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诺斯特罗莫 [book_author]康拉德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309360 [book_dec]这部长篇小说被认为是一部政治小说杰作，美国现代文库评选的20世纪百佳英语小说将之排在第47位。小说虚构了一个南美国家科斯塔瓦那，这个国家长期处于暴政、革命和战争之中。查尔斯·古尔德拥有一座藏量丰富的银矿，他对这个国家的动荡与无处不在的腐败深恶痛绝，决定用他的财富支持当时的独裁政府，认为此举能给这个国家带来稳定。但是开采银矿将带来的巨额财富招致各种势力的觊觎，引发了新一轮的革命和自我割据的军阀战争，将这个国家带入更大的混乱之中。腐败与贪婪侵入了每一个人的生活，小说的主角“不被腐蚀”的诺斯特罗莫面临着巨大的考验。 [book_img]Z_10763.jpg [book_chapter]第一部分 [book_title]第一章 苏拉科是个古老的镇子，镇上那些极为美丽的橙树园可以印证这点。在西班牙统治时期，以及之后的许多年里，苏拉科在商业上的重要性莫过于是一个拥有相当大的牛皮革和靛蓝染料交易量的沿海贸易港口。那些欧洲征服者的远洋大帆船，由于缺少能推动船的强劲海风，只能静静地停泊着。你看那些时髦的快速帆船，虽然拼命摇晃着风帆，但依然被巨大且平静的海湾阻挡在苏拉科之外。世界上有的是难以停靠的港口，有些是因为岸边有阴险的暗礁，还有的是因为岸边有暴风雨。苏拉科则不同，它就好像一座巨大的半圆形且没有屋顶的神殿一样神圣不可侵犯，那神殿面朝着大海，神殿的墙壁是披着灵纱般白云的高山。想来苏拉科做生意的商船在进入深邃普拉西多海湾后，就会被这片海湾的庄严肃穆吓回去。 在科斯塔瓦那共和国宽阔而笔直的海岸线的一端，有一座小海角，名字叫蓬塔玛拉。从海湾的中央望去，根本看不见那个小海角；但它后面一座小山的陡峭山肩却隐约可见，好像是天空中的一片阴影。 在海岸线的另一端，似乎有一团蓝色的雾霭漂浮在耀眼的地平线上。这就是阿苏厄拉半岛，半岛上乱石丛生，直上直下的峡谷砍出了许多平顶石山。这个半岛就好像伸入大海里的一个粗野的石头脑袋，细长的沙土脖子上覆盖着低矮的荆棘丛。半岛上几乎看不到水，因为雨水会立即流入周围的大海中。半岛上也没有多少土壤——据说就是这个原因——半岛上寸草不生，整个半岛就好像被咒语毁灭过一样。穷人有一种隐晦的自我安慰的本能，总是把财富与邪恶联系在一起，他们会告诉你半岛是一块死亡之地，因为上面有禁止人接近的宝藏。那些住在你附近的普通人，或是农场雇工，或是平原上的牧民，或是从三英里外带着仅值三便士的一捆甘蔗或一篮子玉米来市场叫卖的温顺的印第安人。他们都相信阿苏厄拉半岛上有一堆一堆闪着亮光的黄金，深藏在半岛上那些劈开平顶石山的阴暗沟壑里。传说古时候有许多冒险者为寻找宝藏而丢了性命。那传说还说，在至今仍然还活着的人的记忆中，曾经有两个流浪水手——不能肯定是美国人，但肯定是外国佬——说服了一个游手好闲的年轻赌徒一道去搜寻宝藏，他们三人偷了一头驴，让驴驮上一捆干木柴、一个水上漂以及可供他们坚持几天的物品。携带着这些东西，又把左轮枪别掖进皮带，手拿着弯刀，他们披荆斩棘，一起向半岛的颈部走去。 在人们的记忆里，到了次日的傍晚，半岛上才有动静，在石头半岛头部的一道险要的山梁上，笔直地升起一缕袅袅青烟（可能是他们的篝火）。有一艘近海帆船，静静地停泊在距离岸边三英里的海面上，船员们惊奇地看到了这缕青烟，他们一直盯着看，直到天黑。一名捕鱼为生的黑人，住在附近的一个小海湾里的一间孤零零的小草棚里，也看到了这缕升起的青烟，等着想进一步看个究竟。当时正好太阳就要消失在视线里了，他招呼妻子快来看看。他俩看着那奇异的征兆，心中充满了羡慕、疑惑、敬畏。 此后，这几个不敬鬼神的探险者杳无音讯。那两个水手、那个印第安人、那头偷来的驴，从此再也没人看到过。那个年轻人是个苏拉科人——他的妻子在花费了一大笔钱之后，大家伙同意他和那头可怜的四足牲畜都是无辜的，可以给予死去的机会；但大家相信，那两个外国佬，无论是人是鬼，虽成功地找到了宝藏，但被致命魔咒缠住了，至今仍然在乱石岗里游荡，看管着被发现的宝藏，而灵魂无法出窍。他俩现在都很富有，但又饥又渴——这是一种针对顽固的外国鬼魂的奇怪的假说，目的是用饥饿和暴晒折磨那些敢于挑战的异教徒，如果换上一个基督徒，灵魂早就会被释放了。 所以，他俩变成了传说中的阿苏厄拉半岛上的居民，守候着半岛上不许人碰的宝藏；在他俩的一侧，天空中飘浮着阴影，而在另一侧的明亮地平线上有一团蓝色迷雾，中间就是被称为普拉西多海湾的海域，即平静的海湾的意思，因为这片海水上从来就没有强风吹过。 从欧洲来、想去苏拉科的商船，只要一穿过蓬塔玛拉至阿苏厄拉的虚拟连线，马上就会失去海洋上常有的强风。反复无常的气流会折磨他们，有时会长达30个小时之久。在他们面前的这个平静海湾里，一年中有大部分时间都阴云密布。只有在极为罕见的晴朗早晨，海湾里能看见另一个阴影。太阳在科迪勒拉山脉的那排锯齿般的山峰背后升起，你能清楚地看到黑色的山峰从海岸线背后的浓密森林里拔地而起。在这群山峰中，山顶白皑皑的伊格罗塔峰，雄伟地挺立在蓝天上。那白皑皑的山顶上，散布着一些小黑点，那是裸露在外的巨大岩石。 到了中午，太阳撤离海湾上空，山的阴影和云层便从低低的山谷中飘出来。它们像深色的碎布一样，把郁郁葱葱的山坡上光秃秃的悬崖峭壁包裹起来，山顶不看见了，暴风雨的烟云飘过伊格罗塔峰白皑皑的峰顶。科迪勒拉山脉消失了，化为一大堆乌云。乌云缓慢地向海面飘来，接着又在猛烈的日光下化为薄薄的气团。乌云的边缘总是不断地想占领海湾的上空，但很少有成功地抵达海湾中部的时候。水手们说，乌云是被太阳一口一口地吃掉了。偶尔有一片雷雨云砧，脱离开乌云的主体，推进到阿苏厄拉半岛外的海面，猛地喷发出烈火和轰鸣，就好像空中有一艘歹毒的海盗船漂浮在海平面上，正在与大海展开激战。 夜晚，乌云逐渐地上升到高空，把底下的海湾笼罩得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黑暗中能听到落雨声，过了一会儿又突然停止了——雨一会儿在这儿下，过一会儿又去那里下，飘忽不定。对这片大陆西海岸的渔民来说，像这样的乌云密布的夜晚是家常便饭。按照当地人的说法，当普拉西多海湾盖着黑斗篷入睡后，天空、大地、海洋构成的世界也随之消失了。在那乌云拱顶边缘靠海的一边，天上有几颗星星还能被看见，当它们就要进入漆黑的洞窟时，仍然闪着微光。在这巨大的黑暗中，你根本看不见脚下的船，能听到船帆在头顶飘舞，却看不见船帆。不敬鬼神的水手们会恶毒地说，即便上帝也看不清楚你手中在干什么；你可以不用害怕受惩罚，自由地请魔鬼来帮忙，只要魔鬼有胆不怕天黑就行。 海湾的岸很陡峭；苏拉科港的对面，有三个无人居住的岛屿，享受着没有乌云遮掩的日光浴，它们被称为“伊莎贝尔诸岛”。 这三个岛屿是：大伊莎贝尔；小伊莎贝尔，形状是圆形的；赫莫萨，它是三个岛中最小的。 赫莫萨岛，仅一英尺高，走七八步就到头了，其实就是块灰色的石头，小雨过后就像一堆炉渣子洒了水一样冒烟，没有人愿意日落前光脚上这个岛。在小伊莎贝尔岛上，有一棵样子难看的老棕榈树，树干很粗壮，上面有树节，算是棕榈树中的老巫婆，树下的沙地很粗糙，大量的干树叶发出凄凉的沙沙声。在大伊莎贝尔岛上有一股清澈的泉水从杂草丛生的峡谷里涌出。从远处看，这个岛就像一个足有一英里长翠绿色的楔子，平躺在大海上。岛上有两棵大树，靠得很近，在光滑的树干下留下一片宽阔的树荫。在一条纵贯全岛的峡谷里，长满了矮树丛；这样岛上就出现了一条曲折的深沟，从岛上地势较高的地方延伸到了一块地势较低的浅洼地，那里有一片狭窄的小沙滩。 从大伊莎贝尔岛地势低的那一端向远处眺望，两英里外就是苏拉科港了，它就好像用斧子猛地在海岸上砍出来的一样。苏拉科港是椭圆形的，很像一个湖泊。在那湖的一边，树木繁茂的山坡和科迪勒拉山脉的山谷直立在湖旁；在那湖的另一边是视野开阔的苏拉科大草原，大草原的深处飘浮着神秘的乳白色的迷雾。苏拉科镇——有城墙，有一个大炮塔，在大片橙树林中有西班牙式的白色塔楼——就坐落在高山和平原之间，距离港口很近，却不能直接看到大海。 [book_title]第二章 从大伊莎贝尔岛的海滩望去，海港内唯一有商业气息的就是海洋轮船航运公司（简称OSN公司）那条木质防波堤的正方形的头部。OSN公司之所以在海湾的浅滩上搭建这座码头，是因为他们决定把苏拉科打造成满足科斯塔瓦那共和国航运需要的港口之一。这个国家海岸线漫长，有好几个港口，但除了那个叫凯塔的重要港口之外，其余港口要么很小，要么就躲在海边的乱石丛中——比如，埃斯梅拉达港，在南面60英里的地方——当遭遇到海上风浪时，这些小港口仅能供船做临时停靠之用。 或许，恰好就是昔日把商船队排斥在外的气象条件，诱使了OSN公司来打破苏拉科的那种能确保安宁的避难所式的平静生活方式。在阿苏厄拉半岛环抱巨大的半圆形水域里，变幻莫测的微风无法阻止OSN公司蒸汽驱动的强大船队。一年又一年，他们轮船的黑色躯壳，在沿海走南闯北，进出各港口，沿途要经过阿苏厄拉半岛、伊莎贝尔诸岛、蓬塔玛拉——除了遵守苛刻的航程表之外，他们什么都不在乎。海边的人家，虽然从来没有被希腊神话中奥林帕斯山的众神统治过，但众神的名字却是家喻户晓的。“朱诺”号的船舱很舒服。“萨杜恩”号的船长很亲切，船上酒吧装饰得很华丽。“盖尼米得”号最适合运牛，旅客要避让。即使是住在海边最偏远村庄里的最贫困的印第安人，也都熟悉“刻耳柏洛斯”号，这艘船的样子很像一条小黑河豚，船上没有任何生活设施，其任务就是沿着乱石和杂草丛生的海岸线爬行，遇到印第安人居住的小棚子，便亲热地停下了，收集起印第安人的土特产，甚至小到用干草包着的三磅重的橡胶块也不放过。 OSN公司很有信誉，即使是最小的包裹也很少丢失，几乎没有运丢过一头牛，从来没有淹死过一位旅客。人们都说，把自己的生命财产让OSN公司保管，比放在自家还安全。 OSN公司在苏拉科有一位业务主管，他主管着公司在科斯塔瓦那的所有业务，他对公司目前的名望感到非常骄傲。“我们从来不犯错。”这就是他的口头禅。在公司内部，他给公司的诸位船长下达了严格的指令，“我们绝不能犯错。即使史密斯在他那边犯错，我们在这边也绝对不能犯错。” 史密斯，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他的公司的另一位业务主管，工作地点距离苏拉科有1500英里。“别提那个史密斯。” 说到这里，他会突然冷静下来，故意切换话题。 “史密斯对我们这里情况的了解还不如一个婴儿。” 苏拉科的这位业务主管，苏拉科政府官员和商界大人物称他是“我们出类拔萃的米切尔船长”；但公司的船长们则称他是“喜欢小题大做的约瑟夫”。约瑟夫·米切尔船长对科斯塔瓦那这个国家的人和事都很熟悉，对这点他颇感骄傲。他认为有许多因素对公司运作不利，但最不利的是频繁政变引发的政府变更。 近来，这个国家的政治形势很不安定。有一些流亡海外的爱国分子，他们仅凭半船舱的轻武器和弹药，就敢反攻大陆。看到这些人逃跑时极为可怜的样子，米切尔船长觉得他们实在是太能随机应变了，这令他感到十分惊奇。他曾经意味深长地说，“这帮人身上似乎连买船票逃离这个国家的零钱都没有”。他可是个有见识的人；他曾经救过一位独裁者和苏拉科的几名高官的命，那可是一段难忘的经历。那几名高官包括省长、海关总监、警察局长——他们都属于上一届被推翻的政府。可怜的里比热先生（独裁者的名字）在索科罗战役中被打败，跑了80英里的山路，希望能赶在坏消息之前抵达苏拉科——当然，他办不到这点，因为他骑着一匹跛足的骡子。不仅如此，那匹骡子在走到苏拉科的林荫大道的尽头时，竟然累死在他屁股底下了。在革命期间，这条林荫大道在傍晚时分常有武装分子活动。“先生，”米切尔船长用自命不凡的庄严口气说，“那匹骡子意外的死亡，使人们开始注意那个骑骡子的人。他的模样被几个暴徒认出来了，这几个暴徒原来是政府军士兵，如今做了逃兵，正在砸政府大楼的玻璃窗。” 那天早晨，苏拉科的地方官员都逃到了OSN公司大楼里，这栋海边的建筑非常坚固，就在码头旁边，苏拉科镇只能拱手交给革命叛乱分子了。由于这位独裁者为维持自己的统治，颁布了很多严酷的法律，激怒了民众，他很有可能会被民众撕成碎片。老天保佑，诺斯特罗莫——绝对是一位很有用的小伙子——他与附近一些从意大利招来建设国家中央铁路的意大利工人一起，设法把独裁总统给抢走了。最后，米切尔船长成功地用自己的小快艇把所有人都带上了公司的一艘汽船——就是“密涅瓦”号，很巧，这艘汽船正要出港。 他把这些人从公司大楼背后的一个窟窿里用绳索放下去，而暴徒们此时正在涌进镇子里，海滩上到处都是他们的人，他们聚集在大楼正面，大喊大叫。看到这种情况，他赶紧催他们跑过码头；大家都拼命跑，唯恐丢了性命——诺斯特罗莫这次再次表现出千里挑一的人品，他率领公司的驳船工人死守住了码头，不让暴徒靠近，这才使得逃亡的官员有时间跑到码头的另一端，那艘小快艇正在那里等待着，小快艇的尾部还挂着公司的旗帜。棍子、石头、子弹横飞；还有投掷过来的匕首。米切尔船长很乐意向人展示他那道长长的伤口，从耳朵一直划到太阳穴，是一把绑在木棍上的刀片划出来的——他解释说，这种武器是那些“无比凶残的黑鬼们特别喜欢的”。 “那些绅士们，”米切尔船长一本正经地说，“必须像兔子一样跑。先生，我自己也像兔子一样跑。死有很多种形式，有些死的形式让绅士们感到讨厌。他们会揍死我的。先生，一群疯狂的暴徒，看见谁都打。感谢老天，救我们的是搬运工监工，镇上人都这么叫他。他的价值，是被我发现的。先生，当时他在一艘意大利船上做水手长，确切地说是一艘热那亚人的大船。当时欧洲的大货船很少来苏拉科，因为那时我们还没有中央铁路。他没有跟着船离开，留了下来，因为他在这里找到了几个好朋友，都是热那亚人。但我认为，他想在这里混出点名堂。先生，我很会给人看相。我让他做公司搬运工的领班，并兼码头看管人。他就做这点工作。但没有他，里比热先生早就死了。诺斯特罗莫这个人，先生，是个非常能干的人，镇上的小偷都怕他。先生，过去我们这里四处都是从其他地方跑来的土匪、强盗、小偷、杀人犯。事发前一周，他们又聚集到苏拉科来了。先生，他们是有目的而来的。在这些杀人暴徒中，有百分之五十来自大草原，他们都是职业匪徒。不过，先生，他们中没有人是不知道诺斯特罗莫的。对镇上的坏蛋来说，看到诺斯特罗莫的黑胡子和白牙齿就足够了。他们见到他就害怕。这就是人格的力量。” 可以说是诺斯特罗莫一个人救了那几位绅士的性命。这几位绅士瘫倒在“密涅瓦”号一等舱奢侈的天鹅绒沙发上，喘着粗气，虽然样子如惊弓之鸟，但仍然恼怒不已。米切尔船长看到他们安全了才离去。最终他仍然小心翼翼地称那位前独裁者是“阁下”。 “先生，我只能这样说。那家伙像个死鬼，脸上青紫色，浑身是伤。” “密涅瓦”号没能靠岸抛锚。这位公司主管要求这艘船立即离开港口。自然，船上的货物没能卸下，而乘船的旅客也拒绝上岸。他们听见了枪声，也看见了发生在岸边的战斗。暴徒遇阻后，转而全力去攻打海关大楼。海关大楼是一栋样子很沉闷的建筑，建筑工程还没有完成，有许多窗户，距离OSN公司大楼有200码远。在港口附近，除了OSN公司大楼之外，就只剩下海关大楼了。米切尔船长发出指示，让“密涅瓦”号船长载着“这几位绅士”赶紧离开科斯塔瓦那，找个最近的港口停靠。