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阿蒂尔•兰波 [book_author]伊妮德·斯塔基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348128 [book_dec]兰波——一个神话般的名字——他的生活与他的作品一样非同凡响。 他重新引领了诗歌的进程，首先深刻影响了法国诗歌，继而是世界诗歌。 一个多世纪以来，兰波的“通灵”诗学及其实践拓展了作家意识的边界。 事实上，他正是我们现在所称的“现代文学”的一个象征。 伊尼德•斯塔基博士是牛津大学法国文学的研究者。她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兰波的研究，随着新的手稿材料和其他信息的发现，她三次修订了这部兰波传记。 [book_img]Z_10915.jpg [book_chapter]序 [book_title]引言 所有研究兰波的人都会很快地到达一个迷雾重重的海峡，在那里，他们的想象和直觉似乎都无法为他们建起一座穿越迷雾的桥梁。关于兰波有三个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第一，当评论家面临着数不胜数的矛盾和复杂性时，能否从中为诗人画出一幅正确的肖像，并且让人们能够透过这幅肖像辨认出一个作为人的诗人，而并不仅仅是拼凑出一系列松散地捆绑在一起的抽象概念？第二，《灵光集》究竟是何时写成的？是在《地狱一季》之前还是之后？抑或是有一部分写在之前，一部分写在之后？每一个观点都有其充满热情的追随者，而《灵光集》的成书时间正是当下兰波研究中最有争议的问题。第三，是否有合理的解释来说明他为何在最鼎盛的二十岁时（或者说，二十岁上下时）抛弃了文学？之前最广为人知的观点是，这一切在他十九岁时就已经发生了；但后来又有人认为他可能在十九岁之后又多写作了几年。然而，一些现代评论家又已经回归到第一种观点中。 尽管兰波在其他人刚开始写作的年纪就停止了创作，他仍然是十九世纪末期最伟大的法国诗人之一，并在法国殖民史上占据了重要的一席。在他信仰艺术的日子里，他曾梦想着成为先知、天使，与上帝比肩，在他停止写作时，他却首先成了一个流浪者；最终，在他不再过家家似的相信自己受神圣指令驱使后，他成了一个在索马里海岸和埃塞俄比亚做生意的粗暴商人：他可能牵扯在奴隶贩卖的生意中，并且肯定参与了非法的枪支买卖。尽管他能践行各种各样的苦行，他同时也能在彻底的堕落中放纵。 要调和这所有的矛盾，并将它们焊接成一个连贯的整体是很困难的。法国评论家让·卡苏（Jean Cassou）认为，这种拼凑的工作是毫无意义的。但是，如果不在这些不同的元素中寻找联系的话，就无法真正把握本质。对一个人来说，真正的“我”是超越肉体整体性的，是一系列互不相关的品质的结合。在所有这些矛盾中，必然存在着某种共通。必然有一根线串联其中，引出他的心理特征。这一根线至关重要，如果能发现它一定会非常有趣，但这一发现又是难上加难。 兰波从二十岁出头开始的沉默似乎是一个抗拒阐释的谜题。一些评论家认为他自发地决定不再写作了；他在写下《地狱一季》时便清醒地向文学做了告别。尽管这样的解释充满了艺术层面的吸引力，但事实似乎并非如此。另有一些评论家则声称他在成人之后便不再有需要发言的观念了；与许多青少年一样，诗歌之于他，不过是青春期带来的躁动天性罢了。然而这种说法并不能解释《地狱一季》中他所承受的心灵的痛苦；他审视了过去的错误，并决定将他迄今为止所实践的艺术看作一项罪行、一种妄想；前述观点并不能解释他在抛弃文学时承受的折磨。 他的不育症（又一个批评家的发现，他将其归因于兰波性能力上的缺陷）也不能提供令人满意的解释。兰波在他最鼎盛的时期停止了写作，自此之后再没有发现任何证明他仍在写作的作品，也没有任何精神分析研究能够帮助解释他的行为。比起无私地进行观察研究，心理分析学家往往急于在定义明确、众所周知的领域中完美结案。对于大多数问题，他们都有一份“简易计算表”，而他们对于作家作品的分析往往更重精巧高明，却不甚真实。精神分析方法在艺术作品中的有效性也值得怀疑；这一方法并不能揭示对文学有启发性的东西。对于二流作品和天才作品，精神分析的评估是一样的（也确实必须是一样的）。因为精神分析无法接触文学中的卓越性，它也无法评估文学的质量。然而在分析作家作品时，产出这些逻辑严谨、精巧机灵的精神分析又往往很有诱惑力；在这种方法之下（再加上一分想象力和一分语焉不详），鲜有诗歌能够逃过变成弗洛伊德式的矛盾的命运。举个例子来说，如果用相同的方法，就连《三只盲鼠》这首天真无邪的儿歌都能被合理分析成一个代表性困扰的不幸案例。就算是最肤浅的分析都能充分地阐明，这首儿歌的作者是一个厌恶自己处子之身的青少年，又因为他在宗教信仰中受到的训练（或是来自其他原因的压抑）而将保持贞洁作为一种理想，因此他只能通过这种隐晦的形式来逃避。他在三只盲鼠中看到了自己，这是一种潜意识对圣三一（三位一体）的亵渎；他不堪重负，尝试羞辱将贞洁理想强加于他的宗教。盲鼠之所以盲目，是因为本能就是盲目的，它并不知道自己在追赶什么。儿歌中他追赶着农民的妻子，她象征着普遍的女性；是那比他更大、更强的永恒女性；是那最接近大地母亲的、自然的女性；是农民的妻子。