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金蔷薇 [book_author]帕乌斯托夫斯基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191409 [book_dec]《金蔷薇》是前苏联作家康·帕乌斯托夫斯基创作的散文集，首次出版于1955年。本书是俄国文学大师帕乌斯托夫斯基的代表作，在文学史上以内容之美、文体之巧、语言之妙、容量之大著称，是久经时间考验、畅销不衰的经典名著。它是一本总结作者本人创作经验、研究俄罗斯和世界上许多文学大师的创作活动、探讨文学创作的过程、方法和目的的美文集。 帕乌斯托夫斯基用他优美生动的文笔，气势磅礴而又精致入微地描绘了人类的美好感情和大自然的如画美景，阐述了作家的使命、文学创作的目的和方法，使每一位读了本书的文学爱好者、文学创作者和文学批评家得到极大的启发。同时，书中塑造的一个个鲜活动人的形象，具有无可抗拒的强大的感染力，给人留下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象，催发人们博爱的美好感情。 本书对中国几代作家影响极大，他们无不称赞这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并且肯定该书在自己文学创作的道上起过重要作用。相信这本书今天依然会给读者以诸多教益。 [book_img]Z_10861.jpg [book_title]译本序 康斯坦丁·格奥尔吉耶维奇·帕乌斯托夫斯基是苏联当之无愧的大作家。他的代表作《金蔷薇》是在苏联七十年的短促生命中得以流传至今的少数几部文学作品之一。 帕乌斯托夫斯基一八九二年生于莫斯科。他的父亲是铁路统计员，祖父是扎波罗热哥萨克，祖母是土耳其人。 他在《小传》中说：“我的祖父是个和蔼可亲的蓝眼睛的老人。他总是用嗄哑的男高音唱古老的歌谣和哥萨克小曲，经常给我们讲‘往昔生活中发生过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异常动听的故事。 “我父亲所从事的职业要求他头脑清醒地对待一切事情，可他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幻想家。他受不了任何劳累和操心的事。所以他在亲友中是个出名的意志不坚的懒散的人，而且还是个空想家。用我祖母的话说，他是个‘根本不配娶妻生子’的人。显然，他有了这种性格是不可能在一个地方久居的。 “我母亲是个糖厂职员的女儿，性格严峻，处事专断。她一生都‘固执己见’，尤其是在子女教育问题上。 “我们家人口很多，大家都喜欢艺术。家里常常唱歌、弹琴，全家都醉心于艺术。” 由此不难看出，作家自小就受到艺术的熏陶。他在进入基辅古典中学就读后，在文学、历史、心理学教师的谆谆教导下，爱上了文学，并在这方面受到了系统的教育。他的同学中就有好几位后来成为名噪苏联文坛和艺坛的人物，如以《土尔宾一家的日子》一剧和长篇小说《大师与玛格丽特》驰名国内外的作家布尔加科夫，以及导演别尔森涅夫和作曲家利里多森斯基等。 他念到中学六年级时，家境日趋贫困。他只能靠给人补习功课挣钱糊口和交学费。 一九一一年，亦即他在中学的最后一年，写了第一篇小说《在水上》，发表在基辅的文学杂志《火光》上。从此他便立志当一名作家。 一九一二年，他考入基辅大学自然历史系。寒假和暑假则当家庭教师。一九一四年转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同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中途辍学，当了电车司机。后又志愿参加列车担架队和救护队。自一九一五年秋天起，他先后在布良斯克冶金工厂、新罗西斯克工厂、塔甘罗格锅炉厂当工人，后又去亚速海渔业合作社当渔业工人，并在那里写了第一部中篇小说《幻想家》。 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爆发后，他返回莫斯科担任记者。十月革命后，仍留报社工作，常常列席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曾多次听到列宁的演说，后来他去基辅参加了红军。 由红军复员后，他一度在敖德萨的《海员报》工作。与他同事的有后来成为著名作家和诗人的卡塔耶夫、伊里夫、巴别尔、巴格里茨基等人。离开《海员报》后，他在塔斯社前身罗斯塔斯社担任编辑。 帕乌斯托夫斯基和他父亲一样，性好流浪，用他自己的话说，“漫游之神”常常支配着他。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他已游历了苏联和波兰的许多地方。他把这种漫游视作“到生活里去，以便熟悉生活、体验生活、了解生活”的一种方式。他认为，没有生活经验，写作这条路是根本走不通的。他说过：“几乎我的每一本书都意味着一次旅行。换句话，说得更确切些，每次旅行之后，我总写成一本书。” 一九三二年，他的中篇小说《卡拉-布加兹海湾》问世。小说描写俄罗斯人民改造自然的斗争，将文献资料与艺术构思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是他的成名作，评论界称其为“科学小说”。此书出版后，他便辞去通讯社的工作，专门从事文学创作。 一九三三年，他响应高尔基写工厂史的号召，完成传记小说《夏尔·朗赛韦的命运》，以一名拿破仑军官被俄军俘获后，在俄国一家重工业工厂内所度过的余生为主线，反映了这个工厂的历史。一九三四年发表中篇小说《科尔希达》，描绘排干沼泽地的艰苦过程；两年后发表中篇小说《黑海》，主题与前书相同，结尾为沼泽地变成了繁花似锦的亚热带地区；又两年后发表中篇小说《北方故事》，由三篇小说组成，第一篇写十二月党人的起义，第二篇写十月革命，第三篇写现当代。自一九四五年起开始写多卷集自传体小说《一生的故事》：《遥远的岁月》（1946）、《不平静的青春》（1955）、《前程无量的时代》（1959）和《投身南方》（1962）。多卷集以优美的语言和严谨的风格，反映了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作者的经历，是帕乌斯托夫斯基的压卷之作。 一九六八年，帕乌斯托夫斯基在莫斯科与世长辞。 帕乌斯托夫斯基是一位具有鲜明创作个性的作家。早期作品富有浪漫主义色彩，充满幻想，自中期起，作品开始具有强烈的心理学倾向，着力于探讨人的情感和个性，从写多彩而奇特的英雄人物转而写普通人，塑造农民、劳动者和手艺人的形象，致力于发掘他们身上的“永恒之光”。 他不仅写出了一系列优秀的中篇小说，而且尤其擅长写抒情色彩的短篇小说。他的许多短篇小说借景抒情，寓情于景，文笔细腻，格调清新，宛如一首首散文诗。 他创作特色中最突出的一点是善于用诗一般优美、动人的语言描写自然科学领域内的故事。他的《卡拉-布加兹海湾》和《科尔希达》曾被高尔基和克鲁普斯卡娅誉为小说和科学结合的创新范例。 帕乌斯托夫斯基还以知识渊博著称，著有一系列关于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契诃夫、雨果、福楼拜、莫泊桑及音乐家柴可夫斯基、画家弗鲁别利[1]的传记作品。 苏联卫国战争前，帕乌斯托夫斯基在莫斯科高尔基文学研究所散文讲习班讲授写作技巧和心理学有十余年之久，授课内容十分丰富，但既未被印成讲义，也未被速记下来。帕乌斯托夫斯基遂决定将其写成书，题名《铁玫瑰》。这一书名取之于乌克兰流浪歌手奥斯塔勃的经历。这位歌手曾用铁打了一朵玫瑰花。可是他刚刚着手写这部作品，卫国战争爆发了，写作因之中断。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帕乌斯托夫斯基才重新开始此项工作。其时关于铁玫瑰的故事，他已写进了自传体小说《一生的故事》第一卷《遥远的岁月》，因此便调整了原先的写作计划，将此书易名为《金蔷薇》。以上便是《金蔷薇》一书之缘起。 一九五五年，苏联《十月》杂志第九和第十期连载了《金蔷薇》。同年，苏联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此书单行本。一九五七年，作者对《金蔷薇》作了一次修改，收入该年苏联国家文艺书籍出版社出版的六卷集《帕乌斯托夫斯基文集》第二卷。 此后，帕乌斯托夫斯基曾着手写作《金蔷薇》第二卷，探讨散文的诗化、旅行对于创作的意义、虚构的意义、文学与生活的关系等问题，但未及成书，便离开了人世。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又一次对《金蔷薇》第一卷全书作了全面的修订润饰，还重写了《契诃夫》和《亚历山大·勃洛克》，新写了《伊凡·蒲宁》和《插在纽孔中的一朵小玫瑰花（记尤里·奥列沙）》。此乃最终的修订本，收入苏联国家文艺书籍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出版的九卷集《帕乌斯托夫斯基文集》第三卷。这个中译本即据此版本译出。 帕乌斯托夫斯基本人把《金蔷薇》称作中篇小说，也有评论家将其归为探讨人文科学的“科学小说”，而实际上这是一部总结作家本人的创作经验、研究俄罗斯和世界许多大作家的创作活动、探讨写作上一系列问题的散文集。娓娓而谈，清新隽永，对作家如何培养观察力、提炼素材、锤炼语言、丰富知识等等都有独到的见地，对想象的必要性、细节描写的功能、人物性格的逻辑性以及灵感的由来等等也作了深刻的阐述。对绘画、雕塑、音乐、建筑等艺术领域亦有所探讨，且旁及天文、地理、气象、地质、植物、海洋、光学等自然科学领域，给人以“信笔拈来，皆成文章”之感。 《金蔷薇》全书共十九篇，每篇分别以诗情画意的笔触阐发一个或若干个有关文学创作的问题，并无情节上的依存性和连续性。然而人们却不觉得此书结构松散，内容庞杂。这是因为有一条红线似磁石一般贯穿全书，将所有章节凝聚成一个严密的整体。这条红线便是以本书书名《金蔷薇》所象征的作家对文学事业、对祖国、对人民、对大自然、对生活的爱和对美的锲而不舍的追求。作者认为真正的文学作品无不是以此为出发点的。 此书问世时，庸俗社会学和教条主义尚盛行于苏联文坛，卫道者们言必称文学的阶级性和党性原则，强调作家的首要任务为世界观的改造，要求作家的是歌功颂德，图解政策，把探讨自我表现和写作技巧的言论斥为离经叛道的异端邪说。所以像《金蔷薇》这样一部挣脱条条框框的桎梏、探讨文学创作本身规律的作品的问世，在当时苏联文学界无疑是沙漠中的一泓清泉，长年来一直受到普遍的欢迎。几十年过去了，几番斗转星移，旧貌已改新颜，然而《金蔷薇》因其本身的文学价值，仍为俄罗斯的读者所珍视。 《金蔷薇》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即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中译本。大概由于该书同当时的政治氛围和文化氛围不合，有许多违碍之处，所以出版社将该书作为“内部读物”发行。 其时中国文坛的境况与苏联颇为相似。文学作品的功能已超越文学，而进入政治领域，且被无限扩大，成了阶级斗争的晴雨表，成了若不能兴邦必将导致亡国的令人股栗的大事。起初被奉为圭臬的文学概论之类此时已被斥为修正主义。文学创作所应遵循的已不再是文学创作的准则，而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所以《金蔷薇》中译本的面世，对于尚未忘却文学、对文学仍有爱心的人来说，不啻满天乌云中的一线阳光，自然视若珍宝。 如今教条主义极“左”思潮早已在我国分崩离析，文学作品审美价值的回归已成为衡量作品优劣的标准。这本阐述作家本人及世界许多大作家的创作心得的书，必将大有益于我国的读者。是为序。 戴骢2003年7月—2006年11月 [1]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弗鲁别利（1856—1910），俄国画家。思想上受象征主义影响，艺术风格接近现代派。 [book_title]珍贵的尘土 这则关于巴黎一个叫让·夏米的清扫工的故事，我是从哪儿知道的，已不复记忆。夏米是靠了替一个街区的工匠们打扫作坊挣钱糊口的。 夏米住在巴黎郊外一间窳陋的窝棚里。本来我完全可以不惜笔墨，把这个郊区的景色绘声绘影地描写一通，可是这会把读者引离故事的主线。不过有一点我看还是值得旁涉一笔的，那就是巴黎郊外那些古堡的壁垒直到今天还保存得完好无损。而在这则故事发生的时候，这些壁垒还淹没在金银花和山楂等杂树丛中，是野鸟营巢栖息的所在。 清扫工夏米的窝棚歪歪斜斜地搭在北面那堵壁垒的脚下，同洋铁匠、鞋匠、捡烟头的和叫花子的陋屋为邻。 如果莫泊桑当初注意到这些棚户居民的生活的话，那么他大概还会写出几篇杰作来。说不定这些作品还能给他无可动摇的荣誉再增添几顶新的桂冠。 遗憾的是除了暗探，外人谁也不到这种地方来。即使暗探也只有在搜索贼赃的时候才会来。 邻居们给夏米起了个绰号，管他叫“啄木鸟”，据此可以想象得出他是个瘦子，鼻子尖尖的，帽子底下总是戳出一撮头发，活像鸟的冠羽。 让·夏米当年也曾过过一段好日子。在墨西哥战争[1]期间，他曾在“小拿破仑”[2]的军队里当兵吃粮。 夏米可说是命大福大。他在韦拉克鲁斯[3]得了严重的疟疾病。于是这个病号还未打过一仗，就被遣送回国了。团长借此机会，托夏米把他的女儿苏珊娜，一个八岁的小姑娘，带回法国。 团长是个鳏夫，所以不论到哪里都不得不把女儿带在身边。可这回他决意同女儿分离，把她送到鲁昂[4]的姐姐那儿去。欧洲孩子受不了墨西哥的气候，闹不好就会丧命。何况神出鬼没的游击战争杀机四伏，常常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危险。 夏米回返法国途中，大西洋上溽暑蒸腾。小姑娘终日一言不发。即使看到鱼儿从油汪汪的海水中飞跃出来，脸上也没有一丝笑意。 夏米尽其所能地照料苏珊娜。他当然知道苏珊娜期待于他的不仅是照料，而且还有抚爱。可是叫他这个殖民军团的大兵能够想出什么抚爱的方式呢？他能用什么来叫小姑娘开心呢？玩骨牌？或者唱几支兵营里粗野的小曲？ 但又不能老是这样同她默默相对。夏米越来越经常地捕捉到小姑娘向他投来的困惑的目光。他终于决定开口，把自己的身世讲给小姑娘听。他讲得虽然凌乱，可是挺详细，连拉芒什海峡[5]岸边那个渔村的好些细节，诸如流沙、退潮后的水洼、乡村教堂那口有了裂缝的破钟、他那给邻居们治疗胃灼热的母亲等等都想了起来。 夏米认为这些回忆中没有一丝一毫东西能够使苏珊娜开心起来。但叫他奇怪的是小姑娘居然听得津津有味，甚至还没完没了地缠着他把这些故事讲了又讲，而且还要他讲得一回比一回详细。 夏米搜索枯肠，挤出了一个又一个细节，临了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是否真有其事。其实，这不是对往事的回忆，而是回忆的淡淡的影子。这些影子好似一团团薄雾，早已飘散殆尽。这也难怪夏米，因为他从来没想到过有朝一日还要重新去回想他一生中这段早已逝去的岁月。 有一天，他隐隐约约地回想起了关于金蔷薇的事。他家乡有个年老的渔妇，在她家那座耶稣受极刑的十字架上，挂着一朵用金子打成的、做工粗糙的、已经发黑了的蔷薇花。但他已记不清，是亲眼看到这朵金蔷薇的呢，还是听旁人说的。 不，大概不是听旁人说的，有一次他好像还看到过这朵蔷薇，他至今还记得那天虽然窗外阴云密布，海峡上空起了风暴，可是这朵蔷薇却微微闪烁着金光。