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人类的群星闪耀时 [book_author]茨威格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163127 [book_dec]奥地利斯蒂芬·茨威格著。茨威格是一位杰出的小说家、翻译家、诗人,还是享有盛名的传记文学大师。同时,他还著有不少脍炙人口的短篇特写。《人类的群星闪耀时》是他的历史特写的结集。中文本是三联书店根据联邦德国费舍尔袖珍出版社1979年本书第19版译出,1986年2月出版。全书18 万余字。 人类发展的长河中,星汉灿烂。星光的每一闪烁,都在人类历史中留下动人的一笔,甚至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本书以独特的手法,重现了历史上的12个重要时刻,从拜占庭的陷落到滑铁卢的一分钟,从谱写出《马赛曲》的“一夜天才”鲁热到乘坐火车犹如“炮弹”驰回俄国从而震惊世界的列宁。书中各种人物栩栩如生,事件的来龙去脉尽融其中,使读者也回到了那撼人心弦的年代。茨威格在书序中说,我想在这里从极其不同的时代和地区回顾这种群星闪耀的某些时刻,因为它们宛若星辰一般永远散射着光辉,普照着暂时的黑夜。但我丝毫不想通过自己的虚构来增加或者冲淡所发生的一切的内外真实性,因为在那些非常时刻,历史本身已表现得十分完全,无需任何后来的帮手。历史是真正的诗人和戏剧家,任何一个作家都甭想去超过它。本书1928年问世之初,便是当时最受欢迎的畅销书。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读者仍有增无减,是西方新一代青年人最 喜欢阅读的文学作品之一。 [book_img]Z_9284.jpg [book_title]序言 没有一个艺术家会在他一天的二十四小时之内始终处于不停的艺术创作之中；所有那些最具特色、最有生命力的成功之笔往往只产生在难得而又短暂的灵感勃发的时刻。历史——我们把它赞颂为一切时代最伟大的诗人和演员——亦是如此，它不可能持续不断地进行新的创造。尽管歌德曾怀着敬意把历史称为“上帝的神秘作坊”，但在这作坊里发生的，却是许多数不胜数无关紧要和习以为常的事。在这里也像在艺术和在生活中到处遇到的情况一样，那些难忘的非常时刻并不多见。这个作坊通常只是作为编年史家，冷漠而又持之以恒地把一件一件的事实当做一个又一个的环节连成一条长达数千年的链条，因为所有那些最重要的历史性时刻都需要有酝酿的时间，每一桩真正的事件都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在一个民族内，为了产生一位天才，总是需要有几百万人。一个真正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刻一个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刻出现以前，必然会有漫长的岁月无谓地流逝。 不过，诚如在艺术上一旦有一位天才产生就会流芳百世一样，这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刻一旦发生，就会决定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历史进程。就像避雷针的尖端集中了整个大气层的电流一样，那些数不胜数的事件也都往往挤在这最短的时间内发生。那些平时慢慢悠悠顺序发生和并列发生的事，都压缩在这样一个决定一切的短暂时刻表现出来。这一时刻对世世代代作出不可改变的决定，它决定着一个人的生死、一个民族的存亡甚至整个人类的命运。 这种充满戏剧性和命运攸关的时刻在个人的一生中和历史的进程中都是难得的；这种时刻往往只发生在某一天、某一小时甚至常常只发生在某一分钟，但它们的决定性影响却超越时间。在这里，我想从极其不同的时代和地区回顾群星闪耀的某些时刻——我这样称呼那些时刻，是因为它们宛若星辰一般永远散射着光辉，普照着暂时的黑夜。但我丝毫不想通过自己的虚构来增加或者冲淡所发生的一切的内外真实性，因为在那些非常时刻历史本身已表现得十分完全，无须任何后来的帮手。历史是真正的诗人和戏剧家，任何一个作家都别想超过它。 斯蒂芬·茨威格 [book_title]通向不朽的逃亡 一艘船装备完毕 当哥伦布第一次从他首次发现的美洲返航归来时，在彰显功绩的游街庆典上，他向聚拢在塞维利亚（Sevillas）和巴塞罗那街道上的人群展示了无数的奇珍异宝、稀罕之物：迄今欧洲人一无所知的红种人；人们从没见到过的动物，它们当中有花花绿绿、扯嗓子大叫的鹦鹉，也有步履沉重的貘；还有形形色色、令人瞩目的植物和水果，它们是印第安人的谷物（玉米）、烟草和椰子，不久以后它们都将在欧洲落地生根。欢呼的人群对这些东西充满好奇，争相观赏赞叹。但是，最让国王伉俪以及他们的咨政官感到兴奋的是那几个装有金子的小盒子、小篮子。哥伦布从新印度带来的金子并不多：就那么几个装饰性物件，是他从土著人那里换来或者抢来的；几个小金锭，还有几捧散金粒，与其说那是金子，还不如说是金粉更合适。他全部的战利品最多也就够铸造几百个金币。不过，哥伦布这位天才的幻想家，总是以极端的方式相信他愿意相信的事情。他刚刚满带荣耀地证明，他提出的那个从海路到达印度的想法是对的；现在他又以诚恳的夸大其辞来吹嘘说，这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初步样品而已。有人给他提供了可靠的消息说，在这些新发现的岛屿上有无数个金矿。这些金矿都非常浅，在某些地方，薄薄的一层土下面就是这珍贵的金属，用一把普通的铁锹就能很容易地挖到金子。再往南的那些王国里，国王都是用金子做的大杯大口喝酒的，那里的人对金子看不上眼，差不多就像西班牙人对待铅那样。手里一直缺钱的国王出神地听着哥伦布讲这个新的俄斐（Ophir），这会成为他自己的黄金之国啊。当时人们对哥伦布的了解还不够多，不知道他身上有一些看似体面、实则荒诞不经的地方，对他的承诺也不加任何怀疑。第二次出航的大船队很快就装备起来了，这次不再需要征募人员和鼓手到处游说去招人入伙。在新发现的黄金之国空手也能挖出金子来，这个消息让整个西班牙兴高采烈：成百上千的人涌向这里，为的是能去埃尔多拉多（El Dorado），那个梦想中的黄金之国。 可是，这样的一股浑水，也把所有城市和乡村中的贪婪推涌上来。来这里报名的，不光有那些想给自己的家族徽章好好镀金的诚实体面人、无畏的探险家、勇敢的士兵，全西班牙的沆瀣人渣也都来到了帕罗斯（Palos）和卡地塞（Cadiz）。身上有惩罚烙印的小偷、刑满释放的旧罪犯，还有那些流动作案的贼人，他们都想在黄金之国找到来钱容易的“手艺”；此外，还有那些一心要逃脱债主催逼的欠债人，那些无法忍受家中泼妇恶言恶语的男人。所有这些绝望的、失败的生灵，那些带有罪犯印记的前罪犯，那些被法官通缉的犯罪嫌疑人都报名参加船队，由此形成了一个由各种失败者组成的大匪帮。他们都下定决心要一蹴而就让自己发财致富，为此他们甘愿无所顾忌地面对任何暴行和犯罪。他们就这样口耳相传着哥伦布的呓语：在那些地方，只要用铁锹一挖，一坨闪闪发光的黄金就出现在眼前。这些移民中的有钱人甚至还带上了仆人和驴子，好把大量的贵重金属运走。那些没有被探险队接受的人，强迫自己选择另外一条道路：他们也不去征得国王的许可，自行装备好了探险船只，以便快快到那边，去攫取黄金、黄金，还是黄金。一下子，西班牙国内就没有那些躁动不安的魂灵和最危险的犯罪分子了。 伊斯帕尼奥拉岛（Española）的总督眼看着这些不速之客向这座交由他管理的岛屿蜂拥而来，深感震惊。年复一年，一船船的新乘客来到这里，都是些越来越没有样子的家伙。这些新来的人也同样面对着苦涩的失望，因为这里哪有什么路上都是金子的情形。他们像野兽一样扑向那些不幸的土著人，而这些土著人也已经拿不出一颗金粒了。他们成群结队地游逛抢劫：倒霉透顶的印第安人因为他们感到心惊肉跳，而总督何尝不是如此呢。总督试图把他们变成殖民者，不过最终还是枉费心机。他分给他们土地、牲畜，甚至还有充足的人形牲畜，就是说，每个人分到六七十个土著人做奴隶。不过，不管是那些血统高贵的贵族，还是那些曾经的刑满释放分子，没有一个人有心思来经营农场：他们漂洋过海，可不是到这里来种小麦、放牲口的。他们不去考虑播种和收获的事，反倒去折磨那些可怜的印第安人——在短短几年内，整个人种就给灭绝了——要不就泡在酒馆里。在很短的时间内，他们大多已经负债累累，不得不变卖财产，连大衣和帽子也不能幸免，直到身上剩下最后一件衬衫：他们从头到脚被掌握在商人和高利贷者的手里。 1510年，伊斯帕尼奥拉岛上一位备受尊敬的法学家、饱学之士恩西索（Martin Fernandez de Enciso）要装备一条船，带着新组建的队伍去增援他的殖民地。对于岛上这些生活无着的浪荡之徒，这是个利好喜讯。1509年，斐迪南国王特许授权两个著名的冒险家奥赫达（Alonzo de Ojeda）和涅库萨（Diego de Nicuesac）在巴拿马海峡附近和委内瑞拉的海岸成立一处殖民地，他们不假思索地称之为“黄金卡斯蒂利亚”。恩西索这位精通法律却不那么熟谙世故的法学家被这个动听的名字给迷惑住了，稀里糊涂地听信了那些天花乱坠的吹嘘，几乎将自己的全部财产都投入这项冒险中。但是，从这块位于乌拉巴海湾（Golf von Uraba）的圣·塞巴斯蒂安（San Sebastian）的殖民地，他一块金子也没得到，只是得到了尖利的呼救声。他的队伍里的一半人在和土著人的作战中被收拾掉了，另外一半人饿死了。为了不让已经投进去的钱财完全打水漂，恩西索要把所剩不多的财产都拿出来，再装备一只增援探险队。恩西索需要士兵的消息刚一传出，伊斯帕尼奥拉岛上那些心灰意冷、无所事事的懒汉就都蠢蠢欲动，要利用这个机会跟着他一起拍屁股走人。只要能离开这里，只要能摆脱债主、不再受严厉的总督的管制，管他去哪里都行！不过，那些债主也不是吃闲饭的。他们意识到那些欠债鬼是打算再也不要见到他们了，所以他们强烈要求总督，没有他的特许，任何人都不许离开岛屿。总督成全了他们的愿望，实行了严格的控制。恩西索的船必须在港口之外停泊，政府的船来回巡逻，要阻止任何一个没有被征召的人偷偷上船。那些宁愿去冒死也不愿意老老实实地干活或者偿还债务的破落之徒，无比痛苦地眼睁睁看着恩西索的船扬帆起航，这冒险行程却没有他们的份儿。 箱子里的男人 恩西索的船张起满帆，从伊斯帕尼奥拉岛出发向美洲大陆驶去。岛屿的轮廓已经沉入蓝色的地平线。这次航程波澜不惊，一开始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如果说有的话，最多是一只身型矫健、似乎力大无穷的寻血犬在甲板上不安地跑来跑去，到处嗅闻——它是著名的寻血犬贝西里科的儿子，后来它自己也声名鹊起，它的名字是雷恩尼科（Leoncico）。谁也不知道这个形体巨大的动物属于谁，它是怎么上船的。最后人们也注意到，这只寻血犬就是不离开那只大大的食物储藏箱，那是最后一天才抬到船上的。瞧，箱子出人意料地自己打开了，从里面爬出来一个全副武装的男人，35岁左右，带着剑、头盔和盾牌，像是护佑卡斯蒂利亚的圣人桑蒂亚哥（Santiago）一样。他就是巴波亚，以这种方式来完成对自己的无所畏惧与机智的第一次考验。他出生于西班牙西南部小镇卡瓦雷洛斯（Jerez de los Caballeres）的贵族家庭，作为一名普通士兵随罗德里格·德·巴斯蒂达斯一起航行到了新大陆。在经历了一些迷航之后，全船人终于一起在伊斯帕尼奥拉岛着陆。总督想把他变成安分的殖民者，不过这是枉费心思的徒劳。几个月之后，他就把分给他的土地丢弃不管了，债台高筑的他，穷困潦倒得不知道怎样才能逃脱债主。不过，当其他欠债人握紧拳头在海滩上怒目盯视总督的巡逻船时——那是阻止他们逃到恩西索船上——巴波亚却胆大心细地绕过了迭戈·哥伦布设定的警戒线。他藏身在一只储藏食物的空箱子，就这样，船队里的人不经意地将其抬到船上。在行将起航的混乱中，这个狡猾的计谋没有被人识破。一直等到船离岸很远了、肯定不会因为他再返航时，这位蹭乘者才出来。现在，他现身了。 “饱学之士”恩西索是一个遵循法律的人，如同大多数的法学学者一样，他不待见浪漫传奇。作为执法者、作为新殖民地的警长，他不能容忍自己的管辖地有白占便宜和不光明正大的行为。恩西索毫不客气地向巴波亚解释说，自己绝无意收留他：等到船路过下一个岛屿时，他就会被送下去，不管那岛上是否有人居住。 不过他没能做到这一步。当他们的船还在向黄金卡斯蒂利亚航行时，他遇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奇观：一条载满人的船——因为当时在这片无人知晓的海域里，全部的船只加在一起也不过几十条而已。这条载满人的船的领头人是皮泽罗,不久之后，他的名字就响彻全世界。一开始人们还以为他们是叛乱者，是自行离开的。但是，他们的报告可是让恩西索大吃一惊：圣·巴斯蒂安已经不复存在了，他们就是前殖民地上的最后一批人。长官奥赫达已经开着一条船走了，剩下的人只有两条双桅帆船。他们一直等到人死得只剩下七十个了才走，这是这两条船能容下的人数。这两条船中又有一条沉了，皮泽罗的三十四个人是黄金卡斯蒂利亚的最后幸存者。去哪里呢？听了皮泽罗的讲述以后，恩西索的人也没有兴趣去面对那被放弃的居住区了：那里有可怕的沼泽气候，还有土著的毒箭。再回到伊斯帕尼奥拉岛，似乎是他们面临的唯一可能。在这个危险的时刻，巴波亚突然站了出来。他解释说，在跟随德巴斯蒂达斯的第一次航行中，他对整个中美洲的海岸有所了解。他还记得，当初在一个含有金沙的河流的岸边，有一个叫达连（Darien）的地方，那里的土著很友好。应该去那里，而不是在这个倒霉的地方建立新的居住地。 全体人员立马都同意巴波亚的想法。按照他的建议，船驶向巴拿马地峡的达连。像以往一样，在那里首先也是一场和土著人的厮杀。由于在劫掠的战利品中也有黄金，这些落魄的人就决定在这里开辟一个居住区。在虔诚的感激中，他们将这座新城市命名为“达连旧地上的圣玛利亚城”。 危险的崛起 没过多久，这块殖民地的倒霉的投资人、“饱学之士”恩西索就开始后悔不迭，因为当初没及时将藏着巴波亚的箱子扔到海里去。还不到几个星期，这位混不吝的人就把一切权力都抓在自己的手里。恩西索是一位法学家、一位在管教和秩序的理念中成长起来的人。在总督尚未到任的情况下，身上带着执法长官特质的恩西索力图以有利于西班牙王室的方式来管理殖民地。在印第安人简陋的小屋里，他发布各种清楚而严格的律令，就好像他是坐在塞维利亚的法官宅邸里一样。在这块以前还没人来过的荒蛮之地，他禁止士兵从土著手里获取黄金，毕竟这些都是皇室的领地。他试着将这些无法无天之徒强行纳入秩序和法律的轨道，但是冒险者本能地宁愿站在手持利剑者一边，愤怒地与拿笔杆子的人对抗。很快，巴波亚就成了这块殖民地实际上的头领。为了活命，恩西索只好逃亡。国王派出的总督之一涅库萨终于来到这里，想要在这里建立秩序，而巴波亚却根本不让他上岸。这位不幸的涅库萨被从国王授予他的土地上驱逐出去，返航中不幸溺水身亡。 现在，巴波亚——这位从箱子里爬出来的人——成了殖民地的主人。尽管成就斐然，他却并不感觉到舒服愉快，因为他做出了公开反叛国王的举动。当国王指派的总督因为他的罪过而丧命之后，他获得赦免的希望就更渺茫了。