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 [book_author]熊彼特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383002 [book_dec]熊彼特是当代经济学界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在经济学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本书是其代表作之一，也是其生前的最后一部著作，综合反映了其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方面的思想观点。 本书是论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问题的一部具有广泛影响的著作，它以创新理论为基础，将经济学和社会学结合起来，研究社会制度形态问题，得出了资本主义存在不下去，社会主义行得通，资本主义可以自动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结论。 本书可供我国学术界研究、评论之用。 [book_img]Z_10780.jpg [book_chapter]序 [book_title]评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 （一） 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1883—1950年），美籍奥地利人，是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界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是熊彼特的主要代表作之一，它综合地表述了熊彼特在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方面的思想观点。 熊彼特于1883年出生于奥匈帝国摩拉维亚省（Moravia，今捷克境内）特利希镇（Triesch）的一个织布厂主家庭。他幼年就学于维也纳的一个贵族中学；1901—1906年肄业于维也纳大学，攻读法律和经济，是庞巴维克（Eugen von Böhm-Bawerk）和维塞尔（Friedrich von Wieser）的及门弟子。当时他的同学好友中有后来成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物的奥托·鲍威尔（Otto Bauer），以及后来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第二国际首领之一的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等人。随后两年，熊彼特游学伦敦，向新古典学派大师马歇尔登门求教。他还推崇洛桑学派瓦尔拉等人。1909—1918年，他先后在奥匈帝国的捷尔诺维兹（Czernowitz）大学和格拉兹（Graz）大学任教授，中途曾以互换教授名义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短期讲学，并获得该校名誉博士学位。1918年，他以党外“经济专家”身份，任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社会化委员会”（Sozialisierungs-Kommission）的顾问，该委员会的领导人是考茨基、希法亭等。1919年2月，由于奥托·鲍威尔的推荐，熊彼特被任命为奥地利共和国的由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社会党组成的混合内阁的财政部长；是年10月，因亲英、法并反对工业国有化等等，与社会民主党人意见不合而去职。1921年他任维也纳私营皮达曼银行总经理，1924年银行破产。1925—1932年，他又从官场仕途回到资产阶级学术界，先应邀赴日本任客座教授，不久任德国波恩大学经济学教授。1932年因受聘哈佛大学而迁居美国，从那时到1950年1月逝世，一直任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1937—1941年，他担任“经济计量学会”会长；1948年起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1949年，当代的一些资产阶级学者筹设“国际经济学会”，曾一致同意将来由熊彼特担任第一届会长。 作为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熊彼特在他的一生中撰写了许多专著和论文。他的主要代表作，除本书外，还有三本大部头专著：《经济发展理论》，1912年以德文出版，1934年译成英文，还译成了意、法、日文和西班牙文；《商业循环：资本主义过程的理论的、历史的和统计的分析》，1939年出版（两卷）；《经济分析史》，生前未完成，1954年由他的夫人伊丽莎白编辑出版。这三本书中，除《商业循环》至今尚无中译本外，《经济发展理论》和《经济分析史》近年均已译成中文，并于1987年和1988年分别由笔者作序，由商务印书馆于1990年和1991年先后出版。 从熊彼特的出身、学历、工作经历和著作来看，我们可以明了，熊彼特一方面直接承袭了近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大师庞巴维克、瓦尔拉、马歇尔等人的理论；另一方面又与早期社会党人有过密切的关系。这些是我们了解熊彼特的哲学观点、政治见解和经济学说渊源的重要依据。前一方面的渊源，决定了熊彼特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真传嫡系，使他在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界占有重要席位；后一方面的渊源，又使熊彼特的学说和主张带有一些社会主义色彩，以致有人把他看做是“社会主义者”。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于1942年在纽约和伦敦出版，是熊彼特生前发表的最后一部著作。据他在第一版序言中宣称，这部著作“是把几乎40年来我对社会主义这个主题的大量思考、观察和研究写成一本易读读物的努力的结果”。全书分为五篇：《马克思的学说》，《资本主义能存在下去吗？》，《社会主义行得通吗？》，《社会主义与民主》，《各社会主义政党史略》。1947年的第二版增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果》一章；1950年的第三版又增加了著者逝世前不久（1949年12月）在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上提出的一篇演讲论文：《大步进入社会主义》。此书出版后，曾受到资产阶级经济学界的热烈赞扬，但同时也遭到有些资产阶级学者的反对。几乎和著者的另一代表作《经济发展理论》一样，被译成多种文字，1946年译成了德文和西班牙文出版，著者逝世后又译成了法、意、日文出版。正由于此书适应着当代资产阶级的需要，所以在资产阶级经济学界曾广为流行。现在，将这本书翻译成中文出版，供我国学术界研究评论之用，是有其现实意义的。 （二） 本书第一篇，熊彼特以“马克思的学说”为标题，分为四章，连续撰述了“先知马克思”、“社会学家马克思”、“经济学家马克思”、“导师马克思”。在文中，尽管熊彼特在不少地方对马克思的学说表示了不赞成或反对，但总的说来，他对马克思及其学说是非常推崇的。他在本篇开头的“前言”里写道：“大多数智力或想象力的创作，经过短的不过饭后一小时，长的达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就永远消失了。但有一些创作却不这样。它们遭受几度隐没，复又重现，它们不是作为文化遗产中不可辨认的成分而重现，而是穿着自己的服装，带着人们能看到的、摸到的自己的瘢痕而重现。这些创作，我们完全可以称之为伟大的创作——这个把伟大与生命力联结一起的称谓不会不恰当。从这个意义上说，无疑这伟大一词适合马克思的理论”。这里，熊彼特显然称颂马克思的学说是伟大的。 本篇“马克思的学说”，后来收入熊彼特的遗作《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一书中。该书由熊彼特夫人（伊丽莎白·熊彼特，亦为经济学家）于1951年，根据作者生前从1910到1950年1月所写的传记和评论文章，加以编辑或从德文转译而成，1952年以英文出版。中译本已于196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为此，本文对这一部分不拟详加评述，而只就其经济理论方面稍予讨论。 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以“创新理论”为根据，提出了“资本主义将活不下去”，并且将自动进入“社会主义”的“过渡”理论。 熊彼特一方面大力推崇马克思是学识渊博、智慧超越、钻研精深的经济理论家，另一方面又反对从李嘉图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熊彼特提出两条反对“劳动价值论”的理由：“首先，在完全竞争以外的情况下，它完全不起作用。其次，即使在完全竞争的情况下，除非劳动是生产的唯一要素和所有劳动都是同一性质 ，否则它绝不会顺利地 起作用”。基于这种理由，熊彼特认为“边际效用价值论”在许多方面要“优越于”劳动价值论，因为边际效用价值“一方面适用于垄断和不完全竞争的情况，另一方面也同样适用于存在其他要素和存在许多不同种类、不同性质劳动的情况”。我们认为，熊彼特在这里提出的论点是值得商榷的。因为首先，他所提出的反对劳动价值论的“两点理由”并不能成立；因为如果把“假设条件与实际情况之间存在重大矛盾”这一点作为反对理由，那这也同样适用于“边际效用价值论”。其次，更加重要的关键的一点倒是在于：所谓“边际效用价值论”只是一种以主观评价作为基础的主观价值论；而“边际效用”作为一种生活现象虽然存在，但各个消费者千差万别，变动无常，要把它作为最终形成价值和衡量价值的客观依据，不论是“基数”效用论，还是“序数”效用论，那都是不可能的。 以上是就价值论而言的。就分配论来说，这里值得提到的是在利息学说上熊彼特和他的恩师庞巴维克的有名的争论。我们知道，庞巴维克是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和他的弟子们在价值论上都是信奉边际效用论的；但在分配论上师徒之间并不一致。当年庞巴维克以倡导“时差利息论”而名闻经济学界。他认为人们对“现在财货”的评价通常大于对“未来财货”的评价，这种由于对“现在”和对“未来”评价之不同而带来的价值上差异，就是“时差”。时差的存在，要求未来财货所有者必须对现在财货所有者支付“补偿”或“贴水”，这就是“利息”。按照此说，利息来源于时差，与劳动无关。 熊彼特则不赞成老师的“时差利息论”，而提出独树一帜的“创新利润、利息论”。关于“利息”的形成，熊彼特早年就在其成名之作《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了三大要点： (1) 第一，利息实质上来自“剩余价值”或“余额价值”（the surplus values）。在正常的经济生活里，除了上述“余额”或“剩余”，如前所述，乃来自“创新”引起的“经济发展”。因此，在“循环流转”的情况下，也就是在没有“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就不会有利息。第二，“发展”带来的“余额”或“剩余”价值，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企业家利润；一类是同“发展”本身相联系的结果。显然，利息不能来自后者，因此，利息只有来自也必须来自企业家利润。利息便是从这种报酬中支付的，如同对利润的一种“课税”。第三，在一种通行“交换经济”也就是“商品经济”的社会里，利息不是暂时的，而是一种永久现象。 从这一有名争论中，我们可以认识到两点：其一，庞巴维克认为利息来源于“时差”，与劳动无关，更与对劳动的剥削无关。熊彼特认为利息来自利润，最终来自“创新”。两人都不赞成马克思的利息学说，认为正常的利息不是剥削收入。其二，熊彼特在利息学说方面，和乃师庞巴维克争辩达十数年之久，最后仍然是各执己见，并不服从对方。这种师徒之间相互尊重、平等待人的争论精神，是值得今天我们学术界大为提倡的。 （三） 从本书第二篇到第四篇，熊彼特提出了并且回答和解释了三个命题： 第一，“资本主义能存在下去吗？”熊彼特回答说：“不，我不认为它能存在下去”。 第二，“社会主义能行得通吗？”熊彼特回答说：“当然行得通”。 第三，“社会主义与民主的关系如何？”熊彼特回答说：“在我们所界说的社会主义和我们所界说的民主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两者之中任何一个都能够没有另一个而存在”。 现在我们就来简要地剖析一番，看看熊彼特对这三个命题的答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第一个命题：关于“资本主义能不能存在下去”的问题。 熊彼特说“资本主义不能存在下去”。他所说的“资本主义”究竟是什么呢？这种“资本主义”又为什么“不能活下去”呢？ 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变动的形式或方法，它不仅从来不是、而且也永远不可能是静止的”。他说：“开动和保持资本主义发动机运动的根本推动力，来自资本主义企业创造的新消费品、新生产方法或运输方法、新市场、新产业组织的新形式”。他借用生物学上的术语，把那种所谓“不断地从内部 使这个经济结构革命化，不断地破坏旧结构，不断地创造新结构”的这种过程，称作“产业突变”（Industrial Mutation）；并说“这个创造性破坏 的过程（Process of Creative Destruction），就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性的事实”。他还比喻说，在建立理论体系时，如果忽视了资本主义的这种本质要素，也会“像没有丹麦王子的《哈姆雷特》”。很清楚，熊彼特所说的“资本主义”，乃是生产力变革或技术变革的一种形式或方法，他所谓的作为资本主义的“本质因素”的“创造性的破坏”过程或“产业突变”，也只是生产技术的变革过程。在熊彼特的分析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完全看不到了，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实质也完全被掩盖了。如果要用上述比喻的话，这些被他掩盖起来的东西，倒真正是莎士比亚的名剧《哈姆雷特》中的丹麦王子。 关于“资本主义之所以活不下去”，熊彼特认为这是由于企业家的“创新职能”日弱，“投资机会”日渐消失所致。他说，像前面所提到的“企业家”的“这种社会职能的重要性正在丧失，……其重要性必定还会加速丧失……革新本身已降为日常事务了”。“经济进步日趋于与个人无关和自动化。机关和委员会的工作日渐取代个人的活动”。“此时将出现或多或少的静止的状态。本质上属于一个进化过程的资本主义就会萎缩衰退。此时，企业家将无事可做。……利润以及与利润亦步亦趋的利率都会趋向于零。靠利润和利息为生的资产者阶层将趋于消失。……一种非常清醒型的社会主义将几乎自动地出现”。最后熊彼特归结说：“如果资本主义的进化——‘进步’——停止了，或者变得完全自动化了，那么，产业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最后将降为付给日常行政工作的工资。因为资本主义企业由于它本身的成就使它的进步自动化，我们可以由此得出结论：它倾向于使自己变得多余——它会被自己的成就压得粉碎。……而且到最后它还会撵走企业家，剥夺作为一个阶级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真正开路人不是宣扬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和煽动家，而是范德比尔特、卡内基和洛克菲勒这类人”。 