英语，是对教士而不是对教外人士讲的，”第46页；“我曾在你们这个边远地区讲道，就像我在公爵大人面前讲道一样，是个实足的傻瓜，”第135页。 [37] 《亨利八世统治时期的英国》（E.E.T.协会），第33页。 [38] 雷金纳德·波尔（1500—1558），英国红衣主教，罗马天主教最后一任坎特伯雷大主教。——译者 [39] 《议会议员报告书》（1876年会期文件），第一册，第375页。 [40] 《议会议员报告书》（1878年会期文件），第一册，第404页。 [41] 但请参阅本书 。 [42] 《枢密院法令》有几处地方提到付款给他的事情，他显然是在1547和1548年以衡平法裁判所文件登录费收纳处秘书的身份领取那些款项的：最后一次是在1549年2月25日。在以后几卷没有出现黑尔斯的名字，但我们掌握两封信件，一封是写给文件登录费收纳处的主计员波尔的（1551年12月26日），一封是写给收纳处的（1552年12月29日）。 [43] 《原文信件》（帕克学会），第99、100号，第188、189页。 [44] 克兰默：《著作集》（帕克学会），第435页。《苏黎世信札》（帕克学会）中可以看到他的签名，由此推断也许能在苏黎世找到有关他在“对话”中讨论的问题的文件。承蒙萨斯普沃思教授仔细查找，但毫无结果。 [45] 斯特赖普：《教会编年史》，第三卷，第404页。 [46] 如在莫尔的《乌托邦》、威尔逊的《高利贷》或贝肯的《珠宝》中。 [47] 斯特赖普：《托马斯·史密斯爵士传》，第36页。 [48] 博丹也许是《论物价极端高昂的原因》的作者。 [book_title]序言 鉴于人们针对我们如今置身于其中的英联邦的衰退发表了各种各样的怨言，其情绪比长期以来更为激烈，于是有些人把它归咎于一件事情，有些人把它归咎于另一件事情。虽然我不是国王的枢密顾问，不像他们那样尤其需要考虑和改革这方面的弊害，但我知道我自己是同一国家的成员，并应召成为下议院议员，而在下议院内，这类事情是非处理不可的，我不能置身事外；正如一个人坐在船上，当船有覆灭的危险时，不能说因为他不是船长或舵手，危险就与他无关。所以，既然目前能够稍稍摆脱其他的事务，我认为最好是趁此机会用我自己研究的心得来阐述我的见解。首先，人们所痛心的是什么，产生疾苦的原因是什么。在弄清这些问题以后，再探讨如何消除这类灾难，以及怎样重新整顿国家的现状。虽然你很可以说，才智胜过我的人不在少数；但正如俗话所说，蠢人有时也会一语中的，就像许多首脑和许多贤达人士一样。因此，虽然他们本身也许并不聪明，但他们越是增长了见识，就越能提供建议，因为一个人理解不了的事情，另一个人也许能够理解。智慧赋予人的才干是各有不同的。有些人擅长记忆；有些人精于判断；有些人机敏出众；有些人需要深思熟虑。虽然这些人并不各自都办事周密，无懈可击，但当每一个人贡献他的才能时，就会从全体中间产生一个智力均沾的人（因为每个人的最优秀的天赋都汇集在一起了），仿佛那是个赏心悦目、精美绝伦的花环，可以用来装饰他的头部似的。所以，我希望不仅是在这方面博学多才的人（他们的判断我是首先愿意尊重的），而且还有商人、庄稼人和手艺人（他们在各自的行业中被认为是最聪明的），能够被任意容许和激发，来表达他们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就他们的功绩的某几点来说，他们也许会透露出一个国家哪怕最聪明的人都无法重新阐明的见解。在所有的人中间，有条谚语或者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即每个人在其最擅长的技艺中都是可以信赖的。难道那位杰出的画家阿佩利斯 [1] 没有认为，当他画出维纳斯的美丽形象让过往的每个人欣赏时，其目的在于（通过每个人对他艺术的鉴定）他可以经常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吗？他允许人们对他进行苛刻的批评，只要他们的批评不超出他们自己所擅长的专业知识的范围，而且并不贸然干预另一个人的事情。这样，人们也许会满足我们的希望，就像他们从前满足阿佩利斯的希望一样，然而，如果我越出自己理解的范围，妄发议论，我是愿意接受批评的。但是，这个问题还在很大程度上涉及一个国家的政策或优良的行政管理，而我既然是研究道德哲学的一员，我就要坦诚地向你抒述我的浅见，因为我相信你总是会对任何事情尽量作出恰当的解释的。这是应当在我们两人中间衡量和考虑的问题，不应对外发表；虽然我也许应当就此提出一些过去不宜公开谈论的问题，因为在这类产生争论的情况下，那样做是必不可少的；然而，从讲话的目的来考虑，我相信它们不会得罪任何人。这是因为，如果一个人不肯对医生暴露他的脓疮，那是难以治好毛病的；如果一个人不说明暴饮暴食所引起的恶心的原因，医生也无法对症下药。所以，通过对话或谈话把事实真相说出来，在我看来是最好的论证方法；通过这种方法，许多道理经过反复讨论，正反两方面的意见都可一目了然。我认为，在谈论这个问题时，即列举人们所埋怨的普遍而共同的疾苦时，最好就采用那种方法。其次，讨论的目的在于弄清问题的真实根源。第三最后一点是，通过讨论来制订一些纠正各种弊害的计划。因此，我要向你说明一位爵士告诉我的近来在他与另外几个人之间关于这个问题的交谈内容；由于那种交谈发生在不同行业的人士之间，他们都对现状表示忧虑，而且据我看来他们谈得很透彻，所以我认为不应恝然置之，不加理会。他们是这样几个人：我最初提到的爵士，另外还有一位商人、一位博士、一位庄稼人和一位手艺人。那位爵士是这样详细地复述他们的谈话内容的。 * * * [1] 阿佩利斯，公元前四世纪古希腊著名画家。——译者 [book_title]第一次对话 爵士。 在我和我国治安官同僚几天前宣布了英王陛下关于圈地问题的委任状并交陪审团负责掌管以后，我由于对人民的激怒和他们的喧闹感到不耐，想悄悄地溜到镇上一位朋友开设的酒馆里去吃一点东西（当时我腹中空空）；在去的时候带了一个我很欣赏其正直和明辨是非能力的诚实庄稼人。也许就在我们抵达那里，刚在一间幽静的休息室坐下来时，走进来一位城里的商人、一个仪态轩昂的可敬的人，他要求上述的庄稼人去同他一道进餐；不（我说），我相信他不会离我而去，虽然他同你在一起会吃得更好。 商人。 于是那商人说，我要回家去取一盘留在那儿的野味馅饼，召请我曾约来就餐的一位朋友和邻居。并且我们要斗胆地同所有在这里和你作伴的人寻欢作乐。至于我的客人，你对他也并不陌生；因此我相信，我们有你们陪伴以及你们有他做陪，都会感到比较愉快。 爵士。 他是谁？ 商人。 潘多修斯博士。 爵士。 真的吗？我保证会竭诚欢迎。因为我们将从他那里得到可靠的消息和明智的见解；因为他以博学强记和聪颖过人著称。商人立刻去请他，他来到我们这里；与此同时，一个诚实人，也就是那镇上的一个制帽商，有话来同上述的商人洽谈。于是，在我和博士先生彼此寒暄几句（按照你们所熟悉的规矩）并重叙长期以前缔结的友谊以后，我们大家就座。当我们已经吃了一点东西以满足我们的饥肠时，博士对我说。 博士。 我相信，你们常常自找麻烦，并使别人费尽心力，因为你们是每一个地区的治安推事，几乎每星期都接受委任，开庭审讯，而他们却不得不抛开家里的农活，出现在你们的面前。 爵士。 情况确实是这样，但必须对国王尽责，并努力促进公共的幸福。上帝和国王并没有给我们目前这样的贫困生活，因此我们应当在自己的乡邻中间广泛地做许多有益的工作。 博士。 要是你有这样的看法，那就很好了；因为造物主已在你们以及其他所有那些注视着造物主的明亮灵光的人的心中埋下了那种信念；正如博学之士已经铭记在心的那样说道，我们不是单纯倾向于依靠自己，而是至少部分地倾向于利用我们的本乡、我们的父母、我们的亲属，并且还会部分地利用我们的朋友和邻居；因此，一切优良的德性自然而然地植根在我们的心中，其意向在于为别人广施善举，从而在人类身上展示出上帝的善行广泛地布施其他人众，不像任何吝啬鬼，也不像任何妒忌心炽的家伙。其他的人与那神圣的形象毫无相似之处，所以他们不去研究别人的共同优点，而只是揣摩如何保全他们自己，如何扩大他们同类的队伍。因此，如果我们想要使人认为我们与上述那些十分卑鄙的人截然不同，酷似异常杰出的神，那就让我们对别人行善，不要专门企图减轻自身的忧患，因为这种行径与野兽无异，而是要敦品励行，以便使我们同神的形象相似。 庄稼人。 尽管你们和你们的家属费尽一切心机（意思是由于我），我手里也不会有比眼前更坏的命令。所以我们曾经在自己的农业上丧失了比现今更多的工作日。 爵士。 为什么会这样呢？ 庄稼人。 啊哟，这些圈地确实把我们大家都毁了，因为它们使我们为自己所占有的土地付出更高的代价，并造成我们由于财力不济无法拥有庄园的土地以从事耕种的局面；所有的土地都被占为牧场，或者用来放牧羊群，或者为杂交改良牛提供牧草。所以我近来已经知道，在我四周不到6英里范围内的10几张犁这几年都闲置在那儿；另一方面，从前60人赖以生活的地方，现在由一个人和他的羊群统统占领了。这种事情并不是引起人们骚动的唯一缘由，因为有了这些圈地，人们确实生活无着，无所事事；所以他们迫于贫困，渴望变革，希冀借此多少得到一点好处；并且很有把握地相信，纵然变革使他们碰到某种不愉快的事情，那也决不会比他们以前的遭遇更加难以忍受。何况各种物价非常昂贵，他们靠自己每天的辛勤劳动是无法生活的。 制帽商。 我对此体会颇深，因为我不得不一反过去的习惯，每天把7便士给我那些爱奥尼亚人 [1] ，然而他们还抱怨他们不能靠此生活。我完全清楚，他们中间最出色的庄稼人在年底也只能稍有积蓄；由于你所说的这种物价上涨，我们这些技工与过去不同，只好留下不多几个学徒，或者一个不留。所以，这座过去是人口众多的富裕城市（你们每一个人对此都有了解）目前由于缺少住户已经一片荒凉，陷于贫困的境地了。 商人。 英格兰的所有城市，除伦敦而外，大部分都是如此；不仅是原来相当不错的城镇在房屋、街道和其他建筑方面已损坏不堪，而且它们乡间的公路和桥梁也多破残倒坍；由于到处萧索贫穷，谁也没有剩下什么财物，可以拿出来修理那些道路、桥梁和其他公共辅助建筑。