他知道，那位逃脱出去的恩西索正带着对他的指控航行在去往西班牙的路上，早晚有一天他的叛乱行为得在法庭上受到审判。不过，幸好西班牙远在天边，在一条船完成两次穿越大洋的航行之前，他还有些时间。他用自己的勇敢无畏和全部的机智来寻找一种物品，这种物品能够尽量长久地保持他所攫取的权力。他知道，在那个时代，成功可以为任何犯罪行为正名；如果能为王室提供大量的黄金，任何应该受到惩罚的行为都可以赦免，或者应该领受的刑罚会延缓执行。首先要得到黄金，因为黄金就是权力！他和皮泽罗一起制服并洗劫相邻的土著人。这期间，在惯常的厮杀中他取得了一个决定性的成功。有一次，他粗野地损害了为客之道，心怀叵测地袭击了一位名叫卡雷塔（Careta）的酋长。这位行将被处死的酋长建议说，他最好不要与印第安人为敌，而应该和自己的部族结成联盟。为了表明自己的忠诚，酋长愿意将自己的女儿奉献给他。巴波亚马上认识到，在土著人当中结交一位可靠的、有权势的朋友有多么重要，他接受了卡雷塔的提议。更让人吃惊的是，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对那位印第安女孩都柔情相待。他与这位卡雷塔酋长一起征服了周边全部的印第安人，在他们当中获得了权威。到了最后，连名叫柯马格莱（Comagre）的那位势力最大的首领也恭敬地邀他来做客。 对这位有权势的部落首领的访问，成就了巴波亚人生中一项重大的、在世界史上意义深远的决定。到目前为止，他是一个落魄之徒，是与王室作对的狂妄的反叛者，等待他的将是西班牙法庭的绞架或者斧头。柯马格莱首领在一座宽敞的、用石头建成的房子里接待了他，他的富有让巴波亚感到从未有过的吃惊和震撼，他主动送给这位来访的朋友四千盎司的黄金。不过，现在轮到柯马格莱感到吃惊和震撼了。他带着深深敬意接待的这些人，这些上天的儿子，强有力的、如神一般的陌生人，在瞥见黄金的那一刻，一切的尊严便都不复存在了。他们像一群挣脱了锁链的狗一样扑向对方：剑拔出来了，拳头攥紧了，大喊大叫、跺脚撒泼，每个人都迫不及待要拿到自己的那份黄金。酋长震惊而轻蔑地看着这场争斗。这世界上的自然之子永远会对地球另一端的“文明人”感到不可思议：在这些文明人眼里，一捧这种黄色的金属显得比他们文化中一切精神上和技术上的成就都更有价值。 终于，这位酋长对他们说话了，这些西班牙人带着满脸的贪婪听着翻译说给他们的每一个字。柯马格莱说：你们为这些什么都不是的东西互相争吵，你们为了这样普通的金属给自己招来巨大的不愉快和生命危险，实在是太不正常了。在对面，越过这座高山，有一片大海，所有入海的河流里都有黄金。那里住着一个部族，他们也和你们一样用带帆和桨的船航行，他们的国王吃喝用的器皿都是黄金的。在那里你们能找到这种黄色的金属，想要多少有多少。那是一条危险的路，因为酋长们肯定会拒绝你们穿过他们的领地。不过，那路途只需要几天就可以到达。 巴波亚觉得这话直中自己的心意：终于发现了传说中的黄金之国的踪迹，这是多少年来他们梦寐以求的。据说在他之前来到的人将向南向北的各个地方都找了个遍，也没能找到。如果这个酋长说的是真话，那么这个黄金之国离这里就只有几天的路程，况且也终于可以同时验证另外一个大洋的存在。哥伦布、卡博特、科莱里阿尔等著名的伟大航海家都在徒然寻找这条通道：这也意味着发现了环绕地球的通道。谁作为第一个看到这新大洋的人、一个为此让自己的祖国拥有这新大洋的人，他的名字将在地球上永远流传。巴波亚完全明白，为了赎清自己的罪责和获得永不消逝的荣誉他必须去做什么。他要成为穿过巴拿马地峡、进入通向印度的“大南海”（Mar del Sur）的第一人，他要为西班牙王室夺取黄金之国。在柯马格莱酋长家里的这个时刻，他的命运就被决定了。从这一刻起，一种更高的、超越时间的意义，被注入这位偶然成就的冒险家的生命之中。 通向不朽的逃亡 在一个人的命运之中，最大的幸运莫过于在年富力强时发现了自己人生的使命。巴波亚知道，对他来说这将会是怎样的一场赌博：要么可怜地死在行刑台上，要么万古流芳。他首先得与王室媾和，让国王在事后认可他的恶行、他的篡权，让这些行为合法化！正是基于这种考虑，这个昔日的反叛者以最殷勤的臣仆的身份，将柯玛格莱首领送给他的黄金中的五分之一——按照法律五分之一的份额应该属于王室——送往伊斯帕尼奥拉岛上的王室财务长官帕撒蒙特（Pasamonte）。在这些法定的上缴份额以外，他还出手大方地给帕撒蒙特一份私人钱财馈赠，顺便请求他证实巴波亚有殖民地探险队总队长的职务身份。巴波亚可比那书呆子法学家恩西索更了解这世界的实际运行规则。帕撒蒙特本来没有任命他人的资格，可是为了对得起那么多的金子，他给巴波亚发了一份根本没有价值的临时性文书。巴波亚要让各方面都妥妥帖帖，所以同时派两个最可靠的亲信回到西班牙，以便他们能在宫廷里对国王周围的人讲述他的功绩，报告他从酋长那里得来的重要消息。他让人传递给塞维利亚这样的消息：他只需要一支一千人的队伍，有了这支队伍，他为卡斯蒂利亚效力的成绩将会超过迄今为止的任何一个西班牙人。他承担去发现一个新大洋的责任，去赢得那终于被发现了的黄金之国。这是哥伦布曾经承诺过却没能做到的事情，现在他巴波亚将要去征服它。 他——一个失败的人、一个反叛者和落魄之徒——似乎正在时来运转。但是，一艘刚刚到达的来自西班牙的船带来了糟糕的消息。他在反叛中的一个同谋、后来被他派遣回到西班牙的人——其任务是在宫廷里活动，以便弱化恩西索对巴波亚的指控——报告说：他的事情变得很危险，甚至有性命之虞。被耍弄了的“饱学之士”控告了夺权的强盗，西班牙法庭宣判控告成立，判决巴波亚应该给予恩西索以赔偿。那个关于他距离“大南海”已经不远的消息——一个也许可以让他得救的消息——还没能上达宫廷。不管怎么说，一位司法人员会随下一艘船到达，去执行巴波亚因造反应该承受的惩罚。他会被就地宣判，或者会锁链加身被押送回西班牙。 巴波亚明白，这下他完蛋了。在相关人物还没有得知关于“大南海”就在附近以及关于黄金海岸的消息之前，对他的法庭判决已经下来了。他的功绩会被别人利用，这是理所当然的：当他的人头在沙子里滚动时，某个人会完成他要做的事、他梦寐以求的作为。他自己对西班牙方面不能再寄予任何希望了。大家都知道，是他造成了国王派遣的合法总督死于非命，是他曾经擅自驱逐了执法官员。针对他这些胡作非为，如果法庭只让他蹲监狱而不是直接要他的人头，那必须说这判决已经够仁慈的了。他不能再指望有权势的朋友们帮忙了，因为他自己已经没有权力了。他最好的支持者——黄金——能发出的声音还太微弱，无法保证他获得宽恕。只有一条路可以让他逃脱自己恣意妄为所带来的惩罚，那就是再做出更大的恣意妄为的行为。如果他能赶在司法人员到来之前、在枷锁披身之前发现了新大洋和黄金之国，他就能让自己得救。在这人迹终结的世界尽头，他的逃亡只有一种可能的形式：那就是逃向一个了不起的行为、逃向不朽的业绩，在那里才能获得庇护。 就这样，巴波亚决定不再等候那千人的队伍——那是他为探索迄今为止无人知晓的新大洋向西班牙请求给予的装备。现在他宁愿带上少数和他一样下定决心的人一起去迈向这艰巨的任务！他宁愿带着尊荣死在这堪称人类历史上最大胆的探险行动中，也不愿屈辱地被绑缚双手在行刑台上受人宰割。巴波亚把殖民地上的人召集在一起，向人们说明了他的计划，一点儿也不讳言要横过巴拿马地峡的意图，他询问众人有谁愿意跟随他同去。他的勇气鼓舞了其他人。一百九十名士兵，几乎是整个殖民地的全部护卫力量，表示愿意随行。在装备方面没有什么需要去准备的，因为这些人反正处于不间断的战争状态中。为了逃离绞刑架和监狱，巴波亚——他既是英雄也是强盗、既是探险家也是叛乱者——在1513年9月1日开始了他那通向不朽的征程。 永恒的瞬间 横越巴拿马地峡的征程从考依巴（Coyba）地区开始。这里是卡雷塔酋长的小领地，他的女儿现在是巴波亚的情人。后来人们才知道，巴波亚选择的这个出发点并不是地峡最窄的地方。因为他们并不知道这一点，这趟危险的跨越行程多增加了几天。但是，为了在斗胆进入陌生之地后获得补给或者找到退却时的容身之处，对他来说最重要的还是有个与之交好的印第安人部落做后盾。整个队伍乘十条大独木舟从达连来到考依巴，一百九十名全副武装的士兵，他们身带长矛、短剑、火枪和铠甲，还带着一大群令人胆战心惊的寻血犬。这位与巴波亚结盟的酋长让他的印第安人替队伍搬运物资并充当向导。9月6日，这趟声誉卓著的穿越巴拿马地峡的行程开始了。即使对这些勇敢无畏而且饱经考验的探险者来说，这样的一次旅程也对他们的意志力提出了巨大的挑战。空气令人窒息，赤道的炎热让人疲软不堪，这些西班牙人首先得经过低洼地带，这里的地面是沼泽性质的，疟疾蔓延。几百年以后，修建巴拿马运河时这里也曾经吞噬过数千人的生命。从一开始，剑和斧子就被派上用场，用来砍断缠绕的毒藤，在无人踏过之处清出来一条小路。就像在穿越巨大的绿色矿井一样，走在队伍最前面的人在密林中开出一条窄窄的坑道，后面跟着的是长长的征服者队伍。他们一直把武器拿在手里，不管白天还是黑夜，感官总是处于警觉状态，以便能抗击印第安土著的突然袭击。巨大树木构成的穹顶之下，闷热潮湿而且昏暗，令人透不过气来。树冠之上太阳无情地照耀着，炎热无比。这支队伍中人人带着沉重的装备，汗流浃背，口干舌燥，一里一里地向前行进。突然之间还会有如注的大暴雨倾盆而下，小溪瞬间会成为湍流。这些西班牙人要么得趟过去，要么从印第安人临时搭建的摇摇晃晃的树索桥上走过去。除了一些玉米以外，什么能吃的东西也没有。睡眠不足、饥饿、干渴，被无数叮人吸血的昆虫包围，衣服被荆棘刮得褴褛不堪，脚上带伤，眼睛通红，脸颊因为蚊子的叮咬而肿胀起来，白天不得休息，晚上无法安眠，没多久他们就筋疲力尽了。第一个星期刚刚过去，队伍中的大部分人已经不堪如此这般的折磨了。巴波亚知道，真正的危险还在前面等着他们呢。他下令说，那些罹患热病和体力不支的人最好还是留下来。他只带上队伍中最精锐的人选，去和他一起完成这一桩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冒险。 终于，地势开始升高了。那些雨林只在热带沼泽低地才会那么茂盛，现在开始变得越来越透亮了。可是，现在因为没了树荫的保护，赤道直射的太阳明晃晃地照在他们沉重的装备上。这些疲惫不堪的人慢慢地行进，每隔小段一歇，在山坡地上一阶一阶地向上攀登到那绵延的山岭，这些山岭就像石头做成的背脊一样，将两个大洋之间的狭小空间一分为二。慢慢地，视野变得开阔了，夜里空气凉爽起来。在经过了十八天英雄般艰苦卓绝的困苦之后，最大的困难似乎已经被他们战胜了。在他们的眼前已经出现了山脉的最高峰。按照印第安人向导的说法，从那座最高峰的顶端就可以看到两个大洋：大西洋和当时还没有被发现和命名的太平洋。可是，正当大自然那顽强而诡异的抵抗看来终于将被战胜之时，一个新的敌人又迎面而来：当地一个酋长率领几百名武士，要来阻断这伙外来人从这里通过。在与印第安人作战方面，巴波亚已是久经考验：只要用火枪连环发射就可以了。这一次，这些人造的闪电和雷鸣又一次向土著人证明了它们的魔力。这些惊惶失措的土著人大喊大叫着逃跑，被西班牙人和寻血犬追杀。巴波亚不因为这轻而易举的胜利而感到欢欣，而是像一切西班牙征服者一样，要用无情的残忍来让这胜利失去任何体面：作为斗牛和斗兽娱乐的替代物，他让几个没有抵抗能力、被捆绑着的俘虏活活被一群饥饿的寻血犬撕咬、分尸和吞噬。巴波亚不朽之日的前夜，却因为这令人唾弃的屠杀而蒙羞。 这些西班牙征服者的性格和行事方式中，有一种独特的、无法解释的混合。他们以只有那个时代的基督徒才有的方式虔诚地信奉神灵，从最充满激情的灵魂深处发出对上帝的祈求，同时却又以上帝的名义做出历史上最无耻的非人行径。他们有能力将英勇、献身、承受苦难等品质做到极致的境界，极尽英雄般的情调，但是他们也以最不知羞耻的方式尔虞我诈、铲除异己。可是，在玩世不恭之中他们也有一种突出的荣誉感，一种了不起的、真正令人肃然起敬的、要成就历史大业的意识。在前一天晚上，巴波亚将被捆绑着的无辜俘虏在无任何反抗力的情况下扔到被激怒的狼狗面前，也许他还心满意足地去抚摸那嘴角还流着新鲜人血的畜生。同一个巴波亚，他也确定地知道自己的作为在人类历史上的意义，在关键的时刻他会找到一种超凡的姿态、一种令人们世代铭记的姿态。他知道，这个9月25日将会是世界历史中突出的一天，这位坚强而无所顾忌的冒险家要以令人赞叹的西班牙式激情来表明，他完全知道自己发出的超越时间的信号会有怎样的意义。 巴波亚的超凡姿态：在晚上，就在血腥场面之后，一个土著人将一座近处的山峰指给他看并告诉他说，从这个高度就已经能够看到海，那个还不为人知的“大南海”。巴波亚马上就做出了安排。他让那些受伤者和体力不支的人留在这个被洗劫过的村子里，命令还有行军能力的队伍去登那座山峰——当初从达连出发时的一百九十人，现在还有六十七人。十点钟左右的时候，他们离山峰已经很近了。只剩下一个光秃秃的小山顶还需要登上去，然后视野就可以扩展到无边无际。 就在这一刻，巴波亚命令队伍停下。谁也不许随他而来，因为这看到未知大洋的第一眼他不要与任何人分享。他要作为唯一的人来独自经历这一时刻。在横渡了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大西洋之后，他要成为目睹另外一个大洋、当时还无人知晓的太平洋的第一人——第一个西班牙人、第一个欧洲人、第一个基督徒。他步履缓慢地向上走去，心怦怦地跳，身心沉浸在这一时刻所具有的意义当中；旗子拿在左手，剑拿在右手，巨大的旷野中呈现出他一个人的孤独身形。他慢条斯理地向上攀登着，一点儿也不着急，因为真正的作品已经完成了。只需要几步路，越来越少的几步路，他的确就到了那座峰顶，一个难以言喻的画面展现在他眼前。在倾斜的群山和树木茂密、郁郁葱葱的下行丘地的后面，一望无际的是一个巨大的、反射着金属光泽的平板：海洋，海洋！这个新的、无人知晓的海洋，这个迄今为止让人魂牵梦绕却无人能一睹其真容的海洋，这个多年来被哥伦布和他的后继者们徒劳寻找的传奇般的海洋，这个以其波浪拍打着美洲、印度和中国的大洋！巴波亚看啊，看啊，他让自己陶醉在骄傲而幸福的意识当中：第一双饱览这大洋碧蓝之色的欧洲人的眼睛，是他的眼睛。 巴波亚长久地、心醉神迷地向远处眺望着。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招呼队友们过来分享他的愉悦、他的骄傲。他们充满不安与激动、气喘吁吁、大呼小叫地攀爬着来到小山顶上，他们为吃惊与震撼所俘获，他们带着兴奋的目光手舞足蹈。随行的神父安德烈斯·德·巴拉（Andres de Vara）出其不意地带头唱起了感恩诗《赞美上帝》，所有的叫声和呼喊都立刻归于沉静。这群士兵、冒险者、匪徒生硬而粗糙的声音，现在统一为虔敬的合唱。印第安人吃惊地看着他们，看这些人如何按照神父的吩咐砍倒一棵树、做成一个十字架，在木头上刻上西班牙国王名字的首个字母。这个十字架被竖立起来，就好像它想用那两个木制的双臂将大西洋和太平洋——连同那些目力难及的遥远之处——尽收怀中。 在一片敬畏的沉默中，巴波亚走上前来，对他的手下发表讲话。他们以这样的方式来感激赐给他们以荣誉与慈悲的上帝是理所应当的，他们还要祈求上帝继续帮助他们去征服大洋和全部的土地。如果他们像迄今为止那样忠心耿耿地追随他，那么等到从这新印度返回时他们就是西班牙最富有的人。他郑重其事地将旗帜向四方挥动，这意味着凡是风吹过的地方都要为西班牙所有。然后，他叫来书记员安德烈斯·德·巴尔德拉瓦诺（Andres de Valderrabano）：他要写下一份文书，记录下人类历史上这令人欢欣鼓舞的一幕。