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里斯本之夜 [book_author]雷马克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164484 [book_dec]《里斯本之夜》是德国小说家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创作的长篇小说，首次出版于1962年。故事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后。主人公约瑟夫反对德国法西斯政权,被他当纳粹冲锋队长的妻弟告密,关进集中营。获释后,他逃出德国,过着流亡生活。后来他弄到一份已故熟人的护照,冒名顶替,潜回德国把妻子海伦带出来。池们历经种种艰险,到达巴黎。大战爆发以后,夫妇二人都被关进难民拘留营,但又先后逃出来。在马赛,约瑟夫又被德国秘密警察抓住,他巧妙地打死一直追踪他的妻弟,带着妻子跑到西班牙,后来又到了葡萄牙的里斯本,准备去美国。可是这时身患癌症的海伦绝望自杀,约瑟夫取消了去美国的打算,决定参加外籍志愿兵团,与德国法西斯斗争到底。 [book_img]Z_10845.jpg [book_title]1 我目不转睛地瞅着那条船。它亮着耀眼的灯光，停泊在塔霍河[2]上。我来到里斯本虽然已经有一个星期，可是对它那种无忧无虑的灯火通明还不太习惯。在我离开的那几个国家里，一到夜晚，个个城市都像煤矿一样漆黑，昏暗中的一盏提灯，简直比中世纪的瘟疫还要叫人害怕。我来自二十世纪的欧洲。 那条船是一艘客轮，这会儿正在往船上装货。我知道明天下午它就要出航了。在裸露的灯泡那刺目的光芒里，一箱箱的肉、鱼、罐头、面包，还有蔬菜正在被装进下面的货舱里；甲板上，搬运工人正在搬运行李，他们把一只只箱子和一个个捆包悄没声息地扛起来，仿佛它们一点儿重量也没有。那条船正在为出航做准备——如同洪水时代的方舟[3]一样。它确实是一艘方舟。在1942年的那几个月里，每一艘离开欧洲的船都是方舟。亚拉腊山[4]乃是美国，而洪水还在一天天上涨。很久以前，洪水就已经席卷吞没了德国和奥地利，现在波兰和布拉格也被淹没，而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哥本哈根、奥斯陆和巴黎也都沉在水下了，意大利的许多城市已经闻到了一股渗水的味道，而西班牙也不再安全了。葡萄牙的海岸成了流亡者的最后希望。对他们来说，正义、自由和容忍远比家园和生计更有意义。这是通往美国的大门。要是到不了那边，那你就倒霉了，你就会注定要在领事馆、警察局、政府机关的丛莽之中奔走得精疲力尽，那里既不给你签证，也不让你得到工作和居留许可，那是一个拘留营、官僚习气、凄凉寂寞、怀乡病以及无处不在、叫人萎顿的冷漠的丛莽。在战争、恐惧和苦恼的时日，这变得稀松平常：作为个体的人不再存在了，只有一样东西是重要的——一份有效的护照。 那天下午，我到埃斯图里尔[5]赌场去赌钱。我还有一套漂亮的衣服，他们便让我进去了。这是向命运讹诈的孤注一掷。我们那张葡萄牙的居留许可，再过几天就要到期，而露特和我都没有别的签证了。我们在法国曾经考虑过一些计划，草拟过一张可能去纽约的船期表。眼下停泊在塔霍河上的这条船，是我们的船期表上的最后一艘。可是早在几个月前，船票都已经卖光了。我们没有美国签证，连船费都还短缺三百多美元。我至少得试一试筹集这笔款子，用作为身在里斯本的一个外国人唯一还可以采用的办法——赌博。这是个荒谬的念头，因为即使我把钱赢到手，要让我们搭上那条船也还得出现一个奇迹。但是，在危急和绝望的时候，你会相信奇迹；要是没有这个信心，那你也就完蛋了。我们还剩下六十二美元，结果我输掉了五十六美元。 夜已经很深了，码头区差不多没有什么人了。可是没过多久，我发觉有个人就在离我不太远的地方。最初，他漫无目的地踱来踱去，随后他停下来，也开始朝那条船盯着看。又是一个走投无路的流亡者，我想，也就不再去注意他了，直到我发觉他正在看着我。流亡者对警察的恐惧是怎么也不会消失的，即使在睡着的时候，或者其实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时候——因此我就装出一副无动于衷又充满厌烦的神气，转过身子，挪步离开码头，走得慢悠悠的，如同一个毫无理由感到害怕的人。 过了一会儿，我听到背后传来脚步声。我继续往前走，可并没有加快脚步，心里思忖，万一我被捕了，怎么才能让露特知道。码头尽头那一幢幢彩色粉墙的房子，如同一羽羽蝴蝶在黑夜里沉睡着，离得还太远，我没办法奔到那里消失在一条条湫隘街道的迷阵中间。 这会儿，那个人已经走到我身边了。他个头比我稍微矮些。“你是德国人吗？”他用德语问我。 我摇了摇头，继续往前走着。 “是奥地利人？” 我没有回答。我望着那一幢幢彩色粉墙的房子，觉得它们挨近得实在太慢了。我知道有些葡萄牙警察德语讲得很流利。 “我不是警察。”那个人说。 我不相信他的话。他穿的是便衣，可是在欧洲，我被这种穿便衣的人逮捕就已经有六次了。我有证件，还挺像模像样，是在巴黎由一位从布拉格来的数学教授给我做的，可是也经不起仔细的检验。 “我看见你在盯着那条船，”那个人说，“所以我很好奇……” 我漫不经心地打量了他一眼。看样子，他的确不像是一个警察，可是上次在波尔多[6]把我抓去的那个穿便衣的人，一副可怜样子，简直像是在坟墓里待了三天的拉撒路[7]，其实却是个最最残酷的家伙。他明明知道第二天德国人就要开进波尔多，却还把我关了进去，若不是几小时之后有个好心肠的典狱长将我释放出来，我可早就完蛋了。 “你要去纽约吗？”那个人问。 我没有搭理。只消再走二十米就行了。到那时，万一有必要，我可以把他击倒，自己撒腿就逃。 “这儿，”那个人说，把手伸进衣袋，“是搭乘那条船的两张船票。” 我看见那两张票子。在微弱的灯光下，我看不清那上面写的是什么。不过我们走的路已经够多了。现在停下来也不会出什么事。 “这都是怎么回事？”我用葡萄牙话问他。我学了几句葡萄牙语。 “这船票你不妨拿去，”那个人说，“我不需要它们了。” “你不需要它们？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不再需要它们了。”我瞪着他看。我理解不了。他的确不像一个警察。如果他真要逮捕我的话，那也用不着搞这种异想天开的诡计。可是如果这两张船票是好用的，那他自己又为什么不用呢？而他又为什么要给我呢？有种什么东西开始在我心里颤动了。 “这船票我买不起，”我最后用德语说，“那要花一大笔钱咧。在里斯本，有钱的流亡者有的是，你要多少，他们能给你多少。你找错了人啦。我是一个子儿也没有了。” “我不是要卖钱。”那个人说。 我又转过眼去望望那两张船票。“那是真的船票吗？” 他把船票递给我，没说一句话。它们在我手指中间窸窣作响。是真的船票。把它们拿到手，是关乎毁灭与得救的大事。没有美国签证，这两张船票我还不能使用，可我凭着它们毕竟还可以在第二天早晨再试一试——或者，至少我还能把它们卖掉。那就意味着可以多维持六个月的生活。 “我不明白。”我说。 “你不妨拿去，”他答道，“不要你一分钱。明天早晨，我就要离开里斯本。我只有一个条件。” 我的胳膊耷拉了下来。我知道这件事情太美妙了，简直不像是真的。“什么条件？”我问。 “今天夜里，我不愿意一个人待着。” “你是要我跟你待在一起吗？” “是的。一直到明天早晨。” “就是这么一个条件吗？” “就是这么一个条件。” “没有别的条件了吗？” “没有别的条件了。” 我难以置信地瞅着他。我知道，当然啦，像我们这种处境的人是会支持不住的，而孤独，有时候是会叫人难以承受。我知道这种对空虚的害怕心情，它袭击着那些世界已成为虚空的人。而我也知道，哪怕有一个完全素不相识的人来作伴，也会把一个人从自杀中挽救出来。可是在那种情况之下，人们互相帮助原是理所当然的事，本来无需给什么报酬，更别说是这样一种报酬！“你住在哪儿？”我问。 他做出一个否定的手势。“我不愿意到那儿去。这个时候还有酒吧开着吗？” “总该会有的。” “没有供难民就餐的地方吗？像巴黎的玫瑰咖啡馆那样的？” 我知道那家玫瑰咖啡馆。露特和我在那边睡了两个星期。只消一杯咖啡的代价，老板便让你待在那儿，你爱待多久就待多久。你把几张报纸一铺，就可以睡在地板上。我从来不睡桌子；睡地板你怎么也不会摔下来。 “我一个地方也不认识。”我答道。这不是实话，可是你总不会把一个想要把两张船票送掉的人带到那么一个地方去嘛，在那个地方经常进出的人，为了要搞到那两张船票，会把灵魂都出卖掉。 “我只知道一个地方，”那个人说，“我们不妨去试一试。说不定那儿还开着。” 他向一辆孤孤单单停在那儿的出租汽车打了个手势，一面朝我看了一眼。 “好吧。”我说。 我们坐进汽车，他给了司机一个地址。我一心想让露特知道，那天夜里我不回去了。可是，我一坐进这辆黑乎乎的、有股臭烘烘味道的出租汽车，一种非常强烈、非常惊人的希望便向我猛袭过来，弄得我的头脑差一点发晕。说不定这一切确确实实都是真的，说不定我们的生命还没到结束的时候，不可能的事情正在发生，说不定我们就要得救了。这个念头一闯进我的脑海，我就生怕这个陌路人闪出我的视野，哪怕只有一秒钟的瞬间。 我们绕着剧院模样的商业广场[8]走着，过了一会儿，来到一条条坡形的小巷和梯级的迷阵中间，里斯本的这一带我并不熟悉。和往常一样，我熟悉的主要是教堂和博物馆——倒不是由于我多么敬爱上帝或者喜爱艺术，而只是因为在教堂和博物馆里，没有人来查看你的证件。在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和艺术大师面前，你仍然是一个人——而不是什么带着可疑证件的个体。 我们走下出租汽车，继续往上攀登梯级和弯曲的街道。有一股鱼腥、大蒜、暗夜的花朵、消逝的阳光和睡眠的味道。初升的月亮底下，圣若热城堡[9]在黑夜中矗立在一边，月光如同瀑布一般泻落在梯级上。我转过身子，俯视着港口。下面是那条河，河是自由和生命，河流进海洋，而海洋就是美国。 我一动不动地站住了。“我希望你不是在捉弄我。”我说。 “我没有。”那个人说。 “我指的是那两张船票。”刚才在码头上，他已经把两张船票又放回口袋里去了。 “没有，”那个人说，“我没有捉弄你。”他朝树丛里一小排房子指了一指。“那就是我讲的那个地方。这会儿它还开着。我们不会引起人家的注意。几乎所有的顾客全是外国人。他们会以为我们明天就要离开，上船之前正在庆祝我们在葡萄牙的最后一夜。” 这个地方属于夜宵餐厅一类的场所，有一小方舞池，还有一个露台，原是为旅游业兴建的。有人在弹奏吉他，后面有个姑娘在演唱一支忧郁的葡萄牙民歌。露台上有好几张桌子都给外国人占了。有一个女人穿着一身夜礼服，一个男人穿着一套雪白的无尾晚礼服。我们在露台尽头找到一张桌子。你可以从那里俯瞰里斯本，看到惨白月色下的教堂、街道、港湾、码头，还有那条方舟似的船。 “你相信人死之后还会继续活着吗？”那个带着两张船票的人问。 我抬起头来望着他。我怎么也没有料到他会问我这么一句话。“我不知道，”最后我说，“近几年来，我一直忙着为我未死之前的生存问题操心。你的问题，等我到了美国以后再考虑吧。”我又补充了一句，以便提醒他曾经答应给我的那两张船票。 “我不相信。”他说。 我宽慰地舒了一口气。什么话我都准备听，就是讨论问题我受不了。我心神太不安宁了。下面就停着那条船嘛。 那个人在那儿坐了一会儿，像是睁大了眼睛睡着了似的。随后，当那个弹奏吉他的人走到外面露台上的时候，他才醒了过来。“我叫施瓦茨，”他说，“那不是我的真名，是我护照上的名字。可是我已经用惯了。今天夜里这样叫就行啦。你在法国住过很久吗？” “一直住到他们不让我住下去为止。” “被拘留了？” “那时候战争爆发了。跟其他任何人一样嘛。” 那个人点点头。“我们都一样。我曾经很快乐，”他说，又急促又轻柔，脑袋耷拉着，眼睛转了过去，“我那时十分快乐，比我曾经设想的还要快乐。” 我吃惊地转过身去。他实在不像是一个会说这种话的人。他仿佛难以捉摸而又缄默孤独。 “什么时候？”我问。“在难民营里吗？” “不。在那以前。” “1939年？在法国？” “是的。战争爆发之前的那个夏天。我至今还不明白那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现在我之所以非得找个人谈谈，原因就在这儿。在此地，我什么人也不认识。可是，如果我跟什么人说了，那些事就会回到我心上。它就会在我心坎里清清楚楚地出现。而且它会长留下去。我简直非得——”他忽然停住不说了。“你理解吗？”过了一会儿，他问道。 “理解，”我说，“那倒是不难理解的，施瓦茨先生。” “不可能理解！”他答道，突然变得狂暴起来。“她躺在那边一间屋子里，窗户紧闭着，躺在一口可怕的木头棺材里。她死了，她再也不存在了！这一点，什么人能够理解？没有一个人！你不能，我也不能，什么人都不能，任何人说他能够理解，那他就是个撒谎者！” 我没有吱声，等待着。我常常跟一个处境相似的人坐在一起。当你没有了祖国的时候，这些损失就更加难以忍受。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支持你，而他乡异国总使人觉得越发生疏。这种情况，我自己在瑞士也曾亲身经历过，那时候我接到消息，说是我的父母在一座德国集中营里被杀害后焚化了。我常常会想起焚尸炉的火焰里我母亲的一双眼睛。 “我想，”施瓦茨越发沉着地说道，“你总知道流亡者的紧张不安是怎么回事。” 我点点头。一个侍者送上来满满一碗小虾。我突然意识到自己肚子很饿，而且记得从午餐之后我还不曾吃过一点儿东西。我迟迟疑疑地朝施瓦茨瞅了一眼。“你尽管吃吧，”他说，“我等着。” 他点了酒和纸烟。我吃得很快。那小虾很新鲜，味道烧得又很好。“原谅我，”我说，“可我实在饿透了。” 我一边吃，一边望着施瓦茨。他平心静气地坐在那儿，俯视着那个名为里斯本的伟大的舞台场景，没流露出半点儿急躁或者恼怒的神色。这倒使我对他产生了一种感激。他似乎也明白，不管有关礼节的书本上对这个问题是怎么个讲法，一个人即使在面对不幸时，也会感到饥饿，而非麻木。如果你一点也没有办法帮助别人，那你不妨照样吃你的饭菜，趁它们还不曾从你面前撤走。因为那样的事是随时都会发生的。 我把碗碟推开，拿起一支纸烟。我已经好久不抽烟了。我不抽烟，为的是想多积攒些钱去赌博。 “那种紧张不安是在1939年春天闯到我的头脑里来的，”施瓦茨说，“我已经做了五年多的流亡者了。1938年秋天，你在哪儿？” “在巴黎。” “我也在那边。我已经不存什么希望了。那正是在《慕尼黑协定》[10]签订以前不久。我由于长期处于恐惧状态，反而不再害怕了。但是出于习惯，我仍然躲躲藏藏，小心谨慎，可我已经不存什么希望了。战争总会爆发，德国人总会开过来把我抓去。那是我的命运。我只好听天由命了。” 我点了点头。“那正是掀起一股自杀浪潮的时候。事情也真古怪，一年半之后当德国人真正进来的时候，自杀的人反而少了。” “随后，来了个《慕尼黑协定》，”施瓦茨说，“那一年秋天，我们获得了满怀希望的新生。生活是那么美妙，那么轻松，我们都无忧无虑了。那一年在巴黎，栗树当真第二次开了花，你还记得吗？这些事冲昏了我的头脑，我开始感觉到自己又像是一个人了，而且更糟的是，又像一个人那样行动起来了。于是，警察就把我逮住，关了我四个星期，原因是多次非法入境。