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过河入林 [book_author]海明威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142204 [book_dec]这是海明威于1949年去意大利旅行和打猎回国之后所写的一部长篇小说，主人公坎特威尔上校躲在有作者本人的影子。全书描写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的主人公在战后不久去意大利的福萨尔塔重访他当年作战负伤的地点，去威尼斯游玩，与朋友们一起打野鸭子，并着重描写了他与美丽的意大利姑娘蕾纳塔之间毫无功利目的纯真爱情，反映了作者对战争的厌恶、对人类前途的关心，以及对人生的价值、爱情与死亡的思考。本书书名取自美国内战时期南军将领托马斯·杰克逊临死前所说的话，表现了海明威笔下的“硬汉”--也名括他本人--视死如归的坚强性格。 [book_img]Z_10799.jpg [book_title]第一章 他们在天亮前两小时出发，起初，他们不必在水道[原文canal，指人工开凿的河道，在威尼斯四处可见。]中破冰前行，因为前面有其他的船只开道。每条船的船尾都站着一个船夫，黑暗中看不见他们的身影，只听得见他们用长桨划水的声音。那个狩猎者坐在固定在一只箱盖上的打猎凳上，箱子里装着他的午餐和猎枪子弹。他的两杆枪，或许还不止两杆，斜靠在一堆木制的囮子[指木头做的鸭子，用作引诱物。]旁。每条船上都放着一只口袋，里面装着一两只活的雌野鸭，或是一只雌野鸭和一只雄野鸭；每条船上都有一条狗，那些狗听见黑暗中野鸭拍翅飞过头顶的声音，便焦躁不安地抖动着身子来回蹿动。 有四条船沿着主水道溯流而上，朝北面的大湖驶去。第五条船调头拐进一条支流水道。这时第六条船转向南面，驶进一个浅湖，湖中已经不见水流涌动。 湖面上全都结了冰，夜间一场无风的寒流突然降临，这些冰就是在夜里新结成的。冰层硬而有韧性，被船夫的桨一戳便凹陷下去，接着像一块窗玻璃那样尖利地碎裂开来，可是船并没有向前移动多少。 “给我一把桨，”坐在第六条船上的狩猎者说。他站起来，小心地稳住了身子。他听见野鸭在黑暗中飞过，感觉到那些狗在惊惶失措地躁动。他还听见从北面传来冰层的碎裂声，那是其他几条船在破冰。 “小心，”站在船尾的船夫说，“别把船弄翻了。” “我也是个船夫，”狩猎者说。 他接过船夫递给他的长桨，把它调了个头，用手握住桨叶。他向前举起桨，用力将桨把朝冰层下捅去。他感觉触到了坚硬的湖底，就把全身的重量都压在宽宽的桨叶顶端，双手攥紧桨身，先一拉再一推，使桨把移到了船尾，就这样撑船前行，一路划破冰层。当船驶过冰层，将大片的冰压在船底下时，冰像平板玻璃一样碎裂开来，站在船尾的船夫把碎冰向两旁推开，将船驶入通畅无阻的水道中。 狩猎者一直沉稳而卖力地干着活，因为穿的衣服厚，身上已经开始出汗。过了一会儿，他问船夫：“打猎的大木桶安置在什么地方？” “就在那边，往左一点。在下一个湖湾中间。” “现在该往那儿调头了吧？” “随你的便。” “你这是什么意思，随我的便？你才知道水有多深。水位够不够让船通过？” “正在落潮。谁知道呢？” “再耽搁下去，我们天亮以前就赶不到那里了。” 船夫什么也没回答。 好吧，你这个阴郁的笨蛋，狩猎者心里想，我们总会到那儿的。我们已经驶过了三分之二的路程，假如你怕烦，不愿破冰打鸭子，那你可就太差劲了。 “用点劲啊，你这笨蛋，”他用英语说。 “什么？”船夫用意大利语问。 “我说快点划。天就要亮了。” 当他们到达放置打猎桶的地方时，天早已经亮了。打猎桶是一个用橡木箍成的大桶，桶身嵌进湖底。四周环绕着长满菖蒲和杂草的斜坡。狩猎者小心地绕开杂草走上土坡，他感到结了冰的草在脚下被咔嚓嚓地踩断。船夫把固定在一起的打猎凳和子弹箱从船里取出来，往上递给狩猎者，狩猎者弯下身把它们放进了桶底。 狩猎者脚蹬一双高统套靴，上身穿一件旧的行军装，军装的左肩上缝着一个没人看得懂的徽记，两只曾经缀有金星的领章上留着几个淡淡的点子。他往下跨到桶里，船夫把两杆枪递给了他。 他把枪斜靠在桶壁上，两杆枪之间的桶壁上钉着两只钩子，他先将备用的子弹带挂在钩子上，然后把枪靠在子弹带的两边。 “你带水了吗？”他问船夫。 “没有，”船夫答道。 “这湖水能喝吗？” “不能，水不干净。” 狩猎者一路上使劲地破冰撑船，这会儿觉得口干舌燥，心中不由要冒火，但他还是忍住了，只是问道：“要我上船帮你破冰放囮子吗？” “不用，”船夫回答，接着便动作粗野地把船猛地撑到了薄薄的冰面上，薄冰在船的压力下一块块碎裂。船夫手握桨把，用桨叶捣碎冰，然后把囮子向船的一侧和身后抛去。 他的脾气倒不小，狩猎者想，他太蛮不讲理了。来这儿的一路上，我像牛马一样干着活，他只不过做了他分内的事情而已。究竟什么事惹恼了他？这本来就是他该干的差使。 他把打猎凳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使它可以向左右两面随意转动，然后打开一盒子弹，往衣袋里塞满，接着又打开另外几盒子弹，把它们装进子弹袋，这样想拿的时候就方便了。拂晓的曙光把他眼前的湖面映得晶莹闪亮，湖面上现出黑色的船身和船夫高大的身影，他正在用桨捣碎冰层，同时往船外抛撒囮子，那样子好像要扔掉什么可憎的东西似的。 天渐渐亮了。狩猎者能看见湖对岸最近处低低的土堤轮廓。他知道在土堤的那一边还放置了两只打猎桶，再往前就是沼泽地，过了沼泽地是宽广无垠的大海。他把两支枪都装上了子弹，目测了一下那条正在抛放囮子的小船的位置。 他听到身后传来翅膀扇动的声音，那声音越来越近，他蹲下身，从木桶的边缘往上看，同时拿起放在身体右侧的枪，有两只黑色的野鸭正扑扇着翅膀，放慢了速度，从灰蒙蒙的天空中朝着囮子斜飞下来，他站起身，打算把这两只鸭子射下来。 他头一侧抵住枪托，举起枪就瞄准，枪口追踪着目标慢慢倾斜、向下，在第二只鸭子的正前方开枪射击，接着，他没有看是否击中了目标，又沉稳地举起枪，枪口一点点地向上抬起瞄准，对准另一只鸭子的左上方——因为它正向左上方飞去——扣动了扳机，那只野鸭双翅一合，扑地一下落到了碎冰块中间的囮子旁。他往右边瞧了一眼，只见第一只野鸭——看上去是一块黑乎乎的东西——也掉在那儿的冰上。他知道自己打第一只野鸭时很小心，是在离船很远的右边开的枪；打第二只时，枪朝左面抬得很高，等到野鸭飞向左上方的那一刻，才朝它开了枪，以免击中那条船。这两枪打得很精彩，射击准确，正像他的作风，而且考虑周到，仔细测定了船的位置，他心里觉得很满意，一边往枪里装着子弹。 “喂，”船上的那个人对他喊道，“别朝船这儿开枪！” 要是那样，我可就成了狗娘养的傻瓜了，狩猎者心中暗暗想道。我就太不像话了。 “你就只管放你的囮子吧，”他对船上的那个人喊道。“不过要快些，你不放完，我不会开枪，除非朝天上开。” 船上的人回答了些什么，一点也听不清。 我用不着去理会，狩猎者心想，他对这种事本来就很在行。来的这一路上，我跟他分担着干活，甚至比他干得还多，这点他很清楚。我这辈子打野鸭从没像刚才那样仔细准确。他到底怎么了？我先前还主动提出帮他一块放囮子呢。让他见鬼去吧。 在右面不远处，船夫还在气冲冲地砸冰、抛囮子，他的每一个动作都表露出他内心的仇恨。 不能让他毁了这次打猎，狩猎者对自己说。如果过一会儿太阳还不能把冰融化，那就打不到多少鸭子了，大概也就那么几只，因此决不能让他坏了我的兴致。谁知道还能打几次鸭子，我决不让任何事情糟蹋了这次打猎。 他看了看长长的沼泽地后面已经发亮的天空，然后在木桶里转过身，目光掠过冰冻的湖面和沼泽地，看到了远处被积雪覆盖的群山。他因为坐得低，看不见山脚，群山的山峰似乎突兀地耸立在平原上。当他望着远山时，他感到脸上拂过一阵微风，他知道太阳出来了，起风了，风儿会惊动那些飞禽，它们必定会从海上飞到这儿来。 船夫干完了放置囮子的活儿。那些囮子分成两队浮在水上，一队在正前方偏左处，朝着太阳升起的方向，另一队在狩猎者的右边。现在他又把一只系着绳子和小锚的母鸭扔到水中，这只活生生的引诱鸭把头钻进水里，过了一会儿从水里探出脑袋，接着又钻进水里，把水溅得背上都是。 “你觉得要不要把四周的冰再砸开一些？”狩猎者对船夫喊道。“水面太小，鸭子不愿飞下来。” 船夫一言不发，但却开始用桨砸起冰层锯齿状的边缘来。这种冰弄不弄碎都无关紧要，船夫心里很清楚。可是狩猎者并不知道这一点，他想：我不明白他是怎么了，不过我决不让他破坏这次打猎，我必须圆满完成计划，决不让他搞砸。现在每打一枪都可能是最后一枪。我决不允许哪个狗娘养的来破坏。保持冷静，别发火，小伙子，他对自己说。 [book_title]第二章 然而他不是小伙子了。他已经五十岁，是美国陆军上校。动身来威尼斯打猎的前一天，为了作身体检查，他服用了足够的甘露六硝酯[用于血管扩张的药。]，以便……他自己也说不清楚究竟为了什么，就是为了作身体检查吧，他对自己说。 那个军医对检查结果表现出明显的怀疑，但是在第二次量过血压后，还是把测量数字记在了病卡上。 “你明白，迪克，”他说，“没有检查出什么病症；事实上，眼压和脑压都非常高，这和检查结果完全相悖。” “我不明白你在说些什么，”猎人说，那会儿他并不是猎人，只不过后来当了回猎人。他的身份是美国陆军上校，在那之前还当过将军[战后美国军队整编时，军官往往降两级留用。]。 “我们相识很久了，上校。或许看上去很久了，”军医对他说。 “确实很久了，”上校说。 “听上去我们好像在编歌词，”军医说。“不过你可要小心别撞上什么大家伙，也别让火星溅到你身上，因为你的身体里全是硝化甘油[甘油的三硝酸醋，可用来制造炸药，经撞击或震动后易爆炸，医学上用于血管扩张和心绞痛。]。真该让你身上拖一根铁链，就跟装燃料的卡车那样[燃料车在运行过程中，燃料中的分子因晃动摩擦而产生静电，易发生爆炸，从油罐内拖一根铁链到地上，可释放静电。]。” “我的心电图没问题吧？”上校问。 “你的心电图非常好，上校。跟二十五岁的年轻人不相上下。十九岁的男孩也不过如此。” “既然这样，你还有什么要说呢？”上校问道。 由于服用了太多的甘露六硝酯，他不时地感到有些恶心。他急切地想结束这次会面，也急切地想吞服一片安眠药躺下来。我该把那本适用于突击排的小部队战术手册写完，他想。我真希望告诉他那件事。为什么我就不能请求法庭的宽恕呢？你决不能这么做，他对自己说，你要自始至终申明自己无罪。 “你的头部受过几次伤？”军医问他。 “这你清楚，”上校对他说，“在我201号病历档案里有。” “告诉我你头上受过几次伤？” “哦，基督。”他说，“你这样问我，是作为一个军医还是作为我的私人保健医生？” “作为你的私人保健医生。你不会认为我是存心要你难堪吧？” “不，韦斯。对不起，你到底想了解什么？” “脑震荡的情况。” “你是指严重的？” “就是你昏死过去或是事后什么都记不起来的那种状况。” “大概有十次吧，”上校说。“连打马球时摔昏在地也算在内。至少七次，最多十三次。” “你这个倒霉的老东西，”军医说。“上校，先生，”他又补充说。 “现在我能走了吗？”上校问道。 “可以，先生，”军医说。“检查结果你很正常。” “谢谢，”上校说。“愿意和我一起去打野鸭子吗？就在塔里亚蒙托河口的沼泽地那儿，是个打猎的好去处。我在科尔蒂纳结识了几个可爱的意大利小伙子，他们在那里有庄园。” “就是打大的那个地方？” “不是。在那里能打到真正的野鸭。都是些棒小伙子，打猎个个是好手。货真价实的野鸭。有绿头鸭，针尾鸭，赤颈凫，还有大雁。跟我们还是毛头小伙子时在家乡的情景一个样。” “我那时已经二十九、三十了，算什么毛头小伙子。” “还是头一回听你说这么泄气的话。” “我并不是那个意思，我只不过想不起来什么时候打野鸭合适。而且我是在城里长大的。” “那你可是再糟糕不过了。我从没见过哪个城里长大的孩子有什么出息。” “你这话不当真吧，上校？” “当然不。你明白我是说着玩的。” “你现在一切正常，上校，”军医说。“很遗憾我不能跟你去打猎。我甚至连枪都不会开。” “去他的，”上校说。“那没有关系。我们部队里谁都不会开枪。我希望有你在身边。” “我再给你些药，来增强目前的药效。” “真有这种药？” “老实说没有。不过有人正在研究。” “让他们研究去吧，”上校说。 “我觉得你这种人生态度值得赞赏，先生。” “见鬼去吧，”上校说，“你确实不想去吗？” “我要是想吃鸭子，麦迪逊大街上的朗查普饭店有的是，”军医说，“那儿夏天有冷气，冬天有暖气，我不必天亮以前就起床穿连衫裤。” “好吧，城里长大的孩子。你永远体会不到打猎的乐趣。” “我从来也不想体会，”军医说，“你现在一切正常，上校先生。” “多谢，”上校说着，转身走了出去。 [book_title]第三章 那还是前天的事。昨天他从的里雅斯特[意大利东北部港市，当时为美、英部队驻军地。]驱车前往威尼斯，一路上沿着从蒙法尔科内到拉蒂萨那的旧公路行驶，后来又穿过平坦的原野。他有一个很不错的司机，他自己全身放松地坐在前排座位上，看着窗外这片从青年时代起就很熟悉的地方。 这地方看上去全变了，他想。或许是因为时间相隔久了的缘故。人长了岁数，一切都好像变小了许多。不过道路倒是比以前好了，也没有什么灰尘。当年我在这条路上乘的是军用卡车。我们也常常步行。那时候我最渴望的是部队原地休息时，头上有一片遮阳的树荫，农家的院落里有一口水井。还要有水渠，他想，我确实渴望有许多水渠。 汽车拐了个弯，在一座临时的桥上驶过了塔里亚蒙托河。河的两岸绿意葱茏，远处的河岸上有人在钓鱼，那里的水较深。被炸毁的桥正在修复，敲铆钉的汽锤声声震耳，离桥八百码远的地方有一些炸塌的楼房和仓库，那都是隆盖纳[隆盖纳（1596—1682），17世纪威尼斯著名建筑师。]当年建造的，从房子毁损的程度看，几架中程轰炸机显然把装载的全部炸药都扔在了那里。 “你看，”司机说，“这一带凡是有桥和火车站的地方，不出周围半英里，你准会看到被炸毁的建筑。” “这是教训，”上校说，“不该在离桥八百码的距离内造房子或盖教堂，也别请乔托[乔托（约1266—1337），意大利著名画家、雕塑家。]来画壁画，假如那儿有教堂的话。” “我明白该从中吸取教训，先生。”司机说。 他们驶过倾塌的别墅，上了一条笔直的大路，路旁的沟边栽着柳树，因为是冬天，树看上去黑沉沉的。地里种满了桑树。前面有一个男人骑着自行车，手里拿着一张报纸在看。 “如果来的是重型轰炸机，就该得出远离一英里的教训，”司机说，“这样说对吗，先生？” “要是导弹，”上校说，“最好离开两百五十英里。最好朝那个骑车的人按一下喇叭。” 司机按了喇叭，骑车人让到路边，没有抬头看他们，也没有碰一下车把。当他们开过他身边时，上校想看看他在读什么报，但是报纸的名称被折了起来。 “我看现在最好是别在这里盖漂亮的房子或者教堂，也别请那个人，他叫什么来着？画什么壁画。” “乔托。也可以是彼埃罗·德拉·弗朗西斯卡[彼埃罗·德拉·弗朗西斯卡（约1420—1492），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重要画家，对绘画透视学有较大贡献。]