可他胆怯、充满恐惧，他知晓自己的罪；这就引出了阉割情结。她用切肉刀砍下了他的尾巴（拉丁文中“尾巴”就是penis[2]），因为犯罪不可避免受惩罚的后果——这是宗教教义中说的——公正就是他身体上哪一部分犯了罪便要在哪里受折磨。 但是，只有当分析者是一个真诚、睿智的观察者和研究者，且初衷并不是在先决的认知下企图将诗人框定在一个预设的、流水线作业般的模子里的情况下，才能产生一项理想而知性的兰波精神分析，并能证实其效果和成果。分析者往往在开始时就走错了方向；他了解（或者以为自己了解）关于诗人的性格和天性的一些事实，然后便强制性地让他的写作证明自己的论点，而不是利用写作来揭示诗人内在的个性。一位评论家曾通过他自己的观点来解释兰波所有的诗歌：兰波有“恋母情节”；另一位评论家则从同性恋的角度来阐释一切。这类僵化的阐释错误地对一些诗歌做了过度强调。对于兰波来说，在一段时间里，诗歌是发现未知的方法；他认为，通过打破逻辑和知性控制的壁垒，他能够成为一个从超验中接收印象的感性工具。然而，当他消除有意识的控制时，他的写作又（无意识地）展现了意识世界中隐藏的东西。他从不自知的潜意识世界中释放经验和表达经验的象征，而这些意象不仅取决于他的梦境和意愿，同时也受限于他心理上的抑制和执念。在他所有执念中最恒定也是为他带来最多不快的一个，似乎就是他在面对女性时产生的心理抑制。他所有表达爱情的诗歌（除了写于青春早期的以外）都反映了愁苦和踌躇。尽管他和魏尔伦的关系在一段时间内为他带来了快乐和一种释放的感觉，并与他创造性活动最伟大的时期重叠，但这段关系即便在其最初的阶段就已经为他带来了罪恶感和不满足感。最终，他仍是“一个鳏居的灵魂”[3]。 本书中兰波研究的中心论点是：在他最伟大的创造性活动鼎盛期，兰波相信，他就像浮士德一样，已经通过魔法的媒介获得了超自然的力量；他想象自己已经等同于上帝；最终，他相信自己的骄傲和傲慢造成了和他的力量同样大的罪恶，理应受到谴责。然而，对这位认真的学生来说，学习魔法本身是无罪的，因为它并不是那种对女巫或男巫做法的研习——酝酿肮脏的咒语。魔法是东方三博士的技艺，是一切智慧的源头，是所有伟大艺术的始祖。魔法是来自东方三博士的科学，他们是来自东方的智者；魔法是自然的科学，让人类能够最终掌握一种相对万能的能力，并因此能够以一种超自然的方式行动。但是魔法分为两种——黑魔法和白魔法；魔法师也分为两种——约瑟和摩西是好的；梅林[4]和背道者尤利安则是坏的。兰波最终得出结论：他成了一个梅林那样的魔法师，使用的是有罪的魔法，因此他有可能诅咒了自身，把自己推向了疯狂的边缘。在他相信自己的新艺术时，他认为诗歌是魔法中最伟大的一部分，是穿透未知而与神共鸣的手段。后来，当他开始相信自己就像路西法那样因傲慢而犯罪时，他不再把诗歌看作探索的手段；诗歌对他来说就像对所有其他人一样，是一种自我表达的载体，而他的通灵视野也不再是“灵光”，而仅仅是“幻觉”罢了。《地狱一季》诉说了这一发现的痛苦，也是他的忏悔[5]。《地狱一季》说明了兰波的新世界观和诗人的功能。他尝试在日常现实的物质世界和人的世界中寻找满足。但是，在看见上帝和永恒之后，物质世界中的城市和民主只会令人失望。他开始相信诗歌仅仅是表达人类进化的一种形式——甚至不是最高的形式。他最后把思考转向语言和科学，转向表达形式中最抽象和客观的一种——数学。最终，他把这些全都抛开，尝试在行动中寻找对一切的完整表达。现代的英雄将是那些行动者，他的导师米舍莱[6]不就这么说过吗？ 兰波最大的悲剧似乎就在这里：他自觉地犯下抛弃诗歌的错误，但诗歌又是只属于他的表达方式。据我们现在所知，从事创造性活动时是他唯一感受到真正的快乐和满足的时刻；那时他相信艺术，也相信自己。但他似乎更关注诗歌对自己哲学观念的表达，而不是将其看作一门艺术。他的宗教感的天性让他寻找精神层面的确定性，哲学理论占用了他全部的时间。尽管他是一位了不起的艺术家——对一些手稿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尽管他可以细腻地设计艺术效果，但他总是把诗歌看作到达终点的手段，这个终点既是知性的终点，也是精神的终点。有很多这样的例子：诗人为寻找这样的哲学观念而抛弃了诗歌，他们或是挥霍了杰出的诗学天赋，或是陷入彻底的疯狂。 诗人的哲学观一般得不到文学评论家的关注。诗人所持的哲学也并不重要。好的哲学不能创造好的诗歌，差的哲学也不会糟蹋诗歌。然而，如果不理解兰波的哲学，就无法理解兰波的诗歌，因为正是他独特的哲学观启发他创作了独特的诗歌，也是这一哲学让他最终抛弃了诗歌，因为他相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来达成自己的目标。 现在很流行把兰波和那些他不可能有所了解的作家相提并论，并对他们和兰波进行比较：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马克思、尼采、克尔凯郭尔等等。本书无意于进行这种比较，并不是因为其自身缺乏趣味或成果，而是因为这种比较并不能让人更深刻地理解兰波本身。本书旨在展现兰波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文学和社会传统的对抗，以及那些他所接触到的人以及这些人对他所产生的影响。