这就是熊彼特关于“资本主义不能活下去”的分析和说明。他的这种论点，是以他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特别是其中的“创新学说”，为其理论基础的。他的“资本主义”和“企业家”，是以不断“革新生产技术”、不断进行“创造性的破坏”为其本质特征和基本职能的。按照他的说法，一旦“经济进步”使一切都“自动化”了，无需“人的作用”了，“投资机会”也就没有了，“企业家”也就用不着了，“资本主义”也就活不下去，而将“自动地”进入“社会主义”。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他的笔下，当代垄断资产阶级集团如范德比尔特、卡内基、洛克菲勒等人居然成了“社会主义的真正开路人”，因为照熊彼特看来，正是他们这些“企业家”，“不断革新技术”，“创造了资本主义的成就和自动化”，以致不得不使“资本主义自动进入社会主义”。他把这些垄断资本家，说成既是“资本主义的功臣”，又是“社会主义的先驱”，显然是太言过其实了。 （四） 第二个命题：关于“社会主义能否行得通”的问题。 熊彼特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指一种制度模式，在这个社会中，对生产资料和生产本身的控制权是授予一个中央当局的，社会的经济事务原则上属于公众，而不属于私人范围。在1950年补充到本书里的《大步进入社会主义》一文中，熊彼特又给社会主义下了一个定义。他说：“我把（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的定义规定为：不是由私人占有和经营企业，而是由国家当局控制生产资料、决定怎样生产、生产什么以及谁该得到什么的那种社会组织”。我们要判断熊彼特的“社会主义”是什么内容，关键问题是要看他所说的“中央政权”或“公共政权”究竟是什么性质。从以上可以看出，熊彼特所说的“中央当局”或“公共权力机关”，仍然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权；因而他所说的作为社会主义标志的“公有”和“公营”，实际上仍然是资产阶级国家的国有化和国营，根本没有改变或触动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制。熊彼特的这种以“公有化”和“公营”为特点的“社会主义”，既然没有触动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它在实质上就只能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熊彼特认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可以分为三种形式：1．成熟状态下的社会主义化，2．不成熟状态下的社会主义化，3．变法前的社会主义政策。“成熟状态下的社会主义化”，表明“所遇到的困难，不仅不是不可克服的，甚至也不是很严重的”。“成熟意味着遇到的抵抗将是微弱的，即将出现所有 阶级中大部分人的合作——其征兆之一就是通过宪法修正案的确切可能性，也就是修正案能以和平的不破坏法律连续性的方式通过”。“不成熟状态下的社会主义化”，表明这时“在物质与精神上都尚无这样的准备”。“那时局势的一个征兆将是必须使用暴力来反对一些集团和一些阶级（而不是反对一些孤立的个人）的必要性，另一个征兆是不可能修改宪法，即不破坏法律连续性来通过社会主义原则：新秩序必须通过革命，尤其是通过可能是血腥的革命来建立”。关于“变法前的社会主义政策”，熊彼特以英国实行银行、保险、运输、采矿、电力、钢铁、建筑等业的国有化为例，作为采行“社会主义”政策、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说明。 在三种形式中，熊彼特极力赞扬并主张所谓“成熟状态下”的和平过渡，也赞同在变法前采行实质上是资产阶级国有化的所谓“社会主义政策”，而竭力反对所谓“不成熟状态下”的革命转变，把它描述为“极端恐怖的”。他说：成熟状态下和平过渡的社会主义，将“及时实现它的蓝图中所固有的一切卓越成就的可能性是顺理成章的”，而国有化的“社会主义政策”，亦可免于各种束缚以及财政上或其他方面的负担。总之，熊彼特认为，“在资本主义体系内 的逐步社会主义化，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最明显可以期望的事情”。 （五） 第三个命题：关于社会主义与民主的关系问题。 首先，熊彼特认为：“民主是一种政治方法 ，即，为了达到政治——立法与行政的——决定而作出的某种形式的制度安排”。他接着解释说：“如果把‘决策’和‘统治’等同起来，那么我们才可能得出民主的定义是民治 ”。他在另一个地方又给“民主”下定义说：“民主的方法”就是“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的方法。他还解释说，“民主政治的原则因此仅仅意味着，政府的执政权应交给那些比任何竞选的个人或集团获得更多支持的人”。这里，熊彼特的所谓“由人民作出决定”或“由人民来统治”的民主，当然只能是资产阶级国家的民主。 其次，熊彼特认为当时在苏联所实行的社会主义是“不民主的”。他说“现存的社会主义可能是民主的真正理想。但社会主义者在实现社会主义时，并不总是那么讲究方法。革命 和专政 这些字眼出现在圣书中使我们感到刺目”。他又说：“一俟我们检查各社会主义政党的记录时，对它们所说的它们一贯拥护民主信条这句话的真实性就难免要有所怀疑了”。 最后，关于社会主义与民主的关系，熊彼特得出的结论是：“在我们所界说的社会主义和我们所界说的民主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两者之中任何一个都能够没有另一个而存在。同时，两者也不是互不相容的：在适当的社会环境状况下，社会主义发动机可以按照民主原则运行”。从熊彼特在本书中所作的分析，我们知道他所界说的社会主义有三种过渡形式，实际上他是指两种社会主义：一种是当时已在苏联实行的社会主义，即他所谓的“在不成熟的状态下”用暴力革命实现的社会主义；另一种是在资产阶级国家宪法允许的范围内逐步加以改良的“社会主义”，即他所谓的“在成熟的状态下”通过修改宪法而和平过渡的“社会主义”，或通过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化政策而和平过渡的“社会主义”。熊彼特竭力反对前一种社会主义；而极力主张和赞扬后一种“社会主义”，即实质上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 行文至此，我们还要知道，在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界，熊彼特向来是以“不成学派的大师”著称的。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哈伯勒（Gottfried Haberler）曾经大力推崇熊彼特在解释“熊彼特学派”为什么没有形成时说：“熊彼特的博学、虚怀，以及他的体系的复杂性，使得难于形成一个熊彼特学派”。 (2)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不成学派的大师”却是属于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界的一大学派，而且是它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事实上，熊彼特无论在理论上或方法上，对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影响都是很大的。特别是美国和日本资产阶级经济学界的许多头面人物，比如“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派”（又称“新古典综合派”）的保罗·萨缪尔森，被认为对马克思主义有所研究的美国进步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Paul M．Sweezy），以及当前位居日本资产阶级经济学界前列的中山伊智郎、东畑精一、都留重人等，莫不出自熊彼特的门下，受过他的熏陶，并在不同程度上一直传播和宣扬熊彼特的学说和学风。凡是曾经受业于熊彼特的人都认为：熊彼特在讲学和讨论中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兼收并蓄”，从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但也正因为这样，他通过潜移默化，对他接触过的青年学子的影响就更大。 张 培 刚 1964年7月原稿 1978年11月修改 1996年6月再次修订 ———————————————————— (1) 参阅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英文本，哈佛大学出版社1936年版．第5章“资本的利息”，第173—175页。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75—177页。 (2) 哈伯勒，《约瑟夫·阿罗斯·熊彼特，1883—1950年》，美国《经济学季刊》1950年第3期，第307页。 [book_title]导论 熊彼特此书，如他本人所说，是他对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几乎40年思考与研究的成果。正如他在最早的序文中表达本书主旨时指出：“社会主义形式的社会将不可避免地从同样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解体中出现”，但后来在增入本书第三版的题为《大步进入社会主义》的一篇论文中，熊彼特对这个直率预言作了一些修改。他以十分明确的语调否认他试图预言未来，声明他的研究是对“观察得到的趋势”的分析，这些趋势将依据不同的抵抗和相反趋势的力量，有可能产生形形色色的结果，而抗拒与相反趋势的力量是很难甚至不可能预见的。这次他的结论是，“资本主义秩序倾向于毁灭自己，而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可能的继承人”。 自从熊彼特进行他的研究迄今，几乎又有40年过去了，他对那些“观察得到的趋势”的分析显得有多少道理呢？首先，资本主义以什么方式倾向于毁灭它本身？根据熊彼特的见解不是因为资本主义产生不能解决的经济问题。本书写于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接近结束之际，他直率地反对普遍认为即将出现资本主义经济崩溃的观点。特别是，他强烈地反对他称之为“投资机会消失的理论”，这个理论认定，资本主义有一种经济停滞的长期趋势，那是利润率下降和缺乏新的有利投资与有利经营企业机会的结果。在熊彼特的心目中，资本主义将被它的经济成功而不是被它的经济失败杀死，因为这些成功造成一种不利的社会与政治气候，或者如他所说，造成一种“几乎普遍地仇恨它自己的社会秩序的气氛”。 在产生这种反资本主义看法中有三个过程是重要的。第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本身破坏熊彼特认为是资本主义基本特征的创业或创新的机能，因为大企业的技术进步和官僚式经营往往使创新成为日常例行的事情，并以专家委员会和专家小组的活动代替个人的创造性。第二，资本主义毁坏从先前社会形式存活下来的保护层——士绅、小工商业者、农民和其他阶层——并削弱个人所有权来支持现代公司中那种较分散的所有制，从而侵蚀了它自己的制度基础。第三，资本主义鼓励一种理性的和批判的心态，它最终反过来反对自己的社会制度，它造就巨大的知识分子阶层，由此大大支持了这个过程，据熊彼特看来，知识分子“在社会动乱中有既定利益”。 20世纪30年代末以后时期所发生的事件，为熊彼特的论点提供了一些支持。毫无疑问是战争使资本主义有可能从衰退中开始恢复，但在它战后的发展中，并没有什么停滞或迫在眉睫的崩溃的迹象。即使70年代中期的衰退，现在也开始表明只是暂时性的挫折，整个战后时期，经济增长速度特别快。这种增长在50年代和60年代是如此明显，当时“富裕社会”的理论日渐普及，以至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激进批评往往从经济分析移向文化批评，这样的转变，在马库塞的著作中和在60年代后期激进运动的思想中表现得最为鲜明。就在这段时间，“文化革命”和“反文化”的理论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在当时激进运动中知识分子发挥的很大一部分作用可以认为与熊彼特所说的资本主义衰落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正好一致。 但还有某些重要的差异。以往10年里的许多激进批评，并未使资产阶级理性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而是更倾向于向任何形式的高度有组织的工业社会（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中科学和技术思想所体现的理性主义观点的思想意识优势地位挑战。这个行动并未扩散开来形成普遍反对资本主义，而往往把从事文化批评的知识分子阶层和大部分主要关心经济增长因而关心进一步发展和使用科学技术的大部分人区分开。从这个方面说，可以这样认为，普遍敌视资本主义的思想并没像熊彼特想象的那样增长和扩展，而是主要被较快经济发展所遏制，也就是说，被新的经济“成功”所遏制。 而且战后的趋势、尤其是近些年的趋势，对熊彼特的分析提出某些其他怀疑。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继续存在依靠创新和扩展，可以这样说，在为了保护自然资源必须限制经济增长率的条件下（包括限制人口增长和使用能源等），这样的扩展很可能越来越困难。在这些考虑之外，还可以加上对继续以过去几十年获得的速度进行技术创新的可能性，和出现过去由铁路随后由汽车发展所提供的那种规模新投资机会的可能性的疑问。熊彼特论述了一些这样的问题，但与现在发生的状况十分不同，他对资本主义经济前景的看法，甚至他对他关心的大约40年的中期未来前景的看法，可能显得过分乐观了。 无论如何，资本主义的衰落（不管如何发生）并不招致社会主义社会的出现，而熊彼特认为社会主义是“很可能的继承人”的观点是以这样的论点为根据的，大意是经济过程倾向于使本身社会化。他进行分析的现代社会发展体系有三个阶段，我们可以称之为进取的资本主义、有组织的或官僚结构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从一个阶段到下一个阶段的过渡是作为经济变化的后果来到的，在这些变化中最重要的是那些创建以现代科学和合理管理为基础的大实业公司的那些变化。应该注意，熊彼特为社会主义下的定义只是作为一种经济制度，“一种由中央当局控制生产手段和生产本身的制度模式……或者说，原则上社会经济事务属于公有范畴不属于私有范畴”。他在论述中把社会主义的文化目标搁置一旁，以带几分骑士的风度谈到他称之为“社会主义文化不确定性”的东西。结果是，在他的分析中从不思考社会主义是一场阶级运动，它要求消灭和缩小阶级差别，从而获得更大的社会平等，把人民群众从统治阶级强加的抑制中解放出来。熊彼特只关心社会的经济改革，而当他查究社会主义能否发挥良好作用时：他的意思是指社会主义在经济上是否有效率和能否增加生产。 这样看待社会主义运动是非常狭隘的观点，也是夸大社会主义文化多样性的观点。现代社会主义尽管形式多样，可以肯定的是，它们集中关心的是与社会平等和个人自主与自决有关的问题。另一方面，社会主义者中很少有人把社会主义等同于中央集权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或者更广泛地说，把社会主义只想象为一种生产模式。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话说出社会主义的特性，较适当的是指出它是一场人类解放的运动，在这场运动中，经济制度改造只是一个要素，它本身使建设不同类型的社会制度有多种多样的选择。 