或曼坦那[曼坦那（约1431—1506），15世纪意大利北部第一个典型的文艺复兴艺术家，在壁画领域有独特建树。]。还有米开朗琪罗[米开朗琪罗（1475—1564），意大利文艺复兴盛期的雕刻家、画家、建筑设计师。]。” “你知道这么多画家，先生？”司机问。 他们此时正行驶在一条笔直的公路上，为了赶时间，车子开得飞快，农舍连成一片从眼前飞逝而过，几乎一片模糊，能够看清的只有前方远处的景物，它们不断地扑面映入眼帘。车窗两侧呈现出缩小的冬日平原的荒凉景色。我不太喜欢车开得这么快，上校想。如果勃鲁盖尔[勃鲁盖尔（1568—1625），佛兰德斯画家，擅长花卉、风景画。]看到这里的景致，倒是可以大大欣赏一番。 “画家？”他回答司机说，“我对他们知道得并不多，伯纳姆。” “我是杰克逊，先生。伯纳姆到科尔蒂纳疗养中心去了，那可是个好地方，先生。” “我真犯浑，”上校说。“对不起，杰克逊。那是个好地方。食物丰富，服务周到。没有什么人来烦扰你。” “是这样，先生。”杰克逊表示同意。“我问你这些画家，是因为那些圣母像。我认为自己该去看看绘画，于是去了佛罗伦萨一家大美术馆。” “是乌菲兹美术馆？皮蒂美术馆？” “管它叫什么。反正是最大的一个。我在那儿一直看啊看，看到最后只觉得这些圣母像让我头脑发涨。我跟你说，上校，先生，一个门外汉看这种画，看到的只是许许多多的女人，这会使他觉得厌烦。你明白我的想法吗？你知道那些意大利人对男婴有多狂热？他们越是吃不上饭，男婴就越生得多，而且总也没有个够。我觉得这些画家大概和所有的意大利人一样，也是些痴迷男婴的家伙。不知你刚才提到的是否就是那种画家，我并没有把他们算在内，如果我说得不对，就请你告诉我正确的看法。可是我总觉得，那些圣母像实在是太多了，先生，这些画家显然只知道画圣母像，或者说，满脑袋里想的都是男婴，不知道你懂不懂我的意思。” “而且他们局限于宗教题材。” “正是，先生，那么你认为我的话有几分道理？” “是啊。不过我想这事有点儿复杂。” “那自然，这只是我的一点粗浅看法。” “你对艺术还有别的看法吗，杰克逊？” “没有，先生。目前为止我脑袋里只想到男婴的问题。不过，我希望他们能把科尔蒂纳疗养中心周围的山区画成美丽的图画。” “提香[提香（1490—1576），意大利文艺复兴盛期著名画家。]就诞生在那儿，”上校说。“至少人们都这么认为。我到那儿的山谷里去过，见到了那座据说是他出生的房子。” “那地方很漂亮吗，先生？” “并不怎么漂亮。” “要是他把那儿山区的景物都画出来就棒了，晚霞辉映着山崖、松树、白雪和所有尖顶的——” “Campanile[意大利文。]，”上校说，“就像前面塞基亚的那个一样，它的意思是‘钟楼’。” “如果他真能把那儿的山区景色画成画儿，我倒很乐意向他买几幅。” “他画女人很有一手，”上校说。 “假如我开一个小酒馆或一家小客栈什么的，倒是需要一张女人画，”司机说。“不过要是我把那种女人画带回家，我老婆会从罗林斯把我一路追打到布法罗[罗林斯是美国西北部怀俄明州的一个城市，布法罗则在东部的纽约州内。]，能逃到布法罗，还算是走运的。” “你可以把画捐给当地博物馆。” “我们那地方的博物馆里只有箭头、印第安人的羽毛头饰、剥头皮的刀具、剥下来的人兽头皮和鱼化石、和平烟斗，还有印第安人酋长‘食肝者’约翰斯顿的几张相片，一张坏蛋的皮，那坏蛋是被绞死的，一个医生把他的皮剥了下来。女人的画像放在那里很不相称。” “看见平原那边的钟楼了吗？”上校问，“我要指给你看那儿的一个地方，我还是个小伙子时，在那一带打过仗。” “你也在这儿打过仗，先生？” “是啊，”上校说。 “谁在那次战役中拿下了的里雅斯特？” “德国佬。我的意思是奥地利人。” “我们没有夺过来吗？” “一直到战争快结束的时候。” “谁占领了佛罗伦萨和罗马？” “我们。” “这么说，你那会儿的情形并不糟。” “先生，”上校彬彬有礼地说。 “对不起，先生，”司机赶紧说道，“我那时在三十六师。” “我看到了你的臂章。” “我刚才正想着拉皮托河[意大利中部的一条小河，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军为攻克德军重兵防守的卡西诺市，曾在此激战四个月，伤亡惨重。]，先生，我并没有想冒犯你或不尊重你的意思。” “我明白，”上校说。“你刚才想起了拉皮托河。可你要知道，杰克逊，每个久经沙场的人都会有自己的拉皮托，甚至不止一个。” “再多一个我就无法忍受了，先生。” 汽车驶过皮亚韦河[意大利东北部河流。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奥地利军队突破卡波雷托防线后，该河成为意大利的主要防线，始终未被突破。]畔的圣多纳镇，镇上很热闹，这是一个重建的新镇，跟美国中西部任何一个城镇一样漂亮，镇上一派繁华热闹、喜气洋洋的景象，而就在河上游沿岸的福萨尔塔却显得凄凉阴郁，上校想。难道福萨尔塔一直没从第一次大战的阴影中摆脱出来？不过在它受到重创前，我从未见过。一九一八年六月十五日那次大规模进攻前夕，福萨尔塔遭到了猛烈的炮击，后来我们夺回它之前，又朝它猛轰了一阵。他记起了是怎样进行反攻的：从莫纳斯蒂尔开始，然后经过福纳齐；在这个冬日里，他记起了那个夏天发生的事。 几个星期前，他经过福萨尔塔时，曾沿着低洼的道路去河岸寻找他当年受伤的地方。那地方不难找，因为正好在河湾处，以前重机枪就搁在这儿，如今坑道里齐刷刷地长满了青草。绵羊或山羊来此啃食过青草，被啃过的地方就像高尔夫球场上特意挖出来的球坑。这儿的河水灰而混浊，缓缓地流淌着，河岸两边长着芦苇。四下望去不见一个人影，上校蹲下身，从岸上望着河面，以前岸上这块地方在白天是决不能抬起头的，现在他在这里解了手。他目测了一下地形，确信此地正是三十年前他受重伤的地方。 “成果微不足道，”他对着河水和河岸大声说，四周弥漫着一片秋天的宁静和雨后的湿润。“然而却是我的。” 他站起来，朝四面看了看，没有一个人，先前他把车停在一条低洼的路上，就在福萨尔塔重建的房子中最边上也最凄凉的那幢前面。 “现在我要竖一个纪念碑，”他说，没人听他说话，除了地下的死人。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旧的索林根折刀，就跟德国偷猎者常用的那种刀差不多。他打开刀，把刀尖插进地里转动着，在潮湿的泥地上挖了一个匀整的小坑。他把刀上的泥在右脚长统靴上擦干净，然后将一张褐色的一万里拉的纸币放进小坑里，用土埋实，再把刚才用刀剜出来的草覆在上面。 “银质英勇勋章每年获五百里拉，这里是二十年的数额。我记得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能值十个几尼，优异服务十字奖徒有虚名。银星章也一样。零钱我就自己留下了，”他说。 现在好了，他想，这里有粪便、金钱、血；看这儿的草能长多肥。土里埋着吉诺的一条腿和弹片，还有伦道夫的双腿和我的右膝盖骨。多精彩的纪念碑，里面什么都有。肥料、金钱、血和铁。听起来就像一个国家。哪里有肥料、金钱、血和铁，哪里就是祖国。我们还需要煤。应该去弄些煤来。 然后他看了看对岸在废墟上重盖的白色房子，朝河里吐了口唾沫，他站的地方离河并不近，费了些力气才把唾沫吐到河里。 “那天夜里我连唾沫都吐不出来，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也吐不出来，”他说。“不过现在像我这么一个不嚼口香糖的人，能吐得这样还真不错。” 他慢慢地走回停车的地方。司机已经睡着了。 “醒醒，伙计，”他说。“把车调个向，顺着这条道往特里维索开。在这个地区我们不用地图，该拐弯的地方，我会告诉你。” [book_title]第四章 此刻他正在去威尼斯的路上，他极力克制着自己，不去想他是如何渴望着那儿。大型“别克”车把圣多纳镇最后的景物抛在了车后，驶上了皮亚韦河上的桥。 他们过了桥，来到战时属于意大利的一侧河岸，他又看到了那条低洼的道路。这条路平坦而不起眼，跟所有沿河岸修筑的道路一个样，但他却能辨认出往日的作战地点。汽车载着他们在笔直平坦的路上疾驶，路两旁的河边上栽着柳树，当年河里漂的都是死尸。那次进攻临近结束时，发生了大规模的厮杀，当时天气炎热，在河边和路上清扫战场时，有人命令把尸体都抛到河里。不幸的是，河下游的几道水闸仍控制在奥地利人手中，他们关闭了闸门。 于是河里的水几乎不再流动，有很长一段时间，那些尸体不分国籍地浮在水面上，脸有的朝上有的朝下，身体在水中肿胀得变了形。后来，成立了专门的机构，派劳工队在夜间把尸体捞起来后埋在路边。上校留意地看了看路边，想找出草木特别肥沃的地方，可是没有发现什么。河面上浮着许多野鸭和鹅，沿路都有人在钓鱼。 那些尸体后来又被掘出来，上校想，被埋到内尔维萨附近的大公墓去了。 “我们在这一带打过仗，那时我还是个小伙子，”上校对司机说。 “这个鬼地方地势太平，打起仗来可不容易，”司机说。“你们占领了那条河吗？” “是的，”上校说。“我们占领了，后来一度失守，最终又夺了回来。” “在这儿无论朝哪个方向看，都找不见一个可以掩蔽的地方。” “麻烦就在这里，”上校说。“你只能利用一些难以辨认的物体，它们看上去非常小，譬如壕沟、房子、河堤和矮树丛。这儿跟诺曼底很相似，只是地势更平坦。我想，在荷兰打仗一定跟这儿差不多。” “这条河肯定一点儿不像拉皮托。” “那时候它是条相当不错的河，”上校说。“没有造这些水力发电站之前，河的上游水很多。水变浅了后，水底的鹅卵石和圆砾石中间出现了很深很讨厌的沟槽。以前这儿有个地方叫格拉韦·德·帕帕多波里，情况更糟糕。” 他很清楚，任何一个人把自己的战争经历讲给别人听，都会让听的人感到乏味，于是他不再说话。人们总是以自己的目光来看待战争，他想。一般说来，任何人都不会对战争感兴趣，除了士兵，而士兵人数并不多。他们被训练成士兵，可其中的佼佼者又会战死，此外，他们总是为某些目的而拼命钻营，对其他一切都不闻不问。他们只想着与自己经历有关的事，当你说话时，他们盘算着该怎样迎合你，以便求得职位提升或得到特殊的利益。用那些事来烦这小伙子没什么意思，别看他佩戴着作战部队的标志、紫心勋章和其他一些玩意儿，他可绝不是一个士兵，只不过在违背意愿的情形下，被安排穿上了军装，他选择留在军队里，显然是为了个人的一些利益。 “你当兵以前干什么，杰克逊？”他问道。 “我和哥哥在怀俄明州的罗林斯开了个汽车修理厂，先生。” “你打算回那儿去吗？” “我哥哥在太平洋战争中被打死了，后来代管工厂的那家伙不务正业，”司机说，“我们的投资全完了。” “真糟糕，”上校说。 “你一点没说错，糟透了，”司机说，接着又补了一句：“先生。” 上校抬头看了看前面的路。 他知道沿着这条路再往前开，很快就要到他一直期待着的拐弯处了，但他还是觉得急不可待。 “注意留神，在这条收费公路的岔路口朝左拐，开到土路上去，”他对司机说。 “你觉得我们这辆大车能通过那些低洼的土路吗，先生？” “试试吧，”上校说。“妈的真不错，伙计，三个星期没下雨了。” “我信不过这儿地势低洼的土路。” “如果陷进泥地里去，我会找头牛把你拉出来。” “我只是担心车出问题，先生。” “还是多考虑一下我刚才说的话，在第一个岔道口往左拐，只要你看着能开过去就行。” “看样子就是前面那个有矮树丛的地方，”司机说。 “我们后面没有车，稍微往前开一点停下，我要过去看一看。” 他下了车，穿过路面坚实的宽阔公路，看了看岔路口那条狭窄的土路，路边有一条水流湍急的水渠，对岸是茂密的矮树林。一座低矮的红色农舍和一个大粮仓在矮树林的后面。路面很干燥，连马车的车辙印都没留下。他又回到汽车里。 “是条林荫大道，”他说。“没什么可担心的。” “是，先生。那是你的车，先生。” “我知道，”上校说。“这车还在分期付款呢。可是，杰克逊，每回你从公路上拐到岔道上去，都这么心神不定吗？” “不是，先生。可一辆吉普车和这种低车身的车子完全是两码事。你知道这辆车的底盘离地面间隙小，车身容易损坏。” “车尾行李箱里有一把铁铲，还有铁链。等车出了威尼斯，你再操心我们有什么麻烦吧。” “以后一路上都开这辆车吗？” “现在还不知道，以后再看。” “请想一想挡泥板，先生。” “我们大不了像俄克拉荷马的印第安人那样，把挡泥板去掉一截，这辆车的挡泥板太大。除了发动机，什么都显得累赘。杰克逊，这辆车的发动机实在是棒，有一百五十匹马力。” “没错，先生。驾着这种大引擎车在平坦的公路上开，真是一种乐趣。所以我不愿让它出差错。” “你真行，杰克逊。现在不要担心了。” “我不担心，先生。” “这样就好，”上校说。 他自己也没费心想什么，因为这时他看见有一张船帆，正在前面那一排茂密的棕色树林后移动，那是一张红色的大帆，从桅杆顶倾斜地往下挂着。在树林后面慢慢地移动。 为什么每当看见帆船沿着岸边移动，你就会觉得心动？上校想，为什么看见毛色无光行走迟缓的大公牛，你也会心动？一定是因为它们的步态、模样、体形和毛色。 可是一头漂亮的大骡子或是一队壮实的驮载货物的骡子也会使我心动。还有丛林狼和灰狼，它们的动作和其他野兽完全不同，它们一身灰色，充满自信，高昂着头，双眼射出凶狠的光，每当我看见它们，也不由怦然心动。 “你在罗林斯郊外看见过灰狼吗，杰克逊？” “没有，先生。在我出世前，它们就绝迹了，被人们用药毒死了。不过，丛林狼倒有不少。” “你喜欢丛林狼吗？” “我喜欢听它们在夜晚嗥叫。” “我也是，胜过其他一切，除了看帆船在两岸之间行驶。” “有条船正从那儿过呢，先生。” “正在西雷河道上，”上校告诉他，“那是一艘开往威尼斯的平底驳船，现在风从山上过来了，船行得很快。如果风不停，今天夜里很可能转冷，风还会把大群野鸭带过来。在这儿往左拐，我们就沿着这条水道走，这里的路很好。” “我家乡那儿没多少鸭子好打。但是在内布拉斯加州的普拉特河一带，鸭子却很多。” “你想在我们去的那地方打野鸭吗？” “恐怕不行，先生。我可不是个好射手，我宁愿在睡袋里躺着。这会儿正是星期天早上，你知道。” “我知道，”上校说。“只要你喜欢，可以在睡袋里一直躺到中午。” “我带了驱虫剂，睡个安稳觉没问题。” “驱虫剂不一定用得上，”上校说。“你带了应急口粮或多维饼干吗？这儿吃的可都是意大利食品。” “我带了一些罐头备用，还可以分点给别人。” “太好了，”上校说。 他朝前面望去，想看看这条沿河的小路在哪儿跟公路重新汇合。他知道，在今天这么晴朗的日子里准能看到。前面是褐色的沼泽地，就跟冬天里密西西比河口派勒特镇那一带的沼泽地一样，强烈的北风吹弯了芦苇。越过这片沼泽地，他看见托切洛[威尼斯湖岛上的村庄，建于452年，古时曾为繁荣的城市，著名建筑有圣母升天塔大教堂遗迹和圣福斯卡教堂。]的教堂那方形的塔楼，以及再远一些的布拉诺[威尼斯的东北郊区，由威尼斯潟湖的四个小岛组成，以花边编织手工业闻名。]高高的钟楼。海水呈现出石板瓦的蓝灰色，他看见有十二条平底驳船乘着风势向威尼斯疾驶。 我还得等一等，等过了诺格拉城北面的德塞河，才能看得一清二楚，他想。