夏米越往下讲，就越清晰地想起那朵金蔷薇的光华——在低矮的天花板下闪烁着点点金灿灿的火花。 全村的人都很奇怪，这老婆子干吗不把这件宝物卖掉，否则准能卖到一大笔钱。只有夏米的母亲一个人要人家相信这朵金蔷薇是不可以卖掉的，因为这是当初，老婆子还是个嘻嘻哈哈的姑娘，在奥迪埃尔纳[6]一家沙丁鱼罐头厂当女工的时候，她的未婚夫为了祝愿她“幸福”馈赠给她的。 “像这样的金蔷薇世上是少有的，”夏米的母亲说，“谁家有金蔷薇，谁家就有福气。不光这家子人有福气，连用手碰到过这朵蔷薇的人，也都能沾光。” 夏米那时还是个孩子，他急切地期待着老妇人交上好运。结果连好运的影子也没见到。老妇人的小屋在风中颤抖，每天晚上屋里连盏灯都点不起。 夏米没等到老妇人时来运转就离开了村子。直到一年之后，夏米才在勒阿弗尔[7]碰到一个在邮船上当司炉的熟人。那人告诉他，老妇人的儿子，一位画家，出人意料地由巴黎回到了家乡。画家留着大胡子，是个快活而又古怪的人。自打他回来后，老妇人的小屋就完全变了样，不但充满了欢笑，而且十分富足。据说这些画家，只消信手涂上几笔，就能赚到一大笔钱。 有一回，夏米坐在甲板上，用他那把铁梳子替苏珊娜梳理被风吹乱了的头发。苏珊娜问他： “让，会有人送给我一朵金蔷薇吗？” “世上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夏米回答说，“说不定也会有个傻小子来找你的，苏珊[8]。我们连队有个当兵的。别看他人挺瘦，运气可好哩。这小子在战场上捡到了半副坏了的金牙，就用它来请全连的人喝酒，喝得好痛快呀。那还是安南战争[9]时候的事儿。喝醉了酒的炮手们为了逗乐，一个劲儿地打臼炮，有一发炮弹正巧落进一座死火山的喷火口，在里边炸了开来，可不得了，火山开始爆发了，突突地直往外冒岩浆，我都忘了这座火山叫什么来着！好像是叫喀拉喀-塔喀火山[10]。火山爆发得好厉害！有四十个村民给活活烧死。你想想看，就为了这么半副假牙，有这么多人白白地送了命！后来才弄清楚假牙是我们团长丢失的。这事不消说只好悄悄地了掉啦，因为军队的声誉高于一切。反正那一回我们一个个都喝得烂醉如泥。” “这事发生在什么地方？”苏珊将信将疑地问道。 “我不是告诉你了吗，发生在——安南。在印度支那。那儿的海洋烈焰滚滚，就跟地狱一样，可是海蜇却漂亮得像芭蕾舞女演员穿的那种花边短裙。安南那地方可潮湿哩，一夜的工夫，我们的靴子里就长出了蘑菇！要是我胡诌，就把我吊死！” 在此之前，夏米听到过不少大兵们的胡诌，可他自己从来没说过一句瞎话。倒不是因为他不会说，只是从来不曾有过这种必要罢了。而现在，他认为他的神圣职责就是千方百计地使苏珊娜开心。 夏米把小姑娘带到了鲁昂，当面把她交给一个瘪着蜡黄的嘴唇的高个子女人—苏珊娜的姑妈。这老婆子浑身缀满了黑玻璃珠子，亮闪闪的，活像马戏团里的一条蛇。 小姑娘一看到老婆子，就吓得紧紧地偎着夏米，把身子贴在他那件褪了色的军大衣上。 “没关系！”夏米悄声地安慰苏珊娜说，轻轻地推了一下她的肩膀，“我们这些当兵的也是没法给自己挑选连队长官的。苏珊，你是个女兵，忍耐着点！” 夏米走了。他好几次回过头来望着那幢死气沉沉的房子的窗户，只见挂在那里的窗帘连风都不愿去吹动。在湫隘的街巷中可以听到各家小店铺里时钟匆忙的滴答声。夏米的军用背囊里，藏着苏珊的一件纪念品——她扎辫子用的一条揉皱了的天蓝色缎带。不知为什么这条缎带有一股子淡淡的馨香，仿佛曾在紫罗兰的花篮里放了很久似的。 墨西哥的疟疾使夏米的身体垮掉了。他未能得到士官的军衔就退伍了。他是以一个普通列兵的身份复员回去过平民百姓的生活的。 多少年过去了，夏米始终一贫如洗。他曾换过许多微贱的职业，最后当了巴黎的一名清扫工。从那以后，不论到哪里，他总是能闻到一股尘土和污水的气味。甚至从塞纳河上越过重重房屋飘到街上来的微风中，从林荫道上衣着干净的老太婆们兜售的一束束湿润的鲜花中，他闻到的也是这种气味。 逝去的时日连成一片黄腾腾的烟雾。但有时，夏米心灵的眼睛却能在这片浑浊的烟雾中看到一朵玫瑰红的浮云，这是苏珊娜的一件旧衣裳。这件衣裳发出一股春日清新的气息，仿佛也曾在紫罗兰的花篮里放了很久似的。 她，苏珊娜，现在在哪里？她的情况怎么样？他只知道她现在已出落成一个大姑娘，而她的父亲因负重伤不治而死。 夏米一直打算去鲁昂探望苏珊娜，但每回都把行期推迟。就这样一再蹉跎，直到最后他才明白即使去也为时已晚，苏珊娜一定早已把他忘掉了。 每当他想起同她告别时的情景，就不由得大骂自己是头蠢猪。按理说应当亲亲小姑娘，可他却一把将她推到老恶婆子跟前，还说什么：“苏珊，你是个女兵，忍耐着点！” 大家都知道，清扫工是在夜阑人静的时候干活的，这有两个原因：首先，由沸腾的然而并非总是有益的人类活动所产生的垃圾，大都是在一天的末尾积聚起来的；其次，巴黎人的视觉和嗅觉是不容许玷污的。而深更半夜，除了老鼠以外，几乎不会有人看到清扫工干活。 夏米已习惯于夜间干活，甚至爱上了一天之中的这段时间。他尤其爱曙光懒懒地廓清巴黎上空的那个时分。塞纳河上腾起一团团的雾，但这雾却从不超越桥栏。 有一回，也是在这样一个烟雾朦胧的拂晓时分，夏米走过伤残人桥，看到一个少妇，穿着一身镶黑花边的淡雪青色连衣裙，凭栏俯视着塞纳河。 夏米停下来，脱下沾满灰尘的便帽，说道： “夫人，这个时候的塞纳河水寒气很大。还是让我送您回家去吧。” “我现在没有家了。”那少妇一边迅速地回答，一边掉过身来望着夏米。 夏米的便帽落到了地上。 “苏珊！”他悲喜交加地说道，“苏珊，女兵！我的小姑娘！我到底见到你啦。你大概已经把我忘了。我是让·欧内斯特·夏米，就是那个把你送到鲁昂可恶的姑妈家去的第二十七殖民军团的列兵。你长得多美呀！你的头发梳得多好看呀！可我这个笨手笨脚的大兵，当初给你梳的是什么头呀！” “让！”少妇大声叫道，扑到夏米的怀里，搂住他的脖子，失声痛哭起来，“让！你还是跟当初一样心地善良。我什么都记得！” “嗳，尽说傻话！”夏米喃喃地说，“我心地善良管什么用，又不能给别人带来一点儿好处。我的小姑娘，什么事叫你这么难过？” 夏米紧搂住苏珊娜，做了当初他在鲁昂没敢做的事——摸了摸她亮闪闪的头发，并且吻了一下。但马上往后退了一步，生怕苏珊娜闻到他短上衣上耗子的臊味，可苏珊娜却更紧地伏在他的肩上。 “小姑娘，你出了什么事儿？”夏米不知所措地又问了一遍。 苏珊娜没有回答。她已哭得欲罢不能。夏米明白了，眼下什么也不该问她。 “我在古堡的墙脚下有个小窝，”他急忙说，“离这儿挺远的。我家里当然什么也没有，只有四堵墙壁。但烧个水、睡个觉什么的还是行的。你可以在那儿洗个脸，歇一会儿。总之你要住多久都行。” 苏珊娜在夏米家住了五天。在这五天之内，巴黎的上空升起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奇异的太阳。所有的房子，即使是积满烟炱的旧屋，所有的花园，甚至连夏米的窝棚，都像一颗颗宝石似的，在这轮红日的辉耀下璀璨生光。 谁要是从来未曾听到过沉睡着的年轻女人的依稀可闻的鼻息声，并因此而激动过，谁就不懂得何谓温柔。她的双唇比含露的花瓣还要鲜艳，她的睫毛因夜来的泪珠而熠熠闪光。 是的，苏珊娜的遭遇，正像夏米所料想的那样：她的情人，一个年轻的演员，另有新欢了。但是苏珊娜在夏米家寄居的五天时间，已足以使她同那个演员言归于好。 夏米是参与了这件事的。他不得不为苏珊娜传递书信给那个男演员。当那人想赏给夏米几个苏[11]作为脚钱的时候，他又不得不教训那个懒散的花花公子要懂得待人接物的礼貌。 没隔多久，那个男演员便乘了一辆出租马车来接苏珊娜了，并做了这种场合下应该做的一切事情：鲜花、接吻、闪着泪花的笑、悔过和声音微微有些发颤的轻松的谈话。 当这对年轻人要离去时，苏珊娜是那样的迫不及待，竟忘了同夏米告别就跳进了马车。但她马上发觉了自己的疏忽，脸涨得通红，歉疚地把手伸给夏米。 “既然你喜欢给自己选择这样的生活，”夏米最后一次不无责备地说，“那就祝你未来幸福。” “未来怎么样，我还一点也不知道呢。”苏珊娜回答说，双眸中闪烁着泪花。 “我的小乖乖，你何苦这么激动，”那个年轻演员不满地曼声说道，同时又叫了她一声，“我的迷人的小乖乖。” “要是有人送给我一朵金蔷薇就好了！”苏珊娜叹了口气，“那就一定会幸福了。让，我直到今天还记得你在轮船上讲给我听的那个故事。” “谁知道！”夏米回答说，“反正这位先生是不会给你金蔷薇的。原谅我说话直来直去，我是个当兵的。我不喜欢花花公子。” 一对年轻人相互看了一眼。演员耸了耸肩膀。马车启动了。 过去，夏米总是把从作坊里扫出来的垃圾一股脑儿倒掉，但自从送别苏珊娜后，他就不再把首饰作坊里的尘土倒掉了。他把这些作坊里的尘土全都偷偷地倒进一个麻袋，背回家去。街坊们都认为这个清扫工发了精神病，很少有人知道这种尘土里混有一些金粉，因为工匠们打首饰时总是要锉掉少许金子的。 夏米决定把首饰作坊尘土里的金子筛出来，铸成一小块金锭，然后用这块金锭打一小朵金蔷薇，送给苏珊娜，祝愿她幸福。说不定这朵金蔷薇还能像母亲当年所说的那样，给许多普通人带来幸福。谁知道！他决定在这朵蔷薇没有打成之前，先不同苏珊娜见面。 夏米没把自己的打算讲给任何人听。他害怕当局和警察。司法机关的那些吹毛求疵的人总是说到风就是雨。他们很可能宣布他是窃贼，把他投入狱中，没收他的金子。说到底，这金子毕竟是人家的嘛。 夏米入伍前，在一个乡村神父的农场里当雇工，所以懂得怎么簸扬麦子。这方面的知识现在可以派上用场了。他想起了扬麦的情景，沉甸甸的麦粒落到地上，而轻盈的尘土则随风飘散。 夏米做了一个小小的簸扬机，每当夜深人静，他就在院子里簸扬从首饰作坊里背回来的尘土。每回他都焦灼不安地扬着，一直要见到料槽里隐隐出现了金粉才安下心来。 许多日子过去了，金粉日积月累，终于可以铸成一块金锭了。但夏米却迟迟没有把金锭拿去请工匠打成金蔷薇。 倒不是因为他付不起手工费——他只消用三分之一的金锭作为手工费，任何一个工匠都会乐意接下这桩生意的。 问题不在手工费上。问题在于同苏珊娜见面的时刻一天近似一天，然而从某个时候起，夏米却开始害怕这个时刻。 他要把久已深埋在心底的温情全都给予她，给予苏珊娜一人。可是谁会稀罕一个丑陋的老人的温情呢！夏米久已发觉凡是碰见他的人，唯一的愿望便是尽快离开他，忘掉他那张皮肤松弛、目光灼人、干干瘪瘪、灰不溜丢的脸。 他窝棚里有一片破镜子。夏米偶尔也拿起这片镜子来照照，但每回都破口大骂地立刻把镜子扔到一边。还是别看到自己的好，别看到这个瘸着两条患风湿病的腿的丑八怪的好。 当蔷薇花终于打成的时候，夏米得知苏珊娜已经在一年前离开巴黎去了美国，据说这一去就不再回来了。而且谁也告诉不了夏米她在美国的地址。 最初夏米甚至有如释重负之感。但后来那种企望愉快地、充满温情地同苏珊娜见面的心情，不知怎么变成了一块锈铁。这块戳人的锈铁卡在夏米胸中靠近心脏的地方，于是夏米一再祈求上帝让这片锈铁快一点刺入他衰老的心脏，使它永远停止跳动。 夏米不再去打扫作坊。一连好几天他躺在自己的窝棚里，面孔朝墙，默默地不发一声，只有一回，他把破上衣的袖子蒙住眼睛，微微地笑了。但是谁也没见到他笑。邻居们甚至没有人来看望过夏米，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温饱奔走。 只有一个人在注视着夏米的动静，这就是那个老工匠。正是他用金锭给夏米打了一朵极其精致的蔷薇花，蔷薇花旁边有根细枝，枝条上有一朵尖形的小巧的蓓蕾。 老工匠不时来看望夏米，但从没给夏米带过药来。他认为药物对夏米来说，已经没有用处了。 果然，有一次老工匠来探望夏米的时候，夏米已经悄悄地死去了。老工匠托起这位清扫工的脑袋，从灰不溜丢的枕头底下拿出了用一条揉皱了的天蓝色缎带包好的金蔷薇，然后掩上吱嘎作响的门扉，不慌不忙地走了。那条缎带上发出一股耗子的臊味。 这时正是深秋。秋风和忽明忽灭的灯火摇曳着沉沉的暮色。老工匠想起夏米死后的脸变了样，显得严峻而又安详。他甚至觉得凝结在这张脸上的痛苦也是优美的。 “凡是生所没有给予的，死都会带来。”一脑门子这类陈腐念头的老工匠想到，同时喟然长叹了一声。 没隔几天，工匠就把这朵金蔷薇卖给了一个衣着邋遢的上了年纪的文学家，据工匠看来，这个文学家寒酸得很，不配买这种贵重物品。 很清楚，这位文学家之所以买下金蔷薇，完全是因为听工匠讲了这朵蔷薇的历史。 多亏这位老文学家的札记，人们才得以知道前第二十七殖民军团列兵让·欧内斯特·夏米生活中的这段凄惨的遭遇。 老文学家在他的札记中深有感触地写道： “每一分钟，每一个在无意中说出来的字眼，每一个无心的流盼，每一个深刻的或者戏谑的想法，人的心脏的每一次觉察不到的搏动，一如杨树的飞絮或者夜间映在水洼中的星光——无不都是一粒粒金粉。 “我们，文学家们，以数十年的时间筛取着数以百万计的这种微尘，不知不觉地把它们聚集拢来，熔成合金，然后将其锻造成我们的‘金蔷薇’——中篇小说、长篇小说或者长诗。 “夏米的金蔷薇！我认为这朵蔷薇在某种程度上是我们创作活动的榜样。奇怪的是没有一个人花过力气去探究怎样会从这些珍贵的微尘中产生出生气勃勃的文字的洪流。 “然而，一如老清扫工旨在祝愿苏珊娜幸福而铸就了金蔷薇那样，我们的创作旨在让大地的美丽，让号召人们为幸福、欢乐和自由而斗争的呼声，让人类广阔的心灵和理性的力量去战胜黑暗，像不落的太阳一般光华四射。” [1]指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发动的侵略墨西哥的掠夺战争（1862—1867）。 [2]指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1808—1873），亦即路易·波拿巴，是拿破仑一世之侄，他于1852年称帝，1870年巴黎革命时被废。“小拿破仑”是雨果在一篇同名政论中给他起的绰号。 [3]墨西哥东岸最大城市和重要海港。 [4]法国北部城市。 [5]即英吉利海峡。 [6]法国西部一滨海小渔港。 [7]法国海港，滨英吉利海峡。 [8]苏珊娜的昵称。 [9]指1858至1884年法国侵略越南的战争。 [10]此处是夏米在胡诌。“喀拉喀-塔喀火山”显系喀拉喀托火山之误。该火山不在越南境内，而是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同爪哇两岛之间的一座活火山岛。1883年，喀拉喀托火山曾大爆发，引起了剧烈的海啸和地震，毁去了原有岛屿的三分之二，淹没了邻近岛屿的许多村庄，约五万人死亡。——原编者注 [11]法国旧辅币，20苏为1法郎，自1947年起停止流通。 [book_title]摩崖石刻 一个作家只有当他确信自己的良心同他人的良心一致的时候，才会充分感到欢乐。[1] 萨尔蒂科夫-谢德林 我住在里加海滨沙丘上的一幢小屋里。整个海滨都被白雪淹没了。积雪不断从参天的松树上一长缕一长缕地坠落下来，散为雪尘。 积雪坠落下来，有时是因为吹过一阵风，有时是因为松鼠在枝头跳来跳去。每当万籁俱寂的时候，可以听到松鼠毕毕剥剥咬开松球的声音。 小屋就在大海边上。但要看到大海，还得出栅栏的小门，顺着一条在雪地上踏出的小径走上一小段路，途中还要绕过一幢门窗都已钉死了的别墅。 别墅的窗户打从夏末起就已拉上了窗幔。那一条条窗幔随风微微地拂动着。想必是风穿过肉眼看不见的罅隙吹进了这幢空屋的缘故，但是从远处看去，总觉得好像有个什么人正在掀起窗幔，小心翼翼地窥视着你的行踪。 海水没有结冰。漫漫的白雪覆盖了海岸，直达水边。积雪上可以看到兔子的脚印。 每当海上涌起波浪的时候，听到的不是拍岸的涛声，而是冰层的坼裂声和积雪沉陷的窸窣声。 冬日的波罗的海是荒凉的、阴郁的。 拉脱维亚人称波罗的海为“琥珀之海”。也许不仅仅是因为波罗的海盛产琥珀，而且还因为海水隐隐地泛出黄澄澄的琥珀色。 地平线上终日堆满层层叠叠的浓重的阴霾，遮蔽了低低的海岸的轮廓。