熊彼特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民主的论述也有点儿狭隘。在用经济术语为社会主义下定义同时，他为民主下了个经济性质的定义，把它想象为类似市场的制度安排。在那样的民主中，不同的集团和个人——相当于企业和企业家——争取选举人，即政治“消费者”的选票。熊彼特特别强调经济与政治组织之间的这种相似性，为了说明这点，他援引一位政界人士的话，大意是“生意人不懂的东西恰恰就是他们做石油生意而我做选票生意”。这个仅仅是选举政治领导人的方法 的民主理论（马克斯·韦伯在他后期政治著作中已经表示过这个想法）是作为替代熊彼特反对的“经典理论”的理论提出来的，根据经典理论，民主包括关于公民参与政治生活和关于政治领袖与人民之间关系的性质的特定政治理想。 熊彼特并非总是十分严格地坚持他自己的概念，这一点是确实的，他在论述资本主义形成和现代民主出现之间的历史性联系甚至偶然关连时，他介绍的理性行动、个人责任心、自我约束、容忍等等思想，看来更确切地是属于经典理论。可是，把民主看做争取政治领导权，看做是对任何社会或政治目标没有明确实质的一种形式的观念依然处于中心地位；这种情况使熊彼特不考虑民主是一种历史现象，这个现象可以出现发展和扩大的趋势，也会出现停滞和衰退的倾向。熊彼特提到民主时，只把它作为一种机械，指出它“可行”或“不可行”，它的机能较好或较坏；在他的思想体系中，似乎没有办法检验一个社会的民主是较多还是较少的问题。 但正是这个民主扩大问题是整个上一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理论和实践发展中的根本要素，并在近些年来的“分享民主制”思想中找到新的表达。这个世纪的全部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均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旨在建立一个更民主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大部分人（尤其是迄今被排斥的人）将在以各种规模作出影响他们生活的决定中发挥更加直接和更为有效的作用，不管在工作单位、家庭和当地社区，或者在全国和国际范围都是一样。要这样扩大民主的困难现在已非常明显，那些社会主义社会的困难也一样多，在那里，经济落后、专制统治的传统、缺少先前的自由民主形式和单一政党的统治全都反对建立在社会生活各方面保证由人民真正自治的制度。 情况也可能是这样，如熊彼特提出的——后来许多批评社会主义的人追随使用他这个论据——中央集权的经济计划实际上有害于民主参与，往往产生权力完全集中在政治领导人和计划制订者手中，不管这些人选择任何手段。但这里，熊彼特在市场经济和中央集权社会主义之间（用近期作家的话说是市场经济和指令经济之间）所划的界线太刻板了。完全不允许有任何选择或替代。因为在大体上由中央计划的经济可能在决策中依然有相当程度的权力分散。此种权力分散的一个特色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出现，所以许多领域的经济生活的决定可能是由许多不同的活动中心作出的，而不是一律由上级布置的。在最近10年里，对于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此类发展以及遵循这个方向的某些实际经济改革，已经有过许多讨论。 权力分散的另一方面，熊彼特在简短评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社会化委员会时几乎只字不提，它就是社会主义经济中个人企业的生产组织问题。这里也有各种不同的选择，包括由上级或多或少全盘的独裁控制到南斯拉夫模式的自治管理制度。尽管南斯拉夫制度遇到了各种问题，在我看来，它构成公有企业可以存在的有前途的形式，代表20世纪为扩大民主参与社会生活最有意义的贡献之一。自治管理的思想近些年来影响越来越大，不论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工运动中都是这样，看来有可能，关于社会主义与民主或社会主义民主的争论将逐渐以这些条件以及关于现在已经可行的工人自我管理生产的历史经验为准则。 考虑到它的所有局限性，熊彼特把民主视作选择政治领导人方法的观念中还有任何巨大价值的东西吗？也许它最重要的特色（虽然这点不为熊彼特重视）是包含在其中的异议和反对的思想。竞选政治领导权使那些对他们在社会中所处地位不满或对社会政策总方向不满的集团有可能表达他们的批评意见和对那些眼下的政治领导人施加某种影响。但这仍旧不是保证社会可以接受批评和改革以及政策的决定不是用独断方式作出或不是为特殊利益集团服务的唯一重要手段。对于一个完全民主社会有效运作来说，至少有另外两件事是极端重要的：第一，要有尽可能多的公民参与决策，也就是说，他们应该有机会和经验在各种领域为他们生活的某部分行使政治领导权；第二，应当有各种各样的相对自治社团（包括国有工商企业），在这些社团里可以实行这种自治管理办法，它们为对社会安排的持久而不受阻止的批评与改革提供基础。 熊彼特此书刚问世时获得的成功和它对读者持久的吸引力，我想可以用如下事实来解释：它对当代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伟大社会过渡时期进行了认真和全面的检验（并把有启发性的对马克思理论的批判性赞扬放在全书开端，作为对值得注意的过渡时间的唯一社会主义分析），而不是因为书中对这个社会改革过程所作的那种性质的评价。熊彼特完全不欢迎社会主义的到来，他似乎和马克斯·韦伯一样，以同样阴郁的忧虑心情对这个问题作过沉思。但这个态度并不阻止他尽可能仔细和平心静气地分析那些使社会主义可能出现的趋势，而这种分析可能加强了他对某些形式社会主义出现的困难和危险的认识，社会主义思想家本身在经过多次受骗之后现在能够更容易地意识到这些困难和危险。 汤姆·博托默尔 布赖顿，1976年 [book_title]初版序言（1942年） 本书是把几乎40年来我对社会主义这个主题的大量思考、观察和研究写成一本易读读物的努力的结果。民主问题之所以硬挤进它目前在本书中所占的位置，是因为要陈述我对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与政府的民主方法之间关系的看法，要这样做不对后者作相当广泛的分析、证明是不可能的。 我的工作比我所想的还要困难。部分必须整理的性质迥异的材料，反映出一个人的观点和经验，他在他生活的不同阶段具有非社会主义者通常具有的较多的观察机会，他以非传统的方式对观察到的事物作出反应。我不希望抹掉这种痕迹。如果我试图去掉它们，那么本书应有的那种趣味，许多就会消失。 再者，这份材料也反映出一个人的分析努力，他虽然始终认真地试图探索表象下面的真相，但从不把社会主义问题作为他任何一段时间专业研究的重要主题，因此对某些主题比别的主题有多得多的话要说。为避免造成我旨在写出一本处处均衡的专题著作的印象，我想最好把我的材料分辑在5个中心题目之下。它们之间的连接和联系，当然已经准备就绪，我希望大致上已经达到表述上的系统统一。但在本质上，这些题目——虽然不是独立的——几乎是自成篇幅的几篇分析文章。 第一篇以非技术性的写法，概述了我对马克思主义学说这个主题一定要说的意见——事实上也是我已经教授了几十年的见解。以对这个真理的说明作为讨论社会主义一些主要问题的开端，是马克思主义者做事的自然次序。但在由一个非马克思主义者建造的房屋的门厅内作这样的说明的目的是什么呢？它在那儿证明我这个非社会主义者相信马克思主义道理具有的独特重要性，这种重要性完全与你接受它或拒绝它无关。但它读起来很困难。此后各篇没有使用马克思主义的工具，虽然此后各篇的一些结论还要一再和这位伟大的社会主义思想家的教义作比较，对马克思主义不感兴趣的读者因此可以从第二篇读起。 在第二篇——“资本主义能存在下去吗？”——中，我试图说明，社会主义形式的社会将不可避免地从同样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瓦解中出现。许多读者会感到奇怪，为什么为了得出正在迅速变成甚至在保守主义者中间也是普遍意见的结论，我却认为必须作那么吃力和复杂的分析。理由是，虽然我们大多数人都同意这个结论，但是对于正在杀死资本主义的这个过程的性质以及对于“不可避免”这个词的精确意义，我们的意见是有分歧的。我相信已提出的大多数论点——不论是关于马克思主义还是关于较通俗的理论——都是错误的，我觉得我有责任不怕相当麻烦，不怕打搅读者，以便有效地引导大家理解我这个似非而是的结论：资本主义正在被它的成就所消灭。 明白了——我想我们都会明白——社会主义是一个实践命题，由于当前这场战争的后果，它可能变成立即 实践的命题，所以我们在第三篇——“社会主义行得通吗？”——里将考察有关可望社会主义秩序成为经济成功条件的许多问题。这一篇为包括“过渡”问题在内的各种不同主题作了最接近均衡的论述。爱和憎严重地模糊了迄今对这个问题所作的认真研究的结论——这种研究并不很多——以致即使只是重述被广泛接受的观点，看来到处都证明是有道理的。 第四篇——“社会主义与民主”——是论述已在美国进行了一段时间论战的文章。但应该注意，这一篇只论述原则问题。有关这个主题的事实和评论，分布于全书各处，尤其是在第三篇和第五篇中。 第五篇如它意欲做到的，是一个梗概。我希望在这一篇中比在其他各篇更严格地限定自己，只阐明根据我个人观察和极零星的研究得到的必须说出的意见。因此，编入这一篇的材料无疑是令人遗憾的不完整，但在那里的材料都是生动的。 本书的任何章节都从未出版过。但是有关第二篇论点的一份早期草稿，曾成为1936年1月18日在美国农业部研究院演讲的基础，由该院油印成册。承院务委员会主席A．C．爱德华兹先生允许，我将它的增订本收入本书，特表感谢。 [book_title]第二版序言（1946年） 这一版除增加新的一章外，不作任何变动地重印了1942年的原书。我为什么在清楚地应该作文字改动的好些地方保留原状的理由是：这本书中论述的问题，改变文字而不改变意思是不可能的，或者至少会引起意思改变了的怀疑。我确认下面事实有一定重要性：不论是过去4年发生的事实，还是评论文章中提到的批评，都没有影响我对形势的诊断和预测，正相反，在我看来，这些业已出现的新事完全证实了我的诊断和预测。新增加的一章的唯一目的是，以这些新的事实来增强旧版本中，尤其是第19章第4节和第27章第5节中所论述的某些论点，并表明目前形势如何符合本书已略述大概的历史哲学。在这个序言中，我准备谈谈某些针对本书所作的（不一定在书刊上发表的）批评，或者应该说某些批评的代表。但我想这么做的目的是，我希望我必须提出的答复可能证明对读者有些用处，并不是因为我从本书所受的待遇中挑剔毛病。正相反，我要利用这个机会，向本书的评论者表达我永恒的亲切和好意，并向它的7种外国语译者的大量的努力，表示我诚挚的感谢。 首先，让我谈谈两个专业性质的批评。一位有国际声誉的杰出经济学家表示不同意我下列的命题：本书指述的作为社会过程的一部分，利润有消失的长期趋势。他说，销售努力总将博得它的代价。我不认为我们之间存在任何真正的分歧。我们只是以不同的含义使用“利润”这个名词。已经安定下来从事稳定的日常经营的经济中，仍然需要的这样的销售努力，它和属于企业管理范围的其他每一种活动一样，无疑必须获得它的报酬。但是我把这种报酬包括在管理部门的工资里了，为的是突出并强调我相信它是产业赢利的基本来源的收入，即资本主义秩序给予成功地引入新商品、新生产方法或新组织形式的利润。我看不出怎能否认产业史令人信服地证明了的资本主义报酬中这个要素的重要性。我认为，随着产业“进步”的日益机械化（研究部门的协同工作等等），这个要素连同和它一起的资本家阶级的经济地位的最重要支柱，总有一天必定崩溃。 我听到的对本书纯粹经济学论点的最频繁的批评——它有时上升为告诫——是针对许多读者认为是为垄断行为辩护的议论。是的，我真的相信，大多数 关于垄断流行的谈论，与目前所有关于储蓄的悲惨后果的谈论一样，只是激进的思想意识，全无事实根据。在心境较轻松时，我偶尔表达比这更强烈的意见，尤其是对以那种思想意识为基础的实际的和计划的“政策”更是如此。但这里，出于专业责任，我只希望说明，读者将在本书中找到的关于垄断的全部论述，最后分析起来，可以归纳为我认为没有一个名符其实的经济学家能够否认的下列命题： 1．垄断定价的古典理论（古尔诺—马歇尔理论）不是全然没有价值的。尤其是当它经过彻底整理以便不但论述垄断收益的即时最大化，而且论述一段时间最大化的时候更是如此。但它要有若干假定才能运用，而这些假定又如此具有限制性，以致使它不能直接 应用于现实。特别是它不能应用于目前教学中正在使用它的那种目的，即用以比较纯粹竞争性经济运行的方式与包含重大垄断要素的经济运行的方式。为什么是这样的，主要理由是，这个理论假定一定的需求条件和成本条件在竞争情况下和在垄断情况下是相同的，而对现代大企业极端重要的是，由于它产出数量的巨大，它的需求条件和成本条件比完全竞争制度下同类企业的需求条件和成本条件远为有利，而且必然是这样。 2．当前的经济理论几乎都是管理特定产业机构的理论。但比资本主义管理特定产业结构方式远为重要的是它创造这些产业结构的方式（见第7章和第8章）。而垄断要素必然进入这个创造过程。这一点使垄断问题具有一种全然不同的外貌，也使对付垄断问题的立法和行政方法大大不同。 3．严厉攻击卡特尔和其他产业自治方法的经济学家经常断言，任何事物的本身都是对的。但他们没有加上必要的限制条件，略去必要的限制条件就不能表达整个真理。还可以提出其他一些说法，但为了转而谈谈第二类反对意见，我就不提了。 我认为，我已非常注意让大家十分清楚，本书不是一本政治书籍，我并不想鼓吹什么主张。尽管如此，使我觉得好笑的是，有人把“鼓吹外国集体主义”的意图加在我头上。就我所知，这种指责不止一次，虽然不是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的。我提到这件事，不是为了这件事本身，而是为了指出隐藏在这种指责背后的另一种反对意见。如果我不是在鼓吹外国的或本国的集体主义，或者实际上不鼓吹其他东西，那么我究竟为什么写作？根据观察到的事实，煞费苦心地进行推论，而后却不推荐实际的主张，这不是完全枉费心机吗？不论什么时候，当我碰到这样的反对意见时，我觉得极为有趣——它正是现代生活中能说明许多问题的一种态度的十分明显的征兆。我们常常计划得太多，思考得太少。我们讨厌有人要我们思考，憎恨不符合我们已经相信或想要相信的东西的陌生的议论。我们蒙着眼睛走向未来，正如我们蒙着眼睛走向战争。这正好就是我想要服务于读者的地方。我真的要使他们思考。为了做到这一点，要紧的是不要从任何特定立场出发去讨论“应该对它做些什么”，从而分散他的注意力，因为这种讨论会独占他的兴趣。分析有它的明确任务，我希望我能履行这个任务，虽然我完全明白这样的决心使我花费大量时间去回答两三页实际结论会引起的种种意见。 最后，这种情形导致我受“失败主义”的指责。我全然否认这个名词适用于一件分析，失败主义指的是只有牵涉行动时才有意义的某种心理状态。事实本身和从事实作出的推论，永远不能是失败主义的，也不能是任何东西的对立面。某一条船正在下沉的报告不是失败主义的。只有收到这个报告时的精神状态才能是失败主义的：水手们可以坐下来饮酒，但也可以冲向水泵。如果有人否定这个报告（虽然它已被仔细地证实），那么他们是逃跑主义者。此外，即使我对趋势的陈述比原来打算表达的更明确地相当于预言，这样的陈述依然不带有任何失败主义的暗示。哪个正常的人仅仅因为他深信早晚总要死去而拒绝保护他的生命？这一点同样适用于责难我的两类人：私人企业社会的支持者和民主社会主义的倡议者。如果二者都能比他们通常更清楚地看到他们注定要在其间行动的社会形势的性质，他们一定会得益。 坦率地叙述有不祥征兆的事实，从来没有比今天更为必要，因为我们已经把逃跑主义发展成为思想体系。这是我写新的一章的动机，也是我为写了这一章而表示的歉意。那里提出的事实和推论当然不会使人愉快或舒适。但是它们不是失败主义的。失败主义者是对基督教和对我们文明的一切其他价值说了许多好听话却拒绝起来去保卫它们的人——不管他把它们的失败作为预知的结局接受下来，还是把无用的希望当作希望欺骗自己。因为现在是这样的一种形势，在这种形势下，乐观主义只不过是背叛的一种形式罢了。 [book_title]第三版序言（1949年） 这个新版本给我一个机会按照本书的立场评论最近两年英国的发展状况，并按原样把它们插入我努力建立的分析总框架中。在可由我安排的时间和篇幅里，我所提供的不过是一些断肢残骸。