本书也旨在探索有哪些影响帮助形成了兰波的个性和才情。本书中尽量避免使用“来源”（sources）一词，因为对作者所谓的来源的探索是现今被过度使用的一种文学评论的形式。当然，关注作家被哪些作者所吸引、作家为何选择某些材料而不是另一些来获取灵感，总是在心理学上很有吸引力。我一直认为，如果我们能够发现兰波阅读过的一切，就能够使他作品中大部分晦涩难懂的东西变得明晰——即便在艺术性上无法明确，至少在知性上可以更好地理解。他作品中的绝大部分都在十九岁之前写成，那时他主要的经验都来自书籍。这并不是说可以通过这一点来解释一首诗的魔法，更不可能解释一种幻象。波德莱尔曾说，对艺术作品最好的评论应当是另一个艺术作品。此外，尽管将纯艺术的历程作为公式记载下来是不可能的，但即便不能用于解释大师的杰作，观察伟大画家调色盘上的色彩还是非常有趣的；观察诗人脑海中的坩埚也很有趣，看看天才的火焰如何用艺术的炼金术将粗糙的原料冶炼成稀有的金属——也许能冶炼出传说中的“点金石”[7]。看一看哪些出乎意料的材料能够组成一首伟大的诗篇也很有趣——也许是斯克里伯[8]的轻歌舞剧；也许是魔法或炼金术书里老旧的废页；也许是诗人同仁所写的段落。对这些材料疏于了解并不会减少阅读诗歌时的乐趣——诗歌的伟大蕴含于别处——但如果了解这些材料，它们就能教会我们一些与诗人的心灵有关的东西。我尝试在兰波的每一个时期中展现他知性上所关注的东西。 本书是我关于兰波的第三本完整作品——其他两本书关注他在阿比西尼亚[9]的事业，其中一本用英语写成，另一本用法语写成。在本书的第二版中我得以对第一版中由于不充分、谬误的材料而造成的一些错误进行了修改，同时也对兰波在1874年和1879年之间这一鲜为人知的人生阶段做出了进一步的阐明。但本书和先前的版本最重要的不同是，我认为兰波对魔法传说和炼金术进行了大量吸收，这一点不仅影响了他的哲学和美学信念，也影响了他的风格和意象。在本书中我对这一观点的看法并没有改变，但是我感觉到自己先前曾倾向于夸大某些特定作者，如巴朗什[10]，在他的理论形成中所起的作用；现在，我认为他可能从随便任何一个“光照派”作者和流行的神秘主义哲学资料那里获取相似的材料。 相对于前一版本，本书最大的发展在于对可获得的《灵光集》手稿的解读。对这一关键文本的全面研究终于成为可能，而我也据此对之前与之相关的写作进行了全面的修改。尽管从总体上来说我并没有改变关于《灵光集》写作时间的观点，但由于在前一版本出版后出现了关于这一问题的争执，我也对这些理论进行了讨论。在过去十二年间出现了一些关于兰波作品最精彩的研究。 在前一版本出版后，1946年出版了一本高质量、可信的兰波集，其中囊括了包括其书信在内的兰波所有作品，这也是第一次有这种文集出现。所有这些都使得对诗人进行迄今为止最全面的研究成为可能。 本书中自始至终穿插着新的观点和考量，但是第一版和第二版中使用的原始和未公开资料都是一样的——当然了，其中有一些现在已经不再是未公开的状态：来自外交部档案中的七十八卷外交通信——这些是对兰波的阿比西尼亚时期进行研究的基础；来自巴黎圣吉纳维夫图书馆的杜塞馆藏中的未公开资料——当时我未能获得文件复印的许可，只能做笔记。其中包括了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来自德拉艾（Delahaye）——兰波学生时代最亲密的朋友，题为《魏尔伦和兰波》。其中的一些材料（并非全文）被德拉艾用于《亲密回忆》中。这些文档中还有德拉艾写给魏尔伦和热尔曼·努沃（Germain Nouveau）的与兰波有关的书信。可惜的是这些书信仅留下了残页，因为文字写在图画的背面，而有意被保存下来的仅有图画而已。尽管残缺，这些资料还是帮助理解了兰波最神秘的流浪者时期，1875年到1879年。当时的他，用魏尔伦的话来说，是一个“羁风之人”（l’homme aux semelles de vent）。 我得到了来自我的朋友亨利·马塔拉索（Henri Matarasso）的帮助，他是一位热爱兰波的藏书家，让我有幸能够参考和使用他在1938年获得的所有兰波家族的资料。这些资料是他从帕泰尔纳·贝里雄（Paterne Berrichon）的遗孀那里购买的，贝里雄的第一任妻子是兰波最小的妹妹伊莎贝尔（Isabelle）。当帕泰尔纳·贝里雄开始写作这位从未谋面的连襟的传记时，他接触了每一个与兰波有联系的人，甚至包括那些与兰波仅有稀少联络的人。在阅读这些资料时，你会意识到他进行这项工作时有多么透彻、走得有多远。在传记中，由于无法明确地了解信息的相关性，他无法使用他搜集的所有材料；同时，他仅仅使用了那些能够帮助他描绘出他希望后世所见的家族形象的信息；他没有使用任何可能玷污这一美好形象的内容。但是，他也没有销毁任何信息，因此其他人也可以使用这些材料：来自已故多年的人们的书信，这些人认识在法国、亚丁、索马里海岸和阿比西尼亚的兰波。在打开这个装满了半世纪之前的纸张的行李箱时，我的情绪难以描述。这个廉价的行李箱在兰波的冒险旅途中一路陪伴着他，和他一同造访红海海岸、深入埃塞俄比亚高地。这些书信里有来自德拉艾的；有来自兰波在哈勒尔的雇主巴尔代（Bardey）的；有阿比西尼亚和索马里海岸的客户和合伙人写给兰波本人的；也有他的生意账目。