老是那一套老把戏：他们把我驱逐出境，赶到瑞士巴塞尔[11]，瑞士人又把我赶回来，法国人便在另一个地点又把我逐出边境，我又被拘捕了——你知道这种例行公事，这种用活人当棋子来下的棋……” “我知道。到了冬天，那可不是开玩笑的事了。瑞士的监狱是最好的。简直像旅馆一样暖和。” 我又开始吃起来。回忆不愉快的往事也有好处，会使你想到你现在是幸福的，而片刻之前，你还并不这样认为。幸福是个程度问题。懂得这一点，你就不大会太过苦恼了。我在瑞士监狱里觉得很高兴，因为那不是德国监狱。可是，这里，在我的面前就坐着这样一个人，他说话的口气好像他也享有着幸福，虽然在里斯本的什么地方，在一间不透空气的屋子里停着一具木头棺材。 “最后一次释放我的时候，他们关照我，如果下一回再因为没有证件被抓住的话，那么他们将非把我送回德国去不可，”施瓦茨说，“这不过是一种威胁，可是却把我给吓住了。我开始纳闷，万一真的发生这种事情，我该怎么办。夜里，我开始梦见我在德国，被希特勒的党卫队追踪着。这样的梦我常常会做，弄得我开始害怕睡觉。你有过这种经历吗？” “关于这种经历，我简直可以写一篇博士论文了。”我答道。 “有一天夜里，我梦见我在奥斯纳布吕克[12]，那个城市我曾经住过，我妻子当时还住在那儿。我站在她房间里，看见她病了。她瘦得像一根芦苇，而且她还在流泪。我一身冷汗，醒了过来。五年中间，我没有看见过她，也没有接到过她的信。我也没有写过信给她，因为我不知道她的信是不是会被偷拆。我离家之前，她曾经答应我要办离婚手续。我想这样一来，她的日子会好过一些。这几年里，我想她总该已经把手续办好了。” 施瓦茨缄默了一会儿。我没有问他为什么要离开德国。有千条万条的理由，可就没有一条是有趣的，因为所有的理由全是非正义的。成为一个牺牲者本来就不是有趣的事。他或者是个犹太人，或者属于一个敌视现政权的政党，或者自己的冤家爬上了有权有势的地位——在德国，有几十条理由可以把人关进集中营或把人处死。 “我好不容易回到巴黎，”施瓦茨说，“可是那梦境却叫我不得安宁。它不时还会重新出现。而同时，《慕尼黑协定》的幻想破灭了。到了春天，人人都知道战争就要爆发了。你可以闻到那股味儿，正如你在看到大火之前老早就已经闻到火的味道一样。只有那些外交官才闭着眼睛，做着一厢情愿的美梦——想着签第二个或者第三个《慕尼黑协定》，或者随便什么玩意儿，只要不发生战争就行。从来没有像我们这个时代这样，有这么多的人相信奇迹，可是根本没有奇迹发生。” “哦，奇迹是有的，”我说，“要不，我们今天谁也不会活着了。” 施瓦茨点点头。“这倒是实话。只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奇迹。我自己就经历过一次。那是在巴黎，我突然承继到了一张有效的护照，就是写着施瓦茨这名字的这张。它原来属于一个奥地利人，那个人是我在玫瑰咖啡馆遇到的。他后来死了，留给我一张护照和一点儿钱。他来到那里仅仅只有三个月。我在卢浮宫见到他——在看印象派的绘画。每天下午，我常常到那边去，镇定一下神经。当你看着那些宁静的、浴着阳光的风景画，你实在不相信能够创作这种画的人类居然就要发动一场残酷的战争——一种抚慰人心的幻想，可以使你的血压降低这么一两个小时。 “那个带着写有施瓦茨这个姓氏的护照的人，常常站在那里观看莫奈画的睡莲和大教堂。我们搭起讪来了，他告诉我，在1938年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以后，他就设法逃出了奥地利，并放弃了他的大宗财产，其中包括收藏的印象派画家的名画。这些收藏品都给政府没收了。他并不觉得遗憾。只要这些绘画能在博物馆展出，他就不妨把它们当作是自己的东西，还可以不愁火灾和盗窃。何况在法国博物馆里，还有比他自己的收藏品更加出色的画作。本来总是撇不下他自己那些平庸的收藏品，就像一个做父亲的撇不下他自己的家庭，总有一种义务要关爱他自己的东西，可他现在却拥有了公共博物馆里所有的绘画，既不费力，也不需要任何责任。他是一个古怪的人，文静，优雅，乐观，尽管他曾有过种种的遭遇。他随身只能携带很少一点儿钱，但是他却保全了很多的旧邮票。邮票是最小的东西，比钻石还容易隐藏。要是你把钻石藏在鞋子里，那就不容易走路，你势必会从队列中被叫出去查问。而且除非打个极大的折扣，你无法将它们脱手，而且往往还会被盘讯很多的问题。邮票是卖给集邮者的。集邮者不会那么喜欢追根究底。” “他用什么办法把邮票带出来的呢？”我问，带着所有流亡者都有的那种兴趣。 “他随身携带几封陈旧的、看起来不会惹麻烦的信，把邮票藏在信封的衬里底下。海关官员只检查信纸，却不检查信封。” “不赖。”我说。 “他还带了安格尔[13]的两张小幅人像，都是铅笔素描。他把它们放在丑陋的镀金镜框里，还说它们是他父母的肖像。他又把德加[14]的两幅画藏在那两张人像和衬垫中间。” “不赖。”我又说。 “四月里，他突然发作了一次心脏病。他就把他的护照、剩下来的邮票和绘画都给了我。他还给了我一些人的地址，这些人他估计会买他的邮票。第二天早晨，我顺便进去看看他，可他已经躺在床上死了，那种沉寂把他改变得简直叫我认不出来。我拿走了他剩下的钱，一套衣服，还有几件内衣——这是他前一天关照我的。所有的这些东西，他宁肯留给一个患难之交，也不愿意送给房东。” “你改动那张护照了吗？”我问。 “只改贴了相片，改填了出生年份。施瓦茨比我大二十岁。我们的教名倒是相同的。” “是谁改的？布吕纳吗？” “从慕尼黑来的一个人。” “那正是布吕纳了，护照医生。他是一个艺术家。” 布吕纳改制身份证的精巧手艺是大家都知道的。他帮助过无数人，可是他自己被捕的时候却连一张证件也没有。他很迷信。他相信自己是一个高尚的人，又是一个公众的恩主，他认为只要不为自己的私利而搞他的手艺，就不会出什么事。他在慕尼黑经营一间小小的印刷所。 “他眼下在哪儿？”我问。 “他不在里斯本吗？” 我不知道，不过那倒是可能的，如果他还活着的话。 “说来也可笑，”施瓦茨二世说，“有了那护照，我却不敢使用它。再说，要习惯我那新的姓名，我又花了好几天工夫。我不断地自己反复记诵。穿过香榭丽舍大道，我嘴里在咕咕哝哝地默念我的姓名、新的地址和出生年月日。我坐在博物馆里凝望着雷诺阿[15]的画作，如果只有我一个人，我便演习一段虚构的对话。一个严厉的嗓音嚷嚷：‘施瓦茨！’于是我马上一跃而起，答：‘到！’或者我大声咆哮：‘姓名！’接着我就机械地回答：‘约瑟夫·施瓦茨，1898年6月22日出生在维也纳新城区。’我甚至在临睡的时候还要练习。我不愿意自己在被警察惊醒以后，恢复神志清醒之前，说错我的姓。我非得彻彻底底地忘掉我原来的姓名不可。没有护照和有一张伪造的护照，情况是有所不同的。伪造的护照更加危险。 “我卖掉了安格尔的那两幅画。得到的比我指望的来得少，可是我现在有了钱了，而这点钱却比我好久以来见过的都多。 “于是一天夜里，我起了一个念头，这个念头从那时起就一直萦绕在我心里。我是不是可能带着这张护照回到德国去呢？这张护照简直跟真的一模一样，在边境线上人家怎么还会怀疑呢？那我又可以跟我妻子见面了。我可以解除我对她的担忧。我可以……” 施瓦茨瞅着我。“你一定懂得那种感情。流亡者以最纯真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紧张不安。出现在胃部，在喉头，在眼睛背后的那种紧张。几年来，你一直试着要埋葬的一切，你千方百计想要忘掉的一切，你像躲瘟疫一样避开的这种种东西，却又复活过来了。对一个流亡者来说，回忆是一种致命的疾病，是他心灵上的癌症。 “我试着把它压下去。我一次又一次地去看那些和平与宁静的画，西斯莱[16]的，毕沙罗[17]的，还有雷诺阿的。我几小时几小时地待在博物馆里——可是如今这对我却产生了相反的效果。那些画再也不能叫我平静下来——它们开始呐喊，挑衅，让我记起……一个还不曾被那褐色麻风病[18]蹂躏过的国家，两旁立着攀满了紫丁香的围墙的街头的夜晚，古老城市里的金黄色的晚霞，燕子在四周翻飞的绿色的钟楼——还有我的妻子。 “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没有什么特别的禀赋。我跟我的妻子一起生活了四年，就像大多数人那样生活，平静而愉快，不过没有热烈的激情。最初几个月过去以后，我们的关系变成了一种所谓幸福的婚姻关系——两个都没有什么奢望的、能够体谅对方的人之间的关系。我们的梦想属于过去，可是我们并没有怀念它们。我们都是通情达理的人。而且我们非常恩爱。 “现在，我对一切都要用新的眼光来看待了。我开始责备自己。我们的婚姻搞得这样平淡，都是我的过错。我把一切都搞糟了。我过去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我现在又打算怎么办？我爬进了一个洞里，过着呆板的生活。这种生活还能过多久？结局又将怎样？战争会爆发，德国肯定会胜利，别的国家没有一个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到那时又将出现什么情况呢？我还能爬到哪儿去，即使我还有时间和精力？我将在哪一个集中营里饿死？我将在哪一垛墙边被枪毙——如果我运气还不错的话？ “本该叫我定下心来的那张护照，却使我陷入了绝望。我在街上彷徨，一直走到我累得要死。可是我又睡不着觉，有时刚一睡着，噩梦又把我惊醒。我看见我的妻子给关在盖世太保的牢房里，我听到她在我旅馆的庭院里求救的呼声。有一天，我走进玫瑰咖啡馆，一心认为从门口对面的镜子里看到了她的脸。有一会儿工夫，她朝我转过身来——她脸色苍白，眼神凄惶——随后，她就悄悄地走开了。我看得那么清楚，我敢肯定她确实是在那儿。我奔进里面那间屋子。屋里照例坐满了客人，可是他们里头就没有一个是她。 “有那么几天，我完全给这样一个念头缠住了：她已经来到了巴黎，而且正在找我。有好几十次，我看见她沿着街角拐过弯去，我看见她坐在卢森堡花园的一条长凳上，等我赶到那边的时候，一张陌生的脸惊诧地朝我抬起来。她穿过协和广场，恰巧一股车流正涌将过来，而这一次那确实是她了——她那走路的步态，还有耸起肩膀的姿势，我甚至好像还认出她的衣服，可是当那交通警察最后拦住车流，而我可以追上她的时候，她却已经消失，被地铁的乌黑大口吞掉了。我急忙奔下台阶，只看到列车那令人失望的尾灯在黑暗中逐渐远去。 “我向一位朋友吐露心里的秘密。他叫勒泽，靠贩卖袜子过活，从前在布雷斯劳[19]当过医生。 “他劝我不要单独一个人度过那么多时间。‘给自己找个女人。’他说。那也没有用。你也知道这种由于悲愁、寂寞和恐惧而干下的风流事儿。你追求人的温暖，一个嗓音，一个肉体——等你在一间陌生而可怕的屋子里醒来，你会感觉到好像自己已经一跤摔得离开了地球似的。在你凄凉寂寞的当口，听到身边有种呼吸的声息，你会感到很快慰——可是，你的想象力随后又会活动起来，没多一会儿，除了一种你在糟蹋自己的丑恶感觉以外，还会留下什么呢？ “这些事眼下我说起来，都似乎有点荒谬，有点矛盾。可在当时却不是这样。所有我的奋斗，总体来说就是一件事情：我非得回去，我非得跟我的妻子再见一面不可。说不定她跟哪一个男人同居了，天知道已经有多久了。那倒没有关系。我非得去看看她不可。对我来说，那好像完全是理所当然的。 “一天比一天清楚，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了，希特勒迫不及待地要违背他那仅仅占领苏台德区、不再染指捷克斯洛伐克其他领土的诺言。很明显，他对波兰也想同样搞这一手。那就意味着战争，因为法国和英国都和波兰订有盟约。而且那已经不再是几个月的问题，而是几个星期或者甚至几天之内就可以发生的事了。对我来说，也得迅速做出决定。我的整个生活，将以这一决定为转移。后来，我果然做出了决定。我决定回去。以后将会发生什么事，我完全不知道。而我也根本不在乎。要是战争爆发了，说什么我都完蛋了。我还不如干这件蠢事好呢。 “最后那几天，我感到一种出奇的宁静。那是五月，巴黎圆点广场的花床里盛开着灿烂的郁金香。夜晚沐浴在印象派画作那银色的光芒和蔚蓝的阴影里。在第一批街灯冷漠的闪光后面，矗立着高高的淡青色的天空，在新闻大楼的屋顶上头，横贯着一条条颤动的红色电光文字，凡是识字的人都认得出那里面讲的是战争。 “我首先到了瑞士。我不得不在一个安全的地方试试我的护照，然后才能确定无疑地信任它。法国的边防警卫漫不经心地把护照还给了我，那是在我意料之中的。只有那些由独裁者统治的国家，你才不容易走出他们的国境。可是，当瑞士的警卫进来的时候，我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在蜷缩。我尽量装作若无其事地坐在那儿，可是在肺脏的边缘，我感到一阵扑扑的颤动，恰似一片树叶，在一个无风的日子里却开始狂飘了起来。 “那警卫看了看我的护照。他身强力壮，肩膀宽阔，身上一股水烟味儿。站在车厢门口时，他把灯光给挡住了，一刹那间，我有种感觉，仿佛被他遮断的是我的自由——这间车厢似乎变成了一间牢房。随后他把护照递还给我。‘您忘了在这上面盖个章啦。’我说，那么舒坦地松了一口气，让这些话比我原来打算的更快地脱口而出。那警卫微微笑了一笑。‘别担心。我自会把章盖上的。难道这有那么大的关系吗？’ “‘不。不过，对我来说，那也是一种纪念。’ “那个人在护照上盖了个章，走了。我咬了咬嘴唇。我变得多么神经紧张啊！那时，我突然意识到，盖了这个章，这张护照看上去更加像是真的了。 “在瑞士，我花了一天工夫考虑自己要不要乘火车到德国去。结果，我还是害怕了。我不知道德国人或者是曾经的奥地利人，他们回国时护照查验起来会不会特别仔细。大概也不会，但是非法越过边境，看来仍然是明智的。 “在苏黎世，我先去了邮政总局，几年以前我第一次来到这儿的时候就是先来这里的。在待领处的窗口，你总会遇到熟人——没有居留许可的无家可归的人，他们会给你介绍情况。从那儿出来，我再到格雷夫咖啡馆——这是瑞士版的玫瑰咖啡馆。我碰到许多偷越边境过来的人，可是没有一个确切知道怎样安全地溜回德国去。那是可以理解的。除我以外，还有谁会愿意回到德国去呢？我注意到他们盯着我看的那种神情。后来，他们看到我不是在开玩笑，便都畏畏缩缩地走开了。凡是打算回去的人，准是个叛徒。因为除非他甘心接受这种政权的统治，谁愿意回去呢？而且，一个人如果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来，那么下一步他又会干出什么勾当来呢？什么人或者什么东西，他将要出卖呢？ “只撇下我孤单单一个人了。他们回避我，好像我是一个杀人犯似的。再说，我也没有办法解释。当我一想到自己将要干些什么的时候，我就会惊慌失措，大汗一身。我怎么还可能向其他任何人解释呢？ “第三天清早六点钟，警察来到我的住处，把我从床上拖了起来。我心里很清楚，那准是有个熟人去告发我的。他们怀疑地查看我的护照，把我带回去审问。总算幸运，护照上已经盖了个章，因为这样一来，我就可以证明自己是堂堂正正地进入国境的，而且在这儿仅仅只待了三天。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天一大早，被押送着穿过街头的情景。那是一个晴朗的日子，城里的塔楼和房顶在天空的衬托下显得轮廓分明，仿佛是用金属镂刻出来的一般。从一家面包店里飘出来了一股刚烤好的面包的香味，天下所有的安慰仿佛都包藏在这股香味里了。