他自己乘坐小艇回去看看如何保护公司的财产。公司的财产和铁路要靠欧洲居民来保护；包括米切尔船长和建铁路的工程师，除此之外，还有来自意大利和巴斯克的工人提供帮助，他们真心地团结在他们的英国领导周围。公司的搬运工，都是本地人，在监工的带领下，也行动起来了。这些人中有一大部分是流浪汉，来自不同种族，但主要是黑人，他们平时就经常在镇子上那些卖劣质白酒的商店里与其他顾客斗殴，如今觉得机会到了，可以顺利地与宿敌了断恩怨了。他们几乎人人都曾经被诺斯特罗莫用左轮枪抵住脑袋，或者经受过他的其他形式的恐吓。在他们的眼里，这位监工是个“真正的男人”，由于脾气太高傲，都懒得去大声辱骂人，总是不知疲倦地让人干活，他的冷漠态度最让人害怕。不过，请注意，他那天却屈尊地同手下的搬运工态度友好地打着招呼。 这样的领袖是鼓舞人心的，所以那天暴徒只把一堆铁路枕木烧着了，这些枕木为防水都涂抹了木馏油，火势烧得很大。然而，暴徒对铁路调车场、OSN公司大楼、海关大楼的进攻都被打退了，而且对海关大楼的进攻必须被彻底地打败，因为大家都知道海关大楼的密室里存放着大量银锭。老乔治奥的客栈，坐落在港口至镇子之间，也逃脱了被抢劫和破坏的厄运，但这不是奇迹，真正的原因是暴徒最初没有注意到这座客栈；后来，诺斯特罗莫率领搬运工猛追暴徒，暴徒在路过客栈时根本没有心情停下脚步。 [book_title]第三章 也许可以这样说，诺斯特罗莫仅是自保而已。他刚来苏拉科时，开小客栈的那一家人允许他住在他们家里，因为他跟他们是同乡。老乔治奥·维奥拉，热那亚人，满头白发，一个狮子般的大脑袋——经常被人称为“加里波第的信徒”（加里波第，意大利统一运动的领袖之一；这个称呼类似于称某人是穆罕默德的信徒）——用米切尔船长的话说，他是“受人尊敬的已婚朋友”。诺斯特罗莫就是听了老乔治奥的建议，才决心下船，在科斯塔瓦那试一试自己在岸上的运气。 这个老头，像你们这些正统共和党人一样，充满了对平民大众的蔑视，没能提早注意到动乱的预兆。那天，他像往常一样穿着拖鞋，给自己的“土坯房子”培土，一边干活，一边低声自言自语地抱怨这次骚乱的非政治性质，边说还边耸肩。最后，暴徒猛冲过来，让他措手不及。带着家人逃跑为时已晚。确实，他怎么可能带着妻子特里萨和两个小女儿逃入大草原呢？所以，他把家里所有的门都堵好，面无表情地坐在昏暗的咖啡厅的中央，膝盖上放着一支老式的猎枪。他的妻子坐在他身旁的椅子上，低声地呼唤着印在日历上的那些圣徒的名字。 这位老共和党人，不信圣徒，不信祈祷，不信他称之为“牧师们的宗教”。自由和加里波第才是他心中的神圣；但他能心平气和地容忍女人搞迷信。 他有两个女儿，大的14岁，小的年少2年，蜷缩在满地是沙的地板上，两个女孩在特里萨夫人旁边一边一个，她俩把头靠在母亲的膝盖上。她俩都很害怕，但害怕的方式又各不相同。黑头发的琳达，很气愤；金发的吉塞尔，是妹妹，不知所措的样子。这时，女主人放开搂着两个女儿的双手，在胸前画了个十字，然后又紧紧地握在一起。接着，她呻吟起来，音调稍微比刚才高了一点。 “哎哟！巴蒂斯塔，你在哪里呀？哎哟！你为什么不来这里呀？” 她不是在呼唤圣徒，而是在叫诺斯特罗莫，因为诺斯特罗莫能保护她。乔治奥则一动不动地坐着椅子上，听着她这样责备他人，感到烦意乱，心里很生气。 “住嘴，女人！还有理智吗？诺斯特罗莫在上班。”他在黑暗中咕哝道；那妇人喘着气反驳道—— “啊！我没有耐心了。上班！难道上班就能不管像他妈一样照顾他的女人了吗？今天早晨我祈求他留在家里；巴蒂斯塔，别出门，留在家里，照顾一下这两个无辜的孩子！” 维奥拉夫人，也是个意大利人，从小在斯培西亚长大，虽然已经是个中年人了，但比丈夫要年轻许多。她有一张漂亮的脸蛋，但面色已经变黄，这是因为苏拉科的气候不适合她的缘故。她说话的声音是圆润的女低音。在她家后院的土坯房里，有几个粗腿中国姑娘蹲坐在地上织布、拔鸡毛、用木头臼舂玉米。她责骂这几个姑娘的时候，总是双臂合拢在那对丰满的大奶子下面，她骂人的腔调是冷漠的、震颤的、埋死人时才用的，能吓得那只用铁链子拴着的看家狗窜入狗窝里狂吠起来。路易斯，是个棕色皮肤的混血儿，厚嘴唇上已经开始有胡须了。听到她骂人，能被她的声音吓得浑身发抖，无法继续拿着芭蕉叶扫帚清扫咖啡厅。他那对浅黄褐色眼睛吓得闭上半天睁不开。 这些人都是维奥拉家的工人，他们那天早晨一听到有骚乱声，就立即跑到大草原里去了，宁可躲藏在草丛里，也不愿躲在家里；这也不能怪罪他们，因为镇上的人都相信老乔治奥把钱藏在厨房的土制屋顶上。那只脾气暴躁的杂毛狗，在屋子后面大声狂吠着、哀鸣着，在愤怒或恐惧的刺激下，一会儿跑进狗窝，过一会儿又跑出来。 叫喊声此起彼伏，就像大风吹过孤零零的房子发出的怒号一样；叫喊声中还夹杂着阵阵枪声，而且越来越大。不知何故，有时外面会出现一阵令人不解的寂静。最令人高兴的莫过于太阳光穿过百叶窗形成条条窄窄的光线，平静地穿过咖啡厅里凌乱的桌椅，照射在对面的墙上。老乔治奥特意挑选了这间空荡的粉刷了白灰的房间躲藏。它只有一个窗户，房门对着连接港口和镇子的马路。这条马路，路边有芦荟树篱，总是尘土飞扬，因为经常有少年骑在马上，赶着牛拉的大车吱吱嘎嘎地缓慢通过。 这时，又出现了一次短暂的宁静。乔治奥把枪放在地上。那女人坐在他身旁，体态僵硬，挤出一阵阵低沉的呻吟声，给人不祥的预兆。突然，在房子非常近的地方爆发出一阵激烈的争吵声，但很快化为令人混乱的低沉咆哮声。有人在跑动；门外传来呼吸声；墙边有嘶哑的低语声和脚步声；一个人的肩膀擦过百叶窗，挡住了透过百叶窗射进屋里的光线。特里萨夫人哆哆嗦嗦地紧紧地抱住跪在地上的女儿。 攻打海关大楼的暴徒已经被打散，分成几路向镇子的方向撤退。远处传来凌乱的步枪齐射发出的低沉枪声，接着远处又会传来回应那枪声的微弱呼喊声。在两次齐射的间隙，能听到零散的枪声。那栋低矮的、长形的白色建筑的每扇窗户，都被堵上了，这栋建筑似乎成了一场骚乱的中心，但以这栋建筑为中心的一个大圆圈里却是安静的。这时有一群人逃到房子后面，想在那里做临时避难，他们的动作小心翼翼，低声说着话，这使得这间有几道宁静的阳光照射进来的黑房子里充满了恶毒的、诡秘的声响。这声响传入维奥拉一家人的耳朵里，仿佛是一些无形的鬼魂正在他们的椅子周围盘旋，低声商量着如何放火烧掉这栋外国人的房子。 这种情况令人心神不宁。老维奥拉缓慢地站起来，手拿着枪，态度犹豫不决，因为他不知道如何能赶走暴徒。这时他听到背后有说话声。特里萨夫人胆战心惊地站在他身旁。 “哈！叛徒！叛徒！”她低沉咕哝着，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我们就要被烧死了；我这么求他，他都不留下来。对了，他现在肯定正跟在那个英国人的屁股后头。” 她好像觉得，只要诺斯特罗莫在家里，家里就会变得绝对安全，因为她此时也迷信了那搬运工监工的名声。在苏拉科，任何人，无论是海边或铁道边的，无论英国人或普通百姓，大家都迷信他的名声。当着诺斯特罗莫的面，甚至有时当着丈夫的面，她总是假装给予诺斯特罗莫蔑视的嘲笑，有时是好心，但更多场合是因为她心里有一种怪异的苦涩。但女人很不讲理，乔治奥常这样冷静地评价妇女。此刻，他的手紧握着枪，眼睛盯着大门，弯腰对着妻子的耳朵低声说，即使诺斯特罗莫在，也一样无能为力。如果有二十几个人在屋顶放火，屋里有两个男人也无济于事。巴蒂斯塔一直在想着这个家，他对此很肯定。 “他想着家！他！”乔治奥的妻子气吁吁地说道，样子跟疯了一样。她用手捶着胸脯说，“我了解他。他只想着他自己。” 附近有人开枪，吓得她头向后仰，眼睛也闭上了。老乔治奥白胡子下的牙齿咬得紧紧的，双眼放射出可怕的光芒。几发子弹射进了墙壁，能听见墙上有土落了下来；有人大声叫道，“他们来了！”在一阵令人紧张的平静之后，房子前面出现一阵急速的脚步声。 在这种情况下，老乔治奥的紧张情绪松懈下来。在这位老战士的那张狮子一般的大脸上，一丝蔑视的微笑浮现在嘴唇上。外面的这伙人，不是在为正义而战，而仅是一帮窃贼，跟他们拼命，都会降低自己的身份，因为他曾经是加里波第征服西西里岛数千不朽战士之一。他极为蔑视这群恶棍和歹徒搞的骚乱，这些人根本不知道“自由”的真正含义。 他放下手中的那支老枪，转头看着白墙上挂着的加里波第的彩色版画；此时正好一道强烈的阳光照射在版画上。他的那双习惯于在暮色中观察的眼睛，是他脸上最明亮的地方。他穿着红色的衬衣，棱角分明的肩膀，头上戴着意大利狙击手特有的鸡冠帽。不朽的英雄！这就是自由；英雄不仅活着，而且永垂不朽！ 他对墙上那个男人的狂热至今没有任何衰减。在他的家庭所面临过的最大危险被解除之际，他把目光转向自己老长官的画像，那是他第一个也是唯一的长官。然后他把手放在了妻子的肩膀上。 在地上跪着的孩子没有动。特里萨夫人微微睁开了眼，就好像刚从睡梦中惊醒一样。他还没有来得及说句安慰的话，她就跳了起来，拽着孩子，一边一个，喘着粗气，释放出一股刺耳的尖叫。 也就在这个时候，百叶窗从外面被重重地撞击了一下。他们突然听到马的呼哧声，那马不耐烦地踢着房子前面硬石头铺成的窄路；一个人的脚尖再次踢在百叶窗上；每踢一脚，马刺就叮当作响，一个兴奋的声音大叫道：“你们在这里！你们在这里！” [book_title]第四章 整个早晨，诺斯特罗莫一直远远地看着维奥拉家的情况，甚至在海关大楼附近的战斗进行到最激烈的时候也一样。“如果我看到那里有浓烟升起，”他心里想，“他们就完蛋了。”暴徒刚被打散后，他立即率领一小群意大利工人沿着一条捷径向镇子方向前进。被他追击的那群暴徒似乎想把维奥拉家的房子当作据点；他手下的工人进行了一阵猛烈的齐射，那群流氓四散跑了。在一个为港口铁路分支砍出来的缺口处，诺斯特罗莫骑着他那匹银灰色的母马出现了。他大声叫喊着，用左轮手枪射击，飞奔到咖啡厅的窗户前。他猜测老乔治奥会选择在那里躲避。 他的声音传到了屋里人的耳朵里，他说话时由于匆忙而喘着粗气：“屋里有人吧。老头，老头，你们都好吗？” “你看……”老维奥拉对妻子低声说。特里萨夫人不说话了。屋外，诺斯特罗莫大笑起来。 “我能听见夫人没死。” “你简直把我吓死了。”特里萨夫人叫喊道。她还想说什么，但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 琳达抬眼望着妈妈，而老乔治奥为妻子辩解说—— “她有点心烦。” 屋外，诺斯特罗莫又大笑道—— “可她没有让我心烦。” 特里萨夫人终于开口说话了。 “我早就说过。你没心没肺——你没有良心，巴蒂斯塔……” 屋里人听到诺斯特罗莫掉转了马头，离开了百叶窗。他率领的这伙人正在用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兴奋地交谈着，相互夸耀着战果。诺斯特罗莫回到了队列的前头，大叫道：“前进！” “他没有跟我们待多长时间。那些陌生人根本不在乎他是否跟着去，”特里萨夫人伤心地说。“前进！前进！那就是他想要的。永远争第一，跟着那帮英国人去争第一。然后，那帮英国人就拿他到处显摆。‘这是我们的诺斯特罗莫！’”她恶毒地笑道。“那算什么名字？诺斯特罗莫？那些人叫他什么他都同意。” 与此同时，乔治奥轻手轻脚地打开了锁着的房门；阳光像洪水一样倾斜在特里萨夫人身上，她的两个姑娘围在她身旁，一个活生生的母爱形象。她身后是令人目眩的白墙，那幅挂在墙上的加里波第的粗糙版画在阳光下显得很苍白。 老维奥拉，站在门口，举起双臂，好像是要把自己脑袋里那些稍纵即逝的念头还给墙上的老长官。即使当他为那些“英国人”做饭的时候（那些英国人都是工兵，他做饭的厨房很昏暗，但不影响他的名气），他仍然是在那个伟人的眼皮底下工作。在伟人的带领下，他参加了光荣的战斗。在加埃塔的城墙下，如果不是可恨的皮埃蒙特的国王和大臣的缘故，意大利的独裁政治早就被消灭了。有时在用长柄平锅炒洋葱片时，一不小心锅里的油起火了，浓烟中老人慌忙跑到门口，猛烈地咳嗽起来，一边咳嗽，一边咒骂那几个中国姑娘，咒骂中还能听到加富尔这个名字，这个人是个大阴谋家，为国王和独裁者卖命。不仅如此，他还咒骂厨艺，咒骂那个畜生一般的国家，因为叛徒的迫害，他如今沦落为只能生活在对自由的渴望之中。 这时，一身黑色衣服的特里萨夫人，从另一个门里走了出来，样子十分威严，面带焦虑之色，伸着脖子，脸上的眉毛又细又黑，展开双臂，用一种寓意深刻的语调大声说道—— “乔治奥！你这个人太容易激动了。老天爷保佑！在这样的太阳下面！他真是找病生。” 在她脚下，几只母鸡迈着大步，匆忙地四散逃跑了；如果有铁路工程师从工地下来住在苏拉科，这栋房子一端的台球室里就会出现一个或两个英国人的面孔；在房子的另一端的咖啡厅里，混血儿路易斯则会小心地躲着不露面。那些印第安姑娘，头发梳成黑色的马辫子，只穿着衬衫和短裙，双眼在额前齐刷刷的刘海儿下发着愣；炸脂肪发出的吱吱响消失了，浓烟飘入阳光中，整栋房子都被令人昏昏沉沉的炽热空气包围着，到处是烧煳的洋葱味；向西面看，有一片巨大且平坦的草原，这片介于高耸在苏拉科之上的锯齿状山脉与朝着埃斯梅拉达方向去的海岸山脉之间的大草原，大得就跟半个世界一样。 特里萨夫人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然后才抗议说—— “唉，乔治奥！别去想加富尔了，该想想你自己，就是因为你不能生活在国王之下，我们才和两个孩子流落到这个国家。” 当她看着他的时候，她美丽的嘴唇会抽搐一小会儿，又黑又直的眉毛也会皱起来，仿佛她美丽的面容闪过一丝愤怒的痛苦或一个愤怒的念头。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她会马上伸手去护住自己的嘴唇和眉毛。 那确实是一种痛苦；她强压着剧痛。他们离开意大利之后的几年，她就有了这种痛苦。他们移居到了美洲，先在城镇间游荡，试着在各地做点小买卖，有一次还在马尔多纳开办了一家捕鱼企业（乔治奥跟加里波第一样曾经是水手），最后才在苏拉科定居下来。 她有时痛苦得难以忍耐。多少年来，不仅那痛苦折磨着她，周围的风景也在折磨着她，因为她受不了那树木繁茂的山脉下的港口内的海水发出的耀眼闪发；这里的阳光是猛烈的——猛烈得让她感到疼痛——完全不像她做姑娘时的阳光，那时乔治奥还是个中年人，在斯培西亚湾的海滩上庄严地向她表白热烈的爱。 “乔治奥，你快进屋去，”她发出了指令，“别人会觉得你一点都不可怜我——屋里还有四个英国人正等着吃饭。” “好，好。”乔治奥咕哝道。他服从了。 英国人要求马上吃午饭。他曾经是人民解放组织的一员，这个组织有着永垂不朽的英名，他们把独裁者的雇佣军打得如同狂风中的糠皮。这些事都发生在他娶妻生女之前；发生在叛徒把他的心目中的英雄加里波第关押起来并让独裁者复出之前。 房子的正面有三个门。每天下午，已经满头白发的乔治奥，这位加里波第的追随者，双手抱胸，双腿交叉地站在某个门前，把狮子般的头颅靠着门槛，远望着白雪皑皑的伊格罗塔山脉脚下那郁郁葱葱的山坡。 阳光下，他的这栋房子在前面的地上留下一个长方形的阴影，那阴影会逐渐覆盖住房子前面那条路面松软的牛车道。在房子的后面60码的平地上，夹竹桃树篱被砍出一个缺口，港口的支线铁路从此临时穿过，铁轨沿线的草地都被烤焦了。傍晚，准备返回港口附近的铁路调度场的空载火车，在苏拉科附近一片墨绿色的树林绕行一圈后，吐着白烟，沿着铺设在平原上的铁轨，向维奥拉家的房子开过来。意大利司机站在踏脚板上举手向乔治奥致意，而黑人火车制动员则无精打采地坐着，紧盯着前方，大帽的帽缘在风中飞舞。