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间谍 [book_author]康拉德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169929 [book_dec]《间谍》中任是谁都不能想到，性情平和、才能平庸的维罗克，就是那个和妻子温妮、智商欠缺的妻弟史蒂夫居住在一起，开着一间没有生意的杂货铺子的小商人，就是受雇与外国大使馆的间谍。在他的杂货铺子里，出入的都是一些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妄图革命，但是却个个求助于宗教、谎言，甚至是恐怖暴力活动。而由于新到任的大使馆官员对维罗克的工作不满意，所以维罗克也参与到了恐怖活动当中，要炸掉格林尼治天文台，以引发当局的注意。恐怖活动由于一系列的阴差阳错失败了，但是这部作品却预言了此后一个世纪的无政府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暗潮。911之后，《间谍》迅速成为全美新闻媒体关注和引用*多的主题作品之一。位列美国现代文库20世纪百佳英语小说第46位. [book_img]Z_10896.jpg [book_title]第一章 早晨，维罗克先生要出门，他让妻弟替自己临时照管一下店铺。这样的安排是可行的，因为店铺平时业务就少，傍晚前几乎没有。维罗克先生不大关心店铺的正常买卖。此外，他相信妻子能管束妻弟。 他的店铺不大，店房也不大，是一栋看上去很脏的砖房。伦敦进行扩建前，有很多这样的砖房。店铺看上去像个方盒子，门脸上镶着许多小玻璃窗格。白天，店铺的大门是关着的；到了晚上，那扇门却裂开一条缝，但缝很窄，似乎不能算是开着。 橱窗里，摆着几幅几乎是裸体的舞女照片；还有几个没有标签的纸盒子，里面好像是秘方药；还有一些封着口的信封，信封是用很薄的黄色纸制成的，上面用浓黑的字迹写着2先令6便士；还有几本过期的法语幽默杂志挂在一条绳子上，就好像是在晾干；还有一个肮脏的瓷碗、一个乌木首饰盒、几瓶墨水、几枚图章；几本标题极为不妥当的书籍；还有几份小报，印刷低劣，报纸的名称具有煽动性，譬如是“火炬报”、“铜锣报”等等。橱窗里点着两盏煤气灯，灯火点得很暗，可能是为了省煤气，也可能是为了适应顾客的喜好。 年轻的顾客往往是先在橱窗前闲逛一会儿，然后迅速地溜进店里。顾客中也有成年人，他们的举止要老练一点。不过，这些顾客看上去都不是有钱人。一些成年顾客将大衣的领子竖起来，把大半个脸掩盖起来，裤脚上沾着泥巴，裤子既旧又破，一看就不是什么好裤子。估计裤子里的大腿也不值得一提。他们把两只手深深地插入大衣的侧边兜里，侧着身子钻进大门，就好像是害怕把门铃碰响了似的。 门铃依靠着一条弯铁片挂在门上，很难躲开。虽然门铃上明显有裂缝，但在傍晚只需稍有触动，就会在顾客的背后放肆地叫喊开了，声音中带着一种恶意。 门铃响了，维罗克先生听到这个信号，会匆忙地从会客室那扇肮脏的玻璃门后面跑到涂着各种颜色的柜台前。他总是一副睡眼惺忪的样子，就好像是穿着衣服在棉被窝里折腾了一整天似的。换了别人，肯定会觉得不好意思。商家做生意时，待人要和气。但维罗克先生有自己的生意经，即使有人挑剔他的外表，他也不会在意。他总是用放肆的眼光紧盯着顾客，似乎还真能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住顾客的恶意，从而卖出了一些明显是在冤枉顾客钱财的破烂货：比如一个空纸盒，或封得严严实实的黄信封，或一本有诱人书名的破烂书。偶尔遇到不识货的家伙，还能把那些印着舞女的旧照片卖给他们，就好像照片的年轻舞女又活过来一样。 有时嘶哑的门铃响后，迎出来的是维罗克夫人，这位年轻女人，紧身胸衣里包裹一对大奶子，屁股相当宽大，头发梳理得很整齐。她像丈夫一样，有一对目光呆滞的眼睛，站在城墙一样的柜台后面，面色中透露出一股深不可测的冷漠。年轻顾客与女人做交易会变得惊慌失措，慌乱中会买下一瓶墨水；别看是一瓶在百货店卖6便士的墨水，在维罗克店铺要卖到1先令6便士。顾客很可能刚出店门便偷偷地把这瓶墨水丢到水沟里。 那些傍晚来店铺的访客——这些男人总是把衣领竖起来，帽檐压得低低的——会向维罗克太太亲密地点头示意，然后走到柜台的尽头，边低声问候，边掀起柜台的翻门，这样他们就能进入柜台后面的会客室，从这里他们在走过一个通道后，便到了一段很陡的楼梯前面。原来，店铺的大门仅是个进入维罗克先生房子的入口，在这栋房子里，他不仅卖一些不正经的商品，还在践行保护社会的职责，并培育自己的家庭美德。最后这一点很重要。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宅男。他根本不愿到外面去，因为他不仅没有这样的精神需要，也没有这样的理智的需要，甚至连这样的生理需要都没有。在家里，他感到身心安逸舒适，因为家里不仅有妻子的温柔照料，还有丈母娘的恭敬关怀。 温妮的母亲是个矮胖子，喘着粗气，有一张棕色的大脸。她戴着黑色的假发，假发上罩着一顶白帽子。她有腿部浮肿的毛病，行动不便。她说自己有法国血统，也许是真的。她曾经有过几年的婚姻生活，丈夫是一名小旅馆主，这间小旅馆能经营酒业。尽管如此，她丈夫的社会地位比她还低。丈夫死后，她成了寡妇，依靠向体面的男人出租配有家具的公寓房为生，她出租的公寓距离沃克苏尔桥附近的一个广场很近。那地方曾经很繁华，如今仍然属于供富人居住的贝尔格莱维亚区。虽说她出租的公寓房在地理上有优势，但这位富裕的寡妇的顾客却并非真正的上流社会人士。顾客住下后，她的女儿温妮要出面照顾他们。温妮身上确实能看出一些这位寡妇吹嘘的法国血统的痕迹。温妮有一头漂亮的黑头发，总是梳理得极为整齐，富有美感。温妮还有其他迷人的地方：她很年轻；体态圆润；皮肤光洁无瑕；她那深不可测的矜持，虽说使人不快，但房客们都愿意跟她谈话，他们热情地说话，而她则报以温和的亲热。维罗克先生肯定是喜欢上了温妮的这些特点。维罗克先生经常来温妮这里投宿，而且是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没什么理由。他一般是从欧洲大陆来伦敦（像流感一样），不过新闻并不报道；他一来，一切都要变得极为严肃。他在床上吃早餐，在中午前一直赖在床上——有时甚至更晚。然而，只要他一出门，似乎就很难再回到这个坐落于贝尔格莱维亚区的临时落脚点。他是晚出早归——早晨3点或4点回来；到了早晨10点钟的时候，他让温妮给他送去早餐盘子，他的态度总是那么的诙谐，极有礼貌，但声音很嘶哑，就好像是连续讲了几个小时的话而失声了似的。他那双突出、挂着肿眼泡的双眼总是好色地、懒洋洋地围着温妮转。他总是用床单盖住自己的下巴。他那双覆盖着整齐黑胡子的厚嘴唇很会说甜蜜的笑话。 温妮的母亲认为维罗克先生是位正派的绅士。她有毕生做出租公寓的经验，如今已经到了该退休的年纪，她根据在自己私家酒吧里的观察，形成了对什么是理想绅士的看法。维罗克先生已经接近他的理想绅士标准了；实际上，他已经达到了那个标准。 “妈妈，我们要搬走你的家具。”温妮简短地说。 出租公寓的业务只能放弃了，似乎没有理由继续做下去，那样会给维罗克先生带来很多麻烦。维罗克先生有其他业务要做，会感到很不方便的。他的业务是什么，他没有说；不过，在与温妮订婚后，他竟然能在中午之前不辞劳苦地起床了。起床后，他顺着楼梯走到楼下，向坐在早餐室里的温妮的母亲问好。温妮的母亲由于腿脚不好，整天待在那里。闲得没事，他就与小猫逗着玩，要么拨弄炉火，直到吃完午饭。他很不情愿离开这种显而易见的安逸生活，但他仍然晚上外出，直到深夜才回。他从来没有带温妮去过戏院，像他这样的好绅士应该带妻子去看戏。他晚上太忙了。他的工作是政治性的，有一次他这样对温妮说。他要求温妮非常友善地对待他的政治友人。她说她肯定会的，眼睛里透露出深不可测的目光。 维罗克先生在有关职业这个问题上说了多少实话，温妮的母亲根本无法知道。新婚后，维罗克夫妇把她和家具同时接走了。看到店铺如此简陋，她大吃一惊。从贝尔格莱维亚区搬到狭窄的索荷区使她的腿部疾病恶化。她的腿肿得很大，不过，她完全不必担忧经济问题了。她女婿性情敦厚，这让她感到一种绝对的安全。女儿的前途完全有保障了，甚至她不必为儿子史蒂夫感到焦虑了。可怜的史蒂夫，他简直就是个累赘，这点她一点也不想掩饰。考虑到温妮非常喜欢这个柔弱的弟弟，又考虑到维罗克先生的慷慨大方，她觉得那个可怜的孩子在这个野蛮的世界里是安全的。在内心深处，她似乎并未因维罗克夫妇没有孩子而感到难过。维罗克先生似乎对有没有孩子不感兴趣。对温妮来说，她可以把母爱放在弟弟身上，也许对可怜的史蒂夫来说同样算是一件好事。 史蒂夫这孩子很难对付，体质弱，确切说是脆弱，但长得很漂亮，只是下嘴唇有点耷拉。英国的义务教育制度不错，帮助他克服了下嘴唇的毛病，学会了读和写，但做跑腿儿的差事没能获得什么大成功。要他去送信件，他经常能把信件忘带了。去送信时，他能轻易地跟着流浪猫狗走入死胡同。遇到街上有热闹，他会张着嘴看得发呆，忘记还有信要送。看马戏时，如果戏中有马匹摔倒，马匹的哀嚎和挣扎会引发他在大庭广众之下发出尖叫声，而其他观众这时正在安静地欣赏这种英国标志性的演出，非常讨厌在这个时候被他打扰。面对冷酷的警察的质问，他竟然会忘记自家地址——至少是暂时忘记。遇到别人提出唐突的问题，他会口吃得窒息。遇到困惑的事，他会恐慌得犯严重的斜眼病，但他从来没有犯过癫痫（让人松一口气）。他小的时候，父亲不耐烦地发脾气，他总是躲到姐姐温妮的短裙后面。另一方面，人们觉得他在骨子里是个很顽皮的孩子。他14岁那年，父亲已经过世，父亲有个朋友在做一家外国保鲜奶制品公司的代理商，这个人给了他一份办公室勤务员的工作。在一个大雾天的下午，办公室主任没来上班，他竟然在楼梯间放起烟火来。他引爆几个凶猛的喷火烟花、尖叫着的轮转烟火、爆炸声洪亮的爆竹——当时情况非常严重。整栋大楼陷入大恐慌中。楼道里全是烟，员工惊恐万分，憋着气夺路而逃；有人看见一些戴着大礼帽的老商人从楼梯上滚下去。史蒂夫似乎对自己所做的并不感到满意。他为什么要做出如此怪异的事，别人很难知道原因。后来，他向温妮解释了自己的动机，但他的解释仍然令人迷惑不解。大概是大楼里另外两个勤务员讲了他俩待遇不公、受压迫的故事，他俩越讲，史蒂夫就越同情，最后达到了疯狂的地步。但他父亲的朋友因怕他会破坏生意，立即把他解雇了。史蒂夫在完成了这次无私的冒险之后，只能回家干洗盘子的活了，有时还要为住在贝尔格莱维亚区的公寓里的房客擦皮鞋。干这类工作没有任何前途。住公寓的绅士们有时会给他1个先令作小费。维罗克先生是最慷慨的房客。但小费不是收入，也不是前途。当温妮宣布与维罗克先生订婚的时候，史蒂夫的母亲禁不住向洗涤室看了一眼，叹了一口气，心里揣摩不透可怜的史蒂夫的未来。 维罗克先生终于表明了态度，他打算带上史蒂夫、温妮、温妮的母亲以及所有家具。温妮家唯一可见的财产就是家具。维罗克先生有着宽厚善良的胸怀，拿走了一些可拿的东西。他把家具以最恰当的方式布置在各个房间里，但维罗克太太的母亲只能住在一楼背阴的两间房子里，不幸的史蒂夫住其中的一间。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史蒂夫那有棱有角的小下巴上长出来一层像是金色雾霭一样薄薄的绒毛。他帮助姐姐做家务，内心充满了对姐姐的盲从爱意。不做家务时，他就趴在餐桌上，勤奋地拿着圆规和铅笔在纸上画圆圈玩。店铺后门通向会客室的门是敞开的，做姐姐的温妮每次走这扇门时，都要看史蒂夫一眼，就好像是一位母亲在仔细照看自己的孩子一样。 [book_title]第二章 维罗克先生上午10点半离开的就是这栋房子、这个家庭、这间店铺，他向西而去。他很少起这么早，不过，他看上去精神焕发，就像早晨的露水一样新鲜。他穿着一件蓝色的外套大衣，敞着怀，靴子闪着光泽，刚刮过胡子的面颊有一种特殊的光泽。甚至那双肿眼泡眼睛，在一夜的安稳睡眠之后，也四射出相当机警的目光。他透过公园的栅栏，看到了一幅和谐的景象：在罗登马道上，有许多正在骑马的男男女女；一对对夫妇在和谐地慢跑，另一些人在安详地散步；闲逛的人四五成群；孤独的骑手看上去不愿与他人交往；在孤独女人的背后，远远地跟着马夫，马夫的帽子上有徽章，紧身的外套束着皮带。不断有马车稳稳当当地从他身边驶过，马车流中偶然会出现一辆维多利亚式四轮折篷马车，车内铺着野兽皮，在折篷放下的车厢里露出女性的脸庞和高耸的女帽。伦敦的太阳非常特别，红得如同鲜血，在其照耀下，一切都变得辉煌无比。此时，这轮太阳正好悬挂在海德公园角的上空，不高也不低，不仅准时，还不断地把仁慈洒向人间。在阳光的普照下，维罗克先生脚下的人行道被染成了古金色，地面上，既看不见墙的阴影，也看不到树、马、行人的阴影。维罗克先生向伦敦的西部走去，他的脚下看不到阴影，只有古金色的金粉。屋顶上闪着红铜色的微光，这微光，墙角有，马车顶篷上有，马匹身上有；这微光，维罗克先生宽大后背的大衣上也有，但透露出一种阴暗的锈色。但维罗克先生并不知道自己后背上有锈色。他透过公园的栏杆，用欣赏的目光看着伦敦的富裕和奢华。这些人要受到保护，富裕和奢华的首要条件就是要有保护。不仅这些人需要保护，他们的马匹、马车、房产、仆人也都需要保护；无论是在这座城市里，还是在这个国家里，他们财富的源泉也需要受到保护。整个社会秩序对他们健康安逸的生活是有利的，但不健康的工人会出于浅薄的嫉妒心理去破坏社会秩序，所以这就需要对社会秩序也加以保护。这是必须要做到的事——如果维罗克先生不是那种天生就不喜欢行动的人，他肯定会摩拳擦掌蠢蠢欲动了。他的懒惰是不健康的，却很适合他。可以说他沉迷于懒惰，或者是拥有一份对懒惰的热情。他的父母都是靠辛苦劳作而生活的人，但他却渴望懒惰，这种渴望的动机具有深刻的含义，但又很难解释，就如同一个男人专横地在数千个女人中仅能挑选出一个意中人一样。他太懒了，不仅做不了政治煽动家，也做不了工人演说家或工人领袖。这些工作实在是太麻烦了。他需要更加优雅的闲逸，或许他是自己那个不劳哲学信仰的牺牲品。人能懒惰到了这种程度，肯定需要有一定的智慧。维罗克先生并非没有智慧——当他想到可恨的社会秩序时，他甚至连眼睛都不会眨，因为用眨眼表达反抗也是需要费力气的。此外，他那对肿眼泡也不适于眨眼，肿眼泡只有在睡眠时那种严肃的关闭状态，才能产生庄严的效果。 维罗克先生向前走去，就像一头大肥猪那样含蓄和沉重，既没有摩拳擦掌，也没有用眨眼表达怀疑的想法。他那双有光泽的靴子，沉重地踏着人行道的地面，从装饰看，他就像一名独自做生意的手艺人。在别人眼里，他很像一个相框制作工或锁匠，也许还雇用了几个帮手。但维罗克先生有一种难以描述的精神状态是任何技工无法拥有的，无论技工有多么不老实，绝对修炼不出来：这种精神状态只能从歹徒、坏蛋等人类的败类身上找到。维罗克先生对道德的虚无信念，只有在赌场老板或妓院老板身上发现；在私人侦探或私人调查人员身上也很常见；我还要说，在酒保、电动理疗带销售员、秘方药品发明者身上也很常见。但我不敢过于肯定最后这一组人是否真的像维罗克先生，因为我的研究还不够充分。就我知道的而言，最后这一组人说话都狠毒。这点我不感到吃惊。我想指出的是，维罗克先生说话一点都不狠毒。 维罗克先生走在一条繁忙的大街上，街上的马车流很喧嚣，在默默地疾驶着的二轮马车流中，不仅有摇摇晃晃的公共马车，还有小跑着的大篷货车。