你懂得我的意思吗？” 我点了点头。“世界从来不会比你被禁锢起来的时候，比你快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更美丽了。我们要是一直能够保持这种心情就好了。” “我是有过这种心情的。” “你那时能把它抓住不放吗？”我问。 “我不知道，”施瓦茨慢条斯理地说，“正是这个问题，我想找出它的答案来。它从我的手指缝里溜走了——可是，即使我把它抓住了，我抓住的是不是就都完整呢？我就不可能把它重新争回来，比以前抓得更紧，并永远保持下去吗？难道它就一点也不会再改变了吗？我们认为自己已经抓住了的东西，不是常常也会失去吗？我们会失去它，不正因为它是在活动着吗？只有在它一去不返而且再也不能有所改变的时候，它才会静止不动咧，难道不是这样吗？难道不是只有到了那个时候，它才算真正为我们所有了吗？” 他的一双眼睛，呆呆地直瞪瞪地瞅着我。他正面盯住我的脸，这还是第一次。他的瞳孔张大了。真是个狂徒，要不就是个疯子，我心里这样想。 “我从来都不知道答案。”我说。“但每个人不都是这样吗？都想抓住无法抓住的，留下不能留下的。” 旁边一张桌子上那个穿夜礼服的女人站了起来。她一双眼睛越过露台望着下面的城市和港口。“亲爱的，我们干吗一定要回去呢？”她跟那个穿雪白礼服的男人说。“我们要是能够住在这里就好了！我实在一点儿也不想回美国去。” [book_title]2 “苏黎世的警察，”施瓦茨接着说道，“只把我拘留了一天。可是对我来说，这一天却很不好受。我生怕他们会查验我的护照。一个电话打到维也纳，这就够了。再不然，他们找来一个专家，也会发现护照上那些被改动过的痕迹。 “到了下午，我镇静下来了。不管发生什么事情，照我看来，都是一种天意。什么决定我都无能为力。如果他们把我关进牢房，那我只好打消回德国的念头。可是那天下午快近傍晚的时候，他们却把我放出来了，关照我必须尽快离开瑞士。 “我决定取道奥地利。我对奥地利边境还有几分熟悉，而且确有把握，那里的边防没有德国本土那样严密。说实在的，边境两侧何必都要严密守卫起来呢？谁要偷越进去啊？不过，另一方面，大概会有很多人想逃离出来的。 “我搭乘火车到了上里特[20]，打算在那附近的什么地方试图越境。我想最好等到一个下雨的日子，可是接连两天都很晴朗。第三天夜里，我终于动身了，因为生怕待在这里的时间长了，会引起人家的注意。 “那天夜里，满天星斗，四下里那么沉寂，我好像听得见植物在生长的响声。逢到危急的时刻，人会出现一种不同形式的视觉。不是单靠一双眼睛来特别集中注意力，而是靠遍布全身的一种东西，仿佛你能用皮肤来观看似的，尤其在夜里。你的听觉也会移植到你的皮肤里，你仿佛能够看见那最轻微的响声。你张开嘴巴来倾听，而你的嘴巴也仿佛能够看见和听到。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一夜。我的每一根神经都处于戒备状态，我所有的器官都保持着高度警惕，我做好万一的准备，可是我一点也不害怕。我好像觉得自己正在走过一座高高的桥梁，从我生命的这一边走到生命的那一边，而且我知道，等我一走过，这座高桥就会像银色的轻烟一样消逝，从此我就再也回不来了。我正在从理智过渡到感情，从安全过渡到冒险，从理性过渡到梦幻。我十分孤独，可是这一回，我的寂寞却没有成为一种痛苦。这种感觉可真是神秘。 “我来到了莱茵河边，这一段的河流还不是很深，河道也不怎么宽阔。我把衣服脱了，捆成一卷，好把它举在头顶上。当我光着身子钻进水里的时候，有种不可思议的感觉。那河水黝黑冰凉，诡异非常。我觉得自己好像跳进了冥府的忘川，去喝那使人忘却过去一切的河水。我非得光着身子穿越过去不可，好像要把一切都抛撇在身后，这一点在我看来也有着象征的意味。 “我把身子擦干，穿好衣服，继续赶路。在一个村子近旁经过的时候，我听到一只狗在吠叫。边境的地形，我知道得并不确切，因此我就紧沿着一条绕着树林的大路的边缘走着。好长一段时间里，我没遇到一个人。我一直走到拂晓。结起浓重的露水，有只牡鹿立在树林中一片空旷地的边沿。我继续往前行走，直到我听到一些农民赶着大车走过来。于是，我找寻一个隐蔽的处所，离大路不太远。我生怕起得这样早，又是从边境的这个方向走来，会引起人家的怀疑。后来，我看见两个骑着自行车的海关警卫。我认得他们的制服。我已经在奥地利了。奥地利与德国合并，正好是一年。” 那个穿夜礼服的女人，跟她的男伴一起离开了露台。她那双肩晒得很黑，个子比跟她在一起的那个男人还要高。另外几个游客，悠闲地缓步走下台阶。他们那种走路的方式，像是从来也没有被追捕过的人——走路时从不东张西望。 “我带了一些三明治，”施瓦茨说，“有一条小溪，我可以从那里舀水来喝。中午时分，我继续前进。我的目的地是费尔德基希[21]，我知道那是一个旅游胜地，一个陌生人在那里不会引起人家的怀疑。我一到那城镇，就搭乘第一班火车离开这个危险的边境地区。我跨进一间车厢。两个穿着制服的纳粹冲锋队员正坐在那儿。 “我跟欧洲的警察打交道的经验，对我很有用处，要不我早就临阵退却了。正因为有这点经验，我才走了进去，往一个角落里一坐，挨着一个身穿洛登粗呢旅行装的人，一支猎枪倚立在他身边。 “跟在我看来是一切恐怖之源的东西打交道，我五年来这还是第一次。在过去几个星期里，我常常设想这种场景，可是实际情况却并不相同。起反应的是我的身体，而不是我的头脑。我的胃变成了石头，我的嘴像是一块擦菜板。 “那个猎人和两个冲锋队员正在谈论一个名叫普夫德纳的寡妇。从他们详细描绘的绯闻事件来判断，她好像是个风流寡妇。过了一会儿，他们开始吃起火腿面包来了。‘你打算往哪儿去啊，朋友？’猎人问我。 “‘回布雷根茨[22]。’我说。 “‘你在这儿好像人生地不熟的，是吗？’ “‘是的，我是在度假。’ “‘那你是打哪儿来的？’ “我迟疑了一会儿。我的护照上的地址写的是维也纳，假如我说是从维也纳来的，那么他们会注意到我说的不是软绵绵的维也纳口音。‘是从德国汉诺威来的，’我说，‘在那儿，我已经住了三十多年了。’ “‘汉诺威！好家伙！多远的路哪！’ “‘是的，是有好一段路程呢。可是，谁愿意在家乡附近度假呢？’ “那个猎人笑了起来。‘那倒是事实。论天气，你还算是幸运的。’ “我感觉到我的衬衫已经粘在我的背上了。‘是的，天气倒真是好极了，不过还热得有点像仲夏。’ “他们三个人又重新拾起那关于寡妇普夫德纳的话题。过了几站，他们都下去了，车厢里只剩下我一个人。火车正在经过欧洲最美丽的乡村风景之一，可是我没有看到多少风景。我被一种几乎难以忍受的感觉制服了，那是悔恨，是害怕，是绝望。我到底为什么要越过边境？这是我无法理解的。我纹丝不动地坐在我那个角落，眼睛眺望着窗外。我是一个囚徒，是我自己让锁咔嗒一声扣上了。我一直在想，我还是走下火车，当夜就设法回到瑞士去。 “可是我没有这样做。我的左手一把抓住了我口袋里那张已经亡故的施瓦茨的护照，仿佛它会给我力量似的。我反复告诉自己，这会儿下车对我不会有什么好处，我越是深入内地，我将越是安全。我决定通宵都乘火车。在火车上，人家来查问你证件的可能性不像在旅馆里那么大。 “临到惊慌失措的时刻，你往往会觉得有盏聚光灯照在你身上，会觉得除了搜捕你以外，谁也不会干别的任何事情。 “我闭上了眼睛。要我向惊慌失措屈服的诱惑力越来越强大了，因为车厢里只剩下我一个人。可是我明白，现在我让步一厘米，那么临到我真正陷入险境的时候，这一厘米就会变为一米。我对我自己说，没有什么人在找我，现政权对我不会比对沙漠里的一铲沙土有更大的兴趣，而且，在我身上也没有什么显著的可疑之处。这当然是事实。我跟周围的人，看起来几乎没有什么两样。长着白皙皮肤、金黄头发、碧绿眼睛的雅利安人是德国的神奇传说。你不妨看一看希特勒、戈培尔、赫斯和其他那些头儿们[23]—所有这些人，都是他们自己那套欺人之谈活生生的反证。 “到了慕尼黑，我第一次离开车站的候车室，强迫自己出去散步一小时。我不熟悉这个城市，因此我敢肯定不会有人认识我。我到方济各酒馆去吃饭。那个地方挤满了客人。我找了张空桌子，一个人坐下来倾听着。没过几分钟，有个满头大汗的矮胖子在我的桌子边坐下了。他要了啤酒和炖牛肉，打开了报纸。在这以前，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要看一看德国的报纸。这会儿我才买来两份。我已经好多年不看德文书报了，现在听着周围的人个个都在讲德语，仍然仿佛感到有点儿不习惯。 “社论是令人讨厌的，里面尽是残杀成性、狂妄自大的谎言。外头整个世界全被描绘为堕落、奸诈和愚蠢，除了让德国吞并以外，别的用处似乎一点也没有。这些报纸都不是什么地方性的小报，它们曾经都享有过很高的声誉。 “我仔细观察跟我同桌的那个人。他吃着菜，喝着酒，看着报纸，津津有味。我环顾四周。很多客人都在看报，从任何人脸上，我都探测不出一丁点儿嫌恶的迹象。这已经成为他们每天的精神食粮。在他们看来，仿佛就像他们喝的啤酒一样正常。 “我继续看着报，后来在简明新闻栏里发现了一条关于奥斯纳布吕克的消息。洛特街上有幢房子着火了。我能够清清楚楚地看到那条街。它从黑格尔门的城墙外面开始，一直往城外伸展出去。我突然感到非常孤独，我在国外时从来不曾有过这样严重的孤独感。 “我的心情在震惊和宿命论的冷漠之间起伏波动，但是很快我就习惯了。我甚至开始觉得自己很安全。我越是逼近奥斯纳布吕克，危险就越是会增加。这一点我知道。那边会有从前认识我、至今还记得我的人。 “为了避免在旅馆里引起别人的注意，我买了一只便宜的手提箱，还有一些短途旅行中必备的常用物品。于是，我又搭上了火车。我仍然不知道自己打算怎么样跟我的妻子见上面，我每过几分钟就改变一下我的计划。我只好听天由命，我甚至也不知道她是不是已经屈服于她的家庭——都是些忠诚拥护纳粹政权的人——而跟别人结了婚。看了这些报纸，我实在没法肯定，对一个平常人来说，是不是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相信他从报纸上看到的东西，特别是在毫无可能进行比较的情况之下。外国的报纸，在德国是要受到严格的审查的。 “到了德国境内的明斯特[24]，我找到了一家很普通的旅馆。我没有办法一直这样子下去，夜里不睡觉，白天就往这儿那儿随便打个盹。我非得冒个险住在一家旅馆里不可，去旅馆借宿是要向警察局报告的。你知道明斯特这个地方吗？” “稍微知道一点，”我说，“那儿是不是一座古老的城市，有很多教堂，《威斯特伐利亚和约》[25]就在那儿签订的？” 施瓦茨点点头。“1648年在明斯特和奥斯纳布吕克。就在三十年战争[26]结束以后。有谁知道这一次战争要打多久？” “要是照这个样子下去的话，是不会太长久的。德国人只花了四个星期就把法国给征服了。” 侍者走过来，说这个地方就要打烊了，别的客人都已经走光了。“有没有什么地方这会儿仍然开着的？”施瓦茨问。 里斯本不太有什么夜生活，那侍者告诉我们。可是当施瓦茨给了他一些小费的时候，他却又说他知道一个地方，非常秘密，是一家俄国人开的夜总会。“时髦极了。” “他们会让我们进去吗？”我问。 “当然会让你们进去的，先生。我的意思只是说，上那边去的女士可都时髦极了。什么国籍都有。也有德国人。” “那地方一直开到什么时候？” “只要有客人，它就开着。夜里的这个时候，客人总是不少。眼下，多的是德国人。” “什么样的德国人？” “就是德国人嘛。” “有钱的？” “当然，”那侍者笑了起来，“那个地方可不便宜咧。可就是招待得挺好。你们只说是曼努埃尔指点你们来的。这样，你们就用不着告诉他们别的了。” “难道你照例非得告诉他们一点什么事不成吗？” “不。那儿看门的会拿给你一张会员卡，让你填上一个化名。也不过是一个形式罢了。” “听上去倒挺不错。” 施瓦茨付了账。我们慢慢地走下那带着梯级的街道。一幢幢灰白色的房子，好像相互伏在肩膀上沉沉睡着了。从这些房子的窗口里，你可以听到里头那些用不着为护照而烦恼的人们的呻吟声、打鼾声和呼吸声。我们的脚步发出的声音也比白天响多了。“那灯光，”施瓦茨说，“灯光也会叫你吃惊吗？” “会的。我们仍然习惯于灯火管制的欧洲。我总是这样想，有人忘了把灯火熄灭，敌机随时都会来空袭。” 施瓦茨立定下来。“光，原是上帝作为一件礼物赐给我们的，”他激动地说，“因为在我们心里，也有一点属于上帝的东西。可现在，我们把光掩蔽起来，就因为我们把心里那点属于上帝的东西扼杀了。” “根据我记得的那个故事，”我说，“众神并没有把火送给人类。是普罗米修斯把它偷来的。为了报复，众神让他得了个肝硬化的慢性病。” 施瓦茨看了我一眼。“我已经很久很久不说笑话了。人们一说笑话，就会把事物的体量给缩小的。” “也许是这样，”我说，“可是，如果它能够透进一线希望的光来，那岂不是更好了吗？” “你说得对。我忘了你是想离开这儿的了。一个想离开这儿的人，哪里会有时间去考虑事物的体量呢？” “你不是也想离开吗？” 施瓦茨摇了摇头。“已经不想啦。我是要回去了。” “去哪儿？”我惊奇地问。我不能相信，他的意思是想第二次回到德国去。 “回去，”他说，“我待会儿会向你解释的。” [book_title]3 这家夜总会就是典型的1917年革命以来白俄们在欧洲各地开设的夜总会那样。侍者往往全是从前的贵族，合唱队全是由从前的近卫军官组成的，这类场所都收取很高的费用，而且都有一种忧郁的气氛。 除此以外，它们全都灯光暗淡，这一点我倒是估计到了。正如那个侍者说的一样，里边有德国人，这些德国人肯定都不是流亡者。他们大概是密探，是德国使馆的人员，或者是德国公司的雇工。 “这些俄国人，”施瓦茨说，“在安家立业方面比我们更有成就。一点不错，他们先走了十五年。十五年的流亡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一个终身的经历。” “他们是第一批流亡者，”我答道，“人们还在为他们惋惜呢。他们弄到了工作许可和其他证件，南森护照[27]。等我们到来的时候，世界上储存的怜悯早就已经用光了。我们成了叫人厌恶的东西，成了白蚁，几乎谁也不为我们说一句好话。我们没有权利工作，没有权利生存，而且我们也没有证件。” 我们一踏进这个地方，我心里就有点紧张不安。这大概是对这间关得很严、帘幔挂得很厚实的屋子的反应，也是由于我知道这里有德国人，而且我坐的位子离门口又太远，不容易逃跑。我老早已经养成一个习惯，不论到哪儿，总是挑一个靠近出口处的地方就座。还有一个使我紧张不安的原因是，我从这儿看不见那条船。说不定传来一个什么消息，当天夜里它就提前出航了。 施瓦茨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他把手伸进口袋，摸出那两张船票放在我的面前。“把这个拿去，我不是奴隶监工。把这个拿去，要是你愿意，你就走吧。” 我倒不好意思起来。“你误解我啦，”我说，“我有的是时间。天下所有的时间。” 施瓦茨没有搭理。他等着。我把那两张船票拿过来，放进了口袋。 “我安排好乘这样一班火车，”他接着说道，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似的，“要在薄暮时分到达奥斯纳布吕克。我好像觉得这会儿才越过边境。在这以前，人啊，东西啊，即使是在我的故土，对我来说也都陌生得很。可是这会儿，每一棵树都开始说话了。火车经过的村子我都熟悉，不是我在上小学时去过那儿远足，便是我在认识海伦以后的头几个星期里跟她一块儿去玩过。