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重返美丽新世界 [book_author]阿道司·赫胥黎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79893 [book_dec]《重返美丽新世界》是20世纪英国著名作家阿道司·赫胥黎晚年最重要的包含社会学、心理学和传播学的论著，也是其内容最精简、信息量却最庞大的作品。书稿出版于1958年，而本书是国内第一个未删减版本。该作品对二战后人类社会的命运进行了精彩绝伦的分析，预言了世界两大主流意识形态的未来；同时他还对自己的经典反乌托邦小说《美丽新世界》和奥威尔的著名小说《1984》做了详细的比较。舆论认为，赫胥黎对现代人类社会的认识超出普通人50年，在今时今日阅读他的作品，能让读者有一种重新认识了人类社会本质的感觉。 [book_img]Z_10849.jpg [book_title]译者序 老舍先生当年在英伦半岛讲授汉文，为提高个人水平，焚膏继晷，大读英文小说，因此萌生了写小说的念头；我与之相反，年轻时即怀了小说家的梦想，因为这一痴梦，在大学时期也读了些英文小说。那时自行规定，每晚睡前至少读二十页，确实坚持了一段时间，也读了一些书，比如D.H．劳伦斯的《恋爱中的女人》《儿子与情人》，他的中篇小说《公主》也写得非常优美。哈代的《远离尘嚣》《无名的裘德》《苔丝》《还乡》我也都很喜欢，因小说中那种摆脱不去的宿命感，还有那份诗意。 此外，还有两部小说让我印象深刻，那就是《一九八四》和《美丽新世界》。因为它们，我才知道世上还有一类“反乌托邦”小说，并被作品中描述的世界深深打动，自己也依样画瓢，写了人生中第一部可以算是长篇小说的叙事作品《云中帝国》，只是早扔在旧纸堆中，云深不知处了。 在当时，我是一点儿都不会料到，多年之后，我竟有幸翻译《美丽新世界》和《重返美丽新世界》。好比重温旧梦，但这梦其实沉重。作者阿道司·赫胥黎在七十多年前提出的那些关于人类命运的问题，即便今日也未能完全解决，并依然促使今人对现状进行反省，对未来进行思考。而只有学会反省与思考，人类才有希望。人人都关心这个世界的气候、政治、荣耀与恐怖，才有可能解决其间威胁人类命运的问题。如果没有反省与思考，任邪恶、恐怖和罪行临在别人身上却不去声援，终有一天那些邪恶、恐怖和罪行将会临到我们自己身上——这才是真正可怕的未来，因为未来就源于当下。 《美丽新世界》的作者阿道司·赫胥黎，生于1894年7月26日，卒于1963年12月17日。此人出身世家，其祖父是著名的生物学家托马斯·赫胥黎，以“达尔文的看门狗”自诩，是进化论的坚定信奉者，其名作由严复引介翻译为《天演论》，在中国影响至深；其父伦纳德·赫胥黎则是《康希尔杂志》的编辑、传记作家；其母是诗人、批评家马修·阿诺德的侄女。可见，赫胥黎家学渊源深厚，加之天资聪颖，1908年进入了著名的伊顿公学，但因眼疾辍学；后于1913年入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攻读文学，1916年毕业。在牛津期间，他认识了劳伦斯，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17年，赫胥黎在伊顿公学执教，并开始诗歌创作，但很快便放弃了。在伊顿工作的三年间，他屡次前往伦敦，混迹于以伍尔芙为核心的“布鲁姆斯伯里圈”[1]。1919年从伊顿辞职后，赫胥黎开始新闻写作，并利用空闲时间进行小说创作，同年在比利时结婚。1923年，他放弃新闻工作，专心从事小说创作。在此期间他四处游历，1920年代一度旅居意大利，1937年迁居美国洛杉矶。1960年他被诊断出患有癌症，并于1963年去世。巧合的是，他去世的当天正是肯尼迪总统被刺杀的那一日。 作为二十世纪影响力极大的作家，他一生写作了五十多部各种类型的作品，代表作有《美丽新世界》《重返美丽新世界》《卢丹的恶魔》《岛》等。他既是小说家，也是小品文作家、社会评论家、剧作家、诗人，晚年成为了神秘主义的信奉者。 1921年，赫胥黎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铭黄》（Crome Yellow），立刻得到了普鲁斯特的赞许，他认为赫胥黎在英语文学中占据了不可动摇的位置。1923年出版的小说《滑稽的环舞》（The Antic Hay）因作品吐露出的幻灭性和讽刺性而受到了评论界的质疑，但却得到年轻读者的喜爱。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以赛亚·伯林爵士曾回忆说，他在青年时代把赫胥黎视为文化英雄。1928年，赫胥黎的小说《旋律的配合》风靡英美。1932年，赫胥黎出版了《美丽新世界》，这部小说也成为其一生文学创作的巅峰，在文学界、思想界引发热议，并被译为多国语言销售至今。此书虽因其机智的文笔和出色的讽刺著名，但作者在写作时却秉持认真严肃的态度，这一态度延续到其后来的《重返美丽新世界》。全书弥漫的悲观主义氛围为赫胥黎晚年遁入神秘主义和东方哲学世界埋下了伏笔。老年的赫胥黎致力于研究印度哲学，引起了广泛的非议。但这种事并不罕见，英国最伟大的科学家牛顿不是也在晚年去研究上帝了吗，为的是找到“第一推动力”；马克·吐温在晚年结识了天才物理学家尼古拉·特斯拉后，也写出了与自己其他作品风格完全不同、悲观厌世的《神秘的陌生人》。赫胥黎之所以研究神秘主义，据他自言，为的是寻找到能帮助人类突破种种局限的“终极真理”。1936年，他在《加沙的盲人》（Eyeless in Gaza）中公开宣称自己信仰神秘主义，此后又在小说《天鹅死在许多个夏天之后》（After Many a Summer Dies the Swam）、《时间必须停止》（Time Must Have a Stop），以及其他文章中阐述自己对神秘主义的看法，宣扬神秘主义信仰。《天鹅死在许多个夏天之后》还获得了1939年的“布莱克小说纪念奖”。 除了小说，赫胥黎还写作了大量论文和传记。1952年，他出版了著名的纪实文学作品《卢丹的恶魔》，而1954年出版的《认识之门》（The Doors of Perception）是赫胥黎在服用致幻剂后写下的一部描写自己神秘体验的作品，在西方国家药物滥用的1960年代，此书极其畅销。1958年，他出版了重要著作《重返美丽新世界》，回顾了《美丽新世界》出版后二十余年里世界的风云变化，并预言了人类的未来。 在国外，《美丽新世界》赫赫有名。前不久，美国兰登书屋下属的现代图书馆（The Modern Library）组织的由多名学者、作家组成的评选委员会评出了二十世纪出版的百本最佳英文小说。其中《美丽新世界》高居第五位，仅次于《尤利西斯》《了不起的盖茨比》《青年艺术家的肖像》和《洛莉塔》，可见其在西方国家读者心中的地位。美国人查尔斯·M．赫尔墨斯在其著作中评论道： 我们为何要认真审视赫胥黎的作品，其中价值又何在？准确而言，是因为赫胥黎善于清晰地描绘人类在二十世纪整体精神中理性与道德的缠斗。或许劳伦斯能真诚地表达对这种缠斗的感受，却不能像赫胥黎一样拥有显微镜一般的观察力；或许乔伊斯能挣脱此种缠斗之束缚，但他似乎不能像赫胥黎一样自东方哲思中发现精神的绿洲；或许E.M．福斯特能掌握异乡文化，但他却易于视艺术为自足自满之物，并不能如赫胥黎一般鼓舞社会；或许伍尔芙能清楚勾勒私人的苦痛，但她却不能如赫胥黎一般积极参与社会生活，以利发现疗治这苦痛的良药。因此，正是赫胥黎，从二十世纪的英语作家中脱颖而出，最完美地关照、容纳了现代世界的方方面面，并在最普遍的层面最为出色地诠释了现代世界的价值观。 而《美丽新世界》在我国却并未产生足够大的影响，远不如奥威尔和他的《一九八四》声名显赫。其实，作为反乌托邦小说，赫胥黎设想的未来世界比奥威尔设想的更贴近我们的生活，让人感觉亲切而惊悚。止庵先生曾撰文推荐此书，他自言平生以《一九八四》对其影响最大，但与《美丽新世界》比较，他以为后者更深刻。他说： 如果要在《美丽新世界》和《一九八四》之间加以比较，我会说《美丽新世界》更深刻。我不认为“一九八四”有可能百分之百实现，因为毕竟过分违背人类本性；但是裹挟其中，还是感到孤独无助。然而“美丽新世界”完全让人无可奈何。对“美丽新世界”我们似乎只能接受，因为一个人能够抵御痛苦，但却不能抵御幸福。 于我而言，多年后翻译《美丽新世界》，有如一个美丽却沉重的梦，有很多体会和感受。 首先要提到的是《美丽新世界》的空间结构。在赫胥黎创造的未来世界中，存在三个并行的空间：一是“野人”约翰出生、成长的印第安村落；二是约翰游历的“文明社会”万邦国，万邦国由十位元首统治，文中唯一露面的是穆斯塔法·蒙德；三是亥姆霍兹及其他思想犯们被流放的荒凉岛屿。这三个空间设置得极妙，分别象征了野蛮荒诞、过度文明和思想新生。 其次，此书的时间构成也颇为新颖有趣。小说以美国汽车大王亨利·福特推出福特T型汽车，并第一次在汽车工业中引入流水线作业的1908年作为“新世界”的开元之年。故此，福特纪元632年就相当于公元纪年的2540年。小说中的“文明社会”以福特作为信仰对象，建立的是一个讲求绝对权威，要求民众保持原始思维的愚民社会。而在印第安村落的“野蛮世界”里，则以宗教仪式做对应，这些宗教仪式同样是极其原始的。可见这两个空间并没有本质区别。 理解小说的时空背景之后，我们才能更深刻地去理解小说的众多要素。 其一是人物。在这部小说中出现的主要人物以男性为主。四位男主人公的命运不同，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天才。其中，穆斯塔法·蒙德是顺应潮流的天才；伯纳德·马克思虽然做了反抗，但天性软弱，是放弃抵抗的天才。“野人”约翰跨越三大空间，亥姆霍兹跨越两大空间，他们都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决心，是彻底的天才。作者信任的不是大众，而是个体中的天才。天才的特点是反叛性，穆斯塔法·蒙德和伯纳德·马克思反抗的是他们真实的自我，这种反抗也就变成了对自己的否定；而亥姆霍兹写作歌谣，针对的是学生；约翰在医院外对着“卡其色的乌合之众”演讲，质问他们：“但是你们喜欢做奴隶吗？”并且将索玛药片倾倒一空，从而引发骚乱。后面两位天才的反叛，是反叛体制，但是失败了。文末，亥姆霍兹被放逐，是天才被放逐；“野人”约翰之死，是天才之死。由这四名主要人物的命运，可知整部小说全然是悲伤的。 其二是小说对“新世界”里社会机制的描述，这反映的正是作者未来学的思想体系。正是这套思想体系，证明了赫胥黎天才般的直觉。 在万邦国里，社会机制的核心是什么？其实上文所引止庵的一段话中早已道破，就是“幸福”二字。穆斯塔法·蒙德自言：“我们信仰的是幸福与稳定。”而列宁娜作为一个标准的合格国民，重复了“如今人人皆快乐”的说教。为了达致所谓的“幸福”，万邦国以技术为基础，对国民进行严密的思想、行为监控，而可悲可怕的是，大部分国民并没有受压迫感。这种国家确乎称得上是“幸福”的国家了。 作为“幸福”的表征，有很多方面：直升机交通、电磁高尔夫球、真空震动按摩机、性激素口香糖、老年状态消失（但仍有死亡）、芳香乐器、感官电影——这种电影没有复杂的情节，只有快感的刺激： “会有一场床戏表演，就在熊皮毯子上大战，据说美妙至极，你甚至可以看到每一根熊毛都栩栩如生呢。” 最核心的“幸福”只有两个。一是完全不受限制的性交自由；二是索玛提供的嗑药快感。 万邦国的小孩从小就开始“玩低级的性爱游戏”，到了成年，更是畅享性爱。亥姆霍兹更是“在不到四年时间里与六百四十名不同的女孩颠鸾倒凤”。 至于索玛，穆斯塔法·蒙德的评价是：“这是一款完美的药物，它令人精神愉悦，令人镇静，还能让人进入美妙的幻觉世界。这药物综合了基督教和烈酒的长处，却没有遗留二者任何一个缺陷。它可以让人随时远离现实生活，仿佛遁入悠闲假期，醒过神来，不仅一点都不头痛，而且还不会胡言乱语。从技术上来说，社会和谐终于得到确保。” 当然，为了达到“全民幸福”，还需一些技术手段的帮助，万邦国所利用的技术如下： 克隆技术：此时胎生已经禁止，且“父母乃是色情的东西”。在伦敦孵化场及驯化中心，现代化的人体胚胎产生过程被详尽描述，经过所谓的波氏程序，一个卵子会繁殖、分裂。“一个卵子，最少能长出八个、最多能长出九十六个分体，每个分体则会长成完美无缺的成型胚胎，每个胚胎也都将顺利发育为完全的成人。”这是同一个卵子克隆出来的一模一样的人形动物。但却被万邦国的人认为是“自然界无与伦比的进化”。 值得注意的是，在万邦国，人大致分五种，各完成其社会职责，这种等级之区分，就是刻意控制克隆过程的结果。而这种等级制，完全是借鉴了最古老的种姓制度，再一次证明了小说中印第安村落和万邦国两个空间的本质相同。 新巴甫洛夫条件驯化：对婴儿进行驯化——采用电击方式。比这一驯化过程更普遍的方式是睡眠教育，号称“人类有史以来最强大的道德、社交力量”，即通过睡眠时向婴儿、少年灌输固化的思想而戕害其独立的思维能力。正如伯纳德·马克思心中所想，“六万两千四百多次的重复就能制造一个真理”。 在对技术的描述方面，赫胥黎可谓极尽恐怖之想象，以至于“他的作品给现代知识者造成极深的印象，只要提及技术，人们便会生发复杂的敌意。” 配合科技手段，万邦国还建构了“主福特纪念日”“社群赛歌会”“团结仪式日”等群体活动，它们是非暴力的，但一定是强制的。小说中提及伯纳德·马克思参加了一场“团结仪式日”，在《团结圣歌》的音乐中，在索玛的药效刺激下，参加者皆进入痴狂的境界：“他们绕着圈走，一支圆形的舞者的队伍，每个人都将双手放在前面一人的屁股尖上，转呀转，一起高叫，一起随着音乐的节奏跺脚，敲打着前面人的屁股。”于是众人陷入迷狂、纵欲，直至达到仪式的目的，以小说中的文字言，即是：“为一己之泯灭”。 所有这些技术手段和群体活动的目的，是为了达到社会全体的幸福。这幸福似乎达到了，看起来这套社会体系完美无瑕。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去揣摩文字，却能看到那完美的表层之下，何尝不是千疮百孔呢？ 我们需知，这套社会体系真正的敌人其实就是个人。睡眠教材中有句名言：“当个体自作主张，社群将蹒跚混乱。”揭橥了万邦国对个人的真实态度。 小说中的人物穆斯塔法·蒙德放弃了“个人性”，成为了元首；伯纳德·马克思虽然最终因恐惧而放弃了抵抗，但他一度也具有“个人性”，他开着飞机带着列宁娜悬停于大海之上，在列宁娜的恐惧中，他喊出了独立的声音： “似乎我原本可以是一个更像我的人，但愿你明白我的意思。一个更纯粹的自己，而不是彻底成为别的事物的一部分，更不是社会肌体内一个小小的细胞。” 这种“个人性”的觉醒，使伯纳德·马克思变成了人们眼中的怪人，一个孤僻的人。而亥姆霍兹则是因为精力太过旺盛，同样发展了“个人性”：“因为感到自己多才多艺，而一样痛苦地意识到自己的独特和孤独。”他甚至写作了关于孤独的一首绝妙的歌谣。至于野人约翰，他的孤僻更其了得。造成他孤独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在他游历的两个主要空间里，他无一不是主流之外的人。在印第安村落，他因为外来人的身份，而被拒绝于印第安人的社群之外，在那里，他深深感到孤独的存在：“孤独，永远是孤独”；在万邦国，他因为自身携带了异质的文化，与万邦国的社会体制产生了尖锐的冲突。而在荒郊野外，当人们欣赏其自我鞭笞时，他内心的高贵最后崩溃，居然与他蔑视的人群同流合污，当其清醒、意识到自己的“个人性”消失之后，便不得不杀了。小说的最后，约翰上吊而死： 缓缓地，缓缓地，像罗盘上两个指针般，不急不慢，从容不迫，那双脚向右边荡去，先是北边，然后是东北方向，然后是东边、东南、南边、西南，然后停住。