虽然现今已经办理了许多对旧时代来说也是费用浩大的盛举，如戏剧演出、幕间插曲、五朔节欢庆活动、教区节庆、宴乐畅饮，以及以射猎、摔跤、赛跑和投石或投棒的方式进行的赌博，此外还有赦罪、朝圣、向教会捐献等其他许多事项，然而我看出，我们决不是更富，而是变得更穷了；关于这些，说来话长，不是三言两语所能形容于万一，因为眼下各物普遍昂贵的现象是我以前从未见过的，不仅是国内出产的东西，而且还有我们从海外购买的其他一切商品，如丝绸、酒类、油类、木材、染料、钢铁、蜂腊、亚麻布、粗斜纹布、毛线、床罩、地毯以及各种壁毯和挂毯、各种香料，以及如白色和棕色纸张、喝酒和陈设用的玻璃器皿、窗用玻璃、别针、缝针、小刀、匕首、礼帽、便帽、提花织物、纽扣、花边等杂货；我了解得很清楚，所有这些东西的代价要比七年前高出三分之一以上。其次，各种食物同七年前一样贵，或者还贵一些，而就我所知，物价的飞腾并非来自天灾；因为我以往从未见过比目前更充裕的小麦、牧草和牲畜，并且感谢上帝，这七年来情况一直如此。如果这些圈地是上述物品或其他任何物品腾贵的原因，那么除非把它们废除，否则就令人深感遗憾了。 爵士。 既然像你所说的那样，你有数量充裕的小麦和牲口，那么，这些圈地所造成的物价上涨的现象似乎是不会持久的；因为并非由于小麦荒歉我们才遇到这种物价上涨，因为感谢上苍小麦的价格很低，并且过去七年来情况始终如此。它也不会成为牲口价昂的原因；因为圈地也能养育大部分其他任何种类的家畜；然而我承认，各种各样的物品都价格很高，我自己以及所有像我这样的人确实感到十分悲伤，因为我们没有什么货物可以出售，除我们的土地外没有其他能够使我们赖以谋生的东西。你们三位，我指的是我的邻居庄稼人、你这位商人先生和你这位制帽商先生，以及各种工匠，可以很适当地保全他们自己；既然一切物品的价格比以前上涨很多，你们在再次出售你们的货物和所拥有的物资时就会同样抬高价格；可是，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出售，从而也就没有机会抬高价格，以补偿我们必须再度买进的那些东西。 庄稼人。 是的，你们抬高自己土地的价格，你们还把农田和牧场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而农田和牧场经常是像我这样的穷人的命根子，乡绅却理所当然地只靠他们的土地生活。 商人和制帽商。 商人说，我敢发誓，你说的话千真万确，制帽商也说了类似的话，另外还补充说，由于乡绅变成了牧场主，穷苦的手艺人很不高兴；因为他们现今并非每天能给他们的学徒和仆人供应食物和饮料，但是他们在饮食方面的花费比以前几乎增加了1倍；因此，我的许多同行和其他同类的人从前在死的时候都是富翁，能够在死后给妻儿留下很多财产，此外还留下一笔可观的遗赠供兴办某种善举之用，如修桥补路（各处的桥梁和公路都损坏颇多），或者购置一些地产帮助贫穷的新手开始从事手工业行业；而且，他们有时还在这种遗赠之外尽量拨出一部分剩余财物，供应一位僧侣或者为某个教区的教会兴建一座附属小教堂。现在我们不举债就难以维持生活，除了留下一两个学徒而外，根本就雇不起佣人了；因此，属于我们这个行业以及从事服装业或其他行业的爱奥尼亚人正在被迫失业，这些粗鲁的人多数在各处发生骚动，不仅使英王陛下而且使他的人民惴惴不安。你知道，多事之秋没有什么益处。 商人。 你们确实知道，我的同行在这以前也已经在这个城市做了哪些值得注意的事情；你们知道在此城市尽头的那所慈善收养院，它是不久以前由我的一个同行设立的。这个城市旧的税则近来由我的岳父恢复实行，认为当时已经多少有些衰败的城市可以因此得到补救。然而它如今越来越凋零；以后它将变成什么模样，我可无法预测了。 爵士。 先生，我知道你的抱怨确实不是没有道理的。同样确凿无疑的是，我和那些与我身份相类的人，我指所有的乡绅，也颇有理由，甚至比你们任何人有更多的理由发泄牢骚；因为我说过，既然各种物价普遍上涨，你们还可以根据你们的地位比我们生活得更好，因为你们可以并且事实上真正抬高你们商品的价格，正如食品和其他必需品的价格上涨一样。我们可不能这样办；这是因为，到我们手中的土地或者是买进的，或者是经过商定最后订明期限抵押进来的，要不然就是我或我的祖先在过去时代继承下来的其他产业，我从这些土地得到的收益确比以往多一些，或者所得的租金比以前高一些，但除此以外我却不得不为了赡养我的家属而增加开支；据我看来，我那些土地的第三部分在我有生之年肯定不会始终归我支配，我也不可能增加那部分土地的租金；但它将成为凭租约或产权副本在我生前授予一些人的财产，这种状况正在进行，看来在我有生之年的大部分时间还会同样进行下去，并且或许在我儿子的手里也会如此；所以我们不能像你们那样提高一切商品的价格，我想这就是我们那样做的理由。由于我们不能抬高价格，我们中间的许多人就已经在最近离开了乡间（像你们所知道的那样），被迫放弃我们的家庭，在伦敦租一间房子，或者由一个侍从和一个男仆跟随，未经邀请就贸然晋谒朝廷，而从前他却常常在自己的宅邸招待6—7位道德高尚的人士以及20或30个其他宾客，每星期天天如此。我们中间仍然住在乡下的人如今一年花200镑还维持不了那样的宅邸，但在十六年以前我们用 200马克就可以办到了。所以我们不得不减少自己家庭的第三部分产业，或者提高我们的第三部分的收益。由于我们不能用这种办法来处理那些已经落入别人手中的土地，我们中间的许多人便被迫把那由他们占有的部分土地保留下来，或者购买别人的某个农庄，在里面放养羊群或其他种类的牲畜，以弥补他们收入的衰退，并维护旧有的田产。然而这一切毕竟收效不大。 庄稼人。 可不是，那些羊群是这一切祸害的根源，因为它们的增殖超过各种粮食，从而把农业排挤出了农村，如今全是羊啊，羊啊。要是不但有足够的羊，而且有公牛、母牛、猪、小猪、鹅和阉鸡、蛋、黄油和干酪，另外还繁殖足够的小麦和大麦，统统都在同一片土地上培养或栽种，那就好多了。 博士。 这时，始终身子倾向前面，用胳膊肘支撑着下颌的博士正襟危坐，然后说，我根据你们的话看出，我们中间谁都有理由发它一通牢骚。 制帽商。 我敢担保，你们除非担任教会的神职，就无法像他们那样不必为生活奔忙而仍然无匮乏之虞，并且还不必为政府的命令发愁。 博士。 你的话确实不假，我们没有多少事情要抱怨的；然而你知道得很清楚，我们的生活如今不像从前那样充裕了。我们的生活最初陆续降低了十之一二，打了折扣以后还不算拮据，如果我们同时还可以保持心境和良心的宁静的话。虽然我们不像你们所说的那样从事辛苦的体力劳动，然而你们知道，我们是利用脑力从事劳动的，要比同一个人从事任何力所能及的体力劳动时容易变得身弱体虚；你们看面容就可知道，我们的脸色是多么苍白，我的身体是多么羸弱和病态毕露，而这一切都是由于缺乏体力锻炼。 制帽商。 啊哟，如果我是王室的一位法律顾问，我定然要给你提供一种良药，使你不致由于缺乏身体锻炼而疾病缠身。我要让你拉犁推车，因为你的研究工作对你毫无用处，只是促使人们争斗不休而已。一些人存有这种意见，另一些人存有那种意见，一些人主张采用这种方法，一些人主张采用那种方法，而另一些人又主张采用第三种方法，彼此态度倔犟，仿佛认为自己的言论是金科玉律，在争论中稳操胜券。这种争论未尝不是使人民发生这些骚动的原因；还有，一些人拥护一种学问，另一些人拥护另一种学问。我认为，如果根本没有什么学者，那也毫无关系。 爵士。 朋友，但愿不是这样；再说我们怎么会有王室的顾问给我们出主意呢？我们要基督教怎样来教导我们呢？我们除非通过学习和依靠学问，怎么知道其他王国的状况呢？ 博士。 不用操那份心，（好人制帽商，）在一段时间内，即使这个世界能够继续存在，也不会有多少学者的。 制帽商。 我有那样的想法，虽然我要有人能写能读，是的，还要学会我们周围各国所用的语言，以便我们用文字向他们表达自己的思想，他们也用文字向我们表达他们的思想，并且希望用我们本国的语言阅读《圣经》；至于你们宣讲的道理，除非你们的意见更趋于一致，我们听不听无关紧要；因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博士。 这样说你除了语言的知识，以求能写能读而外，就不关心其他任何知识了。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你并非单单一个人抱有那种想法；因为现今人们送他们的儿子上大学时，只让这些学生掌握一点拉丁语，不许他们用较长的时间待在大学里；接着父母把他们带走，安排他们到律师、审计官或涉讼财产管理人那里当文书，或者到某一位绅士那里当秘书，借以谋求生计；这样一来，大学就变得空荡荡的了。我认为，总有那么一天，我们的王国在短时期内将成为见不到聪颖和精明之士的国家，因而陷于粗俗鄙野，最后屈服于我们以前高居其上的其他国家并受其奴役。 爵士。 但愿这样的事情不致发生；我们忝在缙绅之列，一定要运用我们的作战策略，预先做好准备，不使我们落到向其他任何国家忍辱屈膝的地步；英国人的这种勇敢精神将决不允许那样的事情发生，纵然我国根本没有博学之士。 博士。 可是，人们能够夺取或控制一个帝国或王国，不是依靠勇气或武力，而是依靠主要从学识中得来的智慧和策略。因为我们看出，在各种统治方式中大部分比较聪明而有学问的人总能控制粗鲁和愚昧之徒；正如每一个家族中最有经验的人一样，每一个城市中最贤明的人以及每一个平民政治国家中学识最为渊博的人通常总被置于治理其他人的地位。是的，在全世界的各国中间，凡是精明和诚恳的人确实能够统治其余，虽然他们的武力也许不如别人。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帝国表明了这一点；在希腊人和罗马人中间，像饱学贤明之士备受尊敬一样，他们的帝国依靠智慧的力量在国外比其他一切国家伸展得更广，持续的时间更长。不知为什么你竟觉得我们如今被人征服比早先别人遭受征服来得奇怪，而这个王国的新来居民却自认为同你们一样的勇敢精悍；那种情况的先例是继撒克逊人而来的诺曼底人，在这以前是由撒克逊人统治布立吞人，而布立吞人首先是受诺曼底人统治的。 