我当年很喜爱这个乡村，正像我喜爱那座有着房屋和花园的城市一样。 “在这以前，我的恐惧都是抽象的，都是一个样。过去发生的事情使我麻痹了，把我变成了石头。我从来不觉得有必要把它分析一下，把它仔细地考虑一番。事实上，我也害怕这样做。可是这会儿，蓦然地，一些细小的东西都开始说话了，和恐惧毫无关系而又构成恐惧的一部分的那些东西。 “乡村并没有改变。它还是从前的那个样子。在残阳的照耀下，尖塔仍然发出淡莹莹的绿锈般的光泽，河流仍然倒映着天空。这都使我记起从前我出去钓鱼，梦想在他乡异地冒险的那些日子——不错，那样的事情我确实经历过很多，可是和我想象中的情况却不完全一个样。蝴蝶和蜻蜓蹁跹飞舞的牧草地并没有改变，栽着树木、开着野花的丘陵也是旧貌依然。它们跟我年轻时候的样子完全相同，在它们中间留下了我的青春——那些日子可以说已经被埋葬了，如果我要用那样的眼光来看待它，或者说准备重新发现那段时光，或是我要争取更加乐观一点的话。 “没有什么能玷污这番景色。从火车上，我没有看见多少人，而且也没有看见穿制服的，仅仅看见那乡村逐渐往暮霭中沉没。站长家小小的庭园里，开着玫瑰、大丽花和百合花。它们全跟以往一个样，‘麻风病’并没有侵蚀到它们。它们攀缘在木制的棚架上，和法国的那些花朵一样。牧草地上站着许多奶牛，也跟瑞士的牧草地一样，棕的、黑的和白的——没有什么万字——同样有着苍老而坚韧的眼睛。我看见一只白鹳在一所农家房舍上嘎嘎地叫着，燕子翻飞，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这种样子。只有人改变了，这一点我知道，可是那天晚上我却看不出来，而且也理解不了。再说，它们也并不像我可笑地设想的那样，一概都不同了。车厢里一会儿挤满了人，一会儿走空了，后来又给挤满了。在一天中的那个时刻，穿制服的人是很少的，所有的人几乎全是普通百姓，他们的谈话跟我在法国和瑞士经常听到的差不多——关于什么天气啊，收成啊，当天发生的大事啊，还有担心战争的爆发啊。对于战争，他们也是害怕的。唯一的差别，就是在德国国外，每个人都知道是德国要发动战争，而在这里，我却听说是别的国家要把战争强加在德国头上。几乎人人都拥护和平，每逢战争爆发之前，人们总是这样的。 “火车停站了。我跟着人群，一起挤出大门。从我最后一次看到它以来，车站内部没有什么改变。跟我记忆中的相比，它仿佛只是显得小了一些，尘灰多了一些。 “我一踏进车站广场，刚才在寻思的那些事情统统都从我的头脑里消失了。夜幕正在降临，空气湿乎乎的，好像才下过一场雨。我再也看不清周围的事物，我身体里的一切都在颤动。我知道，从这以后，我将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而同时，我又觉得什么意外也不会落到我头上。好比我站在一口玻璃钟的底下，这口钟可以保护我，但是也可能随时裂得粉碎。 “我回到售票处的窗口，买了一张回明斯特的车票。我不能住在奥斯纳布吕克。这太危险了。‘最后一班火车，什么时候开？’我问售票员，那个人坐在窗洞里面，沐浴在黄橙橙的灯光里，光秃秃的脑瓜闪闪发亮，活像一尊小镇上的弥勒佛，十分安全，不受外界一切变动的干扰。 “‘一班是九点二十分，还有一班是十一点十二分。’ “我走到一台自动售票机那里买了一张站台票。我要有张车票放在手头，万一在开车之前我就得迅速脱身，也好有个方便。一般说来，站台原也不是一个好的隐蔽场所，可是往往有几个站台可以供你挑选——在奥斯纳布吕克就有三个——你不妨跳上一班就要开出的火车，向列车员解释说，是你搞错了，补张票，到下一站下车。 “我决定跟从前一个朋友通个电话，这个人我知道他并不拥护纳粹政权。他在电话里的声音语调，可以让我知道他能不能帮助我。我不敢直接同我妻子通话，因为我不知道她是不是还过着单身独居的生活。 “我站在那个小小的玻璃公用电话间里，面前放着一本电话号码簿。我翻过一页页肮脏揉皱的书角时，我的心跳得那么厉害，我觉得这心跳的声音连我自己都能够听到，我甚至认为连别人也听得到，于是便伛下身子，免得让人家认出来。我心不在焉地翻到了自己原来那个姓氏的第一个字母。我找到了我妻子的名字，仍然是那个电话号码，可是地址却已经改变了。里斯穆勒广场现在叫希特勒广场。 “我一看到那个地址，就仿佛觉得电话间里这个阴惨暗淡的灯泡忽然发出百倍强烈的光芒。我抬起头来观望，感到外面已是黑夜，而我自己却正站在一间灯光熠耀的玻璃亭里，或是站在一盏探照灯照射的灯光之中。我再一次强烈地意识到我的愚蠢行为。 “我走出电话间，穿过半暗的车站。蔚蓝的天空和‘力量来自欢乐’[28]的海报上面那些愉快的脸蛋，威胁地向我俯视着。准是有一两班火车已经进站了，一大群旅客正在从楼梯上涌上来。一个党卫队员离开人群，朝着我的方向走过来。 “我没有逃跑。说不定他是在找别人。可是他就在我面前立定了，而且直瞪瞪盯着我的脸。‘对不起，’他说，‘您有火吗？’ “‘火？’我重复着。于是急忙答道：‘有，当然！火柴！’ “我把手伸进口袋，摸索着。 “‘干吗要找火柴？’那个党卫队员惊奇地问。‘你的纸烟还燃着呢。’ “我连自己正在吸烟都没想到。我递过烟去。他用自己的纸烟顶住我那闪闪发亮的烟头，同时抽着。‘你抽的是什么烟？’他问。‘味道有点像雪茄。’ “那是高卢牌香烟。我在穿越边境前买了几包。‘是一位朋友送给我的，’我说，‘法国货。黑烟草。他是从法国带回来的。对我来说，这号烟也太烈了。’ “那党卫队员笑了。‘最好的办法，就是根本不要再吸烟了。像元首那样。不过，这样做也不容易，特别是像眼下这种时势！’他行了个礼，走了。” 施瓦茨有气没力地微微一笑。“当我还是一个人，有权利爱去哪儿就去哪儿的时候，我对作家们描写恐惧的那种表现手法，往往表示怀疑——说什么受到恐惧袭击的人的心脏停止跳动啦，他的四肢一点也动弹不得啦，冰冷的寒战传遍他的脊梁啦，浑身冒着大汗啦，我认为那都是些陈词滥调，俗套文章。也许是这样。可是，那倒也是真情实况。我现在感觉到的正是这种滋味，虽然在我淳朴无知的年代，这种情况曾经叫我发笑。” 一个侍者走过来。“你们两位先生想找个伴儿吗？” “不。” 他朝我伛下身子。“在你们回答‘不’字以前，可否让我提请你们注意那两位坐在吧台边的女士？” 我朝她们看了一眼。其中的一个似乎长得很健壮。两个人都穿着紧窄贴身的夜礼服。我看不清她们的脸蛋。“不。”我又说了一遍。 “她们都是贵妇，”那侍者说，“右边那一位是德国人。” “是她叫你来的吗？” “不，先生，”侍者答道，露出一抹叫人消除疑虑的天真微笑，“这是我自己的主意。” “好吧。那就别提了。你还是给我们来点吃的东西吧。” “他要干吗？”施瓦茨问。 “他要把我们拴在玛塔·哈里[29]的孙女身上。你一定是小费给太多了。” “我连账都还没有付咧。你以为她们是特务吗？” “很可能。可都是冲着世界上那个真正的‘国际人物’——金钱。” “是德国人吗？” “其中一个是。”那侍者说。 “你以为她是被派遣来哄骗德国人回去的吗？” “我有点怀疑。眼下这类事情在俄国人身上发生得更多。” 那侍者把一碟开胃小菜给送来了，这道菜是我点的，因为酒劲上来了。我打定主意要保持清醒和机警。“你不想吃东西吗？”我问施瓦茨。 他心不在焉地摇了摇头。“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些烟卷会泄露我的秘密，”他说，“现在，我把所有的东西都彻底检查了一遍。我的火柴也是从法国带来的。我把它跟剩下的纸烟一起扔掉，另外买了德国产的。后来我又记起来，我的护照上有法国的入境印章和签证，万一查问，我也不难说明这些法国烟卷的来源。我浑身大汗，并且为了这样害怕而跟自己大发雷霆。我重新回到公用电话间去。 “我必须再等一会儿。有个女人佩戴着很大一个党徽，连续拨了两个号码，大声发着命令。第三个号码没有接通。那女人走了出来，一副妄自尊大、怒气冲冲的样子。 “我拨通了一个朋友家的号码。那边接电话的是个女人的嗓音。‘能请马顿斯医生听电话吗？’我发现我的嗓音有点儿沙哑。 “‘请问您是哪一位？’那女人问道。 “‘马顿斯医生的朋友。’我不能说出我的名字。可能是他的妻子或者女仆，但是信任她们两人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是个错误。 “‘请问尊姓大名！’那女人说。 “‘我是马顿斯医生的朋友，’我答道，‘请你就去跟他这样说吧。有紧急的事。’ “‘我很抱歉，’那女人的嗓音答道，‘要是您不肯告诉我尊姓大名，我是没法为您去通报的。’ “‘你得破个例啊，’我说，‘马顿斯医生正在等着我的电话呐。’ “‘既然是这样，那您当然可以把尊姓大名告诉我了……’ “我急得没办法，便拼命地搜索枯肠。随后，我听到那边把话筒给挂上了。 “我站在灰暗的车站里，风在其中穿梭。我的第一步，看起来好像那么简单，可就走错了，于是，第二步该怎么走，我便心中无数了。也许我应当直接打个电话给海伦，她家里人会听出我的嗓音来，这个险我只得冒一下了。我不妨另外讲一个姓名，可是讲什么姓名呢？就说是马顿斯医生吧——那会儿别的姓名我一个也想不出来。我迟疑着。随后有个主意浮上我心头，那么清楚明白，即使我十岁时的一刹那间也会闪现出来。干吗不给马顿斯医生打个电话去，就把我小舅子的姓名冒用一下呢？马顿斯跟他挺熟悉，十年前就对他十分厌恶。 “还是原先那个女人来接电话。‘我是格奥尔格·于尔根斯，’我精神勃发地说道，‘请马顿斯医生听电话。’ “‘刚才有过一个电话，就是先生您打来的吗？’ “‘我是冲锋队中队长于尔根斯。我要请马顿斯医生听电话。马上去请他来！’ “‘是，’那个女人说，‘请等一下。’” 施瓦茨瞅着我。“在电话里等待逃生的时候，听着听筒里那种可怕而轻柔的嗡嗡声，这你体验过没有？” 我点点头。“你等待的甚至不一定是逃生。也可能是你试图赶走的那种空虚之感。” 施瓦茨继续讲他的故事。“‘我是马顿斯医生。’我最后听到那边开腔了。我又处在这样一种境地，要是在从前肯定会叫我发笑的。而那时，我的喉咙焦干了。 “‘鲁道夫。’后来我终于嘟嘟囔囔地说。 “‘对不起，您说什么？’ “‘鲁道夫，’我说，‘我是海伦·于尔根斯的亲属。’ “‘我不明白。难道你不是冲锋队中队长于尔根斯吗？’ “‘我是想打电话给他，鲁道夫。要找海伦·于尔根斯。现在你是不是明白了？’ “‘我一点也不明白，’那个嗓音在电话里气呼呼地说道，‘有个病人我才诊断了一半……’ “‘我能不能上你的诊所去，鲁道夫？你现在是不是很忙？’ “‘你到底要干吗？你是谁，我甚至还不知道，可你……’ “‘老沙特汉德。’我说。 “我突然记起童年时，我们在扮演印第安人的时候彼此称呼的名字，这些名字都是从卡尔·梅[30]的小说里找来的，十二岁那年我们都曾贪婪地阅读这些小说。有那么一会儿，我什么都没听到。随后，马顿斯轻轻地说：‘那是什么意思？’ “‘温内图，’我答道，‘你把从前的名字都给忘了吗？哎呀，那些都是元首爱读的书嘛。’ “‘那是事实。’他说。大家都知道，这个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床头总是放着三四十卷卡尔·梅的作品。这些描写印第安人、用陷阱捕兽的人、打猎的人的小说，连十五岁的孩子都认为有点儿荒谬可笑的，却是他最喜爱的读物。 “‘温内图？’马顿斯用怀疑的口气重复了一遍。 “‘是的。我非得来见你不可。’ “‘我不明白。你在哪儿？’ “‘这儿。在奥斯纳布吕克。我们能在哪儿见面？’ “‘我正在给病人看病。’马顿斯呆板地说。 “‘我有病。能上你那儿请你诊断一下吗？’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马顿斯说，他这种嗓音，说明他已经决定好怎么办了。‘如果你有病，就到我这里来见我。干吗还要费事打电话啊？’ “‘什么时候？’ “‘最好是七点半。七点半，’他又说了一遍，‘不要提前！’ “‘好。那我到七点半来看你。’ “我把电话挂好。我满身是汗。我慢悠悠地朝出口处走去。一弯苍白的半月从云层中稍微露出来了一会儿。只消再过一星期，我想，它就会成为一轮新月。正是穿越边境的好时机。我看了看表。还有三刻钟。最好是离开这个车站。凡是在车站周围闲荡的人，往往会引起人家的怀疑。我走的是光线最暗、行人最少的街道。这条路通向古老的城墙。有一段已经给平整了，还栽上了高大的树木。另外那沿河的一段，仍然是原来的样子。我顺着城墙，穿过广场，经过圣心教堂。 “从城墙的上层，你可以越过河面，眺望城里的房顶和高楼。大教堂那巴洛克式的穹顶，在摇曳的月光中闪烁。我熟悉这片景色。它被复印在成千张风景明信片上。我也熟悉河水的气味，熟悉城墙边缘那条马路上的菩提树的味道。 “我看到一对对情侣坐在树木中间的长凳上，从这儿可以看到河流和城市的景色。我在一条空着的长凳上坐下了，为了消磨那去见马顿斯以前的半个小时。 “大教堂里的钟开始敲响了。我心里十分烦躁，只觉得那钟声的振荡确确实实震撼着我。好似在观看一场无形的网球比赛，运动员的一方是我非常熟悉的旧我，他战战兢兢，畏畏缩缩，不敢考虑自己的处境。另一方是新我，他勇敢大胆，甘冒生命的危险，好像没有其他可能的出路——一场古怪的精神分裂的竞赛，由一个冷静客观的人当裁判，这个人尽管毫不偏私，心底里却希望那个新我能够取得胜利。 “我记得那半个小时里的一切详情细节。我甚至还记得对自己做出这种不偏不倚的分析表示的惊奇。倒好像我正站在一间四壁镶有镜子的屋子里，这些镜子漫无穷极、空无一物的空间里前前后后地照射出我的形象，而在每一个映影后面，我都发现另一个映影，俯临在前一个映影的肩膀上。这些镜子似乎陈旧灰暗，因此我也看不清楚那些形象的表情到底是迟疑，是悲伤，还是满怀着希望。照出来的形象都被闪着银光的昏黑弄模糊了。 “一个女人在我旁边坐了下来。我不知道她要干什么，而且我也不清楚这个野蛮政权眼下是不是连这些事情也都要变成军事训练了。因此我站起身来，走了。我听到那个女人在我背后笑着，我后来一直没有忘记在奥斯纳布吕克池堤上那个陌生女人轻盈、相当傲慢，却又表示同情的笑声。” [book_title]4 “候诊室里空荡荡的。窗边一个架子上，放着几株叶子又长又韧的植物。桌子上搁着几本杂志，封面上印的图像里有纳粹党的要人、兵士以及一队希特勒青年团员。我听到急促的脚步声。马顿斯站在门口。他直瞪瞪瞅着我，然后摘下了眼镜，眨巴着眼睛。候诊室的光线很暗淡。他起初认不出是我，大概因为我留了小胡子。 “‘是我，鲁道夫，’我说，‘是约瑟夫。’ “他向我打了个手势，叫我说话轻声些。‘你打哪儿来的？’他悄悄地说。 “我耸了耸肩膀。那有什么关系吗？‘我来啦，’我说，‘你一定得帮助我。’ “他朝我望着。他那双近视眼，在暗淡的光线里，看上去仿佛是养在碗里的一条鱼的眼睛。‘你到这儿来是得到许可的吗？’ “‘只得到我自己的许可。’ “‘你怎么穿过边境来的？’ “‘那没有关系。我来是要看看海伦。’ “他目瞪口呆地瞧着我。‘你来原来为的是这个吗？’ “‘是啊。’我说。 “我突然觉得镇静下来了。单独一个人的时候，我本来一直在发抖。这会儿，我的烦恼激动统统都消失了。眼下的问题是，要让我那位给弄得焦躁不安的朋友镇静下来。 “‘就是来看看海伦？’他问。 “‘是啊，来看看海伦。可你一定得帮助我。’ “‘天哪！’他说。 “‘难道她已经死了吗？’我问。 “‘不，她没有死。’ “‘她在城里吗？’ “‘在。至少她一星期前还在城里。’ “‘我们能在这儿谈话吗？’我问。 “马顿斯点点头。‘我把我的接待员打发走了。如果有什么病人上门来，我也可以把他们给打发走。