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过于喧嚣的孤独 [book_author]赫拉巴尔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52871 [book_dec]本书是作者最重要的代表作，酝酿二十年，三易其稿。正如作者自己所说“我为它而活着，并为写它推迟了我的死亡”。《过于喧嚣的孤独》是捷克当代作家赫拉巴尔的代表作,带有强烈的自传色彩。小说描写了废品回收站的打包工汉嘉在废品中遍读遭到极权政府禁制的经典,他满怀人类文化被销毁的悲哀,又不能不按下压纸机的红绿按钮。在他被解雇后,他感觉失去了生命中唯一的价值,便抱着最爱的几本书跳进了压纸机。小说借汉嘉的独白以自问自答的形式解说哲理、思考问题,表达出对那些摧残、践踏甚至毁灭人类文化的愚蠢暴行的无比痛惜、愤恨与控诉,倾注了作者对人类文明和进步的深刻思考、无限的爱和忧虑。 [book_img]Z_10797.jpg [book_title]一 三十五年了，我置身在废纸堆中，这是我的lovestory。 三十五年来我用压力机处理废纸和书籍，三十五年中我的身上蹭满了文字，俨然成了一本百科辞典—一在此期间我用压力机处理掉的这类辞典无疑已有三吨重，我成了一只盛满活水和死水的坛子，稍微侧一侧，许多蛮不错的想法便会流淌出来，我的学识是在无意中获得的，实际上我很难分辨哪些思想属于我本人，来自我自己的大脑，哪些来自书本，因此三十五年来我同自己、同周围的世界相处和谐，因为我读书的时候，实际上不是读而是把美丽的词句含在嘴里，嘬糖果似地嘬着，品烈酒似地一小口一小口地呷着，直到那词句像酒精一样溶解在我的身体里，不仅渗透我的大脑和心灵，而且在我的血管中奔腾，冲击到我每根血管的末梢。 每一个月，我平均用压力机处理两吨重的书籍，为了找到足够的力量来从事这项神圣的劳动，三十五年中我喝下的啤酒就是灌满一个五十米长的游泳池，一大片养圣诞鲤鱼的养鱼槽也绰绰有余了。 我在无意中有了学问，现在我确知我的大脑是一堆被压力机挤压得严严实实的思想，一大包观念，我掉光了头发的脑袋是灰姑娘的核桃。 我相信在那样的时代，当一切思想都只记载在人的脑海中时必定格外美好，那时倘若有人要把书籍送进压力机，他就只得放入人的脑袋，然而即使这样一也无济于事，因为真实的思想来自外界，犹如容器里的面条，人只是随一身携带着它而已，因此全世界的柯尼阿什们焚书是白费力气，如果书上记载的言之有理，那么焚烧的时候便只会听到书在窃窃暗笑，因为一本地道的好书总是指着别处而溜之大吉。 我买过一个计算器，能加减乘除，还能开方。 一个不比小皮夹大多少的小玩艺儿。 我曾壮着胆子用改锥撬开它的后盖不胜惊异地发现，里面除了邮票般大、十张书页那么厚的一个小一块之外，便只有空气了，满载着数学变化的空气。 当我的目光落在一本有价值的书上，当我一行行阅读这些印刷的文字时，这书留下的也惟有非物质的思想而已，这些思想扑扇着翅膀在空气中飞。 在空气中滑翔，赖空气生存、回归于空气，因为归根结底一切都是空气，正像教堂里的圣餐，既是基督的血又不是。 三十五年来我处理废纸和书籍，而我生活在一个已有了五代人能读会写的国土上，居住在过去曾经是王国的地方，在这里，人们过去和现在都有一种习惯，一种执著性:耐心地把一些思想和形象压进自已的头脑，这给他们带来难以描述的欢乐，也带来更多的痛苦，我生活在这样的人民中间，他们为了一包挤压严实的思想甘愿献出生命，现在这一切都在我的身上重演，三十五年来我按动这台机器的红色和绿色电钮。 三十五年来我喝着一杯又一杯的啤酒，不是为了买醉，我憎恶醉鬼，我喝酒是为了活跃思维，使我能更好地深人到一本书的心脏中去，因为我读书既不是为了娱乐，也不是消磨时光，更不是为了催眠，我，一个生活在已有十五代人能读会写的国土上的人，我喝酒是为了让读到的书永远使我难以入眠。 使我得了颤抖症，因为我同黑格尔的观点是一致的:高贵的人不一定是贵族，罪犯不一定是凶手。 如果我会写作，我要写一本论及人的最大幸福和最大不幸的书。 通过阅读。 我从书本中认识到天道不仁慈，一个有头脑的人因而也不仁慈，并非他不想仁慈，而是这样做违背常情。 珍贵的书籍经过我的手在我的压力机中毁灭，我无力阻挡这源源不断、滚滚而来的巨流。 我只不过是一个软心肠的屠夫而已。 书教会了我领略破坏的乐趣，我喜欢滂沱大雨，喜欢爆破队，我常常一站几个小时，观看爆破专家们怎样像给巨型轮胎打气似的以一个协调的动作把一排排屋宇、一条条街道炸毁，那起爆的时刻总使我百看不厌，所有的砖头、石板、梁木统统被举了起来，房屋随即像件衣裳似的静静地坍塌，犹如远洋轮船在锅炉爆炸之后迅速沉人海底。 我站在铺天盖地的尘埃中，倾听着爆炸的乐曲，心里想着我在深深的地下室里的工作，那里有一台压力机，我在它的旁边，在几盏电灯的照明下工作了三十五年，我听得见上面院子里来往行人的脚步声，地下室的天花板上开了一个洞，形形色色的东西有如天上撒下的丰饶角似的从这个洞口落下来，一只只大袋、一个个木箱或纸箱搬到洞口，倾倒下来的物品中有花店买来，现已枯萎的花枝、批发店的包装纸、旧节目单和废车票、裹冰棍和冰淇淋的纸、溅着绘画颜料的废纸、屠宰场送来的大批湿漉漉、血污斑斑的包肉纸、照相馆切削下来的扎手的尖角儿、办公室字纸篓的废纸和打字机色带、庆贺生日和命名日的花束，有时倒下来的报纸中卷着一块铺路的大鹅卵石，这是为了过磅时增添一点分量，此外还有误扔的刀剪、锤子和起钉器、肉店的砍肉刀和残留着咖啡渣的杯子，不时还有枯萎了的婚礼上的花束以及葬礼上的色彩鲜艳的纸花圈。 三十五年来我用压力机把这些东西压碎，打成包、每周三次有卡车开来把包运走、送到火车站。 由火车运往造纸厂。 在那里上人们剪断捆包的铁丝，把我的劳动果实倒入碱和酸的溶液中，其强度足以溶化那些总是割破我手指的刮脸刀。 然而，正如流经工厂区的浑浊河水中偶尔会有美丽的小鱼闪现一样，在这废纸的长河中不时也会有珍贵书籍的书脊放出夺目的光彩，我的眼睛被它耀得发花，我朝别处望了片刻，然后才迅速把它捞出来，先在围裙上抹抹，翻开书页闻闻它的香味，这才像读荷马预言似的读了第一句，它牢牢地吸引住了我的视线，之后我把它收藏在一只小箱子里，同我发现的其他珍贵书籍放在一起，小箱子里铺了许多圣像画，是不知什么人连同一些祈祷书误扔进地下室的。 后来，这成了我的弥撒，我的宗教仪式，这些书我不仅每一本都仔细阅读，而且读过之后还在我打的每个包里放进一册，因为每个包我都要给它装饰打扮一番，必须让它带着我的个性，我的花押。 要让每个包都具有特色可是件煞费脑筋的事情，为此我每天在地下室得多干两个小时。 提早一个钟点上班，有时连星期六也得赔上、把永远堆积如山的废纸送进机器打包。 上月，有人送来下了六百公斤绘画大师的复制品，扔进地下室，六百公斤浸透了水的伦勃朗、哈尔斯、莫奈、克里木特、塞尚，以及欧洲其他绘画巨匠的作品，我于是在每个包的四周裹上一幅名画的复制品，到了傍晚，当这些包整齐地堆放在升降梯旁边等待运走时，它们身上裹着的美丽画幅使我怎么也看不够，瞧，这张《夜巡》，这幅萨斯基亚像，这幅《草地上的早餐》，这张《缢死者之家》，这张《格尔尼卡》。 另外，在这个世界上惟有我知道每一包的中心还藏着一本名著，这个包里是翻开的《浮士德》，那包里是《唐·卡洛斯》，这儿裹在臭烘烘的纸张中、封皮染有血污的是《许佩里翁》，那儿，装在旧水泥袋里的是《查拉图士特拉如是说》。 因而，在这个世界上惟有我知道，哪个包里躺着——犹如躺在坟墓里——歌德、席勒，哪个包里躺着荷尔德林，哪个包里是尼采。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既是艺术家又是观众，为此我每天都搞得疲惫不堪，身上擦破了皮，划了口子，累得要休克，为了缓解和减轻一些这巨大的体力消耗，我一杯接一杯地喝啤酒，上胡森斯基酒店打啤酒的时候，一路上我有足够的时间琢磨、幻想下一个包该是什么样。 我灌下那么多的啤酒，为的是更清晰地看到前景，因为我在每一个包里藏了一件珍贵的遗物，一口没有盖的儿童小棺材，撒满了枯萎的花朵、碎锡纸角、天使的头发，我给书籍铺了一张舒适的小床，它们像我一样莫名其妙地来到了这间地下室。 因此，我干活老是完不成任务，院子里的废纸堆得山一般高，都顶到天棚了，从洞口倒进我地下室的废纸也堆积如山，同院子里的那座山连接了起来。 因此主任有时用铁钩扒开洞口，脸气得通红朝我叫嚷:汉嘉，你在哪儿?看在上帝的份上别那么两眼死盯在书上啦，你得干活!院子里都动不了窝啦，可你还在下面做糊涂梦，干蠢事，玩方块儿！我缩着身子躲在纸山脚下，犹如亚当缩着身子躲在灌木丛里。 我手里摸着一本书，睁大惊恐的眼睛望着另外一个世界，不是我刚才置身子其中的世界，因为我只要一捧起书，我就完全进人了书中的天地，对此我自己也感到惊讶，我不得不惭愧地承认，我确实在梦境中，在一个美丽的世界，在真理的中心。 每天有十次我会猛然惊醒，奇怪自己怎么这样走神儿。 下了班我也是心神不属，掉了魂似的走回家去，一路上默不作声，深深地沉浸在冥思浮想之中。 我穿过街道，绕过电车汽车，走在书的云雾中，这些书是我当天发现的，我把它们放在皮包里带回家，我梦游人似的在绿灯下过了马路，下意识地，却也没有撞在电线杆或行人身上，我只是迈动两条腿走着，身上泛出一股啤酒和污垢的臭味，但我脸上含笑，因为皮包里装着我晚间要读的书，期望着它们将会告诉我迄今我尚不了解的有关我自己的一些事情。 我在喧闹的街道上走着，从没有闯红灯，我善于在无知觉的下意识中，在半睡半醒的状态下，在下意识的鼓舞中行走。 我一天中打出的包一一在我心中轻轻地、静静地隐没，而我确确实实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打成的包，在我心里有一盏小小的羯磨灯，瓦斯冷却器中的小火苗里一盏永恒的小油灯，每天我把思想的油注入这盏灯，是我劳动时不由自主地从书籍，就是我装在皮包里带回家去的书籍中读到的思想。 因此，我走回家去有如一座燃烧的房子，有如燃烧的马厩，生命之光从火掐中升起,火焰又从木头的死亡中产生，含有敌意的悲痛藏在灰烬的下面，三十五年来我用压力机处理废纸，再过五年我将退休，到时候这台机器将随我一起退休，我不会撂下它的，我积攒了钱，为这台机器另立了一个存折，我将和机器一同退休，因为我将买下它，把它带回家，安装在舅舅的花园里，放在树丛中。 惟有到那时候，在花园里，我才每天只打一个包，但它将比现在的大好几倍，宛如一尊雕像，一个庞然大物。 我将把我年轻时所有的幻想，我掌握的一切知识，三十五年来我从工作中和通过工作学到的一切统统放进包里，因此惟有退休之后，我才在心中有所触动、在灵感到来的时候干活，每天只打一个包，用我家里现有的超过三吨重的书籍，这个包将不会让我为它感到羞愧，它将是我事前经过充分想象，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着手制作的。 不仅如此，我将把书本和废纸整齐地排列在机槽里，在进行这项美的创造时，在按动电钮之前，我将撒下五彩纸屑和金属小圆片儿，每天制作一个包，一年后在花园里举办展览会，展览期间每一位参观者都将获准亲自制作一个包、但必须在我的监督下进行。 当绿色电钮按下，压板在他面前推动并以无比巨大的力量把装饰着书籍和鲜花的废纸，以及他带来的各种废物压碾、挤紧时，敏感的旁观者就会有一种自己在这机器里被压碾的感觉。 此刻我已坐在家里，天快黑了，我坐在小凳子上，脑袋垂得越来越低，最后滴着口水的嘴巴触到了膝盖。 我总是这样坐着打磕睡，有时我用这种索涅特曲木椅的姿势睡到午夜，当我一觉睡醒抬起头来时，裤腿上的膝盖部位已被我的口水弄湿了一大块，因为我身体蜷缩着，蜷作一团，犹如冬天的猫，犹如摇倚上的一根弯曲的木头，因为我有幸孤身独处，虽然我从来并不孤独，我只是独自一人而已，独自生活在稠密的思想之中。 因为我有点儿狂妄，是无限和永恒中的狂妄分子，而无限和永恒也许就是喜欢我这样的人。 [book_title]二 三十五年来我处理废纸，在这期间废品收购员扔进我这地下室的珍贵书籍，其数量之多，倘若我有三座谷仓，也能装得满满当当。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时候，有人给我倒下来一筐书，当我激动的心情稍稍平静下来，拿起一本看时，只见书上盖着普鲁士王家图书馆的图章，第二天又倒下来许多皮面精装书，书边和书名在空中闪着金光。 我连忙奔到上面，看见那儿站着两个年轻人，从他们口中我得知在斯特拉谢齐的一座谷仓里，有大批书籍藏在干草堆中，让人看了会眼花缭乱。 我通知了军队的图书管理员，我和他一同到了斯特拉谢齐，在田野里我们找到了不止一座而是三座堆满普鲁士王家图书馆藏书的谷仓。 我们又惊又喜地看了一会儿，当即商定由军车前来运走。 军车一辆接一辆，整整花了一周时间才把这些书运到了布拉格，存放在外交部的一排侧屋里，打算等局势稳定以后物归原主。 可是这一安全隐蔽点被人泄露了，消息传了出去，普鲁士王家图书馆藏书被宣布为战利品，于是大卡车又把这些烫了金边和金字的皮面精装书运到火车站，装进敞篷车。 那一阵子正值天天下雨，整整一周大雨哗哗地下，当最后一辆卡车拉来的最后一批书装上车，火车启动了，驶进倾盆大雨之中，敞篷车一路滴着金色的水，掺和着煤烟和油墨。 我站在那里，身体靠在大理石上，被目睹的景象惊呆了，当最后一节车皮在雨中消失了时，我脸上的雨水已和泪水一起流淌。 我走出车站，看见一名身穿制服的警察，于是我双腕交叉走到他面前，真诚地央求他给我戴上手铐，戴上利本人叫做“手镯”的铐子，把我送往公安局，因为我犯了罪，犯了反人道主义的罪行。 警察把我带到了公安局，在那里他们不仅嘲笑了我，并且威胁说要把我关进牢房。 几年以后又遇到了这种情况，但我开始习以为常，我把从各个城堡和大宅邸拉来的成套成套的藏书，漂亮的、用牛皮或山羊皮做封面的精装书，装上火车，装得满满的，装到三十车皮时，整辆火车便携带着这些书驶往瑞士、奥地利，一公斤精美的书籍售价一外汇克朗，对此没有人表示异议，也无人为此伤心落泪，连我也不再落泪，我只是站在那里，微笑着，望着渐渐远去的车尾，列车把这些精美的书籍运往瑞士、奥地利，每公斤售价一外汇克朗。 那时候我已在内心找到了力量，使我能目睹不幸而漠然处之，克制自己的感情，那时候我已开始懂得目睹破坏和不幸的景象有多么美。 我继续一车皮一车皮地装书，火车一列列开出车站，驶往西方，一公斤一外汇克朗。 我呆呆地望着，望着远去的车尾铁钩上挂着的红灯，我身子靠在一根电线杆上站在那里，跟达·芬奇一样，他也曾靠在一根柱子上站在那儿，呆望着法国兵怎样把他的一尊骑士像当做练习射击的靶子，一节一节地把马和骑士摧毁。 达·芬奇那次也像我一样站在那儿用心地、满意地观看这可怕的一幕，因为达·芬奇当时已经认识到天道不仁慈，因而有头脑的人也不仁慈。 那时候，我得到了母亲病危的消息，便急忙蹬上自行车赶回家去。 由于口渴，我走下地窨子，从地上捧起一罐凉爽可口的酸牛奶贪婪地喝了起来。 突然我看到，就在我眼睛前面，两只眼睛在石罐中的液体表面浮动，可是我太渴了，只顾喝着，那两只眼睛已出现在我的眼睛近旁，近得危险了，犹如黑夜驶出隧道的火车头上的两盏灯。 