但是另外还有一点我希望从一开始就让大家清楚地了解，我内心根本没有批评别国政策或向它提出“忠告”的打算，我认为这样做是十足不礼貌的。如果在某些字里行间读起来仍然好像我怀有这样意图的话，请读者理解，这仅仅是由于文字极端简略而造成的许多令人不快的后果之一。 在阅读下文之前，读者应细读第19章第4节和第28章第1节的内容，这两节和本书其余部分一样，没有一点改动。 1．从我们的立场看来（从任何其他立场看来也一样），英国的发展图像是复杂的，它的主要特色被下列事实弄得模糊不清，那就是一个社会的转变过程干扰了另一个转变过程，反过来前者又被后者所干扰；这后一个过程因为在当前的国际关系下很难说是从战时经济到平时经济的转变，所以最好还是称之为受抑制通货膨胀条件下的再调整过程。虽然从逻辑上说，这两个过程明显不同，但它们密切交织在一起，不容分开来论述。但我们还是要快刀斩乱麻似的把它们区分开来。我们之所以能够以相对轻松的心情做到这点，是因为一个现代保守党政府（如下次大选产生保守党政府的话）在特定环境中，在劳工利益占支配地位而自由企业的“指路灯在烟雾中熄灭”的社会里，也将不得不设法进行再调整。换言之，如果工党政府被保守党取代——这是我不能自称有能力回答的问题——除了当然不再实行国有化之外，恐怕情况不会比热情的工党党人声称相信的有多大的不同。 2．那么让我们看一下近两年来英国经济政策的成分，它可以解释为“行动前的社会主义政策”——按照第19章第4节指定给这个短语的意义。读者将注意到，迄今为止，工党政府的行动保持在制定在那里的国有化纲领范围以内，关于该纲领中最有争议的一点——即第6点：钢铁工业国有化——工党以明显温和的态度决定在下一次大选之前不采取决定性行动。我乐意承认，对于这种社会化或国有化纲领到底是否应称之为社会主义，可容许认真的意见分歧。但是我可以确定的是，没有别的任何实际已做的事情可以称为社会主义。因为大部分已经实际执行或提出的“计划”，没有一件按性质可算为社会主义，除非我们采用的社会主义定义过分广泛不能作任何分析之用。当然某些计划方案，尤其是为贯彻这些计划方案所做的某些研究工作的确指向社会主义方向，但是能够期望收益账户和投入产出分析——这两项工作美国比英国先进——结出可消费的社会主义果实之前，一段很长的时间将已过去了。 可是更重要的是形势的另一方面。两年里英国发生的所有事情中最使我有鲜明印象的是沿社会主义方向前进途中遇到抵抗的微弱。议会中反对党——保守党，严格遵守议会日常办事章程行事，对社会主义重建问题产生的反应还不如对待过去相对次要问题——自由贸易、爱尔兰和国民预算——来得热烈。不论在议会还是在全国，主要以完全镇静态度面对社会重建问题的保守党中的重要部分已经占了上风。当然，保守党的报刊提出它的批评，它像以前多次所做的一样，进行争论、规劝、嘲讽，但不比以前更加激烈。批评性的书籍和小册子纷纷出现，情形也像以前几次讨论重大争执问题的时候一样；但是，如果有一位有统计头脑的观察者以“反对者”所出版的报刊书籍的份数和页数来衡量争论问题的重要性，他不可能把社会主义问题的重要性评定得很高。这种现象不是一个强大民族对它所坚决拥护的原则受到攻击时作出反应的方式。我由此推断，在他们中间已不再存在自由企业的原则，社会主义不再受道德感情的抵制。它已成为根据功利主义论点进行讨论的问题了。当然还有个人主义的死硬派，但看来他们不能指望在政治上激起足够的支持。这正是 坏事的征兆——资本主义精神消失的证明。 3．在我看来这种形势足以证明我1942年诊断的正确，并证实了——只要这样的问题可能证实的话——我作出这个诊断所根据的论点的正确。我以尊敬和钦佩的心情读了我卓越的同事朱克斯教授所写的杰出的书。 (1) 但我必须承认，我改变信念的真诚愿望没有实现。朱克斯教授对待问题的这个方法——他的方法更密切地针对再调整政策中发生的恼人事情，而不是针对社会主义的各种问题——甚至可能是在支持本书论题的许多证据中增加新的证据。 以议会民主这个手段解决不管是社会化或者不是社会化问题的可能性已经确立，因而与这种政治制度同性质的特殊方法也确立了，那就是一件一件逐步进行社会化的方法。所作的开端可能不比这个更多，可能仅仅指明一个长期的趋势，但是，看来它们清楚地告诉大家，我们要理解的不仅是民主社会化，而且也是民主社会主义。它们表明，只要民主的定义如本书第22章所限定的那样 ，那么社会主义和民主是可以和谐共存的。第23章指出，政治民主的原则——政府应从争取选票的斗争中产生——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可以保证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对于保障其余的自由，民主就力不能及了。尤其是关于经济学家关心的“自由”，即投资自由、消费者选择自由、选择职业的自由，现在在我们面前有令人发生兴趣的实验材料，它们证明，这些“自由”可能受到的限制就像社会主义政府在正常条件下可能要求的那么多，在某些方面甚至更多。在现代税制条件下，私人投资自由无论如何已经失去了它的大部分意义；但我们还看到投资怎样从私人领域转入公有领域，不管我们作为个人对其结果有怎样的想法。消费者选择自由在正常条件下运行的社会主义社会能够比现在大得多，但是此外，我们知道人们趣味的适应性比观察家过去想象的更大，因为，即使每个人并不明白限制的实际必要性，人们对限制的憎恨不会达到想要积极抵制的程度。同样，除了相对少的事例外，职业选择的限制正常地没有达到“强迫”的程度，尤其是如果一系列可容许选择的职业配置有报酬的差别，我们明白，以合适条件接受政府“指导”的人是不大介意这些的。 让我再重述一遍，虽然没有这样做的必要：上面所说的话都是以有完全确实的事实为根据的推断，但绝不是我个人的喜爱的表达。就我个人而言，我宁愿要另一种文化模式。 4．如我业已指出的，对工党政府经济政策的批评主要指向它“在受抑制的通货膨胀条件下进行再调整过程中”的管理与安排。政府及其官僚机构实际上为批评者批评自己提供大量弹药，例如它不断为大量鸡毛蒜皮之类小事制订详细规则；它不恰当地考虑行政决策；它公开发布容易惹起讥笑的文件。这些规则、决策、文件扼杀原来会改善国家经济状况的许多有开拓创业精神的活动。但它们还是避免了战后灾难性的再调整，带领劳工在提高实际收入水平上不失业地度过艰难的年月。如果在许多经济学家看来这是唯一得到承认的经济政策的目标，它可以说是成功的，但从别的角度来看，同样也可以说是失败的。还应该说，这个目标并未完成，如果依靠更多地关心未来，它本来是可以完成的。政府进行的大量国家投资，就个别项目而言是该受批评的，但事实仍旧是，政府并没有忽视使国家经济机构重新充满活力的必要性，尽管许多人发出了反对过量投资的抗议，而且他们中间有几个卓越的经济学家。无论如何，我们只关心一个问题，那就是在马歇尔援助时期内逐渐排除经济形势中脆弱特性，将如何影响我们对问题的预测：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或者换句话说，因为纯粹社会主义可能提出的解决办法显然不是实际的政治，又因为到终了不得不从相反方向去找寻解决办法，英国或任何其他地方的社会主义将会遭受挫折吗？私人企业制度将得到另一次新生吗？ 我不认为答复这个问题十分困难。如果不发生另一次世界大战，社会主义虽将有挫折，但不会是很严重或持续时间很长的挫折。私人企业会重新得到它失去的一些地盘，但不是很多。从根本上说，社会形势将保持目前的状况，加在私人企业上的枷锁不可能去掉很多，使它能根据设想那样发挥作用。导致作出这个结论的论据将在这篇序言的随后两节中简要论述。这个结论只适合英国。很清楚，对美国的诊断和预后完全不同。某些欧洲经济学家似乎抱有这样的虔诚希望，即美国将出现惊人的衰退——不是那种再调整危机——这次衰退将意味对资本主义的致命打击，但是，不论美国政治在无疑会在最近的将来出现的大量可能性面前做些什么，这种希望不可能成为事实。 5．在英国形势的脆弱特征里，我没有把配给制和对消费者与生产者行为的详细规定包括在内。这些仅仅是抑制通货膨胀后果的方法，当达到目的时即将取消，有一些地方它们业已不见了，但是受压制的通货膨胀状态其本身就是更根本的一些困难的结果，如果没有这些困难，早就可用众所周知的传统补救办法容易地加以对付了，如为了减少过剩购买力采取特别税收以保证预算盈余和适当的信贷政策。这些办法实际上目前正在使用——并非毫无成功——虽然在特定环境中使用这些办法不能充分有效。因为只要仍旧像现在那样存在食品补贴，就不可能有巨大的预算盈余；因为就较高收入阶层情况而言，征税的可能性业已耗竭——在英国不再存在“税后富裕”的人；还因为较高的利率遇到显然不可克服的抵抗。但基本的困难在于过度消费，也就是，实际工资支出加上实际社会服务费用，一方面与只有目前生产力水平的英国经济的其他条件不一致，另一方面就是阻止生产力上升到较高水平的障碍。通常，这个问题总是以另一种较少令人不快的方式谈论的。英国的国际收支差额造成英国经济形势图像中的一个脆弱特征，所以在马歇尔援助时期中要达到的目标看来在于出口盈余，有了出口盈余将使英国重新加入世界经济，并保证做到英镑与美元的有效互相兑换。这样提出问题的方法不是错误的，错误在于相信它就是与我们的诊断不同的诊断。因为，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并能在没有外部援助和内部压力下保持它，就有必要使英国国内局势正常化，只要略加思考和具有初级经济学知识就足以明白这个道理。或多或少重商主义地利用英国国际地位的有利条件和调整进出口政策，的确可以有某些收获。最后，当目标已映入眼帘时，英镑贬值可以有助于越过达到目标的最后几步。但持久成功的基本条件在于以如下的方式调整她的经济过程：即要使她的经济在再次生产她国内消费需要的商品和生产准备支付她进口商品所需要的商品和劳务的同时，还能生产为国内外投资所需要的真正净盈余。但是没有消费的暂时性减少和生产的长期性增加，这个目标是达不到的；转过来说，没有不受欢迎的公共开支的减少和更不受欢迎的赋税负担的移转，上面两个条件不可能达到。 6．在衡量这个目标的内涵时，读者不难了解它所包含的政治问题的重要性。要达到的目标不论是什么，必须要在无数问题上运用困难的策略达到它。看来，有理由预测，任何地方，成功不会超出绝对最小的程度，因为眼前状况就是这样，每一个行动都将解释为工人某些既得利益的无偿牺牲；绝对最小成功不足以重新建立自由企业社会，不足以使它表明它有能力做些什么。如果需要这方面的证据，本世纪20年代经历的事实提供了充分证据。所以我们不能指望社会趋势的中断。对私人企业生动吸引力的向往不是不可能出现的，这点不但在保守党统治下如此，而且在工党统治下也是如此。但要是它真的出现，更多的是因为社会主义政策与战后盛衰不合逻辑的结合，而不是因为人们讨厌（不论逻辑上是否站得住脚）这些社会主义政策本身。 ———————————————————— (1) 约翰·朱克斯，《接受计划的严峻考验》1948年。对他彬彬有礼地批评我的论点，我满怀感激，但我必须承认，无论如何在批评我的所有观点中我认不出我自己的观点。例如，我应该更加愿意说，由于能预测的范围稳步扩大，企业家的作用必然逐渐过时，但不是说现在它实际上就完全无用了。我也不打算否认，至今尚有出现军事领导人的可能，只不过现在军事领导人的含义不完全等同于过去当拿破仑站在阿尔科尔桥上子弹在他周围呼啸时候的军事领导人了。 [book_title]大步进入社会主义 (1) Ⅰ 为了使发生误解的危险降低到最小程度（这种误解在这次会议讨论一个主题时曾经出现过），我首先要在着手论述我的主题“目前通货膨胀压力状况对美国经济前景有何关系” 之前，澄清几个初步论点。 1．为了这篇论文的目的，我把（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的定义规定为：不是由私人占有和经营企业，而是由国家当局控制生产资料、决定怎样生产、生产什么以及谁该得到什么的那种社会组织。因此，说大步进入社会主义 ，我们所指的就是把人民经济事务由私人领域转移到公有领域。虽然社会主义者和反社会主义者对于这个主题当然各有自己的想法，但几乎不可能设想，这种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可以没有庞大的官僚机构来管理生产和分配过程，同样不可能设想，这样的官僚机构可以不受像我们今天具有的那种政治民主机关——议会或国会——和一批依靠竞选获得地位的政治官僚的控制。因而我们可以把大步进入社会主义与国家征服私人企业等同起来。经典社会主义学说把这个同样过程描述为“国家的消亡”而引起的表面上自相矛盾之处，若考虑到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府的理论，就不难解决。进一步观察，社会主义并不排除行政意义上的分散决策，恰如一支军队的集中管理并不否定下属单位司令官的全部主动性一样。最后我们观察到，我们见解中的社会主义并没有必要——即根据逻辑上的必要——排除竞争机制的使用，如我们从兰格-勒纳模型中见到的那样。消费者选择自由和选择职业自由在社会主义中也许会受到限制，但不一定必然受到限制。 2．我并不宣扬社会主义。我也不打算讨论它是否值得想望，不论这种讨论有什么意义。但更重要的是，要说得十分清楚，我对此决不作什么“预示”或预测。任何预测，如果企图超越诊断观察得到的趋势，和根据这些趋势本身的逻辑发展说明将产生什么结果，那就是超科学的预测。这种诊断和说明本身不等于预测或预知，因为在选择的观察范围以外的种种因素可能插进来阻止这些趋势逻辑发展的完成；因为社会现象完全不同于天文学家有幸面对的那种可以舒适观察的条件，在社会现象中，观察到的趋势即使允许它自发发展，也可能不止与一个结果相适应；因为现有趋势与各种抵抗力量相抗争，也许不能完整地发展为合乎逻辑的结果，也可能最终在半途“搁浅”。让我们逐点说明这个道理。 第一，在斯托雷平时代的俄国没有一个有能力的——当然也是充分超然的——观察家能够断定竟会出现朝向像列宁体系那样的趋势，或者说，事实上竟会出现绝非迅速的经济发展以及各项制度滞后与发展结果不能适应的情况。产生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是战争和随后的军事与行政的崩溃，对于这个事实，非科学的宿命论是全然不适用的。第二，为了简短起见，我谈到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只是因为它在我的论述中处于重要地位，其他可能性也不应该忽视。大家熟悉的我们自己工会做事的实情告诉我们，向某种形式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发展不是完全不可能。另外一些大家熟悉的事实告诉我们，有些观察得到的趋势，或者它们中的某几个，可能与根本不是社会主义的、至少不是本文采取的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社会改革诸形式是一致的。例如，按照教皇通谕《四旬斋的一年》的路线进行的社会改革，虽然推测起来只有在天主教社会，或天主教会力量足够强大的社会才是可能的，但它无疑提供了可以避开以“无限权力国家”来替代社会主义的方案。第三，大多数任何性质的观察得到的趋势会在完全实现前突然停止，因而，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政权如果曾想到触动一下受补助农民的独立性，确实将是十分勇敢的了。甚至“小工商业者”的地位，也可以证明非常强大，不是官僚机构能够征服的，所以有很大一部分比较次要的问题只有用妥协的办法含糊地处理了。 可是更重要的是另外一些事情。随着人们对经济的关心由私人领域转移到公有领域，许多造成这种转移的迫切要求得到全部或部分满足，因此这种趋势可能会失去它的势头。有些经济学家还会说，任何逐渐趋向中央计划经济的行动将为出现相反的发展提供机会，而后者可能对前者起制动作用。我没有时间解释为什么我认为这两种可能性都不很大的理由，尤其是，为什么相当重要的社会集团感到不利的结果更可能发挥推进作用，而不是发挥抑制作用——也就是说，不成功社会化的补救办法不是较少实行社会化而是更多地实行社会化。但就我们的目的而言，注意到以下的情形是极端重要的，即为了达到有利于私人企业生存下去的结果而提出的大多数论点，实际上并不否定存在朝向我们设想的那种社会主义的趋势，而只否定这个趋势将完整地成为现实。由于无人能驳倒这个可能性，论战有沦为言辞之战的危险，尤其是在十分重视言辞的美国，在那里，除了某些人数相当少的团体外，社会主义这个词不受欢迎，在那里，许多人喜欢这件事同时却不喜欢这个词，宁愿用另一个词——如自由主义——来替代它。 (2) 因此作简单分类的打算似乎是必要的。 3．相信资本主义制度趋向于毁灭其本身，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有上面提到的限制条件——可能是它确定继承人的理由，我已经在别处说明过。