爵士。 也许聪明的人很多，虽然他们并不博学多才。我知道有些人很聪明，也颇有策略，但对书本上的学问毫无所知；另一方面，许多饱学之士在采取处世方针的态度上却表现得极其愚蠢。 博士。 这一点我并不否认。我说，如果你所谈到的那种人头脑敏捷而很有学问，他们就更加出人头地了；至于你所说的那些头脑简单的人，如果他们毫无学识，那他们就格外愚蠢了。在战争中所受的锻炼，不会使每一个人不折不扣地成为一员名将，虽然他在军队中的经历并不太长；也并非其他任何人都适宜于军旅生涯的，但熟能生巧，经验可以使他相对地精通作战的本领。除了经验丰富这一点而外，还有什么因素能使老年人通常比年纪轻一些的人来得精明呢？ 爵士。 不错，经验对人的智慧很有帮助，这个我承认；但除此以外，学识起什么作用呢？ 博士。 如果你承认经验有很大用处，那么，我不知道你是否也同意我的意见，认为学问对于增加才智也有很大助益。如果同意，我们就不妨把它确定为一项可靠的理由，来肯定经验会促进才智，承认它是才智的泉源而记忆是其基础。犹如经验像父亲那样产生才智，记忆也像母亲那样养育才智；如果经验不在记忆中保存下来，它就缺乏效果。再说，如果我能向你表明，学识帮助了经验和记忆，那么，你就一定会同意我的看法，认为学识可以起到促进智能和增加智能的作用；你承认一个老年人使他比年轻人来得聪明，因为他见多识广，非年轻人可比。然而，老年人所看到的只是他自己那个时代的事物；博学之士不仅了解他那时代的经验，而且了解他的许多先辈所积累的经验；是的，自从开天辟地以来就是如此。所以，他拥有的经验绝非任何伟大时代的没有文化的人所能企及。而且，任何人都无法像形诸笔墨那样，牢记他亲眼目睹的整个时代发生的许许多多事件。如果一个没有文化的人一旦忘记了他所看到的东西，他就决不会再次轻易地猛然想起；反之，一个有学识的人却可利用书本来使他回想起他在另一种场合下忘得一干二净的事情。所以，正如他如果活上一百年就定然比他只活五十年具有更多的经验一样，一个看到人世间风云变幻和时运盛衰的人（好比是看到面前画板上一幅用彩色绘成的千年景物图）就一定比他仅活一百年具有更丰富的经验。同样，一个远游许多国家的人就比那些与他年龄相仿但从未离开本国的人具有更多的经验。因此，如果一个人博学多才，通过宇宙志了解各国历史和其他学问，熟悉世界上每个国家真正的风俗习惯，而且可能比另一个同样游历那些国家但只是稍作停留的人懂得更多，那么，他就一定比另一个学识浅陋的旅行者具有更多的经验，从而也就具有更多的才智，而经验和才智在能力和记忆力方面是同等重要的。我现在不得不慎重考虑我们由于学习而付出的不可忽视的代价，那就是，学习怎样给人们提供了有些作家一向抱怨的人类最大的缺陷，即寿命的短暂以及身体的臃肿和笨拙；另一方面，最初有各种走兽，如公鹿和其他许多，最后还有多种鸟类，似乎都胜过人类。固然一个人不可能借助于学习而活到百岁以上或大致那样的岁数，他却依靠书本了解到整个那段漫长的岁月所发生的事件和事变，因而他就能够得到活上一千年甚至一两万年的好处。而且，纵然他在整个那段时间都活了下来，他的收获也不过是对于层出不穷的事物的那种感受罢了，其余的事情只是利用车马或舟楫往来于各地而已；他现在通过文字获得的感受根本不必依靠任何方式的旅行，也不会遭遇到他如果在整个那段时间活着的话可能陷入的种种危险境地。至于另一点，我们不如空中的禽鸟那么敏捷和轻快，可以迅即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但是，我们可以到各地旅行，就像鸟类从一国飞到另一国似的，而且不必那么辛苦，也不致遇到多大危险，所以我们享有通过那样的旅行以获取知识的便利。难道我们不可以利用宇宙志来了解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处境、形势和特征吗？此外，那样做不是比我们自己忙忙碌碌地游历那些国家来得安全，而且少花力气吗？由于其他许多人千辛万苦，历尽艰险，获得渊博的知识，我们才能轻松愉快地学习他们留下的著作。难道我们不能依靠天文学，了解到上空行星的轨道、它们的运行状况和面貌，就像我们置身于那些行星中间那样了解得一清二楚吗？我们单凭自己的视觉，决不能够得到这种知识，即使我们像任何鸟类那样敏捷。除了在学识方面比任何人单凭毕生的经验所能学到的东西更为完善而外，还有别的什么事情对世间人生的行为来说是必不可少或得益匪浅的呢？没有，爵士先生，甚至你在战场上的功绩也算不了什么；不，经营管理的能手，不是你的功绩，而是经验和书本知识都在学问的范围内得到正确的教导和阐明，因此，纵然你上述的功绩非常圆满，你也至多只会凭经验了解一些事情，不会学到更多的东西；像你，爵士先生，在维吉底乌斯 [2] 的著作中，以及你，善良的庄稼人，在科卢梅拉 [3] 的著作中所读到的那样。 爵士。 我再说一下，虽然我们没有上过学校，难道我们就不可能拥有那些著作的英译本，把它们统统读一遍吗？ 博士。 的确，再好没有；然而，除非你借助于其他知识，你决不会完全懂得它的内容；那就是说，要学好学校安排和叮嘱年轻人学习的算术，还要学习几何学，用来设计工具以夺取城镇和要塞，以及设计畅通无阻的桥梁；在这方面，恺撒由于掌握了有关那些事情的知识而胜过别人，并建立了不可一世的功绩，这些都是任何不学无术的人万万做不到的。你如果在海上作战，要是你不了解根据极地推算出来的纬度以确定你所在的地点，根据星星测定距离的长短，怎么知道海水会把你漂送到哪个海岸？现在我对你来说几句，庄稼人，为了娴熟地掌握农艺知识，你需要懂得天文；例如在那些行星的什么形态下，根据太阳和月亮的什么迹象，你可以确定在什么时候翻地、播种和收获，什么时候种植、嫁接和锯断你的树木、你的木材；另外，要能够判断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天气，准备刈割你的庄稼和牧羊并把它们收藏起来，还要把牲口安置在室内；此外，要学一点叫做兽医学的医术，借此了解你那些家畜生了什么病，如何治疗。其次，为了准确地丈量土地，难道你不需要掌握一些有关几何图形的知识，才能成为十全十美的庄稼人吗？再说建筑方面，纵然一个木匠或泥瓦匠非常灵巧或熟练，难道他不是阅读了维特鲁维乌斯 [4] 和其他作者关于建筑学的著作之后才懂得更多的吗？还要涉猎逻辑学和修辞学，通过前者可以了解到辨别真理和谬误的讨论，通过后者可以懂得用什么方式向人民提出建议，例如一项对他们有利的应急办法，而一个精通业务的老练律师也许并不缺乏关于上述两种学科的知识。请告诉我，要是任何一位统治者或顾问都没有读过哲学，特别是教导举止行动的那部分，那么，会有什么样的正确态度，会有什么样的秩序井然的正直国家呢？我现在研读的另一部分哲学是传授有关自然界的知识的，叫做自然科学。道德哲学所忽视的是国家的哪一部分呢？难道它没有首先教导每一个人应当诚实而有利地控制他自己吗？其次，它还教导他应当怎样英明地管理他的家庭；第三，它指明一个城市、王国或其他任何性质的国家无论在承平时期或战时都应井然有序和治理有方。哪样的国家可以不必保有一位精通这种学问的统治者或顾问呢？这涉及到我们现在所讨论的问题；如果执政者咨询和听从许多精通这门科学的人的意见，国家就会有条不紊，很少有人能理直气壮地表示不满。所以那位天才的哲学家柏拉图说，要算国王是一位哲学家或一位哲学家是国王的国度最幸福了。 爵士。 我在那以前曾经说明，除了神学博士、法学博士或医学博士这些人所掌握的知识而外，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的学问。其中神学博士善于讲道，法学博士熟悉神圣的法律，医学博士精通医学并为病人挑选药水；啊，你现在告诉我还有每一个国家所必须掌握的其他许多学科，这是我以前从未听到过的；但是这些博士不是很少有几个能够熟练地掌握那几门学科，便是没有怎样透露他们的知识和技能。 博士。 不消说，他们确实没有几个人能够熟练地掌握现今的这些学科；就是有本领，也很少有人由于具有那方面的专业知识而比别人更受尊敬，或被请求提供任何意见。所以，当别人看到这些学科不受重视或被撇在一边时，他们就开始学习自己认为有些价值的其他学科，如学习神学、法学或医学那样，但他们不了解神学、法学或医学，就无法精通其他学科。因此大学规定，人们在攻读神学以前首先必须成为学士和硕士。赖以获得这些学位的学科是七种大学文科，即文法学、逻辑学、修辞学、算术、几何学、音乐和天文学。他们过了关，逐渐致力于神学，然后才通过上述学科得到或换取任何判断力，以辨别我们现在所谈到的各种不同的见解。每一种学科的所有初学者都很性急，对种种事物过分仓促地作出判断（因为每一个人都受经验的影响）；之后，当他们已经发表和宣布了他们的判断和见解时，他们就会觉得其他任何人的意见听起来没有什么不同，但他们将按照自己的想象来作出解释，或者认为它并没有什么独到之处。毕达哥拉斯 [5] 命令那些前来听他讲授世俗科学的门徒要沉默五年，指出在整个那段时间他们只应洗耳恭听，不必多加推理；在这教学过程中，凡是在过去半年没有研读权威性著作的学生不仅被准许进行思考和提出问题（因为按规定是可以这样做的），而且可以对他们以前从未听到过的理论作出新奇的解释。在容许如此学习的时候，各种见解会得出什么结果呢？另外，柏拉图禁止任何不懂几何的人到他的学校里来求学。凡是不懂文法，更不懂其他任何学科的人，开头都可被容纳进这所尽善尽美的学校，我认为其目的不在于学习（因为那是可以被允许的），而在于作出判断和评论；于是就发生这样的情况，即同一个柏拉图表明他将成为足以瓦解一个国家的唯一推动力量，如果这种力量有必要加以利用的话；那就是当他们大胆评论种种与他们无关的事情的时候；如年轻人评论属于老年人的事情，儿童评论他们的父亲，仆人评论他们的主人，平民评论他们的地方长官。如果谁都想承担驾驶员的重任，那么，什么样的船能够长期安全航行而不致舟毁人亡呢？如果每个仆人都俨然以主人或师尊自居，什么样的家庭能够治理得非常妥善呢？