安德烈斯·德·巴尔德拉瓦诺展开羊皮纸——这是他连同墨水盒一起装在木匣里、一路背着它们穿过原始森林的。他要求所有这些贵族、骑士和士兵——这些品德高尚、作风正派的人——这些“托高贵的、备受尊崇的巴波亚队长先生和总督阁下之福，得以亲历发现‘大南海’行动”的人来证明，“这位巴波亚先生是第一个看到大海的人，是他将‘大南海’指给后面的人看”。 接下来，这六十七人的队伍从山坡上下来。1513年9月25日，人类发现了地球上最后一个当时尚未被发现的大洋。 黄金与珍珠 现在终于有了把握。他们亲眼看见了大洋。现在他们要下去到它岸边去感觉那浪涌，去触摸它、去体验它、去品尝它，从它的沙滩上攫取猎物！走下去需要两天的时间。为了找到从山上到海边最快捷的路，巴波亚将队伍分成几个小组。以阿隆索·马丁（Alonzo Martin）为头领的第三小组最早到达了海边。这支探险队伍如此看重功名的虚荣，连普通的士兵也沉浸在对不朽名声的渴望之中。甚至马丁这样平庸的人，也要马上让文书以白纸黑字的方式来证明，他是第一个让自己的手和脚进入这一无名水域里的人。等到他这个小人物也获得了一粒不朽之微尘以后，他才对巴波亚报告说自己已经到达海边，自己的手已经触摸到了海水。巴波亚立刻又知道该做出什么样的激情喷薄的姿态。第二天正好是圣天使米迦勒日，他自己装束得如同米迦勒一样——佩戴武器、盔甲整齐，在二十二个随从的陪同下出现在海滩上，他要在隆重的仪式中宣示对大洋的主权。他没有马上走进水里，而是像它的拥有者和主宰者一样高傲地等待着。他在一棵树下休息，直到潮水上涨将波浪推送到他的脚下围绕着他，就像一只听话的狗在用舌头舔他的脚一样。直到这时他才站起来，将盾牌背在身后，让它像面镜子一样在太阳下闪着亮光。他一手持剑，一手拿着带有圣母画像的卡斯蒂利亚旗走进水里。走到波浪卷到他髋部的地方，他将全身在这陌生的海水中浸湿。巴波亚，这位此前的叛乱者和零余人，现在成了国王最忠诚的仆人和凯旋者，他向各个方向摇动旗帜，并且用嘹亮的声音喊道：“卡斯蒂利亚、莱昂和阿拉贡尊贵而强大的君主斐迪南和胡安娜万岁！以他们的名义、为了卡斯蒂利亚王室的利益对所有的水域、土地、海岸、港口和岛屿宣示真正的、实在的和长久的拥有权！我发誓，无论哪位王公或者其他探险队队长，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随便哪种信仰、哪个阶层的异教徒，当有人要争夺这些土地和海域时，我都将以卡斯蒂利亚两位国王的名义来保卫它们。只要世界尚存，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它们都是卡斯蒂利亚国王的财产，直到末日审判降临。” 所有的西班牙人都重复这一誓言，在某一瞬间他们的宣誓声音盖过了海浪的汹涌咆哮。每个人都用嘴唇去沾海水，文书安德烈斯·德·巴尔德拉瓦诺得再一次记录这宣示占领的一幕，他的文件以这样的词语结束：“这二十二个人与文书安德烈斯·德·巴尔德拉瓦诺是最早将自己的脚踏入‘大南海’的基督徒，这里的水他们都用手试过、用嘴舔过，为的是要验证一下这里的海水与其他海水一样是咸水。当他们对此验证无误时，他们向上帝感恩。” 伟大的业绩已经完成。现在到了从英雄的业绩中获得实际好处的时候了。西班牙人从一些土著人手里打劫来或者交换来一些黄金。在他们的胜利当中，还有新的意外在等候着他们。附近的一些岛屿富裕得令人感到不可思议，在那里他们发现了大把大把的珍珠。印第安人给他们送来这些珍珠，其中有一枚被称为“拉帕雷格林纳珠”（或者被称为漫游者珍珠）。塞万提斯和洛佩·德·维加都歌咏过的，因为它作为所有的珍珠中最美丽的一颗，曾经装饰了西班牙王室与英格兰王室的王冠。西班牙人的背包和口袋装满了这些珍宝，因为在这里珍珠并不比贝壳或者沙子更被人看重。当他们贪婪地追问在哪里可以找到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即黄金时，一名酋长指向了南方，在山峦的边线柔和地融入地平线的那个地方。他说，在那边有一个地方宝藏无数，头人的宴会都用黄金器皿，大大的四腿动物——酋长指的是美洲羊驼——把这些华美的东西直接驮进国王的宝库里。他说出了这个地方的名字，在大海之南、山的后面。听起来像是“皮鹿”，听起来很悦耳，也很陌生。 巴波亚凝望着酋长那伸开的手所指的远方，那里山色苍茫与天空融在一起。这柔软的、诱人的词汇“皮鹿”马上就写进了他的灵魂深处。他的心不安地狂跳着。在他的生命中，他第二次获得了未曾希望得到的了不起的好运头。第一个消息，柯玛格莱提供的大洋就在附近的消息，已经由他验证了，他发现了有珍珠的海滩和“大南海”。或许，这第二次也能做到，去发现和征服这个地球上的黄金之国——印加帝国。 神明很少会保佑…… 巴波亚一直还在凝视着远方，目光中充满了渴望。“皮鹿”，即“秘鲁”这个词，像一个金铃铛一样在他的灵魂中晃动。但是，忍痛的放弃啊！这次他不可以再去探索新地。带着二三十个疲惫不堪的人，是无法去征服一个帝国的。先回到达连养精蓄锐，以后再沿着现在发现的路去往那黄金之国。但是这个返程之旅也并不容易。他们得无数次穿过丛林，无数次面对土著人的突袭。他们不再是一个有战斗力的队伍，而是由热病患者、垂死挣扎的人组成的一小群人——巴波亚自己也离死神不远，一路上印第安人用吊床抬着他。在经历了四个月最可怕的艰苦跋涉之后，他们于1514年1月19日又回到了达连。但是，历史上最大的壮举之一已经完成了。巴波亚兑现了他的承诺，每个当初勇于与他一起踏入陌生之地的探险者都发了财。他的士兵从“大南海”海岸带回来的财宝，是哥伦布和其他征服者望尘莫及的。其他殖民者也得到了一份，财物中的五分之一已经预留给王室。这位凯旋者在分发战利品做酬劳时，他的狗雷恩尼科也受到了与其他征战者一样的待遇，分得500块金比索，以回报它曾经无畏地将可怜的印第安人土著撕咬得皮开肉绽的勇敢行为。没人对此有异议。有了这样的功绩之后，没有人再质疑他作为总督的权威性。这位冒险家和反叛者像神一样被人们欢呼着，他可以骄傲地向西班牙发出这样的消息：他是继哥伦布之后为西班牙王室完成最大壮举的人。他的时运如一轮旭日，在陡直的上升中，驱散了一直罩在头上的全部云翳。现在，这时运之日正当正午。 可是巴波亚好景不长。几个月以后，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六月天，达连的居民惊异地挤到海滩上张望着。在远方的地平线上，亮起了一张船帆：在这个无人在意的世界角落，这已经是个奇迹了。可是，看啊，第二艘船出现在它的旁边了，第三艘、第四艘、第五艘，很快就有十艘；不，十五艘；不，二十艘！整整一个船队正朝着港口驶来。不久以后他们就获知，这全是巴波亚的信引起的后果，但不是那封报告他凯旋的信——这封信还没有到达西班牙——而是那份更早的消息。在那封信里，他首先通报了酋长关于“大南海”就在不远之处以及关于黄金之国的消息，然后请求给予他千人队伍去占领这些地方。对于这样的远征行动西班牙王室可是毫不迟疑，一支巨大的船队随后就装备妥当。不过，在塞维利亚和巴塞罗那的人没有一秒钟会想到将如此重任委托给巴波亚这样声名狼藉的冒险者和叛乱者。一位真正的总督—— 一位富有、出身贵族、深孚众望的60岁的男人达维拉（Pedro Arias Davilla），大多数情形下被人称为佩德拉里亚斯（Pedrarias），随船同来。作为国王任命的总督，他的任务是在殖民地建立秩序，对此前的作奸犯科行为进行司法追究，发现大南海，征服黄金之国。 现在的情形对于佩德拉里亚斯来说实在令人恼怒。一方面，他的任务是对反叛者巴波亚驱逐总督的行为予以司法追究，如果巴波亚的罪行可以确证无误的话，就应该将其枷锁加身或者就地行刑；另外一方面，他的任务是去发现“大南海”。但是，他换乘的小船还没有碰到陆地，他就已经获悉：这个巴波亚、这个本来应该在法庭上受他审判的人，已经以一己之力完成了这一伟大的壮举，这个反叛者已经欢呼庆贺过那本该属于他的胜利、已经为西班牙王室建立了自美洲发现以来的最大功勋。当然，现在不能像对待罪犯那样去对待这样的人物，得客气地问候他、真诚地向他表示祝贺。也就是从这一刻开始，巴波亚就输定了。佩德拉里亚斯永远也不会原谅这样的对手，一个擅自抢夺他功业的人，更何况这是一个足以让他名垂千古的壮举。为了不太早犯殖民者的众怒，他必须先得将对他们心目中的英雄的仇恨隐藏起来。他把对巴波亚的调查搁置了，甚至表面上还搭建了一个和平的假象：佩德拉里亚斯将自己那留在西班牙的女儿许配给巴波亚。但是，他内心对巴波亚的恨和嫉妒没有丝毫的减缓，反而在增加。现在西班牙终于获知了巴波亚的功勋业绩，一纸委任状给这个从前的叛乱者追加相应的封号：巴波亚被册封为贵族，佩德拉里亚斯应该在任何重要问题上与巴波亚商榷。这块殖民地太小了，容不下两个总督。他们当中的一个必须避让，两人当中注定要有一人毁灭。巴波亚感觉到利剑当头，因为佩德拉里亚斯掌握着军权和司法权。因此，他试图开始第二次通向不朽的逃亡，他的第一次逃亡成功得如此华丽。他找到佩德拉里亚斯，请求允许他装备一只远征队，以便去勘探“大南海”海岸、去征服更大的地盘。这个老叛匪的隐秘意图是：在大海的另外一侧独立行事，摆脱任何控制，建立自己的舰队，成为自己地面上的主人。一旦有可能的话，去夺取那个具有传说色彩的“皮鹿”，这个新世界的俄斐之国。佩德拉里亚斯不怀好意地同意了。如果巴波亚的计划一败涂地，那就再好不过了；就算巴波亚的计划如愿以偿，他也还有时间去铲掉这个野心太过蓬勃的家伙。 巴波亚就这样开始了他第二次以不朽功绩为目标的逃亡。他这一打算甚至比第一次更加辉煌，尽管这次计划没能获得载入史册的荣誉，因为荣誉总是只给那些获得了成功的作为。这一次，巴波亚不光与他的队伍翻越了巴拿马地峡，他还让几千名土著人将圆木、木板、缆绳、船帆、船锚和四艘双桅船所需要的绞盘背了过去。这样一来，他在那边就有了船队，就可以掌控海岸，去占领盛产珍珠的岛屿和秘鲁，那传说中的秘鲁。可是，这一次命运不再垂青这位胆大包天的人，他遭遇一次又一次的抵抗。路经潮湿的雨林时，圆木被虫子蛀蚀，长木板因为腐烂而无法使用。巴波亚并不因此气馁，他在巴拿马湾让人重新砍伐树木，制成新的木板。他的能量带来真正的奇迹——好像什么又都可行了，太平洋上的第一批双桅船造起来了。可是突然之间，一场飓风肆虐地席卷了他们停泊船只的几条河湾。建成的船被卷走，变成了碎片漂浮在海上。他还得第三次从头做起。这一次终于成功地完成两艘双桅船。仅仅还需要两艘船、仅仅还需要三艘船，巴波亚就可以起航去征服那片土地：那片南方土地，自从当初那位酋长用伸开的手臂指给他看，自从他第一次听到“皮鹿”这个充满诱惑的名字，他就一直日思夜想。他再调来几个勇敢的军官，再要求给他的队伍以充分的补给，就可以建立自己的领地！要是再有几个月的时间，要是他内心的放任不羁再多一点儿运气的话，在世界历史上被命名为印加帝国的战胜者、秘鲁的征服者就不是皮泽罗，而是他巴波亚了。 可是，命运从来都不会太过慷慨，哪怕对它的至爱宠儿也是如此。神明保佑一位世间凡人去完成不朽的业绩，这样的情形往往不会超过一次。 沉没 巴波亚带着钢铁般的能量和意志来准备他的大行动。但是，也正是这些斗胆计划的得逞将他置于危险之地，因为佩德拉里亚斯那双缺少信赖的眼睛不安地观察着这位下属的目的。也许有人向他出卖了巴波亚那狂妄的统治者梦想；也许他只是心怀妒意，害怕这个老牌叛乱者再度成功。总之，他突然给巴波亚寄去了一封非常恳切的信，他希望在巴波亚最终开始远征之前，先回到阿卡拉（Acla）——达连附近的一座城池——来会谈一次。巴波亚还寄希望从佩德拉里亚斯那里取得对他的远征队的支持，就乖乖听命马上动身回去了。在城门口，他看到一小队士兵向他迎面走过来，像是来对他致以问候和欢迎似的。他充满喜悦地向他们赶过去，去拥抱这个队伍的首领、他多年来一起战斗的兄弟、他发现“大南海”的陪伴者、他信任的朋友——皮泽罗。 但是，皮泽罗将手重重地放到他的肩上，宣布他被捕了。皮泽罗也乐于完成不朽的业绩，也乐于去征服黄金之国，对他来说，将这样一个胆大妄为的上司从自己的道路上清除出去，也许并不违拗他自身的愿望。佩德拉里亚斯总督主持审判一次所谓的反叛，法庭的判决快速而且不公平。几天以后，巴波亚和他最忠诚的同伴走上了行刑架。行刑者手中的剑寒光闪亮，滚落的头颅上的这双眼睛不到一秒钟就黯淡下去了——这是那双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同时看到环抱地球的两个大洋的眼睛。 [book_title]攻陷拜占庭 对危险的认识 1451年2月5日，一名密使前往小亚细亚带给苏丹穆拉德（Murad）二世的长子、21岁的穆罕默德一条他父亲业已去世的消息。这位多谋而精力旺盛的王子没有对他的臣属和顾问官们透露哪怕一个字，就立即飞身跃上他最好的马匹，让那匹纯种马一口气跑了120英里，抵达博斯普鲁斯海峡，渡海来到欧洲一侧岸边的加里波里。上岸以后，他才向自己的心腹随从公布了父亲的死讯。为了能从一开始就将任何觊觎王位的人击垮，他集合了一支精锐部队，率领他们到了亚得里亚堡。在那里，他实际上顺利地被认可为奥斯曼帝国的最高权力拥有者，没有受到任何反对。随后而来的第一个统治举措，马上就显示出穆罕默德那种可怕的、无所顾忌的决绝。为了事先清除嫡亲中的对手，他让人将自己年幼的弟弟淹死在泳池里，之后又马上将谋杀者、那位奉他指派去行凶的人与被谋杀者一起送上死亡之路——这也证明了他那心思细密的聪慧和野蛮。 这位年轻、充满激情、渴求功名的穆罕默德二世接替行事谨慎的穆拉德二世成为土耳其苏丹的消息，让拜占庭的人们感到一片惊恐。无数个密探的探报让拜占庭人知道，这位野心勃勃的穆罕默德曾经发誓要将这座世界古都据为己有，为了实现这一人生计划，他年纪轻轻却不吝惜将白昼黑夜都花在战略研究上。与此同时，所有的情报也都一致表明，这位新上任的苏丹有出色的军事能力和外交能力。穆罕默德的身上兼具双重的秉性：他虔信宗教却为人残忍；他充满激情却心怀狡诈；他是一个有学问、热爱艺术的人，能阅读拉丁语的恺撒大帝和其他罗马名人的传记，同时他也是一个野蛮人，让人喋血就如同泼水一样。这位男人长着漂亮的、忧郁的眼睛，有线条清晰的鹰钩鼻子，在这个人的身上可以看到一位不知疲倦的劳作者、一位勇往直前的士兵和一位肆无忌惮的外交官。现在，所有这些危险的力量都集中在同一个想法上：他的祖父巴耶塞特（Bajazet）和他的父亲穆拉德曾经让欧洲人首次领教了这个新崛起的土耳其国家在军事上的强大，而他的建树还要超过前辈们。他首发攻击瞄准的是拜占庭，这颗还留在君士坦丁（Konstantin）大帝和查士丁尼（Justinian）大帝皇冠上的最后一块宝石——大家知道、也能感觉到这一点。 在这样一个志在必得的强人面前，这颗宝石的确也已经没有什么保护了。拜占庭帝国，即东罗马帝国的幅员曾经延伸到几个大洲：从波斯扩展到阿尔卑斯山，再回来伸展向亚洲的沙漠—— 一个世界帝国。一个曾经用几个月时间都无法穿越的帝国，现在步行上三个小时就可以轻松走遍。令人悲伤的是，那个曾经的拜占庭如今尚存的无非是一个没有身体的脑袋，一个没有土地的首都而已。君士坦丁堡，这君士坦丁之城，这古老的拜占庭文化。即便是这个拜占庭，属于东罗马帝国皇帝的也只有其中的一部分，即今天的伊斯坦布尔（Stambul），而加拉太（Galata）已经落入热那亚人之手，城墙以外的土地都为土耳其人所占。这个末代皇帝的帝国只有巴掌大，只有厚重的城墙围起来的教堂、宫殿和房屋，人们称之为拜占庭。这里曾经遭遇过十字军的彻底劫掠，被黑死病夺去大量人口，为了抵御游牧民的侵犯而财力消耗殆尽，因为民族和宗教的争端而陷入分裂。