这时，乔治奥会点一点头做回应，但手臂仍然抱在胸前。 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暴乱日子里，乔治奥没有把双臂抱在胸前，而是手握住枪筒，站在门口；此时的伊格罗塔峰，那白皑皑的峰顶似乎像是漂浮在酷热的大地之上一片冰冷的纯洁，但他没有在看。他的眼睛好奇地观察着大草原上发生的一切。大草原上，狼烟四起。天空清澈得看不见一丝云彩，阳光灿烂耀眼。有些人群在拼命奔跑；也有些人群站住不动；空气十分炽热，而且静止，不断有杂乱的枪声传入他的耳朵里。有一些独自步行的人，绝望地奔跑着。骑马的人相向而奔驰，相遇后相互绕行，然后各奔东西。乔治奥看到一个人从马上摔下来，骑手和马就好像掉进了窟窿一样消失了，这一幕幕活生生的景象，就好像一些小侏儒在一块平地上玩一种激烈的游戏，他们有的骑马，有的步行，拼命扯着小脖子叫喊。这一切都发生在高山之下，那高山似乎体现了这一种漫无边际的寂静。乔治奥从来没有见到大草原如此充满活力的这一幕；他无法理解他所看到的一切；他用手遮阳远望，突然一阵雷霆般的马蹄声惊动了他。 一支马队从铁路公司的马厩栅栏里冲了出来。马匹们像一阵旋风一样飞驰，喘着粗气，蹄子飞舞，拥挤在一起嚎叫。马群中有花斑马、棕马、灰背马，各个都瞪着眼，脖子前伸，鼻子发红，长尾巴就像水流。马蹄所到之处，立即扬起一股股浓厚的尘土，马群从乔治奥面前六码远的地方奔驰而过，在马蹄扬起的棕色烟尘中，只能隐约看到马脖子和马屁股，大地在颤抖。 维奥拉咳嗽起来，转身避开尘土，微微地摇着头。 “今晚有马可捕了。”他低声地咕哝道。 阳光穿过房门，在屋里的地上形成了一块方形的光斑，特里萨夫人跪在椅子前，双手抱着低垂的头，她乌黑的卷发中闪着银丝。她常披戴的黑边头巾掉到了身旁的地上。两个女孩都站了起来，手拉着手，穿着短衬衫，头发乱蓬蓬的。妹妹用手臂护住眼睛，好像是怕光。琳达，一手扶着妹妹的肩膀，无畏地凝视着前方。维奥拉看着自己的孩子。在阳光下，他的面庞显得格外清晰，富于表情，就像雕像一样坚定。根本无法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浓密的眉毛遮掩了他那深沉的目光。 “哎呀！你们怎么不跟妈妈一起祈祷？” 琳达噘起她那红润的嘴唇，那嘴唇红得过分；但她的眼睛十分可爱，棕色的，闪耀着金光，充满了机智和寓意，她的目光是如此的清澈，给她那张苍白的瘦脸增色不少。她的头发非常浓密，幽暗中透着青铜色。她的长睫毛，像煤一样黑，让她的面色显得更加苍白。 “妈妈要给教堂送去很多蜡烛。只要诺斯特罗莫去打仗，她肯定这么做。我要带一些蜡烛去圣母大教堂做礼拜。” 她的语速很快，信心十足，表情生动，声音透入心肺。然后她轻轻地摇了一下妹妹的肩膀，又补充道—— “妹妹必须也要拿一根蜡烛去！” “为什么是必须？”乔治奥表情严肃地问，“难道妹妹不想带蜡烛去吗？” “她胆小，”琳达说，说完差点笑出声来。“她跟着我们走，人们一下子就能认出她的金发。他们在她身后大叫，‘金发美女！看看那个金发美女！’”他们在大街上叫喊。妹妹很害怕。 “你呢？你不怕？”父亲缓慢地问道。 琳达摇了摇乌黑的头发。 “没有人这样背后叫我。” 老乔治奥若有所思地凝视着这两个孩子。她俩相差两岁。他原先有个男孩子，但死了。此后许多年之后，他才有了这两个女孩，但他年纪已经很大了。如果那个男孩子能活下来，年龄跟巴蒂斯塔差不多——诺斯特罗莫这个名字是英国人给巴蒂斯塔取的；由于他的年事已高，脾气又大，而且总是沉迷于回忆中，所以他不是很在意自己的女儿。他喜欢孩子，但女孩子跟妈妈的关系更近一些。他把热情都集中在对自由的崇拜和追求上了。 还是很年轻的时候，他就从一艘去拉普拉塔做生意的商船上开了小差，参加了蒙得维的亚的海军，听从加里波第的指挥。后来，他参加了罗马共和军团，与阿根廷独裁者罗萨斯展开斗争。在大草原上，在大河畔，他参与了可能是世界上从来没有见到过的最激烈的战斗。他生活在一些为自由而奔走相告的人中间，这些人为自由去受罪，为自由去死，死的时候非常壮烈，眼睛都朝着受压迫的意大利所在的那个方向。他当时很有激情，这源自他多次亲眼目睹屠杀的场面，看到了真正的崇高献身，领略了战斗的激烈，聆听了燃烧着烈火的政治宣言。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他决定追随的长官——那个热烈地宣扬独立的传道者——无论是在美洲或是意大利，他都伴随着这位领袖，直到阿斯普罗蒙特山战役的惨败日，那一天他看到可耻的国王和大臣在世人面前囚禁了他的那位受了伤的英雄——这是一场大灾难，从此他内心里充满了一种悲观的疑惑，他觉得自己再也无法理解怎样才能获得神圣的正义了。 但他没有因此而否定正义，而仅是说，实现正义需要耐心。虽然他不喜欢牧师，从来不愿去教堂，但他信仰上帝。推翻独裁者的宣言难道不是以上帝和自由的名义吗？“上帝是男人的——宗教是女人的。”他有时会这样咕哝说。在西西里，国王的军队撤退后，有个英国人来到了巴勒莫，给了他一本意大利文的《圣经》——由英国外文《圣经》团体印制，其封面是用黑色的皮革制成。遇到逆境的时候，比如说政治上受到了迫害，或革命分子暂时没有宣言保持沉寂的时期，他就找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干——在热那亚码头做水手或搬运工，还有一次去了斯培西亚港附近山区的一个农庄干农活。在工作之余，他就学习那本厚厚的《圣经》。他带着它是打仗。如今他只读这本书，为了能继续阅读（印刷的字体太小），他同意接受伊米莉亚·古尔德夫人送给他一副银框眼镜，她是一位英国矿主的妻子，他们的矿山在距离苏拉科镇三英里远的山上。她是苏拉科镇上唯一的英国女人。 乔治奥很敬重英国人。这种感情，是在乌拉圭的战场上形成的，当时他至少有40岁了。为了在美洲实现自由的理想，有几个英国人抛头颅，洒热血，他记得他最早认识的英国人叫塞缪尔，此人是加里波第手下一个黑人连的连长，参加了著名的蒙得维的亚围攻战役，塞缪尔和黑人士兵在勇敢地徒涉博亚纳河时牺牲了。他，乔治奥，这时已经获得了海军少尉军阶，工作是给将军做饭。后来，他在意大利获得了海军上尉的军阶，和参谋人员一起骑马行动，但仍然给将军做饭。他在伦巴底战役期间一直做饭；在向罗马挺进的路上，他用美洲人用绳索套牛的方式搞到了牛肉；他在保卫罗马共和国的战斗中负了伤；有四名逃亡者，他是其中之一，跟将军一起，把将军奄奄一息的妻子抬到一间农舍里，后来她死在那里。他在这次可怕的撤退中累得精疲力竭。在巴勒莫，那不勒斯人从城堡里用大炮向城里轰击，但他仍然在照顾将军。他在这场灾难中活了下来。沃尔图诺河畔的战斗，整整进行一天，战斗结束后，他为将军做饭吃。他所到之处，都看到英国人总是站在自由军的前排。他尊重英国，因为英国人喜欢加里波第。人们都说，加里波第将军访问伦敦期间，英国的伯爵夫人和公主们都亲吻了他的手。他很信这种说法；因为英国是个高贵的国家，而加里波第是个圣人。看看他那张脸，就知道道德信念的力量了，因为他总是对世界上受压迫的穷人抱有极大的同情心。 在那个革命时代，忘我精神，就是彻底地投身于宏大的人道主义的理想，激励着生活在那个时代人们的思想，形成了那个时代的重音，身在其中的乔治奥不免也留下了烙印，所以他不加掩饰地蔑视个人利益。这个男人，尽管苏拉科最底层的阶级都怀疑他把钱藏匿在自家的厨房里，但他确实一生都蔑视金钱。他年轻的时候，领袖们活着是穷人，死了也是穷人。所以，他养成了轻视未来的思维习惯。养成这个习惯的部分原因是他曾经生活在令人兴奋的、冒险的、野蛮的战争中。但最主要还是个原则问题。这不是草莽的雇佣兵能做出来的，而是清教徒的行为举止，源自类似于清教那样苛刻的激情。 刻板地追求自己的理想，让乔治奥的晚年生活在忧郁之中。之所以忧郁，是因为理想似乎消失了。在这个世界里，有太多的国王和皇帝生活在极度富裕之中，但上帝对穷人却很吝啬。他因为朴实而变得忧郁起来。他经常出手帮助自己的同胞。他无论在哪里生活，都能获得当地意大利同胞的敬重（他称自己过着流亡的生活）。尽管如此，他不想对自己隐瞒一个事实，他的那些同胞不关心那些被蹂躏国家的不幸。他们听他讲战争故事，但似乎只关心他从战争中捞到了什么好处。他们什么都不理解。“我们什么都不要。我们为整个人类在受苦受难！”有时他狂暴地对他们大喊道，声音中充满了力量，眼睛喷射着火焰，晃动着头上雄狮鬃毛一般的白发，举起那只棕色有力的大手指着天空，好像在请求上天做证一样。他的举止感动了听众。接着他会摇晃一下脑袋，挥一挥手，意思显然是：“跟你们谈这些又什么用？”看到如此状况，他的听众就会相互推搡一下。老乔治奥有很强烈的感情，有个人意志力，人们常称呼他——“老狮子”。只要有点小事，就能让他打开话匣子。他在海滩上同意大利渔民谈论马尔多纳多，在他在瓦尔帕莱索开办的小商店里同乡下顾客攀谈；到了晚上，他又会突然出现在维奥拉旅馆的咖啡厅的一端（另一端留给英国工程师）主动与火车司机和铁路商店的经理交谈。 他一开口，那些铁路上的贵族们马上停下手中的纸牌或多米诺骨牌，侧耳倾听，这些听众各个长得都很漂亮，古铜色的皮肤，消瘦的脸庞，头上堆着闪亮的黑色卷发，有的人的耳朵上还挂着黄金的耳环。偶尔能看到一个金发巴斯克人给咖啡厅里的人看手相，等着客人付费。科斯塔瓦那的土人不会来这里。这是意大利人的据点。即使苏拉科的警察在夜间巡逻，也会让马匹放慢脚步，弯腰伏在马鞍上，从窗户里透过烟雾清点屋里的人头；老乔治奥那滔滔不绝的叙述似乎飞过警察向大草原飘去。有时，警察局副局长也会来，他是个脸很宽的小个子绅士，皮肤棕色的，基本上算是个印第安人。他让手下人和马匹在屋外等着，自己神气十足地走进屋里，面带狡猾的微笑，一句话都不说，径直走向长长的酒吧台。他伸手指着酒架上的一瓶酒；乔治奥马上把烟管塞进嘴里，亲自为副局长服务。此时，除了马刺发出的轻微叮当声外，什么声音都听不到。副局长喝完了酒，轻松地向四周扫视一圈，然后走出屋子，缓慢地骑上马，那马在他的驾驭下绕着圈朝镇子方向去了。 [book_title]第五章 只有这样做，地方当局才能获得大量身强力壮的外国人的拥护，这些外国人才会去开山劈石，推动“爱国的进步事业”。这番伟大的话，是科斯塔瓦那的前独裁者文森特·里比热先生十八个月前在国家中央铁路开工揭幕仪式上说的。 他为此特意来了苏拉科一趟。中午一点钟有一场宴会，由OSN公司提供，地点是在“朱诺”号轮船的甲板上，时间是在岸上的仪式完成之后。米切尔船长亲自驾驶着一艘挂满旗帜的货运驳船，用汽艇拖着，把独裁者大人从码头运送到轮船上。住在苏拉科有护照的人都被邀请到了，包括几个外国商人、镇上所有古老西班牙人家族的代表、大草原上的大地主、有礼貌的好人、世袭绅士；这些人都属于一类人，行为蹑手蹑脚，政治态度保守，热情好客。这个欧洲殖民省份是他们的据点；他们的布兰科党夺取了胜利；如今，布兰科党选出的独裁总统，正在彬彬有礼地坐在两个友好欧洲大国派来的代表中间。这两位大使是跟随着独裁者从斯特玛尔塔来的，出席这个仪式等于是在支持他们国家在这个铁路项目的资本投入。 这群人中唯一的女人是古尔德夫人，卡洛斯先生的妻子。卡洛斯先生是圣托梅银矿的矿主。苏拉科的妇人们都不够开化，不能来参加如此公开的活动。虽然她们已经在昨天晚上政府大楼召开的大型舞会上出尽了风头，但只有古尔德夫人能出席铁路开工仪式。在港口茂密的树荫下竖立起一个高台，台上覆盖着红布，古尔德夫人站在独裁者身后穿着黑色礼服的男人中，显得格外醒目。她从货运驳船上下来，全身充满了高贵的风范，在迎风招展的旗帜下坐下，旁边就是大名鼎鼎的米切尔船长，他亲自为这艘船掌舵。在“朱诺”号长长的豪华酒吧间里，她穿着明媚的服装，这才使这场沉闷的聚会拥有了一点真正喜庆的语调。 铁路董事会的主席（从伦敦来）是个风度翩翩的人，满头银发，修剪得整整齐齐的胡子。他殷勤地侍奉在她左右，笑容满面，略显疲态。他先乘坐邮轮从伦敦来到斯特玛尔塔，然后从斯特玛尔塔乘坐沿海岸线的专列（仅有的铁路线），这段旅程大体上说是可以容忍的——有人甚至是令人感到愉快——意思是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容忍了。然而，翻越高山来苏拉科是另外一种经历，他坐着一辆破旧的驿站马车，走的是无人走过的路，那路在令人恐惧的悬崖峭壁之间盘旋而行。 “那一天我们在那条非常深的大峡谷的边缘两次受惊，”他低声地告诉古尔德夫人，“当我们到了这里，我们才发现，如果没有你的好客，真不该来这里。苏拉科简直是太落后了！——港口也很落后！落后得令人吃惊！” “哈，但我们为苏拉科而骄傲。历史上这个地方很重要。两届总督都把宗教法庭设立于此。”她表情活泼地告诉主席。 “我很受感动。我并非想贬低你。你似乎很爱国。” “如果仅考虑本地的情况，这个地方是很可爱的。或许你不知道我是此地怎样的一个老居民。” “你有多老？我真想知道。”他低声说道，微笑着看着她。古尔德夫人看上去很年轻，因为她的脸上流露出一股聪明劲儿。“我们不能给你们宗教法庭；但我们要给你们更多的蒸汽机车、一条铁路、一套电报系统——这样你们在这个伟大的世界里就有了前途，这绝对比宗教历史更有价值。你们需要比总督更伟大的东西。但我不理解为什么你们地处海岸线竟然还如此与世隔绝。如果你们在内陆1000英里的地方，那倒是非常精彩的事。你们近百年以来有变化吗？” 他说话很慢，音调富有幽默感，而她在一旁微笑着听着。她虽然表面表示同意，但她让他相信苏拉科实际上有变化。在她来到苏拉科后，已经发生过两次革命，但没有能改变这个地方安静的生活。这两次革命行动都发生在共和国人口比较稠密的南部和斯特玛尔塔大峡谷，那里是各党派决斗的大战场，他们都把首都看作战利品和出海口。革命在那些地方的进展比较好。苏拉科的人比较被动，仅作壁上观。当然，本地政府每次革命都发生改变，新官员必须冒着生命危险乘坐老式驿站马车翻山越岭来苏拉科。 几天来，铁路董事会主席一直受到古尔德夫人的盛情款待，他十分感谢。自从他离开了斯特玛尔塔，他就完全失去了欧洲生活的感觉，因为周围都是异国的情调。在首都，他是大使馆的贵宾，忙于和文森特先生的政府的官员进行谈判——这些人都是有教养的，但不知道文明社会的商业规则。 他最担心的是为建铁路购买土地的事。在斯特玛尔塔大峡谷地区，已经有一条铁路线，那里的人都很温顺，价格是唯一的问题。为此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争取把价格定下来，但这样一来困难就归结为委员会成员如何明智地去影响价格这个问题了。然而，建这条铁路的真正意图是把铁轨延伸到苏拉科这个欧洲人的省份里去——可在这里出了麻烦了。多少年来，自然屏障一直使苏拉科与外界隔绝，陡峭的山脉阻止了现代企业入驻。现代企业不愿来的另一个原因是这里的海港水浅、海湾上空乌云密布且风平浪静。第三个原因是这里土地肥沃，地主们思维顽固僵化——他们大多是古老的西班牙贵族家庭，比如安布罗西奥家族和费尔南多家族，这些家族似乎既不喜欢也不信任即将穿越他们土地的铁路。在这个省份内已经有许多支地质勘查小组在活动，其中有几个受到了暴力威胁。另一方面，胡乱要价的事也出现了。但铁路方面成功对付了各种紧急情况，为此他们感到骄傲。由于他在苏拉科遇到盲目的保守主义者的抵抗情绪，他在维护自己权利时也会用情绪去应对。政府将会与铁路董事会签订合同，合同规定政府必须履行其责任，即使为此动用武力也要履行。