〔我谈了那么多赞美学习的话，不仅是因为我在这里有我的朋友、即不大赞成学习的制帽商〕而且如今我也了解到关于这方面的许多意见；那种意见就是不在乎其他任何知识，只求他们能写能读，会说会道就行；对于这样一些人，我不妨把他们比作重视树皮而不珍惜树干，爱惜果壳而鄙弃果仁之辈。因此他们似乎要使大地照不到灿烂的阳光，让我们变得愚昧无知似的；地球上万物的生长增殖有赖于太阳，但知识对于增进人们中间的文明、智慧和谋略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正如一个通情达理的人由于富有理性而胜过其他一切生物那样，一个学识渊博的人依靠上述那些学科对理性的磨炼和指引，也比其他任何人优越得多。 爵士。 你刚才对我邻居制帽商说，如果世界继续存在，我们在一段时期以内也不会有很多博学之士。你这番话真意何在，其原因究竟是什么？ 博士。 我已经向你指出其中的一个重大原因；那就是我曾向你说明，大多数人抱有这样的见解，认为能读能写就蛮不错了，不必再钻研其他的学识。另一个原因是他们认为没有给学者任命什么显赫的职位，也不像从前那样使学者享受任何荣耀或尊敬，而是适得其反；学识愈多，他们遭受的麻烦、损失和苦恼愈多。 爵士。 怎么会这样呢？但愿这不是事实。 博士。 啊哟，你没有看到有多少博学之士近来在这十二或十六年间已经遭到困厄，而这完全是因为他们对于有争论的问题发表了他们自己的见解吗？你没有看到当一种意见发表时，凡是吐露一些相反言论的人就陷于困境；在那不久之后，当相反意见得到推动和阐释时，难道不是以前踌躇满志的另一方由于发表了反对那种意见的言论而受累匪浅吗？这样，双方都免不了发生麻烦；不管他属于哪一方；他或先或后总会困处一隅；除非他们颇为精明，能够随着人数较多、力量较强的一方改变观点的步调而变更他们自己的主张。遇到这些麻烦的是何等样的人呢？是双方最会持异议的人，因为除了这样一些人以外，没有其他什么人来争论这些问题；他们谋求荣誉和显赫的地位，但以其学识得来的报偿却是耻辱和障碍。一个家长将宁可让他的孩子去攻读那种可以使其获得较好成果的学科，否则什么样的学生明知会落得这种下场还有勇气去潜心攻读呢？学生人数的稀少和大学的孤寂环境的确表明上述的状况比任何人形诸言词的描述要真实得多。 商人。 我看出，谁都觉得自己在这个时候非常伤心，并且就我所知，谁也闹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专门靠土地生活的乡绅不能像以前他父亲那样生活了。技工不能雇用很多徒弟干活，因为各种各样的食物都十分昂贵。庄稼人由于负了债，比以前付出更多的利息。其次还有我们这些商人，要付更高的代价去买进从外国运来的各种商品，甚至所提高的价格足足占原价的三分之一；由于海外的商人不愿像以往那样乐于用他们的货物来换取我们的货币，我们不得不购买英国货以代替舶来品，这又使我们多出三分之一的货款，甚至几乎比以前高出一半；我们现在付8先令买1码布，而在过去十年间我们花4先令8便士就可买到了；当我们以高价买进外国货物时，我们不再像以往那样有很好的销路，因为很多买主已经缺乏购买力了；虽然卖出这样的货物时很难脱手，我们却还不能不考虑原来买进的价格。 博士。 我相信，如果有些人耗尽他们的资财，你们还是可以不受影响的，因为不管市场上可能出现什么样的有利或不利的情况，你们做买卖的可以立即看出苗头；当你们觉察到价格要上涨时，你们就会马上巧作安排，抛出一部分货币；不久以后，你们看出在海外可以有怎样的获利机会，便在本国大部分地区搜罗全部旧币，设法把它运往国外；所以如今这样的旧币在本国已所剩无几了；这一点，据我看来，是现今百物昂贵的一大原因。 爵士。 怎么会出现那样的情况呢？真的，是否可以用任何种类的金属铸成货币，甚至用皮革制成，在我们自己人的中间流通，从一个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个人的手里呢？ 博士。 你知道，人们通常都是这么说的；但实际的情况恰恰相反，我不仅能够用普通的道理加以证明，而且证据和亲身的体验也已表明如此。不过，现在我们不来讨论这些灾难的原因，而是要研讨一下这种物价的昂贵事实上使人们产生什么样的悲伤心情；虽然我发现每一个人对某一件东西价格上涨的情况感到愁眉不展，但我认为，由于他们许多人有货物可以出售，他们确实在提高他们所卖出的各种东西的价格，正如以前他们为了必须购买的物品曾经付出较高的代价一样；作为商人，他如果以高价买进，仍可以高价卖出。所以那些工匠，如制帽商、裁缝、鞋匠和钉马蹄铁的铁匠，在出售他们的货物时都十分注意他们所买进的各种食品的批发价格和零售价格。我曾看见一顶帽子卖14便士，现在我却要花2先令6便士才能买到；关于布匹，你也已经听到其价格的上涨情况。再说1双鞋子的卖主现在要我付12便士，而我以前花6便士买的1双鞋的质量还要好一些。目前我不花10便士或12便士就钉不上1匹马的马蹄铁，而我知道，直到最近，给1匹马钉4块新的马蹄铁，通常只要花6便士。因此，我不能理解为什么这些人由于物价的这种普遍上涨而忧心忡忡，虽然我确实知道他们的生活水平和收入并未受到影响。普通工人每天的工资为6便士；各行各业的短工和仆役每年工资为60先令；乡绅或他们的祖先终身或以一定期限出租他们的土地，所以他们即使眼看着自己所买的各种物品都已涨价，想提高他们的地租，也不能这样办。至于我们这一段时间始终没有谈到的国王，虽然他每年确实可以得到大部分的税收，却因物价上涨和货币改变而损失最重。因为像一位家臣那样，他手下有许多仆人，如果他想答应每星期给他们若干便士而不像以前那样只给1个便士，我想他自己多半会蒙受最大的损失。所以我们作为国王陛下的臣民，几乎是为他收税的征收员；我们差不多每个人都过着贫穷的生活；净得的收益大部分归国王陛下。如果国王向我们超额收取我们以这种新币的形式获得的收益，而他以往总是收受另一种具有充分价值的货币，那么我就要向你提出这样的问题，即那种情况与他的必需品和王国的大小相比，是否会同另一种情况起到一样的作用。我认为显然不会；因为虽然国王在他自己的国土内可以拥有种种按照他自己定的价格购进的物品，他事实上不能不遭到他的地方行政官和臣民的极大怨恨；此外，由于国王陛下必须利用除夺取以外的一切手段占有许多必需品，不仅供应王室和作为装饰，而且供他本人和直系亲属之用，例如对于他的许多马匹，国王购买时可能花费不多。可是还要为他的战争购买设备，这是绝对省不了的，例如盔甲，以及各种大炮、铁锚、钢丝绳、沥青、柏油、钢铁、手枪、黑色火药和不胜枚举的其他许多东西，这些东西他必须从海外买来，其价格由外国人规定。我这里略而不谈王族的各项支出的增多，因为那样的费用是英王和所有的贵族都要支付的。所以我说，由于物价的普遍上涨，英王陛下比其他所有的人损失更多；至于我们的王国和国王的臣民，那就不仅会遭受损失，而且还会遇到危险，如果国王为了战争需要金银财宝去购买上述设备或者在必要时去搜罗士卒的话，而这种损失势必超过我们所谈到的其他一切的个人损失。 制帽商。 我们听说英王陛下利用另一方面靠造币厂得到的收益来弥补他这方面所受的损失。如果还有短绌，他就靠臣民给他的补助费和税款来补足缺额，所以，只要他的臣民手里有钱，他就不愁匮乏。 博士。 你那些话讲得很对。只要臣民有钱，国王就会在那个限度内向臣民摊派，但要是他们没有钱，那怎么办呢？当国内的财富罗掘俱穷时，他们就家徒四壁了。至于造币厂，我认为所得到的利益颇有相似之处，仿佛一个人要把他的树木连根拔起，以便一次就获得更多的利益，而此后却会永远丧失从中每年可以得到的好处，或是等于是一下子全部拔掉他的羊身上的绒毛。至于说到给国王的补助金，当臣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割爱时，那种补助金怎么会数额很大呢？然而，那种敛财的方法对王子王孙来说并不是安全可靠的；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多次把这种补助金的收益用来抚慰那些部分地根据同一事由而群情激愤地企图实行叛乱的人民大众。 爵士。 博士先生，既然我们有机会遇到一位像你这样的博学之士，我希望我们能够就这个问题彻底讨论一番；至今我们已经探索了物价高涨和人人感到悲哀的现象，因此我们也要查明其中的原因；原因一经查明，补救的办法也许就会立刻显露出来。虽然我们不是能够革除弊端的改革家，但我们有些人也许是当之无愧的，因为我们可以宣扬有关这个问题的另一项主张，并可促进和帮助提供对这些事情的补救方案。 博士。 以上帝的名义，我甘愿花费这一天来满足你的愿望；虽然这种交换意见的方式也许并不带来很多好处，但我相信它不会造成多大的损害，也不会冒犯任何人，因为这是我们中间的交谈，并且彼此心平气和。 爵士。 那是不会的；如果一个人在一所房子里，发现房子的桁条或椽子有某种毛病，并且为了房屋的户主或其中一些住户的安全起见，自动向他们提出房屋的隐患，那么，什么样的人会对他勃然大怒呢？灾难存在于下述问题：我国各物昂贵，但并不匮乏；由于圈地，农村一片荒凉；市镇因缺乏住户和工匠，满目萧条；对宗教问题有意见分歧，把人们吸引到东，吸引到西，使他们争论不休。现在我们不妨移到花园里的葡萄藤底下，那里有绿荫如盖，是个凉爽的休憩之所，我们可以在那里从容地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我要向这里的主人预订晚餐，以便大家在一起举杯言欢。的确，我是说我们这一伙的每一个人，因为我们在这里坐得那么久，都很倦乏了。那就让我们都到花园里去吧。 * * * [1] 希腊雅典附近的人。——译者 [2] 维吉底乌斯，在380年前后负有盛名，著有关于军事原理的论文共5卷。——译者 [3] 科卢梅拉，生于西班牙西南部的加的斯海港，在公元一世纪著有关于农业的论文12卷。——译者 [4] 维特鲁维乌斯·波利奥在公元前十年以前写了一部《关于建筑术》的论文，共10卷。——译者 [5] 毕达哥拉斯（约公元前580—前500年），古希腊数学家和哲学家。——译者 [book_title]第二次对话 爵士。 