这座城市既没有人员也没有勇气靠自己的力量来抗击敌人，而敌人却早已从四面八方将它钳住。拜占庭的末代皇帝康斯坦丁·德拉盖斯的紫袍飘零在风中，他的皇冠依赖于机灵的技巧。正因为被土耳其人所包围，因为上千年的共同文化根基让欧洲大陆对拜占庭产生神圣的感情，拜占庭象征着欧洲的尊严。只有基督教世界协同一致来共同保护这最后一个业已衰败的东方堡垒，索菲亚大教堂才有可能继续成为信仰之地，这是东罗马基督教最后一座大教堂，同时也是最美的大教堂。 康斯坦丁马上意识到了危险。尽管穆罕默德发出各种和平的言论，他还是带着可以理解的恐惧向意大利派出一批又一批的使节：派往教皇那里、派往威尼斯、派往热那亚，他们应该派出战船和士兵。但是罗马在犹豫，威尼斯也在犹豫。在东部与西部的信仰之间，一直存在着神学上的鸿沟。希腊教会憎恨罗马教会，他们的教会长老拒绝承认罗马教皇是最高牧首。鉴于土耳其带来的危险，在斐拉拉（Ferrara）和佛罗伦萨的两个大主教会议上早已做出了两个教会重新统一的决定，以便保证拜占庭获得足够的支持来抗拒土耳其。但是，只要拜占庭的危险稍微得以缓和，希腊教会的主教集团就拒绝让这一决议生效。直到现在，穆罕默德成了土耳其的苏丹，形势的危急终于战胜了东正教的执拗：拜占庭在请求快速支援时，也向罗马教廷表示了让步。现在战船装备上了士兵和大炮，但是在一艘船上有教皇的特使随行：他们要隆重地完成欧洲两大教廷和解的仪式。他们要对全世界发出这样的讯息：谁攻击拜占庭，谁就是在挑战整个基督教世界。 和解的弥撒 这场辉煌的表演发生在12月的某一天：在这座富丽堂皇的大教堂里，大理石和镶嵌画曾经赋予它无尽的豪华，无数珍宝曾经在这里熠熠发光——在这座后来被改成清真寺的建筑里，这些是我们今天几乎无法设想的——庆祝和解的重大仪式就在这里举行了。拜占庭的皇帝康斯坦丁带着王冠，被这个帝国中全部的重要人物簇拥着成为这个仪式的最高见证人和永久和睦的保证人。这个巨大的空间被人填满，无数蜡烛被点起。在圣坛之前，罗马教廷的使节伊斯多鲁斯（Isidorus）与东正教牧首格列高利（Gregorius）如兄弟般共同主持了仪式。自基督教分裂以来，在这座教堂里教皇的名字第一次再度出现在祈祷词里面；同时用拉丁语和希腊语唱起的虔敬歌曲第一次缭绕在这永恒圣殿的穹顶上，而在这同时，达成和解的两个教派的神职人员隆重而肃穆地将圣人施皮利迪翁的圣体抬出。东方与西方，两个信仰似乎永远结盟在一起；在多年充满罪恶的争执之后，欧洲的理念和精神能再度得以实现。 不过，在人类历史上，理性与和解的时刻总是短暂易逝。当教堂里面各种虔诚的声音在祈祷中还真诚地融合在一起时，在教堂外面的一个修道院里，博学的修士格纳迪奥斯（Genadios）已经在抨击拉丁人以及他们对真正信仰的背叛。和平的丝带刚刚由理性织就，极端主义已经将它再度撕裂。希腊的神职人员并不太考虑会做出真正让步，而地中海另外一端的朋友也同样不太拿那些帮助承诺当真。会有几艘战船、几百名士兵被派过来；但是，除此以外，这座城市就只好听天由命了。 战争开始了 使用暴力的统治者的一贯做法是：在战争准备期间，只要还没有完全装备停当，他们就会大谈和平。穆罕默德在登基时接待康斯坦丁皇帝的使团时，也使用了最为友好的、最让人感到安慰的词语。他公开而隆重地面对上帝和他的（伊斯兰教的）先知们、对着天使和《古兰经》发誓，他要最忠诚地信守与拜占庭皇帝的合约。与此同时，这个诡计多端的人却与匈牙利和塞尔维亚达成了保持双边中立三年的协约——他要用这三年不受干扰地将这座城市据为己有。在穆罕默德承诺了够多的和平之后，他才以破坏律条的方式挑起战争。 到现在为止，土耳其人只是占领了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亚洲一侧，拜占庭的船只可以轻易通过海峡抵达黑海——这是拜占庭的粮仓。穆罕默德现在要将这个通道堵死。他根本不去找什么借口，直接就命令在欧洲的海岸一边、在鲁米里西塞尔（Rumili Hissar）附近，也就是在海峡最窄处修建一个防御工事。当年那无畏的波斯国王薛西斯（Xerxes）一世就曾经从这里跨过海峡进入欧洲。一夜之间，成千上万的土方工出现在欧洲海岸一侧，而按照和约这里是不可以修筑工事的（对于使用暴力的人，和约算得了什么？）。他们抢劫周围地区来给自己提供补给；他们不仅拆毁民房，也拆毁了古老而负有盛名的圣米迦勒教堂（Sankt-Michaelis-Kirche），用这些建筑的石头来修建工事。苏丹穆罕默德亲自督促城堡的修建，不分昼夜。无计可施的拜占庭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通往黑海的自由通道被切断——这有违公理与和约。尚在和平状态中，有几条想要通过公海的船却遭遇了炮火攻击。在这首次的权力尝试获得成功之后，所有掩饰很快就都成了多余之举。1452年8月，穆罕默德将全部的文武高级官员召集在一起，向他们表明自己要攻下拜占庭并取而代之的意图。紧随其后的便是残忍的行动。征兵者被派往整个土耳其帝国境内，能使用武器的人被召集在一起。1453年4月5日，就像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一样，望不到边际的奥斯曼大军占据了拜占庭周围的平原，一直到它的围墙之下。 骑马立于队伍最前面的，是穿着最为华丽的苏丹穆罕默德。他的大帐扎在吕卡斯要塞（Lykaspforte）的对面。在让战旗在大帐前迎风飘扬之前，他先命人在地上铺开祈祷用的地毯。他赤足走上前去，俯身朝向麦加的方向跪拜三次，每次都额头着地。这是一场巨大的表演，他后面是成千上万的士兵和他一起——朝着同样的方向、带着同样的节奏——向安拉祈祷给他们以力量和胜利。祈祷过后，苏丹才站起身来。那谦卑者现在又成了挑战者，他从神的仆人变成了主宰者和战士。这个军营里急急地传递着他的谕令，他的公开宣告伴着鼓声与军号传播开来：“围城开始了！” 城墙与大炮 拜占庭只剩下一种力量、一个强项：它的城墙。这是那曾经幅员遍及世界、曾经伟大而幸运的时代硕果仅存的遗产。这座三角形的城市受到三重的保护。护卫沿马尔马拉海（Marmarameer）和金色号角湾（Goldene Horn）两边的石墙比较矮，但是仍然非常结实。相比之下，面向空阔陆地一面的城墙是形体巨大的防卫城墙，即特奥多西斯墙（Theodosische Mauer）。康斯坦丁大帝已经预见到将来拜占庭有可能受到威胁，开始用四方形石块将这座城市围起来，到了查士丁尼大帝时，城墙被扩建并加固。真正意义上的防御工事、七公里长的城墙是特奥多西斯才完成的。这些巨大石块的残骸，在被常春藤覆盖着的断壁残垣中还有所保留，成为历史的见证。城墙上有很多凹型的雉堞，墙下有护城河，有坚固的四方形的瞭望塔守望这城墙，这些都是双层或者三层平行而建的。一千年来，每个皇帝都无数次地修补和更新城墙工事，这座具有帝王气象的环城墙完美地标志着这座城市难以攻克。它曾经抵挡过散乱的蛮族进攻以及土耳其人的作战队伍，现在这些方形大石块也一样对迄今发明的战争工具予以嘲讽：面对这坚不可摧的城墙，无论旧式还是新式的撞城杵（Sturmbock）都无法撼动它，哪怕最新的火炮和投石器对它也都无能为力。没有哪座欧洲城市受到的保护比特奥多西城墙对君士坦丁堡的保护更坚固、更可靠。 穆罕默德比任何人都了解这座城墙，知道它的厉害。多年以来，在无数个不眠之夜和梦里，他都在一心考虑如何将这无法攻克的防御工事攻克下来，将这不可摧毁之城摧毁掉。他的桌子上堆积着各种图纸、量尺、敌方要塞工事的示意图，他知道城墙前面和后面的每一块丘地、每个下坡、每条水流，他和他的工程师们一起彻底考虑过每一个细节。只有失望：计算之后的结果是，使用目前所用的大炮无法捣毁特奥多西斯城墙。 得有更厉害的大炮！炮筒更长，射程更远，射击力更强，超出战争艺术现有的认知！要用更硬的石头做成另外的炮弹，比现有的更重，更能砸毁，更有破坏力！要对付这个倨傲的城墙，必须得发明一种新的大炮：除此以外，别无他法。穆罕默德心意已决，要不计代价来获取这个进攻手段。 不计代价——这样的表态总是能从其自身中唤起创造力和驱动力。在宣战后不久，一位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有创造力、最有经验的铸炮人就出现在苏丹的面前。乌尔巴斯（Urbas）或者叫做奥尔巴斯（Orbas），一个匈牙利人。他是一个基督徒，此前也在康斯坦丁皇帝那里供职服务。不过他真正期待的是能在穆罕默德这里为他的手艺拿到更好的报酬，同时也能有些不同寻常的任务。他声言，如果给他提供的材料应有尽有的话，他能铸造出来的火炮之大，这个地球上还没有人看见过。这位苏丹如同任何一位对某个想法走火入魔的人一样，根本不在乎价钱，马上同意他随便雇佣多少人工都行。上千辆车将铁矿砂运往亚得里亚堡。三个月的时间，这位铸炮师费尽千辛万苦，用一种特殊的加硬办法制作成黏土模子。接下来就是令人激动的浇铸了，也就是将滚烫的铁水倒入模子里。作品成功了，那巨大的炮管——这世界上最大的——脱坯而出并冷却下来。在进行第一次试验开火之前，穆罕默德让传令兵跑遍全城去知会孕妇们当心炮响。当巨大的石球带着震天的响声像明亮的闪电一样落地时，一下子就将一段墙垣给击毁了。穆罕默德马上下令用这个尺寸的大炮来装备整支炮兵队伍。 第一个大型“投石机”—— 一位希腊记录者充满惊骇地称呼这种大炮——现在成功地制造完成了。但是，还有一个更困难的问题：如何将这个庞然大物拖过整个色雷斯（Thrakien）地区，运到拜占庭的城墙这条土石巨龙的脚下？一个前所未有的奥德赛之旅摆在眼前。他们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全民全军投入在运送这个僵硬的、长脖子的怪物上。骑兵队伍在前面巡逻，以免这个无价之宝受到任何攻击。接下来是几百个甚至上千个土方工在挖土运土，将道路上的不平之处铲平，以便让这个巨重之物通行。运送之后，几个月以内这些道路又被毁掉了。五十对公牛来驾车，巨型炮筒的分量准确地分布在各车轴上，就像当初将方尖碑从埃及运往罗马时一样。两百个男人一直从左边和右边扶着这因自身的重量而摇晃的铁管，同时五十个车匠和木匠不停地替换木滚、给木滚上油、加固支撑、铺设桥段。人们明白，只能一步一步用最缓慢的水牛般的步子才能让这个巨型的大车穿过山地和草原。由于吃惊，村子里的农民聚集在一起在这个铁制的庞然大物面前惊恐不已，就好像它是一位战神，被它的仆人和祭司从一地运送到另外一地。不久以后，出自同样的黏土母模的铁铸兄弟们又被从这里拉过去。人类的意志再一次做成了原本不可能之事。已经有二十个或者三十个这样的怪物将黑乎乎的大嘴对着拜占庭张开，重型炮从此进入了战争的历史。东罗马帝国皇帝的千年城墙与新苏丹的新大炮之间的对决开始了。 希望再度燃起 巨型大炮带着闪电的火光撕咬着拜占庭的城墙，进展虽然缓慢而胶着，但是城墙的坍塌和毁坏无可避免。一开始每门炮每天只能发射七八次，但是苏丹一天天地调来更多的新装备。每有一炮击中，就会尘土飞扬、碎石乱迸，已经碎渣剥落的城墙上就会出现一个新的缺口。尽管到了夜里那些被围困的人就会用越来越凑合的木栅栏和麻布包将这些破洞堵上，但是毕竟这不再是过去那座恒久的、未受损坏的城墙，不再是那座足以依凭着它来战斗的城墙。城墙后面的八千名士兵带着恐惧想着那决定性的时刻：穆罕默德的十五万士兵向这道已经千疮百孔的防御工事发起决定性的进攻。的确，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刻，基督教世界该想起他们曾经做出的承诺了。妇女们带着孩子整天跪在教堂里供奉圣人遗骸的圣龛前面；所有的瞭望塔上都有士兵在日夜守候观察，查看在土耳其船队密集的马尔马拉海上是否会有他们所期待的罗马教皇和威尼斯的船队出现。 终于，在4月20日凌晨三点亮起了信号灯。人们看到了远处的船帆。虽然那不是人们梦想中的基督教世界的船队，但总还是聊胜于无：有三艘热那亚的船在海风的吹动下慢慢驶过来，在它们后面是一条小船——拜占庭的运粮船，为保护它，三艘大船把它夹在中间。整个君士坦丁堡的人立刻都来到海岸城墙上，向援助者致意。与此同时，穆罕默德骑上马以最快的速度从他的紫色大帐飞奔到土耳其船队停泊的码头，下令要不计一切代价阻止船只进入拜占庭的港口，即金色号角港湾。 土耳其的船队有一百五十艘船，不过都是小船。穆罕默德的命令一下达，马上就有上千只船桨在海中哗哗地划动起来。这一百五十艘三桅帆船装备着铁爪篙、掷火器、投石器，一起驶向那四艘大橹舰。但是，得力于强大的顺风，这四艘大船速度超过土耳其的船队，从满是弹药和怒骂的土耳其船队旁边掠过。它们鼓满风帆，根本不理会那些进攻者，径自朝向金色号角港湾驶去。那里被一条铁链所保护，即横贯在斯坦布尔（Stambul）和加拉太（Galata）之间的大铁链，可以防御所有的进攻和袭击。四艘大橹船离它们的目标已经很近了：城墙上的人都能看清楚船上人的面孔。男人和女人们跪下来感谢上帝和圣人给予荣耀的救助，港口的铁链已经放下，以便迎接这些增援的船只。 一下子却发生了令人吃惊的事情。风突然之间就停了。四艘帆船如同被磁石吸住了一样在海上一动不动，就在离那救命的海港还有一箭之遥的地方。敌人的摇橹船上响起了狂野的欢呼声，他们向着这四艘瘫痪的帆船——它们像海中的塔楼一样一动不动——猛冲过来。就像群狗撕咬山鹿一样，小船上抛出的铁钩搭在大船的船帮上，他们用斧头使劲砍大船的木头，好让大船沉没。一直有新的队伍加入，他们爬上锚链，将火把甩向船帆，力图将船帆点燃。土耳其船队的旗舰船船长毅然决然地命令自己的旗舰船向那艘运粮船撞去，以便将它撞翻：这两条船像是两个角斗士一样扭打在一起。一开始，热那亚的水手仗着自己所处的地势高，还有头盔的保护，还能抵抗爬上来的土耳其水手，还能用钩子、石头和希腊式喷火器抗拒进攻者。但是，这场搏斗注定很快就会结束，因为多寡悬殊太大。热那亚的船队失败了。 对于墙上的数千观战者来说，这是太触目惊心的场面！从前人们在赛马场里看血腥搏斗的乐趣有多大，现在亲眼目睹这场海战的痛苦就有多大。他们这方的毁灭看起来是不可避免的了，因为最多还需要两个小时，这四艘船就会在这海上搏斗场里死于敌人之手。援助者白来了，白来了！君士坦丁堡城墙上绝望的希腊人离他们的兄弟只有一箭之遥，却无法给他们的拯救者以帮助，只能在无助的愤怒中站在那里，握紧拳头大声喊叫。有些人用狂野的姿势为战斗中的朋友鼓劲助威；另外一些人则将双手向上天举起，呼唤着耶稣基督和天使长米迦勒以及他们教堂和修道院里的一切圣人：这么多个世纪以来他们保护了拜占庭，他们要让奇迹出现。但是，在对面的加拉太岸边的土耳其人也带着和他们一样的激情为己方的胜利在等待、叫喊和祈祷。海上变成了舞台布景，海战变成了角斗士表演。苏丹本人骑马而来，身边簇拥着一群高级将领。他骑马进入水中，溅起的水将上衣都弄湿了。他用双手围成话筒，用愤怒的声音向将士发布命令：不惜代价将基督徒的船只拿下。每当有他的船被击退，他就挥舞着弯刀咒骂并威胁长官：“你要是不能取胜，就别活着回来。” 那四艘基督徒的船只还挺得住。但是战斗趋近尾声了，他们反击土耳其船队的武器发射已经稀稀落落了，在与兵力五十倍于己的敌人战斗了一个小时以后，水手们也开始疲倦了。天色渐晚，太阳落到地平线以下。再有一个小时，这四艘船就完全失去抵抗能力了。即便他们不被土耳其人擒获，也会被海流冲到加拉太后面被土耳其人占领的海岸。完了，完了，彻底完了！ 恰好在此时发生的事情，对于那些在绝望中哭喊、哀怨的拜占庭人来说不啻一个奇迹。开始有了一丝微风，一下子风刮起来了。四艘船上软沓沓的风帆立刻鼓起。