回想起来也真奇怪，那年冬天为了保卫这座城市，我们一直沿着这条水道向进攻的敌人反击，可是却从未见过它。有一回，我到了诺格拉城附近，那天也像今天一样晴朗，一样寒冷，我站在对岸第一次看见了它，不过始终没有走进城里去。尽管如此，这也是我的城市，因为还是个小伙子时，我就为它而战，而今我已年过五十，他们知道我为它战斗过，也算得上是这座城市的主人中的一分子，他们会待我很好。 你认为那就是他们要待你好的原因吗，他问自己。 可能吧，他想，他们所以有可能待我好，因为我是胜利者一方的上校，不过，我并不确信这一点，无论怎样，我不希望如此，这里不是法国，他想。 你为一个你喜爱的城市而奋勇战斗，你对那里的一切都非常在意，生怕损坏了不该损坏的，那么，如果你的脑子还清醒，你就该小心不要再回去，因为总会碰上些打过仗的军人，他们会因为你那样攻打这座城市而憎恶你。Vive la France et les pommes de terre frites.Liberté，Venalité，et Stupidité.[法文：法兰西和炸土豆万岁。自由、贪财和愚蠢。]法兰西军事思想的伟大清晰性。自杜比克以来，他们还未产生过一个军事思想家。就连他也只是个浅薄的爱冲动的上校。芒让[夏尔·芒让（1866—1925），法国将军，毕业于著名的圣西尔军校，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先后统领第六军、第十军。]、马其诺[马其诺（1877—1932），曾任法国陆军部长，20世纪30年代由其建议在法国东北部边境修筑了一道防线，命名为马其诺防线，以抵御德国人的进攻，但该防线并未包括法比边界，德军在二战中正是从比利时边境进入法国。马其诺防线给人一种虚假的安全感。]、甘末林[甘末林（1872—1958），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先后任法国陆军总司令、西线盟军司令，未能阻止德军切断盟军防线袭击法国，1940年被撤职。]，任你们选择，先生们。三种战略思想体系。一、迎面痛击敌人。二、隐蔽起来但暴露出无法躲藏的左翼。三、像鸵鸟那样把脑袋埋进沙子里，坚信法国军事力量的伟大，然后拔脚撤退。 拔脚撤退听上去简洁而又轻松。确实，他想，每回你考虑问题过于简单时，你就变得不公正。想想所有那些在抵抗运动中表现出色的人，想想既会打仗又会组建军队的福煦[福煦（1851—1929），法国元帅，第一次大战中，福煦率领新组建的第九军，成功地阻止了德军的进攻。]，想想那些人有多出色。想想你的好朋友，想想那些战死的人。好多事都该想想，再想想你那些最要好的朋友，那些你认识的最优秀的人。别难过，也别犯糊涂，可是这和把从军打仗作为职业又有什么关系？别去想它了，他对自己说，你是来旅行散心的。 “杰克逊，”他说，“这儿让你觉得愉快吗？” “是的，先生。” “很好。我们很快就会到一个地方，我想让你看看那儿。只要看一眼就行。从头到尾决不会让你不好受。” 真不知道这会儿他想怎么整治我，司机想，就因为他曾经是个大人物，他觉得自己样样都懂。假如他过去真是个可敬的大人物，为什么不保持大人物的风度呢？他在战争中被打得满身是伤，连脑子都不正常了。 “那地方到了，杰克逊，”上校说，“把车停在路边，我们去看一眼。” 上校和司机走到大路上朝威尼斯方向的那一边，向湖对岸望去，只见从山上刮来的强烈冷风把湖面吹得水波翻涌，映在水中的建筑物轮廓像画在纸上的立体图一样清晰。 “前面正对着我们的就是托切洛，”上校指给他看。“以前被西哥特人[公元5世纪时入侵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的哥特族人，他们不断企图扩大自己的领土，8世纪初被穆斯林消灭。]从大陆上赶出来的人就住在那儿。他们建造了那种带方塔的教堂。曾经有三万居民住在那里，他们盖了教堂来颂扬、祭拜自己信仰的神。后来，教堂造好以后，西雷河口被泥沙淤塞，也有可能是洪水泛滥改变了河道，使得我们刚才经过的那一带地方全被水淹了，于是蚊子繁衍，疟疾横行。人们开始病倒死去。长者们开会商量后决定迁往没有疾病流行的地方，那个地方可以从水上抵御来犯者，西哥特人、伦巴第人[公元6世纪时侵入意大利并在意北部建立了王国的日耳曼民族。]和其他强盗无法侵入，因为他们没有海上作战的力量，而托切洛的年轻人和水打交道个个都是好身手。他们把房子拆了，把拆下的石料全装到平底驳船上，就像我们刚才见到的那种，然后建成了威尼斯。” 他停了一下。“我使你觉得厌烦了吧，杰克逊？” “不，先生，我对威尼斯的创始者正好一无所知。” “创始者就是托切洛人。他们坚忍顽强，在建筑方面有很出色的鉴赏力。他们从那边海岸上游的小村庄卡奥雷迁来，当西哥特人入侵时，附近城镇乡村的居民全都投奔他们而去。有一个托切洛的年轻人把武器往亚历山大里亚运，他在那里找到了圣马可[圣马可（？—336），意大利籍教皇（336年在位），现存的罗马圣马可教堂据说是由他所建。]的遗体，为了不被关卡的异教徒士兵发现，他把遗体藏在一车新鲜的猪肉下面偷运了出去。这个青年把圣马可的遗体运到了威尼斯，他是他们的庇护神，他们为他盖了一座教堂。不过在那个年代，他们已经同很远的东方国家通商，因此以我的眼光来看，他们的建筑具有很明显的拜占庭风格。以后的建筑再也没超过托切洛初期的水平。那边就是托切洛。” 是的，那的确是托切洛。 “那个有许多鸽子的广场就是圣马可广场？旁边还有一个像豪华大影院似的大教堂，是那儿吗？” “正是，杰克逊。你的眼力不错。你观察的角度很准确。现在把你的目光投向比托切洛远一些的地方，你就能看见布拉诺漂亮的钟楼，它的倾斜度几乎和比萨斜塔一样。布拉诺是个小岛，人口密集，那儿的女人会编织美丽的花边，而男人们只管让女人们生孩子，他们在另一个岛上的玻璃工厂干活，就是那边那个小岛，你能看到那儿也有一个钟楼，它的名字叫穆拉诺。他们白天为世界上的富人制造精美的玻璃器皿，下班了就坐小轮船回家制造婴儿。并不是每个男人都和老婆一起过夜，一些男人在晚上撑着方头平底船，带着猎枪，在前面那个湖边的沼泽地外围打野鸭。每逢有月亮的晚上，枪声彻夜不停。”他停顿了一下。 “把目光投向比穆拉诺更远的地方，你就能看见威尼斯了。这是我的城市。本来还有许多地方可以指给你看，讲给你听，但是我想该上路了。再好好看一眼吧，从这里看，可以了解这个城市经历过的一切。可惜没有人从这里看这个城市。” “从这里看景色很美。” “好了，”上校说，“上路吧。” [book_title]第五章 但是他自己却继续看着，他感到这个城市的一切都这么美，就像他十八岁那年第一次见到它时那样让他激动，那时并不明白什么，只是觉得它美。那年的冬天特别冷，平原以外的群山一片雪白。当时对奥地利人来说，必须攻破西雷河与皮亚韦旧河道的相交地带，因为那是唯一的防线。 如果能死守住皮亚韦旧河道，西雷河就成了后备防线，一旦第一道防线被攻破，还可退守西雷河。西雷河那边除了光秃秃的平原和四通八达的道路网，什么也没有，这些道路通向威尼托平原和伦巴第大平原，奥地利人在整个冬天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妄图占领他们眼下正驶过的这条直通威尼斯的路。那年冬天上校还是个中尉，正在外国军队里服役，以后他在自己的军队里总是为此受到一些怀疑，并影响了晋升。那年冬天他一直喉咙痛，这是因为经常待在水里的缘故。衣服总也干不了，于是干脆让它快些湿透，而且就那么一直湿着。 奥地利人的进攻毫无章法，但是连续不断，凶猛顽强，他们先是以密集的炮火狂轰，那阵势好像要压得你毫无还击之力，接着，当炮击暂停时，你就得赶快检查阵地，清点人数，根本没有时间照料伤员，因为进攻马上又会开始，不久，就有奥地利人冲进沼泽地，把步枪举过水面，在齐腰深的水中缓慢地向前移动，结果都被一一击毙。 假如他们在进攻开始前不停止炮击，真不知道我们能够干什么，那时候还是中尉的上校时常这样想。不过他们总是在进攻前停止炮击，随后把火力向我方纵深推进。他们完全根据书本上那套做。 假如我们失守皮亚韦旧河道，退到西雷河，他们就会将火力推进到第二和第三道防线；这两道防线实际上很难守住，奥地利人本该把全部火力都集中到离我们最近的地方，在整个战斗过程中持续炮击，直到攻破我们的防线为止。可是感谢上帝，指挥战争的总是些傻瓜，上校想，他们往往不能从全局考虑问题。 那年的整个冬天，他一直患着严重的喉炎，他还杀死了一些朝他们冲过来的人，那些人在武装带上插满了集束炸弹，背着沉甸甸的小牛皮包，头上戴着水桶状的钢盔，他们都是敌人。 然而他从未恨过他们，也没有其他任何感情。他用一只浸了松节油的短袜围住喉咙，指挥着战斗，他们用步枪和机关枪击退了敌人的进攻，机关枪虽然经受了炮击，但仍能使用。他教会了部下怎样射击，确实，这种本领在欧洲军队中是很难得的，他教他们在敌人冲过来时怎样看准目标，因为在射击间隔期间，总有一小会儿沉寂。 不过每次炮击后，你都必须迅速清点人数，看看还剩几个射击手。那年冬天他受了三次伤，但都是轻伤，只弄伤了皮肉，并没伤到骨头，他因此坚信自己不会死，在无数次进攻前的猛烈炮击中，他本来极可能被打死的。后来他终于被狠狠地干了一下，而且再也没有复原。先前他也负伤多次，但从未像这次重伤这样使他深受打击。也许是由于我丧失了不会死的信念，他想，好吧，从某种意义上看，这可是个大损失。 这个国家对他来说具有许多意义，比他能够说得出或是想说出来的还要多。现在他心情愉快地坐在汽车里，再过半小时他们就要到威尼斯了。上校吞下了两片甘露六硝酯，自1918年起，他就能用唾沫将药片吞进肚里，用不着喝一点水。 “你现在觉得怎样，杰克逊？”他问道。 “很好，先生。” “到了去梅斯特雷[威尼斯市西北郊区。]的岔路口时往左拐，这样我们就能看见河道里的船，还能避开车辆拥挤的大路。” “好的，先生，”司机说，“到了岔路提醒我一声好吗？” “当然了，”上校说。 他们朝梅斯特雷方向快速驶去，此时的情景使他又有了第一次去纽约的感觉，那时候整座城市阳光明媚，洁净而美丽。我赢得了它，他想，不过那会儿它还没受到污染。我们正在进入我的城市，他想，基督啊，这是一座多么可爱的城市。 他们向左拐了个弯，沿着河道行驶，河里停泊着渔船。上校看着那些棕色的渔网、柳条编成的渔栅和漂亮的流线型渔船，觉得心情非常愉快。这可不是什么风景如画，画算得上什么，这些东西才真是美极了呢。 汽车沿岸从一长排船边驶过；河道里的水来自布伦塔，水流非常缓慢，他想起了连绵无际的布伦塔，那一带有很大的别墅，别墅外有草坪和花园，还有悬铃木和柏树。我希望将来能安葬在那里，他想，我对那个地方非常熟悉。不过我不敢确信自己能够办到。这实在很难说。我认识那儿的一些人，他们可能会同意我埋在他们的土地上。我要去问问阿尔贝托，不过他也许会以为我是病态。 很长时间以来，他一直想着各种美丽的地方，希望被安葬在那儿，并且琢磨着自己该成为哪片土地的一部分。腐烂发臭的部分实际上不会持续很久，他想，你最终只会变为地下的肥料，甚至连骨头也派得上用处。我希望被埋在庭园的边沿处，但是能望得见那古老而雅致的房子和高大繁茂的树木。我觉得这么做不会给他们带来多少麻烦。我将和那片土地化为一体，孩子们傍晚在那块土地上玩耍，早晨或许会在那儿训练马儿跳障碍物，马蹄在草地上得得作响；池塘里的鲑鱼瞧见飞过的苍蝇时会跃出水面。 车子正行驶在梅斯特雷通往威尼斯的石子路上，外观难看的布雷达的工厂从他们眼前经过，那样子和印第安纳州哈蒙德市[美国印第安纳州西北部城市，1901年前，肉类冷藏包装是当地最大行业，后来又发展了多样化的轻工制造业。]的工厂如出一辙。 “这里制造些什么，先生？”杰克逊问。 “这家公司在米兰制造火车头，”上校说。“在这里制作各种金属类的产品，数量都不多。” 从这里看威尼斯，景色显得很糟糕，上校从来就不喜欢石子路，只是这条路能省下不少时间，而且能看到水道与浮标。 “这座城市自给自足，”他告诉杰克逊。“曾经是海上霸主。这里的人民坚忍顽强，只关注自己的事情，这一点胜过你在任何地方见到的人。当你真正了解这座城市后，你会觉得它比夏延[美国怀俄明州首府，位于该州东南角，每年7月举行活动纪念早期开拓西部地区的先驱。]还要顽强，这里的人也很有礼貌。” “我可不会说夏延是个顽强的城市，先生。” “不过，它总比卡斯珀[怀俄明州中东部城市，经济以石油、天然气开采和制造油田设备为主。]强。” “你认为卡斯珀是个顽强的城市吗，先生？” “那里出产石油，是个很不错的城市。” “但我不认为它顽强，先生。一直如此。” “好了，杰克逊，可能我和你在那儿看到的是不同类型的人，或许我们对‘顽强’这个词理解不同。但是威尼斯的人个个都彬彬有礼，举止谦和，城市就像蒙大拿州的库克城一样顽强。逢到节日，他们都要吃‘老爷子炸鱼’这道菜。” “依我看，孟菲斯[美国田纳西州西南端城市，19世纪70年代的黄热病使8 000居民丧生，城市衰落，不久取消市级行政单位。1893年经济恢复后再设建制，1900年重新成为该州第一大城市。]才算得上是顽强的城市。” “它跟芝加哥的情况不一样，杰克逊。你是黑人，才觉得孟菲斯顽强。看芝加哥顽强不顽强，主要取决于你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跟东部和西部的人没有关系，不过那儿的人都没有礼貌。如果你想了解什么是真正顽强的城市，那就该到波洛尼亚[意大利北部城市。]去，那儿的食物也格外鲜美。” “我从没去过那里。” “瞧那边是菲亚特车库，我们把车停在那儿，”上校说，“你可以把钥匙留在办公室，没人会偷。我现在去酒吧，你去车库上面停车，有人会帮着拿行李袋。” “把你的猎枪和打猎用具留在汽车行李箱里没问题吗，先生？” “没问题。这儿没有人偷，我已经跟你说过了。” “我觉得你那些值钱的东西还是小心为好，先生。” “你这么穷讲究，有时候真讨厌，”上校说。“别把你的耳朵塞住，好好听着我第一次对你说的话。” “我听到了，先生，”杰克逊说。上校若有所思地看着他，脸上是惯有的恶狠狠的表情。 这个狗杂种，杰克逊想，有时倒是一副友好可亲的样子。 “把我和你的行李袋都拿出来，把车停在那儿，检查一下油、水和轮胎。”上校说着，穿过酒吧门前留有油渍和轮胎印的水泥地，朝里走去。 [book_title]第六章 他一进门，就瞧见酒吧的第一张桌子旁坐着个发了战争财的米兰富翁，他长得肥胖壮实，只有米兰人才有这种身架；一旁是他的情妇，穿戴奢华，十分迷人。他们正喝着内格罗尼斯酒，那是用两份苦艾酒与矿泉水调制而成的。上校心里琢磨着：不知道这家伙逃了多少税来买这个身着貂皮大衣的时髦姑娘，还有那辆敞篷轿车；他刚才看见司机在长长的盘旋车道上把车往车库上开。这对男女用他们那类人才有的毫无教养的眼光直盯着他，他微微点了点头算是致意，同时用意大利语对他们说：“请原谅我穿着军服，不过这是真的军服，不是戏装。” 说完没等对方的反应，转身便朝酒吧柜台走去，在柜台那儿可以照看自己的行李，就像那两个暴发户正照看着自己的东西一样。 他也许是个受勋者，他想。她挺漂亮，却是个骚货。