当我在前述的花园里来回漫步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我默想了好一会儿，才再听到博士发表的意见；据我看来他是个非常博学而聪颖的人，不同于那些只能谈论其自称拥有的本领的普通学者；仿佛他们只是神学院的神学家、司法界的律师或医学界的大夫。这个人谈起各种事情来十分自然，毫不矫揉造作；他看来见多识广，曾把可靠的知识同出色的机智结合起来。所以我希望他和我们这一伙的其余的人再来接着谈我们曾经讨论的问题。首先，为了探索和谈论前述各种物价普遍上涨这种现象的原因，我对博士这样说：博士先生，我感到非常惊异，不知道各物昂贵的起因是什么；虽然感谢上帝，我看到各种东西都很富足。以前牲口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充裕，然而事实上却成为使价格上升的稀少之物。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匮乏，与惯常的情况相反，竟随富足而来。 博士。 先生，这件事情毫无疑问是应当深思，值得探究的；让我听听你们每一个人的意见，然后再把我的意见告诉你们。 庄稼人。 我认为这种价格的上涨对你们绅士来说是由来已久了，因为你们大幅度地提高了地价，以致依赖土地生活的人必须也以高价售出他们自己的土地，否则他们就付不出租金。 爵士。 我说，你们庄稼人早有体会，我们是被迫提高我们的地租的，因为我们必须以高价从你们那儿买进一切东西，如小麦、牛、鹅、猪、阉鸡、小鸡、黄油和蛋类。你们现今的售价不到八年就涨了一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你们在这个城市里的邻居定然记得，在那八年中间他们能够买到1头最好的猪或1只最好的鹅，那时我自己所花的代价是4便士，而如今就要花8便士了；那时1只很不错的阉鸡卖3便士或4便士，1只小鸡卖1便士，1只母鸡卖两便士，现在我却要花加倍的价钱才能买到；大的商品也是如此，例如羊肉和牛肉。 庄稼人。 这一点我承认；但我要说，你和你的一伙人即地主是物价上涨的最重要的原因，因为你们提高土地的价格。 爵士。 嗯，如果你和你所有的同伙都抱有一致的看法，那就好办了；要是你提供保证，你和你那一伙人愿意按二十年之前的价格出售一切东西，那么我无疑会召集所有的绅士在一起商定，按照二十年之前的地租数额来让你们承租土地。由此可见，毛病与其说是出在我们绅士身上，还不如说是出在你们庄稼人身上。全国的所有土地，可以说还有一半没有涨价；由于租借期或租约尚未终止，地主是不能提高他们从土地方面得来的收益数额的，虽然他们很想这样做。还有一些贵族和绅士，当他们要出售自己的土地时，也不愿在原有的租金以外增加新的数额；因此我国的大部分土地还在原有租金的水平上。然而，你们那些同伙的情形却根本不是这样，他们出售的全部产品的价格比以往高出一半以上，而这些提高地租的绅士并没有把它提高1倍；我承认，我们有些人的土地是由国王赏赐给我们的，有许多土地至今归大教堂和小修道院所有而以前从来没有丈量过的，还有些土地是由祖上传给我们的，以上这些土地的地租很多已经高出原有的租金水平，但这类土地的总数不到全国土地的一半。 博士。 你现在怎么说呢？他刚才对你讲得很好；你是否愿意像过去习惯那样出售货物，他也愿意让你按照以往惯常支付的租金数额租用他的土地呢？当那位庄稼人沉吟了一会儿以后，他说。 庄稼人。 如果我必须掏钱购买的一切东西的价格也降低了，我是会感到满意的，否则就不会。 博士。 那些东西是什么呢？ 庄稼人。 啊，制造犁、耙和手推车的铁；为我的绵羊准备的焦油；为我家庭准备的鞋子、帽子、亚麻织物和毛织品；如果我要用现在这样的高价去购买这些东西，然而又要用相当低廉的价格出售我的货物（即使我付的地租此后有所减轻），那么，除非上述的其他物品也一并降价，否则我就很难生活下去了。 博士。 我发现，你除了想减低你付出的地租外，还一定要使其他物品的价格受到限制，否则你就不能以相当低廉的价格提供你的物品。 庄稼人。 是的，但我认为如果土地以低价出售，其他一切东西的价格也会相应下降。 博士。 你说，纵然我国所有的地主都一致同意按二十年之前的数额向其佃户手中的土地收取地租，你还不能像二十年之前那样廉价出售你的物品，因为你必须购买的其他东西的价格都上涨了。如果你要说，应当首先逼迫那些出售你所购买的物品的人降低价格，然后你才愿意削价销售你的物品，那么，我请问你怎样才可以迫使他们这样做呢？那些出卖铁、焦油、亚麻等这类商品的人也许是外国人，不是非服从我们君主的命令不可。请你考虑一下，不管我们让外国人高价出售商品的举动是否为权宜之计，如果你不能强迫他们改弦易辙，而我们自己却削价售货；如果是这样，那么，这是不是使其他国家大发其财，使我们自己陷于贫困的境地呢？他们会给自己积累很多财富，用很少一点钱从我们这里买进我们的商品；除非你能设法在我们自己人中间给商品统一规定价格，对外则规定另一种价格，否则我就不知道情况会发展到怎样的地步了。 爵士。 不，如果我的邻居不愿这样做，我就要向他们提出另一个建议；让我的佃户向我缴纳他们在二十年前惯常交来的地租金额，正如最初在出租土地的协议中载明的那样；我还心甘情愿按照用目前流通的货币计算的价格购买他的一切物品；我相信我可以使其他所有的绅士赞成这同样的协议。 庄稼人。 我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我必须靠我的租金生产出我不凭其他收入来生产的东西，并且只生产我能够生产的东西；因此，你要作为我的租金来收取的，是我出售货物得来的钱财。 爵士。 是的，但如果让我按照你增加报酬的比例增加我的地租，我就满意了。 庄稼人。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爵士。 我的意思是说：你早先惯常以20格罗特的代价出售的货物现在你卖30格罗特；让我按此比例增加我的租金；那就是说，因为你的货物涨了价，原来每20格罗特的旧地租现在要付10先令；然而我的土地还保持在原有的规模。 庄稼人。 我的交易不过是为了我的收入每年支付6镑13先令4便士的地租，并且我照付不误；你不能有更多的要求。 爵士。 我无法说很多话来反对这一点；但我看出，做这样的交易我还是得不偿失，虽然我说不出原因何在；不过我觉察到，你的谋生之道在于高价出售，而我却以相当低微的收入维持我的生活；博士先生，请你助我一臂之力，因为这位庄稼人把我逼得走投无路了。 博士。 噢，可是我想，关于第一个问题你确实把道理说得很清楚，你把他逼入困境；那就是，迫使他承认物价的昂贵不是由你造成的。虽然他援引一条法律就他向你支付的款项为自己辩护，但他似乎坦率承认，法律迫使你只能靠土地获得不多的收益，而并没有什么法律限制他的行动，因此他在销售货物时可以尽量提高标价。为你自己打算，你只要试着证明这种粮食价格的上涨并非首先由你造成就行了；但是，既然各种物价像现在这样上涨，你就有理由提高你的物品即土地的价格，否则在你被迫按照新的行情采购粮食的情况下，你就要像从前出租土地时一样，按旧日规定的数额收取租金。这个问题我们今后还要讨论，或者将来由别人来探讨。可是让我们来看看，如果这位庄稼人被迫按低廉的价格出售他的东西，到那时是否一切问题都能顺利解决。我们不妨这样来说明问题：庄稼人应当根据命令，规定每蒲式耳小麦售价8便士，裸麦售价6便士，大麦售价4便士，他的猪和鹅售价4便士，他的阉鸡售价4便士，他的母鸡售价1便士，他的小鸡按旧价计算，他的羊毛每托德（28磅）售价1马克，牛肉和羊肉按过去的价格计算；于是他就像以前那样有足够的款项向地主缴纳地租了；他的地主又可收取与从前惯常收取的地租同样多的款项了；在一种价格规定以后，同样的情况势必会影响上述的许多物品，它们的价格也会由此规定下来，就像从前用旧币按当时行情支付代价一样。这一切将进行得十分顺利；佃户和地主都心情舒畅。嗯，现在让我们继续谈下去。庄稼人非买铁、盐、焦油和沥青不可；假如他自己也被迫栽种亚麻，棉麻织物和皮革的售价就会按那种价格规定下来。乡绅必须购买酒类、香料、甲胄、使他房屋透光明亮的玻璃，以及制作工具、武器和其他必需器械的铁、盐、油等其他不胜枚举的东西；如果没有其中的若干物品，如铁和盐，他们也许就无法生活，因为这两样东西虽在国内生产，却只够供应一半，至于石油、焦油、柏油和松香，我们本国根本不生产这些东西；如果缺乏上述商品中的另一些商品，如酒类、香料和丝绸，我们就会过一种粗陋和野蛮的生活，因为这些商品都是要从国外输入的。我们有没有可能按低廉的价格购买它们呢？有人认为是可能的；因为当外国人看到，由于他们按照比往常较低的价格出售这些物品，他们可以用少于往常支出的金钱在我国买进同样多的商品时，他们就会愿意像从前欣然接受较多的金钱那样接受较少的金钱；于是他们就廉价出售自己的商品；例如，既然他们如今可以按20先令或22先令的代价出售1码天鹅绒，并用这笔钱买进1托德羊毛，那么，他们在售出1码天鹅绒时收取1马克以后，不是照样可以用1马克买进1托德羊毛吗？ 爵士。 我想是如此；因为他这样做不会比现在吃亏。同样的道理也可用来说明铁、盐、香料、石油、柏油、焦油、亚麻、蜡和其他一切舶来品。 博士。 如果我问你这样一个问题，即他们是否应当由我们法律规定，不得不如此出卖他们的货物，那么你会怎样回答呢？ 爵士。 是不是这样，没有什么关系；我想他们是不会这样办的，因为他们在我们国王的疆土之外，他们带来什么货物，完全可以自行决定；然而，由于看到他们以较低的代价出售商品以后就可按照比以往的高价低廉得多的价格购进我们的一切东西，他们就会愿意运来各种商品，并同样会廉价出售。 博士。 对此我感到怀疑，但疑团不大；我认为他们将像目前这样以最高的价格出售，或者根本就不给我们运来商品。