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远方之镜 [book_author]塔奇曼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553925 [book_dec]14世纪的欧洲包含了两个相互冲突的图景：这是一个属于十字军、大教堂和骑士制度的荣耀时代，也是一个堕入混乱与精神痛苦的世界。巴巴拉·W·塔奇曼从这一时期选择了一位贵族——昂盖朗·德·库西作为叙事载体，借此人的人生远望中世纪的百年战争、黑死病、奢靡盛宴、雇佣兵制度、残酷税收、农民暴动和教会分裂……最终，承载着那一时代的废墟被留在这里，静观着仿如宿命的人类历史。 [book_img]Z_10805.jpg [book_title]前言：时期，主要人物，危害 本书缘起于一种渴望：发现有史以来最致命的灾难对社会的影响——此灾难即1348—1350年的黑死病（Black Death）。据估计，它使生活在印度与冰岛之间的1/3人口命赴黄泉。鉴于我们自己所处时代的诸多可能性，我对此感兴趣的原因显而易见。答案被证明是难以捉摸的，因为14世纪饱受如此多“奇怪而巨大的危险和灾祸”（用时人的话来说）的折磨，因而它的混乱无法追溯至任何单一起因：留下蹄印的不只是圣约翰（St. John）想象中的四位骑士，而是七个灾祸——瘟疫、战争、苛捐杂税、打家劫舍、腐败政府、叛乱暴动和教会分裂。除了瘟疫本身外，所有这一切都源于黑死病爆发前就已存在的状况，并在疫期结束后依旧持续。 尽管我最初问题的答案已不可寻，但这个时期本身——一个暴力横生、苦不堪言、迷惑茫然、多灾多难且分崩离析的时代，一个众所周知的撒旦获胜的时代——似乎令人难以抗拒，并且在我看来，在一个类似的混乱时期中，它还颇令人慰藉。我们过去的一二十年一直处于傲慢自大的瓦解之中，如果这是个异乎寻常地令人不适的时期的话，那么知道人类在以前经历过更恶劣的情景，就会令人颇感宽慰。 令人好奇的是，这种“可感知的相似性”已为另一位历史学家运用于20世纪初期。詹姆斯·韦斯特福尔·汤普森（James Westfall Thompson）在将黑死病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果进行了对比之后，发现了完全相同的抱怨：经济混乱，社会动荡，物价飞涨，人人利字当头，道德沦丧，产品奇缺，工业萎靡不振，大众恣意狂欢，挥霍无度，贪图奢侈享受，沉湎酒色，社会和宗教都陷于歇斯底里，人心贪得无厌，视钱如命，营私舞弊，世风日下。伏尔泰说过：“历史从不重蹈覆辙，但人总在这样做。”当然，修昔底德将此原则当作了对自己著作的辩护理由。 瑞士历史学家J·C·L·S·德西斯蒙迪（J. C. L. S. de Sismondi）将14世纪简单地总结为“对人类而言的恶劣时代”。直到最近，历史学家们还倾向于厌恶并绕过这个世纪，因为无法将它融入一种人类进步的模式。在经历了可怕的20世纪之后，我们对一个丧心病狂的时代（它在敌对的、暴力事件的重压下打破了自己的所有规则）产生了更大的同感。我们怀着苦不堪言的剧痛，意识到了“一个令人完全感受不到未来有保障的痛苦时期”的种种迹象。 600年的间隔期使在人类特性中具有重大意义的那部分凸显而出。中世纪人所处的精神、道德和物理环境都与我们自己的环境迥然不同，简直构成了一种域外文明。因此，我们在这些异样环境中觉得熟悉的行为特质便显示为永恒的人类本质。如果你坚持要从历史中学习经验教训，那么它就位于此处，正如法国中古史学家爱德华·佩鲁瓦（Édouard Perroy）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面躲避盖世太保，一面撰写有关“百年战争”的著作时所发现的那样。他写道：“某些行为方式，某些抗拒命运的反应，相互阐明了彼此。” 大约从1300年至1450年（包括此后数年）这一时期，在我看来是个连贯一致的历史时期，1348—1350年黑死病之后的50年是其核心阶段。为了将焦点缩小至一个可控的区域，我选择了一个特殊人物的生活作为叙事载体。除了人情味之外，这也有利于强制自己遵从真实性。我不得不追踪一种真实的中世纪生活境遇和事件，抵达事情自然抵达之处。我认为，相较于我强制推行自己的计划，这样做会让人看到有关那个时期的更加真实的版本。 我提到的这个人不是国王或王后，因为有关这类人物的一切事实上都属例外，除此之外，他们还有被过度利用之嫌；此人也不是普通老百姓，因为老百姓的生活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达不到我想要的广度；此人也不是神职人员或圣徒，因为他们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此人也不是女人，因为任何生活得到充分记录的中世纪妇女都不典型。 于是选择缩小至第二等级（the Second Estate）——即贵族——的一位男性成员，落在昂盖朗·德·库西七世（Enguerrand de Coucy VII）身上。他是一个伟大王朝最后的贵族，是“所有法国骑士中最富经验、最出类拔萃的人”。他生活于1340年至1397年间，恰巧与我意欲涉及的时间段相吻合。而且，从他母亲在大瘟疫中的死亡，至他本人在该世纪达于彻底惨败时的绝佳死亡时间，都似乎是为了我的目的而设。 通过娶英格兰国王的长女为妻，他效忠于两个国家，在战争中起到了桥梁作用，这扩展了他的事业范围，丰富了他的阅历志趣；他在自己所处的时间和地点中的每个公开戏剧性事件中都发挥了作用，通常是主要的作用。他极富判断力，成了当时最伟大的编年史作者让·傅华萨（Jean Froissart）的资助人，若非如此，人们对他的了解会少得多。他有个严重的不完美之处——没有可靠的肖像留存于世。然而，对我而言，他有个可加弥补的优势：除了仅有的一篇于1939年发表的简短文章外，没有任何有关他的英文论著，而且除了1890年的一篇仅以手稿形式存在的博士论文外，也没有任何有关他的正式的、可靠的法文传记。我喜欢自辟蹊径。 我必须恳请读者在熟悉库西的过程中保持耐心，因为只有在了解他生活的时代背景与事件的情况下，才可对他有所了解，而这些时代背景与事件要用前六章的内容来讲述。昂盖朗（Enguerrand中“g”的发音要很用力）在1358年，也就是他18岁时，在历史上初留印迹，这要到第七章时才会出现。 我现在要谈谈此项事业的艰辛之处。首先是在涉及日期、数字和铁一般的事实时不确定的、相互矛盾的资料。在某些人眼中，日期也许是枯燥乏味、迂腐难耐的东西，但它们却是基础性的，因为它们确立了序列——何者在先，何者继后——从而导致了对因果关系的理解。不幸的是，中世纪年表极难确定。中世纪的一年被认为始于复活节，既然这有可能落在3月22日至4月22日之间的任何一天上，人们便普遍倾向于将日期固定在3月25日。向新历法的转变发生在16世纪，但直到18世纪，它才被普遍接受，这使得1月、2月和3月发生的事件究竟属于14世纪的哪一年成了难解之谜——14世纪英格兰官方记录中即位纪元（从国王即位时算起）的使用，以及某些其他事例中罗马教皇纪元的使用，都使情况变得更加错综复杂。更有甚者，纪年者不是使用年月日来记录事件的日期，而是使用宗教历法来记录——例如，说事件发生于圣母诞辰的前两日，或主显节后的星期一，或施洗者圣约翰节，或四旬斋的第三个星期日。 结果，这样的日期不但令历史学家们大感困惑，也让14世纪的居民自己感到茫然无措，他们极少在任何一个事件的日期上达成共识。 数字的重要性一点也不逊色，因为它们标明了在一个特定局势中涉及的人口比例。中世纪数字——如军队的数字——在编年史中的夸大被当作事实接受下来时，便导致了人们过去对中世纪战争的误解，以为它与现代战争相类似，而实际上，现代战争在手段、方法或目的方面都与中世纪战争大相径庭。我们应当假设，中世纪有关军事力量、战争伤亡、瘟疫致死人口、革命人群、游行队伍或任何整体团队的数字都被普遍夸大了几百个百分点。这是因为，编年史作者没有把数字当作数据资料来用，而是把它当作文学艺术的手段，以取悦或恐吓读者。罗马数字的使用也造成了精确性的缺乏和对整数的偏好。一代代历史学家不加批评地接受并重复着这些数字。直到19世纪末，才有学者开始重新审视历史记录，例如，他们从出纳员的记录中发现了一支远征军的真实力量。现在，他们仍不同意J·C·拉塞尔（J. C. Russell）将法国疫前人口数定为2100万，以及费迪南·洛特（Ferdinand Lot）定的1500万至1600万，或爱德华·佩鲁瓦定的区区1000万至1100万。人口的规模影响到了其他方方面面的研究——税收、寿命、商业和农业、饥荒或丰收——而有些现代权威提供的数字百分百的不同。编年史作者们似乎明显失真的数字会加引号出现在我的文本中。 人们信以为真的事实之所以存在出入，通常是口头传播中的错误或对一个抄本资料的后期误读造成的、例如，当一出国际丑闻的主角库西夫人（Dame de Courcy）被一位本该小心谨慎的19世纪历史学家错误地当成了库西的第二任妻子时，其代价是，有那么一阵子，笔者陷入了无以复加的困惑之中。普瓦捷战役（the Battle of Poitiers）中的奥塞尔伯爵（Comte d’Auxerre）被英格兰编年史作者各不相同地译为Aunser、Aussure、Soussiere、Usur、Waucerre，而法国《大编年史》（Grandes Chroniques）则将之写作Sancerre，一个完全不同的人。昂盖朗在英格兰被写作英杰拉姆（Ingelram）。这也就难怪，我曾把Canolles这个名字当成了声名狼藉的海盗船长阿尔诺·德塞沃利（Arnaut de Cervole）名字的变体。当情况对不上号时，我才发现，它原来是另一位同样臭名昭著的英国船长诺尔斯（Knowles）或诺利斯（Knollys）之名的变体。尽管微不足道，但此类困难可能是令人沮丧的。 法兰西王后巴伐利亚的伊萨博（Isabeau of Bavaria）被一位历史学家描述为一个金发碧眼的高个子，而被另一位历史学家描述为一个“黝黑、活泼的小个子女人”。土耳其苏丹巴雅泽（Sultan Bajazet）被他的同时代人称为大胆冒进、雄心勃勃、渴望战争的人，并因攻击迅速而得了“霹雳火”（Thunderbolt）的诨名，却被一位现代匈牙利历史学家描述为“女里女气、淫荡多欲、犹豫不决、举棋不定”之人。 有关中世纪的任何言论都可能（而且极有可能会）遭遇相反的或不同的叙述版本，这也许可被视为公理。女人在数量上多于男人，因为男人在战争中遭到了杀戮；男人在数量上多于女人，因为女人在生育时命赴黄泉。普通老百姓对《圣经》耳熟能详，普通老百姓对《圣经》一无所知。贵族免缴赋税；不，他们的赋税未被免去。法国农民污秽肮脏，臭气熏天，靠面包和洋葱为生；法国农民吃猪肉、禽肉和野味，常在村子里的浴室中享受洗浴之乐。这个清单可以被无限地罗列下去。 不过，矛盾是生活的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相互冲突的证据问题。我要请求读者准备发现矛盾，而非一致性。在社会的方方面面，习惯、风俗、运动、发展都有其相反趋势。陋屋中忍饥挨饿的农民与吃香喝辣的富裕农民比肩而生。儿童有的被忽视，有的被关爱。谈论荣誉的骑士，也会变成盗贼。人口减少、天灾人祸与奢侈浪费、辉煌壮丽之间绝非势不两立。没有哪个年代是整齐划一或无中生有的，也没有哪个年代是比中世纪更加经纬繁复的纺织物。 你必须还得记住，中世纪会因看待它的人不同而发生色彩上的变化。历史学家的偏见和视角——以及他们由此做出的对材料的选择——在600年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14世纪之后的3个世纪中，历史实际上是贵族的家谱，致力于追踪王朝脉络和家族关联，充斥着贵族是上等人的理念。这些古物研究者汗牛充栋的研究著作中并非只有关于王朝利益的信息，如安塞尔姆（Anselm）就讲述了加斯科涅（Gascon）领主的事迹，他将100里弗遗赠给被他剥夺了童贞的穷家女子当嫁妆。 法国大革命标志着大逆转的到来，在那之后，历史学家将平民当作英雄，将穷人当作事实上的有德之士，而把贵族和国王视为邪恶的怪物。西梅翁·吕斯（Siméon Luce）便是其中之一，在有关扎克雷农民起义的历史著作中，褒贬有所倾斜，但其研究则独一无二，他的记录都是无价之宝。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泰斗们发掘、发表史料，修撰编年史并为其做注，收集文学作品，阅读、摘录大段的布道文、论文、书信和其他第一手材料，为我们这些后来者铺平了道路。他们的著作现在得到了后马克·布洛赫（post-Marc Bloch）时代的现代中古史学家们的补充和平衡。后者采取了一种更具社会学性质的方法，找寻有关日常生活的详尽细致、难以否认的事实——例如，在一个特定的主教教区中出售的圣餐饼的数量，它充当了宗教仪式的指示器。 本书要感谢所有这些群体，首先要感谢重要的编年史作者。我意识到，在当今的中古史学家中，依赖编年史作者不是什么时髦之举，但就对这个时期的感觉及态度而言，我发现它们是不可或缺的。进一步而言，它们的形式是叙事性的，而这也是我所采用的形式。 虽说资料如此丰富，但空白依旧存在。在那里，问题不在于相互矛盾的信息，而在于根本没有信息。为了在沟壑上架起桥梁，就必须利用似乎可能而又自然的阐述，这解释了在我的著作中“可能”和“大概”层出不穷的原因——它令人着恼，但在缺乏记录在案的确定性的情况下，又是不可避免的。 存在于有记录可寻之历史的本质中的更大障碍，是超出负荷的消极事物：坏的方面——邪恶、悲惨、冲突和伤害——不成比例的存留。这种情况在历史上与在每日发行的报纸上如出一辙。常态不会制造新闻。历史是依照幸存的记录所编著，而这些记录都极大地侧重于危机和灾难、犯罪和恶行，因为它们是法律诉讼、论文著述、道德家的谴责、讽刺文学、罗马教皇的训令等记录过程的主题。没有哪位教皇曾发表训令以嘉许某事。消极事物的超载可见于宗教改革家尼古拉·德·克拉芒热（Nicolas de Clamanges）的著作中，他在揭发1401年不合格的、世俗的高级教士时说，出于对改革的担忧，他将不去讨论行为良善的教士们，因为“与堕落之人相比，他们无关紧要”。 灾难极少像在记录中描述的那样看似普遍存在。存于记录使它显得持续不断普遍存在，而实际上它更有可能在时间和地点上都是零星突发的。除此之外，常态的持续性通常也要大于骚乱的影响，正如我们从自己的时代所了解到的那样。在看过今日新闻之后，你预期会面对这样一个世界：它完全由罢工、犯罪、停电、破裂的输水管、被围困的火车、关闭的学校、强盗、瘾君子、新纳粹和强奸犯构成。事实上，你有可能晚上回到家中——在幸运的一天——却不曾遇到一两个此类现象。这使得我提出了如下的塔奇曼定律（Tuchman’s Law）：“被报道的事实是任何可悲进展之表面程度的5至10倍”（或读者有心提供的任一数字）。 移情的困难、真正进入中世纪精神和情感价值观中的困难，是最后一道障碍。我相信，主要的障碍是当时情况下的基督教宗教信仰这一中世纪生活的摇篮和法律，它无处不在，确实具有强制性。