但他希望他的计划能平稳实施，不希望被武装纠纷破坏。这些计划非常巨大，影响深远，大有前途，需要竭尽全力去实现；所以他设想请独裁总统来参加几项仪式并发表演说，其高潮就是在海港的岸边举行大型奠基仪式。要知道那个文森特先生其实也是个欧洲人。他代表了欧洲人在这块土地上的胜利。这些是事实，除非事实能带来结果，约翰爵士告诉自己，这样一个男人的影响力是真实的，他亲自来参加仪式能产生所期待的抚慰作用。在一名聪明的支持者的帮助下，他成功地把这次旅行安排好了，此人在斯特玛尔塔是个众所周知的人物，他是古尔德银矿的代理人。古尔德银矿是苏拉科最大的企业，甚至是整个国家中最大的。它的矿藏非常丰富，丰富得令人难以置信。那个被称为矿山代理人的人，显然是个有文化的人，有能力，虽然不是政府官员，但在政府内部具有极高的影响力。他向约翰爵士保证独裁总统能去苏拉科。不过，他还遗憾地告诉约翰爵士，蒙泰罗将军也坚持要去。 在政治斗争的初期，蒙泰罗将军仅是镇守莽荒的东部边境的一名卑微的陆军上校，但他在关键时刻把赌注都压在了里比热领导的党派上，在当时的那种特殊局势下，他的微小支持产生了一种偶然的重要性。他在战争中运气极佳，里约塞科镇的胜利（在进行了整整一天的殊死搏斗后）标志着他大功告成。最后，虽然他没有贵族血统，但仍然荣升为将军、战争部长、布兰科党的军事首领。确实有人说他和他弟弟是孤儿，他的父亲在为一位著名欧洲旅行家做向导时丧了命，这位旅行家出于慷慨之心把他俩养大。另一个故事说他的父亲仅是个森林里烧炭的工人，母亲是来自内陆的印第安妇女，后来接受了洗礼。 无论实际情况为何，科斯塔瓦那新闻界依照惯例来美化蒙泰罗，他们把蒙泰罗在政治斗争的初期便从他的司令部出发，穿越森林加入布兰科党的军队这件事描绘成为“现代史上最富于英雄主义色彩的军事行动”。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的弟弟从欧洲回来了，他去欧洲是做一名领事的秘书。回国后，他纠集一些罪犯组成一支队伍，并且展示出了某种指挥游击队作战的天赋。作为回报，他获得了首都军事指挥官的职务。 战争部长最终还是陪着独裁总统来苏拉科了。为了国家的利益，OSN公司的董事会与铁路公司的人之间有密切的合作，在眼前这个重要的时间指示米切尔船长拿出“朱诺”号邮轮供这群达官贵人调遣。文森特先生，从斯特玛尔塔出发向南行，在科斯塔瓦那的主要港口凯塔登船，从海路来苏拉科。但铁路公司的主席勇敢地选择坐一辆摇摇欲坠的驿站马车走山路，他的主要目的是见一见正在对铁路线做最后一次勘测的总工程师。 见过大场面的人对自然界总是持冷漠态度，但这种不友好态度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面前有所改变。他来到了在他的铁路沿途最高的山上建立的勘测营，勘测营周围的环境给他留下无法抹去的印象。他在勘测营里过了一夜。由于到勘测营时天已经黑了，他没能看到伊格罗塔白雪皑皑的身影背后的落日余晖。几大块黑色岩石柱构成了一个敞开的石门，面朝着西方，斜躺在雪白的田野中。高山上，看什么都觉得很近，就如同浸泡在一种莫名其妙的静止液体中一样；总工程师站在用石头砌成的粗糙石屋的门口，侧耳等着驿站马车的声音，他凝视着山影不断变化的色调，仿佛觉得自己正在倾听一段激动人心的音乐，从那音乐中，不仅能听出暗语的最精妙之处，还能领略出音乐的宏大效果。 约翰爵士到得太迟了，没有听到落日余晖中锯齿一样的群峰吟唱出的宏大的无声音乐。不过，他气喘吁吁地在深沉的暮霭中做片刻休息时早就听到过这段音乐了。此时，他移动僵硬的四肢，从驿站马车上爬下来，与总工程师握手。 他们让约翰爵士在样子像一块大石头的石屋内吃晚餐，这间石屋既没有门也没有窗户，仅有两个出入口；石屋外有一堆用木柴烧的火（骡子背上山的），给屋里送进摇摇晃晃的火光；石屋里摆着一张粗糙的野营桌，上面有两支点燃的蜡烛，据说这是专门为客人安排的。约翰爵士坐在总工程师的右手一边。约翰爵士知道如何和蔼可亲；那些刚刚步入生活就来此做铁路勘测的年轻工程师们也在旁边就坐，恭敬地听着，他们稚嫩的脸经风吹日晒变成了棕色，他们非常高兴地看到，一个大人物也能如此地和蔼可亲。 深夜，他和总工程师进行了一次长谈，他俩一会儿走进石屋，过一会儿又走到石屋外。他和总工程师是老朋友。这不是他俩第一次合作，虽然他俩脾气秉性如同水火一样不容，但在合作中却相处得不错。他俩相遇使两种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人格汇合在一起，产生了一种对世界有用的力量——这种奇妙的力量，不仅能让宏大的机器和人类的肌肉运动起来，还能唤醒人内心中对工作的无限热情。桌子旁边的年轻人，对他们来说，勘测铁路线就是如同人生的命运，许多人还没有完成工作就先死去了。但工作一定会完成：因为人类的信念有多强，力量就有多大。虽然话能这样说，但事并非简单。勘测营里一片寂静，高原在月光下就如同高山峻岭环抱中的巨大的戏台一样，两个穿着厚厚大衣的人影在散步，总工程师断然说出了几个字—— “我们搬不走高山！” 约翰爵士顺着手指的方向看去，这才感到这几个字的力量。月光下，白雪皑皑的伊格罗塔峰，高悬在岩石和大地的阴影之上，就好像冰封的气泡一样。周围寂静极了，只有畜栏里的牲口还有声音，畜栏是用乱石搭成的，几头骡子在那里踢着前蹄，喘着粗气。 总工程说这番话，是在回应董事会主席的一项试探性的建议。考虑到苏拉科大地主们对铁路有成见，他建议让铁路改道，以便顺从大地主们的意思。总工程师认为，虽然人很顽固，但阻力并不大。此外，对付人的顽固，可以仰仗查尔斯·古尔德的巨大影响力。如果要在伊格罗塔山脉下挖隧道，那将是一项巨大的工程。 “哈，对了！古尔德。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约翰爵士在斯特玛尔塔时就听说了许多有关古尔德的事，此时还希望了解更多。总工程师向他保证，这位圣托梅矿的矿主对那些西班牙大家族有巨大的影响力。古尔德家的房子在苏拉科是最好的，他为人好客，大家对他是赞不绝口。 “他们就像多年的老朋友那样接待我，”总工程师说，“那个小妇人真善良。我与他们在一起长达一个月。他帮助我组织起勘测队。他是圣托梅矿的实际拥有者，这给了一种特殊的身份。他似乎认识省政府里所有的官员。我想说，他用一只手指就能控制省里所有的绅士。如果你听他的，困难就能迎刃而解，因为他想要铁路。当然，你说话要小心。他是个英国人，一个非常富裕的英国人。霍尔罗伊德家族跟他一起向那个矿山投了资，所以你可以想象……” 他打断自己的话，是因为畜栏矮墙外面火堆旁边站起来一个人，穿着一件南美披风，只露出一个脑袋。他那个用来当枕头的马鞍子，在火红的火堆旁边就好像是一块黑补丁。 “我回国途中要去美国，顺便我要去看看霍尔罗伊德，”约翰爵士说，“我敢说他也想要铁路。” 那个穿披风的男人，可能是被声音吵醒了，站了起来，点燃了一根香烟。在火柴的光亮下出现了一种古铜色、长满了黑胡须的脸，一双眼睛凝视着前方；他重新整理了一下披风，又枕着鞍子直挺挺地躺下了。 “他是我们勘测队长。我马上就要送他回苏拉科，因为我们就要勘测斯特玛尔塔峡谷了，”总工程师说，“他是个非常有用的人，OSN公司的米切尔船长把他借给我用。米切尔是个好人。查尔斯·古尔德告诉我，这是我能获得的最好的帮助。他似乎很会管教这些赶骡子的人和铁路工人。有了他，我们一点麻烦都没有。他要带着一些铁路工人护送你们去苏拉科。山路很不好走。有他在，你能少受惊几次。他答应好好照顾你们，就好像照顾自己的父亲一样。” 这位勘测队长是一名意大利水手，所有在苏拉科的欧洲人都跟着米切尔船长的错误读音，习惯上叫他诺斯特罗莫。他确实是个沉默寡言但善于行动的人，虽然道路条件恶劣，但他极好地完成了任务，这点约翰爵士后来亲口向古尔德夫人提到过。 [book_title]第六章 截止到这个时候，诺斯特罗莫来这个国家的时间已经足够长了，足以让米切尔船长敢夸耀自己慧眼识人的极高价值。显然，诺斯特罗莫是个极具价值的下属，有他这样的下属值得自夸。米切尔船长对自己慧眼识人的本领很自豪——他这样自豪，并非是自私的目的——他的自豪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天真的癖好，他总是夸口说，“把我的搬运工监工借给你”。这样，诺斯特罗莫很快就与苏拉科的所有欧洲人建立了私交，变成了一个大勤杂工——他被视为一个能高效地完成本职工作的天才。 “这个小伙子全身心地为我做事！”米切尔船长肯定地说；或许没有人能解释他俩之间的关系为什么是这样的，但只需看看他俩之间的关系，就无法怀疑其正确性。只有一个人对此表示怀疑，他就是为人刻薄、古怪的蒙汉姆医生——不知何故，他总是用那短促的、绝望的笑声表达对人类的极度不信任。蒙汉姆医生从来不浪费笑声或言辞。他默不作声的时候最可爱。人们最怕他张嘴说蔑视人的话。只有古尔德夫人能约束他，不让他胡言乱语；即使面对她，医生有一次仍然说（当时的话题不是诺斯特罗莫，而且医生说话的腔调很文雅），“把别人想得比自己还好，这太不合情理了”。 听到这话，古尔德夫人赶紧切换了话题。有不少关于这位英国医生的奇怪传说。许多年前，当时古兹曼·本托还在台上，医生卷入了政治纠纷，传言说他参与了一次政变，但政变中出了叛徒，结果像人们说的那样，政变被血腥镇压。事后，他的头发变灰白了，挂着伤疤的秃脸难看得像一块灰砖头；时常穿着大方格的法兰绒衬衣和一顶旧得褪了色的巴拿马帽，借以挑战苏拉科的社会习俗。若非他衣服整洁，他早就被视为有损欧洲海外殖民地形象的懒惰欧洲人。簇拥在苏拉科宪法大道两旁的阳台上年轻漂亮的女士们，每当她们看到医生穿着法兰绒衬衣，外面罩着一件亚麻短茄克，低垂着头，踏着摇摇晃晃的步伐在阳台下走过时，她们便会纷说道，“看呀，医生看古尔德夫人去了，还是穿着那件小茄克。”她们的推测是正确的，但更深一层的含义是她们无法理解的。她们不愿为医生多花费心思。他既老又丑，不过很有学问——大家都觉得，如果他不是个男巫，也是个“疯子”。实际上，他能穿那件小茄克是古尔德夫人开导的结果。这位习惯于说猜疑话、刻薄话的医生，面对这个女人，找不到其他办法表达自己的深刻敬意。这个女人极有性格，她在这个国家被称为“英国夫人”。他表达自己敬意的方式是极其严肃的；对一个像有他那样习惯的男人来说，那可不是一件小事。古尔德夫人感觉到了这点，而且是很完整地感觉到了。她从来没有想要他做出如此显眼的顺从。 她敞开她的那栋老式西班牙房子的大门（苏拉科的标志性建筑之一），把生活中简朴的优雅分配给大家。她招待客人的方式，既简洁又富有魅力，因为她对价值的感受是敏锐的。她在人际交往艺术方面有很高的天赋，她的无私分成许多细微的级别，她在发出暗示时能让人产生广泛的联想。查尔斯·古尔德（古尔德家族在科斯塔瓦那定居已经有三代人了，他们家的人总是去英格兰接受教育、娶回妻子）以为自己像其他男人一样爱上一个聪明的姑娘，但实际上并非那么简单。例如，在铁路勘测队里，无论最年少者，或是他们成熟的领队，在高山峻岭之上都尽量找机会谈论古尔德夫人的房子，他们的动机跟查尔斯·古尔德可不一样。如果有人添油加醋地对她说，在苏拉科镇头顶上那些白雪皑皑的群峰之中，她的名字被挂在工人们的嘴边的时候，她会吃惊地睁大她那双灰色的眼睛，并爆发出低沉的笑声，一边笑还一边辩解说自己并没有为那些工人做什么。几乎没动什么脑筋，她就能脱口说出一种解释。“当然，对这些男孩子们来说，能在我家里获得某种形式的欢迎让他们吃惊了。我觉得他们是想家了。我觉得人人都有点想家。” 她一直很同情想家的人。 查尔斯·古尔德，与他父亲一样，生在科斯塔瓦那。他又瘦又高，红胡子，光溜溜的下巴，清澈的蓝眼睛，褐色的头发，消瘦的脸颊鲜红的。他的这副样子就好像是新来的外国人。他的祖父跟着玻利瓦尔为独立而战。当时的英国军团在卡拉沃沃战场被视为国家的救星，玻利瓦尔这位伟大的解放者向他们行军礼表示敬意。在联邦政府时期，查尔斯·古尔德的一个叔父被选为苏拉科省的省长（后来成为国家）。后来，他被那个主张统一制的野蛮将军古兹曼·本托推到一座教堂的墙前枪毙了。就是这位古兹曼·本托，后来成为了永久总统，以残暴无情著称，最后达到了神化的地步。民间传说他是个在大地之上游荡的残暴鬼魂，身体来自斯特玛尔塔的圣母升天教堂的陵墓中的一具尸体。无论真假，这至少是教堂司祭向那些涌进教堂的人群所做的尸体消失的解释，这些人光着脚，心怀敬畏，走到大祭台前一个丑陋的砖砌成的棺材前，从棺材侧面的一个窟窿向里面观望。 古兹曼·本托给人留下了残酷的记忆。除了查尔斯·古尔德的叔父之外，他还杀死许多人；但由于查尔斯·古尔德有一位亲戚为贵族的理想而献身，苏拉科的豪强（这是古兹曼·本托时代的称呼；如今叫布兰科党人，联邦的理念被放弃了），就是那些纯种的西班牙家族，都认为查尔斯是他们中的一员。有这样的家庭背景，卡洛斯·古尔德比其余人更像一名科斯塔瓦那人；但由于他与人说话很有特点，普通人仅把他视为一名住在苏拉科的英国人。他比那些来苏拉科旅游的英国人更像英国人，这些旅游者，样子像好似异教徒朝圣者，不为苏拉科人所知。他比新到的这批铁路工程师更像英国人，比她妻子卧室里刚送到的英国《笨拙周报》上的人物更像英国人。听他说西班牙语（西班牙人称卡斯蒂利亚语）或印第安土语，你会感到吃惊。他说的不是纯正的英国口音；但与他的那些移居科斯塔瓦那的古尔德家族的祖先相比较（他们中有解放者、开拓者、咖啡种植者、商人、革命者），他是这三代人中拥有自己骑士风格的人，他在马背上看上去完全就是一个英国人。这样说一点都没有嘲笑南美大草原的骑手的意思，这些大草原上的骑手觉得全天下他们的骑术最好。用比较高级的语言说，查尔斯·古尔德骑马就像半人半马的天神一样。对他来说，骑马不是一种特殊的锻炼形式，而是像人走路一样的基本能力；然而，当他骑马去矿山的时候，总是穿着英国服装，坐在进口的马鞍上，沿着一条布满牛车车辙的道路缓步前行，这时你看他就如同悠闲地从地球的另半边的绿茵牧场刚刚来到科斯塔瓦那一样。 他要沿着那条年代久远的西班牙人修建的道路走——民众称之为“皇家路”——这是西班牙皇室留下的唯一遗迹，为老乔治奥·维奥拉痛恨不已，如今西班牙皇室已经远离了这片土地；西班牙国王卡洛斯四世骑着马的白色雕像就伫立在林荫大道入口的树林中，这是连乡下人都知道的地方。对镇上乞丐而言，雕像底下的台阶上能睡觉，他们管这个地方叫“石头马”。另一个卡洛斯，向左转，沿着另一条残破的马路快马加鞭飞奔起来——卡洛斯·古尔德先生，穿着英国服装，虽然看上去很不协调，却比那个雕像基座上睡着流浪汉的、像君主一样骑着战马的、把大理石手臂高举到插着羽毛的大理石帽檐的骑士更像在自己的祖国。 风吹雨淋使西班牙国王骑马雕像褪了色，他那敬礼的姿势，隐约中似乎要展开神秘的胸怀去拥抱那些使他名誉扫地的政治变革；但另一个骑士则不同，他在民众中很有名声，骑着那匹体型矫健的白眼睛、灰白肤色的马，一副既敏锐又活泼的样子，穿着英式服装，丝毫不露声色。他非常冷静，就好像欧洲人在公共和私人场合都用礼仪把自己打扮得很冷静一样。他冷静地接受现实：比如，苏拉科妇女令人震惊的涂脂抹粉方式，她们拼命往自己脸上涂珍珠粉，最后脸上只剩下美丽的眼睛露在外面；再比如，镇上总是有各种奇怪的流言蜚语；再比如，不断爆发政治变革，然后再不断“拯救国家”，在他妻子的眼里，这似乎是一种幼稚的、血腥的杀人越货游戏，玩家都是一些堕落的孩子，他们玩这游戏时的态度诚挚得到了骇人的程度。