后来那双眼睛不见了，我的嘴里却含着个什么活东西。 我捉住它的一条腿从嘴里拽出来，原来是一只青蛙，正扭动着身子拼命挣扎。 我提着它送到园子里，然后返回地窨子，若无其事地喝完了那罐酸牛奶，像达·芬奇一样。 母亲去世后，我心里在哭泣，但没有掉一滴眼泪。 走出火葬场时，我看见烟囱里冒出的烟在升上天空，我的母亲美丽地升天了。 在废纸收购站地下室工作已有十年之久的我，走下火葬场的地下室，自我介绍说，我是一个以同样方式处理书本的人。 我在那儿等候着，焚化结束后，我看到同时焚化的有四具遗体，我母亲的在第三格。 我一动不动地注视着人最后留下的这点儿物质，我看到工作人员怎样把骨头捡出来，用一个手推磨盘磨碎。 我母亲也被放在手推磨里磨碎，然后将她最后剩下的这点儿灰放进了一只金属罐。 我只是站在那儿呆呆地看着，就跟看着装满精美图书驶往瑞士和奥地利的火车渐渐远去一样，一外汇克朗一公斤的图书。 我默默地思索着桑德堡的诗句：人最终留下的不过是够做一匣火柴的那点儿磷和充其量也只够造一枚成年人可以用来上吊的蚂蟥钉的那点儿铁。 一个月后，我签字领回了母亲的骨灰罐，我把它送去给舅舅。 当我捧着它走进舅舅的花园，来到他的信号塔时，舅舅喊叫道：啊，姐姐，你到底回来啦！我把骨灰罐交给他，他托在手里掂了掂，一口断定他的姐姐绝不止这点儿分量，因为她活着的时候体重有七十五公斤哩。 他坐下来计算了一阵，把骨灰罐过了秤，说我母亲的骨灰还应多五十克。 他把骨灰罐安顿在小柜子上。 有一年夏天，他挖甘蓝时忽然想起他的姐姐，也就是我的母亲，最喜欢甘蓝，于是他捧来骨灰罐，用罐头刀把它撬开，撒了一些母亲的骨灰在种甘蓝的泥土里，后来长出的甘蓝我们吃了。 那时候，当我开动机器处理那些美丽的图书，当机器哐啷作响，最后以二十大气压的重力把图书轧碎时，我仿佛听到了人骨被碾碎的声音，古典名著在机器中被轧碎恰似头颅骨和骨骼在手推磨中碾磨一样，我仿佛在轧碎犹太教法典中的词句：我们有如橄榄，唯有被粉碎时，才释放出我们的精华。 粉碎程序之后我开始捆包，我把铁索穿进堆里，用钎子抽紧，捆成一个包，然后按动红色电钮。 轧碎的书本还想挣脱捆绑，但钢铁枷锁坚固异常，我看到一个被捆绑的巨人胸脯绷得紧紧的，再吸一口气锁链就会断裂，但是铁索把那个包牢牢抱住，一切在它们的怀抱里静了下来，恰像在骨灰罐里一样。 我把这驯服了的包推到已打好的其他包旁边，排列整齐，让那些绘画复制品全部面向着我。 这一周我开始使用那上百张的伦勃朗·范·赖恩的复制品，上百张这位老画家的肖像，皱皱巴巴的蘑菇脸，一位被艺术和酗酒驱赶到了永恒之门门边的人，他看到门把手在转动，一个陌生人正从外面推开这最后一扇门。 我也开始有了一张他那样的脸，活像一块做千层饼的生面团，像泥灰剥落、尿水浇透的墙面，我也开始像他那样痴呆地傻笑着，开始从纷繁世事的另一面观看这个世界。 今天，我打的每个包都装饰着伦勃朗·范·赖恩老先生的肖像，我把废纸铲进机槽，放进翻开的书籍，今天我头一次意识到我已完全不理会是否铲进了小耗子，一窝窝的小耗子，当我把尚未睁眼的初生幼鼠铲进机槽时，母耗子便会紧追着它们蹿进槽里，守在它们身边，从而同废纸和经典著作共了命运。 没有人会相信，在这类地下室里耗子的数量多么惊人，也许有二百，也许五百，这些喜欢和睦共处的耗子，出生时眼睛大多是半瞎的，但它们和我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也靠文字活命，尤其喜欢羊皮面的歌德和席勒的作品。 因此，在我的地下室，经常是到处有一双双眨巴的眼睛，到处可以听到啃啮书本的声音。 小耗子空闲时像小猫一样淘气，它们沿着槽边和横轴爬上爬下，当绿色电钮按下，机槽的四壁把废纸和耗子一股脑儿挤压碾碎，当槽里耗子的尖叫声渐趋微弱时，地下室里的其他耗子便会骤然变得神情严肃，它们用后腿站立起来竖着耳朵谛听，想分辨那是什么声音，但这些耗子都有事后立刻遗忘的特点，它们随即便又玩了起来，接着啃啮图书，越是古老的书，纸味就越香，犹如保存得很好的陈奶酪、窖存多年的老陈酒。 我的生活同耗子已结下不解之缘，每天傍晚我用水龙管浇水，把山一般高的废纸堆上上下下浇得湿透，整个地下室活像在水池子里浸了一下似的，这些耗子因而每天都会浑身淋湿，但是，即便我把水柱劈头盖脸地往它们身上猛浇一阵，它们也始终显得很愉快，甚至期待着这场淋浴哩，浴后便长时间地舔身子，躲在废纸堆中它们的小窝里取暖。 有时候，这些小耗子已使我无可奈何，我去买啤酒，一路上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站在售酒柜台旁也像在梦中一样，神思不定地解开外衣扣子摸钱付账，却不料一只耗子从我的外衣里蹿了出来，钻到啤酒泵筒的下面，有时我的裤管里接连跑出两只耗子，吓得女服务员疯了一样，纷纷爬到椅子上，手指塞在耳孔里冲着天花板尖叫，活像一个个都精神错乱了。 我只是微笑着，冷漠地挥挥手走出了店门，脑海里只顾思考着下一个包该是什么样。 三十五年了，我打出一个又一个包，我在日历上勾去一年又一年，一月又一月，一天又一天，直到我们一起退休，我的压力机和我一起退休。 每天傍晚，我把书装在皮包里带回家，我在霍莱肖维采三楼的住所里到处都是书，堆得满满的，贮藏室和杂物间已容纳不下，厨房里也放满了，食品间和厕所也不例外，只剩下通往窗户和炉台的两条狭窄过道，厕所里留下的空间仅够我坐在马桶上，洗脸盆上面一米五的地方已搭起架子和槅板，堆满了书，直顶到天花板，五百公斤的书，我坐下或起立只要稍不注意，稍稍碰一下槅板，半吨重的书就会翻滚下来，砸到我的光屁股。 可是，这里再也塞不进一本书了，我于是在卧室里，在两张并拢的床铺上方架了槅板，犹如搭了个天棚，上面码满了书，直码到天花板。 三十五年来我带回了两吨重的书，当我躺在床上进入睡乡时，两吨重的书犹如两千公斤的梦魇压迫着我。 有时当我在睡梦中翻身，或者两脚乱踢喊出了声时，我便不免惊恐地侧耳谛听，生怕书堆坍塌下来，因为只要我的膝盖稍稍碰一下，或者只要我痛苦地大喊一声，头上的一切便会雪崩似的倒塌，珍贵的书籍便会像丰饶角一样从天上撒落下来，落在我的身上，把我像虱子似的压扁。 有时我不免想，这些书恐怕正在策划一个暗算我的阴谋吧，因为我每天在机器里要碾毙上百只无辜的耗子，我头上的书便准备给我来一个公正的报复，罪有应得嘛。 我仰面躺在书的天幕下，这些书上的文字连接起来足有几公里长。 我有点儿喝醉了，努力不去思索某些事情，极其不愉快的现实。 有时，我们的看林人会浮现在我的脑际，有一次，他用一只翻过来的衣袖在房梁下面捉到了一只貂，他没有一刀结束它的性命，要那样倒也不错，公平合理嘛，因为它偷吃了小鸡，可是看林人却找来一枚钉子扎进这只貂的脑袋，然后把它放了，让它哀号着一个劲儿地在院子里东扑西撞，直至咽了气。 我又想到，这事发生后过了一年，看林人的儿子开混凝土搅拌机时，一道电流打在他脑袋上，当场送了命。 昨天我躺在这天棚下，忽然没来由想起了那位猎人。 那年我们这里出乎人们意料地来了一只刺猬，小身体蜷成一个球，猎人说开枪打刺猬划不来，于是他削尖一根木棍扎进了刺猬的肚皮，每次他都采用这个办法来消灭刺猬，直到他得了肝癌卧床不起，在那些刺猬之后现在轮到他了，躺了三个月，缓慢地死去，身体蜷成一个球，肚子里长着肿瘤，心里充满了恐惧，直至咽气……每想到这些事我就心惊胆战，我尖起耳朵谛听，听着头上的书本怎样在制订一个复仇计划，这威胁我内心的安宁，我宁可坐在窗前的小凳子上打瞌睡，头脑里想象的一幕简直把我吓坏了，我想象倒塌的书落到床上，把我压在下面，从头盖到脚，然后压穿地板，乘电梯似的降到二层，再降到一层，最后坠到地下室。 于是我断定我的命运就是如此，在工作中，从天花板上落下和倾泻到我头上的不仅有书本，而且有酒瓶、墨水瓶、订书器，它们像每晚在我头上摇摇欲坠的书籍一样，可以送了我的命，在最幸运的情况下也会把我砸成重伤。 因此我住所中的达摩克利斯剑，我自己悬在厕所和卧室天花板下面的达摩克利斯剑，迫使我在家也跟在班上一样，不时拿着酒壶去打啤酒，仿佛要以此来阻挡那美丽的不幸似的。 每周一次我去舅舅家，我要在他的大园子里找块地方，以便将来我和压力机一同退休时，把我的压力机安放在那里。 要说积攒点钱退休时买下那台压力机，这个主意是舅舅想出来的，不是我。 舅舅在铁路上干了四十年，管理道口的升降杆，后来专门看守信号塔，当了四十年的信号员，他跟我一样，四十年来除了上班没有任何别的事情能让他高兴。 退休后，没有信号塔他无法生活，因此他用存款从边远小站买了一套信号装置，运到自己的园子里，在那儿盖了一间屋，安装上那套设备。 他有几个当过火车司机的伙伴，也都退了休，他们从废品站买下一台小机车，奥贺兰斯登-柯贝尔牌的，原是冶炼厂用以拉箕斗和平板车皮的。 他们还从废品站买了小铁轨和三节平板车皮，就这么在那古老的园子里、在树丛中弯弯曲曲铺设了铁轨，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他们给这台奥贺兰斯登-柯贝尔牌的机车点着火，驾驭它行驶，下午让一帮孩子们乘火车玩，到了傍晚他们几个便喝啤酒、唱歌，醉醺醺地自己坐在车上行驶，或者全体站在火车头上，一眼看去活像一座尼罗河河神雕像，躺卧的裸体美人四周，围着一群小雕像……有时我去看望舅舅，想找块地方将来把我的压力机放在那儿。 一次，天已经黑了，只见机车亮着灯正行驶到老苹果树和梨树之间的弯道上，舅舅坐在信号塔里扳道岔，他是那样的神采飞扬，像奥贺兰斯登-柯贝尔牌机车一样开足了马力，这里那里，大铁酒壶在闪光。 我在孩子们和那几位退休工人的叫嚷声和欢呼声中走了过去，没有人招呼我，也没有人问我是否想喝一口，他们个个都全身心沉醉到游戏中去了，而他们玩的游戏，其实只是他们终生热爱的工作而已。 我在那里走来走去，活像额头上带着标记的该隐，我悄悄溜出花园，过了一小时又转回来，看看有没有人招呼我，可是没有。 临出门时，我再次回顾，我看见号志灯和小屋的明亮灯光映照出退休老人和孩子们忙碌的身影，听到机车鸣笛和行驶在歪歪斜斜的椭圆形轨道上发出当啷当啷的响声，仿佛有一只手摇风琴在这儿反复演奏着一支乐曲，一支如此动人的乐曲，让你听过之后一辈子再也不想听其他曲子了。 然而，在大门口，我毕竟看到我的舅舅在瞧着我，尽管离得这样远没有人能瞧得见什么，实际上我方才在树丛中转悠时，他也一直在注意我，此刻他把扳信号灯杠杆的手举了起来，朝我怪模怪样地扭动手指，仿佛只是那么把空气扭弯似的。 我也在黑暗中朝他挥挥手，恰似我们在两辆迎面行驶的火车中彼此挥手打招呼。 回到布拉格郊外时，我买了些小香肠，吃的时候我不禁吓了一跳，因为我用不着把小香肠送到嘴边，下巴颏儿一低，小香肠便已碰到了我滚烫的双唇。 我把小香肠放到腰际，低头一看又吃惊地发现小香肠的下端几乎触到了我的鞋子。 我双手拿着这根小香肠仔细看了看，又确实看到这根小香肠是正常的，这么说，近十年来我变矮了，缩小了。 回到家里，我把堆放在厨房通向卧室门边的书籍搬开几百本，在门框上找到了我用墨水笔画的标记，是我上次量身高时画的，还注明了日期。 我拿起一本书，背靠在门框上把书本顶在头上，然后回身在门框上画了一道，一看便知从那次我量身高到现在，八年中我缩小了九厘米。 我举目望望卧床上方堆着的书，断定我的背驼了，我的背上仿佛永远背着由大大小小书本构成的两吨重的天穹。 [book_title]三 三十五年来我处理废纸，如果有必要重新作出抉择的话，我仍会选择我干了三十五年的这一行而不愿干任何其他工作。 然而，尽管如此，一年之内总有那么三四回，一切都颠倒过来了，这间地下室突然变得惹人憎恨，主任的指责、吆喝、咒骂仿佛通过扩音器在我的耳朵和头脑里轰鸣，我开始感到这间地下室臭得像地狱一样，高耸的废纸堆快顶到院子的天棚了，潮湿、发霉的纸开始发酵，相比之下大粪的气味算是蛮香的了，最下面发展成的那片沼泽地正在腐烂，冒出的气泡看着活像臭沟和泥淖中从烂树桩里升起的鬼火。 我得跑出去透口气，离开这台压力机，不过，我不是去呼吸新鲜空气的，新鲜空气已经让我受不了，我会感到窒息，连咳带呛，仿佛抽了一口哈瓦那雪茄。 因此，当主任在那儿大叫大嚷，拧着手，气势汹汹地威胁我时，我便溜了出去，上别的地下室或地窨子里去泡一会儿。 我最喜欢去的地下室是暖气房，那儿有一些人受过高等教育，他们让工作紧紧拴在那里，犹如家犬拴在自己的窝里。 他们撰写当代历史，仿佛写一份社会学的调查报告。 在这个地下室我知道了第四种人如何数量在下降，工人们怎样从底层进入了上层建筑，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怎样像工人一样在劳动。 我尤其喜欢同两位淘沟工交谈，两位科学院院士，他们在那里干活，同时撰写一本有关布拉格地下纵横交错的下水道的著作。 从这里我才知道星期天流入波德巴巴污水处理场的污水同星期一的完全不一样，每个工作日的污水都各有特点，因此可以绘制一张污水流量图，根据避孕药的流量确定布拉格哪些市区性关系多，哪些市区少一些。 然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莫过于一份学术报告，说明小灰鼠和褐鼠像人类一样也进行过一场总体战，结果以小灰鼠的全面胜利而告终，但战后小灰鼠立即分化为两群，两个灰鼠宗派，两个有组织的灰鼠团体，此刻它们正在布拉格地下所有的下水道和阴沟中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战争，一场声势浩大的鼠战，哪一方取胜，它们便有权占有下水道中流经波德巴巴的全部废物和排泄物。 我从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淘沟工口中得知，这场战争一结束，取胜的一方又将立刻合乎辩证法地分裂为两个阵营，正如瓦斯、金属以及世界上一切有生命的东西要分裂一样，使生命通过斗争向前发展，然后通过寻求解决矛盾的愿望而取得一分钟又一分钟的平衡，因此从整体上看，世界一秒钟也不曾跛掉一条腿。 我于是看到了兰波说得多么正确：精神斗争之可怕绝不亚于任何一场战争。 我也领悟了耶稣那句冷酷的话语是什么意义：我来不是送和平，而是剑。 每当我去过这类地下室，看过下水道、阴沟和波德巴巴污水处理场之后，我的心就平静了。 由于我的学识是在无意中获得的，黑格尔的话曾使我吃惊，黑格尔教导我说：世界上唯一可怕的事情是僵化，是板结、垂死的形态，唯一可喜的是这样一种状况，即不仅个人而且人类社会通过斗争而恢复青春，通过新的形式争取新生的权利。 当我走在布拉格的街道上，走回自己的地下室时，我的眼睛像X光一样，通过透明的人行道我看到了下水道和阴沟里的灰鼠总参谋部正在同自己的战斗部队制订作战计划，将军们用无线步话器发布作战指令，指出哪块前沿阵地需要加强火力。 我朝前走着，鞋底下面灰鼠锋利的牙齿在嘎嘎地咬，我一边走一边想，一个永无休止地构筑着的世界令人沮丧。 我涉水蹚过一条水沟，抬起含泪的眼睛朝上望去，突然间，我看见了我从未看过、从未注意过的事物：在居民楼和公共建筑的正面墙上，从下到上，直到落水管，无处不有一种投影，是黑格尔和歌德所渴望的，也就是说古希腊文化在我国的投影，作为一种典范和追求目标的优美的古希腊文化。 