其持之以恒的原则是：精神生活和后世生活要优先于此时此地，要优先于地球上的物质生活。无论某些现如今的基督徒如何虔诚热衷，这一原则都与现代世界格格不入。此原则与其替代物——信奉个体价值，信奉一种未必注重上帝的积极生活的价值——之间的割裂，在事实上创造了现代世界，终止了中世纪。 使问题加重的是，中世纪社会尽管声称信奉对感官生活的摒弃，但并没有在实践中否认它，社会如此，教会更是如此。许多人尝试摈弃感官生活，有少许获得了成功，但人类不是普遍为摒弃而生的。没有哪个时代比14世纪更在意金钱和财产的了，它对肉体的关注也与其他任何时代如出一辙。沉湎于金钱、纵情于声色之人都是不可抑制的。 中世纪基督教的首要原则与日常生活间的鸿沟是中世纪的巨大隐患。这正是遍布于吉本（Gibbon）的历史著作中的问题，他怀着一种既有意又恶意的轻率去对待这一隐患，每每将在他看来似乎是基督教理想的伪善都斥责为对人类自然功能的违忤。无论我对这位大师如何崇敬，我并不认为吉本的方法能解决这一问题。人类本身是不可实现的基督教理想的构想者，在10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若不是在实践它，也是在努力维护它。因此，它一定代表着某种需要，某种比吉本18世纪的启蒙所能提供的或他优雅的反讽所能解决的更加基础的东西。虽然我意识到了它的存在，但要认同它，需要的是更甚于我的宗教情怀。 骑士精神，这一在统治阶层占主导地位的政治理念，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留下了丝毫不亚于宗教的巨大鸿沟。理想是对由武士阶层所维持、在圆桌构想中得以阐述的秩序的幻想，是自然的完美形式。亚瑟王（King Arthur）的骑士为正义铤而走险，对抗毒龙、妖孽和邪恶之徒，在一个荒蛮之地建立秩序。于是，他们现实的对应者在理论上被假定为要充当信仰的捍卫者、正义的支持者、被迫害者的守护者。但实际上，他们自身即是压迫者。到14世纪，剑客的暴力行为和无法无天已经变成了混乱的主因。当理想与现实间的鸿沟变得太宽时，体系便会被打破。传奇故事一直在反映这一点：在亚瑟王的传奇故事中，圆桌被从内部粉碎。宝剑重返湖底，努力重新来过。人有可能充满暴力，富于破坏性，贪婪无度，易犯错误，却始终保留着对秩序的幻想，并重新开始其寻找。 关于货币的说明 中世纪货币最初起源于纯银铸造的libra（里弗或镑），它等于240个银便士，后来确定下来的是，12便士等于1先令或苏（sous），20先令或苏等于1镑（pound）或1里弗。弗罗林（florin）、达克特（ducat）、法郎（franc）、里弗、埃居（écu）、马克（mark）以及英镑（English pound），在理论上都多少等同于最初的镑，尽管不久后，它们的重量和含金量便都发生了变化。最接近标准的是13世纪中叶由佛罗伦萨（弗罗林）和威尼斯（达克特）铸造的含3.5克黄金的硬币。与硬币名称相联系的“金”字，如金法郎、金埃居或金羊毛，都标志着真正的硬币。当仅以货币之名相称时，或如法国那样，以里弗的其中某种形式——parisis、tournois、bordelaise，每种都在价值上略有差别——相称时，上述货币所代表的钱的数量只是理论上的。 鉴于看到了问题的这种复杂性，我会竭力建议非专业读者别对此感到担忧，因为硬币和货币的名称除了购买力之外，可谓毫无意义。时不时地，在提及士兵的报酬、劳工的薪水、马或犁的价格、资产阶级家庭的生活费用、灶台税和销售税的数量时，我都试图将货币的数字与实际价值联系起来。我并不试图将各种货币转化为某一货币的对等物，如里弗或法郎，因为等值始终在变，就像造币中的金银含量始终在不断变化那样；更有甚者，记录中的货币，虽与真实的货币名称相同，但价值不同。所以，在每个案例中，我都会简单地采纳文献或编年史中的货币名称，并督促读者将任何既定的钱数都简单地想象为如此多的货币。 资料的参考 资料来源可在“参考文献”中找到，至于特殊条目，则见于书后的“注释”，可依页码和文本中可识别的句子查询。 [book_title]第一章 “吾乃库西之主”：王朝 有5座高塔的库西城堡矗立于皮卡第（Picardy）的山顶之上，雄伟壮观，气势凌人，控制着北方通往巴黎的路径，但它是位于首都的君主的守卫者还是挑战者，则是个尚待解决的问题。一个巨大的圆柱体从城堡中心冲霄而上，较4个角塔高出两倍之多。这就是donjon，即城堡主塔，其规模在欧洲首屈一指，是中世纪及后来此类塔形中最伟岸的。它的直径达90英尺，高180英尺，可在城堡受到围困时容纳1000人，使作为其基础的城堡、镇上鳞次栉比的屋顶、教堂的钟楼、环绕着山上整个建筑群的厚实城墙的30座角楼都显得极其矮小，对它们形成保护之势。从任何方向前来的游客从数英里之外就可看见这座代表着贵族权力的庞然大物，并在靠近它的过程中，感受到旅行者在不信基督的土地上第一眼瞥见金字塔时的那种敬畏之情。 醉心于雄伟宏大的建筑者用超乎一般尺寸的内部特征来实现城堡主塔的巨大规模：台阶踏步为15英寸至16英寸，窗子位于高于地面3.5英尺之处，仿佛是为了供巨人族之用。尺寸达两立方码的石头门楣在气势宏伟方面毫不逊色。在400多年中，为这些匠心安排所反射的王朝展现了同样的僭越性质。雄心勃勃、居心叵测、时显凶残的库西家族让自己根植在一块海角之地上，它形成了天然的统领之势。他们的山顶控制着从艾莱特（Ailette）河谷至瓦兹河（Oise）的更宽广河谷的通道。以此为据点，他们向王国们发起挑战，洗劫教堂，出发参加十字军东征并战死沙场，因犯罪而受到谴责并被逐出教会，渐渐扩大其统治领域，与皇族联姻，形成它引以为傲的作战口号：“神奇的库西”。拥有法兰西四大男爵领地之一的他们嘲笑领地之衔，采用了自己简单傲慢的箴言： 吾非国王，非诸侯， 亦非公爵，非伯爵； 吾乃库西之主。 这座始建于1223年的城堡是一次建筑急剧扩张的产物，这次建筑扩张还促成了宏伟壮丽的大教堂的建造，而建造这些大教堂的推动力也萌发于法国北部。于城堡建设的同时，在距库西50英里的范围之内，还有4座最大的大教堂亦在建造之中——位于拉昂（Laon）、兰斯（Reims）、亚眠（Amiens）和博韦（Beauvais）。虽然在任何地方，要建成一座大教堂都要费时50至150年才能完工，但在昂盖朗·德·库西三世那一门心思且难以抗拒的意愿之下，有着城堡主塔、角塔、防御壁垒和地下网络的宏伟杰作库西堡，却在不可思议的7年时间里便得以完成。 城堡有围墙的场地圈起了超过两英亩的空间。它的4个直径65英尺、高90英尺的角塔，以及它的3道外围墙体被修得与山棱齐平，形成了数道壁垒。通往府邸的唯一入口是道固若金汤的大门，它位于靠近城堡主塔的里侧，处于守护塔、护城河和格子吊闸的保护之下。大门开向武备广场，这是个占地约6英亩的被围墙环绕的空间，里面有马厩和其他辅助建筑，有骑士比武场，以及供骑士马匹之用的草地。再向外，在山像条鱼尾似的加宽之处，坐落着约上百座房屋和一座带方塔的教堂的城镇。环绕山顶的外围城墙上的3道牢不可破的大门把守着通向外部世界的通道。在面朝苏瓦松（Soissons）的南侧，山势陡立，易守难攻；在面朝拉昂的北侧，山势与高地融为一体，一条护城河形成了又一道屏障。 在厚达18英寸至30英寸的城墙内部，一道盘旋而上的楼梯连接着城堡主塔的三层楼。每一层的拱形天花板上都有个敞开的洞，亦称“眼”，它们为昏暗的内部增加了一点额外的光线和空气，并使武器和辎重可以在不必攀爬楼梯的情况下被层层吊起。以同样的方式，命令可以在同一时间口头传向整个要塞。多达1200至1500名的重甲骑士可以集结起来，倾听发布自中间一层的训令。城堡主塔有厨房，当时的一位心怀敬畏的人声称，它们“配得上尼禄之用”，屋顶上还有个雨水鱼池。它有一口水井，有面包烤炉、地窖、贮藏室，每层楼都有带烟囱的巨大壁炉，还有厕所。拱形的地下通道可通向城堡的各个部分，通向露天庭院，也通向壁垒之外的秘密出口；通过该出口，可向被包围的要塞提供粮草。观察者可从城堡主塔的顶部瞭望整个区域，视野远至30英里开外的贡比涅（Compiègne）森林，这使库西堡得以免遭奇袭。无论从设计上和执行力上，该要塞都堪称中世纪欧洲几近完美的军事构造，而在规模上则最为大胆创新。 造就一座城堡的是一个支配性概念：不供居住，而供防御。作为要塞，它是中世纪生活的象征，如十字架般重要。在事事都以恋爱为要旨的《玫瑰传奇》（Romance of the Rose）一书中，环绕“玫瑰”的城堡是核心结构，它必须被围攻和渗透，以抵达性欲的目标。在现实生活中，所有的部署都证实了由暴力、进攻预测构成的事实，它刻画了中世纪的历史。城堡的前身是罗马别墅，它一向不设防，以罗马法律和罗马军团为壁垒。在帝国崩溃之后，以一系列混乱冲突、分崩离析形式出现的中世纪社会屈从于无核心、无效力的世俗权威。只有教会提供了一种组织原则，这正是教会成功的原因，因为社会无法忍受无政府状态。 在骚乱之中，核心世俗权威开始在君主政体中慢慢凝聚，但一旦新势力具有了影响力，它便一方面与教会，另一方面与贵族形成了冲突。同时，城镇布尔乔亚正在形成自己的秩序，将自己的支持售卖给贵族、主教或国王，以换取作为自由“公社”（communes）的解放特许权。这些特许权用自由换取商业发展，这标志着城市第三等级（Third Estate）的兴起。相互竞争的群体之间的政治平衡是不稳定的，因为国王手上没有常备军。他不得不依靠其诸侯的封建义务来实施有限的军事活动，后来则通过有偿服务的形式加以获得。规则依旧是个人性的，源于土地的分封和效忠的誓言。支撑政治结构的纽带不是公民与国家的关系，而是封臣与领主的关系。国家仍旧处于艰难的酝酿之中。 正如王室所知，库西领地凭借其位于皮卡第中心的位置优势，是“王国的管钥之一”。皮卡第北部几乎延伸到了佛兰德斯（Flanders），西部至英吉利海峡（the Channel）和诺曼底（Normandy）边境，是法国北部的通衢要冲。它的河流向南流向塞纳河（Seine），向西流向英吉利海峡。它肥沃的土壤使其成为法国的主要农业区，牧场众多，农田万顷，森林密布，其间点缀着令人赏心悦目的零星村落。很显然，最初的文明活动始于罗马人。14世纪初，皮卡第为25万户、超过100万人提供了衣食住行，这使它（而非南部的图卢兹）成为法国唯一一个在中世纪的人口密度高于现代的省份。它朝气蓬勃、独立自主，它的城镇是最早赢得公社特许权的城镇。 库西领地位于传奇与历史之间的阴影地带，最初曾是教会的一块封邑，据称由法国第一位皈依基督教的国王克洛维（Clovis）于大约公元500年赠给了兰斯的首位主教圣雷米（St. Remi）。克洛维国王在经圣雷米皈依基督教之后，将库西版图授予了兰斯的新主教辖区，依照恺撒的做法为教会打基础，正如君士坦丁大帝（Emperor Constantine）例行地为罗马教会打基础那样。借助于君士坦丁的礼物，基督教既得以正式确立，又遭到致命的危害。正如威廉·朗兰（William Langland）所写的那样： 当善意的君士坦丁向神圣的教会慷慨捐赠之时， （以土地和租约、领主与仆从的形式） 罗马人听到一位天使在上方呼喊： “今日教会已饮下毒液， 所有拥有彼得之力的人皆永遭荼毒。” 介于神圣与俗事之诱之间的冲突是中世纪的核心问题。当教会建立在物质财富基础之上时，其充当精神领袖的声明便永远无法使其全体信众深信不疑。教会积聚的财富越多，其破绽便愈加明显和令人不安；它也无法解决此问题，只能在每个世纪都持续地更新怀疑和异议。 在最早的拉丁文献中，库西被称为库迪西亚卡姆（Codiciacum）或库迪亚卡姆（Codiacum），据信它源于Codex和codicis，意为被砍去了树枝的树干，就如高卢人用以修建篱笆的东西一样。在整个为时4个世纪的黑暗时代（Dark Ages），该地始终处于阴影之下。在910—920年时，兰斯大主教埃尔韦（Hervé）在山上建造了第一座原始城堡和小教堂，修了道墙来防御古挪威人（Norsemen）入侵瓦兹河谷。来自山下的居民在主教的城墙中找到了庇护所，他们建造了上城区，后来它被称为库西堡（Coucy-le-Château），以区别于山下的库西村（Coucy-la-Ville）。在那些穷凶极恶的年代，该区域始终是同样好斗成性的贵族、大主教与国王之间的冲突之起因。对入侵者——南方的摩尔人（Moors），北方的古挪威人——的防御培育了一个坚忍不拔的武士阶层，他们像对付外来者那样乐此不疲而又凶猛残暴地相互残杀。975年，兰斯大主教奥德里克（Oderic）将封邑割让给一个名叫德厄德伯爵（Comte d’Eudes）的名流，后者成了库西的第一任领主。有关此人，除了姓名之外，人们一无所知，但一在山顶立足，他便在自己的后代中生成了一股异乎寻常的力量和狂热。 该王朝最初有案可查的意义重大的活动（宗教的而非作战的）是奥布里·德·库西（Aubry de Coucy）于1059年在山脚下修建诺让圣本笃修会修道院（Benedictine Abbey of Nogent）之举。相较于为永久祷告进行的普通捐赠，此举规模更大，旨在既展示捐赠者的重要性，又买功邀赏以确保救赎。无论最初的捐赠是否像修道院心怀怨恨的吉贝尔院长（Abbot Guibert）在下一个世纪所抱怨的那样少得可怜，教堂都欣欣向荣，并得到了来自库西家族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存在时期比整个库西家族都更加长久。 奥布里的继承者昂盖朗一世是个丑闻缠身的人，按照吉贝尔院长（正如在他的《忏悔录》中所揭示的，他本人即是被压抑的性欲的牺牲品）的说法，他沉湎于对女人的色欲。昂盖朗爱上了洛兰（Lorraine）领主之妻西比尔（Sybil），他被这种激情所左右，在他的堂兄弟、对他言听计从的拉昂主教（Bishop of Laon）的帮助下，控告自己的发妻阿代勒·德马尔莱（Adèle de Marle）犯有通奸罪，成功地与之离婚。此后，他在教会的许可下娶西比尔为妻。当时，西比尔的丈夫正在外作战，而这位女士因与第三人通奸而有孕在身。据说她品行十分放荡。 在这种堕落的家庭环境中，那位“暴怒之狼”诞生了［用另一位大名鼎鼎的修道院院长圣丹尼斯的叙热（Suger of St. Denis）的原话］，他就是托马斯·德马尔莱（Thomas de Marle），被抛弃的阿代勒的儿子，库西家族中最声名狼藉和残暴凶狠之人。托马斯痛恨将其父子关系掷于怀疑之地的父亲，长大后参与了最初由西比尔那位被抛弃的丈夫发起的反对昂盖朗的无休无止的战争。为这些私人战争而战的骑士心怀激越的热忱，使用单一的策略，包括尽可能多地杀死或残害敌人手下的农民，破坏尽可能多的庄稼、葡萄园、工具、谷仓和其他财产，以便减少其税收来源，进而毁灭敌人。结果，好战的主要牺牲品是他们各自的农民。吉贝尔院长声称，在昂盖朗对洛兰的“疯狂战争”中，被俘获的人被剜去了眼睛，砍掉了双脚，致使其后果在他（吉尔伯特院长）那个时代的该地区依然可见。私人战争是欧洲的天谴，人们一向认为，十字军东征是种潜意识的发明，为的是通过发泄侵略欲，求取解脱。 当1095年为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而进行的参加十字军并解救圣墓（Holy Sepulcher）的大征兵到来时，昂盖朗和他的儿子托马斯双双参加了军队，带着他们的宿仇抵达耶路撒冷，并怀着丝毫未减的相互憎恨重归故里。