不过，他在走到骑士桥前，就向左拐了。在他微微上扬的帽子的下面，露出了精心梳理的光滑头发，因为他要去一家大使馆办事。此时的维罗克先生，看上去就像磐石一般坚定——当然是那种柔软的磐石——他走入了一条相当幽僻的街道。这条街道非常宽阔、空旷、深远，体现出自然永恒不灭的伟大。唯一能提醒人间有生死的证据，是一辆遗弃在路边的医务车。放眼看过去，门上的门环被打磨得锃亮，窗户干净得闪着暗淡的光泽。一切都很安静，但这安静被远处一辆送奶车给打破了。那送奶车有一对红色的轮子，高高坐在马车上的是一个年轻的小商贩，他驾车时展示出一种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鲁莽，傲慢地驱赶着马车冲了过来。一只惊恐的猫从石头下面蹦出来，在维罗克先生面前跑了一小会儿，接着又钻入了另一处地下室；一名胖巡官正在全力监视陌生人，就好像融入了周围永恒的环境中似的，他站在灯柱上，几乎没有注意到维罗克先生。维罗克先生向左拐，走入一条很窄的街道，街边有一堵黄色的墙，不知道为什么，这堵墙上用黑色的字母写着“切舍姆广场一号”。切舍姆广场至少还有60码远，维罗克先生是个见过世面的人，不会被伦敦的神秘地名所迷惑，继续向前走去，丝毫没有诧异或气愤的迹象。最后，依靠做生意的耐性，他走到了广场，沿着广场的对角线直奔第十号。第十号的大车门很威严，但门牌却被伦敦的高效管理机构挂在地下室窗户的上方，这可能是为了人们找门牌的方便。有一堵既高大又干净的围墙把第十号与相邻两栋房子连接在一起。其中有一栋是第九号，这个门牌号相当合理。另一个是第三十七号，但实际上是波特希尔街上的门牌号，这条街在周边很有名气。为什么议会不利用手中的权力（一个很短的法案就行）迫使这类建筑回到原地，这是城市管理的秘密。维罗克先生对此一点都不愿费心，他的使命是保护社会制度，不是使之尽善尽美或进行批评。 维罗克先生来得太早了，使馆的守门人匆忙地跑出门房，制服的左袖子还没有来得及穿上。守门人穿着红色的马甲和长到膝盖的短裤，样子显得惊慌失措。维罗克先生意识到自己的唐突，于是拿出一封印有大使馆徽章的信件，交给了守门人，守门人这才镇定下来，放他过去了。维罗克先生又把这个护身符给男仆看，男仆打开了大门，并后退了一步，让维罗克先生进入大厅。大厅里，高大的壁炉燃着火焰，一位老者背靠着壁炉站着，他穿着晚礼服，脖子上挂着一副项链，双手拿着报纸在看。他抬起头来瞥了一眼来访者，面色凝重。老者没有移动，又有一名男仆出现了，他穿着棕色的裤子和镶着金丝边的燕尾服，走近维罗克先生。维罗克先生低声通报了姓名，那名男仆什么话也没有说，转身走了，连头也不回一下。维罗克先生跟着这名男仆走过第一层楼的走廊，他俩走过一段铺着精美地毯的楼梯之后向左转。那男仆突然打手势，让维罗克先生走进一间比较狭小的房间，房间里有一张巨大的写字台和几把椅子。男仆把门关上了，房间里只留下了维罗克先生。他没有坐下来，但开始四下张望，用一只手拿着帽子和手杖，用另一只胖手梳理起脱去帽子后裸露出的光滑头发。 另一扇门静静地被打开了，维罗克先生赶紧向那扇门的方向看，先看见了黑色的衣服。接着出现的是秃头，再是下垂的暗灰色胡须，然后是两只布满皱纹的手。进来的这个人，把一叠文件捧在眼前，踏着小碎步，边走边翻阅着手中的文件。这位使馆参事枢密顾问乌尔姆的近视眼看来很严重。这位对政府极有价值的官员把那叠文件放在桌子上，露出了真实的面容。他的脸色异常苍白，那张忧郁的丑脸被长长的暗灰色头发包围着，眉毛又黑又粗。他把黑框夹鼻眼镜架在塌鼻梁上，眼镜里维罗克先生似乎吓了他一大跳。在浓厚的眉毛下，他那双视力极差的眼睛透过眼镜可怜地眨着。 他没有要问候的意思，维罗克先生觉得自己是客人，所以也没有问候。但维罗克先生稍微调整了一下肩部和背部的姿态，脊椎微微前倾，这应该是表示客气的顺从。 “我这儿有几份你写的报告，”这位大使馆的幕僚以出乎意料的柔和和谨慎的声音说道，边说边使劲地用食指尖指着桌上的那一叠纸。他停顿了一下，维罗克先生认出了自己的字迹，屏住呼吸等着下文，“我们对这里警察的态度很不满意。”使馆幕僚又继续说话了，听上去已经精疲力竭了。 维罗克先生的肩膀虽说没有真动，但仍让人感到他在耸肩。他开口说话了，这是他自早晨离开家后的第一句话。 “每个国家都有警察，”维罗克先生说话富有哲学内涵。但那位大使馆幕僚不断眨眼，维罗克先生感到有些紧张，于是补充说，“我的意思是说我对这里的警察也毫无办法。” “我们真正想要的，”这位手指着桌上那叠文件的人说，“是做一件能刺激他们神经的事。这是你能办到的——难道不是吗？” 维罗克先生没有回答，仅是叹了一口气，这口气是他在无意识地叹的，因为他脸色马上就堆出了笑脸。那位幕僚怀疑地眨着眼，就好像是屋里暗淡的光线刺激了他的眼睛似的。这位幕僚又开口了，他的话暧昧难懂： “在这个国家里，警察的警惕性很高，地方官员很严厉，法律很宽宏，没有镇压手段。这些是欧洲的耻辱。如今，我们最期待的就是骚乱——毫无疑问，骚乱正在酝酿之中——” “毫无疑问，毫无疑问，”维罗克先生用一种低沉的、献媚的、只有演说家才有的语气打断了对方的谈话，他此番话的语气与从前截然不同，这让对方惊骇不已。“骚乱的可能性已经达到非常危险的程度。我过去12个月提交的报告对此做了充分的说明。” “你过去12个月的报告，”枢密顾问乌尔姆又开始说话了，态度文雅、冷静，“我都看过了。我不理解你为什么要写这些报告。” 双方陷入了一阵令人沮丧的沉默。维罗克先生哑口无言，而对方则盯着桌上的报告看。看了一会儿后，他轻轻地推了文件堆一下。 “你在报告里所说的情况就是我们雇用你的原因。我们现在不需要文字报告，而是要创造具有独特重大意义的事件——我的意思是说具有震惊效果的事件。” “无须多言，那是我全部努力的方向。”维罗克先生嘶哑的谈话声音里带着自信的腔调。但那种正在被桌子对面闪闪发光令人目眩的眼镜片后的目光监视的感觉让维罗克先生感到惊慌失措，于是他用一个表示坚决忠诚的手势结束了说话。这位辛勤工作但地位卑微的大使馆成员，此时好像是被一个新想法触动的。 “你很胖。”他说道。 这句评语，确实具有心理学冲击力。此外，由于说话的人是个谦虚谨慎的文职官员，平时只知道舞文弄墨，根本不了解外部世界，这句话从这样的人嘴里说出来力量就更强了。维罗克先生好像是被这句话蜇了一下，倒退了一步。 “什么？你想说什么？”他惊呼道，沙哑的声音里带着怨恨。 这位枢密顾问本来是奉命来进行这次谈话，谈话进行到这时，感到自己无法胜任这项任务。 他说道：“我认为你最好去见一下弗拉基米尔先生。对，你必须去见一下弗拉基米尔先生。你在这里等着。”他说完便小步跑出了房间。 维罗克先生再次梳理起自己的头发，额头也冒出细小的汗珠。他噘着嘴吐出一口气，就好像是在吹汤勺里的热汤一样。当那个穿棕色裤子的男仆悄悄地来到门口的时候，维罗克先生仍然待在他刚才进行谈话的位置上，一步都没有敢动。他一直都维持着一种姿势，仿佛他感觉周围全是危险。 他走过一段楼道，楼道里孤零零地只有一盏煤气灯亮着，接着他上了一层旋转楼梯，走到了第二层让人心情舒畅的光滑走廊里。那男仆打开了门，闪在一旁。维罗克先生感到踩在了厚实的地毯上了。房间很大，有三个窗户。一个刚刮过胡子、脸盘特别大的年轻人坐在一把宽大的扶手椅上，面前是一个巨大的桃花木书桌。这时，那位使馆参事拿着文件正要离开，这位年轻人用法语说： “亲爱的，你说得很对。他是头很胖的……动物。” 弗拉基米尔先生是大使馆一等秘书，在社交界很有随和、有趣的名声。他是社交圈里的宠儿。他很聪明，能从相互矛盾的思想中找到怪异的共同点。当他讲到关键点的时候，他会把身体向前倾，举起左手，仿佛那个关键点就被抓在他的拇指和食指之间，而在他那张刮得干干净净的圆脸上，则流露出一种混杂着欢乐和困惑的表情。 此时此刻，他正看维罗克先生，但脸庞上既没有欢乐，也没有困惑。他背靠着椅子，双肘自然伸展开，跷着二郎腿，面色异常鲜嫩，鲜嫩得就如婴孩，一副不许任何人瞎说的样子。 “我猜你应该懂法语？”他问道。 维罗克先生用嘶哑的声音回答说他懂。他的庞大身躯向前倾斜着。此刻，他正好站在房间的中央，一只手紧抓着帽子和手杖，另一只手僵硬地下垂着。他低声谦卑地从喉咙里咕哝说自己曾经在法国炮兵中服役。听到这里，弗拉基米尔先生脸上马上露出鄙视的面容，他改变了语言，开始用地道的英语说话，丝毫听不出有任何外国口音。 “哈！对。当然。你拿到他们新型野战炮的炮尾栓设计图纸，你为此拿走了多少钱？” “我在一座堡垒里被严密地拘禁了5年。”维罗克先生出乎意料地回答道，丝毫没有任何表情。 “这算短的，”弗拉基米尔先生评论道，“你被他们抓住了，这是自然的结果。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呢？” 维罗克先生用嘶哑的声音谈起了过去，从青年谈起，谈到了他怎样迷上了一个不值得爱的女人…… “啊哈！是女人的缘故啊。”弗拉基米尔先生放下架子插嘴了，虽说气氛不拘束了，但仍然不算和蔼；相反，他的语气中仍然带着一种冷漠。“你被我们大使馆雇用了多长时间了？”他问道。 “从已故的斯托特—瓦腾海姆男爵当大使时就开始了。”维罗克先生压低了声音说，他说这番话的时候，为了表达对那位已故外交官的悲哀，还把嘴唇噘起来。大使馆一等秘书仔细地观察这戏剧化的一幕。 “啊！从那个时候……很好！你有什么话要为自己做辩解吗？”他尖锐地问。 这个问题让维罗克先生感到吃惊，他回答说没有什么特别的做辩解的。他是在收到一封要求他来大使馆的信之后才来大使馆的——他慌忙把手伸到大衣口袋里摸索，但这时他看到了弗拉基米尔先生嘲讽和怀疑的目光，只好作罢。 “呸！”弗拉基米尔先生说道，“你说你想摆脱目前的状况，你这是什么意思？你目前甚至还没有在体格上满足这个职业的要求。你说你是个无产阶级——你绝对不是！你是个顽固的社会主义分子或无政府主义分子——你说你是哪一种？” “无政府主义分子。”维罗克先生低声地说。 “胡说！”弗拉基米尔先生继续说，但没有提高声调，“你把老乌尔姆吓坏了。你连白痴都骗不了。你们都是一样的货色，而你就更加不可理喻。这么说你从偷法国人的大炮设计开始与我们合作的。那次经历肯定让我们的政府感到难堪。你做事似乎不太灵巧。” 维罗克先生用嘶哑的声音为自己开脱。 “我曾经说过，我迷恋上了一个不值得爱的女人……” 弗拉基米尔先生举起了他的那只白胖的大手。 “哈，对。年轻时代不幸的插曲。她拿走了你的钱，然后到警察局告发了你——对不对？” 维罗克先生的面色大变，整个人就像瘫痪了一样，这表明实际情况确实如此。弗拉基米尔先生的手紧抓着架在膝盖上的那条腿的踝关节。他脚上穿着一双深蓝色的丝绸袜。 “你看，这说明你不太聪明。或许你太容易受人影响。” 维罗克先生用嘶哑的、含混的声音辩解说现在他已经不是个毛头小伙了。 “哎哟！年纪大了也治不好这种毛病。”弗拉基米尔先生评判道，他说这话时的口气虽说像个老熟人，但用意阴险。“不！你太胖了，不符合我们的要求了。你犯过这么多过错，你无法再做这份工作。让我告诉你，我认为什么是你的致命弱点：你懒惰。你拿我们大使馆的钱有多长时间了？” “11年，”维罗克先生阴郁地迟疑了一会儿后做了回答，“在斯托特—瓦腾海姆男爵阁下还做法国大使期间，我几次去伦敦完成他交给我的任务。后来，按照他的指示，我在伦敦安顿下来。我是个英国人。” “你是英国人？真的？” “天生的大不列颠臣民，”维罗克先生麻木地说，“但我父亲是法国人……” “不用解释了。”对方打断了维罗克先生的话，“我敢说你可以合法地成为法国元帅或英格兰议员——如果确实是这样，那你就对我们大使馆有用了。” 这个奇思妙想使维罗克先生脸上露出了微笑，但弗拉基米尔先生却仍然一脸的严肃。 “像我曾经说过的那样，你是个懒人，你没有充分利用机会。在斯托特—瓦腾海姆男爵做大使期间，我们大使馆里有许多蠢笨的人。他们让你们这类人对特工经费产生了错误的理解。我的任务就是纠正你们的错误观念，我要告诉你们真正的特工应该干什么。我们不是慈善机构。我来这儿的目的就是告诉你这些。” 弗拉基米尔先生看到自己那番话使维罗克先生陷入了困惑，便大笑起来。 “我知道你能很好地理解我。我敢说你的聪明劲儿足够干好这份工作了。我们要你采取行动——听好了，是行动。” 弗拉基米尔先生在说最后一个词的时候，把自己的又白又长的食指戳在书桌的边缘。维罗克先生的声音顿时失去了活力，他露在天鹅绒领子外的脖子变成了深红色。他的嘴唇颤着，嘴张得大大的。 “你只需查查我的档案，”维罗克先生用他那低沉的、清晰的好嗓音辩驳道，“你会发现我3个月前就通报罗穆亚尔德大公将访问巴黎，这个情报是从这里发给法国警察局的……” “啧，啧！”弗拉基米尔先生皱着眉打断了维罗克先生的说话，“这份情报对法国警察局没用。不要吼叫。你想干吗？” 维罗克先对自己刚才的失态表示歉意，但他的语气不仅包含了歉意的成分，还包含了某种骄傲的成分。他介绍说，自己曾经多年在露天大会和工会大厅里做讲演，他的声音为他赢得了值得信赖的好同志的名声。所以，他的声音是有价值的。他的声音能鼓励人们去信任他提出的主张。“领导人总是在关键时刻让我上台讲话。”维罗克先生自夸道。他补充说，他的声音能压过任何多的喧闹声。突然间，他进行了一次现场表演。 “看我的。”维罗克先生说。他低着头，踏着沉重的步伐，直奔房间另一边的落地窗前。他好像难以抑制自己的冲动，把窗户打开了一条缝。弗拉基米尔先生吃了一惊，猛地从扶手椅子里站起来，转身观看；顺着视线，在大使馆的楼下，越过大使馆的院子，在大使馆大门的外面，有一名虎背熊腰的巡官正背朝着他们，这名巡官正懒洋洋地看着一辆载着富家孩子的华丽婴儿车正被推进广场。 “巡官！”维罗克先生说道，他用的力气并不大，就好像是在与熟人私下里说话。这时，弗拉基米尔先生大笑起来，因为他看到那名警察突然转身，就好像被什么东西猛地戳了一下似的。维罗克先生轻轻地关上窗户，回到了屋子中间。 “因为我有这样的声音，所以能被别人信任，而且我还知道该说什么。”维罗克先生又恢复了原来嘶哑的谈话声调。 弗拉基米尔先生整理了一下自己的领结，从壁炉上方的大镜子里仔细观察他起来。 “我猜你已经能熟记革命口号了，但按照拉丁语的说法，你仅是会说话的夜莺而已。你没有学会拉丁语吧。你学过吗？”弗拉基米尔先生用轻蔑的口吻说道。 “没有，”维罗克先生低吼道，“你知道我不懂拉丁语。我属于普通老百姓。老百姓谁懂拉丁语？世上只有几百个不能自食其力的白痴才懂拉丁语。” 在差不多30秒的时间里，弗拉基米尔先生从镜子里仔细观察着自己身后站着的那个大胖子。同时，他也在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面目：刮得光溜溜的圆脸，满面红光，能让他变成上流社会骄子的那两片善于说俏皮话的薄嘴唇。他转过身，猛地走到屋子的中央，由于动作过于猛烈，他的那个古雅别致的老式蝴蝶结都耸了起来，似乎在表达着无言的恶意。他的动作既快又猛，维罗克先生只敢斜眼看着他，害怕得不敢言语。 “啊哈！大胆放肆。”弗拉基米尔先生开始用异常古怪的腔调说话了，那腔调根本不是英语的，也绝对不是任何欧洲语言的，就连像维罗克先生这种去过世界各地偏僻角落的人都感到惊骇。“你好大的胆子！好吧，让我跟你用英语讲话。你的声音没有用。你的声音对我们没有用。我们不要声音。我们要事件——惊人的事件——你这该死的家伙。”