我看到了多利安人的柱子和古希腊式的檐槽，花环形的飞檐和饰有花梗和涡旋形花纹的爱奥尼亚式的柱子，带有叶形花纹的科林斯式的柱子，庙宇式的门厅、女像柱和触及居民楼房顶的古希腊式的栏杆。 我眼下正走在这些居民楼的阴影中，我还发现，即使在布拉格郊区，同样的古希腊投影也遍地皆是，在普通民房的墙面上就可以看到，大门和窗户周围都装饰着男女裸体像和异域情调的花卉草木。 我一边走一边回想受过高等教育的锅炉工对我说的一番话，他说东欧的起点并不在波希契斯卡城门外，而是在加利西亚的某地，在旧奥地利皇家火车站的尽头，在古希腊式的门楣告终的地方，古希腊精神不仅表现在布拉格普通民房的墙面上，而且灌满了居民的头脑，唯一的原因就在于古典主义的中学和人文主义的大学在千百万捷克人的头脑里塞满了希腊和罗马。 当两个鼠族在首都布拉格的下水道和阴沟里进行着像是毫无意义的战争时，那些被放逐的天使，受过高等教育、在一场其本人并未投身的战争中吃了败仗的男人们，这时正在地下室和地窨子里工作着，并且继续在绘制一张更为精确的世界面貌图。 我回到自己的地下室，当我看到我的那些耗子怎样蹦着跳着迎接我时，我想起了在升降梯下面有一块下水道的铁盖。 我踏着梯子下到井底，壮着胆子掀开铁盖，跪下倾听废水哗哗流动和窸窣作响的声音，我听见抽水马桶的冲水声，洗脸盆悦耳的排水声，肥皂水从浴盆流出时那种有如微浪拍岸的声音。 但是，当我尖起耳朵仔细谛听时，我便非常清楚地听到了水声之外还有交战老鼠的尖叫声，牙齿咬进肉里，哀叫、欢呼、鼠体扭在一起的厮杀声，这些声音来自难以确定的远方，但我知道无论在哪个郊区，我只要掀开铁盖或铁格子下到井底，到处都在进行着一场老鼠的最后战争，看起来颇像是最后的战争，它将以一片欢呼告终，然而一旦找到什么论据，一切便将从头开始。 我合上铁盖回到机器旁，我又增添了知识，原来在我的脚下，在所有的下水道中都在进行着残酷的战斗，由此看来老鼠的天国也不仁慈。 我，一个在废品站当了三十五年打包工的人，一个同老鼠相去无几的人，又怎能仁慈？三十五年来我始终生活在地下室，我不喜欢洗澡，尽管主任办公室的后面就是浴室。 一洗澡我马上就会得病，讲卫生对于我来说得小心谨慎，一步步来。 我是光着手干活的，晚上我才洗手，这我有经验，倘若白天我洗了几次手，我的手心就会裂口子。 不过，有时我的心里突然对希腊的美的观念产生了强烈渴望，我便去洗净一只脚，偶尔连脖子也洗一洗，下周再洗另一只脚和一条胳膊。 大的宗教节日来临时，我连胸膛和腿全都洗净，但是，遇到这种情况，我必定先服一片抗组胺，否则哪怕外面下着雪我也会得干草热，这我有经验。 现在我回到压力机旁开始干活，处理废纸，打包，在每个包里我放进一本翻开的哲学经典著作。 上午在布拉格街道上散步之后，我心里多少平静下来了，现实生活使我豁然开朗，知道不仅我，而且有成千个与我相仿的人在布拉格的地下，在地下室和地窨子里干活，他们的头脑里流动着生机勃勃的、活跃的、孕育着生命活力的思想。 于是我心里多少平静下来了，干活也觉得比昨天轻松，我甚至只是机械地干着，脑海里却在回忆往事，逆着时间回到了早年。 那时我很年轻，那时每星期六我把长裤熨得笔挺，皮鞋擦得锃亮，连鞋底也上了油，因为人在年轻时都爱整洁，爱自己的形象，可以修饰打扮的形象。 我在熨斗里装满烧红的木炭，扇得火花迸飞，熨衣板上放着长裤，我先熨裤线，随后拉紧裤腿把裤线熨平，我在裤子上放一块湿布，嘴里满含一口水喷到布上，仔细熨烫，主要熨右裤腿，右边总是磨损得多一些。 因为玩九柱戏掷球时，我的膝盖老是碰到夯实的地面上，每当我小心翼翼揭去滚烫的、冒着蒸汽的垫布时，我的心情照例十分激动，不知裤线熨得正不正？只有熨得无懈可击我才穿上它，去林中空地，每星期六都是如此，走到多尔尼饭馆的原木堆前面时，我必定转身回顾，每次都见我的母亲在注视着我，看我的一身衣着是否整齐、合宜。 有一次夜晚在舞会上，我等待的姑娘曼倩卡来了，她的长辫子里编着几根缎带，拖在身后，飘拂着，乐队奏着音乐，我同曼倩卡跳舞，每一场都只同她跳。 我们跳舞，世界像回旋木马似的在我们周围旋转，我一边跳一边用眼角寻找可以带着她飞旋的空当。 那是波尔卡舞，我看到曼倩卡的缎带飞扬起来，拉成一个圆圈悬在我们四周，我随着乐曲放慢舞步时，缎带便缓缓落下，我们再度飞旋时，缎带也随即扬起，不时打在我的胳膊和我握着曼倩卡小手的指头上。 曼倩卡的手里还攥着一块雪白的绣花手帕。 我对曼倩卡说我爱她，这是我第一次向她表白爱慕之情，她悄声说上小学的时候她就爱上我了，于是她把身体靠过来，紧紧贴在我身上，我们一下子便前所未有的亲密了。 后来曼倩卡要求我跳邀请舞时做她的第一个舞伴，我高兴地喊了声：好！邀请舞刚刚开始，曼倩卡却忽然变得脸色苍白，她请求我稍稍等待，她出去一会儿，只需一小会儿。 她回来时两手冰凉，我俩继续跳舞，我抱着她旋转，一心想在大伙儿面前显示一下我跳得多出色，我同曼倩卡多么般配，我俩是多么漂亮的一对儿。 波尔卡舞曲的旋律开始快得令人眩晕，曼倩卡的缎带飞扬起来，同她的金色发辫一齐高高飘动，突然我看到跳舞的人们纷纷停了下来，脸上带着憎恶的神情躲开去，最后除了我和曼倩卡，其他人都不跳了，他们围成一圈，不是赞赏我们，而是因为圈子里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在离心力的作用下四处飞溅，对此我和曼倩卡都不曾及时察觉，直至曼倩卡的妈妈跑过来惊恐地拉起曼倩卡的手，慌慌张张把她拉出了多尔尼饭馆的舞厅，以后没有再回来，我也再没见到曼倩卡，直到几年以后。 因为打那时候起，人们便管曼倩卡叫甩大粪的曼倩卡。 原来那天曼倩卡由于要跳邀请舞，又由于我对她说了我爱她，她心里便既兴奋又激动，她跑出去小便，不想农村饭馆的厕所粪便堆得已满到了坑口，她的缎带浸在粪便中泡湿了，她从黑暗中跑回灯光明亮的大厅，开始同我跳舞，缎带上的粪水便飞溅开来，落在跳舞的人们身上，所有的人身上……我在压力机上操作，按下绿色电钮，压板推向前，按下红色电钮，压板退回，我的机器在进行着这个世界的基本运动，犹如海利康大号的风箱，犹如一个圆圈，无论你从哪里出发，必定回到原地。 曼倩卡失去了荣誉，只得忍受羞耻，其实这不是她的过错，因为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情很平常，极其平常，对这样的事歌德会原谅乌尔里卡·冯·莱维佐夫，谢林无疑会原谅他的卡洛琳，唯有莱布尼茨看来不会原谅他的王室情妇夏洛蒂·佐菲，正如敏感的荷尔德林不会原谅贡达德夫人……五年后，我找到了曼倩卡，就为这缎带事件，她和她的全家已迁居摩拉维亚的某地。 我请求她宽恕我，因为无论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我都有一种负罪感，无论何时我在报纸上读到什么事情，我都感到有罪的是我。 曼倩卡宽恕了我。 我邀请她与我一同去旅游，我买彩票中了彩，得到了五千克朗的奖金，我天生不喜欢金钱，因此只想尽快把这笔钱打发掉，把它从这个世界上消灭掉，免得我要为银行存折操一份心。 我和曼倩卡于是去了山区，住在金山岗那家收费昂贵的雷纳饭店，因为我一心要赶快花掉这些钱，以换得一身轻松。 在那里，所有的男人都羡慕我，因为我有曼倩卡，每天晚上他们一个个争先恐后想把曼倩卡从我身边夺走，尤其是工厂主依纳先生。 我感到很幸福，因为我在把钱花掉，我和曼倩卡随心所欲地挥霍，要什么有什么。 曼倩卡每天都出去滑雪，阳光很好，那是二月下旬，她晒得黑黑的，像其他人一样在闪光的山坡上滑雪，身上穿了一件没有袖子、领圈开得很低的短外衣，身边总围着一帮绅士，我则坐在那儿，呷着白兰地。 临近中午时，绅士们便一个个回到旅馆前面的平台上，坐在靠背椅或者躺椅上晒太阳，三十张小桌子旁边一溜儿摆着五十张躺椅和靠背椅，桌面上放着滋补强身的甜酒和开胃酒，曼倩卡滑雪总滑到午饭前一刻才回饭店来吃饭。 最后，在离开的前一天，第五天，我身上只剩下五百克朗了，我同饭店的其他旅客坐在平台上，我看见曼倩卡在滑回来，她皮肤晒得黝黑，美丽动人，正从金山岗的山坡上飞下来，我同工厂主依纳先生坐在一起，我们碰杯祝贺，因为五天中我花去了四千克朗，依纳先生以为我也是工厂老板。 我瞧见曼倩卡闪进一丛小松树和矮云杉的后面，过了一会儿她出来了，以敏捷的动作径直朝饭店滑过来，像前几天一样从饭店旅客的身旁滑过。 那天天气极好，阳光璀璨，平台上所有的靠背椅和所有的躺椅全都坐满了人，服务员不得不从饭店里再搬出一些椅子来。 我的曼倩卡像每天一样，照例从一溜儿坐着晒太阳的旅客身旁像接受检阅似的滑过。 是的，工厂主依纳先生说得对，曼倩卡今天美得让人直想吻她。 但是，当曼倩卡刚从头几位崇拜太阳的人身旁经过，我便看到妇女们在扭头瞧她，接着手掩在嘴巴上窃窃地笑。 曼倩卡离我越近，我越是看到妇女们在她后面笑得透不过气来，男人们则倒在椅背上，用报纸遮着脸，装作昏厥了或在闭目晒太阳。 曼倩卡滑到我面前，绕过我，我这才发现原来她的一条滑雪板上，她的鞋子后面，堆着一大团粪便，大得像一块镇纸，雅罗斯拉夫·伏尔赫利茨基在一首动人的诗篇中讴歌的镇纸。 我一下子就知道了，这是曼倩卡生命中的第二章，她注定要忍受耻辱，永远与荣誉无缘。 工厂主依纳先生瞥了一眼曼倩卡滑雪板上的那摊东西，那是她出于需要在金山岗山脚下的矮树丛后面留下的，工厂主依纳先生昏过去了，到了下午还瘫软无力，曼倩卡满脸涨得通红，直红到头发根……天道不仁慈，因而人，一个有头脑的人，也不可能仁慈，我一捆一捆地打着包，每个包里放进一本翻开的书，翻在最动人的一页。 我站在压力机前操作着，心里想着曼倩卡，那天晚上我们两个喝香槟，喝光了所有的钱，但是哪怕喝白兰地，也无法实现我们的渴望：抹掉曼倩卡携带着粪便出现在旅客面前的形象。 那一晚剩下的时间我全用来央求她就所发生的事原谅我，可是她没有原谅，第二天清晨她傲然离开了雷纳饭店，她高高地昂着头走了，这就证实了老子的名言：知其辱，守其荣，为天下式……我翻开《道德经》，找到了那一页，像神父把祭物放在祭坛上一样，我把翻开的书放在机槽的中心，下面垫着令人恶心的食品厂的包装纸和水泥袋。 我按下绿色电钮，压板开始活动，我看着它们合拢来，犹如人在绝望中祈祷时十指紧握在一起，我看着压力机的前板压在《道德经》上，正是这本书唤起了我遥远的记忆，想到了我青年时代的美人儿曼倩卡和她的生活片段。 下水道和阴沟深处两个鼠族在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战争，从那里传来哗哗的污水流动声，一种深沉的隐喻。 今天是美好的一天。 [book_title]四 一天上午，屠宰场的工人们给我送来一卡车血淋淋的纸和被血水浸透的纸箱。 一筐又一筐的烂纸让我无法忍受，因为它们散发着一股子甜腻腻的气味，而且弄得我浑身血迹斑斑，跟卖肉人的围裙似的。 作为一种对策，我在打的第一个包里放进了一本翻开的鹿特丹人伊拉斯谟的《愚人颂》，第二个包里我虔诚地放进席勒的《唐·卡洛斯》，第三包，为了使语言也成为血淋淋的肉，我翻开了尼采的《看那个人！》。 我干活的时候，一大群绿头苍蝇飞来包围了我，这些可怕的苍蝇是屠宰场的工人带来的，密密匝匝一大群，疯狂地飞旋着，发出嗡嗡的声音，下雹子似的打在我的脸上。 我喝到第四大杯啤酒时，压力机旁边忽然出现了一位举止文雅的年轻人，我马上认出来了，他不是别人，是耶稣。 他的身旁随即站了一位满脸皱纹的老人，我一眼就断定这准是老子。 他们两个站在那里，几千只绿头苍蝇忽东忽西发了疯似的飞旋，翅膀和身体发出频率很高的金属声，它们在地下室的空气中绣着一幅活的巨大画面，是由一刻不停变化着的曲线和飞溅的斑点构成的，有如波洛克用滴溅颜料法绘制的巨画。 对于这两个人的出现，我并不感到惊讶，因为我的祖父辈和曾祖父辈喝多了酒也都有过幻觉，看见过童话中的人物，我的祖父在流浪途中遇见过水仙女和水鬼，曾祖父确信他在利多维尔基斯啤酒厂的打谷场上看见过小妖魔、小精灵和仙女们。 至于我，由于我在无意中获得了学识，因此当我躺在床上进入睡乡，而头顶上有两千公斤的书在摇摇欲坠时，我便看见槅板上出现了谢林和黑格尔，他们出生在同一年，有一回鹿特丹的伊拉斯谟骑着马来到我的床前，向我打听去海滨的路怎么走。 因此，我喜爱的两个人今天来到我的地下室，并肩站在那儿，对此我丝毫不感到惊异，我第一次意识到他们的年龄对了解他们的学说何等重要。 苍蝇的飞舞和嗡嗡声这会儿更加疯狂了，我的工作服已被潮乎乎的血纸弄得湿透，我一边交替地按着绿色和红色电钮，一边看着耶稣和老子。 我看见耶稣在不停地登山，而老子却早已高高站在山顶，我看见那位年轻人神情激动，一心想改变世界，而老先生却与世无争地环顾四境，以归真返璞勾勒他的永恒之道。 我看见耶稣如何通过祈祷使现实出现奇迹，而老子则循着大道摸索自然法则，以达到博学的不知。 我接连把血纸抱起投进机器，我的脸上涂满了血污。 我按下绿色电钮，压板开始推动，把令人恶心的血纸连同一帮子苍蝇一股脑儿压扁，这些苍蝇怎么也舍不得离开纸上那点儿残留的肉渣渣，肉的臭味使绿头苍蝇欣喜若狂，它们发情、交尾，然后以十倍的疯狂痉挛地飞旋，密密匝匝围在机槽的四周，形成蠢动的一团，犹如中子和质子在原子中旋转。 我捧着杯子喝啤酒，目光却不曾离开那年轻的耶稣，只见他神情激愤，被一些青年男子和美貌女人簇拥着，老子则孤零零地独自寻找合适的墓地。 压力机已运转到最后阶段，混杂着绿头苍蝇的血纸被挤压得血浆四溅，血水滴落，我看见耶稣脸上洋溢着动人的喜悦之色，老子却神情忧郁地倚在机槽边上，显得孤傲、冷漠。 我看见耶稣信心十足地命令一座高山后退，那山便往后移动，老子却用一张网覆盖了我的地下室，是一张用难以捉摸的才智织成的网。 我看见耶稣有如一个乐观的螺旋体，老子则是个没有口子的圆圈儿，耶稣置身在充满了冲突的戏剧性的处境中，老子则在安静的沉思中思考着无法解决的道德矛盾。 我按了一下红色电钮，血污的压板退回来，我再次抱起血迹斑斑的纸盒、纸箱以及被血和肉的潮气弄湿的包装纸投进空槽。 我总算还有力气拿起尼采的书翻到那页写他同理查德·瓦格纳建立星辰般友谊的段落，我像把孩子放进澡盆似的把这本书放在槽内，随后连忙双手驱赶那一大群蓝色和绿色的苍蝇，它们像风暴中的柳枝一般抽打着我的脸颊。 我按下了绿色电钮，这时只见两条裙子在轻快地从地下室的楼梯上走下来，一条是青绿色的，另一条是光滑的红色，两个茨冈女人，她们总是幽灵一般来到我这里，总是突然之间，当我以为她们已经不在人世，已经在什么地方被情人用屠刀捅死了的时候，却意外地出现了。 两个收废纸的茨冈女人，她们把废纸背在背上，就跟过去妇女从林中背回干草一样，奇大无比的一包，她们背在背上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吃力地、蹒跚地走着，路上的行人不得不躲进壁龛或门洞里给她们让路。 她们背着偌大的包走进我们院子时，门洞就给堵住了。 进了院子她们径直来到磅秤那儿，弯下腰、转过身，然后朝后一仰倒在那个大包上，解开带子卸下这可怕的重负，把它拖上磅秤，一边气喘吁吁地抹着额上的汗水，一边注视磅秤上的数字，指针照例指在三十、四十，有时甚至五十公斤上，都是从商店和批发站捡来的纸箱、纸板和人们扔掉的废纸。 