她确实他妈的长得俏。要是我有了钱，也给自己买几个这样的女人，让她们穿上貂皮大衣，不知道会是什么样？我还是把自己的事情安顿好吧，他想，让她们靠一边见鬼去。 酒吧侍者和他握了握手。这个侍者是无政府主义者，可他一点也不在意上校的身份。他还为此感到高兴、骄傲，挺乐意有这么回事，好像无政府主义者也有自己的上校。他们相识几个月以来，在某些方面，侍者似乎觉得是他发明了，或者至少是他造就了这个上校，他为此心满意足，就像一个人参与建造了一座钟楼，或者托切洛的古老教堂那样。 酒吧侍者听到了上校刚才在桌边的谈话，准确地说，是直截了当的声明，他很高兴。 他先前已经放下食品升降机，去取戈登杜松子酒和堪培利开胃酒，他对上校说：“酒一会儿就从手动传送带上送来。的里雅斯特的情况怎样？” “跟你能想象到的差不多。” “我可想象不出什么。” “那就别费劲了，”上校说，“这样你永远也不会得痔疮。” “如果我能当上上校，我就不在乎。” “我从不在乎。” “那你很快就会拉肚子，”侍者说。 “可别告诉尊贵的帕恰尔蒂阁下，”上校说。 他和侍者爱借这个话题开玩笑，因为帕恰尔蒂阁下是意大利共和国的国防部长。他和上校同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功显赫，在西班牙也打过仗，是个营长，上校就是在那儿认识他的，那时上校还是个军事观察员。帕恰尔蒂以严肃庄重的态度出任了这个不设防国家的国防部长，他的认真劲儿使上校和酒吧侍者交上了朋友。他俩都是注重实际的人，一想到帕恰尔蒂阁下保卫意大利共和国的模样，心里就忍不住觉得兴奋。 “这事是有点滑稽，”上校说，“不过我不在乎。” “我们应该把帕恰尔蒂阁下装备起来，”酒吧侍者说。“得给他配备原子弹。” “我汽车后面的行李箱里就有三枚，”上校说。“是最新式的，带有投掷把手。我们不能让他手无寸铁地上阵，我们应该为他提供肉毒杆菌和炭疽杆菌生化武器。” “我们决不能辜负帕恰尔蒂阁下，”酒吧侍者说。“宁愿作雄狮活一天，也不当羔羊活一百年。” “与其跪着生，不如站着死，”上校说。“尽管在许多场合，要想活命，最好还是赶紧趴下。” “上校，别再说这种扰乱人心的话了。” “我们赤手空拳就能把他们勒死，”上校说。“一夜之间会有一百万人拿起武器。” “谁提供武器？”酒吧侍者问。 “一切都会妥善解决，”上校说，“这只是大战的一个侧面。” 这时，司机走进门来，上校注意到刚才他们开玩笑时，他没有留心那扇门，他为此觉得有些心烦，每逢碰到戒备防范方面出现疏忽，他总会这样。 “你他妈的一直在干什么，杰克逊？来喝一杯吧。” “不，谢谢，先生。” 你这个古板的笨蛋，上校想。不过最好别再捉弄他了。上校打消了原来的念头。 “我们得马上走，”上校说。“我一直在这儿跟我的朋友学意大利语。”他转身朝米兰投机商坐的地方望去，但他们已经走了。 我变得越来越迟钝，他想。说不定哪天就受了人骗。甚至连帕恰尔蒂阁下都能捉弄我。 “我该付多少？”他简洁地问酒吧侍者。 侍者告诉了他，用那双聪明的意大利人的眼睛看着他，这双眼睛现在不再充满笑意，虽然两边眼角的笑纹还清晰可见。我希望他别出什么岔子，酒吧侍者想。愿上帝，或是其他什么神灵，保佑他平平安安。 “再见，我的上校，”他说。 “再见，”上校说，“杰克逊，我们沿着那条长盘旋道开下去，从正北面的通道口到小汽艇停泊处去。就是那些上了清漆的汽艇。酒吧服务生会拿那两只行李袋，得让他拿，他们这儿有这规矩。” “是，先生，”杰克逊说。 他俩走出了门，谁也没有回头望一眼。 在码头上，上校给了那个拿行李袋的人一些小费，然后环顾四周，想找他认识的那个船夫。 他没有认出先迎上来的那条船上的船夫，倒是船夫招呼他说：“日安，我的上校，我是头一个。” “到格里迪旅馆去多少钱？” “你心里跟我一样明白，上校，我们用不着讨价还价，这里的价钱是固定的。” “多少？” “三千五。” “我们花六百就可以坐交通汽艇了。” “没人拦你，”船夫说；他是个脸膛通红但不爱生气的老人。“他们不会把你送到‘格里迪’，而是在经过哈里酒吧时把船停在码头那儿，你得打电话到‘格里迪’去，让他们派人来帮你拿行李。” 我用那该死的三千五百里拉又能买到什么，而且这是个好老头。 “你愿意让我给你找那边那个人吗？”他指着一个憔悴不堪的老头说，那老头在码头上干些零活，随时等着别人差遣，他总是不请自来，忙着搀扶旅客上船下船，也不管人家根本不要他帮忙，做完这些毫无必要的动作后，他就一弯腰，伸出一只拿着旧毡帽的手。“他会带你到交通汽艇那儿去。二十分钟后有一艘船要开。” “去它的吧，”上校说，“把我们送到‘格里迪’去。” “乐意效劳，”船夫答道。 上校和杰克逊弯身下到了汽艇里，它看上去很像一艘快艇，船身漆得晶亮，保养得十分仔细，小艇上安了一只改装成船用的小型菲亚特发动机，这只发动机在某个外省医生的汽车上早已用过了规定期限，是从旧汽车堆放场里买来的。这种堆放笨重的废弃机械的场地，如今你能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居民集中地附近找到，发动机经过修理和改装，在这个城市的运河里又开始了它的新生。 “发动机还管用吗？”上校问，他听到一种像坦克或自行火炮被击坏后发出的声音，只是声音小一些，因为功率不大。 “还过得去，”船夫说，挥了一下空着的那只手。 “你应该弄一台环球公司生产的最小型发动机装上，那是我见过的最好最轻的小型船用发动机。” “是啊，”船夫说，“该弄的东西还不少呢。” “你今年的收入也许会挺不错。” “说起来是有这种可能，有不少暴发户从米兰到里多去赌博，只是没人会两次乘坐这种船，作为一条船，它确实挺好，既牢固又舒适，只是没有凤尾船[威尼斯河道上特有的锥形平底船，又称“贡多拉”，船身狭长，两端尖而向上翘起，能载2至6人，由船夫站在右舷用一长桨划行，这种小船造价昂贵，构造独特。]漂亮。它需要一台发动机。” “我倒可以为你弄一台吉普车的发动机，是报废的，你可以重新整治一下。” “别谈这事，”船夫说，“不会有这种好事，我一点不去想它。” “你可以想，我说的是真话。” “你当真有这个意思？” “当然，我不会瞎保证，我明白自己能做些什么，你有几个孩子？” “六个，两个儿子，四个女儿。” “见鬼，你可不该相信政府。只生了六个。” “我没有相信过政府。” “你不必编这种话给我听，”上校说。“你相信了政府，那也是很自然的。难道你认为我们打赢了，我就有权力对人横加指责吗？” 他们驶过了皮雅扎勒罗马到卡福斯卡里之间最沉闷的一段河道；不过它并不沉闷，上校想。 用不着到处都是宫殿和教堂。这里确实一点也不沉闷。他朝船的右舷看了看，心里想。我是在水上。一座矮矮的长形建筑看上去很可爱，它的边上是一家小饭店。 我该在这里住下来。靠着退休金能过得挺自在。不需要格里迪饭店，只要住在那种房子的一间屋子里就行，可以看潮汐涨落和过往的船只。早上我就读书看报，午饭前到城里去走走，每天都到美术学院去观赏丁托列托[丁托列托（1518—1594），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期威尼斯画派画家。]的绘画，还要去圣罗科会堂[威尼斯画派的行会会堂中的一所。]，到市场后面那些小饭店去吃饭，那儿的食物既便宜又美味，晚上或许管房子的女人会给我做顿饭。 我觉得午饭在外面吃更好，这样可以散散步，得到些锻炼。这个城市是散步的好地方，我猜也许是最好的，没有哪次我走进这个城市不感到快乐，我会好好地了解它，他想，那样我就会得到很多快乐。 这是个奇特、复杂的城市，从它的任何一个地方去另一个要找的地方，比做纵横填字游戏还有趣。能够让人引以为荣的事情实在不多，其中一件就是从未轰炸过这座城市，他们尊重这座城市，这为他们赢得了荣誉。 基督啊，我爱它，他说，当我还是个无知的男孩时，我就参加了保卫它的战斗，我为此感到幸福，那时候我还不完全懂它的语言，甚至没有见过这座城市的真面貌，直到那年冬天里的一个晴朗日子，我从前线下来包扎轻伤，才突然看到海边耸立着这座城市。妈的，他想，那年冬天我们在岔道口干得真不赖。 我真巴望再为它干上一仗，现在我已经有了作战经验，也有了像样的武器装备。不过他们也有。关键的问题还是那一个，看谁能拿下制空权。 在这段时间里，他一直注视着这条年久失修的小船船头，小船曾经漆得很漂亮，船身精巧地镶着擦得闪亮的条形铜饰，船头划开棕色的水流，小心地避开了各种前进途中的障碍。 他们在一座白色的桥底下穿过，又穿过一座未造好的木桥。接着把右边一座红色的桥留在了身后，从第一座凌空而架的白桥下驶过。在通往里奥努奥沃的河道上有一座饰有浮雕的黑铁桥，他们通过了两根用铁链相连却并不靠在一起的桥桩，就跟我们一样，上校想。他注视着被潮水不断冲刷的木桩，发觉自从他第一次看到它们以来，木桩已被铁链磨损了不少。那就是我们，他想，是我们的纪念碑。在这个城市的河道里有多少为我们而竖的纪念碑？ 他们的船慢慢向前驶着，一直到大运河[威尼斯市的主要河道，把该市分为两部分，长逾3公里，宽30—70米，与许多小河道相连，大运河两岸有宫殿200座、教堂10座和其他宏伟建筑。]入口处右侧的航标灯下，发动机才开始发出刺耳的呻吟声，稍稍加快了些速度。 他们一路驶去，开到了美术学院下面。两边是木桩，他们的船从一艘满装厚木块的黑色柴油机船旁驶过，伸出手去就能碰到对方的船。船上的木块是给这座海滨城那些潮湿的房子生火取暖用的。 “这是山毛榉，对吗？”上校问船夫。 “是山毛榉，还有比山毛榉更便宜的木头，这会儿我想不起叫什么了。” “山毛榉放在壁炉里烧，就跟无烟煤放在炉灶里烧一样，没有烟。他们在哪儿砍的山毛榉？” “我不是山里人，我想是从巴萨诺过去一些的格拉珀的山后面运来的。我到格拉珀去过，去看我兄弟被埋葬的地方。那次是从巴萨诺出发去的，到了大公墓；但回来时经过费尔特，当我走下山谷，我发现山坡另一面是个很不错的天然林场。我们走到那条军用道路时，只见大量的木材正往外面运。” “你兄弟是哪一年在格拉珀被打死的？” “是一九一八年，他是个爱国者，听信了邓南遮[邓南遮（1863—1938），意大利诗人、小说戏剧家，在第一次大战中投笔从戎，曾成为狂热的法西斯分子，后隐居写有回忆录及忏悔书。]的热情煽动，在还未到应征入伍的年龄时，就志愿当了兵。我们从未好好了解过他，因为他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你有几个兄弟？” “一共六个。两个在伊松佐河之战中被打死了，一个在贝恩斯察，另一个在卡索。后来我们又失去了我刚才说的那个兄弟，他死在格拉珀，如今只剩我一个了。” “我一定给你弄一辆设备齐全的吉普车来，”上校说。“现在我们别再提那些不痛快的事了，让我找找我那些朋友住的地方吧。” 他们往大运河的上游航行，能够很清楚地看到他朋友住的地方。 “这是丹多洛伯爵夫人的住宅，”上校说。 她已经八十多岁了，上校想，没有说出声；可还像个小姑娘似的那么快活，一点儿也不怕死。她把头发染成了红色，看上去跟她很相配。跟她相处，总让人觉得非常愉快。她是个值得赞美的女人。 她的宫殿是座漂亮的建筑，离运河有段距离，房子前面有花园，还有一个私人泊船处，许多凤尾船在各种时候都会停在这儿，带来各式各样的人，他们有的热情亲切，有的兴高采烈，也有的情绪悲哀，心灰意冷，不过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显得心情愉快，因为他们是来看望丹多洛伯爵夫人的。 船在运河里迎着山上吹下的冷风前行，岸上的房屋就像冬日里那样显得轮廓分明，当然，这本来就是冬日。他们观赏着这座古老城市的魅力和秀丽景色；对于上校来说，它还另有含义，他认识许多住在这些宫殿里的主人，假如现在没人住在那里面，他也知道这些不同的建筑曾经作过何种用途。 那是阿尔瓦里托的母亲住的房子，他想，但没有说出来。 她从不在那儿住很长日子，她常住在特里维索附近的乡间房子里，那儿种了很多树。她住厌了威尼斯这儿没有树木环绕的房子。她失去了一个很不错的丈夫，眼下除了家务，没什么能真正引起她的兴趣。 这个家族以前曾把房子租给乔治·戈登·拜伦爵士，从那以后再没有人睡过他那张床，低两段楼梯的房间里有一张床也没人睡，以前他常和一个船夫的妻子在那张床上睡觉。它们不是什么神圣的物品，也不是纪念物，只不过是两张多余的床，由于种种原因后来搁置未用，或许是出于对拜伦的敬重，尽管他做过一些错事，但他在这座城市还是受到人们的爱戴。要想让这座城市爱戴你，你就得是个硬汉，上校想。他们从不把罗伯特·布朗宁、布朗宁夫人和他们的狗当回事。无论他把威尼斯写得多么好，他们终究也没能成为威尼斯人。那么怎样才是硬汉呢？他问自己。你使用这个词时含义不明确，应该有个准确的定义。我想，这种人敢于在命运的舞台上赌一把，而且全力以赴，还能该罢手时就罢手。我这会儿并不是在说演戏，他想，尽管戏剧很可爱。 他看见了那座紧挨在河边的小别墅，心里想，它的样子很难看，就跟从勒阿弗尔或瑟堡坐火车进入巴黎城区前，在郊区看到的那些楼房一样。别墅的周围种满了疏于照管的树木，是的，他想，只要能避免，你不会愿意住在这儿。他曾经在这儿住过。 人们由于他的才能而敬爱他，还有他的过错，他的勇敢精神。一个一无所有的犹太小伙子，凭着自己的才干和善辩，在这个国家里搅起了一阵风暴。在我见过的人当中，没有谁比他更糟糕更卑鄙了。但是我能想到拿来跟他作比较的人，决不会孤注一掷地投入战争，上校想，加布里埃勒·邓南遮（我一直纳闷他的真实姓名是什么，他想，因为在一个崇尚实际的国家里，没有人会起邓南遮[“邓南遮”在意大利语中的意思为“宣布”或“公告”等。]这个名字，也许他不是犹太人，然而是或不是又有什么不同。）在各个兵种的军队中呆过，就如同他在各种不同类型的女人怀抱中呆过一样。 邓南遮在各个兵种的军队里都干得得心应手，总是能迅速而顺利地完成各种使命，除了在步兵部队。上校记得邓南遮在一次飞行事故中弄瞎了一只眼睛，那次他是在的里雅斯特或波拉的上空做侦察飞行；打那以后，他总是戴着一只眼罩，不知道实情的人——那时没有一个人真正知道实情——还以为他是在维里基或圣米歇尔被打瞎的，要不就是在卡索那边什么不幸的地方，因为那儿所有的人不是被打死就是被打伤，这事你很清楚。但是邓南遮，说实在的，只是在其他一些事情上作出英雄的姿态。步兵肩负着很特殊的任务，他想，也许是最特殊的。他，加布里埃勒驾机飞行，可他不是飞行员。他在步兵部队待过，可他不是步兵，事情往往就是这样。 上校记得，有一次他站着指挥突击部队的一个排，那是漫长冬季里的一个雨天，那时总是下雨，至少在部队接受检阅或训话时总是下雨。邓南遮在打瞎的眼睛上蒙了块眼罩，他脸色发白，就像市场上鳎目鱼露出的白肚皮，褐色的一面被翻在了下面，瞧那样子似乎已经死了一天多。他大声喊叫着：“死亡不是结束。”当时还是中尉的上校想，“到底还想让我们听多少屁话？” 但他还是一直听着演说。最后，邓南遮中校，这位作家和民族英雄——如果你需要民族英雄的话，他可是全民公认的真正民族英雄，尽管上校并不相信什么英雄——要求大家为光荣的阵亡将士默哀几分钟。