只有在大海上空，阴霾中有些地方垂下好些毛茸茸的白练——那里正在下雪。 这一年，鸿雁北归得过于早了，不时落到海面上鸣叫。焦灼的鸣声在海岸上远远地传开去，但是没有引起一声应和，因为冬天海滨的树林里是几乎没有鸟的。 在我住的那幢小屋里，白天过的是我久已熟稔的生活。木柴在彩色瓷砖的壁炉里毕毕剥剥地燃烧，打字机发出低沉的嗒嗒声，沉默寡言的女服务员莉莉娅坐在舒适的门厅里编织花边。一切都那么平常，那么自然。 可是一到晚上，无边的黑暗便团团围住了小屋，松林仿佛移到了屋子的紧跟前。当你离开灯光明亮的门厅，走到屋外，孑然一身面对着寒冬、大海和黑夜的时候，一种强烈的孤独感便会油然而生。 大海伸展到千百里外的黑沉沉的远方。海上看不到一星灯火，也听不到一息涛声。 小屋像是世间最后一座灯塔，孑立在雾茫茫的深渊边上。大地到此就猝然断裂了。可是小屋里却仍然若无其事地亮着灯光，收音机播送着乐曲，柔软的地毯使人走起路来连声音都没有，桌上摊开着书本和手稿，这种恬静的氛围不能不使人感到惊讶。 由此往西，隔着浓重的阴霾，在文茨皮尔斯[2]那边，有一座小小的渔村。这是个普通的小渔村，矮矮的房子，袅袅的炊烟，一张张渔网张在风中等待晾干，一艘艘黑乎乎的小汽艇被拉到了沙滩上，一条条易于受骗的毛茸茸的狗在各处窜来窜去。 几百年来，一代又一代拉脱维亚渔民居住在这个村子里。有多少目光羞涩、嗓音清脆、淡色头发的少女变成了皮肤粗糙的、矮墩墩的老妇人，终日裹着厚实的围巾。又有多少两颊红润、戴着漂亮鸭舌帽的小伙子变成了满脸刚须的老头儿，睁着一双双与世无争的眼睛。 可渔夫还是和几百年前一样，出海去捕捞鲱鱼。而且和几百年前一样，并非所有的渔夫都能生还。尤其秋天，当风暴在波罗的海中卷起狂澜，寒冷的浪花像开了锅一般沸腾的时候，更是如此了。 然而尽管发生过不知多少次海难，尽管曾不知多少次摘下帽子以悼念葬身鱼腹的伙伴，渔民们却仍然继续他们的事业——那充满了风险的、繁重的、由祖辈和父辈传下来的事业。人不应当向大海低头。 在村旁的海中兀立着一座高大的花岗石岩礁。很久很久以前，渔夫们在岩壁上刻下了一行铭文：“悼念所有死于海上和将要死于海上的人。”这行铭文远远就能望见。 我知道这行铭文后，觉得它跟一切墓志铭一样，不免有些忧伤。但是把这件事讲给我听的那位拉脱维亚作家，却不同意我的看法，他说： “恰恰相反。这是一行极有英雄气概的铭文。它说明人是永远不会屈服的，不管风险有多大，也要继续自己的事业。我倒想把这行铭文作为卷首语，题在每一本描写人类的劳动和不屈不挠的精神的书本上去。对我来说，这行铭文可以读作：‘悼念所有曾经征服和将要征服这个大海的人。’” 我同意他的说法，并且认为这行卷首语也适用于叙述作家劳动的书。 作家一分钟也不应屈服于苦难，不应在障碍面前退却。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作家都必须不间断他们的事业，这事业是先辈们传给他们，同时代人托付给他们的。萨尔蒂科夫-谢德林说得好，要是文学沉寂了，即使只沉寂一分钟，其后果的严重不下于人民的死亡。 作家的写作不是一种墨守成规的手艺，也不是一种行当。作家的写作是一种使命。我们查考一下某些字眼，研究一下这些字眼的发音，就会发现它们最初的含意。譬如“使命”这个字在俄语中源出于“召唤”。 任何时候都不会召唤人们去做一个墨守成规的匠人。只会召唤人们去履行天职，完成艰巨的任务。 是什么促使作家去从事他那种虽然有时令他痛苦，但却是美好的劳动的呢？ 首先是他自己心灵的召唤。良心的声音和对未来的信念不允许一个真正的作家像一朵不结实的花那样在世上度过一生，而不把充满他内心的巨大、丰富的思想和感情，慷慨地、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人们。 一个作家若不能使人们的视力增添哪怕些许的敏锐，就不能算是一个作家。 但一个人之所以成为作家，并不仅仅由于心灵的召唤。我们大都是在青年时代能听到心灵的声音。那时我们的感情世界生气蓬勃，还没有什么摧残过这个感情世界，没有将它肢解成碎片。 而到了成年时代，除了自己心灵的召唤声外，我们还能清晰地听到另一种强有力的召唤，那就是自己时代的召唤，自己人民的召唤，人类的召唤。 使命感和内在的动力激励着一个人去经受磨难，创造出奇迹。 可资证明这一点的例子之一是荷兰作家爱德华·德克[3]的命运。他的笔名叫“穆尔塔图里”。这是个拉丁字，意思是“备受苦难的人”。 我之所以会在这里，在这阴郁的波罗的海之滨想起德克，大概是因为他的祖国尼德兰[4]也是位于阴沉沉的北方的大海之滨吧。他曾痛苦而羞愧地谈到他的祖国：“我是尼德兰的儿子，是位于弗里西亚群岛和斯海尔德河之间的那个强盗之国的儿子。” 当然，荷兰并不是文明的强盗之国。强盗终究是少数，代表不了人民。荷兰是热爱劳动的人的国家，是叛逆的“乞丐”[5]和梯尔·欧伦施皮格尔[6]的后裔的国家。直到今天“克拉阿斯的骨灰还在敲击着”[7]千百万荷兰人的心，那骨灰也曾敲击过穆尔塔图里的心。 穆尔塔图里出身于航海世家，曾被任命为爪哇岛的行政官员，履职不久就升任这个岛上一个区的驻扎官。他前途无量，荣誉、褒奖、财富，甚至总督的高位都在等待他，可是……“克拉阿斯的骨灰在敲击着他的心”。因此穆尔塔图里把锦绣前程视同粪土。 他以罕见的勇气和顽强的精神，力图从内部炸毁荷兰政府和大商人对爪哇人的长期奴役。 任何时候他都挺身而出保护爪哇人，不让他们遭到欺凌，他严惩贪官污吏。他公然奚落总督及其近臣，不消说，这些人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便引证基督要爱他人的教义来为自己的行为辩解。他使他们理屈词穷，无从驳倒他。但是他们却可以消灭他。 当爪哇人爆发起义的时候，穆尔塔图里站到起义者一边，因为“克拉阿斯的骨灰在继续敲击着他的心”。他怀着感人肺腑的爱描写爪哇人，描写这些轻信的孩子，同时满腔愤怒地描写他的同胞们。 他揭露了荷兰的将军们想出来的卑劣的作战方法。 爪哇人性好清洁，极端厌恶污秽的东西。荷兰人便在爪哇人的这种性格上打主意。 他们命令士兵在冲锋的时候向爪哇人投掷大粪。爪哇人敢于迎着最猛烈的火力与敌人交锋，可是却受不了这种作战方式，纷纷退却了。 穆尔塔图里被撤职，遣返欧洲。 他一连好几年向荷兰社会力陈应当公正地对待爪哇人。他到处陈述这种看法。他还向大臣们和国王写了不少请愿书。 然而一切都归徒劳。人们不耐烦地勉强听他讲完，没过多久，就宣称他是个危险的怪物，甚至说他是个疯子。他无处可以求职，全家陷于饥饿的境地。 就在这时，穆尔塔图里听从了心灵的声音，换句话说，听从了那久已存在于他心中，然而直到当时还并不清晰的使命感，开始从事写作。他写了一部暴露性的长篇小说《马克斯·哈弗拉尔》，抨击在爪哇的荷兰人。但这仅仅是第一次尝试。他在这部小说中仿佛还在摸索他尚未牢固掌握的文学技巧。 然而他的第二本书《情书》却是以震撼人心的力量写成的。这种力量产生于穆尔塔图里对自己的正义性的狂热信念。 这本书中有些章节就像人们在见到令人发指的不公平现象时抱住自己的脑袋发出的痛苦叫喊；有些章节辛辣而又俏皮，是指桑骂槐的寓言；有些章节像是对所爱的人的温存的抚慰，带有悲伤的幽默色彩；而有些章节则像是在作最后的努力，指望童年时代的天真的信仰得以复活。 “上帝是不存在的，否则他就应当是心地善良的，”穆尔塔图里写道，“要到哪一天才不再榨取穷苦人！” 他离开了荷兰，指望能在异国挣到一小块面包。妻子儿女则留在阿姆斯特丹，他没有钱带他们一起走。 他，这个嘲弄权贵、受尽磨难、为上流社会所不容的人，穷极潦倒地浪迹于欧洲各个城市，不间断地写作，写作。他几乎没有收到过妻子的信，因为她连邮票都买不起。 他想念她，想念子女，尤其想念小儿子，他的小儿子长有一双清如碧波的眼睛。他担心这个小男孩会忘掉怎样向人们信赖地微笑，他恳求大人们不要使他过早地流泪。 穆尔塔图里的书谁也不愿意出版。 但终于还是有人问津了！一家大出版社同意买下他的手稿，条件是从此以后不得再在其他出版社出版这些作品。 已受尽折磨的穆尔塔图里，答应了这个条件。他回到了祖国。他们甚至付给了他一笔为数不太多的钱。而出版社之所以买断他的手稿，无非是为了要解除这个人的武装。这些手稿都出版了，但印数是那样的少，书价又是那样的昂贵，无异于把这些手稿查禁。荷兰商人和政府是非要把这个火药桶弄到手不可的，否则他们就难以放心。 穆尔塔图里终于没有盼到正义就与世长辞了。而他本来还可以写出许多优秀作品，这种作品正如常言所说，不是用墨水，而是用心血写成的。 他尽其所能地作了斗争，最后牺牲了。但是他“征服了海洋”。也许，不久就会在独立的爪哇，在雅加达，给这位大公无私的受难者树立起一座纪念碑。 这就是那位把两项伟大的使命集于一身的人的生平。 在狂热地忠于自己的事业这一点上，穆尔塔图里有一位同道，也是荷兰人，而且还是他的同时代人，这人就是画家文森特·凡·高。 很难找到比凡·高更愿为了艺术而终身受苦的例子了。他曾经梦想在法国创立一个“美术家兄弟会”——在这个类乎公社的团体里，没有任何东西能使画家们放弃绘画。 凡·高一生坎坷，尝尽了艰辛。他在《吃土豆的人们》和《囚徒放风》两幅画作中表达了他在陷入人生苦难的绝境后的感受。他认为画家的事业就是用自己的全部天才竭尽全力地对抗苦难。 画家的事业是——创造欢乐。所以他运用他的最娴熟的手段——色彩[8]来创造欢乐。 他用画布改变了大地的面貌。他仿佛用神奇的水洗涤了大地，大地因此焕然一新，无处不辉耀着明快浓厚的色彩，每一棵老树都变成了雕塑品，每一块种植三叶草的田地都变成了化作无数朴素小花冠的阳光。 色彩的变化是不停顿的，但凡·高为了让我们能够深入领略色彩的美，运用自己的意志，使其停顿了下来。 在此之后，难道还能断言凡·高待人冷漠吗？他把他所拥有的最好的东西——在这辉耀着无奇不有的色彩及其所有最细微的变化的大地上生活的才能，献给了人们。 他贫困、高傲，不会算计。他把最后一块面包同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分食，他亲身体验了什么叫作社会的不公平。他蔑视廉价的赞扬。 当然，他并非斗士。他的英雄主义表现为狂热地相信劳动的人——农夫和工人、诗人和学者——必定会有美好的未来。他未能成为一名斗士，然而他愿意而且做到了把自己的一份心血——他颂扬大地的绘画，贡奉给未来的宝库。 在大地所拥有的各种各样的美中，凡·高只选择了一种：颜色。大自然那种总是能使色彩对比得无懈可击的特性，色彩所拥有的无穷无尽的中间色，以及土地那种无时无刻不在变化，而又不论在什么季节，不论在什么纬度都同样美丽的色彩，总是使凡·高惊喜不已。 是时候了，该恢复对凡·高，对弗鲁别利、鲍里索夫-穆萨托夫[9]和高更[10]这样一些美术家以及其他许多美术家的公正评价了。 凡是能够丰富社会主义社会的人的内心世界的东西，凡是能够提高其精神生活的东西，都是我们所需要的。这个尽人皆知的真理难道还需要再花笔墨来加以论证吗？ 按理说，我们应当成为一切时代、一切国家的艺术的占有者。我们应当把那些仅仅因为美的存在不依他们的意志为转移便对美切齿痛恨的伪道学者，逐出我们的国家。 请原谅我越出文学的范畴谈了一通绘画。我认为一切艺术样式都有助于一个作家提高他的写作技巧。关于这一点，我以后还要专门谈。 使命感是不可丧失的。无论是冷静思考还是文学经验都替代不了使命感。 在作家真正的使命感中绝不会杂有庸俗的怀疑论者所说的激发创作欲的那类东西，诸如虚假的激情，作家自负地认为自己起着非同常人的作用等。 普里什文[11]是个具有绝对的作家使命感的人。他一生听从这种作家使命感的支配。然而恰恰是他说了这样一句至理名言：“作家最大的幸福是：不把自己视作特殊的、独来独往的人，而是做一个和一切人一样的人。” [1]引文见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寄语波谢洪尼耶人》。波谢洪尼耶是谢德林的《波谢洪尼耶往昔》和《波谢洪尼耶故事集》中的一个地名，这是个落后、愚昧的地方。此句的全文是：“作家不是田鼠，躲在漆黑的耗子洞里履行天赋的使命，而是人，是社会的、群居的人，一个作家只有当他确信自己的良心同他人的良心一致的时候，才会充分感到欢乐。”——原编者注 [2]拉脱维亚海港，滨波罗的海。 [3]爱德华·德克（1820—1887），荷兰作家。生于船长家庭。曾在爪哇任官职多年，因公开谴责荷兰殖民主义被解职。回国后在报刊发表文章，揭露殖民主义罪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马克斯·哈弗拉尔》，反映荷兰殖民地居民所受的压迫，揭露资本家和殖民地官吏的罪行。散文集《情书》《观念集》和剧本《皇家学校》对资本主义社会也有所批评。 [4]此处之尼德兰系指荷兰。 [5]1566年，尼德兰（其时包括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及法国东北部）爆发了反天主教会（西班牙统治尼德兰的主要支柱）的“圣像破坏运动”，随之掀起反西班牙统治的武装起义，尼德兰人民组成“海上乞丐”和“森林乞丐”游击队，从海上和陆上打击西班牙人。此处之“乞丐”即指此而言。 [6]梯尔·欧伦施皮格尔是比利时作家科斯特（1827—1879）所著《欧伦施皮格尔的传说》一书中的主人公。 [7]这是引用梯尔·欧伦施皮格尔讲的一句话，他曾说过：“克拉阿斯的骨灰在敲击着我的心。”克拉阿斯是梯尔的父亲，死于西班牙人的火刑，梯尔将其父的骨灰缝于囊中，终生挂在胸前。 [8]凡·高初期用色较暗，如《吃土豆的人们》。1886年去巴黎，受印象画派和日本浮世绘的影响，先用点彩画法，后来变为强烈而响亮的色调，以跃动的线条、凸起的色块表达其主观感受和激动的情绪。 [9]维克托·埃利皮季弗罗维奇·鲍里索夫-穆萨托夫（1870—1905），俄国画家。作品遵循外光画原则，富有装饰性。 [10]高更（1848—1903），法国画家，后期印象派的代表人物。 [11]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普里什文（1873—1954），俄罗斯作家，善于刻画儿童心理，擅长描绘大自然。 [book_title]几朵木花[1] 每当我思考我的文学工作时，常常问自己：这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一般来说，人们怎么会开始写作的？最初是什么东西促使一个人去拿起笔来，并且至死不再放下它的呢？ 最难的事莫过于回想起这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显然，创作欲作为一种精神状态，远在一个作家写满几令[2]纸以前，即已在他身上萌发。可能还是在少年时代，也可能在童年时代就已经萌发了。 在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世界对我们来说，和成年时代迥然不同。童年时代的太阳要炽热得多，草要茂盛得多，雨要大得多，天空的颜色要深得多，而且觉得每个人都有趣极了。 在孩子看来，每一个大人，不论是提溜着一套发出刨屑味的木工工具的木匠，还是知道草为什么会是绿颜色的学者，都有几分神秘。 诗意地理解生活，理解我们周围的一切——是我们从童年时代得到的最可贵的礼物。 要是一个人在成年之后的漫长的冷静的岁月中，没有丢失这件礼物，那么他就是个诗人或者是个作家。说到底，诗人与作家之间的差别是不大的。 若能感觉到生活时时刻刻都在更新，那么这种感觉便是肥沃的土壤，艺术会在这种土壤上开花结实。 在我是个中学生的时候，不消说我写过诗，而且写了那么多，一个月就写满了整整一厚本练习簿。 那都是一些蹩脚的诗——华丽而又空泛，可当时我却觉得写得相当美。 