每当她们想念我，或者被这份苦活累得精疲力竭——这些茨冈女人身体强壮、精力充沛，她们背着大包缓缓行走时，远远望去就仿佛背着一节火车或一辆电车似的——也就是当她们厌倦了这活儿时，她们就跑到我这里来，扔下那块大得吓人的包袱皮，一头倒在干纸堆上，裙子撩到肚脐眼，摸出香烟和火柴便仰天躺着抽烟，品尝巧克力似的吧嗒着嘴巴。 我被密密匝匝的苍蝇包围着，只高声向她们打了个招呼，穿青绿裙子的那个仰卧着，裙子撩到腰际，一双光裸的大腿很漂亮，光裸的肚子也很漂亮，小腹下面露出一簇漂亮的、火焰似的毛。 她一手枕在脑下，另一只手拿着香烟猛吸，裹着她油腻腻的黑头发的头巾已滑到后脑勺上，她泰然自若地躺在那儿。 穿光滑红裙的那个倒在纸堆上活像被人扔掉的一条毛巾，她被沉重的大包压得疲惫不堪，已动弹不得了。 我用胳膊肘朝我的皮包摆了摆，我买了一些香肠和面包，可是喝了那么多的啤酒之后，这些东西已吃不进了，除非带回家去。 我干活的时候一向情绪激动，有一种覆灭的感觉，神经极度紧张，结果总是啤酒灌得太多。 两个茨冈女人于是像两把摇椅似的从纸堆上骨碌碌地滚下来，嘴里叼着烟卷，两双手同时伸进我的皮包，她们掏出香肠，剥去包装纸把香肠均匀地分成两半，然后演戏似的踩灭烟蒂，用脚跟仔细地踩着，仿佛在踩扁两条蝮蛇的脑袋，之后两人坐下来吃香肠，吃完香肠才吃面包。 我很喜欢看她们吃面包，她们从不咬着吃，而是用手指把面包掰碎，神情严肃地捏着面包一小块一小块地往嘴里送，一边吃一边点着头，互相碰碰肩膀，有如两匹注定将长期拴在一起驾车的马，直拴到最后被人送进屠宰场。 有时我在街上遇见她们，总见她俩肩上搭着包袱皮，走进商店仓库时互相搂着腰，一边抽烟，一边跳波尔卡舞似的走着。 这些茨冈女人日子过得一点不轻松，她们捡废纸不仅赖以养活自己和孩子，还得养活她们的头儿，一个每天下午根据她们捡得的废纸量分成的茨冈男人。 这是一个特殊人物，架一副金边眼镜，蓄着小胡子，梳小分头，肩上永远挎着个照相机。 他每天都给这两个茨冈女人拍照，善良的女人对着镜头摆出最动人的姿势，茨冈男人还煞有介事地走过去拨正她们的脸庞，然后退回来给她们摄影。 可是相机里从来没有胶卷，两个女人从未拿到过一张照片，然而她们依旧天天让他拍照，像信徒盼望天堂似的盼望着自己的照片。 一天，我在霍莱肖维采瞧见了她们，就在利本斯基大桥横跨伏尔塔瓦河的地方。 当时我看见斯霍莱尔饭馆附近的拐角上，有个茨冈民警在指挥交通，他戴了一副白手套，握着一根有条纹的指挥棒，只见他一个波尔卡舞步旋转身，转向车辆放行的方向，动作那样优美、高贵，我不由得停下脚步，呆呆地看着他以怎样的骄傲在指挥交通，直到他站完这半小时的岗。 突然，我的目光被青绿色和光滑的红颜色所吸引，原来在栏杆的另一头，两个茨冈女人也像我一样站在那儿，眼睛牢牢地盯在十字路中心那个茨冈男人身上，她们身旁还围了一群茨冈孩子和几位上了年纪的茨冈老人，他们一个个都满脸惊喜地看得出神，为这个茨冈人的成就感到骄傲。 后来，换岗的时间到了，茨冈人同一个来接班的民警换了勤，回到自己人中间，接受大家对他的祝贺和赞扬。 突然，那两个茨冈女人跪了下来，我看见那两条青绿色和光滑的红颜色的裙子垂到地面上，她俩用裙子擦他的值班皮靴，茨冈人微笑着，他无法掩饰内心的喜悦，最后禁不住爽朗地笑了起来，并且郑重其事地同所有的茨冈男人一一亲吻，两个茨冈女人则跪在地上用裙子给他擦皮靴。 这会儿她俩已吃完面包，把裙兜里的屑粒也都捡起来送进嘴里，穿青绿色裙子的那个躺到纸堆上，把裙子撩到腰眼，坦然对我露出肚子，一本正经地问我……怎么样，大叔，咱们干？我伸出手让她看看我手上的血污，还做了个拉百叶窗的手势，说……不，我膝盖骨疼。 她耸耸肩膀，放下裙子，两眼却一眨不眨地望着我，穿光滑红裙的那个已坐在楼梯上，她也是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我。 过了一会儿，她俩站起身，从疲劳中多少恢复了过来，显得精神一些了，她们拎着包袱皮的一个角儿跑上楼去，但临离开前还把脑袋俯下来，折叠尺似的俯到两膝之间，用女低音喊了声再见，跑上去了，跑进走廊，随后我听见她们的光脚板吧嗒吧嗒穿过了院子，那是一种无法模仿的波尔卡舞的步法。 她们又走去收废纸，到头儿打发她们去的地方，那个肩上挎个照相机、蓄两撇胡子、梳小分头、戴眼镜的茨冈男人已预先给她们拉好了生意。 我继续干着活儿，用铁钩子钩，浸透了血的纸箱、纸盒、包装纸和湿漉漉的血纸从天花板上倾泻下来，落进机槽，通向院子的洞眼显露出来了。 此刻我能听见所有的响声和说话声，仿佛是通过麦克风传到这里的，有几个收废纸的来到洞口，我从下面看他们犹如看教堂门口的雕像。 我的机器，我的压力机深深地藏在院子底下，犹如祖国之父查理四世的灵柩或墓碑。 突然，洞口出现了我的主任，他的声音从上面沉重地打下来，声音中又是充满了仇恨和愤怒，他大喊大嚷，痛苦地绞着两手……汉嘉，那两个算命的娘儿们又到下面干什么来了，那两个巫婆？我于是照例吓得一条腿跪了下来，手扶着机槽呆呆地朝上面望着，我永远不明白主任为什么这样不喜欢我，为什么老是端出这么一张可怕的脸相来对着我，仿佛这是他长久以来特地为我准备了的，这是一张愤怒的脸，充满了痛苦，由我造成的痛苦，这张脸每一次都像现在一样使我深信自己是一个面目可憎的人，一个不可救药的下属，只会给高贵的上级制造该死的麻烦……我从地板上站起来，就像墓石飞到半空，耶稣从墓中走出时那个受惊的卫兵站了起来一样。 我站起身，拂去膝上的尘土，接着干活，我已不像刚才那样顺手了，绿头苍蝇却变本加厉闹得更凶，也许是因为我几乎已把所有那些血淋淋的纸打成了包而气得它们发疯，也许是穿堂风吹得它们晕头转向了。 这穿堂风是我挖了那座高得像山、尖头顶进了院子的废纸堆引起的，绿头苍蝇现在包围着我，包围我的胳膊和槽里的废纸，密密匝匝，有如浓密的悬钩子丛，有如黑莓枝子，我用双手驱赶它们时，有一种同钢丝和带刺的东西搏斗的感觉。 我干着活儿，浑身已被血污和汗水湿透，那两个茨冈女人在这里的时候，耶稣和老子始终站在压力机的槽边，现在我又独自在这里从事机械的劳动，不断地被绿头苍蝇的绳索所缠绕和抽打。 我看见耶稣像一个刚在温布尔登网球赛中取胜的冠军，老子像一个尽管家财万贯但看上去却一贫如洗的商人。 我看到耶稣的一切暗喻和象征都包含着流血的实质，老子则身穿布衣站在那里指着一块未经雕琢的粗木料。 我看到耶稣是个花花公子，老子则是个腺体不全的老光棍。 我看到耶稣举起一条手臂，以唯我是从的强有力的手势诅咒他的敌人，老子却逆来顺受地垂下双臂，仿佛垂着一双折断的翅膀。 我看到耶稣是个浪漫主义者，老子则是古典主义的，耶稣有如涨潮，老子却似退潮，耶稣像春天，老子则是寒冬，耶稣体现的精神是爱邻居，老子则是空灵的最高境界，耶稣是progressusadfuturum，老子则是regressusfadoriginem……我交替按下绿色和红色电钮，把最后一抱令人恶心的血纸扔进槽里，这是屠宰场给我送来、堆满我的地下室的，他们同时也领来了耶稣和老子。 因而我在最后那个包里放进了伊曼努尔·康德的《道德的形而上学》，所有的绿头苍蝇几乎都疯了，疯到这种程度，它们扑到血腥的残渣上，吸着已经干涸和正在干涸的血，如此贪婪，竟然没有觉察正在靠拢的压板将把它们压碎，碾成薄片，挤出水珠。 我用铁丝把压成一个立方体的包捆起来，送去同其他十五个包放在一起。 剩余的疯狂的苍蝇紧跟着我，每个包上都盖满了绿头苍蝇，包里挤出的每一滴黑红色的水珠上，都闪着苍蝇墨绿色的或金属似的蓝光，仿佛每个包都是炎夏中午时刻挂在农村肉铺铁钩上的巨大牛腿。 我抬起眼睛，只见耶稣和老子已离去，像那两个茨冈女人一样，他们也踏着涂了石灰的白楼梯走了。 我的啤酒已喝光，因此我磕磕绊绊爬上楼去，有一会儿我不得不一手扶着阶梯往上爬，过于喧嚣的孤独使我头晕目眩，直到进了背后的小巷我才挺直了腰，手里紧紧地攥着一升空啤酒筒。 空气闪着光，我不由得眯缝起眼睛，每一道阳光仿佛都饱含着盐分。 我沿着圣三一教堂的教区院墙走着，有一队掘土工正在马路上施工，在这儿我又瞧见了那两个茨冈女人，她们坐在一条木板上，抽着香烟，同几个茨冈男人聊天。 有不少茨冈人从事道路建设工程，他们的劳动按定额付酬，因此他们干得劲头十足，规定的指标使他们忘记了疲劳。 我一向喜欢看他们干活，他们脱光了上身，用铁锹和十字镐同坚硬的泥土和铺路石拼搏。 我喜欢看他们半个身躯藏在马路下面，仿佛在给自己挖掘坟墓。 我喜欢他们，因为他们总是把妻子和孩子带在工地附近，他们会突然间想念孩子，因此我常看到茨冈女人撩起裙子抡着闪亮的十字镐在挖沟，而年轻的茨冈男人却把孩子抱在膝上一同玩耍，因此他们表现的爱有点儿奇特，同孩子玩使他们焕发活力，不是筋骨上的活力，是心灵中的。 这些茨冈人非常敏感，让人联想到圣母抱着小耶稣的那张美丽的南波希米亚圣母像。 有时他们看着你，看得你手脚发冷，他们那双眼睛，那样大的眼睛，蕴涵着智慧，反映出久已被人遗忘了的某种文化。 据说，在我们还拿着小斧头东奔西走，身上裹着兽皮的时候，茨冈人便已建立了国家和社会制度，经历了第二次衰退。 我一边想，一边瞧着胡森斯基酒店的女服务员给我在啤酒筒里斟两公升的啤酒，泡沫溢出啤酒筒了，女服务员把剩余的啤酒倒在一只玻璃杯里朝我一推，让我喝，杯子在锡皮柜台上滑到我的手中。 女服务员于是马上转过身去背对着我，因为昨天我付账时一只耗子从我的衣袖里蹿了出来。 我喝完了啤酒，也许她背过身去是因为我手上的血污，双手满是干了的血。 我伸手摸摸脸，我总喜欢这样用手掌在整个脸庞上抹一下，发现额上全是干瘪的绿头苍蝇，因为驱赶那些疯狂的苍蝇时，我常常使劲拍打额头。 我沉思着走回去，经过那条施工的小巷子时，看见那两个穿青绿裙子和光滑红裙的茨冈女人正站在圣三一教堂墙边的阳光中，茨冈男人手里端着照相机在帮她们摆正姿势，拨拨她俩的下巴颏儿，然后退后几步，对着取景器看了一会儿，再走去摆正她俩的姿势，要这两张脸庞在彩色照片上笑得甜甜的。 之后他把相机举到眼睛上，打了个手势，咔嗒按了一下，拧了拧并不存在的胶卷，两个茨冈女人拍着手掌，高兴得孩子似的，只担心照出来的模样儿不知怎么样。 我把帽子拉到眼睛上，穿过马路，正碰上了美学教授，他不知所措地站在我面前，度数很深、厚得像烟灰缸的一副眼镜片冲着我，活像瞄准我的猎枪枪口。 他伸手在兜里摸了一阵，像每次一样抽出一张十克朗的钞票，递到我手上，问道……那年轻人在？我回答说在。 于是他像平时一样凑到我耳边轻声说……好好对待他，行？我说我会这样做的。 我看着这位编辑穿过一个院子拐进斯巴莱纳大街，于是我疾步跑出巷子，从后面回到地下室，我摘下帽子，光着头谛听着教授怎样胆怯地从院子里走过，然后悄没声儿地走下来，当我们四目相遇时，他松了口气，说……那老头儿呢？我说还不是又去买啤酒了。 教授接着问道……他总那样像恶狗似的对待你？我说从来都这样，他嫉妒我，因为我比他年纪轻。 美学教授把一张揉皱的十克朗递到我手上，贴在我的手心里，按了一下，颤声对我耳语……这是给您的，费神啦，找到什么没有？我走去从一只小箱子里取出几本旧的《民族政策》和《民族报》，这些杂志中照例都有米洛斯拉夫·鲁特和卡莱尔·恩格尔姆勒写的戏剧评论，我把这些杂志拿给教授，他原先在《戏剧报》工作，尽管五年前已被赶出编辑部，但他对三十年代的戏剧评论仍有浓厚兴趣。 他接过杂志匆匆翻了翻，放进皮包，像平时一样又给了我十克朗，告辞走了，在楼梯上还转身对我说……您再劳神多找找，现在重要的是可别让那老头儿给撞见。 他上去了，进了院子，我则像平时一样戴上帽子从后门跑进小巷，穿过神父宅邸的院子站在圣达代阿谢克塑像旁边，帽子拉到眉毛上，做出不悦和惊讶的神色。 我看着教授紧挨着墙边走过来，他看见我时照例吃了一惊，他定了定神，走到我面前，照例给了我十克朗，痛苦地说……对那个年轻人您别这么厉害，为什么您不喜欢他？好好对待他，行？我照例点点头，《戏剧报》的评论家走了，我知道他应该径直朝查理广场走去，但他像通常一样宁可在街角就拐了弯，钻进一个院子，手里的皮包也飞快隐没了，他急于躲开我这个古怪的老打包工，像恶狗一样对待年轻人的老打包工。 这时，我见一辆卡车正倒退着开进我们的院子，我从后门回到地下室，我拉着手推车站在电梯旁边，今天打出的十五个包，每包的四面我都用水泡过的高更的绘画复制品《早上好，高更先生》装饰起来，现在一眼望去，它们光彩夺目，变得很漂亮，马上就要运走使我感到惋惜，我真想有多一点的时间欣赏这些画面，它们像布景片似的排列在那里，构成一幅美景，令人眼花缭乱。 一群已经疲惫的绿头苍蝇嗡嗡着……升降梯里司机的脑袋探了出来，于是我把包一个个装上手推车，两眼仍在《早上好，高更先生》上流连，真遗憾它们必须从我的地下室里运走。 不过，没关系，我心里说，等我退休了，我买下这台压力机，那时候我打的每个包我都将留下来，我不办展览会，也许有人要买一个我签了字的包，也许一个外国人，在我不走运的时候，为了不让任何人买走我的包，我将把价格定为一千马克，我若不走运，那个外国人可能会付我一千马克，把我的包运走，不知运往哪里，我就不知道上哪儿再去看它一眼了……十五个包一一被升降机送到了上面，我听见搬运工在咒骂那些包上和包四周的绿头苍蝇。 最后一个包送走以后，所有的绿头苍蝇也跟着被送走了，地下室里由于失去了这些疯狂的苍蝇而突然显得凄凉和冷清，正如我自己，一向都是悲哀和孤独的。 我两脚两手爬着楼梯上去，身体摇摇晃晃，但凡我喝了五升啤酒之后，我爬楼就不得不像爬梯子一样手脚并用。 我站在那儿瞧着搬运工把最后一个包递给司机，戴着手套的司机接过来，用膝盖把它同别的包码在一起。 搬运工的后背，工作服上印满了已干涸的血迹，成了一块血印的花布。 我看见司机厌恶地把那双血迹斑斑的手套脱下来扔掉了，搬运工爬上车，坐在司机旁边，一卡车的包就从院子里运出去了。 我很高兴，因为满车都是《早上好，高更先生》在放射光彩，但愿卡车驶过时，这些画会使路上的行人高兴，但愿看到这样一辆车在身边驶过的人会感到高兴。 同这些包一起离开了院子的，是那些疯了般的绿头苍蝇，我看见它们在斯巴莱纳街的阳光中又活跃了起来，围绕着整个卡车疯了般地飞着。 一大群蓝色、绿色和金色的发了疯的苍蝇，它们无疑会同高更的《早上好，高更先生》一起装进箱子，最后在造纸厂被倒进浓酸和浓碱的溶液中，因为发了疯的绿头苍蝇不可能放弃它们的观念：哪儿的生活能比在这赏心悦目的臭烘烘的腐败血浆里更美好？我正想回到地下室去，却不料我的主任脸上带着一副殉道者的神情突然在我面前跪下了，他双手合十恳求说……汉嘉，看在上帝的分儿上行行好，我向你发誓，我跪在地上求你了，醒醒吧，趁现在还来得及，别再灌酒了，干活吧，别再折磨我了，你这样下去会把我折磨死的……我吓坏了，连忙俯身轻轻抱住他的胳膊肘央求他……您别这样，好先生，我说，您这样跪着有失尊严……我把他扶起来，我感觉得出他浑身在颤抖，因而我再三请求他宽恕我，虽然我并不知道要他宽恕我什么。 这就是我的命运：永远请求宽恕，甚至自己请求自己宽恕，宽恕自己是这么个人，生来如此……我沮丧地回到地下室，一种负罪感使我心情特别沉重，我仰天躺在方才穿青绿色裙子的茨冈女人躺过、现在还有些温暖的窝里，我躺在那儿，谛听着街上的声音，一种美妙的、实际的音乐。 