这一批资料都与他人生中的最后十年有关。在这些资料中，我发现了更进一步的确凿证据，证明兰波确实在某种程度上与贩奴有所牵扯。我之前发现的来自外交部档案的报告仅仅陈述了他曾随同运载奴隶的商队的事实——这一点是很正常的，因为当时只有这些商队能得到严格的护卫。现在我发现了证据证实他本人曾尝试购买奴隶。这封信件来自梅内利克国王的瑞士工程师伊尔格（Ilg），在信中，他拒绝协助兰波通过内部渠道获取奴隶。“关于奴隶，”伊尔格于1890年8月20日写道：“我无法承诺会帮助你购买他们。我从未购买过奴隶，而且我也不希望开始这种行为。就算是为了我自己，我也不会这么做。”然而，很可能兰波找到了另一个不像伊尔格那么谨小慎微的人来帮这个忙。在这些资料中也有兰波家族的文件。从伊莎贝尔写给帕泰尔纳·贝里雄的笔记（当时他正在为她的哥哥写传记）中可以看出，传记中所有的改动、缺失和矫饰都是她的责任，而不是贝里雄的错误——尽管后者一直因此遭受诟病。其中也有兰波夫人写给女儿的书信，这些信件让人更加清晰地认识这位阴沉、几乎不近人情的女性：她其实是能够展现高尚和慷慨的品质的；然而评论家一直以来都对她多有非议。这些文件中最令人悲伤的是兰波的妹妹维塔莉（Vitalie）的私密日记。维塔莉在十七岁那年去世，她的日记诉说了她和母亲在1874年夏天去往伦敦的旅行，当时她们是去看望生病的弟弟。从这本日记中可以看出兰波家族中满溢的才情，而且，阿蒂尔并不是唯一一个怀抱着成为作家的雄心的人。小维塔莉的写作天赋有一种柔和、浪漫和少女感的风格——当她初次打开日记本时她只有十五岁——很明显，她当时已经把自己看作一个小荷才露尖尖角的作家。 这些资料中的大部分已经在兰波的作品全集（Oeuvres Complètes）中发表，这本书由七星文库出版，编者为儒勒·穆凯（Jules Mouquet）和罗兰·德·勒内维尔（Rolland de Renéville）。这也是本书从始至终参考的版本。 我要感谢巴黎的法国国家图书馆主管于连·凯恩（Julien Cain）先生，他慷慨地帮助我获得参阅一系列手稿的权限；感谢皮埃尔·贝赫（Pierre Bérès）先生，他允许我参阅他拥有的《灵光集》手稿。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朋友亨利·马塔拉索，他慷慨地为我提供帮助、允许我重印属于他所有的兰波肖像；这幅肖像由不知名的比利时画家耶夫·霍斯曼（Jef Rosman）所画，肖像中是在1873年7月在布鲁塞尔被魏尔伦所伤后躺在床上的兰波。这幅肖像在机缘巧合下于1947年被发现。它最大的意义在于，除了这幅肖像之外，仅有另一幅真正的兰波肖像为人所知：方丹—拉图尔（Fantin-Latour）绘于1872年1月的《桌角》（Le Coin de Table）。耶夫·霍斯曼并不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但是他所绘的肖像呈现了兰波人生中最悲哀的时刻，与本人酷似。关于这幅肖像——以及它被发现的情形——的描述载于亨利·马塔拉索所著的文章《一幅新的兰波肖像》中，发表于1947年9月1日的《法兰西信使》杂志。 伊尼德·斯塔基 写于牛津，1960年9月 [book_chapter]第一部分 [book_title]第一章　父母 在法国北部的比利时边境上，沿着默滋河岸，坐落着曾是双子城的夏尔维勒和梅济耶尔，双城之间仅隔着一小块原野。随着时间的流逝，双子城各自发展出自己的城郊，穿过分割它们的无主之地；如今，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单位，即现代城市夏尔维勒—梅济耶尔。然而，在普法战争之前，它们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外省城市，在独特性和独立性上互相较着劲。梅济耶尔在双城中历史更久，坐落于巴亚尔骑士曾守卫的灰色高墙中，是一座古老的要塞，有市级的行政级别。夏尔维勒则骄傲地在超过城市屋顶的高空中立起中世纪教堂的塔尖，公开地表达对姐妹城和对手城的不屑。尽管只有一两个世纪的历史，又承受着商人物质至上和索然无味的主要成见，夏尔维勒却从未对自己作为审慎的商人之城的地位感到羞愧。但是，对现今的我们来说，夏尔维勒在很多方面都比梅济耶尔更有魅力。夏尔维勒建于市政规划流行的时期，当时的建筑师意识到一种美感：在大面积的开放空间中穿插华丽、和谐的建筑。市中心以巴黎的孚日广场为模板而建造的公爵广场正是这一类建筑的完美代表。城市的创始人、内维尔公爵夏尔规划了公爵广场并承担了相关的费用；广场也是用于纪念公爵的最佳献礼。他的雕像矗立于铺满鹅卵石的广场中央，在市集日的时候，雕像周围会围满手拉车；在马戏团每年造访的季节，雕像周围则全是马戏团的大篷车。公爵广场是城市的心脏，以它为中心放射出整个城市的主动脉。其中有得名于公爵故宫的宫殿路，它在1870年不光彩地变成了肮脏的贫民窟街道佛兰德路；之后是共和国路，通过这条路穿过梯也尔路——也就是之前的拿破仑路，兰波就出生在这里——奥尔良街，现在已经改了一个不合适的名字：阿里斯蒂德·白里安街。