风啊，这被渴望、被祈祷的风啊，终于又醒了过来！大橹船以胜利的姿态扬起船头，猛地一动，船一启动就将周围的围困者甩在后面。他们自由了，他们得救了。在城墙上上千人潮水般的欢呼声中，第一艘、第二艘、第三艘、第四艘船进入了安全的海港。封锁海面的铁锚链刚刚被放下，现在又被拉起来。在这锚链后面的海面上，分散着土耳其人一筹莫展的小船船队。充满希望的欢呼，如同被夕阳染红的云朵一样再次在这座昏暗而绝望的城市上空响起。 船队翻山越岭 被围困者无法言喻的喜悦持续了整整一夜。夜晚总是引发充满幻想的感觉，将希望与梦想的甜蜜毒药掺杂在一起。在一个夜晚那么长的时间里，这些被围困的人以为他们获得了安全、被解救了。他们梦想着，像这四条满载食物和士兵的船幸运抵达一样，从此以后每星期都有船只到来。欧洲并没有忘记他们：带着过于急迫的期待，他们仿佛已经看到围城的解除，敌人垂头丧气地被战胜了。 穆罕默德也是一个不惮于做梦的人，不过他当然属于另外一种非常少见的类型——这类人知道如何通过自己的意志将梦想变成现实。当那几艘大橹船觉得在金色号角海湾的港口里找到了安全时，穆罕默德正在设计一项极其大胆的计划：那是完全可以与战争史上汉尼拔或者拿破仑最为大胆的行动相提并论的。拜占庭就在他的眼前，像一个金果子一样，但他就是够不到。妨碍他摘取或者说进攻拜占庭的最大障碍便是这道纵深的海岬，即“金色号角”这个盲肠形状的海湾，它防卫了君士坦丁堡的一侧。从海面上挺进这个海湾现实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入口在热那亚的城市加拉太——穆罕默德跟这座城市签订了中立协议。从那里还有一条封锁性的铁链伸向这座敌对的城市，因此，通过正面冲击，他的船队不可能进入海湾。只有从内部的盆地，从不属于热那亚的地方才可以去碰基督徒的船队。可是怎样才能让船队进入内陆湾呢？当然，可以在那里建造一支船队。但是，这需要好几个月，这个缺少耐心的人可不想等这么长时间。 穆罕默德想出了一个天才的计划：他要将船队从派不上用场的海上运送到金色号角的湾内港口里。将上百条船运过山地，这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大胆想法显得那么荒谬、那么无法实现，拜占庭人和加拉太的热那亚人在他们的战略计划中根本没有考虑到这一步，正如在他们之前的罗马人没有想到汉尼拔、他们之后的奥地利人没有想到拿破仑能神速翻越阿尔卑斯山一样。按照世人的经验，船队只能在水上航行，不能翻山越岭。不过，这正是那种魔鬼意志的标志，能将不可能之事转化为现实。人们总能在一个军事天才的身上发现它，这样的天才在战争中嘲笑任何战争的规则，在某些时刻用富有创造性的临时发挥取代饱经试验的方法。一次不可思议的、在编年史上几乎无与伦比的行动开始了。穆罕默德让人运来无数根圆木，让木匠将它们制成巨型雪橇，将从水里拉上来的船装在这些雪橇上，就像是装在能进行的陆地上的船坞一样。同时，几千名土方工也开始动手了：为了运输的需要，他们将翻越佩拉（Pera）丘陵，尽量铲平这些上坡和下坡的窄路。为了在敌人面前遮掩有这么多人集结在一起工作，苏丹命令每日的白天和夜里都对加拉太以外的地区发射数枚臼炮。这些发射本身并无意义，唯一的功用在于转移敌人的注意力，掩护将自己的船队从一个水域翻山越岭运送到另外一个水域的行动。当敌人正忙着备战而且只考虑到来自陆路的攻击时，无数个浸满了油脂的圆木正滚动起来，这圆木上面是装着船的雪橇，前面有无数头牛在拉，后面是水兵在推。就这样，一条条船被拉过山去。每到夜幕降临之后，这不可思议的迁移就开始了。像一切伟大壮举那样不事喧嚣，像一切聪慧者那样深思熟虑，这个奇迹中的奇迹完成了：整支船队完成了翻山越岭的行动。 在所有的重大军事行动中，有决定意义的总是那出其不意的时刻。在这方面，了不起的穆罕默德是一个特殊的天才。谁都没有想到他的计划，而且他的计划实施得完美无缺。“要是我的一根胡子知道我的想法的话，那我也会将它拔掉。”这个天才的谋略者曾经这样谈到自己。在臼炮大张旗鼓地攻打城墙时，他发布了命令。在4月22日这天夜里，七十艘船从一个海域运输到另一个海域，穿越了山地和河谷，穿过了葡萄园、田野和森林。第二天早晨，拜占庭的居民以为自己还在做梦：一支像是由魔鬼之手带来的敌人的船队挂着三角旗、满载着水兵，巡游在他们自以为固若金汤的海湾中心地带。他们再次揉着眼睛，还是不明白这样的奇迹从何而来，军号、铜钹和战鼓在城墙下面响起来。这面城墙一直是被港口保护着的。现在，通过这个天才的计谋，整个金色号角海湾都属于苏丹和他的军队了，只有加拉太那一片狭小的中立地带算是例外，而基督徒的船只被圈进那里。现在，他可以毫无障碍地架设自己的浮桥，把军队运送到相对薄弱的城墙处。防卫力量弱的边线受到了威胁，本来业已不多的防卫人员不得不摊分在更大的空间上。掐在猎物喉咙上的铁拳现在攥得越来越紧了。 欧罗巴，伸出你的救援之手！ 被包围者不再抱有任何幻想了。他们知道：哪怕守住这能被撕裂的一侧，如果增援不能马上到来的话，在这被轰得千疮百孔的城墙面前以八千人抵抗十五万人，他们断不能坚持很久。不过，威尼斯的执政官不是信誓旦旦地说要派战船来吗？要是欧洲最华丽辉煌的圣索菲亚大教堂正面临着变成异教清真寺的危险，罗马的教皇还能无动于衷吗？欧洲——陷入纷争难以自拔，因为层出不穷的无谓猜忌而四分五裂——难道还不明白，整个欧洲文化在面临着怎样的危险？遭受围困的人还一直这样安慰自己：也许一支增援的船队早已准备就绪，只是因为对情况不明才没有起航；也许只需要让他们意识到，不去救援将会导致灭亡，这将意味着怎样重大的责任。 可是，怎么才能去告知威尼斯船队他们的险情呢？马尔马拉海上到处都是土耳其的船只。倘若整个船队突围出去，这意味着冒着整个船队毁灭的危险；何况这样一来，防卫上一下子就少了几百人，而在那里每个人都是不可或缺的。最后的决定是，只用一条小船、用一小队人来完成这个任务。一共有十二个男人——如果历史中真的有公正可言的话，他们的名字就应该像阿尔戈英雄们那样名声显赫，但是我们连他们当中的一个名字都不知道——勇敢地加入了这个英雄的行动当中。在一条小小的双桅船上，他们挂起了敌人的旗帜。十二个男人穿戴成土耳其人的样子，头上缠着穆斯林的头巾或者戴着非斯帽。5月3日的夜里，防卫的铁链被无声地放下了，这艘大胆的小船在夜幕的掩护下划将出去，尽量不发出划桨的声音。看啊，神奇的事情发生了：这条小船没有被敌人认出来就划过了达达尼尔海峡，驶入了爱琴海。事情总是这样：恰好是超级的胆略才让对手无计可施。穆罕默德什么都想到了，只是没有想到这个无法可想的事情：单独一只船载着十二个英雄居然敢穿过他的船队，做这样的英雄航行！ 可是，他们得到的是令人悲伤的失望：在爱琴海上没有威尼斯的风帆在熠熠闪光。没有船队做好了出战的准备。威尼斯和教皇，他们都把拜占庭给忘记了；在计较鸡毛蒜皮的教会政策时，他们都忽略了它，忽略了尊严和誓言。这样的悲剧性时刻在历史上总是一再重复：正当最有必要将一切力量统一在一起来保卫欧洲文明时，欧洲的各公侯与国家都不愿意撇开彼此间不足挂齿的敌意。对热那亚来说，压制威尼斯远比与它联合若干时日来对付共同的敌人更为重要；反过来，对威尼斯来说也是如此。海面上空空如也。这些勇敢的人坐在核桃壳一样的小船里，从一个岛屿划向另外一个岛屿。到处都是被敌人占领的港口，没有哪个友邦的船只还敢进入这处于战争状态的区域。 现在怎么办？十二个人当中有几个失去了勇气，这不无道理。重回君士坦丁堡，再走一遍这危险之路，到底为的是什么？没有他们可以带回去的希望。也许那座城市已经陷落。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他们回去，等待他们的不是被俘就是死亡。可是，这些谁也不知道其姓名的英雄总是这样出色！他们决定还是回去：他们被派出来打探消息，现在就必须将打探到的消息带回去，尽管这消息令人非常沮丧。于是，这条孤独的小船再次重新穿过达达尼尔海峡、马尔马拉海和敌人的舰队返回。5月23日，也就是在他们出发后的第二十天，当君士坦丁堡的人们早已认为这船已经不复存在、早已不指望它还能带回来任何消息时，站在墙边瞭望的人突然用力挥动手中的小旗子，因为有一条小船飞快地划着桨驶向金色号角海湾。从被围困者雷鸣般的欢呼声中土耳其人才意识到，原来那条穿过这里的水域、挂着土耳其旗帜的双桅船是敌人的船。他们的船从各个方向靠过来，还想在小船马上抵达安全港之前擒获他们。有那么一小会儿，拜占庭响彻着千人的欢呼声，带着幸福的希望，他们以为欧洲想起了拜占庭，让这条小船先来报告消息。直到晚上，糟糕的真相才传布开来。基督教世界将拜占庭忘记了。这些被围困的人孤立无援：如果他们无法自救的话，那么一切都将完结。 决战风暴的前夜 经过六个星期几乎每天都有搏斗的围城之后，苏丹变得不耐烦了。他的大炮将城墙上的许多地方打破，但是他下令的几次冲锋都被血淋淋地抵挡回来。对于一位统帅来说，他只有两种可能的选择：要么放弃围城行动，要么在这些零星的小进攻之后发起一场大规模的决定性冲锋。穆罕默德召集他的将领们举行作战会议。他那充满激情的意志战胜了一切顾虑。这次大规模的决定性进攻将在5月29日发起。苏丹以他惯有的决绝态度来进行准备工作。他安排了一次宗教性的盛典。十五万人的军队，从最高统帅到普通士兵都必须严格按照伊斯兰教规定的风俗来行事，做小净以及白天做三次大型礼拜。所有现存的火药和石弹都被运来用作炮击城墙，好为发动冲锋创造条件。各组的任务分派完毕。从早晨到深夜，穆罕默德不曾休息片刻。从马尔马拉海到金色号角湾之间的大片范围，他骑着马从一个营帐到下一个营帐，亲自去鼓舞头领，去激励士兵。他也是一个出色的心理学家，知道如何才能让十五万士兵的作战兴致获得最大的激发：他给出一个可怕的承诺。对这个承诺的彻底兑现给他带来了荣誉，也带来了耻辱。他的传令兵打着鼓、吹着军号向士兵们宣告他的承诺：“以真主的名义、以教祖穆罕默德的名义和四千先知的名义，穆罕默德起誓，他以他父亲穆拉德苏丹的灵魂起誓，他对着自己孩子的头颅和自己的弯刀起誓，他的军队在夺城以后有三天不受任何限制地实行抢劫的权利。城墙之内的一切：家什器具、财物、首饰和珠宝、钱币和金银以及男人、女人和孩子都属于胜利的士兵。他本人放弃自己应该得到的份额，只要那份攻占东罗马帝国最后一座城池的荣誉。” 士兵们用沸腾的欢呼来接受这份狂野的宣告。欢呼声如同大海的涛声，还有上千人呼喊“安拉”的声音传到了对面那座充满恐惧的城市。“抢劫！”“抢劫！”这个词成了战场上的口号，它与鼓声应和在一起，与铜钹及军号一同响起，夜里军营变成了灯火的海洋。被围困的人从城墙上向下看到平原和山丘上到处燃烧着灯光和火把，敌人们在取得胜利之前已经用喇叭、哨子、铜鼓、手鼓来庆祝胜利，那场面与异教徒的祭司献祭时那种残忍而嘈杂的场面一般无二。但是，到了午夜时分，穆罕默德一声令下灯火全部熄灭，几千人合成的火热声音戛然而止。可是，这突如其来的寂静和令人不安的黑暗，带着一种威胁性的决绝，压迫在心神不定的偷听者的心头，其令人心惊胆战的程度更甚于喧嚣的灯光中发出的疯狂喊叫。 圣索菲亚教堂里的最后一次弥撒 用不着任何探报和投诚者提供消息，被围困在城里的人也知道他们面临着怎样的处境。他们知道，穆罕默德已经下达了冲锋的命令；他们预感到巨大的责任和巨大的危险，这些像雷雨前的乌云一样笼罩在整座城市的上空。在这最后的时刻，平时处于割裂状态和宗教纷争中的居民集合到一起——人类总是只在极度的危机面前才上演空前团结一致这一幕。拜占庭的皇帝下令举行一场意在触动人心的仪式，要提醒人们有什么值得他们去保卫：信仰、辉煌的往昔和共同的文化。在他的命令下，全体民众一起参加一个共同的宗教游行仪式：无论是东正教教徒还是天主教教徒，无论是神职人员还是普通百姓，无论是孩子还是老人。谁也不许留在家里，谁也不愿意留在家里。不分贫富，人们在庄严的宗教游行行列中虔诚地挨肩而行，共同唱着“我主垂怜”圣歌。队伍首先穿过内城，然后来到外围的城墙上。圣像和圣人的遗骸被从教堂里抬出来走在队伍的前面。每到城墙被打破的地方，人们就在那里贴上一张圣像，寄希望于它能比世俗的武器更好地抵御没有信仰的蛮人发起的攻击。在这同时，君士坦丁皇帝将元老院成员、精英和作战指挥者召集，向他们发表最后一次讲话来鼓舞他们的勇气。他无法像穆罕默德一样许诺无数的战利品。但是他向他们描述了当下的情形：如果能击退这最后一次的决定性进攻，他们将为整个基督教世界和欧洲文明赢得怎样的尊严；如果他们败于这群烧杀抢掠之徒的手中，那将是怎样的危险。穆罕默德和君士坦丁两个人都明白：这一天将决定未来几个世纪的历史走向。 接着开始的最后一幕，是令人难忘的濒临毁灭之前的忘情，是欧洲历史上最感人的情景之一。当时的圣索菲亚还是世界上最豪华的大教堂，可是自从东西教会结成联盟的那一天起，就总有来自这个或者那个教会的信徒背离它。可是现在，这些难逃死亡命运的人齐聚在这里。在皇帝的周围，是全体宫廷人员、贵族、希腊与罗马的神职人员、威尼斯和热那亚的士兵及水手——他们全副武装、手执武器。在他们的后面，几千个口中念念有词的身影安静而充满敬畏地跪倒一片，他们是那些内心深受恐惧和担忧搅扰的百姓。蜡烛吃力地对抗着低矮拱顶带来的黑暗，照亮这一群在祈祷中一同俯身的大众，就如同那整个就是一个身体。这些拜占庭的灵魂在这里向上帝祈祷。牧首现在有力地、如召唤般抬高声音，合唱团以歌唱来向他回应，音乐——欧洲文明中神圣而永恒的声音——在这个空间里再度响起。接下来，由皇帝开始，人们一个接着一个走到祭坛前面去感受笃信带来的安慰，由祈祷合成的无尽无休的声音烈焰直达穹顶，在这巨大的空间里回旋不止。东罗马帝国的最后一次弥撒、一次死亡弥撒开始了，因为在这座查士丁尼时代建造的大教堂里，这是最后一次基督教的活动了。 举行完这令人内心震动的仪式之后，皇帝再一次匆匆返回皇宫：他要请求所有的下属和仆人原谅他曾经加在他们身上的不公。此后他飞身上马——和他那了不起的对手一样，在同样的时刻——从城墙的一端到另一端，来鼓舞士兵们的斗志。夜幕已经深深降临。不再有声音响起，不再有武器发出碰击声。城墙里面数千人带着不安的灵魂等待着白日和死亡的到来。 被忘却的城门——凯尔卡门 凌晨一点，苏丹发出了进攻的信号。伴随着“安拉！安拉！安拉！”的喊声，巨大的帅旗展开，十万人携带武器、云梯、绳索、铁爪钩向城墙冲去。与此同时，所有的战鼓齐响，所有的军号都发出嘹亮的号音，大擂鼓、铜钹、笛子的尖锐声音与人的呐喊、大炮的轰鸣汇成一场巨大的风暴。冲在最前面的是没有经过训练的敢死队，他们被毫无同情心地驱赶着向城墙冲击。在苏丹的进攻计划中，这些半裸的肉体在一定程度上只是一道道人肉挡板，他们承担的任务是，在核心部队发起决定性的进攻之前让敌人感到疲劳和衰弱。这些先遣人员带着数百架云梯在黑暗中爬上城墙，他们爬上墙垛，然后被扔下来，然后再次冲击，再次冲击，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后路可退：这是一群没有什么价值的肉身物料，注定要被牺牲掉的，他们身后的核心部队反复驱使他们向前，进入那几乎必死无疑的境地。守卫者仍然占据着上风，无数的箭矢和石头对他们的铁网铠甲无能为力。但是，对他们来说真正的危险是疲惫——这一点穆罕默德估计得一点儿也不错。他们身着沉重的甲胄对付不断蜂拥而上的轻装队伍，还要不断地从一个进攻点跳转到另外一个。在这种不得已的防卫中，他们身上很大一部分体力消耗殆尽。现在，在进行了两个小时的搏斗之后，天已经开始蒙蒙发亮，第二支冲锋队伍——安纳托利亚人的队伍——发动了攻击，这个战斗会更加危险。