他冲着维罗克先生的脸说道，他说话的神气充满凶猛的决断力。 “别用北方人的方式对待我。”维罗克先生看着地毯，并用沙哑的声音做抗议。听到这句话，那张伫立在蝴蝶结上方的脸堆起了嘲弄人的微笑，弗拉基米尔先生又改用法语说话了。 “你视自己为内奸。内奸的作用是煽动暴乱。我根据你的档案判断，你在最近3年里只拿钱但没做事。” “我不是没做事！”维罗克先生惊呼道。他说这话的时候，身体不敢动一动，甚至都没敢抬一抬眼，但他的语调中充满了真诚。“我有几次预防了……” “这个国家有句格言，预防比治疗好。”弗拉基米尔先生打断了对方的说话，再次倒在扶手椅子里。“这是句很愚蠢的格言。预防是没有穷尽的。但这句格言反映了这个国家的特点。这个国家不喜欢结局。你不能太英国化。就目前的情况看，你不要再做傻事。如今这个国家已经病了，我们不要预防，我们要治病。” 他停顿了一下，转向书桌，翻开摆在书桌上的几页纸，接着改用从容镇定的腔调谈话，看都不看维罗克先生一眼。 “你知道在米兰召开的国际会议吗？” 维罗克先生用嘶哑的声音严肃地说，他有每天读报的习惯。他还进一步澄清说，他能理解自己所读的。听到这里，弗拉基米尔先生微笑了，他此时仍然在一页接着一页地浏览文件，并低声说道：“我看，只要不是拉丁文的，你都懂。” “中文，我也不懂。”维罗克先生固执地反驳说。 “哼！你的那些革命朋友写的东西简直就跟中文一样难懂……”弗拉基米尔先生轻蔑地把一张灰色的印刷品丢在地上，“这些传单上印着‘F．P．’这几个字母，还画着有锤子、钢笔、十字火炬，这些代表什么？‘F．P．’代表什么？”维罗克先生走近那张巨大的书桌。 “它代表无产阶级的未来。这是个社会组织，”他笨拙地站在扶手椅子的侧面解释道，“它在本质上不是个无政府主义者组织，但欢迎各种派别的革命者参加。” “你是成员吗？” “副主席之一。”维罗克先生喘着粗气说。这时，那位大使馆一等秘书抬起了头看着他。 “你该感到羞愧才对，”弗拉基米尔先生发狠地说，“你们的组织不就是会在脏纸上印刷胡言乱语吗？你为什么不做点实事？喂，我知道你在干什么，我已经告诉过你，你必须去挣钱。斯托特—瓦腾海姆时代的舒服日子结束了。不干实事，拿不到钱。” 维罗克先生奇怪地感到自己粗壮的大腿一阵虚弱。他退后了一步，大声地擤鼻涕。 他确实感到了震惊和恐惧。伦敦的太阳已经变成铁锈的颜色，正努力地驱赶着伦敦的大雾，这轮太阳给大使馆一等秘书的私人办公室带来温暖的明亮：屋里很寂静，维罗克先生听到一只苍蝇撞击窗户玻璃发出的微弱的嗡嗡声——这是他今年第一次听到——比燕子还要早地预言春天就要来了。这个微小生物充满活力的捣乱使得面前这个身躯庞大的人感到不舒服，因为他的懒散生活受到了威胁。 利用谈话的间歇，弗拉基米尔先生想出了好几种侮辱维罗克先生的容貌和体形的说法。这家伙异常粗俗，身体太胖，既厚颜无耻又愚蠢。他的样子就像来送账单的管道工。这位大使馆一等秘书还知道一点美国式的幽默，他对技工形成一种特殊印象，觉得他们不仅欺诈懒惰成性，还极度无能。 可是眼前的这个人是个著名的、受信任的间谍，其秘密级别之高在已故的斯托特—瓦腾海姆男爵的官方、半官方的秘密通信中只能用符号“Δ”指代。他提出的警告，可以改变皇族、皇帝、大公级别人物的行程，有时还能迫使他们彻底地取消行程！就是这家伙！弗拉基米尔先生心里觉得一阵阵的好笑，他嘲笑自己太幼稚，才轻信了他，但他把大部分嘲笑都送给了普遍受人尊重的斯托特—瓦腾海姆男爵。男爵大人在世时，很受皇帝的喜欢，虽然有好几任外交大臣都反对，但他仍然被任命为大使。他一生都享有阴郁、悲观、轻信的名声。男爵大人坚信社会革命。他幻想外交将会在一次民主变革中灭亡，而整个世界也几乎在这次变革中灭亡，而他自己就是被选派来目击外交灭亡的那位外交家。他曾经几次写公文，对未来做出阴暗的预言，这几份公文多年来成为外交部的笑谈。据说，他在临终前（对前来探视的皇家友人和皇帝）说道：“不幸的欧洲啊！你的后代将会陷入道德错乱中，而你也会因此而灭亡。”只要有个骗子流氓来找他，他肯定会受骗。想到这里，弗拉基米尔先生对着维罗克先生露出一丝奇怪的笑容。 “你应该很想念斯托特—瓦腾海姆男爵。”弗拉基米尔先生突然大声说道。 维罗克先生把头低下了，阴沉和疲惫的面部表情中透露出一股恼怒。 “请允许我说说心里话，”维罗克先生说，“我受命来到此地。在过去11年里，我只来过两次，而且从来不是早晨11点。这样找我来很不明智，有可能会被别人看见。对我来说，这可不是开玩笑。” 弗拉基米尔先生耸了耸肩。 “我会变得没有用途。”维罗克先生情绪激动地继续说道。 “那是你的事，”弗拉基米尔先生咕哝道，他的音调虽柔和却隐藏着残忍。“如果你没有用途了，我们就不雇用你了。对，切断。你就……”弗拉基米尔先生皱着眉，想不出用什么惯用法比较合适，不一会儿，他乐了，咧嘴露出了一口漂亮的牙齿。“你就会被我们抛弃。”他残忍地说出这一句话。 维罗克先生再次感到两条腿自上而下有一股虚气往下流，曾经有人恰当地描述这种现象为“我的心顺着大腿流进我的皮靴里”。无奈他只能用尽全部意志力加以抵抗，并勇敢地抬起了头。 弗拉基米尔先生看上去在安静地沉思着什么。 “我们要给米兰的国际会议增加点滋补品，”弗拉基米尔先生轻松地说，“这次大会要讨论如何镇压政治犯的问题，这样的讨论不会有结果的。英格兰还没有决定是否参加。在对待个人自由方面，英格兰总是感情用事，实在荒谬。我无法容忍你的朋友都去捣乱……” “如果你担心，我能去关注一下他们的行动。”维罗克先生突然打断了对方的说话。 “要是能把他们都关起来就更加有意义了。英格兰必须与其他国家步调一致。这个国家的资产阶级都是笨蛋，他们竟然做想把他们都丢进阴沟饿死的人的帮凶。如果他们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他们就会失去手中的权力。我觉得你会同意那种认为中产阶级愚蠢的观点。我说得对吗？” 维罗克先生用嘶哑的声音表示同意。 “他们是愚蠢的。” “他们缺乏想象力。愚蠢的虚荣使他们盲目。他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一次大恐慌。现在是你的朋友们起来行动的大好时机。把你叫来，就是为了让你详细地听一听我的想法。” 接着，弗拉基米尔先生开始讲解他的想法。他说的话高高在上，充满了蔑视，就好像别人必须要领情似的。然而，他实际上不真正了解社会革命的目标、理念、方法，这使得维罗克先生不但不敢插话，而且内心里还充满了恐惧。他错把因果关系颠倒，这简直是个不可饶恕的错误，他把杰出的宣传家与冲动的爆破手混为一谈，他所说的组织在现实中根本不存在。他一会儿说革命党是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其首领的话就是最高指示，过了一会儿，他却改口说革命党像是最松散的群体，因为是由亡命之徒占据山坳而成。当维罗克先生一想提出反对意见时，一只大白手就会举起来加以阻止。维罗克先生很快便吓得不敢再提反对意见，于是只能安静地听着，而内心却充满了恐惧，样子就像是在耐心听取意见似的一动不动。 弗拉基米尔先生继续平静地说：“要在这个国家进行一系列暴力活动，就要在伦敦进行，因为这不会引起他们的注意。你的朋友们可以把半个欧洲大陆搞乱，而又不影响公众支持普遍的镇压法。他们是不会关注别人家的后院的。” 维罗克先生清了清喉咙，但马上又失去了勇气，没有说任何话。 “这些暴力活动不一定搞得特别残暴，”弗拉基米尔先生继续说，就好像在宣讲科学论文似的，“但必须足够地吓人——要有吓人的效果。例如，可以针对建筑物策划暴力行动。如今资产阶级的偶像是什么？维罗克先生？” 维罗克先生伸出手，微微地耸了耸肩。 “你懒惰得都不愿思考，”弗拉基米尔先生对维罗克先生的态度加以了评论，“注意我说的。如今的偶像既不是皇室，也不是宗教。所以，这就排除了宫殿和教堂。维罗克先生，你懂我的意思吗？” 沮丧和蔑视导致维罗克先生产生了一个发泄不满的轻浮念头。 “太好了。针对大使馆如何？对几个大使馆发动一系列攻击。”他开始说自己的建议，但他无法忍耐大使馆一等秘书那冰冷的凝视。 “原来你也会开玩笑，”弗拉基米尔先生漫不经心地评论道，“开玩笑好。可以使你们的社会主义分子大会开得有趣，但不许在我这间屋里开玩笑。对你来说，仔细听我说要安全一些。我叫你来，是想让你提供情报，没有让你来说笑话。我不辞辛苦给你解释，你要按照我说的去做，这才能有结果。科学是现今的神圣偶像。为什么不让你的朋友去攻击那个大官僚机构？难道科学机构不就是你们这些未来无产者要清除的机构之一吗？” 维罗克先生什么都没有说，因为他不敢，他怕一张嘴，自己的呻吟声就会一涌而出。 “这应该是你们要去做的。刺杀国王或总统足够耸人听闻，但其轰动效果大不如从前了。如今大家已经都知道国家领导人有被刺杀的可能性。这几乎变成了惯例——因为已经有许多总统被刺杀了。假如我们对教堂采取暴力行动，毫无疑问，最初可能是很可怕的事件，但普通人也许不觉得有多么可怕。无论暴力行动的缘起是多么的革命、多么的反政府，到后来总是有很多笨蛋认为暴力行动是宗教示威活动。这就会削弱我们希望产生的震撼效果。同样，在餐馆或戏院进行谋杀，会让人感到没有政治激情，更像是饿鬼因恼怒而进行的社会报复。所有这些手段都被使用过了，要想革政府的命，这些手段不再具有教育意义。每家报纸都想好敷衍这类事件的报道方式。我要讲一讲我对投掷炸弹的哲学观点，同时也要讲一讲你在过去11年里一直坚持的观点。我不想让你犯糊涂。人们对你所攻击的目标很快就会变得不敏感了。财产对他们来说是可有可无的东西。你不能期待他们会因为财产而长时间处于遗憾或恐惧中。如果希望投掷炸弹对公众有任何影响，必须超越以复仇为目的和以恐怖为目的，必须单纯是为了毁灭。必须如此，只有如此，不能让人产生任何微弱的其他联想。你们这些反政府分子，应该明确表示要下决心清除整个社会。但你们如何把这个异常荒谬的理念准确无误地植入中产阶级的头脑中去呢？这是个问题。答案是去打击普通人文成就之外的目标，可以是艺术。炸掉国家博物馆能引发骚乱，但其严重程度还不够大。艺术不是他们的偶像，这就如同打碎几块男厕所后窗户上的玻璃。如果你真想哪个家伙提着裤子站起来，你至少要掀翻那厕所的屋顶才行。炸艺术目标，谁会哭喊呢？艺术家会，艺术评论家也会，可是这些人都不重要。没有人会理睬他们说什么。然而，科学就不一样了。任何领工资的笨蛋都相信科学。这些人不知道科学为什么重要，仅是相信而已。科学是神圣的偶像。该死的大学教授在内心里都是激进分子。让他们知道他们的伟大领袖要走了，因为未来的无产阶级要来了。如果能让这些白痴一样的知识分子号叫，肯定会对米兰会议的努力方向有所帮助。他们会在报纸上写文章。人们不会怀疑他们的愤慨，因为人们知道这里没有公开的物质利益，这应该能引起资产阶级的注意，因为他们的自私自利的本性将会被震动。他们相信科学是他们物质繁荣的秘密源泉，他们确实是这样想的。由于这样的示威活动具有荒谬的残暴性，将会对资产阶级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其影响程度要大于杀光整条街或整个戏院里的资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来说，他们总是可以说：‘哎哟！这仅是阶级仇恨。’然而，如果毁灭暴行是如此的荒谬、难以理解、难以解释、不可想象，结果将会如何？如果实际上就是一场疯狂，结果又将如何？疯狂本身就是一种真正的恐怖，因为疯狂不能安抚、不受胁迫、不听劝阻、不接受贿赂。此外，我是个文明人。我不希望指挥你去组织一次大屠杀，虽说我期待最好的结果。但我不希望我期待的结果来自大屠杀。谋杀永远是我们的手段，它几乎就是我们的习惯。我们的示威必须针对科学，但不是任何科学都行。攻击必须是对科学毫无理由的亵渎，这样才能把他们震撼得失去知觉。由于炸弹是你的行动手段，如果你能把一枚炸弹丢到抽象的数学里面去，那肯定会是极有效果的，但这是不可能的。我试着培养你，我已经向你解释了实现你价值的最高哲学，并向你提出了一些可行的方案。实际应用我的学说更能引起你的兴趣。从我开始与你谈话开始，我就在考虑如何实现的问题。你认为对天文学发动进攻如何？” 维罗克先生在扶手椅旁边已经站了好一会儿了，整个人像是陷入了昏迷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已经没有了知觉，但伴随着微微的痉挛，夜晚家狗在壁炉前的地毯上睡觉时常见这种状态。就像狗处于不舒服状态要吠一样，他也像狗一样咆哮着重复说出一个词：“天文学。” 他一直在努力听懂弗拉基米尔先生的快速的、深刻的讲话，但他不仅没有听懂，反而陷入了困惑之中，此时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他已经无法消化所听到的，他为所听到的感到气愤。他无法轻信所听到的，这使得问题变得复杂起来。他突然觉得这一切是在故意取笑他。他想起了弗拉基米尔先生微笑时露出的白牙、那张圆脸上的酒窝、点头时凸出的蝴蝶结。聪明的社交女人喜欢他在客厅里的举止和精巧的俏皮话。此时，他身体向前倾斜着，高举起他的白手，他的拇指和食指之间似乎正在抓着他那绝妙的建议。 “再好不过了。这样的暴力行为把对人类最可能的尊重与极度愚蠢最惊人地展示结合在一起了。我敢打赌，记者们根本没有办法说服公众相信无产阶级会与天文学结下冤仇。饥饿问题很难被牵扯进来，你说是不是？有点还不止于此。整个文明社会都听说过格林尼治天文台。查令十字车站地下室里的擦鞋童也都听说过。是不是？” 在弗拉基米尔先生的人格特质中，他的幽默和文雅一直为上流社会所熟知。但他此时正在眉开眼笑，因为他对自己的愤世嫉俗感到很满意。他此时的这副模样，即使是很欣赏他的才智的聪明女人，也会感到大吃一惊。面带轻蔑的微笑，他继续说：“是的，把本初子午线炸飞了，肯定能引发憎恶的号叫。” “这件事太困难了。”维罗克先生低声地说，他觉得这是此时唯一安全可说的话。 “怎么啦？你不是有很多帮手吗？他们不是你挑选的吗？云特那个老恐怖分子就在伦敦。我看见他几乎每天都拿着把绿色的海夫洛克军帽在皮卡迪利大街闲逛。还有那个叫米凯利斯的假释犯道士——你不会说你不知道他在哪里吧？如果你不知道，我就告诉你。”弗拉基米尔先生恶狠狠地说着，“如果你觉得你是唯一领特务经费的人，那你就错了。” 听了这种毫无根据的建议，维罗克先生轻轻地挪动一下脚步。 “洛桑那一帮人怎样？听到米兰会议的风声，他们会不会全来？这是个荒谬的国家。” “这要花费很多钱的。”维罗克先生凭直觉说道。 “这样说不对。”弗拉基米尔先生反驳道，他用英语发音好得令人吃惊。“你每个月都有工资，除非做出点事，否则不会增加了。如果不能很快做出成绩，工资也将取消。你公开的职业是什么？你靠什么生活？” “我有个店铺。”维罗克先生回答。 “店铺？卖什么的店铺？” “文具和报纸。我的妻子……” “你的什么？”弗拉基米尔先生用他那刺耳的中亚口音打断了对方的话。 “我的妻子。”维罗克先生提高了他沙哑的嗓门儿，“我结婚了。” “这太奇怪了，”对方惊呼道，“结婚！可你是个公认的无政府主义者呀！这有什么意义？我认为这仅是说说而已。无政府主义者不结婚，这是众所周知的。他们不能结婚，结婚等于背叛。” “我妻子不是无政府主义者，”维罗克先生低声地说，样子很不高兴，“此外，这跟你无关。” “噢，当然跟我无关，”弗拉基米尔先生厉声说道，“我开始意识到你根本不配做这份工作。