我不能请你到我家里去。我已经结婚了。两年前，你总懂的……’ “我懂。在这个千年帝国[31]，亲戚家属都是不能信任的。告密，被德国的救世主们看作是民族的美德。这方面，我自己就有切身的体会。密告我的，是我妻子的弟弟。 “‘我的妻子不是党员，’马顿斯急忙说道，‘可是我们从来没有——’他慌慌张张地瞅着我——‘讨论过像眼下这样的事情。她有些什么想法，我没有确切的把握。请到里面来吧。’ “他推开了诊察室的门，随手就把它锁上了。‘让它开着吧，’我说，‘一间锁上了门的屋子，比我们万一被人看见更会引起怀疑。’ “他把钥匙从锁孔里往回转了一下，望着我。‘约瑟夫，看在上帝的份上，你到这儿来干什么？你是偷偷过来的吗？’ “‘是的。可你用不着把我隐藏起来。我住在城外一家旅馆里。我之所以来找你，是因为只有通过你，才能让海伦知道我已经来到了这儿。五年来，我没有接到过她一封信。我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甚至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已经再婚了。如果她已经……’ “‘你来难道就是为了这个吗？’ “‘是啊，’我惊讶地答道，‘不是为了这个，我干吗要回来？’ “‘我们一定得把你隐藏起来，’他说，‘你不妨在这张长沙发椅上宿一夜。七点以前，我会把你唤醒。七点，那个女佣人就要进来打扫。八点过后，你可以回来。不到十一点，不会有病人上门的。’ “‘她有没有再婚？’我问。 “‘海伦吗？’他摇了摇头。‘我甚至认为她还没有跟你离婚呢。’ “‘她眼下住在哪儿？还是从前那套公寓吗？’ “‘我想是的。’ “‘有人跟她住在一起吗？’ “‘是的。’ “‘和谁？是和她母亲、妹妹、弟弟，或者别的什么亲属吗？’ “‘那我没把握。’ “‘你一定得打听清楚，’我说，‘而且你一定得告诉她，我已经来到了这儿。’ “‘你干吗不自己去告诉她呢？’马顿斯问。‘电话就在那边。’ “‘万一她不是一个人在家呢？如果她弟弟在那里，那怎么办？他已经密告过我一次了。’ “‘这倒是事实。她大概也跟我一样会目瞪口呆。那样就有可能让她把秘密泄露出来。’ “‘我甚至还不知道她对我是什么感觉，鲁道夫。已经有五年了，可我们的婚姻生活却只有四年。五年比四年长——而分离比在一块儿生活更起作用。’ “他点了点头。‘我不懂。’他说。 “‘这一点我能明白。我对自己也还搞不懂呢。我们过的生活不一样。’ “‘你干吗不写信给她？’ “‘所有这一切，我现在没有办法解释，鲁道夫。快去找找海伦。跟她谈一谈。看看她有些什么想法。如果情况还不坏，你就告诉她我在这儿，并且问问她我们怎么样见面。’ “‘你要我什么时候去？’ “‘马上就去，’我惊跳了起来，‘还要等什么啊？’ “他望了望四周。‘那你去哪儿呢？这儿不安全。我妻子很可能就会叫女佣人下楼来找我。我一般总是下班以后就到楼上去的。这个，她已经习惯了。我可以把你锁在屋子里，可是那样会引起人家的怀疑。’ “‘我也不愿意让自己给锁在屋子里。’我说。‘你不能告诉你妻子，说你非得出去看望一个病人不可吗？’ “‘等我回来之后，我会这样告诉她。这样做，简单些。’ “我看见他眼睛里的一道闪光，有那么片刻工夫，他的左眼仿佛在微微地眨巴着。这情景使我回想起我们的童年时代。‘我可以等在大教堂里。眼下这时势，教堂几乎跟在中世纪时代一样安全。我什么时候打电话给你？’ “‘一小时以后。就说你名叫奥托·施图尔姆。我怎么能找到你？你就不能索性到一个有电话的地方去吗？’ “‘有电话的地方是危险的。’ “‘不错，也许是这样。’他迟迟疑疑地站在那里一会儿。‘是的，也许你的话是对的。要是我还没回来，你再打个电话，或者留个口信说你在哪儿。’ “‘好。’ “我拿起我的帽子。‘约瑟夫。’他说。 “我转过身去。 “‘外边情况怎么样？’他问。‘没有……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我答道。‘是的，差不多是那样。什么都没有。可是，也不完全是那样。可是这里的情况怎么样呢？什么都有，除了那一样最关紧要的东西，不是吗？’ “‘没有那么好，’他说，‘没有那么好，约瑟夫。不过表面上倒是金光灿灿的。’ “我顺着一条最最冷落的街道往大教堂走去。路并不远。在克拉恩街上，有一队齐步行进的兵士打我旁边走过去。他们唱着一支我不熟悉的歌。在教堂广场上，兵士更多了。稍微再远一点，小教堂的三个十字架旁边，一大群人聚集在那儿——有二三百人，大部分都穿着纳粹党的制服。我听到一个嗓音，想找出来是谁在那里讲话，但什么也没找到。终于，我的眼光偶然落到撑起在讲台上的一个黑色扬声器上。它立在一盏电灯下面，光秃秃，孤零零，一个自动装置，叫嚷着德国夺回每一寸土地的权利，更强大的德国，复仇。世界的和平，它咆哮道，只有通过一种途径才能得到保障：全世界必须按照德国的要求行事。那才是正义的，公道的。 “又刮风了，摇曳的树枝把晃动的阴影洒落在人们的脸上，号叫的机器上，以及他们背后教堂墙头那静谧的雕像上：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一边一个强盗[32]。听众的脸都全神贯注，样子也变了。那自动装置向他们叫嚣的，他们都信以为真；他们处于一种奇妙的催眠状态，向这个脱离肉体的嗓音欢呼喝彩，倒像它是一个活人似的。这个场景，在我看来，这恰好代表了我们这个时代那邪恶如恶魔般的暴民精神，也代表了所有跟着口号走的受惊的、歇斯底里的人群。至于那些口号来自右派还是来自左派都无所谓，只要它们能使群众不动脑筋、不负责任就行。 “我没有料到大教堂里会有这么许多人。后来我才记起，五月的每天晚上都要望弥撒。有一会儿，我在思忖新教的教堂是不是会好些，可是我不知道到了晚上它们会不会还开着。我挤到门口近旁一张空着的靠背长椅上。圣坛上亮着辉煌的烛光，可是教堂的其他部分却显得阴森暗淡，人家要把我认出来也不太容易。 “一个神甫身处焚香的烟霭和蜡烛的光芒中在圣坛周围走动，周围几个辅祭穿着红色的教袍和白色的法衣，其中有一个正摇动着烟霭袅袅的香炉。我听着管风琴和唱歌的声音，仿佛觉得我正在望着跟外面的那些同样的变了形的脸，同样的梦游病患者似的出神的眼睛，眼睛里洋溢着毫不怀疑的信仰和想不负责任而安全存身的那种渴望。教堂里的气氛比外面的更幽雅，更温和。可是，这种劝说我们爱上帝、爱邻人的宗教，也并非一直都是那么温和：在漫长的黑暗时代，它也曾经流过大量的鲜血。它一旦不再受人迫害，就马上反过来，开始用火，用剑，用酷刑去迫害他人。海伦的弟弟在集中营里审问我的那一回，就提到过这一点：‘我们采用了你们教会的方法。你们的宗教裁判所用上帝的名义来严刑拷问，教育我们该怎么样去对付信仰的敌人。其实，我们倒并没有那么残酷：只是在特殊的情况下才把人活活烧死。’他向我讲这些话的时候，我正被吊在一个十字架上——那是他们威逼犯人招供的较轻的刑罚之一。 “站在圣坛那儿的神甫举起那金色的圣体盒，为在场的信徒们祝福。我纹丝不动地坐着，可是仿佛觉得自己漂浮在一个满是炉香、抚慰和亮光的温水浴缸里。接着，最后一支圣歌开始演奏了：‘愿汝在今夜成为我的保护者和守卫者。’这支歌，我小时候唱过。那时候，夜晚的黑暗让我恐惧——现在，让我害怕的却是亮光。 “人们开始离开教堂。我还要等一刻钟。我溜到撑住拱顶的一根大柱子旁边的一个角落里。 “那一瞬间，我看到了海伦。最初，我没认出是她，因为我没料到她会在这儿。后来，她打我身边走过了几步路，到了一处人群已经不太拥挤的地方，从她向前走时摆动肩膀的样子，我才认出她来。她好像没有碰到别人，而是在人群的缝隙中悄悄溜过去似的。蓦然间，她差不多摆脱了人群，在那条宽阔的中央通道上站住了。映衬在烛光和高大的罗马风格窗户那蓝里带红的黝黯色彩中，她看上去娇小苗条，好像茫然不知所措。 “我站起身来，试图引起她的注意。我不敢打招呼。人还是太多了，一打招呼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她仍然活着，这是我的第一个念头。她没有死，也没有生病。在我们这种处境，这往往是第一个念头。你感到惊奇，某样东西居然还跟从前一样——某人居然还在那儿。 “她急匆匆朝唱诗班那儿走去。我悄悄离开靠背长椅，走出来，跟着她。到了圣餐围栏旁边，她立定了，转过身来。她朝那些仍然跪在靠背长椅行列里的人们仔细打量了一番，随后慢慢地顺着通道往回走。我纹丝不动地站着。她肯定能在一排靠背长椅间发现我，所以她在我身边走过，挨得那么近，我们差一点就要触碰到了。我跟着她。等她再一次立定下来的时候，我也在她背后站住了。‘海伦，’我说，‘不要回过头来。走到外面去。我会跟在你后边。千万不能让人看见我们在这儿。’ “她一阵哆嗦，好像被人打了一下，可是她继续往前走着。她究竟干吗要到这儿来呢？我们冒着极大的危险，很可能会被人认出来。可是我自己，原先也并不知道这里会有这么多的人。 “我看着她在我前面继续往前走，可是我毫无耐心，因为我巴不得尽快走出教堂。她穿着一身黑衣，戴着一顶小小的帽子，伸直的脑袋微微侧向一边，仿佛在谛听我的脚步声。我在她后面放慢了脚步，同她保持着一定距离又不致她走出我的视线。我从经验中学到，你被人认出来，往往只因为你跟别人太靠近了。 “她经过石制的圣水盆，穿过高大的正门。接着，她往左转，沿着大教堂，有一条石板铺砌的宽阔走道，用系在砂岩柱子上的铁链将它同广场分隔开。她跳过铁链，往黑暗中走了几步，站住了，然后转过身来。那一刹那，我觉得这便是我的生命，我全部生命正在我前面走着，明明已经离开了我，随后却突然又回到我的身边，我说的这些又是一堆陈词滥调，这句话既正确，又不正确。尽管如此，我还是有了这种感受，不过，那并不是我的全部感受。我向海伦走过去，向她那黝黑的身影，向她那苍白的脸蛋，向她的眼，向她的嘴，我觉得落在我后边的都是那过去的一切。我们不在一起的岁月并没有消失。它们依然存在着，不过那只是我在书里读到过的东西，而不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东西。 “‘你是从哪里来的？’没等我走近她，海伦就问我，那口气简直像怀有敌意。 “‘从法国。’ “‘他们放你进来的？’ “‘不，我是偷越边境过来的。’ “这些问题马顿斯差不多都问过。 “‘为什么？’她问。 “‘来看你。’ “‘你不应该回来！’ “‘我知道。一天又一天，我都对自己说别回来。’ “‘那你为什么又要回来呢？’ “‘如果我早知道，我也就不会在这儿了。’ “我不敢去吻她。她正好站在我面前，可是那么僵硬，我想我要是碰她一下，她也许会断裂。我不知道她有些什么想法，可是我又看见她了，她活着，现在我可以走了，或者等一等，看看还会发生什么事。 “‘你不知道吗？’她问。 “‘我明天会知道的。或者下个星期。或者更晚一些。’ “我朝她望着。有什么要知道的？要知道的东西，只是一丁点儿在浪尖上荡漾的泡沫。每一阵风都会把它吹走的，可是波浪依然还在。 “‘你已经来了。’她说。她的脸，不像刚才那么僵硬，变得柔和了。她走近一步。我抓住她的两条手臂，她却用双手抵住我的胸脯，好像要让我离远一些。我有这样一种感觉，仿佛在这个阴暗有风的广场上，我们面对面，单独两个人站了好长一段时间。街上的嘈杂声听起来瓮声瓮气，好像有一堵玻璃墙把我们跟外界隔开了。广场尽头，在我左边大约一百步开外，就是那座台阶雪白、灯火通明的国家剧院。我还记得，当时有一刹那，我模模糊糊地感到惊奇，戏剧居然还在演出，剧场居然还没改成营房或监狱。 “一群人打我们旁边走过去。其中有一个人笑了起来，还有几个人回过头来朝我们张望。‘走吧，’海伦悄悄地说，‘我们不能留在这儿。’ “‘那我们到哪儿去？’ “‘到你的公寓去。’ “我想我一定是听错了。‘哪儿？’我又问了一遍。 “‘到你的公寓去。还能到哪儿去啊？’ “‘一上楼梯，就会有人认出我来的！那所公寓里，住的难道不就是从前那些人吗？’ “‘他们不会看见你的。’ “‘那么那个女佣人呢？’ “‘我会叫她夜里不要来。’ “‘那么明天早晨呢？’ “海伦瞅着我。‘你那么路远迢迢地来到这儿，难道只是为了问这些话吗？’ “‘我回来可不是为了叫人给抓去关进集中营啊，海伦。’ “她终于微笑起来了。‘约瑟夫，’她说，‘你没有变。你到底是怎么来到这儿的？’ “‘我自己也不知道。’我答道，无法不跟着她微笑起来。我记得过去有时候，她对我那个迂腐劲儿生起气来，说话也是这种口气。追怀往事，危险也就忘了。‘可我已经来到了这儿。’我说。 “她摇了摇头，我看见她眼睛里噙满了泪水。‘还没有，’她答，‘还没有。现在咱们就走吧，要不，他们真的要把咱们抓走了。看这情形，倒像我在撒泼吵闹似的。’ “我们穿过了广场。‘我不能马上就跟你去，’我说，‘你得先把那个女佣人打发走。我在明斯特一家旅馆里开了个房间。在明斯特，没有人认识我；我的意思是住到那边去。’ “她一动不动地立定了。‘住多久？’ “‘我不知道，’我答道，‘事先我怎么也没法考虑好。我只知道我要来看你，知道我早晚还得要回去。’ “‘还是越过边境？’ “‘当然了，海伦。’ “她沉下了脑袋，继续往前走。我想，我这会儿应当觉得非常幸福，可是我一点也没有那种感觉。只是到了后来，你才真正有了这样的感受。现在——现在我才知道我当时是幸福的。 “‘我一定得打个电话给马顿斯。’我说。 “‘你可以从你的公寓里打电话给他嘛。’海伦答道。她每回讲到‘你的公寓’，总叫我怔一怔。她是故意这样说的。我不知道是为什么。 “‘我答应马顿斯过一小时就打电话给他，’我说，‘就是现在。如果我不跟他通电话，他一定会以为出事了。他说不定会做出什么蠢事来的。’ “‘他知道我来跟你见面。’ “我看了看表。我早该在一刻钟之前就打电话的。‘我到最近的一家咖啡馆去跟他通个电话，’我说，‘只要一秒钟就够了。’ “‘上帝啊，约瑟夫！’海伦气呼呼地说道。‘你真是一点儿也没有改变。你甚至比以前更加迂腐了。’ “‘也许是这样，’我说，‘可是我从经验中懂得，不注意小节，可能会带来怎样的灾难。我也懂得，危险临头的时候，等待是种什么滋味。’我挽住她的胳臂。‘要是我不那么迂腐，海伦，我也不会还活着。’她搂紧我的胳膊。‘我知道，’她嘟嘟囔囔地说，‘可你难道不了解，如果我让你单独待一分钟，我就会担心你出事吗？’ “我感受到了世界上所有的温暖。‘不会出什么事的，海伦。而且我的迂腐会使你放心的。’ “她微微一笑，扬起她苍白的脸。‘快去打电话吧。可是不要在咖啡馆里打。那边有一个公用电话间。是你不在的时候设立的。那里比在咖啡馆安全。’ “我走进玻璃公用电话间。海伦等在外面。我拨了马顿斯的号码。电话线占线。我等了一会儿，又一次拨了号码。硬币叮的一声被退了回来。线路仍然占线。我有点儿焦躁起来。透过玻璃，我可以看见海伦正聚精会神地踱来踱去。我向她打了个手势，可是她没有看见我。她在监视着街头，可又尽量做到不露一点声色，她既是个警卫员，又是个守护神，两者同在她一人身上，这时候我才注意到，原来她穿着一套十分合身的套装。在等待的那一段时间里，我还看到她嘴唇上涂着点儿口红。在黄橙橙的灯光下，那颜色看起来仿佛是黑的。我记得在新德国，大家都不赞成涂用胭脂和口红。 “拨了第三次号码，才接通马顿斯。‘我的妻子在打电话，’他说，‘差不多打了半小时。我没法儿叫她挂断。’ “‘她此刻在哪儿？’ “‘在厨房里。我只好让她打。你理解吗？’ “‘我当然理解。一切都很好。谢谢你，鲁道夫。忘记你见过我。’ “‘你眼下在哪儿？’ “‘在街上。谢谢你，鲁道夫。我现在不需要什么了。