这位小妇人刚来到科斯塔瓦那的时候，看到国家的公事总是以意想不到的残暴手段去解决，她认为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无奈之下她只能气愤地紧握着拳头。她认为这些暴行都是假装天真的表演，根本不真实，只有自己的愤慨是真实的。查尔斯一边听她说，一边捻着自己的长胡须，不愿谈论这些暴行。然而，他有一次却平静地说—— “亲爱的，你忘了我生在这里。” 这句话使她怔住了，就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一样。或许，在这个国家出生的人就是与他人不一样。她信任丈夫；而且一直是非常信任。当初，就是他那绝不沉迷于情感的生活态度，让她浮想联翩。在她的思维里，他那平静的思考方式被视为具有极高谋生能力的标志。住在街对面的邻居何塞·阿韦兰诺斯先生，是一名政治家兼诗人，一个很有文化的人，曾经代表他的国家去几个欧洲国家做大使（在暴君古兹曼·本托的统治下，他曾被投入国家监狱，遭受过不为人知的侮辱）。他经常在伊米莉亚·古尔德夫人的客厅里称赞卡洛斯不仅具有英国人的全部素质，还有一颗真正的爱国心。 古尔德夫人抬头望着丈夫的那张古铜色的瘦脸，虽然他肯定听到了有人说他爱国，但她却没有发现他的面容有丝毫抖动。这或许是因为他刚从矿山回来的缘故；但他是个真正的英国人，不怕一天中最炎热的那几个小时。仆人巴西利奥，穿着白色的亚麻布衣，系着红色的腰带，蹲坐他的脚后跟好一会儿，才把他脚上那沉重的马刺取下来。然后，矿长走上楼梯，进入走廊。拱形走廊壁柱之间的栏杆上，摆放着一排排长满植物的花盆，植物的叶和花把下面的走廊与小院子屏蔽开来，小院子是南美家庭真正的中心，在小院子里的家庭生活很安静，安静得就好像是阳光在石板地上投下的光影的位移。 阿韦兰诺斯先生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几乎5点钟走过天井。他按照英国人的习俗选择在喝茶的时间来伊米莉亚家，这可以使他回忆起当年他在圣詹姆士的宫庭做大使时的伦敦生活。他不喜欢喝茶；尽管如此，他依然像往常一样坐在他的那把美国椅子上摇晃着，他的那双干净的小靴子就踏在椅子的搁脚板上。他不断说着，就好像是要充分表现这个年纪的男人的奇妙语言技能一样。他说多长时间的话，手里的茶杯就握多长时间。他头上的短发都白了；但眼睛像煤一样黑。 看到查尔斯·古尔德走进大厅，他会微微点一点头，停止自己的讲演，但在闭嘴前总是要说—— “卡洛斯，我的朋友，你在一天中最炎热的时候从圣托梅矿赶回来。这才是真正的英式运动。难道不是吗？” 说完，他便一口气把杯子里的茶喝光，微微耸一耸肩，跟着打一个长嗝儿，最后惊呼道，“好极了！” 然后，他把空茶杯交到他年轻朋友的手里，微笑一下表示感谢，接着继续讲述圣托梅矿的爱国意义，就好像一刻不停地讲话才能快乐一样，与此同时，他坐在那把从美国进口的安乐椅上前后摇晃着。古德尔家大客厅的白屋顶高高地悬挂在他的头顶。由于客厅太大，厅里摆放的家具就显得矮小了：有沉重的西班牙红木椅子，椅子背是直立的，包着真皮；有低矮的欧洲家具，摆满了垫褥，样子好像就是一些塞满了钢丝弹簧和马鬃的小魔鬼蹲坐在那里。客厅有几张桌子，上面都摆着小饰物。在大理石小桌子的上方的墙上，镶嵌着玻璃镜。有两组扶手椅，每组都有一个大沙发。地上铺着方地毯；红砖地上分布着小块的小地毯；三扇阳台窗户从天花板直落到地板，窗户的侧边挂着深色的幔帐。古代的庄严气氛，依旧留存在四堵高大而光滑的淡黄色墙壁之间；古尔德夫人坐在一张小巧的桃木桌子前，娇小的头颅上布满了闪亮的卷发，桌子上铺着带花边的平纹细布，她就好像一位仙女正在一堆装着美味春药的银罐子和瓷罐子前面搔首弄姿一样。 古尔德夫人知道圣托梅矿的历史。早期开采就是靠用鞭子抽奴隶的脊梁，这种采矿方式的产出很少，产量还不如死人骨头重。矿山附近的印第安部落的人都死光了；最后，矿山只能被迫放弃，因为原始的采矿方式没有利润，无论向矿山的血盆大口的丢多少死人也不行。此后，矿山逐渐被人忘记。独立战争之后，矿山又再次被发现。一家英国公司获得了开采权，他们发现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一座矿藏非常丰富的矿，即使有历届政府盘剥，或矿工周而复始地被官僚掠夺，都无法打消他们开采的热情。后来，臭名昭著的古兹曼·本托死后，出现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政治混乱，本地的矿工在首都派来的密使的教唆下发动起义，把矿山的英国管理者全都杀死了。在斯特玛尔塔出版的官方《新闻日报》立即公布了矿山充公令，开篇是这样的：“在外国人的折磨和压榨下，圣托梅矿山的工人终于被激怒了，他们要采取行动，因为这些外国人抱着捞到财富就跑的肮脏动机……”充公令最后宣布：“国家领袖决定行使他的仁慈权力。这座矿山，无论从国际法看，或人权法看，或神权法看，现在要被当作国家财产而归还给政府，必须关闭这座矿山，直到为保护自由原则抽出的神圣宝剑已经能保证我们深爱的国家有了幸福。” 在此后的许多年里，圣托梅矿一直处于关闭状态。政府夺取矿山后有什么好处，如今根本说不清。科斯塔瓦那几乎靠乞讨才付清给矿山受害家庭的补偿费，后来矿山的事渐渐不再出现在外交照会中了。此后，又有了新一届政府，这届政府想起这个珍贵的财产。实际上，这届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在近六年里已经换了四届——但这一届政府能很明智地看待机会。他们又想起了圣托梅矿，并暗自断定这座矿山在他们自己手里是毫无价值的。不仅如此，他们还灵机一动想到，银矿除了可以用肮脏过程从地下提取金属之外，还可有不同的用途。查尔斯·古尔德的父亲，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是科斯塔瓦那最富有的商人之一，他被迫向历届政府都提供贷款，为此损失了大量钱财。他有冷静的判断力，从来没有想过索取回报。但有一天，圣托梅矿的永久采矿权摆到了他面前，并且还要求他偿还该矿山的所有债务，这让他惊恐万分。他很精通政府办事的方式。确实，尽管这事在策划时很诡秘，但急需他在合同上签字。合同中最重要的条款是第3条，要求采矿权的拥有者必须向政府立即按照预计的采矿量缴纳未来五年的营业税。 老古德尔先生为了避开这致命的待遇，做了许多次的辩解和申诉，但都没有成功。他不懂采矿；也不知道如何把矿山开采权拿到欧洲市场上去出售；此时的矿山还不是一家可以运作的公司。矿山的建筑被烧毁了，设备被破坏了，周围的人口几年前就跑光了；唯一的道路也被热带植物覆盖了，就好像被大海吞没了一样；矿山的主井巷也下沉到离进口大约100码的地方。它已经不是废弃的矿山，而是杂草丛生、乱石林立、无路可走的峡谷。在荆棘覆盖的地面，偶尔还能看到几块烧焦的木料、几堆破砖头、几块生锈的破铁。老古德尔先生不希望永久拥有那块荒凉的土地；实际上，晚上躺在床上仅想起这片土地，就能让他生气得失眠几个小时。 不巧，古尔德先生与当时的财政部长有矛盾。在过去几年里，古尔德先生一直拒绝向这位财政部长提供金钱援助，因为古尔德先生听说他是一个臭名昭著的赌徒和骗子。此外，他当年担任一个地区的法官的时候，很可能涉嫌暴力掠夺过当地的一家农场。如今，他升官了，这位政客宣称他要不计前嫌，好好报答一下古尔德先生这个可怜的家伙。在斯特玛尔塔的客厅里，他用虽柔软却无情的腔调，一遍又一遍地坚持原有方案。看到他那副恶毒的样子，古尔德先生的好朋友都真诚地建议不要用贿赂的办法了结此事。贿赂没用。此外，对他行贿还会很不安全。这也是那个与财政部长做邻居的女士的看法。这位长得很结实的女士，声音低沉，有法国血统，自称是一位法国高官的女儿，她在财政部长家旁边开了一家世俗女子修道会。这位华丽的女士，对着那个带着礼物、有礼貌地请求她去帮助古尔德先生的人，沮丧地摇晃着她的头。她是个和蔼的女人，她不敢帮忙是有道理的。她觉得不能光拿钱不办事。后来，为古尔德先生去做这件棘手事的那位朋友经常提到，她是他认识的跟政府有某种关系的人中唯一诚实的人。“不要去做这件事，”她用那种固有的勇猛且沙哑的音调说，然后又改变一种更适合不知道自己高官父母到底是谁的孤儿的口吻继续说道，“不，最好别去。很遗憾。我绝不会无功受禄。我不是部长。请拿走你的包裹。” 她咬着自己深红色的嘴唇沉默了一小会儿，内心悲叹着在政府高层疏通人脉必须遵守的严苛规矩。然后，她略带不耐烦地大声说道，“走吧，回去告诉你的朋友——你能理解吗？——那丸药必须要吞下。” 在收到这样的警告之后，只能签字、付钱。古尔德先生吞下了那颗药丸，而那药丸好像又混有一些奇妙的毒素，他的大脑受到了直接的影响。他整天想矿山的事，就好像是《一千零一夜》中骑在辛巴德背上难以摆脱的老人。吸血鬼开始出现在他的梦里。古尔德先生夸大了他的不利处境，因为他不能冷静地看待自己的处境。他在科斯塔瓦那的处境并没有变得更恶劣。然而，人在本质上是极为保守的，由于自己的钱财遭受如此奇怪的抢劫，他感到极度的痛苦。古兹曼·本托死后，他周围的每一个人都被一些奇怪的、凶残的匪帮，以政府和革命的名义抢劫过。经验告诉他，无论大家推测未来的抢劫会多么短暂，占据总统宫的匪帮绝对不会笨到因为没有借口而不抢劫。比如有一支衣衫褴褛的军队，士兵都赤着脚，这支军队的临时长官要求每位平民上交一万美元；而这位长官内心里想得到的不过是一些赏钱，只要不要少于一千美元就行。古尔德先生很清楚这点，他假装顺从，等着比较有利的时机。但假借法律和商业的形式进行抢劫，对他来说是无法想象的。虽然老古尔德先生有远见、令人尊敬，但有个缺点：他太看重形式。人类的通病就是无法避免偏见。对他来说，这件事因不公正而充满了恶意，他的精神受到了震动，身体也仿佛受到了打击。“这是不让我活啊！”这话他每天要说几次。此后他真的生病了，先是发烧，接着是肝疼痛，而最大的病疼是忧虑自己无法想其他的事。那位财政部长也许无法想象自己的报复竟然是如此的绝妙。甚至于在写给在英格兰求学的14岁儿子查尔斯的信中，古尔德先生竟然也是除了矿山的事，其他事什么都不说。他哀叹不公平，哀叹受迫害，哀叹矿山这件事的恶毒；他整页整页地从各个角度分析拥有这座矿山的致命后果，语言充满了对那个永恒祸根的恐惧。因为矿山开采权需要他和他的后代来承担。他恳求儿子不要回科斯塔瓦那，不要继承他在这个国家的任何遗产，因为肯定会被那份不名誉的矿山开采权所污染；永远不要碰，永远不要接近，把美洲忘掉，在欧洲做个商人。每封信的结尾都要做自我责备，责备自己在这个土匪窝里待了太长的时间。 不断地对一个仅14岁的少年来说，你因为拥有一座银矿，所以前途被毁灭了这种话，他是不会感到有多么重要的；但这种形式的说教肯定在他身上会激发一定程度的好奇心和注意力。最初，这个男孩子不仅对令人生气的伤心故事感到迷惑，还很可怜自己的父亲。后来，当他在玩耍和学习之余开始有空闲时间的时候，他的思想发生了转变。就这样过了大约一年之后，父亲的信终于使他形成了一个明确的看法，在科斯塔瓦那共和国的苏拉科省有一座银矿，也就是在这个地方他那可怜的亨利叔父在许多年前被士兵枪杀了。与那座矿山紧密相关的还有一个叫“不公正的古尔德采矿权”的东西，这是一份文件，父亲非常想把这份文件撕碎后丢到总统、法官、部长的脸上去。他注意到，虽然父亲的愿望没有变，但父亲提及的人名差不多每年都发生改变。对他这么大的男孩子来说，父亲的愿望是很自然的（因为那东西是不公正的），但他不理解为什么这东西是不公正的。随着智力的增长，他终于理解了父亲的信中摆脱不掉的老人、吸血蝙蝠、恶魔，他感到父亲的信就像《一千零一夜》里的故事一样令人讨厌。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位年轻人最终跟圣托梅矿的关系变得非常亲密，与大洋对面的那位把哀伤和愤恨全写在书信中的老人一样了。父亲说，由于没有完成采矿的工作，他已经被重重地罚了几次款。此外，还上交了一大笔未来的营业税，理由是像他这样兜里揣着如此有价值的开采权的人，不能拒绝向政府提供金融支援。他愤怒地写道，他的财富正在逐渐被兑换为毫无价值的收据凭证，而同时还被指责是一个知道如何利用国家的困难发大财的人。至此，这位身在欧洲的年轻人，对此事变得越来越感兴趣了，因为他看到这件事竟然引发了如此特别的言语和思想的动荡。 他每天都在想矿山的事；但他并不痛苦。矿山对可怜的父亲来说可能是不幸的，但这个事件以一种奇怪的方式说明了科斯塔瓦那的社会和政治现状。在这件事上，他是同情父亲的，但同情的方式是镇静的、经过深思熟虑的。他没有愤怒，因为他感到很难为另一个有机体愤怒，即使那个有机体是他的父亲，他也愤怒不起来。此时，查尔斯·古尔德是20岁，轮到他陷入圣托梅矿的魔咒中了。但他是另外一种着迷，更适合于年轻人，那着迷中多了一些希望、勇敢、自信的成分，而不是令人厌倦的愤慨和绝望。他在20岁后，获准可以自作主张（但必须遵守不回科斯塔瓦那的严格规定），于是他去了比利时和法国继续学业，想成为一名合格的采矿工程师。但他心目中对采矿工程师这份工作的科学含义理解得不充分，显得很模糊。他对矿山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他按照自己的兴趣研究有特点的矿山，就如同研究有特点的人一样。他带着好奇心去访问矿山，就如同访问非凡的人物一样。他访问了德国、西班牙、英国康沃尔的矿山。那些被遗弃的矿山对他更有吸引力。对他来说，这些荒芜的矿山就如同倒霉的人一样，人倒霉的原因各不相同，但都有深远的意义。荒芜的矿山也许没有价值，但也许是人看错了。他未来的妻子是第一个或许也是唯一的一个察觉到这种神秘的心理状态的人，在此种心态的控制下，这个男人以极为明智的、几乎是默默无语的态度对待物质世界。当她喜欢上他的时候，她立即发现，自己就好像已经不再像那些在平地上难以起飞的鸟，只能半张着翅膀游荡，而是找到了一个可供她一飞冲天的顶峰。 他俩是在意大利认识的，未来的古尔德夫人与她那面色惨白的老姑妈住在一起，这位姑妈在许多年前嫁给了一名贫困潦倒的意大利中年侯爵。如今她正在为那个男人守寡，这个男人，不仅知道如何为祖国的独立和统一献身，还知道如何像那些为理想牺牲的年轻人一样慷慨大度。从这个角度看，老乔治奥·维奥拉仅是一块随波逐流的残片，就好像在一次海战胜利之后，一根被折断的桅杆仍然不免漂向远方。丈夫死后，侯爵夫人过着平静的、只需低声说话的生活，她穿着黑色的长袍，头上戴着白布条，样子就像修女一样。她住在一栋古老的、残破宫殿首层的一个角落里，楼下的大厅非常空旷，屋顶还有绘画，如今被用作谷仓、鸡窝、牛棚。承包土地的农户一家也住在大厅中。 这两个年轻人在卢卡相遇了。在那次相遇后，查尔斯·古尔德就不再去访问矿山了。不过，他俩乘坐同一辆马车去看到了一座大理石采石场，采石场应该算是一种矿山，因为也是要撕开大地，从大地的宝藏中提取原料。查尔斯·古尔德没有按照讲话稿打开心扉。在她眼里，他只是在不停地做事和思考。这是表达诚挚感情的好办法。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我有时认为可怜的爸爸对圣托梅矿业的看法是错误的。”