你结了婚，你就不会被你的人信任。难道不结婚就不行吗？你是不是很忠于爱情？你可以有爱情，但你就对我们没用了。” 维罗克先生鼓着腮，猛地吐出一口气，但没能说出话来。他强忍着没有说话。双方的话已经说得太多了。大使馆一等秘书突然变得寡言寡语起来，最后分手的时候到了。 “你可以走了，”他说道，“必须展开一次爆炸行动。我给你一个月的时间。米兰会议现在正在休会。会议再次开始前，你必须有所行动，否则我们将终止与你的联系。” 说到这里，他毫无原则性地再次改变了语气。 “维罗克先生，想一想我的哲学，”他带着嘲弄人的口气说，而且手还指着大门，“去把本初子午线炸掉。你不如我了解中产阶级，他们对一切都变得不敏感。本初子午线，我认为，这是个最好的目标，并且最容易实现。” 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已经站了起来，他那薄薄的嘴唇滑稽地颤搐着，而他的眼睛却盯着壁炉上的镜子，他看着维罗克先生拿着帽子和手杖，深沉地走出房间。房门随后关上了。 突然间，穿着棕色裤子的男仆就出现在了走廊里，他领着维罗克先生沿着另一条路离开，这条路需要穿过院子角落里的一个小门。在大使馆的大门口，看门人完全没有理睬有人要离开。维罗克先生沿着早晨朝圣的道路折返了，他仿佛是在做梦——这是个令人气愤的梦。此时，维罗克先生的灵魂已经出了窍，他的肉身仍然沿着街道在不紧不慢地走着，可他的灵魂却一步就赶到了家门口，因为这个时候正好有一股大风从西吹到东。他径直走过店铺的柜台，坐在一把木椅上。没有人来打扰他的孤独。史蒂夫穿着绿围裙，正在扫楼梯，扫得很认真、很尽责，就好像是在玩耍。维罗克夫人在厨房里听到了门铃声，已经来到营业室的玻璃门前，稍微掀起了门帘，向店铺里窥视。她隐约看到丈夫坐在那里，丈夫头上的帽子后倾到了后脑勺。一看是丈夫，她马上又回到火炉边去了。又过了一个多小时，她取下弟弟史蒂夫身上的围裙，用强制性的口吻要求他去洗手洗脸，她这样发命令已经有15年了——有时甚至要亲自为史蒂夫洗手洗脸。在饭菜装盘上餐桌前，史蒂夫会来厨房请姐姐检查手和脸是否干净，他表面上看似乎很自信，但内心里却隐藏着永恒存在的焦虑。从前，他父亲在这类场合发脾气是最有效的约束力。如今，维罗克先生在家庭生活里非常安静，根本不会发脾气——在可怜的史蒂夫面前也不会。这有一种解释，维罗克先生不发脾气，是因为他即使吃饭时发现食物不干净，他也不会把自己的痛苦和震惊说出来。温妮的父亲死后，她不再为可怜的史蒂夫发抖，这对她来说是个极大的慰藉。她不愿看到弟弟受伤害，弟弟受伤害会使她发狂。当她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她就经常为保护弟弟而面对父亲的那双充满怒气的眼睛。如今，谁也不会从维罗克夫人的样子上看出她会发脾气。 她把饭菜装好了盘子。餐桌摆在会客室。她一边向楼梯走，一边大叫道：“妈妈！”接着她打开通往店铺的大门，“阿道夫！”维罗克先生还没有改变姿态，他显然在这一个半小时里丝毫未动。他沉重地站了起来，一言不发，没有脱大衣和帽子就要吃饭。他在家里的沉默寡言并不令人吃惊，这个家坐落在肮脏的街道上，很少有阳光普照，在破旧的店铺后面到处是破烂垃圾。然而，维罗克先生在这一天的沉默寡言显然是若有所思，家里的两个女人都注意到了。她们沉默地坐着，不时地看可怜的史蒂夫一眼，害怕他多嘴生事。史蒂夫隔着餐桌面对着维罗克先生，表现得很好、很安静，茫然地盯着维罗克先生。为了防止史蒂夫惹一家之主生气，这让两个女人每天都处于绝非微不足道的焦虑之中。史蒂夫，自出生之日起就是她俩焦虑的根源。她俩总是温柔地用“这孩子”暗指史蒂夫。史蒂夫已故的父亲为有这样古怪的儿子而感到羞辱，所以总是拳脚相加。因为他是个非常敏感的人，作为一个男人和父亲，他的痛苦是非常真实的。后来，她俩要防备史蒂夫去惹绅士房客，这些房客自己也都是非常怪异的，很容易生气。此外，史蒂夫的未来如何永远是个令人焦虑的问题。那个生活在贝尔格莱维亚区一间破旧地下室早餐厅里的老妇人，一想到自己的孩子可能去劳教救济院生活，就感到心力交瘁。她常对女人说：“如果你没有找到这么一个好丈夫，我不知道那个可怜的孩子的未来是什么样子。” 维罗克先生对史蒂夫给予了关照，就好像一个不太喜欢动物的男人或许会喜欢妻子的宠物猫似的。他关照，虽说很善良，但总是敷衍了事，与妻子对宠物猫的关照在本质上是一回事。这两位女人承认，要求对史蒂夫更多的关照恐怕也不合理。维罗克先生对史蒂夫的关照已经足够赢得这位老妇人的尊敬。她早年过着无依无靠的苦日子，形成了多疑的习惯，他多次焦虑地问女儿一个问题：“亲爱的，你难道不觉得维罗克先生已经厌倦看到史蒂夫了吗？”对这个问题，温妮总是习惯性地微微摇摇头。不过，她有一次进行了反驳，态度相当无礼：“他会先厌倦我的。”一阵长时间的沉默。温妮的母亲把脚靠在木凳上，似乎要彻底地理解女儿的回答，因为女儿具有女性远见的回答让她大吃一惊。她根本不理解为什么温妮要和维罗克先生结婚。温妮这样做是很明智的，事实证明对温妮最合适，但女孩子也许希望找一个与自己年龄相仿的人。有好几个年轻人追求温妮，只有临街那个屠夫的儿子，虽然是屠夫父亲的帮手，但温妮和他非常情趣相投。他确实生活有赖于父亲，但他父亲的生意很好，前途相当好。他带着温妮晚上去过几次剧院。就在温妮的母亲开始害怕听到他们订婚消息的时候（如果温妮走了，她只好依靠史蒂夫做帮手了），温妮的罗曼史突然结束了，温妮的样子很难看。就在这个时候，维罗克先生出现了，神奇般地住进了第二层楼的卧室，那个有关年轻屠夫的问题消失了。这显然是老天有眼，给予温妮一次新机会。 [book_title]第三章 “……理想中的世界是单调乏味的。美化世界就等于是掩盖了世界的复杂本质——这实际上是要毁灭世界。孩子们，让道德学者继续这个话题吧。历史是人创造的，但不是在他们的头脑里。思想在意识中产生，但思想对历史进程的作用并不大。历史是由生产工具和生产过程决定的——或者说是由经济基础的力量决定的。资本主义创造了社会主义，资本家为保护财产而制定的法律为无政府主义的产生提供了条件。没有人知道未来的社会制度是什么样子。那么为什么要空想呢？空想最多只能告诉我们预言家在想什么，没有任何客观价值。孩子们，这个话题留给道德学者去消遣吧。” 传道士米凯利斯是个假释犯人，此时正在用平稳的腔调说话，他说话的时候气喘吁吁，就好像胸脯的肥肉压得他不得不那样似的。 他是从一所卫生条件很好的监狱出来的，腰圆得就如同一个木桶，腆着大肚子，腮帮子又胖又白，看上去是半透明状态的，他的这副样子仿佛让人觉得在过去15年里，一个极度不公平社会的公职人员用各种增肥食物给他喂食，并把他关在一个潮湿、阴暗的地窖里，而他此后竟然没有能成功地减过一盎司的肥。 据说有一位富有的老妇人把他送到玛丽亚温泉进行治疗，在三个季度的治疗期间，他赢得了极高的公众好奇心，竟然与一位国王不相上下。后来，警方命令他必须在12个月内离开，离开前不许泡温泉。如今他再也不愿去泡温泉了。 他的胳膊粗得看不见胳膊肘，更像是放在椅子背上弯曲的假肢。他用短粗的大腿支撑着前倾的身体，把一口痰吐进壁炉里。 “是的！我有时间稍微清理一下思路，”他平淡地继续说着，“社会给我大量的时间进行冥思苦想。” 在壁炉的另一边，放着一把专供维罗克夫人的母亲使用的马鬃椅子，此时卡尔·云特正坐在上面冷笑着，虽说嘴里没一颗牙，但仍然做着略带邪恶的鬼脸。这个自称是个恐怖分子的老头，是个秃子，下巴挂着一绺雪白的山羊胡子。 在他那目光暗淡的双眼里，存留着一股异乎寻常的凶险恶意。他痛苦地站了起来，向前伸出他那只因风湿病肿块而变得奇形怪状的瘦手，这让人感觉到他好像是个垂死的刺客，正在用最后一点力气做最后一击。他的另一只手拄着一根粗手杖，手杖在他身体的重压下战栗着。 “我一直有个梦想，”他恶狠狠地说，“我要组织起一帮人，他们有绝对的意志，敢于抛弃一切妨碍他们选择手段的桎梏，强大得可以坦然自称为毁灭者，浑身上下没有沾染上那种导致世界腐败的宿命的悲观主义。他们对这个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残酷无情，包括他们自己和死亡，因为死亡就是在为正义和人类服务——这就是我想看到的。” 他的小秃脑袋颤抖着，也带动了那绺白色山羊胡子滑稽地抖动起来。陌生人根本听不懂他的理论。他所表现出来的激情，实际上早就是强弩之末了，他就好像一个老色鬼，表面很疯狂，但实际上已经无力勃起。他那枯萎的喉咙也很不给力，而他那无牙的牙床似乎总是在伺机捕捉他的舌尖。维罗克先生坐在屋子另一边的沙发角上，发出两声表示衷心同意的咕哝声。 这位老恐怖分子把他那颗架在精瘦脖子上的脑袋缓慢地左右摇摆着。 “可是我至今还没能找到3个这样的人。你那腐朽的悲观主义也不过如此。”他对着米凯利斯咆哮道。听到这话，米凯利斯把他那两条粗得像坐垫一样的大腿从交叉状态放开，接着又猛地塞到椅子底下，借以表示恼怒。 悲观主义者？荒谬绝伦！米凯利斯惊呼这种指责简直是无耻。他根本不是个悲观主义者，因为他看到了私有财产的末日，他认为这是符合逻辑的、不可避免的、由丑恶的私有财产内在发展规律决定的。财主们不仅要面对觉醒的无产阶级，在财主之间还有内部斗争。是的！斗争和战争是财产私有的必要条件。这是致命的。啊！他不需要激昂的热情来坚持信仰，不需要雄辩，不需要气愤，不需要摇晃红旗，不需要一轮象征性的红太阳从地平线升起去报复命中注定要灭亡的社会。他不需要这样做。冷静的理智才是他提倡的乐观主义的基础。是的，要的就是乐观主义…… 这段话累得他气喘吁吁的，他停了下来，在喘了几口气后，他又继续说： “如果我不是个乐观主义者，恐怕在过去15年里早就找到多次割喉的机会了。你想是不是这个道理？至少我可以撞死在监牢的墙上。” 他感到气短，声音失去了活力。他的大白腮帮子看上去就像挂着的白布口袋，一动不动，连颤抖都没有。但那双蓝色的眼睛眯成一条缝，仿佛在偷看，眼睛里仍然放射出过去那样的自信和精明，但他那固定不变的视线让人感到有点疯狂，这些特质肯定是这位不屈的乐观主义分子夜晚坐在监牢里养成的。卡尔·云特站在他的前面，他戴着一顶褪了色的军帽，军帽的一条遮颈布威武地盖在他的肩上。奥西彭同志坐在壁炉前，他是个医科大学肄业生，是“无产阶级的未来”这个组织的主要传单写手。他摊开两条粗壮的大腿，把靴子后跟伸进壁炉烤火。他面色通红，一脸雀斑，一头黄色卷曲短发，塌鼻梁，嘴向外突出，简直就是个黑人模样。高颧骨的脸上有一双杏仁状的眼睛，懒洋洋地斜视着。他穿着一件灰色的法兰绒衬衣，戴着一条黑色丝绸领带，外套是一件哔叽大衣，纽扣全都系上了，但领带的下端却悬挂在哔叽大衣的外面。他的头靠在椅子背上，喉结清晰可见。他抽着插着烟卷的木质烟斗，直接把烟吐向天花板。 米凯利斯继续谈自己的想法——他在隐居时产生的想法——这些想法是他当年在监牢里产生的，他的想法越积越多，就像幻想中的信念一样。他在自言自语，丝毫不顾听众的好恶，实际上是不关心有没有听众。他的这个满怀希望大声自言自语的习惯，是他在监狱里只能孤独地面对四堵白墙养成的。那监狱坐落在一条大河的旁边，看上去既恶毒又丑陋，就好像是供停放那些被社会勒死的人停尸用的巨大太平间，那太平间是由大量顽固的砖头堆砌起来，里面充满了坟墓般的寂静。 他很不善辩，不是因为他的信念被别人给辩倒了，而是因为听别人说话会痛苦地惊扰他，让他的思维处于混乱中——他的思维多年来一直处于孤独状态，比一片干燥的沙漠更加荒凉，从来没有活人来跟他争论、给予他评论，甚至连一句同意的声音都听不见。 没有人打断他的讲话，他继续坦然述说自己的信念，用不可抗拒的力量征服了听众，就像上帝赐予人间仁慈一样：人类的物质生活透露出了人类的秘密命运；决定人类的历史和未来的是经济基础；指引人类思想发展和各种激情的思想根源…… 奥西彭同志一声刺耳的大笑打断了这段长篇大论，使得传道士张口结舌，眼睛中原先的得意劲全没有了，变成了迷惑和混乱。他把眼睛闭上了一小会儿，仿佛是要集中精力。屋子里一阵沉默，屋里的两盏煤气灯和越来越旺的炉火使屋里的温度变得非常热。维罗克先生从沙发里站起来，不情愿地踏着沉重的步伐去打开通往厨房的门，这样能放进新鲜空气，可是这一来从屋里就能看到局外人史蒂夫。史蒂夫这时趴在柜台上画圆圈玩，他画了无数个圆圈，有同心圆，有椭圆。他画出来的圆有才气，让人感到目眩，因为画面上有错综复杂的曲线、整齐划一的格式、令人感到迷惑的交叉线，他的画让人想起宇宙混沌，这位艺术家一直在埋头作画。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其中，背部微微颤抖着，瘦弱的脖子深深地陷入脑壳下方的空谷中，似乎随时有折断的可能。 维罗克先生虽然不喜欢史蒂夫的画，但依然感到惊奇，低声咕哝了一句什么，又坐在沙发上。亚历山大·奥西彭穿着破旧的蓝色哔叽大衣，他站了起来，想放松一下长时间不动形成的身体僵硬，在低矮的天花板下显得他的个头很高。他闲逛到厨房（下两级台阶），站在史蒂夫背后看画。看了一会儿，他转身回来，嘴里神秘地念叨着：“非常好，非常有特点，很典型。” “什么东西那么好？”再次回到沙发角上坐着的维罗克先生低声询问道。被问的人漫不经心地解释了自己的意思，态度很谦逊，还用头指了一下厨房。 “典型的精神变态——我是说那些画。” 奥西彭同志的绰号是“医生”，医学院的肄业生。离开学校后，浪迹于工人组织之间，讲解社会主义卫生学。写了一本貌似医学著作的书（以廉价小册子的方式分发，立即就被警察缴获了），书名叫《中产阶级的腐朽毛病》；还担任一个相当神秘的名叫“红色委员会”的特别代表，跟卡尔·云特、米凯利斯一起负责文字宣传工作。他们一起至少打通了与两家大使馆的关系，他们进出大使馆的频率高得让人难以忍耐，达到了科学允许普通人能做到的极限。“你是在说那孩子是精神变态者吧，是不是？”维罗克先生咕哝道。 “他是科学的产物。非常典型，典型的精神变态者。你只需看看他的耳垂。如果你读过龙勃罗梭的著作的话……” 维罗克先生几乎是横躺在沙发上了，面色忧郁，紧盯着自己马甲上的那排纽扣，但他面颊微微泛起红晕。最近只要稍微提到“科学”这个词（中性词且无固定含义），他的脑海里就浮现出弗拉基米尔先生那令人讨厌的形象，不仅栩栩如生，而且几乎神奇般的清晰。这种现象确实应该属于科学奇迹之一，这使得维罗克先生处于恐惧和气愤的精神状态下，处在这种精神状态下的人喜欢发毒誓，但他什么都没有说。反倒是缓过一口气的卡尔·云特说话了。 “龙勃罗梭是头笨驴。” 听了这句亵渎的话，奥西彭同志感到震惊，他用可怕的、无情的眼光盯着说话人。在卡尔·云特那瘦骨嶙峋的大脑门的阴影下，他的双眼变得暗淡无光，嘴里咕哝着什么，每说完一个词，舌头就会被咬到一次，就好像是他在生气故意要咀嚼自己的舌头一样： “你见过这样的蠢货吗？对他来说，是罪犯就要被关起来。事情就这么简单吗？那些关他的人——就是那些迫使他在监狱里的人算什么？对，这些人强制他坐牢。然而，罪名是什么？他难道不知道他正在通过观察大量穷鬼、倒霉鬼的耳朵和牙齿让无耻之徒在这个人吃人的世界里大行其道吗？难道凭牙齿和耳朵能分辨出罪犯？他们是罪犯吗？法律能更好地判断他是否是罪犯——法律就是给罪犯打上烙印的工具，这是吃饱撑得慌的人为了对付营养不良才发明的把戏。这样的法律有什么用处？