几秒之后，又是不急不慢、从容不迫地向左边荡去，西南、南边、东南、东边…… 这是一个绝妙的场景。 鲁道夫·B．苏墨（Rudolf B.Schmerl）就此评论说：“死亡朝向所有方向。万邦国的幸福和谐本质上不过是死亡之呈现罢了。[2]” 1946年，赫胥黎在新版《美丽新世界》的前言中写下过这样一段话：“（在1932年）我冒出一个想法，觉得人类有天赋的自由，却选择成为疯子或癫子。这想法我自觉有趣，但……恐怕也极可能是事实。” 赫胥黎的悲观一览无余。 但正如前文所言，赫胥黎的这种悲观，实际上是慈悲。他念念难忘的，还是将人类的未来分析清楚，并期望能找到解决人类问题的方法。 1958年，赫胥黎出版了《重返美丽新世界》，此书对人类未来命运的思考，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不仅更加清醒地预感到极权社会的出现：“极权社会恭候人们莅临，就在下一个街角”，而且还对这个未来的极权社会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它既是对《美丽新世界》思想的深入解释，有助于读者对小说的理解；又超越了小说的思想维度。 赫胥黎写道：“客观势力正在迫使我们一起往《美丽新世界》那样的噩梦世界进发，这一趋势，我们似乎无法逆转。商业集团和政治集团刻意推动这一趋势的加速，为了少数权贵的利益，它们已经发明了新的技术，去操纵大众的思想与情感。” 究竟是哪些因素在导致极权主义新的发展呢？人岂非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这些因素包括：人口的膨胀（对资源的压迫）、组织的膨胀（政治、经济力量日益集中在少数权贵和大公司手上）、非理性的意识形态宣传（在独裁者的武器库中，大众传媒是“最生猛的武器”，而娱乐化的世界则让大众好比患上毒瘾）、“群体毒药”（乌合之众失去理智的力量，失去道德抉择的能力，他们习惯于被人教唆，终至失去判断力和自主意志）、商业宣传（满足大众的欲望，甚至小孩子都被蛊惑了）、最先进的洗脑术（包括了高级的条件反射技术、“潜意识投射”技术、睡眠教育法）以及化学药品（制造一个躲避现实的幻觉的天堂），等等。 以上列举的，有些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即能清晰感知；有些也许存在，但我们感觉不到；还有些可能没有在现实中出现，但其使用条件已经成熟。 总之，读过《重返美丽新世界》，但凡一个有基本判断能力的人都要惊呼恐怖了。因为如果我们不具有独立的思想、自由的坚定意识，我们将会走上奴役的道路。 理查德·J．沃德（Richard J.Ward）在一篇文章中写道：“（《重返美丽新世界》中提及的种种因素）将导致人类成为奴隶，它们摧毁每个人的个性和独一无二的心智，并最终毁掉人的自由。”[3] 赫胥黎不愿坐以待毙，他呼吁读者，起而反抗这危险的趋势。他寄希望于自由的、尊重多元性的教育：“关于自由的教育，首先需注重事实和价值。这些事实，包括了个人的差异性、基因的独一无二性；由这些事实则推衍而出相关的价值，包括自由、宽容、互爱。” 他寄希望于立法，来禁止非理性的意识形态宣传、“潜意识投射”技术和睡眠教育法，虽然效果可能有限。 他亦寄希望于乡村社区的复活。 也许这些危险的势力太过强大，如上办法不能有效抵抗，但赫胥黎在文末发誓：“只要一息尚存，我们仍需尽一身之责，竭尽所能，抵抗到死。” 这也许是悲壮了些，但这是一个思想者发出的最强音，这个最强音应该鸣响在每一个热爱自由、热爱人类的人的耳边。 《重返美丽新世界》的文笔也同样值得欣赏。赫胥黎继承了自弗兰西斯·培根已降英伦才子们雄辩、流畅的议论之风，读来畅快淋漓。 最后，要感谢这本书的编辑，若无他的介绍，我是无缘翻译这本书的。 是为序。愿读者阅读愉快。 庄蝶庵 2015年元月 [1]二十世纪初一个号称“无限灵感，无限激情，无限才华”的英国知识分子小团体，团体中有许多名人，如梅纳德·凯恩斯、G.L．狄更斯、E.M．福斯特等。团体的核心人物是著名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和她的姐姐。 [2]见其论文The Two Future Worlds of Aldous Huxley，PMLA杂志，1962年第三期。 [3]见其论文The Tired，Timid World of Aldous Huxley，Review of Social Economy杂志，1960年第二期。 [book_title]第一章 人口过剩 1931年，那时我正写作《美丽新世界》，相信留给未来的时间还有一大把。整齐划一的社会组织、系统的种姓制度、自由意志的消失（通过驯化）、奴役的合法化（通过定量服用化学诱导剂使人变得幸福）、填鸭式的说教（通过睡眠教育课程）……凡此种种，终将成为现实，但不会发生在我有生之年，甚至不会发生在我孙子孙女生活的时代。 在《美丽新世界》里，我描述的未来如上所列，但其准确的发生时间，我却记不清了。或者是在福特纪元的第六或第七个世纪？但当时我们生活的年代，是公元二十世纪的第二个二十五年。毋庸置疑，那是一个阴森森的时代，经济大萧条使人们坠入噩梦，但与《美丽新世界》描述的那个未来的噩梦般的世界相比，却又决然不同。前者是社会秩序失衡，后者却是社会全面极权。 事物从一个极端移至另一个极端，其间总要耗费长久时光。因此我才幻想，在这过渡的时光里，人类或许能充分利用好这两种社会模式：前者是泛滥的自由主义，后者是过分完美的秩序与高效——却让自由和个人的主动性无处容身。或扬或弃，乃能造出第三种社会模式，对人类来说，才是更幸运的结果。 孰料仅仅二十七年之后，在公元二十世纪的第三个二十五年——此时离福特纪元的第一个世纪结束还有好些年，但我已经比写作《美丽新世界》时更觉悲观。1931年构想的预言正在成为现实，比我原先估计的快了许多。我所幻想的那段过渡的时光，既未开始，也未显出任何即将开始的迹象。 不错，在西方世界，单个的男男女女依然享有大量的自由。但是即使在那些民治传统深厚的国家，自由之精神，甚至是对自由的渴慕之情，似乎也正逐渐消退。而在世界其余地方，个人的自由或者早就不复存在，或者明显在消失。于是，我本来设想为只能在福特纪元第七个世纪（那可是令人甚感安心的遥远的未来）才会发生的极权社会的噩梦，竟已然浮现人世。 极权社会恭候人们莅临，就在下一个街角。 乔治·奥威尔写作《一九八四》，将当时所见的斯大林主义和刚刚过去的纳粹主义合并为一，放大之，于是推测出未来社会；我写作《美丽新世界》，却在希特勒攫取德国最高权力之前，当时那位俄国独裁者也还没有唯我独尊。[1]在1931年，系统性的恐怖统治还不是时代的典型症状，而到了1948年[2]，恐怖统治成型了。因此，我描述的未来的独裁世界尚显温和，远不如奥威尔如此出色描绘的那个未来的独裁世界那般残酷无情。生活于1948年的人，很可能对《一九八四》中的恐怖世界有所了解。 但是，独裁者们毕竟也不过是凡人，而环境也会变化。近期发生在俄国的事件[3]，以及科学技术的最新进展，都使奥威尔书中那阴森恐怖、绘声绘色的未来世界大打折扣。毫无疑问，一场核战争将使所有人的预言都化为空谈，但是假设当下诸大国都能有所克制，不愿毁灭地球，然则未来社会走势，或更靠近《美丽新世界》里的世界，而非《一九八四》的世界。 根据我们最近对动物行为尤其是人类行为的研究，可以清楚知道，从长远来看，通过惩罚举止不当者来实现对人的控制效果并不佳，而对举止得当者略施小惠反倒能加强对人的控制。与此类似，总体来看，政府并不能更好地通过恐怖治理社会，相反，通过非暴力的方式操纵环境，操纵个人（包括男人、女人还有孩童）的思想、情感，如此治理社会，收效甚佳。 惩罚只能暂时终止不当行为，并不能一劳永逸地根除受罚者重犯错误的倾向。此外，因受惩罚而产生的生理、心理的消极后果，可能就像个人受到惩罚的行为本身一样负面。精神疗法主要针对的，是因旧日的惩罚而导致的精神衰弱或反社会人格。 《一九八四》所描绘的社会，实现社会控制的办法就是利用惩罚和对惩罚的恐惧，别无其他。而在我虚构的世界里，惩罚并不常见，即使有，也只是轻描淡写；政府近乎完美的社会控制，主要由如下措施实现：一是对举止得当者予以系统性的鼓励；二是近乎非暴力的、形式多样的社会控制，既包括生理上的，也包括心理上的；三是标准化的基因工程。 从瓶子里生产婴儿，对人口繁殖进行集中控制，或许不是不可能；但是很显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类仍将是一个胎生的物种，他们的繁殖是随意的。因此，从实用性的角度考虑，标准化的基因工程可以取消。于是，要实现社会控制，还是像过去那样，只能在人出生之后用惩罚的方式进行，但用奖励方式以及科学化操控的方式，是更有效的。 在俄国，斯大林时期那种《一九八四》式的陈旧独裁方式，已然让位给一个更时髦的专政体制。在苏联的等级社会中，控制上层阶级的方式由过去的惩罚转变为对得体行为的奖励。工程师、科学家、教师、管理者，此等人群，因其良好的工作获得丰厚的回报，而税率则相对适中，以鼓励此辈干起工作来更加出色，于是也就有更高的回报。在部分领域，他们甚至可以自由思考，或多或少可以凭兴趣行事。只有当他们逾越本分，触碰到意识形态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时，才会面临惩罚。正因赋予此辈专业领域的自由，才使得苏联的教师、科学技术人员取得世人瞩目的成就。 此辈特权的获得，可以说是运气好，更是因其天赋出众。但对生活在苏联社会金字塔体系最下层的民众来说，这种自由是一丝一毫都没有的。他们工资微薄，却需承担高物价，向政府缴纳与其收入完全不成比例的赋税，其缴纳的税款在社会总量中占据了很大的份额。他们可别想在自己工作的领域内按自己的喜好行事，统治者更喜欢惩罚他们或威胁要惩罚他们。至于非暴力的操纵术、奖励得体行为的控制法，统治者是不大乐意运用在他们身上的。 苏联现行体制于是将《一九八四》里面的独裁形式，以及《美丽新世界》里预言的统治高级种姓的独裁形式融合在一起。 与此同时，客观势力正在迫使我们一起往《美丽新世界》那样的噩梦世界进发，这一趋势，我们似乎无法逆转。商业集团和政治集团刻意推动这一趋势的加速，为了少数权贵的利益，它们已经发明了新的技术，去操纵大众的思想与情感。 在后面章节中，我将探讨这些操纵术。但目下，我们先聚焦于这些客观势力，它们令民主摇摇欲坠，对待个人自由时冷酷无情。这些势力包括哪些？我本来预想只会出现在福特纪元第七世纪的噩梦，又为什么会提前，并加速向我们包围过来？ 要回答这些问题，需回到生命的起点（即使是高度文明的社会），即生物学。 在耶稣诞生那一日，此星球上，总人口不过是2.5亿，比现在中国人口的一半还要少[4]。十六个世纪之后，当第一批清教徒移民到达普利茅斯石时[5]，全球总人口已经涨至5亿多一点点。到签署《独立宣言》时[6]，世界人口已经超过了7亿。到了1931年，当我写作《美丽新世界》时，这一数字已经接近20亿。仅仅过了二十七年，现在全球的总人口已经达到28亿。明天呢？这个数字将怎么翻滚？ 青霉素、DDT[7]、清洁的水已经是很便宜的商品，人们支付很少的金额就可购买，但它们却对公共卫生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即使最贫穷的政府也可以提供这些商品，于是，死亡率大幅下降。出生率的控制则是另一个问题了。需知，控制死亡率，只需要一个仁慈的政府雇佣少量技术人员就能完成。但控制出生率却需要全体民众协调一致，无数的个体需要足够的智力和意志力才能控制自身的繁殖欲望，但这个世界难以计数的文盲恰恰缺乏这两种素质。控制出生率需要化学的或机械的避孕手段，但这些手段花费巨大，这亿万个文盲哪里支付得起？ 此外，世间所有宗教皆鼓励竭尽全力挽救生命，并普遍反对节育。因此，控制死亡率轻而易举，但控制出生率却难于上青天。近年来，死亡率骤降；而出生率要么维持在旧有的很高的水平，要么略有下降，只是下降幅度极小、速度极慢。如此一来，人类物种数量加速增长。在人类历史上，这一景象实属前所未见。 值得一提的是，每年的增长数据，因遵循了“复利”[8]原则，其数据其实是一个幂次方增加的过程。而技术上较为落后的社会，实行任何一项公共卫生政策，都将给世界人口带来不确定的增长。目前，全球人口每年的净增数量将近4300万，这意味着每过四年增加的人口，相当于目前美国的总人口；每过八年半，增加的总人口约等于目前印度的总人口。 从耶稣诞生到英国伊丽莎白女皇一世去世，人类用了十六个世纪，才使地球上的人口翻一番。但按照目前的增长率，只要不到半个世纪，人类的总人口将翻一番。这疯狂的增长是在这样的一个星球发生的：这个星球上最富饶的土地早已人满为患，贪婪的农夫们为了更高的产量过度种植使土地受损，而丰富的矿藏，因为随意可得，人们则任意挥霍，就像一个喝醉的海员将他在海上积累的酬劳千金散尽一般。 在我的寓言小说中，“新世界”高效地解决了人口与资源之间的矛盾，通过精确计算，世界人口维持在最合适的一个数量上（如果我记得没错，这个数字比20亿略少一点），一代又一代，人口总数始终不变。而在真实的当下，人口问题不仅从未解决，相反，年复一年，这一问题变得日益不可收拾。 尽管这一生物学的严峻形势摆在眼前，然而在这个时代，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精神的种种大戏照样歌舞升平。二十世纪缓步前行，本来已有近30亿人口，而新的10亿人又将加入，到我孙女五十岁时，整个世界的总人口将突破55亿。生物学的形势已经如此，并将更固执、更恐怖地发展下去，直至成为历史舞台的中心主角。 飞速增长的人口对自然资源的威胁，对社会稳定的威胁，对个人福祉的威胁，应是人类目前最核心的问题。再过一个世纪，也许包括未来的好多个世纪，它都将是人类面临的最核心的问题。 据说，1957年10月4日这一天，新时代的大幕开启了[9]。但实际上，在目前的环境之下，任何有关后人造卫星时代的夸夸其谈都是无意义的，甚至是胡言乱语。只要念及庞大的人口数量，未来的时代就绝不会是太空时代，而是人口过剩的时代。且让我们拙劣地模仿一首老歌，并且问一下： 别看浩瀚宇宙的万丈光芒 也许不过是小小神灵灶膛里一点火星？ 或者是他转身吐了一口痰？ 呸！呸！呸！ 答案很明显是否定的。对登陆月球的国家来说，或许将取得一些军事优势。但这一成就对改善民生却毫无帮助。想想看，只要再过五十年，目前的人口总数将翻上一番，对那些激增的新人口，这一成就能解决他们营养不良的麻烦吗？ 我们甚至可以假设，未来某日，移民火星已经可行，甚至真的有那么些绝望至极的男男女女，愿意前往火星开始新生活，虽然明知生活于火星，就好比生活于一个比珠穆朗玛峰还要高一倍的山峰上面。但这么伟大的成就真的能改善这个星球？在过去的四个世纪里，无数的人离开旧世界，扬帆远航，到达新世界。但无论是离开，还是满载着食物和原材料重新回来，他们又何曾解决了旧世界的问题？与此相似，把一拨可有可无的人送往火星，焉能解决我们土生土长的这个星球上滚雪球般的人口压力？ 此问题悬而未决，则其他所有问题一并棘手。更糟糕的是，形势一旦恶化，抛弃个人自由和民主传统就有了借口，未来的自由和民主不仅变为不可能，甚至最后都无人会相信它们曾经存在过。 不是所有独裁政权都按同样的路数攫取政权。要通往“美丽新世界”，其实取径繁多。其中路程最短也最宽广的一条路，今天我们正在上面迈步——我指的就是这条由巨大的人口基数和不断加速的人口增长铺成的路。且让我们简要分析，为何膨胀的人口数量和过快的繁殖速度会与独裁思想的产生、极权体制的崛起密切相关。 人口巨大的基数和持续的增长会给地球有限的资源施加巨大压力，受此压力的折磨，社会经济将岌岌可危。