我谛听这座五层楼房——我们废纸收购站就在这座楼房里——有住户的污水怎样不停地在流淌，哗哗地响着。 我听见抽水马桶的冲水声，当我侧耳细听地层深处的声音时，我十分清晰地听到污水和下水道的污物怎样在轻轻流动。 在绿头苍蝇的大军撤退了之后，我听见水泥地面下老鼠的叫喊和哀号，在首都布拉格所有的下水道里，两个鼠族在进行着疯狂的战斗，争夺城市里所有下水道和阴沟的统治权。 天道不仁慈，在我的上面和在我的下面，生活也不仁慈，我心里也不。 早上好，高更先生。 [book_title]五 因此，依我看这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在向前迈进之后又都向后回归，恰似铁匠的风箱，也犹如我这台压力机，机槽里的一切在绿色和红色电钮的作用下一会儿跳向前，一会儿又跳回来，唯独这样世界才没能瘸了一条腿。 我当打包工三十五年，干我这一行不仅要有大学或旧式高中的文化水平，而且还应受过神学院的教育。 在我这一行，螺旋体同圆圈儿相重合，progressusadfuturum同regressusadoriginem相连接，对此我有切身的体会，我不幸地有幸在无意中获得了学识，现在我开始梦想让progressusadoriginem同regressusadfuturum相重合。 这是我的一种消遣，正如有些公民晚饭时候看《布拉格晚报》一样。 昨天，我们埋葬了我的舅舅，他是给我指点迷津的游吟诗人，他在哈勃雷自己的园子里盖了一座小信号塔，在树丛中架起了小铁轨，同朋友们一块儿修好了一台奥贺兰斯登-柯贝尔牌的机车，每星期六和星期天的下午点火，让孩子们坐到三节平板车皮上在花园里兜风，晚上则自己坐在上面兜风，举着大杯喝啤酒。 昨天我们埋葬了我的舅舅，他在信号塔里得了脑溢血。 那些天正是休假时期，他的伙伴们都去了树林或河边度假，炎热的七月天没有人来看望他，舅舅就这么去世了，躺在信号塔的地板上过了半个月，待到一位司机发现他时，他周身已爬满了苍蝇和蛆虫，尸体像融化了的卡孟倍尔干酪似的在漆布地板上淌水。 火葬场的工人们到来后，只取出他衣服里还裹着的那点儿遗骸，后来他们跑来找我。 我干地下室的活儿什么都习惯了，我用一把铁铲，后来用砌墙的小铲一点一点地把他的剩余躯体从漆布上刮下来。 他们给了我一瓶罗姆酒，我默默地、仔细地刮下舅舅遗体的残留部分，最困难的是刮下他的红头发，它们已经粘在漆布上，活像公路上被卡车碾毙的刺猬，我只得拿一把石匠的錾子把头发剔下来。 收拾完之后，我把这些碎渣儿塞在棺材里我舅舅的衣服下面，给他在脑袋上扣了一顶铁路员工的制帽，那是他挂在信号塔里的。 我找来一本康德的著作，翻到那永远使我感动不已的段落……有两样东西总使我的心里充满了新的、有增无减的惊叹——头上的星空和我内心的道德法则……不过，我想了一想之后翻到了更为动人的一段，是康德年轻时写下的……夏天的晚上，当满天繁星在抖动的光亮中闪烁，一轮明月高悬时，我便渐渐陷入一种对友情倍加敏感，对世界和永恒不屑一顾的心态之中……我把书翻到这一页放在舅舅的手里。 我打开舅舅的小柜橱，不错，这儿放着他的那些个收藏物，他曾经常常拿出来让我观赏，但当时我并不理解，那是一堆五颜六色的铁片，一只只小盒子装得满满的，舅舅值班时还喜欢把一些铜片、锡片、铁片和其他彩色的金属片放在铁轨上，火车驶过之后，他捡起这些轧成奇形怪状的小碎片，每天晚上把它们分门别类地存放，每片都根据它唤起的联想给它起了名儿。 这些盒子很像装着亚洲蝴蝶的标本盒，也像装满果仁巧克力彩色锡纸的空糖果盒。 我一盒盒拿来撒在舅舅的棺材里，把他视为珍宝的小金属片儿撒在他的身上，一盒一盒倒空之后才让殡仪馆的工作人员盖上棺材。 舅舅躺在棺材里，身上堆满了奖章、纪念章、勋章，像一位赫赫显要，我的舅舅在棺材里那样神气，仿佛是我制作的一个非常漂亮的包。 之后，我回到地下室，下楼梯时我不得不手扶着阶梯倒退着下，就跟顺着梯子爬下阁楼似的。 我默默喝光那瓶罗姆酒，是用啤酒送下肚的。 我拿起镐头耙着那堆黏糊糊、湿淋淋、腐烂了的废纸，里面满是窟窿眼儿，犹如瑞士干酪，耗子在洞里做了窝。 我喝一口啤酒，叉起这粘成一团的石棉般的烂纸，把这令人恶心的东西装进机槽。 我捅开耗子的通道，毁了它们的城市，把它们一窝窝送进机槽。 因为我们收购站这两天停业，好让我有时间在清点盘货之前把地下室彻底打扫干净。 每天傍晚我给山一般高的废纸堆淋水时，从没想到在最下面，花朵和书本已结成一块饼，被山一样高的废纸堆压成一个整体，几乎比压力机压成的包还要严实。 的确，干这样的活儿我应该是一位神学家，从上次盘货之后，六个月来我从没碰过这小山的底部，这里废纸已腐烂，犹如沼泽地的植物老根，散发着一股甜味，好似放在罐里被人遗忘了半年之久的一块家制干酪，这湿透了的、压成一个整体的废纸也失去了它们原来的颜色，变成灰白色和浅米色，硬得像块陈面包。 我工作到深夜，只偶尔休息片刻，那是去到通风井，从五层高的烟囱底下仰望一小片星空，像年轻的康德那样，然后拿着空啤酒筒爬上楼梯，踉踉跄跄走出后门去打啤酒，之后又一手举着啤酒筒，另一只手扶着阶梯下梯子似的倒退着下来，回到地下室。 在这里，电灯光下面的小桌上放着一本翻开的康德的《天国论》，一个个打成的包排列在升降梯旁边，今天我开始用上百张浸透了水的凡·高的大幅复制品《向日葵》裹包，因此每个包的四面都闪着金黄和橘红的光彩，衬着天蓝色的背景，这就稍稍缓解了压力机里死耗子、耗子窝和腐烂纸团泛出的那股子臭气。 压板随着我按下的红色或绿色电钮或前或后地运动，在此间隙我喝着啤酒，读康德的《天国论》，读到怎样在寂静中，在万籁无声的深夜，当意识悄然入睡时，不朽的神灵便用无名的语言谈论那些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事物……这段文字使我如此震动，我跑出地下室，跑到通风井那儿仰望上面的一小片星空，后来我回到机器旁，继续用叉子把臭烘烘的烂纸连同一窝窝裹在棉花似的软絮里的耗子叉进槽里。 谁干我这一行，他就不仁慈，正如天道不仁慈一样，但这份活儿总得有人来干，这是屠杀婴儿的行当，就像勃鲁盖尔画的那样，上个星期我用那幅名画的复制品裹住了打成的每一个包，可是在今天，凡·高的《向日葵》尽管金煌煌的圆盘和盘心光彩夺目，却只是增添我内心的悲剧感。 我干着活儿，装点耗子墓，不时跑出去，读着《天国论》，每次只读一句，含咳嗽糖似的含在嘴里。 这样我工作的时候心里就注满了一种辽阔感，无边无涯，极为丰富，无尽的美从四面八方向我喷溅。 上面有通风井口的一小方星空，脚下两个鼠族在首都布拉格的所有下水道和阴沟里激战，二十个包排列得整整齐齐，犹如一辆有二十节车厢的列车，正朝着升降梯驶去，每个包冲我的那面都点燃着一盏向日葵的明灯，压力机的槽里装得满满的，一窝窝耗子安静地被碾毙，恰像被凶残的公猫捉在爪中玩弄的耗子，叫都没有叫一声。 仁慈的大自然创造了一种恐怖，在这种恐怖中一切安全感都已毁灭，它比痛苦更为强烈，在真理出现的时刻笼罩着你。 对此我曾感到大惑不解，直到有一天我忽然心头一亮，觉得自己在变得美好起来，因为在经历了所有这一切——在过于喧嚣的孤独中看到的一切，身体和灵魂所感受的一切——之后，我还有足够的勇气使自己没有疯狂，我逐渐惊异地意识到我的工作把我抛进了一个广大无垠、威力无边的领域。 我的头上亮着一盏灯，红绿电钮驱动着压板忽前忽后地来回运动，最后，我终于铲到贴地的最下层了，我像掘土工似的不得不借助于膝盖的力量，最下面的那摊烂纸已成了泥灰土。 我把最后一锹又湿又黏糊的东西抛进机槽，活像一个淘阴沟的在打扫布拉格一处废弃不用的地下水沟。 在最后那个包里，我放进了一本翻开的《天国论》，我用铁丝把包捆紧，按下红色电钮减压后，我用小车把包推去同其他的包堆放在一起。 我在楼梯上坐下来，耷拉在两膝间的双手触到了冰冷的水泥地面。 二十一朵“向日葵”在昏暗的地下室里放射光芒，几只小耗子冻得发抖，因为这里空荡荡的再也找不到废纸堆。 有一只耗子径直跑到我面前，用后腿蹿跳起来朝我进攻，扑到我身上想咬我一口，也许想把我打翻在地，可能只是想让我受点伤而已。 它使尽全身力气扑过来，咬我的湿脚跟，每次我都轻轻把它拂开，可是小耗子一次又一次冲向我的脚跟，最后它累得精疲力竭了，喘息着坐在一个角落里瞪着我，瞪着我的眼睛，瞪得我不禁战栗起来，因为在这只耗子的目光里，此刻我看到了比我头上的星空或我内心的道德法则更多的东西。 好像一道闪电，叔本华出现在我的面前说最高法则是爱，这爱便是同情，我明白了叔本华何以那样憎恨巨人黑格尔，令我高兴的是，无论黑格尔还是叔本华都不是两军对垒的统帅，否则他们会像布拉格所有下水道中的两个鼠族那样交战。 今晚我感到疲惫之至，便和衣躺在床上，头顶的层层木板托着两吨重的书，我借着路灯映进来的昏暗亮光，透过木架的缝隙仰望书脊。 当四周都已寂静时，我突然听到了耗子啃啮的声音，我听见它们怎样在我卧床上面的天庭里忙碌着，好几处书本上传来的这个声音不禁使我毛骨悚然，仿佛那儿有个秒针在滴答地走着，哪里有耗子，哪里就有耗子窝，哪里有耗子窝，几个月后哪里便会出现一个耗子聚居点，不出半年就成了一个耗子村，然后按照几何进程一年以后发展为一座小城市。 这些耗子有足够的能量啃穿木架和槅板，于是有朝一日——那一天不会太远——我只要嗓门大了点，或者一只手不经心地一动，这两吨重的书便会倒下来，压在我的身上。 耗子用这个办法来对我进行报复，因为我把它们送进压力机，打进了包里。 我半睡半醒地躺在床上，被头上的啃啮声弄得不知如何是好，渐渐地，像平时一样，蒙眬中一个茨冈小姑娘银河般地走来了，她是我青年时代的情人，一个文静、淳朴的茨冈小姑娘，她总在小饭馆门前等候我，站在那儿一条腿微微伸在前面，向外撇着，犹如芭蕾舞女演员亮出的一个基本动作。 她是我年轻时的一个美丽的小姑娘，我久已忘记的小姑娘。 她浑身汗湿，泛着一股油腻的麝香和润发油的气味，每次我抚摩她以后，我的手指上便有新鲜油脂的气味，马鹿的板油味。 她老是穿着同一件衣服，沾满了肉汁和汤水的污渍，背上有白灰和烂木头留下的痕迹，因为她到拆毁房屋的瓦砾堆上去捡木料，背来给我。 我回想起第一次遇见这个小姑娘的情景，那是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从小饭馆里出来，走回家去，她跟上了我，始终走在我的后面，我得扭着脖子同她说话。 她一路上牢牢地跟着我，既不落后，也从不超到我的前面去，一味迈着小快步悄没声儿地跟着。 是的，那天我是从霍尔基饭馆出来，到了十字路口，我说好吧，再见啦，我得走了，可是她说，她也去我踏上的那个方向。 我走完卢德米拉街，到了路口我说那就再见啦，我得回家了，可是她说她也去那个方向。 于是我故意绕弯子，一直走到谢尔特伐，我伸出手对她说我得朝下面走了，可是她说她像我一样也去那个方向。 我们又一起走到了下面的永恒堤坝，我说我到家啦，咱们再见了，可她说她像我一样也去那个方向。 我到了家门附近的煤气灯下，我说好吧，再见啦，我到家了，可她说，她也住在这里，于是我开了大门，让她先进去，她却不肯，要我先走进那黑魆魆的过道，因而我走了进去。 这里还有另外三家住户，我顺着台阶走到院子里，来到自己的门前，我开了门，转身说那么再见吧，我已经到家了，可是她对我说，她也到家了，她进了我的屋，同我睡在一张床上，等我一觉醒来，她已不见了，床上她躺的地方还是温热的。 其后，我故意迟到深夜才回家，然而一踩上台阶，我便看见她了，坐在门前的台阶上，窗户下面堆着一些白木板和瓦砾场上捡来的锯断的梁木。 我打开门，她像只小猫似的跳起身钻进了屋里。 我们两个谁也不说一句话，我拿着一只大罐子去打啤酒，装了五公升的啤酒拿回来。 这时茨冈小姑娘已在那只铸铁炉子里生了火，火苗呼呼地响着，炉门是敞开的，这间屋子有个很大的烟道，一度曾是带店面的铁匠作坊。 茨冈小姑娘做的晚饭永远是土豆炖马肉香肠，然后她坐在敞开的炉门旁，添木柴，炉火烧得很旺，很热，金色的火光映在她的怀里，投在她冒汗的胳膊、脖颈和不断变幻的侧影上。 我和衣躺着，不时起身喝几口啤酒解渴，然后把酒罐递给她。 她双手捧着那个巨大的罐子，喝的时候，我听见她喉咙活动的声音，听见她轻轻地呻吟，犹如远处的一个酒泵筒。 起初，我见她添木柴，老让炉火燃烧着，我心里想，这只是为了讨我喜欢罢了，但是后来我明白了，这是她的天性，火是她的天性，没有火她八成活不了。 就这样，我同这个茨冈小姑娘生活在一起，实际上我都不知道她的名字叫什么。 她也不知道我的，不想也不需要知道我的名字叫什么，我们两个就这么静静地、不言不语地每天晚上相会。 我从不曾把钥匙给她，她总是等着我，有时我故意晚归，直到过了午夜才回来，想以此考验她，但是我刚开了门，身旁便有一个黑影一闪，我知道这是茨冈小姑娘进了我的屋子。 过了一会儿她擦亮火柴，点着了引火纸，炉子里便开始蹿出火苗，呼呼作响，不停地吞食着木柴，这些木柴都是她弄来的，堆在窗户下面，足够烧个把月。 当我们在灯光下吃晚饭时，我看见她把面包掰碎，吃圣餐似的把面包掰成小块儿，末了把衣襟里的面包渣儿也虔诚地抖落在炉火中。 之后我们仰天躺在床上，呆望着天花板，电灯我们已经关掉，天花板上的阴影和幽暗的亮光波纹似的在闪动。 当我起身去取桌上的酒罐时，我仿佛走在满是海藻和其他水生植物的鱼缸里，又仿佛月夜行走在暗影摇曳的密林中。 我举杯喝啤酒时，总要转身瞧一下光裸着身体的茨冈小姑娘，她躺在那里望着我，一双眼睛的眼白在闪着光亮，黑暗中我们彼此看到的对方远比日光下更为清楚。 我最爱苍茫的黄昏，唯有在这种时刻我才会感到有什么伟大的事情可能要发生。 当天色渐暗，黄昏来临时，万物就变得美丽起来，所有的街道，所有的广场，所有在暮色中行走的人，都像蝴蝶花一般美丽，我甚至觉得自己也是一个漂亮的小伙子了。 我喜欢黄昏时候照镜子，走在街上看橱窗玻璃中映出来自己的身影，我甚至抬手摸摸自己的脸，我看到脸上一条皱纹也没有，嘴角和额头上也都没有皱纹。 随着黄昏的到来，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出现了人们称之为美的阶段。 炉门敞开着，红旺的炭火在燃烧，光身子的茨冈小姑娘站起来，她走动时，金黄色的火光勾出了她身体的轮廓，形成一圈光环，恰似查理广场那座教堂墙面上的洛约拉的伊格纳休斯像。 她在炉中加了几根木柴，走回来，躺在我的身上，脑袋歪到一旁看我的侧影，用一根手指在我的鼻子和嘴巴四周画着。 她几乎从不吻我，我也不吻她，我们用双手说明一切，然后就只是那么躺着，呆望着破炉子里迸出的火星、摇曳的火光，以及炉膛里木柴烧尽时闪现的卷曲的光亮。 我们一无所求，只希望永远永远这样生活下去，仿佛要说的一切彼此早就说过了，仿佛我们俩一起出生来到人间，从没有分开过。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那个秋天，我买了一些蓝色包装纸，一轴线，一团细麻绳和一些糨糊，星期天我花了整整一天时间坐在地上糊风筝。 茨冈小姑娘为我跑去打来啤酒。 我用细线把风筝的骨架绑得很匀称，好让它稳稳地飞上蓝天。 接着，我们俩一起动手做了一条长长的风筝尾巴，茨冈小姑娘在我的指导下把一只只纸鸽系在绳子上，然后我们一同到奥克罗乌赫利克去放风筝。 