把烧红的烙铁盖在罪犯的身上难道你闻不到皮肉焦煳的气味、听不到皮肤烧焦的咝咝声吗？龙勃罗梭写的那本愚蠢的书，就是这样制造罪犯的。” 他情绪非常激动，手中的手杖和他的双腿一起颤抖起来，军帽遮阳布掩盖下的身躯却仍然保持着他传统性的挑战姿态。他似乎嗅出了社会中的暴力气息，于是他竖起耳朵听社会中各种残暴的声音。他的姿态预示着极大的力量。这位垂死的老兵当年在战场上是爆破专家——他曾经在讲演台上、秘密集会中、私人会面时都有表现。这位著名的恐怖主义分子一生中还没有亲自动过大建筑物一根手指。他既不是个活动家，也不是个口若悬河的讲演家，因为他不能煽动大量人群发动情绪激荡的运动。他怀揣着更加狡猾的目的，以鲁莽的、恶毒的阴谋家的身份参加活动，他的恶毒冲动不仅来自盲目的嫉妒、因无知而生的恼怒虚荣心、因贫困而生的痛苦，还源自一种高尚的幻觉，他坚信自己拥有气愤、怜悯、造反的正当权利。他拥有的恶毒能力此时已经相当稀少了，就如同一个过去装致命毒药的瓶子里的毒气味，这个毒药瓶已经用空了，没有多大用处了，可以被丢弃到堆放他们那个时代废物的垃圾堆里了。 假释犯传道士米凯利斯抿着嘴暧昧地笑了。为了表达自己郁闷的认同，他把那张像涂了白粉的圆脸低垂下来了。他曾经坐过监牢。他皮肤上还留着在咝咝声中打下的烙印，他轻声地咕哝道。不过，绰号“医生”的奥西彭同志已经从震惊中恢复过来。 “你不懂，”他轻蔑地开口说，但马上又止住了，因为他看到了威胁。两只像巨大黑洞的眼睛缓慢地转向他，并死死地盯着他，仿佛又冲着他的声音而来。他停止了争论，微微地耸了耸肩。 史蒂夫习惯于在无人理睬的情况下走来走去，他此时已经从餐桌前站起来，带着画回床上了。当他走到会客室门口的时候，他被卡尔·云特的雄辩比喻吓唬住了。画纸从他手里脱落，他死盯着那个老恐怖分子，仿佛突然看到了恐怖的伤疤、感受到了肉体的疼痛。史蒂夫知道热烙铁伤人很厉害。他恐惧的眼神中充满了愤慨：那会很疼的。他咧着大嘴。 米凯利斯盯着炉火，眼睛一眨都不眨，又恢复到那种冥思苦想的孤独状态。他的乐观情绪开始从嘴唇上倾泻而出。他看出，资本主义在摇篮里就会灭亡，因为出生时身体里就带着竞争这种原则性的毒药。资本家，有大有小，大的吞并小的，不仅权力向少数人集中，生产工具也会大规模集中，生产工艺日趋完善，这是一种疯狂的自我膨胀过程，但这个过程是为无产阶级以后合法掌握权力做组织准备和物质准备。米凯利斯说出了“忍耐”这个伟大的词——他吐出这个词的时候，用清澈的蓝色眼睛仰望着维罗克先生营业室的低矮天花板，让人感觉他像天使一样值得信赖。走廊里的史蒂夫变得很平静，似乎陷入了倦怠的状态。 奥西彭同志听了这话，脸都气歪了。 “那就是说做什么事都没有用了。” “我没有这么说。”米凯利斯轻轻地抗议道。他对真理有强烈的期待，任何奇谈怪论都无法打败他。他继续低头看着炉子里火红的炭。为将来做准备是必要的，他乐于承认剧烈的革命也许会带来大变化。不过，他认为革命宣传是一项细致的工作，需要高尚的道德心。宣传造就世界的主人。必须像对待国王的教育那样仔细地对待宣传工作。做宣传工作的人，必须谨慎地推广其理念，甚至要达到小心翼翼的程度，因为我们不知道经济基础的改变对幸福、道德、理性、人类历史的影响。由于历史是生产工具决定的，不是理念，于是经济基础改变世上所有事物——譬如说，艺术、哲学、爱情，甚至于真理也在变化之中。 壁炉里的煤炭发生了一次小崩塌。米凯利斯，就是那位在监狱的荒漠中展望未来的隐士，见到这种情况，猛地站了起来。他胖得就像个吹起来的气球，此时伸出了短粗的胳膊，就好像是要拥抱自己的新世界，但留给他的只能是可怜的绝望。他拼命地喘着粗气。 “未来就像历史一样确定——奴隶制、封建制、公民社会、集体主义社会。这是规律，不是空泛的预言。” 奥西彭同志噘起了轻蔑的嘴唇，这使得他的脸形更像一个黑鬼的了。“瞎扯，”他说道，语气相当平静，“世上没有规律，也没有确定性。让教导式的宣传见鬼去吧。人们知道什么并不重要，他们知道的也不准确。对我们来说，唯一重要的是他们的情绪状态。没有情绪，就没有行动。” 他停了停，又以相当坚决的口吻说： “我在讲科学——科学，知道吗？维罗克，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没说什么。”坐在沙发上的维罗克先生咆哮道。刚才壁炉里发出的噪音刺激了他，他轻声地骂了一句“可恶”。 那个没牙的老恐怖分子又在唾沫星四溅地发表恶毒的言论了。 “你知道我是怎样称谓如今的经济体系吗？我称之为弱肉强食。这就是当前的经济体系所干的。他们贪婪地吞噬人们的鲜肉和鲜肉——这就是他们正在干的。” 这句话，史蒂夫全听到了，咕隆一声咽下一口吐沫，就好像大口吞食了速效毒药似的，瘫倒在厨房门口的楼梯上。 米凯利斯假装什么都没有听见。他双唇紧闭，就好像用胶粘住一般，沉重的双颊也不再颤抖了。他睁大困惑的双眼四周寻找礼帽，然后戴在圆脑袋上。他弯下滚圆的腰身，从卡尔·云特削瘦的胳膊肘下和两把椅子之间溜走了。那个老恐怖分子扬起颤颤巍巍的瘦得跟鸡爪子一样的手，把他那顶黑色墨西哥宽边帽猛地拉低，遮掩起那张沟壑遍布的老脸。 他的步态缓慢，每走一步都要用手杖敲打一次地面。让他离开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因为他不时地停下脚步进行思考，最后在米凯利斯的推搡下才离开。文雅的传教士像兄弟一样扶着他的胳膊，走在他们身后的是体格粗壮的奥西彭，他双手插兜，无精打采地打着哈欠。他戴着一顶蓝色的漆皮帽，露出他的那一绺黄头发，让人感觉他就像个刚寻欢作乐完便马上厌世的挪威水手。维罗克先生不戴帽子送客到屋外，他的大衣敞开着，眼睛看着地面。 客人走了，他小心翼翼地关上了门，锁上门，插上门闩。他对朋友们很不满。按照弗拉基米尔先生的投掷炸弹哲学，这些人似乎都变得毫无用处。维罗克先生参加革命活动从来不采取主动，宁愿做旁观者，无论在家里，还是在比较大型的集会上，他都是如此。他必须谨慎，已经40多岁了，虽说心中有愤恨，但又感到自己最珍贵的安逸和安全受到了威胁。他带着轻蔑的口气问自己，看看卡尔·云特、米凯利斯、奥西彭这帮人，他们除了空谈又能做什么呢？ 维罗克先生想去关掉店铺中间的煤气灯，灯还没有关，自己却先陷入了道德反思的混乱中。借助他对这帮人脾气秉性的了解，他做出了自己的道德判断。这帮人都是懒货——就拿卡尔·云特来说吧，如今他由一位两眼昏花的老妇人照顾着，这位老妇人是他几年前从朋友那里骗来的，但他后来又多次想把她抛弃到贫民窟里去。不过，云特很幸运，虽然她多次被甩，但每次被甩后都坚持要回来。如果她不回来，就没有人帮助他在格林公园站下公共汽车了。他有个习惯，每当天气好的时候，都要在早晨去那个公园漫步。一旦这位顽强的、喜欢咆哮的老巫婆死掉，那个狂妄自大的老鬼也就此消失——暴躁的卡尔·云特的生命也就会因此而终结。在道德上，信奉乐观主义的米凯利斯也惹维罗克先生生气。米凯利斯被一位富裕的老妇人供养着，但这位老妇人最近把他送到乡下别墅住了。这位前科犯可以几天在林荫道上闲逛，借机满足自己对美味食品和懒散的需要。对奥西彭这个穷鬼来说，他什么都不要，只要世上还有几个银行里有存款的傻女孩就行。虽然维罗克先生与这几个人在气质上有共同的地方，但与他们之间也存在着微弱量上的差异。这让他感到某种满足，因为他内心有很强的尊重他人的传统天性，他的问题是不喜欢干别人正在干的活——这种性格缺陷是大部分有社会地位的改革家所共有的。原因是显然的，人是不会反对已有的利益和机会的，但会反对为维持这些好处所必须付出的道德代价、自我约束、烦恼。大部分革命家都是纪律的敌人，他们最讨厌干重活。人性的弱点也牵扯进来，他们觉得维持社会地位的代价太大、令人讨厌、压迫人、令人烦恼、羞辱人、有勒索的嫌疑、不可容忍。这些人都是革命的盲目追求者。剩下的革命家是为了虚荣而投入社会革命，虚荣是高贵和丑陋幻觉的根源。诗人、改革家、骗子、预言家、煽动家都以虚荣为伴。 在混乱的冥思苦想中挣扎了整整一分钟之后，维罗克先生仍然没有能理解这些抽象概念的深刻含义。也许他根本就理解不了。无论如何，他已经没有时间了。他的思路突然被中断了，因为他想起了他的另一位合伙人弗拉基米尔先生，由于他俩在道德上有微妙的类似性，所以他能做出正确的道德判断。他认为弗拉基米尔先生是个危险的人。一片嫉妒的阴影爬入他的思绪。那几个同伴可以闲荡，因为他们不仅是不接触弗拉基米尔先生，而且有女人可以依靠，他却不同，他有一个女人要养…… 这时，维罗克先生猛然想起今晚总该要去睡觉，不是现在，也会是今晚其他什么时候。那么，为什么不现在去睡觉呢？他叹了一口气。正常情况下，他这个年龄和性格的人，睡觉是个令人愉快的事，但对他来说并不是这样。他害怕失眠，失眠的征兆已经出现了。他举起了手，关上了头顶的煤气灯。 一道亮光从会客室的门缝中照亮了一部分柜台。这道光使维罗克先生看清了钱柜里银币的数量。只有很少的几枚，这是他自开店以来第一次看看店铺的商业价值。店铺的商业情况很不妙，这说明他没有什么商业理由继续做这份买卖了。他是凭着直觉才选这份特别的买卖的，因为他听说不正当的交易才容易赚钱。此外，他仍然在自己熟悉的领域内——即有警察监督的领域。这样他不仅因为干这一行而获得了合法的地位，还与一些不谨慎的警察保持着私下的联系，这给予他一种特殊的好处。但这份生意无法让他维持生计。 他从抽屉里把现金箱拿出来，想转身离开店铺，这时他发现史蒂夫还在楼下。 他在这里干什么？维罗克先生暗自问道。这样古怪的行为有何意义？他疑惑地看着妻弟，但没有继续追问。维罗克先生与史蒂夫的交流非常有限，仅限于早餐后的几句随便咕哝，比如，“我的靴子”这句话不是命令或请求，而就是随意说出了一句话。跟史蒂夫没有话说，这使维罗克先生也感到有些奇怪。他站在会客室的中间，默默地看着厨房。他不知道自己如果说话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当他突然意识到自己也需要养活这家伙的时候，同样也感到很奇怪。他从前从来没有想到过史蒂夫需要自己养活的事实。 他确实不知道如何与这个少年进行谈话。他看到史蒂夫在厨房里一边做手势一边还自言自语。史蒂夫围着桌子转，就像笼子里的动物一样。维罗克先生试着说了一句：“你是不是最好该去睡觉了？”但这句话毫无效果。于是他放弃再去对妻弟的行为进行困难的猜测，拿着现金箱，小心地走过会客室。他爬楼梯，感到一阵疲乏，但原因竟然是纯粹精神上的，这个特点他无法解释，于是自己变得很惊诧起来。他希望自己不是真病了，于是走到漆黑的楼梯平台，以便检查自己的身体状况。但黑暗中不断有鼾声传来，惊扰了他的感觉，这鼾声来自岳母的房间。另一个要供养的人，他想到了这点——想着想着，他走进了卧室。 床边桌上的油灯点到了最亮，油灯下维罗克先生夫人睡着了（楼上没有煤气灯）。灯罩下的灯光非常明亮，灯光下能看见她的头深深陷入白色枕头之中，她双眼紧闭着，头上梳着几条为晚上睡觉编成的辫子。她醒来了，因为有人在耳边叫她的名字。她看见丈夫正俯视着她。 “温妮！温妮！” 最初，她没有动，非常安静地躺着，看着维罗克先生手中的现金箱。不过，当她听说她的弟弟正在“楼下乱蹦乱跳”的时候，她猛地转身坐在了床边。她穿着一件朴素的白布睡衣，领子和袖子都是紧扣着，两只光脚丫就像从睡衣里钻出来似的。她一边弯腰在地毯上摸拖鞋，一边仰着头看着丈夫的脸。 “我不知道如何管他，”维罗克先生粗暴地解释道，“不要让他一个人开着灯在楼下。” 她什么话都没有说，小跑着穿过房间，白睡衣在门口消失了，接着房门也关上了。 维罗克先生把现金箱放在床头桌上，开始脱衣服，他把脱下来的大衣丢到远处的椅子上，接着是正装和马甲。他穿着袜子在房间里徘徊起来，他双手紧张地放在咽喉处，粗壮的身体来回反映在妻子衣柜的长条镜上。又过了一会儿，他把副裤子背带从肩上松下来，使劲拉起百叶窗。他把额头靠着冰冷的窗户——薄薄的一片玻璃把他和冰冷、漆黑、潮湿、泥泞、荒凉的黑夜分隔开来，那黑夜中躲藏着诸如砖头、石板、石头等对人充满敌意的东西。 维罗克先生感到门外所有的东西都不友好，带着一股令人身体感到痛苦的力量。没有什么职业比当警察暗探更令人彻底失望的了。这就好像是你的坐骑在一片干枯的荒野上倒地而亡一样。维罗克先生能想到这个比喻，是因为他曾经在军队里骑过好几匹马。如今，他感觉自己就要垮掉了。前途就像他面前的这扇玻璃窗一样黑暗。突然，弗拉基米尔先生那张光润的、诙谐的、面色粉嫩的脸出现在面前这片可怕的黑暗中。 这幅神采奕奕的残破幻象，看上去不仅非常真实，还非常恐怖，吓得维罗克先生想立即远离窗户，他咔嚓一声猛地拉下了百叶窗。就在幻觉给他造成的惊慌失措还未散去的时候，他看到妻子回到了屋里，平静地上床睡觉了，妻子这种镇静的态度让他感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异常孤独。看到他仍然没有睡，维罗克夫人感到很惊讶。“我感觉不舒服。”他低声说道，并把手放在潮湿的额头。 “头晕吗？” “是的。感觉很不好。” 维罗克夫人像一位很有经验的家庭主妇似的分析了病因，并提出常用药方。但她的丈夫站在屋子中间，沮丧地摇着低垂的头。 “你站在那里会受凉的。”她看着他说。 维罗克先生做了一番努力，脱完了衣服，躺在了床上。楼下很寂静，狭窄的街道上出现一串有规则的脚步声，向他们的房子走来。过了一会儿，脚步声又逐渐消失了，那脚步声既从容不迫，又很坚定，就好像那人是在漆黑的夜里从一盏煤气灯走到另一盏煤气灯，准备没完没了地走下去。楼梯平台上那台破旧时钟发出了催眠一样的嘀嗒声，远在卧室里都能听得见。 维罗克夫人平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说道： “今天收入很少。” 维罗克先生，同样平躺着，清了清喉咙，就好像是要做重要发言似的，但最后仅是问道： “你关楼下的煤气灯了吗？” “关了。”维罗克夫人简短地回答道。沉默了3次钟表的嘀嗒声后，她接着咕哝道，“那可怜的孩子今晚很兴奋。” 维罗克先生不关心史蒂夫是否兴奋，但他难以入睡，他预感待油灯熄灭后即将到来的是可怕的黑暗和寂静。这种恐惧心理迫使他想说点什么，于是他说史蒂夫不听他提出的上床睡觉的劝告。维罗克夫人不知是计，开始漫长的辩解，想向丈夫证明这不是一种“轻率”的行为，而仅是“兴奋”。她声称，伦敦像史蒂夫这样听话的孩子根本没有。只要大人不打扰可怜的史蒂夫，他会变得更加可爱，甚至更加有用。维罗克夫人转身面对着睡不着的丈夫，用胳膊肘支撑身体俯视着他，面带焦虑地央求他相信史蒂夫是个有用的家庭成员。那种她在孩童时期为保护另一个孩子形成的病态热情，此时让她那憔悴的面颊泛起微微的红晕，她那对大眼睛在黑眼皮下闪着微光。这时的维罗克夫人显得更加年轻了，又回到了过去温妮那副样子了，但比贝尔格莱维亚大厦时期绅士房客面前的温妮更加具有活力。维罗克先生由于心里很焦虑，所有没有注意听妻子都说了些什么。妻子的话好像是在厚厚的墙那边说的。当他看到身旁的妻子时，他才恢复了理智。 他欣赏身边的这个女人，这种欣赏的情感，在受到一种类似于激情的刺激后，使他的精神变得更加痛苦。等她不说话了，他艰难地说： “最近几天我感觉很不好。” 他这样说很可能是想开个头，然后完成他俩间的私生活。但维罗克夫人又躺回枕头上了，眼睛看着上方，继续说道： “那孩子听到很多你们的谈话。如果我知道他们今晚来，我就会让他上床睡觉去。他听到吃人肉喝人血后就控制不住自己了。