这些诗我现在都忘记了，只记得个别的几节。不妨举个例子： 啊，快摘下低垂的繁枝上的朵朵秋花！ 疏雨正在静静地把田野浇洒。 一片片黄叶纷纷地飘往天边， 那里燃烧着秋日嫣红而又朦胧的落霞…… 后来我益发变本加厉，把形形色色华而不实的辞藻都堆砌到诗里去了： 那因思忆亲爱的萨迪[3]而勾起的愁绪和太息， 好似蛋白石一般闪烁在岁月缓缓迁流的篇章里。 为什么愁绪会像“蛋白石一般闪烁”，不论当时还是现在我都无法解释。说穿了无非是因为我醉心于音韵。我根本没有去考虑字义。 当时我的诗大都是写海的。可那时我对海几乎还一无所知。 我笔下的海并不是某个具体的海，如黑海、波罗的海或地中海，而是充满节日气氛的“笼统的海”。这种海把千奇百怪的色彩和远离真实生活、真实地域和时代的狂放不羁的浪漫情调统统汇集到怀抱里。当时在我眼里，这种浪漫情调就像浓密的大气那样团团围住了地球。 这是水珠飞溅的欢乐的海洋，是展翅飞翔的舰艇的和无所畏惧的航海家的故乡。海岸上一座座灯塔闪烁出绿宝石般的光芒。所有的港口都沸腾着无忧无虑的生活。漂亮得见所未见的皮肤黝黑的女郎，在我的笔下，一个个都在受着残酷的情魔的煎熬。 诚然，随着年龄的增加，我写诗时华而不实的辞藻用得越来越少了。异国情调渐渐从我的诗中消失。 不过，老实说，在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谁都免不了要向往遥远的异国情调，这既可能是热带国家的风光，也可能是国内战争时期的鏖战。 在童年时代，谁没有围攻过古老的要塞？谁没有在麦哲伦海峡[4]和新大陆沿岸[5]的舰船上战死过？谁没有同恰巴耶夫[6]一起乘着载有机枪的二轮马车奔驰在外乌拉尔的草原上？谁没有去探寻过被斯蒂文森[7]神不知鬼不觉地藏在神秘的金银岛上的宝库？谁没有听到过博罗季诺战役[8]中军旗的哗哗声？又有谁没有在印度半岛难以通行的丛林中帮助过莫格里[9]？ 异国情调给生活增添了一层奇异的、不平凡的色彩，这种色彩是每个敏感的少年人所不可或缺的。 狄德罗[10]说过，艺术就是在平凡中找到不平凡和在不平凡中找到平凡。他说得对。 至少，我至今不会因自己童年时曾向往异国情调而咒骂自己。 对异国情调的向往，当然不是一下子就从我身上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它在我身上羁滞了很久，就像丁香花浓郁的香味久久不肯从花园中消散一样。正是这种向往，使得基辅这个我所稔熟的，甚至觉得有点儿烦琐的城市在我眼睛里改变了面貌。金色的夕辉在基辅的一座座花园中燃烧。而在第聂伯河对岸黑沉沉的空中，则不时打着闪电。我仿佛觉得那边是一个神秘的雷雨之国，国中无处不响彻着树叶的喧嚣。 春把栗花撒满了基辅。栗花嫩黄色的花瓣上洒满了红点。落花是那么多，以致在下雨时，一堆堆花像水坝那样堵塞了雨水的急流，有些街道变成了小小的湖塘。 在雨霁天晴之后，基辅的天空像用月长石砌成的拱顶一般熠熠生辉。于是有首诗以我所料想不到的力量回到了我的记忆里： 春的神秘的力量同你额上的繁星 主宰着我的心灵。 你，温柔的人儿！许诺在这扰攘的世间 给予我幸福……[11] 这时我第一次萌动了对爱情势所难免的憧憬。这是一种美妙的心理状态，觉得几乎所有的少女都是美丽的。在大街上、在公园里、在电车上萍水相逢的少女身上的任何一个特征——羞涩而又专注的眼波，头发上的馨香，微启的双唇中牙齿的闪光，被微风吹得露了出来的小小的膝盖，无意间碰到的冰凉的手指——都会使我联想起，我此生迟早也会得到爱情的。对这一点我深信不疑。我是愿意遐想这件事的，而且我也的确这样想了。 每次我在遇见这样一个少女之后，都会感到一阵莫名的惆怅。 我的穷困的，而且又是相当痛苦的青年时代，有很大一部分时间，在诗歌中，在内心的这种模糊的激荡中流逝了。 没有多久我就不再写诗了。我懂得了我写的那些诗是徒具形式的劣作，是涂上了好看的颜色的木花，是镀金的纸箔。 放弃诗歌后，我写出了我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写这篇小说也有一段经历。我将在下一章中谈这件事。 [1]是指一种用薄木片做的假花。这种木片窄而薄，近似刨花，是在专门的刨床上刨出来的，原用于制作匣子和填料。 [2]稿纸单位名称，旧制1令为480张，新制为500张。 [3]萨迪，13世纪的波斯作家、思想家。著有《果园》《蔷薇园》等。 [4]此处是指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1480—1521）于1520年首先经南美大陆和火地岛之间的海峡（后即称麦哲伦海峡）进入太平洋作首次环绕地球航行一事。 [5]此处是指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约1451—1506）和亚美利哥（1451—1512）先后航行到南美洲大陆沿岸一事。新大陆即指美洲。 [6]恰巴耶夫（1887—1919），一译夏伯阳，苏联国内战争时期的英雄，红军的优秀指挥员。 [7]斯蒂文森（1850—1894），英国小说家。小说《金银岛》是其主要作品之一。 [8]指1812年8月26日（此处日期采用俄历，公历是9月7日）俄法两军在俄国博罗季诺村外进行的一场激战。俄军在库图佐夫统率下，在此役中顽强地抗击了拿破仑亲自指挥的法军。 [9]莫格里是英国小说家吉卜林（1865—1936）所著的描写印度生活的《丛林故事》中的主人公之一，原是一个狼孩。 [10]狄德罗（1713—1784），法国启蒙运动者，唯物主义哲学家，《百科全书》的创办者和编辑，同时又是美学和文学理论家。 [11]引自俄国诗人阿法纳西·阿法纳西耶维奇·费特（1820—1892）的诗作《五月的夜》。 [book_title]第一篇短篇小说 我由切尔诺贝利镇搭乘轮船，沿普里皮亚季河回到了基辅。这年暑期我是在切尔诺贝利镇附近一位姓列弗科维奇的退伍将军的荒芜的庄园里度过的。我的级任老师推荐我到列弗科维奇家当家庭教师，给将军顽劣的小儿子补习功课，他秋天有两门课要补考。 老式的地主宅第筑在低洼地上。每到晚上，宅第周围就弥漫着凉飕飕的迷雾。青蛙在四周的沼地里竞相聒噪。矶踯躅花的气味熏得人头疼。 列弗科维奇的几个儿子全都爱胡闹，常常在喝晚茶时，径直从凉台上开枪打野鸭子。 至于列弗科维奇本人，一个唇髭已经灰黄，眼珠鼓出，一脸凶相的大胖子，则成天坐在凉台上一把扶手椅里喘气，他患有哮喘病。偶尔，他嘶哑着嗓子，冲着几个儿子骂道： “哪像个家，简直是一帮二流子！简直成了小酒馆啦！我把你们统统撵出家门！取消你们的继承权！” 可是谁也不理睬他声嘶力竭的叫骂。掌管庄园和宅第大权的是他的妻子——“列弗科维奇夫人”。她还不算老，举止轻浮，为人非常吝啬。整整一个夏天，她都束着那种会吱吱发响的紧身。 除了这几个吊儿郎当的儿子外，列弗科维奇还有个待嫁的女儿，年纪二十上下。家里人都管她叫“贞德”。她从早到晚都按男子骑马的姿势，骑着一匹褐色的烈马，做出一副异常强悍的女性的样子。 她老爱翻来覆去地讲“我鄙视”这几个字，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她这么讲是没有任何用意的。 当人们向她介绍我时，她从马背上把手伸给我，直视着我的眼睛，说： “我鄙视！” 我做梦也没想到我居然能逃离这个疯狂的家庭。所以当我爬上大车，坐到用块粗麻苫布盖着的干草上，车把式“依纳爵·罗耀拉”[1]——在列弗科维奇家，从上到下，人人都用个历史人物的名字作为绰号；当然随便点，也可叫他伊格纳特[2]——拉动缰绳，我们慢吞吞地、一步步地向切尔诺贝利镇行去时，我大有死里逃生之感。 我们的大车一走出庄园大门，长有矮小的树木的低洼地便以它的恬静迎送着我们。 到太阳落山时，我们才赶到了切尔诺贝利镇，投宿在一家客栈里。因为轮船脱班了。 这家客栈的掌柜是个犹太人，姓库舍尔。 他把我安顿在小客厅里睡觉，客厅里挂满了祖先的遗像，一色都是蓄着花白络腮胡子、戴着缎子小圆帽的老头子和戴着假发[3]、裹着花边黑披肩的老太婆。 厨房里的灯散发出一股煤油味。我刚刚躺到厚厚的、闷热的鸭绒褥子上，臭虫就从所有的缝隙里蜂拥而出，成群结队地朝我袭来。 我赶紧跳起身，急忙穿上衣服，走到了门廊里。客栈筑在河滩边上。普里皮亚季河泛着昏暗的光。河岸上堆着一垛垛木板。 我在门廊里的长凳上坐了下来，翻起了中学生制服大衣的领子。夜寒料峭，我打着冷战。 台阶上坐着两个陌生人。在夜色中我看不清他们的模样。其中有个人在抽马合烟[4]，另一个伛偻着腰，仿佛睡着了。打院子里传来依纳爵·罗耀拉震耳欲聋的鼾声——他睡在大车的干草上，我此刻着实羡慕他。 “有臭虫？”那个抽马合烟的人用高亢的声音问我。 根据声音我辨出了他是谁。他就是那个愁眉苦脸，光脚穿着一双套鞋的矮个儿犹太人。当我跟依纳爵·罗耀拉到达客栈的时候，他替我们推开了院子的大门，为此向我们讨十个戈比。我给了他。库舍尔站在窗口看到了这件事，便大声骂道： “打我院里滚出去，臭要饭的！跟你说过多少回了！” 可那个穿套鞋的人甚至都不屑回过头去看一眼库舍尔。他朝我䀹了䀹眼睛，说道： “您听到吗？他恨不得人家的每分钱都落进他的腰包。这人这么贪心不会有好收场的，您记住我的话！” 后来我问库舍尔，那个开门的是什么人，他不大情愿地回答说： “噢，约夏！是个疯子。依我说，一个人既然是个穷光蛋，那就得对别人尊敬点儿。看起人来别像大卫王从宝座上看下边那么神气活现。” “为了那些臭虫，你还得外加库舍尔一笔小费呢，”约夏深深地吸了口烟，对我说，这时我看到了他脸上的胡子茬，“一个想发财的人是什么不要脸的事都干得出来的。” “约夏！”那个伛偻着腰的人突然嗄哑着嗓子恶狠狠地说，“你为什么要害死赫莉斯嘉？都一年多了，我怎么也睡不着觉……” “尼基弗尔，只有疯子才会这样胡说八道！”约夏气呼呼地大声说，“是我害死了她？！您可以去找你们的神父米哈伊尔，问问他究竟是谁害死了她。要不，您去问县警察局长苏哈连科也行。” “我的朵尼亚呀！”那个叫尼基弗尔的痛不欲生地说，“我的太阳永远沉落了，落到泥潭里去了。” “住嘴！”约夏喝住他道。 “连追思弥撒都不允许给她做！”尼基弗尔不理睬约夏，照旧往下说，“我要到基辅去见都主教[5]。不赦免她，我就不罢休。” “住嘴！”约夏又嚷道，“哪怕要我拿我这条倒霉的命去换她的一根头发，我也情愿。哪像您，只知道讲空话，耍嘴皮子！” 约夏突然失声哭泣起来，由于竭力想忍住，喉咙里发出了微弱的吱吱声。 “哭吧，傻瓜，”尼基弗尔平心静气地，甚至颇为赞许地说，“要不是赫莉斯嘉生前爱你这个不中用的可怜虫，我早把你干掉了。我也早就成了杀人犯了。” “您干掉我吧！”约夏叫喊着说，“请您干掉我吧！兴许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呢。我宁肯在坟墓里烂掉，也比这样活着好！” “你是个傻瓜，过去是，现在还是，”尼基弗尔忧伤地回答说，“好吧，等我从基辅回来，我就把你干掉，免得你再来伤我的心。我好命苦，成了个孤老头儿。” “你要出远门，把房子托给谁看管？”约夏停止哭泣，问道。 “我谁也不托。把门窗钉死——不就完了！如今这房子对我来说，还不就像鼻烟对死人一样，有什么用！” 听着他俩交谈，我莫名其妙，不知他们在说些什么。普里皮亚季河上腾起了浓雾。潮湿的木板散发出刺鼻的药材气味。镇上的狗有气无力地汪汪吠着。 “连魔鬼的发面缸，我是说那条轮船，也跟咱们过不去，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到！”尼基弗尔懊恼地说，“不然我跟你，约夏，也好上船去买它半瓶酒喝喝。酒能浇愁嘛。可现在上哪儿弄酒去。” 我由于穿着大衣，身子暖了过来，不知不觉靠着墙壁打起盹来。 早上轮船还没有来。据库舍尔说，由于雾太重，轮船停靠在什么地方过夜了，他叫我宽心，反正轮船在切尔诺贝利镇要停靠好几个小时。 我喝饱了茶。依纳爵·罗耀拉驾着车走了。 坐着也无聊，我便到镇上去逛逛。大街上几家铺子已经开门，打店堂里冲出一股鲱鱼和洗衣皂的气味。理发店门口的椽钉上挂着一块招牌，一个穿着白大褂的满脸雀斑的理发师站在门口嗑葵花子。 我反正没事，便走进去修面。理发师一边唉声叹气，把凉丝丝的肥皂沫涂到我的腮帮子上，一边和我敷衍，向我提出了小地方的理发师为了表示客气必然要提出的那个问题：我是干什么的，到这个小镇上来有什么事儿。 突然，一群男孩子打着呼哨，扮着鬼脸，打窗外的木板人行道上跑了过去，随即传来了熟悉的约夏的声音。他高声地叫喊着： 我不会用雄壮的歌声去惊醒 我的美人儿绮丽多彩的睡梦…… “拉扎尔！”有个女人在板壁后面喊道，“快把门闩上！约夏又喝醉了。真是造孽呀，天啊！” 理发师闩上门，拉上了窗帘。 “要是他看见理发店里有顾客，”理发师叹了口气，向我解释说，“马上就会跑进来，又是唱歌又是跳舞，又是哭鼻子。” “他是怎么了？”我问。 但是理发师没能来得及回答。从板壁后面走出一个头发蓬乱的年轻女人，两只眼睛由于激动奇异地闪着光。 “顾客，听我说！”她讲道，“首先向您问好！其次，拉扎尔也讲不出什么名堂，因为男人哪儿懂得女人的心。什么？！拉扎尔，别摇头！您先听我讲，然后好好想想我讲的话，也好让您知道，一个姑娘爱上一个小伙子后，为了爱情，哪怕叫她下地狱也心甘情愿。” “玛妮娅，”理发师说，“你可别迷了心窍。” 这时约夏已在远处什么地方高声叫喊着： 我两腿一伸， 你就来上坟， 给我带上香肠， 外加烧酒一瓶！ “太惨啦！”玛妮娅说，“这就是当年那个小约夏！就是那个本来应当在基辅学当医士的约夏，就是切尔诺贝利镇上心地最好的女人彼霞的儿子约夏。谢天谢地，她总算死得早，没看见儿子这么丢人现眼。顾客，您懂吗，一个女人甘愿为一个男人去受那么大的苦，她爱得该有多深！” “玛妮娅，你在说些什么！”理发师叫了起来，“人家顾客根本听不懂你在讲些什么。” “过去我们镇上有个集市，”玛妮娅说，“有一回，有个姓尼基弗尔的鳏夫，是个护林员，带着他的独生女儿赫莉斯嘉，打卡尔皮洛夫卡来赶集。可惜您没眼福，没见到过她。要是见到了，嗬，准会丢掉魂的。告诉你吧，她的眼睛蓝得跟天空一样，两根辫子黄灿灿的，像是在金水里洗过的。那个温柔劲儿，那个苗条，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再说约夏吧，一见到她，就神魂颠倒，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他爱上了她。在这件事上，我跟你说，我认为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哪怕沙皇本人见到了她，也准会害相思病的。奇怪的是，她也爱上了约夏，您不是见到约夏了吗？身材矮得像那个半大小子，一脑袋红头发，讲起话来尖声尖气，满脑门子的怪念头。还是长话短说吧，赫莉斯嘉扔下父亲，住到了约夏家里。您不妨去看看那个家，欣赏欣赏那间房子！连一只山羊住在里边也嫌挤得慌，别说是他们三个人了。只有一桩事没说的，屋里收拾得可干净哩。您猜怎么着，彼霞把她像公主一般接进了家门。于是赫莉斯嘉就同约夏一起过日子了，像是名正言顺的妻子。他，约夏，高兴得浑身都闪闪发光，活像盏灯笼。您可知道，一个犹太人跟一个正教的女人一起过活，是闹着玩的吗？他俩不能在教堂里举行婚礼。整个小镇像一百只抱窝的母鸡那样咯咯地叫开了。这时约夏决定改信正教，便跑到教堂去找米哈伊尔神父。可神父对他说：‘你应当先改信正教，然后再糟蹋正教的姑娘。可你却颠倒了过来，如今没有都主教的特许，我不给你这个耶路撒冷的贵族举行洗礼。’约夏骂了他几句不好听的话就走了。这时我们的拉比[6]出场了。他得知约夏想归化正教，便在会堂[7]里为这事诅咒了约夏的十代祖宗。而尼基弗尔又偏偏在这个时候来凑热闹，跪在赫莉斯嘉面前，求她回家去。