这些理由可以简略和浅近地概括为四点。第一，实业阶级发展这个国家生产力的这个成就，以及这个成就为一切阶级创造新的生活标准这个事实，却自相矛盾地破坏了实业阶级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它的经济职能虽然没有陈腐得难以使用，却趋向于被废弃之中，并变得日益官僚主义化。第二，资本主义活动本质上是“理性的”，但它趋向于传播理性的心理习惯，趋向于破坏上下级之间的那种忠诚和习惯，而这些仍是生产工厂制度化了的领导权有效运行所必不可少的：完全以（法律上）平等的缔约各方间签订的自由契约为基础的任何社会制度，（并设想在这些社会制度中指导每个人的只是他自己短期的功利目标）是不可能行得通的。第三，实业阶级集中于工厂和办公室的工作，这种情况有助于造成一种政治体系和一个知识分子阶级，知识分子阶级的结构和利益产生独立于大型企业利益的态度，最后形成对这种利益抱敌视的态度。因而大型企业越来越没有能力抵御攻击保护自己，从短期看来，这种情况对别的阶级十分有利。第四，由于所有这一切的缘故，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体系，虽然是由于它经济上的成功建立的，但不但在公众心目中，而且对各色资本家本身，正在失去它的吸引力。不需多少时间——虽然比我能有的时间要多——就能表明，现代追求安全、平等和调节（经济工程学）的努力为何可以用这些话加以解释清楚。 要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解体过程已经走得多远，能使我们自己满意的最好办法莫过于观察实业阶级本身和大批经济学家（他们认为自己百分之百地反对社会主义，并一贯否认存在朝向社会主义的任何趋势）认定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解体到什么程度。仅就后者而言，他们不但毫不怀疑、而且赞许地接受以下几点：（1）防止衰退或至少防止萧条的各种稳定政策，也就是由政府大量管理工商业的局势，即使它不是按照充分就业的原则。（2）“更大的收入平等的愿望”在做不到绝对平等时，很难确定它们准备走多远；与这个愿望有关，是实行再分配性的税收原则。（3）经常被反托拉斯口号合理化的各种各样的控制手段，如关于价格控制手段。（4）政府控制劳动力和货币市场，虽然控制的方式多种多样。（5）无限扩大需求的范围，这些需求现在或最终由国营企业予以满足，或者是免费的，或者是按照某种邮局的原则办理。（6）当然还有一切类型的社会保障立法。我相信，在瑞士的一座山上召开过几次经济学家的大会，大会不赞成上边提出的全部或大部分办法。但那些办法并没有引起强烈攻击。 如果你们认为我“不赞成”或者要想批判这些政策中任何一条，那就是对我论点的完全误解 。我也不是标榜这些政策的全部或某几条是“社会主义的”那些人们中的一个。其中有几条，甚至在18世纪时已经为保守的甚至专制的统治者所采纳；另外几条已列入保守政党的党纲里，远在“新政时期”以前很久已付之实施。我想要强调的是，我们确实已经远离放任资本主义原则的这个事实，要强调的另一个事实是，很有可能发展和调整资本主义制度，以与真正社会主义计划相差无几的方式来制约私人企业的工作。我记得起的一些经济学家，他们无疑强调了他们认为可能持续下去的差别。他们并非全都同意安放他们可移动的折中方案的确切所在。但他们全都明白马克思未能明白的道理：一方面，资本主义机器巨大生产的可能性允许无限地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准，辅之以种种免费服务，毋 需完全“剥夺剥夺者”；另一方面，事实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剥夺资本家利益不至于使经济机器停顿，而经济机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按照劳动者的利益运行。他们发现这种劳动者 资本主义 的可能性后，继续得出的结论是，这种 资本主义可能无限期地生存下去，至少在某种有利条件下是如此。情况可能如此，但这并不等于否定我的论点。资本主义并不仅仅意味着家庭主妇可以选择豌豆或大豆来影响生产；或者年轻人可以挑选他要去工作的工厂或农庄；或者工厂经理们在决定生产什么和怎样生产上有某种发言权。资本主义意味着一种价值体系，对生活的一种态度，一种文明——不平等的和家庭财产的文明，可是这种文明正迅速逝去。让我们每个人随自己意愿为这个事实欢欣鼓舞或悲叹哀悼吧；但不要让我们对它闭上眼睛。 一个真正的问题尚未解决。支持有利于劳工主义存在下去的各种道理的诊断完全沉重地依赖于推断目前社会生产力的惊人发展会继续下去。但这里存在一个令人怀疑的因素。过去的成就或多或少是自由资本主义的成就。不进一步认定劳工主义继续会有同样的表现就不能假定有同样的成就。我们不必接受停滞主义的论点，因为这个论点使人担心：如果加在私人企业制度身上的永久 性 负担和“控制”超过它忍受力的话，停滞主义的论点有可能最终成为事实。在这样的情形下，一种十足的社会主义解决办法甚至可能作为较轻的祸害强加在敌视社会主义者的头上。 Ⅱ 从一种社会制度转变为另一种社会制度是一个不停顿的、其本身又是很缓慢的过程。对一位研究一段不很长“平静”时期的观察家来说，他看到的社会结构看起来好像根本没有变动。此外，这个过程常常出现倒退，看到这种倒退现象，可能使他认为是一种相反趋向。但我们也时时看到这种过程的加速现象，这种加速现象的最明显原因之一是大的战争。在过去，胜利的战争可以增加统治阶层的威望，增加与统治阶层有关的社会制度的力量，但在现代条件下情况不再是这样了。我们自己时代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对美国形势的影响不大，因为战争的消耗和战争时间的延长都不足以留下永久性的标记。可是在欧洲，情况就不同了。在战败国里，社会结构着了火，倾向社会主义重建的潜在趋势浮现到表层上来证明它的存在，并在一个短时期内占据绝对优势。更加意味深长的是，在战胜国中，也发生类似的情形，当然规模要小得多。在法国，资产阶级共和国不能再像1914年前那样行使它的职能。在英国，虽然不是社会主义的，但受社会主义一派影响的工党勃然升起，它诚然没有执政，但至少进入了内阁。在这两个国家中，政界对私人企业的态度悄悄地经历了根本性的变化。 假定有一种朝着社会主义目标的预先存在的趋势，就不难理解这一点。虽然要求继续执行战争经济时期确立的政策的呼声并没有引起很大反响，虽然有一个时候公众对战时管制的怨恨阻止进一步推进这种政策路线，恢复战前政策证明是不可能的，即使在有人试图这样做的地方也不可能。英国的金本位政策及其最后的失败令人吃惊地证实了这一点：在不再是自由企业世界的世界里，金本位——这个不停地诉说不愉快真理的淘气孩子——拒绝发挥作用。 世界经济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外加的“加速剂”，这次它们又在美国表明自己的作用，它们制造了一种局势，使人们——正确地或错误地——感觉到这个局势不是推荐给自由企业时代人们的治疗法所能奏效的。实业阶级本身害怕应用那些治疗法所需要的各种“调整措施”，它接受——虽然自始至终喃喃抱怨——可以阻止1929至1933年旧事重现的细琐的管理办法，以后又接受可以防止1921年那样的战后危机的另一些办法。这个阶级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学会的东西很多，没有学会的东西更多。它还接受新的财政负担，50年前这样负担的一小部分就会使它负担不了——顺便说一下，所有当时的主要经济学家都认为是不胜负担的。实业阶级接受或不接受这个新形势无关紧要。劳工力量本身几乎足够强大，加上它与其他事实上（如果不是口头上）背弃私人利润经济价值体系的集团结成联盟后力量更加强大，足以阻止超出偶尔削弱其粗糙锋芒的任何复旧。 让我再说一遍：我从不认为，任何单纯的“事件”，甚至“全面战争”那样重大的事件，或者由此造成的政治局势，或者个人或团体对这些局势所怀的态度或心情，能支配社会历史的长期面貌——它关系到一些更加深刻的力量。但我确实认为：此类事件以及由此产生的局势可以廓清更根本趋势发展道路上的障碍，否则这些障碍会绊住社会进化的步伐。请注意，这样说并不为严肃的社会主义者构成欢迎此类事件的理由。没有这类事件，向社会主义发展将会放慢但却更加稳定，很少可能出现倒退和难以控制的局势。国民生活各部分的发展将会协调得更加完善。因为，正如存在着一个有效的反对党是民主政府有秩序地行使其职能的一个必要条件，存在抵抗制度变动的各种经济力量，可能是使这种变动保持在安全限度内所必需的。 现在，使社会变动加速的最强有力因素之一是通货膨胀。有那么多的权威人士告诉我们，再也没有任何东西像通货膨胀那样破坏社会的基础，对这个命题没有必要详加论述。如果我们接受上面的论断，那么就可以从刚才所说的话说下去，根据所有可以想象的立场——只有不负责任的革命家的立场除外——战后调整国家经济过程最重要的办法就是制止出现进一步的通货膨胀。同时很清楚的是，在每个人都害怕此种政策的短期后果的地方，在必要的某些调整措施——尤其是提高先前受控制的物价而不提高货币工资——根本不是“政治上可能” (3) 的地方，这是世上极端难办的事情。在这种环境中所采取的而且1945年后实际执行的一条明显的路线——在互相责备中实施，但仍得到大量同意——就是使用有控制的和平时期通货膨胀的手段来缓和过渡期间的困难，并通过军费开支和对欧洲援助政策，继续保持高水平的国家支出，使上述办法更加有效。实质上，这一切全达到了目的，因为大多数人都已明白——虽然不是所有经济学家都明白——强劲有力的经济发展所必然会引起大量投资需要的时期马上就要来到，而希望避免重大的动乱，希望美国经济将在一个缓慢上涨的物价水平上扩展，这种希望只要不发生另一次世界大战，不管国外发生什么变动，在一个时间内不是完全不合理的。 但这种类型的思路没有把预示不详的事实考虑进去。在不论是“自然的”或由高就业政策促成的高就业水平上（我们似乎终于放弃了充分就业口号），增加雇佣劳动货币成本的工资需求和其他需求变得不可避免并会引起通货膨胀，它们之所以不可避免，因为高就业水平失去了工资需求和其他需求不应提高的唯一理由。它们之所以会引起通货膨胀，是因为在高度利用资源情况下，向银行借款和向上调整价格为满足这些要求提供最容易的方法。虽然谈判仍和各别工会进行，而满足工资需求实际上是普遍的行动，所以我们正进入凯恩斯所说的境地，即货币工资率不再影响产量和就业，而只影响货币单位价值。只要工会领导和政府的情况像目前那样，任何东西都阻止不了这个过程——不包括由于某些企业的特殊形势所产生的例外——它意味着持续不断的通货膨胀压力。对国库不断提高的需求和我们特高的累征税制当然使这种局面更加严重，当然这种局面并不是它们造成的。 没有必要说明，像已经出现过的和还将发生的物价下跌，并不证明不存在通货膨胀的压力。即使不提战后农产品价格的变化和其他不言自明的事例，每次通货膨胀过程中都特有地出现这种物价下跌，这种情形可以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通货膨胀恰当地加以说明。“受通货膨胀痛苦”的人们此时大声呼吁通货紧缩，与我们同时代的那些经济学家这时也呼吁收缩通货，他们曾持有通货紧缩的预后办法以改正过去的错误，无论如何，他们似乎没有能力预见除了通货紧缩以外的任何事物。但这是对美国产业生产力的称赞，因为是无心的所以更加真诚，关于我们社会受通货膨胀还是受通货紧缩的威胁，美国产业完全可能对此表示怀疑。 Ⅲ 持续不断的通货膨胀压力状态，从质的方面说，将产生削弱社会结构和加强起破坏作用的倾向的后果（不管怎么小心地用“自由的”词语包裹起来），每一个有能力的经济学家习惯于把这种后果归因于较触目的通货膨胀。但事实不仅如此。此外，对这样局势的某些标准补救办法不会缓和，甚至还可能加剧目前的局势。在我看来，人们似乎还没有充分理解这一点。所以让我们以最简短方式，谈一谈三种类型的补救办法。 1．控制通货膨胀的全部办法中最正统的方法是通过利率或信贷配额之类的手段对借款数量采取行动。我当然充分理解，如果要达到的是自由企业经济意义上的正常状态 ，利率必须从低利率政策的控制下摆脱出来，对于每一个希望恢复这样正常状态的人来说，解放——或重建——自由货币市场必定是极端重要的一点。但这点不会改变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目前限制性的信贷政策产生的后果将十分不同于旧信贷政策理论促使我们指望的那种后果。不附带任何条件地接受旧信贷政策理论——为方便论述起见——我们不禁要说，它适用于任何事物皆完全灵活可变的世界，而那个世界不怕我可以称之为补救性衰退的那种东西。在那样的世界里，提高利率被认为会减少工作量、货币工资和就业机会 。这些后果目前肯定不会出现，万一出现这些后果，将立即引起政府采取行动以抵消其作用。换言之，信贷限制在目前除了增加工商业困难外达不到别的目的，甚至对消费者信贷的限制也有某种程度的同样后果，虽然在这个领域里无疑有某些事情可做。 2．以增加税收的办法来控制通货膨胀同样是正统的补救办法，而且它是受否定信贷限制的现代经济学家欢迎的补救办法，但在它面前也有同样的困难。提高消费税可完成某种意图是十分确实的。在通货膨胀形势下这个办法甚至算得上良好的凯恩斯主义。但是，如果增加的是公司税和高收入阶层的所得税，对通货膨胀压力的作用充其量也很小，甚至可能产生相反的作用。因为，如果目前产业发展的速度要继续下去，从而目前设备报废率要继续下去，为弥补可使用的非通货膨胀集资手段的减少，不得不日益依赖通货膨胀性质的银行信贷。反过来，降低产业发展和设备报废的速度，的确可以减轻通货膨胀压力于一时，但从长期看却会增加通货膨胀的压力。 (4) 3．第三种通常的补救办法是直接控制——限定物价，列出优先项目以及诸如此类的办法（包括补助金制度）。某些舆论为什么对这些办法如此喜爱是不需要在这里评论的问题。特别对官僚政治机构来说，重新采用这些办法等于再度征服已经丧失的地盘；对于工会来说，这意味着在争夺有利项目中取得决定性的优势；对工商业来说，这意味退路的丧失，因为在此之前，对它的大部分（即使不是全部）打击可以部分地（即使不是完全地）用物价调整来抵消。或者说，采用了这些办法至少将使工商业的退路要取决于政府的许可，没有理由相信政府会为获得改进生产机器的手段而给予这种许可。换言之，价格控制可能造成私人企业向政府当局投降，就是说等于向完全的计划经济跨出一大步。 ［到这里，约瑟夫·熊彼特停止了把演讲摘记改写成文的工作。听过他这篇演讲的人会记得，在演讲末尾，他几乎没有时间回过头来谈谈开场时提到的有关问题，只是极简短地总结一下在现存政治条件下这个国家的经济未来和目前通货膨胀压力状况。他“极端简略”地提到的某几个论点，可以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的美国第2版或英国第3版，或者在1948年6月号《全国商业》杂志刊登的《还有时间制止通货膨胀》一文中找到比较详尽的论述。 以下几段是根据回忆和根据演讲的摘记整理出来的。］ 我并不假装有能力预言；我仅仅辨明事实并指出那些事实表明的趋势。 持续的通货膨胀压力对于官僚政治结构最后征服私人企业制度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由此产生的磨擦和僵局归咎于私人企业，并作为进一步限制和管理私人企业的论据。我并不是说，任何集团有意识地执行这条路线，但执行一条路线达到一个目的从来不是完全有意识的。非常可能出现一种局势，在这个局势中大多数人将认为完全的计划经济是可能造成的所有祸害中最小的祸害。他们当然不会称这种局势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推测起来，他们在计划中可能为农民、零售商人和小工厂主作出某种例外的规定；在这种环境下，作为价值体系、生活方式和一种文明的资本主义（自由企业制度）也许不值得人们操心了。 美国大规模生产的才能（对这种生活方式所抱的乐观情绪完全依托在过去这种才能的表现上）能否经得起这种考验，我不敢肯定；造成这个局势的种种政策有没有可能颠倒过来，我也不敢肯定。 马克思断定资本主义崩溃的方式是错误的；但他预言资本主义最终瑟将崩溃并没有错。停滞主义者 对资本主义进展停滞原因的诊断是错误的；但他们诊断——即使有国家部门的充分帮助——资本主义发展会停滞，看来可能还是正确的。 (5) 1949年12月30日 ———————————————————— (1) 约瑟夫·熊彼特1949年12月30日在纽约美国经济学会上发表“大步进入社会主义”的演讲，他讲话不是根据准备好的手稿，而是根据他的摘记。