安纳托利亚人是纪律严明、训练有素的战士，况且他们也身着铁网铠甲，他们不光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同时得到了良好的休整。相比之下，守卫者则不得不一会儿到这里、一会儿到那里去保卫这些进攻点不被攻破。尽管如此，进攻者还是一直被击退，苏丹不得不将最后的后备力量、精锐部队——奥斯曼帝国军队的精英卫队“苏丹亲兵”投入战斗。他亲自在队伍的最前面率领这一万两千名被遴选出来的年轻士兵——当时这是欧洲最好的军队——齐声呐喊着冲向筋疲力尽的敌人。真是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刻，城里的钟声响起，哪怕还有一点儿抵抗能力的人都被召集到城墙边来参加守卫。船上的水手们也被召集到城墙上参加守城，因为现在的确是决定性的战斗。对守卫者来说，最不幸的是热那亚部队的头领、勇敢无畏的朱斯蒂尼亚尼（Condottiere Giustiniani）被石弹击中而身负重伤，被抬到船上去救治。他的倒下，让守城者的力量发生了片刻的动摇。不过皇帝已经亲自赶来阻挡那充满威胁的突破：进攻者的云梯再一次被推倒。在决绝面对决绝的较量中，有那么片刻显得拜占庭还能得救，背水一战的不得已似乎战胜了最狂野的进攻。这时，一个悲剧性的意外决定了一切，那神秘的一秒钟一下子决定了拜占庭的命运，就像在历史上有时候会出现的无由理解的结局一样。 一件基本不太可能的事情发生了。在离真正的攻击点不远的地方，几个土耳其人通过外墙上的一个缺口进到城里来。他们不敢去冲击内层城墙。当他们好奇而漫无目的地在第一道与第二道城墙之间游荡时，发现了内层城墙上的一个小门，就是所谓的“凯尔卡门”（Kerkaporta）。由于不可理解的疏忽，这座小门居然敞开着。它原本就是一扇小门，在和平时期，在其他大门关闭的几个小时内，这扇小门是留给步行者通行的。正因为它没有军事上的意义，人们在前一夜的紧张中将它的存在完全忘记了。“苏丹亲兵”的队员惊奇地发现，在这个僵硬的堡垒中间正有一个小门向他们敞开。起初他们以为这是军事上的诡计，因为这显得太不可能，这样的荒唐太不可思议。通常而言，防御工事上的每一个缺口、每一扇门窗前都是陈尸叠起，灼热的油和矛枪会劈面而来，可是这里却平和得如同礼拜日的气氛，通往城市心脏的城门就这么敞开着。无论怎样，他们还是叫来了增援者，整支队伍不费吹灰之力就进入内城，从背后给那些在外墙上的防卫者以出其不意的攻击。有几个士兵发现自己身后的土耳其人，他们发出了毁灭性的惊恐喊声——在任何厮杀中，喊叫错误的消息比所有的炮弹更有杀伤力。“城市被攻破了！”拜占庭士兵惊恐地喊道。土耳其人现在声音越来越大地兴奋欢呼着：“城市被攻破了！”这一声喊叫击溃了所有的抵抗。雇佣兵队伍认为自己被出卖了，他们纷纷离开自己的守卫点，以便及时回到港口撤到自己的船上。君士坦丁带着几个亲随与入侵者迎头作战，但是一切都已无济于事。他倒了下去，在乱糟糟的人群中被人杀死，没人认出他来。直到第二天，在一大堆尸体当中，人们通过一双带有金鹰装饰物的紫色皮靴才认出他来：正如罗马精神所要求的那样，他充满尊严地让自己的生命与帝国一同消逝。一粒微尘般的偶然——凯尔卡门，一扇被遗忘的小城门——决定了世界历史。 十字架倒下了 有时候历史在摆弄数字。就在汪达尔人（Vandalen）洗劫罗马这一令人难以忘怀的事件发生一千年之际，对拜占庭的洗劫开始了。穆罕默德这位胜利者，信守着他的誓言、他的承诺——这太可怕了。在首次大屠杀之后，他一概放任自己的士兵将房屋和宫殿、教堂和修道院、男人、女人和孩子当成战利品来抢夺。几千人在巷子里像地狱里的魔鬼一样追赶猎物，为的只是比其他抢劫者抢先一步。第一波浪潮主要是奔着教堂去的，那里的黄金器皿闪亮，珠宝熠熠发光。他们进了一个房子之后马上挂出旗子，好让后来者知道这里的猎物已经被收走。这些战利品不光是宝石、布料、金钱和能带走的财物，女人也是可以供应给苏丹后宫的财物，男人和孩子可以供给奴隶市场。那些不幸逃到教堂里的人被成群地赶出来，老人被当作没有用处的白吃者和卖不出手的累赘被处死；年轻人像畜生一样被绑在一起拖走。与这样的抢夺同时发生的，还有毫无意义的毁坏。那些历经了十字军的浩劫，有幸得以保留下来的宝贵的圣人遗骸和艺术作品，现在又被这些强大的胜利者砸毁、撕碎、分割，无价之宝的绘画被毁，最美的雕像被砸；那些汇集了千年智慧的书籍，本来是要将希腊的思想和诗歌这些不朽的财富永久地保存下去的，现在却被烧毁或者漫不经心地扔掉。人类永远也无法完全知道，在那命运攸关的时刻，通过那扇敞开着的凯尔卡门进来的是怎样的不幸，有多少人类精神世界的财富在对罗马、亚历山大和拜占庭的洗劫中损失掉了。 一直到这重大胜利之日的下午，当屠杀都已告结束时，穆罕默德才走进这座被征服的城市。他骄傲而神情严肃地骑在鞍辔奢华的坐骑上，淡然地从野蛮的抢劫场景旁边走过，甚至连看都不看一眼。他忠实地履行自己许下的承诺：这些为他赢得胜利的士兵尽情去干可怕行径，他不会打扰他们。他首先考虑的不是获得赢利，因为他已经赢得了一切。他骄傲地骑马去大教堂，这拜占庭闪光的头颅。五十多天来，他每天都充满渴望地从自己的军帐向它望去，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圆顶光芒闪闪却无法触及。现在，他可以作为胜利者骑在马上跨过它的铜大门。穆罕默德再一次管住了自己的不耐心：他要先感谢真主，然后将这座大教堂永久地奉献给真主。这位苏丹谦卑地从马上下来，深深地将头俯在地上祈祷。祈祷之后，他抓起一把土撒在自己的头上：他要让自己记住，他本是一介凡俗世人，不应该将自己的胜利抬得太高。在向神灵显示了自己的谦卑之后，苏丹——真主安拉的第一仆人——才站起身来，走进这查士丁尼的大教堂，这神圣智慧的大教堂，这圣索菲亚大教堂。 苏丹满怀着好奇和激动仔细观看这座华美的屋宇，那高高的穹顶、那大理石和镶嵌拼画闪出的熠熠光芒、那柔和的弧形门拱在黄昏的光线中凸显出来。他感觉到，这座最高贵的用来祈祷的殿堂不属于他，而是属于他的神灵。他马上让人叫来一位阿訇，登上布道坛，从那里宣布了先知穆罕默德的启示，苏丹则将头朝向麦加的方向，在这座基督教的教堂里向安拉——世界的统治者——做了第一次祈祷。工匠们在第二天已经接到指令，他们必须将先前信仰的所有标志铲除干净。祭坛被拆掉，宗教性质的镶嵌拼画被刷上石灰覆盖，圣索菲亚大教堂高高挺立的十字架沉重地倒在地上——千年以来，它大张着双臂去承受这世间的一切苦难。 石头倒地的声音在大教堂里轰鸣回响，这响声还远远超出了教堂的范围，因为十字架的倒塌震动了整个欧洲。这个消息带着震慑的力量回荡在罗马、热那亚、威尼斯。如同警告性的惊雷一样，它也朝法国滚去，朝德国滚去。欧洲在一片惊恐中认识到，由于它迟钝的冷漠，一股决定命运的摧毁性力量经由那个倒霉的、被人忽略的凯尔卡门破门而入，它将在几百年内束缚着欧洲的力量，并使其瘫痪。在历史中也正如在普通人生活当中一样：惋惜也无法让那决定性的瞬间重返，千年的努力也难以弥补那片刻的错失。 [book_title]亨德尔的复活 1737年4月13日的下午，格奥格·弗里德里希·亨德尔（Georg Friedrich Händel）的佣人坐在布鲁克大街（Brookstreet）一座房子一楼的窗台上，干着一件最特别的事情。他生气地发现，自己的烟抽完了。本来他可以跑出去，穿过两条街道到他的女朋友多莉的杂货店，那样他就有新鲜的烟叶了。可是今天，他的主人、音乐大师在盛怒之下，他出于害怕不敢出门。亨德尔刚刚从排练场带着冲天的怒气回来，他的血涌到脸上，脸色涨得通红，太阳穴上青筋暴跳。他大声地摔上门，现在在二楼上暴躁地走来走去。仆人在楼下听得清清楚楚，楼下的天花板都在震动：在主人怒气冲天的日子里，仆人工作懈怠可不是什么好主意。 于是这位仆人找些事儿去缓解无聊。既然不能从短陶土烟杆里吹出蓝色的烟圈，那么就吹肥皂泡好了。他在一个小盆里弄好了肥皂水，兴高采烈地从窗户里将五光十色的肥皂泡驱逐到大街上去。过路人停下来，用手杖捅破一个又一个的彩色球。他们笑着向他招手，但是并不觉得奇怪。在布鲁克大街上的这座房子里，发生什么都不奇怪。在这里，大半夜的突然会有羽管键琴响得震耳欲聋；这里也能听到女歌手在遭到那位脾气暴躁的德国人威胁时发出的哭喊和抽泣，就因为她们唱得太高或者太低，偏差了八分之一个音节。对于格罗斯文诺广场（Grosvenorsquare）的邻居们来说，布鲁克大街25号早就是个疯人院了。 这位仆人安静地、不屈不挠地吹着色彩缤纷的肥皂泡。过上一阵子，他的技巧明显增加了：这些有着大理石条纹的球越来越大、越来越薄，它们上升得越来越高、越来越轻盈，有一个甚至高过了对面那座房子低矮的二层楼。就在这时，他突然吓了一大跳，因为整个房子因一种沉重的钝击而晃动。玻璃作响，窗帘晃动。楼上一定有什么体积大而且分量重的东西倒下了。仆人跳起来，沿着楼梯扶手快速到了主人的工作室。 主人平时工作时坐的沙发椅空着，房间空无一人。仆人正想急着去卧室，发现亨德尔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眼睛直勾勾地睁着。现在，仆人在惊吓中站立不动，听到一种含糊不清的、浊重的喘息声。这个强壮的男人躺在地上呻吟着，或者更确切地说：从他的身体里发出短促的呻吟，越来越弱。 他要死了，这个被吓坏了的仆人这么想。他快速跪下去，去帮助这个半失去知觉的人。他想搬起他，把他放到沙发上，但是这位巨人的身体实在是太重了。于是，他将他紧系的领口解开，立马喉咙里的呼噜声就听不见了。 这时从楼下走上来大师的助手克里斯托夫·施密特（Christof Schmidt）。他刚到这里，是来誊录几段咏叹调的。他也被那沉重的倒地声给吓了一跳。现在他们两个人一起把他抬起来——他的胳膊软软地垂下，像死人的胳膊那样——把他放到床上，把头垫高。“把他的衣服脱下，”施密特吩咐仆人说，“我去找医生。你往他身上喷水，直到他醒来。” 施密特没穿外套就跑了出去，一点儿时间也不能耽误。他穿过布鲁克大街跑向博德街（Bondstreet），对每一辆马车他都招手示意停下，但是这些马车神气十足地从他身边驶过，人们根本连瞧都不瞧一眼这个衣冠不整、气喘吁吁的胖男人。终于有一辆马车停了下来了：是香度勋爵（Lord Chando）的马车夫认出了施密特。施密特忘记了一切礼节，一把将车门拉开。“亨德尔要死了！”他对勋爵大喊，“我得去找医生。”据他所知，这位勋爵酷爱音乐，也是他所爱戴的大师最好的襄助人。勋爵马上请他上车，马匹立刻就尝到了重重的鞭子的滋味。他们在福利特大街（Fleetstreet）的一间屋子里找到了詹金斯（Jenkins）医生，他正在那里做尿样检验。医生片刻不留地和施密特一起坐上他自己的轻便马车驶向布鲁克大街。“都是太多的愤怒和烦恼造成的，”在马车的行驶中这位助手绝望地抱怨说，“他们要把他折磨到死，这些该受诅咒的歌手和阉伶，这些捧臭脚的和无事生非的刺头，全是一些恶心的虫豸。为了救这个剧院，他今年写了四个歌剧。可别人呢，就知道倚仗着女人和宫廷，尤其是那个意大利人是罪魁祸首！这个该受诅咒的阉货，这个抽风的吼猴。唉，他们怎么这样伤害我们的好人亨德尔呢！他把全部积蓄都投进去了，一万英镑啊，现在他们要用债契来折磨他，要把他逼死。从来没有一个人作出过这样辉煌的业绩，从来没有人这么献身，就算是个巨人也得崩溃了。啊，那是怎样的一个人！那是怎样的一个天才！” 詹金斯医生一路上冷静而沉默地听着。在走进房子之前，他还吸了一口烟，然后把烟灰磕掉。 “他多大岁数？” “52岁。”施密特回答。 “糟糕的年龄。他像头公牛似的干活。他也像头公牛那么强壮。现在得看一下，还能做什么。” 仆人端着一只碗，施密特抬起亨德尔的胳膊，现在医生划开他的血管。一股血流喷出来，鲜红色的热血。在接下来的一刻，在他紧咬的嘴唇里发出一声放松般的叹息。亨德尔深深地吸口气，睁开了眼睛。那眼睛仍然很疲倦，显得陌生而没有意识，眼睛里的光芒消失了。 医生把他的胳膊包扎上。没有更多的事可做。正当他想起身离开时，他注意到亨德尔的嘴唇在动。他靠过去。亨德尔的喉咙里发出了像呼吸一样非常微弱的声音：“完了，我完了……没力气了……没有力气我不想活着……”詹金斯医生将身子俯得更低。他注意到，他的一只眼睛，右眼，目光僵硬，而左眼目光活泛。他试着抬起他的右臂。人像死掉了一样，他的右臂垂了下去。然后，他抬起他的左臂，左臂保持在新位置上。现在詹金斯医生什么都清楚了。 从房间里出来时，施密特跟着他到了楼梯间，恐慌而心神不定。“怎么回事？” “中风。右侧瘫痪了。” “那么”，——施密特的话卡住了——“他会恢复吗？” 詹金斯医生慢条斯理地吸了一撮鼻烟。他不喜欢这类问题。 “也许。什么都有可能。” “他会一直瘫痪下去？” “好像是，如果没有奇迹发生的话。” 对大师由衷地崇敬、恨不得为他粉身碎骨的施密特，还要不依不饶地追问。 “他、他至少还能工作吗？没有创作他活不下去。” 詹金斯先生已经站在楼梯上。 “再不能了，”他轻声说，“也许我们能留住这个人，可是我们失去了那个音乐大师。这次中风伤到大脑里了。” 施密特呆呆地盯着他，目光里含着巨大的绝望，连医生都为之动容。“像我说过的那样，”他重复说，“只是在没有奇迹发生的情况下。当然，这样的奇迹我还没有看到过。” 四个月来亨德尔没有力气地活着，而力气曾经是他的生命所在。他身体的右半边还是像死掉了一样不能动。他不能走路、不能书写，用右手他无法让任何一个琴键发出声音。他无法说话，他的身体上有一条可怕的断裂，他的嘴唇歪斜地挂在这断裂缝上，词汇只能呜哩哇啦、含糊不清地从他嘴里冒出来。如果有朋友给他演奏音乐，他的眼睛里就流出些许的光亮，那沉重而无法控制的身体就有所动作，如同一个病人在睡梦中一样。他想让自己的肢体合上音乐的节奏，可是肢体里面被冻住了：那是一种残忍的僵硬，筋骨和肌肉都不听使唤。这位从前身躯庞大的人感觉到，自己无助地被困在一个无形的坟墓里。音乐一结束，他的眼皮就又沉重地合上，他又像死尸那样躺在那里。最后，一筹莫展的医生——大师看来是无法痊愈了——建议说，应该将病人送到亚琛（Aachen）的温泉疗养地去，也许会有些好转。 但是，与那神秘的地下温泉类似，在这个僵硬的身躯外壳下面还有一股令人琢磨不透的力量：亨德尔的意志、他生命的原力量——那毁灭性的中风还没有触及它，它还不想让这个生命里的不朽成分在可以朽坏的肉身中沉沦下去。这位巨人还没有认输，他还有所盼望，他还想创作，这种意志造就了违反自然法则的奇迹。在亚琛，医生严正警告他每天泡在温泉里不能超过三个小时，不然他的心脏会受不了，那会要了他的命。但是，为了获得生命以及他最狂野的乐趣——健康的生命，他的意志不畏惧死亡。让医生感到震撼的是，亨德尔每天九个小时泡在温泉里，他用意志让力气在身体里增长。一个星期后，他已经能拖拖拉拉地走路；两个星期后，他的胳膊能活动了。意志和信心获得了巨大的胜利，他再一次从死亡的瘫痪性束缚中挣脱出来，他要带着那无法言说的幸福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热烈、更激情澎湃地去拥抱生活，这是只有从病痛中痊愈的人才能体会到的。 等到在亚琛停留的最后一天，他完全成了自己肉身的主人。启程离开亚琛之时，他在教堂前面停下了。他从来没有特别虔诚过，可是现在，当他迈着天意仁慈地重新给予他的自如步伐，登上立着管风琴的唱诗平台时，他感觉到自己被一种无法估量的力量所感动。他尝试着用左手去碰触琴键。有响声，它的音声明亮而纯粹，弥漫在这大家都在屏息等候的空间里。现在，他迟疑地去试一下右手，这好长时间以来无用而僵硬的右手。看啊，在这只右手下，音声也像银色的泉水一样涌出。