在欠发达地区，此一情况尤其明显。青霉素、DDT、清洁的水易于提供，虽然降低了此类地区的死亡率，但出生率却并未相应下降。亚洲部分地区、中南美洲大部分地区的人口增长如此之快，以至只需不到二十年时间，整个人口数量将翻一番。 若粮食、商品、住房、教育的供给速度比人口增长更快，那么生活于这些欠发达但人口过剩的国家里的可怜民众，其福祉或能得到提升。可是非常不幸，这些国家不仅缺乏农业机械，也没有能生产这些机械的工厂，更没有足够资本来开办工厂。 民众最基本的需要得到满足时，政府才会考虑资本问题。而现实情况却是，在欠发达国家，绝大部分民众的基本需要从未彻底得到满足。一年忙碌到头，最后两手空空，哪来资本去创办工农业企业？而这些企业本来是可以用于满足民众基本需求的。 此外，在所有这些欠发达国家，技术性劳动力稀缺。没有他们，现代化的工农业企业也办不起来，而目前的教育设施又跟不上。资源、金融、文化等力量同样不足，难以改善现有的教育设施。于是，想满足社会的迫切需要根本无计可施。这是何等的恶性循环。与此同时，多数发达国家的年人口增长率高达3%！ 1957年，加州理工学院的三位教授哈里森·布朗、詹姆斯·邦纳、约翰·威尔共同出版了一本书，名为《下一个百年》，这是一本很重要的书，书中探讨了这一窘境。人类该如何面对人口快速增长的难题？至今还没有特别成功的经验。“有足够证据强有力地表明，在绝大部分欠发达国家，平民百姓的生活状况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内明显恶化，人们越来越营养不良，所能获得的商品越来越少，而任何试图改善这一状况的努力，都因为不断增长的人口压力，最后不了了之。” 一旦某个国家的经济变得风雨飘摇，中央政府将被迫承担提供公共福利的责任——虽然是额外的。于是，政府务必要制定应对紧急情况的周详计划，务必要不断加大力度限制民众的抗议活动，而且，假如经济情况恶化导致政治动荡或公开的叛乱（这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中央政府必须强力介入，以确保公共秩序和政府权威。如此一来，更多的权力逐步集中于掌权者和其官僚系统之手。 权力的本质在于，即使不曾刻意追逐，甚至是被迫拥有，掌权者也会自然而然去追逐更多的权力。权力即是贪婪。“主啊，不教我们遇见诱惑”，我们如是祷告，这祷告是很有道理的。只因所受的诱惑太迷人或时间太久，人通常都会向诱惑屈膝下跪。 当太多的权力集中到少数人手中时，就会产生极其危险的诱惑，执政者会否笑纳这些诱惑？只有民主宪法才能阻止执政者被诱惑腐蚀。像在英国或美国，宪法运转良好，尊重宪法程序已变为传统。但在共和传统薄弱或有限君权传统薄弱的国家，即使最好的宪法，也不能阻止野心家笑逐颜开地屈服于权力的诱惑。而在任何一个激增的人口与有限的资源矛盾重重的国家，权力的诱惑忍不住要蠢蠢欲动。 这一趋势对欧洲高度工业化、民主传统强大但人口同样过剩的国家会产生何等的影响呢？假如新出现的独裁政权与欧洲为敌，假如欠发达国家的原材料供应故意中断，西欧国家将会发现自己处于一个极其糟糕的境地。它们的工业系统将瘫痪，它们的高科技也不再万能——本来直到目前，靠着科技的力量，西欧供养了庞大的人口，虽然其本土资源极其有限，远不能支持这么多的人口。如果高科技也玩不转了，那么在如此狭小的西欧，拥有如此之多的人口，其后果将会显而易见。倘若这一切果真发生了，受不利条件所逼，巨大的权力将会集中到中央政府，并将以极权、独裁的面貌出现。 至于美国，目前倒不是一个人口过剩的国家。然而，如果它的人口继续按目前的速度增长（这一速度比印度还高，不过可喜的是，倒是比墨西哥或危地马拉目前的增速低许多），那么到二十一世纪初，巨量人口与有限资源之间的矛盾也将爆发。人口过剩虽然暂时还没有直接威胁到美国人的个人自由，但它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到下一代人，这威胁就会浮出水面。 假如人口过剩会驱使欠发达国家走向极权主义，而这些新的独裁政府又与俄国人结盟，那么美国人的军事优势就不那么保险了，他们将被迫加强对防御、反击的准备。但是，正如人所皆知的，自由是不可能在一个始终处于战时体制或准战时体制的国家里存活的，因为危机始终存在，中央政府的权力机构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始终保持对整个国家的人与事的控制。 综上所述：人口过剩制造了种种是非，我们不得不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这难道还不是永恒的危机？ [1]希特勒在1933年成为德国总理；斯大林极权之特征的形成，在1935年之后，从1935年开始，他进行了“大清洗运动”，1936年，苏联通过新宪法，正式确定了斯大林的极权统治。而《美丽新世界》则写于1931年。 [2]《一九八四》写于1948年。 [3]《重返美丽新世界》是作者于1958年出版的作品，因此“近期发生在俄国的事件”指的应该是1956年2月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进行批评，此后苏联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停止。 [4]1958年中国人口约为6.6亿人。 [5]普利茅斯石是美国马萨诸塞州普利茅斯港的一块大岩石，据说1620年移民美国的第一批英格兰清教徒即在此处登岸。 [6]《独立宣言》签署日期为1776年7月4日。 [7]DDT又称滴滴涕、二二三，是一种杀虫剂，也是一种农药，为白色晶体，无味无臭，不溶于水，溶于煤油。它的杀虫功效在1939年由瑞士化学家穆勒发现并推广，在20世纪上半叶防治农业病虫害、减轻疟疾伤寒等危害中起到重要作用，极大地增加了农业产量，因此在本书写作的年代，DDT被认为是科学的进步。但在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出版《寂静的春天》，称以DDT为代表的杀虫剂破坏了环境，引发世界范围的深思，此后，环保主义兴起，很多国家和地区都陆续禁止使用DDT。 [8]复利，是指在每经过一个计息期后，都要将所剩利息加入本金，以计算下期的利息。这样，在每一个计息期，上一个计息期的利息都将成为生息的本金，即以利生利，也就是俗称的“利滚利”。 [9]1957年10月4日，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 [book_title]第二章 量、质、德 我虚构的“美丽新世界”系统地践行着优生学和劣生学，二者并行不悖。优质卵细胞放在一组瓶子中，与同样优质的精子结合，并在胚胎期给予最好的照顾，最后倒出胚胎瓶，成为一个个β人、α人，甚至增α人。而更多的劣质卵细胞则放在另一组瓶子中，与同样劣质的精子结合，经波氏程序处理（1个卵子最多能生产出96个孪生子），在胚胎瓶中用酒精或其他蛋白质类毒物浸泡，最后倒出胚胎瓶的生物，只能说是个“类人物”，但是他们可以承担非技术工作。经过适当驯化，这些“类人物”可以享受免费而频繁的性爱，这种免费的娱乐令他们上瘾，每日消费定量索玛则强化了他们乖乖仔的行为模式。如此一来，就可以指望他们不会给优质人群制造麻烦了。 但在二十世纪下半叶，我们还不能对人类的繁衍做任何系统性的干预。只不过，目前随意、不经控制的繁衍模式，不仅使这个星球人口膨胀，而且似乎还“确保”了这巨量人口的质量较为低劣（从生物学的角度上说）。在过去的坏日子里，任何一个小孩，只要有或大或小的基因缺陷，都很难存活；而今天，由于卫生条件的改善、现代化的药物学以及社会良知的决心，绝大部分有基因缺陷的小孩都能长大成人，并能繁衍，使其基因缺陷扩散。按此趋势，医学每有进步，受基因缺陷诅咒的人群存活率亦随之增长。 尽管新奇药物不断产生，医疗手段不断改进——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说，正因为这些原因——大众的体质却不仅没有任何增强，甚至还在恶化。随着体质的下降，人类的平均智商也很可能随之下降。其实，某些主管当局确信，这种下降的趋势已经发生，并且将持续发展。谢尔登[1]有言：“政策环境是软弱的、不作为的，因此人类最好的血统正随意与较差的血统（它们方方面面都比最好的血统低劣）混杂。……在学术圈子里，目前流行向学生传授如下观点：担忧不同血统出生率的异动是毫无事实根据的，所有这些人口的问题其实不过是经济、教育、宗教、文化或其他什么东西在作怪罢了。这种乐观像极了波利安娜[2]。但是，错误的生殖方式才是根本原因，它是要从生物学角度去探讨的。”他还补充说：“1916年，推孟[3]尝试将美国人的平均智商定为100，但自此之后，没有人知道这个国家民众的平均智商降低了多少。” 在欠发达国家，当人口出现过剩现象时，其五分之四的国民每天摄入的热量不到2000焦耳，只有五分之一的国民可以享受均衡营养，在这种情形之下，谁相信民主制度会自发生成？即使外界力量强加给这个国家以民主制度，或者政府自上而下强行推广民主制度，它又怎能存活？ 我们再来看看已实现工业化的发达国家，虽实行民主制度，但因为任由劣生学发挥影响力，国民的智商和身体机能同步下降。在这样的国家，其个人自由和民主政治的传统还能持续多久？五十到一百年之后，相信我们的后代将会看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面对一个极其恼人的道德难题。所有人都知道，不能为了达到良好的目标而不择手段。但是，如上所述的众多反复出现的问题，手段良好，结果却甚是糟糕，这又该怎么解释？ 我们举一个热带岛屿的例子，在DDT的帮助之下，我们消灭了疟疾，在两到三年内，我们挽救了成百上千人的性命。很明显这是一件好事。只是，这被挽救的成百上千人，和他们此后生育、繁衍的成百万人，不仅衣不蔽体、无屋遮身、大字不识，甚至还耗尽该岛的资源。是的，人们不再因疟疾而死，但是营养不良、人口膨胀却使生活质量低下，于是，普遍饥饿带来的慢性死亡却威胁着数量更加庞大的人群。 再举先天不足的人为例，我们的医学和社会救助体系确保他们也可以繁殖后代。帮助不幸的人很明显也是一件好事，只是，不良的突变基因在我们的后代中大规模传布，遗传库受到不断的污染，这绝对是个坏事情，因为人们本来要从此遗传库中觅取优良基因。我们深陷道德悖论之中，想找到一条中庸的道路，我们需要融合善良的意愿，还有全部的智慧。 [1]威廉姆·赫伯特·谢尔登（William Herbert Sheldon，Jr.，1898—1977），美国心理学家，曾师从卡尔·荣格，先后在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俄勒冈大学从事教学工作。 [2]《波利安娜》（Pollyanna），是美国作家埃莉诺·波特（Eleanor Porter，1868—1920）于1913年创作的一部小说，小说的女主人公波利安娜是一位极天真的乐观主义者。 [3]刘易斯·推孟（Lewis Madison Terman，1877—1956），美国心理学家，被称为“智商之父”。他开创了教育心理学，并对智商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极力提倡优生学，还曾任美国心理协会会长一职。 [book_title]第三章 组织膨胀 我已指出，通往噩梦般的“美丽新世界”，路程最短也最宽广的一条路，就是人口的过剩和人口数量的不断增长（目前是28亿，到世纪之交是55亿[1]），于是，绝大多数人不得不在无政府主义和极权统治之间做一个选择。 但是迫使人类走向极权主义的原因，不仅仅是持续增加的人口对资源的压力——这种生物学上盲目的扩张是自由的敌人，还包括因为科技进步而壮大起来的诸多极其强大的力量——我们对此甚至还沾沾自喜呢。 自然，需要补充的是，对这些进步我们有理由感到自豪，因它们皆源于人类的天才、勤奋、理智、想象、忘我，一言以蔽之，乃是人类道德与智力优胜的硕果，对此，我们只有敬意。但万物难逃此理：有所得必有所失。取得这些令人崇敬的、惊奇的成就，人类亦必须付出代价。确实如此，可举去年流行的洗衣机[2]为例，人们还在为它付出代价：每一期的分期付款都比前一期要高。诸多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皆有妙文，深切关注因科技的进步，西方人已经付出和即将付出的种种代价。比如，他们指出，在政治力量和经济日益集中的社会里，是基本不能指望民主生根发芽的，但是科技的进步恰恰导致了权力的集中。当机器大生产越来越高效，机器也就越来越复杂、昂贵，对资源有限的工厂主来说，他们很难采用此种生产方式；此外，机器大生产必须有庞大的物流系统做支撑，而庞大的物流系统运转起来困难重重，只有那些实力最为雄厚的生产商才能顺利解决这些困难。在机器大生产和庞大的物流系统主宰的世界里，小人物们缺乏营运资本，在与大人物们的竞争中，处于绝对劣势，于是，他们不仅亏本，而且最终会丢掉独立生产者的资格——小鱼终于被大鱼贪婪地吞噬了。 随着小人物们销声匿迹，越来越多的经济力量被越来越少的一群人掌控。其中，在独裁体制下，一个个财团通过推动科技进步和打压小本经营者来日益壮大，其背后的控制者其实就是国家，也就是说，是一小撮党派领袖、他们的跟班、政客以及文职官员在发号施令。在资本主义民主社会里，比如在美国，控制财团的人——按赖特·米尔斯教授[3]的说法——就是权力精英。 这些权力精英直接雇佣几百万劳动者，遍布于工厂、写字楼、商店；又通过借贷使更多的人购买商品从而控制他们；再通过控制大众传媒，事实上影响了每个人的思想、情感和行为。套用温斯顿·丘吉尔的一句话：“从未见过如此之少的人以如此之手段操纵如此之多的人。”如今，我们已然远离当年杰斐逊[4]对一个真正自由的社会的理想，他以为，真正自由的社会理应由一个个自治的政治单元组成，由下而上自成体系：“由社区的基本共和体制，到郡县的共和体制，到各州的共和体制，直到整个联邦的共和体制，共同组成层级清晰的权力机构。” 可我们已经看到，现代科技导致政治、经济力量的集中，也导致社会被大财团和大政府所控制。在极权国家中这种控制是无情的，而在民主国家中这种控制尚算得彬彬有礼，人们倒是不知不觉。但是社会永远都是由单个个体组成的，只有当一个社会鼓励个人发展其潜能，并帮助个人过上幸福、富有创造力的生活时，我们才会说这个社会运转良好。 但是近年来的科技进步对个人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一位哲学家兼精神病学家——埃里希·弗罗姆博士[5]给出了如下答案：今日的西方社会，虽然物质、智力、政治皆有所发展，却不断损害人心灵的健康，这一趋势，削弱了个体内在的安全感、幸福感、理性和爱的能力，使人成为机器，这机器因人为的故障，心理疾病日益增多，被工作驱动陷入疯狂，不停掩饰挫败感，还装出所谓的快乐。 “心理疾病日益增多”可以在各种神经官能症[6]中得到体现，这些症状既常见又令人沮丧。但弗罗姆博士说了，“我们千万不要误把精神健康定义成预防精神病症状。症状并非我们的敌人，相反是我们的朋友，症状存在之处，意味着存在冲突，冲突的存在，则意味着生命的力量仍在为其完整和幸福做抗争。”反倒是在那些最正常的人群中隐伏着真正无药可治的精神疾病患者。“许多人看上去很正常，这是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目前的生存模式，在生命的早期，他们就已失声，放弃抵抗，不愿受苦，也不可能像那些神经过敏者一样发展出精神病症状。” 