他俩就这个问题展开过长时间的真诚对话，就好像他们的影响力能穿越地球一样；实际上，他们之所以讨论这个问题，是因为讨论任何问题都可以表达爱情，爱情可以热烈地活在冰冷的辞藻中。因此，对古尔德夫人的婚事来说，这些讨论是非常珍贵的。查尔斯很为老古尔德先生担心，害怕他为摆脱那份采矿权去消耗自己的精力和健康。“我敢说这事用这种办法不对。”他在内心大声地对自己说，就好像是在对自己叫喊。有一次，她坦率地指出，有品格的人不应该花费精力去搞阴谋诡计。查尔斯很理解她的忧虑，用温和的口吻说：“你不能忘记他就出生在那个地方。” 她思维敏捷，脱口说出一句似乎无关的话，但他却认为极为有洞察力。实际上，她是这样问的—— “哟，那你会怎样做？你也出生在那个地方呀。” 他知道如何回答。 “我不一样。我离开那个国家有10年了。爸爸很长时间没有出国。他最后一次出国是30年前的事。” 她是第一个听到他在知道父亲死讯后开口说话的人。 “矿山的事害死了他！”他说。 他冒着中午的炎炎烈日，沿着那条白色的马路，带着父亲的死讯，不顾一切地径直走出了镇子，徒步走到了她居住的那栋荒废的豪宅里去找她。他俩见面的房间不仅宏大还荒凉，四处有长长的花缎带从墙上的镶板上垂下来，但颜色因年久和潮湿都变黑了。屋里的家具只有一把镀金扶手椅子，椅子背断了。一个八角形的柱子上摆着一个硕大的大理石花盆，花盆上雕刻着头像和花环，一条大裂缝贯穿上下。查尔斯·古尔德浑身都是白色的尘土，在靴子上，在肩膀上，在帽子上。汗水从他的脸上流下来，他右手抓着一根粗大的橡木棒。 他见到她的时候，她正好要下山迎接他。她戴着装饰着玫瑰花的大草帽，草帽下她的脸色苍白，手上戴着手套。她原想去山脚下葡萄园墙附近的那三棵白杨树下等他。 “那矿山害死了他！”他重复道，“他本能多活几年。我们家的人都长寿。” 她震惊得说不出话来；他死盯着那个有裂缝的大理石花盆看，就好像想要永远把花盆的形象记在脑海中一样。突然，他把头转向她，脱口说了两遍，“我就是想见到你——我就是想马上见到……”没等他把话说完，那个在科斯塔瓦那孤独的、受折磨而死的亡灵引发的一股巨大的怜悯之情，携带着痛苦的全部力量，猛地涌入她的心中。他抓住了她的手，举到自己的嘴唇边，而此时她已经把阳伞丢到地上，轻轻地拍着他的面颊，低声说，“可怜的孩子。”她一边说，一边开始在下垂的帽檐下擦自己的眼泪。她穿着白色的小外衣，就好像是残破的豪华大厅里走迷路的小女孩在哭。他站在她旁边，再次默默地盯上了那个大理石花盆。 过了一会儿，他俩出去散步，双方默默无语地走了很长一段路，突然他大声道—— “是的。他只有用正确的方式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他俩停下了脚步。此时，在山坡上，在马路上，在橄榄园里，到处是阳光下的阴影；有白杨树的，有栗子树的，有农舍的，有石墙的；空中传来钟声，声音虽薄弱，但令人觉醒，就好像是落日余晖的脉动。她嘴唇微微张开，好像是受惊了的样子，因为她觉得他不该像往常那样看着她。他平时总是无条件地赞同她的意见、耐心听她说话。他跟她交谈时就像一个最焦虑的、最恭顺的说话者，他的这种态度使她感到非常愉快。这一方面展示出她的力量，另一方面又不贬低他的尊严。她是个娇小的姑娘，脚小，手小，小脸很迷人，头上有大量卷发；一张相当大的嘴，那嘴一张似乎就能把坦率和慷慨的芬香传送给你。她有一颗阅历丰富的女人才有的敏锐的心灵。无论你在她面前摆放多少好东西或好听的恭维话，她都能小心地选择那些值得她骄傲的。但此时他实际上没有看着她；他的表情是紧张的、不理性的，因为正常情况下男人不应该盯着女孩头部之外的地方。 “噢，是的。矿山那件事不公正。他彻底地被这事给毁了，可怜的老人。哎哟！他为什么不让我回去帮助他？但如今我必须想到对付这件事的办法。” 他用极大的自信说完这番话，然后低头看着面前的她，这时他的内心充满了紧张、迷惑、恐惧的情绪。 他说，此时他只想知道一件事，就是她是否足够爱他——她是否有勇气跟他远走高飞？他向她提出这问题的时候，声音因焦虑而颤抖起来——因为他此时自己已经下了决心。 她爱他。她要跟他走。霎那间，这位苏拉科所有欧洲人的未来女主人感到自己的脚离开了地面。大地完全消失了，甚至钟声也没有了。当她的脚再次触及大地的时候，钟声依旧在峡谷里回响；她把手举过头顶，急速地喘息着，瞧了瞧那条石头小路。小路上还是没有人来往。与此同时，查尔斯跳入干河沟，拾起那把打开的太阳伞，那伞刚才像鼓槌一样在发出一声威武的声音后便弹跳走了。他把伞交还给她，情绪很低落，甚至可以说有点沮丧。 他俩转身向回走，而她已经把手挎在他的胳膊上了。他开口说话了—— “我们有幸在海边的镇子定居下来。你听说过那地名，叫苏拉科。我很高兴我那可怜的父亲在那里有一栋房子。他在很多年前就买下了，因为他希望在那个欧洲人的省份里最重要的苏拉科镇有一栋古尔德家的房子。我去住过一次，那时我是个孩子，跟我亲爱的母亲去的，整整住了一年。我可怜的父亲去美国做生意去了。你将是古尔德家房子新的女主人。” 不一会儿，他俩回到了破旧宫殿的转角处，就是那栋位于卢卡的葡萄园、大理石山、松树的橄榄树之上的那栋大豪宅的转角处，他又说道—— “古尔德这个名字在苏拉科很受尊敬。我叔父哈里曾经是国家的领袖，他在上流家族里很有名气。这里我指的是克里奥尔人的家族，他们不曾参与政府的卑劣闹剧。哈里叔父不是冒险者。在科斯塔瓦那，我们古尔德家的人都不爱冒险。他属于那个国家，他爱他的国家，但他基本上保持着英国人的思维方式。他利用了当时流行的政治口号。就是联邦制。但他不是政客。他其实只想拥护社会秩序，因为他就是喜欢理性的社会自由，反对社会压迫。他是个有理性的人。他按照自己的方式工作，因为他觉得那样做似乎是正确的，就像我感觉我也要那么做一样。” 这番话，他之所以要说，是因为他仍然牢牢记着那个他儿童时生活过的国家，因为他衷心想与面前这个女孩一起生活，因为他一直想着圣托梅矿采矿权的事。接着，他说要离开她几天，去找一位从旧金山来的美国人，此人仍然在欧洲的某处。几个月前，他在德国矿区里一个古老镇子上认识了那个美国人，他俩很合得来，一整天都沿着一条古老的街道给那些中世纪房子的塔楼做素描，不过那个美国人似乎很孤独。查尔斯·古尔德与他在采矿方面有不解之缘。他对办采矿企业感兴趣，对科斯塔瓦那有所了解，对古尔德这个名字也不陌生。他俩谈得很投机，如果不是因为年龄相差很大的话，这根本就没有可能。查尔斯想找一位头脑精明的资本家，而且还必须有平易近人的性格。他父亲在科斯塔瓦那有大笔财产，如今似乎被卑鄙的革命熔炉熔化了。他家除了在英格兰的一万英镑的存款之外，值钱的就剩下苏拉科的房产、偏远地区的一块林产、圣托梅矿的开采权。他可怜的父亲就是因为这份开采权而走入坟墓的。 他向她解释了这些情况。他们分手的时候天已经很晚了。过去，她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把自己迷人的一面展示给他。年轻人都渴望陌生的生活，比如说去远方旅行、想未来有冒险或打仗的机会——这在本质上是一种想改变生活方式或想去征服的念头，她的内心正是被这种念头占据了，她因此而变得非常兴奋。作为回报，她变得更加开放、更大胆地展示出自己的温柔。 他离开她，走下了山岗。孤独中，他立即就感觉自己变得冷静了。死讯能给我们的日常思维带来不可挽回的改变，我们能隐约感到一种不舒服的刺痛。查尔斯·古尔德痛苦地感到，没有费吹灰之力，他已经再无法像从前那样思考他可怜的父亲了。父亲的形象不再像过去那样活生生。这种变化不仅影响了他对自己的看法，还使他的内心充满了想采取行动的悲愤欲望。在这方面，他的直觉是没有错的。行动给人慰藉。所以，行动虽是思想的敌人，却是美妙幻想的朋友。只有在行动中，我们才有掌握自己命运的感受。他的行动，只能把矿山当作战场。有时人必须学会如何违背死者的遗愿。他下定决心要尽全力违背父亲的意愿（以赎罪的方式）。那座矿山导致父亲陷入荒谬的精神灾难之中；如果能开采那座矿山，结果肯定是一次真正的精神胜利。他把这次行动看作对逝者的记忆。大体看，这就是查尔斯·古尔德的心理动机。他不断思考如何在旧金山或其他地方筹集大量资本；他还偶然想到已故父亲的律师是个不可靠的参谋。他俩谁也没有意识到，某个人的死亡竟然能给世界的一个角落带来巨大的变化。 这座矿山最近一个阶段的发展史，古尔德夫人是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知道的。这基本上就是她的婚姻史。象征古尔德家族在苏拉科传统位置的斗篷，已经披在她瘦小的身上；但她不想让这怪异的服装掩盖住她的活泼性格，其特征不是单纯的快活，而是一种对智慧的渴望。不能因此认为古尔德夫人具有男性的思维特征。一个具有男性思维的女人，做事时的效率不会太高；这种女人仅是不完美的个例——这样的现象很有趣，但没有什么重要性。伊米莉亚·古尔德夫人依靠女性的智慧征服了苏拉科，就是靠无私和同情点亮了她前进的道路。她虽然话不多，但说出来的话很有魅力。她心存智慧，从来不乱说话，因为不想去支持或批评他人的观点，除非是为自己的观点做辩解。她说出来的话，具有团结人、安抚人、同情人的功用。真正的女人的温柔，就像男性的刚毅一样，只有在征服他人中才能表现出来。苏拉科的夫人们都崇拜古尔德夫人。“她们至今仍然把我看成一个怪物。”古尔德夫人快活地对一位来自旧金山的绅士说。来自旧金山的绅士总共有三位，她在结婚后刚满一年就要在她在苏拉科的新家中款待他们。 他们是第一批来自海外的访客，目的是看看圣托梅矿。她说俏皮话最令人感到惬意，他们就是这样看；查尔斯·古尔德知道自己想干的事，表现得就像是个皮条客一样。在这种情况下，访客对他妻子颇有好感。她的话不仅充满了激情，还略带讽刺的意味，那几位访客全被她所描绘的矿山前景给迷惑住了，惹得他们发出低沉且放纵的微笑，表达出极大的顺从。这位南美妇人不知疲惫地晃动着身体，他们对此感到惊奇。可如果他们知道了她这么激动很大程度上是受成功的理想驱使的话，同样也会对她的精神状态感到惊奇的。按照她自己的话说，他们把她看作“某种怪物”。不过，总体看，古尔德夫妻俩是沉默寡言的，当访客走的时候，他们已经丝毫不怀疑投资银矿的利润。古尔德夫人让她的那辆由两匹骡子拉的四轮包厢车，载着这三位客人去港口。从那里，他们再乘坐“刻瑞斯”号去参加贵族聚会。米切尔船长抓住就要与古尔德夫人分手的机会，用低沉且神秘的口吻说，“这是个划时代的时刻。” 古尔德夫人喜欢自己这栋西班牙式房子的院子。院子里有一段很宽的石台阶，圣母马利亚的壁龛能俯瞰这段台阶，圣母马利亚穿着蓝色的长袍，怀抱的婴儿戴着皇冠。清晨，从院子里的那口铺着石子的水井方向，有轻柔的声音传来，而且声音越来越大，马和骡被成双地领到蓄水池边饮水，它们边饮水边用蹄子踢着地面。水池边长着一堆毛竹，纤细像刀片一样的叶子低垂到了水面，有个肥胖的马车夫，安静地坐在水池旁，手里懒散地抓着缰绳。光着脚的仆人从低矮阴暗的门口进进出出；两个洗衣姑娘提着装满了洗好的亚麻布的篮子；面包师举着浅盘，上面放着供一天享用的面包；女仆莱奥娜达——女主人的贴身女仆——把一大堆浆洗的内衣举过乌黑的头顶，在阳光的照耀下，那堆内衣白得刺眼。此后，老守门人一瘸一拐地走了，把地扫干净，这家人新的一天就开始了。院子周围三面高大的屋子，都把通向走廊的门打开，锻铁围栏上摆着花朵。此时，这栋房子的女主人，能像中世纪的城堡的女主人一样，清楚地看到进进出出这栋房子的人，而引人注目的拱形大门显得既雄伟又重要。 古尔德夫人看着三位客人坐着她的马车从北面走了。她微笑起来。那三位客人同时举起帽子。米切尔船长作陪，是马车上的第四个人，此时已经开始了浮夸的讲演。客人走后，她开始在院子里散步，不时把脸凑近花簇，就好像是在沿着狭长的走廊漫步收集思想的花朵。 一张印第安人吊床，挂着五颜六色的羽毛，被聪明地安置在早晨的阳光能照到的角落里；苏拉科的早晨是很凉的。在接待室的门前有大量盛开的圣诞花簇。一只大鹦鹉，绿色的，灿烂得就如同一块翡翠，站在一个闪着金光的笼子里，野蛮地大声叫喊道，“科斯塔瓦那万岁！”接着又学着古尔德夫人的口气，非常流利地喊了两遍女佣的名字，“莱奥娜达！莱奥娜达！”然后，那鹦鹉就突然一动不动地沉默起来，就好像要躲避灾难一样。古尔德夫人走到长廊的尽头，把头伸进丈夫的房间。 查尔斯·古尔德一只脚踏在木板凳上，正在用布带捆扎马刺。他急着要去矿山。古尔德夫人没有进屋子，在门外扫视了一下屋里。屋里有一个高大的书架，安装着玻璃门，装满了书；在另一个书架里，没有放书的架子铺着红色的厚羊毛毯，上面放着枪：温切斯特骑兵用卡宾枪、左轮枪、两把猎枪、两把双管手枪。在这几把枪之间，放着一块鲜红的天鹅绒，挂着一把古老的骑兵马刀，这是恩里克·古尔德先生的遗物，他是这个欧洲人的省份的英雄。这把马刀是何塞·阿韦兰诺斯先生赠送的，他是古尔德家族的老朋友。 在对面的白墙上却是空荡荡的，只有一幅圣托梅山的水彩画——古尔德夫人的手笔。屋子里的地板是红色的，屋子中间有两张长桌子，上面放着图纸，旁边有几把椅子，桌子附近有一个玻璃陈列柜，里面摆放着矿石样本。古尔德夫人依次看着屋里的这些东西，非常奇怪为什么这些富裕的企业家谈论矿山前途、矿山开采、矿山权问题时，她感到很不耐烦、很紧张，而她与丈夫谈论矿山的事能谈几个小时也不累，从始至终兴趣盎然。 她垂下眼帘，开口说道—— “查理，你们对今天的会谈感觉如何？” 丈夫没有回答，这让她很吃惊。她抬起眼帘，睁大了眼睛，就跟白色的花朵一样美丽。此时他已经把马刺绑好，双手向水平方向捻了捻胡须，挺直两条大长腿欣赏着妻子的容貌。古尔德夫人感觉到丈夫在欣赏自己，心里感到很高兴。 “他们都是大人物。”他说。 “我知道。但你听他们的谈论了吗？他们似乎根本不理解在这里的所见所闻。” “他们看了矿山。他们多少了解了一下情况。”查尔斯·古尔德为访客做辩护；这时他的妻子提到了三个人中最重要的那个人的名字。此人是金融界和工业界的大人物，他的名字为数百万人所熟知。他非常重要，所以他一般不会离开自己的活动中心。如果这次不是他的医生含蓄地威胁他，要求他休长假，他仍然不会出远门。 “霍尔罗伊德先生对宗教的理解很特别，”古尔德夫人继续说道，“他说大教堂里的那些衣冠楚楚的圣徒们很庸俗——他竟然说祈祷仪式就是木头和箔丝。但我似乎觉得，他把自己的上帝看作一位有影响力的合伙人，借此从给教堂的捐款中分一杯羹。那是一种邪神崇拜。查理，你知道吗，他告诉我他每年都给教堂捐款。” “他是不会停止的，”古尔德先生说，妻子的面部表情让他大为惊讶。“他会在全国各地都继续做。他的慷慨大方是很有名的。”“哦，这点他没有自夸，”古尔德夫人谨慎地说，“我认为他是个好人，但太愚蠢！一个印第安混血儿为感谢上帝的保护而奉献点银子是很合理的，并且更加感人。” “他是巨大的银铁矿利益集团的领袖。”查尔斯·古尔德评论道。 “哈，是啊！那是对银铁的宗教崇拜。他是个很有礼貌的人，当他刚看到楼梯旁的圣母马利亚像时，脸上的表情看上去很严肃，要知道这尊圣像仅是木头上画出来的；但他对我什么都没有说。亲爱的查理，我听到他们之间的谈话。他们果真想做服务于世界各国的奴仆？” “男人必须有个目标。”查尔斯·古尔德含糊地说。 古尔德夫人从头到脚打量着他。他穿着马裤，绑着皮裹腿（科斯塔瓦那以前没有人穿这东西），上身是灰色诺福克大衣，蓄着大胡子，他的样子就像一名打扮成骑兵军官的农庄主。他的装束很符合古尔德夫人的胃口。“这个可爱的小伙子真瘦！”