我把风筝抛向天空，松开风筝绳，随后拉紧，抽了几下，风筝挺立起来，一动不动地在天空稳住了，唯有那条长尾巴随风飘拂，扭成一个S形。 茨冈小姑娘两手紧捂着脸颊，手指上方露出一双睁得大大的惊喜的眼睛……后来我们坐下来，我把风筝绳递给她，让她拽着天空的风筝，不料她大声叫喊起来，说风筝要把她拉到天上去了，说她觉着自己像圣母马利亚一样在升天。 我双手按在她的肩上，说要那样咱们俩就一块儿飞上天去，可是她把风筝绳还给了我。 我们俩坐在那儿，她的头靠在我肩上，后来，我忽然转念想送一封信给风筝，便把绳子交到她手里，让她拉着，可是她又一次惊慌起来，说风筝要把她拉上天去，她就永远见不着我了。 我无奈只得把绕麻绳的小木棍插进地里，我从笔记本中撕下一张纸，扯开一个口子套在麻绳上，当我再次拿起那团麻绳时，茨冈小姑娘却高举双臂叫嚷着去捉那张顺着绳子痉挛的一抽一抽升高的纸片。 天空每刮过一阵风，我手上便有风筝拽紧的感觉，这种感觉从手指传遍我的全身，当那纸条升到高处碰着了风筝时，我觉出了它们的接触，我不禁浑身一阵哆嗦，突然间我觉得那风筝就是上帝，我是圣子，那绳子是使人得以同上帝沟通、得以同上帝对话的圣灵。 后来，我们在一起又放了几次风筝，茨冈小姑娘胆壮了一些，她握住风筝绳，像我一样浑身颤抖，因为在一阵阵风的袭击下风筝在颤抖，她把绳子绕在手指上，兴高采烈地叫嚷……有一天晚上我回家，却不见茨冈小姑娘在门口等我，我开了灯，通宵达旦在门外徘徊，可是茨冈小姑娘没有来，第二、第三天也没有来，从此没有再来。 我寻找她，但是永远见不到她了。 一个孩子般的茨冈小姑娘，淳朴得犹如一块未经雕琢的木料，犹如圣灵的气息；一个茨冈小姑娘，除了点炉子生火之外一无所求，那些木柴是她背来的，从瓦砾堆上捡来的沉重梁木和板条，大得像十字架一样，她背在背上运来，她除了做一锅土豆炖马肉香肠，除了给炉火添木柴，秋天放放风筝之外确实别无他求。 直到后来，我才知道她被盖世太保带走了，同另外一些茨冈人一起被关进了集中营，从此没有回来，她在马伊达内克或者在奥斯维辛的焚尸炉中被烧死了。 天道不仁慈，但我那时候还很仁慈。 战争结束后她没有回来，我在院子里把风筝、风筝绳，以及茨冈小姑娘用纸鸽做成的那条长尾巴一块儿烧掉了，这个小姑娘的名字我已经忘记。 战争结束后，在五十年代，我的地下室里还堆满了纳粹的出版物，在我那茨冈小姑娘优美奏鸣曲的光辉下，我狠狠地把成吨成吨的纳粹小册子和宣传品扔进压力机，这些东西全是同一个主题，几十万页的图片，欢呼着的男男女女和儿童，欢呼着的老人，欢呼着的工人，欢呼着的农民，欢呼着的党卫队队员，欢呼着的士兵。 我狠狠地把开进解放了的但泽市的希特勒和他的卫队们，把开进解放了的华沙的希特勒，把开进解放了的布拉格的希特勒，把开进解放了的维也纳的希特勒，把开进解放了的巴黎的希特勒，把在他私人宅邸的希特勒，把庆丰收的希特勒，把希特勒及其忠实的牧羊狗，把希特勒及前线士兵，把视察大西洋壁垒的希特勒，把去往征服了的东方和西方城市的途中的希特勒，俯身看军事地图的希特勒，把所有这一切统统扔进我的压力机。 我越是把希特勒和欢呼着的男男女女和儿童们扔进机槽，我就越是想念我的茨冈小姑娘，她从来没有欢呼过，她一无所求，除了给炉火添木柴，炖一锅土豆马肉香肠，抱着巨大的酒罐子去打啤酒，除了把面包掰成圣餐似的小块儿，然后透过敞开的炉门凝望炉中的火苗和火光，凝望音调悦耳、呼呼作响的炉火，歌唱着的炉火，这歌声是她自幼熟悉的，同她的民族有着神圣的联系。 火，它的光把一切痛苦深埋在下面，脸上却挤出一个悲哀的微笑，反映了茨冈人的幸福观……现在我仰天横躺在床上，一只小耗子从上面跌下来，跌在我的胸脯上，一骨碌滚到地上，钻进床底下去了，也许我在皮包里或外衣口袋里带了几只耗子回来。 庭院里泛出一股厕所的臭气，很快要下雨了，我心里说。 我仰天躺着，四肢瘫软动弹不得，工作和啤酒已使我精疲力竭，我整整干了两天，清出了地下室，使数以百计的小耗子丧了命。 这些温驯的小动物，它们也是一无所求，只是啃点儿书本，在废纸堆里做个窝，繁衍后代，在安逸的洞穴里哺乳幼崽，幼耗子把身体蜷成一个团，恰像我的茨冈小姑娘在寒冷的晚上身体蜷作一团睡在我身旁。 天道不仁慈，但也许有什么东西比这天道更为可贵，那就是同情和爱，对此我已经忘记了，忘记了。 [book_title]六 三十五年来，我用水压机处理废纸。 三十五年来，我一直认为除了像我这样处理废纸之外，没有别的办法，可如今我却听说在布勃内有了一种巨型压力机，其功效比我现在用的这台要大上二十倍。 目睹过这种机器的人对我说，它打出的包，每个有三四百斤重，都用铲车送到火车上。 我心里说，你得去见识见识，汉嘉，你得亲自去瞧瞧，作一次礼节性访问吧。 我去了布勃内，当我看到那个惊人的玻璃结构，大得跟威尔逊小火车站似的，听到它轰隆轰隆地运转时，我不由得浑身战栗，不敢再看它了。 有一刻工夫我站在那里目光转向别处，然后俯身去系鞋带，无法正视这台机器。 我这人从来就是这样，当我在一堆废纸中瞥见一本珍贵书籍的书脊或封面时，我不是马上走去把它取来，而是找块钢丝绒擦拭机器的滚筒，过了一会儿我才凝眸注视那堆废纸，心里还暗自琢磨不知自己有没有这份力量去把书拿起来，翻开它。 唯独在确信有了把握之后，我才伸手把书捡起来，那书在我手里就跟圣坛前新娘手中的花束一样瑟瑟颤抖。 很久以前我就是这样了，那时我代表村俱乐部踢足球，我明明知道球队成员的名单要星期四才会在多尔尼小饭馆的橱窗里张贴出来，可是我星期三就揣着一颗怦怦乱跳的心赶去了，我跨着自行车站在那儿，从不敢马上朝橱窗望一眼，却仔细端详橱窗上的那把锁，端详橱窗的框架，然后花好长时间读我们俱乐部的名称，最后才看一眼那张成员名单。 然而，星期三那上面的名单还是上周的，于是我离开了那里，星期四我又去了，跨着自行车站在那里，仔仔细细把所有的东西都看了又看，唯独不看那张成员表，直到我的心情终于平静下来时，我才一点一点仔细读那张名单，先读第一队，然后预备队，最后少年队，直至我看到自己的名字列在替补队员中时，我才喜不自胜。 现在，我以同样的心情站在布勃内巨型压力机前，当我的震惊稍稍平静下来之后，我鼓起勇气举目观看。 这台机器巍然耸立，直顶到了大厅的天花板，宛如布拉格小城区圣米古拉教堂里的那座又高又大的祭坛。 这台机器比我预想的还要大，传送带那样宽，那样长，就跟霍莱肖维采发电厂缓缓把煤块送到炉栅下面的传送带一样，但这里缓缓传送的是白色的纸和书籍。 一些年轻的男工和女工把这些书籍放在上面，他们的服装同我和其他废纸打包工劳动时穿在身上的完全不一样，他们手上戴着橘红色或天蓝色的手套，黄颜色的美式有檐小帽，工装裤吊得齐胸高，两条背带搭过肩膀交叉在背上，露出里面色彩鲜艳的毛衣和高领绒衣。 在这里我看不到一盏电灯，光线和阳光透过四壁和玻璃顶棚照射进来，顶棚上装着通风设备。 那些彩色手套使我格外感到自卑，因为我一向都是光着手干活的，可以享受摸摸纸张的乐趣，可是在这里谁也没有那种愿望去体验一下废纸给予感官的无与伦比的魅力。 传送带载着书籍和切割下来的零碎白纸条往上移动，正像瓦茨拉夫广场的电梯把行人送到上面街道那样，把这些书和纸直接送进那只大得跟斯米霍夫啤酒酿造厂的大锅一样的机槽，当槽里装满了时，传送带便自动停止运行，垂直的螺旋桨从顶上降落，它以骇人的巨力把纸张压碎，然后美滋滋地喷着气升高，回到顶棚上，传送带再次运行，书本和纸张颠动着，直接落进那只椭圆形的槽里，它大得犹如查理广场的喷水池。 现在我已相当平静，我注意到这台压力机处理的是成批成批的新书，透过玻璃墙我看见卡车正在运来一包包的书，堆得都高过挂斗车的围板了，成批成批的新书直接送去纸浆厂，没有一页弄脏过人的眼睛、大脑和心灵。 直到这会儿我才发现，传送带的一端有一些工人在拆包，取出崭新的书本，撕去封面和封底，只把干净的书瓤抛到传送带上，书落下来时书页翻开着，没有人看它一眼，事实上要看也不可能，因为传送带必须装满，不允许停顿，不像我那样可以在机器旁边停下来。 这儿，在布勃内，这份工作没有人性，活像一艘捕鲸船，一网鱼拉上船尾，船员们分拣出大鱼和小鱼，把它们抛向不同的传送带，直接送进船舱里的罐头加工装置，一条接一条的鱼，一本接一本的书。 我鼓起勇气踏着阶梯登上围绕着椭圆形机槽的平台，走在这上面确实有到了斯米霍夫啤酒厂酿造车间绕着大锅走的感觉，在这种锅里，一次可酿造五十万公升的啤酒。 我倚着栏杆站在那里，仿佛站在两层楼高的脚手架上俯视下面，只见操纵台上几十个电钮闪着五颜六色的亮光，犹如发电厂似的，螺旋桨在运转，碾碎槽里的书本，力量如此巨大，犹如一个人心不在焉地在指间捻碎一张车票。 我惊惶地举目四顾，又看看下面正在劳动的男女工人们，阳光透过玻璃墙面照在他们身上，色彩鲜艳的服装、毛衣、帽子，看着令人眼花缭乱。 这些工人五彩缤纷，仿佛是一群来自异域的鸟儿，像翠鸟、挪威的红腹灰雀、鹦鹉，但令我恐惧的并非这个，我感到恐惧不安是因为我突然准确无误地看出了，这台巨型机将是对所有小压力机的致命打击。 我突然明白了，我看到的这一切意味着我这个行业已进入了一个新纪元，这些人已经与我不同，他们以另外一种方式工作着。 我意识到小废纸收购站的那种微小的欢乐结束了，那是当我们发现有些书被错误地当做废纸扔掉的时候，在这里我看到人们的思维方式也不同了，因为即使每个工人可以从每种出版物中拿一本带回家去作为福利，即使他也可能阅读，但是对于所有我的打包工同伙来说，对于我来说，一切都已结束。 我们这些老打包工都是在无意中获得学识的，不知不觉中家里都有了一个规模不小的书库，这些书是我们在废纸中发现的，我们阅读它们，感到幸福，希望有一天我们读的书将会使我们的生活有质的改变。 然而，给予我的最大打击莫过于看到这些年轻工人竟不知羞耻地喝着牛奶和软饮料，他们两腿叉开，一只手叉在腰上，嘴巴直接对着瓶口津津有味地喝着，于是我知道以往那个时代确实结束了。 在那个时代，工人们跪在地上干活，光着两只手，打架似的对付那些废纸，因此每个旧式工人都累得半死，浑身污浊，干活时得把身子滚进去。 可是在这里，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新人，新的劳动方式，一个新时代，干活的时候喝牛奶，尽管人人知道，这样一头牛是宁可渴死也不会喝牛奶的。 我看不下去了，便绕着机器走了一圈，我看见它的成果了，一个极大的包，稳稳地落在铲车的平面上，蜥蜴般的铲车一颠一颠转过身，朝一条坡道驶去，从那儿确实径直送进火车的车皮，那个包大得惊人，犹如奥尔尚内墓园里大户人家的墓碑，犹如维尔特姆牌的防火保险柜。 我把两手举到眼前，两只脏手，手指干活干得扭曲了，跟葡萄藤的枝子似的，我望着它们出神，随后厌恶地一甩，两条胳膊便来回地晃悠着。 现在午休开始了，传送带停止运转，我看见工人们在一块大布告牌下面坐下来，布告牌上贴满了通知、告示、小字条之类。 工人们面前个个放着一瓶牛奶，他们拆开送饭女工用木箱送来的午餐包，消消停停地吃着，用软饮料和牛奶把香肠、干酪和黄油卷送下肚去，嘻嘻哈哈地说笑、聊天。 我听到的只言片语不禁使我紧紧地抓住了栏杆，我得知原来这些年轻人是社会主义突击队的，他们每星期五坐着工厂的大轿车去克尔克诺什山的工人休养所度假。 吃完午饭，他们点燃了烟卷抽烟，我又得知他们去年去了意大利和法国，今年准备去保加利亚和希腊。 当我看到他们那样平静地统计去希腊的人数，还相互鼓劲，劝说大家都登记时，再看他们脱光上身晒太阳，我就一点儿也不惊讶了，他们一边晒太阳还一边讨论下午是去金色浴场游泳呢，还是上摩德尚去打球或踢足球。 去希腊度假这事使我不胜震惊，我自己只是通过读赫尔德和黑格尔的著作才神游了古希腊，读了尼采才对世界采取了狄俄尼索斯的观点，实际上我从未度过假，我的假期几乎统统用来补偿我欠下的工作日了，因为我每回无故缺勤一天，主任就以假期扣除两日计，即使我还剩下一天半天的假期，我也用来加班，因为我的工作总是落后，院子下面和院子里的废纸永远堆积如山，远远超出了我能完成的量，因此三十五年来我天天都生活在西西弗斯情结之中，正如萨特先生和加缪先生那么生动地描绘的，尤其是加缪先生。 院子里的包运走得越多，落进我地下室的废纸也就越多，无穷无尽。 然而社会主义突击队在这里却每天都能如期完成任务，这会儿他们都在工作了，晒得黑黑的，工作时的阳光照射使他们希腊式的身躯颜色更深了，假期去希腊，这件事丝毫没有使他们情绪激动，对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以及歌德——古希腊的外延，想必一无所知。 他们若无其事地干着活儿，继续把书的封皮撕去，扯下书瓤，把惊恐万状、吓得毛发倒竖的书页扔到移动着的传送带上，他们无动于衷，若无其事。 这样一本书可能意味着什么，对此他们没有亲身感受，一本书毕竟得有人写出来，得有人校订，得有人阅读，得有人画插图，有人得排字，有人得看校样，有人得改排，有人得再看校样，有人得最终改排，有人得把它送上机器，有人得最后一次看版面，一版一版送上别的机器、装订机，有人得搬书，打成包，有人得为这本书和印刷这本书结算账目，有人得决定这书不宜阅读，有人得批判这书，下令销毁，有人得把这些书放进库里，有人得重新把它们装上卡车，有人得把一包包的书运到这里，由戴着红色、天蓝色、黄色和橘红色手套的工人们撕去书皮，把书瓤扔上传送带，它不出声地但准确无误地抽动着把这些毛发倒竖的书页送进压力机，打成包，送进造纸厂，制成洁净的、雪白的、没有文字污迹的纸张，以便用来印成别的新书……我倚在栏杆上俯视下面的劳动，却见一位女教师领着一队儿童来到了阳光下。 我心里说这是女教师带领孩子们参观来了，让孩子们看看废纸是怎么处理的，哪想到女教师拿起一本书来叫孩子们注意看着，要他们看明白她是怎么把书撕开的，孩子们看明白了，一个接一个地拿起书，扯下包书纸和封皮，小手抓住书页使劲地撕着，尽管书在负隅顽抗，最后还是孩子的小手胜利了，孩子们眉心舒展了，他们干得像工人一样顺利，工人们一边干活，一边朝他们点头以示鼓励……我不由得想起那次我去参观利布什家禽饲养场，那里的年轻女工像孩子们揪下书内脏一样揪出挂在传送带上的活鸡的内脏，她们敏捷地把肝、肺和心脏揪下来，抛在准备好的桶里，传送带则颠动着把鸡送往下一道工序。 我站在那儿看着，只见那些利布什姑娘们工作时嘻嘻哈哈，有说有笑，而坡道上放着上千个铁丝笼，关着活鸡和半死的鸡，有几只鸡从笼子里钻出来了，趴在挂斗车的围板上，有几只在地面上啄食，竟全没有飞走的意思，没有想到要逃脱传送带上的铁钩，在那儿年轻姑娘们捉住它们的脖子，把它们挂在钩子上，这些鸡关在笼里，十只一笼……我看着孩子们怎样学习撕书，他们干得已很顺利，热得脱去了T恤衫和小毛衣，然而，有几本书却诡计多端，百般顽抗，致使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姑娘扭伤了手指，倔犟的硬书皮还弄脏了他们的小手。 女工们见了便接过这些桀骜不驯的书本，咝的一声扯出了书瓤，随手一扔，把毛发倒竖的书页扔上了传送带。 女教师给那两个孩子包扎了手指。 天道不仁慈，我看不下去了。 我转身走下扶梯，临出门时却听到背后有人在喊我……汉嘉，你这老孤鬼，你瞧瞧这儿怎么样呀？