她只是一个劲儿地哭，就是不回家去。不用说，肯定是有人撺掇小孩子们说脏话。他们一看见赫莉斯嘉就大喊大叫：‘喂，赫莉斯嘉，你是块犹太人吃的肉！你想不想尝一块禁食之肉？’同时还向她做下流的手势。她一上街，大伙儿都回过头来看她，或者望着她的背影笑话她。有时候，有人拾起一把牲口粪，打栅栏里掷到她背上。彼霞大婶家的房子前前后后都涂满了柏油[8]，您想象得出吗？” “唉，彼霞大婶！”理发师叹了口气说，“这才叫女人呢！” “别插嘴，让我把话说完！”玛妮娅喝住了他，“拉比把彼霞大婶叫去，对她说：‘尊敬的彼霞·以色列芙娜，您治家不严，竟听任家里边做出这种伤风败俗的秽行。您违犯了教规。为此我诅咒你们全家，耶和华会把你视作叛教的女人而降罚于你，您应当怜惜自己的一头白发。’可您知道她是怎么回敬他的吗！她说：‘您不是拉比，您是个警察！人家相亲相爱关您什么事，您干吗要伸出油渍的爪子去拆散人家！’她啐了口唾沫就扬长而去。于是拉比又在会堂里诅咒了她。瞧，我们这儿整起人来有多狠毒。我这话您可别去给别人讲。全镇的人把全副心思都用到了这件事情上。最后，连县警察局长苏哈连科也出马了，他把约夏和赫莉斯嘉叫到他那儿去，说道：‘鉴于你，约夏，辱骂东正教会神职人员米哈伊尔神父，我要把你交付法庭审判。让你在我这儿尝尝服苦役的味道。至于赫莉斯嘉，我要用强制手段把她送回她父亲家去。我给你们三天时间去考虑。你们俩把全县闹得鸡犬不宁。为了你们的事，我准会挨省长大人的训斥。’ “苏哈连科当场就把约夏关进了看守所——事后他说只不过是为了吓唬吓唬约夏。结果出了什么事，您料得到吗？您听了也不会相信的，赫莉斯嘉死了，伤心得死了。当时见到她真叫人难过。所有善良人的心都碎了。她一连哭了好几天，哭到后来连眼泪都哭干了，眼睛干枯了。她什么东西也不吃，只求让她到约夏那儿去。就在开庭那天的晚上，她睡着了，从此再没有醒过来。她躺在那儿是那样的洁白，那样的幸福，想必是感谢主把她召了回去，让她脱离了卑鄙的尘世。为什么要这样厉害地惩罚她，硬要她爱上那个约夏？请您告诉我——为什么？！难道世界上就没有别的人可以爱了？苏哈连科赶紧把约夏放了出来，可他已经精神错乱，打出狱那天起，他就开始纵酒，靠讨饭过日子。” “要是我的话，宁可死掉，”理发师说，“举起枪来，对准自己的脑门就是一枪。” “嗬，您可真是条好汉！”玛妮娅大声说道，“不过要是这种事当真落到你头上，你不躲开死神一百俄里[9]才怪哩。你根本不懂得爱情能把一个女人的心烧成灰。” “女人的心也罢，男人的心也罢，有什么两样！”理发师回答说，耸了耸肩膀。 我从理发店出来后，回到了客栈。无论约夏还是尼基弗尔都不在那里了。库舍尔穿着一件破旧的坎肩坐在窗口喝茶。肥硕的苍蝇在屋里嗡嗡地飞来飞去。 小火轮直到傍晚时才到。它在切尔诺贝利镇一直待到夜里。我买到了一张客舱票，沙发铺位是漆布面子的，已经褪色。 半夜里又起了雾。轮船把船头对着岸停泊了下来。直到第二天上午雾散之后才又开动。我在船上没找到尼基弗尔。想必他同约夏喝酒喝得误点了。 我之所以不厌其详地叙述这件事，是因为我回到基辅之后，立即就把那几本写满了我早期诗歌的练习簿付之一炬。我毫不惋惜地目睹那些典雅纤巧的诗句化作灰烬，目睹“泡沫般的水晶”“蓝宝石般的苍穹”随同酒吧间和西班牙吉卜赛女郎的舞蹈，一起走向万劫不复的毁灭。 我恍然大悟。原来伴随爱情而来的并不是“垂死的百合花的苦楚”，而是牲口的一摊摊粪便。人们把这种粪便掷到美好的、一往情深的女人的背上。 我一边这么想，一边决定写我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我对自己说，这是一篇以赫莉斯嘉的身世为主题的“真正的短篇小说”。 我呕心沥血，花了很多时间才写完，我弄不懂为什么我的这篇小说那么苍白无力，尽管内容写的是生离死别、悲欢离合。后来我明白了。首先是因为小说通篇用的都是人家的话，其次是因为我全神贯注于赫莉斯嘉的爱情，忽略了小镇残忍的习俗。 我重写了这篇小说。我自己也觉得奇怪，这篇小说中怎么也“安插不进”典雅、华丽的辞藻。小说要求的是真实和质朴。 我把我的第一篇小说送到那个过去发表过我诗作的杂志编辑部去，编辑跟我说： “年轻人，你的心血白费了。这个短篇不能发表。光是那个县警察局长就可以叫我们吃不了兜着走。不过总的来说，小说写得挺棒。您还是给我们一点儿别的东西吧。而且请您务必要用笔名。您还是个中学生。校方会因为您写稿子把您开除的。” 我把小说拿回家，藏了起来。直到下一年春天，我才把它拿出来看了一遍，于是我又明白了一件事：在这篇小说中，感觉不到作者的存在，既看不到他的愤怒，也看不到他的思想和他对赫莉斯嘉爱情的崇敬。 于是我又一次重写了这篇小说，然后送给那位编辑去看——不是为了发表，而是请他评定一下好坏。 编辑当场看完了小说，然后站起来，拍拍我的肩膀，说了三个字： “祝贺您！” 就这样，我第一次证实了对作家来说最主要的是，在任何作品中，甚至是在这样一篇短短的小说中，都要毫无保留、毫不吝啬地表达自己，从而表达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任何情况，无论是不必要地担心在读者面前出丑，无论是生怕重复（当然是用另一种方式）其他作家已经说过的话，无论是对批评家和编辑的顾虑，都不应该阻止一个作家去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 在写作的时候应该忘掉一切，好像这是在写给自己看，或者世上最亲近的人看的。 必须让自己的内心世界自由驰骋，必须为它打开所有的闸门，于是你就会突然惊异地发现你意识中所蕴含的思想、感情和诗的力量远比你想象的要多。 创作过程本身在其进程中自会获得新的素质，自会更加复杂和丰富。 这颇似自然界中的春天。太阳的热能是一年四季不变的。然而春天却能使冰雪消融，使空气、土壤和树木转暖。大地上充满了喧声、汩汩声、滴水和雪水的嬉闹声——真是春光处处，然而其时，我再重复一遍，太阳的热能并未改变。 创作中也是如此。意识就其实质来说是不变的，然而在写作时，意识却能唤起新的思想、新的形象、新的感受和新的语言的旋风、洪流、瀑布。所以有时作者本人也会对自己的作品感到惊喜交集。 只有能多少向人们讲出一点儿新的、有意义的、有趣味的东西的那种人，只有能看到许多为旁人所没有觉察到的东西的人，才可能成为一个作家。 至于说到我本人，那么我当时很快明白了，我能够讲出来的东西少得可怜。而且还明白了，我的创作激情如果缺乏营养的话，就会像它的产生一样，轻而易举地熄灭。当时我所积累的对生活的观察太贫乏、太狭窄了。 那时候我的书本知识多于生活，而不是生活多于书本知识，我必须用生活最大限度地充实自己。 我在明白了这一点之后，便完全放下了写作（达十年之久），像高尔基所说的那样，“到人间去”，开始在俄罗斯各地流浪，经常更换职业，同各色各样的人交往。 但这并不是人为地创造的生活。我并不是一个职业观察者或者资料的搜集者。 不，不是的！我只是生活罢了，压根儿没想到要为未来的书记录点什么下来，或者记住点什么。 我生活、工作、恋爱、痛苦、憧憬、幻想，只知道一点——到我成年的时候，或者甚至到我年老的时候，迟早我是要开始写作的，但是我之开始写作，绝不是因为我以此为任务，而是因为我的整个身心要求我去做这件事。还因为对我来说，文学是世界上最壮丽的现象。 [1]依纳爵·罗耀拉（约1491—1556），西班牙贵族，天主教耶稣会创始人。 [2]伊格纳特这个俄国人名字与依纳爵这个西班牙名字的俄文译音近似。 [3]据犹太教教规，凡已婚妇女都必须戴假发，不得露出真发。 [4]一种劣质烟草。 [5]系东正教高级主教的职称，均为城市教会的主教，其教职等级仅次于东正教最高首脑牧首。 [6]犹太教负责执行教规、律法并主持宗教仪式者的称谓。 [7]系犹太人的公共祈祷场所。 [8]俄旧俗，把柏油涂在人家门上是表示这家女子有不轨行为，以示侮辱。 [9]1俄里等于1.06千米。 [book_title]闪电 构思是怎么诞生的？ 构思的诞生和发展各个不一，几乎没有雷同的。因此要回答“构思是怎么诞生的”这个问题，显然不应去寻找笼而统之的答案，而要结合一篇篇具体的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或者中篇小说来谈。 至于问到需要具备一些什么，构思方能出现，或者用比较枯燥的话来讲，构思的产生必须以什么为先决条件，这倒是比较容易回答的。构思的出现始终是由作家的内心状态孕育出来的。 要解释构思的产生，看来，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借重比喻。一些极其复杂的事情，若用比喻来加以解释，往往能收拨云见天的效果。 有一次，人们问天文学家金斯[1]我们的地球有多大年纪了。 “你们想象一下，”金斯回答说，“有一座巍峨的大山，比方说吧，高加索的厄尔布鲁士山。你们再设想一下，有一只小麻雀在山顶上无忧无虑地跳来跳去，啄着这座山。这只麻雀把厄尔布鲁士山啄光需要多长时间，地球就已存在多长时间了。” 至于有助于领会构思是怎样产生的比喻，就远要简单得多了。 构思好比闪电。电日日夜夜在地面的上空积累，一旦空气中的电达到了饱和状态，一朵朵洁白的积云就会变成阴森的积雨云，于是从积雨云的稠密的带电的水汽中，便会爆发第一道火花——闪电。 几乎紧接在闪电之后，一场暴雨便会倾泻而下。 构思就如闪电，产生于人的满含思想、感情和记忆的印痕的意识之中。所有这一切是逐步地、慢慢地积累的，等到电位差增大到一定程度时，就必然导致放电现象。这时，意识这个被整个儿压缩的、还多少有点混乱的世界，便会诞生闪电，也就是说诞生构思。 构思之得以产生同闪电之得以产生一样，往往只需要一个极为轻微的推动力。 谁知道这种推动力是什么呢，可能是一次偶然的相逢，可能是印在心中的一句话，可能是一场梦，可能是远方的呼声，也可能是水滴映射出来的阳光或者是轮船的汽笛声。 存在于我们周围世界和我们自己身上的一切，都可能成为这种推动力。 列夫·托尔斯泰看见了一株断掉的牛蒡，便爆发了闪电：产生了描绘哈吉·穆拉特[2]的那部令人惊叹的中篇小说的构思。 然而，托尔斯泰要是从未去过高加索，不知道也没有听说过哈吉·穆拉特的事迹，那么牛蒡就无从触发他这个构思。唯其因为托尔斯泰心里对这个题材已有所酝酿，所以牛蒡才引起了他必要的联想。 如果说闪电好比是构思的话，那么豪雨就是构思的体现。体现为形象与语言的和谐的洪流。体现为书。 但是跟明亮炫目的闪电不同，构思最初往往是模糊不清的。 “当时，这部自由的小说的远景，我虽然透过魔法的水晶，却仍然没有看得分明。”[3] 构思只可能逐步成熟，逐步吸引作家的才智和心灵，逐步趋于周密、趋于复杂化。但是所谓“构思酝酿”的过程却全然不像某些幼稚的人所想象的那种样子。这绝不表现为作家抱住脑袋坐在那里向壁虚构，或者独自一人像个狂人似的口中念念有词地踱来踱去。 不，绝不是这样的！构思的形成和充实是个不间断的过程，每日每时，随时随地，在一切偶然事件中，在劳动中，在我们“转瞬即逝的生命”的喜怒哀乐中，不停顿地进行着。 要想使构思成熟，作家决不可脱离生活，一味地去“苦思冥想”。相反，只有始终不渝地接触现实，构思才得以绽出鲜花，灌满土地的浆汁。 总的说来，对于作家的工作存在有许多偏见和成见。其中有些庸俗得令人哭笑不得。 被庸俗化得最厉害的莫过于灵感了。 那些一知半解的人几乎总是把灵感曲解为诗人怀着莫名的狂喜，鼓出双眼，仰望天空，要不然就是咬鹅翎笔。 有部叫《诗人与沙皇》的影片，不消说，许多人还记得。在这部片子里，普希金坐在那里先是梦幻般地举目望一阵天空，随后痉挛地抓起笔来挥臂疾书，写了一阵又停下来，仰望苍天，咬鹅翎笔，然后又急急忙忙地奋笔疾书。 我们已看到过不知多少描绘普希金的文艺作品，把他糟蹋得像个亢奋的躁狂者！ 在一次美术展览会上，展出了一座普希金的塑像，普希金又瘦又小，头发拳曲得像电烫过的，目光“充满灵感”。就在这座塑像前，我听到了一段有趣的对话。有个小姑娘皱着眉头，对这位普希金端详了半天后，问母亲道： “妈妈，他在那里幻想还是怎么的？” “是的，女儿，普希金伯伯在幻想。”母亲温柔地回答说。 普希金伯伯在不着边际地“幻想”！然而正是这位普希金曾这样谈到自己：“我将长久地被人民喜爱，因为我的诗歌激起善良的感情，我在这冷酷的时代歌颂自由，并且为倒下的人[4]呼吁宽容。”[5] 而假如“神圣的”灵感“忽然降临”（必定是“神圣的”，而且必定是“忽然降临”）到作曲家身上，那么他就会抬起双眸，从容不迫地为此刻无疑正在他心中迸涌而出的如天籁般美妙的乐声打着拍子，那副样子跟莫斯科那座矫揉造作的柴可夫斯基纪念碑毫无二致。 不，灵感绝非如此！灵感乃是人的一种严谨的工作状态。精神的昂扬、焕发，绝非做戏时那种装腔作势、故作亢奋的动作。已成为老生常谈的“创作的甘苦”也是这样。 普希金曾对灵感作过言简而意赅的阐述。他说：“灵感是能活跃地接纳印象，因此也就能敏捷地理解概念的一种情绪。而这种敏捷的理解力是有助于解释概念的。”他补充说：“批评家们把灵感与亢奋混同了起来。”[6]就像读者有时会把真实和貌似真实混同起来一样。 这还是小而言之。尤有甚者是某些画家和雕塑家把灵感同“癫狂状态”混为一谈。这实在是对作家艰苦劳动的无知和不敬。 柴可夫斯基曾经断言，灵感是人像犍牛一样竭尽全力地工作时的一种状态，而绝不是搔首弄姿地挥舞手臂。 请原谅我离开本题谈了上面这些话，但是我上面所谈的绝非小小不言的事。因为世上还有鄙俗的人。 每个人一生中至少都出现过几次充满灵感的状态，亦即精神昂扬、生气勃勃、敏锐地感受现实，思想活跃并意识到自己的创造力的状态。 是的，灵感乃是一种严谨的工作状态，但是它有其自己的诗的色彩，我认为不妨说，有其自己的诗的潜台词。 灵感来到我们身上时，就像夏日明媚的清晨，静夜的雾霭刚刚被它驱散，湿润丛浓的绿叶上披满晶莹的露珠，它，这清晨，小心翼翼地把有益于健康的凉气拂到我们的脸上。 灵感犹如初恋，这时心由于预感到即将有奇妙的约会，即将见到美丽得难以形容的明眸和微笑，即将作欲言又止的交谈而怦怦跳动。 这时我们的内心世界犹如一件调好了弦的神奇的乐器，能够敏锐而正确地响应生活中的一切声音，即使这声音是最隐秘、最细微的。 关于灵感，作家和诗人写下了许多真知灼见。“诗人敏锐的耳朵刚一接触到神的声音”[7]（普希金），“我那不安的心灵就归于宁静”[8]（莱蒙托夫），“声音正由远而近，于是我的心灵便听命于这哀愁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年轻”[9]（勃洛克），费特对于灵感曾作过中肯的形容： 只消推动一下，一条生气蓬勃的帆船 就可滑离被落潮熨平了的沙滩， 只消一个浪头，就能使它获得新生， 消受由繁花似锦的岸上送来的清风。 只消一个声音就能惊破一场忧伤的梦， 使你立即进入神秘而又亲切的意境， 使生活得到喘息，使隐痛化为喜悦， 使初逢的陌生人顷刻间变作了骨肉至亲…… 屠格涅夫把灵感称作“神的君临”[10]，称作人的思想和感情的豁然开朗。他曾心有余悸地谈起过他在把这种豁然开朗的思想和感情形诸文字时所经受的闻所未闻的痛苦。 托尔斯泰对灵感所作的定义看来是最简明的了。他说：“灵感就是突然显现出你所能做到的事。灵感的光芒越是强烈，就越是要细心地工作，去实现这一灵感。” 尽管我们对灵感所下的定义不尽相同，但是我们都知道灵感是有助于成功的，它不应当没有给人们结出任何果实就悄然逝去。 [1]金斯（1877—1946），英国天体物理学家、天文学家、数学家，在天体演化、宇宙起源等领域都有贡献。 [2]哈吉·穆拉特（18世纪90年代末—1852），高加索山民反对俄国统治者的解放斗争的参加者，是阿瓦尔汗国的执政者之一。曾大败俄军。1851年投诚俄军，次年悔悟，准备逃返深山，但为俄军杀害。 [3]引文出自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第8章第50节。 [4]“倒下的人”指十二月党人。 [5]引自普希金的诗作《纪念碑》。 [6]引自普希金的一篇札记。这篇札记所谈的是俄国诗人、批评家维·卡·丘赫里贝克尔（1797—1846）写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收在当时有很大影响的4卷本文选《记忆女神》中。普希金的原文中不是“批评家们”而是“批评家”，系指文章的作者丘赫里贝克尔。——原编者注 [7]引自普希金的诗作《诗人》。 [8]引自俄国作家和诗人米哈伊尔·尤里耶维奇·莱蒙托夫（1814—1841）的诗作《当金黄的田地泛起波浪的时候……》一诗。 [9]引自俄国诗人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勃洛克（1880—1920）所作的一首无题诗。该诗收于组诗《祖国》之中。 [10]引文出自尼·奥斯特洛夫斯卡娅所著《忆屠格涅夫》。 [book_title]作品人物的反叛 在旧时代，人们搬家时，往往雇用当地监狱里的犯人搬运家具什物。 我们这些孩子总是怀着强烈的好奇心和怜悯心等犯人来。 犯人由蓄着小胡子、腰里别着“斗犬”牌大左轮枪的狱吏们押送。我们一个个睁大眼睛，望着这些穿灰色囚衣、戴灰色圆形囚帽的人。我们在端详着这些把哐啷哐啷响的、做工精致的脚镣用带子系牢在腰间的囚犯时，不知为什么，总是肃然起敬。 所有这一切都带有一种浓厚的神秘色彩。但最使我们感到奇怪的是几乎所有的囚犯看上去都是些满面倦容的普普通通的人，怎么也不相信他们会是凶手和歹徒。恰恰相反，他们无不彬彬有礼，而且说彬彬有礼还不够，简直可以说是温文尔雅，他们最怕的是在搬动笨重的家具时碰着了什么人或者碰坏了什么东西。 我们这些孩子跟大人串通好，想出了一条妙策。妈妈把狱吏们请到厨房里去喝茶，一等妈妈把他们引开，我们就赶紧把面包、灌肠、白糖、烟叶，有时还有钱，塞到犯人们的衣兜里。这些东西都是父母给我们的。 我们认为这是在干一桩冒险的事情，因此当犯人们一边朝厨房那边眨眨眼睛，一边悄声向我们道谢，把我们的那些小礼品转藏到贴身的暗袋里去时，我们无不欣喜若狂。 有时犯人们还偷偷地把信交给我们转寄。我们贴上邮票后，就成群结队地跑去把信丢进邮筒，在丢进去之前，我们环顾四周，看看附近有没有警官或者警士。好像他们能一眼看透我们投寄的是什么样的信似的。 我至今还记得在犯人当中有个络腮胡子已经花白了的人。大伙儿都管他叫领班。 搬运的事由他指挥。有些家具什物，特别是大橱和钢琴，常常会卡在门里，进退不得。有时尽管犯人们想尽了方法，使尽了力气，这类家具就是不肯进入给它们指定的新位置。家具公然进行反抗。有一回，有口大立柜怎么也不肯俯首听命，于是这位领班说道： “把它放在它乐意待的地方吧。你们干吗折腾它！我搬家具搬了五年了，了解家具的脾气。既然它不愿给放在这儿，你怎么治它，它也不会依你的，它宁愿给砸烂，也不会依你。” 我之所以追述老囚犯所说的这段格言，是因为我由此联想到了写作提纲和文学作品中人物的行为举止。家具什物和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在行为举止上有某种相同之处。作品中的人物常常不肯依从作者，跟他作对，而且几乎总是能把作者制服。关于这点，我将在下文中另谈。 不消说的，差不多每个作家在写一部作品前都要先拟一个提纲。有的拟得详尽而又准确，有的则仅仅拟一个大概。还有的作家一个提纲中不过写几个字，而且字与字之间看上去似乎没有任何联系。 也有的作家信笔写来，皆成文章。只有具备这种才能的作家才无须事先写提纲。在俄国作家中，深具这种才能的作家是普希金，而在我们当代小说家中则要推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 依我看，天才的作家即使不拟任何提纲也能着手写作。天才的内心世界是那样的丰富充实，任何一个题材、任何一个思想、任何一桩偶然事件或者任何一样东西，都可激发他滔滔不绝的联想的洪流。 青春年少的契诃夫曾对柯罗连科[1]说： “瞧，咱们桌上有只烟灰缸。要不要我立刻给您写出一篇关于这只烟灰缸的短篇小说。” 只要他动手写，当然一定能写出来的。 我们不妨这样设想，有个人在街上捡到一张揉皱的卢布，他便从这张卢布开始他的长篇小说，开始得轻松、随便，好像闹着玩似的。但很快这部小说就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充满了人物、事件、光和色，在想象力的推动下，开始流畅地、平稳地迸涌而出。这时小说要求作者作出越来越多的牺牲，把他所珍藏的形象和语言毫无保留地献给它。 于是这部从一桩偶然事件开始的小说，便产生了思想，产生了人物复杂的命运。作者已无法克制自己激动的心情。他会像狄更斯那样对着自己的手稿哭泣，会像福楼拜那样痛苦得连连呻吟，或者像果戈理那样放声大笑。 这就像在深山老林中，一个微不足道的声音，猎枪的一声枪响，就能震得一溜亮晶晶的积雪开始顺着陡坡往下滚落。转眼间，这一溜雪变成了一条宽阔的雪流，奔腾而下，又过了几分钟，雪崩爆发了，雪朝着山谷猛烈地冲下去，惊天动地的巨响震撼了山坳，空气中充满了闪着金星的雪尘。 同样，才华洋溢而又具有即兴写作才能的人，也是轻易就可进入创作状态的。关于这一点，有许多作家都曾谈起过。 难怪十分熟悉普希金写作情况的巴拉丁斯基，要这样形容普希金了： 年轻的普希金，这个了不起的轻浮的人， 随便涂上几笔，就写出了有血有肉的生命……[2] 我要说，有些写作提纲乍看上去，似乎是文字的堆砌。 这就举个小小的例子。我有一篇短篇小说，名字叫《雪》。在让这篇小说出世前，我写了满满一页提纲，由这个提纲诞生了这篇小说。那么提纲中都写了些什么呢？ 一本失传了的关于北方的书。北国的基调——箔。河上的水汽。女人们在冰窟窿里洗濯衣服。烟。亚历山德拉·伊凡诺芙娜的门铃旁写着：“我挂在门边，使劲点儿拉吧！”“门铃是瓦尔代[3]的礼品，在拱门下发出凄凉的声音。”这种门铃叫作“瓦尔代的礼品”。战争。塔尼娅。她在哪里，流落到了哪个荒凉的小镇上？孤身一人。月亮被云堆遮没，昏暗无光，——月亮在极远极远的地方。生活被压缩在一个小小的光圈里。那是灯光。整整一夜，墙壁中有什么东西在呼呼地响。树枝挠着玻璃窗。我们在严冬的静夜绝少到户外去。应当考验考验这一点……孤独和等待。一只愤世嫉俗的老猫。什么也无法博得它的欢心。好像一切尽收眼底——连钢琴上那几支螺纹状的蜡烛（橄榄色的）也都看到了，但目前除这几支蜡烛外一无他物。她曾寻找一个有三角钢琴的公寓（是位女歌唱家）。疏散。倾诉自己是怎样苦苦地等待的。别人的家。老式房子，自有其舒适之处，几盆橡皮树，斯塔姆鲍利牌或者是麦萨克苏迪牌的老牌烟丝。曾经有个老人住在这里，他死了。胡桃木的写字台，绿呢台面上有好几摊黄色的斑点。小姑娘。灰姑娘。保姆。暂时还没有其他人。俗话说千里姻缘一线牵。只能写一篇描写等待的短篇小说。等待什么？等待谁？她自己也不知道。这使人心碎肠断。人们在千百条道路的十字路口偶然相逢，却并不知道他们以往的全部生活正是为这次相逢作准备。概率论。这也适用于人心。对于愚蠢的人来说，一切都是简单的。国家沉没在雪里。一个人的必然出现。有个什么人不停地给一个已死去的人寄信。这些信已在写字台上积起了一大摞。这些信是解开谜底的线索。这都是些什么信？信里都写了些什么？海员。儿子。对他将要来到而感到的恐惧。等待。她心地的善良是没有涯际的。信变成了现实。又是螺纹状的蜡烛。是另一种性质的。乐谱。一条绣有橡树叶的毛巾。三角钢琴。桦树木柴的烟。一个调校乐器的人——所有捷克人都是出色的乐师。头巾一直包到眼睛上边。一切都清楚了！ 勉勉强强可以把这称作这篇小说的提纲。没有看过这篇小说的人，读完这个提纲后就会清楚，虽然提纲拟订得并不清晰，节奏也相当缓慢，然而它对主题和情节的探索却是执着的。 而那些经过周密思考、反复修订得无懈可击的写作提纲的遭遇又如何呢？说真的，它们大多夭折了。 一旦作家开始动笔，作品中出现了人物，一旦这些人物按照作家的意志获得了生命，他们就会开始对提纲提出异议，与提纲作起对来。作品开始按其本身的内在逻辑展开，而给予这种逻辑以推动力的，不用说，是作家本人。作品中的人物是按他们各自的性格行动的，虽然这些性格的创造者是作家。 如果作家硬要作品中的人物不按内在逻辑行动，如果作家迫使他们回到提纲的框框中去，那么他们就会开始失去生气，变成公式化、概念化的东西，变成机器人。 列夫·托尔斯泰曾经极为简单明了地谈过这个看法。 有个人曾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4]去见托尔斯泰，责怪他对待安娜·卡列尼娜过于狠心，竟让她卧轨自杀。 托尔斯泰微微地笑了笑，回答说： “您这个意见使我想起了普希金的一件事。有一回，他对一个朋友说：‘你瞧，塔吉雅娜[5]跟我开了一个什么样的玩笑。她竟嫁人了。我怎么也没有料到她会做出这种事。’关于安娜·卡列尼娜，我也可以说同样的话。总的说来，我的男主人公们和女主人公们有时爱跟我开一些我所不喜欢的玩笑！他们做现实生活中所应该做的事，惯常做的事，而不是我想要他们做的事。”[6] 所有的作家都深知作品人物的这种桀骜不驯的脾性。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曾经说：“每当我思如泉涌地写作的时候，我不知道我的主人公们在五分钟之后将要说些什么。我怀着一种诧异的心情亦步亦趋地跟着他们走。” 有时，次要人物竟会排开众人，擅自当起主要人物来，从而改变了作品的整个进程，使之跟着他跑。 一部作品只有当作家动手去写它的时候，才开始真正地、有力地活在作家的意识之中。所以此前的提纲被冲破或者推翻，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更没有什么可伤心的。 相反，这倒是很自然的事，恰恰证明了真实的生活突破了、充实了作家的意图，以其充满生气的咄咄逼人的攻势，扩展了、砸烂了最初的写作提纲。 但这么说绝非贬低提纲，因为作家的作用远非仅仅表现为依样画葫芦地记录下生活所提示的一切。因为作品中形象的生命是受作者的意识、记忆、想象、经验制约的，是受他整个内心系统制约的。 [1]弗拉基米尔·加拉克季昂诺维奇·柯罗连科（1853—1921），俄国作家。 [2]引自俄国诗人叶夫根尼·阿勃拉莫维奇·巴拉丁斯基（1800—1844）的诗作《伊·费·波格丹诺维奇》。伊波利特·费奥多罗维奇·波格丹诺维奇（1744—1803）亦系俄国诗人。 [3]俄罗斯地名，以产家用器具著称。 [4]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是托尔斯泰的庄园，自1874年起，他断断续续地在那儿居住了很久。 [5]塔吉雅娜是普希金的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女主人公。 [6]引文出自俄国革命家、社会民主党人尼·鲁萨诺夫的《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之行》。收在尼·阿波斯托洛夫编的《永生的托尔斯泰》一书中。——原编者注 [book_title]一部中篇小说的由来 “火星” 我想试试回忆一下我的中篇小说《卡拉-布加兹海湾》[1]构思的缘起。回忆一下怎么会发生这一切的。 我幼时住在基辅的那些年里，每天晚上都有个戴着一顶积满尘垢的帽子，宽大的帽檐向下耷拉着的老头儿，他扛着一架油漆已经斑驳了的天文望远镜，爬到第聂伯河畔一座名叫弗拉基米尔的山冈上，然后用很长的时间将望远镜安装到三根弯曲的铁支架上。 人们管这老头儿叫“占星家”，认为他是个意大利人，因为他总是故意讲半吊子的俄语，装出一副外国人的腔调。 那老头儿把天文望远镜安装好后，就像背书似的用单调的声音喊道： “亲爱的先生们、女士们！晚上好！[2]诸位只消花五个戈比就可以从地球上飞到远远的月亮和各个星球上去观光。我特别推荐诸位瞧瞧那颗不吉利的行星——火星，它的颜色就像人血。谁出世那天要是犯了火星的星象，谁就会倒霉，打起仗来，准会吃火枪手的子弹，送掉性命。” 有一回，我跟父亲到弗拉基米尔山冈上去，从天文望远镜里看火星。 我看到了一片漆黑的深渊和一个红不棱登的球，这球没有任何支座托住，大无畏地凌空悬在这片深渊之中。就在我望着这个球的时候，它开始朝天文望远镜的边上游去，躲到望远镜的铜框后面去了。占星家稍微移动了一下天文望远镜，使火星又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可随即它又往铜框那边游去。 “怎么样？”父亲问，“你看到什么了吗？” “看到了，”我回答说，“连运河我都看到了。” 我当时已听说火星上住有人，叫作火星人，也听说他们不知为了什么原因，在自己的星球上开掘了好多巨大的运河。 “不见得吧！”父亲说，“别瞎编啦！你什么运河都没看到。世界上只有一位天文学家——意大利人斯基帕雷利[3]看到过这些运河，而且还是用大型天文望远镜才观测到的。” 按说，斯基帕雷利是占星学家的同胞，后者听到这个名字后应当有所反应，可他竟木然置之。 “我还看到一颗什么行星，就在火星的左边，”我没有把握地说，“不过，不知为什么，它在天上到处乱跑。” “嗨，这哪是什么行星！”占星学家好心地扬声说道，“准是有只虫子飞进了你的眼睛。” 他一把捏住我的下巴，麻利地打我眼睛里揩去了一粒灰尘。 火星的景象使我毛骨悚然，周身发冷。所以我一离开天文望远镜就如释重负，顿觉灯光昏暗的基辅的大街小巷、南来北往的出租马车的辚辚声、凋谢了的栗花掺杂着尘土味的气息，是那么舒适和安全。 是的，那时我丝毫也不想飞离地球，到月亮或者火星上去！ “为什么它跟砖头一样是红颜色的？”我问父亲。 父亲告诉我说，火星是颗正在死亡的行星，先前也像我们地球一样美丽，有浩瀚的海洋，有绵亘的山岭，有繁茂的草木，但是渐渐地，海和河干涸了，草木枯死了，山岭风蚀殆尽，于是火星变成了一片无边无际的沙漠。想必火星上原先的山脉都是红岩，所以火星上的沙粒也就是红色的了。 “这么说，火星是个由沙粒构成的星球了？”我问。 “是的，看来是这样，”父亲同意说，“火星上所发生的事，我们地球上也可能发生。地球也会变成沙漠的。不过这将在亿万年之后。所以你不用害怕。再说，在那一天以前，人总会想出个什么办法来，制止这场灾祸的。” 我回答说，我一点儿也不害怕。其实我心里害怕得要死，为我们的地球忧心忡忡。何况回到家里，又听我哥哥说，即使现在，沙漠也已经快占到地球总面积的一半了。 自从那天起，我心里就种下了对沙漠的根深蒂固的恐惧，虽然其时我还从未见到过沙漠。尽管此后我在《环球》[4]杂志上曾读到过好几篇描绘撒哈拉沙漠，西蒙风[5]和被称作“沙漠之舟”的骆驼的动人的文章，但是并未被它们吸引。 不久之后，我就获得机会头一次体验到了什么叫沙漠。这益发加深了我对沙漠的恐惧。 有一年，我们全家到乡下我祖父马克西姆·格里戈里耶维奇家去度夏。 那年夏天雨水充沛，天气不冷也不热。野草十分茂盛。篱栅外的荨麻长到足有一人高。田里的庄稼在灌浆抽穗。打菜园子里飘来一阵阵多汁的莳萝的芳香。一切都预示着丰收在望。 但是有一天，我正跟祖父坐在河岸边钓鮈鱼，他蓦地站了起来，手搭凉棚，朝着河对岸的大田望了好久，然后沮丧地啐了口唾沫，说道： “刽子手，恶魔，刮过来了！把这该死的玩意儿彻底消灭掉才好！” 我也朝祖父看的方向望去，除了见到一长道像浑浊的波浪似的东西外，什么也没看到。这道波浪迅速地朝我们涌来。我以为要下大雷雨了，可是祖父却对我说： “那是干热风！是该死的地狱之火！打布哈拉那边的沙漠里刮来的。