我要找寻的，已经找到了。我们俩在一起。’ “我透过玻璃望着海伦，正要把电话挂断。‘你知道你要住在哪儿吗？’马顿斯问。 “‘我想我是知道的。不要担心。把今天晚上的事忘了，当是你做了一个梦。’ “‘如果还有什么别的事我可以帮忙，’他迟迟疑疑地说，‘就让我知道吧。起初那会儿，我实在太惊奇了。你明白……’ “‘明白，鲁道夫，我明白。如果我需要什么，我一定会让你知道的。’ “‘如果你要在我这儿过夜……我们可以谈谈……’ “我微微笑了笑。‘我们以后再看吧。现在我必须把电话挂断了……’ “‘好的，当然。’他急忙说。‘请你原谅。我祝你好运，约瑟夫。我真诚地祝福你！’ “‘谢谢你，鲁道夫。’ “我走出不通风的公用电话间。一阵风吹来，差点儿把我的帽子给吹落了。海伦冲到我面前。‘快到家里去吧！你的那种谨慎小心已经传染给我了。我仿佛觉得有一百只眼睛正在暗地里盯着我们。’ “‘你雇用的还是那个女佣人吗？’ “‘莉娜？已经不是了，她替我弟弟当密探。他要知道你是不是写信给我。或者我是不是写信给你。’ “‘那么，眼下的这一个呢？’ “‘她是个哑巴，而且她也不来管我的事。如果我叫她周末不要来上班，她一定会很高兴。她不会有什么别的想法的。’ “‘你还没有把她打发走吗？’ “她微微一笑，样子美极了。‘我先得确定你确实要住在这儿。’ “‘你先得把她打发开，我才可以进去，’我说，‘她怎么也不能看见我们。我们不能到一个别的什么地方去吗？’ “‘去哪儿呢？’ “真的，去哪儿呢？海伦笑了起来。‘我们站在这儿，活像两个十来岁的少年，正在寻思上哪儿去秘密约会，因为他们的父母认为他们年纪太小。我们能上哪儿去呢？城堡公园吗？那里八点钟就关门了。坐在市政公园的长凳上吗？还是上一家糕饼店去？那都是危险的。’ “她说得对。这些都是我事先没有估计到的细节——你也没法事先估计到。‘是的，’我说，‘我们站在这儿，的确像是两个十来岁的少年。’ “我瞅着她。她今年二十九岁，可是她没有什么改变。分开的那五个年头，从她身上溜走，正像水从一只小海豹身上泻掉一样。‘我到这儿来，也像是一个十来岁的少年做出的事，’我说，‘一切理性都反对我这样做。可我事先并没有多加考虑。我甚至还不知道你是不是已经跟别人结婚了。’ “她没有回答。她那褐色的头发，在街灯的照耀下闪闪发光。‘让我先走，去把那女佣人打发开，’她说，‘可是我不愿意撇下你一个人留在街头。你也许会像来的时候一样，突然之间就不见了。我走开的这一会儿，你打算上哪儿去呢？’ “‘你刚才发现我的地方。一座教堂里。我可以回到那大教堂去。教堂是安全的，海伦。我已经成为法国、瑞士、意大利的教堂和博物馆专家了。’ “‘过半小时就回来，’她轻轻地说，‘你还记得我们那套公寓的窗子吗？’ “‘记得。’我说。 “‘如果角上的窗子开着，那说明没有问题，你就可以上来。如果关着，那你稍待一下，等我把窗子打开。’ “这叫我想起了童年，那时候我跟马顿斯一起扮演印第安人。那个时节，约定的信号就是窗子里的一盏灯。老沙特汉德或是温内图会等在下面。生活是在重复自己吗？是不是会有什么东西真的能够重复出现？ “‘好。’我说，迈步走开了。 “‘你要上哪儿去？’ “‘我想看看圣玛丽教堂是不是还开着。如果我的记忆没有欺骗我的话，那是哥特式建筑的一个绝妙典范。我已经学会欣赏这些东西了。’ “‘别说胡话了。’她说。‘只能撇下你一个人，这已经是够糟的了。’ “‘海伦，’我答道，‘我已经学会照顾我自己啦。’她摇了摇头。她脸上那股刚毅之色消失不见了。‘还是不行，’她说，‘还是不行。万一你没回来，我该怎么办呢？’ “‘你一点办法也没有。你还是那个电话号码，是吗？’ “‘是的。’ “我拍了拍她的肩膀。‘海伦，’我说，‘一切都会很顺利。’ “她点点头。‘让我带你到圣玛丽教堂去。我一定要深信无疑，你确实到那里了。’ “我们悄没声息地走着。去那儿并不远，海伦一句话也没说，撇下就我走了。我目送着她，看她穿过旧市场。她走得很快，没有回过头来看一眼。 “我就在大门底下的昏暗中站住了。右边是市政厅，除了那上面石刻的脸庞被一抹惨淡的月光照到以外，其余都沉浸在阴影里。1648年，三十年战争的结束，就是在那市政厅外面的台阶上宣布的。1933年，千年帝国也是从这里开始的。我在思忖，是不是能够活着看到宣布它的终结。对我来说，希望渺茫。 “我没有试着走到教堂里去。我忽然对躲藏起来的想法大起反感。我仍然下决心要谨慎一点，可是打从我见到海伦以来，我实在不愿意再像一只被追猎的野兽那样行动了，除非我非这样做不可。 “但话说回来，在这里待太久，也不安全，因此，我就开始慢慢溜达。这座以前看来充满危险、既熟悉又生疏的城市，现在苏醒过来了。我感觉到它所以是这样，是因为我自己也开始活过来了。我想，最近几年我那隐姓埋名的生活，看上去是那么空虚，只是纯粹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挣扎，倒也不是毫无用处的。它使我得到锤炼，而现在，如同一朵夜里开放的花朵，我那以前从未体会过的生活的意义，在我心头产生了。这里一点浪漫色彩都没有，不过这很新鲜，激动人心，好像一朵硕大的、色彩绚丽的热带花，不可思议地忽然开放在一株普通花园里栽培的植物上，这株植物本来指望最多也只能暴出一两个小得可怜的蓓蕾而已。我走到河边，立定在桥上，倚着栏杆，俯视底下的河水。在我左面，立着一座中世纪的岗楼，现在被一家洗衣店占用了。窗子里亮着灯光，姑娘们还在干活。那亮光分散成一缕缕宽阔的光束，射过河面。栽有菩提树的黑魆魆的城墙，突兀地映衬着高高的天空，右面是一些花园和那座大教堂的侧影。 “我纹丝不动地站着，身心完全松弛了。听不见一点儿声响，除了水的泼溅声和洗衣店姑娘们在窗子里面那闷声瓮气的声音。我听不清她们在讲些什么。我听到的似乎只是还没形成言语的人的嗓音，只是有人在近旁的标志，但还不像完成的言语那样，是虚假、叛卖、愚蠢和发狂般孤独的标志，是一种把听来如同美妙曲调的声音加以歪曲的丑恶的泛音。 “我呼吸着，仿佛觉得我在呼吸的时候跟河水和着同样的节奏。有那么一段无始无终的时间，我甚至觉得自己是桥的一部分，觉得河水正在随着我的呼吸流过我的全身。这似乎十分自然，我一点也不觉得惊奇。我没有任何的思索。我的思想已经跟我的呼吸和那河水一样变得毫无意识了。 “一缕暗淡了的光线，急速地穿过我左边的一行菩提树。我的视线跟随过去，随后我又听到那些姑娘的嗓音。我意识到，有那么一会儿，我并没有听见她们的声音。随后，我又闻到了被微风吹过水面的菩提树的味道。 “那缕移动的光线消失了，在这同时，我背后的那些窗子也变黑了。有一会儿工夫，河水一片漆黑，随后我又看见那一点一点、亮晶晶的月光，洗衣店里的灯光刚才都把它给淹没了。现在只剩下了月光，可是它的闪动却比代替它的那种粗陋的、黄橙橙的光线更加优美雅致和绚丽多姿。我想到我的生活，几年之前，一点光芒在我的生活中熄灭了，我不知道以前从来不曾见过的无数柔和的光芒是否就不会在我的生活中重现了——如同河面上那闪闪发亮的月光。在这以前，我一直只认为我丧失了什么——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说不定从这里面我也得到了一些什么。 “我走下桥来，在城墙上那一行行黑乎乎的树木中间踱来踱去，等着挨过那半个小时。夜更深了，菩提树的味道也更加浓郁，月亮把银光撒在房顶和高楼上。仿佛这个城市正在竭其所能，要让我明白我是在编造谎言，任什么地方都没有什么危险在暗中等待我，经历了一次长时间、漫无目的的旅程，我可以安心回家，一切都恢复正常了。 “我用不着警惕这样的心情。我心里自有一种东西在主动地防备着，在向四面八方凝视。我在巴黎、罗马和其他城市里被捕的次数太多了，当时恰恰都怀着这样的心情——向美屈膝投降，被爱啊，理解啊，遗忘啊这些幻影哄骗得产生了一种安全感。警察是不会忘记的。月光和菩提树的味道不会把密探变成圣徒。 “我的感官灵敏得如同蝙蝠的翅膀，我小心翼翼地朝着希特勒广场走去。房子就在拐角上，那里有一条街道通进广场。那条街用的还是从前的名字。 “窗子开着。我记起了海洛和勒安德耳的故事[33]，还有王子和公主的童话，神话里讲到那个修女把灯火熄灭，王子淹死了。我想我不是王子，不过，德国的确有很多美丽的神话，也许正因为是这个缘故，才有世界上最叫人惊心怵目的集中营。我沉着地穿过那条街，这里不是什么赫勒斯庞特，也不是什么北海。 “走到大门口，我看见有人从门厅里走过来。已经来不及回头了，我就朝着楼梯往前走，带着一种像是知道要去哪儿的镇定自若。那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我从前没有见过。我的心停止跳动了——”施瓦茨微微笑着。“那又是一种陈词滥调，你要是没有感受过，你是不会相信的。我没有回过头去张望。我听到大门关上了，便急急忙忙地奔上楼。 “房门半掩着。我推门进去，海伦在那儿。‘有人看见你了吗？’她问。 “‘有，是个老妇人。’ “‘没戴帽子的吗？’ “‘对，没戴帽子。’ “‘准是那个女佣人。她的房间在阁楼上。我关照她星期一下午之前都不要来了。刚才那段时间里，她一定在梳妆打扮。她觉得别人除了在她的衣着上找差错就没别的事可干了。’ “‘不要为她而担心了，’我说，‘是她也好，不是她也好，反正她不认识我。有人认识我的时候，我是知道的。’海伦接过我的雨衣和帽子。她正想把它们挂在前厅里。‘不要把它们搁在这儿，’我说，‘有人会看见的。放到壁橱里去吧。’ “‘没有人会来的。’海伦说着，带我往起居室去。 “我先把房门给锁上，随后跟她走了。 “在我流亡的最初几年里，我常常想家。后来，我试着把它忘了。现在我尽管回到了家里，也没觉得怎么样。对我来说，它好像是一幅画，曾经是属于我的，并使我想起自己的某一段生活。我站在门口。几乎什么也没有改变。不过长沙发和椅子都已经整修过了。‘它们以前不都是绿色的吗？’我问。 “‘是蓝色的。’海伦说道。” 施瓦茨朝我转过身来。“事物都有它们各自的生命，要是你把它们的生命跟你自己的相比，那可太糟糕了。” “为什么要去比呢？”我问。 “难道你不比吗？” “要比的，但是方式不一样。我总是拿自己来比。当我在河边饿了的时候，我就拿一个想象中的我来和我自己相比，这个我除了饿之外，还患有癌症。这样一比，我会得到片刻的幸福，因为我只是饿了，却没得癌症。” “癌症，”施瓦茨说，直瞪瞪瞅着我，“你是怎么想起这个来的？” “我也可以说梅毒。或者说结核病。癌症好像最说得通。” “说得通？”施瓦茨仍然一眼不眨地紧盯着我。“癌症也不一定最说得通。你这话简直不可思议。” “好吧，”我用一种和解的口气说道，“我只是拿这个来当一个例子罢了。” “简直不可理解。” “每一种致命的疾病都是这样的，施瓦茨先生。” 他一声不响地点了点头。“你肚子还饿吗？”隔了半晌，他问。 “不饿。怎么了？” “你说过你饿啊什么的。” “自从跟你在一起，我已经吃过两顿晚饭了。” 他抬起头。“听听！吃过晚饭了！多么舒适！等过去之后回头看，多么不可企及啊！” 我没吭声。停了一会儿，他更加镇静地说道：“椅子是黄色的。它们都已经重新做过了；在我受尽命运的种种嘲弄的那五年里，所有的变化就是这一点。有时候，事物会变得不协调，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是的，”我说，“一个人死了，可是他的床依然还在。他的家也依然还在。具体东西都保持着原来的样子。我们要是能够也把它们一起毁掉就好了！” “除非它们对我们毫无意义，否则我们是不能把它们毁掉的。” “这话说得对，”我说，“除此以外，人的生命也并不是那么重要的。” “不重要吗？”施瓦茨说，他那朝我扬起来的脸上有一种痛苦的表情。“不重要吗？不，当然不了！可是告诉我，如果生命不重要，那么什么是重要的呢？” “没有什么是重要的，”我说，即使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也知道它是既正确又不正确的，“把事物说成是重要的，都是我们自己。” 施瓦茨急速地喝了一大口深色的酒。“为什么就不能这样呢？”他大声问道。“你能告诉我，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它们说成是重要的呢？” “不，我没法告诉你。不管怎么说，那毕竟是一种愚蠢的讲法。我自己把生命是看得相当严肃的。” 我看了看表，刚刚过两点。乐队正在演奏伴舞的音乐，一支探戈舞曲。喇叭那短促的、调低了的乐音使我想起一艘出航轮船那远去的汽笛声。只差几小时，就要破晓了，我想，那时候，我就可以离开这儿了。我伸手到口袋里去摸了摸那两张船票，仍然在那儿。我几乎已经以为它们不在那儿了。那听不惯的音乐，那酒，那挂着帘幔的房间，还有施瓦茨的嗓音，造成一种使人昏昏欲睡的虚无缥缈的气氛，毫无真实感。 “我仍然站在起居室的门口，”施瓦茨继续讲下去，“海伦望着我，问：‘在你看来，你这个家难道就变得这样陌生了吗？’ “我摇摇头，往前走了几步。我忽然浮起一种奇妙的窘迫之感。屋子里的东西仿佛都在向我伸出手来，但是我已经不再属于它们了。也许我也已经不再属于海伦。‘样样东西都跟从前一个样，’我急忙说道，流露出一种强烈的热情，‘样样东西都跟从前一个样，海伦。’ “‘不，’她答道，‘样样东西都跟从前不一样了。你为什么要回来？难道就为了这个？就因为样样东西都会跟从前一个样吗？’ “‘不，’我说，‘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可是，我们以前不是住在这儿吗？那些年月都到哪里去了？’ “‘不是在这儿。而且，那些年月也不在我们已经扔掉的旧衣裳里。这就是你的想法吗？’ “‘不。我不是在找寻我自己。可是，你是一直待在这儿的。我是在找寻你啊。’ “海伦古怪地瞥了我一眼。‘你以前为什么没有想到要找我呢？’她说。 “‘以前？’我不解地问。‘你这是什么意思？我没有办法更早一点回来啊。’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是在你出走以前。’ “我不了解。‘那我该问你些什么呢，海伦？’ “她没有马上回答。随后，她急促地说：‘你为什么不曾要我跟你一块儿走呢？’ “我直瞪瞪地瞅着她。‘跟我一块儿？离开你的家？你的家庭？你所喜爱的一切？’ “‘我恨我的家庭。’ “我完全被弄糊涂了。‘你可不知道外面是什么情况。’我最后自言自语地说。 “‘那个时候，你也不知道。’ “这话是对的。‘我不想带你离开这里，’我有气没力地说。 “‘我恨这个地方，’她答道，‘我恨这里的一切。你为什么又回来了？’ “‘那个时候，你并不恨它。’ “‘你为什么又回来了？’她重复了一遍。 “她站在房间的另一头，几张黄色的椅子和五年多的时间把她跟我隔开了。一股怀有敌意和含有苦味的浪潮，一股脑地向我脸上打过来。在我逃亡的时候，我的行动好像是十分自然的。流亡生活的危险和动荡，我怎么能把海伦也牵连进去呢？可我现在却觉得，我那样地逃跑，留她一个人在家，也许深深地伤害了她。 “‘你为什么又回来了，约瑟夫？’她问。 “我本来想说，我是为了她才回来的。可是，这会儿我却不能这么说。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了。我看到了以前从未看到过的东西：驱使我回来的乃是一种隐秘的、真正的绝望。我所储存的东西，都已经给用光了。我那毫无掩饰的自卫本能还不足以强大到让我经受这令人寒心的孤独。