说他们“正常”，不是从这个词纯粹的本义来谈的，而仅仅是指他们在一个深度变态的社会里是“正常”的，他们能“适应”这个深度变态的社会，这恰恰体现出他们的精神疾病。 这无数“正常”地生活于变态社会的人们，不仅泰然自若——其实，倘若具有真正的人格，他们本不应该“适应”这样的社会——而且还做着“个性自足的迷梦”。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已经“去个性化”了，成为一个同一性的人。对环境普遍顺从，使他们渐渐发展为千人一面。但是，“同一性与自由是绝不相容的，同一性与精神健康也是绝不相容的……人之为人，不是要像机器，倘若成了机器化的人，其精神健康的基础也就被破坏殆尽了”。 在进化中，为了使人人有别，自然曾克服无穷困难。终于，人类选择杂糅父母的基因以繁衍后代，双方遗传因素合并的方式，可谓千变万化，于是，无论是生理还是心理，每个人本来都应该是独一无二的。然而，却有文明以效率为理由，或借着某些政治的、宗教的、教条的名义，试图让人们变得整齐划一，它们实在是在扭曲人类的生物特性，这岂非暴行？ 科学其实就可以定义为不断减少多样性，以达致单一性。它试图忽略任何单一事件的独特性，而聚焦于这些单个事件的共性，乃至提炼出所谓的“定律”，既可自圆其说，亦能有效解释无穷无尽、千差万别的自然现象。例如，苹果从树上落下，月亮在天上运动，自古以来，人类都知道这两种现象，他们一定认同格特鲁德·斯泰因[7]的说法：“苹果之为苹果，因其本来就是苹果；月亮之为月亮，因其本来就是月亮。” 到伊萨克·牛顿出世，窥见这两种毫不相干的现象居然有其共性，便生造出一个万有引力的理论，以此单一的理论及其种种说辞，便可解释和处理苹果、天体乃至物理宇宙间一切物体的某种行为特征。 与之类似，艺术家们将外部世界无穷无尽的多样性和万物皆有的独一性融合于他们的想象中，以造型的、文学的、音乐的艺术形式来建构整齐划一的理论系统，以此赋予外部世界和万物以意义。 试图以秩序取代混沌，以和谐取代杂乱，以单一性取代多样性，说来倒是人类才智的天性，是精神的一种原初的、基本的冲动。在科学、艺术、哲学等领域里的这一现象，我称之为“整合的意志”，它大体上算是有益的。固然，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整合的意志”也曾制造出某些不成熟的综合性结论；也曾生造出某些荒谬的玄学、神学体系；也曾试图以迂腐的错误概念去解释现实，以卖弄式的象征与抽象解释直接经验产生的数据。 只是不管这些失误多么令人遗憾，它们却至少从不直接造成破坏——虽然也发生过某种糟糕的哲学体系间接造成伤害的情况，但那是当它被利用来为无聊和不人道的行为辩解的时候。 “整合的意志”真正给人类造成危险，是当它出现在社会、政治、经济领域的时候。将莫测的多样性减少为易理解的单一性原本只是理论，在实践中却走形了，变成取消人格的丰富性而以单一人格代替，取消自由而以奴役代替。于是，在政治领域，独裁体制被认为等同于一种成熟的科学理论或哲学体系；在经济领域，工人完全听从机器指令使企业运转良好，被认为等同于一件完美建构的艺术品。 在“整合的意志”作用之下，原本只是单纯想解决麻烦的人可能成为独裁者，建设干净整洁的市容市貌也能成为独裁的理由。 组织当然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它能提供自由。由一小群自由合作的个体组成的小团队，以其自治精神，可以体现出个体的自由。但是，即便不可或缺，组织化却也可能是致命的。太多的组织将男男女女变得机械化，压抑创造精神，终至消灭自由的任何可能性。 一如惯例，唯一安全的办法就是在两个极端之间取中庸之道，这两个极端，一是彻底的放任，一是全面的管制。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科技不间断的进步相应地伴随着组织的发展。复杂的机器生产，需要匹配相应复杂的社会管理，以使工作顺利、高效地开展，就像先进的生产工具一样。为了适应这些组织，人们不得不去除自己的个性，否定原本多样化的人格，使自己顺从于唯一一个标准样板，并竭尽全力成为一个机器人。 同时，组织膨胀与人口过剩相互作用，使去除人性的效果大为增强。譬如，工业企业扩张，就会吸引不断增长的人口中的大部分迁移至大城市，可是，大城市的生活对精神健康却是有害的（据说，在工业区贫民窟那蜂群一般的庞大居民中，精神分裂症的得病率是最高的），而大城市的生活也无助于培育负责任的自由精神，这种自由精神原本活跃于小型的自治团体中，且是真正民主制度的首要条件。 城市生活其实是隐姓埋名者的生活，似乎也是抽象的生活。人们确实保持相互联系，却不是以独立完整的人格出现，而是作为经济功能的化身出现；当他们不工作的时候，则以寻欢作乐的不负责任的形象出现。 因为这样的生活方式，个人易于感觉孤独、卑微，他们的存在已然不再有任何意义。 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人类群居生活的程度只能算中等，还不是一种彻底群居的物种。这么说吧，人更像狼或者大象，而不是蜜蜂或蚂蚁。最初，人类社会与蜂巢、蚁垤毫无相似之处，它们不过是一些集群[8]。别的不提，文明其实就是指的这么一个过程，它把原始人的集群转变为类似于这些群居昆虫一样粗糙、呆板的有机共同体。 现在，人口过剩的压力和科技的日新月异，正在加速这一“文明化”的过程。白蚁窝看来是可以在人类中建成的，在某些人眼里，它甚至是令人艳羡的理想文明呢。当然，不用说也知道，这个理想文明事实上是绝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在群居昆虫和我们这种不那么热衷群居的、脑容量硕大的哺乳动物间存在一条巨大的鸿沟，即使后者再竭尽全力模仿前者，也无法弥补这一鸿沟。人类不管多么努力，也无法创建一个社会有机体，他们只能创建一个个组织。如果他们试图创建一个社会有机体，在此过程中，他们也仅仅是创建一个独裁体制。 《美丽新世界》呈现了一幅想象的、有点粗鄙的社会风俗画，在那个社会里，人类像白蚁一样重建了自己的生活，几乎达到了最大的相似性。而现在，我们正被强迫走向“美丽新世界”，这一趋势甚为明显。不那么明显的是，其实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可以拒绝与强迫我们的那些盲目的势力合作。不过，目前这种抵制的欲望并不那么强烈，也没有那么普遍。正如威廉·怀特[9]先生在他那本有名的著作《组织人》里所说的，新的社会伦理体系正取代旧的社会伦理体系，后者认定，个人价值是首位的。但新的社会伦理体系的关键词却是：“自我调节”和“适应”“社会导向的行为”“归属感”“社会技能的获得”“团队精神”“集体生活”“集体忠诚”“群体动力学”“群体思维”和“团队创造力”。它有一个基本假设，社会整体比微观的个体有更大的价值和重要性，个体天生的生物多样性需为单一性的文化让步，集体的权利则远胜十八世纪甚嚣尘上的“人的权利”。根据这一新的社会伦理，基督宣称安息日特为个人制定，实乃大错特错，与之相反，个人是为安息日而存在，故此务必牺牲其遗传特质，假装自己为善于交际的标准个体，而团体活动的组织者则视这样的个人为团队目标的践行典范。 这典范之人显示出了“动态一致性”（何等标致的术语）：对集体高度忠诚，毫不松懈地渴望着贬抑自己，渴望着被接纳。这典范之人亦必有典范的妻子，极其热爱社交，有无穷的适应能力，她不仅深信丈夫应首先忠诚于集体，而且她自己效忠集体时还格外活跃呢。正如弥尔顿评论亚当和夏娃时说的那样：“他只为上帝而存在，她则通过他而臣服于上帝。”只是有一点，这典范之人的妻子与我们的女祖宗相比还是每况愈下的。需知，上帝曾应许夏娃和亚当可以无拘无束地享受“青春纵乐”，我以为，上帝也不曾驱逐亚当远离其白皙的配偶，而夏娃，也从不曾拒绝那夫妇之爱的神秘仪式。然而今天，据《哈佛商业评论》的一位作者所言，为达到当代社会伦理提出来的典范要求，男人努力奋斗，而其妻子，“绝不可占据丈夫太多的时间，也不可要求丈夫与其分享太多的乐趣，因为当他一心一意地集中于自己的工作，他的性活动的重要性也必定降到次要的位置”。僧侣宣誓要清贫、服从、贞洁。而今日的典范男人可以发家致富，却一样要宣誓服从（墨索里尼所言不错[10]：“他毫无怨言地服从于权威，凡事皆恭敬等候上级吩咐。”），而为了雇佣他的集体的荣耀，他甚至随时准备好将夫妻白头之恩弃如敝屣。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九八四》里，党的成员们被迫服从一种性爱伦理，甚至比清教徒的还要严酷苛刻。《美丽新世界》与之相反，所有人都可以无限制地享受性爱。奥威尔的小说描述的是一个一直处于战争状态的社会，统治者的首要目标自然是为了政权的顺畅而行使权力，其次是确保臣民们始终处于紧张状态——发动了这场持续战争的统治者们需要这种状态。于是，通过消灭性欲，长官们可以使其追随者保持必需的紧张感，同时以最令人满意的方式满足自己贪婪的权力欲。 而《美丽新世界》描述的世界是一个“万国邦”，战争早已消灭，统治者们的首要目标是不惜代价肃清臣民中的捣乱者。他们做到了，方法（亏他们剔除了其他办法）是允许性自由（通过取消家庭，性自由成为可能），如此一来确保了“新世界”里的人们自觉反对任何破坏性或创造性的情感冲动。 在《一九八四》里，权力欲的满足是通过承受痛苦的方式；而在《美丽新世界》里，却是通过几乎没有任何羞耻感的寻欢作乐的方式。 很明显，在组织膨胀产生种种不尽如人意的后果之后，当下的社会伦理体系不过是对膨胀的组织的辩护说辞罢了。它可怜巴巴地试图为组织的必然性披上有利的外衣，试图从令人憎恶的数据中提炼出组织的正面价值，因此，它是不切实际的，因而也是极其危险的一套道德体系。需知，不管怎么假设社会整体的价值远高过个体价值，它也绝不可能像蜂群或白蚁群那样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有机体，它仅仅是一个组织罢了，是社会机器的一分子，本身毫无价值，除非它真的关心个体的生命与自觉。一个组织既无意识也无生命，它的价值仅仅是工具性的、衍生的，它并无好坏之别，只有当它促进了作为团队分子的个人福祉，才能称其是好的组织。 使组织优先于个人，等于使目的服从手段。目的服从手段会发生什么样的结果，希特勒和斯大林早已清清楚楚地展示过。在二人可憎的统治之下，民众的目的服从了组织的手段，包括一手暴力一手宣传，以及系统性的恐怖和洗脑。在未来更高效的独裁政权中，也许会比希特勒和斯大林时代少许多的暴力。未来的独裁者治下的臣民，则将毫无痛苦地被一批高度专业化的社会工程师所管理。 关于社会管理这门新科学，一位狂热的支持者曾这么写道：“当今这个时代，社会管理面临的挑战就像五十年前技术管理面临的挑战一样。如果说二十世纪上半叶是技术工程师的时代，那么下半叶很可能就是社会工程师的时代。”——我还认为，二十一世纪将会是世界元首们的时代，科学化的种姓制度的时代，也将是“美丽新世界”的时代。 有这么一个问题：“谁来把守守卫者？[11]”我们可以延伸来发问，监护我们的人又由谁来监护？或者，管理者又由谁来管理？答案可能很乏味，监护者、管理者根本无需监管。就像在某些社会学博士们口中似乎流行过的一个令人动容的说法，说社会学的博士们绝不会被社会的权力腐蚀。像加拉哈德爵士[12]一样，因为心地纯洁，他们一分的力量有十分的功效，而他们之所以心地纯洁，是因为他们可是社会学家呀，他们可是花过六千个小时学习社会学的呢！ 哎，算了吧，高等教育可保证不了高尚的品德，也保证不了较高的政治智慧。除了这些出于伦理和心理原因的担忧，还要加上一种纯科学性的担忧：我们能接受这样的理论吗——社会工程师依据此理论进行社会管理，又从这理论中找到种种说辞，为自己操纵民众辩解？ 举个例子，埃尔顿·梅奥[13]曾直截了当地说：“人们希望与自己的伙伴不间断地保持工作的联系，这种愿望是人性的彰显——即使不是最强烈的彰显。”但我会说，这句话毫无疑问大错特错。或者有人会具备梅奥描述的这种愿望，但其他人并不一定如此——此愿望其实是气质与遗传的结果。任何一个社会组织，倘若其理论基础是假设人（不管这个人是谁）“希望与自己的伙伴不间断地保持工作的联系”，那么，对于组织里的男男女女来说，他们就好比被捆绑在了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14]上，只有经刀俎之苦，截长补短，他们才能适应这个组织。 再比如，人们用抒情的语言对中世纪的历史进行了浪漫主义的误读，可是当下众多的社会关系学家是何等佩服这样的著作啊！“行会、庄园、乡村里的成员，在其一生中，都受组织保护，得享和平与宁静。”我们很想问问，这些中世纪的人需要保护，那么他们面对的危险是什么？肯定不会是组织里的权势者要残酷欺凌他们吧？ 至于所谓的“和平与宁静”？我们只知道在整个中世纪，弥漫的是无数人长久的挫伤、深刻的忧愁、强烈的愤恨，这种愤恨，针对的是那僵化的等级体制，以至社会阶层的上下流动通道彻底封死，至于被束缚于土地之上的人，则几乎没有自由迁徙的可能。 人口过剩、组织膨胀这两股冷酷的势力，以及想控制它们的社会工程师们，一起驱赶着我们走入一个新的中世纪体系，这回魂的幽灵世界或许会比其前身更加合人心意，因为它会充斥《美丽新世界》里提供的种种赏心悦目之物，比如婴儿驯化、睡眠教育、嗑药快感；但是，对于大部分男男女女来说，它仍然是一种奴役。 [1]2000年全球人口约为63亿人，比赫胥黎预测的55亿人还多了8亿人。 [2]此处的洗衣机，是指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流行至今的波轮式洗衣机。 [3]赖特·米尔斯（C.Wright Mills，1916—1962），美国著名的批判主义社会学家，《社会学的想象力》是他的代表作。 [4]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1743—1826），《美国独立宣言》的重要起草人，美国第三任总统。 [5]埃里希·弗罗姆（Erich Fromm，1900—1980），美籍德裔犹太人，社会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家、社会学家、人本主义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重要成员，毕生致力于修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以切合西方人在两次世界大战后的精神处境。 [6]神经官能症，神经症的旧称。 [7]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1874—1946），旅居法国的美国犹太女作家、诗人、艺术品收藏家。 [8]集群，生物学概念，指很多同种或异种的个体以一定的方式聚集在一起，这是动物利用空间的一种形式。采取集群方式生存的动物与完全的群居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仍然保留着个体性，而后者则彻底放弃个体性，完全以集体为目的。前者的典型是灵长类动物，而后者的典型就是白蚁、蜜蜂等昆虫。 [9]威廉·怀特（1917—1999），美国城市规划专家、组织分析师、记者、社会观察员，1956年出版了探讨公司文化的著作《组织人》，销售超过200万册。 [10]原文为意大利语。 [11]原文为拉丁语，通常被认为出自于古罗马诗人尤维纳利斯的作品。 [12]加拉哈德爵士（Galahad），亚瑟王传说中亚瑟王的首席骑士，被称为“世上最纯洁高尚的骑士”。 [13]乔治·埃尔顿·梅奥（George Elton Mayo，1880—1949），美国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 [14]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Procrustean Bed），普洛克路斯忒斯是希腊神话中海神波塞冬的儿子，也是一名强盗。在他所开设的黑旅店中有一长一短两张铁床，他逼迫高个子旅客睡短铁床，而后斩断他们的脚使身高与短铁床相等；逼迫矮个子旅客睡长铁床，而后强拉他们的身体使身高与长铁床相等。 [book_title]第四章 民主社会里的宣传术 杰斐逊曾如此写道：“欧洲人深信，若无独立于个人意志之外的权威力量管束人的身体与道德，则方方面面的组织中的人们将不会受秩序与正义的束缚。……而我们（新兴的美利坚民主的创建者）则坚信，人是理性的动物，有天赋的权利与内在的正义感，良好的政府需告知民众可自行选择人生，同时以民众的意志为准忠于职守，如此方能为民众扬善避恶。” 在弗洛伊德的信奉者们看来，这等言语固然动人，却未免天真古怪。但情况没有十八世纪的乐观主义者们想的那般美妙，因为人类早没那么多理性，也没有那么多内在的正义感了。另一方面，情况也不是二十世纪的悲观主义者们试图说服我们的那样令人绝望，人类道德并没有到彻底善恶不分的地步，也并非非理性到无可救药。尽管弗洛伊德发现了本我和无意识对人巨大的影响，尽管地方性的神经官能症较为流行，尽管人群中低智商的比例越来越高，但绝大部分男男女女或许仍然足够正派、明智，我们可以相信他们能自主选择自己的命运之路。 民主制度能润滑公共秩序、个人自由和创造性之间的矛盾，并使一个国家暂时的掌权者永远效忠于民众——归根到底，权力还是民众的。在西欧和美国，大体上来看，这一制度运行良好。这一事实足够证明，十八世纪的乐观主义者们并非全错。如果给民众一个公平的机会，让他们自己管理自己，他们可以管理得更好，虽然也许不会有机器般的高效率——“独立于个人意志之外的权威力量”才会像机器一般高效呢。 我强调一遍，是“给民众一个公平的机会”，公平是先决条件。原本在一个独裁者统治之下做顺民，忽然一变，政治民主了，个人自由了，纯然是一个陌生的政治氛围。这种转变，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不是“公平的机会”，也难以立刻实践民主制度。同样，在动荡的经济环境下，也没有人能有“公平的机会”民主地管理自身事务。 自由之花盛开于社会繁荣的土壤之中。社会衰退，自由亦消减。只因当社会衰退时，政府才会觉得有必要频繁而彻底地插手民众的事务。 正如前文所论，人口过剩与组织膨胀这两种情形将会夺去社会“公平的机会”，使民主制度不能顺畅运转。由此可见，总有某些历史的、经济的、人口统计学的、科技的因素，使杰斐逊所言的理性的动物——他们具有天赋不可让与的权利，并具有内在的正义感——即使在一个民主化的社会里也无法行使其理性，伸张其权利，展现其正义行动。 我们这些生活在西方社会的人应感到极其幸运，我们得到了“公平的机会”，可以最大化地实现自我管理。但不幸的是，因近来形势有变，看上去，这无限宝贵的“公平的机会”正一点一点被蚕食，从我们手边被夺去。 当然，这还不是全部。个人自由与民主制度的敌人还不仅仅是这两种盲目而冷酷的势力。还有其他一些不那么抽象的力量是追逐权力之辈乐于利用的。这些人的目标是部分或全部地控制其同胞。五十年前，我还是一个小男孩，当时形势看上去是完全不言而喻的，就是说，旧时的坏日子终于过去，折磨、屠杀、奴役、异端迫害，凡此种种，都化为陈年往事。对于当时那些头戴高礼帽、乘坐火车旅行、每日早晨都要沐浴的人们来说，那种种旧日的恐惧完全不可能再现，他们心想，我们毕竟生活在二十世纪了呀。可是，数年过后，就是这些每日早晨沐浴、戴着高礼帽去教堂的人们，就是他们，双手却沾满鲜血，其暴行规模之大，即使无知的非洲人也不曾梦见过。 照近年情况来看，指望这类现象不会再次发生，怕是痴人说梦。它可能发生，而且毋庸置疑，一定会发生。在不久的将来，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九八四》描述的那种惩罚性的统治术不会发生，真正发生的，会是《美丽新世界》描述的那种强化意识形态的统治术。 有两种意识形态宣传办法。一种是理性的宣传，无论对宣传者本身，还是对被宣传者，这种宣传都符合他们合理的利益诉求，且有利于实际的运作；另一种是非理性的宣传，完全不顾任何人的切身利益，且是命令式的，它吁求的乃是激情。 人们的所作所为必有其动机，其动机比合理的利益诉求可能更高尚；但是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内，在集体行动的所有有效动机中，合理的利益诉求可能排在首要位置。如果政治家及其幕僚的一言一行都是为了提升他们个人或整个国家的长远利益，这个世界将变成人间天堂；因为实际上，此辈经常背离自身利益采取行动，目的仅仅是为了满足他们最微不足道的激情，结果，世界化为人间地狱。 理性宣传有利于实际运作，符合合理的利益诉求，它所依赖的证据是充分可信的，因而也是最好的，若以此做出符合逻辑的论断，便能吁求大众的理性。仅凭冲动发出命令式的宣传，不顾切身利益，其提交的证据必定是弄虚作假、断章取义、漏洞百出的，因此其避免做逻辑的论断，而是靠不停重复某些套话，或通过谴责本国内外的替罪羊，或狡猾地将最低级的冲动披上最高尚的理想外衣来加以掩饰。如此一来，他们便可借着上帝的名义蹂躏世人，而明明最是尖酸刻薄的权力政治却戴上了一副宗教教义或爱国责任之类的面具。 约翰·杜威[1]曾有言道：“普通人人性深处信仰的复苏，通常而言将产生巨大的潜在能量，特别当其与理性、真理相呼应时将产生巨大的力量，于是，我们收获了对抗极权政治的坚固堡垒。相比较而言，物质上的巨大满足，或者对特别的法律条文以及政治形式盲目崇拜，却不能有同样的效果。”呼应理性与真理的能力人人皆有。不幸的是，响应非理性与谬论的倾向也同样存在每个人身上，特别是当谬误居然可以唤起令人愉悦的情感时，或者吁求非理性的时候，我们生命深处那原始的、兽性的部分，居然与之一拍即合。 在某些领域，人们已经在始终如一地响应理性与真理。博学的作者们写论文时，可不会吁求同行的这些科学家、技术专家们的激情，而是倾尽其所有的知识，就某个特定的实际情况陈述事实，他们以理性来解释他们的所见所闻，他们为支撑自身观点而抛出的论断，同样要吁求别人的理性判断。在自然科学和技术领域，这一现象实在是稀松平常。 不过一旦牵涉到政治、宗教和伦理的领域，情况就困难多了。首先，相关的事实经常是令人捉摸不定的；其次，这些事实的意义，必然要依赖于特定的观念系统来解释。对于追求真理的理性者来说，这些还不是他们面对的唯一难题。需知，在公共场合或私人生活中，人们常常没有时间来搜集相关证据，或权衡证据的轻重。于是，我们被迫采取行动，不但所依赖的证据不足，而且所凭据的逻辑也不是那么站得住脚跟。 我们不吝以最高的善意赞美自己，但其实我们并不是总能完全诚实，或者真的始终如一都是一个理性的人。我们力所能及的只是在条件允许之时，尽量保持诚实、理性的态度，并响应别人提出的那些有限的真理和不那么完美的推理——人家这么做其实倒是在体谅我们呢。 杰斐逊有言在先：“假使一个国家期望民众既自由却又无知无识，这岂非南辕北辙？……无知无识的民众，是不可能安享一生的。只有当出版界自由的时候，当每个人都能阅读的时候，一切才能有安全的保障。”在大西洋的另一边，还有一人狂热地信仰理性，他同时也在思考这一问题，甚至所用的语言都与杰斐逊差不多，此人即约翰·密尔[2]。下面我引用他评论其父——功利主义哲学家詹姆斯·密尔[3]——时的一段话：“他是如此彻底地依赖理性对人思想的影响，以至一旦民众都能亲近理性，他就觉得似乎一切都能成就；似乎所有民众都能阅读；似乎无论言说或写作，所有的思想都允许传播给民众；似乎一旦拥有了投票权，民众将自行任命一个立法机构，将他们所认同的意见立刻付诸实施。”“一切皆能有安全的保障”，“一切都能成就”！此处，我们又一次听到了十八世纪乐观主义者们那熟悉的声调。 杰斐逊确实是一个实干家，同时也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他以自身惨痛的经历体悟到，自由出版的权利会受到何等的凌辱。他宣称，“现如今，报纸上的字母一个都不能相信。”即使如此，他依然坚持（我们能怎么办，只能支持他呀），“在真理的范围之内，新闻机构实属高贵，是科学与公民自由的益友。” 一言以蔽之，大众传媒非好非坏，它仅仅是一股势力，就像别的势力一样，既能发挥积极影响，也能制造消极后果。从好的方面来说，新闻界、广播界、电影界对民主的继续存在是不可或缺的；从坏的方面来说，在独裁者的武器库中，它们又是最生猛的一种。 在大众传媒领域，就像在其他实业领域里一样，技术的进步伤害了小人物们，却扶持了大人物们。近至五十年前，每一个民主国家都炫耀其数量众多的小杂志和地方报纸，地方上成千上万个编辑发表着成千上万种独立的见解，在任一地方，任一个人可以获得任何印刷的东西。但是到了今日，法律上报刊是自由出版的，但是小型的报纸已然销声匿迹。纸浆、印刷机器和新闻稿的成本如此昂贵，小人物们是负担不起的。 关于宣传，早期支持扫盲和出版自由的人们仅仅想到了两个可能性：宣传或者是正确的，或者是错误的。他们没有预见到后来实际发生的情况，尤其在盛行资本主义民主的西方国家，居然发展出体量庞大的大众传媒行业，基本上它并不关心对错，而是关心些虚构的、几乎完全不着边际的东西。简而言之，前辈们未能周全考虑到人对消遣的爱好乃是无穷无尽的。 在过去，绝大部分人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彻彻底底地满足这一爱好。他们或许渴望消遣，可是哪有地方提供消遣？圣诞节不过一年一度；盛宴则是“庄重而稀罕”；没有几个读者，也没几本书可读；最近的“街区电影院”可不就是堂区教堂嘛，里面倒是频繁表演，可惜难免陈腔滥调。 我们还可以把视野放得更遥远些，那就必须回到鼎盛时期的罗马帝国。当时的民众享受着免费的、频繁的、丰富多彩的消遣活动，他们的心情可是相当愉悦。当时的消遣包括：诗剧、击剑、背诵维吉尔的诗、搏命的拳击、音乐会、阅兵、行刑示众，等等。但是，即使罗马也比不上今天的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电影所提供的昼夜不停的消遣那么诱人。在《美丽新世界》中，这些永不停歇的消遣之物是极度诱人的，包括了感官电影、“咬兮炮兮”吟诵会、“离心球”等，它们作为政策的工具被普遍使用，以避免民众过多关注社会、政治的现实境况。 宗教的世界与娱乐的世界自然有所区别，却也存在共通之处：两者都明显“不是真实的世界”。它们其实都是一种消遣，使民众分神，倘若人们不断地乐在其中，那么按马克思所说，这两者就会变成“毒害民众的鸦片”，也就威胁到自由的存在。 只有那些高度警惕之人，才能确保他们的自由；也只有那些持续而明智地选择生活在当下的人，才有望通过民主程序有效地管理自己。在一个社会里，如果大部分民众耗费了大量时间，却并没有生活于当下，生活于此时此刻，生活于规划妥当的未来；而是生活于他处，流连于运动、肥皂剧、神学、玄妙的幻想组成的不疼不痒的世界，那么他们很难抵抗那些试图操纵和控制社会的人对他们的侵犯。 今天的独裁者在他们的宣传中多半倚赖重复、压制、合理化等手段。重复是反复说一些套话，独裁者们希望人们视这些套话为真理；压制是贬抑某些事实，独裁者们希望它们被人遗忘；合理化是指通过唤醒民众激情，赋予激情以合理性，来达到维护党派或国家利益的目的。既然艺术化的、科学的操纵术其奥秘越来越被暴露，未来的独裁者们必然将学会把这些操纵手段与永不停歇的消遣活动结合在一起。而在当下的西方世界，这些消遣活动之庞大，好比不温不火的大海，威胁着要将理性的宣传溺死，而理性的宣传，对保证个人自由和民主制度的存续实在是至关重要的。 [1]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美国极富声望的实用主义哲学家。“五四”运动前后他曾来中国讲学，促进了实用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 [2]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1806—1873），英国著名哲学家和经济学家，19世纪影响力很大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边沁后功利主义的最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3]詹姆斯·密尔（James Mill，1773—1836），英国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理论家、哲学家。 [book_title]第五章 独裁体制中的宣传 二战结束之后，在对希特勒的军备部长阿尔伯特·斯佩尔[1]进行审判时，他发表了一通很长的演讲，以非凡的敏锐性自我剖析了纳粹独裁的统治术。“希特勒的独裁，在一点上区别于历史上所有的独裁者。他的政权，是现代科技大发展背景下的第一个独裁政权，他也充分利用了各种技术手段以达到控制国家的目的。他利用的技术工具，比如广播、扩音器，剥夺了八千万民众的独立思想，于是，让这八千万人臣服于一个人的意志，也就变得可能……早期的独裁者们需要高素质的属下——即使是权力的最末端，这些属下也需要独立思考、行动，但在现代科技大发展背景之下，极权政治系统已无需此辈。多亏了现代化的通讯手段，如今可以将较低的领导阶层机械化，如此便出现了一种新兴人类：命令的盲从者。” 而在我的寓言小说《美丽新世界》中，科技发展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希特勒时代的水平，因此之故，命令的盲从者与纳粹时代的同辈相比，也就更加谨小慎微，也就更加顺从于发布命令的精英。此外，他们出生时基因就经过标准化处理，成长时又经过驯化教育，服从成为其使命，政府因此可以期望他们坐卧行止如机器一般始终可控。在下一章中，我们将看到，“较低的领导阶层”的驯化工作已经在开展，俄国人并不仅仅依赖发达科技的间接作用力，他们还直接对其低层领导者“生理—心理”的有机体进行驯化，使其身体、思想惯于服从一个无情的、极其高效的（世人一致认为）驯化体系。 斯佩尔还说：“许多人常被噩梦缠住，他们生怕某天国家将会完全通过技术手段来治理。这场噩梦在希特勒的极权体制下几乎实现。”几乎实现，但最终还是没有真正实现，因为纳粹没有足够的时间——也可能是他们没有足够的才智和必要的知识——对其低层领导阶级进行洗脑和驯化，这或许是他们最终失败的原因之一。 在希特勒之后，未来的独裁者们可以支配的武器库里高科技工具已经极大地扩充。除了广播、扩音器、电影摄像机、轮转印刷机，当代的宣传者们还可利用电视机来为其主子服务，传播主子的形象和声音，同时还能通过磁带记录下这形象与声音。感谢科技进步，老大哥[2]如今几乎就像上帝一样无所不在了。 其实，未来的独裁者并不仅仅是借助先进技术伸长了他的魔爪。在希特勒之后的时代，应用心理学和神经病学领域取得了发展，这两个领域正是宣传家、思想灌输专家、洗脑专家特殊的工作范围。过去，这些投身于改变人类思想的专家们都是经验主义者，不断试错之后，他们总结出一套技术和程序，可以有效开展工作，虽然他们并不能精准地知道为什么它们是有效的。到了今天，思想控制的艺术逐渐成为了一门科学。