会把一切统统烧毁。科斯契克[6]，大灾临头了。别说吃的，连呼吸的空气都要没有了。” 那道不祥的波浪贴着地面径直朝我们冲来。祖父一面匆忙收起他那根长长的榛木鱼竿，一面对我说： “快跑回家去，要不尘土会把你的眼睛糊住。我随后就来。你先跑！” 我朝农舍跑去，可是干热风在半道上撵上了我。旋风卷着漫天的沙土，呼呼地刮着，羽毛和刨花都扬到了半空中。顿时天昏地暗。太阳转眼之间就变得毛烘烘的，成了个血红色的球，活像火星。爆竹柳东倒西歪，发出嘘嘘的哨声。打背后扑来的热气是那样的烫人，就好像我衬衣的后背着了火似的。我嘴里满是沙土，一咬牙就发出喀嚓喀嚓的声音，眼睛也被沙土糊住了。 我的姑妈费奥多西娅·马克西莫芙娜站在农舍的门槛上，手里捧着用绣花手巾包着的圣像。 “主啊，拯救我们，饶恕我们吧！”她惊恐万状地喃喃念道，“圣洁的圣母啊，别让热风吹到我们家来吧！” 热风打着旋，朝祖父的农舍猛扑过来。油灰粘得不怎么牢的窗玻璃哐啷哐啷地乱响。屋顶上的苫草被揭下了一层。一群麻雀像一梭黑色的子弹，打苫草下边轰的一声飞了出来。 当时父亲没有和我们在一起，他留在基辅。妈妈吓得模样儿都变了。 我记得，那时最叫人受不了的是温度急剧升高。我以为再过一两个小时，屋顶上的苫草就会烘烘地着起来，然后我们的头发和衣服也会着火。我不由得失声大哭。 傍晚，密密层层的爆竹柳的叶子就全都蔫了，往下耷拉着，活像一条条灰不溜丢的破布条。家家户户的篱栅边上，被风吹拢来的尘土黑得好似蚊蚋，一堆堆地堆了起来。 天亮时，树叶全发黄了，发焦了。吹落下来的树叶，只消用手指一捏，就碎成齑粉。风势越来越大，开始把变得面目丑陋的枯萎的树叶纷纷从树上扫落下来，有好多树已片叶不存，变得光秃秃的，黑乎乎的，就跟深秋时那样。 祖父上田头去看了看，回来时嗒然若丧，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他怎么也解不开麻布衬衫领口上的那个结，他的手在瑟瑟发抖。他说道： “要是今儿晚上风再不停下来，所有的庄稼就会统统被烧死。果园也要完蛋，菜园也要完蛋。” 风并没有停下来。一连刮了两个星期，才略有减弱，但随即又更加猛烈地刮了起来。眼睁睁地看着沃野变成了灰蒙蒙的焦土。 家家户户的妇女都号啕大哭。庄稼汉们沮丧地坐在屋外沿墙的土凳上，一边避开风，一边用棍子刨着泥地，偶尔说道： “哪是泥地，简直是石头！真是叫催命鬼一把揪住了袍子，连躲都没地方躲。” 父亲打基辅来了，把我们接回城里。我刨根究底地问他干热风的事，他不耐烦地回答我说： “颗粒无收了。沙漠正在向乌克兰推进。” “那么有什么办法可想吗？”我问。 “无法可想。你又砌不了一道两千俄里长的高墙。” “为什么砌不了？”我问，“中国人不就砌了万里长城吗？” “那是人家中国人，”父亲回答说，“中国人是伟大的能工巧匠，再说这都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随着岁月的迁流，童年时代的印象似乎渐渐淡薄。但是当然，这些印象继续活在我的记忆深处，而且偶尔还会浮到面上来。特别是遇到旱灾的时候，这些印象总会唤起我莫名的不安。 我在青年时代曾爱上了俄罗斯中部。我之所以爱它，很可能是因为那里的自然界生气蓬勃，有众多清澈凉爽的河川溪流，有郁郁苍苍的树林和绵绵的细雨。 因此每当干旱侵蚀到俄罗斯中部，热浪似决口一般涌入这个地区的时候，我的不安就被对沙漠的无可奈何的愤怒所替代了。 [book_title]利夫内的雷雨 许多年后，沙漠又一次向我提醒它的存在。 一九三一年，我去奥廖尔州的利夫内市度夏。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早已完稿，只消再作些润饰，就可付印，因此我急于找一个没有任何熟人的小城市住下来，免得有什么人什么事妨碍我专心致志写作。 我过去从未去过利夫内。我喜欢这座小城的洁净，喜欢小城中不计其数的盛开的向日葵和用整块石板铺成的街道以及那条在坚厚的黄色的泥盆系[7]石灰岩上深切出河谷来的河流。这条河叫湍急的松树河。 我在城郊一幢破旧的木屋里租了个房间。木屋筑在临河的悬崖上，屋后有一大片果园，但是已经荒芜，半个园子长满了河边的那种杂草和灌木丛。 房东是个上了年纪的胆小怕事的人，在车站报亭里卖报，他妻子是个阴郁干瘦的女人。他们有两个女儿，大的叫安菲莎，小的叫波琳娜。 波琳娜是个体格孱弱、皮肤白净的姑娘。她跟我说话时，由于害羞，总是把那条金黄色的发辫解开了又编上，编上了又解开。那年她十七岁。 安菲莎当时十九岁，体态绰约，面色苍白，嗓音低沉，两只灰眼睛流露出一股森然之气。她天天穿一身黑衣服，活像个修女。她几乎从不做家务，终日躺在果园枯萎了的草地上看书。 在房东的阁楼上，堆放着许多被老鼠咬坏了的书，其中绝大部分是索伊金[8]版的外国古典作家的文集。我也从阁楼上把这些书拿下来看。 有好几次，我从上面的果园里看到安菲莎在下面湍急的松树河岸边。她坐在悬崖下一丛山楂树旁边，身旁坐着一个瘦弱的半大孩子，约摸十六岁，样子文静，头发呈浅色，两只大眼睛神情专注。 安菲莎偷偷地把东西拿到岸边来给那男孩吃。安菲莎总是含情脉脉地看着他吃，有时还伸过手去抚摩他的头发。 有一回，我看到她突然用手捂住脸痛哭起来，哭得连身子都抖了。男孩停止了吃，惊恐地望着她。我悄悄地走开了，久久地克制自己不去想安菲莎和那个半大孩子。 可原先我还天真地以为在幽静的利夫内，谁也不会来把我从我小说所描绘的人物和事件的圈子里拖开去！但现实生活立刻粉碎了我天真的想法。在我还没有了解安菲莎的事以前，不消说，根本就谈不到专心致志地静心工作。 还在我看到她同那个男孩子在一起之前，我每日望着她那神情凄楚的眼睛，就料到她生活中必有什么隐痛。 果然不出我所料。 几天后的一个夜里，我被隆隆的雷声惊醒了。利夫内三天两头下雷雨。市民们解释说，这是因为利夫内市建造在铁矿床上边，矿床把雷雨“吸过来了”。 窗外，夜正在忙得不亦乐乎，一会儿用迅捷的白光掀开天幕，一会儿又把天幕阖上，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隔壁传来好几个人激动的声音。后来我听到安菲莎愤怒地喊道： “这是谁想出来的？哪条法律上写着我不可以爱他？你们把这条法律拿给我看嘛！既然你们把我生了出来，就不该逼我去死。他的身子一天比一天瘦弱，就像支小蜡烛，眼看就要烧光了。就像支小蜡烛！”她叫喊着，激动得连气都喘不过来了。 “孩子他妈，你少说几句！”房东没有把握地喝住妻子，“让这傻瓜爱怎么过日子就怎么过去吧。反正你再开导她，她也不会听你的。至于钱，安菲莎，我连一个子儿也不会给你。” “我才不稀罕你们的臭钱！”安菲莎吼道，“我自个儿会挣，我把他带到克里米亚去。兴许他在那边还能多活一年半载。我反正铁了心，跟你们一刀两断。你们丢丑丢定了。记住这一点吧！” 我正在纳闷出什么事了，忽然听到房门外边的走廊里还有个人在抽抽搭搭地哭泣和擤鼻涕。 我打开房门，正好亮起一道没有雷声伴随的闪电。借着闪电的光，我看到原来是波琳娜把额头贴着墙壁站在那里，身上裹着一条长披巾。 我轻轻唤了她一声。这时空中猛地炸开一个霹雳，使人觉得这声巨响把小屋齐屋顶打进了地里。波琳娜吓得一把抓住了我的手。 “天呀！”她嗫嚅地说，“这会闹出什么乱子来？偏偏又下这么大的雷雨！” 她悄声告诉我说，安菲莎死心塌地爱上了科利亚。科利亚是寡妇卡尔波芙娜的儿子。卡尔波芙娜是挨家挨户给人洗衣服的。她是个不声不响的温和的女人。科利亚有病，患有肺结核。安菲莎的脾气很坏，是个火性子，谁都拿她没办法。要是硬不依她，她会寻短见的。 隔壁屋里的说话声突然停止了。波琳娜也跑回自己房间里去了。我躺了下来，竖起耳朵听着，有好长时间怎么也睡不着。房东家的人一点声音也没有。我迷迷糊糊地打起盹来。我迷迷糊糊听到了懒洋洋的雷声和狺狺的犬吠声。后来我终于睡着了。 可我大概只睡了一小会儿。一阵猛烈的敲门声把我从梦中惊醒。是房东在敲我的房门。 “我们家出事啦，”房东隔着房门颓丧地说道，“我打扰您，请不要见怪。” “出什么事了？” “安菲莎跑掉了。什么东西也没带，空身走的。我这就要上小镇上卡尔波芙娜家去看看。安菲莎十有八九跑到她家去了。我只好来麻烦您。请照顾一下我家里的人。我妻子晕过去了。” 我赶紧穿好衣服，去给女主人服用了缬草酊。波琳娜喊了我一声，我跟她一起走到门廊里。我解释不清我是凭什么作出判断的，反正我断定要发生很不幸的事情。 “咱们上河边去看看。”波琳娜小声说道。 “你们家有手电筒吗？” “有。” “快拿来。” 波琳娜拿来了一只灯光暗淡的手电筒，于是我们一步步踩着滑不唧溜的悬崖，朝河边走去。 我当时料定安菲莎准在这儿附近。 “安菲莎——！” 波琳娜突然绝望地喊叫起来，这叫声不知为什么使我心惊肉跳。“她再喊也白搭！”我心里思忖，“白搭！” 河对岸不时亮起闪电，但已经失去刚才的威势，显得平和多了。雷声已远远离去，勉强才能听见。悬崖上的灌木丛中，雨珠在滴滴答答地滴落。 我们沿着河边往下游走去，手电筒只剩下了一点点亮光。后来在我们当头的空中，闪过一道姗姗来迟的闪电，借它的光，我看到前面岸边有一摊白乎乎的东西。 我走到这摊白乎乎的东西跟前，伛下身去一看，原来是安菲莎的连衣裙和汗衫。她那双湿淋淋的鞋子也搁在那里。 波琳娜尖叫一声，拔脚就往家里跑。我跑到渡口，叫醒了摆渡的。我们坐上小木船，在两岸之间不停地划过来划过去，往下游行去，眼睛一眨也不眨地望着河里。 “黑灯瞎火的，哪找得着，再说雨又这么大！” 摆渡的说着，打了个哈欠，他的睡意还没有消失，“没浮起来，再怎么找也找不着的。这么说，死神连美人儿也不放过呀。真是铁石心肠，我的亲爱的。她把衣服都脱了，这样好死得快些。嗬，这个姑娘！” 次日早晨，在河坝附近找到了安菲莎。 她躺在棺材里，美丽得难以形容。湿漉漉、沉甸甸的辫子像是用赤金打成的，苍白的双唇上挂着一抹歉疚的微笑。 有个老婆子对我说： “你别看她，亲爱的。看不得的。这种美会叫人的心不知不觉碎掉。” 可我不能不看安菲莎。我平生第一次亲眼目睹了女性无限强烈的爱，这种爱是连死都不怕的。而在此之前，我只是在书本上看到过和听人谈起过这种爱情。不知为什么，我当时以为像这样的爱情大半落到了俄罗斯妇女的头上。 下葬那天有许多人来送葬。科利亚远远地跟在后面，他害怕安菲莎家里的人。我打算走到他身边去，可他一见到我撒腿就逃，转眼之间就拐进一条胡同，没有影儿了。 我心如刀割，再也无法写作，连一行都写不下去了。我只得由郊区搬到城里，确切点说，不是城里，而是搬到了车站，搬到了铁路上的医生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夏茨卡娅的那幢低矮的、光线不太充足的房子里去。 在安菲莎自尽前不久，我路过城里的公园。只见露天影剧场外边，有一大群小男孩坐在地上。他们显然在等着干一件什么事儿，唧唧喳喳的，活像一群麻雀。 就在这时，打影剧场里走出一个头发花白的人，把电影票分发给孩子们。孩子们你推我搡，骂骂咧咧地拥进了剧场。 那个花白头发的人，面相还年轻，看上去四十岁还不到。他和气地眯细眼睛，看了我一眼，举手朝我打了个招呼，就走了。 我决定向孩子们打听这个怪人是谁。我走进影剧场，花了一个半小时去看一部老片子《红小鬼》[9]，同时听着孩子们打呼哨、跺脚、欢叫、惊呼和喘气。 散场时，我同孩子们一起出来。我问他们，请他们看电影的那个怪人是谁。 我马上被一群你嚷我叫的孩子围住了，我好歹知道了个大概。 原来这个花白头发的人是铁路上的医生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夏茨卡娅的弟弟。他是个病人，“脑子坏了”。按月由苏维埃政府发给他一笔数目挺大的退休费。可为什么发给他就不晓得了。每月给他送退休费来的那天，他把车站地区所有的孩子都召集拢来，领他们去看电影。 孩子们一天不差地知道退休费送来的日子。这天打一大早起，他们便成群结队地来到夏茨基家外面，坐在车站的小花园里，装出完全是顺便来玩玩的样子。 这就是我从孩子们嘴里打听到的全部情况。当然，此外还有一些无关宏旨的详情细节。譬如亚姆斯卡亚镇的孩子们也想来揩夏茨基的油，可是车站地区的孩子给了他们以毁灭性的回击。 我那位房东太太自从安菲莎死后，就卧床不起，总是说心口疼。有一天，有位大夫来出诊，这位大夫就是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夏茨卡娅，我就这样跟她认识了。她戴着夹鼻眼镜，身材高大，是个坚强果断的妇人。尽管她已经上了年纪，可外表仍收拾得像个高等女校的学生。 我从她口中得知她的弟弟是位地质学家，患有精神病，政府的确发给他特定的退休费，因为他曾发表过在我国和欧洲都享有盛名的一系列学术著述。 “您不要再在这儿住下去了，”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用大夫特有的那种不容分说的口气对我说，“秋天快要到了，秋天一到，三天两头儿下雨，这儿的路会烂得没法走。再说这凄凄惨惨的环境，能写作吗！搬到我家去住吧。我家只有三口人：我的老母亲、我的弟弟和我，而我们在车站上的那套住房有五个房间。我弟弟对人很客气，不会妨碍您的。” 我同意了，搬到了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家去住。于是我得以结识了瓦西里·德米特里耶维奇·夏茨基——我未来的中篇小说《卡拉-布加兹海湾》的主人公之一。 这家人家的确很静，静得甚至有点儿死气沉沉。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成天不是在门诊所里，就是去出诊；她的老母亲终日坐在那里用纸牌占卜，而地质学家则很少出自己的房门。他打一大早起就看报，一版一版从头看到尾，然后就奋笔疾书，不知写些什么，几乎要写到深夜，一天能写满厚厚一本练习簿。 偶尔打荒凉的车站上传来一下汽笛声。那是这个车站唯一的一辆调车机车在鸣笛。 夏茨基起初一见到我就害臊，后来熟了，便跟我攀谈起来。从交谈中我得知了他病的特点。一早晨，夏茨基还没有疲倦的时候，是个完全健康的人，是个有趣的谈伴。他知识渊博。但只消稍微有一点儿疲倦，就开始胡言乱语。他的谵语是以一个躁狂性的想法为基础的，而这个想法又按照严密的逻辑生发开去。 夏茨基得病的经过，《卡拉-布加兹海湾》中作了描写。他在中亚细亚进行地质勘察期间，被白匪俘虏了。他们每天枪决人时，都把他同其他俘虏一起拉出去。但夏茨基命不该绝。当按照列队的次序，枪决每个逢五的人时，他正好逢三，枪决逢双的人时，他正好逢单。他虽然幸免于死，但是却发了疯。他的姐姐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克拉斯诺沃茨克找到了他，那时他住在一辆毁坏了的货车车厢里。 每天傍晚，夏茨基都要上利夫内邮局去寄一封挂号信给人民委员会。根据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的要求，邮政局长不把这些信发往莫斯科，而是退还给她，由她烧掉。 我很想知道夏茨基每天的报告中都写些什么。不久我就知道了。 有天晚上，我正躺在床上看书，他走进了我的房间。我的鞋子脱在床前，鞋尖朝外。 “永远也不要这样摆鞋子，”夏茨基气呼呼地说，“这样摆有危险。” “为什么？” “你马上就可以知道了。” 他走了出去，一分钟后，拿了张信纸来给我。 “给您看看！”他说，“看完后，敲敲墙通知我。我上您屋里来，要是您有看不懂的地方，我解释给您听。” 他走了。我开始看这封信。 呈人民委员会 我已不止一次警告人民委员会，一场将导致我国毁灭的严重危险正在日益逼近。 尽人皆知，在各层地层中均蕴藏有强大的物质能（诸如在煤、石油、页岩等等之中）。人已学会释放这种能和利用这种能。 