你必须了解到，他们并不总是为了采购货物才到我们这里来的，而是有时候会在这里推销他们的货物，如果他们知道这里的销路最好的话；一旦他们发现本来打算在我国采购的商品在别国买进较为便宜，他们就会在别国成交；有时候他们会在我国的一个地区出售他们的紧俏商品，到另一地区去买进货源最为充足、价钱最为便宜的商品；或者一部分购自我国，一部分购自另一国家；为了这个目的，到处流通的货币使用起来最为方便，尤其当他们进入任何一处与他们推销货物无关的地点需要花钱时是如此。我国的货币在其他地方不像在我们这里可以自由流通；因此，如果外国人在出售商品时接受我们的货币，他们就会蒙受巨大的损失；在那种情况下，他们就宁可把货物运往其他地方，换取到处通用的货币，以后他们要在什么时间和什么地点使用，完全可以随便选择。如果他们只愿意用他们的货物来换取我们的货物，那么你可以设想，他们多半不会企图把他们认为最便宜而我们认为最昂贵的商品或物资运来。 爵士。 不错，肯定如此，那是所有的商人都采用的策略。 博士。 你想那是些什么物资呢？ 爵士。 嗯，各种玻璃制品、花布和花纸、柑橘、高级苹果、樱桃、带香味的手套之类的琐碎东西。 博士。 你说得有理；他们可能企图用这类商品同我们进行交易；这类商品在他们那里相当便宜，只花费他们的劳力罢了；要不然他们那里的人就会闲着没事干了；然而，这些东西按他们的价格计算，在其他地方也像在这里一样，是很少有点紧俏的；可是，当我们感到缺乏钢铁、盐、大麻、亚麻等等时，你谈到的那一类商品就会滞销，不受欢迎，而人们就会抢购上述的那些物品了。 爵士。 你想他们还会运来别的什么东西呢？你的意思也许是说丝绸、酒类和香料吧？ 博士。 不，不是那些东西，因为它们在其他地方也能卖上好价钱。 爵士。 输送给我们的商品既要在他们那里便宜，又要在我们这里昂贵，那究竟是些什么东西呢？ 博士。 我不告诉你，除非只有你一个听到，要是到处传说，那就不适当了。 爵士。 请你告诉我吧。 博士。 我知道你可靠，对国王陛下和他的王国赤胆忠心。我可以告诉你，那是黄铜；因为据说他们确实拥有大量的优质黄铜，因此价钱便宜；它运到这里要换取好多白银，因此对我们来说价钱就贵一些；他们会运来给我们的，正是这种商品。 爵士。 怎么？是铜壶、铜锅和其他铜制的器皿吗？ 博士。 不，除非真正为了弄到黄铜，谁也不会买这类东西。 爵士。 这是什么意思？刚才博士悄悄地告诉我，他们成堆地运来的，是在海外铸成的货币，跟我们的货币在各方面都很相似；当他们看出那些铜币的价值估计同银币相仿时，他们就带来换取我们的商品；例如换取我们的羊毛、毡制品、乳酪、黄油、布匹、锡和铅，这些东西是每个人都会乐意多搜罗一些来卖出去的；由于从外国人那里得到的我国货币比在国内市场上得到的多，他们就宁愿卖给外国人而不愿按固定的价格卖给我们了。再说外国人可以花较少的本钱提供那种货币，因为那是他们自己铸造的。他们运走的物资非常便宜，所以他们愿意尽量满足你们提高售价的要求来购买我们上述的商品。而且，虽然他们自己铸造这样的货币，但由于看到他们必须付出较多的代价来购买我们的货物，否则谁也不会愿意把货物卖给他们，那个外国人在他看见自己邻居的家里可能已有同样多的货物时，就一定会在外来商品的价格上考虑到那一点，因此他们在销售货物时会把价钱抬高一些。这样一来，他们可能会提高我们的主要商品的价格，并用铜来换取那些商品，而我们是无法用换来的铜购买我们所缺乏的其他类似商品的，如果那一类商品在我们国内并不富足的话。这种交易正如格劳库斯 [1] 与迪奥默德斯 [2] 之间的交易一样，那时他用自己的黄金马具换取那个人的黄铜马具。但在另一方面，他们不得不把带来的货物高价卖给我们；这样，如果这些庄稼人和乡绅以及我国的其他一切人等被迫廉价出售他们的东西，但又要用高价买进海外运来的一切，我看不出他们能够怎样长期保持繁荣。我不知道有谁在买卖上曾经贵进贱出，而能久盛不衰的。 爵士。 对于你所谈到的那种运进来的货币，也许有人搜查，并从而想出惩处的办法；对粮食也订出条例，不得从我国出境。 博士。 也许还想不出什么办法使你在两个问题上以及在运进的货币和运出的粮食上不受欺骗；许多人常常会想出许多办法来解决任何问题；虽然我们周围有一片很好的水塘、即大海，但许多人可以通过主人至今所不知道的暗道进进出出。不管是谁，只要他有一座漂亮的房屋供他自己和家属住在里面，有一扇大门可以出进，房屋的主人就不会防备重要的东西被别人偷走；我们这样大的国土有许多道路和暗道可以进出，问题就不那么简单。然而，如果外国人满足于同我们以货易货，那么，虽然我们的货物对他们来说相当便宜，什么因素会使他们提高其他物品的价格呢？到那个时候，他们以高价出售，但以相当低廉的价格购买我们的商品，于是我们势必大吃其亏，他们则获利颇多，其结果是他们发财致富，置我们于贫困的境地。然而我却宁愿像现在这样，仿照他们提高物价的办法来提高我们的物价；虽然这样一来有些人会遭受损失，但如果采取另一种办法，吃亏的人就更多。在为每一项琐碎的东西规定价格方面，该做些什么事情呢？如果每一样东西的价格要靠命令来降低，就有工作可做。因此我认为，既然粮食价格的上涨并非由你们两人所造成，那么不管你们哪一位就无法加以纠正，我指的是你这位乡绅和你这位庄稼人；如果粮价的上涨是由你们造成的，那么它也可以在你们的手里用恢复到原有价格水平的办法加以补救，因为你们是这种价格昂贵的根源。可是，如果你放弃你的地租，或者你把自己粮食的价格恢复到旧日的水平，那么正如我所说的，这样做并不会迫使外国人降低他们商品的价格；只要他们的商品价格高昂，你们压低自己商品的售价这种做法就既非上策，也非出于自愿；除非你们能够想出一种办法，怎样使你们同他们在生活上互不依赖（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或者利用物物交换，不用货币，像我在书上读到的在荷马时代尚未出现货币时的情况一样。罗马法也证明这一点。物物交换的办法非常麻烦，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把商品运来运去，而如今得了货币的好处，一个人可以利用那些信物从远处取得他所缺少的东西而不必多费搬运之劳；从前很难从别人手里找到一切货物，现在只要给人支付同等价值的货币就可以采购齐全了。 庄稼人。 如果这位绅士和我都不能纠正这个问题，那么该由谁来补救呢？ 博士。 我要告诉你我对此后这方面情况的想法。但首先让我弄清楚这种物价昂贵的原因。因此让我了解一下是否会有其他什么原因吧。 制帽商。 唉，这些圈地和大片牧场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可耕地是以前各种各样的穷人赖以生活的根本，如今人们却把这类土地归一人所有。从前农田培育各种谷物，也饲养各种牲畜，如今只剩下绵羊了。以前一些靠农田生活的基督教教区牧师不见了，现在那里只有3、4个牧羊人，以及赖以维持生计的主人。 博士。 你触及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虽然我并不把它看作现今这种物价高昂现象的唯一根源；但我心里这样想，如果那种圈地在未来二十年期间像在以往二十年那样增加，它就很可能大大地瓦解和削弱我国国王的实力，而这一点比物价高昂更为可怕。关于你所讲的事情，最根本的近因是我们中间这些剧烈和不幸的骚动；由于这些圈地，国王的许多臣民不像从前那样有谋生的场所，被占据的土地又并不总是用于生产；因此，人口不断增多，他们的生计却已缩小，这就势必会有很大一部分人无所事事，生活无着；而饥饿的痛苦是很难忍受的。因此，当他们家徒四壁时，他们当然要对富足的人表示不满，并激起这些骚动。 爵士。 经验似乎足以清楚地证明，圈地应当是有益而无损于社会福利的；因为我们看出，圈地最多的地区最为富裕，如埃塞克斯郡、肯特郡、德文郡等。有一次我听见一位民法学家说，在他的司法界有这样一条准则，即谁占据许多共有的东西，谁就被所有的人轻视；经验表明，共同使用土地的佃户不如各有其一部分时显得那么出色。我还听说，在海外的大多数国家，他们不知道公地是什么意思。 博士。 我不是指所有的圈用地，也不是所有的公地，而只是那种由一般可耕田变为牧场的圈用地；厉害的圈用地并无规定有权出入其中这种补偿的条件；如果土地是个别地圈入的，以便让人继续在那里耕作，而对公地享有权利的每一个人都有同样一部分圈入的土地供自己使用，如果每个人都同意这样安排的话。但这种安排不会马上就办到，因为英国有许多村民，他们自己没有赖以生活的土地而只有干杂活的劳动力；他们靠上述的公地获得饮食，如果他们突然被推了出去，享受不到糊口的东西，他们就可能制造很大的混乱和不和，损害公共财富。也许还会发生这样的情况，那就是，如果人们被允许把他们的土地围起来，假装还要继续耕作，那么，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们就会把它都变成牧场，像我们看到他们现在节制饮食的那种情景，就格外可悲了。 爵士。 如果他们发现这样做比其他的办法更为有利，他们干吗要改变主张呢？ 博士。 我不能充分向你说明，他们为什么一定要那样做，因为他们不可能用损害别人的办法为自己谋得利益。可是在这整个问题上怎样才能使他们不那样做呢？只要他们靠饲养牲畜比靠耕作得到较大的好处，他们就仍然会把土地圈起来，把可耕地变为牧场。 爵士。 官方很可能会用法律加以约束，如果他们认为这样做对公共福利十分有利的话；可是所有的人并不赞成那样的论点。 博士。 我了解得很清楚，他们并不赞成，因而很难就此制定一项法律（许多可以从中得到好处的人也表示反对）。如果制定了这样一项法律，那些仍在研究如何获取最大利益的人势必千方百计钻那项法律的空子。 爵士。 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证，我一向听得很多；有些人在维护这些圈用地的时候常常发表这种论证。每一个人是国家的一个成员，对一个人有利的事可能对另一个人也是有利的，如果他作出同样功绩的话。因此，对一个人有利的事，也对另一个人有利，也许还对所有的人有利，甚至对国家有利。一大笔财富由许多便士构成，一便士与另一便士合在一起，再与第三个和第四个便士汇合起来，就逐渐形成很大一笔金额；同样地，每一个人同另一个人合在一起，就形成国家的整体。 