这是整个城市最好的街道之一，两边都是花朵盛开的栗子树，看起来就像巴黎的大道一样。广场的第三面临着小森林路，路的尽头曾经通往一个可爱的森林公园，可惜现在已经改建成了一座俗气的体育场。广场的第四面是磨坊路，通往默滋河岸上的旧磨坊；那是一座高耸的建筑，风格和公爵广场相似，同样建于1606年。 当一个旅行者初次来到夏尔维勒这个繁忙又嘈杂的省会城市时，他立刻就会感受到城市的魅力；一种宁静的感觉会降临到他的身上，这种宁静来自那些安静、高贵的建筑，但这很可能仅仅是因为他不需要在这些建筑丛中穿梭生存。阿蒂尔·兰波在夏尔维勒出生，他并不是一个外来者。城市的过去对他来说毫无魅力可言，更不要说那些历史建筑，公爵广场的宁静也只会让他气恼。这座城市的布尔乔亚氛围和它保守、愚蠢的内涵让他感到窒息，他也无法欣赏城市褪色的粉彩中蕴含的微妙魅力。这座城市的存在只是为了让那些为了生活煞费苦心的人觉得自己得到了宁静；它只适合那些对生活要求不高的人：他们只想在夜晚宁静的广场上喝一杯啤酒或是玩一局多米诺骨牌；他们从不过度使用自己已经变得迟缓的大脑；对他们来说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就是星期天在广场站的树荫下看军乐队演出，这种享受就足以让他们满足。这是一座只适合那些生活毫无波澜、因此也不需要隐藏什么的人，因为在夏尔维勒每个人都互相认识，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当你在街上走着、看着路边的房子时，你会发现每家每户的窗帘都被歪歪斜斜地拉开了一点，而这些扭曲的窗帘后面是一双双好奇地窥探着的眼睛。 然而，即便对兰波来说，夏尔维勒还是能带来一丝慰藉的，因为它坐落于默滋河的岸边。默滋河从东边流淌而来，划出梅济耶尔的边界、流过夏尔维勒；默滋河似乎不愿停留，又向北奔流过那些兰波笔下常常出现的森林、山丘和山谷，这些也是兰波时常漫步的场景。这里是起伏平缓的高原乡村和温柔但汹涌的森林，处处又点缀着一棵棵北部松树，带来一丝粗糙的美感。在河岸两边茂盛的草地中，在那似乎从白昼到夜晚都弥漫不散的淡淡雾霭中，兰波（只要他能从母亲警觉的眼皮底下逃出来）躺着、梦着，他的脑中满是图景，这些图景在未来将成为他诗作中重要的素材。 默滋河流过夏尔维勒时分成两股；大一些的一股流向奥林匹斯山，另一股流经圣墓广场，现在的名称是农业广场。在这里的滞水中，河流非常宁静，似乎全然不再流淌。在兰波生活的时代，皮匠们会让筏子在河的中游抛锚，然后把皮革挂在船身上，让它们在水中浸泡。这里的码头边总是停泊着一艘小船，用厚重的铁链拴着，皮匠们用它来往返于筏子上。在等待学校的早钟响起时，阿蒂尔·兰波会在这艘小船上一边玩耍一边想象着自己在遥远的海上航行。 圣墓广场是一个面积很大的广场，它的一面是开放的，临着河边。这个广场上矗立着公共图书馆；在兰波的时代，夏尔维勒中学也在这里，兰波曾在这里学习。圣墓广场也是夏尔维勒的尽头；一座矮墙将城市和河流分开，河岸的另一端只有山丘和森林。 阿蒂尔·兰波充满动荡和冒险的人生中，前十六年都是在这座安静的外省小城里度过的。他的父亲并不是这个大区的本地人，甚至都不是法国北部人；他是一个有普罗旺斯血统的勃艮第人。兰波的父亲用他自己的方式度过了充满冒险精神的一生，在这一点上他丝毫不逊于自己的儿子。他从最低等级的征兵一路升至上尉，并在海外服役中度过了大部分的军旅生涯。[11]他中等身量，有着和儿子一样金色的头发和蓝色的眼睛、睿智的高额头、微微上翘的鼻子和些许性感的嘴唇。1832年，十八岁的他应征入伍；由于他非常聪明，又接受过尚可的教育，很快就得以晋升为军士长。在服役九年后，他成了军官。担任中尉头衔时，他去往了阿尔及利亚。在那里，带着与生俱来的对语言的兴趣和才能（他的小儿子也继承这一点），他很快掌握了阿拉伯语；这让他在阿尔及利亚的政治工作中获得了更高的职衔；在那个时代，这对像他这样出身行伍的军官来说是很难得的。最终，他被派往塞卜杜担任一项重要的政治职务。[12] 法国占领阿尔及利亚的初期是一段英雄般的时期，在比若、卡芬雅克和比多的率领下，法国军队艰苦地与摩洛哥苏丹和许许多多不断起义的部族对抗。1844年比若带领法国军队在伊斯利取得胜利时，兰波中尉就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部队中；当时仅有1万人的法国军队征服了强大的摩洛哥军队，后者足足有4.5万。[13]一年后，兰波中尉被指派担任政治文职；1847年他在塞卜杜任“阿拉伯办事处主任”，并保留这一头衔直到1850年他离开阿尔及利亚为止。 在他任职的第一年发生了西迪—布拉希姆起义，这让比若感到他必须采取非常严厉的手段来进行压制。这当然对当地人口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也让那些被指派承担当地政权职责的官员举步维艰。但是，据说兰波中尉因其超群的智慧和正义感，在履行职务的同时并未犯下任何罪行。塞卜杜的管理是一项重要的职务，对摩洛哥的政策有极大的影响，因为从塞卜杜可以监视当地埃米尔的动向。兰波中尉的主要职责包括每两周寄送一份关于辖区内的政治状况、所有新闻和谣言的报告。除此以外，他也要负责在辖区内维持法律和秩序、征收税费。