谈论这些东西有何好处？” 她的语气中有一丝蔑视。维罗克先生这时才真正开始应答。 “问卡尔·云特去。”他野蛮地咆哮道。 维罗克夫人下了很大的决心才说出：“卡尔·云特是个令人恶心的老鬼。”她明确说自己喜欢米凯利斯。对健壮的奥西彭，她没有说什么，因为只要他一出现，她总是感到很不自然，只能表现出一副冷若冰霜的态度。接着，她继续谈弟弟的事，弟弟多年以来一直是她担心和害怕的根源： “他不适合听你们说的。他认为你们说的是真的。他不太懂事。他太用感情了。” 维罗克先生没有说话。 “我到了楼下的时候，他死盯着我，仿佛不认识我。他的心跳得像打鼓。他无法抑制自己的兴奋。我叫醒了妈妈，请妈妈陪他睡觉。这不是他的错。不惹他，他不会这样。” 维罗克先生没有说话。 “我希望他永远不要去上学，”维罗克夫人突然又开口说话了，“他总是拿走橱窗里的报纸看。他看报太认真，看得面红耳赤。我们每个月卖不出去十几份报纸。旧报纸只会占橱窗里的空间。奥西彭每周都拿来一叠‘无产阶级的未来’宣传小册子，每本只能卖半便士。花半便士给我一叠，我都不要。内容太无聊——真是太无聊了，没有人买。有一天，史蒂夫拿了一本，里面有个故事说有一个德国军官把一名新兵的半个耳朵扯下来，还没有受惩罚。太野蛮了！那天下午，我都没有办法对付史蒂夫。那故事让人热血沸腾。但印刷这类东西有什么意义？我们又不是德国的奴隶。这跟我们无关——对不对？” 维罗克先生没有回答。 “我必须从那孩子手里把雕刻刀拿走，”维罗克夫人继续说，这时她也有些困意了。“他叫喊着，又跺脚，又哭泣。他受不了残酷。他如果遇见那个德国军官，他会像杀猪一样杀死那名德国军官的。这是真的。有些人不值得怜悯。”维罗克夫人的声音停止了。双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再说话，她的眼神变得僵硬，越来越像是陷入沉思。“亲爱的，舒服点了吗？”她用微弱的声音问道，那声音好像来自非常遥远的地方。“我能关灯了吗？” 维罗克先生知道自己再也睡不着了，所以他没有做出回答。他内心对黑暗有一种绝望般的恐惧。他极力想说点什么。 “熄灯吧。”他最后用沉闷的声音说道。 [book_title]第四章 地下大厅里，有30多张小桌子，大部分桌子上铺着红底白花的桌布，整齐靠墙排放着。微微拱形的天花板下挂着好几盏青铜制的树枝形装饰灯具，灯具上有许多球形装饰。没有窗户的墙上画着很多平淡的壁画，壁画中穿着中世纪服装的人物在进行狩猎或野外狂欢。穿着绿色皮马甲的侍者挥舞着猎刀，把冒着泡沫的大杯啤酒举得高高的。 “除非我彻底地错了，你了解这件令人困惑之事的内幕。”体格健壮的奥西彭说道，他说话的时候身体伏在桌子上，胳膊肘伸到桌子中间很远的地方支着，两条腿完全都钻到椅子底下去了。他极为渴望地盯着对方。 地下大厅的门口附近摆放着一台立式钢琴，钢琴两旁摆放着两盆棕榈树。突然，那架钢琴自动演奏起来，奏的是一首圆舞曲，演奏风格非常奔放。钢琴产生的音响震耳欲聋。突然，钢琴声戛然而止，突然得就如同开始时一样。坐在奥西彭对面的人，个子不高，戴着眼镜，衣着褴褛，他手中拿一大杯啤酒，他镇定提出一项具有普遍意义的主张。 “原则上，别人不应该打探你我对某件事的了解程度。” “肯定不应该，”奥西彭同志低声表示同意，“原则上绝不应该。” 他双手托着自己那张红润的大脸，死死地盯着对方，对面那个衣着褴褛的小男人看上去异常镇定，喝了一口啤酒后，把大啤酒杯又放回桌子上。他的两扇大耳朵，被他的脑壳远远地分隔开，而他的脑壳看上去很脆弱，仿佛奥西彭仅用拇指和食指就能捏碎。他的前额似乎像是坐在眼镜框上的圆形屋顶，他面颊扁平，面色油腻且不健康，稀疏的黑胡须给人脏乱的感觉。从体形上看，此人卑劣得让人感到不愉快，但他本人的举止却异常自信，这种强烈对比让人又觉得他很滑稽。他的说话很简略，给人一种想保持沉默的特别印象。 奥西彭仍然双手托腮咕哝着。 “你今天早就出来了吗？” “没有！我一早晨都在床上躺着。”对方回答说，“你为什么问这个？” “没什么。”奥西彭热切地盯着对方，他由于渴望查明真相而心肝都在颤抖，但看到那个小个子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又泄气了。奥西彭很少与这位同志交谈，不过，只要交谈起来，身材魁伟的奥西彭就会感到无论在精神上还是体力上都居下风。尽管如此，他冒险继续问了一个问题，“你是走到这里的吗？” “不，公共马车。”小男人相当乐意地做了回答。他住在遥远的伊斯灵顿，他的房子坐落在一条破旧的街道上，街上到处是废弃的干草和脏纸。等到学校放学的时候，各班级的学生排成队伍，争吵着跑进街道，他们的争吵声非常喧闹，包含了尖叫声、气愤声、地痞无赖的喧哗。他住在一间没有窗户的密室中，有一个极大的碗柜，这个碗柜是他从两名老处女那里租借来的，她俩是制作女装的裁缝，绝大部分客户是女用人。除了私自在碗柜上加装了一把大锁之外，他算是个模范房客，不惹是生非，基本上不用别人来伺候。不过，他也有怪癖的地方，他要求打扫房间时他必须在场。出门时，他总会把房间的门锁上，并把钥匙带走。 奥西彭曾经看到过公共马车顶上坐着的戴黑边眼镜的人，他们的眼镜在阳光下发出自信的闪光，随着公共马车沿着马路行进，闪光的光斑有的散落在街边房屋的墙上，还有的散落在人行道上人流的头上，那些路人丝毫不知道自己头上有光斑在晃动。想到那些戴眼镜人眼中的墙壁和疲于奔命的路人，一丝病态的微笑改变了奥西彭的厚嘴唇的形状。他们要是知道自己头顶的光斑，肯定会恐慌起来！他低声地问了一句：“在这儿坐了很长时间了吗？” “一个多小时吧。”对方漫不经心地回答，接着又喝了一口黑啤酒。他的每一个动作——抓大啤酒杯的动作、喝啤酒的动作、把沉重的眼镜放在桌子上的动作、双臂交叉放在胸前的动作——都表现出一股坚定劲、一种熟练的行动准确性。这与健壮的奥西彭产生了鲜明的对比。此刻奥西彭身体向前倾着，眼睛死盯着对方，嘴唇向外突出着，表现出渴望的不准确性。 “才一个小时，”奥西彭说道，“那么你也许没有听说我在街上听说的新闻。你有听到吗？” 那小男人用最小的摇头幅度表示没有听说。由于小男人没有表现出好奇心，奥西彭便大胆地说他是在外面听说的。当时有一个报童从他前面跑过，大声叫喊着一条出乎意料的新闻，这条新闻使他感到非常震惊和忧虑。由于口渴，他便来到这里。“我没想到在此遇见你。”他用几乎不变的腔调咕哝道，两只胳膊仍然架在桌子上。 “我有时来这里。”那个小男人说道，仍然保持着他那令人恼火的冷静举止。 “你们这些人没有听到任何风声很奇怪。”高大的奥西彭继续说道。他的眼睑紧张地眨着，但包不住他那双亮晶晶的眼珠子。“你们这些人，”他迟疑地又把这个词组重复了一遍。这种明显谦卑的举动印证了这个大个子男人在那个平静的小男人面前表现出了令人难以置信和不可解释的怯懦。这个小男人举起大啤酒杯，喝了一口，然后用既粗鲁又熟练的手法把杯子放下。此后，小男人不动也不说了。 奥西彭一直在等着听到什么，一句话或一个信号，但他要等的没有出现，于是只好假装镇定。 “你把货给了来取货的人吗？”他进一步压低声音说道。 “我的最高原则是从来不拒绝任何人——只要我还有一点东西可给。”那个小男人态度坚决地回答。 “这是个原则。”奥西彭评论道。 “你觉得合理？” 奥西彭对面的那张病黄的脸，由于戴着一副大眼镜，那张脸竟然拥有了一种自信的神气，就好像变成了一个永不知眠、永不眨眼的魔法球，闪耀着寒光。 “我的原则非常完美，永远完美，适合所有情况。有什么能让我不这样做呢？我为什么不应该这样做呢？我为什么要犹豫呢？” 听了这话，奥西彭吃力地喘着气，但仍然小心翼翼。 “你是说你会把那东西交给一个向你要那东西的侦探？” 对方报以一丝微笑。 “让侦探来试试，你就知道了。”小男人说道，“他们认识我，但他们中每一个我都认识。他们不会靠近我——他们不敢。” 说完话，他那铁青的薄嘴唇就紧闭上了。奥西彭开始争辩。 “但他们可以派人来，用绳子把你捆住。你知道吗？夺走你手里的货，然后逮捕你，因为他们手里有证据。” “什么证据？也许只能说我无照经营。”这是一句讽刺的笑话，但说话的那个小男人仍然维持着刚才的表情，他说话的方式是极为漫不经心的。“我知道他们没有人急着想逮捕我。我认为他们拿不到搜查令。因为他们中最厉害的那个人不允许。没人敢。” “为什么？”奥西彭问道。 “因为他们知道我是货不离身。”他轻轻地抚摸了一下胸前的大衣，“在一个厚玻璃瓶里。”他补充说。 “我听说过，”奥西彭带着一份好奇心说，“我不知道能不能……” “他们知道，”小男人用清脆的声音插话说道，他说话的时候身体靠在椅子背上，那椅子背比他的小脑袋高出了许多。“我是不会被逮捕的。与我较量，警察得不到任何好处。跟我作对，你需要纯粹的、丝毫不掩饰的、厚颜无耻的勇气。” 他再一次吧嗒把嘴闭上了。奥西彭急躁地蠕动了一下身体。 “没准儿他们会因为鲁莽或无知逮捕你，”奥西彭反驳道，“他们只需找到一个不知道你带着足够能炸碎你自己和60码内所有东西的炸药的人，让他来逮捕你就行。” “我从来没有说我是不能被消灭的，”小男人说，“但那不是逮捕。此外，想消灭我没有那么容易。” “呸！”奥西彭表示反对，“别太肯定。如果有五六个人从背后跳出来，你如何防备？你的手会被扭到背后，那时你能做什么？” “我有办法。我很少天黑出门，”小男人毫无表情地说，“从来不晚回。我走路时总把右手放进裤兜，裤兜里面总放着个橡皮球。我一按这个橡皮球，就能引爆玻璃瓶里的炸药。其引爆原理就是照相机的快门。这根管子通向……” 他快速地向奥西彭展示了一下那根管子，它就像一条棕色的细长蚯蚓，从马甲的袖孔钻出来，然后伸入上衣胸前的口袋中。他穿着一身棕色的破烂衣服，到处是污点，衣服缝隙处落着尘土，衣服扣眼破破烂烂。“雷管是半机械、半化学装置。”他故作谦虚地解释道。 “是立即爆炸吗？”奥西彭咕哝道，牙齿微微有些打战。 “远远不是，”小男人面带难色地承认，他那张脸难堪得有点变形。“从我按橡皮球到爆炸要20秒钟的时间。” “哟！”奥西彭吹了一声口哨，感到异常惊骇。“20秒！恐怖啊！你说你要等那么长的时间？我肯定会疯了……” “你发疯也没用。当然，这个系统有点问题，所以只能自用。不过，爆炸方式问题最大。我正试着发明一种能适应各种条件的雷管，甚至是未知条件。一种可调整的、极为准确的装置。一种真正聪明的雷管。” “20秒钟，”奥西彭再次咕哝道，“噢！那么……” 那小男人的头稍微转动了一下，眼镜的闪光似乎把赛利诺斯饭店这间地下啤酒屋的大小勘察了一番。 “这间屋里的人都没有逃脱的希望，”这是勘察的最终结果，“这对正在爬楼梯要走的夫妻也跑不掉。” 楼梯口的那架钢琴演奏起了玛祖卡舞曲，演奏风格既无耻又暴虐，就好像一个粗俗的魔鬼正在表演。音乐的基调神秘地起伏不定。不一会儿，音乐停止了，一切寂静下来。这时，奥西彭眼前出现一幅幻象，他仿佛看到这个明亮得刺眼的地方变成了一个可怕的黑洞，黑洞里浓烟翻滚，到处是残垣断壁和支离破碎的尸体。这幅毁灭的幻觉让他战栗不已。那小男人注意到了，用充满镇定的语调说道： “最终决定人安危的是他的性格。世界上几乎没有人有可以与我媲美的性格。” “我怀疑你真能做到。”奥西彭咆哮道。 “人格是力量。”对方不动声色地说。从这个明显可怜兮兮的生物体嘴里，竟然能说出如此坚决的话，这让大块头的奥西彭咬住了下嘴唇。“人格是力量。”那个小男人再次重复说了一遍，炫耀着自己的镇定。“我有杀伤力，但杀伤力本身不能提供保护，这点你是知道的。真正能起保护作用的是那些人相信我要使用杀伤手段了。可这纯粹是一种感觉，而感觉是绝对的。所以，我是致命的。” “他们中也有强人。”奥西彭居心叵测地咕哝道。 “有可能，但要看双方的力量对比。我并不看好他们，他们处于劣势，他们不能超越我。他们的人格力量建立在传统道德之上，很依赖社会秩序。我的人格超越人间的万物。他们受限于各种传统约束。他们要生活，而生活充满了各种约束和限制，所以他们容易受到各种打击。相反，我的力量来自死亡，无人能限制死亡，无人可以攻击死亡。我有明显优势。” “这种说法太玄奥了。”奥西彭看着小男人那闪光的眼镜片说道，“不久前，我听卡尔·云特也说过类似的话。” “卡尔·云特，”小男人轻蔑地咕哝道，“这位国际红色委员会的代表，他这一辈子只能做个传声筒而已。一共有三个代表，对不对？我不提其他两人，因为你是其中之一。但你说的尽是些没用的话。你们对革命宣传是有价值的，但问题是你们跟令人尊敬的杂货铺老板或记者一样不能进行独立思考，你们没有无人格的力量。” 奥西彭怒不可遏。 “那你希望我们做什么？”他疾呼道，“你究竟想干什么呢？” “一种完美的雷管，”那个小男人坚决地说，“你为什么要做鬼脸呢？你看，不能跟你提任何具有决定性的东西。” “我没有做鬼脸。”奥西彭生气了，发出了笨拙的咆哮。 那小男人以轻松、自信的态度继续说道：“你们这些革命家是反对社会传统的，所以社会传统害怕你们。但你们却在做社会传统的奴隶，就如同那些站在那里维护社会传统的警察一样。很明显，他们想革社会传统的命。社会传统主宰了你们的思想，当然也包括你们的行动，所以你们的思想和行动永远不会是决定性的。”他镇定地停顿了一下，态度亲密且平静，然后继续说道：“你们比不上反对你们的力量——譬如说警察。”那天，我突然在托腾汉法庭路转弯处遇见了总巡官希特。他用眼睛盯着我，但我没有看他。我为什么要多看他一眼？他有许多事要担忧——他的上级、他的名誉、他的法庭、他的工资、新闻报道——足有上百种。但我只想着一件事，就是我的完美雷管。他对我没有用，他是微不足道——我想不起来有什么东西比他更微不足道——也许卡尔·云特是个例外。物以类聚。这名恐怖分子与这位名警察是同类。革命和执法是一场比赛中的对峙双方，这种比赛本来就是无所事事的表现。警察玩比赛游戏——你们宣传家也在玩，但我不玩。我每天工作14个小时，而且有时还要饿肚子。我的实验很耗费钱财，我有时一两天吃不上饭。你看着的啤酒，对，我已经喝了两杯了，而且还要喝一杯。今儿算是个节日，我在独自欢庆。为什么不呢？我一直孤单地工作，非常孤单，可以说是绝对孤独。我孤单地工作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 奥西彭的脸变得暗红。 “制作完美雷管？”他低声嘲笑道。 “是的，”小男人回答道，“这是个好定义。有你们的委员和代表在场，你能给出的活动定义的准确度不及我的一半。我才是真正的宣传家。” “我们不讨论这个，”奥西彭说道，表现出不计较个人得失的态度。“我不想把你的假日给搅和了，但今天早晨格林尼治公园有一个人炸成了碎片。” “你是怎样知道的？” “自下午两点钟，路人在街上就开始大声谈论这条新闻了。我买了一份报纸，刚到这里，就看见你坐在桌子前。报纸就在我衣袋中。” 他掏出报纸，迅速地看了起来。这是一份用玫瑰红色的纸印刷的大报，就好像这份报纸被自己乐观的热情感染了一样。他快速浏览起报纸。 “哈！在这里。格林尼治公园爆炸。详细情况不清，时间是11点30分。早晨雾蒙蒙的，爆炸威力在罗姆尼路和公园广场一带都能感受得到。一棵树下炸出了一个大地洞，洞中有被炸碎的树根和树枝。周围散布着死者被炸碎的残部。关键内容就这些。其余都是报纸瞎扯。报纸认为，显然有人想炸毁天文台。哼！这个说法难以令人置信。” 奥西彭静静地看了一会儿报纸，然后把报纸转交给了对面的小男人。小男人心不在焉地浏览了一下报纸，然后把报纸放在桌上，没有做任何评论。 