他姿势僵硬地立正着，不过他那个排的士兵并没有一直听演讲，那时没有扩音器，演讲者的一些话无法听清，因此当演讲停下，开始为阵亡将士默哀时，士兵们作出的反应是异口同声地高呼“邓南遮万岁”。 士兵们以前在打了胜仗后或是在打败仗前，都听过邓南遮训话，他们明白当演讲者停顿时应该喊什么。 当时还是中尉的上校很爱自己的排，他也和他们一起，像喊口令似地高喊“邓南遮万岁”，以此来为那些没用心听演讲、训话或高谈阔论的士兵遮掩。只要不是守卫无法防御的阵地，或是在进攻中机智指挥之类的事情，他总是试图在中尉有限的能力范围内，尽力做一些事，来分担士兵们的过失。 这时他正经过这座房子。那个可怜潦倒的老家伙曾经和一个尊贵而伤感的女演员在里面住过，他从没正经爱过她；他想起了女演员美妙的双手和善于变化的脸部表情，那张脸并不漂亮，但它能向你传达爱、自豪、愉快和悲伤的感情；想到她手臂轻抬时的曲线就让人心碎，他想，基督啊，他们两个都已死了，如今葬在何处我一无所知。不过我希望他俩曾在这座房子里过得快乐。 “杰克逊，”他说，“左边这幢小别墅是加布里埃勒·邓南遮的，一个伟大的作家。” “是吗，先生，”杰克逊说，“很高兴知道有这么个人，以前从没听说过。” “如果你愿意读读他的书，我可以为你挑几本，”上校说，“有一些英语译本很不错。” “谢谢你，先生，”杰克逊说。“如果有时间，我很想读一读。他的房子看上去挺实用，也挺漂亮，你刚才说他叫什么名字？” “邓南遮，”上校说。“作家。” 那天他已经好几回让杰克逊觉得难堪，这次为了不使他困惑犯窘，他只在心里为那人补充了如下的头衔：不仅是作家，还是诗人、民族英雄、巧舌如簧的法西斯主义雄辩家、令人发怵的极端个人主义者、飞行员、指挥官、第一次鱼雷快艇进攻的舵手，不知如何指挥一个连甚至一个排的步兵中校，令我们肃然起敬的《夜曲》的伟大而可爱的作者，还是一个笨蛋。 往前一些，在圣玛丽亚·德尔·吉里奥那儿，有一个停靠凤尾船的渡口，再往前就是格里迪旅馆的木制码头。 “那就是我们要住宿的旅馆，杰克逊。” 上校指了指紧靠河边的一幢玫瑰色的华丽建筑，有三层楼，看上去小巧美观。这原是“大饭店”的一个分店，现在已独立经营，是个相当好的旅馆。如果你不喜欢客套的奉承巴结和小题大作，那么在这座有许多大旅馆的城市中，它也许是最好的一家，上校很喜欢它。 “它看上去不错，先生，”杰克逊说。 “是不错，”上校说。 摩托艇很有气派地停靠在码头的木桩旁。它每前进一点，上校想，都是这台老掉牙的发动机的英勇胜利。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旅行家”那样的战马了，也没有马尔博男爵[马尔博男爵（1782—1854），法国将军，17岁入伍，曾历任少校、骑兵上校，滑铁卢战役前被拿破仑提拔为将军。]的“利泽特”，那匹战马在埃劳战役[埃劳战役（1807.2.7—8），第三次反法联盟与拿破仑战争中的一次交战，在柯尼斯堡（今加里宁格勒）以南的东普鲁士的埃劳镇（今巴格拉季翁诺夫斯克）进行，拿破仑在此战役中向俄军发动了历史上最大的骑兵冲锋，结果两军都损失惨重。]中能凭自己的力量参加战斗。我们如今只能依靠翻新改装的发动机的勇气，它的汽缸盖早就有权退役休息了，可它硬是没坏，其他零件也还过得去。 “我们到码头了，先生，”杰克逊说。 “是啊，还能到什么别的地方，伙计。跳上岸去，我要跟船老大结账。” 他转身对船主说：“三千五百，对吗？” “正是，上校。” “我会记着去弄台旧吉普的发动机。拿着这钱，去给你的马儿买些草料。” 正从杰克逊手里接过行李袋的旅馆侍者一听笑了。 “没有哪个兽医肯给他的马看病。” “它还能跑呢。”船夫说。 “可它参加比赛准赢不了，”旅馆侍者说。“您好吗，上校？” “好得不能再好了，”上校说，“骑士团的伙计们都好吗？” “大家都挺好。” “不错，”上校说，“我要进去看看团长。” “他正等着您呢，上校。” “我们别让他久等，杰克逊，”上校说。“你跟着这位先生到门厅去给我办一下登记。给这个中士开个房间，”他嘱咐侍者，“我们在这里只住一夜。” “阿尔瓦里托男爵曾来这里找您。” “我会在哈里酒吧跟他碰面。” “好，上校。” “团长在哪儿？” “我去把他找来。” “告诉他我在酒吧。” [book_title]第七章 格里迪旅馆的酒吧就设在门厅的另一头；虽说“门厅”这个词并不能准确地形容这个优雅的大厅，上校想。乔托对圆形下过准确的定义吗？他想。没有，那是个数学问题。对于这位画家，他能记得并最喜欢的一件事是：乔托在画了一个完美无缺的圆之后说：“这很简单。”见鬼，这是什么人在什么地方说的？ “晚上好，枢密顾问官，”他对酒吧侍者说，这个侍者不是骑士团的正式成员，但上校不想伤害他的感情。“能为你效劳吗？” “喝点什么吧，上校。” 上校透过窗子和酒吧的门朝大运河望去，他看见了那根专门系凤尾船的黑色大系绳柱，冬日黄昏的余晖映在被风吹得微起波澜的水面上。河对面是一座古老的豪华宅第，一条宽阔的黑色木制平底船正行驶在运河上，虽然船儿顺风行驶，可宽而垂直的船头还是推起阵阵波浪。 “给我来点儿干马提尼，”上校说。“要双份的。” 这时，被称作团长的侍者领班[原书中有时称“侍者领班”，有时称“旅馆总管”，实为一人。]走了进来。他身穿燕尾服，侍者领班大都这样穿戴。他确实称得上是个英俊的男人；那发自内心、或者说是发自心灵深处的微笑，坦率而动人地流露在脸上。 他那端正的脸上，长着威尼托[意大利北部和东北部大区。]地区人特有的挺直的长鼻子，眼光温和、愉快、真诚，一头与他年龄相配的白发使他显得可敬；他比上校年长两岁。 他面带亲切诡秘的笑容朝上校走来，因为他俩共享着不少秘密。他伸出手来，这是只大而有力的手，手指整齐修长，保养得很好，从他的职位看，这既有必要，也很相称。上校也伸出了自己的手，它曾两次被子弹打穿，显得有点畸形。这两个威尼托的老住户就这样重逢了。他们都是男子汉，是“人类”这独一无二的俱乐部中的两个成员和两兄弟（两人都向它交纳会费），也是热爱这个古老国家的两兄弟，他们在年轻时就保卫过它，为它参加过多次战役，打败了也总是斗志不减。 他俩紧握了一会儿手，深切感受到彼此的亲密和相逢的喜悦，旅馆总管说了声：“我的上校。” 上校说：“骑士团团长。” 上校邀请骑士团团长陪他喝杯酒，可旅馆总管说，他正在工作，工作时间不能喝酒，这是规定。 “滚他妈的规定，”上校说。 “当然最好不要什么规定，”团长说，“不过每个人都得履行自己的职责。这儿的规定挺合理，我们应该遵守，特别是我，得做出当头儿的样子。” “你当骑士团团长可不是只担着虚名，”上校说。 “给我来一点开胃酒，”骑士团团长对酒吧侍者说；这人因为某种从未公开说明也无法说明的细小原因，一直没有获准加入骑士团。“为骑士团干杯。” 就这样，骑士团团长破坏了制度、规矩和自己职务应有的表率形象，跟上校动作利索地干了一杯。他俩一点也不慌忙，骑士团团长神态自若，他们只不过干脆利索地干了一杯。 “好啦，让我们来谈谈骑士团的事，”上校说，“现在我们是在密室里议事吗？” “是的，”骑士团团长说。“我宣布这里是密室。” “那就继续吧，”上校说。 骑士团完全是一个虚构的组织，是骑士团团长和上校在一系列有关的谈话中建立起来的。它的正式名称是布鲁萨德里军事、贵族和灵魂骑士团。上校和侍者领班都说西班牙语，这种语言对建立骑士团来说，是最适宜不过的。他们用这种语言为自己的组织命名，并在名称前加了一个臭名昭著的米兰商人的名字，此人靠逃税成了亿万富翁，为了财产与年轻的妻子发生争执，并且通过正当的法律程序公开合法地控告她，说由于她的超常性欲而使他的判断能力丧失殆尽。 “团长，”上校说，“我们的头儿有什么消息吗，那位可尊敬的人？” “一点没有，这些天来他一直沉默。” “他一定在想些什么。” “一定是。” “也许在琢磨什么新的不同凡响的卑鄙花招。” “也许是。他没对我透露过一个字。” “不过我们可以信赖他。” “直到他咽气，”骑士团团长说。“当他在地狱里遭受烙刑时，我们还会尊敬他，怀念他。” “乔尔乔，”上校说，“再给团长来杯开胃酒。” “如果这是你的命令，”团长说，“我只好遵命。” 他俩碰了杯。 “杰克逊，”上校叫道，“你是享受津贴的，在这儿吃饭签个字就行。明天十一点以前我不想见你，到了十一点再跟我在门厅碰头，除非你遇到了麻烦。你有钱吗？” “有的，先生，”杰克逊说，心里却想道，这个混账的老东西，真像大家说的那样发疯了，他本可以好好招呼我一声，用不着这样大喊大叫。 “我真不想看见你，”上校说。 杰克逊自进了屋子以后，就一直以立正的姿势站在他面前。 “我看厌了你这副模样，总是愁眉苦脸，不会逗趣，看在上帝的分上，给自己找些乐子。” “是，先生。”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先生。” “重复一遍。” “罗纳德·杰克逊，部队编号T5-100678，明天早上十一点整必须在格里迪旅馆的门厅报到，我不知道明天是几号，先生，在此之前要在上校的视野里消失，要玩得尽兴，还有，”他补充道，“要合情合理地尽一切努力达到这个目标。” “很抱歉，杰克逊，”上校说。“我真不是个东西。” “请原谅我不同意上校的说法。” “谢谢你，杰克逊，”上校说。“也许我不是，但愿你说得对。现在你可以出去逛了，已经为你开了个房间，你也该有个房间，你用餐签个字就行了。尽量多找些乐子。” “是，先生，”杰克逊说。 他走了后，团长问上校：“这个年轻人怎么啦？他是不是那种忧郁的美国人？” “是的，”上校说，“基督保佑，我们那儿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郁郁寡欢，举止正派，可是体重超磅，又缺乏训练。他们缺乏训练是我的过错，不过我们那儿也有一些很棒的人。” “你认为要是他们在格拉珀、帕索比奥和皮亚韦河下游，会像我们那样干吗？” “那些好样的，会。或许比我们更好。但你知道，在我们的军队里，对故意自残的人也不枪毙。” “耶稣啊，”团长说。他和上校都记得那些横下心不愿去死的人，从没想到一个人在星期四死去就不必在星期五死了；他们还记得，一个士兵把一个沙袋绑在另一个人的绑腿上，这样可以不留下火药烧糊的痕迹，然后退到合适的距离，在确信不会伤到对方骨头而只会击伤其小腿时开了枪，接着又朝堑壕前的矮墙上方连开两枪，好为他们的自残进行辩解。他俩都知道这种把戏，正是为了这类事情，同时出于对所有大发战争横财者的切齿痛恨，他们成立了这个骑士团。 他俩十分友爱，彼此敬重，他们都记得那些可怜的士兵是多么不愿死，他们分食火柴盒里沾满淋病脓液的东西，期望感染病菌后可以逃避下一次血淋淋的正面进攻。 他俩知道，有些士兵把几枚十生丁[法国货币单位，一生丁等于百分之一法郎。]的大硬币埋在腋窝下以求逼出黄疸来；他俩还了解，一些不同城市的富家子弟为了逃避打仗，都往自己的膝盖骨下注射石蜡油。 他俩也知道，大蒜可以用来产生某种效果，从而达到逃避冲锋陷阵的目的。他俩熟悉所有的，或者说几乎是所有的逃避诀窍，因为他们中的一个曾经是陆军中士，另一个是步兵中尉，他们曾在帕索比奥、格拉珀和皮亚韦河三个要塞打过仗，在这些地方，大蒜都起过同样的效果。 在那之前，他们在伊松佐和卡索也参加过愚昧的屠杀。他们为那些下命令屠杀的人感到羞耻，他们从不去回想这件事，只把它当作可耻的蠢事忘却；上校特地回忆起它时，只是把它看作一个教训。因此，他们成立了布鲁萨德里骑士团，这是一个高尚的军事和宗教组织，只有五名成员。 “骑士团有什么消息？”上校问团长。 “我们把‘华丽’酒店的厨师提升为代理团长。在他五十岁生日那天，他三次表现出男子汉气概。没有进一步考查，我就接受了他的申请。他从不说谎。” “是的，他从不说谎。可在这件事上，你对自己的判断需要谨慎。” “我信任他。他看上去受过很深的创伤。” “我还记得当年他是个顽强的壮小伙子，我们把他叫作小色鬼。” “我也记得。” “你对骑士团冬季的活动有什么具体计划？” “没有，最高长官。” “你认为我们是否要以某种形式对尊贵的帕恰尔蒂大人表示一下敬意？” “就照你的意思办。” “这事先放一下，”上校说。他思索了片刻，示意侍者再拿一杯干马提尼来。 “为了向我们的伟大庇护者、尊贵的布鲁萨德里表示敬仰，你看我们是否要在某个有历史意义的场所，譬如圣马可广场或是托切洛老教堂，组织一次集会活动？” “我猜想现在的教会当局不会准许。” “那么我们就放弃在冬季里搞公开活动的一切打算，为了骑士团的利益，就在内部成员间开展工作。” “我看这样最稳当，”团长说。“我们要重新整编一次。” “你自己的情况怎样？” “糟透了，”团长说。“患了低血压、溃疡病，还欠了债。” “你快乐吗？” “一直如此，”骑士团团长说。“我非常喜爱自己的工作。我会碰到一些性格特别、非常有趣的人，还有许多比利时人，今年他们来这儿的人就像飞来的蝗虫一样多。以前大多是德国人。正如恺撒所说：‘这些人中最勇敢的是比利时人。’但是他们的衣着并不是最讲究。你同意吗？” “我在布鲁塞尔时看见他们穿得很好，”上校说。“那是一个衣食丰足，热闹快乐的首都。无论仗打赢了还是输了，或者打成了平局都一样。我从没见过他们打仗，虽然人人都告诉我他们打过。” “要是我们活在以前的年代，也会到佛兰德[欧洲中世纪伯爵领地，包括现在比利时的东、西佛兰德省和法国北部以及荷兰西南部的部分地区。]去打仗。” “那时我们还没出生呢，”上校说，“自然也不可能去那儿打仗。” “我倒希望我们能加入中世纪的雇佣军去打仗，那会儿你只要在谋略上胜过对方，敌人就会投降。你可以出谋划策，我来传达你的命令。” “为了体现我们的正确见解，必须攻下几座城市。” “如果他们妄图抵抗，我们就把那些城市劫掠一空，”团长说，“你想占领哪些城市？” “不是这座，”上校说，“我想攻占维琴察[意大利北部城市和主教区。]、贝加莫[意大利北部城市，贝加莫省省会。]和维罗纳[意大利北部城市，是意大利和北欧之间的要道。]，但不一定按照这个顺序。” “你应该再多占领两座。” “我知道，”上校说。此刻他又成了将军，心里觉得很畅快。“我想可以把布雷西亚先放在一边，它已经不堪一击。” “可是你自己现在状况怎样，最高长官？”团长问。攻占城市对他来说可不是件简单的事。 他十分熟悉自己那座在特里维索的小房子，它坐落在旧城墙下一条水流湍急的河流旁，水草在急流中摇动，鱼儿躲在水草下没有一点动静，黄昏时飞虫落到水面上，它们才跃出水面捕食。他也十分熟悉那些人数不超过一个连的战斗行动，对每一次行动的进程都心如明镜，就像知道该怎样合适安排一个小宴会厅或是一个大宴会厅那样。 不过当上校又成了以前的将官，而且使用起一些他根本不懂的术语时，他觉得不那么熟悉了，就跟一个只懂算术的人在听微积分。他们的交流变得有些费劲了，他希望上校回到他俩一个是中尉、一个是中士时都熟悉的事情上来。 “你打算如何处置曼托瓦？”上校问。 “我不知道，上校。你和谁打仗，对方有多少兵力，听从你调遣的兵力又如何，我一概不知。” “我想刚才你说过，我们是雇佣军，我们要以这个城市或帕多瓦为基地。” “上校，”团长说，这回他不再遮掩了，“说实话，我对雇佣军一点不了解，也不知道他们怎样打仗，我只是说我愿意在那个年代跟随你打仗。” “那种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上校说；虚幻的想象也随之消失。 