库西家族的盾徽即源于十字军东征期间的一次功绩，尽管其主人公是昂盖朗还是托马斯仍有争议。两人之中的一个带着5个同伴，在未着盔甲的情况下遭到了穆斯林的突袭，他脱下自己那边缘缀着松鼠皮的深红色斗篷，将它撕扯成六份，做成可供辨识的旗帜，如此装备起来，于是这个故事得以继续下去，他们扑向穆斯林并歼灭了他们。为了纪念此事，徽章采用了盾形，上面设计了六道横条纹，有尖角，红白相间，用纹章学措辞来说，即“6条汉子，松鼠皮和赤色”（赤色即红色）。 作为母亲的继承人，托马斯继承了马尔莱和拉费尔（La Fère）的领地，将它们加入他于1116年继承的库西地区。桀骜不驯的他追求由敌对和抢劫构成的事业，指挥各种与教会、城镇和国王作对的活动，用叙热院长的话来说：“魔鬼在援助他。”他攫取女修道院的领地，折磨囚徒（据说他会系着男人的睾丸把他们吊起来，直到睾丸承受不住身体的重量而与身体分离），亲自割开了30个发起反叛的布尔乔亚分子的喉咙，将他的城堡变成了“龙巢和贼窝”，因此，教会开除了他的教籍。在他缺席的情况下，教会解除了他的骑士腰带，下令皮卡第各教区在每周日都要诵读针对他的咒语。国王路易六世（Louis VI）召集了一支攻打托马斯的军队，成功地夺取了被他窃取的土地和城堡。最终，托马斯证明了救赎的希望和对地狱的畏惧之正确，这两样东西数世纪以来给教会带来了如此多的丰富遗产。他为诺让修道院留下了慷慨的遗赠，并在普雷蒙特（Prémontré）附近又建造了一座修道院，于1130年寿终正寝。他结过3次婚。吉贝尔院长认为他是“他那代人中最穷凶极恶者”。 造就了像托马斯·德马莱这种人的，不一定是好斗的基因或仇父情结（这在任何世纪都可能发生），而是因缺乏有效的管束机制而恣意妄行的暴力习惯。 当政治力量在12和13世纪期间得到集权化时，欧洲的能量和才干正在以一种文明发展大爆发的形式得到积聚。在商业的刺激下，一股浪潮席卷了艺术、技术、建筑、学问、土地和海洋勘探、大学、城市、银行和信用，以及丰富生活并扩大见识的各个领域。那200年是中世纪的鼎盛时代（High Middle Ages），在那期间，人们开始使用罗盘和机械钟、纺车和脚踏织机、风车和水车；在那期间，马可·波罗旅行到了中国，托马斯·阿奎纳（Thomas Aquinas）投身于知识的组织，大学在巴黎、博洛尼亚、帕多瓦和那不勒斯、牛津和剑桥、萨拉曼加（Salamanca）和巴利亚多利德（Valladolid）、蒙彼利埃和图卢兹纷纷建立；在那期间，乔托（Giotto）在描绘人的感觉，罗杰·培根（Roger Bacon）在钻研实验科学，但丁在勾勒其对人类命运的设计，并用方言加以撰写；在那期间，宗教以圣方济各（St. Francis）的温和布道和宗教裁判所（Inquisition）的残酷严惩两种方式得以表达，阿尔比十字军（Albigensian Crusade）以信仰之名让法国南部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而高耸入云的大教堂则拔地而起，拱门层叠，创造力、技术和信仰大获全胜。 它们不是由奴隶所建造。尽管有限的农奴制仍旧存在，但农奴的权利和义务为习俗和法律上的追忆期限所固定，而且，与古代世界的情况不同，中世纪社会的工作是由其自身成员来完成的。 在托马斯死后，库西处于一个为期60年较受尊重的统领时期，当时的统治者是托马斯的儿子昂盖朗二世和孙子拉乌尔一世（Raoul I）。他们与王室合作，从而使自己的领地受益。他们分别响应了12世纪后续的十字军东征，并相继在圣地（Holy Land）丧命。也许是苦于这些远征所带来的财政紧缩，拉乌尔的遗孀于1197年将库西堡的自由公社解放特许权卖了140里弗。 就其进程而言，这样的民主化并不怎么像19世纪历史学家臆想中的人类历史上的那种向自由解放稳定前进中的一步，因为它是贵族热衷于战争之行为的无意中的副产品。十字军战士得用武器、盔甲、高头大马来装备自己和仆从，而这一切都花费不菲，所以假如能够活下来的话，他回到家时通常都要比他离开家时贫困，或是使他的庄园变得不再那么富裕，尤其是因为，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之后，没有一次十字军东征是凯旋和有所获利的。既然不可能出售土地，那么唯一的来源便是出售公社特许权，或是将农奴的劳役和依附关系折换为货币地租。在12世纪和13世纪经济大发展的过程中，商业利润和农业剩余物资给市民和农民带来了现金，使其可以购买权利和自由。 昂盖朗三世被称为“伟大的昂盖朗”，他是库西城堡和城堡主塔的缔造者。在他统治期间，库西的僭越之举重现于世。作为1191—1242年间的领主，他在除库西以外的六个封地上建造或翻修了城堡和防御墙，包括在圣戈班（St. Gobain）的一座城堡，它几乎与库西一样巨大。他参与了阿尔比十字军的大屠杀，在其他所有可参与的战争中大显身手，像他的曾祖父托马斯一样，其中包括一场针对兰斯主教辖区的战争，该战争的导火索是一场围绕封建权利的争论。他被指控占地毁林，捉拿村民，攻取大教堂的大门，将教堂元老（doyen）戴上镣铐囚禁起来，使教士们苦不堪言。 当兰斯大主教于1216年向罗马教皇告状诉苦时，昂盖朗三世也被逐出教会。教会下令，一旦他出现，则该教区的所有宗教活动都得终止。生活在禁令之下的人会失去参加圣礼的资格，注定会下地狱，除非他悔过自新，得到赦免。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主教才可解除禁令，在某些情况下，教皇也可那么做。在禁令实施期间，大批当地牧师理应每年两到三次当着教众之面，敲响丧钟，点燃蜡烛，在地板上摆上十字架和弥撒用书，以圣父、圣子、圣灵、圣母以及所有使徒和圣徒之名向罪人发出诅咒。据说有罪之人将被断绝所有社会和职业关系，但这一规定给大家带来的不便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其邻居要么借助于向其住宅扔石头或其他手段来使他幡然悔悟，要么干脆无视禁令。在昂盖朗三世的案例中，停止一切宗教活动是对社区的可怕判决，这使他于1219年进行了悔过之后安定下来，得到赦免。但这并不会扑灭他的世俗野心，因为他还在建造那座给巴黎蒙上阴影的巨大城堡。 他在大兴土木方面的迫切之心受到了一场与自己君主之间的预期战役的刺激，因为在未成年的路易九世、即未来的圣路易（St. Louis）在位期间，昂盖朗三世曾率领一个贵族联盟反对王室。如有些人所言，他甚至立志要自己当国王。他从母亲阿利克斯·德德勒（Alix de Dreux）那里继承了王室血统，她是腓力一世（Philip I）之女。他的城堡主塔意在超越卢浮宫的皇塔，被视为一种挑衅和有企图的姿态。年幼国王的母亲在摄政期内顶住了威胁，但库西之主始终是一支需要对付的力量。他通过婚姻来积聚财富和国际地位。他的第一任和第三任妻子都是相邻的贵族家族之女，她们给他带来了位于皮卡第的额外庄园，而他的第二任妻子是马奥·德萨克斯（Mahaut de Saxe），萨克森公爵（Duke of Saxony）狮子享利（Henry the Lion）之女，英格兰的亨利二世（Henry II of England）与阿基坦的埃莉诺（Eleanor of Aquitaine）的外孙女，狮心王理查德（Richard the Lion-hearted）的侄女，后来成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萨克森的奥托（Otto of Saxony）的姐妹。其中一位妻子为他生下的女儿嫁给了苏格兰国王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er II）。 在建造库西的过程中，昂盖朗三世雇用了（依照泥瓦工的标记估算）约800位石匠，无数辆牛车将石头从采石厂拖至山上，还雇了800名其他匠人，如木匠、屋面工、铁匠和铅匠、漆匠以及木雕匠。城堡主塔的门楣上刻着一位与狮子搏斗的未着盔甲的骑士的半浮雕像，它象征骑士之勇。城堡和要塞的墙壁上都装饰着油彩包边和奇花异草编制的花环，其规模与整个结构相匹配。安装着壁炉架的烟囱被修建在墙体里面，形成了城堡各个部分的特色。不同于屋顶上的洞，这些烟囱是11世纪技术进步的结果，它通过为单个房间供暖，使得领主及淑女们得以走出大家一起吃饭取暖的公用大厅，将业主与其仆从分隔开来。没有任何其他的发明会在舒适与高雅方面比之更加进步，尽管其代价是扩大了社会差距。 藏在二楼的一个内角的是个自带烟囱的小房间，它也许是库西夫人的化妆间。在那里，她可以从窗子望见绵延的河谷，河谷中时不时地露出一座乡村教堂的钟楼，在一丛丛树木之后直刺天空；在那里，她可以像夏洛特女郎[1]一样，看着来往于从山下蜿蜒而上的道路上的行人。除了这间小屋子外，领主及其家人的住处都处于城堡中于外部根本无法接近的部分。 亚眠是皮卡第地区令人骄傲的富庶繁荣之都，已有百年的公社历史。1206年，它的市民获得了施洗约翰（John the Baptist）的一片头盖骨。为了替这个遗物寻找到恰如其分的圣龛，他们决定建造法国最大的教堂，“高于所有的圣徒，高于所有的国王”。到1220年，建材已收集完毕，大教堂著名的拱顶在稳步上升。就在那10年中，昂盖朗三世在他的城堡主塔旁边，修建了一座比圣路易几年后将要于巴黎建造的圣礼拜堂（Sainte Chapelle）还要大的宏伟壮丽、富丽堂皇的教堂。它穹顶巍峨，金碧辉煌，雕梁画栋，色彩斑斓，彩色玻璃窗熠熠生辉，美不胜收，使得后一个世纪最伟大的收藏家让·德贝里公爵（Jean，Duc de Berry）企图用12000金埃居来购买它们。 昂盖朗三世现在是圣戈班、阿西斯（Assis）、马尔莱、拉费尔、福朗布赖（Folembray）、蒙米拉伊（Montmirail）、瓦西（Oisy）、克雷夫科尔（Crèvecoeur）、拉费尔泰-奥库尔（La Ferté-Aucoul）和拉费尔泰-戈（La Ferté-Gauche）的领主，莫子爵（Viscount of Meaux），康布雷城主（Castellan de Cambrai）。早在1095年，王室即已从教会那里收回了对库西领地的主权；它现在直接由国王掌握，它的领主效命于国王本人。在12世纪和13世纪，库西的领主像拉昂主教那样铸造自己的钱币。王室封臣有义务应国王之征召提供骑士，根据其能够提供的数量来判断，此时的库西在整个王国中是位列前茅的无称号贵族，地位仅次于巨大的公爵领地和州郡，后者除了效命法国国王外，实际上拥有独立的领主权利。根据一份1216年的记录，库西领地拥有30名骑士，相形之下，安茹公爵（Duke of Anjou）有34名骑士，布列塔尼公爵（Duke of Brittany）有36名骑士，佛兰德斯伯爵（Count of Flanders）有47名骑士。 1242年，昂盖朗三世在大约60岁时，从马上重重摔下，被他的剑尖刺穿了身体，一命呜呼。他的长子暨继承人拉乌尔二世此后不久加入了圣路易1248至1250年的结局悲惨的十字军东征，并于埃及战死沙场。他的弟弟昂盖朗四世成了他的继承者（这是种中世纪的封爵制），而昂盖朗四世的一项罪名成了社会公正的一大进步的催化剂。 当拉昂的3个年轻侍卫拿着弓箭但没有带供重大狩猎使用的猎狗靠近昂盖朗四世的林地时，昂盖朗四世在没有进行任何审判或类似过程的情况下，下令将他们吊死。此类事件中的免罪已不再是势所必然，因为国王是路易九世，他是个统治地位与其虔诚孝顺相当的封建领主。他下令逮捕了昂盖朗四世，逮捕他的人不是与他地位相当的贵族，而是法院的警察，这与所有罪犯都如出一辙。他被囚禁在卢浮宫，尽管鉴于他的地位，未戴枷锁。 1256年，当昂盖朗四世被传唤受审时，王国中最重要的贵族——纳瓦拉国王（King of Navarre）、勃艮第公爵（Duke of Burgundy）、巴尔和苏瓦松伯爵（Count of Bar and Soissons）等——都陪伴在他左右，因为他们不祥地感觉到了对他们特权的考验。昂盖朗拒绝服从案件调查，因为这触及了他的人格、荣誉、地位和贵族遗产，他要求由与他地位相当的贵族来评判，并以决斗的方式审判。路易九世严词拒绝，他说，考虑到穷人、教士，“以及值得我们哀怜的人”，如果允许以决斗的方式审判，就有失公正了。通常而言，非贵族可以在这种情况中雇用一位勇士来代替自己，但路易国王视其为一种过时的方式。在漫长而激烈的争论过程中，国王不顾贵族们的坚决反对，命令库西之主受审。昂盖朗四世被判有罪，尽管国王意在死刑，但贵族们劝说他放弃了这一念头。昂盖朗四世被判支付12000里弗的罚款，这些钱部分被用于为被他吊死的人的灵魂做弥撒，部分被送至阿克里（Acre）以帮助护卫圣地。这造就了司法史，后来则成了封路易九世为圣徒的一个引用例证。 库西的财富使昂盖朗四世重获王室青睐，1265年，当路易国王打算购买期望中的真十字架（True Cross）时，他借给了国王15000里弗。不过，他继续以暴行为业，直至进入14世纪，于1311年死于75岁的高龄，没有子女，不过有一些遗产。他给库西村的麻风病院留下每年20苏（相当于1里弗）的永久财产，以便居住在里面的人“每年在礼拜堂中为我们的罪行祈祷”。当时的20苏相当于一个骑士或4个弓箭手一天的酬劳，可雇一辆马车和两匹马达20天，或者，从理论上说，相当于一个雇农两年的酬劳。所以，我们可以假设，它保证了合理的祈祷者人数，尽管对昂盖朗四世的灵魂而言，这个数目也许不够。 当那个尽管结了两次婚却无子嗣的无人哀悼的领主死去时，王朝被传给了他嫁给吉尼斯伯爵（Count fo Guînes）的姐姐阿利克斯的后代。她的长子继承了吉尼斯的土地和头衔，而她的次子昂盖朗五世，则成了库西之主。昂盖朗五世在他的姻叔父苏格兰的亚历山大的宫廷中长大，娶了国王的侄女贝利奥尔的凯瑟琳·林赛（Catherine Lindsay of Baliol）为妻，仅仅当了10年的领主。在短期内迅速继承了他的地位的是他的儿子纪尧姆（Guillaume）和孙子昂盖朗六世，后者于1335年继承了该领地，5年后成了昂盖朗七世的父亲。昂盖朗七世是库西家族的最后一人，也是本书的主角。通过进一步与法国北部和佛兰德斯有权有势的家族缔结婚姻，库西家族继续编织着势力和影响力的同盟，并在此过程中获取土地、税收和许许多多的纹章。他们可以展示多达12枚盾徽：布瓦让西（Boisgency）、艾诺（Hainault）、德勒（Dreux）、萨克森、蒙米拉伊、鲁希（Roucy）、贝利奥尔、蓬蒂厄（Ponthieu）、沙蒂永（Chȃtillon）、圣波尔（St. Pol）、盖尔德雷斯（Gueldres）和佛兰德斯。 库西家族保持了一种无出其右的显赫感，在实施君主制后仍旧自行其是。他们以王室的方式成立审判法庭，按照国王的臣僚制度来组织自己的家臣：一位骑士统帅，一位大仆役长，一位掌管用猎鹰和猎犬狩猎的负责人，一位掌管马厩的负责人，一位掌管森林和水源的负责人，以及分别掌管厨房、面包房、地窖、水果（其中包括香料以及用以照明的火把和蜡烛）和家具陈设（包括花毯和旅行时的寄宿地）的负责人或大管家。