他为学会公报把这些摘记改写成论文，在去世前一天晚上才差不多把这篇论文写完。他原望在第二天（1950年1月8日）去芝加哥华尔格林基金会发表演讲之前完成这篇论文稿。现在发表在这里的论文是它的初稿，和所有他的稿件一样，由他亲手书写，而且写得很仔细；但他没有机会作细微处的改正，也没有机会写完结尾几段文字。我们所作的校正工作主要是补上一些标点或偶尔遗漏的字，尽量保持原样不作更动，简短的结尾几段是由他的妻子根据他的摘记和她的记忆补上的。 (2) 由于明显的理由，在更多情况下，把共产主义一词（不是俄国所说的那种共产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同义词使用。 (3) 另一条路线，即压低货币工资和物价，不但更少“政治上的可能”，而且更难不引起严重的经济萧条。 (4) 我不难理解为何这个主张不能打动我们的激进朋友。但我坦率承认，我觉得很难理解某些卓越经济学家的立场，丝毫不能怀疑他们欢迎我们产业机器不能成功地运转，但他们认为在美国和英国，可以把降低产业投资作为制止通货膨胀可接受的办法之一。附带说，应当注意某些忠实的保守分子的意见，他们认为推行高额和高度累进的税制可能有助长通货膨胀的危险，而（在恰当场合）降低税收则可能减少通货膨胀的危险，这个意见不一定应受它常常受到的嘲笑。 (5) 本文为美国经济学会的《论文与记录汇编》（1949年12月）而写，现得到该学会允许重印于此。 [book_chapter]第一篇 马克思的学说 [book_title]前言 大多数智力或想象力的创作，经过短的不过饭后一小时，长的达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就永远消失了。但有一些创作却不是这样。它们遭受几度隐没，复又重现，它们不是作为文化遗产中不可辨认的成分而重现，而是穿着自己的服装，带着人们能看到的、摸到的自己的瘢痕而重现。这些创作，我们完全可以称之为伟大的创作——这个把伟大与生命力联结一起的称谓不会不恰当。从这个意义上说，无疑这伟大一词适合马克思的理论。把几度复活解释为伟大还有另一个好处：这样解释可以独立于我们的爱憎之外。我们不一定要相信，一个伟大的成就必然是光明的来源，或者根本主旨或细节上必然毫无缺陷。相反，我们可以相信它是黑暗的力量；我们可以认为它是根本错误的，或者不同意它的一些特殊论点。就马克思的理论体系而言，这样的反面评价甚至正确的驳斥，不但不会给予它致命的伤害，只会有助于显示出这个理论结构的力量。 过去20年出现了最令人感兴趣的马克思理论的再度流行，以至于这位社会主义教义的伟大导师在苏俄得到他应得的荣誉就不足为奇了。这样的加圣号过程存在着唯一的特征，那就是在马克思理论的真正意义和布尔什维克实际行动和思想意识中间有一条鸿沟，它至少有卑谦的加利利人的宗教与红衣主教或中世纪好战领主的实际行动和思想意识之间的距离那么大。 可是它在另外一个地方的再度流行就较难解释了，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再度盛行。这个现象之所以令人感兴趣，是因为20世纪前，在美国的劳工运动中或在美国知识分子思想中均不存在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种子。那时候的马克思主义一直是肤浅的、无意义的和没有声望的。此外，布尔什维克类型的复活在过去最盛行马克思学说的那些国家里没有产生同样的迸发。特别在德国，它是所有国家中马克思主义传统最强烈的国家，在第一次大战后的社会主义兴旺时期，那里实际上有一个小小的正统派和以前萧条时一样继续存在。但社会主义思想的领导人（不仅指与社会民主党结成同盟那些人，而且也指在实际问题上走得远远超过该党谨慎保守主义的那些人）显露出没有多少兴趣恢复老教义；虽然崇拜这个神祇，却十分小心地与它保持距离，并和别的经济学家完全一样地讨论经济问题。因此，在俄国以外，美国现象是独特的。我们并不关心它的原因。但值得花时间探讨一下如此众多的美国人把它作为自己信条的这个理论的轮廓和含义。 (1) ———————————————————— (1) 本书提到马克思著作的地方将限于最小程度，对于他的生平也不提供什么资料。看来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任何希望有一份他著作清单或知道他生平概况的读者可以从任何词典，尤其可从《不列颠百科全书》或《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中找到他所需要的一切。对马克思的研究，最方便的是从《资本论》第一卷（1886年恩格斯编辑的S．穆尔与E．艾夫林合译的第一本英译本）开始。尽管有大量新近的著作，我仍旧认为F．梅林的马克思传记是最好的，至少从一般读者的观点来看是这样。 [book_title]第一章　先知马克思 我允许与宗教界相似的名词闯入本章的标题不是由于疏忽，而是有超出比拟的道理。在一个重要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宗教。首先，对它的信徒来说，它提出体现生活意义的一套最终目标，这些目标是判断事物和行动的绝对标准；其次，它提出达到这些目标的指导，那就是一个救世计划和指出人类或人类中经过挑选的一部分人可以免除的罪恶。我们可以进一步详细说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也属于允许在人世间建立天堂的宗派。我相信，一个圣典学家对这些特征的系统阐述将给人们分类和评述的机会，而这样的分类和评述比单纯经济学家所说的任何理论可能会远为深刻地挖掘出马克思社会学的本质。 上面所说道理中最不重要的一点是，它解释了马克思主义成功的原因。 (1) 纯粹的科学成就，即使比马克思的成就远为完美，决计得不到属于他的历史意义上的不朽。对方装备党派口号的武库也做不到这一点。他成功的一部分，即使是很小的一部分，确实应归功于他交给他的信徒的可以在任何讲台上现成使用的许多白热的言词、热情的控诉和愤怒的姿势。在这方面需要说的是，这批弹药过去曾经、现在还在很好地为它的目的服务，但是弹药的生产也带来不利：为了铸造在社会斗争舞台上使用的那种武器，马克思有时不得不歪曲或偏离从他理论体系逻辑地引申出来的主张。无论如何，如果马克思只是一个空泛的布道者，到现在他早已默默无闻了。人类不会感谢那种服务，会很快忘记为政治歌剧写歌词者的名字。 但他是一位先知，为了弄懂这个成就的性质，我们必须在他自己时代的背景中理解它。当时是资产阶级成就达到高峰、资产阶级文化落入低谷而机械唯物主义盛行的时代，当时的文化环境还没有透露出新艺术和新的生活方式已经孕育在它的母胎里的信号，仍放纵在最可厌的陈腐之中。社会与所有阶级急剧地消失任何真正意义上的信仰，与此同时，唯一的一线光明（从罗奇代尔态度 (2) 和储蓄银行发出的除外）在工人世界中熄灭了，而知识分子则声称他们对穆勒的《逻辑学》和济贫法甚为满意。 现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人间天堂的学说，对于千百万人的内心意味着一道新的光线和新的生活意义。如果你愿意，可以叫马克思主义宗教为冒牌货，或者是一幅对信仰的讽刺画——对这个看法有许多话可说——但不要忽视或者不去称赞这个成就的伟大。不要介意这千百万人中几乎全部不能懂得和正确评价这个教义的真正意义。那是所有教义的命运。重要的是教义已经构想出来，并以当时具有实证主义思想的人可以接受的方式传播开去——这种思想本质上无疑是属于资产阶级的，说马克思主义基本上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产物并不荒谬——做到这一点有赖于，一方面要以无比巨大的力量系统阐述受挫败和受虐待的感情（这是许多不成功者自我治疗的态度），另一方面要宣称社会主义解救那些痛楚的肯定性经得起理性的检验。 看吧，这里最高超的艺术如何成功地把二者交织在一起，一个衰落的宗教任其像丧家之犬那样跑来跑去的超理性渴望，另一个是不容忍任何没有科学或只有伪科学内涵信条的当时必然出现的理性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倾向。宣讲今后目标不会有效果；分析社会发展过程只能使几万个专家感兴趣。但穿上分析的外衣宣讲，着眼于深切的需要进行分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得到人们热情皈依和最高奖励的原因，它使人们深信，他信仰的和支持的东西绝不会失败，必然在最后取得胜利，当然，这个成就的原因还不止于此。个人的力量和先知的闪光，独立于教义力量以外而起作用。没有它们就无法有效地启示新的生活和新的生活意义。但在这里，这点与我们无关。 关于马克思试图证明社会主义目标的不可避免性的说服力和正确性还必须说上几句。但是关于上文所说他对许多失败者的感情所阐述的东西只需一句话就足够。这的确不是对有意识或下意识实际感情的真实阐述。我们宁可称它是以社会进化逻辑的真实或虚假的启示来代替实际感情的一种企图。由于他这样做了，由于他把自己的术语“阶级意识”很不现实地说成是群众自发的，他无疑歪曲了工人的真实心理（工人心理主要想成为小资产阶级，希望政治力量帮助他达到那个地位），但一旦他的教导起了作用，他也就扩张它和拔高它。他不曾为社会主义理想的美人一洒感伤之泪。这是他自称强于他称为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优点之一。他也不称赞工人为日常辛劳操作的英雄，而资产阶级在担心分不到他们红利时倒喜欢这样做。有一些他的较差的追随者，具有十分明显拍工人马屁的倾向，而他从不这样做。他也许非常了解群众的特点，他的目光注视社会目标，远远高于群众，超越群众所想所要的境界和目标。他还从不以他自己所定的任何理想教导群众，这样的虚夸作风是他不曾想到的。正如每一个真正的先知都说他自己是上帝的卑微的代言人一样，马克思同样只宣讲历史辩证过程的逻辑。这一切显示出来的尊严能抵消许多褊狭和粗俗的缺点，在他的著作和生活中，这种尊严与这些缺点形成十分奇怪的结合。 最后另外还有一点也应该提到。马克思个人教养极深，不会同意那些粗俗社会主义教授们的意见。那些人见了神殿却不认识。他完全能够理解一种文化和这种文化价值的“相对的绝对”价值，不管他觉得他自己离开它多么遥远。在这方面，《共产党宣言》为他的胸襟广阔提供了最好的证明，这个宣言不乏称赞资本主义光辉成就的叙述 (3) ；即使在宣布资本主义未来死刑的时候，他也从不否认它在历史上的必要性，当然，这个态度暗示马克思本人不愿接受的许多东西。但是，由于他的历史理论给予事物有机逻辑观念一种特殊的表达，这种态度无疑加强了他的地位，也使他更容易采取这种态度。在他看来，社会事物是有一定秩序的，在他一生的某些关键时刻，不管他可能多像一个咖啡馆阴谋家，他真实的自我却厌恶这类事情。对他来说，社会主义不是抹煞所有其他生活色彩，并制造对其他文明怀有不健康和愚蠢的憎恨的偏见。因之，在不止一种意义上，有理由把由他的根本立场融合一起的他那种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意志称为科学社会主义。 ———————————————————— (1) 马克思主义的宗教性质从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对反对者的特别态度上也看得出来。对于他，如同对于任何宗教信徒一样，反对者不仅仅犯了错误而且犯了罪。不但从理论上驳斥他，而且从道德上责备他。一旦真理昭示，反对者不能再得到宽恕。 (2) 罗奇代尔是英国合作事业的诞生地。——译者 (3) 这句话看来是夸张，让我们从权威的英译本中摘录一些话：“资产阶级……首次证明了，人类的活动能够取得怎样的成就。它创造了同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哥德式教堂根本不同的艺术奇迹；……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都卷入文明……它创立了规模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了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资产阶级争得自己的阶级地位还不到一百年，它所造成的生产力却比过去世世代代总共造成的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鉴于提到的所有成就都单独归功于资产阶级 ，这比许多彻底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说的还要多。这是我说上面这段话的全部意思——完全不同于今日粗俗化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或现代非马克思主义激进派凡勃伦的废话，让我现在就说清，我将在第二篇关于资本主义成就里要说的意思。 [book_title]第二章　社会学家马克思 现在我们必须做一件使信徒非常不愉快的事情。他们自然不满意有人对他们认为是真理之源的东西进行冷酷的分析。但最使他们憎恨的一件事是把马克思的著作分解成片断，逐一加以讨论。他们会说，这个行动表明资产阶级没有能够领会辉煌的整体，这个整体的每一部分相互补充和解释，因此一旦以任何一个部分或方面被分开来单独考察时，真实的意义就失掉了。但我们别无选择。我冒大不韪，谈论先知马克思之后又谈论社会学家马克思，我既无意否定存在社会见解的统一性（它成功地给马克思著作以某些程度的分析统一性和更多的统一外表），也无意否定这个事实，即它的每一部分不论本质上怎么独立，都由作者使它与别的部分相互关联。但这巨大领域里的每一部分仍保有足够的独立性，使学者可能接受这一部分中他的劳动成果，同时舍弃另一部分中他的劳动成果。在这个过程中，许多宗教性的魅力消失了，但由于抢救了重要而激动人心的真理而有所收获，这个真理本身要比如果它被缚在绝望的遭难船上要有价值得多。 这一点首先适用于马克思的哲学，关于他的哲学我们三言两语就可以一劳永逸地不再加以议论。像他那样受过德国训练具有思辨头脑的人，他对哲学有完整的基础和热烈的兴趣。那种德国式的纯哲学是他的出发点和青年时的爱好。有一段时间他认为研究哲学是他真正的使命。他是一个新黑格尔派人，所谓新黑格尔派大致上就是在接受老师的基本态度和方法的同时，他和他的同志舍弃黑格尔许多门徒加给黑格尔哲学的保守主义解释，代之以他们的许多相反见解。这种背景情况在他所有的著作中只要有机会就表现出来。他的德国和俄国读者由于相类似的思想倾向与训练，他们首先抓住这个要素，把它作为理解马克思思想体系的关键，就不足为奇了。 我相信这样说是一个错误，是对马克思的科学力量的不公正。在他的整个一生中，他保持他早年的爱好。他喜欢某些形式上的类似，这种类似可以在他与黑格尔的论点中找到。他喜欢证明他的黑格尔主义，喜欢使用黑格尔的术语。但事情仅止于此。他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背叛实证科学去玩弄形而上学。在《资本论》第1卷第2版的序言中，他自己就这样说过，他在那里说的都是真的，分析他的论据可以证明他并不自欺，而他的论据在任何地方都以社会事实为根据，他的主张的真正来源，没有一个出自哲学领域。当然，本身只从哲学方面出发的评论家或批评家做不到这一点，因为他们不完全懂得其中包含的社会科学。此外，哲学体系建立者的癖好使他们只知道根据某个哲学原理的解释反对任何其他解释。所以他们把哲学看做对经济事实的最实事求是的陈述，由此把讨论岔到错误的轨道上去，把朋友和敌人同样带上错路。 社会学家马克思进行工作的手段主要是广泛掌握历史和当代的事实。他对当代事实的知识常常显得有点过时，因为他是最有书卷气的人，因此，有别于报纸上资料的基本资料到达他那里时往往稍晚。但他那个时候的任何具有一般重要性和影响的历史著作他几乎都看过，虽则有许多专门文献逃过了他的眼睛。虽然我们不能像称赞他在经济理论领域中的博学那样称赞他在这个领域见闻的完备，但他还是能够不仅使用巨大的历史图景而且也能使用种种历史细节来说明他的社会见解，他使用的大多数历史细节的可靠性都高于而不是低于他那个时候其他社会学家的水准。他用穿透乱七八糟不规则的表层深入历史事物的宏伟逻辑的眼光抓住这些事实。要做到这样，不仅要有热情，不仅要有分析的劲头，而且必须两者兼备。他试图系统阐述那个逻辑的成果，即所谓经济史观 (1) 无疑是迄今社会学最伟大的个人成就之一。在这个成就面前，究竟这个成就是否完全首创，有多少荣誉应部分地给予德国和法国的先辈们，这些问题就成为无关紧要的了。 