他的职责对责任和机密性有着严格的要求。 一直以来，我们都认为阿蒂尔是从父亲那里继承了躁动和不稳定的性情。但戈德绍书中揭示的事实却对此有截然不同的解释。恰恰相反，这位父亲似乎是一名优秀的士兵、一个值得信赖的军官，更是一位有良心的、有价值的官员。他用人道主义的方式对待治下的原住民，这一点也在他的报告中得到了清晰的展现，这一做法在他的时代中可以说是非常超前的。[14] 戈德绍证实，作为“阿拉伯办事处主任”，他展现了在行伍出身、未能享受教育优势的军官中罕见的行政管理能力。他的事业之成功足以让任何一个儿子为有这样的父亲而自豪。他被授予了克里米亚勋章和撒丁岛军事勋章，并在1854年被授予“法国荣誉军团骑士”的头衔。此外，他还留下了一些文学作品的计划稿。[15]包括《军中书信》（Correspondance Militaire）、《军事雄辩》（Eloquence Militaire）和《战争之书》（Livre de Guerre）。在《军事雄辩》中，他似乎意在与古典时代和现代的辩士比肩，而《战争之书》则描述了他在阿尔及利亚、克里米亚和意大利参加的战役。他还将《古兰经》翻译成法文，后来，他的儿子正是在这本书的帮助下得以学习了阿拉伯语。 1848年成立的新共和国政府为阿尔及利亚的政权带来了改变；兰波中尉所在的奥尔良步兵团被召回，他也在1850年离开了阿尔及利亚。两年后，他晋升上尉，并和他所在的新兵团一起被派往梅济耶尔。 在夏尔维勒，一个星期日的下午，当他在广场上散步并聆听乐队演奏时，他偶然结识了玛丽·卡特琳娜·费莉西蒂·维塔莉·屈夫。 他为何选择了她，我们不得而知，因为她既不年轻也不漂亮；也许是她自己决定了要让他成为自己的丈夫；但维塔莉·屈夫的一生中从未有过缺乏勇气和决断的时刻。他很感性，也很孤独，当然也可能是她丰厚的嫁妆让这桩婚事因为财务原因而板上钉钉。据说她为他带来了1200英镑的现金，还有预期会再得到的1800英镑。屈夫家族手握大量自耕地，是一个实力雄厚的阿登省家族。家中的父亲让—尼古拉·屈夫在罗什有一个农场，他一直以来都在一子一女的帮助下工作，但他其实还另有一子。 在戈德绍对兰波家族史的调查出版之前，我们对这对屈夫家的兄弟一无所知，因为兰波夫人为他们的生活方式而感到深深的羞耻，她一直都隐藏着他们的存在。现在，戈德绍的调查似乎暗示了一种可能：阿蒂尔·兰波并不是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了性格中的不稳定性和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这些似乎都源自他母亲的家庭。他的两位舅舅中年纪更大的那位，让—夏尔—费利克斯·屈夫是一个狂野的男子，因他在非洲的冒险经历而得到了“非洲佬”的诨名。为了逃脱因偷窃所致的追捕，他在年仅十七岁那年就失了踪；后来，在他的妹妹嫁给兰波上尉几年后，他又重新出现了；但归来的他疾病缠身，第二年就去世了，年仅三十岁。与他相比，另一个兄弟的情况更为重要：夏尔—奥古斯特·屈夫比他的姐姐小五岁，在哥哥失踪期间，他在家中和父亲、姐姐同住，并协助家族在农场的工作。据说他选择在二十二岁这么年轻的时候就结婚正是为了逃避维塔莉严厉的约束管教。他的这一行为其实并不是突然为之，因为就在那一年，维塔莉也出嫁离家了。为了促成她和军官的婚事，她的父亲给了她一大笔嫁妆；为了补偿儿子因此损失的、未来的继承财产，他把罗什的农场划到了儿子的名下，打算以后和女儿一起住在夏尔维勒。当时没有人知道这家的大儿子是否还活着。于是，夏尔·屈夫就和他的妻子一起搬到了农场，但他是个懒惰的败家子，而且早就染上了醉酒的恶习；很快他就花光了本该用来经营农场的钱。此后他开始虐待妻子，这导致了她离开他回到了自己家人身边。当时再也没有什么能约束夏尔了，他完全不管农场，任其荒废。在让—费利克斯从阿尔及利亚回来时，农场已经破产了。让—费利克斯坚持要求拿走父亲财产中属于自己的一部分，而夏尔又愿意卖掉自己的股份来换一笔现金，因此大哥获得了整个农场的所有权，但他也仅仅拥有了一年的时间。他去世时，维塔莉拿到了农场的所有权，并拒绝向弟弟支付哥哥遗产中合该属于他的那一部分。不过当时的夏尔已经酗酒成性，醉得不知道周遭到底在发生什么。在花光手上的现金后，他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流氓，整个乡下都以他为耻。他的姐姐就假装和他毫无关系；只要他来农场，她就要求他出示相关证件，还常常像赶要饭的一样驱赶他，将他拒之门外。有时，她会给他一小笔钱，劝他离这个地方远点。然而，尽管生活艰难，夏尔却似乎拥有健康的财富：他比外甥和外甥女都活得长久，去世的时候已有九十四岁高龄。直到生命的终点，他都保持着暴烈的个性，从未妥协。临终时，在一个宗教机构收容所里，他拒绝神甫的救济和临终圣礼，反而请求人们给他一升红酒。修女们都真心地喜欢他，尽管他有一些亵渎神明的观点，她们还是同意了他的请求。他用最后的力气抓紧了酒瓶，喝尽最后一滴残渣，然后才躺回枕头上安静地死去。 了解了家族史后，我们就能更加轻易地理解兰波夫人为何如此严厉地对待孩子们。通过谨慎的训练和不眠不休的警觉，她希望能够避免让自己的儿子重复走上她兄弟们的邪恶之路。