我没有能够建立一种新生活。在我心里，我也从来没有真的想这样做，因为我就从来没有真的抛却我的旧生活。我既不能忘掉它，又不能战胜它。坏疽已经侵入，我非得做出抉择不可。我可以让自己烂掉，要不就回去，试着把它治好。 “我一直没有把这一切考虑清楚，即使在现在，我也仅仅明白了一半。不过即使仅仅知道现在这样的一丁点儿，也是一种巨大的宽慰。我那压抑和窘迫的感觉消失了。现在我知道，我为什么来到了这儿。从五年的流亡生活中，我没有带回什么东西，除了我那磨练得敏锐了的感官、生存的渴望，以及一个逃亡罪犯的警戒和经验。在所有其他方面，我都已经破产了。在边界之间那片无人地带度过的黑夜，为了一点食物和几小时睡眠而挣扎的那种生活造成的令人痛苦的厌烦，鼹鼠似的地下生存——当我站在这儿，站在我家门槛上的时候，所有这一切都已经离我而去了。我已经破产，可是至少我还没有负债。我是自由的。这不是什么回来。那过去几年中的我，在我越过边境的时候已经自杀了。已经死了。另一个我是活着的，而那是一件礼物，无关责任。”施瓦茨向我转过脸来。“你懂得我的意思吗？我不自觉地重复着这些话，讲得又是矛盾百出的。” “我想我是理解你的，”我答道，“能够自杀也是一种福气，虽然我们不大欣赏这种做法。它会给你一种意志自由的错觉。说不定我们走自杀绝路的次数要比我们猜想的更多呢。我们只是不知道罢了。” “就是这句话嘛！”施瓦茨恳切地说。“但愿我们能够知道那是自杀！那么，我们还可以起死回生。我们可以活上几世，用不着拖着经验的痈疽，从一个危机转到另一个危机，而结果还是要死在它们手里。 当然，我当时没办法向海伦解释清楚，”他继续说道。“而且，我也没有这样做的必要。突然之间，我觉得那么轻松，可以用不着解释了。因为正相反，我觉得解释只会引起混乱。她大概是要我说，我回来是为了她的缘故。可是，用我新的眼光看来，我知道那将是我的毁灭。过去将会在我们的头顶上崩坍下来，连同它所有的谴责，它所有的罪孽，还有失去的机会和受损的爱情，而我们将永远找不到我们的出路。现在看来，这种精神自杀差不多充满了欢乐，如果这种精神自杀的念头有任何意义的话，那它必须是完整的。它不仅必须包括流亡的年代，而且还必须包括流亡以前的岁月。要不，比第一个历时更久的另一个坏疽将会侵蚀进来。海伦站在那儿，她是一个敌人，她爱我，而且清楚地知道我的弱点，她正准备利用这两点来向我进攻，而我却毫无制胜的机会。本该带来获取自由的希望的那种自杀，将会变成一种难以忍受的道德上的痛苦——死亡之后，将不再是复活，而是彻底的毁灭。跟妇人家过多解释是一种错误。该做的事是行动。 “我走近海伦。摸着她肩膀的时候，我觉着她在发抖。‘你为什么要回来？’她又问道。 “‘我倒忘了，’我说，‘我很饿，海伦。我一整天都还没有吃过东西呢。’ “在她旁边一张上了漆的小意大利式桌子上，放着一张装在银镜框里的男人照片，这个男人我不认识。‘这个东西，难道我们需要吗？’我问。 “‘不。’她惊讶地说。她拿起照片，把它塞进桌子的抽屉里。” 施瓦茨瞅着我，微微一笑。“她没有把它扔掉，”他说，“她没有把它撕碎。她把它放进了抽屉里。她什么时候高兴，就可以那时把它拿出来，重新放在桌子上。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可是她那种谨慎小心、深思熟虑的姿态却叫我开心。五年以前，这一点我是不会理解的。我一定会当众大吵一场。现在，可能出现沉闷气氛的局面就这样结束了。政治上的大话我们能够容忍，可是恋爱中的大话我们却容忍不了。真是倒霉，若能掉过一个头就好了。海伦那种纯粹理性的姿态不是没有爱情，那是一种添上了女性洞察力的爱情。我已经使她失望过一次，她为什么一定要马上信任我呢？从我这方面来说，在法国的日子也让我学会了很多。我没有问她什么话。我能问些什么呢？又有什么权利问呢？我笑了起来。她吃了一惊。随后，她脸上露出喜悦的神色，也笑起来了。‘告诉我，’我说，‘你跟我离婚了没有？’ “她摇摇头。‘没有。我拒绝了。不过那不是为了你的缘故，而是要让我家里的人不好受。’” [book_title]5 “那天夜里我没有睡多少时候，”施瓦茨说，“我累极了，可是我不时地醒过来。黑夜挤进我们睡的那个小小的房间。我以为我听到了响声。我本来睡着了一半，梦见自己在奔跑，有人在追我。我惊慌地跳起来了。 “海伦只醒来过一次。‘你睡不着吗？’她在黑暗里问。 “‘不。我也没有指望会睡着。’ “她开亮了灯。黑影在窗子上跳动。‘指望太多也没有用，’我说，‘我没法控制我的睡梦。家里还存着酒吗？’ “‘多的是。那也是靠我的家庭关系能够搞到手的东西。你打什么时候开始喝起酒来了？’ “‘从我住在法国的那时起。’ “‘挺好的，’她说，‘你懂酒吗？’ “‘懂得不多。我最熟悉的是那种价钱便宜、颜色红红的东西。’ “‘海伦走到厨房里，拿回来两个酒瓶和一个开瓶器。‘咱们光荣的元首把酿酒的条例给改了，’她说，‘本来一直有条法规，禁止在天然的酒里加糖。可眼下啊，甚至允许酿酒工人中断发酵。’ “她从我的脸色神态里，看出我对这些事并不在行。‘在歉收的年份里他们这样干，让酸酒变得甜些，’她笑着解释道，‘这是优秀人种策划出来的一个骗局，为了想帮助出口贸易，捞进硬通货。’ “她把两个酒瓶和那个开瓶器递给了我。我打开了那瓶摩泽尔葡萄酒。海伦拿来两个瘦细的酒杯。‘你皮肤怎么会弄得这样黑？’我问。 “‘三月份我在山里。滑雪。’ “‘你滑雪时是光着身子的吗？’ “‘不，可是日光浴你总不需要穿衣服。’ “‘你打什么时候起学会滑雪了？’ “‘有人教给我的。’她说，露出一种不服气的神色。 “‘那很好，’我说，‘那对你大概会有很大的好处吧。’ “我斟了一杯酒，递给她。这酒味道偏酸，比勃艮第的酒香味更浓。从我离开德国以来，还没喝到过跟这个差不多的酒。 “‘你不要知道是谁教我的吗？’海伦问。 “‘不。’ “她惊异地瞅着我。要是在从前，我大概会盘问她一个通宵。可现在，我却一点儿也不在乎。薄暮时分那种轻盈缥缈的虚幻感觉重新回来了。‘你已经变了。’她说。 “‘这句和与这句相反的话你至少已经说了两遍了，’我反驳道，‘反正怎么说都没有关系。’ “她举起酒杯，可是没有喝。‘也许，我宁肯你没有改变。’ “我喝了口酒。‘是不是因为那样一来，可以更容易让我屈服？’ “‘难道我以前使你屈服过吗？’ “‘我不知道。我想没有。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当我回想起当年我是怎么个情况的时候，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试一试。’ “‘人总是会试试的。这一点难道你就不知道吗？’ “‘不，’我说，‘可你至少是警告过我的。这个酒很不错。我估摸，发酵没有半途中断。’ “‘那你呢？’ “‘海伦，’我说，‘你很动人——另外又很风趣。那是一种最少有、最可喜的结合。’ “‘不要那么肯定。’她激动地说，一面坐到了床上，手里仍然握着她的酒杯。 “‘什么事情我都不敢肯定，’我说着，微微一笑，‘可是，不确定性有它的意义。如果它没有把你弄死，它倒会引你走向一种不可动摇的稳定。那是一堆大话，只是反映了一块滚动的石头的经验。’ “‘滚动的石头？’ “‘就像我这样。一个什么地方都不能停留、永远不能定居下来的人。一个流亡者的生活。或者是一个佛教托钵僧。或者是一个现代人。世界上的流亡者，比你想象的还要多。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是从来不曾离开过家的。’ “‘那听上去倒不坏，’海伦说，‘比资产阶级的停滞状态要好一些。’ “我点点头。‘可是，那也可以用一种不同的方式来描述，但就不会那么吸引人了。幸亏咱们都缺乏想象力。要不，那么多的人就不会自愿上前线去打仗啦。’ “‘什么事情都比停滞状态好。’海伦说着，把她的一杯酒喝干了。 “我望着她喝酒。她是多么年轻啊，我想，多么年轻又是多么缺乏经验，多么目中无人又是多么可爱，多么危险又是多么愚蠢。她什么都不知道。她甚至还不知道资产阶级的停滞状态是一种道德状态，与身在何地无关。 “‘你想回到从前那种停滞状态里去吗？’她问。 “‘我想我也回不去了。我的祖国使我违背自己的意志，成了个世界主义者。我现在是没法改变的了。再也不可能回去啦。’ “‘即使只对一个人改变也不可能吗？’ “‘即使只对一个人改变也不可能，’我说，‘连地球都在转动咧。它是来自太阳上的一个流亡者。你是怎么也不可能回去的了。试也没有用，你总是要失败的。’ “‘为了这个，感谢上帝。’海伦向我举起酒杯。‘你难道从来没有想要回来过吗？’ “‘常常想，’我说，‘我从来不照我的那些理论去做。这才使它们那么招人喜爱。’ “海伦笑了。‘你又说了这么一大堆胡话。’ “‘当然。这纯粹是一派胡言乱语，用来掩盖另外一些东西。’ “‘什么东西？’ “‘那些不能用言语来表达的东西。’ “‘是那些只会在夜里出现的东西吗？’ “我没有回答。我一声不吭地坐在床上。时间的风一直在我耳朵里呼啸。这会儿，它却停止吹拂了。我仿佛觉得自己从一架飞机转到了一个气球上。我仍然在天空中飘浮，可是再也听不到一点引擎的响声了。 “‘现在你用的是什么名字？’海伦问道。 “‘约瑟夫·施瓦茨。’她沉思了一会儿。 “‘这样说，我是施瓦茨太太了？’ “我不笑都不行了。‘不是，海伦。那不过是一个名字。把这个名字传给我的那个人，他自己也是从别人那里承袭这个名字的。我是第三代。这个久已死去的约瑟夫·施瓦茨，跟那个流浪的犹太人[34]一样，在我身上继续活下去。完全是个陌路人，可又是我精神上的祖先。’ “‘你不认识他吗？’ “‘不认识。’ “‘用了另外一个名字，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吗？’ “‘是的，’我说，‘因为跟它配在一起的还有一张纸，一张护照。’ “‘哪怕是假的也行吗？’ “我笑了起来。这简直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问题。一张护照的真假，是由检查它的警察来决定的。‘关于这一点，你可以写一篇富于哲理性的寓言，’我说，‘它不妨用这样一个问题来开头：名字是什么？是偶然的事件，还是身份的证明。’ “‘名字就是一个名字呗，’海伦执拗地说，‘我要捍卫我的名字。这是你的名字。现在你出现了，却在什么地方捡来了另一个名字。’ “‘那是一件礼物，’我说，‘在我看来，那是世界上一件最最珍贵的礼物。我很高兴用这个名字。对我来说，它意味着仁慈人道。如果有朝一日我感到绝望，它会使我想起，仁慈还没有灭绝。你的名字会使你想起什么呢？想起那具有狐狸、豺狼和孔雀的精神特质的普鲁士兵士和猎人的家庭。’ “‘我不是指我的娘家姓，’海伦说道，在她脚趾上平衡着一只拖鞋，‘我仍然用你的姓氏。原来的那一个，施瓦茨先生。’ “我旋开了第二瓶酒的塞子。‘有人告诉我，印度尼西亚有个经常改变名字的习俗。要是你对自己的个性厌烦了，你就改变一下，取个新的名字，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倒是个好主意！’ “‘那你已经开始一种新的生活了吗？’ “‘就在今天。’我说。 “她让那只拖鞋落到了地板上。‘人们不是会把什么东西带进新的生活里去吗？’ “‘回声。’我说。 “‘不是回忆？’ “‘回声就是那个东西。一种不再使你感到痛心、感到羞惭的回忆。’ “‘就像是看电影吗？’海伦问道。 “她那副神气，倒像随时要把她的酒杯摔到我的脸上似的。我把酒杯从她手里拿过来，从第二瓶酒里斟了一点酒。‘这一瓶是什么酒？’我问。 “‘赖因哈茨豪森城堡。一种有名的莱茵河葡萄酒。酿这种酒的葡萄完全成熟，发酵完全，不是勾兑出来的。也不像有些别的东西那样用假货来骗人。’ “‘不像一个流亡者吗？’我说。 “‘不像一条变色龙，也不像一个逃避责任的人。’ “‘我的上帝，海伦！我听到的难道是资产阶级体面人士的声音？你不是想摆脱停滞状态吗？’ “‘你叫我尽说些违心的话，’她悻悻地答道，‘我们在谈些什么啊？这样谈的目的是什么？第一夜！我们干吗不要么亲吻，要么彼此怨恨呢？’ “‘我们正是在这样做嘛。’ “‘没完没了的对话！你到哪儿去找来的这么许多话？我们坐在这儿说啊说的，这样就对吗？’ “‘我不知道什么是对的。’ “‘这么多的话，你都是到哪儿去找来的？你一直都是谈得这么多的吗？你一直都有这么多的同伴跟你谈吗？’ “‘不，’我说，‘很少。正因为是这样，现在，话语才滔滔不绝地从我嘴里冒出来，正像苹果从篮子里滚出来一样。我自己恰恰也和你一样惊奇咧。’ “‘这话是真的吗？’ “‘是真的，海伦，’我说，‘这话是真的。你难道不明白它的意思吗？’ “‘你能不能把话说得更简单一些？’ “我摇了摇头。 “‘为什么不能？’ “‘因为我害怕直接的说明，也害怕积累起来成为这种说明的话语。你也许不相信我，可是事情确实是这样的。再说，我还害怕那种在某处街头偷偷溜动着的无名的恐惧，这种恐惧我不愿意想也不愿意谈，因为有一种愚蠢的迷信告诉我，如果我不去注意它，就不会有危险。我们之所以这样子谈话，原因就在这里。当我们这样谈话的时候，时间仿佛暂时停住不动了——好像在一张被撕裂的胶片里那样。一切都静止了。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了。’ “‘对我来说，这些话太深奥了。’ “‘对我来说也一样。我跟你一起在这儿，你还活着，我也没有被抓走，这样难道还不够吗？’ “‘你回来难道就是为的这个吗？’ “我没有回答。她坐在那儿，活像一个小小的亚马孙女战士[35]，光着身子，擎着一杯酒，追问着，毫不退让，既机智又勇敢，我才明白，在我们从前的生活中，我简直对她一点也不了解。我不知道她过去跟我在一块儿生活时是怎么忍受下来的。这好比我豢养过一只供玩赏的动物，一只可爱的羔羊——或者，我以为是这样——而我也把它当作一只羔羊来对待，又好比我钟爱的那只动物原来是一头幼小的美洲狮，它对什么蓝色的缎带和柔软的刷子都不感兴趣，而对伸过去抚摩它的手却完全能够咬上一口。 “我处境很危险。你也想象得到，这第一夜我表现得并不好。我的失败是突出的，凄惨的。我也料到会这样，说不定正因为已经料到，事情才这样发生。真实的情况是，我房事无能，可是幸亏我早已料到，所以没有像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往往会发生的那样拼命地蛮干。固然，可以对此表现得超然一点，说什么只有马夫才会不被那样的事影响。女人们说不定甚至会装作能够谅解，而且报以使人难堪的母爱，可是不管你怎么样看待，它总是一件可悲的事情，而且你越是认真对待，它越是变得可笑。 “因为我一点也没有像从前那样进行解释，海伦便感到心烦，因为她心烦，就对我进行非难。她不能了解我为什么没有向她求欢，她觉得生气。我本来应该干脆把真情实况告诉她，可是我又不得不让自己比先前更加镇静一点。在这类事情上，有两种不同的真话，一种是你把自己的情况和盘托出，另一种是策略性的真话，这样，你就不用冒任何的危险。我从过去五年的经历中懂得，如果你伸出脖子，那么中了枪弹你也不用惊奇。 “‘在我这种处境的人往往迷信，’我跟海伦说，‘他们设想，如果他们说话或是行动都很直截了当，那么往往会发生相反的结果。这样就使他们非常谨慎。说话也是这样。’ “‘毫无意义！’ “我笑了起来。‘好久以前，我就已经放弃尝试，不去寻找各种事情的意义了。