博士。 那样的论证很好（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的确，对每个人自身有利的事（也对其他任何人并无损害）就是对整个国家有 利，不会有别的结果；另一方面，谁也不会承认，也许只对若干人有利的盗窃勾当会对整个国家有利。然而，这种圈地的事带有这样的性质，即一人得利，多人受害。所以我认为那个论证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爵士。 他们还会提出另一个论点说，我们自己的商品应当尽可能提高价格，而这些绵羊提供的利益也就是我们所掌握的一宗最大的商品。所以应当尽量提高它的价格。 博士。 我可以用一种类似我回答另一问题时提出的理由来回答那个论点。确实，我们应当尽量提高我们商品的价格（尽可能使它不致妨碍或较少地妨碍我们其他的商品）；这是因为，固然繁殖兔、鹿等等是有利于我国的事业，但如果我们把所有的可耕地改作饲养那一类商品之用，并放弃耕作和不去生产其他一切商品，那就是愚不可及了。 爵士。 他们还会说，并非所有的土地都适宜于饲养绵羊。 博士。 用来繁殖或饲养羊群的通常都是十分贫瘠的土地，如果适宜于这种或那种用途的土地都变成保持羊群的土地而不用于其他方面，那么我们将在哪里培植我们的其他物产呢？ 爵士。 有些土地可以用来饲养羊群，但并非所有的土地都是如此。 博士。 什么事情会促使他们去仿效有些人的做法呢？的确，什么因素会鼓励他们采取行动，希望在短时期内靠此成为著名的富翁呢？再说，如果每一个人都这样做（仿效其他任何人的榜样），其结果只会是整个国家陷于满目荒凉，支离破碎，不是使人才辈出，而只是提供绵羊和羊倌。这样，它就很可能成为那些首先企图袭击我们的敌人的战利品；因为到那个时候，羊主和他们的羊倌只会毫无抵抗地屈服于敌人的淫威之下。 爵士。 谁能让他们尽量利用他们自己的东西呢？ 博士。 是啊，人们也许不会滥用他们自己的东西来损害国家；然而就我所看到的一切情况来说，这是一件值得自豪的必不可少的习惯；但我看不出滥用东西会成为物价高涨的唯一原因。如果说这种圈地和大规模放牧的行动是任何物品涨价的原因，那它一定主要是在小麦方面；最近两三年以来，我们的小麦是够便宜的了，那时价昂的大都是牲畜，如牛肉和羊肉；利用牧场和圈地来繁殖牲畜，只会增加而不会减少它们的数量。 爵士。 为什么这些圈地会使人们那样愤怒呢？ 博士。 当然，决不是没有很大的原因的；虽然过去这三、四年期间由于上帝的慷慨恩赐，我们小麦丰收，1亩地有以往2亩地的产量，因而售价非常便宜；但如果那几年小麦碰巧只有中等的收成，那么毫无疑问，我们的小麦就会像其他物产一样价格上涨了；那时在采邑里发生过糟蹋贫瘠公地的事情。要是偶然碰到小麦歉收的年份，我们就一定会发现小麦的价格与往常大不相同，变得极端高昂，就像我们如今看到其他食物的价格暴涨一样；特别是，如果我们在国内没有足够的东西可以供应的话。由于很多土地变为牧场，上述情况此后可能比过去更容易发生。每个人都会谋求最有利的生财之道，并且他们确实看出，大规模的放牧和饲养牲畜比从事耕耘要有利得多。只要这种趋势长期发展下去，牧场将不断蚕食耕地，因为历来能够制定的法律并没有禁止拓展牧场。 爵士。 那么你认为怎样才可以纠正这种弊病呢？ 博士。 使耕种所得的利益与放牧主和放羊主的利益铢两悉称。 爵士。 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博士。 噢，我猜想有两种方法；不过我怕它们乍看起来似乎会使你在仔细考虑以前就感到不快，以致你不待详察就加以否决；因为我们现在谈论的是如何使物价大幅度地降下来。还有，如果我提出一项办法，让某种东西暂时贵一些，我多半会遭到拒绝，好像那样的见解是违背每个人的意愿似的。 爵士。 请你继续把你的心里话讲出来，不要有什么保留。虽然你的理由初看起来是不合理的，但我们愿意听听你是否能把理由最后说得合情合理。 博士。 请你记住你如今正在谈论的是什么问题；并不是怎样使所有的物价一下子降低下来，而是怎样才能打破这些圈用地，更多地利用农业耕作；关于各种物价的问题，我们今后还会谈到。 爵士。 我们一定牢记不忘。 博士。 是什么因素促使人们兴高采烈地增加牧场和圈用地的呢？ 爵士。 噢，当然是由此产生的收益呗。 博士。 说得很对，没有其他任何因素。如果你能找出办法，解决我将告诉你的两件事情的任何一件，那你就会使他们像现在从事畜牧业那样乐于耕作了。 爵士。 那两件事情是什么呢？ 博士。 嗯，要使从事畜牧业的收益同依靠耕作得来的收益一样增长得不多；或者使从事耕作所得的利益和以前靠畜牧业得来的利益一般多。而且，我相信每个人将重视耕作，正如他现在重视畜牧一样。 爵士。 这种事情怎样才能办到呢？ 博士。 嗯，第一项办法是使饲养者的羊毛价格像小麦的价格一样低；如果你像对待小麦那样也限制未经加工的羊毛运往海外，你就能够做到这一点。你们已经制定一项法律，规定不准将任何小麦运出国境，并将它的价格提高到每夸特1诺布尔以上，如果你们在把它自由运往国外时所得的代价低于此数的话；只要羊毛的价格每托德超过13先令4便士，也应当限制其出境；在低于该数额时，则让它自由通行；这是一种办法。另一种办法是增加未经加工的羊毛出境的关税；这样，羊毛的价格将以饲羊人的决定为准，但不使海外的价格低于国内的价格。这是针对那些来我国经商的外国人提高的价格，国家由此获得的利益可与饲羊人所得的利益相埒，而饲羊人还可免除交纳给国王的特别津贴。关于压低羊毛价格的问题，就谈到这里为止；现在再来谈谈提高小麦价格的问题，说明它像羊毛那样同庄稼人的相应关系。同时要探讨一下，如果你们像如今对待羊毛那样让小麦在任何时候都可自由出境，那将产生怎样的结果。 商人。 通过前两种办法，人们把羊毛运往海外的数量将比目前为少；如果实行前一种办法，国王对其主要商品征收的关税和所得的利益将有所减少；如果实行你的后一种办法，小麦的价格将提高很多，使人们愁眉不展。 博士。 我知道得很清楚，小麦最初会显得价高；但是，如果我能使你相信那种情况是合理的，它一般说来对国家并无妨碍而只会使它得到很大的好处，那么，我想我们是会对那种状况感到满意的；关于国王的关税，我打算以后再谈。 商人。 如果你能向我说明这个问题，我是愿意赞成你的见解的。 博士。 我决定试着说明一下，虽然这个问题多少有点复杂；像我以前向你指出的那样，它乍看起来会使许多人生气；因为他们会说，难道你想使小麦的价格比现在高吗？即使不提高价格，产量不是已经够少的了吗？不，我请你们想办法使它便宜些，如果可以做到的话，因为它已经够贵的了。他们还可以列举一些与此相类的理由。可是现在再让这位庄稼人来回答那些人的问题吧。难道你们这些放牧的人没有抬高你们的羊毛和毛皮的价格吗？还有你们商人、服装商和制帽商，没有抬高你们商品和货物的价格，差不多比往常高出1倍吗？这难道不是我也提高小麦价格的充足理由吗？为什么你们可以悉听尊便，而我就该受到限制呢？不是让我们大家一起受到限制，就是让我们大家同样享有行动的自由。你们可以到海外去出售你们的羊毛、兽皮、油脂、干酪、黄油、皮革，这些都是你们靠了放牧随意抬高价格，用它们来换取最大利润的。除非按照每蒲式耳10便士或10便士以上的代价计算，我是不会把小麦脱手的。你们的话等于是说，我们这些庄稼人不应当出售自己的货物，除非是完全奉送，或者只收那么一点儿代价，连口都糊不了。你们想想，如果这儿的庄稼人确实说了这些话，他不是讲得很有道理吗？ 庄稼人。 我衷心感谢你；因为你已经把问题说得比我自己亲口讲来还要透彻，而又句句千真万确。我们感觉到了所受的损害，但我们不知道原因何在；十二年以前，我们许多人看到自己靠犁耕种得来的收益少得可怜，于是那些过去拥有2张、3张、4张不等的犁的邻居便撂下了这些农具，其中有些人用他们一部分或全部拉犁的牛马把他们一部分或全部的可耕地变成牧场，从而成为富户。我们每天都有一些人把他们自己的一小块土地圈作牧场；如果我们的土地不在公地中间，互相混合在一起，那么，我想在这时以前，经过教区全体居民的共同协议，我们的土地恐怕早就被圈起来了。老实说，我没有圈起或只是圈起我很小的一块土地，因此，要不是在我的土地上饲养一些牛、羊、猪、鹅和鸡，我就根本无法凑足向领主交纳的地租；这样，由于代价不小，我挣得的纯利比种植全部小麦来得多；但我还只能勉强糊口，因为家庭所需的许多东西花费我的钱高于以往。 制帽商。 虽然博士先生在这里所说的道理确实使你们庄稼人听起来非常悦耳，但它根本引不起我们工匠的兴趣，因为我们必须用我们的钱币购买制面包的小麦和酿酒的大麦。你这位博士先生同样振振有词地认为这位庄稼人应当提高他的小麦的价格，并且可以像我们向外国销售货物一样随便输出小麦，对于这种言论，我说不出很多反对的意见；然而我要说，每个人都需要小麦，但他们并没有那么多的其他物品。 博士。 因此，小麦越是必不可少，人们越加应当重视小麦和加以培植；这是因为，如果他们看到使用犁不如用其他技术能够获得较多的收益，你想他们会不会放弃原有的行业，从事他们认为比较有利可图的其他行业呢？这一点你们可以从这位老实人乡邻的行动中看出来，他们由于看到放牧比耕作较为有利，已经把可耕地变为牧场了。俗话说，报酬产生技艺，也就是说，利益或报酬的提高培育各种本领；这个说法十分正确，以致所有的人根据一般的判断都能同意。我们还必须懂得，法律的直接惩罚不应在一个国家里强迫或限制人们去做一切必须做的事情；但是，固然有些人慑于法律的威力，另外一些人却毋宁说是受了事业和报酬的吸引，才去做他们必须做的事情的。这是因为，什么样的法律能迫使人们辛勤工作，努力劳动，或者孜孜不倦地学习智能方面的任何专门技巧和知识呢？他们可能会受到激发、鼓励和吸引去做那些事情，如果勤劳的他们在殚精竭虑之余得到很好的报酬，能够以其劳力得到收益和财富作为补偿的话。与此相类似，如果有学问的人按照他们在求知方面奋勉进取的程度得到提升和尊敬，每个人就会潜心钻研，在体力劳动上勤奋从事，在知识范围内孜孜以求，奋斗不懈。要是取消这种报酬，开始用法律强迫他们去做那些事情，谁还会来犁地或掘地，或者从事任何需要付出辛劳的体力工作呢？