这个级别的大领主通常还会雇用一个以上的住家医师、理发师、牧师、画师、乐师、吟游歌手、秘书和抄写员，一个占星师、一个弄臣和一个侏儒，外加众多侍从和侍卫。一位主要的家臣充当城堡主，来管理庄园。在库西，50名骑士，加上他们自己的侍卫、随从和仆从，构成了一支500人的常备卫戍部队。 外在的富丽豪华十分重要，因为它代表着一种身份地位，这需要身着领主制服的大量扈从、场面壮观的宴会酒席、比武大会、狩猎活动和消遣娱乐，尤其是在送礼和花销方面要出手宽绰，慷慨大方，因为他的追随者赖此为生，所以这被颂扬为贵族最受人赞赏的品性。 贵族地位源于出身和祖传，但必须通过“高贵地生活”——即通过剑——来加以巩固。假如一个人的家世高贵，从父母、祖父母一直追溯到第一个武装骑士都是贵族，那么他就是个贵族。实际上，该规定是有漏洞的，而地位也是流动的、不确切的。一个确定无疑的准则是功能——即武装实践。上帝建立三个等级，这三个等级各自拥有指定的任务，为整体利益服务，武装实践即是第二个等级应发挥的功能。教士要为所有人祈祷，骑士要为所有人战斗，而老百姓则要埋头苦干，好让所有人都有饭吃。 因为最靠近上帝，所以教士最先出现。他们被分成两个等级：隐修者和牧师，后者指那些在普通信众之间行使使命的人。统辖这两个等级的是高级教士——修道院院长、主教和大主教，他们等同于世俗世界里的大领主。高级教士与未受到良好教育、仅靠微薄收入过活的穷牧师之间毫无共同之处。第三等级则更加缺少同质性，被分成雇主和劳工，从富贾大亨、律师、医生，到熟练的手工业者、打散工的人和农民，范围广泛，无所不包。不过，贵族坚持把所有非贵族合并成一个普通族类。一个在最后一位勃艮第公爵的宫廷中效力的贵族写道：“在好城镇中，商人和工人无须多述，因为，除了其他方面的原因，这个等级由于其层次卑微而无力具备伟大品质。” 理论上，贵族发挥作用的目的，不是只为战斗而战斗，而是为了保卫其他两个等级，维持正义和秩序。他应当保护人民免于压迫，与暴君做斗争，培养美德——即人类的更高贵品质，他的信仰基督教的同时代人认为（若非它的创始人这样认为的话），那些浑身泥点、愚昧无知的农民无力具备这样的品质。 凭借充当保护者的能力，贵族被免除了人头税或灶台税等直接税赋，尽管未被免除贡金和销售税。不过，从比例上看，这些税从穷人身上拿走得要比从富人身上拿走得多。其假设是，缴税是不体面的；骑士的持剑臂要向国家提供自己的服务，正如祈祷者供养教士，并使他们也免除了灶台税。贵族的正当理由在于“在战争中亮出自己的身躯和财产”，但实际上，规矩就如狂风劲吹的天空中的云朵那样，变化多端，流散不定。教士的税务一旦涉及保家卫国的金钱时，也是长期而激烈的争论主题。 课税就像放高利贷，其根据的原则根本模糊不清，而临时的加税、免税和不可能指望有确定数量的返还的安排更是让它混乱不明。基本原则是，国王在普通环境中应当“自给自足”，但既然他自己的税收也许不足以保家卫国或满足其他政府目标，那么他的臣民就可能被征税，以使他能够像托马斯·阿奎纳明确地指出的那样，“以共同利益来为共同利益服务”。这一责任源于更深层的原则，即“君主由上帝任命，不是为了一己之私，而是要谋求民众的共同利益”。 天生处于贵族等级的人固执地将宝剑作为其身份的象征，这不仅是为了免税，而且是为了自我形象。“我们之中，没有谁的父亲曾老死家乡，他们全都死于战场的刀光剑影之中。”一位骑士在13世纪的《武功歌》（Chanson De Geste）中坚定地说。 马匹是贵族的坐骑，是使他凌驾于他人之上的基座。除了英语，在其他所有语言中，骑士这个词——法语为chevalier——都意味着骑在马背上的勇士。众所周知：“在一个小时的作战中，骑于良驹之上的勇士的作为可能要多于10个乃至100个步卒的作为。”军马（destrier）的培养目标是“强壮、暴躁、敏捷、忠诚”，它只有在作战时才可骑乘。在路途上，骑士骑着自己的骑用之马（它们同样得到了高品质的喂养，只不过气质较为安静），而他的侍从则在他的右手边牵着他的军马——军马之名即由右侧（dexter）而来。为了满足军队服务之需，马匹与骑士被视为不可分离的，没有坐骑的骑士只不过是个普通人。 战争是骑士的颂歌。《武功歌》中的主人公加兰·利·洛赫莱因斯（Garin li Loherains）说：“如果我的一只脚已经迈入天堂，我也会退出来，投入战斗！”吟游诗人贝特朗·德博恩（Bertrand de Born）本人就是位贵族，他说得更清楚明白： 我充满欣喜地看到： 牢固的城堡被包围，栅栏倒塌，势如破竹， 众多贵族被击倒在地， 死伤者的马匹在漫无目的地游荡， 当战斗打响时，让所有出身高贵的人 一心只想着砍断头颅，斩去臂膀， 因为死亡更胜于被征服而苟活…… 我告诉你，最让我欣喜若狂的是听到 来自作战双方的“战斗！战斗！”的呐喊， 以及失去了骑手的战马的嘶鸣， 还有“救命！救命”的呻吟。 我喜于看到双方的大小人物 倒在壕沟中和草地上， 看到被矛柄刺穿的死者！ 上帝，请抵押您的领地、城堡、城市， 但永远不要放弃战争！ 但丁描绘了地狱中的贝特朗·德博恩，他将自己被砍掉的脑袋挑于身前当灯笼使。 贵族从土地所有权和税收中得到权利，以践行对于其领地上的所有非贵族的权威，只有教士和身为自由城镇之公民的商人除外。大领主的权威会扩展到“高级别的正义制裁”，即生杀予夺之权，而较次要的骑士的权威则限于牢狱、鞭笞或“低级别的正义制裁”的其他惩罚。其基础和辩护理由始终是其保护职责，这体现在领主对其贵族的誓言中，它在理论上与贵族对领主的誓言一样必须遵守——而贵族的誓言“只有在领主遵守自己的誓言时”才必须遵守。中世纪的政治结构在理想上是种契约，它以服务和忠诚来换取保护、正义和秩序。正如农民理当提供产品和劳动力一样，领主理当向其最高君主提供执政服务，和平时期提供谏言，战争时期则提供军事服务。所有情形下的土地都是考虑因素，发出并被接受的效忠誓言是约束双方的封印，包括国王在内。 并非所有贵族都是像库西家族那样的大领主。爵位最低的骑士是只拥有一座庄园和一匹驽马的人，他享有着与拥有大块土地的领主相同的祭仪，却享受不到与之相同的利益。法国所有级别的贵族达20万人，他们生活在4万至5万个家族中，占据了超过1%的人口。他们的范围颇广，从税收超过1万里弗的大公国，至拥有一两个充当属下的骑士、收入低于500里弗的小城堡主，再到处于阶梯最底端的穷骑士。他没有属下，只有那些出身卑微的人才听命于他，他唯一的封邑是一座房屋和几块与农民拥有的数量相当的土地。他的收入也许是25里弗或更少的租金，这些收入得用于供养家庭和仆人，以及他赖以为生的骑士装备。他靠马匹和武器为生，仰赖其君主或任何需要其服务的人过活。 无论是否获得过骑士的腰带和马刺，一个侍卫天生即为贵族，但在不失去其贵族地位的情况下，常常需要法律程序来决定一位绅士是否可以从事其他活动。例如，他是否能出售自己葡萄园中的葡萄酒？——这是个微妙的问题，因为国王会定期出售自己的葡萄酒。在1393年的一桩判决此问题的案例中，一则皇家律令语义相当模糊地声称：“贵族不宜充当酒店老板。”根据另一项判决，贵族可以在失去地位的情况下获得交易执照。众所周知，贵族子嗣“长期像出售布匹、粮食、葡萄酒和其他一切商品的商人那样过活，或是像生意人、皮货商、鞋匠或裁缝那样谋生”，但此类活动显然会使他们失去贵族的特权。 14世纪的一位神职人员奥诺雷·博内特（Honoré Bonet）清楚地阐明了问题的根本原因，他在其《战争树》（Tree of Battles）中进行了勇敢的尝试，试图阐明军事活动的现有法规。他写道，禁止从事商业活动的原因是，确保骑士“没有理由为获取世俗财富之欲望而放弃从武之责”。 定义越来越关注生而为贵族者这部分人，因为他们的地位已被外来者的封爵所淡化。王室发现，像授予城镇特许权一样，将封邑授予普通人（他们会支付可观的金钱以换取贵族称号）是种相当有利可图的资金来源。被授予爵位的人都是些迎合了国王之需的有钱人，或者，他们是律师和公证员，开始时在金融和司法管理的各个方面辅助国王，渐渐地，随着政府事务变得日益错综复杂，他们便形成了一群职业公务员和王室臣僚。他们被称为“穿袍贵族”（noblesse de la robe），以区别于佩剑贵族；生而为贵族的人嘲讽他们为暴发户，憎恨他们篡夺了他们的谏言权利，而这其实或多或少都是因不履行职责而失去的。 结果，饰有纹章的盾徽——祖先的外在标志，代表着携带武器的权利，它一旦被赋予一个家族，即不能被其他家族所佩带——逐渐成了堪称盲目崇拜的对象。在比武大会上，必须陈列盾徽，作为出身贵族的证据；在某些比武大会上，要求陈列四块盾徽。随着外来者的日益渗透，虚荣心也与日俱增，15世纪中叶的一天，一位武士骑马入伍，身后跟着一队手持三角旗的人马，三角旗上列着不下32枚盾徽。 即使贵族地位已被固定为一种社会等级秩序，但有些贵族因没有生下男性继承人而消失，或因没落为较低阶层而消失，再加上接受封爵者的涌入，这都使得贵族班底变得流动不定。据估计，贵族家庭的消失率是一个世纪消失50%，一个王朝的平均持续时间是3到6代人，时间从100至200年不等。这种沉降过程的一个例子发生在一个名为克吕塞尔（Clusel）的家族中，它拥有一块位于卢瓦河谷的小封邑。1276年，它为一位骑士所掌管，这位骑士显然没有多少资源来维持自己的武装，沦落到像非贵族那样，必须亲手耕种田地，操作磨坊。他的3个孙子出现在地方志中，一个依旧是侍卫，一个已变成了教区牧师，第三个则成了县主的收租人。过了85年之后，这个家族再无成员被称为贵族。在另一个例子中，一个名为吉夏尔·韦尔（Guichard Vert）的侍卫于1287年英年早逝，他的家族开始摇摇欲坠。吉夏尔留下了两张床、三条毛毯、四条床单、两张小地毯、一张桌子、三条板凳、五块镶板、存放在食橱中的两条火腿和一块咸腰腿肉、地窖里的五只空桶、一个国际象棋棋盘，一只头盔和一柄长矛，但没有剑。虽然没有现金，但他立下遗嘱，以分10期的方式，从他每年约60里弗的税收中拿出200里弗赠给妻子，其他的收入则用于修建一个为其灵魂祈祷的小教堂。他把衣物作为礼物遗赠给朋友和穷人，并免除了佃户的两年租税，其中大部分的佃户已经处于拖欠状态。这样一个家族，在实际条件上几乎与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仍会竭力保持其与贵族的联系，将儿子送去充当侍卫，以便他们有机会得到礼物和津贴，或是去当教士，以期利用这多种渠道中的一种致富。 一位日益没落的骑士也许会遇到一个蒸蒸日上、事业有成的农民。在购买或继承了自由身份之后，一位兴旺发达的佃户会给自己添地加租，渐渐把体力活留给仆人去做，从领主或教会那里获得封邑，学着练习武艺，娶一个贪财的侍卫之女为妻，慢慢融入上层，直到他本人作为侍卫（domicellus）被记录在案。为领主服务的管家有更大的机会令自己致富，而假如他还使自己成为领主的左膀右臂的话，便时常会得到报偿，获得一块拥有仆从和租金的封邑，也许还会得到一座经过加强的庄园。他开始穿得像个贵族，佩带宝剑，养猎狗和猎鹰，背负着长矛和盾牌的战马。让家世显赫的贵族们最为憎恨的就是，暴发户们模仿他们的衣着和举止，从而模糊了社会内在秩序的界限。衣着光鲜富丽被认为是贵族的特权，他们理当通过禁止他人穿着的衣物来表明身份。为了将此原则确立为法律，阻止“各色人等那令人无法容忍的、过度奢华的服装威胁到他们的等级和地位”，禁奢令（sumptuary laws）频频发出，试图将人们可穿的衣服和可花的钱数固定下来。 经过传令者在地方法院和公众集会上的大声宣告，每个阶层和收入水平的人的衣物质地、颜色、所缀皮毛、装饰品和珠宝的精确分级被确立下来。布尔乔亚大概被禁止拥有马车或穿白鼬毛皮，农民只能穿黑、褐两种颜色的服装。佛罗伦萨允许医生和行政官享有贵族的特权，可穿着锦缎，但不允许商人之妻穿着色彩繁复、有条纹或有方格图案的长袍、锦缎、有花纹的天鹅绒，以及镶有金银的纺织品。在法国，收入在6000里弗以上的区域领主及其夫人可以每年定制4套服装；收入在3000里弗的骑士和方旗武士每年可定制3套服装，其中一套为夏装。男孩一年只能拥有一套衣服，不是一座城堡的女城主（châtelaine）或收入少于2000里弗的少女（demoiselle）每年不得拥有一套以上的服装。在英国，根据1363年的法律，身价1000英镑的商人有资格享用身价500英镑的骑士的饮食和衣着，身价200英镑的商人的饮食衣着等同于身价100英镑的骑士。在这个例子中，翻倍的财富等同于贵族性。人们还致力于规定吃饭时可摆放多少菜肴、嫁妆中可积攒什么样的外套和亚麻布制品、婚宴上可以有多少名吟游歌手。在热衷于固定和稳定身份的潮流中，妓女被要求穿条纹服装，或是里朝外的外衣。 仆人仿效其上司穿长而尖的鞋子和袖子悬垂下来的服装是被严格禁止的，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袖子会在服侍用餐时落入肉汁中，他们缀有毛皮的褶边会在泥地里拖拽，但更是因为他们的装腔作势。英国编年史学家亨利·奈顿（Henry Knighton）写道：“在老百姓中，人们是如此引以为傲地在服装和饰物方面相互攀比，以致少有可能将穷人与富人、仆人与主人、牧师与其他人区别开来。” 普通人的金钱开销使贵族感到痛苦，不只是因为他们看到它给商人阶层带来的利益要大于给他们本人带来的利益。教士认为，这种开销耗尽了教会的金钱，于是在道德层面上对之加以谴责，说奢侈浪费本身便是邪恶的，有损于美德。总的来说，禁奢令受到青睐，因为它是种控制奢靡和促进节俭的手段。据信，如果人们能够学会节约钱财，那么国王就可在需要的时候获得钱财。经济思维还不接受消费是刺激经济的手段这种理念。 事实证明，禁奢令是无法强制实行的；像之后一个世纪的饮酒那样，装扮的权利与禁令形成对抗之势。当佛罗伦萨的官员在街道上追着妇女检查其礼服、进入房间搜查其衣橱时，他们的发现往往是惊人的：绣葡萄叶和红葡萄的白色大理石花纹的丝绸布料，淡黄底子上绣红白玫瑰的外衣，还有一件外衣是“蓝色面料制成，上面遍布着白色的百合花、白色和红色的星星、罗盘以及白色和黄色的条纹，以红色条纹布做里子”，就仿佛衣服的主人在试着看挑衅可以达到何种程度。 对于拥有多块封邑和城堡的大领主来说，身份不是问题。他们饰以黄金浮雕的外套和以貂皮为衬的天鹅绒斗篷，他们绣着家族饰章、诗句或心爱女子的首字母的色彩斑斓的开衩束腰外套，他们衬着彩色衬里的悬垂的扇形衣袖，他们来自科多瓦（Cordova）的红色尖头长皮鞋，他们的戒指、羚羊皮手套以及悬着铃铛和小饰物的腰带，他们数不胜数的帽子——蓬松的苏格兰宽顶羊毛圆帽、皮制便帽、风帽和帽檐、鲜花制成的花冠、盘卷的包头巾、各式各样的头饰：蓬松的、打褶的、扇形的，或被卷成一条带长尾的口袋、被称为帽上长尾的——这些都是无法模仿的。 刚进入14世纪时，法国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它[2]在骑士精神、学问知识和基督徒热忱奉献方面的优越性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而作为传统上的教会翘楚，它的君主符合“最虔诚的基督徒国王”之模式。它王国中的子民认为自己是蒙受神恩的选民，在地球上，上帝通过他们来发布自己的谕旨。有关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经典法文解说被定名为Gesta Dei per Francos（《由法国人完成的上帝的伟绩》）。