兰波学生时代的好友德拉艾曾对戈德绍说过：“我必须承认，就算阿蒂尔的母亲像圣母马利亚那样温柔，他还是会走上历险的道路，因为他生来就是流浪者。”[16] 维塔莉·兰波是一个强硬、严厉的女人，尽管她有能力展现高尚和伟大，甚至有些时候还富有同情心。她相信严厉的训练对年轻人，尤其是男孩至关重要；她也坚信孩子不打不成器。她瘦瘦高高，有着农妇特有的关节粗大的双手，也为自身的地位而感到自豪。她暗栗色的头发总是柔顺地梳起，不用任何矫饰的波浪或卷发来柔化她眉毛刚硬的线条。她的眼睛和儿子阿蒂尔一样，总是诚恳地凝视他人。她的鼻子很直，有一点尖；嘴唇很薄，唇线粗硬；她的声音有一种入骨的刺耳。她对宗教很是狂热，在道德上循规蹈矩，而且偏执到近乎疯狂的程度。她承受一切，她不会回应也不反驳，也不会申诉；她刻板地朝着一个方向前进：完成她所认定的责任。她喜欢自己的孩子们，尽管她觉得不该让他们知道；她也为孩子们自豪，尤其是她最小的儿子：他是镇子里有名的神童，她对他有太多的期待。如果她能平静地接受兰波抛弃光明的未来去做一个恶棍、流浪者、一个像她没出息的弟弟夏尔一样的流氓，那她就不是人了。然而，在她硬心肠的外表之下有一颗温暖、充满感情的心，这颗心最终将自己灼烧殆尽，因为她不愿放出哪怕一丝一毫的温暖。而阿蒂尔·兰波，他对心智完整病态的追求、他的偏执、他对让步妥协的不情愿、他对流露温柔感受的恐惧，尽管他不愿承认，但这一切都和他的母亲更为相似。 兰波上尉和维塔莉·屈夫在1853年2月结婚。当年11月，让—尼古拉—弗雷德里克出生；让—尼古拉—阿蒂尔于次年即1854年10月20日出生。对一个带着两个年幼孩子的母亲来说，跟着丈夫频繁地从一个驻防地搬去另一个驻防地是不可能的，因此她和她的父亲一起留在夏尔维勒。在两个儿子之后她又生了三个女儿；最大的一个在襁褓中去世，另外两个就是维塔莉和伊莎贝尔。 阿蒂尔出生于通往公爵广场的繁忙要道上，这条路上尽是奢华的商铺，在市集日，马车会从广场一路拥堵到这里。关于他的出生，我们手中唯一的记录是帕泰尔纳·贝里雄辞藻浮夸的描写，他的措辞仿佛是拉伯雷在描写高康大的诞生一般。从这份记录来看，阿蒂尔仿佛从娘胎里生出来的那一刻就是个神童。护士给他做好清洁后，把他放在一个软垫上，然后就离开房间去取他的襁褓。她回来的时候惊讶地发现婴儿并没有躺在她放下他的地方：他翻身到了地板上，正爬向门，已经准备开始流浪的一生了。[17] 兰波本人很可能是这则传奇的源头，而帕泰尔纳·贝里雄是从他的朋友那里获得了信息。在他的“魔法师”时期，兰波把自己看做梅林。在基内（Quinet）的《魔法师梅林》中对这位魔法师的诞生有一段精彩绝伦的描述。在他出生的第二天，他的母亲正抱着他，同时在悲苦地啜泣——她孩子的父亲是撒旦本人——婴儿突然开口对她说话，并请求她不要再哭了。又惊又怕的她失手把婴儿摔在了地上。他毫发无损地站起来，脱下自己的襁褓，在她面前走来走去，又为她朗读一本打开的书中劝慰和鼓励的文字。[18] 兰波家庭的生活并非一帆风顺。上尉脾气很好，为人随和又慷慨；他想要的只是周围能有快乐的氛围和欢乐的笑脸，但他很快发现，在妻子周围很难保持快乐的心情。她在所有事情上都和他背道而驰。她对钱很小气，但他很大方；她对宗教有着狂热的信仰，而他相信思想的自由；她在道德上循规蹈矩，他却有些马虎；除此以外，她完全没有幽默感。据说她对他的态度和对孩子们的严厉如出一辙；她还曾试图消除他身上一切她认为失败的东西，以此来抵消他轻率的性格。 随着时间的流逝，这对夫妻间的争吵变得越发激烈、尖刻；毫无疑问，对父母不和谐的记忆在阿蒂尔敏感的天性中留下了持久的伤痕。他曾告诉最亲密的朋友德拉艾，他人生中最早的记忆就是父母间的一次争吵；在争吵中，他们两人一人抓着一个银碗，那是他们家少有的值钱物件，然后把银碗砸在地上，发出的噪声在整座公寓里回响，把孩子们吓得不轻。[19] 老屈夫在1858年第四个孩子出生后去世，那一年阿蒂尔四岁。通过某种办法，他成功地在女儿和丈夫之间维持和平，但在他死后，这段婚姻变得无法持续。伊莎贝尔出生后，在阿蒂尔六岁那一年，他们选择了分居，从此未曾再相见。关于兰波上尉后来的人生，我们所知甚少。他在1864年从军队退休，在第戎罗马天主教堂遗迹的保护下平静地生活，直到1878年去世。他没有再在孩子们的人生中扮演任何角色，也没有参与他们的训练和成长，他再也没有见过他们。 因此，从六岁开始，阿蒂尔就完全由他的母亲一人掌控和照顾，那是一个为钱发愁、被丈夫抛弃而感到辛酸不甘的女人。在外祖父死后，孩子们很少感受到温暖和爱，男孩们也找不到能够寻求建议和同情的对象。童年的孤独和感情的缺失扭曲了阿蒂尔的性格：他觉得自己与其他男孩不同，形单影只、无人问津。 对于母亲来说，用微薄的收入养育四个孩子并非易事，也没有人为她提供帮助和建议，但她带着善妒、激情的奉献，完全投身于自己的任务中，希望能够把孩子们塑造成属于自己的艺术作品。因此，在她看来，在耶稣会士规定的人一生中最重要的那几年里，他们不该受到除她以外的任何影响；直到七岁，孩子们除了母亲外没有任何其他的老师。然而，她过度的严苛并没有消除她所看到的那些令人忧心的缺点，压迫只会带来反抗；这些缺点仅仅被掩盖了起来，在别处会再度出现、焕发新的生机。 [book_title]第二章　童年 兰波上尉离家后，他的妻子从拿破仑路搬去了临近的一条老街波旁路上。由于收入的减少，她必须勒紧裤腰带过日子。