见它的鬼去，也许从来就不存在什么白日梦，上校想。你也见鬼去吧，他对自己说。丢开这些胡思乱想，好好做个人，因为你已年过半百。 “再来一杯开胃酒，”他对团长说。 “上校，能允许我谢绝吗？我有溃疡。” “可以，可以，当然可以。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乔尔乔？再来一杯干马提尼。干的，纯干的，要双份。” 粉碎白日梦，他想。那不是我的职业。我的职业是杀死武装的军人。白日梦也该武装起来，如果我准备粉碎它的话。不过许多遭到我们摧毁的东西并没有武装。好吧，粉碎白日梦的人，不要再想了。 “骑士团团长，”他说。“你还是骑士团团长，滚他妈的雇佣军。” “他们在很多年前就滚蛋了，最高长官。” “确实如此，”上校说。 白日梦破灭了。 “晚餐时见面，”上校说，“那儿有什么吃的？” “你想吃的我们都有，如果没有，我会叫人弄来。” “有新鲜芦笋吗？” “你知道这几个月不会有，要等到四月份从巴萨诺运来。” “那就他妈的只好算了，”上校说。“你给什么，我就吃什么。” “几个人用餐？”旅馆总管问。 “我们俩，”上校说。“你们的小餐厅什么时候关门？” “不论多晚，我们会一直恭候你，上校。” “我会尽量早些，”上校说。“再见，团长，”他微笑着说，并向团长伸出那只畸形的手。 “再见，最高长官，”骑士团团长说，这时，白日梦又重新出现，而且几乎达到完美的境界。 但是它还没有完美无缺，上校明白这一点，他想：为什么我总是这么卑劣，为什么我不能洗手不干这种拿枪杀人的行当，做一个我想做的善良的好人？ 我一直尽量做到有正义感，可是我生性鲁莽，我还残忍蛮横，这并不是指我在上司面前一副傲骨，从不卑躬屈膝，在全世界面前我也如此。我应当做个更好些的人，克制自己的野性，因为来日已经不多。今天晚上就来试试，他想。对谁呢？他想，在哪里呢？求上帝保佑，不要弄糟了。 “乔尔乔，”他招呼那个侍者。乔尔乔的脸白得像个麻风病人，但是并不肿胀，也没有银光。 乔尔乔不怎么喜欢上校，也许因为他是皮埃蒙特人，对谁都漠不关心；这种冷漠发生在来自边境地区的人身上，是可以理解的。边境居民对人心存戒心，上校知道这一点，对于那些没有什么可给予别人的人，他并不期望从他们那儿得到什么。 “乔尔乔，”他对脸色苍白的侍者说。“请把刚才喝的记在我账上。” 他以惯有的步子走了出去，那步子显得有些过于自信，甚至在没有必要时也是如此。在他不断完善的计划里，他决心做个和善、体面的好人，因此，他跟门厅里的总管打了招呼，他也是个朋友；又跟副经理打了招呼，这人会说斯瓦希里语，曾在肯尼亚当过战俘，他年轻英俊，待人十分亲切友好，充满朝气，虽然还不是骑士团成员，却经历了许多磨难。 “那个当经理的骑兵军官在哪里？”他问道，“我的那位朋友？” “他不在，”副经理说。“只是这会儿不在，”他补充说。 “代我问候他，”上校说。“请派个人带我到房间去。” “还是您以前住的那间，您还满意吗？” “行，为中士安排好了吗？” “已经为他作了很好的安排。” “不错，”上校说。 上校朝自己的房间走去，侍者为他提着包跟在一旁。 “请往这儿走，上校，”侍者说，这时电梯因为液压问题，没有对准顶层电梯口的位置就停下了。 “你能不能好好摆弄一下这电梯？”上校问。 “不能，上校，”侍者说。“这儿的电压不稳定。” [book_title]第八章 上校没说什么，在侍者的前面朝走廊走去，走廊大而宽敞，天花板很高。客房与客房之间的间距很长，显得很有气派，每个房间的窗户都朝向大运河，以前这幢建筑是座宫殿，所以除了仆人的房间，每个房间望出去的景色都很美。 上校觉得走了很长一段路，尽管并没走多远。管客房的侍者出现了，他矮矮的身个，肤色黝黑，左眼眶里镶着的玻璃眼球闪烁着微光，他往门锁里转动着一把大钥匙时，没法在脸上保持灿烂而纯粹的笑容，上校只盼着他快些把门打开。 “快把它打开，”他说。 “就好，上校，”侍者说。“不过您知道这些锁不太好使。” 是的，上校想。我知道，但我希望他能把门打开。 “你的家人都好吗?”他问侍者，这时侍者打开了门锁，房门大开，上校走进屋内，高高的深色大衣橱面擦拭得很亮，两张舒适的床放在一边，屋顶上垂下一盏枝形大吊灯，透过关着的窗户，可以看见大运河里的水被风吹得水波粼粼。 在冬日短暂而微弱的阳光照耀下，运河的水呈现出一种铁灰色。上校说：“阿诺尔多，把窗户打开。” “风太大，上校，由于电力不足，房间里供暖情况很差。” “因为缺少雨水，”上校说。“把窗打开，所有的窗。” “遵命,上校。” 侍者打开了窗户，北风随即吹进屋内。 “劳驾你挂个电话给服务台，请他们接通这个电话号码。”侍者打电话的时候，上校进了卫生间。 “伯爵小姐不在家，上校，”他说。“他们认为你可以在哈里酒吧找到她。” “在‘哈里’ 你能找到世界上的一切。” “是的，上校。也许，除了幸福。” “我他妈的连幸福也能找到，”上校向他保证。“幸福，你知道，是没有固定日期的节日。” “这我也想到了，”侍者说。“我带来了苦味堪培利酒和一瓶戈登杜松子酒。给您来一杯用杜松子酒和苏打水调的堪培利好吗?” “你真是个好人，”上校说。“你从哪儿拿来的，从酒吧吗?” “不是，您还没来时我就买了，这样您就不用在酒吧多花钱了。酒吧里的东西太贵。” “是这样，”上校同意他的看法。“不过你不该用自己的钱去做这事。” “我只是碰了一次运气。我们俩都碰过好多次运气。杜松子酒花了三千二百里拉，不是走私货。堪培利酒八百里拉。” “你真是太好了，小伙子，”上校说。“那些鸭子怎么样?” “我老婆到现在还念念不忘呢。我们以前从没吃过野鸭子，因为太贵了，吃不起。一个邻居告诉我老婆烹饪的方法，后来我们同邻居们一块分享了那些鸭子，我从没尝过这么美味的东西，你用牙咬一小片鸭肉时，那感觉真是妙得难以置信。” “我也这样认为。没有什么东西能比得上铁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流行于西方的名词，指当时的苏联政府；因为西方人认为苏联竭力把自己及东欧共产党领导下的邻国封锁起来，宛如对西方各国降下了一道铁幕。]那儿的肥鸭鲜美。你知道，它们从多瑙河沿岸的辽阔平原上飞过，一路上分散飞行，停停歇歇地飞到我们这儿，但它们每年都沿着同一条路线飞来，在没有猎枪的年代就这样了。” “我对打猎这种娱乐一点不懂，”侍者说。“我们太穷，没钱玩这个。” “可是在威尼托，许多没钱的人也打猎。” “是的，确实这样。整夜都能听到他们打猎的枪声。不过我们比他们要穷。我们比您想象的还穷，上校。” “我想我能想象出来。” “也许能，”侍者说。“我老婆把所有的羽毛都收好了，她要我谢谢您。” “后天要是运气好，我们还会打到很多，是大个儿的绿头鸭。告诉你妻子，如果走运，就会有美味的鸭子吃，它们肥得像小猪，因为在俄国人那边吃得很好，羽毛也很漂亮。” “您对俄国人怎么看，上校？我这么问不冒昧吧？” “他们很可能成为我们的敌人。因此，作为一个军人，我要做好跟他们打仗的准备。不过我倒很喜欢他们。我还不知道有比我们更优秀，更强大的民族。” “我从未有幸结识他们。” “你会的，小伙子，你会的。除非帕恰尔蒂大人把他们阻挡在河水已经干涸的皮亚韦河沿线一带。水被一些水力发电站抽干了。也许尊贵的帕恰尔蒂大人会在那儿作战，但我认为他在那儿打不了多久。” “我不知道帕恰尔蒂大人是谁。” “我知道，”上校说。 “现在请你叫他们接通哈里酒吧，看看伯爵小姐是否在那儿。要是不在，再往她家里打一次。” 上校喝完了阿诺尔多——就是那个玻璃眼珠的侍者为他调制的酒。他原先并不想喝，他知道喝酒对他有害。 但是他却以惯有的野猪般的倔脾气把它喝了，就像他以往接受生活中每一件事一样。他朝打开的窗走去，动作仍然像只猫，只不过是只老猫了；他望着大运河，现在它已经变成了灰色，宛若德加[德加（1834—1917），法国画家，早年为古典派，后转向印象派。]在他最灰暗的日子里画的画。 “谢谢你的酒，”上校说。阿诺尔多正在打电话，他朝上校点点头，那只玻璃眼珠露出笑意。 他要是不镶玻璃眼珠就好了，上校想。他只喜欢打过仗或肢体残废的人。 其余的人也很好，你喜欢他们，和他们是好朋友；不过只有那些在战争中熬过很长时间并且注定遭到伤害的人，才会唤起你内心真正的温情和关爱。 因此，随便哪个残疾者都能来糊弄我，他想，一边喝着他并不想喝的酒。随便哪个狗杂种，只要他真受过伤，就跟每个长期在战争中待过的人那样，我就爱他。 是的，他的另一面，天性中好的一面说，你爱他们。 我宁愿谁也不爱，上校想。我宁愿寻欢作乐。 可是寻欢作乐，他天性中好的一面说，如果你不爱别人，你就不会有欢乐。 好吧，那我就比任何一个活着的狗娘养的爱得都深，上校对自己说，但是没有发出声音。 接着，他大声说，“电话接通了没有，阿诺尔多？” “奇普里安尼还没有来，”侍者说。“他们认为他随时会到，我不敢放下话筒，怕他马上就到。” “办点事这么费劲，”上校说。“替我问一下有谁在那儿，这样可以节省些时间。我想确切地知道有谁在那儿。” 阿诺尔多对着话筒谨慎地说着话。 过后他用手捂住话筒说，“我在和埃托雷说话，他说阿尔瓦里托男爵不在。安德烈亚伯爵在那儿，他有些醉了，埃托雷说，但还没醉得太厉害，您还能跟他在一起乐一会儿。每天下午必到的那些女士们也都到了；有一位希腊公主是您熟悉的，还有一些人您不认识。美国领事馆的那几个废物，从中午起就一直待在那儿。” “告诉他，等那些废物走了以后打电话来，我再过去。” 阿诺尔多对着话筒说了几句，随后朝上校转过身来，上校正向窗外看着海关大楼的圆屋顶。“埃托雷说，他很想把这些人赶走，可又怕奇普里安尼不高兴。” “告诉他别赶走那些人。今天下午他们不需要工作，那么他们就有理由像其他任何人一样喝上几杯。我只是不想看见他们。” “埃托雷说他会打电话过来。他要我告诉您，他认为那些人喝够了会自动撤走。” “谢谢他打电话来，”上校说。 他注视着一条凤尾船在运河上吃力地逆风行驶，心里想，美国人喝起酒来可没准。我知道他们觉得厌倦。在这儿也是如此。他们在这个城市里觉得烦闷。这里气候寒冷，发给他们的钱不够用，燃料价格又高。我钦佩他们的妻子，她们以勇敢无畏的精神，离开家乡基奥卡克[美国衣阿华州东南部城市。]来到威尼斯，他们的孩子说一口意大利语，完全成了小威尼斯人。不过今天就不谈个人印象，杰克。什么个人印象、酒吧间互诉衷肠、讨厌的喝酒逞能，以及领事馆公务的乏味苦闷，今天我们全都别管。 “今天第二、第三和第四副领事不在吧，阿诺尔多。” “领事馆里有些人挺可爱的。” “是的，”上校说。“一九一八年在这儿任职的领事就非常好。所有的人都喜欢他。让我想想他的姓名是什么。” “您要回到遥远的过去了，上校。” “我回忆那么遥远的过去并不是件高兴的事。” “以前的每一件事您都能记住吗？” “是的，每一件事，”上校说。“那个领事的名字叫凯洛尔。” “我听说过他。” “那时候你还没出世。” “您认为只有生在那个年代才能知道这个城市发生的事吗，上校？” “完全正确。告诉我，是不是人人都知道这个城市里发生的每件事？” “不是每个人，但也差不离，”侍者说。“毕竟，床单上的名堂摆在那儿，有人必须去更换，有人必须去清洗。当然我并不是说像我们这样旅馆里的床单。” “过去我有过一段好日子就没用床单。” “那自然。那些船夫们跟乘客的合作精神固然是最好的，我认为他们是最好的人，但他们彼此之间总是传播各种消息。” “自然是这样。” “还有牧师。他们从不泄露忏悔者的秘密，可在自己人的圈子里也会议论是非。” “可以想象得到。” “他们的女管家也喜欢彼此传话。” “这是她们的权利。” “还有酒店的侍者，”阿诺尔多说。“客人们在餐桌上谈话，好像把一边的侍者当作聋子。酒店有规矩，侍者决不能偷听客人的谈话。可有时候，他没法不让那些谈话传进耳朵里。自然，我们侍者之间也说长道短，不过从不在这个旅馆里。我还可以举不少例子。” “我相信我完全理解你的意思。” “至于发型师和理发师，就不用提了。” “里亚尔托[亚得里亚海北端的小群岛，威尼斯市建在该群岛上。]那儿有什么消息？” “您在哈里酒吧能听到所有的消息，除了您自己参与其中的事。” “我参与了什么事吗？” “世上之事，人人知晓。” “好啊，你说的事我听了很高兴。” “有些人不理解在托切洛那儿发生的事。” “要是我自己有时能理解，那才见鬼呢。” “您多大岁数了，上校？我这样问是不是太冒昧了？” “五十一岁了。为什么你不向门厅总管打听？我在他那儿填过供警察局核查用的登记单。” “我乐意听您自己说，并且祝贺您。”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不管怎样，请允许我向您祝贺。” “我不能接受。” “这城里的人都喜欢您。” “谢谢你，这太抬举我了。” 正在这时，电话铃响了。 “让我来接，”上校说。听筒里传来埃托雷的声音：“请问是哪一位？” “坎特韦尔上校。” “这儿的阵地已经撤空，上校。” “他们都上哪儿去了？” “往皮亚扎方向去了。” “好。我立刻就到。” “要给您留张桌子吗？” “要角落里的，”上校说完放下话筒。 “我去哈里酒吧。” “祝您打猎好运气。” “后天早上天不亮我就去打鸭子，躲在沼泽地里的木桶中。” “那会很冷。” “有可能，”上校说着穿上了军用雨衣，往镜子里看了一下自己的脸，然后戴上帽子。 “一张丑脸，”他对着镜子说，“你见过比这更丑的脸吗？” “见过，”阿诺尔多说。“我的，每天早上刮胡子的时候。” “我们俩都该在黑暗中刮胡子，”上校对他说，随后走出了房门。 [book_title]第九章 坎特韦尔上校走出格里迪旅馆时，照耀在他身上的是那一天最后的阳光。广场的对面还有些阳光，可是船夫们宁愿躲在格里迪这边的避风处，而不去寒风习习的广场那边领受太阳的余热。 注意到了这一点，上校沿着广场走向一条朝右拐的鹅卵石路，到了路口拐弯处，他停下站住，看了一会儿圣玛利亚·德尔·吉里奥教堂。 多么美妙玲珑的建筑，好像随时会腾空跃起一样，他想。我从未想到一座小教堂会像一架P-47型飞机。得弄清它是何时建造的，是谁建造的。妈的，我真盼望能在这个城市里走一辈子。一辈子，他想。我这是说的什么笑话，噎得我都发不出声。咽喉被扼得要窒息。得了，伙计，他对自己说。一匹病马是无法赢得竞赛的。 而且，他想——这时候他正从几家店铺的橱窗前走过；他看见熟食店里放着帕尔梅森奶酪、圣达尼莱火腿和罐闷香肠，还有上好的苏格兰威士忌和正宗的戈登杜松子酒，接着是一家餐具店，然后是一家古董店，里面陈列着一些很不错的艺术品和古老的地图、版画，随后是一家用豪华的装修冒充成一流饭店的二流餐馆。过了一会儿，他走到支流河道上的第一座桥下，沿着桥边的台阶可以走上去——我的感觉并不是很坏。只是有点耳鸣。我记得当初刚出现耳鸣时，我还以为是树上的蝉在叫呢。我本不想问年轻的劳里，但最后还是问了。他回答说，不，将军，我没有听见蝉鸣，也没听见蟋蟀叫。