经济史观并非指 人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完全地或主要地受经济动机的驱使。相反，非经济动机的作用和机制的解释以及社会现实如何反映在个人精神上的分析是这个理论的重要成分，也是它最有意义的贡献之一。马克思并不认为，宗教、哲学、艺术流派、伦理观念和政治决断可以简化为经济动机 ，或者无关紧要。他只是试图揭示造成它们、并成为它们兴衰原因的经济条件 。全部马克斯·韦伯的事实和论点 (2) 完全符合马克思的体系。社会集团和阶级以及它们自认本身存在的地位和行为的方式，当然是马克思最感兴趣的事情。他对按表面价值接受那些态度及其浮夸辞令（意识形态或如帕累托所说的衍生物 ），并试图用它们解释社会现实的历史学家发泄了最暴烈的愤怒。但是，如果说在他看来，思想或价值不是社会过程的主要推动力，它们也不是毫无作用的。如果我可以使用比拟的话，它们在社会机器里具有传动带的作用。我们还不能谈论这些原则最有趣的战后发展——知识社会学 ， (3) 它会提供用以解释这个问题的最好例证。但必须把这个问题说透，因为马克思在这方面一直受到误解。甚至他的朋友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中，也把这个理论的确切含义解释为个人和团体主要受经济动机的支配，这个解释在某些重要方面是错误的，在其余方面也平凡得可怜。 当我们说到这点时，我们也可以保卫马克思免受另一种误解：经济 史观一直被称为唯物 史观。马克思自己也这样称呼它。这种用语大大增加它在某些人中的声望，而在另外一些人中却大不受欢迎。但这个称谓完全没有意义。马克思的哲学不比黑格尔的哲学更加唯物主义，他的历史理论也不比任何其他运用经验科学方法说明历史过程的尝试更加唯物主义。应该明白，这在逻辑上是和任何形而上学或宗教信仰相容的，恰如世界的任何自然图景与它们相容一样。中世纪神学本身提出了可能建立此种相容性的一些方法。 (4) 这个理论的真正含义可以归纳为两个命题：（1）生产形式或条件是社会结构的基本决定因素，而社会结构则产生各种态度、行动和文化。马克思以著名的陈述说明他的意思，即“手工磨坊”造成封建社会，而“蒸汽工厂”造成资本主义社会。这个说法把技术要素强调到危险程度，但理解了单纯技术不是一切，它还是可以接受的。通俗化一点儿说（并认识到通俗化使我们会丧失许多意义），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的日常工作形成我们的思想，我们在生产过程中所处的地位决定我们对事物——或我们看到的事物的各方面——的看法，并决定我们每个人可以支配的社会活动范围。（2）生产方式本身有它们自己的逻辑；也就是说，它们根据内在的必然性而变化，以致只凭它们自己的作用就产生它们的继承者。用马克思的同一例子说明：以“手工磨坊”为特征的生产体系造成一种经济和社会形势，在这个形势里，采用机器方法磨粉成为实际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是个人或集团无力改变的。“蒸汽工厂”的出现和运作转过来造成新的社会职能与社会地位、新的集团与观点，这些新东西发展壮大相互作用，以致冲破和舍弃它们自己的框架。那么，在这里我们有了推进器，它首先是经济变化的原因，由于经济变化，又成为任何社会变化的原因。这个推进器动作本身不需要任何外来的推动力。 这两点无疑包含大量真理，在我们以后的叙述中它们还要多次出现，它们是非常宝贵的假设。大部分流行的反对意见全都彻底失败，如针对伦理或宗教因素影响的反驳，或已由爱德华·伯恩斯坦以可爱的单纯提出的那个反对意见（他断言“人有头脑”，因而能根据他们选择的去做）。说了上面这些话以后，几乎不需要详述这种论点站不住脚的地方。当然，人们可以“选择”的行动路线不是受环境的客观事实直接强制决定的，但他们根据他们的立场、观点和癖好来进行选择，而他们的立场、观点和癖好并不构成另一组独立的事实根据，它们本身都是由那套客观事实根据构成的。 可是，这里产生一个问题：经济史观是否不仅是个方便的近似法，必须认为它运用在某些事例要比在其他事例中较难使人满意。一个明显的限制条件从一开始就出现了。社会的结构、类型和态度是不容易熔化的铸币。它们一旦成形，会持续下去，可能长达数世纪之久，因为不同的社会结构和类型显示不同程度的这种生存能力，所以我们几乎总会发现，一个集团和一个民族的实际行为与我们应该期望的根据生产过程主要形式推断的行为有或多或少的距离。虽然这个情况十分普遍，但只有在一个高度持久的结构整个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时看得最清楚。诺曼征服西西里在当地造成的社会形势，可以说明我所说的意思。这样的事实马克思不会忽略，但他几乎不理解它们的全部含义。 一个有关的事例具有更不吉利的意义。看一下六七世纪时法兰克王国封建型地主私有制的出现吧。这当然是极其重要的事件，它形成延续许多世纪的社会结构，也影响包括需求与技术在内的生产条件 。但它最简单的解释可以从明确征服新领地后变成封建领主的家庭和个人（仍保有军事领导职能）先前担任的军事领导职能中找到。这并不完全吻合马克思的公式，而且很容易被解释为指向不同的方向。这种性质的事实无疑也可以借助于辅助性假设使其符合命题，但插入这样假设的必要性通常是一种理论告终的开始。 以马克思主义公式解释历史的尝试过程中会产生许多其他困难，这些困难能够以承认生产领域和其他社会生活领域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相互作用而得到解决。 (5) 但环绕这个公式周围的基本真理的魅力明确地依靠它所断言的单程关系的精确和简单。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经济史观将必定处于与其他类似命题同等地位，成为许多局部真理之一，否则就让路给能够说出更多基本真理的理论。可是它作为一种成就的地位，或者作为一种有用假设的方便性，不会因此受到损害。 对信徒来说，当然它简直就是揭开人类历史全部奥秘的万能钥匙。如果我们有时感到想嘲笑有人对它作相当天真的应用，我们应该想到被它取代的是哪种论点。即使经济史观的跛子姐妹——马克思的社会阶级理论 ，当我们记起这一点时，就变得较易理解了。 再说一遍，首先它是我们必须记录下来的一个重要贡献。经济学家认识社会阶级现象令人奇怪地缓慢。当然，他们经常把各种力量分成不同阶级，这些阶级相互作用，产生他们加以研究的过程。但这些阶级几乎就是显示某种共同性的一批批个人，例如把某些人归类为地主或工人，因为他们占有土地或出卖他们劳动的服务。可是，社会阶级不是分类观察家的创造物，而是这样存在的活生生的实体。他们的存在必然有种种后果，而把社会看做是个人或家庭无定形的集合体的公式完全看不到这种后果。在纯经济理论领域的研究中，社会阶级现象究竟有多大重要性，是完全可以讨论的。它在许多实际应用上和对于一般社会过程的所有较广泛方面是十分重要的，这点无可怀疑。 粗略地讲，我们可以说，在《共产党宣言》包含的社会历史是阶级斗争历史的那句名言里，社会阶级这个概念初次露面。当然，这是把这个概念放在最高地位上。但是，即使我们压低它，改口说历史事件经常可以用阶级利益和阶级态度来解释，现有的阶级结构在解释历史中常常是重要因素，仍有足够的理由使我们有权利说，它是和经济史观本身有差不多价值的概念。 很清楚，由阶级斗争原理开辟的前进道路上的成功依赖于我们自己作出的特殊阶级理论的正确性。我们对历史的描绘和我们对各种文化模式以及社会变化机制的所有解释，将根据我们选择的理论的不同而不同。例如选择种族的阶级理论，就像戈比诺那样把人类历史归结为种族斗争的历史，或者选择施莫勒或涂尔干式的劳动分工的阶级理论，把阶级对抗分解为职业集团利益之间的对抗。分析中可能出现差异的范围不限于阶级的性质问题。不论我们对此持什么观点，根据阶级利益的不同定义 (6) 和关于阶级行动怎样表现的不同意见，就产生不同的解释。这个主题至今是产生偏见的温床，还没有达到它的科学阶段。 十分奇怪的是，就我们所知，马克思从未系统地阐明显然是他思想枢纽之一的东西。很可能他推迟这个工作直到为时过晚，显然是因为他的思想专注于阶级概念，使他不觉得完全有必要花力气对此作明确的陈述。同样可能的是，有关这件事的某几个问题，在他自己的思想里尚未解决，他趋向成熟的阶级理论的道路被某些困难堵住了，这些困难是由于他对这个现象坚持一个纯经济的和过分简单化的概念从而为自己制造的。他本人和他的门徒都把这个未成熟的理论应用于特殊事例，他自己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史》是这种情况的突出例子。 (7) 除此之外，没有得到真正的进步。他的主要合作者恩格斯的理论是劳动分工型的理论，它的涵义基本上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除此之外，我们只有一些间接说明和概略——其中有一些具有惊人的力量和光辉——散布于这位大师的全部著作，特别在《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中。 把这些片断拼合在一起的工作是棘手的，不能在这里尝试。但基本思想足够清楚。划分阶级的原则在于占有生产手段的所有权或被排斥在所有权之外，如厂房、机器、原料以及列入工人预算的消费品。这样，我们基本上有两个而且只有两个阶级。那些占有者即资本家，那些一无所有被迫出卖劳动的，即劳动阶级或无产阶级。当然不能否定存在二者之间的中间集团，如由雇用劳动但也参加体力工作的农民或手工业者组成的集团，由职员和自由职业者组成的集团；但它们被当作不正常的集团，将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趋向消失。这两个基本阶级，由于它们所处地位的必然性和完全独立于个人的任何意志，本质上彼此对抗。每个阶级内部的分裂和阶级内各小集团的冲突发生了，这甚至可能具有决定性的历史重要性。但在最后分析中，这样的分裂和冲突是偶然的。唯一不带偶然性而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结构中所固有的对抗，是建立在生产手段的私人控制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关系的真正性质是冲突——阶级斗争。 如同我们即将了解的那样，马克思试图表明，在阶级斗争中资本家如何彼此毁灭并最后毁灭资本主义制度。他还试图说明，资本占有如何导致进一步积累。但这样的论辩方式以及把占有某些物品视为社会阶级特征的那个定义只有利于增加“原始积累”问题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只有利于增加资本家最初如何成为资本家或者他们怎样获得如马克思理论所说为了能够开始剥削所必要的那批商品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说得很不明确。 (8) 他轻蔑地驳斥“资产阶级养成所”这个童话所说的：某些人（而不是其他人）过去变成，现在仍旧天天在变成资本家，是因为他们在工作中和在储蓄上有超人的智慧和精力。他讥笑这个好孩子的故事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犹如每个政治家所知，引起一场哄笑肯定是埋葬掉令人不舒服的真理的极妙办法。每个以无偏见的眼光正视历史和当代事实的人，都不会看不到这个孩子的童话虽然远远没有说出整个真理，却说出了大量真理，过人的智慧和精力十有八九是事业成功特别是建成 事业的原因。在资本主义和每一个个人企业的初创阶段，储蓄不论过去和现在都精确地是创业过程的重要要素，虽然不完全像经典经济学所说明的那样。确实，一个人通常难以靠工资或薪金储蓄的资金装备他的工厂得到资本家（工业雇主）的地位。巨额积累来自利润，因而先得有利润——事实上这是区别储蓄和积累的正确 理由。创办企业需要的资金通常靠借用他人的储蓄（储蓄由无数小宗款项形成是容易说明的）或者依靠银行为供未来企业家使用而积集的存款。不过，后一个来源的确可以说是惯例：他储蓄的作用是使他不必为每天的面包天天做苦工，给予他休息时间以便考虑问题，使他能制订计划取得合作。因此，作为经济理论而言，当马克思否定储蓄具有经典经济学家归属给它的作用时，他有实际的理由，虽则他把它说得过分了。只是他由此作出的推论没有同等的理由。要是经典经济学理论正确的话，那种哄笑很难证明它有比它应得的更多的理由。 (9) 但这场哄笑的确有其作用，有助于为马克思另一种原始积累理论廓清道路。可是这另一种理论不像我们希望的那样明确。对群众的暴力、抢劫和征服的理论，征服便利于他们的掠夺，而掠夺的结果反过来又促进征服，这当然是对的，极妙地吻合各种类型知识分子共同具有的思想，而且在今天比在马克思当年更加吻合。但它显然没有解决某些人怎样获得制服人和掠夺人的权力的问题。通俗的作品不为此操心。我不会想到从约翰·里德的著作里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在讨论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现在，至少有一个近似的解决办法由马克思全部主要理论的历史特性提出来了。对他来说，资本主义出生的社会的封建状态不仅仅是事实 ，而且对资本主义逻辑 是极端重要的。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也出现关于社会阶级形成的原因与机制这样一个相同的问题，但马克思实质上接受了封建主义是暴力统治这种资产阶级观点 (10) ，认为群众在这种统治下受压迫和剥削是既成事实。主要为资本主义社会条件设想出来的阶级理论扩充到它的封建先辈身上——犹如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的许多概念一样。 (11) 某些最棘手的问题都被偷偷丢到封建的院落里，然后以已经解决的状态，以可靠事实的形式，重新出现于资本主义模式的分析中，封建剥削者不过是由资本主义剥削者来替代罢了。在封建领主实际上转化为产业家的那些事例中，单是这一点便能解决遗留下来的问题。历史证据给予这个观点一定程度的支持：许多封建领主，特别在德意志，事实上建造并经营工厂，常常从他们封建地租那里取得资金，从农业人口（不一定，但有时是他们的农奴）那里得到劳动力。 (12) 在所有其他事例中，可以用来充塞裂口的材料显然很差。表明这种形势的唯一直率方法是：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无法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也就是说，不依靠会令人联想起非马克思主义结论的非马克思理论，是不会有任何解释的。 (13) 但这就使这个理论的历史依据和逻辑依据两方面失去效用。因为大部分原始积累的方法也是以后积累的方法——原始积累看来继续贯穿整个资本主义时期——所以不可能说马克思的社会阶级理论是完全正确的，除了 解决遥远过去积累过程中的困难。但对于甚至在最有利的事例中还不能说明它打算说明的现象的核心，因而早就不该严肃对待的理论，坚持指出它的缺点也许是多余的。这些最有利的事例主要可以在以中等规模由业主自己经营的企业盛行为特色的资本主义发展时期找到。在那种类型以外，阶级地位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或多或少反映相应的经济地位，它常常是经济地位的原因而不是后果：企业的成功显然并非在任何地方都是社会显赫名望的唯一来源，只有在生产手段所有权能够决定一个集团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的地方才是这样。但即使在那个时候，把所有权看做决定社会地位的要素，其合理性等于把一个碰巧有一支枪的人看做士兵一样。把一些人连同他们的下代永远看做资本家，把另一些人连同他们的下代永远看做无产阶级，在二者之间作严密的划分，正如有人常常指出，不但绝对不现实，而且是看不到社会阶级的显著特点——各别家庭不断地上升进入和下降退出高等阶层。我提到的事实全都明显而无可争辩。如果这些事实没有出现在马克思的论述中，理由只能是它们的非马克思主义含义。 可是，考虑一下那个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结构中所扮演的角色，并问问我们自己，马克思的意思要它服务于哪种分析目的，不会是多余的。 