她心想。“他工作太努力了。”但不能否定，从他那消瘦的红脸膛和四肢修长的消瘦体型看，他是个有教养的、很优秀的人。古尔德夫人的语气温和起来。 “我仅关心你的感受。”她温柔地低声说。 在过去几天里，查尔斯·古尔德忙得没有时间注意自己的感受。但他们夫妻二人很般配，他没有费什么劲就做了回答。 “我的感受你最清楚，亲爱的。”他轻松地说道；这句朦胧的话里包含很多寓意，他立即就感到自己对她的感激和恩爱之情大增。 古尔德夫人似乎没有感到这种朦胧的感受。不过，她立即变得高兴起来；而他已经改变了说话的腔调。 “但事实就是事实。矿山是有价值的，这毋庸置疑。矿山将使我们非常富有。采矿仅是一门技术，尽管我懂这门技术，但世界上还有成千上万人也懂。但矿山的安全性，即矿山作为一个企业能不断给陌生人回报的能力（投资者都是陌生人，相当陌生的人），只有我能办到。我已经激发了一个大富豪的信心。你似乎觉得这很容易——是吧？可我不认为这是容易的事。我也不清楚我是怎样做到的；但这已经是事实了。有了这个事实，其他就变得有可能了，因为没有他的信心，我根本不会去违背我父亲的遗愿。为了现金和股票，我绝对不会放弃这份矿山开采权，这跟投资者不会放弃认股权一样，因为矿山开采权最终会使我富裕起来。但我无论如何需要先放一些钱进他的腰包。即使有可能放弃开采权，我也不会这样做，更何况我也无法放弃。可怜的父亲不理解这点。他怕我被一件无用的东西给耽搁了，在无穷无尽的等待中，过着悲惨的生活。这是他禁止我回科斯塔瓦那的真实意图，但我们故意违背了他的禁令。” 他俩在长廊里来回走着。她的头刚好齐平他的肩膀。他的手垂下来，刚好搂住她的腰。他的马刺发出轻微的叮当声。 “父亲和我有十年未见面了。他不了解我。他为了我，不让我回来。他在信中总是谈论要离开科斯塔瓦那的事，他想放弃所有的东西逃跑。但他是个有价值的猎物。他们一有情况就会把他关进监狱。” 他的马刺缓慢地发出叮当声。他俩并排走着，而他必须弯腰凑合她的身高。那只大鹦鹉，歪着头，瞪着一双圆眼睛，一眼不眨地看着他俩散步。 “他是个孤独的人。自我10岁起，他就像对成人一样对我讲话。我在欧洲，他每个月给我写信，每封信都是10页或12页，一写就是10年。但到了最后，他仍然不了解我！想一想吧，我们分离了10年；我从一个小孩变成了一个成年人。他不了解我。你认为他能吗？” 古尔德夫人摇了摇头；这正好就是他丈夫颇费口舌之后所期待的回答。但她摇头是因为她认为没有人能了解她的查理——只有她能了解。这是很明显的事。这是能被感觉到的。是不言自明的。老古尔德先生死得太早，没有能知道他俩订婚的消息。对她来说，老古尔德仅是个幻影，根本无法理解。 “不，他不能理解。我看这座矿山根本卖不出去。绝对卖不出去。他受了这么多苦，我其实不应该仅为了钱而去碰这座矿山。”查尔斯·古尔德继续说；而她则把头偏向他的肩膀表示同意。 这两个年轻人记得，在希望之爱的光芒照耀下，他俩走到了一起，这才结束了从前的那段不幸的生活。对大多数有理性的人来说，这是人世间善良终于战胜了丑恶的结果。他俩有了一个比较模糊的复兴计划。这个计划模糊得无法讨论，但这反而使之越发强大。他俩提出这个计划之时，恰好当女方以身相许的冲动和男方生理冲动达到最高潮之时，那时他俩心中幻觉的冲击力也达到了最高峰。父亲的禁令逼迫他们必须成功。这就好像他俩在精神上被捆绑在一起，为的是能勇敢地对待生活，抵抗本不该有的那种对生活的厌倦和绝望的错误态度。如果他俩想到了财富，那也是因为他俩觉得财富是一种令人愉快的额外胜利。古尔德夫人从幼年就是孤儿，没有财产，在书香门第里长大，从来没有想过有巨大财富后的后果。财富对她来说太遥远了，因为她不知道财富是可以期盼的。另一方面，她没有什么是绝对想要的。即使是她的姑妈那个侯爵夫人的贫困，对一个优雅的心灵来说也并非不能容忍；贫困跟悲伤很像：贫困是奉献给高尚理想的朴素祭品。所以，在古尔德夫人的性格中，即使是最合理的物质享受，她也不需要。对那个死去的人，她既有一种温柔的感觉（他是查理的父亲），也有某种不耐烦的心理（因为他比较懦弱），她认为他彻底地错了。要想保持他俩有丰富的物质生活，只能在精神方面有所破损。 查尔斯·古尔德，就他个人的情况而言，被迫把财富看作最重要的事；但他把财富看作手段，而不是最终目的。只要矿山还有收益，他就不会去改变现状。他必须保证企业盈利。盈利是他的杠杆，用以撬动资本。查尔斯·古尔德相信矿山的潜力。他知道与矿山有关的一切。他对矿山的热爱具有传染性。虽然他不是个口若悬河的人，但商人们通常像情人那样富有激情和想象力。他们经常会被一些普通人觉得无所谓的小事儿打动；查尔斯·古尔德非常自信，绝对令人信服。此外，要想说服他的听众相信在科斯塔瓦那开矿山划得来，成本比赌桌上的蜡烛还便宜。他的听众知道这点。真正的困难在其他方面。为了应对困难，查尔斯·古尔德调整了自己的声音，使之能表现出镇定和不妥协的决心。有目标的人做事，总给普通人一种疯狂的印象；所做的决定总是显得很冲动、具有人性的缺点。“很好，”那位大人物在听完查尔斯·古尔德在就要离开旧金山前所做的条理清晰的讲解之后，开口说道，“假定我们接手苏拉科矿山。干这事有几个条件：首先是霍尔罗伊德的事务所，这应该没有问题；其次是查尔斯·古尔德，一位科斯塔瓦那公民，也没有问题；最后是共和国政府。这事有点像智利北部阿塔卡马沙漠硝酸盐项目，当时参与者有一家金融事务所、一位叫爱德华的绅士、一个政府；实际上是两个政府——两个南美政府。古尔德先生，你应该知道结果会怎样。结果是战争；一场破坏性极强的漫长战争。当然，我们这里有个优势，那就是只牵扯进来一个南美政府，等着要战利品。这确实是个优势；但在某种程度上讲也是个劣势，因为这个政府是科斯塔瓦那政府。” 这就是那位大人物说的，他是个大富豪，曾给家乡的教堂捐助过大量金钱，他的捐助极大地帮助了家乡——但他的医生用恐怖和隐晦的恶毒语言攻击他。他的四肢非常粗壮，行为谨慎，借着一件丝绸大褂，硕大的身体显得特别有尊严。他的头发是铁灰色的，但眉毛仍然是黑色的，他的粗犷外貌很像罗马硬币上的恺撒头像。他的祖先有德国、苏格兰、英格兰血统，远亲中还有丹麦和法国血统，所以他有清教徒的性情，有无法满足的征服欲。他在访客面前完全无拘无束，这不仅是因为访客来自欧洲，还因为他对意志和决心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喜爱，这种喜爱不在乎对方是谁，结果将会如何。 “科斯塔瓦那政府会全力争夺利益的。这点不能被忘记，古尔德先生。如今的科斯塔瓦那是什么？是无底洞，任何贷款和投资都必须上交10%。欧洲资本全力以赴地投资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但我们没有。我们在这个国家的原则是下雨不出门。我们能耐心地等。当然，有一天我们会投入。我们肯定会投入的。但我们不急。要给普天之下最伟大的国家多一点时间。我们承诺提供一切东西：工业、贸易、法律、新闻、艺术、政治、宗教。我们要从合恩角出发，一直到史密斯桑德岛，或者去更远的地方，如果有必要还可以去北极。此后，我们要轻松地占据地球上的岛屿和大陆。我们要管理这个世界，无论世界是否喜欢。这个世界阻止不了我们——我猜，我们也阻止不了自己。” 他这是在表达自己对命运的信念，他所用的辞藻反映了他的智力水平，显然他解释宏观概念缺乏技巧。不过，他是个实事求是的人；由于查尔斯·古尔德的想象力一直受到银矿的限制，没有反对他有关于世界前途的表述。如果说这个表述猛一听让人厌恶，那是因为突然指出如此巨大的可能性使现实变得丝毫没有了意义。查尔斯·古尔德觉得，自己的采矿计划和家乡的矿藏都突然被掠夺光了。这种感觉令他不快；但他并不笨。他感到他已经产生了一个好印象；想到这个令人满意的事实，他露出了一丝微笑，而跟他谈话的大人物也露出了一丝谨慎的微笑，并表示出欣赏的赞同。查尔斯·古尔德平静地笑了；他立即展示出人类追求自己珍爱希望时的思维敏捷性，想到自己那个显然很渺小的目标被成功地保住了。他这个人和他的矿山被接受了，因为这两者都没有重大的后果，换句话说，在一个有极大野心的人眼里就是如此。查尔斯·古尔德没有因此而感到受辱，因为他感到自己的目标已经很大了。别人的宏大野心，无法贬低他想拯救圣托梅矿的愿望。他的目标不仅正确，还有明确的地理位置，并且能在短期内实现，相比较而言，对方倒显得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唯心主义梦想家。 那位魁伟的大人物，样子很和蔼，他若有所思地看着他；看了一小会儿，他开口打破沉默说道：“到时候科斯塔瓦那的天上漫天飞舞的全是矿山开采权。只要想开矿，即使是个头脑简单的人，也能一伸手就抓住一份矿山开采权。” “我们的领事都不敢理会这些开采权，”他继续说着，眼睛里流露出一丝丝的轻蔑。可他马上就变得严肃起来。“一个有良心、正直的人，一般对贿赂是不会感兴趣的，他会避开他们的阴谋诡计，不参与他们的帮派斗争，于是他很快就会被赶走。古尔德先生，明白吗？不受欢迎的人。这就是我国政府不了解当地情况的原因。另一方面，欧洲不应该介入这个大陆的事务，而我们进行正常干预的时机还未到，这是我的看法。但在这里，我们既不是政府，头脑也不简单。你的事是好的。问题是你作为合作的第二方，能不能拦住不受欢迎的第三方，他们可不一般，是运作科斯塔瓦那政府的某一伙趾高气扬的匪徒。古尔德先生，你怎么看？” 他身体前倾，盯着查尔斯·古尔德的目光坚定的眼睛。古尔德想起装满父亲信件的大箱子，心中把几年来积累的蔑视和痛苦化作力量，用有力的声音回答道—— “这些人惯用的手段和政治，我能对付。我从小就有所了解。我不会因为过于乐观而犯错误。” “不会？那很好。做事机敏点，在困难面前保持冷静，这些是你需要的；你可以自吹一下有后台支持，但不能大吹大擂。如果事情顺利，我们会支持你。但我们不想惹大麻烦。这仅是一场我想做的试验。肯定会有风险，我们也打算承担风险；如果你达不到目标，我们也只好认赔——我们承认失败。这座矿山可以放一放；过去它曾经被关闭过，这你是知道的。你必须知道，我们绝不会花钱填无底洞。” 这番谈话，是在这位大人物的私人办公室里进行的。在他居住的那座大城市里，许多人（这些人被普通民众认为是相当大的人物）正渴望看到他挥手的样子。一年多后，这位大人物出乎意料地出现在苏拉科，他凭借自己的财富和影响力，摆出一副真诚的不妥协态度。他说话很不节制，这也许是因为他了解到了事情的进展很不错，所以感觉到查尔斯·古尔德有能力实现承诺。 “这个年轻人，”他暗中想，“也许未来会成为这块土地上的强人。” 这个想法让他感到高兴，因为他至今为止能向密友讲的有关这位年轻人的事是—— “我表弟与他在一座德国小镇上相遇，小镇的周边有几座矿井。表弟在信里说了他的情况。他是科斯塔瓦那的古尔德家族一成员，纯正的英国人，但出生在科斯塔瓦那。他的叔父参加了政治运动，是苏拉科省的最后一届省长，在战争中被射杀。他父亲是斯特玛尔塔的著名商人，试图不介入政治，但被几次革命折磨致死。这就是科斯塔瓦那的基本情况。” 当然，无人敢质疑这位大人物的动机，即使他的密友也不敢。外界能做的就是尽情地猜测他行动的隐私。他是个很伟大的人，采用异常慷慨的“纯粹基督教的方式”资助教会（这种幼稚的方式让古尔德夫人感到好笑），尽管如此，大家仍然视之为虔诚和谦虚的表现。然而，在他所属的金融圈里，他投入圣托梅的事受到众人的尊敬，更准确地说是闲聊时的重要话题。大人物总是反复无常。在霍尔罗伊德大厦里（在两条大街交汇处的一栋由钢筋、玻璃、砖头建造的大厦，大厦顶上无线电天线林立），业务主管被告知不许打听圣托梅的业务秘密，这些主管也只好幽默地交换一下眼光。从科斯塔瓦那寄来的邮寄（一般不大——装在一个大信封里），总是直接交到大人物的办公室里，此后便杳无音信了。办公室里都传说，他亲自用笔在纸上写回复，而且选用私人字帖上的字体，一般人识别不出来。那栋11层商业大机器里的一些无关紧要的年轻人，私下里表达一种坦率的观点：大人物应该是办了一件蠢事，所以才羞于让别人知道；另一些人，年长且无关紧要，对耗费了自己人生中最好时光的业务充满了浪漫的敬意，总是心情忧郁地低声说，经验表明预示着有大事要发生了；按照霍尔罗伊德的路线，他要逐步控制整个科斯塔瓦那共和国，先是套牢资本，再是股票，最后是现金。然而，业余爱好的说法才是正确的。这位大人物本人对圣托梅矿很有兴趣；他在多年不休假后，第一次休假就来了圣托梅矿。他来此地不是来运作一家大企业；这里不仅没有铁路局，也没有大工业公司。他是来运作一个人！如果能成功，他会找到许多新奇的理由高兴；但如果刚出现不成功的迹象，他有责任立即划清界线。到时候可能会有人被抛弃。在他来科斯塔瓦那的旅途上，报纸大肆宣传他，这其实是很可悲的。如果他对查尔斯·古尔德的工作满意，他就会更加冷酷地对待古尔德。在最后一次交谈中，谈论持续了足有半个多小时，在他手拿起帽子，跟在古尔德夫人那匹骡子的后面准备离开时，他在查尔斯的房间里说—— “你按照自己的方式做，只要你坚持做，我会找到机会帮助你的。但你可以放心，在特定情况下，我们有办法抛弃你。” 听了这话，查尔斯·古尔德仅回答说：“只要你愿意，你可以开始送机器过来了。” 这位大人物很喜欢这种沉着的信心。实际上，在查尔斯·古尔德心里，这些苛刻的条件是恰当的。因为尽管苛刻，但他保住了矿山，这个矿山是他还是个孩子时被给予的；如今他仍然独自拥有这座矿山。矿山是一项很严肃的业务，他也打算用冷酷的方式去应对。 “这是很自然的事，”他在跟妻子谈起刚才与客人的谈话时说道，此外他俩正在院子的长廊里走来走去，而那只鹦鹉正恶狠狠地看着他俩——“他那类的人总是收放自如。他不会有任何失败的感觉。或许他会让步，或许他明天就死了，但银矿和铁矿的宏大利益将会延续下去，未来这些利益将会控制科斯塔瓦那，最后控制整个世界。” 他俩在鸟笼附近停下了脚步。那只鹦鹉听到了一个自己会说的词，便怒气冲冲地想干预一下。鹦鹉太像人了。 “科斯塔瓦那万岁！”在闪着亮光的鸟笼后面，那只鹦鹉信心十足地尖叫道，同时还竖起羽毛，假装出一副傲慢的睡意。 “查理，你相信吗？”古尔德夫人问道，“对我来说，这似乎是最可怕的唯物主义……” “亲爱的，这对我没有什么，”丈夫打断了她的话，语气像是要讲道理。“我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他的话是肺腑之言或是信口胡说，跟我有什么关系？南美和北美都有很多人喜欢口若悬河。美洲大陆的人似乎喜欢雄辩。你难道忘了亲爱的阿韦兰诺斯在这里能滔滔不绝地谈几个小时吗？” 这话让古尔德夫人吓了一跳，立即表示不同意：“阿韦兰诺斯跟他们不一样。”何塞先生是个老好人，喜欢说话，对圣托梅矿的大事特别热心。“查尔斯，你怎么能把阿韦兰诺斯与他们相比？”她用责备的口吻惊呼道，“他虽然受过很多苦，但仍然保持着希望。” 男人真正的知识水平——古尔德夫人过去从来没有质疑过——让她很吃惊，因为男人在许多不言自明的问题上显得很糊涂。 可能是疲惫的缘故，查尔斯·古尔德显得很镇定，他立即安慰因同情而焦虑的妻子，向她保证自己没有在拿人做比较。毫无疑问，他自己也是个美洲人，或许他能理解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雄辩——“根本不值得做比较”，他用冷酷的语气补充说道。