这门科学领域的从业者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也知道为什么这么干是有效的。他们的工作受理论和假设指导，但这些理论和假设却牢牢建立在大量实验数据的基础之上。正因了这些新的洞察力和新的技术手段，“几乎就要在希特勒极权体制中实现”的噩梦很可能马上就要彻底实现。 但在讨论这些新的洞察力和新的技术手段之前，我们先看一看在纳粹德国几乎就要实现的那场噩梦。那么，希特勒和戈培尔[3]使用了什么样的手段，“剥夺了八千万民众的独立思想，让这八千万人臣服于一个人的意志”？而这些大获成功的恐怖手段，其依据的又是何种有关人性的理论呢？回答这些问题，其实大可引用希特勒自己的话。这些话是何等精辟，又是何等的引人瞩目啊！ 当他写作一些大而无当的东西，比如“种族与历史”、“天意所在”时，其文章实在不忍卒读。但是当他写作有关“德国大众”，以及他如何统治、指引他们的主题时，他的文风改变了，胡言乱语和夸夸其谈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理智、强硬、冷嘲热讽和明澈。在他潜心写作的“哲学著作”中，希特勒或者如在云里雾里梦里，或者将别人的半调子言论拿来反复炒冷饭。但是，在论及民众、宣传时，他是根据自己的第一手经验来写作的。为希特勒写传者中属阿伦·布洛克[4]最为本色当行，他说，“希特勒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煽动家。” 有人会加上一句说“仅仅是一个煽动家罢了”，他们可没有领会在大众政治时代，政治权力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希特勒本人就说过：“成为一个领袖，意味着能够动员民众。”希特勒的首要目的是动员民众；民众受其蛊惑，其道德观和对传统的忠诚便被他连根拔起；于是，大多数人被催眠，只知道同意；最终，希特勒便可在民众身上施加其自创的一套新的独裁体制。赫尔曼·劳施宁[5]在1939年写道，“希特勒对天主教的耶稣会[6]具有深深的敬意，倒不是说他多么欣赏基督教义，而是赞成其精心设计、严格控制的一套‘机械系统’，欣赏其等级森严的体系、极其聪明的伎俩、对人性的熟知，并钦佩它们在控制信众时能机智地利用人性的弱点。” 去除基督精神的教会主义、修道士一般的苛刻纪律，不是为了献身于上帝，也不是为了达到自我救赎，而是为了献身于国家，献身于由煽动家转为独裁者的那个人，匍匐于他那伟大的荣耀与权力之下。这就是系统性的群众动员所要达到的目标。 我们且来看看，希特勒是如何定位他所要动员的群众，以及他是如何进行动员的。第一个原则，是关于价值判断的：民众其实轻如鸿毛，他们无法进行抽象的思考，越出他们直接经验范围的任何事务他们都绝不感兴趣，他们的行为并不取决于知识或理性，而是取决于情感和无意识冲动。正是这些本能冲动和情感，“是他们形成肯定或否定态度的真正根源”。因此，要想做一个成功的宣传家，务必要学会如何控制民众的本能和情感。 “在此地球上，曾制造翻天覆地革命的驱动之力，从来都不是超越民众之上的科学教育，而总是鼓舞民众的献身精神，经常还会是一种歇斯底里症——它能刺激民众迈向行动。任谁想要主宰民众，首先必须掌握打开民众心灵之门的钥匙……”用弗洛伊德学派的术语来说，就是掌握民众的“无意识”世界。 希特勒就发出了强烈的吁求，他吁求的对象，是那些下层中产阶级人士，此辈在1923年的通货膨胀中饱受摧残，1929年及其后数年的经济衰退给了他们又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希特勒口中的“民众”，就是这些困惑的、受挫的、长期焦虑的千百万人。为了使他们更加群体化、同质化，希特勒将他们组织起来，于是，成千上万的人涌入广场、大厅，在那里，个体的身份消失，甚至基本的人性都不再存在，终于，个人融入了群众。 任何一个人，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与社会直接发生联系。其一，作为家族、行业、宗教等团体的一员；其二，作为群众的一分子。团体是能够表现出道德与才智的，就像组成团体的个人一样；但是群众却是乌合之辈，他们组织混乱、漫无目的，除了明智行动和务实思考外，他们倒是无所不能呢。 融入群众之中，人们就会失去理智的力量，也会失去道德抉择的能力，他们习惯于被人教唆，终至失去判断力和自主意志。他们变得极其易怒，丧失个人的理智以及集体的责任感，突然爆发的狂怒、激情和恐惧极易感染他们。一言以蔽之，身处群众中的一个人，其举止好比吞食了大量强力麻醉药一般，他就是我所谓的“群体毒药”的受害者。像酒精一样，“群体毒药”是一种能使人活泼、性格外倾的药剂。被“群体毒药”麻醉的个人逃避自己的责任、才智、道德，变得发狂，如禽兽一般。 在希特勒的执政生涯中，他长期都是一个煽动者，他研究了“群体毒药”的药效，学会了根据个人所需加以利用。他发现，演讲者可以唤醒“潜藏的力量”，并激励听众行动——这比那些作家写作的效果彰明多了。阅读乃是一种私密的行为，于是，作家只能针对单个的人说话，这些个体独自坐着读书，心思明澈；演讲者则针对众人说话，这汇聚的群众已然中了“群体毒药”，他们任演讲者摆布，如果演讲者清楚自己的目标，他可以对群众为所欲为。 作为一个演讲者，希特勒自然极其清楚自己的目标所在。他自己说，他能“牵引庞大的群众，随意自如，当他需要一个准确的词语，他的听众那鲜活的情感就会把这个词表露出来；反过来，这个词被他说出，便直接打动了听众的心灵”。奥托·斯特拉瑟[7]这样评价希特勒：“他是一个扩音器，将一整个国家最隐秘的欲望、最见不得人的本能、最痛苦的折磨和国民的反叛性全部昭告天下。” 在麦迪逊大道[8]着手“动机研究”之前二十年，希特勒已经系统地钻研了德意志民众那隐秘的恐惧、希望、渴望、焦虑和挫折感。广告业的行家里手通过操纵“潜藏的力量”而引诱我们购买商品，比如牙膏、某种牌子的香烟，或选择某个党派候选人。同样，希特勒也是吁求那“潜藏的力量”（还有其他一些手段风险太高，麦迪逊大道不敢涉足），引诱德意志民众选出了他们的元首、一种疯狂的哲学，以及一场世界大战。 与民众不同，知识分子的趣味在于理性和事实。因此，宣传或者能对大多数人起很好的作用，但碰到这些喜欢较真儿的人，就不大行得通。在民众之中，“本能地位至高无上，于本能中产生信仰……当健壮的升斗之民们出于本能联合在一处，便形成群众的共同体。”（不用说，这是在一个领袖的掌控之下。）“知识分子就不同，他们四处乱窜，就像养鸡场里的鸡一样，指望他们是创造不了历史的，他们也不能成为群众共同体的一分子。” 知识分子要求提供证据，看到逻辑矛盾和谬论，他们就一惊一乍。他们视过分的简单化为思想的原罪，又鄙夷口号、武断之论、泛泛之谈，不过这些可都是宣传家们的惯用伎俩。希特勒写道：“一切有效的宣传，必须是针对少数必要的情况而发表，且务必用一些陈旧的公式。”这些陈旧的公式必须不停重复，因为“只要不停重复，终将成功在众人脑海中牢固刻下某些观念”。 哲学教会我们，对那些看起来不证自明的事物要持怀疑的态度。与之相反，宣传则要求我们接受这些不证自明的事物——本来我们理应对其表示怀疑。煽动家的目标即是在他的领导之下，建构社会凝聚力。但是，正如罗素所言，“教条的体系其实并无经验支撑，比如经院哲学和法西斯主义，但它们却能在信徒中建构庞大的社会凝聚力。” 因此，善能蛊惑人心的宣传家们必须保持始终如一的教条，他所有的陈述都是无条件正确的。在他的观念里，世界非黑即白，黑则如魔鬼临世，白则如天神下凡。用希特勒的话来说，宣传家需要采取“一种系统化的一边倒态度，来应对所有的问题”。他任何时候都绝不能承认自己也有可能犯错，或者承认别持观点的人有可能部分正确。至于对手们，根本无需与之辩论，而是直接攻击，盖住其声音，倘若他们太过麻烦，则直接将之清除。道德上带些洁癖的知识分子知道有这种事，只怕会目瞪口呆。可是群众总是确信“主动的攻击者永远正确”。如此便是希特勒关于群众之人性的观点了，格调或许不高，不过，它是否错误呢？ 由果子可以知树。而关于人性的一种理论，倘能启发极其有效的统治手段，那么它至少还是有点真理的因子吧。在一个小团体内，个人与个人之间若能自由交流，则能激发美德与才智，可也会激发罪孽和愚蠢。但是当煽动家刺激着他的受害者走向行动时，他所吁求的乃是没心没肺，所倚赖的则是道德上的低能。没心没肺和道德低能，并非是作为个人的男男女女的特征，而是作为群众之一员的男男女女的特征，这两者本不存在于人的属性中，而是“群体毒药”发作的症状。 在全世界所有高级宗教中，拯救与教化都是针对个人的。天国其实存于个人之精神，而非存在于群众的集体性的丧智状态之中。两三人并处，则耶稣承诺现身。若成千上万人皆中了“群体毒药”，互相皆迷狂，耶稣焉能显灵？在纳粹统治之下，庞大的人群被迫花费巨量时间，组成密集的行列，前进前进，从此处到彼处，然后再从彼处到此处。“命令全体民众不停行进，似乎只是无谓地浪费时间和精力，只是许久之后，”赫尔曼·劳施宁又说，“才发现原来此种活动含义微妙，其理论基础是精准的调节手段与目的的关系。需知，行进活动转移了人们的思想，最终杀死思想。它终结了个人的存在感。它好比不可或缺的魔棒，在其指挥之下，群众便逐渐适应一种机械的、准仪式性的活动，直到它成为人们的第二天性。” 就其观点和选择执行他那恐怖事业的程度而言，希特勒对人性的判断完全正确。但是，对于像我们这样——视男男女女为个人，而不是群众或严酷集体中的成员——的人来说，希特勒似乎大错特错。 在人口过剩、组织膨胀的趋势不断加速的时代，在大众传媒宣传手段越发高妙的今日，我们如何来维护人性的正直，并重申个人的价值？这个问题仍然值得我们追问，也许我们还有机会获得有用的答案。倘若再过一代人，想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许就已经太迟了。在未来社会那令人窒息的集体氛围中，甚至连追问这个问题或许都不再可能。 [1]阿尔伯特·斯佩尔（Albert Speer，1905—1981），德国建筑师，在纳粹德国时期成为装备部长以及帝国经济领导人，是后来的纽伦堡审判中的主要战犯，因其承担了自己的道德责任，被称为“道歉的纳粹”而免于死刑。但关于他在犹太人大屠杀中的真实作用，至今存疑。 [2]老大哥，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中的独裁者。 [3]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1897—1945），纳粹德国时期的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被称为“宣传的天才”，以铁腕捍卫希特勒政权和维持第三帝国的体制。希特勒自杀后，戈培尔毒杀自己的六个孩子后自杀。 [4]阿伦·布洛克（Alan Bullock，1914—2004），英国知名历史学家，著有《希特勒：一个独裁政权的研究》（Hitler:A Study in Tyranny）一书。 [5]赫尔曼·劳施宁（Hermann Rauschning，1887—1982），德国人，曾短期加入纳粹，后立刻脱离，并逃离德国，从此开始公开批评纳粹政权。 [6]耶稣会（The Society of Jesus，简写S.J.），天主教的主要修会之一。 [7]奥托·斯特拉瑟（Otto Strasser，1897—1974），德国政客、纳粹党员。因反对希特勒的战略观点，1930年被逐出纳粹党。 [8]麦迪逊大道位于美国纽约市曼哈顿区，自20世纪初开始成为广告业中心，常常被用作广告业的代名词。 [book_title]第六章 兜售的艺术 民主能否继续存在，取决于广大民众是否有能力根据准确的信息做出现实的抉择。独裁政治却相反，它通过审查或扭曲事实而维持自身存在，它会吁求激情、偏见，或希特勒所说的“隐藏的力量”（隐藏在每个人心底深处的无意识中），而不是理性、合理的利益诉求。 在西方社会，政府宣布实行民主原则，许多才华出众、本诸良心的政论家竭尽全力向选民提供准确的信息，通过理性的论证，鼓舞民众依据这些信息来做出现实的抉择。凡此皆大有好处。但不幸的是，在西方民主社会里，尤其是在美国，宣传有两副面孔和一个分裂的人格。在编辑部门，总会有一个民主派的杰奇博士（作为一个宣传家，他乐于证明，杜威所言人性有能力呼应理性与真理实属正确），只是，这位杰出人士只控制了大众传媒这架机器的一部分。在广告部，我们会发现一个因反对理性而反对民主的海德先生[1]——或者说是海德博士，因为现在，这位海德老兄已经取得了心理学的博士学位，同时还取得了社会学的硕士学位。如果每个人都像杜威说的那样，这位海德博士可就真的不高兴了——真理、理性是杰奇的事，可不是他的事。海德是一个动机分析专家，他专门研究人性的弱点和缺陷，探索那些无意识的欲望和恐惧——人类如此之多的显性思考和行为都是由此决定。他如此勤奋，可不像道德家努力让人类变得更好，也不像医师们尽心尽力增进人类的健康，他的真实目的，仅仅是发现最佳途径来利用人类的无知，挖掘人类的非理性，以便其主子大发横财。 毕竟会有人起来辩驳，说：“资本主义已经消亡，如今消费主义至上。”而消费主义要求销售老手们使用各种说服的艺术（包括非常阴险的手段）来为主子效劳。在自由企业制度之下，全面的商业宣传是绝对不可或缺的，可是，不可或缺并不意味着令人满意。在经济学的范围内被证明为很好的东西，或许对作为选民——甚至是作为一个人——的人来说倒不大好呢。那些更具道德感的古人，倘若见到今日动机研究员们那冷冰冰的玩世不恭的态度，只怕要极度震惊吧。 今日，在阅读像范斯·帕客[2]的《隐秘的说服者》这样的书时，我们更多地会感到有趣、倾倒，而不是恐怖、义愤。考虑到弗洛伊德四处流行，考虑到行为主义甚嚣尘上，考虑到企业家大鳄们长期以来一直极度渴求大众消费，那么这种转变的发生也就是顺其自然的事情了。但是我们想问一问，在未来，我们还会期待什么样的事情发生？是否到了最后，杰奇和海德会相互融合？支持理性的运动会否被支持非理性的运动（后者可比前者精力充沛得多）狠咬一口，动弹不得？这些问题，目前我不想回答，我们且将之悬置，作为我们下面讨论技术发达的民主社会里流行的“大众说服术”的背景吧。 民主社会里的商业宣传，与被一个独裁者或一个谋求独裁的政客所雇而进行的政治宣传相比，其任务在某些方面更容易，但在另外一些方面又更难。之所以说更容易，是因为几乎每个人在啤酒、香烟、冰箱等事物上本来就有所偏好，但几乎没有人生来就对独裁者有偏好。之所以说更难，是因为商业宣传根据自身的游戏规则，是不能吁求大众更多的野蛮本能的。日用品的广告商倒很想告诉他们的读者或听众，他们所有的麻烦都来源于国际上某些渎神的人造奶油制造商的阴谋诡计，而出于爱国主义者的责任，他们需要游行，把那些压迫者的工厂一把火烧个精光。 可是，这类做法早就禁止了，因此，广告商不得不满足于温和得多的宣传途径。可是，温和的方式远远比不上采取语言暴力或直接动手那么刺激——虽然从长远的角度看，调动愤怒与仇恨的情感最终会弄巧成拙；不过，短期内，倒是能收获心理的甚至生理的满足感（需知愤怒、仇恨的情感能释放大量的肾上腺素和降肾上腺素）。 或许，民众起初对独裁是怀着一种偏见的，可是当独裁者或未来的独裁者向他们宣传时，痛斥他们的敌人（尤其是这些敌人势孤力单易于迫害）的邪恶，从而释放了他们的肾上腺素，他们就满怀激情，起而跟随了。比如，希特勒在他的演讲中不停重复如下词语：仇恨、力量、无情、摧毁、粉碎，等等，当他口中说着这些词时，他还会伴之以更暴烈的肢体动作。他会狂吼、尖叫，他的静脉会鼓凸起来，他的脸色会变得苍白。正如每个演员和戏剧家都知道的，强烈的情感是最能传染的。当演讲者传递出他那恶意的狂暴，受其感染，听众会呻吟、啜泣、尖叫，陷入难以抑制的激情的狂放状态之中。