或者说谁还会壮着胆子远渡重洋去进行任何商业活动呢？或者说，如果看到所得的报酬不会优于株守家园时的收入，谁还愿意冒着风险或危险去运用他的才干呢？可是，你们也许会回答我说，不会取消他们的全部报酬，而只会取消其中的一部分。然而你们一定会赞同我这样的意见，即如果他们得不到全部的报酬，所有那些才干必然会凋敝；所以，如果一部分报酬减少了，运用那些才干的积极性也将按比例相应地减少；这样一来，他们所得的报酬越低，受人尊敬的程度越薄，他们就会越加松松垮垮，提不起劲来。现在再来谈一谈我们所要解决的问题；我认为更有必要想出一种办法，使农业得以兴旺起来而不是比以前衰落，这件事我还看不出怎样才会实现，但我像许多人一样，确实认为他们所得的收益越多，他们就愈加乐于从事那种技艺。确实，在一个国家，有些事情必须由别人努力推动，有些要用报酬来吸引，因此，贤明而善于运用策略的元老院议员西塞罗 [3] 写道，据希腊七人之一且为七人中唯一制定法律的梭伦 [4] 说，一个国家主要靠两件事情来支撑，即报酬和克制；我根据这番话推测，人们应当在报酬的激励下去做好事，同时要努力克制，不做坏事。真的，如果不更好地爱护庄稼人，激发他们使用犁的热诚，那么，在时间的推移过程中将有许多张犁闲置不用（我担心已经出现这种情况）；如果在我们中间万一碰到荒年，就像通常七年会发生一次的那样，我们就不仅会遇到物价上涨，而且也会看到小麦数量不足，不得不用高价向国外的若干地区觅购小麦。 爵士。 你能采取什么办法更好地扶植他们使用犁呢？ 博士。 让他们靠耕种土地比以往获得较多的利益，并使他们可以像人们处理其他物品那样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随便出售小麦。毫无疑问，小麦的价格将上涨，特别是在最初的短时期内；但价格将刺激每个人去拿起犁来耕耘土地，开垦荒地，并把圈用的土地从牧场改为可耕地；因为每个人都将乐于趋向他们看出可以从中获得较多利润和收益的行业。这种办法一定可以保证小麦充盈，并由此将大量财富带入我国；此外，其他一切食物也将在我们中间大量增加。 爵士。 我乐意听你说明所采取的办法。 博士。 你已经听人说过，庄稼人通过自由输出和销售小麦，获利颇丰。由此可以看出，每个人都自然会趋向他认为可以从中得到最大利益的行业。所以，人们会乐意从事农业。务农的人愈多，小麦的产量必定会更加丰富；小麦愈加充足，价钱就会格外便宜，同时也会有更多的余粮满足国家的需要；再说，丰年的积余又将给我们带来其他的谷物，或者带来我们所必需的其他国家的商品。因此，从事农业的人愈多，各种食物的生产将更加普遍，如牛、羊、猪、鹅、蛋、黄油和乳酪，因为所有这些主要是靠谷物饲养出来的。 爵士。 如果人们在收成相当好的年份把供应国家以后的全部剩余粮食卖掉，然后碰到荒年，以前丰收年份的谷物毫无贮存，我们该怎么办呢？ 博士。 首先你必须考虑到，人们一定会在国内保留足够数量的谷物供他们自己食用，然后才出售余粮；他们有随意销售商品的自由，但毫无疑问，他们宁可在国内以低廉2便士或4便士的价格售出，而不愿加重运输之劳和承担风险，把它送往国外以较高的价格脱手（除非获利多得多）。这样，人们受赢利的刺激，愿意保留较多的谷物，以期待一个粮食腾贵的年份，从而就需要有较大的仓库。虽然他们没有很高的奢望，但在丰收之年供应全国的需要以后还会把所有的余粮卖到海外去，因为通过上述的办法，那时已经使用的犁将在丰年满足国家的需要，如果一个歉收年份继之而来，那么许多张犁生产的谷物将像在丰年那样富足有余，而在荒年则至少可以满足国家的需要。所以，歉收年份将有足够的谷物供应国家，丰年也只会有充足的供应，因为人们可以把多余的粮食运往国外以换取大笔钱财或其他商品；如今，在一个丰收年份，我们力求掌握尽量多的粮食以满足国家的需要。于是，如果万一遇到荒年，我们自己一定会缺乏粮食供应，不得不往海外采购。到那个时候，要是他们像我们这样嫉妒心重，在我们向他们求购粮食时，他们岂不会说，既然以往在我们粮食充盈时他们买不到我们的货，为什么在我们遇到荒年时要把粮食卖给我们呢？根据常理推断，当一个地区缺粮时，另一个地区理应给予帮助。所以上帝已经命令，任何国家都不得拥有一切商品，而是规定一国缺乏某种商品时，另一国家应当给予接济；同时规定一个国家今年缺少某种商品，另一个国家在同一年份有充足的数量，其目的在于使人知道，所有的国家都需要互相帮助，从而使法治和交往在我们中间愈加昌盛。然而，我们所采取的行动仿佛表示我们无需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的帮助，完全靠我们自己就可以生活了；也仿佛表示我们可以经营自己开列的一切商品并从中获利似的；虽然上帝对我们异常慷慨，赏赐给我们许多极好的商品，但如果没有其他国家的商品，我们是无法生活的。例如关于铁和盐，虽然我们有能力生产，但还要输入十分之三才能满足全国人民的需要；如果我们决定从事农业，铁和盐是无论如何省不了的。还有焦油、松香、沥青、石油、钢，我们不生产这些东西；至于酒类、香料、亚麻布、丝绸和染料，虽然我们没有它们也可以照样生活，但那就离文明的状态未免太远了。我并不否认，如今我们从海外买来的东西在我们这里不算短缺，有许多是完全可以不必输入的；关于这个问题，如果时间许可，我以后还要谈到。可是现在让我们回到我刚才谈起的第一个问题，即以降低对羊毛和兽皮的重视作为振兴农业的一种方法的问题；虽然我并不把那种方法看作同另一种方法一样妥善，因为我认为那种方法不能作为我们任何商品的基础，除非为了增加一种更好的商品；然而，如果两种商品能够一起增产，正如我认为利用最后的那种方法它们可能做到的那样，我就承认那种方法较好；不过，商人兄弟，你刚才指出，或者是限制羊毛或其他商品的产量，直到它们在国内同谷物的增长速度相等为止，或者是增加羊毛和上述其他商品的关税，直到其价格（除上述各种商品的关税外）与谷物的价格成比例为止，只有到那个时候，国王陛下的关税才应减少；我却并不认为是如此；就一种方法来说，正如他想把更多的羊毛销售到国外去那样，他在关税较高时也会减少羊毛的输出。关于另一种方法，如果说国王由于对羊毛征收关税而有所失，他同样也会由于对国内制造的服装征收关税而有所得。然而，就这后一种方法来说，我要指出的是，如果出现那样的情况，我们就必须做到这样一点，那就是，如果在我们内部保留很多商品，我们就必须省掉其他许多目前从国外进口的东西；因为我们应当注意，务必使我们向外国人购买的货物不超过我们销售给他们的货物，要不然我们就会自趋贫穷，让他们发财致富。如果一个庄稼人每年除了赖以糊口的农业收入外别无其他进账，在市场上买得多而卖得少，他就不是个出色的庄稼人。那是说明我们在这个国家可以节省很多钱财的一个论点，如果我们想这样做的话。我感到惊奇，居然谁也不注意从海外运来了多少不值钱的东西，而那些东西我们是完全可以省掉的，或者是可以在国内自己制造的；为了那些东西我们每年花了无数钱财，或者给外国人换走了他们所必需的大批货物，而这些货物我们本来是可以卖大价钱的。我指的是其中的玻璃制品，有镜子和酒杯乃至窗用玻璃，以及罗盘、桌子、纸牌、球类、玩偶、笔管、角制墨水瓶、牙签、手套、小刀、匕首、钱袋、饰针、服饰用的金线、绸纽扣和银纽扣、陶罐、别针、针编花边、鹰脚铃、白纸和棕色纸以及其他成千种东西，这些东西都是可以省掉的，或者在国内制造出来足够我们使用的。至于有些东西，他们是用我们自己的原料加工后又运到我们这里来的；通过这种办法，许多国家使它们的人民有活可干，并从我国汲取很多钱财。外国人用我们的羊毛制成织物、便帽和粗绒裤；他们用我们的生皮制成西班牙皮制品、手套、腰带；用我们的锡制成盐碟、汤匙和盘子，用我们的碎麻破布制成白纸和棕色纸。你们想，为了购买这些东西的每一项，我们要运出多少钱财呢？合并起来的款数超出我的估计。对于手套，除了在法国或西班牙制造的以外，谁也不会满意；或者说粗绒裤，那就必须是在佛兰德染色的；要买呢绒，就必须是在法国印染的；要说提花织物或服饰上用的金线，那就必须是威尼斯或米兰的产品；无论是匕首、短剑、烤盘还是小刀，都得买西班牙货；踢马刺颇有销路，但必须是由妇女头饰销售商带来的货色才令人中意。在以往二十年期间，我没有见过这些零星杂货商出售法国或米兰的便帽、玻璃制品、匕首、短剑和烤盘之类的东西，就是有的话，全伦敦市也顶多只有上10家。如今从伦敦塔到威斯敏斯特，沿路每条街上到处是这类的铺子；他们的店铺里闪现出镜子和酒杯的玻璃光芒，还有各种用同样材料制成的器皿；彩壶、装饰华丽的匕首、小刀、短剑和烤盘，能使任何有节制的人停步凝视，并多少买一些，虽然那些东西不能算作必需品。如果他们能够就近从肮脏的泥土中、从细砾和蕨根中比从许多金矿获得更多的金银，他们何必远航到海外的秘鲁或其他这样的遥远国家，何必试验西班牙的塔古斯河、亚洲的帕克托勒斯河和印度的恒河的泥沙，企图从中得到发出闪光的小粒黄金，又何必深挖地层去寻找金银矿脉呢？我认为，每年输出10万镑的款项去换取其本身没有什么价值的东西，而好像只是去偿付外国全靠我们的费用开工生产那些东西的工人的劳力，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其严重之处在于我们通过这种方式看到自己的货物和钱财不断遭到掠夺而听之任之。特别是，那将容许我们自己的物资流出国外，使外国人有活可干，然后又从他们手里把我们自己的商品买回来；比如说，他们在海外用我们的羊毛制造和印染花呢、绒面呢和便帽，再运到这里卖给我们；请你们注意，在这过程中他们末了是怎样使我们为了自己的物资再次付出代价的：付给外国人的关税、做工和颜料，最后还有把货物返销到我国时支付的第二次关税。另一方面，如果同样的商品在我们国内制造，我们就可以安排自己的工人在外国人承担费用的情况下进行生产，整个关税将由外国人向国王缴纳，净得的收益将全部留在国内 。 爵士。 如果我们考虑这些东西，以及每年为了换取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