最后，奥西彭先说话了，语气中仍然充满了怨恨。 “你注意到了，只有一个人被炸成碎片。所以，他是把自己给炸了。这个消息把你一天的心情都搞坏了，是不是？你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吗？我一点都不知道——我丝毫想不到这里会发生这样的事——在我们英国。以目前的情况看，这只能被看作犯罪。” 小男人扬起他稀薄的黑眉毛，露出一丝冷淡的嘲笑。 “犯罪？那是什么？什么是犯罪？说这件事是犯罪有什么意思？” “我能怎么说？我只能用时下流行的词语，”奥西彭不耐烦地说，“这件事有可能给我们在这个国家的地位产生负面影响。对你来说这难道不是犯罪？我相信你最近向他人供过货。” 奥西彭盯视着。那小男人毫不退缩，缓慢地点了一点头。 “你供货了！”这位“无产阶级的未来”传单的编辑恶狠狠地低声说道，“不能这样。你真的把大量炸药交给了一个向你伸手要的傻瓜？” “就是这样！无论你怎样看，这个可恨的社会制度不是用纸和墨建立起来的，所以我从来不幻想着用纸和墨去摧毁它。是的，无论男女，只要伸手要，我就双手给。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我不接受红色委员会的指示。我希望你们都被抓住，被逮捕，或许最终还能被砍头，我会面不改色地看着你们被砍头。我们个人的遭遇一点都不重要。” 小男人无所顾忌地说着，既没有激动也没有感情。奥西彭的内心被深深地触动了，但表面却模仿着对方的超然态度。 “如果警察真有本事，他们可以用左轮枪把你打成马蜂窝，或在大白天从后面把你装入大麻袋中。” 小男人似乎已经预见到了会有此种言论，所以态度冷静、自信。 “对，”他不假思索地表示赞同，“但他们必须先克服自己的规章制度。你知道吗？那需要不同寻常的勇气，或者说是一种特殊的勇气。” 奥西彭听了后直眨眼。 “我很想知道，如果你把实验室搬到美国去会有怎样的遭遇。美国警察可是我行我素的。” “我很可能不会去美国。你说得不错。”小男人承认道，“美国警察有个性，实际上他们本人就是扰乱分子。对我们来说，美国是片肥沃的土地，一片极好的土地。伟大的共和国的本质就是搞破坏。美国人全都有无法无天的特质。妙极了。他们也许会杀我们，但……” “我觉得你太玄奥了。”奥西彭咆哮道，样子既郁闷又不安。 “我说的是符合逻辑的。”小男人抗议道，“有几种逻辑，有一种是启发式的。美国很好。我们居住的国家是有危险的，因为这个国家对合法性的概念是空想出来的。在这个国家里，民众对社会的理解充满了故步自封的偏见，这对我们的工作是致命的。你说英格兰是我们的唯一避难所！这实在是太糟糕了。太糟糕了！我们要避难所干吗？在这个国家里，你们做宣传、发行报纸、策划阴谋，但没有行动。我敢说，这对卡尔·云特非常合适。” 他轻微地耸了耸肩，以同样从容不迫的口气补充说道：“打破对合法性的迷信和崇拜，应该是我们的目标。如果能看到总巡官希特带着他的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射杀我们，并且公众还赞许他们，再也没有能比这种情况更让我快活的了。我们已经成功了一半：旧的道德体系也将分崩离析。那将是你们的目标。但你们这些革命分子根本不理解这点。你们有未来计划，但你们迷失在对现有经济体系的幻想之中，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横扫一切的勇气和开始崭新的生活。那样的未来肯定能实现，只要你们为之提供条件就行。所以，我如果有足够的炸药，我就要让所有街头下面都埋着，然而，我们目前没有，所以，我尽全力制造出可靠的炸药。” 奥西彭的心灵仿佛落入了深水之中，只能拼命地挣扎着浮上水面。当他听到“炸药”这个词的时候，似乎抓到了一块救命的木板。 “对，就是你的炸药。我不应该怀疑一点，早晨在公园的那个人就是被你的炸药给炸没了。” 一丝恼怒使奥西彭对面的那张既蜡黄又自负的脸变得阴郁起来。 “我的困难是要试验各种炸药。所有类型的炸药都必须引爆。此外……” 奥西彭打断了他的话。 “那个人是谁？我敢说我们的伦敦人不知晓这件事——你能描述一下接受你炸药的那个人吗？” 小男人把明亮得像两盏探照灯一样的眼镜光芒投射到奥西彭身上。 “描述一下，”小男人缓慢地重复了一遍，“我现在心里没有一丝一毫的反对意见。我只需用一个词就能描述清楚——维罗克。” 奥西彭在好奇心驱使下，身体已经离开座位几英寸高，听到小男人的描述，他就像脸被打了一下似的，身体又摔回了原处。 “维罗克！不可能。” 自信的小男人再次点头称是。 “对，就是他。在这个例子中，你不能说我随便给人炸药。我知道他可是你们中间的大人物。” “对，他是大人物，”奥西彭说道，“但这个说法不准确。他是我们的情报中心，经常接待来此地的同志们。与其说重要，不如说有用。他不是个有思想的人。我记得，他几年前经常在法国召开的会议上讲话，但讲得不是太好。像拉托雷、莫泽等老派人物信任他。他显示出的唯一才华就是有躲避警察注意的特殊能力。比如，他在这里似乎没有受到密切跟踪。他过一段时间就结一次婚，这你懂的。他认为他是用女人的钱开了那间店铺，似乎生意也很不错。” 突然，奥西彭停止了说话，他在低声自言自语道：“那个女人怎么办？”之后，立即陷入了沉思之中。 小男人若无其事地等待着。他的出身很隐晦，一般人只知道他的绰号是“教授”。他之所以有这个绰号，是因为他曾经在一所化工学院做实验室助理实验员。他因待遇不公问题与校方吵翻了。后来，他在一家染料厂的实验室里找到一份工作。在这个岗位上，他又受到不公正待遇而反抗。他虽然忍饥挨饿，但仍然拼命工作，力求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但现实迫使他相信世界很难公正地对待他——实际上，公正的概念非常依赖于个人的忍耐力。教授是有才华的，但他缺少顺从这种伟大的社会道德。 “真正的蠢货，”奥西彭大声断言，他是突然间放弃了再去想维罗克夫人和她的店铺的事。“他就是个普通人。教授，你缺少与同志们的联系是错误的，”他用责备的语调补充说道，“他对你说了什么吗？比如说行动的企图是什么？我有几个月没有见到他了。他似乎不可能就这样死掉。” “他说要对一栋大楼发动示威行动，”教授说道，“我必须知道更多的细节，才能为行动做准备。我指出，我手中的炸药不够造成一次大破坏，但他要求我尽量提供更多的炸药。由于他想要一个能在白天提着走的炸弹，于是我建议用油漆桶，当时我身边碰巧正好有一只容积大约1加仑的旧油漆罐，他对这项建议感到满意。制造过程中，我遇到了麻烦，因为我必须先把油漆罐的底部锯下来，然后才焊上去。制作完成后，这只罐里装着16盎司的绿色的X2炸药，炸药放在一只厚玻璃瓶里，玻璃瓶周围用黏土固定住，玻璃瓶用木塞子封口。雷管鱼罐螺丝旋转盖子连在一起。这枚炸弹的设计很精巧——点火花引爆的定时炸弹。我向他解释了用法。有一根很细的锡管子，里面包含着……” 奥西彭的注意力已经分散了，“你认为发生了什么？”他打断了小男人的话。 “不清楚当时的情况。他把盖子拧紧，启动了定时器，却忘记了爆炸时间。爆炸时间设定为20分钟。定时器启动后，一次猛烈的震动能立即引发爆炸。他可能是跑开的时间太迟了，或让炸弹摔到了地上。定时器肯定启动了——这点我是非常清楚的。定时器工作得很完美。不过，你或许觉得，匆忙中任何傻子都有可能忘记开定时器。我最担心的就是这类错误。世上傻子是很多的，你不能要求炸药在傻子面前绝对不爆炸。” 小男人招呼侍者过来。奥西彭僵硬地坐着，两眼发直，像是在痛苦地思考着什么。侍者收完钱走开了，奥西彭这时从沉思中惊醒过来，神色异常沮丧。 “这件事让我很难过，”他小声地说道，“卡尔患气管炎躺在床上有一个星期了。他有一半的可能从此再也起不来床了。米凯利斯在乡下纵情享受。一家时尚书籍出版商花费500镑请他写一本书。这本书肯定会是一场大失败。也许你也知道，他在监狱的时候就失去了思维的连贯性。” 教授站了起来，扣上大衣的纽扣，满不在乎地四下观望。 “你干什么去？”奥西彭疲倦地问说。此时他很担心红色委员会中央要批评他。这个委员会没有固定地址，他甚至不知道这个委员会有多少成员。红色委员会为出版“无产阶级的未来”小册子，向他提供一笔经费，虽然数额不大，但他仍然害怕这件事导致委员会停止发放这笔经费。如果经费真没了，他会非常懊恼维罗克不可理喻的愚蠢。 “支持极端行动是一回事，愚蠢的鲁莽是另一回事，”奥西彭说道，情绪中夹杂着一种残忍。“我不知道维罗克为什么这样做。恐怕有些特殊的原因。但他如今死了。无论你的感受是什么，在目前的情况下，武装革命派只能采取一种政策，那就否认与这个可怕的疯子有任何联系。如何才能做出令人信服的否认，是我正在冥思苦想的事。” 站着的小男人，此时已经扣完了纽扣，他的身高还不如坐着的奥西彭高。他用眼镜瞄准了面前的奥西彭，说道：“你可以请警察为你做不在场证明。他们知道你们每个人昨天晚上的下落。如果你真想，他们也许会同意颁发一份正式声明。” “毫无疑问，他们知道我们与此无关，”奥西彭面带苦涩，低声咕哝道，“但他们会怎么说是另一回事。”他若有所思，没有理会站在身边这个长得像猫头鹰一样的、衣服褴褛的矮小男子。“我必须立即找到米凯利斯，让他在我们的集会上打开心扉说话。这家伙有人缘，他是个知名人物。我与几家大报社的记者有联系。虽然他就会胡扯，但他能让这件事平息下来。” “就像蜜一样甜。”教授突然插了一句话，声音很低，态度很冷漠。 奥西彭显得很困惑，隐约能听见他在自言自语，就好像一个极度孤独的人在思考问题。 “该死的笨蛋！把这么一堆破烂事留给我。我怎么可能知道……” 他咬着嘴唇坐在那里。他想到可以直接去店铺打探消息，但这个主意显得不够好。他感觉，警察也许已经把店铺设置为了陷阱，肯定会在那里逮捕一些人，借以表达一种道义上的愤慨，这样他的一帆风顺的革命生涯就会受到威胁。但如果不去，他也许会因此而失去知晓一些至关重要的事情的机会。过了一会儿，他又想到，正如晚报记者所述，那人被炸成了碎片，那死者的身份根本无法辨识。如果真是这样，警察便没有特殊的理由更加严密地去监视维罗克的店铺，至少不应该比监视其他反政府分子集会场所更加严密。实际上，警察只需监视那间店铺在赛利纳斯街上的大门就行了。到处都有人监视你，无论你走到哪里…… “如今做什么好呢？”他咕哝道，像是在问自己。 这时，有人在他的胳膊肘旁边以刺耳的声音嘲笑道：“抓牢那个值钱的女人。” 教授说完这句话便离开桌子。这句有见识的话让奥西彭感到惊慌失措，但他没有马上行动，而是依然坐着，绝望地凝视着前方，就好像被钉子固定在椅子上了一样。那台孤零零的钢琴，虽然没有琴凳在旁边帮忙，竟然又大胆地演奏起来，先是几首民歌，然后是《苏格兰的蓝铃花》。他走上楼梯，横跨过大厅，走到了街上，那悲伤的、孤独的音符在他的身后逐渐消散了。 正对着大门，一排情绪低沉的报童站在人行道阴沟旁叫卖着自己的报纸。在这个阴冷、暗淡的早春里，天是灰蒙蒙的，街上到处是烂泥。报童们身上的破烂衣服与周围散落的潮湿的、破烂的、染着油墨的破报纸形成了完美的和谐。肮脏的海报像挂毯一样装饰着街边的镶边石。晚报的生意很活跃，这与急匆匆行走的人流形成对比，就好像是报纸在随意分发给路人一样。奥西彭匆忙地左右顾盼了一下，然后迎着人流走去，但教授此时已经无影无踪了。 [book_title]第五章 教授转身走入左手边的一条街道。他抬着头，挺着胸。街上人头攒动，他的身材几乎就是最矮的。如果说他不失望，那是假话。失望，仅是一种感觉而已。斯多葛学派的淡泊明志是他的信念，他不会因为这次失败或其他任何失败而受到干扰。下次爆炸，或者是下下次，肯定能成功——那将会是一次具有真正震撼力的爆炸，能把气势宏伟的法庭大厦的正面炸出一个大裂口，那里面藏匿着残暴的社会不公。他出身卑微，长相丑陋，这些妨碍了他施展自己的才华。尽管如此，他年轻的时候仍然抱有幻想，他极度盼望自己能像故事中的主人翁那样，从贫困的深渊中攀爬上权力和财富的巅峰。他思想单纯，几乎达到了极度禁欲的程度，同时又令人惊骇地漠视现实条件，这使得他竟然想在缺少艺术修养、优雅风度、圆滑手段、殷实家财的情况下，仅依靠个人能力去实现他为自己设定的权力和声望的目标。按照他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自己毋庸置疑地将获得成功。他的父亲是个皮肤黝黑的狂热者，脑门向后倾，信奉一种教义晦涩但异常严格的基督教派，而且是该教派活跃的传教士——他对自己有权推行正义具有极高的信心。从气质上看，他的儿子具有独立的人格。最初信仰非主流教派，后来在大学里彻底相信了科学，这使得他的精神境界度也突然发生了转变，变成了一个极具野心的清教徒。他把事业当作某种神圣的东西去培养。由于事业受阻，他才看清了这个世界的本质，道德全是骗人的，社会极度腐败，神明受到亵渎。甚至于一些最值得发动的革命，那些革命的组织者却把个人的冲动打扮成宗教信条。这让教授感到愤慨，他终于找到了能免除自己用毁灭做手段实现个人野心这种罪过的道德理由。他有一股书生般的狂热劲，立下了一个不完美的志向，要去摧毁公众对法律制度的信任。但他在潜意识中有一种正确的判断，现有的社会秩序框架，除非采取集体的个人的暴力行动，否则根本无法被彻底打碎。他是个道德执法者——这个观念已经深深埋在他心里。他做这份执法工作的热情及其残忍无情，给他带来了某种权力和个人荣耀。这点非常符合他想复仇的痛苦。他因此内心获得了安宁，从某个角度看，即使是最激烈的革命分子，他们也许仅是在寻找与其余社会大众共享安宁——那种虚荣心获得满足后的安宁，那种欲望满足后的安宁、甚至于那种良心获得安慰后的安宁。 他淹没在了人流中，样子可怜，身材矮小，但他仍然自信地思考着自己的威力，他把左手伸进裤袋，轻轻地抓紧了那个橡皮球，这东西保证他能享受恐怖的自由。走了一会儿，他的心情变得很不愉快，因为他觉得马路上车流拥堵，人行道上人流也拥堵。他所走的这条马路，又直又长，走路的人很多，但仅是人类的一小部分。路上的人流看都看不到个尽头，一直延续到远方的地平线，那地平线最终消失在一大堆砖头的背后，他感受到了人类群体庞大产生的巨大威力。人类聚集在一起就如同蝗虫，辛苦劳作如同蚂蚁，缺乏思想如同大自然的暴力，他们盲目地向前涌去，既有秩序，又全神贯注，丝毫不受感情和逻辑的干扰，或许连恐怖也奈何不了他们。 他最害怕的就是这个问题。人没有恐惧感！他经常外出，如果又是孤身行走，有时他会感到害怕，对人类抱有理智的不信任。如果驱赶不动人类怎么办？这类问题经常出现在那些有征服全人类野心的人中间——艺术家、政治家、思想家、革命家、圣人。这是一种可鄙的感情状态，但这种状态能更加巩固孤独者的人格。这种状态使教授异常愉快，他马上想到了他陋屋里锁着的碗橱，这间陋屋沦落在茫茫一片穷人住的房屋中间，应该是反政府分子的完美避难所。为了能尽快乘坐上公共马车，他猛然走出那条熙熙攘攘的街道，走入了一条铺着石板的阴暗窄巷。窄巷的一边是低矮的砖房，窗户上堆满了灰尘，一幅没有光亮、病态的、无法救治的衰败景象——仅是一堆有待拆除的空壳而已。窄巷另一边生活气息还没有完全离去。窄巷里只有一盏路灯，这盏路灯的对面是一家旧家具店像窟窿一样裂开的入口，在这间旧家具店里，一条阴暗得像林荫道一样的小径在衣橱的森林里蜿蜒穿行，衣橱下面乱七八糟倒着许多桌子腿，一面高大穿衣镜闪着光芒，就好像是森林的一池清水。