这种狂放状态是如此令人迷恋，大部分人只要感染过一次，便会渴盼更多次。 我们几乎都渴望和平与自由，但是却很少有人会对成就和平自由局面的思想、情感、行动产生热情。反过来说，没有人希望战争、独裁，但是却有相当多的人对造成战争独裁局面的思想、情感、行动怀抱深深的喜悦，但这类思想、情感、行动太过危险，是不能移用于商业目的的。受此拘束，广告界人士既要少用迷狂的情感，又要采用较为安静的非理性的形式，他们也只得竭尽所能去做宣传了。 只有考虑周全，并对象征的本质以及象征与被象征的事物之间的关系有清晰的认知，理性的宣传才有可能取得极佳效果。非理性宣传相反，其有效性建立在普通人无法理解象征本质的前提之下。头脑简单的人倾向于在象征与被象征物之间画等号，倾向于把宣传家们选择用来描述事物品质的词语等同于事物本身的品质——目的是谈论事物时有话可说。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绝大部分的化妆品其实都是由羊毛脂制作的，是用提纯的羊毛脂和水混成的一种乳剂。这种乳剂有许多有价值的特性：它能渗透皮肤，不会发臭，很温和，还能防腐，诸如此类。但是商业宣传家们可不会描述这乳剂的真正性质，他们只会给它重新命名，用上一个生动撩人的名字，然后心醉神迷地描述（其实完全是误导）它那滋阴养颜的功效，并配上金发碧眼的白肤大美女，她们因那“皮肤营养品”而容光焕发。“化妆品制造商，”其中一个广告商曾经这么写道，“并不是在推销羊皮脂，他们是在推销希望。”为了这所谓的希望，为了她们将重获新生这样的欺骗性承诺，女人们会花上十倍、二十倍的价格来购买这种乳剂，而这种乳剂，都已经被宣传家们巧妙地描述过一番，他们用的是误导性的象征话语，并投合了天下女性普遍的、根深蒂固的一种愿望，即让自己更加有吸引力。 这种宣传的原理极其简单，找到大众的欲望、广泛的无意识恐惧和焦虑，寻求叙述的模式，将此渴望与恐惧投射在要销售的商品身上，然后以语言或符号的象征构建起一座桥梁，消费者穿过这座桥梁，便能将事实转化为补偿性的迷梦，做了这梦，消费者便生幻觉，以为一旦购买了此商品，便能梦想成真。 “我们不再买橘子，我们购买的是‘活力四射’。我们不再是单纯买一辆汽车，我们购买的是‘声望’。”以此类推。以牙膏为例，我们购买的不仅是清洁与防腐之物，更是购买了确保自身性吸引力仍然叫座的自信。 至于伏特加和威士忌，我们购买它们，不是为了购买一种原生质毒剂（若是少量使用，从心理上倒能缓解紧张，算是有其价值），而是为了购买友情、兄弟之谊、丁格来谷[3]的温暖、美人鱼酒店[4]的荣光。而购买泻药，等于购买了一位希腊神灵的健康，是沾了狄安娜[5]的属下宁芙[6]的光。而购买每月畅销书，我们其实是购买了文化、他人（大字不识的街坊邻居）的羡慕、世俗的尊敬。 如上的每一个例子，其实都是动机分析专家先发现了人们根深蒂固的愿望或恐惧，利用这种隐藏的力量鼓动人们掏腰包消费，如此便间接地推动了工业车轮的运转。此种潜在的力量隐藏于无数个个人的思想与身体深处，通过精心设置的象征语境，这些力量被释放、传输出来，并绕过人的理性，蒙蔽事物的真相。 有时，这些象征因其本身的夸张而令人印象深刻，使人魂牵梦绕、神魂颠倒，如此产生宣传之效。宗教的仪式和诸种盛景便是一个好例子。这些“圣洁华美之物”强化了信众原已存在的信仰——如果他们还没有信仰，则能促其转变。此等“圣洁华美之物”吁求的只能是审美快感，它们虽被强行与宗教的教条联系在一起，却并不能保证此教条之为真理，也不能保证其伦理价值。 史实明白无误，所谓的“圣洁华美之物”常常与不那么圣洁的假美之物并行不悖，甚至被后者挤掉。例如，在希特勒治下，每年一度的纽伦堡党代会，实在是仪式和剧场艺术的杰作。对此，希特勒统治时期的英国驻德大使内维尔·亨德森爵士这么评论，“大战之前，我曾有六年时间待在圣彼得堡，那是俄国芭蕾的黄金时代，但是就宏大之美而言，我看没有任何芭蕾表演能与纽伦堡党代会相媲美。”有人会念叨，济慈不是有言“美即是真，真即是美”嘛，哎，算了吧，这等真理只能在某些终极的、超凡脱俗的层面上存在。在现实的政治和神学层面上，“美”与胡言乱语、独裁专制配合甚好，可谓严丝合缝。这倒也算是幸事，因为倘若“美”与胡言乱语、独裁专制不匹配，那么世上的艺术就既珍又稀了。需知，世上绘画、雕塑、建筑之佳作，大抵都是因宗教、政治宣传而产生，为的乃是宣扬神、政府或僧侣的伟大荣耀。但是大部分帝王和僧侣都是暴君独夫，而一切宗教皆充斥着迷信。 天才匍匐于专制之下，艺术则谄媚于本地祭仪的排场。时间流逝，真正好的艺术会与差劲的形而上学分家。可是，我们能否不学事后诸葛，而是在这种分离发生前就学会把两者区别开来呢？这是一个问题。 在商业宣传中，我们很容易理解其夸张、诱人的象征原则。每一个宣传家都有自己的艺术部门，始终努力美化广告牌，或者采用显目的海报，或者在杂志内页插入的广告中布满漂亮活泼的图画、相片。广告之中无艺术杰作，因为杰作召唤的是少量的受众，而商业宣传家极力捕获密集人群的注意力，对于他来说，理想的广告乃是适度与优异的结合，无需太好，但求足够显目，这样的“艺术”期待与它所要象征性描述的商品本身完全匹配。 另一种夸张、诱人的象征方式是商业歌曲，这是最近才出现的。不过，神学上祷告时的歌声，即圣歌与赞美诗，早在宗教诞生时就一并出现了；军歌、进行曲，则与战争同步出现；爱国歌曲（国歌的前身）——毋庸置疑专门用来提升群体凝聚力，强调“我们”与“他者”的区别——早在旧石器时代就由一群一群游荡的猎人和食物采集者们唱响了。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音乐本身即具有内在的吸引力。此外，动听的歌曲易于在听者的思想中生根，一段旋律很有可能回响于人的一生。假设现在有一段枯燥无味的陈述或价值判断，单单放在这里，无人会注意。可是，将这段话配上一段朗朗上口、易于记住的旋律呢？立刻，这段话就显出了魔力。而且，只要旋律响起，或自然而然想起了这段旋律，那么话语就自动开始重复。看来俄耳甫斯[7]与巴甫洛夫[8]已然结盟了——音乐魔力与条件反射相互配合。 对商业宣传家和他在政治、宗教领域里的同行们来说，音乐还有另一个优势。一个正常理性的人，要写、要说或听他人说些胡言乱语的东西，未免自觉惭愧；但这些胡言乱语倘若谱成歌曲，让一个理性的人去唱、去听，他将满怀愉悦，甚至获得知识的自信。如此一来，我们又怎能将听歌、唱歌时感到的愉悦，与这动听之歌所掩盖的宣传意图明确区分呢？这也是一个问题。 多亏义务教育和轮转印刷机，宣传家们多年来已经能够将其意图传递给任一文明国度里几乎任何一个成年人。今天，又多亏了广播与电视，宣传家们欣然发现，他们甚至可以向未上过学的成年人和未开蒙的小孩传递信息呢。 正如所预料的，孩童极易受宣传的影响，因为他们对世界及其运行模式一无所知，也就毫无防备。他们还不知批评为何物。年纪最小的甚至还不懂得理性，年纪较大的则涉世不深，因此即使初知理性，也不能很好地运用。在欧洲，过去人们常开玩笑说，应征入伍就是去当“炮灰”，而现在，他们小小年纪的弟弟妹妹们则成了“广播粉”、“电视粉”。在我的童年时代，家人教我们唱童谣，在虔诚的家庭里，则唱赞美诗。而到了今天，小家伙们则哼哼着商业歌曲。 下面的一些商业歌曲还算是较好的呢。“莱茵黄金[9]是我的好啤酒，好啊好干啤。”或者“嘿呀嘀叨嘀叨，猫和小提琴好。” 可是这些呢？“与我同在吧。”或“用上白速得，牙渍哪去了？”鬼知道！ “我不是说要怂恿小孩看了电视广告之后就缠着父母买这买那，可是，我又不能睁眼说瞎话：这事可是天天发生呢。”某一电视明星写道，他为一个青少年节目工作——这样的节目现在有很多。他又补充说：“小孩子们就是一卷活灵活现的磁带，把我们每天所灌输的东西说给别人听。”总有一天，这些电视广告的活灵活现的磁带，会长大，赚钱，购买工业产品。“想想看，”克莱德·米勒[10]兴高采烈地说，“如果你能驯化一百万甚至一千万的小孩，他们长大成人后，将会条件反射式地购买你的产品，就像训练士兵前进，一旦听到‘起步走’，他们就像扣动扳机一样行动。想想看！这得给你的公司增加多少利润！” 是的，仅仅想一想都要欣喜若狂！ 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忘了，独裁者们和未来的独裁者们也一直在思考这种事情，已经有很多年了。而成百万、上千万甚至上亿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也不得不购买当地暴君的意识形态的产品，就像训练有素的士兵一样，他们一听到在其思想中生根的触发词，同样就像扣动扳机一样，按标准行为来行事。暴君的宣传喉舌们成功了。 人数越多，自治能力越差。选区越是庞大，单个人的投票价值也就越小。如果这单个人只是几百万人中的一员，他会自觉渺小，无足轻重。他投票选出的那个人在遥远的地方，在权力金字塔的顶峰，跟他毫无关系。 从理论上讲，当选者应是民众的公仆；实际上，公仆反倒是发布命令的人，而远远居于这巨大金字塔底部的民众，却是必须服从的人。不断增加的人口、不断发展的科技，使总人数增加了，使得组织更复杂了，也使得官员手中聚集了更多的权力——与此同时，选民反而日益丧失了对官员的控制力，而公众对民主程序的关注度也相应下降了。现代世界里各种庞大的、无情的力量原本已经削弱了民主制度，现在，政治家和他们的宣传喉舌们又从内部加以攻击了。 人类行为，在许多方面固然是非理性的，但是倘若给予“公平的机会”，所有人似乎都能依据可靠的事实做出理性的选择。民主制度下，只有当所有人皆尽其可能努力传播知识、鼓舞理性的时候，这一制度才能运转流畅。可是今天在世界上大多数势力强大的民主国家里，政客们和他们的宣传喉舌宁愿使民主程序变成废话一箩筐，他们吁求的几乎只是选民的无知和非理性。 1956年，一家重要的商业日报的编辑这么写道：“两家党派，其玩弄选民和政治议题的方式，与商家售货的办法异曲同工。这些办法包括：以科学的方法筛选出有吸引力的议题，刻意重复……电台插播广告不断重复一些句子，其强度是预先计算好的。广告牌上的标语，其效果也是要经过证明的。……在电视摄像机面前，候选人们除了嗓音富有磁力、用语得当之外，看起来还必须显得‘很真诚’。” 政治推销员们唯一吁求的，就是选民的弱点，从来不会考虑选民们蕴藏的政治力量。他们不会做任何努力去引导民众学会自我管理，他们只满足于操纵或剥削民众。为达到这一目的，此辈动用了一切心理学和社会科学的手段。比如，会谨慎选择一些选民，让候选人与之进行“深度访谈”，这些“深度访谈”会呈现出选举期间社会上最为流行的无意识恐惧和愿望。于是，专家们会选用一些语句和形象，目的是缓和或加强（如果有必要）这些恐惧，满足这些愿望或至少象征性地满足，然后将这些语句和形象投放出去，作用于读者或观众，他们接收之后，其选举态度会改变或者巩固。此后，竞选团队要走向大众传媒了，现在他们需要的只是大把的金钱和一个候选人。通过训练，这个候选人看起来已经“很真诚”了。 在这种新的游戏规则之下，政治原则、特定的行动计划都逐渐失去其大部分的作用。候选人的个性和他被宣传专家们广而告之的方式，才真正起到了核心作用。或者是一个精力充沛的男子汉，或者是一个慈祥和蔼的父亲，总之，候选人务必光彩照人。他还必须是一个娱乐家，他的观众对他的表演从来不感觉厌倦。观众已经习惯了电视和广播，他们也就惯于走神，不喜欢集中注意力，或做长时间的脑力活动。因此之故，这位娱乐家兼候选人的所有言论务必简短且生气勃勃。当天的重要话题，处理时间最多五分钟——最好六十秒解决问题，因为观众对通货膨胀和氢弹并不感兴趣，他们总是急着把话题转到轻松许多的一些事情上去。其实，在政客和牧师们中间，始终都有一种倾向，即将复杂事情极简化，这就是雄辩术的本质。 站在布道台或讲台上，即使最认真负责的演讲者也会发现，讲出全部的真相也是极其困难的。到了今日的世道，采用了如上论及的诸种手段，一个政治候选人已然被机械化了，似乎他不过是一瓶除臭剂，积极地守护着他的选民们，使其永远不被任何事物的真相所感染，仿佛真相是熏臭难闻的。 [1]杰奇博士（Dr.Jekyll）和海德先生（Mr.Hyde）是英国作家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1850—1894）所著小说《化身博士》（Strange Case of Dr.Jekyll and Mr.Hyde）里的人物。在小说中杰奇博士饮用了实验药剂后会在晚上化身成德先生四处作恶，令他饱受折磨。 [2]范斯·帕客（Vance Packard，1914—1996），美国记者、社会批评家、作家。《隐秘的说服者》（The Hidden Persuaders）一书主要揭露了制造商、金融掮客、政治家操纵大众，使其甘心购买物品、金融品或投票的方法。 [3]丁格来谷（Dingley Dell），狄更斯小说《匹克威克外传》中的一个农场，是匹克威克和朋友们围着炉火享受美食、尽情欢乐的场所。 [4]美人鱼酒店（Mermaid Tavern），伊丽莎白一世时代作家们的聚会场所。 [5]狄安娜（Diana），罗马神话中的月亮女神和狩猎女神，众神之王朱庇特和温柔的暗夜女神拉托娜的女儿，太阳神阿波罗的孪生妹妹。在希腊神话中对应的是阿尔忒弥斯。 [6]宁芙（Nymph），希腊神话中的一位女神，是自然的精灵。 [7]俄耳甫斯（Orpheus），古希腊神话中的诗人和歌手，善于弹奏竖琴。 [8]伊万·彼得罗维奇·巴甫洛夫（Ivan Petrovich Pavlov，1849—1936），俄罗斯生理学家、心理学家、医师，因对狗的研究而出名，并在1904年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9]德国的尼伯龙根传说中，莱茵黄金系一处秘藏的黄金，原为莱茵河三位仙女守护，后为尼伯龙族人和齐格弗里德所占有。此处指一啤酒品牌。 [10]克莱德·米勒（Clyde L.Miller，1910—1988），美国民主党政客。 [book_title]第七章 洗脑术 在前面两章中，我描述了可以称之为“批量思想操纵法”的种种手段。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商人、最厉害的煽动家都在使用。但是，单单用“批量思想操纵法”，也解决不了人类的问题。猎枪有其功效，但皮下注射器也不能少。在其后的章节中，我将描述一些很是有效的技术，这些技术不是用来操纵人群或整个公众，而是操纵孤立的个人。 在进行条件反射这一划时代的实验过程中，巴甫洛夫发现，长时间身处生理或心理的压力之下，被实验的动物们会表现出精神崩溃的所有症状。面对令人难以忍受的环境，它们拒绝配合，其大脑开始罢工，就是说大脑完全不工作（有些狗失去了意识），或者反应迟钝乃至破坏大脑功能（有些狗行为怪异如在梦中，或者表现出歇斯底里的生理症状——用人类的术语来说）。有些动物较别的动物抗压能力更强。巴甫洛夫称之为“强烈兴奋型”的狗，与他称之为“一般活泼”（不易发怒、焦虑）的狗相比，前者更快地崩溃了。与此类似，“自我控制力较弱”的狗，与“清醒冷静”的狗相比，前者会更快地蹿到绳子的终点。但是，再冷静无所谓的狗，也不能无限制地忍受折磨。倘若它承受的压力足够大，时间足够长，它最终也会崩溃，就跟它同类中的最脆弱者一样，可怜而彻底地崩溃。 巴甫洛夫的发现在二战中得到了验证，那是在极其广泛的范围内，以最痛苦的方式做出的验证。在士兵中，或者因为单一的创伤经历，或者被连续的恐怖（受惊程度较小但是不停重复）惊吓，他们便会呈现出各种心理无能的症状，比如，暂时的昏迷、狂躁、嗜睡、功能性失明或瘫痪、完全不真实的应激反应、固化的行为模式忽然逆转，等等。所有这些症状巴甫洛夫都在实验的狗身上看到过，后来在世界大战的士兵身上重现——一战时这些症状被称为“炮弹休克”，二战时则称为“战斗疲劳”。 