要不是这样，我会变得像一个味道苦涩的野柠檬。’ “‘我希望你别这么迷信。’ “‘让我来告诉你，海伦，我迷信到了一个什么程度，’我十分镇静地说，‘我当真地相信，如果我告诉你我是非常非常爱你，那么过一分钟，我就会听到盖世太保在使劲地敲门了。’ “有那么一会儿，她一动也不动，仿佛一只听到了不平常的响声的动物。随后，她慢慢地朝我转过脸来。脸上的表情已经完全改变了。‘确实是这个理由吗？’她温柔地问。 “‘那是唯一的理由，’我答道，‘当我刚刚从一个全然的地狱来到一个危险的天堂的时候，你怎么能指望我的思想仍然保持正常呢？’ “‘我常常试着想象，万一你回来，会是什么样子，’过了一会儿她说，‘现实可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我很小心，不去问她是哪个方面不一样。人们往往在爱情问题上提出太多的问题，有朝一日，你真正想知道答案的时候，爱情却就要溜走了。‘情况总是不会一样的，’我说，‘谢天谢地。’ “她微微笑了笑。‘从来不会是不一样的，约瑟夫。不过看起来仿佛是那样罢了。还有酒吗？’ “她在床上绕了个圈儿，好像一个舞蹈演员，把她的酒杯搁在她身边的地板上，随后伸出手来。她被我从来没有见过的那种阳光晒黑了，光着身子无忧无虑——如同一个知道自己很吸引人而且人家也常常跟她这么说的女人那样。 “‘我什么时候得离开这里呢？’我问。 “‘那女佣人明天不会到这里来。’ “‘后天呢？’ “海伦点点头。‘事情很简单。今天是星期六。我叫她周末不要来。那么星期一中午以前，她是不会回来的。她有个情人。一个有老婆和两个孩子的警察。’ “她从半闭着的眼睑底下觑着我。‘她觉得很高兴呢。’外面传来唱歌声和行军的脚步声。‘那是什么？’我问。 “‘兵士或者是希特勒青年团员。在德国，常常有人在齐步行进的。’ “我站起身来，从窗帘里往外张望。那是一队希特勒青年团员。‘这倒是不可思议，’我说，‘你居然没有承袭你家的门风啊。’ “‘那一定是我的法国祖母的关系，’海伦说，‘他们把她视作一个秘密，好像她是个犹太人似的。’ “她打了个呵欠，伸了个懒腰。蓦然间，她完全松懈下来了，好像我们一起生活了几个星期，没有一点外来的危险需要害怕似的。到这时为止，我们两个人都尽力不谈什么危险。而海伦也一点没有问起我的流亡生活。我没有意识到她已经看透了我，而且早已下定决心了。 “‘你不想再睡一会儿了吗？’她问。 “那时是一点钟。我躺了下来。‘我们能不能让一盏灯开着？’我问。‘那样我会睡得好些。我对于德国的漆黑一片还没习惯咧。’ “她急速地瞥了我一眼。‘如果你需要，不妨把所有的灯都开着，我最亲爱的。’我们躺着，挨得很紧。我已经不大记得，从前我们是夜夜都一起睡在这张床上的。现在，它仿佛是个苍白的阴影，是褪了色的回忆。海伦跟我在一起，可是情况不一样了，有种陌生的、新鲜的亲密之感。我只认出她身上那些莫名的东西，她的呼吸，她头发的气味，但是最最突出的还是她的皮肤的香泽，这一切，虽然我已失去很久，至今还没有完全回到我身边，但还是和从前一样，而且比头脑还要聪慧。在你所爱之人的皮肤里，有着何等的舒适啊！跟会说出谎言的嘴巴相比，它不知要聪明多少倍咧！那天夜里，我躺在那儿，醒着，把海伦搂在怀里，看见那既熟悉又陌生的灯光和卧室，到最后我也不再向我自己提问了。海伦又一次醒过来。‘你在法国搞了很多女人吗？’她嘟嘟囔囔地说着，连眼睛也没睁开来。 “‘只在必要时，’我答道，‘可是没有一个像你的。’ “她叹了口气，试着想翻个身，可是睡神首先压住了她，她又沉沉入梦了。慢慢地，睡神也战胜了我，只是我没有做梦。快近早晨时，我醒了过来，我们中间的一切屏障都消除了。我向她伸出手去，她也乐意地向我拢近过来。我们俩沉沉睡去，仿佛落进了一团光辉灿烂的云雾里，再也没有那一片漆黑了。” [book_title]6 “早晨，我打了个电话给明斯特的那家旅馆，我有个手提箱还放在那里，我说明我在奥斯纳布吕克过夜了，可是那天夜里我会回去的，要他们把房间替我保留着。那是一个预防措施，我不愿意让人家怀疑我企图赖掉旅馆的账而去告发，让警察来守着抓住我。有个满不在乎的嗓音回答我说，行，当然可以，他们会把房间给我保留的。我问他有没有寄给我的信。没有，一封信也没有。 “我把电话挂断了。海伦站在我背后。‘信？’她说。‘你指望哪一个人会写信给你啊？’ “‘一个也不会有。我这样说，不过是为了避免嫌疑。凡是等着邮件的人，不知怎么，一般都不会被人误认为骗子。’ “‘你是个骗子吗？’ “‘不得已时才为之。但这么做很好笑。’ “她笑了起来。‘今天夜里，你打算回明斯特去吗？’ “‘我不能再待在这里了。你那个女佣人明天就要回来。在奥斯纳布吕克住太冒险了。我的胡子还不能让别人认不出我来。’ “‘你不能住在马顿斯那儿吗？’ “‘他主动让我在夜里睡沙发过夜，但白天就不行了。最好还是去明斯特，海伦。在明斯特，不太可能有人会认出我。而且到那里只有一个小时的路程。’ “‘你会在明斯特待多久？’ “‘没到那儿之前我是不会知道的。到时候，你会发展一种可以觉察危险的第六感。’ “‘你在这儿也觉察到危险吗？’ “‘是的，’我说，‘从今天早晨起。昨天我还没有。’ “她蹙皱了眉头。‘当然，你不应当出去。’她说。 “‘天黑以前我不出去。到时候，我直接去车站。’ “海伦没有说什么。‘一切都会很顺利，’我说，‘不要把它放在心上。我学会了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生活，但是也没有完全忘记还有明天。’ “‘是吗？’海伦问。‘那倒挺方便！’她说话的语气，跟昨天晚上一样，稍微带着几分厌烦。 “‘不光是方便，’我说，‘是非这样不可。可是尽管如此，我还不时地会忘记一些事情。我应该从明斯特带一把剃刀来。到了晚上，我会像一个流浪的乞丐。根据流亡者手册，这是首先必须避免的。’ “‘在浴室里有一把剃刀，’海伦说，‘是你五年前留下的。你还可以找到衬衫和内衣，你从前的西服都还挂在壁橱里。’ “她说这些话的时候，好像是我五年前带着另一个女人走了而现在独自一个人回来，准备拿了我的东西再走。我没试着去把事情讲清楚，那样做没有什么好处。她只会惊奇地瞅着我，说她根本没有这种想法，不过要是我这么想的话……我们会陷入无谓的争执。说也奇怪，仅仅为了避免这种局面，我们能把事情搞得多么错综复杂啊！ “我走进了浴室。看到我从前的衣服，这除了让我知道自己瘦了许多以外，没起一点其他的作用。找到干净的内衣，我很高兴，我还打定主意在我离开的时候带几套走。我没有感到一丝伤感。好久以前，我就决定不要把流亡想作是一种不幸，而是要把它看成是一种自我发展需要的无烟的战争。这个决定，不时地被证明是有益的。 “这一天在充满情触的薄暮中过去了。我那即将来临的分离，使我们两个人都有点郁郁不乐，不过对这一类事情，我比海伦更为习惯。我的经验已经使我对此有所准备，可是对海伦来说，一想到我正准备离开，她几乎像受到了一种人身侮辱似的。她还没有从我回来引起的震惊中恢复过来，她那自尊心受的创伤还没来得及愈合，我却又要离开她了。昨夜记忆还未散去，感情的浪潮已经退去，露出淹在水里的一片片残骸，那些仿佛增大了无数倍的零星什物。我们一直非常小心，不要触碰那敏感的部位。相互的习惯，我们都已经忘却了。我本来想单独一个人待这么一小时，以便镇定心神。可是当我意识到这一小时就意味着我跟海伦待在一起的剩余时间的十二分之一，我就把这个念头放弃了。从前，在和平的年月，我偶尔会自得其乐地这样设想，如果我知道只有一个月好活，我将干些什么。我从来没有得出过任何明确的结论。出于一种古怪的矛盾，不管我认为自己应该干的事情是什么，这件事情同时又总是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干的事情。现在也是这样。我不是抓住这一天，不是全心全意地把自己献给这一天，不是像我久已渴望的那样用我每一根纤维去触摸海伦，却战战兢兢地走来走去，仿佛我是用玻璃做成的一般。她似乎也有同样的忧虑。我们在忍受，我们都成了锐利的刀锋，只有当日光开始暗淡的时候，我们担心彼此失散的恐惧才强烈到又使我们相互热恋起来了。七点钟，门铃响了。我惊跳起来。对我来说，门铃声就意味着警察。‘这会是谁呢？’我喃喃地自语着。 “‘咱们静静地等等吧，’海伦说，‘一定是哪一个朋友。要是我不应声，他自然会走掉的。’ “门铃又响了。接着，传来一阵猛烈的敲门声。‘快到卧房里去！’海伦悄悄地说道。 “‘那是谁？’ “‘我不知道。快到卧房里去。我会叫他走的。如果他继续这样乱敲下去，邻居也要被惊醒了。’ “她把我推开了。我急匆匆向四周扫了一眼，看清楚我的东西确实没有一样放在外面了。随后我走进了卧房。我听到海伦在问：‘是谁？’然后，有一个男人的嗓音在回答。接着，海伦说：‘啊，是你吗？出了什么事啦？’我把房门拉上了。这套公寓房间通过厨房还有一个出口，可是我走不到那里。我会被人看见。我只能做一件事：躲进一间砌就在墙里的壁橱里，海伦的衣服就放在那里。其实，那也不是什么壁橱，而只是一处墙凹，外边装着一扇门。里面的空气很充足。 “我听见那个男人跟海伦一起走进起居室。我听得出他的嗓音。那是她的弟弟格奥尔格，把我关进集中营去的那个家伙。 “我望着海伦的梳妆台。唯一可以利用的武器，是一把装着玉质手柄的裁纸刀。此外，我一样东西也没看见。我不假思索，就把那把刀塞进了口袋，随后又回到壁橱里。万一他发现了我，我就得进行自卫。别无他法。我会试着将他杀死，然后逃走。 “‘电话吗？’我听到海伦说道。‘我什么声音也没听见。我睡熟了。出了什么事吗？’ “危险临头的时刻，你会觉得心里又热又干，仿佛一个最最微小的火星也会使你燃烧起来。你会思考时快得简直好像你具备了未卜先知的能力。甚至在我听到格奥尔格的回答以前，我就觉察到他根本不知道我的到来。 “‘我给你打过好几次电话，’他说，‘没有人来接。连女佣人也没来。我们以为出了什么事了。你为什么没把电话机开着？’ “‘我睡着了，’海伦镇静地说，‘所以我把电话机关掉了。我本来头痛，现在还没好。你把我给惊醒了。’ “‘头痛？’ “‘是的，比以前更厉害了。我吃了两片药。我只好用睡眠来消除痛楚了。’ “‘是安眠药吗？’ “‘不，是治头痛的药。我现在只想请你出去，格奥尔格。我要用睡眠来消除痛楚。’ “‘吃药才可笑咧，’格奥尔格说，‘把衣服穿好，出去散一散步。外面可美了。新鲜空气比药好用。’ “‘可是我早已把药吃下去了。我得用睡眠来消除痛楚啦。我一点也不想到处跑。’ “他们又谈了一会儿。格奥尔格打算回头再来找海伦出去，可是她叫他不要来。他问她家里吃的东西够不够。够的，吃的东西她有的是。那个女佣人到哪里去了？她下午放假了，等会儿她要回来烧晚饭的。 “‘这样说，没有什么需要担心的了？’格奥尔格说。 “‘难道还有什么需要担心的吗？’ “‘哦，我只是想……有时候，人们会担心……即使没有必要。说到底……’ “‘说到底什么？’海伦凌厉地问。 “‘哦，从前……’ “‘什么从前？’ “‘好吧，’格奥尔格说，‘何必谈这个呢？如果一切都正常，那就再好也没有了。不过，说到底，我毕竟是你的弟弟。我担心，那也是挺自然的……’ “‘对。’ “‘对？’ “‘你是我弟弟嘛。’ “‘但愿你能真正明白这一点。我都是为你好！’ “‘好了好了，’海伦不耐烦地说，‘你都说过了。’ “‘你今天是怎么搞的？怎么有些反常？’ “‘什么？’ “‘我是说，你得理智些。我希望你不要重蹈覆辙……’ “‘重蹈什么覆辙！我在头痛，就是这么回事。我可不喜欢被人查问。’ “‘谁也没有在查问你。我不过是关心你罢了。’ “‘没有什么事要你关心的。我很好。’ “‘你总是这么说。那么……’ “‘我没有总是这么说。’海伦说这句时有些粗暴。 “‘好好，你没有这么说！我不是故意的。你看过医生了？’ “‘看了。’她等了半晌才回答。 “‘他怎么说？’ “‘他什么也没有说。’ “‘可是他总该说些什么的。’ “‘他说，我应当休息，’海伦气呼呼地说，‘他说当我疲累和头痛的时候，就应当睡觉，不要争论，也用不着追问瞌睡跟我作为一个民族社会主义的同志和光荣的千年帝国的公民的义务是不是矛盾。’ “‘他说了这些？’ “‘不，他没有这么说，’海伦大声地回答，‘是我加进去的。他只是关照我，没有必要可不要情绪激动。他没有犯过法，用不着把他关进集中营。他是一个真诚拥护政府的人。你满意了吗？’ “格奥尔格在嘟囔着什么。我估摸他正要准备走了，自从我认识到这是一个危险的时刻，因为意外的事情可能会发生，我就把门关上了，只留着很窄的一条缝。过了一会儿，我看见他走进卧室。我从门缝里看见他的身影，听到他走进浴室的脚步声。我好像觉察到海伦也进来了，可是我并没有看见她。我把门完全关上了，站在黑暗里，四周尽是海伦的衣服。那把裁纸刀被我抓紧在拳头里。 “我知道格奥尔格并没有发现我，我也知道他很可能会从浴室回到起居室，随后便离开。尽管这样，我的喉咙还是绷得紧紧的，汗水还是在我胳肢窝里顺着腰间往下流。对未知的事物的恐惧，跟对你已经知道的事物的恐惧不一样。未知的事物也许是危险的，但它是模糊的。你可以用纪律或者甚至用巧计来抑制你的恐惧。可是当你明知道自己面临着什么情况的时候，纪律也好，心理上的翻筋斗也好，就都起不了多大作用了。在他们把我关进集中营之前，我经历过第一种恐惧。眼下，我感觉到第二种恐惧，因为我知道如果我再一次被关进集中营，等待着我的将是一种什么样的遭遇。 “说也奇怪，自从我越过边境以来，对这件事情我一直都不曾想过。我一直不愿意去想它。想到这个，会使我趑趄不前，而我是不愿意趑趄不前的。再说，我们的记忆往往会证明许多事情是假的，从而帮助我们生存下去。它会掩盖我们往事中间那些无法忍受的部分。你是不是懂得我的意思了？” “是的，我懂得，”我答道，“可是，它们并不是真正被遗忘了，而只是蛰伏在那儿。稍一动弹，就会使它们复活过来。” 施瓦茨点了点头。“我站在壁橱那漆黑、散发着香味的角落里。衣服压在我身上，仿佛是些巨大蝙蝠的柔软的翅膀。我纹丝不动地站着，差不多连气也不敢喘，生怕那绸衣服会窸窸窣窣地响起来，又生怕我会咳嗽或者打喷嚏。恐惧像是一股黑色的气体，从壁橱的地板上升腾起来。我想它会让我窒息。我在集中营里的经历比这更糟。我遭受过惯常会有的虐待，但是随后我被释放了，记忆终于也就消退了。可是现在，它又在我面前统统复活过来了。我亲眼目睹的，别人遭受的，我自己听见的，或者从种种迹象中猜到的——我实在无法理解，我怎么会疯到这个地步，竟然离开那些幸福的国家，我在那里为着争取生存而受到的惩罚仅仅是拘留或者被驱逐出境。这样的国家，依我现在看来，真正是人类的天堂啊！ “我听到格奥尔格在浴室里。墙壁很薄，而格奥尔格又是地地道道的优秀人种的一分子，做起事来自然不需要轻手轻脚。他猛地把马桶盖子打开，颇为自信地撒起尿来了。这本来可以给我些许安慰。这说明他没有注意到什么，他一点没有怀疑，可是后来，也真够奇怪，我忽然觉得这是最最糟糕的一种屈辱：竟然在他小便的时候要我听他撒尿的响声，即使这也叫我想起有关窃贼的故事，说是他们在离开盗窃现场以前总要在那儿拉屎撒尿，以显示他们的轻蔑，或者出于他们的羞愧，因为这种生理上的冲动最初是由他们的恐惧刺激出来的。 “我听到马桶在冲水，又听到格奥尔格胜利地大踏步走出浴室，穿过卧房。随后传来门厅大门那闷声瓮气的关合声，壁橱的门被拉开了。我看见一片亮光和亮光中海伦那黑乎乎的轮廓。‘他走了。’她轻轻地说。 “我走了出来，活像穿着女人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