空地上，有一只无家可归的睡椅，显得很不愉快，旁边摆着两只丝毫没有关联的椅子。在这段窄巷中，除了教授之外，还有一个人，他正踏着坚定的步伐，昂首挺胸地从另一方向走进这段窄巷。突然，他停下了放纵的脚步。 “喂！”那人站在窄巷一侧，警惕地说。 此时，教授已经停下了脚步，主动侧身，他的肩膀几乎碰到了窄巷墙壁。他的右手放在了那只被遗弃的睡椅的椅子背上，左手有意放入裤子口袋里，那副厚边圆眼镜给他那张既忧郁又平静的脸戴上一副猫头鹰的面具。 他俩就像在繁忙的大厦的走廊里见面一样。那个对面走来的健壮男人，穿着深色的外套，纽扣全系上了，手中拿着一把伞。他头上戴着的帽子向后倾斜，露出了大部分前额，在黄昏的暮色中显得惨白。黑眼眶里，他的眼球发出逼人的闪光。胡子很长，下垂着，是成熟玉米的黄色，方方的下巴，胡子刮得非常干净。 “我不是在追捕你。”那人简洁地说道。 教授纹丝不动。大都市嘈杂的喧闹声化作了含混的喃喃细语。特警部的总巡官希特调整了一下说话的语气。 “不是饿急了才回家吧？”他问道，这简直就是在嘲笑人。这个样子病怏怏的小男人，自认为是个依靠破坏手段惩治社会不道德现象的执行者，此刻正暗自高兴着，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名声压制住了这个受命保护这个丑恶社会的人。他应该是比罗马帝国暴君卡利古拉更厉害，那位皇帝希望元老院只有一位元老，这样就能更好地满足自己的残酷欲望了。此刻，他凝视对面的这个人，这个人代表着他所藐视的一切力量：法律的力量、财产的力量、压迫的力量、非正义的力量。他凝视所有敌人，无畏地与他们展开对抗，这给他带来极度的虚荣满足。敌人看到了他，就如同看到了可怕的征兆。小男人心里非常满足，因为这次见面证明他超越了所有人类。 这次见面实属偶然。总巡官希特今天忙碌得令人不快，因为他的部门在早晨11时之前就收到格林尼治发来的第一份电报。事实上，他在一周之前刚向高层保证不会发生严重的反政府暴力事件。他觉得这次保证是他所做过的保证中最可靠的。做保证那天，他感到了无穷的满足，因为上级显然极为想听到这样的保证。他向上级保证，他的部门能提前24小时预见严重的治安事件。他敢这样说，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是这个部门的大专家。他确实说了一些明智的人不说的话。但总巡官希特不是个很明智的人——至少不真正地明智。真正明智的人，知道在这个充满矛盾的世界里一切都是不确定的，所以不会像他那样说大话。他的上级本该警惕这点，不给予他提升的机会，但他升官非常快。 “先生，无论何时，无论白天或黑夜，他们中没有人能逃脱我们的抓捕。我们知道他们每个小时正在做的事。”他宣称。听到这话，上级屈尊一笑。一个像总巡官希特这样有名气的警官能说出如此美妙的话，显然是非常正确的事。上级相信他所说的，因为他说的与上级的看法是一致的。他的明智是当官的才有的，否则他不会认为这是个理论问题，他会根据实际经验加以考虑，罪犯和警察之间的关系异常复杂，任何行动都有可能在中途夭折，或者在行动中出现时空断点。对一名无政府主义分子可以进行极为密切的监视，即便如此，也常会出现被监视对象失踪数个小时的情况，在这段失踪期间，往往会发生可悲的案件（一般是爆炸案件）。但上级总是陶醉于光鲜的表面现象，所以微笑了。总巡官希特是处理无政府主义分子方面的主要专家，他此时回想起了上级的微笑，这让他感到非常恼火。 这不是第一次这位杰出专家因回忆往事而丧失他一贯享有的平静。那天上午就出现了另一次。当时他被紧急地叫进警察局副局长的私人办公室，这让他感到无法掩盖的惊讶。一想到这件事，他就非常恼火。作为一名事业有成的人，他的本能早就告诫他必须遵守的一般法则，不仅成就是名声，风度也是名声。当那份电报送到他面前的时候，他觉得自己的风度并不好。他圆睁双目大呼道：“这不可能！”此举立即招致一个无法辩驳的报复，副局长在大声朗读了电报原文后，把电报扔在桌子上，并用指尖用力地按着。被食指尖压着，肯定会很不舒服的。还肯定会受到严重的伤害。还有一点更加严重，总巡官希特意识到自己当时没能扭转不利局面，他本应该承认犯了错误。 “有一件事我可以马上告诉你：我们与此事有关。” 他是个好侦探，一直都很诚实，但他在这件事上认为，只有死硬不承认才对他的名声有利。另一方面，他告诫自己，如果让外人干预这件事，那也将损害自己的名声。跟其他职业一样，警察视外人是祸害。副局长说话的腔调异常刻薄，他听了后感到很紧张。 自早餐以来，总巡官希特还没有来得及吃点什么。 他立即进行现场勘察。格林尼治公园的肮脏雾气，他吞下去不少。此后，他去了医院。当调查完成之后，他一点吃饭的胃口都没有了。在医院的一个房间内，桌上的塑料布被揭开了，他看见了一具残破的人体，这让他感到异常震惊，因为他不是专业医生，还不习惯看这样的场面。 桌子上还摆着另一块当桌布用的塑料布，这块塑料布包着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除了烧焦的、染着人血的破衣服之外，还有一堆可供食人节享用的原料。看到这样的场面，只有意志非常坚定的人才能站着不退缩。总巡官希特是他的部门里最能干的警官，他站住了，但他驻足不前只有一分钟的时间。一名穿警察制服的巡警斜眼看着这堆东西，用麻木的语气说了一句简洁明了的话： “死者的残部都在这儿了，非常不好收集。” 这名巡警是爆炸后第一个到场的人，他描述了当时的情况。浓雾中他好像看到了一道闪电。当时，他正站在公园的威廉王街入口处与门卫交谈。爆炸的冲击波使他耳鸣。他钻入树林直奔天文台。“我的两条腿实在不能跑得更快了。”这句话他重复了两遍。 总巡官希特一边听着巡警讲话，一边弯腰查看桌上的东西，举止异常小心翼翼，面带恐惧之色。医院的搬运工和另一个男人把塑料布的四角展开，退到一旁站定。总巡官希特开始用眼睛在这堆破烂中搜寻，这堆破烂好像是从垃圾堆和破布商店收集来的一样。 “你用了铁铲。”他评论道，因为他看见了四处撒布的沙子、棕色的小块树皮、像针一样细小的木屑。 “必须把东西收集在一处，”那名麻木的巡警说，“我让门卫取来一把铁铲。当我在地上铲东西的时候，他把头靠在树上，好像难受得要命。” 总巡官谨慎地在桌前弯腰检查，努力地压制住喉咙里难受的感觉。爆炸的破坏力极大，死者被炸成了不可名状的碎片，他觉得这太残酷了，不过他的理智告诉他，爆炸是像闪电一样在瞬间发生的。无论死者是谁，肯定立即就死掉了。然后，有一点仍然令人难以置信，一个人能在没有经历极度痛苦的情况下，便被肢解成这种程度。总巡官希特不是生理学家，更不是哲学家，但他能克服世俗时间观念的影响，被一种同情心感动了，这种同情心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恐惧。一瞬间的事！他记得自己在通俗读物上看到的有关漫长噩梦中突然惊醒的故事情节，他此后的生活里总是强烈地想起一个可怕的场面，场面中有一个快要淹死的人把头伸出水面做最后一次挣扎和尖叫。这些在意识中存在的难以解释的神秘事情，总是困扰着总巡官希特，他后来竟然形成了一种可怕的念头，几代人的皮肉痛苦和精神折磨可以被包含在两次相邻的眨眼之间。与此同时，总巡官继续查看桌子上的东西，虽然脸色平静，但略带焦虑神色，就好像穷人为准备一顿便宜的周末晚餐去肉铺挑选猪下水一样。他是一位训练有素的优秀侦探，从始至终不放过蛛丝马迹，无论那位巡官在旁边如何喋喋不休地饶舌。 “那家伙长着金发，”最后的目击者平静地说，在停顿了一下后又继续说道，“有位老妇人对巡官说，她看见一个金发郎走出了梅茨上车站。”巡官又停顿了一下，“这个人长着金发。她看见从车站里走出两个人，”巡官缓慢地继续说道，“她不能确定这两人是一起的。她记不住那个大个子的模样，另一个是个金发少年，个头矮，手里拿着一个油漆罐。”巡官把话说完了。 “认识那个妇人吗？”总巡官低声问道，但他的眼睛仍然盯着桌子上的东西，此时他心里隐约有一种感觉，他要找的人恐怕永远也找不到了。 “我认识。她是一位退休酒店老板家的管家，有时去公园街的教堂做礼拜。”巡官语气沉重地说道，在停顿了一下后，斜眼看了看桌面。过了一会儿，他突然又开口说道：“噢，他就在这里——这些就是我当时能找到的。金发。小个子。看这只脚，我先后拾起两条腿。他的残体散布很广，都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才好。” 巡官停止了说话，他的圆脸上布满了天真的、自鸣得意的微笑，给人一种幼稚的印象。 巡官停止了说话，一丝天真的、自鸣得意的微笑给他的那张圆脸赋予了一种幼稚的表情。 “他准是绊倒了，”巡官断言道，“我在奔跑时也绊倒了一次，头撞在地上。地上到处是树根。他准是被树根绊倒，手里拿着的那个东西正好压在他胸脯底下，我推测那时的情况就是这样。” “身份不明”这几个字不断在总巡官的内心中回荡，他感到非常困扰。他希望追溯到事情的神秘本源。他有职业好奇心。他要在公众面前证明，他的部门能有效地查明死者的身份。他是个忠实的警察。然而，这似乎又不可能。最大困难是信息太少——除了残暴之外，其余一概不知。 总巡官克服了恶心感，犹豫不决地伸出手，拿去了一块比较干净的破布。那是一条细长的天鹅绒条，挂着一块比较大的三角形深蓝色的布。他拿到眼前细看，巡官又开口了： “天鹅绒的领子。很有意思，那老妇人应该是注意到了天鹅绒的领子。深蓝色的大衣有天鹅绒的领子，她后来告诉我们，死者就是她看到的小家伙，绝对没错。他的东西全在这里了，天鹅绒的领子和其余的东西。我相信即使是邮票一样大的碎片我也没有错过。” 此刻，总巡官不再继续听那个巡官的唠叨，发动起自己做侦探的全部素养。他走近窗户，那里的光线好。他背对着房间，脸上虽显露出惊诧，但兴趣盎然，仔细地检查那块三角形的细平布。突然，他用力把那块三角布扯了下来，塞进口袋，转身走到桌前，把天鹅绒的领子丢回桌子上面。 “盖上吧。”他向在场的人发出简洁的命令，头也不回地从那位敬礼的巡官前走过，匆忙地带着他的战利品离开了。 去市区的路不远，恰好有一趟火车供乘坐，他独自一人坐在火车的三等厢里陷入了沉思。那块被烤焦的碎布，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价值，他竟然能凭借偶然机会获得，这让他惊奇不已。这就好像是命运把破案线索塞入他的手中似的。可是常人都不想上当受骗，何况他是个要掌控事态的人，于是他开始怀疑这天上掉下来的馅儿饼——因为这么有价值的线索似乎是有人故意给他的。成功的大小也取决于你怎样评估成功的结果，但命运既不评估，也没有判断力。他认为非常不值得公开地向公众展示这名那天早晨被彻底炸碎的死者的身份。但他不清楚他的部门会怎样看待这个案子。一个部门是很复杂的，雇员的性格各异，可能还有本部门的流行风气。部门需要雇员的忠诚，最值得信赖的雇员的忠诚与他们对部门有多少深情的轻蔑有关，这种轻蔑使得雇员与部门的关系变得甜蜜。根据天意，没有人能在仆人面前充当英雄，否则他就必须自己洗衣服。同理，雇员看自己的部门都是不完美的。部门不会比某几个雇员知道的情况多。一个部门是个不通人情的生物体，绝对不会完整地了解任何情况。部门知道太多会影响其运作效率。总巡官希特走下火车的时候，他的思想处于一种毫无瑕疵的忠诚状态下，但多少有点猜忌，这是忠诚的一种特有产物，无论是对女人的忠诚，或是对组织机构国家的忠诚，其结果都是一样的。 他就是在这种精神状态下遇到教授的，除了身体感到疲惫不堪，还为所看到的场面作呕不已。在这样的情况下，任何一个有理智的普通男人都会变得脾气暴躁，总巡官希特显然就更加不喜欢这次会面。他没有想到对面的人是教授，甚至没有想到会是个无政府主义分子。这个案件的情形不知何故让他感到人世间的荒谬，如果从理论高度看，没有哲学素养的人肯定会生气。如果具体看案件，所有人都会气愤得难以忍耐。总巡官刚开始警察生涯的时候，把精力主要用于对付猖獗的盗窃犯罪。他在那个领域取得了一些成就，并站稳了脚跟。后来，虽然他被调到另一个部门，但他在感情上并未远离。盗窃并不绝对地荒谬。它是一门行业，虽然不正当，但仍然需要劳动，类似于制陶业、矿业、农业、机械加工业。盗窃是劳动，与其他几种劳动不同之处是其危险的性质，盗窃的危险不是关节炎，不是铅中毒，不是沼气，不是灰尘。可以用盗窃犯们常用的特殊词汇“七年铁窗”来定义其危险性。当然，总巡官希特对盗窃的严重道德后果并非没有认识。他所追捕的窃贼也知道盗窃的不良后果。这些窃贼所遵循的道德约束，其实很类似于总巡官希特对部门的顺从。总巡官希特认为，这些窃贼都是他的同胞，但因教育制度不公才走入了歧途。在考虑到这点差异，他是能理解窃贼的心理，因为窃贼实际上在心理和本能上与警察的是一样的。窃贼和警察准守同样的规则，知道对方的工作方法、工作程序。他们相互理解，这对双方都有好处，在相互交往中形成了一定的礼仪，他们都产自同一台机器，一类人对社会有用，另一类人被认为对社会有害，但两类人都觉得自己是那台机器的特殊产品，但严肃地讲他们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总巡官希特不接受叛乱的思想，但窃贼不是叛乱分子。他精力充沛，思维冷静，举止严格，有勇气，这些特点帮助他在事业的初期就小有成就，为他赢得了圈内人士的尊重和一些奉承。他觉得自己受人尊敬和羡慕。此时此刻，总巡官希特站在离绰号“教授”的无政府主义分子6英尺远的地方，他内心里对窃贼是同情的——他认为他们理智，不抱有病态的理想，按规矩办事，尊重合法权威，对社会既不仇恨，也不失望。 在对当前社会制度下正常事物的赞颂之后（在他的直觉看来，盗窃与财产是一样正常的），总巡官希特对自己被迫停下脚步恼火，对自己所说过的话恼火，对选择这条从车站去警察局总部的近路恼火。他再次说话了，这次他使用了宏大的、具有权威性的声音，虽然进行了适度调整，但仍然具有威胁性。 “你没有被通缉，这点我能保证。”他再次表明了态度。 那个反政府分子一动不动，但爆发出一阵无声的嘲笑，不仅牙齿裸露出来，连牙床也裸露出来，笑得他全身震颤。明知不适当，总巡官希特却又补充说道： “现在还没有被通缉。如果通缉你，我知道到哪里去找你。” 这些都是警察对罪犯们说的礼貌用语，符合传统，适合警察的身份。但这些话没有获得传统的、有礼貌的反应，反应是蛮横的。他面前这矮小的弱者终于开口了。 “我毫不怀疑报纸会为你发讣告的。你最清楚这对你意味着什么。我以为你能很容易地想象出报纸会刊登什么样的东西。但有一点你肯定不会高兴，你和我将同时完蛋。不过，我猜你的朋友最后仍然会尽全力地把你我的残余碎片区分开来。” 虽然总巡官希特对胆敢说这番话的灵魂充满了健壮的蔑视，但内心仍然被其中的残暴的暗示所触动。他无法做到无动于衷，因为他实在是见过太多的残暴场面，知道太多的残暴细节。暮色给这条窄巷披上险恶的色彩，那个虚弱的小个子，背靠着墙壁，用微弱但自信的语气讲着话。他站在精力充沛、生命力顽强的总巡官希特面前，显得异常可怜，简直就不值得继续生存下去，可这才是个凶险的征兆，因为他既然生活得如此可悲，那他根本就不怕马上死去。可是生命力仍然强烈地支撑着他，他的额头冒出了细小的汗珠，心头涌出一股恶心的感觉。左右两侧的街道，虽然看不见，但城市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