但他是家族三代成员中待在英格兰时间最多的人，所以很不情愿被算作美洲人。他可怜的父亲就是个很能说的人。他请妻子回忆他父亲在临终前写的一封信有这么一段话，老古尔德先生在这段话中表达了自己的信念。其中有一句是：“上帝正愤怒地看着这几个国家，否则上帝一定能在笼罩在这块神圣的大陆上空的那片由阴谋、流血、犯罪构成的可怕黑暗上找到一条裂缝，让一缕希望的光芒穿越这条裂缝洒向人间。” 古尔德夫人没有忘记。“查理，是你读给我听的，”她低声地说，“那真是震撼人的声讨。你父亲一定是深深地陷入了极度的悲伤中。” “他不想被人劫掠。他被激怒了，”查尔斯·古尔德说，“但他写的比喻很好。这里需要法律、信仰、秩序、安全。任何人都能夸口说他能提供这些，但我把信仰放在物质利益上。只有物质利益有保障后，其他理想才能有条件存在。面对眼前这种无法无天的情况，赚钱是第一位的，因为受压迫的人群必须能享有安全感。此后才会有正义。这就是希望的光芒。”他用手臂轻轻地搂住她一小会儿。“从这个角度看，谁也不知道圣托梅矿能不能成为可怜的父亲在绝望中都想看到的黑暗中的那道裂缝。” 她崇拜地抬头望着他。他很能干；他给她内心中模糊的、无私的野心一片巨大的领地。 “查理，”她说，“你是个卓越的叛逆者。” 他突然离开了她，走出了长廊，拿起了帽子。这是一顶柔软的灰色墨西哥宽边帽，这种民族服饰与他的英国风格很搭配。他走过妻子身旁，胳膊下夹着马鞭，扣住狗皮手套；脸色充分反映出果断的心情。妻子此时正好在楼梯口等他，他给了她一个离别的吻，然后开口讲最后一段话—— “对我们来说，有一点很清楚，”他说，“我们没有退路了。哪里能让我们开始新生活呢？尽管我们如今很困难，但我们正在开始新生活。” 他弯腰温柔地望着她昂起的脸，温柔中略带点怜悯。查尔斯·古尔德是个很能干的人，因为他做事脚踏实地。古尔德的采矿权需要花费一生的时间为之奋斗，而奋斗武器要从腐败的泥潭中寻找，这个泥潭是如此的广袤，腐败竟然失去了其原有的意义。他准备随时弯腰拾起武器。他偶尔会觉得，那个杀死他父亲的银矿，已经哄骗他走进了他不曾想去的地方；在复杂的感情逻辑的指导下，他感到自己这一生的意义就在于去夺取成功。他已经没有退路了。 [book_title]第七章 古尔德夫人的同情心中包含着太多的理性，所以不得不去分享丈夫那份感情。分享感情使生活富有激情，她是个真正的女人，那里有不喜欢激情的事。但激情也让她感到害怕。有一次，何塞·阿韦兰诺斯先生坐在那把美国安乐椅上，一边摇晃着身体，一边恣纵地说，“我亲爱的卡洛斯，如果你失败了，比如说出现某种不幸的事件破坏了你的矿山，虽说上帝禁止这样的事发生，但如果真的发生了，你也算对得起你的祖国。”听到这话，古尔德夫人从茶桌前深深地仰望丈夫，而他却无动于衷地用匙子在茶杯里搅和，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听到一样。 这并非何塞先生真的预见到了什么情况。他对卡洛斯的机智和勇气的赞叹之情溢于言表。何塞先生承认，卡洛斯的英式的像磐石般的性格是最好的安全保证；他接着转向古尔德夫人说，“伊米莉亚，我的灵魂”——他喜欢用这种口气对她说话，借以表明他的年龄和友谊——“虽然你与我们不一样，没有出生在这个国家，但你是个真正的爱国者。” 这或多或少就是一句实话。为寻找劳力，古尔德夫人陪着丈夫跑遍了整个省，她比任何出生在科斯塔瓦那的人都更深入地了解这片土地。骑马旅行非常辛苦，她养成了脸上涂白粉的习惯，白粉厚得就如同石膏模型一样。在一天中最热的时候，她脸上还要戴上丝巾做进一步的防护。她骑着体型好、脚步轻的矮种马，走在马队的中间。给马队带路的是两名年轻的草原骑士，戴着奇形怪状的帽子，光脚跟绑着马刺，下半身穿着白色的镶着扣子边的裤子，上半身穿着皮夹克，背上披着有条纹的斗篷，肩上斜挎着卡宾枪，随着马的步伐协调地摇晃着身体。在马队的后面是一小队驮着包裹的骡子，赶骡子的人很瘦，皮肤是棕色的。他坐在他那匹长耳朵的牲口的后屁股上，双腿向前伸，宽大的帽檐在脑后就好像是头上的光环一样。一名科斯塔瓦那的老军官，不仅出身卑微，且已经退休，由于支持布兰科党，所以受到欧洲移民家族的资助，在何塞先生的推荐下，担任了这支远征队的队长。他蓄着长长的灰胡须，胡须尖都垂到了下腭的下面。他骑着马，走在古尔德夫人的左手边。他不时用温和的目光四处观望着，指点着周围的地形地貌，告诉古尔德夫人印第安人村庄和庄园的名字。这些庄园都有光滑的围墙，远看像是长方形的堡垒，坐落在苏拉科峡谷的平原上凸起的小山峦上。眼前的景象如同一幅缓慢展开的画卷，上面画着绿油油的庄稼、平原、森林、闪光的湖泊，这一切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公园。这幅画卷从远处蓝色水雾般的锯齿山峰开始，延展到草地和天空组成的微微颤抖着的地平线。在地平线上，白云似乎正缓慢地落入自己的阴影之中。 男人们给牛套上轭，拉着木犁耕地，在无边无际的天地之间显得非常渺小，就好像对浩渺的天地开战一样。骑着马的牧童在远处飞奔，大牧群向着一个方向涌动，它们在一眼望不到边的大牧场上形成一条摇摆着的长龙。大道旁，一棵枝繁叶茂的棉花树的树荫下有一间茅草农舍；一队印第安人，驮着重物，正在艰难地跋涉着，他们摘下了帽子，抬起悲伤的眼睛，望着这支在“皇家路”上奔驰的马队扬起尘埃。那条已经破损的马路是他们受奴役的父辈们用双手建造的。古尔德夫人每天都要赶路，辽阔的内陆风土人情展现在她眼前，她似乎越来越接近这片土地的灵魂。虽然欧洲人稍微改变了沿海城镇的外表，但他们的影响力还未能涉足内陆，这里有巨大的草原和高山，人民默默地忍受着生活，在可怜的寂静中耐心地等待着未来。 她记住了看到的景象，感受到了主人的好客。在那些大房子里，能看到周围漫长的围墙，从围墙大门里还能看到狂风怒号的牧场。她在这些大房子里分享到了一种昏昏欲睡的尊严。她被安排在桌子的首席位置上，而主人和侍从则按照家族次序坐定。在院子里的橙子树下，家庭主妇们在月光下温柔地交谈着，给她留下印象的不仅是她们甜美的声音，还有她们平静生活中的某种神秘色彩。早晨，家里的男人们，戴着有花边的墨西哥宽边帽，穿着有花边的马裤，跨下马挂着各种各样的银饰品，护送客人离开。在庄园边界的柱子旁，他们用低沉的声音向客人道别，并感谢上帝的保护。在这些家庭里，她能听到有关政治暴行的故事；在许多毫无意义的内战中，主人有一些朋友和亲戚的生活被摧毁了，还有的被投入监牢，还有的被杀害，还有的被野蛮放逐，仿佛这个国家的政府就是一些拿着马刀、穿着制服、口吐狂言的荒谬匪帮，他们在这片土地上为所欲为，相互争斗。在他们的言语中，她听出了他们对和平有一种疲倦的渴望，发现他们对政府官员有一种恐惧，因为这些政府官员的管理就如同噩梦里的杂耍，没有规矩，没有安定，没有平衡。 她终于熬过了长达两个月的漫游生活；她有很强的忍受疲劳的能力，这种能力常令人吃惊地出现在一些看似虚弱的女人身上——她们就好像天生一股顽强的精神。帕皮先生——就是那位年迈的科斯塔瓦那少校——在对这位看似孱弱的女士表示出大量的关怀之后，最后给她取了一个名字：“永不疲倦的夫人”。古尔德夫人确实变成了一个科斯塔瓦那人。她在南欧时学会了如何做个好农民，因此能理解人民的伟大。她看到了那个站在那头默默地驮着重负、满眼忧愁的牲口旁边的人。她看到那些在路上运送重物的人群，他们孤零零地出现在大草原上，头戴着大草帽，艰难地跋涉着，白色的衣服在大风中拍打着他们的四肢；她记起了村庄里印第安妇女们在泉水边取水的动人景象，一名面色忧郁、面庞性感的年轻印第安女孩，在一个小黑屋的门口举着一罐凉水，那小黑屋的木制走廊里塞满了棕色的大坛子。一辆牛车的肮脏木轮子停了下来，车轴掉在了泥土中，车轴上露出被斧头砍过的痕迹；一队运木炭的工人，排成一排平躺在一道矮墙的阴凉下睡觉，每个人都把木炭放在自己头部上方的土墙上。 那些征服者遗留下来的笨重石质桥梁和教堂，反映了征服者对那些被征服的国家奉献出的劳动力的不尊重。国王和教堂的权力已经消失了，看着这些在小山上的低矮土墙里的遗迹，帕皮先生停止讲自己的历史故事，大声说道—— “可怜的科斯塔瓦那。从前，一切归神父，人民什么都没有；如今，一切都归斯特玛尔塔的大政客、黑鬼、窃贼。” 查尔斯跟镇长谈，跟税务官谈，跟镇上重要人物谈，跟庄园里的骑士谈。一些地区的军事长官还派兵护送他——因为他能出示苏拉科省长给他的一份证明信。这份文件花费了他20美元一块的金锭多少块是个秘密。知道这个秘密的，除了他之外，还有一个美国大人物（亲笔给苏拉科的邮件写回信）和另一个具有不同身份的大人物，此人深橄榄色皮肤，目光闪烁，当时占据苏拉科的政府大厦。他对自己的文化背景和欧洲人的气质感到自豪，而且他认为自己有法国气派，因为他在欧洲住了几年——是流亡。然而，许多人都知道，就在他流亡前，他曾经鲁莽地把一个小港口海关的现金在赌博中都输掉了。当时他的一名有权势的朋友给他在那个港口搞了一个税务员的职位。他因这次年轻时的草率行径以及其他的麻烦，后来不得不在马德里做咖啡馆的招待员；但他一定有很出众的才华，因为他后来竟然重新获得了辉煌的政治地位。古尔德以沉着、平稳的语气向他介绍了自己的业务，并称他“阁下”。 这位省级高官装出的一副令人讨厌的傲慢劲儿，把他坐着的椅子向后倾斜，都快要碰到身后那扇打开的窗户了，这是典型的科斯塔瓦那官僚风格。此时军乐队恰好在广场上声嘶力竭地演奏歌剧片段，他两次举起手臂要求保持安静，因为那正好是他喜欢的片段。 “高雅，美味！”他低声咕哝道；查尔斯·古尔德则在一旁站着等待，以一种令人神秘的耐心劲儿等待着。“我对音乐很有热情。音乐令我激动。神圣——啊！——莫扎特。神圣……你刚才说什么？” 当然，他知道这位新访客的目的，因为他此前已有耳闻。此外，斯特玛尔塔方面也给了他一份正式的通知。他此时的奇怪举止就是为了掩盖好奇心，并给访客留下印象。他走到屋子另一端的大书桌旁，在把一个很有价值的东西锁在抽屉里之后，他变得非常和蔼起来，又潇洒地走回椅子旁坐下。 “如果你想在那座矿山附近建设村庄，聚集一些人口，你需要获得内政部的批准。”他用商人的口吻提出建议。 “我已经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查尔斯·古尔德语气平稳地说，“我如今指望阁下给出对我有利的结论。” 这位高官是个情绪复杂的人。在收到了一大笔钱之后，一阵巨大的快感降临到他那简单的灵魂上。但出乎意料之外，他深深地叹了口气。 “哈，卡洛斯先生！在这个省里，我们就是需要像你这样的先进人士。这里的贵族太懒！缺少公民意识！根本没有企业！我在欧洲时做过深入研究，你知道……” 他挺着胸，一只手插在胸前，踮着脚尖，身体一起一伏，整整谈论10分钟，几乎没有喘气，用自己的才智向查尔斯·古尔德有礼貌的沉默发动进攻；当他突然停止说话时，他倒在椅子上，就好像被人从城堡上推下去一样。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他想催促这个沉默的人离开，于是他把自己的头部摆出极为严肃的姿势，用极为严肃的言辞，带着忧郁的、疲惫的、居高临下的语气宣布—— “只要你的行为符合一个好公民的要求，我就会给你文明的善意。” 他拿起一把纸扇子，开始用扇子风凉快自己。与此同时，查尔斯·古尔德鞠了一躬，离开了。看到访客走了，他马上丢掉扇子，盯着关闭的房门很长一段时间，似乎在想着什么，面带困惑之意。最后，他耸了耸肩，好像是在确信自己的蔑视。冰冷，沉闷。没有智慧。红头发。一个正宗的英国人。他蔑视这个英国人。 他的脸色阴暗下来。访客举止冷淡说明了什么？他是首都派来管理这个欧洲人省份的新省长，可查尔斯·古尔德在与他交往中用富于挑衅的独立性来打击他。 查尔斯·古尔德则以为，他付了钱，就是为了不受骚扰，如果自己所付的钱中包括了必须听对方可恶的废话这一项目，那么自己必须也说废话显然是契约之外的项目。这就是他的底线。面对这些省级的独裁者，善良的老百姓只能提心吊胆地战栗，如今这位英国人模样的矜持工程师给这帮独裁者带来了一种不安的感受，因为他们待人除了阿谀奉承之外，就是野蛮粗暴。逐渐地，他们都发现，无论谁在台上，这个英国人总是能与斯特玛尔塔的高官保持良好的联系。 这就是真实的情况，难怪负责建设新铁路的总工程师认为，古尔德家族就是因为这点才如此富裕。查尔斯·古尔德接受了他的好参谋何塞·阿韦兰诺斯先生的建议（不过，他因古兹曼·本托时代的痛苦经历变得很胆小），尽量远离了首都这块是非之地；但在外国定居者们的闲谈中，查尔斯·古尔德被给予“苏拉科之王”的称号（这是一种讽刺，但其中包含了某种真理）。有人会面带着神秘和敬意给陌生人指出谁是圣托梅矿的代理人，此人是个律师，在能力和性格方面口碑很好，他是莫拉加家族的重要成员，这个家族在苏拉科峡谷有大量地产——“这是政治，你懂的。”他是个身材高大的人，蓄着黑胡须，为人小心谨慎。人们都说他能很容易地见到政府部长，许多科斯塔瓦那的将军一直渴望去他家里吃饭。各届总统都乐于听他讲话。他与舅父乔何塞·阿韦兰诺斯先生交往密切；他写的密信，很少通过邮局传递，除非是要办公事。邮局传递信件不安全，一些厚颜无耻的、像儿童一样不谨慎的南美政府，敢公开地在邮局随便拆开私人信件。有一点必须说明，大约在圣托梅矿重新开工的时候，查尔斯·古尔德就雇用一名骡夫，他曾经多次穿越在斯特玛尔塔高地和苏拉科峡谷之间的隘口，在最初的几次穿越中，除了他领着的一小队牲口之外，路上只能看见稀疏几个旅行者。那条险峻道路很不安全，没有人敢走，除非有极好的气候条件。在内陆做贸易并不需要多么高级的交通工具；但那个骡夫似乎很有办法。无论他何时上路，总有人找他带上几个包裹。他的皮肤是深棕色的，面部表情呆滞。穿着山羊皮的马裤，羊毛朝外。他坐在自己那匹机敏的骡子的后屁股上，大草帽顶着太阳，大长脸上摆出一副极度快乐的空闲相，天天都哼着同一首悲伤的爱情歌曲。如果不哼歌，他就会站在自己这支小队伍的前头大喊大叫，表情与他哼歌时一模一样。一把小圆吉他，高高地挎在背上；他在鞍子上很巧妙地挖了一个窟窿，可以把卷得很紧的纸张塞进去，再用木塞子封住，然后用粗帆布盖上，用钉子钉好。如果不离开苏拉科，他会整天躺在古尔德家门口的一块长石板上，面朝着阿韦兰诺斯家的窗户，要么吸烟，要么睡觉（仿佛根本不关心世界的存在）。许多年前，他的母亲就是某个大户人家洗衣女的领班——在给衣服上浆清洗方面很内行。他本人就出生在一个庄园里。他的名字是博尼法乔。当何塞·阿韦兰诺斯先生在下午5点钟走过街道去见伊米莉亚夫人时，他总是晃动手和头做出一个谦逊的敬礼动作。古尔德家和阿韦兰诺斯家的守门人，总是懒散地用低沉的亲密语调同他交谈。到了晚上，他要么把时间全部用来赌博，要么招呼比较遥远几条街上的几个戴着金梳子的女孩一起寻欢作乐。但他也是个谨慎的人。 [book_title]第八章 在铁路出现前，我们之中的那些或为生意或为观光去苏拉科的人，都能记得圣托梅矿是怎样逐步地改善那个偏僻省份的生活的。我听人说，苏拉科的外貌变化在那段时间里是非常大的。宪法大街上出现了缆车，马路修到了林康等村庄，许多外国商人和富人在这些村庄修建了时髦的别墅，在海港旁边还修建了一座巨大的铁路货物仓库，沿着码头一边有一长排的库房。此外，还出现了相当严重的劳工问题。 此前没有人听说过劳工骚乱。然而，当港口搬运工在建立起了一个不受任何人约束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