慢慢地，他开始演奏，开始遐想，他把自己带入这巨大的音乐洪流中。这些声音的四方石，以超凡脱俗的方式一块块垒起一座看不见的建筑物，他的天才之大厦又一次壮丽地升起，完全没有任何阴影：那是无物之明、那是音调之光。在下面，倾听他的音乐的人，是一些名字不为人知的修女和虔敬的教徒。他们从来还没有听到过有哪位凡俗之人能把音乐演奏得如此辉煌。亨德尔谦恭地低着头弹奏、不断地弹奏。他又找到了自己的语言，一种他可以用来与上帝、与永恒、与人类谈话的语言。他又能演奏音乐了，他又能创作了。直到现在，他才觉得自己是真正康复了。 “我从冥王哈得斯那里回来了。”他骄傲地说着，展开宽宽的胸脯，伸出有力的胳膊。亨德尔去看望伦敦的医生，那位医生没法不对这一医学奇迹感到吃惊。他又投入全部的力气、带着他那上了战场般的工作狂热毫不迟疑地、以一位大病痊愈者的双份贪婪再度投入到他的作品当中。往日的战斗乐趣又重新回到这位53岁的人身上。他写了一个歌剧——康复后的手完全听从他的意志——还有第二个和第三个，大型清唱剧《扫罗》、《以色列人在埃及》以及《沉思者快板》。创作的乐趣像是泉水一样，在长久的堵塞之后现在不知疲倦地喷涌而出。但是时运却与他作对。王后的薨逝导致一切演出被迫停止，接踵而至的是与西班牙的战争：在公共广场上每天都聚集着叫喊、歌唱的人们，剧院里却空空如也。债务越积越多。再往后严冬降临，伦敦冷得连泰晤士河都结了厚冰，连雪橇都可以在镜子一样的冰面上行驶。在这段困难的时期里，所有的演出大厅里都停业了，因为天使的音乐也无法驱除大厅里这般残忍的严寒。再接下来歌手患病，演出一场接着一场被取消，亨德尔的困境日益雪上加霜。债主们催逼、评论人讥诮、观众冷淡而沉默，连这位绝望的抗争者也一步一步地失去了勇气。一场慈善演出刚好还可以将他从债务堆中解放出来，但是，以乞讨来买生活，那是怎样的羞辱！亨德尔日益自我封闭，他的感官越来越迟钝。半侧肉身的瘫痪状态，难道不比像现在这样整个灵魂瘫痪更好一些吗？到了1740年，亨德尔已经感觉到自己又是一个被战胜、被打趴下的人，现在的他不过是先前好名声的余烬而已。他还费力地将从前作品中的一些东西攒到一起，他还能不时地有些小作品。但是，大的洪流枯竭了，那是这再度健康的肉身里的原力气。这个魁梧的巨人，第一次感觉到疲惫；第一次这个了不起的战斗者被战胜了；第一次那流淌了三十五年的、神圣的创作之流干涸了。再一次到了尽头，再一次。这个完全绝望的人，他知道或者他自以为知道：永远的终结。他叹息着：要是世俗凡人能再度将我埋葬的话，上帝又何必让我死而复生呢？死掉也会比在这个寒冷而空虚的世界上拖着自己的影子游荡为好。有时候他也会在愤怒中咕哝着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所说的话：“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了我？” 一个不知路在何方、彻底绝望的人。他自身疲惫不堪，不再相信自己的力量，也许也不再相信上帝了。在那几个月里，亨德尔每天晚上在伦敦漫无目的地晃荡。他只等到晚上才敢从房子里走出，因为白天债主拿着债契等在门前要抓住他，在大街上他会迎面看到人们冷漠而轻蔑的目光。有时候他在考虑是不是逃亡到爱尔兰去——在那里，人们还对他的名声有所信赖，他们还不知道他肉身里的力量多么不堪一击；或者去德国、去意大利：也许在那里他内心深处的冰冻会融化开来，再一次受到南风的吹熏之后，也许旋律会从那裸岩般的灵魂中挣脱出来。不，他受不了这种不能创作、无所作为的情形，他不能忍受他亨德尔被战胜了。有时候他会停在一座教堂前，但是他知道词语不能给他带来安慰；有时候他坐在一个酒馆里，但是，要是有谁见识过美好的、纯粹的创作所带来的高级迷醉，烈酒带来的那种醺醺醉意就只能让他感到恶心。有时候，在夜的黑暗中，他从桥上痴痴地向下盯着泰晤士河那无语的水流，心想要是下决心纵身一跳，会不会更好！只要不再忍受这空虚带来的困扰，不再忍受这因为被上帝和人所离弃而造成的寂寞。 他又在夜间出去游荡。1741年8月21日是一个灼热的日子，天空像一块被热得快要溶化了的金属板一样罩在伦敦的上空，空气湿热而憋闷。亨德尔一直等到晚上才出门去格林公园透一口气。那里林深叶茂、树影重重：没人能看见他，没人能折磨他。他疲惫不堪地坐了下来，因为疲倦像疾病一样折磨着他，那种难以说话、难以创作、难以演奏或者思考的疲倦，那种难以去感觉、难以活下去的疲倦。活着，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谁？他像醉汉一样顺着大街回家，沿着蓓尔美尔街（Pall Mall）和圣詹姆斯街（Sankt Jamesstreet）走着，脑子里渴望的只有一个念头：睡觉、睡觉，再也不要了解什么，只要休息、安静，最好一眠不醒。在布鲁克街的房子里，早已没人醒着。他缓缓地沿着楼梯走上去——啊，他有多么疲倦啊，他们把他弄得多么疲倦，这些人们！他每迈出沉重的一步，楼梯的木头都吱吱作响。终于到了他的房间。他用打火机打着了火，点燃了写字台上的一支蜡烛：他完全不假思索地做了这些，像机器一样，和他多年来一直做的别无二致：点燃写字台上的蜡烛为的是能坐下来工作。从前他每次散步回来都会带回一个旋律、一个主题，每次他都很快地把它们写下来，以免在睡眠中将想出来的东西丢掉。想到从前，一声下意识的伤感叹息出现在他的唇间。现在桌子上是空的，上面没有放着记谱纸。在被冻结住的创作洪流中，那美好的灵感之轮停止了转动。没有什么需要开始，没有什么需要结束。桌子上空空如也。 不，不是空的！那里不是有一个白色的四方形的纸包吗？亨德尔伸手去拿。那是一个包裹，亨德尔觉得里面是文稿。他赶紧拆开封漆。最上面是一封信，是詹宁斯（Jennens）的信。这是那位给他的歌剧《扫罗》和《以色列人在埃及》创作了歌词的诗人。他在信里说，自己将一部新诗作寄给他，希望他这位大天才、音乐界的凤凰能够以最慈悲的方式对他那可怜的诗句生出怜悯之心，将它们置于他的翅膀之上，带着它们进入不朽的圣殿。 亨德尔火冒三丈，像是被什么恶心的事情给碰到了一样。这个詹宁斯还要讥诮他——这个已经死掉了的、已经僵瘫了的人？他一把扯碎了信，团成一团扔在纸篓里，还在上面踏上了一脚。他吼着“坏种”、“混蛋”这样的字眼：这个笨拙的诗人戳到了他那最深的、最刺痛的伤口，这刺痛让他肝胆俱裂，直到灵魂中最苦涩的痛处。他怒气冲冲地吹灭了蜡烛，跌跌撞撞地来到卧室躺在卧榻上：泪水突然从眼睛里喷涌而出，在对自己无能为力的愤怒中他的整个身体在颤抖。这个让人痛苦的世界啊！在这里遭劫的人还要被讥讽、经受痛苦的人还要受折磨！他的心已经僵硬，他的力量已经消失，为什么他还要被人召来唤去的？为什么他的灵魂已经瘫痪、他的感官已经没有力量，人家还要求他拿出作品来？现在什么也不想，只要睡觉，像个动物那样浑浑噩噩，只要忘记，只要不再存在！他沉重地躺在卧榻上，这个神思恍惚、迷失了自己的人。 可是他无法入睡。在他的身体里有一种不平静，那是一种由愤怒搅动起来的、充满了恶意和神秘的不平静，如同大海被风暴搅动起来的不平静一样。他侧身躺着，从左侧转到右侧，再从右侧转到左侧，人却变得越来越没有睡意。也许他还是应该起身，再仔细看一下那些文字作品？不，词语对他还能怎么样、对他这个已经死了的人还有什么用！不，没有什么能给他安慰，上帝让他落入深渊、上帝截断了他神圣的生命之流！不过，在他身体里还有一种力量在搏动，这力量神秘而好奇，它驱使他，而他的无力无助状态无法抗拒它。亨德尔站起来，回到工作室，用那双因情绪激动而颤抖不停的手再次将灯点上。不是曾经有过奇迹，将他从身体的瘫痪中解救出来了吗？也许上帝也知道如何给灵魂以疗救的力量和安慰。亨德尔把灯移近了写着字的纸张。第一页上写着“弥赛亚！”。啊，又是一个清唱剧！最近的几个都失败了。带着满身心的不平静，他翻过标题页，开始读下去。 第一个词就让他热血沸腾。“你们要安慰！”纸上的文字这样开头。“让自己感到安慰！”这一词语像一位魔术师——不，不是词语，这是回答，是上帝给出的、从高高在上的苍穹发出的天使呼唤，直入他那业已绝望的心。“你们要安慰！”——它听起来多么美妙，从内心里唤醒被封埋住的灵魂，这一句激发人去创作、蕴涵着造物力量的词汇。几乎还没有开始读更多的内容、没有通盘感觉过呢，亨德尔似乎已经聆听到了这个清唱剧本的音乐形式，那些在不同音调中漂浮着、呼喊着、沉醉着、歌唱着的形式。啊，多么幸福！大门打开了，他感觉到他又能听到音乐了！ 他一页一页地翻下去，手在抖动。是的，他被唤醒，他受到了召唤，每一个词汇都深入到他的内心里，带着不可抗拒的力量。“主如此说！”——这不是对他说的、只对他一个人说的吗？那只曾经将他打倒在地的手，与现在仁慈地将他从地上扶起的手，不是同一只手吗？“他必让你洁净”——是的，在他身上业已发生了。他内心的阴霾一下子一扫而光，光明透进来了，那有音调的光带水晶般的洁净。如果不是他、这位来自戈布萨尔（Gopsall）的诗人、唯一一位了解他的苦楚的人，还有谁能将这有如此这般令人昂扬的词语力量灌注进笔端呢？“他们将献祭给主”——是的，燃烧的心已经点燃了献祭的火焰，它将熊熊燃烧直到上苍。要给出应答，要对这庄严美好的召唤给出应答。只有他、只有他一个人才得到了召唤。“你要极力扬声”——啊，传布主的讯息，用嘹亮长号的力量、用如风行水上的合唱、用管风琴的雷鸣来传布主的词语，就如同在创世第一天的那个词、那神圣的言语、那唤醒人们的词语，唤醒所有那些还绝望地行走在黑暗中的人，因为真的是“看啊，黑暗笼罩大地”，他自己在这一时刻经历的被救赎的恩典，人们还未曾有过。刚刚读完，感恩呼唤“奇妙，引路人，全能的上帝”的音乐在他内心澎湃而起、完整成形——是的，要这样赞美他、这完美的上帝！他知道怎样给人以忠告，给他这颗受到搅扰的心以和平！“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对，主的天使用银色的翅膀下降到这空间，触摸了他、拯救了他。他怎么能不感恩呢，怎么能不尽情地欢呼呢，让千百个欢呼的声音合成一个他自己的声音，他怎么能不歌唱和赞美呢：“荣耀归于主！” 亨德尔将头俯在纸上读着，如同置身于巨大的风暴之中。所有的疲惫都消失了。他从来没有感觉到过自己有这么大的力量，也没有感觉到曾经有过如此这般的创作欲的激流。一次次出现的情形是，词语如温暖而能消解块垒的光线将他覆盖，每个词语都抵达他的内心，有所承诺，让他解脱！“应当大大喜乐”——就像这个完美的合唱渐渐升起一样，他情不自禁地抬起头来，张开双臂。“他是一位真正的救主！”——对，这是他亨德尔要见证的，这俗世上还没有哪个人像他这样做过。他要将自己的见证高高举起在世界之上，如同一块发光的丰碑。只有受过很多苦的人，才知道欢乐是什么；只有经历过考验的人，才能知道宽恕的最终价值。他的任务是要让世人见证经历过死亡之后的复活。读到“他被藐视”这句时，沉重的回忆转换成昏暗的、压抑的音色回到了亨德尔这里。他们觉得已经战胜了他，曾经在他的肉体还活着时就将他埋葬，曾经用嘲笑来追逐他。“凡看见他的都嗤笑他。” “那时候，没有人给这位忍受苦难者以安慰。”没有人帮助过他，没有人在他无力无助时给他安慰。但是，神奇的力量，“他相信上帝”，他知道上帝不会让他躺在坟墓里——“但是，你没有将他的灵魂撇在地狱里。”不，他没有倒在绝望的坟墓里，他的灵魂没有走进束手待毙的地狱里。一位身陷困境、心灰意冷的人，上帝还给他以灵魂，不，上帝还再一次召唤他，让他将欢乐的讯息带给人类。“要抬起头来”——这个句子的音调从他的身体里涌出来，这是神谕的伟大命令！突然他看见以詹宁斯的手写出来的句子：“主发出的言辞。” 他的呼吸停滞了。这里说出了真相，借助一位碰巧出现的凡人之口：主将这个词说给他，这个词从上天来到他这里。“主发出的言辞”：来自他的词语，来自他的声音，来自他的恩典！必须回到他那里，从新的漂泊中再度上升回到他那里，去赞美他是每一个创作者的乐趣和责任。啊，这词语，要抓到他、守住它、高举它、晃动它，要延伸它、扩展它，让它变得和世界一样宽，让它包含一切生命的欢呼，让它如它所源自的上帝一样伟大。啊，这个词语，它原本是会死亡和消逝的，通过美和无尽的激情却可以转变到永恒之中！看啊，在这里写下了，这个词语听起来可以无休止地重复和变换，这就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面要包含大地上所有的音色：明亮的、低沉的声音，男人们那不屈不挠的声音，女人们退让屈服的声音，它们汇集、上升和游荡，在节奏性的合唱中合在一起再分离，让它们上升，然后沿着音调的“天使之梯”走下来，它们在小提琴甜美的弓弦拉动中变得悠扬，在军号的锐利爆发中变得火爆，在管风琴的轰响中它们如风行水上一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用这个词语、这份感恩创造出的欢呼，要在大地上轰然响彻而滚滚升起，一直回升到万物的造物之主！ 泪水模糊了亨德尔的眼睛，在他的身体里激情如此澎湃。他还有些文稿没有读完，即清唱剧的第三部分。但是，在这段“哈利路亚”之后他不想再继续读下去。这个赞美词的原音完全填满了他的内心深处，它延伸着、扩展开，它已经像流动着的火一样让人感到疼痛，它要涌动，它要喷薄而出。啊，它让人感到拥堵，让人感到急迫，因为它要从他的身体里出来，它要升空，它要回到天上。亨德尔迅速地抓起笔，记下音符，似着魔般快速画出一个又一个符号。他停不下来，就如同一条船的船帆被狂风鼓起把他带走一样。四周的夜万籁俱寂，潮湿的黑暗无言地笼罩在这个大城市之上。但是，在他的身体里涌动着光，房间里响彻着别人听不到的宇宙之音。 第二天上午，仆人小心翼翼地走进房间时，看到亨德尔还坐在写字台前在写着什么。当他的助手施密特胆怯地问他，自己能否帮他誊清乐谱，他只是声音低沉而且没好气地咕哝一声。再没有人敢靠近他，在这整整三个星期里他不曾离开房间寸步。人家给他送饭来，他用左手快速地掰下几块面包，右手还在继续地写着。他无法中断，如醉如痴。当他站起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时，他还大声唱着歌、打着节拍，他的眼睛闪着异样的光；当有人和他说话时，他像是受惊而醒的样子，给出的回答不明确而且语无伦次。这期间仆人的日子最不好过：有债主来讨债，有歌唱演员来请求在节日庆典的康塔塔中担任角色，有信差来请亨德尔去王宫。所有这些人，仆人都得想办法把他们打发走。哪怕他只想跟这位全身心投入工作的主人说一句话，这个被激怒的人也会对他发出狮子般的怒吼。在这几个星期里，亨德尔没有了时间的概念，他分不清白天和黑夜，他完全生活在一种特殊的情境中，在这里时间以节奏和节拍来衡量。他只敢让自己被这激流所裹挟。当这个作品越接近那神圣的湍急之处——结尾——时，他内心的音乐激流就越来越狂野、越来越急迫地喷涌出来。他被囚禁在自身之中，用重重的、有节奏的脚步来丈量这个空间上自我设置的囹圄。他唱歌、他弹奏羽管键琴，然后再坐下，写、不停地写，直到手指火烧火燎般疼痛。在他的有生之年，还从来没有过这样排山倒海的创作力，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在音乐中生活、在音乐中受苦。 大约三个星期以后，9月14日，这个作品完成了——直到今天，这还会让人感到匪夷所思，而且会永远如此！词语变成了音调：刚刚还是那干燥而贫瘠的言辞，现在繁花盛开着、响彻着。被点燃的灵魂完美地实现了意志的奇迹，如从前那个瘫痪的肉体复活的奇迹一般无二。