神恩在1297年得到确认，当时，法国两次发起十字军东征的国王路易九世，在其死去近25年之后，被宣布为圣徒。 12世纪的吉拉尔德斯·坎布伦西斯（Giraldus Cambrensis）注意到，“法国骑士的声誉统治了世界”。在法国这块土地上，“骑士精神得到了良好贯彻”，粗鲁的德国贵族前来学习礼貌举止，在法国君主的宫廷中品评体验；来自全欧洲的骑士和君主聚集在皇宫中，陶醉于马上长矛比武、众多的节日以及多情的殷勤求爱。按照更偏爱法国宫廷而非自身宫廷的盲眼国王波希米亚的约翰（John of Bohemia）的说法，在法国宫廷的居住生活，提供了“世上最具骑士风度的旅居经历”。正如西班牙著名骑士唐佩罗·尼诺（Don Pero Niño）所描述的，法国人“是慷慨大度的礼物馈赠者”。他们知道如何体面地款待陌生人，他们赞扬公平的行为，他们说话彬彬有礼，言谈可亲，“兴高采烈，他们投身于欢乐之中，并寻求欢乐。他们非常多情，男人和女人都是如此，并且以此为傲”。 由于罗马的入侵和十字军东征，法语被位于英格兰、佛兰德斯以及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王国的贵族阶层说成是第二母语。它被佛兰德斯富豪，被耶路撒冷王国残余部分的法庭，被其他国家的学者和诗人用作专业用语。马可·波罗用法语口述其《游记》（Travels），圣方济各吟唱法语歌曲，外国的吟游诗人模仿法语的《武功歌》来编造自己的冒险故事。当一位威尼斯学者将自己城市的拉丁语编年史翻译成法语而非意大利语时，他解释说，他选择的根据是，“法国语言目前通行于全世界，听起来和读上去比任何其他语言都要更加令人愉快”。 哥特式大教堂这种建筑被称为“法式风格”；一位法国建筑师受邀设计伦敦桥；威尼斯从法国进口身着最新服装的玩偶，为的是能跟得上法国时尚的脚步；雕刻精美的法国象牙制品便于携带，渗透至了基督教世界的边界线。尤其是，巴黎大学提升了法国首都之名，在教员的声誉及神学和哲学的研究声望等方面都胜过了其他所有的大学，尽管这些研究在遵守传统学风的经院哲学（Scholasticism）中已步步僵化。巴黎大学的教员人数在14世纪初叶已达500多人，从世界各国被吸引而来的学生数不胜数。它像一块磁石般吸引了最伟大的思想：意大利的托马斯·阿奎纳于13世纪在那里授课，就像他自己的老师、德国的大阿尔伯图斯（Albertus Magnus）和他的哲学对手、苏格兰的邓斯·司各脱（Duns Scotus）那样，而在下个世纪，两位伟大的政治思想家——帕多瓦的马西略（Marsilius of Padua）和英格兰圣方济各会士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kham），也在此任教。凭借着大学的美名，巴黎成了“欧洲的雅典”。有人说，智慧女神在离开希腊和罗马之后，将巴黎变成了自己的家园。 巴黎大学从1200年起就拥有的特权许可是其最大的骄傲。由于不受民法约束，大学在论及基督教权威时同样桀骜不逊，总是与主教和教皇发生冲突。“你们这些坐在自己桌边的巴黎大师们似乎觉得，世界应当由你们的论证来统治。”罗马教皇的使节、不久后成为教皇卜尼法斯八世（Boniface VIII）的本尼迪克特·卡埃塔尼（Benedict Caetani）大光其火地说。他提醒他们：“世界被委托给了我们，而不是你们。”未被此言说服的大学认为自己在神学方面像教皇一样具有权威，尽管它承认，基督的教区牧师与它自身地位相当，是“世界的两道光”。 在这个西方世界的乐土之上，库西家族在1335年的遗产一如它在古时候那样丰厚。在艾莱特河（Ailette）的浇灌之下，库西的土地被称作黄金谷（vallée d’or），因为它树木茂盛，葡萄园遍地，庄稼茁壮，河流中的鱼类丰富。圣戈班的巨大森林覆盖了超过7000英亩的土地，长满了原始的橡树和山毛榉、白蜡树和白桦树、柳树、赤杨树和摇曳颤动的白杨树、野樱桃树和松树。鹿、狼、野猪、苍鹭和各种各样的其他鸟类以此为家，因而它是猎人的天堂。凭借赋税、地租和日益转化为金钱的五花八门的封建会费，凭借过桥费和因使用领主的磨粉机、酒榨机、面包炉所缴纳的费用，库西这种规模的庄园每年的税收在5000里弗至6000里弗之间。 自库迪西亚卡姆的树干时期起就形成的封邑里的一切，都以位于城堡大门前的大狮子石坛（家臣们就是从那扇大门走进来呈献租金和效命之意的）作为象征。石坛位于三头俯卧的狮子之上，三头狮子中，一头在狼吞虎咽地吞吃一个小孩，一头在吞吃一只狗，位于它们之间的第三头狮子则默然不动。在上方端坐着第四头狮子，它气势强大，雕刻家所能激起的全部威严庄重即是如此。诺让修道院院长或他的代理人一年3次——复活节、五旬节、圣诞节——前来表达对这块最初由奥布里·德库西拨给僧侣的土地的尊敬之情。该典礼的仪式像兰斯的任何一次王室加冕仪式一样细致复杂和深奥难懂。 院长代表骑在一匹枣红马上（或者，依照某些说法，是骑在一匹金毛银鬃马上），马尾和马耳修剪得十分齐整，配着耕地用马的马具。院长代表携带着一根皮鞭、一袋麦种和一只装着120只炸肉饼的篮子。这些都是用裸麦面制成的新月形的油酥糕点，里面的馅料是用油烹制过的小牛肉肉馅。一只狗紧随其后，它的耳朵和尾巴也经过修剪，脖子上系着只炸肉饼。代理人在通往庭院的入口处围着一个石十字架绕行3圈，每绕行一次，都会甩响皮鞭，然后下马，跪在狮坛边，如果及至此时，装备和表演的每个细节都正确无误的话，他就可以继续进行仪式。随后，他登上狮坛，亲吻上面的狮子，放下炸肉饼，外加12条面包和3份葡萄酒，以示自己的效忠之意。库西之主会拿走1/3的供品，将其余的分给聚集在一起的管家和城镇长官，并在效忠文件上加盖封印，封印呈现的是一位戴着主教冠、长着山羊脚的修道院院长。 异教徒，野蛮人，封建制，基督徒，从裹着尸布的过去中积聚下来，这便是中世纪社会——以及构成西方人的多个层面的元素。 [1] 夏洛特女郎（the lady of Shalott），据丁尼生诗歌《夏洛特女郎》中的描写，夏洛特领主之女自出生之后便一直受到诅咒，被囚禁在屋子里，只能通过魔镜窥看世间景色，否则便性命不保。——译者注 [2] 原文用“她”指代法国，为符合中文习惯，改成它。——编者注 [book_title]第二章 生而不幸：世纪 当库西家族的最后一人出生时，他的国家正如日中天，但他的世纪已经麻烦连连。一次气候上的寒冷在该世纪刚刚到来时即席卷而来，开启了即将到来的痛苦不幸。波罗的海在1303年和1306—1307年冻结了两次；接下来的几年，气候莫名寒冷，风暴不断，大雨如注，里海的水位上升。当时的人们无法知道，它是自那以后被称作“小冰期”（Little Ice Age）的气候的开始，它是由极地和阿尔卑斯山型冰川的推进所造成的，一直持续至1700年前后。他们也不曾意识到，由于气候的变化，人们逐渐失去了与格陵兰岛的联络，居住在那里的古斯堪的纳维亚居民正在灭绝，粮食种植从冰岛消失，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大幅减少。但他们能够感觉到变冷的天气，并心怀恐惧地留意到它的结果：种植季节变短了。 这意味着灾难，因为上个世纪人口的增长已经与农业技术达到精妙的平衡。鉴于那个时代的工具和方法，丰饶土地的开垦已经被推向极限。在没有充足灌溉和施肥的情况下，农作物的产出不可能增加，贫瘠的土地也不可能丰产。除了通过水路，商人没有其他设备将大批粮食从有盈余的产地运送出去。内陆的城镇依靠当地资源为生，当这些资源减少时，居民就会挨饿。 1315年，在堪比《圣经》中大洪水的无休止的连绵淫雨之后，全欧洲的农作物颗粒无收，饥荒，那《启示录》中的黑骑士，变得家喻户晓。之前人口的增加已经超过了农业生产的增加，人们营养不良，更难对抗饥饿和疾病。到处都有报道说，人们靠食子为生，波兰穷人靠从绞架上放下的被吊死的人的尸首充饥。也就在同一时期，痢疾传染病流行开来。在1315—1316年横扫欧洲的大饥荒之后，局部的饥馑会间歇性地复发。 毫不逊色于气候变化的人类活动标志着14世纪是个生而不幸的世纪。在14世纪的最初20年中，接连发生了四个不祥事件：法国国王对教皇的袭击；教廷迁至阿维尼翁（Avignon）；对圣殿骑士（Templars）的迫害；牧羊人（Pastoureaux）的起义。最致命的是，教皇卜尼法斯八世受到了绰号“美男子”的法国国王腓力四世（Philip IV）派出的特使的袭击。问题源于世俗与教皇权威的较量，这番较量的起因是腓力在未征得教皇同意的情况下向教士征收所得税。卜法尼斯的反应是，于1296年发布挑战性的教皇诏书《教士不纳俗税》（Clericos Laicos），禁止教士向任何世俗统治者缴纳任何形式的赋税。他意识到，高级教士们在对其国王的忠诚与对教皇的顺从之间越来越明显的犹豫不决的趋势，是对教皇作为基督代理人（Vicar of Christ）统领天下之权力的威胁。尽管美男子腓力对他有难以克服的敌意，卜尼法斯还是于1302年发布了第二份诏书《一圣教谕》（Unam Sanctam），这是有史以来发出的对教皇权力至上的最决绝的声明：“对于每个人而言，要想得到救赎，就必须臣服罗马教皇。” 腓力于是召集了一次会议，控告教皇散布异端邪说、亵渎上帝、谋杀、鸡奸、买卖圣职、使用巫术（包括与一位妖精或恶魔宠物为伴），以及在斋戒日不行斋戒。与此同时，卜尼法斯起草了一份诏书，开除国王的教籍，这促使腓力诉诸了武力。1303年9月7日，国王的特使在反教皇的意大利武装军队的帮助下，在教皇的夏季休养地、罗马附近的阿纳尼（Anagni）拘捕了86岁的教皇，意在抢在被开除教籍之前先发制人，并强行将其带至一次会议之前。在经过三天的骚动之后，卜尼法斯被阿纳尼的市民解救出来，但暴行带来的冲击是致命的，他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便与世长辞。 对教皇的袭击并未恢复民众对受害者事业的支持，而这一事实成了一种变革手段。一直是中世纪梦想的教会普救说的潮流正在退去。卜法尼斯八世那无所不包的声明在制定之前就已过时。“阿纳尼之罪”（Crime of Anagni）的间接后果是教廷向阿维尼翁的迁移，在那场“巴比伦之囚”（Babylonian Exile）中，道德沦丧初露端倪。 迁移发生时，一位法国教皇在美男子腓力的影响之下当选了克雷芒五世（Clement V）。这位教皇没有前往罗马去获取其主教职位，这主要是因为他害怕意大利人报复法国人对卜尼法斯的对待，尽管意大利人说，那是因为他养了个法国情妇——美丽的佩里戈尔伯爵夫人（Countess of Périgord），富瓦伯爵（Count of Foix）之女。1309年，他定居在靠近罗讷河（Rhône）河口的普罗旺斯的阿维尼翁。这在法国势力范围之内，尽管准确说来，它不在法国，因为普罗旺斯是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王国的封邑。 从那以后，相继产生了6位法国教皇。阿维尼翁成了一个实际上奢华壮丽的世俗王国，具有巨大的文化吸引力，圣职买卖在此层出不穷。因迁出罗马神圣教廷和被普遍视为法国的工具而势力衰减的教廷致力于经营世俗意义上的名望和权力。它聚焦于财政和教皇政府的每个能够带来税收的过程的组织和集权化。除了它来自什一税和教士的第一年收入以及来自教廷封邑的应得收入等正常税收外，每个教职、每次提职、每项任命或晋升、每个条例的实施、每项最高法庭的裁决或每项索赔的判定、每次赦免、特赦和免罪，以及教会具备和拥有的一切，从红衣主教的帽子到朝圣者的纪念物，都可用以出售。此外，教廷还会从所有的无偿赠予、遗赠和对祭坛的供奉中分一杯羹。它接受来自英格兰和其他王国的每户每年呈给教皇的一便士献金（Peter’s Pence）。它在庆典年份中兜售额外的特赦，征收十字军东征特别税，而十字军东征年年被大张旗鼓地宣扬，十字军却极少离开家乡一步。一旦伟大的冲动逐渐衰减，对圣战的热诚便基本流于纸上谈兵。 由700个主教职位和成千上万个较低级的僧职构成的有俸圣职是教皇收入中最有利可图的来源。逐渐地，教皇们将越来越多的有俸圣职留给自己来任命，从而破坏了选举原则。由于被任命者通常对教区而言是陌生人，或者是某位红衣主教眼中的红人，这种行为便引起了教士内部的怨恨。假如一次主教选举照旧举行，则教廷会收取它的确认费用。为了获得被授予的有俸圣职，主教或修道院院长会向教廷行贿以获得任命，无论在哪里任职，都会将自己头一年收入的1/3乃至全部付给教廷以换取那项任命，而且他们知道，自己死时，其个人财产将回到教皇手中，他的继任者将不得不支付所有未予支付的费用。 开除教籍（excommunication）和实施诅咒（anathema）是教会可以行使的最为极端的手段，本应针对异端和可怕的罪行——“因为通过这些惩罚，一个人就会与忠诚脱节，转投撒旦的怀抱”——它们现在被用于榨取不服从的祈祷者的钱财。在一个案例中，有一位主教，除非他的继承人同意承担他的债务，否则他就要剥夺其按基督教徒方式下葬的权利。令该主教教区大为惊骇的是，人们看到自己的主教未听忏悔地躺在那里，失去了救赎的希望。因此类目的而滥用宗教力量的做法使得开除教籍进入被人轻蔑的状态，降低了人们对教会领袖的尊重。 金钱可以买到所有类型的特许：将孩子立为嫡嗣（其中大部分都是教士和高级教士的孩子）；[1]肢解尸体，以迎合将尸体埋在两个以上的地方的风俗；允许修女保留两个侍女；允许皈依的犹太人探望其未皈依的父母；在受不同程度禁止的血缘关系内结婚（按照第二、三、四级的禁止程度来收取浮动的费用）；与不信基督的穆斯林做生意（根据船货规模收取每条船的费用）；接受达到特定价值的被偷盗物品。所有这些款项的收取和清点大多由意大利银行来操作，这使动手清点现金成了教皇宫殿中的一种常见景象。教廷的一位西班牙职员阿尔瓦尔·佩拉约（Alvar Pelayo）报告说，无论何时走进宫殿，“我都会看到掮客和神职人员在埋头清点在其面前堆积如山的金钱”。 后果最为严重的特许是，将有俸圣职任命给年龄达不到教规所规定的25岁的候选人，或是任命给从未被授予神职或从未参加过必需的读写能力考试的人。对不合适的或缺席的教士的任命本身即变成了一种职权滥用。在14世纪初期的某一时间，在波希米亚，一个7岁的男孩被委派至一个年收入达25基尔德的教区；另一个人被连升三级，每升一级，便购买一次针对不常驻和推迟献身神职的特许。贵族家庭的年纪轻轻的儿子们不断地在18、20或23岁时被任命为总主教之职。他们的任期很短，因为每次晋升都会带来又一次付款。 不识字的牧师或出于无知而在整个圣餐仪式中犯下愚蠢错误的牧师是另一丑闻。1318年，达勒姆（Durham）的一位主教无法理解或读出拉丁文，在自己献身神职的仪式上，在对着Metropolitanus（大都市的）这个词绝望地纠结了半天之后，用方言咕哝着说：“对这个词，我们就将就着读吧。”后来，在任命神圣教团候选人时，他遇到了aenigmate（透过昏暗的镜子）这个词，这一次，他不加掩饰地恼羞成怒，咒骂道：“我的圣路易啊，写下这个字的人可真不懂体谅人！”无能的教士使人们惊慌错愕，因为教士理当是掌管俗人灵魂的人，是人与上帝间的媒介。