但很少有人知道，在各层地层中压缩有这些地层所生成的那些年代的精神能。 利夫内市位于欧洲泥盆系石灰岩地层厚度最大的区域。在泥盆纪，地球上刚刚萌生朦胧的意识，这是一种残暴的意识，无丝毫人道的特征可言。其时在地球上居统治地位的是盾皮鱼类混沌的脑髓。 这种原始的精神能浓缩在无脊椎动物——菊石中。菊石的化石确实充满在泥盆系石灰岩层中。 每一条菊石——都是那个时期一个小小的脑髓，蕴藏着巨大而又凶恶的精神能。 幸而多少世纪以来，人始终未能掌握释放沉积岩层中的精神能的方法。我之所以说“幸而”，是因为这种精神能要是人一旦能够使其摆脱静止状态，那么它就会毁灭整个文明。人们在被它毒化后，就会蜕化为残暴的野兽，听凭卑鄙、盲目的本能的驱使。而这将意味着文明的毁灭。 然而，正如我已不止一次报告人民委员会的，如今法西斯分子已研究出释放泥盆纪精神能和复活菊石的方法。 因为我们利夫内地底下的泥盆系岩层最为厚实，所以法西斯分子准备在此地释放出这种能。一旦他们得逞，全人类的毁灭就再也无法防止。人类将先在精神上，继而在肉体上毁灭。 法西斯分子已经周密、详尽地制订出在利夫内地区释放泥盆纪精神能的计划。然而正如一切最复杂的计划一样，这个计划也同样是最容易挫败的。只要有一件微乎其微的小事没有预见到，整个计划就会失败。 因此，除了必须火速派重兵前来包围利夫内市之外，还应当严令阖城居民改变他们的习惯做法（因为法西斯分子所订计划的全部依据正是利夫内的生活习惯），而采取为法西斯分子所断断料想不到的做法。不妨举一例说明。利夫内的全体公民在就寝前，历来都把鞋子脱在床前，鞋尖朝外。今后应当改为把鞋尖朝里。也许恰恰就是这个细节是计划所没有预见到的，于是由于这件实际上无足轻重的小事，计划便将落空。 必须补充一点，由利夫内泥盆系岩层中自然渗出的（诚然，是极少量的）精神病毒，导致了这个城市的民风较之其他同样大小、同样类型的城市的民风要粗野得多。有三个城市位于泥盆系石灰岩地层之上。这三个城市是：克罗梅、利夫内和叶列茨。怪不得关于这三个城市有这么一句古已有之的谚语：“克罗梅是小偷的宫闱，利夫内使小偷如鱼得水，而叶列茨是小偷的老子。” 法西斯政府派驻利夫内的密使是该市的药剂师。 看完这封信后，我恍然大悟，夏茨基为什么要我把鞋子掉过头去，让鞋尖朝里了。同时我不由得感到害怕。我明白了，夏茨基家的宁静是很不稳固的。他随时都可能发作。 很快我就发现，他发作的次数并不算少。只是夏茨基的母亲和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善于在外人面前掩饰这一点罢了。 翌日晚上，当我们围坐在桌子旁喝茶，平静地谈论着顺势疗法的时候，夏茨基拿起牛奶壶，不动声色地把牛奶斟进茶炊的烟囱里。老母亲叫了起来。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严厉地瞪了夏茨基一眼，说道： “干吗胡闹？” 夏茨基歉疚地微笑着辩解说，正是把牛奶倒进茶炊这种野蛮的举动是法西斯分子在他们的计划中所绝对预见不到的，从而不消说，破坏了他们的计划，拯救了人类。 “回自己房间去！”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声色俱厉地说道，然后站起身来，怒气冲冲地把窗子打开，放掉屋里牛奶的焦煳味。 夏茨基垂下脑袋，乖乖地回到自己房间去了。 然而夏茨基在其“神志清楚”的时候却非常健谈。我由此知道了他过去绝大部分时间都在中亚细亚工作，是卡拉-布加兹海湾第一批勘察者之一。 他的足迹遍及海湾的东岸。这在当时来说，算得上是舍生忘死的壮举。他描绘了东岸的情况，标了地图，并在海湾附近寸草不生的山岭中发现了煤矿。 我从夏茨基嘴里第一次知道了里海有一个可怖的、谜一般的海湾叫作卡拉-布加兹海湾，知道了这个海湾的海水内芒硝储量之大是取之不尽的，还知道了沙漠是有可能被消灭的。 夏茨基对沙漠的憎恨达到了一个人所可能有的最大限度，恨得那样的强烈、那样的坚决。他把沙漠称之为干旱的瘟疫、疮痂、销蚀大地的癌、大自然莫名其妙的卑劣行为。 “沙漠所擅长的就是屠杀生灵，”他说道，“沙漠就是死亡。人类是应当懂得这一点的，当然，要是人类没有精神错乱的话。” 听一个疯子说出这样的话，不免感到奇怪。 “应当彻底征服沙漠，应当不停顿地、狠命地、毫不留情地打击它，不让它有片刻的喘息。要不知疲倦地打击它，直到把它置于死地。这样就可在它的尸体上栽培起风调雨顺的乐园。” 他唤醒了沉睡在我心中的对沙漠的憎恨——我童年时代那些经历的回声。 “要是人们把他们用于互相残杀的资金和人力，”夏茨基说，“分出一半来根治沙漠，那沙漠早就销声匿迹了。人们把人民的全部财富，把数以百万计的人的生命，都用到战争上去了。连科学和文化也用之于战争了。甚至连诗歌，人们都有能耐使之成为大规模屠杀的同谋者。” “瓦夏[10]！”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从她的房间里大声喊道，“你放心吧！不会再打仗了。永远也不会了。” “永远也不会——这是无稽之谈！”夏茨基出人意料地回嘴说，“不出今夜，菊石就要复活了。你们知道在哪儿复活吗？在亚当面粉厂附近。走，咱们出去散散步，侦察一下敌情。” 他开始说胡话了。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把他领回房间，给他服了“别赫捷列夫[11]片剂”，侍候他睡下。 至于我呢，急于想早日结束那部长篇小说，好开始写一本关于消灭沙漠的新书。就这样出现了《卡拉-布加兹海湾》的尚未清晰的构思。 我在深秋离开了利夫内。行前，我去向原来的房东告别。 房东老太太仍卧床不起。老头儿不在家，波琳娜送我回城。 天已暮色四合。车辙里的冰发出喀嚓喀嚓的声音。果园已经凋谢殆尽，但苹果树上还挂着泛红的枯叶。被寒冷的夕辉燃亮的最后一朵浮云，正在冻僵了的天空中渐渐熄灭。 波琳娜和我并肩而行，信赖地握住我的手。这个动作使我觉得她还是个天真无邪的小姑娘，我心中不由得充满了对她——一个孤独、羞涩的少女——的温情。 打城内的电影院里隐隐约约飘来一阵阵音乐声。家家户户都已点上了灯。茶炊的轻烟悬垂在各家各户的果园上。在光秃秃的树枝后面，繁星已经在闪烁了。 一股莫名的激动揪紧了我的心，我想，为了这样美好的大地，为了像波琳娜这样的姑娘，甚至只是为了她一个人，也应当召唤人们起来为争取过欢乐的、理性的生活而斗争。凡是使人悲伤、使人痛苦的事物，凡是哪怕会勾起人们一滴眼泪的事物，都应当被连根铲除。这包括沙漠，包括战争，包括不公平，包括谎言，包括对人心的轻侮。 波琳娜一直把我送到市区的第一排房子前。在那里，我向她告别。她垂下眼睛，开始解开她那条金黄色的辫子，然后突然说道： “康斯坦丁·格奥尔吉耶维奇[12]，我今后一定多读书。” 她抬起羞涩的双眸，握了握我的手，就快步回家去了。 我乘硬席车回莫斯科，车厢里挤得水泄不通。 半夜里，我上车厢口的通过台去抽烟。我放下车窗，探出头去。 火车正飞速地行驶在树叶已经凋落的森林里。几乎连一棵树也看不到。主要是根据声音——车轮的隆隆声在树丛中激起的急促的回声，才猜到这是在森林里。空气好似下雪珠时那样冷彻骨髓，把冻僵了的树叶的气息吹到我脸上。 晚秋深夜的天空由于星光亮得耀眼，反像是蒙着一层轻雾。星空正同火车一齐向前飞驰，一步也不肯落后。一座又一座铁路桥相继短促地訇然震响。尽管火车在全速行驶，可仍能看到桥下黑油油的水中——不知是沼泽还是小河——倏忽即逝地映照出一道道星光。 火车隆隆地轰响着，嘶鸣着，喷出一团团的蒸汽和浓烟。车厢里，一盏盏挂灯叮叮当当地震响着，里边的蜡烛火光熊熊，但已行将燃尽。车窗外，一串串紫红色的火星顺着轨道向后飞去。机车陶醉于自己风驰电掣的速度之中，欢快地吼叫着。 我当时深信，火车正飞速地把我送向幸福。一部新的小说的构思在我脑海里诞生了。我相信，我一定能把这部小说写出来。 我把头探出车窗，唱起歌来，用不相连贯的歌词唱着秋夜，唱着俄罗斯，对我来说，世上再也没有比俄罗斯更亲切的地方了。风像少女松散开来的芬芳的发辫，把我的脸吹拂得痒痒的。我真想吻吻这发辫、这风、这如泉水一般清冷的土地。但这是我力所不及的，于是我只好前言不搭后语地唱着歌，活像个疯子。在东方的天际，出现了一线极其淡雅、极其柔和的泛出蓝光的鱼肚白，这美丽的景象使我叹为观止。 我奇怪东方的天际怎么会这样美，怎么会这样清澈，怎么会有这种淡淡的蓝光，后来我才想到这是新的一天正待破晓。 我自己也莫名其妙，我在车窗外所看到的一切以及在我心中激荡着的那股无可名状的欢乐感，竟会交织在一起，化为一个决心——写作、写作、再写作！ 但是写什么呢？在那一瞬间，写什么对我来说都一样，只要我所写的东西能够把我有关美好的大地的那些想法，把我要使大地不致贫瘠、干枯、死亡的热望，聚合在它的周围就行了，只要能够把上述两点像受到磁石的吸引那样，吸牢在某个题材上就行了。 过了一段时候，这些思想逐渐形成了《卡拉-布加兹海湾》的构思。然而也可能形成另一部什么小说的构思，但是不管怎么样，小说的主要内容必定跟《卡拉-布加兹海湾》是相同的，而且必定会同样洋溢着当初主宰了我的那些感情。显然，构思几乎总是渊源于内心。 构思一旦出现，它的生命就开始了新的阶段，即所谓的构思酝酿阶段，确切点说，是用现实生活的内容去充实构思的阶段。 [book_title]研读地图 在莫斯科，我弄到了一本详细的里海地图，便久久地浪游于（当然是在想象中）里海干旱无水的东岸各地。 还在小时候，我就特别喜欢看地图。我可以一连几个小时坐在那儿看地图，就像看一本引人入胜的书一样。 我研究着神秘的河流和峥嵘险巇的海岸，深入到只有用小圆圈标示着几个无名猎业贸易站的原始森林，反复地念诵着那些像诗句一样琅琅上口的地名：尤戈尔海峡[13]，赫布里底群岛[14]，瓜达尔卡纳尔岛[15]，因弗内斯[16]，奥涅加湖[17]和科迪勒拉山系[18]。 渐渐地，所有这些地方都异常清晰地呈现在我的想象之中，以致我觉得我能够凭想象虚构出周游列国的游记。 甚至我的父亲，一位地道的幻想家，对于我这样迷恋地图，也不以为然。 他说，像我这样迷恋地图，今后一定会大失所望的。 “要是你大了以后，日子过得顺遂，”父亲说，“你就有可能去各地旅行，到那时，你现在给自己放下去的诱饵就会叫你伤心。你会看到那里的一切完全不是你想象的那回事。譬如说吧，墨西哥就很可能是个尘土飞扬、民不聊生的国家，而赤道上的天空是灰蒙蒙的，既单调又乏味。” 我不相信父亲的话。我不能想象赤道上的天空哪怕会有一天是灰蒙蒙的。在我心目中，赤道上的天空蓝得那样的浓，连乞力马扎罗山上终年不化的积雪也都染上了蓝蓝的颜色。 不管父亲怎么说，我就是改不掉这种癖好。后来，在我成人之后，我更是清楚地看到，父亲当年讲的话，在我身上并未完全应验。 譬如说吧，我头一次到克里米亚去时（在此之前，我曾在地图上仔仔细细地研究过这个地区），的确发现它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然而正是由于预先有了这些想象，我才能格外敏锐地观察克里米亚，假若我对克里米亚事先一无所知的话，就远远不可能这么敏锐了。 每走一步，我都发现我所没有想象到的景物，而这些我所始料不及的景物，在我脑海中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我认为跟某些人的“神交”也能产生同样巨大的作用。 比方说，对于果戈理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想象。然而要是我们能在他生前见到他的话，就会发现他身上有许多地方和我们想象的截然不同。而恰恰是这些不同的地方能够鲜明深刻地印在我们的记忆之中。 要是事先对果戈理没有这种想象，一旦见到他的话，他身上有许多特点我们说不定就发现不了，于是会觉得他完全是个普普通通的人。 我们习惯于把果戈理想象得有点儿忧郁、好猜疑、萎靡不振。因此一旦见到他，我们一眼就可发现他的真实形象完全不是如此：他的双目炯炯有神，性格开朗活泼，甚至有点儿轻佻，老爱扬声大笑，衣着十分雅致，讲话时乌克兰口音很重。 我虽然没有能力把这些想法阐述得具有充分的说服力，但是我认为情况的确就如我所说的那样。 养成在地图上神游各国，在想象中见到各地风光的这种习惯，有助于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正确地去认识这些地方。 这些地方会永远留下我们想象的淡淡的印痕，会染上我们加之于它们的一抹色彩、一道光辉、一层薄雾，这使我们真去那些地方时，就不会觉得它们是枯燥乏味的了。 就这样，我身在莫斯科，却畅游了里海阴森的海滨，同时看了许多书籍、科学报告，乃至描绘沙漠的诗歌，总之凡是在列宁图书馆可以找到的资料，我几乎都看了。 我看了普尔热瓦利斯基[19]和阿努钦[20]的著述，看了斯文·赫定[21]、马克-加哈马和格鲁姆-格尔日迈洛[22]的作品、谢甫琴科被监禁在曼格什拉克半岛期间所写的日记[23]、希瓦[24]和布哈拉[25]的历史、海军中尉布塔科夫[26]的报告笔记、旅行家卡列林[27]的著作、各种地理考察报告，以及阿拉伯诗人们的诗歌。 在我面前展现出了一个灿烂的世界，我从中看到了人的强烈的求知欲和丰富的知识。 终于到了应当去里海，去卡拉-布加兹海湾实地观察的时候了，可是我没有钱。 但我毕竟还是筹措到了一笔钱，虽然费了很大的周折。我先乘车到萨拉托夫，然后取道伏尔加河，顺流而下，行至阿斯特拉罕。在那儿我耽搁了下来。我那点微薄的旅费已经告罄，我要继续往前走，就不得不在阿斯特拉罕为《三十天》杂志和阿斯特拉罕的报纸写几篇特写。 为了写好这几篇特写，我去了阿斯特拉罕草原和恩巴河。这几次旅行对于我写作《卡拉-布加兹海湾》也大有好处。 我从里海沿着长有大片大片芦苇的海岸向恩巴河航去。我乘的是一艘老式的明轮轮船，船名十分古怪，叫“天芥菜”号。跟一切老式轮船一样，“天芥菜”号上的许多东西都是紫铜的。扶手、罗盘、望远镜、各种仪器，甚至船舱高高的门槛都一色是紫铜的。“天芥菜”号颇像是一只用砖头擦得锃亮的冒着烟的大肚子茶炊，随着浅海的轻浪东摇西晃。 海豹活像洗海水浴的人，仰面朝天地卧在里海温暖的海面上。偶尔懒洋洋地动动肥厚的鳍脚。 在一艘艘渔家的浮码头——鱼栈——上，那些穿着天蓝色水手服、牙齿洁白的姑娘，见到“天芥菜”号驶过，又是打呼哨又是哈哈大笑地目送着它远去。她们的腮帮子上全都沾满了鱼鳞。 白乎乎的云霭和白乎乎的沙岛，映在油汪汪的海水中，有时简直无法分清哪是云，哪是岛。 小城古里耶夫到处都是用作燃料的干牲口粪腾起的炊烟，可我穿过无水的草原去恩巴河时乘的却是刚刚投入运行的新式的内燃机车。 在恩巴河上的多索尔地区，有许多湖泊，湖水呈鲜艳的粉红色。在湖泊间，一台台油泵在哼哧哼哧地抽着石油，空气中弥漫着盐水的味道。那里家家户户的窗子都不安玻璃，而代之以又细又密的金属丝网。网外面爬满了蚊蚋，密密层层的，把屋里遮得一点儿光线都没有。 我亲眼看到一个工程师被避日虫咬了一口，第二天就死了。 中亚细亚酷热灼人。每天夜里星星透过满天的尘土闪着光。哈萨克老人们穿着肥而短的灯笼裤在街上走来走去。裤料一色都是花里胡哨的印花布——玫瑰红的底子上，洒着一朵朵墨黑的大芍药花，衬着碧绿的叶子。 每次旅行后，我都回到阿斯特拉罕，回到报馆的一位记者的小木屋去住上几天。这位记者硬拖我到他家去住，我只好从命。 小木屋筑在瓦尔瓦齐耶夫运河岸边的一座小花园里，花园里盛开着一簇簇旱金莲。 我在凉亭里写我的特写，凉亭很小，只待得下一个人。晚上我也睡在那里。 记者的妻子是个和蔼可亲的病弱少妇，她成天在厨房里翻捡着一件件娃娃衫，偷偷饮泣。她刚生下来不久的儿子在两个月前死了。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