一方面，我们必须记住，对马克思来说，社会阶级理论和经济史观不像我们看来它们是两种独立的学说。马克思眼里，前者以特殊的方式补充后者，从而限定——使之更加明确——生产条件或生产形式的运用方式。这些决定社会结构，并通过社会结构，决定文化的所有表现形式以及文化史与政治史的整个进程。但在全部非社会主义时期，社会结构以阶级——两个阶级——表示，那两个阶级是真正的历史舞台的登场人物，同时是资本主义生产制度——通过它影响其他任何事物——逻辑的仅有的直接 创造物。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不得不把他的阶级说成是纯粹的经济现象，甚至是非常狭隘意义上的经济现象。由此他不可能对它们有更深刻的认识，而是把它们放置在他分析纲要的精确位置上，他只能这样做，别无选择。 另一方面，马克思希望用为阶级划分下定义的同样特征来为资本主义下定义。只要略作思索就能使读者深信，这不是必需或自然要做的事情。事实上，这是分析战略的大胆一着，这一着把阶级现象的命运和资本主义的命运联结在一起，以致实际上与社会阶级存在与否没有关系的社会主义，按照定义成为除原始群落以外的唯一可能的无阶级社会。除了马克思选择的阶级定义和资本主义定义——私人占有生产手段——外，再也没有任何定义能够同样好地获得有独创性的同义反复了。因此，那里必须刚刚有两个阶级（有产者和无产者）；因此，所有其他划分原则（其中有几个相当言之成理）必须予以忽视，或者贬低其价值，或者转化为那个原则。 在这个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划分界线的明确性和重要性的夸张，只被对它们之间存在对抗的夸张超过。对于未被拨弄马克思主义念珠习惯造成偏见的人来说，在正常时候，它们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合作关系，这该是明显的，任何相反的理论必然多半拉扯一些反常的例子来证明它的正确。在社会生活中，除了极罕见的情况外，对抗和融合当然都是普遍存在和事实上不可分离的。但我不禁想说，在陈旧的和谐观点中虽然也充满胡说，但这种胡说比马克思想象的生产手段占有者和使用者之间的不可逾越的鸿沟那种绝对性胡说还要好一点。但马克思还是别无选择，并非因为他想要达到革命的后果——他同样能从许多别的可行纲要获得这些后果——而是因为他自己分析的需要。如果 阶级斗争是历史的主题，也是带来社会主义曙光的手段，如果 必定要刚好有那两个阶级，那么它们的关系在原则上必须是对抗性的，否则在他的社会动力学体系中的力量就会失去。 现在，虽然马克思从社会学角度即以私人控制生产手段制度为资本主义下定义 ，但资本主义社会的机械学 却是由他的经济理论提供的。这个经济理论表明，包含在阶级、阶级利益、阶级行为、阶级间交替这类概念中的社会学论据是怎样通过经济价值、利润、工资、投资等的中介而作出的，它们又怎样精确地产生最后将打破自己制度框架同时为另一个社会制度出现创造条件的经济过程。这个特殊的社会阶级理论是分析工具，它联结经济史观和利润经济概念，调度所有的社会事实，使所有现象集中在一个焦点上。所以，它不是单单解释个别现象不作别用的个别现象理论，它具有一种有机功能，这种功能对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实际重要性比解决紧迫问题的成功手段大得多。如果我们要理解马克思这样有能力的分析家怎样能容忍这种理论上的缺点，必须要看到这种功能。 现在有，过去也一直有赞美马克思社会阶级理论本身的一些热心人。但更加可以理解的是所有那些人的心情，他们赞美作为整体的那个理论的力量和伟大，达到愿意原谅各组成部分里几乎任何数量的缺点的程度。我们将试图为我们自己对它进行评价（第4章）。但首先我们必须了解马克思的经济机械学如何完成他的总计划给予它的任务。 ———————————————————— (1) 第一次发表在对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的毁灭性攻击的著作中，题为《哲学的贫困》（1847年）。另一次的阐述包括在《共产党宣言》（1848年）里。 (2) 这里指韦伯对宗教社会学的研究，特别指他著名的著作《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此文收在他的全集里。 (3) 知识社会学的德语是Wissenssoziologie 。应该提到的最好作家是马克斯·谢勒和卡尔·曼海姆。后者在德文《社会学词典》中关于这个主题的文字，可作入门作品读。 (4) 我曾碰到几个天主教激进分子，全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其中有一个是神父；他们都具有这个观点，事实上他们宣称自己在任何方面都是马克思主义者，除了有关他们信仰的事情。 (5) 在他的晚年，恩格斯直率地承认这一点。普列汉诺夫在这方面走得更远。 (6) 读者将能察觉到，一个人关于阶级是什么和关于什么促使阶级存在的观点并不能独一无二地决定那些阶级的利益是什么，和每一阶级将怎样根据“它”——例如阶级领导人或一般群众——所认为或感到（长期的或短期的，正确的或错误的）是它的利益所在而行动。集团利益问题充满它自己的荆棘和陷坑，完全与研究中的集团性质无关。 (7) 另一个例子是以后将提到的社会主义者的帝国主义理论。O．鲍尔有趣地试图以资本家与工人间的阶级斗争来解释居住于奥匈帝国内各不同民族间的对抗（《民族问题》，1905年），也值得一提，虽然分析者的技术只表明他所用工具的不适合。 (8) 见《资本论》第1卷，第26章，“原始积累的秘密”。 (9) 我不想一直强调，虽则我必须指出，甚至古典经济学理论也不像马克思声称的那么错误。最严格意义上的“储蓄”不是不重要的“原始积累”的方法，尤其在资本主义的早期。此外，还有另一种和它同类的虽然不是完全相同的办法。17世纪和18世纪时，有许多工厂只是一个人的双手就能搭起来的工棚，只要极简单的设备就可以开工。在这样的例子里，未来资本家的体力工作加上很小一笔储蓄资金就是所需要的全部东西了——当然还要有头脑。 (10) 马克思以外的许多社会主义作家对暴力要素和控制实施暴力的物质手段的解释价值，表示出无批判的信任。例如，费迪南·拉萨尔在解释政府权威时，除了大炮和刺刀外，几乎没有提出什么东西。我觉得迷惑不解的是，这么多人竟会看不到这样一种社会学的弱点，看不到这样的事实，即说权力导致控制大炮（和愿意使用大炮的人），显然要比说先控制大炮然后产生权力要正确得多。 (11) 这是马克思学说和K．罗德贝图斯学说相类似的一点。 (12) W．桑巴特在其《现代资本主义理论》的第1版中，试图充分利用那些事例。但他把原始积累整个以地租积累为基础的企图表明是毫无希望的，这点桑巴特本人最后也认识到了。 (13) 即使我们承认抢劫的程度达到可能这样描述而不会侵犯知识分子稗官野史领域的最高限度，这一点依旧是正确的。在许多时候许多地方，抢劫实际参与商业资本的积聚。腓尼基人和英国的财富提供大家熟知的例子。但即使如此，马克思的解释也不适当，因为作为最后一着，成功的抢劫必定以抢劫者个人优势为基础。只要承认这一点，一个十分不同的社会分层理论就出现了。 [book_title]第三章　经济学家马克思 作为一个经济理论家，马克思首先是十分博学的人。人们对我称作天才和先知的作家，认为有必要对他的这个特点作出如此突出的评价，看来可能有点奇怪。可是，赞扬这个特点是重要的。天才和先知通常并不精于专门学识，如果他们有什么创造力，常常正是由于他们在专门学问上无过人之处。但在马克思的经济学中，没有什么缺点可归结为他在理论分析技术中缺乏学识和训练。他是个诚实的读书人和不倦的工作者。他很少遗漏有意义的文献。他读什么消化什么，仔细考虑每一个事实或每一个论点，热情地深入细节，这对于一个目光习惯地环绕整个文化和长期形势发展的人来说是极不寻常的。不论是批判、反对，或是接受、同意，他总要把每一个问题理解彻底。这一点的突出证明是他的著作《剩余价值学说史》，这是一本热情研究理论的不朽之作。这种要求增加知识和掌握应该掌握的任何学问的不断努力，使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偏见和超科学的目标。虽然他肯定地为了证实一个明确的见解而工作。对他强大的智力来说，对作为问题来研究的问题的兴趣是最最重要的，是不由他自主的；不管他把他研究的最后结果 的意义看得怎么大，当他工作时，他主要关心的是淬砺他那由时代科学所提供的分析工具，解决逻辑上的困难，和在这些成就的基础上建立起在性质上和意向上都是真正科学的理论，不管它可能有什么缺点。 为什么朋友和仇敌都误解他在纯经济领域所取得的成就的性质，是容易明白的。在朋友眼中，他不仅是一个专业理论家，以致给予他这方面工作过多的颂扬，看来几乎是对他们自己的亵渎。敌视他的态度和论证背景的敌人，觉得几乎不可能承认，在他著作的某些部分中他所做的工作，若出于别人之手，正是他们将大加赞赏的那种工作。此外，经济理论冰冷的事实，在马克思的文章中用大量热气腾腾的言辞表达出来，以致得到的不是它自己自然具有的热度。不论是谁，凡怀疑马克思有权利被认为是一位科学意义上分析家的人，当然只想到这些措辞，没想到思想，只想到充满热情的语言、和对“剥削”与“贫困化”的强烈控诉（贫困化immiserization一词也许是德文verelendung最好的译法，verelendung不是好德文，正如英文immiserization不是好英文一样。这个词在意大利文中是immiserimento）。可以肯定，所有这些事情和许多其他事情（如对奥克尼夫人的恶意嘲笑和庸俗评论） (1) ，都是论述中的重要部分，对马克思本人是重要的，对他的信徒和非信徒也是重要的。它们部分地说明了，为什么许多人坚持认为，在马克思原理中，他们看到了比他老师的相似命题更多的东西，看到了甚至与他老师的相似命题根本不同的东西。但这些并不影响他分析的性质。 那么马克思有老师吗？是的，要真正了解他的经济学，首先要认识，作为理论家，他是李嘉图的学生。他是李嘉图的学生不仅因为他自己的议论显然从李嘉图的命题出发，更重要的是他从李嘉图那里学会推理的艺术。他一直使用李嘉图的工具，他碰到的每一个理论问题都是以他深入研究李嘉图学说时出现的困难的形式和他在研究中找到的作为进一步工作的启发的形式出现的。这些，马克思本人大都承认，当然他不会承认他对李嘉图的态度是典型的学生对教授的态度：到教授那里去，聆听他连续多次讲人口的过剩、过剩的人口以及使人口过剩的机器，然后回到家里努力把道理悟出来。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长期争论的双方不乐意承认这件事，也许是可以理解的。 李嘉图的影响不是施加在马克思经济学上的唯一影响，但任何其他影响都没有像魁奈的影响那样需要略加叙述，因为马克思从他那里得到整个经济过程的根本概念。1800年和1840年间，一批试图发展劳动价值理论的英国作家可能已经为他提供许多见解和细节，但按照我们的意图，这一点我们在提到李嘉图思潮时已包括在内。对某几个作家，马克思的态度是离他越近的他越不客气，而他们的著作，在许多方面与他相近似（西斯蒙第、罗德贝图斯、约翰·斯图尔特·穆勒）。这些人不必提到，凡与主要论题无直接关系的一切事情同样不必提到——例如马克思在货币领域明显微弱的成就，在这方面他没有成功地达到李嘉图的水平。 现在，为了对马克思的论据作最最简单的素描，不可避免地要在许多方面对《资本论》结构有不公正之处，这部部分未完成部分受成功的攻击打击的著作，依然在我们面前展现它强有力的轮廓！ 1．马克思使价值理论成为他理论结构的基石，说明他赞成他那个时代以及较晚时代理论家的普通倾向。他的价值理论是李嘉图式的价值理论。我相信像陶西格教授那样的杰出权威不会同意这个说法，并一直强调他与他们的不同之处。在用语、演绎方法和社会学含义方面有许多区别，但在原理上并无不同，而只有原理才与今天的理论家有关。 (2) 李嘉图和马克思都说，一切商品的价值（在完全均衡和完全竞争中）与包含在该商品内的劳动量成比例，只要这种劳动与现有生产效率标准（“社会必要劳动量”）相一致。两人都以工作小时作为劳动量的度量标准，并使用同样方法以便使不同质量的工作化为单一标准。两人同样一开始就遇到由这个方法带来的困难（就是说，马克思遭遇到从李嘉图那里得知的那些困难）。两人都没有对垄断和我们现在称为不完全竞争的现象说过任何有帮助的话。两人都以同样的论据来答复批评者。不过马克思的争辩较缺礼貌、较为冗长、更有“哲学气味”——从这个词的最坏意义上说。 谁都知道，这种价值理论不能令人满意。在有关这种理论所进行的连篇累牍的讨论中，的确不全是单方面正确，它的反对者使用了许多错误的论点。实质性的争执点不在于劳动是否是经济价值的真实“来源”或“原因”。这个问题对要由此推断出产品伦理权利的社会哲学家可能有极大兴趣，马克思本人对问题的这一方面当然不会不感兴趣。因为经济学是一门实证科学，无论如何它必须叙述或解释实际过程，更重要的是查问一下作为分析工具的劳动价值理论工作得怎么样，而使用它的真正困难就在于它工作得非常之坏。 首先，在完全竞争以外的情况下，它完全不起作用。其次，即使在完全竞争的情况下，除非劳动是生产的唯一要素和所有劳动都是同一性质 ，否则它绝不会顺利地 起作用。 (3) 假使两个条件中有一个不齐备，就必须使用外加的假设，而分析的困难会很快增加到不可收拾的程度。因而根据劳动价值理论的路线推理等于根据一个没有实际重要性的十分特殊的事例进行推理，虽然，如果用大致近似相对价值的历史趋势的意义来解释它，还可能为它说出一些道理来。取代它的理论——最早的、但现在已过时了的形式称作边际效用理论——可以说在许多方面都比它优越，其真正的优点是具有大得多的普遍性，可以同样恰当地应用于各种条件，一方面它适用于垄断和不完全竞争的情况，另一方面也同样适用于存在其他要素和存在许多不同种类、不同性质劳动的情况。此外，如果我们把上面提到的限制性假设引入这个理论，就会推得价值和使用劳动量之间的比例。 (4) 因此，应该很清楚，不但马克思主义者怀疑（如一开始他们想做的那样）边际效用价值理论（这是他们面对的）的正确性是完全荒谬的，而且称劳动价值理论为“错误”也是不恰当的。无论如何它已经死掉并已被埋葬。 2．虽然，不论是李嘉图还是马克思，看来都不完全知道他们采取这个出发点使他们自己处于很不利的地位，但他们十分清楚地看到某些不利因素。特别是他们两人都努力设法排除起作用的自然力要素的问题，他们倡导的单独根据劳动量的价值理论，剥夺了自然力在生产和分配过程中的正当地位。大家熟悉的李嘉图的地租理论，本质上是完成这个排除工作的一个企图，马克思的理论是另一个。一旦我们掌握了一种分析工具，用它像清理工资那样自然地清理地租，全部困难将不再存在。因此，关于马克思主张的与级差地租不同的绝对地租固有的功过，或者关于它和罗德贝尔图斯学说的关系，不需要再多说。 但是，即使我们把这一点放过去，我们仍面对由于出现大批生产资料形式的资本（其本身也是生产出来的）而引起的困难。在李嘉图看来，这个问题很简单：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1章著名的第4节中，他丝毫不加怀疑地介绍和接受一个事实，那就是在把诸如厂房、机器和原料等资本货物用于生产一种商品的地方，这种商品出售的价格将使那些资本货物的所有者获得一份净收益。他懂得，这个事实和从投资到产出可售产品之间的时间长短有某种关系，当经过的时间在各产业中不一样时，它将迫使产品的实际价值偏离“包含”在产品内的工时——包括投入生产资本货物本身的工时——的比例。他冷静地指出这点，好像这个现象符合而不是和他关于价值的基本定理抵触，除此之外，他实际上没有再深入一步，而是把自己局限在由这方面引起的某些次要问题上，显然相信他的理论依然是论述价值的基本决定因素。 马克思同样介绍、接受和论述同一事实，从不怀疑它是事实。他也了解，这点看来会拆穿劳动价值理论的虚假性。但他认出李嘉图对这个问题处理得不适当，所以当他按李嘉图提出的形式接受问题本身时，开始认真地钻研它，在李嘉图花了几句话的地方，他花费了几百页的篇幅。 3．马克思在这样做的时候，不仅显出他对有关问题的性质有更敏锐的感性认识，而且改进了他接受下来的概念机制。例如，他为了自己的目的，以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工资）之间的区别代替李嘉图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用以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关系为根据而又比它严密得多的“资本有机构成”的概念，代替李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