编年史学家赫里福德的亨利（Henry of Hereford）在描写那些可以从罗马教廷处买到任何职位的“无能且无知的人”时，直击这种惊慌的要害，他写道：“看看……在他们治下的那些人的危险情形，颤抖吧！” 当教会的活动被以金钱来计算时，它们的宗教内容便丧失殆尽。理论上看，对罪恶的宽恕只能通过忏悔来获得，但当冒犯者可以估算旅途费用并以等量的金额购买宽容时，前往罗马或耶路撒冷的朝圣者的悔过便毫无意义。 教皇——正如彼特拉克所指出的，是“加利利（Galilee）的穷渔民”的接班人——如今“怀中揣满黄金，身上披着紫衣”。1316年至1334年在位的教皇约翰二十二世颇有点传说中的弗里吉亚国王弥达斯（Midas）的风采，他花费1276金弗罗林从大马士革（Damascus）为自己购买了40块黄金面料，并花更多的钱购置皮毛，包括一只缀着貂皮的枕头。他的随从的衣物每年要花费7000弗罗林至8000弗罗林。 他的继任者本尼迪克特十二世和克雷芒六世在阿维尼翁的一块俯瞰罗讷河的岩石上分阶段地建造了一座巨大的教皇宫殿，它庞大而不谐调的众多屋顶和塔楼缺乏统一的设计。它围绕内部庭院而建，风格如同城堡，有用于防御的城垛和12英尺厚的墙体，古怪的金字塔式烟囱从厨房伸出，有宴会厅和花园，有财务室和办公室，有以玫瑰装点窗户的礼拜堂，有以锅炉供暖的供教皇使用的蒸汽浴室，还有一扇通向公共广场的大门，虔诚的信徒们会聚集在广场上看着教皇骑着白骡子走出来。戴着宽大的红色高帽的高贵的红衣大主教们在这里进进出出，用彼特拉克的话说，他们“富可敌国，厚颜无耻，贪得无厌”，相互攀比着谁的套房更富丽堂皇。一位主教要为自己的马匹建造10间马厩，另一位则租下51座房屋的多个部分来安顿他的全部家臣。 宫殿走廊充斥着教廷的公证人和官员，以及出发去执行公务或完成任务返回的高级教士。请愿者及其律师在接待室焦急地等待着，朝圣者挤在庭院里，准备接受教宗的祝福，此时，正有一队教皇的亲戚耀武扬威地穿过大厅，他们有男有女，锦缎毛皮加身，身边跟随着他们的贴身骑士、侍卫以及家臣。满屋子的武装军士、接待员、大管家、专职教士、管事和约400名的仆人，所有人都可获得衣食住行和薪水。 瓷砖地面上装饰着设计精巧的鲜花、虚构出来的动物、构思精妙的纹章。克雷芒六世热爱奢侈品和美，他在自己的私人服装中使用了1080块貂皮，请来马泰奥·焦瓦内蒂（Matteo Giovanetti）和西莫内·马丁尼（Simone Martini）派的画家在墙壁上绘制《圣经》中的场景。然而，克雷芒自己书房的四壁上却覆满了一个贵族的世俗享乐场景：猎鹿，猎鹰，果园，花园，鱼塘，还有一群身份不明的裸体沐浴者，他们是女人，也可能是儿童，这要取决于观看者的眼睛。没有宗教主题插入其中。 在宴会上，教皇的宾客坐在佛兰德斯挂毯和丝绸帐缦之下以金碟银盘用餐。对到访的君主和使节的款待可与任何世俗宫廷的壮观景象相媲美。教皇的消遣、招待会乃至比武大会和球赛，都是俗世的翻版。 “我生活在西方的巴比伦。”彼特拉克于14世纪40年代写道，在那里，高级教士在“放纵无度的盛宴”上恣意享受，骑着雪白的高头大马，“它们披金戴银，锦衣玉食，而假如上帝不检查这盲从的奢靡的话，它们很快就会被打上黄金马掌”。尽管彼特拉克自己可说是个堕落的教士，他却有着教士的习惯，会以双倍的力量谴责任何他不赞同的事物。在他看来，阿维尼翁变成了“一座令人恶心的城市”，尽管无法确定，这是因为世俗的腐败，还是因为它狭窄拥挤的街道实际上的污秽和恶臭。这座城市挤满了商人、画家、使节、冒险家、占星师、小偷、妓女，还有不下43家意大利银行的分支机构（在1327年）。它不像教皇宫殿那样，有精良的装备来处置污水。教皇宫殿有座塔楼，它最下面的两层配备有专用厕所。这些厕所中安装着石制厕座，污物会注入低于地表的坑中，从厨房排出的水和一道有意在此转向的地下水流会冲洗这个坑。可是，在城中，恶臭使得来自阿拉贡（Aragon）的使节头晕目眩，使彼特拉克搬出城去，到附近的沃克吕兹（Vaucluse）“去延长性命”。 因为比罗马更平易近人，阿维尼翁吸引了来自欧洲各地的访客，它流水般的金钱为画家、作家和学者、法律和医药专家、吟游歌手和诗人提供了支持。即使腐败，它也是慷慨资助文学艺术的米西纳斯（Maecenas）。人人都嘲笑阿维尼翁，可人人都前往那里。圣布丽吉塔（St. Brigitta）是位寡居的瑞典贵妇，居住在罗马，她滔滔不绝地谴责当时的罪恶，将教皇的城市称为“一块充满骄傲、贪婪、自我放纵和腐败的土地”。但腐败总是联袂而生，假如教廷有罪，则它并非没有搭档。在一个政治平衡变换不止、各个统治者都不断需要金钱的现实世界，教皇和国王彼此需要，并做出必要的调整。他们处置疆土和主权、重甲骑兵、联盟和借款。一个常用的方法是为十字军东征课税，它使得各国国王可向国内教会征收所得税，国王们很快便认为这是种权利。 教士们也是同伙。当高级教士们身披华服之时，低级教士将不再安于清贫。许多人都发出抱怨，就如1342年的坎特伯雷大主教（Archbishop of Canterbury）那样，说教士们衣着如同凡俗之人，穿着红、绿相间的棋盘格图案的短外套，“短得不堪入目”，袖子则过分宽大，为的是露出皮毛或丝绸内衬；他们头戴风帽，身披“长得惊人的”披肩，足登尖而有衩口的鞋子，装饰着珠宝的腰带上悬挂着镀金的钱包。更糟的是，他们不削发，留着胡须，长发及肩，违反规范性规定，使得“令人憎恶的流言蜚语在人群间传播”。有的人养小丑、狗和猎鹰，有的人带着仪仗队出国访问。 买卖圣职的行为也不可能只存在于上层。当主教以一年的收入来购买有俸圣职时，他们会把开销往下分摊，于是腐败之风遍及各个等级，从圣徒和传道者，到祭司和隐居教士，直至托钵修道院的行乞修道士和售卖免罪符者。正是在最后这个层面上，普通百姓见识了教会的物质主义，没有谁比出售免罪符的人更粗鄙的了。 这些人应该是受教会委任的，出售免罪符者会出售对于从暴饮暴食到杀人越货的所有罪行的赦免，取消所有贞洁或斋戒的誓言，宽恕所有有关金钱的忏悔，这些钱大都被他们收入囊中。当被委派去为十字军募集钱财时，据马泰奥·维拉尼（Matteo Villani）所言，他们从穷人那里获取替代金钱的“亚麻或羊毛制品，或者家具、粮食和饲料……欺骗那些人。那就是他们对十字架的奉献方式”。他们贩卖的是救赎，利用人们的需求和轻信出售它的赝品。在乔叟（Chaucer）笔下的那个坎特伯雷朝圣者群体中，唯一真正令人憎恶的人物就是出售免罪符者：他那串成一串的锁，他那阉人般的无体毛的皮肤，他那兔子眼睛般瞪视的双目，他那对自己生意的花招和骗术无耻的认可。 正规的教士讨厌出售免罪符者，因为他们扰乱忏悔的工作，因为他们使灵魂陷入危险（既然他的商品是伪造的），还因为他们侵入教士的领地，在宴会日募款，或主持葬礼及其他仪式，赚取本该归教区牧师收取的费用。不过，教会体系允许他这么做，因为它会分享其利润。 僧侣和巡游各地的行乞修道士的罪行更令人不安，因为他们更加自负于其上帝仆从之身份。他们以诱骗女色而臭名昭著。他们向乡下姑娘和人妻兜售皮毛、紧身褡和温顺的小狗，“以获取她们的爱情”，14世纪诗歌中的行乞修道士“在良人离家时来到我们夫人面前”。 他既不恕罪，亦不赦羞 因为他也许会看出女人的罪孽 可私下里并不以此为非 倒是会在她的肚中留下一粒种子 有时还一发两中。 在薄伽丘的故事中，在法国的寓言故事（fabliaux）中，在当时所有的流行文学作品中，教士的禁欲都是个笑话。教士不是与情妇住在一起，就是在猎艳途中。“一位教士与一个嫁给了骑士的贵妇双宿双飞”，一篇故事的开头这样不带感情色彩地写道。在另一篇故事中，“教士跟他的爱人奔床而去”。在农夫皮尔斯当厨子的女修道院中，佩内尔嬷嬷是“一位教士的尤物”，她在“樱桃成熟的时候怀上了孩子”。薄伽丘笔下无赖嘴脸的行乞修道士几无例外，都是在尴尬的情形下被抓现形，成为他们自己好色的牺牲品。在现实生活中，他们的罪恶没那么可笑，却带着威胁，因为如果一个行乞修道士如此缺乏神圣感，他又何以拯救灵魂？这种背叛感解释了为什么行乞修道士这样频频成为人们强烈憎恨的对象，有时甚至是身体攻击的对象，因为，如1327年的一部编年史所言：“他们的举止不似行乞修道士应有的举止。” 依照圣方济各的理想，行乞修道士理应周游世界，广做善事，在穷人和被遗弃者中赤脚而行，将基督之爱带给最底层的人，只乞讨生活必需品，不要钱财。一个最大的矛盾之处是，圣方济各建立的拒收财产的教团吸引了有钱人的支持和捐赠，因为它的纯粹似乎提供了神圣的保证。在弥留之际，骑士和贵妇们会让自己身着圣方济各会士的服装，相信假如死后穿着它下葬，他们就不会下地狱。 圣方济各会需要土地和财富，修建自己的教堂和修道院，发展自己的等级制度——这一切都与建立者的初衷相反。不过，圣方济各理解这一过程。一次，当一位新信徒希望得到一本诗篇时，他的回答是：“当你有了诗篇时，你就会希望拥有一本每日祈祷书，而当你有了一本每日祈祷书时，你就会像个大爷似的坐在椅子上，对你的兄弟说：‘兄弟，把我的每日祈祷书拿来。’” 在一些僧侣团体中，僧侣有固定的零用钱和私人资金，他们会借以放贷。在有些教团中，他们每天可以喝一加仑的啤酒，吃肉，戴珠宝，穿毛皮装饰的长袍，雇用仆人。在富裕的女修道院中，仆人的数量有时会超过主人的数量。得到有钱人宠爱的圣方济各会士为他们布道，与他们一起用餐，在贵族家中设办公室，充当顾问和本堂神父。有些人仍然会在穷人中间赤脚行走，坚持扮演着自己的角色，并因此得到崇敬，但如今大多数人都穿着上好的皮靴，不复受人爱戴。 像出售免罪符者一样，他们欺骗村民，向人们兜售自己突发奇想出来的神圣遗物。薄伽丘笔下的行乞修道士奇波拉（Cipolla）出售报喜天使（Angel Gabriel）的一根羽毛，说它是在天使报喜期间落在圣母房间里的。作为讽刺，这并没有夸大真实的行乞修道士的所作所为，曾有一位修道士兜售上帝对摩西说话时身边的荆棘。有些人出售功德库（Treasury of Merit）的汇票，而根据圣方济各教团的规定，这些汇票本当存放在天堂里。当人们问及这些仿羊皮纸的好处时，威克利夫（Wyclif）答道：“可以盖芥末瓶。”行乞修道士是日常生活的一个元素，他们被轻蔑却又被尊重和畏惧，因为，毕竟，他们掌握着救赎的钥匙。 这些讽刺与控诉之所以能够保存下来，是因为有文字记录。它们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唯利是图和伪善狡诈已弥漫至教会的方方面面，似乎它行将土崩瓦解，但是，一个在文化方面控制力如此强大、在社会结构中如此根深蒂固的机制是不会轻而易举地分崩离析的。基督教是中世纪的母体：就连烹饪指导也号召“在你可以说一段求主祈怜之祷告的时间内”煮一枚鸡蛋。它控制出生、婚姻、死亡以及食与色，制定法律和医疗规章，向哲学和学术提供主题。教会的成员资格不可选择：它是强制性的，不可替代，这使它大权在握，不易撼动。 作为生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宗教既让步于滑稽戏，又不会受其伤害。在每年一度的圣诞节期的狂人节（Feast of Fools）上，教会的每个仪式和物品，无论多么神圣，都会受到嘲讽性颂扬。一位dominus festi，即狂欢帝，会从低级教士——普通牧师、副助祭、教堂牧师和唱诗班秘书，他们大多教育程度低下，薪金菲薄，戒律松懈——中被选出，在他的主宰日，一切都会被颠倒过来。人们在一个剃头庆典上，一面说着污言秽语，做着下流动作，一面将狂欢帝加封为傻瓜们的教皇或主教、修道院院长；让他里朝外地穿上牧师的法衣；在用荒谬的胡言乱语做弥撒的同时，在圣坛上玩骰子，吃黑布丁和香肠；摇晃用“臭气熏天”的旧鞋制成的香炉；戴着野兽面具、打扮成女人或吟游诗人的模样，在各个牧师办公室里主持办公；在唱诗班中唱下流歌曲；在“教皇”朗读祝福的打油诗时，放声长号、大声狂笑，或是把钟敲得叮当乱响。当狂欢帝招呼众人随他出行，违则把屁股打裂时，所有人都从教堂汹涌而出，在城中游行，让“帝王”坐在一辆手推车里拖着他一路前行。在他发放虚假的赦免令时，他的追随者们发出嘘声，咯咯大笑，嘲讽挖苦，做出各种手势。他们用“恶名昭彰的表演”和对粗鄙说教中的说教的布道者的滑稽模仿，逗得旁观者开怀大笑。赤身裸体的男人们拖曳着粪车，将粪便扔向众人。纵酒狂欢和手舞足蹈伴随着行进队伍。整个过程就是一场滑稽戏，由耳熟能详、冗长乏味、常常毫无意义的仪式构成，是一次“教士法袍下天生粗鄙行为”的大释放。 在日常生活中，教会是慰问者、保护者、医治者。圣母马利亚和守护圣人向困顿者施以援手，为人们提供保护，以对抗潜藏在每个人道路上的恶魔和敌人。手工业行会、城镇和集会都有保护圣人，个人也有。弓箭手和弩手的保护圣人是圣塞巴斯蒂安（St. Sebastian）这位死于箭下的殉道者；面包师的保护圣人是圣奥诺雷（St. Honoré），他的旗帜上有把银炉铲和三条红面包；水手的保护圣人是带着他从海里救起的三个儿童的圣尼古拉（St. Nicholas）；旅行者的保护圣人是肩上扛着婴儿时的耶稣的圣克里斯托弗（St. Christopher）；慈善同业会通常选择圣马丁（St. Martin）为保护圣人，他把自己的半幅斗篷给了穷人；未婚少女的保护圣人是圣凯瑟琳（St. Catherine），据说她一直都非常美丽。保护圣人是人一生中特别的陪伴者，他治愈伤口，平复悲痛，在极端的情况下还可创造奇迹。他们的形象会出现在游行队伍的旗帜上，雕刻在市政大厅和礼拜堂的入口处，作为圆形装饰出现在人的帽子上。 最重要的是，圣母马利亚是永远仁慈、永远可靠的安慰之源，她充满了对人类脆弱的同情，不在意法律和审判，时刻准备对任何有困难的人做出回应；她身处所有不平等、伤害和无意义的危害之中，是个永远不会辜负期望的形象。她将囚徒从其地牢中解救出来，用自己的乳汁使饥饿的人苏醒。当一位农人母亲带着被荆棘刺瞎眼睛的儿子前往圣丹尼斯教堂，在圣母马利亚前跪下，默诵“福哉马利亚”时，圣母马利亚用一件神圣的遗物——耶稣的指甲——在孩子头顶打出十字架的符号。“旋即，”编年史作者报告说，“荆棘退出，炎症消失，那位母亲带着不再目盲的儿子欢天喜地地回了家。” 麻木不仁的杀手也仍有机会接近她。不管一个人犯下何种罪行，哪怕是人人唾骂他，他也依旧不会被圣母马利亚弃置不顾。在《圣母的奇迹》（The Miracles of Notre Dame）这组在各个城镇上演的大受欢迎的戏剧中，圣母马利亚救赎了各种各样的坏人，他们通过悔改行为获得了她的恩典。一个被指控与女婿乱伦的妇人雇两个人刺杀了女婿，即将被绑在火刑柱上烧死。她向圣母祈祷，圣母立即现身，令火停止燃烧。地方法官被这奇迹所折服，释放了那个被判刑的妇人，妇人在将自己的家财分给穷人之后，进了家女修道院。通过祈祷表达虔诚的行为最为重要。一个人从教会获得的不是公正，而是宽恕。 除了安慰之外，教会还提供答案。近千年来，它一直是在反复无常的世界中提供生活之意义和目的的核心机构。它断定，人的世俗生活只不过是走向上帝和新耶路撒冷这个“我们的另一家园”的流放通道。彼特拉克在写给兄弟的信中说，生活什么都不是，只是“一次迈向我们寻找中的永恒家园的艰难而疲惫的旅行；或者，假如我们忽略自己的救赎，它便是一条通向永恒死亡的同样毫无快乐而言的道路”。教会提供的是救赎，只有通过既定的教会仪式，通过其任命的教士的允许和帮助才可获得此救赎。“Extra ecclesiam nulla salus”（教会之外无救赎）是条法规。 