我回过身，只见一个头戴橘红色美式有檐小帽的年轻人站在栏杆旁边的阳光里，他一手举着满满一瓶牛奶演戏似的站在那儿，活像纽约高举火炬的自由女神。 他笑着朝我摇摇牛奶瓶，我看见所有其他男女工人都在笑，他们大概喜欢我，认识我，刚才我在这里转悠，感到幻灭时，他们一直在注意我，我见了这台巨型机器和见到他们时流露出来的震惊神态，他们全看在眼里了，感到高兴……此刻他们嘻嘻哈哈地笑着，举起一双双黄色和橘红色的手套在空中挥动。 我两手抱着脑袋跑进了走廊，身后响起了一片不同音调的笑声，我在一条长长的、两侧一溜儿排着上千包书的走廊上飞快地跑着，躲避这笑声，成批成批的书排列在两侧，我往前跑的时候，它们在向后退。 跑到长廊的尽头我停下脚步，忍不住撕开一包看看里面是什么书，原来孩子们所撕的，使两个孩子扭伤了手指的是卡亚·玛希克的小说。 我抽出一本翻到封底，我看到印数是八万五千册，共三卷，也就是说超过二十五万册的书在徒然同儿童的小手指搏斗着……我心情平静了下来，又穿过几条走廊，两侧都堆放着成千包的书，它们静静地、无助地排在那里，恰似我参观利布什家禽饲养场时看到的鸡，尽管从铁丝笼里钻了出来，在传送带附近溜达、觅食，但迟早要被姑娘们捉住，活活地挂在传送带的钩子上，割断喉管，这些鸡还没有机会一显身手，只是刚刚开始它们周而复始的命运，却不得不过早地死亡，就像这里堆积的书一样。 如果我去希腊，我心里说，我将去亚里士多德的诞生地斯塔吉茹斯朝圣。 如果我去希腊，我一定会绕着那光荣的场地跑一圈，穿着长内裤，鞋带绑在脚踝上跑一圈，以示我对历届奥林匹克获胜者的敬意。 如果我去希腊，如果我同这些社会主义突击队队员一起去希腊，我将给他们上课，讲所有的自杀者，讲狄摩西尼，讲柏拉图，讲苏格拉底。 如果我同这些社会主义突击队队员去希腊……然而，这里已是一个新的时代，新的世界，这些年轻人活得好不自在，也许世界上一切都变了，不同了。 我沉思着从后门走下我的地下室，走进阴暗和灯泡的照明中，空气臭烘烘，我抚摩我那台压力机上磨得发亮的粗糙的槽边，那些显现出年代久远的木边，我站在那儿，突然间我听到一声叫嚷，一声痛苦的吼叫，我转过身，却见迎面站着我的主任，他两眼充血，大声嚷嚷，冲着天花板痛心疾首地咆哮，说我跑开了那么久，院子里跟地下室一样废纸都堆得顶到天棚了。 我不太明白他怒吼些什么，可我能感觉到我是一个让人厌恶的家伙，已让主任没法忍受了，他多次重复着两个字眼，还从未有人对我说过的，他说我是蠢货，蠢货，蠢货。 布勃内的巨型压力机、社会主义突击队同我是道德上的对立面，那么我是蠢货，我比这台小压力机更不值钱，突击队队员夏天去希腊，而我是蠢货。 于是整个下午我没有休息，一口气干到底，把废纸装进槽里，仿佛我是在布勃内干活，亮闪闪的书脊朝我频送秋波，可是我不加理睬，一个劲儿地反复说：不，不行，一本也不许看一眼，你必须冷酷无情，像朝鲜刽子手一样。 我这么干着活儿，仿佛用铁锹铲的是无生命的泥土，压力机疯了似的运转着，它气喘吁吁，抽搐着，马达发烫，不习惯于这样的速度，在这地下室它经常闹感冒，患风湿症。 我口渴极了，便跑出去，穿过院子买来一瓶牛奶，喝下它时，每一口都仿佛在咽着铁丝网，可我坚持一小口一小口地咽着，犹如小时候用小匙子服鱼肝油，这牛奶就那么令人厌恶。 两小时后，触及天花板的废纸堆矮了一些，露出了通向院子的洞眼，那是星期四，像每星期四一样，我照例心情激动，等待着考门斯基大学图书馆的管理员送一筐子书来，那是图书馆清除下来的。 管理员站在洞口，把满满一筐哲学著作倾倒下来，落在我的脚边，我把这些书铲进槽里，只瞥了一眼：《道德的形而上学》，我的心快要碎了，但我举叉把它叉进槽里，犹如叉掉电线杆上挂着的铁皮箱里的垃圾。 我一个劲儿地干着干着，打成一个个包，没有裹上古代或现代绘画大师的复制品，只是一包一包完成我的任务，我领工资就为这个，什么艺术、创造美，只是干活而已。 我开始明白，我倘若这个样子地干活，我一个人就可以成立一个社会主义突击队，自己立下保证书提高生产率百分之五十，为此我不仅肯定能去工人疗养所，而且能去美丽的希腊度假，在那里我将穿着长内裤绕着奥林匹克竞技场跑一圈，去亚里士多德的故乡斯塔吉茹斯朝圣。 我不时举起牛奶瓶，嘴凑着瓶口咂一口牛奶，一边下意识地干着活儿，心想我还不是蠢货，我无动于衷地、野蛮地工作着，像布勃内在巨型压力机旁工作的人一样。 到了傍晚，当我完成任务，证明我并非蠢货时，主任正在办公室后面的浴室里淋浴，在哗哗响的喷头下他对我说，他再也不跟我白费劲了，他已给管理处打了报告，请求把我调到别处去打包。 我坐下来发了一会儿呆，听着主任用毛巾在擦干身体，灰色的毛发沙沙作响，突然我怀念起曼倩卡来，她已多次给我来信，说她住在克拉诺维采，邀请我去看她。 于是我在肮脏的脚上套了一双袜子跑上街，匆匆追上一辆公共汽车，天快要黑了，我心情沉重，在林间小镇下了车，打听曼倩卡的住址，终于在黄昏时分来到了一座林中小屋面前，夕阳正在屋背后落下。 我推开门进去，可是无论在过道还是在前厅都不见人影，厨房和卧室也没有人。 我通过一扇敞开着的门走进了花园，在这里，我的吃惊甚至超过了上午在布勃内。 在一棵大松树和琥珀色天幕的衬托下——天幕上夕阳正在徐徐沉入地平线——一尊硕大的雕像在那边高高耸立，它大得有如维诺赫拉德区斯·切赫公园的切赫纪念像。 一部梯子架在雕像上，梯子上站着一个老头儿，身穿浅蓝色的罩衫，白长裤和白皮鞋，他正挥动铁锤在石头上雕琢着，那是一个美丽的女人头像，不，它既不是女人的头像，也不是男人的，而是具有两性特点的一张天使的脸庞，在这张脸上已不再有性别之分，因而也不再有婚姻之说。 那位老先生不时扭头俯视下面，那位坐在一把椅子上，闻着手里的一枝玫瑰花的，正是我的曼倩卡，老先生抓住她脸上的特征，用凿子和轻轻敲击的铁锤，在把这些特征搬到石头上。 曼倩卡头发已经灰白，但剪得短短的，仿佛教养院的女孩子，又像女运动员理的男孩发式，使她显得超凡脱俗，她的眼睛一只长得比另一只低一些，这使她增添了几分高贵气，她的一只眼睛看上去甚至有点儿斜视，可是我知道，这不是眼睛长得有缺陷，那只斜视的眼睛确实过去和现在都在不间断地越过无限之门注视着一个等边三角形的中心，存在的中心，她斜视的眼睛，诚如某位信仰天主教的存在主义者所描绘的那样，象征着钻石中永远无法避免的瑕疵。 我站在那儿看呆了，最使我吃惊的是雕像上的那两只白颜色的大翅膀，大得犹如两口白色大橱，而且这对翅膀，这双羽翼，仿佛在动着，仿佛曼倩卡在轻轻地扇着翅膀，仿佛她即将腾飞，或者在天空翱翔之后一秒钟前刚刚降落在那里。 我亲眼看到了，这个一向害怕读书，一生中除却为了催眠从未读完一本正经书的人，如今在生命的旅程将要结束时赢得了圣洁……暮色渐浓，夜已来临，老艺术家还站在白梯子上，白长裤和白皮鞋在闪光，仿佛是从天上悬挂下来的。 曼倩卡向我伸出温暖的手，她挽着我的胳膊告诉我说，这位老先生是她的最后一个情人，是她同男性交往的长链中最后的一环，由于他只能在精神上爱她，因此决定为她造一尊像以弥补这个不足，造一尊像，让她活着的时候在花园里观赏，去世后立在她的墓上当做镇棺石。 老艺术家站在梯子上，借着月光还在为雕像脸上的神韵拼搏。 月亮刚升起，给艺术家凿子的一起一落照着亮。 曼倩卡领我去参观她的小屋，从地窨子直看到顶楼，一边用低低的声音向我叙述天使怎样向她显灵，她听从了天使的吩咐找来一个掘土工，她用自己的全部积蓄买下了林中一块空地，掘土工给她挖了地基，同她在帐篷里过夜。 后来她把掘土工打发走了，找来一个砌砖匠给她砌了所有的墙，晚上同她在帐篷里过夜。 之后曼倩卡找来一个木匠，给她干了新房上的全部木匠活儿，晚上同她过夜，这次已是在小屋里，睡在唯一的床上。 之后她打发掉这个木匠，找来一个管子工，同他像木匠一样睡在同一张床上，管子工给她做了所有的铁活儿。 之后管子工同样被打发走了，换了一个瓦匠，同她做爱，给她的房顶铺了石棉水泥瓦。 瓦匠也被打发走了，换了一个刷墙的，给她把所有的墙面和天花板都抹了白灰，晚上同她睡在一张床上。 之后他也被打发走了，换了一个细木匠给她做了家具，曼倩卡就这么靠着她的床和一个明确的目标盖起了这座房子。 不仅如此，她还找来一位艺术家，柏拉图式地爱着她，给她雕刻一尊天使形状的曼倩卡像。 说着，我们回到了原地，画完了曼倩卡圆圈形的生活轨迹，梯子上，一双白皮鞋和两条白裤腿在走下来，仿佛从天上走下来似的，浅蓝色的罩衫已同月色融为一体，难以分辨，白皮鞋踩到了地面，灰白头发的老头儿同我握手，说……曼倩卡已把我和她的事全给他讲过了，说曼倩卡是他的缪斯，赋予他那样充沛的创造力，使他得以代替上帝雕刻一尊曼倩卡像，一尊温柔天使的巨像……我搭乘末班火车离开克拉诺维采回到家里，喝得酩酊大醉和衣躺在床上，躺在堆着两吨重书籍的天幕下。 我躺在那儿，心想曼倩卡无意中已成为一个她从来不曾梦想过的人，爬到了那样的高度，是我一生中未见有人达到过的。 而我呢，我不断地读书，从书本中寻找预兆，可是书本却联合起来同我作对，我一次也没有得到上天的启示。 曼倩卡憎恶书，她却成了现在这样的人，成了人们纷纷描写的人物。 不仅如此，她甚至张开那双石头翅膀腾飞了，当我离去时，那两只翅膀在月光下熠熠生辉，犹如黑夜里帝国城堡的两扇灯光耀眼的窗户，这双翅膀带着曼倩卡飞翔了，把我们的lovestory远远地抛在了后面，抛掉了那几根缎带，也抛掉了金山岗脚下她带在滑雪板上出现在雷纳饭店游客面前的那堆粪便。 [book_title]七 三十五年来我用压力机处理废纸，三十五年来我认定这份工作将永远这个样子干下去，这台机器将随我一起退休，然而，谁曾料到我上布勃内去参观了那台巨型压力机之后三天，同我全部梦想截然相反的事情发生了。 我去上班，那里站着两个年轻人，我一眼便认出他们是社会主义突击队队员，浑身上下像是去踢足球的，橘红色手套，橘红色的美式有檐小帽，蓝工装裤吊得齐胸高，背带下面露出绿色高领绒衣。 主任得意扬扬地把他们领到地下室，指给他们看我的机器，两个年轻人马上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了，他们在桌上铺了一张干净纸，把牛奶瓶放在上面，我则站在那儿感到丢脸，挨了一记闷棍，心情紧张，突然一下子，我的肉体和灵魂都意识到了，我将永远无法适应这个变化，我的处境有如当年某些修道院的僧侣们，当他们得知哥白尼发现了新的宇宙定律，地球并不像大家公认那样是宇宙的中心之后，他们便集体自杀了，因为他们无法想象能有另一个样子的世界，一个与他们迄今生活于其中，与他们所熟悉的世界不同的世界。 后来主任对我说，我可以去扫院子、打杂，或者干脆什么也不用干了，因为下星期我将调到梅朗特立克印刷厂的地下室去捆白报纸，除了捆白报纸，别的什么也不干。 我的眼前不由得一阵发黑，我，一个处理废品和废纸干了三十五年的打包工，经常可以指望从臭烘烘的废纸中捞出一本珍贵书籍来作为额外收入的人，没有了这种指望无法生活，现在却要去捆没有斑点、没有人性的白纸。 这个消息把我击倒在地下室的第一级楼梯上了，我坐在那儿，浑身瘫软，呆若木鸡，双手无力地垂在两膝之间，脸上挤出一个笑容，望着那两个年轻人。 这事丝毫怪不得他们，人家打发他们上斯巴莱纳街开压力机处理废纸，他们就来了，因为这是他们的面包，他们的职业。 我看到他们怎样用叉子把废纸叉进槽里，按动绿色和红色电钮，我抱着荒谬的希望，盼着我的机器起来罢工，诳称患病，佯装齿轮和传动装置卡住了，但是，我的压力机背叛了我，它一反常态，轰隆轰隆地飞旋着，仿佛血气方刚，临了还叮叮当当一阵响，从第一包起，每打出一个包就叮当一阵，仿佛在嘲笑我，仿佛要显示唯有到了社会主义突击队手里它方有用武之地，方得以发挥全部才干。 我不得不承认，这两个年轻人在这儿才做了两个小时，他们就像干了多少年那样熟练了，两人分了工，一个爬到触及天花板的废纸堆上，用钩子直接把废纸钩进槽里，一个小时后又打出了五个包。 主任不时来到院子里的洞口俯身朝下张望，举着他那两只肥胖的爪子看演出似的鼓掌，喝彩，目光则死死地盯在我身上……好极啦，真棒，能干的小伙子！我半闭起眼睛，想走开去，可是两条腿不听使唤，我被羞辱得浑身瘫软了，我的机器发出的可恶的叮当声火一般地烧灼着我，它宣告压力马上将达到顶点，压板转眼就要停下来。 随着铁叉在空中闪动，我看见一本书飞进了槽里，我起身把它捡了出来，在工作服上抹了抹，贴在胸口过了一会儿，它温暖着我，尽管它是凉的，我紧紧地搂着它，活像一位母亲搂着自己的孩子，像科林的扬·胡斯塑像把《圣经》抱在胸前，抱得那样紧，甚至把那本《圣经》一半压进了自己的身体。 我望着那两个年轻人，他们没有看我，我把书举到他们面前，他们瞥了一眼，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我鼓足勇气瞧了一下封面，不错，是一本好书，查理·林白写的一本关于人首次飞越海洋的书。 我像平时一样，立刻想到了弗朗基克·史都尔姆，圣三一教堂的司事，他收藏有关航空的各种书刊，因为他深信伊卡罗斯是耶稣的先驱，不同的是伊卡罗斯从天上掉了下来，跌进海里，而耶稣则由一艘一百八十吨重的阿特拉斯运载火箭送进了地球轨道，至今统治着他的地球王国。 我心里说，今天我要最后一次给弗朗基克的小研究室送去这本描写林白如何战胜海洋的书。 这以后我的微小乐趣就告终了。 我蹒跚地穿过院子，主任正满面红光地在给一个名叫海德维契卡的卖废纸的小姑娘过秤，像每次一样，他先称她和送来的废纸，然后称小姑娘本人，这是主任的老规矩。 我喜欢书，他喜欢年轻姑娘，对所有的姑娘他都像现在一样，先称姑娘和废纸，然后去掉废纸光称姑娘，把她们的体重一一记在一个小本儿上。 他同姑娘们调侃，动手动脚，全然不在乎身边有人冷眼旁观。 他抱着她们的腰，把她们举到磅秤上，摆正她们的姿势，仿佛要给她们摄影似的，每一次，给每个姑娘他都详细讲解勃格尔磅秤的使用方法，一面讲一面搂着她们的腰，摸她们的乳房。 他每次指着秤上的数字给她们看时，照例像现在这样，站在海德维契卡的身后，两手抱着她的臀部，脑袋凑到她的头发上，色迷迷地闻着她的发香，下巴颏搁在她的肩上指点着数字，随后腾一下跳到一旁，把磅秤上的钩儿一推，欢叫着向小姑娘祝贺，说她的体重没有增加，他把这个数字记在小本上，然后伸出双手，再一次抱着她的腰，嘴里喊着……蹦，把她抱下台阶似的抱下地，一面抱一面闻她的胸脯，之后像每次一样他自己站到磅秤上，要海德维契卡给他称体重，称的时候他仰起头，冲着天棚嘶叫，活像一头老公鹿见了小母鹿时兴奋地伸长脖子欢叫。 称完之后，海德维契卡得把主任的体重写在一扇已堵死的房门门框上。 我穿过院子和过道，走到外面的阳光中，然而对我来说满眼都是一片阴暗。 我来到教堂，只见弗朗基克·史都尔姆擦机器似的在擦着祭坛的四壁，一看便知他心不在焉，思绪飞向了别处。 他也是个不走运的倒霉鬼，一向爱好给报纸撰稿，报道当地腿骨折的小道消息，每星期一专栏报道有关打架斗殴的事件，这些事件照例以当事人神志昏迷送进医院或警车告终。 除了给《捷克言论》和晚报写这类报道之外，他对其他工作一概没有兴趣，可是他当教堂司事的父亲去世了，弗朗基克接替了父亲的职位，当了教堂司事，但脑海里却总在写稿，报道老城区和新城区所有醉汉斗殴的消息。 此外，他稍有空闲便跑回神父住宅区自己的那间屋子，一屁股坐进主教的雕木大圈椅，随手拿起一本航空方面的书便激动地读了起来，读那些个记叙新飞机和飞机制造师的故事。 