同狗一样，每个人都有其忍受压力的限度。在现代战争的环境之下，面对或多或少但持续不断的压力，大约三十天之后，大部分人就达到了忍耐的极限；比常人更为坚韧的战士们能够抵抗四十五天甚至五十天。不管忍耐力是强大还是弱小，总之到了最后，他们所有人都会崩溃。注意，我们说的是，所有那些原本正常的人，因为足够讽刺的是，在现代战争中能无限抗压的仅有少数人，而这些人，无一例外都是精神病。疯狂的个体对集体疯狂的后果乃是免疫的。 每个人都有其忍耐的极限，这一事实已被广泛认可。其实自古以来，人们就在利用这一点，虽然采用的是较为粗野、不那么科学的方式。某些情况下，一个人对同类凶残、毫无人道，其实源于此人对残忍本身的爱好，他认为残忍是可怕的、迷人的。然而，更多时候，这种纯粹的虐待狂，倒是被功利主义、神学或国家主义催逼出来的。法官们为了让顽抗的证人松口会折磨其身体，或施加其他的压力；牧师们为了惩罚异端，引诱他们改变信仰，也会这么做；同样，面对被怀疑为反政府的人士，秘密警察也以此手段逼使他们坦白。 在希特勒治下，折磨以及随之而来的种族灭绝，皆施加于那些他认为的生物学上的异端——犹太人。身为一个年轻的纳粹，需在死亡集中营中当班，照希姆莱[1]的说法，这是“最好的教化，使其明白低劣生命和次等人究竟是何物”。在维也纳的贫民窟里，年轻的希特勒重拾反犹主义的信条，且终身不曾放弃，因此，原本是宗教裁判所用来对付异端与巫女的种种手段，后来统统死灰复燃，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可是根据巴甫洛夫的发现，和精神病医师在治疗战争神经症中所获的知识来看，理论与实践之间似乎显出了可怕的、怪诞的时代错乱。 其实，无需身体的折磨，只要用上野蛮且无人性的一些手段，就能够产生充分的压力，足够令人的大脑彻底崩溃。 不管早年发生过什么，至少目前很可以确定，不发达国家的警察并未广泛使用折磨这一手段。他们不是从宗教审判官或党卫军那里，而是从生理学家和系统性的条件反射实验中的动物身上激发了灵感。对于独裁者和他手下的警察们来说，巴甫洛夫的发现具有重要的实践启示，因为如果一条狗的中枢神经系统可以崩溃，那么政治犯的中枢神经系统一样可以崩溃，他们需要做的，仅仅只是给政治犯们施加足够的压力，持续足够的时间。承受此等压力之后，犯人们会变得神经衰弱或歇斯底里，他们随时准备向其抓捕者坦白，泄露一切。 可是坦白是不够的。一个无可救药的神经患者对任何人都是无用的。聪慧的、务实的独裁者可不需要把一个病人纳入组织里，而是需要为神圣事业服务的变节者。独裁者再一次转向巴甫洛夫，他了解到，在即将崩溃之际，狗比任何时候都易受影响，如此一来，新的行为模式轻易就建立起来，而这些新的行为模式，看起来是不可根除的。动物一旦被植入新的行为模式，其条件反射便不能消除。在压力之下学会的东西，将在它的性格中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 有很多种制造心理压力的方式。当刺激极其强烈时，狗会变得卧立难安；过度延长刺激与常规反应之间的时间间隔，狗就会表现出焦虑情绪；如果与先前建立的条件完全相反，狗在受到刺激时脑子会一片混乱；如果刺激超过了这条狗已经建立的条件坐标系，它会茫然不知所措。此外，研究还发现，故意施加恐惧、愤怒、焦虑等情绪到狗身上，会明显提高它对暗示的敏感性，但倘若这些情绪长时间维持在高强度，狗的大脑就开始“罢工”了，“罢工”一旦开始，人就能极其容易地在狗的大脑里建立全新的行为模式。 能提高狗对暗示的敏感性的躯体应激力包括了疲惫、受伤和各种疾病。 对于未来的独裁者来说，这些发现在实际应用中非常重要。比如，它们证明了希特勒是完全正确的——他曾坚持认为在晚上举行群众集会要比在白天举行效果好得多。“身处白天，”希特勒写道，“人们的意志力强度极高，若有人试图将某个人的意志和思想强加给他们，他们必极力反抗；但是在夜晚，面对一个更强大意志的主宰力，他们会更容易匍匐在地。” 巴甫洛夫很可能会同意希特勒的观点，因为疲惫会提高人对暗示的敏感性，这也是为什么电视节目的赞助商准备了大把大把的钞票，就是要选择晚间来播放节目的原因所在。 疾病与疲惫相比较，会更有效地提高人对暗示的敏感性。过去，病房里上演了不计其数的改宗好戏。未来的独裁者将接受科学培训，他们将把自己控制范围内的所有医院都布满电线，在每个病床枕头下都配备扬声器，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地播放录音训话。而更重要的一些病人，则会由政府专门派遣灵魂拯救者、思想改造者来进行说服工作，就像在过去神父、修女、虔诚的教徒会走到病人的床前一样。 其实，早在巴甫洛夫之前，就有人观察到，强烈的消极情绪易于提高人对暗示的敏感性，有助于改变人的思想，这一发现立刻就得到了使用。威廉·萨金特[2]曾在他那本很有启迪性的书《为心灵而战》里指出，约翰·卫斯理[3]作为牧师取得了巨大成功，其成功的基础在于他凭直觉知道中枢神经系统的存在。通常，他布道的开场白都是对痛苦进行大段大段穷形尽相的描述，除非立刻转到信仰的正途，否则所有听众毫无疑问将被打入地狱，永无翻身机会。于是，当听众们充满恐惧、痛苦、罪恶感，达到一定的极限，有时甚至超越极限程度，他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就崩溃了，然后，他声调一变，向信仰者和忏悔者许诺得救的可能。用这样的方式布道，卫斯理让成千上万的男人、女人、小孩改宗。 在此例中，高强度的、持续的恐惧令听众崩溃，并使听众对暗示的敏感性达到极高的程度，身处此种状态，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地接受了牧师的神学宣言。其后，牧师又以温馨的言语安慰他们，使其摆脱痛苦，重建一个新的、通常更好的行为模式，它会深深扎根在听众的思想和中枢神经系统。 政治和宗教宣传的效果，取决于采用的宣传方式，而非所宣传的具体教条。这些教条或对或错，或好或坏，区别很小，甚至根本就没有区别。只要在人神经疲惫之时，施以恰当方法，所有的灌输必定成功。事实上，只要条件充分，任何人几乎都可以被驯化改变。 我们已经掌握了翔实的证据，可以知道某些不发达国家的警察们是如何对付政治犯的。政治犯一被拘捕，就被施以系统性的、形式多样的压力，包括生理的和心理的。吃得很差，住得极不舒服，每晚睡觉时间不到几个小时，以此迫使他始终处于一种焦虑、不安、极端恐惧的状态。因为巴甫洛夫的这些警察信徒们深知疲惫的价值——增强人对暗示的敏感性，于是，他们就一日复一日、一夜复一夜地讯问政治犯，一口气都不停能长达数小时。同时，讯问者无所不用其极，使政治犯恐惧、困惑、完全不知所措。只要这般来上个几周或几个月，政治犯的大脑就罢工了，他会向当局交代一切。然后，如果不想枪毙这个政治犯，还想转化他，则会给予他安慰与希望，如果他诚心信仰党国的唯一真理，他甚至都能被拯救呢，当然不是在来世（因为官方当然不承认还有来世），而是在今生。 在这种驯化体系中，个体就像是原材料，被运送到特殊的营地，在那里，受训者与他们的朋友、家人以及整个外界彻底隔离，进行生理和心理的残酷训练，直至筋疲力尽；他们不被允许一个人行事，永远都是和一个团体内的所有人在一起；他们被鼓励相互监督；他们被要求写检查；他们时刻恐惧，生怕因为自己坦白了什么，或者因为告密者说了他们的什么坏话，最后大祸临头。 六个月之后，这样长期的生理和心理的压力能产生什么样的结果，知道巴甫洛夫实验的人自然会想到：一个接一个，甚至整个团体的受训者们都崩溃了，出现种种神经过敏、歇斯底里的状况，其中一些受训者甚至自杀，其他人（据说多达20％的受训者）则患上严重的精神疾病。而经历残酷的思想改造存活下来的人，其行为模式焕然一新、牢不可破。但与过去有关的所有联系——朋友、家人、传统礼仪、孝顺——已经烟消云散。他们是新人了，崇拜着新的偶像，并完全听命于他。 在这个世界上，从成百上千个这样的“训练营”里，每年产出成千上万个这样的年轻人，他们受过驯化，富有奉献精神。耶稣会曾经为反宗教改革的罗马教会所做的一切，这些用更科学、更残酷的方式驯化出来的产品也正在做着，毫无疑问，他们还会持续做下去。 在政治上，巴甫洛夫或许是一个老式的自由主义者，但讽刺的是，命运总是离奇巧合，他的研究和理论衍生出一支狂热之徒组成的大军，他们奉献心智与灵魂，以及自身的条件反射和神经系统，为的却是摧毁老式的自由主义——不管它在哪里出现。 这就是洗脑术，它是一种混合技术，其功效一部分取决于系统性地使用暴力，一部分取决于对心理操纵术的娴熟应用。它既代表了《一九八四》设想的独裁传统，也在朝《美丽新世界》设想的独裁传统发展。 在一个长期存在的、运转良好的独裁体制下，目前流行的由一般暴力组成的控制术看来无疑是荒谬而粗暴的。倘从幼儿即开始驯化（或者也可以先行用生物技术设定好），一般说来，中级和低级种姓的个体对唯一真理是信奉至死的，无需害怕他们转变思想，甚至无需让他们复习。而高级种姓的人们则务必使其明了面对新情况时需有新思想，自然，对这部分人，其驯化不必那么苛刻；而对中级和低级种姓，既然他们无需思考事情的原因，而仅仅只需要去做事情，并且死亡之时要求其安之若素，那么对他们的驯化必然要严苛许多。因此，这些高级种姓的个人，乃是野性较多的；而他们的驯化员和管理员对其本身也只是略微做一些驯化，使其完全成为家养动物一般的人种。此辈因其野性尚存，他们有可能变成异端或公然犯上，这种事情一旦发生，他们或者被清除，或者接受洗脑，重新成为循规蹈矩之徒，或者（像《美丽新世界》描述的）被流放到某个荒岛，在那里，他们什么麻烦也制造不起来——当然，他们互相之间倒是可以窝里乱的。 不过，幼儿驯化和其他操纵控制术仍然遥远，要等几代人之后才能看到。于是，在通往“美丽新世界”的路上，统治者们也就只有依赖过渡性质的、临时的洗脑术了。 [1]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1900—1945），纳粹德国的重要人物，德国秘密警察首脑，将党卫队发展为控制着整个纳粹帝国的庞大组织。他属下的集中营屠杀了六百万犹太人。 [2]威廉·萨金特（William Sargant，1907—1988），英国心理学家，是二战后英国心理学界的重要人物，但因其治疗的偏激方式备受争议。他的学术著作《为心灵而战》（Battle for the Mind）探讨了如何影响他人心灵。 [3]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1703—1791），英国十八世纪著名基督教牧师、神学家，他领导了英国宗教复兴，也是卫斯理宗和卫理公会的创立者。 [book_title]第八章 化学药品之诱导 在我的寓言小说《美丽新世界》里，没有威士忌，没有香烟，没有非法的海洛因，没有私售的可卡因。人们不得抽烟、饮酒、嗑药，也无处注射毒品。一当有人感到沮丧，或心情不快，他只需吞下一两粒名为索玛的化合物。我用索玛这名字来命名一种虚构的药物，因为索玛原本是一种无名的植物（或许是马利筋属植物的酸剂），为古雅利安人所用。他们当时侵入了印度大陆，在其最庄严的一种祭仪上，索玛那令人迷醉的汁液从茎干处渗出，祭司和贵族们就在那精致的典礼的现场，痛饮索玛琼浆。在《吠陀》[1]的颂歌中就曾记载，畅饮索玛者，遍得赐福，其身体转为强壮，其心灵充溢勇气、欢乐、激情，其思想开悟并立刻体验永生的感觉，于此，饮者确信自己必将长生不老。但是这神圣的琼浆也有其缺陷，它其实是一种危险的药物，危险到即使伟大如天神因陀罗[2]，也曾因畅饮此物而致病。普通的凡人饮用过量，甚至会一命呜呼。可是，畅饮的感觉是如此超凡脱俗，使人喜悦满怀，并启迪人心，以致饮用索玛变成特权的象征。为获此特权，人们可以付出任何代价。 “美丽新世界”里的索玛，没有古印度原型索玛一丁点儿的缺陷。服用少量，它能给人带来喜悦；用量过大，又不过使人产生幻觉；如果吃了三粒，不过让人沉睡，醒来又神清气爽。它完全不会产生任何生理和精神的负担。“美丽新世界”里的人服用索玛好比度假，远离阴暗情绪，远离日常生活的种种烦恼，根本不会伤及身体或永久性地破坏身体机能。 在“美丽新世界”里，消费索玛的喜好并非见不得人的勾当，它其实是一种政治制度，是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本质，是受到《权利法案》庇护的。不过，它虽然是臣民们不可分割的特权，珍贵无比，却也同时是独裁者军备库中最有力的武器之一。系统性地令个体享受药物，原为的是国家之利益——当然顺便也让个体取乐取乐，这是世界元首们政策中的核心纲要。每日供应定量的索玛，可遏制个人不适、社会骚乱，防止颠覆性观念的扩散。卡尔·马克思曾经宣布，宗教是民众的鸦片。而在“美丽新世界”里，这种情况反转过来，鸦片，准确说是索玛，是民众的宗教。像宗教一样，这种药物有抚慰、补偿民众之力，它可招引另一个更好的世界的幻象，它更能提供民众以希望，加强民众对政权的信仰，并促进民众更加宽容。 一个诗人曾这样写道： 啤酒……远胜弥尔顿之能 它见证上帝之路 引人前往天堂。 读者诸君务必记住，与索玛相比，啤酒作为一种药物是最粗糙的，效果也是最不可靠的。向凡人呈现上帝的道路，要论功效，索玛远胜啤酒，就像啤酒远远胜过弥尔顿的神学论述一样。 1931年，我正在写作一篇文章，论述一种想象中的合成物，凭借此物，未来的一代代人能变得快乐和温顺。当时著名的美国生化学家欧文·佩奇博士[3]正准备离开德国，此前三年，他一直在恺撒威廉研究所[4]工作，研究大脑的化学构成。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他写道，“很难理解，为什么隔了如此长的时间，科学家们才开始着手研究人类大脑的化学反应。就我个人的切身经验而谈，其实早在1931年，我正要离开德国回家……当时我无法在此领域（大脑化学领域）获得任何工作，也不曾掀动一丁点儿的波澜，使世人对此领域感兴趣。”但是到了今日——已经是二十七年之后了，1931年的时候还不存在的小小波澜，早已成滔滔浪潮，生物化学、精神药理学研究已经是炙手可热了。 人们正在研究调节大脑运转的酶。在身体内部，迄今为止还不甚知名的化学物质，比如肾上腺素、血清素（佩奇博士是血清素的共同发现者之一）已经被分离出来，科学家们正在研究它们对人的精神和身体机能的广泛影响。与此同时，人们又合成了新的药物，这些药物能加强、修正、干预多种化学物质的作用，这些化学物质促使神经系统作为身体的司令官、意识的中介与工具发挥作用，时时刻刻创造着生命的奇迹。 从目前的观点来看，这些新药最有趣的地方在于，它们短暂改变了大脑的化学作用以及思想的联结状态，却未曾对整个机体造成任何永久性的损伤。从这点来看，它们很像是索玛，与过去那些改变思维的药物完全不同。比如，传统的镇静剂极像鸦片，但鸦片是一种危险的药物，从新石器时代到今天，它一直培养着瘾君子，并摧毁着人们的健康。传统的兴奋剂——酒精，也如鸦片一样，照大卫王[5]的说法，酒精“使人心情舒畅”。不幸的是，酒精不仅能使人们心情舒畅，若饮用过量，也会造成疾病和上瘾，在过去的八千到一万年间，它乃是犯罪、家庭不幸、道德衰退、意外灾害的主要原因。 谢天谢地，在传统兴奋剂之中，如茶、咖啡、马黛等，皆是无害的，但其刺激的效果不敢恭维。不像这些“令人愉悦但不能沉醉的一杯杯的东西”，可卡因兴奋效果强烈，但也甚是危险。食用者虽得狂喜，却也付出代价：他们会感觉身体、精神力量皆无穷无尽，但却断断续续感到痛苦与沮丧；还会出现某些可怕的体征，好似无数爬虫钻心；甚至产生妄想，这妄想或能导致罪恶发生。 较近发现的另一种兴奋剂是安非他明，更为人所知的是购买时它的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