一切都被写下来了、完工了、配器完成了，一切都在旋律和起伏中得到了发挥。只是一个词的音乐还没有完成，最后一段作品：“阿门”。现在，亨德尔要抓住这个“阿门”——两个短而快的音节——要用它们建造一座高高耸立直入云天的声音大厦。一个声音，他要以响亮而有力的方式直接派上用场，另外一个声音他要用在变换的合唱里。他将这两个音节拉长，再度将它们分开，为的是再一次更炽烈地将它们融合在一起。他将自己的激情——如同上帝吹出的气息一样——吹进这对上帝的伟大祈祷的结束词中，它要像世界一样广大和充实。这最后一个词，它不放开他，他也不对它放手。他用一个出色的赋格形式来建造这段“阿门”，他要用第一元音、这个充满回响的“阿”、世界之初的原音来建造，直到它成为一个大教堂，声音激荡而充盈，它的尖顶直达天空，还要升得更高，然后下落，然后再度升高，最后被管风琴的风暴所俘获，被合在一起的声音所具有的力量再一次抛向高处，占据一切的空间，直到在这个感恩赞美颂歌里连天使也加入了合唱，教堂的屋梁也因为这永恒的“阿门！阿门！阿门！”的声音而开裂。 亨德尔费力地站起来。鹅毛笔从他的手里掉下去。他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他什么也看不见，也什么都听不见。他只感觉到疲倦，无边的疲倦。他的身体摇摇晃晃，他不得不靠住墙。力量从他身上消失了，他的肉体疲倦得要死，感官一片混乱。他像个盲人一样扶着墙跌跌撞撞地走去，然后倒在床上，睡得像个死人。 整个上午，仆人三次轻轻地打开房门进来。大师还在睡，一动不动，他那没有什么表情的脸像是用一块白色石头雕成的。中午时分，仆人第四次尝试着来叫醒他。他大声地打嗝，故意地敲打东西。但是，亨德尔沉睡如斯，没有任何声响、没有任何话语能够触及他的睡眠。直到施密特下午来帮助他工作时，亨德尔还如凝固一般在那里躺着。施密特俯身去看这位眠者：他像一位躺倒在胜利战场上的死亡英雄，在打完严酷的战斗之后被疲倦击垮了。可是，施密特和仆人都不知道他的作为和他的胜利。他们只感到害怕，因为他们看到他躺在那里，那么长时间、那么奇怪地一动不动，他们担心中风会再一次将他打倒。等到了傍晚——这时亨德尔已经一动不动地睡了十七个小时——不管怎么摇晃他还是不想醒来时，施密特又跑去找詹金斯医生了。这次他没能马上找到他，因为医生在这个不凉不热的晚上去泰晤士河边钓鱼了。终于被人找到时，医生对不速之客的打扰毫不欢迎，这一点他并不讳言。听到是因为亨德尔，他才收起长线和渔具，又花了些工夫取来他的外科手术器械——他觉得也许有必要放血。做完了这些，他的小马终于拉着这两个人去了布鲁克街。 仆人已经站在门口，摆开双臂向他们做手势。“他起来了，”他们还在大街对面时，他就对他们喊着，“他现在的饭量，能顶六个搬运工。半个约克郡火腿他不由分说就干掉了，我给他倒了四品脱的啤酒了，他还没够呢。” 的确，亨德尔像一个“豌豆国王”一样坐在放满食物的桌子前面。好像他在一天一夜里把三个星期的觉都睡出来了，好像他现在要用他那巨大的身躯，带着全部的享受趣味和力气，通过大吃大喝把这几个星期里注入作品中的力量夺回来。刚一看到医生，他就开始笑了起来。渐渐地，那笑变成了一种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带来回声和震荡的、太过分的笑。几个星期以来，施密特没有在亨德尔的嘴角看到过一丝笑容，那里有的只是紧张和愤怒。现在，这笑奔腾而出，那是被拥堵住的天性中的原初欢愉。这笑声如同海浪泛着泡沫拍击着岩崖，重叠成放肆的声响。在截止到目前的人生中，亨德尔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笑得那么无拘无束，因为看到前来给他看病的医生时他正处在一个特殊的时刻：他完全知道他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健康，他的身心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沉醉地浸润在人生存在的乐趣当中。他举起手里的酒杯向这位一身黑衣的先生致意并问候。“谁叫我来干什么？”詹金斯医生感到惊奇，“您怎么了？您喝了什么魔力饮料？您这生命力如此饱满！您倒是发生了什么？” 亨德尔含笑看着他，两眼熠熠发光。他慢慢变得严肃起来。他动作缓慢地站起来，走到羽管键琴前面坐下。他的双手先是在琴键上凌空摆动一下，然后转过身带着特殊的微笑，开始小声地、半说半唱地弹出宣叙调。“记住，我告诉你一个秘密”的旋律——这是《弥赛亚》里面的一句话，它们以诙谐的方式开始。他的手指刚一进入那柔和的氛围当中，这氛围就将他裹挟进去。亨德尔在演奏中忘记了别人和自己，他的音乐洪流也将自己卷入其中了。突然之间，他又置身于作品当中，他在唱着。他演唱了最后一段的合唱，此前他只是像在梦中一样处理了这些段落，现在在清醒状态时他第一次听到它们：“啊，死亡，你的荆棘在哪里。”他感受到内心被生活的火热之情所浸透，他有力地提高了声音，甚至那欢呼的、那庆贺的合唱声音，他继续着，继续演奏和歌唱着，直到“阿门，阿门，阿门”，几乎整个房间都要因为音调而崩塌，他曾经以那么强而有力的方式将自己的力量投入音乐中。 詹金斯医生站在那里，像是被麻醉了一样。当亨德尔抬起头时，他深怀景仰尴尬地说了一句——那只是为了能说点儿什么：“天啊，我还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东西。您的身体里有魔鬼。” 现在，亨德尔的脸变得阴沉了。他也被这个作品给镇住了，还有那像是在梦中降临到他身上的上帝的恩典。他也感到羞愧。他转过身，用小得别人几乎都无法听到的声音说：“我更相信，那时上帝是和我在一起的。” 几个月以后，两位穿戴得体的先生敲响了阿贝街（Abbeystreet）上一幢出租公寓的大门，这里是那位来自伦敦的尊贵客人、音乐大师亨德尔在都柏林下榻的地方。他们满怀尊敬之情提出了请求。他们说，最近几个月里亨德尔以他的华美作品给爱尔兰的首都带来了巨大的喜悦，这是此前从来没有过的。现在他们听人说，他的新作清唱剧《弥赛亚》也将在这里首演。他选择了这座城市，先于伦敦在这里上演他的最新创作，是这座城市的莫大荣耀。考虑到这部音乐作品的特殊性，可以指望它带来不同寻常的进项。他们来这里是想询问一下，大师以慷慨大度声名远播，是否愿意将第一次演出带来的收入捐赠给他们二位有幸代表的慈善机构。 亨德尔友好地看着他们。他热爱这座城市，因为它给他以爱，打开了他的心扉。他微笑着说，他很愿意同意这个建议，他们只需告诉他收入应该给哪一个机构。“给各监狱里的囚犯以帮助”，那位性情温和的白发先生说。“还有慈恩医院里的病人”，另外一位补充道。当然这种慷慨的奉献仅限于第一次演出，其余的收入当然归大师自己所有。 然而，亨德尔对这样的建议做出了防卫的姿态。“不，”他轻声说，“我不拿这部作品挣来的钱。我永远也不会拿这部作品来挣钱，永不，在这部作品里我有所亏欠。这部作品的收入永远归病人和囚徒，因为我自己曾经是一个病人，我因为这部作品而重获健康；我曾经是个囚徒，这部作品将我解救出来。” 这两位先生抬头看着他，有些吃惊。他们没完全听懂，但是对他表示感谢。他们鞠躬离开，让这好消息在都柏林传播开来。 1742年4月7日，最后一次彩排，只有为数不多的两个大教堂合唱团成员的家属获允作为听众现场观摩。出于节省的考虑，位于“鱼市街”（Fishamble Street）的音乐厅只有微弱的灯光。人们零星地坐在空荡荡的长凳上，这边几个，那边一小群，他们来到这里聆听伦敦大师的大作。空旷的大厅湿气弥漫，昏暗而寒冷。但是，当如同有声的湍流一样的合唱刚一开始奔腾而下，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了。那些分散的小群听众不由自主地向一起靠拢，渐渐地集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听众群组，他们倾听着并惊异着。每个人都感觉到，这从未听过的音乐中带有一种巨大的力量，这力量大得足以将单个的人淹没冲走。他们彼此挤得越来越近，好像他们要用同一颗心来倾听，要作为同一个虔诚的群体来感受“信心”——这个词汇总是以不同的方式被说出、被赋形，从缠绕在一起的诸多声音中向他们迎面汹涌而来。在这种强大力量面前每个人都感觉到自身的纤弱，但同时也因为被它所俘获和托举而感到无比幸福和神圣。欢愉的暴雨浇淋在每个人的身上，浸透了每一个肉体。当“哈利路亚”的声音第一次响起时，一个人快速站了起来，其他人也跟着他一起站了起来。他们感觉到，为这样的力量所击中后无法再留在地面上，他们站起来为的是哪怕能再与上帝靠近一尺，来谦卑地表达对他的敬畏之情。此后，他们一家挨一家地去告诉人们说，一部前所未有的声音艺术作品被创作出来了。整座城市怀着期待和兴奋，等着聆听这部大师的杰作。 六天以后，在4月13日的晚上，好多人堵在音乐厅的门口。女士们没有穿钟式裙，骑兵们没有佩剑，以便可以让更多的人走进大厅。七百人挤进大厅——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盛况，对这部作品的溢美之词在正式上演之前就这么快速地传播开来了。音乐一开始，连呼吸声都听不见了，这种倾听变得越来越安静。紧接下来合唱从天而降，暴风雨般的力量，人们的心开始颤抖。亨德尔站在管风琴旁边，他本想监督和指导这一作品的演出，但是这部作品挣脱了他，他自己也迷失在这部作品里。这作品于他是陌生的，好像他还从来没有听到过它，从来没有创作过、处理过它，他无数次随音乐的激流起伏跌宕。到了最后“阿门”一段响起时，他不知不觉地将嘴唇开启与合唱团一起歌唱。他唱着，好像他的生活中从没有唱过歌一样。接下来，当别人的欢呼涌动着响遍整个大厅时，他悄悄地从侧面走下舞台。他不要对这些本想向他表达谢意的人们表示感激之情，他的感恩要献给那来自上帝的恩典，是这恩典将这部作品给了他。 闸门打开了。年复一年，这声音的激流奔涌着，从现在开始没有什么能让亨德尔低头，没有什么能逼迫死而复生的人再度屈服。他在伦敦成立的歌剧公司又一次倒闭了，很多次债主们又来找他讨债，但是现在他能笔挺地站着，他能抗拒一切阻力，这位年届六旬的人泰然自若地沿着里程碑的作品走自己的路。人们给他设置了一个又一个困难，但是他知道如何光荣地去战胜它们。年岁慢慢地掏空了他的力气，他的胳膊发麻，痛风病让他的腿抽筋，但是他以不倦的灵魂继续劳作不休。最终视力不行了，他在创作清唱剧《耶弗他》过程中失明。不过，如同贝多芬在耳聋之后仍不停止创作一样，亨德尔在目盲状态下的创作仍然不知疲倦、不可战胜。只有一点，他在俗世上的胜利愈伟大，他在上帝面前就愈谦卑。 像那些真正的、严格的艺术家一样，他并不褒扬自己的作品。但是，有一部作品是他所热爱的——《弥赛亚》，他出于感恩而热爱这部作品，因为它将他从毁灭中拯救出来，因为他在这部作品中获得了救赎。年复一年，他将这部作品在伦敦上演，每一次他都将全部进项——每一次500英镑——转给医院来使用：一位已经痊愈的人转给尚在受病痛折磨的人，一位被解放出来的人转给那些尚受羁绊的人。他凭借这部作品从哈得斯的冥府里逃生上来，他也要以此来与人世告别。1759年4月6日，已经病入膏肓、74岁的他让人将自己领到科文特花园（Covent Garden）剧院的舞台上。这位身材魁梧的盲人站在那里，站在他忠实的追随者中间，站在演奏者和歌唱者中间：他那目光空洞、失去光芒的眼睛什么都看不见。但是，当音乐的声调带着巨大的、令人沉醉的冲击力向他滚来，当来自几百个声音组成的义无反顾的欢呼涌向他时，他那疲倦的面容变得明亮起来，显出了奕奕神采。他随着节拍挥动胳膊，他严肃而真诚地跟着歌唱，好像他在行使牧师的责任站在自己的灵柩前面，与大家一起祈祷，为了他自己和一切人得到救赎。只有一次，当演奏到“让号角响起”这一召唤时，当小号尖声响起时，他的身体猛一激灵，目光僵硬的双眼不由向上看去，好像他现在已经准备好来面对末日审判。他知道自己的作品完成得很好，他可以高昂着头走到上帝的面前。 朋友们将这位盲人领回家里。他们也感觉到：那是一场告别。在床上，他的嘴唇还轻微地动着。他想在耶稣受难日的星期五死掉，他轻声咕哝着说。医生们很吃惊，他们不明白他话里的含义，因为医生们不知道的是，这年耶稣受难日的4月13日对他是一个特殊的纪念日：曾经有一只沉重的手在这个日期将他打倒在地；而他的《弥赛亚》也是在这个日期第一次在世人面前响起。在这个日子里，他那已经死掉的一切曾得以复活；在这个日子里，已经复活了的他要死去，以便让那曾经复活了的生命确凿地成为永恒。 的确，他这独一无二的意志也像曾经决定了他当初要生还一样来决定他现在要死去。在4月13日这一天，力量离开了亨德尔。他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那巨大的肉体一动不动地躺在枕头上，一个空空的、沉重的躯壳。但是，正如空贝壳里面会响起海潮的涛声一样，他的身体里充满听不见的音乐，比他以前所能感受到的那些音乐更为陌生、更为瑰丽神奇。这越来越强的音乐冲力慢慢地将他的灵魂从无力的肉体中剥离开来。在一波接着一波的涌动中，永恒的声音进入了永恒的境地。第二天，当黄水仙花还没有醒来时，格奥格·弗里德里希·亨德尔生命中能够死掉的那部分终于死掉了。 [book_title]一夜的天才 1792年。针对欧洲王室的联合反法行动，到底是要采取战争还是要保持和平这一问题，法国国民会议已经摇摆不定了两三个月。国王路易十六本人也拿不定主意：他预感到法国大革命胜利会带来的危险，也预感到失败会带来的危险。各党派也都举棋不定。吉伦特党人力主战争，其目的在于继续把持权力；罗伯斯庇尔和雅各宾党人主张和平，以便能从中获得夺权的机会。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报刊上沸沸扬扬，俱乐部里争论不休。总有各种越来越离谱的传言，也总是有公众舆论受到它们的蛊惑。这时候如果有一项决策出台，那无疑是一种解脱。4月20日，法国国王终于对奥地利皇帝和普鲁士国王宣战，便是这样情形。 若干个星期以来，巴黎的气氛令人觉得沉重而心神不安。但是，更令人感到压抑和威胁的是那些边境线上的城市。各营地里已经有部队集结待命，每个城市和村庄里的志愿者和国民卫队都被装备起来，各地的防卫工事都已准备就绪。位于法国与德国之间的阿尔萨斯人尤其清楚，承担任何决策的后果他们总是得首当其冲。住在莱茵河两岸的是敌人、是对手。在巴黎，宣战是一个修辞意义上的模糊概念，在这里却是一个可见可感的实在之事：在被加固了的桥头堡、在大教堂的塔楼上，人们用肉眼就可以看到普鲁士那些正在向这里集结的部队。夜间，晚风让敌人炮轮的滚动声、武器碰撞的叮当声、号角声越过月光下波光粼粼、无知无觉的河流。大家都知道，只需要一句话、一道命令，从普鲁士大炮的炮膛中隐藏着的电闪雷鸣就会腾空而起，法国和德国之间千年以来持续不绝的战争就会再度重新开始：战争中一方打出的旗号是为了新自由，另一方则是为了旧秩序。 1792年4月25日是个无与伦比的日子：在这一天，信使将法国对普奥宣战的消息从巴黎带到斯特拉斯堡（Straßburg）。人们立刻从房屋和小巷里涌出，走向宽阔的广场；整个驻军一个团一个团地举行战前演练。军队在主广场上等待着市长狄特里希（Dietrich）。他身上斜系着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