除了平常的声响，夜晚十分安静。 当他登上台阶时，他感到一阵刺痛，走下桥时，他看见两个容貌可爱的姑娘。她们很美，没戴帽子，衣服质地虽然不好却很时髦。她俩兴致勃勃地交谈着，当她们用威尼斯女人的长腿迈着轻捷的步子登上台阶时，风吹动着她们的头发。上校对自己说，我最好别再看那些沿街的橱窗了，过了第二座桥和两个广场后朝右拐，再笔直向前走，就可以到哈里酒吧了。 他就这么做了，在桥上时又感到一阵刺痛，但他还是以他惯有的步伐走着，只是偶尔瞥一眼过往的行人。这里的空气中有很多氧，他想，他的脸迎着风，深深地呼吸着。 后来他拉开了哈里酒吧的门，走了进去。他又到了这里，回到了家。 吧台边上站着一个高个子男人。他非常高，长着一张很有教养但受过伤的脸，一双蓝眼睛显得很快乐，身材长而不匀称，像一头长了水牛身体的狼。他说，“我的德高望重而又满肚子坏水的上校，你好啊。” “我的歪门邪道的安德烈亚。” 他俩拥抱在一起。上校的手抚摩着安德烈亚那件很有气派的粗呢料大衣，这大衣跟着他起码有二十个年头了。 “你看上去挺精神，安德烈亚，”上校说。 这是谎话，两个人心里都明白。 “是啊，”安德烈亚也用谎话回答道，“我得说我从没有像现在这么好。你自己的气色也格外好。” “谢谢你，安德烈亚，我俩都是健康的老家伙，能活到把整个地球继承下来。” “好主意。可我并不反对最近就能继承些什么。” “你没什么可抱怨的，你会继承到六英尺四以上与你身体面积相仿的土地。” “六英尺六，”安德烈亚说，“你这个坏老头，还在军队里服苦役吗？” “我并没有做很苦的差使，”上校说。“我正准备去圣雷拉霍打猎。” “我知道。不过这会儿别用西班牙语说笑话。阿尔瓦里托刚才找过你。他让我转告你，他还回来。” “很好。你那可爱的妻子和孩子们都好吗？” “非常好，他们要我见到你时转达对你的问候。他们在罗马。瞧，你的姑娘来了，或者说是你那些姑娘中的一个。”他因为个子高，所以外面天虽然快黑了，可他还是能看清楚。不过即使天再黑，这个姑娘也会被认出来。 “请她先来跟我们喝一杯，你再把她带到角落里那张桌子去。她真是个可爱的姑娘，是吗？” “正是。” 她走进了酒吧，高高的个儿，步子轻捷优美，头发被风吹得有点乱，浑身焕发出一股青春的活力。她的皮肤呈淡淡的橄榄色，她的侧影让你或者任何一个人见了都会怦然心动，一头光泽的深色头发披在她的肩上。 “你好，我的大美人，”上校说。 “噢，你好，”她说。“我以为碰不到你了，很抱歉，我来晚了。” 她的声音低沉而柔和。她小心翼翼地说着英语。 “你好，安德烈亚，”她说，“艾米莉和孩子们好吗？” “大概和我中午回答这个问题时一样。” “真对不起，”她说着就脸红了。“我太兴奋了，总是说错话。我该说些什么呢？这个下午你在这儿过得高兴吗？” “高兴，”安德烈亚说，“跟我的老朋友，最苛刻的批评家在一起。” “那是谁？” “苏格兰威士忌和水。” “我看，他想取笑我时，是不会不吭声的，”她对上校说。“你不会取笑我，对吗？” “把他带到角落里那张桌子去，跟他好好聊聊。我对你们俩感到腻烦了。” “我可没对你腻烦，”上校对他说。“不过你的主意不错。我们坐下来喝一杯怎么样，雷娜塔？” “我很愿意，只要安德烈亚不生气。” “我从不生气。” “你跟我们喝一杯好吗，安德烈亚？” “不了，”安德烈亚说，“到你们的桌子那儿去吧，看那儿空着，我心里不舒服。” “再见，亲爱的，谢谢你，虽然我们没能一起喝一杯。” “再见，里卡多，”安德烈亚说。他只说了这么一句。 他把高大漂亮的脊背转向他们，朝放在吧台后面的镜子照了照，那里面能映出一个人酒醉时的模样，显示出一副令人嫌恶的嘴脸。“埃托雷，”他说，“请把这儿的一点费用记在我的账上。” 他耐心地等别人递过大衣，伸出两臂套了进去。他给了送大衣的侍者一些小费，比应该给的恰好多了百分之二十，然后走了出去。 在角落里的桌子旁，雷娜塔问道：“你觉得我们伤了他的感情吗？” “不会。他喜欢你，对我也不错。” “安德烈亚真好。你也真好。” “招待，”上校招呼了一声，随后问道，“你也要一杯干马提尼吗？” “是的，”她说。“我要一杯。” “两杯‘蒙哥马利’干马提尼，十五份兑一，”上校说。 那个以前在北非打过仗的侍者微笑着走了。上校把脸转向雷娜塔。 “你真好，”他说。“你又漂亮又可爱，我爱你。” “你总这么说，我不明白究竟是什么意思，不过我喜欢听。” “你多大了？” “快十九了。怎么了？” “你还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 “不，为什么我该明白？美国人要离开时总这么说。这对他们好像必不可少似的。不过我也非常爱你，无论怎么说。” “让我们好好过一段美妙的时光吧，”上校说。“别的什么都别想。” “我也乐意这样。每天一到这个时候，我什么也想不清楚。” “酒送来了，”上校说。“记住，喝酒时别说客套话。” “我早记住了。我从不说客套话，不说什么‘敬你’或是‘请’。” “我们只需举起酒杯。要是你愿意，可以碰一下。” “我愿意，”她说。 马提尼酒像冰一样凉，是真正按蒙哥马利调制法调制的。他们碰了一下杯，感到一股快乐的暖流在胸中涌动。 “你前些时候做些什么？”上校问。 “什么也没做，等着离开这儿去上学。” “到哪儿上学？” “天知道。不管哪儿，只要学习英语。” “转过脸来，抬起头看着我。” “你不是跟我闹着玩吧？” “不，我不是闹着玩。” 她转过脸，抬起了头，没有一点虚荣自负的表情，也没有一丝卖弄风骚的意味，上校感到心在胸膛里翻腾，就像一只睡在洞穴里的野兽翻了个身，轻柔地惊动了睡在身旁的另一只野兽。 “噢，你呀，”他说。“你想过要当天国的女王吗？” “那样会亵渎神圣。” “是的，”他说。“我想也是，我收回建议。” “理查德，”她说。“不，我不能说。” “说吧。” “不。” 上校心想，我命令你说。过了会儿，她说，“请你以后再不要这样看着我。” “对不起，”上校说。“我刚才不小心犯了职业病。” “假如我们俩结婚成家，你在家里也得来职业上那一套吗？” “不会，我发誓。决不会。打心眼里不会。” “对谁都不会？” “对你们女人中的任何一个都不会。” “我不喜欢听‘你们女人’这个词，这好像又跟你的职业有关。” “把我的职业从那扇见鬼的窗户中扔到大运河里去吧。” “算啦，”她说。“瞧你这么快又说这种话了。” “好吧，”他说。“我爱你，我能让职业病听话地滚开。” “让我摸摸你的手，”她说。“好了。你可以把手放到桌子上。” “谢谢你，”上校说。 “请别这么说，”她说。“我想摸摸它，是因为整整一星期的每天夜里，我想差不多是每天夜里，我都梦见这只手，梦很奇怪，很杂乱，我梦见这是基督的手。” “那太糟了。你不该做那样的梦。” “我知道。那只是做梦罢了。” “你没服用什么麻醉品吧？”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我跟你说正经事的时候，请别开玩笑。我说的都是我真的梦见的事。” “那只手在干什么？” “没干什么。也许那不是真的。梦里大多数时间只看见一只手的形状。” “像这只吗？”上校问，嫌恶地看着自己那只畸形的手，想起了造成这种后果的两次不幸遭遇。 “不像这只。是那只。我能用手指轻轻触摸一下吗？会弄疼你吗？” “不会。我只是头疼，还有腿和脚。我相信那只手上不会有什么感觉。” “你说得不对，理查德，”她说。“那只手的感觉很灵敏。” “我不喜欢多看它。你别以为我们能对它毫不介意。” “当然。不过你不必梦见它。” “不会。我做其他的梦。” “是的，我能想象得到。可我最近总梦见这只手。现在我已经小心地触摸过它了，如果你乐意，我们可以谈些有趣的事。有哪些有趣的事可以谈谈呢？” “让我们来看看那些人，谈谈他们。” “好极了，”她说。“不过我们别怀着恶意谈论他们。只运用我们最出色的才智。你的和我的。” “好，”上校说。“招待，再来两杯马提尼。” 他不喜欢大声地要“蒙哥马利”，因为邻桌的两个客人显然是英国人。 这个男人可能受过伤，上校想，虽然从他的神态看并不像。上帝帮助我摆脱残忍吧，让我看着雷娜塔的眼睛，他想。那是她最美丽之处；我从未见过这么长的睫毛，显得这么纯真。除了用坦率真诚的眼光看你以外，她从不那样看别的。多么美好的姑娘，我在这儿干什么呀？这么干很不道德。她是你最后的、真正的和唯一的爱，他想，这不是邪恶。这只是不幸。不，他想，这是无比的幸运，你非常幸运。 他们坐在角落里一张小桌子旁，右边有四个女人围坐着一张大桌子。其中一个女人穿着丧服，那身丧服看上去像演出用的戏服，这使上校联想到在马克斯·赖恩哈特[马克斯·赖恩哈特（1873—1943），奥地利的著名导演，《奇迹》是他最富丽堂皇的代表作，该戏演出人员达两千多人，将现代戏剧与宗教仪式结合一体，蔚为壮观。]的《奇迹》中扮演修女的黛安娜·曼纳斯夫人。这个女人的脸显得丰满而快乐，很吸引人，与她穿的丧服一点不协调。 桌子旁的另一个女人，头上的白发看上去要比普通人的白发白三倍，上校想，她的脸也很讨人喜欢。其余两个女人的脸，上校觉得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她们是同性恋者吗？”他问姑娘。 “我不知道，”她说。“她们都是挺可爱的人。” “我认为她们是同性恋者。不过也可能只是好朋友。或许两种情况兼而有之。我对此并不在意，不是批评指责她们。” “你彬彬有礼的时候很可爱。” “你认为‘绅士’这个词是从‘彬彬有礼’[“彬彬有礼”的英语单词为gentle，“绅士”为gentleman。]那儿派生出来的吗？” “我不知道，”姑娘说，她用手指轻轻地抚摩着他那只有伤疤的手。“当你彬彬有礼的时候，我就喜欢你。” “我要非常努力地做到彬彬有礼，”上校说。“你认为坐在她们桌子后面的那个狗崽子是谁？” “你那彬彬有礼的模样保持得并不久啊，”姑娘说。“让我们问问埃托雷。” 他们朝坐在第三张桌子旁的男人望去。他的脸很怪，像放大了的黄鼠狼或是雪貂的脸，神情黯然，脸上疙疙瘩瘩凹凸不平，就像用廉价望远镜看到的坑坑洼洼的月球表面，还有，上校想，这张脸很像戈培尔的脸，要是戈培尔先生乘坐的飞机着火燃烧，他又来不及跳伞逃命，就会落下这么一副丑脸。 那张脸上的眼睛一直不停地盯着人看，似乎只要盯着对方看个够，同时在心里反复琢磨，就能找到问题的答案。他的一头黑发看上去好像和人类没有什么关系，原来的头发似乎连头皮一起被剥掉了，现在的头发是后来植上去的。真有意思，上校想，他可能是我的同胞？是的，他肯定是。 他跟坐在身旁的一个女人说着话，那女人上了岁数却精神饱满。说话时他的眼睛依旧直勾勾地看人，嘴角边还流出一点口水。这个女人挺像《妇女之家》杂志插图中的母亲形象，上校想。《妇女之家》是的里雅斯特军官俱乐部定期收到的多种杂志中的一种，每到一期，上校都要翻阅。那是一份不错的杂志，他想，里面既有性行为常识，又有精美的食谱。这两样都能勾起我的欲望。 可是你觉得那家伙究竟是什么人呢？他看上去像一幅漫画里的美国人，像被绞肉机绞到一半就掉出来，随后又被放到油锅里稍微炸了一下似的。我这会儿又做不到彬彬有礼了，他想。 埃托雷一脸憔悴地朝他们走来，他爱开玩笑，可是生来对人缺乏礼貌。上校问他，“那位圣人是谁？” 埃托雷摇摇头。 那人个子较矮，皮肤黝黑，光泽的黑发跟那张奇怪的脸一点不般配。看他的样子，上校想，似乎忘了长了岁数该换假发。不过这张脸确实不同寻常，上校想，就像凡尔登[法国城市。]四周的山丘。我认为他不可能是戈培尔，他一定是在那几个家伙的末日里，当《众神的黄昏》[《众神的黄昏》一译《神界的黄昏》，是瓦格纳创作的三幕歌剧。]奏响时变成了这张脸。《来吧，甜蜜的死亡》[《来吧，甜蜜的死亡》是巴赫的一首作品。]，他想。他们最终肯定都为自己买到了一大块美味的“甜蜜的死亡”。 “你不想要一块‘甜蜜的死亡’三明治吧，雷娜塔小姐？” “我不想要，”姑娘说。“虽然我喜欢巴赫，也相信奇普里安尼能够做这样的三明治。” “我没说巴赫的坏话，”上校说。 “我知道。” “见鬼，”上校说。“巴赫其实是我们的盟友。就跟你一样，”他加了一句。 “我觉得咱们不必老拿我打比方。” “女儿，”上校说。“什么时候你才能懂，我跟你开玩笑是因为我爱你？” “现在，”她说。“我懂了，可你要知道，不太粗鲁的玩笑才有趣。” “很好。我懂了。” “这一星期中你想到我几次？” “时刻在想。” “不，告诉我实话。” “时刻在想。这是实话。” “你认为对我们两人来说，事情已经糟糕到这种程度了吗？” “我不知道，”上校说。“有些事我不想知道，这也是其中一件。” “我希望对我们俩来说，事情不至于这么糟，我没想到会糟到这种程度。” “你现在知道了。” “是的，”姑娘说。“我现在知道了。现在知道，并且牢记在心，永不忘却。这样说对吗？” “说‘现在知道’就够了，”上校说。“埃托雷，那个长着一张给人灵感的脸的家伙，旁边还坐着一位漂亮太太，他不住在格里迪吧？” “不，”埃托雷说。“他住在隔壁的旅馆里，有时到格里迪来用餐。” “很好，”上校说。“如果我心情沮丧，瞧见他就会开心起来。跟他在一起的女人是谁？他的妻子？母亲？女儿？” “这可难住我了，”埃托雷说。“我们从没留意过他在威尼斯的行踪。他一点引不起我们的爱、恨、厌恶、恐惧或是疑惑。您真想了解他的情况？我可以去问问奇普里安尼。” “我们别再谈他了，”姑娘说。“你说呢？” “不谈他了，”上校说。 “我们没有多少时间在一起，理查德。别为他浪费时间。” “我看着他的时候，就像在看戈雅[戈雅（1746—1828），西班牙画家。]的画。脸也是画。” “看着我的脸，我也看你的脸。请不要去管他。他不是上这儿来伤害任何人的。” “让我看你的脸，但你不要看我的。” “不，”她说。“这不公平。我整个星期都得记住你的脸。” “那么我该干什么呢？”上校问她。 埃托雷走了过来。他总躲不开搞阴谋，他已经迅速地收集到了情报，就像一个威尼斯人会干的那样；他说： “我有个同伴在他住的那家旅馆工作，他说这个人每次喝三至四杯威士忌，然后一头埋进写作之中，写得十分顺畅，直至深夜。” “我想那样大概会写出精彩的作品。” “或许吧，”埃托雷说。“可但丁不像是那样写作的。” “但丁也是个老家伙，”上校说，“我的意思是指他作为一个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作家。” “我同意，”埃托雷说。“除了在佛罗伦萨，你找不到一个了解他生平的人会反对这个见解。” “操他妈的佛罗伦萨，”上校说。 “这可不容易办到，”埃托雷说。“许多人都想这么干它一下，但是干成功的很少。你为什么讨厌它，上校？” “太复杂了，一言难尽。我年轻时，自己团的补给兵站就设在那儿，”他说“补给兵站”这个词时，用了意大利语。 “这个我能懂。我也有自己的理由不喜欢它。你知道哪个城市好？” “知道，”上校说。“这个城市。米兰的一部分；还有波洛尼亚。还有贝加莫。” “奇普里安尼储藏了许多伏特加，万一俄国人来时用得着，”埃托雷说；他喜欢开些粗俗的玩笑。 “他们会带来自己的伏特加，免交关税。” “我仍然相信奇普里安尼为他们作了准备。” “那么他是唯一一个会这样做的人，”上校说。