救赎之外的选择是地狱和永远的折磨，它们在当时的艺术中得到了非常逼真的描绘。在地狱中，被诅咒的人被系着舌头吊在火焰树上，无悔意的人在火炉中被炙烤，不信上帝的人在恶臭的烟雾中窒息而死。邪恶的人落入一个深渊的黑水之中，依照其罪行被淹到不同的深度：通奸者淹到鼻孔，迫害朋友者淹到眉毛。一些人被怪鱼吞下，一些人被恶魔啮咬，一些人被毒蛇、被火焰或冷冰折磨，饥饿者被悬在头顶却永远也够不着的水果折磨。在地狱中，人们赤身裸体，无名无姓，被人遗忘。难怪救赎如此重要，世界末日（Day of Judgement）会出现在所有人的脑海中。在每座大教堂的入口上方，都刻有鲜活生动的提示，上面是无数罪人，他们被恶魔捆绑着，押向一口被烧得通红的大锅，而天使则引导着少数被选中的人朝着相反的方向前进。 在中世纪，没有人怀疑，绝大多数人都将永远地受到诅咒。Salvandorum paucitas，damnandorum multitudo（少数被拯救，多数被诅咒）是个严厉的原则，从奥古斯丁（Augustine）到阿奎纳都恪守这一原则。挪亚及其家庭被当作被救赎的那部分人，据估算，其人数通常为千里挑一甚至万里挑一。无论被选中的人多么少，教会都会向所有人提供希望。救赎将永远向不信仰上帝的人关闭，但不会向有罪者关闭，因为原罪是生活的固有状态，在必要的时候，可通过忏悔和赦免被一笔勾销。一位拉罗德派（Lollard）布道者说：“再转尔身，再转尔身，尔之罪恶深重之灵魂，唯上帝知汝恶行，乃不弃汝于不顾。转尔之身，向吾祷告，称颂上帝，则吾将收怜于汝，赐汝恩典。” 教会向既无礼节也无尊严的人提供这两者。它是美和艺术的源泉，对于它们，所有人都有办法靠近，许多人都可出手创造。在石头上雕刻一位传道者长袍上的折褶，怀着无限的耐心将明亮的马赛克薄片贴入站在天堂唱诗班中的有翼天使的画像中，站在一所大教堂中殿那向上无限延展的空地上，身处不断向上延伸，延伸到一座几乎看不到的穹顶的柱子的包围中，心知这是人类为了向上帝表示敬意，这一切都赋予了最底层者以骄傲，能够使最卑微的人成为艺术家。 教会，而非政府，通过向俗人灌输施舍，让他们获得美德和在天堂的立足之地的信仰，来帮助照料社会上的无助者——穷人和病人，孤儿和残疾人，麻风病患者，盲人，白痴。基于这个原则，基督教的慈善推动力是自私但有效的。贵族在城堡门边向所有到来者提供日常救济，给他们硬币和来自饭厅的残羹剩饭。来源不同的捐赠源源不断地涌入医院这一基督教慈善最喜欢的接收地。商人们通过把固定比例的利润拨给慈善的方式，使自己在与非基督徒进行交易时变得心安理得。这部分钱财会进入划在作为穷人代表的上帝名下的分类账目中。基督教的一种具有特殊美德的义务是给穷家女孩捐助嫁妆，使之能够出嫁，例如，14世纪加斯科涅的一位封建领主曾留下一百里弗给“那些让我破处的女子，假如能够找到她们的话”。 法人团体会把帮助穷人作为一种责任接受下来。手工业行会的规定是，每签署一份买卖合同，就要存下一便士的慈善金，这被称为“上帝的便士”。教区的俗人会议监督维护“穷人名录”和救济金银行。过节时，一个例行的做法是邀请12个穷人上宴会桌，而在“圣周四”（Holy Thursday），为了纪念基督，市长或其他贵族要为一名乞丐洗脚。当圣路易实施这个仪式时，他的同伴和传记作者茹安维尔大人（Sire de Joinville），拒绝参与，说触摸这样的人的脚会让他生病。爱穷人并非总是那么轻而易举。 整体上看，教士可能并不比其他人更淫荡、贪婪和不值得信任，但因为他们理当比常人更善良、更靠近上帝，所以他们的不达标会引起更多的关注。如果说克雷芒六世奢侈成性，那么他也慷慨大方，是个热心肠。出售免罪符的人令人反感，而在坎特伯雷旅行者中的教区牧师则仁慈亲切而受人尊敬，总是风雨无阻地随时准备赤脚去探访自己教区中最遥远和最贫穷的家庭。 以身作则， 用公正将乡亲拉入天堂 是他的职责所在。 不过，不满之风日兴。教皇的收税人遭到了袭击和攻打，就连主教也自身难保。1326年，在一场反教士的冲突中，伦敦的一群乌合之众砍下了主教的头颅，将他赤裸的身体遗弃在街头。1338年，两个“教会负责人”联手两名骑士和“一大群乡下佬”袭击了康斯坦茨主教（Bishop of Constance），使他的几位侍卫身负重伤，并将主教囚在监牢。在信教者内部，不满表现为严肃的形式。在意大利出现了弗拉蒂切利派（Fraticelli），这是方济各会的一个教派，在另一场拥抱贫穷的运动中，定期地试图取缔教会的受赠基金，使得教会痛苦难耐。弗拉蒂切利派或精神方济各会（Spiritual Franciscans）坚持认为，基督一直生活在没有财产的状态中，所以他们宣扬回归那种状态，说那是“仿效基督”的唯一正确方法。 贫穷运动源于基督教教义的精髓：弃绝物质世界——这一主张与古典时代存在巨大的裂痕。它坚持认为，上帝是积极的，而世俗大众是消极的，世界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只有通过弃绝世俗的快乐、物品和荣誉才可获得神圣性。战胜血肉之躯是斋戒和禁欲的目的，它摒弃此世的快乐，为的是在来世获得报偿。金钱是恶魔，美丽是徒劳，两者皆转瞬即逝。雄心抱负带来骄傲，对获取的渴求带来贪婪，对肉体的渴求带来色欲，对荣誉的渴求，甚至对知识和美的渴求，带来的是虚荣。既然这一切都会转移人们的注意力，使人放弃追求精神生活，那么它们就是罪恶的。基督教的理想是禁欲主义：否定肉体的人。其结果是，在教会的影响下，生活变成了一场与感官的持续抗争，变成了一场对罪恶的持续投入，这导致了对赦罪的持久稳固的需求。 神秘教派反复兴起，竭力扫除物质世界的全部渣石，通过切断与世俗捆绑在一起的财产锁链，变得更加靠近上帝。它们深嵌在教会的领地和建筑中，教会的唯一反应只能是，将这些教派说成异端而加以声讨。弗拉蒂切利派固执地坚持主张基督及其十二弟子都一贫如洗，这给阿维尼翁的教廷带来了极大的不便，教廷于1315年将弗拉蒂切利派的教义斥责为“虚假和有害的”异端邪说，而当该教派拒绝停止其活动时，在接下来的10年中，将他们和其他相关派别在不同时间段开除了教籍。普罗旺斯精神方济各会一个特别顽固的团体的27名成员受到了宗教裁判所的审判，其中四人于1318年在马赛被烧死在火刑柱上。 向教皇至高无上的权力发起世俗的挑战也蔚然成风，它聚焦于教皇加冕皇帝的权力，使对国家权力的主张和对教会权力的主张形成对峙。教皇试图将这种世俗流派开除教籍，方法是剥夺帕多瓦的马西略这位该流派最大胆的倡导者的资格，后者于1324年写的《和平的保卫者》（Defensor Pacis）是对国家至高无上权力直截了当的肯定。两年后，斗争的逻辑使得约翰二十二世开除了英格兰方济各会士奥卡姆的威廉的教籍，后者作为“不可战胜的博士”，以其强有力的推理著称于世。在说明一种名为“唯名论”（nominalism）的哲学的过程中，奥卡姆打开了一扇通向有关物理世界的直觉认知的危险大门。他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知识分子自由的代言人，教皇意识到了自己禁令的含义。作为对开除教籍的命令的答复，奥卡姆立即就70个错误以及7种异端邪说提出对约翰二十二世的指控。 在生意人中，世俗精神虽未挑衅教会，却在本质上发挥着抵触作用。资本主义企业尽管此时掌握了一个制高点，实质上却与基督教对商业的态度相违背，后者所持的是一种积极的对抗态度。它认为，金钱是魔鬼，据圣奥古斯丁的说法，“生意本身就是种魔鬼”，超过支持商人之最低所需的利润即为贪婪，通过征收贷款利息来以钱生钱的做法是犯了放高利贷之罪，购买整宗货物后以较高的零售价将其原样出售的做法是不道德的，要受到教会法规的处罚，总之，圣杰罗姆（St. Jerome）的格言可一言以蔽之：“商人的经营固然无罪，但总非上帝所喜。（Homo mercator vix aut numquam potest Deo placere.）” 它进而认为，银行家、零售商和生意人生活在日常的罪恶行为中，生活在以“公平价格”为核心的道德法规所导致的日常矛盾中。此“公平价格”建立在这样一种原则基础上：一种手艺应当供给每个人以生计和对众人都公平的回报，但不可再多。价格应当设置在“公平”的水平上，这意味着劳动力价值加原材料价值。为了保证没有人能获得任何其他人都没有的优势，商业法规禁止工具或技术的发明，禁止以低于已设定价格的标准出售物品，禁止借助人造光线在夜间工作，禁止额外雇用学徒、妻子及未到法定年龄的儿童，禁止为商品做广告，或是赞扬它们，促使他人购买。就对首创性的抑制而言，此法规与资本主义企业直接相左。它是对商人的否定，因而甚至比对耽于声色者的否定更具日常破坏性。 没有什么经济活动比投资和有息借贷更难以抑制的了：它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兴起和私人财产建构之基石——而它的基石是罪恶的高利贷。没有比高利贷理论更令人伤脑筋的中世纪思维了，没有比它更令人困惑和迷茫的清算方式了，没有比它更不可调和的大混乱了。社会需要金钱的借贷，而基督教教义对此严令禁止。它是种基本的二分法，但教义是如此有弹性，“就连聪明人”也难以把握它的条款。从实际意义上说，高利贷不被认为是在征收利息本身，而是在收取高于正当数额的利率。这项社会所需的卑鄙勾当被留给了犹太人，而假如没有犹太人可利用，那就得生造出犹太人来。当神学专家和圣典学者喋喋不休地争论并徒劳地想要决定10%、12.5%、15%或20%的利率是否恰当时，银行家则在继续以局势可以承受的任何利率进行借贷和投资。 商人常因违背了关乎自己生意的种种法规而缴纳罚金，然后一如既往地自行其是。威尼斯和热那亚的财富来源于与叙利亚和埃及的不信基督者的交易，尽管教皇禁止这种交易。据说，在14世纪之前，人们“几乎难以想象商人的保险箱上未画着蹲踞在盖子上的魔鬼”。很难说商人在数钱时是否也看到了魔鬼，或者他是否会心怀内疚地生活。从普拉托（Prato）商人弗朗西斯科·达蒂尼（Francisco Datini）的信件来判断，他是个麻烦缠身的人，但他的苦恼更多地是由对损失钱财的恐惧所引起，而非由对上帝的恐惧所引起。他显然能够在基督教与生意经之间加以调和，因为他的分类账上的题词是“以上帝和利润之名”。 贫富差别日益加剧。由于控制着原材料和生产工具，物主便可以减少工资，进行标准的剥削。穷人如今视他们如寇仇，他们不再是保护者，而是剥削者，是戴夫斯（Dives）这样被交付给地狱之火的富商大贾，是恶狼，而穷人自己则是羔羊。穷人们感觉到了一种不公平，这种不公平感找不到矫正途径，从而演变成了一种反叛精神。 中世纪理论设想，君主或统治者应当对欺压的指控做出反应，调查并下令进行必要的改革，以确保赋税平等地落在富人和穷人身上。但这种理论并不比其他中世纪理想更符合现实，而正因为如此，菲利普·德博马努瓦（Philippe de Beaumanoir）在1280年至1283年写道：“暴力活动层出不穷，因为穷人将不再忍受这种痛苦，却又不知道如何获取自己的权利，只能通过起义，靠自己去夺取它。”他报告说，穷人成立协会，拒绝为了“像以前那么低廉的价钱”工作，“而是将根据自己的依据来抬高价钱”，并对不加入他们的人施以“某种折磨和惩罚”。这在博马努瓦看来似乎是种违背公益的可怕行径，“因为共同利益不能蒙受停止工作的损失”。他提倡将这些人抓起来，判以很长的刑期，然后再每人罚60苏，这是传统上向破坏“公共治安”的行为所征收的罚款。 最持久的动乱发生在佛兰德斯的纺织工人中。在佛兰德斯，经济的发展最为强劲。纺织业是中世纪的汽车业，而佛兰德斯则是资本主义发展在都市社会酝酿紧张局势和敌对情绪的温床。 一旦因共同的手艺而团结起来，那么良工巧匠、旅行者和学徒的行会就会遍布在各行各业之中，而雇员则为阶级仇恨所分裂。行会现在成了由雇主管理的团体，工人在其中没有话语权。依靠婚娶获得贵族头衔并在其城市房地产之外买下乡村庄园的富商大亨发展成了一个权贵阶层，它控制着城市的政府部门，以偏向自己利益的方式去管理它。他们建立教堂和医院，建造巨大的纺织品市场，铺设街道，开凿运河系统，但更大部分的市政花销要靠葡萄酒、啤酒、泥煤和粮食的销售税来弥补，而这大多沉重地落在了穷人头上。他们在管理集团中互利互惠，如“根特的39人”（Thirty-nine of Ghent），它得名于三个13人一组的团体在生活和服务方面的每年轮流执政；或如阿拉斯（Arras）的12位地方法官，他们每4个月在内部轮换一次；或如鲁昂的百人同侪（Hundred Peers of Rouen）之寡头政治，它每年都会任命市长和市议员。创造财富并努力向上爬的下层布尔乔亚可以频频渗透这种垄断，但被轻蔑地称为“蓝指甲”（blue nails）并极易失业的工匠却没有政治权利。 在游行抗议的呼声下，中世纪生活的许多部分是相互支持的，因为它是种集体生活，各个团体、结社、协会、同业会的成员数不胜数。人们从不独处。就连在卧室，已婚夫妇也常常会在自己的仆人和孩子的陪伴下睡觉。除了遁世者和隐士，隐私不为人所知。 就像贵族有自己的骑士团那样，普通人也有贸易或乡村confrérie，即同业会，它环绕在其生活的每个紧要关头。这些团体的成员通常从20人至100人不等，组建目的是为了慈善和社会服务，以及世俗生活中的消遣娱乐和宗教仪式。当一位成员踏上朝圣之旅时，他们会送他到城门口；当他离世时，他们会为他送葬。如果一个人被判死刑，其他成员就会陪他至绞刑架下。如果他意外溺水，就像在波尔多（Bordeaux）所发生的事情那样，他们会在加伦河（Garonne）中搜寻他的尸体长达3天。如果他死于破产，协会会为他提供尸衣和葬礼花销，并帮助孤儿寡妇的生活。巴黎毛皮制作工会在生病的成员无力工作期间支付他一周3苏的工钱，并给他3苏的一周恢复期工钱。协会的钱来自按收入比例收取的会费，会费按周、月或季度支付。 同业会组织上演宗教戏剧，提供音乐，充当演员和舞台管理。它们举行比赛、运动和游戏，颁发奖赏，在特殊场合，还会邀请演说者或宣教士。在盛大节日，在用鲜花装点街道之后，各同业会还会加入游行队伍，每个同业会以一个团体的形式行进，穿着自己亮丽鲜艳的服装，在队伍前打出自己的横幅，展示自己的保护圣人的雕像或画像。成员受习俗和誓言的约束，在某些同业会，成员会戴上面具以隐藏身份，好让团体内部的所有人都平等相处。 如果同业会捐赠教堂窗户，委托制作壁画、唱诗台或精装图书，那么其成员就可以骄傲地成为像贵族和富商大贾那样的艺术资助人。通过自己的协会，他们可以作为捐助者资助医院，向穷人分发救济金和食物，或承担某些种类的费用，以此博取美名——就像巴黎杂货商资助盲人及布商资助城市监狱中的犯人那样。同业会提供了一种极具社交性的生活环境，其中有慰藉，有时也有社交所带来的耗损。 1320年，因为饥荒，乡村穷人的悲惨境遇在一场奇怪而歇斯底里的群众运动中突然显现而出，这场运动名为“牧羊人”（Pastoureaux），因为它的发起者是牧羊人。虽然农民不像城市贫民那样流离失所，但他们也感受到了富人的压迫，并永远都在与千方百计地盘剥农民的更多产品和服务的地主进行抗争。可追溯至1250年的庄园法庭的案例显示，农民齐心协力地故意拒绝耕种领主的土地、打谷、翻晒干草或碾磨。他们坚持了一年又一年，尽管遭到罚款和惩罚，仍旧拒绝屈服，自作主张地处置土地，加入袭击管家或救援债务缠身的其他农人的团体。 