这类书弗朗基克肯定已收藏了二百册以上，我把地下室发现的那本递给他，他擦擦手接过去，从他脸上的笑容我立刻看出这书在他的小藏书室里还没有。 他看了我一眼，我感到他的目光在紧紧地拥抱我，他的眼睛甚至润湿了。 我意识到那美好的时光，我的地下室带来微小欢乐的美好时光已经结束，我永远不再有机会给弗朗基克·史都尔姆送来安慰了。 我们两人正站在一对天使的翼下，这对奇大无比的天使由锁链系着悬在圣坛的上方。 这时房门悄没声儿地推开，神父轻轻走过来，干巴巴地对弗朗基克·史都尔姆说，他得换上法衣去行祝福礼了。 于是我离开教堂，在上午的阳光中踯躅，走过圣达代乌斯祈祷台时，我停下脚步站了片刻，回想我曾怎样在这里祈祷过，祈求圣达代乌斯显个灵，让那些可怕的卡车，就是从屠宰场给我运送可恶废纸的卡车一辆辆都滚进伏尔塔瓦河里去，连车带货滚进去。 我还回想起，那时候我喜欢开玩笑，从废纸堆中拣出几颗星贴在帽子上，故意跪在那里，听着路过的旧时代的房产主高声议论……太好了，工人阶级已经爬回十字架前面来啦……现在我站在那儿，帽子拉到眼睛上，突然，一个念头在我脑中闪现，何不跪下来试它最后一次呢？跪下来祈祷，祈求圣达代乌斯行个奇迹，唯有奇迹才能帮助我回到我的压力机旁，回到我的地下室，回到我的书籍中去，没有书我无法生活。 我正要跪下时，却不料美学教授一头撞在我的身上，他的眼镜片在阳光下闪烁，仿佛两只玻璃烟灰缸，像平时一样他手里拿着个公文包，神色慌张地站在我面前，我头上戴着帽子，因此他问道……那年轻人在？我想了想，说他不在。 上帝啊，莫非他病了？教授显得很不安。 我说不是病了，不过，我对你直说了吧，再不会有路特的文章了，不会有安杰尔慕勒的评论了……我从头上摘下帽子，美学教授越发惊慌了，他甚至跪在了地上，举着一根手指点着我喊道……您就是那个年轻人，您也就是那个老头儿？我戴上帽子，把帽檐拉到额上辛酸地说……是的，不过，再也不会有过期的《民族政策》了，再不会有《民族报》了，他们把我赶出了地下室，您明白了吗？我迈步朝前走去，朝着我走了三十五年的我们院子的通道走去。 教授跟随着我，在我身旁跳来跳去，围着我转，拉我的袖子，塞给我一张十克朗的钞票，接着又塞了一张五克朗的，我低头望着这两张钞票，辛酸地说……这是要我好好找一找？教授两手搭在我的肩膀上，透过厚厚的镜片睁大一双马眼那么看着我，他点点头，喃喃地说……是的，您好好找一找。 我说……找一找，可找什么？他完全不知所措了……找另外一种幸福……他轻声耳语，鞠了一躬，往后退几步，然后转身走开了，仿佛急于离开发生了不幸事件的现场。 我拐进院子的通道，只听得我那台压力机叮叮当当地响着，声音那样欢快，活像雪橇上的铃声，载着醉醺醺的婚礼参加者在奔驰。 我无法再往前走，我连看一眼我的压力机都不行了。 我扭身出门，走在人行道上，阳光耀得我两眼发花，我站在那里不知朝哪儿走好。 在这场暴风雨中，我曾经那般信赖的书本竟没有一本前来解救我，一言一语都没有。 我那么站着，后来无可奈何地又折回圣达代乌斯祈祷台，瘫倒在祈祷凳上，头埋在手掌里。 也许我睡着了，也许我打了个盹儿，也许我进入了幻境，也许我被落在我头上的不公正弄得有点儿精神失常，我双手捂着眼睛却看见我的压力机变成了巨型压力机中的巨型机，它那样高大，把整个大布拉格圈在它的四壁间了。 我看到当我按下绿色电钮时，机身的两侧便动了起来，它们大得有如拦水堤坝，我看到第一批房屋倒塌了，像小耗子一样在我的压力机中滚动，机板不费吹灰之力朝前推去，朝前推去，摧毁着面前一切挡住去路的东西。 我俯瞰布拉格城，只见市中心的生活依旧按常规进行，但在市郊，我的巨大的压力机正在推进，所到之处变得一片荒凉，现在机器的四壁同时朝市中心靠拢，我看到体育场、教堂和公共建筑物，我看到大大小小的街道，一切都在倒塌，我的巨型压力机不容任何东西逃脱，连一只小耗子也不让。 此刻我看见布拉格宫倒下了，另一边民族博物馆的金色圆顶倒下了，伏尔塔瓦河的河水在升起，可是我的压力机有着可怕的力量，一切反抗在它面前犹如院子下面地下室里的一张废纸。 我看到巨型压力机这会儿加快了速度，把已摧毁的一切集中到一堆。 我看见了我自己，看见圣三一教堂倒在我身上，看见我已不见了，我已被轧碎，同砖瓦、木料以及祈祷台混在一起。 于是我只听见电车和公共汽车怎样在断裂，机器的四壁收拢得越来越紧，但瓦砾堆中间仍有足够的空当，破砖碎石的黑暗中仍有空气，这会儿空气透过大压力机的四壁在咝咝作响，涌到上面，喷了出来，混杂着人们的哀哭，我睁开眼睛，看到荒凉的大平原中心立着一个大得吓人的包，一个立方体，边长五百米，也许还要长一些，我看到整个布拉格连同我自己、我所有的思想、我读过的所有的书籍、我整个的一生都压在这个包里，不比一个小耗子更有价值的一生，在我的地下室同废纸一起被社会主义突击队轧碎的小耗子……我惊讶地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还跪在圣达代乌斯祈祷台的跪凳上，有一刻工夫我木然呆望着扶手上的一条裂缝，后来我站起来，望着电车上的红条纹，望着来往的汽车，望着川流不息的行人，在斯巴莱纳街人们从不停步，全都急匆匆从民族大街赶往查理广场或者反过来。 人行道很狭窄，因此人们不停下来，只是匆忙地走着。 我被撞来撞去，便靠在神父住宅的墙上，木然呆望，这时忽然看见弗朗基克·史都尔姆从神父住宅区的大门里走了出来。 他像往常一样穿着节日的礼服，甚至还系了领带，一本正经地迈下台阶，大概像平时一样正要朝我们的院子走去，可是这会儿瞥见了我，于是朝我走过来，照例鞠了一躬，问道……您是汉嘉先生吧？我像过去在院子里或在地下室时一样回答说……是我。 弗朗基克·史都尔姆把一个信封递到我手里，鞠了一躬，回神父住宅区的小屋去了，去换衣服。 弗朗基克·史都尔姆从来都是如此，每当我给他送去一本对他的小藏书室来说有价值的书，他便像今天一样换上礼服，戴硬领，系卷心菜叶子式的领结，郑重其事地给我送一封感谢信。 我照例立即把信拆开。 像以往一样，这是一封很正式的书信，雪白的信纸，上端花哨地印着……弗朗基克·史都尔姆微生物实验室字样，信上写道……尊敬的先生，我代表微生物实验室向您致谢。 您赠送的查理·林白所著《我飞越海洋》丰富了我们的藏书，希望今后仍将得到您的惠赐。 下面的署名是微生物实验室……弗朗基克·史都尔姆……还盖了一个弗朗基克·史都尔姆微生物实验室的圆印章……我沉思着走到查理广场上，像以往一样把这封感谢信撕了，我知道这是最后一封，因为在我的地下室，我的机器，我光荣的压力机背叛了我，给这些小小的乐趣敲了丧钟。 我无可奈何地站在查理广场，呆望着教堂墙面上闪闪发亮的洛约拉的伊格纳休斯像，一轮光环从他周身放射出来，他立在自己教堂的墙面上，欢快的金色线条勾勒出他的轮廓……然而，我看到的不是光环，而是一只竖着的金色澡盆，卧在盆中的塞内加直立着，这是在他用刀子割破了手腕上的血管之后，他向自己证明了他的想法是正确的，他并非徒然写了那本书，一本我喜爱的书……《论心灵的安宁》。 [book_title]八 我身体靠在黑啤酒酿造厂快餐部敞开的玻璃墙上，喝着波波维茨卡牌的十度啤酒，心里暗自说：打这会儿起，伙计，一切就全得看你自己啦，你得逼着自己到人群中去，你得自己找乐趣，自己演戏给自己看，直到你离开自己，因为从现在起，你永远只是绕着一个令人沮丧的圆圈儿转，你往前走却意味着回到原处，是的，progressus ad originem也就是regressus ad futurum，你的大脑不过是一台碾压各种思想的压力机而已。 我站在阳光中喝着啤酒，望着查理广场上的人流，全是年轻人，年轻的学生，每个年轻人的脑门上都佩戴着一颗星，用以表示年轻人是英才的幼芽，我看到他们眼中迸射着力量的光芒，我也曾迸射过同样的光芒，直到主任说我是蠢货。 我身子倚在栏杆上，电车来来往往，车上的红条纹看着令人愉快，我有的是时间，我可以上弗朗基谢克医院去看看，据说医院二层楼的楼梯是用断头台的木料改成的，捷克贵族在老城广场被处死之后，弗朗基谢克教团买下了整个绞刑架。 或者我可以去斯米霍夫区的什么地方逛逛，那儿的贵族花园有一座亭子，亭子里的地板上有个按钮，一踩着它墙就开了，有蜡像会走出来，就跟彼得堡的恐怖楼似的，一个六趾瘸子月夜误踩了电钮，沙皇蜡像坐在椅子上出来了，举着一根手指威胁他，诚如尤里·蒂纳诺夫在他的小说《蜡像》中生动描绘的那样。 不过，我多半哪儿也不去，我只消闭上眼睛，我想象的一切便比现实更为真切，我宁可看看过往行人和他们蝴蝶花般的脸庞。 年轻的时候，我也曾对自己怀有美好的希望，有一个时期，我想我应该打扮得漂亮些，我买了一双凉鞋，在当时那是一种时髦货，只用几根皮子和按扣制成，穿这种鞋子我得配上一双紫袜套，妈妈为我织了一双。 我第一次穿上这双凉鞋出门时，约了一位女友在托尔尼小饭馆见面，那天虽是星期二，我却忽然心血来潮，想去看一看橱窗里是不是公布了我们足球队的阵容表。 我来到布告栏前面，先把锁眼的金属边仔细看了一通，然后才走近去看那张球队阵容表，但那张表是上周的，尽管如此我还是把它又从头至尾读了一遍，因为我感觉到我穿着紫袜子的右脚踩在了什么又大又潮的东西里。 我把那张把我的名字列在最后的阵容表从头至尾又读了一遍，因为我没有勇气低头看一眼，待到我终于看了时，才知道我正踩在一大摊狗屎里，我那只仅用几根皮子和接扣制成的凉鞋已整个儿陷在里面了，于是我再缓慢地、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地把青年组十一个成员的名字，包括我自己作为候补队员的名字又从头至尾读了一遍，可是我低头看时，我仍然站在那可怕的狗屎堆里。 我举目朝林中空地望去，只见我约会见面的姑娘正从大门里走出来。 于是我解开鞋扣，脱下紫袜子，把它连同凉鞋和一束鲜花统统扔在我们足球俱乐部的布告栏下，自己逃到村外的田野里，在那儿我深深地思考了一番，我想莫非命运之神在警告我，因为那时为了有机会接触书，我已有意要当废纸站的打包工。 我从售酒柜台买了一杯又一杯啤酒，端到自助餐厅露天酒座的旁边，身体靠着栏杆站在那儿喝。 阳光耀得我眯缝起眼睛，我心里想，何不去克拉罗夫走走呢？克拉罗夫教堂里大天使加勃里尔大理石像很漂亮，借此机会还可以看看那间华丽的忏悔室，是神父用装载加勃里尔大理石像的木箱上的木料做成的，石松木的木箱装着大理石像从意大利运到此地。 我怡然闭上了眼睛，哪儿也没有去，我喝着啤酒，脑海里出现了我自己。 在那倒霉的紫袜子和凉鞋事件之后过了二十年，一天我走在斯杰金的郊区，偶尔来到了跳蚤市场，在一帮子穷商贩的末尾，我看到有个人在兜售一只右脚的凉鞋和一只紫袜套，我敢打赌那正是我的凉鞋和紫袜套，连尺码我也估计正确，四十一码。 我站在那里仿佛看见了幻象，这小贩的信念令我不胜惊讶，他竟然相信有个独脚人会来此购买凉鞋和紫袜子，相信什么地方有个残疾人只有一条右腿，脚的尺码为四十一码，为了给自己增添几分魅力，这个残疾人怀抱着希望会远道上斯杰金来购买一只凉鞋和一只袜子。 在这个富于幻想的小贩旁边站着一个老妇人，兜售她手里拿着的两片月桂树叶。 我极其惊愕地走开了，我的那只凉鞋和那只紫袜子在经历了许多地区之后，又回到了我的面前，仿佛是对我的谴责。 我退还空酒杯，越过电车轨道，公园的沙子路在我脚下咯吱咯吱地响，犹如踩在雪地上。 麻雀和燕雀在枝头鸣叫，我呆望着一辆辆的婴儿车和坐在长凳上仰着脸晒太阳的妈妈们，我在椭圆形的游泳池旁边站了很久，光身子的儿童在池子里游泳，我看见了他们的小肚皮和背带裤留在他们身上的痕迹。 加利西亚虔诚教派的犹太人常系一根色彩鲜艳的、有条纹的腰带，把身躯分为两截，比较讨人喜欢的一截，包括心、肺、肝和脑袋，以及只可勉强容忍的、不重要的一截，即肠子和性器官那截。 天主教的神父们则把这道区分线提高到脖子上，把教士硬领看做一个明显的标志，突出大脑独一无二的至高地位，因为大脑是上帝蘸手指的托盘。 我望着戏水儿童和他们光裸的身体上背带裤留下的清晰条纹，我想到了修女们，她们用无情的布条把脑袋缠得严严实实，只薄薄地露着一片脸庞，嵌在上了浆的头盔里，犹如1号汽车赛（我觉得应该是说F1）的选手。 我看着这些在水里拍溅着水花游动的光身子儿童，他们对性尚一无所知，他们的性器官，诚如老子教导我的，却已暗中成熟。 我想到神父和修女的那些布条条，犹太人虔诚派的腰带。 我暗自寻思，人体是一只计时的沙漏，在下面的到了上面，在上面的到了下面，两个互相衔接的三角形，所罗门王的印记，他年轻时写的《诗篇》和年老时论“虚空的虚空”的《传道书》之间的和谐。 我的目光飞向洛约拉的伊格纳休斯教堂，号角般的金色光环在闪闪发光，奇特的是，我国文学巨匠的塑像几乎全都是瘫痪在轮椅上的，庸格曼、沙法里克、帕拉茨基，一个个都僵坐在椅子上，连贝特馨公园的马哈也得轻轻靠在柱子上，而天主教的雕像却个个充满了运动感，仿佛都是运动员，总是像刚在网上扣了一个球，刚跑完一场百米赛，或者刚以一个旋转的动作把铁饼远远地扔了出去，他们的目光总是看着上方，仿佛举着双臂在接上帝打来的一个高球。 用砂岩雕刻的基督教的雕像都有足球队员的风采，高举双臂欢呼，因为刚刚胜利地踢进了一个球，而雅罗斯拉夫·伏尔赫利茨基的雕像却是倒在一张轮椅上。 我跨过沥青马路，从阳光中走进契谢克饭馆，酒吧间里光线幽暗，顾客们的脸一张张都像闪光的面具，身躯则被黑暗吞没了。 我下楼走进餐厅，在那里越过一个人的肩膀看到墙上写着马哈曾在这栋房子里创作了他的《五月》。 我坐了下来，但举目朝上一瞥，不禁吃了一惊，这里的电灯跟我地下室里的一模一样。 我站了起来，冲出门外，却迎面撞到了我的一个老相识的身上。 他喝得醉醺醺，马上伸手摸出小钱包，在一沓子纸条里翻找了许久，最后抽出一张递给我，我看了一下，原来是酒精中毒防治站的化验报告，上面写着：持证人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低于千分之一，此证。 我把化验报告叠起还给了他，这位老相识，他的名字我已忘记，告诉我说他由于想改邪归正，喝了两天牛奶，谁知这就造成他今天早晨走路跌跌撞撞，他的头头认定他喝醉了，打发他回家，扣除他两天假期，于是他马上跑到防治站，做了检查，检查结果后来正式写在公文纸上：血液中未见一滴酒精。 防治站还打了电话，批评头头说这样做打击了工人的积极性。 为了庆祝他手中握有一张正式文件，证明他血液中未见一滴酒精，他从早晨起便开怀痛饮，一直喝到现在，他邀我同他去干上一杯，还说我们俩不妨再试它一次障碍滑雪大赛，几年前我们玩过，几乎每次都翻了船，只有一回走运，顺利通过了所有的目标。 可是，我对障碍滑雪大赛已忘得精光，连一个目标也想不起来了，我的老相识——他的名字我也已忘记——一心要争取我，便兴冲冲地给我描绘开了。 他说，我们将从霍夫曼酒店开始，在那里喝一杯啤酒，然后穿过下一个目标弗拉霍夫卡酒店，之后是小角酒店，从那里出来一路下滑到失守卫酒店，之后直闯米莱尔酒店，然后到纹章酒店，每一处只叫一杯啤酒，以便节省时间去闯下一个目标雅罗米克酒店，之后去拉达酒店，喝一杯啤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