“告诉他别收下级军官开出的敖德萨银行[乌克兰南部港市。]支票。谢谢你告诉我有关我同胞的情况。我不再多占用你的时间了。” 埃托雷走了。姑娘把脸转向上校，凝视着他那苍老而坚毅的眼睛，把双手放在他那只受过伤的手上，说：“你刚才非常彬彬有礼。” “你真是美极了，我爱你。” “这话听上去真令人高兴。” “我们上哪儿去吃晚饭？” “我得先往家里打个电话，问问我能不能出来。” “你为什么这会儿看上去这么忧郁？” “是吗？” “是的。” “我没有忧郁，真的。我跟平时一样快乐。这是实话。请相信我，理查德。可是，假如你是一个十九岁的姑娘，爱上了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而且知道他不久就会死去，你会有什么感觉呢？” “这话可有点太直率，”上校说。“不过你说这话时真美。” “我从来不哭，”姑娘说。“从不。我给自己立了这个规矩。可我现在想哭。” “别哭，”上校说。“我现在挺温文尔雅，让别的都见鬼去吧。” “再说一遍你爱我。” “我爱你，我爱你，爱你。” “你能尽量努力不死吗？” “能。” “医生怎么说？” “还可以。” “没有恶化？” “没有，”他撒谎说。 “那么让我们再喝一杯马提尼，”姑娘说。“你知道，遇见你以前我从没喝过马提尼。” “我知道。可你现在挺能喝。” “你不是该吃药了吗？” “是的，”上校说。“我该吃药了。” “让我给你吃好吗？” “行，”上校说。“你给我吃吧。” 他俩依旧坐在角落里的桌子旁。一些人出去了，另一些人又进来了。上校吃完药后觉得有些晕眩，但他不去管它。每次服药后都这样，他想。真他妈的见鬼。 他看见女孩注视着他，便朝她笑笑。这是五十年来他惯有的微笑，从一开始会笑的时候就这样笑，这种笑容就跟祖父的珀迪牌猎枪一样完好如故。我猜想那支猎枪被我哥哥拿走了，他想。他打枪总是比我准，这枪该给他。 “听着，女儿，”他说。“别为我难过。” “我没有。一点也不。我只是爱你。” “这种职业不太好，是吗？”“职业”一词他用了西班牙语oficio，当他们谈话时不用法语，又不愿当着别人面讲英语时，他们就说西班牙语。西班牙语是一种粗糙的语言，上校想，有时比玉米棒子芯还要粗糙。但是它却能一语中的地表达出你想说的意思。 “这种职业够糟的，”他重复说，“我说的是爱我。” “是的。但这是我唯一拥有的。” “你没再写些诗？” “那都是些小女孩的诗。就像小女孩的画一样。在某个特定的年龄，人人都有才华。” 你在这个国家到了什么年龄才会老呢？上校想。在威尼斯没有人会老，但是他们成熟得很快。我自己在威尼托区时就成熟得很快，以后再也没有像二十一岁时那么成熟。 “你母亲好吗？”他亲切地问。 “她很好。她不愿见客人，几乎不见任何人，因为她太忧伤。” “如果我们生个孩子，她会介意吗？” “我不知道。她非常聪明，这你了解。不过我想，我总得嫁人。我实在不愿意那样。” “我们俩可以结婚。” “不，”她说。“我仔细想过了，觉得我们不应该那么做。这个决定就跟决不哭泣的决定一样。” “也许你做了错误的决定。基督知道我做过一些错误的决定，因而使许多人丧失了性命。” “我想你也许夸大了事实。我不相信你会做出许多错误的决定。” “不是很多，”上校说。“但也够多了。干我们这行错三次就算多的，而我就错了三次。” “我想听听是什么事。” “你听了要厌烦的，”上校告诉她。“我自己一想起来就非常不好受，何况是一个局外人。” “我是局外人吗？” “不是。你是我的至爱。是我最后的、唯一的和真正的爱。” “你做出那些决定是很久以前还是最近？” “第一次在很久以前，第二次过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最后一次就在不久前。” “你能说说是什么事吗？我很想为你分担一些痛苦。” “让它们见鬼去吧，”上校说。“大错已经铸成，代价也已付出。你不该为此受折磨。” “能告诉我吗，究竟为了什么？” “不能，”上校说。这个话题到此为止了。 “那让我们来找点乐趣吧。” “是啊，”上校说，“属于我们的生活只有一次。” “或许不止。还有来世。” “我不这么看，”上校说。“把你的脸侧过去，美人。” “是这样吗？” “是这样，”上校说。“正是这样。” 那么，上校想，我们已经进入最后一局了，我甚至不知道是第几局。我以前只爱过三个女人，并且三次失去了她们。 你失去她们，就跟你失去一个营的情形一样；由于错误的判断、根本无法执行的命令和难以对付的困境，还有残忍。 我一生中失去了三个营和三个女人，现在我有了第四个，也是最可爱的一个，天知道究竟会有怎样的结局？ 你告诉我，将军——只是顺便问一下，我们现在不是开军事会议，而是讨论一下情况，对局势直率地交换意见，就像你经常向我指出的那样：将军，你的骑兵到哪儿去了？ 我想过这个，他对自己说。指挥官不知道他的骑兵在哪里，而他的骑兵又未准确了解自己的处境和使命，他们就会——这是指他们中的一部分，有一部分就够了——把事情搞糟，如同骑兵在所有战争中的表现一样，这都是因为他们有那些高大的战马。 “美人儿，”他说，“我最心爱的和最亲爱的。我是个很乏味的人，真对不起。” “我从没觉得你乏味，我爱你，我只盼望今晚过得快乐。” “我们一定会很快乐，”上校说。“你知道有什么特别的事让我们高兴吗？” “我们可以为我们俩高兴，为这座城市高兴。你常常是高高兴兴的。” “是啊，”上校赞同地说。“我常常这样。” “你认为我们能再一次这么高兴吗？” “当然，肯定行。为什么不？” “你看见那个长着一头鬈发的年轻人吗？他的鬈发是天生的，他只要灵巧地把它往后抚一下，就会显得更英俊。” “我看到了，”上校说。 “他是位非常出色的画家，不过他的门牙是假的，他以前曾有过一点鸡奸的倾向，另外一些鸡奸者在里多[威尼斯一岛屿海滩浴场。]一个月圆之夜袭击了他。” “你多大了？” “马上就到十九了。” “你怎么知道这些事？” “我从一个船夫那儿听来的。这个年轻人现在是个很出色的画家。如今已经没有什么真正优秀的画家了。他才二十五岁，就镶了假牙，这可真糟。” “我真心实意地爱你，”上校说。 “我也真心实意地爱你。不管这对美国人意味着什么。我也以意大利方式爱你，虽然这样做违背了我的理智和意愿。” “我们不该期望得太多，”上校说。“因为我们常常有机会得到它。” “我同意，”她说。“可我想得到我现在所希望的。” 他们都不作声了。过了一会儿姑娘说，“那个男孩，现在当然是个男人了，他和许多女人来往，以此遮掩他干的那些事。他为我画过一幅像，如果你喜欢，可以送给你。” “谢谢，”上校说。“我会很喜欢的。” “那幅画画得挺浪漫，头发比我自己的要长一倍。我看上去好像正从海里升起来，可头上一点没湿。实际上，从海里出来时，头发被水浸得笔直，发梢变成一绺绺的，看上去就像一只要死的老鼠。爸爸为这幅画付足了钱，虽说那上面的人一点不像我，可是却像你想象中的我。” “我也想象过你从海里出来的模样。” “当然啦，样子挺丑。不过你或许会喜欢把这幅画拿去作纪念。” “你可爱的母亲不会介意吗？” “妈妈不会介意，我想，她倒喜欢有人拿走这幅画。我们家里有一些更好的画。” “我非常爱你和你母亲，你们两个。” “我一定告诉她，”姑娘说。 “你认为那个脸上坑坑洼洼的蠢货真是作家吗？” “是的。既然埃托雷这么说了。他爱开玩笑，可从不说谎。理查德，什么是蠢货？告诉我真话。” “这可有点难解释。我想这是指那些从不好好干他自己那一行，却又爱自以为是的讨厌家伙。” “我得学会恰当地使用这个词儿。” “别用这个词儿，”上校说。 过了会儿上校问道：“我什么时候才能拿到那幅画？” “只要你愿意，今晚就行。我让人包好了从家里给你送去。你把它挂在哪儿呢？” “挂在我屋子里。” “不会有人进去对我评头品足，说些不中听的话吗？” “不会。他们都非常好，不会那样。我还要告诉他们，这是我女儿的画像。” “你有过女儿吗？” “没有。我一直想要一个。” “我可以给你当女儿，也可以当其他的什么。” “那就乱伦了。” “我相信在这么一座古老的城市里，这事不会让人觉得有多可怕。人们在这个城市里见识过的事多着呢。” “听着，女儿。” “好吧，”她说。“这么叫挺好的。我喜欢。” “很好，”上校说，他的声音有点浑浊。“我也很喜欢。” “现在你明白为什么我知道不该爱你还是爱你了吗？” “我说，女儿，我们上哪儿去吃晚饭？” “你喜欢上哪儿都行。” “你想在‘格里迪’用餐吗？” “当然。” “那你给家里打个电话，征询一下意见。” “不，我决定不问，我只捎个口信告诉他们我在哪儿吃饭，这样他们就不会担心了。” “你真的比较喜欢‘格里迪’吗？” “是啊，那儿的餐厅很漂亮，你又住在那儿，有谁想看看我们，都可以让他们看看。” “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 “我一直这个样啊，我从来不在乎别人怎么想。我从没做过什么丢人的事，除了小时候撒过谎，发过脾气以外。” “我真盼望咱们能结婚，生上五个儿子，”上校说。 “我也这么想，”姑娘说。“把他们送到世界的五个角落去。” “世界有五个角落吗？” “我不知道，”她说。“我这么说了，听起来就像有这么回事。我们现在又很快乐了，是吗？” “是的，女儿，”上校说。 “你再说一遍。就像刚才那样说。” “是的，女儿。” “哦，”她说，“人肯定非常复杂。能让我握住你的一只手吗？” “它实在太丑，我讨厌看它。” “你不了解你自己的手。” “这可是见解问题，”他说。“我说你不对，女儿。” “或许是我错了。不过我们现在又很快乐了，那些不愉快的事都烟消云散了。” “这就像太阳升起来时，缭绕在山沟丘壑间的雾气顿时消散一样，”上校说。“你就是那轮太阳。” “我还是希望当月亮。” “你就是月亮，”上校对她说。“只要你喜欢，你可以是任何一颗星球，我会告诉你这颗星球的确切位置。基督啊，只要你喜欢，女儿，你也可以是一个星座。不过，那只是一架飞机。” “我要当月亮。她也有许多烦恼。” “是的。她的哀伤定期到来。不过月亮在缺损之前总是圆的。” “有时候我觉得它高悬在运河的上空显得那么忧伤，我看了都不忍心。” “它在那儿很久了，”上校说。 “你想我们要再来一杯‘蒙哥马利’吗？”姑娘问道。上校这时注意到那些英国人都走了。 先前除了姑娘那张可爱的脸，他什么都没留意，这样下去，我非被毁了不可，他想。不过从另一方面看，这也是专心一意的表现，可这样也太大意了。 “好的，”他说。“为什么不呢？” “它会使我产生美好的感觉，”姑娘说。 “奇普里安尼调的酒，也会在我身上产生这种作用。” “奇普里安尼真聪明。” “他可不只是调酒聪明。他非常能干。” “说不定哪天他会拥有整个威尼斯。” “不会是整个，”上校不同意。“他永远不会得到你。” “是的，”她说。“除了你，谁也别想得到我。” “我想要你，女儿，可我不想占有你。” “我知道，”姑娘说。“这是我爱你的另一个原因。” “让我们把埃托雷叫过来，请他给你家打个电话。你可以告诉他们画像的事。” “你说得完全正确。如果今晚你就想要那幅画，我一定吩咐仆人包好后给你送去。要是你愿意，我就请妈妈接电话，告诉她我们在哪儿吃饭，请求她答应。” “不用，”上校说。“埃托雷，两杯‘蒙哥马利’，要上等的‘蒙哥马利’，放几枚蒜味橄榄，不要大个的；还要麻烦你给这位女士的家里打个电话，接通电话后就告诉她。所有这些事请尽量办得快些。” “是，上校。” “现在，女儿，让我们继续快乐吧。” “你一开口，快乐就开始了。” [book_title]第十章 他们沿着一条通往“格里迪”的马路的右侧走。风吹在他们的背上，吹着姑娘的头发。风儿把她后面的头发吹得飘散开来，又飘飞到脸上。他们边走边看着商店的橱窗，姑娘在一个灯光明亮的珠宝橱窗前停下脚步。 橱窗里陈列着许多漂亮的古老珠宝，他俩一件件地观赏着，彼此指点着其中最好的珠宝，这样他们握着的手便自然松开了。 “有什么你真想要的东西吗？明天早上我可以来买，奇普里安尼会借给我钱。” “不，”她说。“我什么都不想要，可我注意到了，你从来都不送礼物给我。” “你比我富裕得多。我可以为你带些军队小卖铺里的玩意儿来，还能请你吃顿饭，喝点酒。” “还能带我坐凤尾船游览，到郊外许多美丽的地方去。” “我没想到你喜欢那些硬石头作礼物。” “不对。我只是因为赠送的礼物能带给人一种思念，你戴在身上时，可以看看它，想一想它。” “我懂了，”上校说。“可是我那点军饷能为你买什么呢？买得起像你那串方形绿翡翠一样的饰品吗？” “你还不明白。我这是祖辈传下来的翡翠，是祖母传给我的，她的母亲把它留给了她，而她的母亲也是从自己母亲那儿得到的。你认为戴着死者留下来的翡翠跟那是一回事吗？” “我从未想过这事。” “假如你愿意，假如你喜欢翡翠，你可以把它拿去。对我来说，它只不过是件饰品，跟巴黎的时装一样。你不喜欢穿军服，对吗？” “对。” “也不喜欢戴佩剑？” “对，再说一遍，不喜欢。” “你不是那种一本正经的军人，我也不是那种循规蹈矩的女孩。不过要是送我一样能长久保存的东西，让我戴在身上，那我每次戴上时都会感到很幸福。” “我明白了，”上校说。“我一定会那么做。” “你不懂的事，跟你一说你就明白了，”姑娘说。“而且很快就作出了令人高兴的决定。我要你把这翡翠拿去，把它当作一件吉祥物放在口袋里，你觉得孤单时，就摸摸它。” “我工作时不常把手放在口袋里。我的手里通常转动着一根小棍或别的东西，要不就用铅笔在地图上指指划划。” “但是你可以过一段时间偶然把手放进衣袋里摸一摸。” “我工作时从不觉得孤单，费脑筋的事太多，没时间感到孤单。” “可你现在并不工作啊。” “是的。只是在做充分的准备，以应付过量的工作。” “不管怎样，我要把它送给你。我确信妈妈会理解的。再说我也不必马上告诉她，她从来不检查我的东西。我肯定我的女佣也永远不会告诉她。” “我想我不该把它拿走。” “你应该的，请一定收下，好让我高兴。” “我不能确定这样做是否体面。” “就像不能确定你是否是童男一样。只要能让你所爱的人感到快乐，就是最体面的。” “好吧，”上校说。“管它是好是坏，我收下了。” “现在你该说谢谢，”姑娘说，接着把绿翡翠一下塞进他的口袋，动作就像珠宝窃贼一样灵巧快捷。“我把它带在身边，是因为整个星期我都在考虑这件事并做了决定。” “我还以为你总在想我的手。” “别不高兴，理查德。你永远也不该犯蠢。你要用那只手去摸绿翡翠，难道你没想到吗？” “没有，我是很蠢。你想要橱窗里的哪件东西？” “我喜欢那个小黑人，那脸是用乌檀木刻的，戴的无檐帽用碎钻石镶拼而成，帽顶上有颗小红宝石。我要把它当胸针戴。很久以前，在这座城市里，人人都戴这种小黑人，他们的脸就跟最忠实的仆人一样。我很早就想要这么个别针，不过我希望是你送给我。” “我明天早上就送给你。” “不。等你离开前，我们用午餐时送我。” “好，”上校说。 “现在我们得走了，否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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