地主对农民的压迫使那个时代陷入困顿，并唤起了警告之声。“你们贵族就像贪得无厌的恶狼，”13世纪训诫与道德故事的作者雅克·德维特里（Jacques de Vitry）说，“因此你们应在地狱号叫……你们掠夺百姓，靠穷人的血汗为生。”农民含辛茹苦一年所能收获的一切，“骑士和贵族在一小时内就吞噬殆尽”。贵族强征不合法的赋税，进行沉重的勒索。德维特里警告大人物们不要蔑视卑贱者或激起他们的仇恨，因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众所周知，许多农奴已经杀死了主人或烧掉了他们的房子”。 一则当时流传的预言说，贫民将会揭竿而起，反抗强权，推翻教会和一个未指名道姓的强大君主政体，在血流成河之后，一个统一在十字架下的新时代将破茧而出。一个脱教的僧侣和一个被解除僧职的牧师在贫民中散布有关新十字军东征的含混传言，与此传言相伴随，上述预言“像一场疾风暴雨般突如其来地”将法国北部的农民和背井离乡的贫民刮进一场向南方进发的大规模进军。在人们的想象中，那里有前往圣地的渡船。他们所到之处，追随者和军队群起响应，他们捣毁城堡和修道院，烧毁市政厅和税收记录，打开监狱，释放囚徒，而当他们到达南方时，则投入了对犹太人的集中攻击之中。 农民向犹太人借贷以渡过困难时期，或得以购买农具或犁铧，由此带来的负债长期存在。当美男子腓力于1306年放逐犹太人时，农民以为这些债务被一笔勾销了，但腓力之子路易十世又把犹太人带了回来，条件是让他成为合伙人，从恢复的债务中分得2/3的份额。这种行为使久已有之的怨恨变本加厉，驱使在大众狂热支持下的牧羊人运动屠杀了从波尔多到阿尔比（Albi）的几乎所有犹太人。尽管国王下令保护犹太人，但地方当局无力遏制攻击，有的地方还助纣为虐。 教会使人们相信，犹太人是邪恶的，这种信仰是如此根深蒂固，致使最虔诚的人成了憎恶最甚的人，其中圣路易更是无人堪比。假如犹太人是邪恶的，那么杀死和洗劫他们便是神圣的工作。麻风病患者也是牧羊人运动的攻击对象，其理论是，他们与犹太人签署了可怕的契约，在水井里下毒，而1321年，一条皇家法令正式开启了对他们的迫害。 牧羊人运动危及阿维尼翁，袭击教士，威胁说要夺去教会的财产，从而在一个下层民众揭竿而起的时代，凭借暴动，使特权阶层不寒而栗，胆战心惊。教皇约翰二十二世下令将暴动者开除教籍，禁止任何人为他们提供资助，违者处死，并且批准动用军队去对付他们。在此情况下，牧羊人运动最终被镇压。教皇的举措十分奏效，牧羊人运动像中世纪迟早会暴发的每一场贫民暴动那样，以吊在树上的尸体而告终。 在这个不幸的世纪，再没有什么因素比国家的壮大与国家财政手段之间的持续脱节更能招致麻烦的了。尽管集权政府正在形成，但征税依旧包裹在这样一个概念里：税收代表一种需要征得同意的紧急措施。在竭尽所有其他资金来源之后，美男子路易于1307年向圣殿骑士（Templar）宣战，这发生在其统治期内最耸人听闻的阶段。他的同时代人相信，这种做法招致了对其国家的诅咒，而人们对自己时代的看法变成了其历史的一个因素。 圣殿骑士这一傲慢的修道士骑士团的衰落之彻底和惊人可谓举世无双。圣殿骑士形成于十字军东征期间，成为教会捍卫圣地的左膀右臂，但它已从禁欲和贫穷的理想转而成为正常效忠渠道之外的巨大来源和一道国际势力网。从一开始便被免去了缴税义务的他们像银行家那样为宗座（Holy See）积聚财富，用低于伦巴第家族（Lombards）和犹太人的利率成为放贷者。他们不行慈善，也不像圣约翰骑士团（Knights of St. John）那样资助医院。他们在法国有2000名成员，拥有北欧最大的金库，其总部设在圣殿山（Temple），这是他们在巴黎的难以被攻克的堡垒。 给他们带来毁灭的不仅是他们的钱财，还有他们实际上是个自治飞地的现实情况。源自其秘密仪式的邪恶名声成了毁灭他们的手段。国王腓力凭借一次饿虎扑食般的袭击，在一夜之间攻占了巴黎圣殿山，并逮捕了法国境内的所有圣殿骑士。为了证明没收该骑士团财产的做法合理，对他们的主要指控是异端，作为证明，国王的公诉人将根植于中世纪人们头脑中的每一种阴暗的迷信和对妖术与恶魔崇拜的可怕想象都罗列了出来。对圣殿骑士们的指控是：他们教唆兽行和偶像崇拜，拒斥圣礼，将灵魂出卖给魔鬼，崇拜以一只巨猫形式出现的魔鬼，相互行鸡奸之罪，与恶魔和魔女交媾，要求人们开始否认上帝、基督和圣母，方法是向十字架吐口水3次，对之撒尿并施以踩踏，分别在口唇、阴jing和屁股3个地方向该骑士团的团长奉上“耻辱之吻”（kiss of shame）。据说，为了加强实施这种种行为之决心，他们会喝下一种用死去的圣殿骑士成员及自己私生子的骨灰制成的药粉。 巫术、魔法和妖术之要素在中世纪生活中被视为理所当然，但腓力在为期7年如同情节剧般的圣殿骑士审判中利用它们来证明其异端行径的做法，使得它们令人畏惧地大行其道。此后，对妖术的指控成了打倒敌人的惯用手段，也是宗教裁判所最爱使用的追捕异端，尤其是那些财产值得没收的异端的方法。在接下来的35年中，在图卢兹和卡尔卡松（Carcassonne），宗教裁判所凭此指控处罚了1000人，烧死了600人。法国司法由此变得腐败，对巫术的狂热迫害模式流毒于此后的数个世纪。 腓力威逼阿维尼翁的首位教皇克雷芒五世授权对圣殿骑士的审判，并凭借这一授权，对他们进行残酷的折磨，目的是榨取招供。中世纪司法注重举行恰当的审判，慎重地不对没有犯罪证明的人进行判决，但它取得证明的方式是招供而非证据，而招供通常都是通过刑讯逼供而来。圣殿骑士中有许多都是老人，他们被拷打、夹拇指、挨饿，被用权重吊起来，直到关节脱臼，牙齿和指甲被一个一个拔掉，骨头被契子折断，双脚悬于火上。两次行刑之间总是有所停顿，“问题”每天都会再次提出，直到屈打成招，或是受害人死亡。36人死于这种刑讯逼供；一些人自杀身亡。大团长（the Grand Master）雅克·德莫莱（Jacques de Molay）以及其他122人不堪折磨，承认曾向十字架吐口水或犯有宗教裁判所强加在他们头上的其他各种罪行。“如果要求他承认自己杀害了上帝本尊，他也会供认不讳。”一位编年史作者说。 这一过程会拖延下去，贯穿教皇、国王和宗教裁判所那持续很久的司法权限，而被用锁链吊起、几乎不给进食的受害人则会出入于地牢，接受进一步的审讯和凌辱。67位鼓起勇气否认其招供的人被当作故态复萌的异端活活烧死。在克雷芒五世那徒劳无益的软弱挣扎之后，法国的圣殿骑士团以及它在英格兰、苏格兰、阿拉贡、卡斯提尔（Castile）、葡萄牙、德国和那不勒斯王国的所有分支都被1311—1312年的维埃纳会议（Council of Vienne）废止。根据官方的说法，它的财产被转给了圣约翰医院骑士团（Knights Hospitalers of St.John），但在维埃纳坐于教皇右手边的美男子腓力的存在暗示，他不会听从这样的安排。实际上，在那之后，圣约翰骑士团向他支付了一大笔钱，他声称那是圣殿骑士亏欠他的。 事情到此还没有结束。1314年3月，曾经是国王的朋友及其女儿教父的大团长及他的中尉头目被带往竖立在巴黎圣母院前面广场上的绞刑架，以再次确认其供状，并被教皇使节判决终身监禁。可是，当着挤得水泄不通的贵族、教士和普通民众的面，他们宣告自己和骑士团无罪。没有了最终的正当理由的国王下令将两人处以火刑。第二天，当柴捆燃烧之时，雅克·德莫莱再次宣称自己无罪，大声呼喊说，上帝将是他的复仇者。依照后来形成的传统，他向国王及其13代子孙发出诅咒，并且，在他被烧死之前，人们听到他传唤腓力和教皇于一年之内至上帝的审判座前与他相见。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克雷芒真的死了，接着在7个月后的11月，腓力在其46岁的盛年，于一次骑马事故的数星期后，莫名其妙地死去。圣殿骑士诅咒的传说由此形成，像大多数传说一样，被用以解释事件之后的奇怪巧合。腓力弥留之际所描述的症状一直被判断为脑中风之状，但对于充满敬畏的当代人而言，其原因无疑是圣殿骑士的诅咒，它在夕阳的红色光芒的映照下，随着火刑柴堆的滚滚浓烟向天庭飘浮而去。 就仿佛诅咒在腓力的子孙身上得到了应验似的，卡佩王朝（Capetian dynasty）伴随着美男子腓力之子奇怪的一式三份的命运，突然地衰弱下去。他的儿子们作为路易十世、腓力五世和查理四世相继即位，每人的在位时间都不到6年，分别在17、28和33岁时死去，每人都未留下男性继承人，尽管他们一共有6位妻子。长子4岁的女儿让娜（Jeanne）被她的叔叔所僭越，他加冕自己为腓力五世。在此事件之后，他召集来自3个等级和巴黎大学的贵族们举行会议，会议自然批准了他针对当时情形所提出的原则：“女人不得继承法国王位。”由此诞生了著名的萨利克“法典”（Salic “Law”），它制造了一条不让女人继承王位的永久禁令，而在此之前，也从未有过女王的存在。 3个兄弟中的最后一位于1328年的死亡给王位继承留下了悬念，这导致了西方历史上迄今为止最长的战争。有3人宣称自己是继承人——美男子腓力的一个外孙和两个侄子。外孙是英格兰的16岁的爱德华三世，他是嫁给了爱德华二世的美男子腓力之女伊莎贝尔之子。人们普遍相信，伊莎贝尔与其情人合谋杀害了自己的国王丈夫，对自己的儿子产生了邪恶的影响。他宣称自己具有直系血统，强有力地提出要求，可这一宣言在法国并不受欢迎，这不是因为它传自一个女人，而是因为这个女人令人畏惧和厌恶，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人希望那位英格兰国王坐上法国的王座。 另外两个宣称有权继承王位者分别是美男子腓力的一个兄弟之子和他的一个同父异母兄弟之子，即瓦卢瓦的腓力（Philip of Valois）和埃夫勒的腓力（Philip of Evreux）。前一位时年35岁，出身显赫，在法国宫廷和贵族中广为人知，他毫不费力地成为更为理想的选择，在没有公然反对的情况下，被法国王公和贵族确立为国王。作为腓力六世，他开始了瓦卢瓦王朝。他的两位竞争对手都正式接受了这一选择，爱德华亲自来到王宫，将自己的双手放在腓力六世的双手之间，以示对吉耶纳公国（Duchy of Guienne）的敬意。另一位腓力得到了纳瓦拉王国（Kingdom of Navarre）作为补偿，并娶被僭越的让娜为妻。 尽管腓力六世维系了宫廷的昌盛，但他小时候并未期望会当上国王，所以缺乏某种帝王的特性。他的王位有些来之不易，这似乎让他感到不安，他的同时代人习惯地称他为le roi trouvé（被找到的国王），就仿佛他是在芦苇丛中被发现的似的，这让他几乎无法平静下来。或许，他堂姐妹们潜藏的权利对他构成了威胁。他对妻子唯命是从，也就是那位“跛脚坏皇后”让娜·德布戈涅（Jeanne de Bourgogne），尽管她是艺术和所有前来宫廷的学者的资助人，可既没有人爱戴她，也没有人尊重她。腓力六世像他的曾祖父圣路易一样虔诚（尽管在智力或意志力方面相差甚远），为真福直观（Beatific Vision）这一包罗万象的问题所迷醉：被祝福者的灵魂是一进入天堂就立即会见到上帝的面容，还是他们必须等到末日审判时才可见到上帝。 这个问题确实令人忧虑，因为代表人类的圣徒的调解只有在得到许可面见上帝时才是有效的。包含圣徒遗物的圣龛要得到税收，需仰赖民众的这样一种信心：一位特定的圣徒能够亲自向万能的上帝发出吁求。腓力六世两次召集神学家当着他的面就此问题展开争论，当教皇派往巴黎的使节传达了教皇约翰二十二世对真福直观的怀疑时，腓力六世陷入了“巨大的愤怒”。“国王尖锐地申斥了他，并威胁说要像对阿尔比教徒那样烧死他，除非他收回所说的话，还进而说，假如教皇真的执此观点，他将视其为异端。”腓力忧心忡忡地写信给教皇，认为否认真福直观将破坏对圣母和圣徒之调解的信仰。幸运的是，为了国王的精神安宁，一道教皇敕谕宣称，在经过彻底的调查之后，教皇认为受祝福者的灵魂确实会与神圣的本体（Divine Essence）面对面。 腓力的统治开始得顺风顺水，王国繁荣昌盛。饥荒和传染病的影响已成过去，不祥的征兆被人们所遗忘，在腓力六世统治的第一年，一次获胜的竞赛将有异议的佛兰德斯永远地带至法国人的统治之下。王室与6个大封地中的5个——佛兰德斯、勃艮第、布列塔尼，以及南方的阿马尼亚克（Armagnac）和富瓦（Foix）——的关系相当紧密。只有被英格兰国王当作法国国王的封地所掌握的吉耶纳（或阿基坦）是个持续多年的冲突之源。在此处，在英格兰人的扩张努力与法国人重新收回封地的努力之间形成了持续的对抗。 当冲突达于危急关头时，它于1338年带来了将库西家族与另一个执政家族——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Hapsburgs）——联系在一起的婚姻。正是这次联姻，导致了昂盖朗七世的出生。它由腓力六世亲自安排，此刻他正在寻求联盟为即将到来的与英格兰的斗争中做准备。1337年，腓力宣布没收吉耶纳，于是爱德华三世宣布自己为合法的法兰西国王，准备发动战争。爱德华的变更声明与其说是为战争制造借口，莫若说是想通过战争来解决围绕吉耶纳的主权而进行的无休无止的冲突。当英格兰军队登陆佛兰德斯，准备发起攻击时，双方都在紧张激烈地于低地国家和莱茵河两岸寻找同盟。 国王腓力所关心的，不仅是寻求更多的同盟，还要确保处于战略要地的库西男爵领地的忠诚。作为丰厚的奖赏，他让昂盖朗六世拉起了奥地利的凯瑟琳（Catherine of Austria）的纤手，她是利奥波德一世公爵（Duke Leopold I）之女，是同样家世显赫的萨伏伊伯爵（Count of Savoy）阿马迪厄斯五世（Amadeus V）的孙女。萨伏伊家族是从法国延伸至意大利的一个横跨阿尔卑斯山区域的自治统治者，他们本身就是一张将其与遍及欧洲——以及欧洲之外的王室串联起来的王公贵族婚姻网络的中心。凯瑟琳的七个姑姑中的一位是拜占庭皇帝帕里奥洛加斯王朝安德罗尼卡三世（Andronicus III Paleologus）的妻子。 婚姻是国际关系及贵族间关系的组织结构，是疆域、主权和联盟的首要来源，是中世纪的重要外交事务。国家与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根本不取决于一般的疆界或自然的利益，而是取决于王朝间的关联和荒诞的堂表亲关系，它可以让一位匈牙利王子继承那不勒斯的王位，让一位英格兰王子声称自己是卡斯提尔的继承人。在织布机的每个点上，君主们都在强行插入自己那带着由儿女构成的线缕的梭子，这些来来往往的梭子织就了一种人造结构，它既缔结了许多婚姻，也造成了许多相互冲突的继承声明和敌意。法兰西的瓦卢瓦家族，英格兰的金雀花家族（Plantagenets），波希米亚的卢森堡家族（Luxemburgs），巴伐利亚的维特尔斯巴赫家族（Wittelsbachs），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米兰的维斯孔蒂家族（Visconti），以及纳瓦拉、卡斯提尔和阿拉贡家族，布列塔尼公爵家族，佛兰德斯、艾诺和萨伏伊伯爵家族，都被编织进了一个纵横交错的网络之中。在编织这个网络时，有两件事从未得到过考虑：当事人对婚姻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