波旁路可不像全是奢华商铺的拿破仑路；它有些脏乱破败，只有最贫穷的劳工才住在这里。对于兰波夫人这样一个对保守和庄重有病态执著的人来说，这条街道上温暖、家常的生命力只会令人反感。母亲们会站在家门口互相闲谈，从窗口朝着对街的人嚷嚷，当她们需要点什么的时候，就毫无羞耻心地向邻居伸手讨要。在维塔莉的一生中，她家的门户总是紧闭着，仅仅对极少数人开放——她确实也从未与任何人有亲密的往来——在波旁路居住了超过两年的她，总是踏着尊贵、孤傲的步伐，她的双脚从不沾染泥土，也绝不会沉沦在这条街道的污泥之中。但对她的孩子们，尤其对阿蒂尔来说，周遭的生活源源不断地带来趣味和快乐，比起过去在受人尊敬的街区生活，他们从这里获得了更多历险的机会。在母亲背过身去的时候，他会悄悄地溜出去，和穷人的孩子们称兄道弟；他艳羡他们似乎更有色彩、更叫人兴奋的生活。 怜悯！这些孩子是他唯一的好友， 瘦骨嶙峋，双眼无神，光着头， 他们把沾满泥巴黑黄的瘦指 藏在粪臭扑鼻的破衣里， 他们说话就像白痴一样温顺！ 母亲要是撞见他卑劣的怜悯， 会惊恐万状，孩子深深的温情 在她的惊奇中烟飞云灭。 好了。她面对蓝色的目光，——它在撒谎！[20]（飞白　译） 但当兰波夫人发现儿子们这种不合规矩的冒险时，她开始感到焦虑，担心她的孩子们会变成和那些穷人家的孩子一样的人，学会那些无礼的做派和粗鄙的言谈。她对儿子们另有寄望，她决不允许他们成为微不足道的劳工。她认为，如果自己允许当下的状况持续下去的话，她就无法真正完成作为母亲的职责，因此她决定不计较任何成本，搬家。也许她在波旁路的流放生涯中攒下了一些钱，也许罗什的农场带来了一些额外的收入。1862年，在阿蒂尔即将满八岁时，他们离开了这条属于贫民的街道，搬进了全城最好的街区奥尔良街，那里有高雅的小饭店，有一条宽敞的大道；在春天，大道两边的栗子树会绽放怡人的花朵；在秋天，树叶会换上深深的金黄色；即便在夏天，那里的空气也十分清爽舒适。 到此为止，家中的男孩们除了自己的母亲外，从未有过其他的老师；但这时他们已经分别到了九岁和八岁的年纪，要开始去学校学习母亲不懂的希腊语和拉丁语。他们被送去了罗萨学校，阿蒂尔的第一个文学作品就是在校初期完成的。这篇作品值得一提，因为它展示了对于一个九岁的孩童来说不可思议的描写才能和洞察力，以及得心应手的语言应用。以下是这篇好几页长的小作文的开头——约七百字的长度本身对于一个这样年幼的男孩来说已经是很了不起的成就了。 太阳仍旧温暖；然而它已经不再能照亮地球；就像一支被放在[字迹难以辨认]边上的火把，只能用微弱的光芒点亮它们。所以这太阳，这地球的火把，快要灭了，只能让最后一丝微弱的光芒逃出它着火的身躯之外，却不能让那树上的绿叶、那正在凋谢的小花和那些跨越几个世纪的松树、白杨和橡树为人所见。清爽的风，就是那清爽的微风，吹动树上的叶子，像溪流中的银色水流般沙沙作响，流向我的脚边。蕨类植物在风中垂下绿色的头颅。我进入梦乡，可免不了用溪水将自己洗净。我梦见自己出生在兰斯，那是1503年……[21] 考虑到作者的年龄，即便说这一段文字展现了法国浪漫主义散文的影响，也丝毫不会让它失色。 兰波夫人很焦虑，她不希望自己的儿子们浪费他们所受到的昂贵的教育；他们应当成为博学的人士，从而跨越社会阶层。她会亲自监督他们的学业，用一贯的简朴、严厉、缺少温情的方法来训练他们。有的时候，她会因为两个儿子不能毫无差错地背诵她让他们记下的、一百多行的拉丁文选而罚他们不吃晚饭就上床睡觉；这种背诵是她对一些小错的惩罚——也是对他们语言学习的督促。在这个时期，阿蒂尔不喜欢学校的作业，更憎恨母亲用巴掌和揪耳朵来冒犯他的尊严。在前文这篇作文里，他写出了自己对语言学习的看法；这些看法明确地表明，他在过小的年龄被迫接受过早的知识学习，这也可能为他后来对一切学习的憎恨提供了一部分的解释。 我不喜欢学习，就是那种阅读、写作和算数的学习。但是如果让我做家务、园艺、忙活杂务的话，好得很！——我喜欢做这些。为什么？我问我自己，为什么要学希腊语和拉丁语？我不知道。说实在的，学这些也没有用。就算学会了又能做成什么事儿？还不是什么用都没有！不，人们说了，学会这些的人能找到工作。可我不想给人打工；我想靠吃利息来获取财富。就算我想学习一门语言，又为什么一定要学拉丁语呢？没有人真的用拉丁语说话。只有一些时候报纸上会写一点拉丁语；谢天谢地，还好我不打算当记者。为什么要学历史和地理？确实，人得知道巴黎在法国，但是没人会问你巴黎的纬度是多少。再说历史，要学习迦勒底人[22]的生活，学习那波帕拉萨尔、大流士、居鲁士、亚历山大和其他几个因为名字长得要命而知名的人的生平，这就是一种折磨。亚历山大是不是有名跟我有什么关系？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们真的能确定拉丁人确实存在过吗？拉丁语可能是一门拼凑起来的假语言；就算拉丁人真的存在过，他们也该让我去吃利息，把他们的语言留给自己就好。我对他们做了什么坏事，让他们这么折磨我？再说说希腊语。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人在用这门讨厌的语言！啊！saperlipotte de saperlipopette！sapristi！[23]我啊，我要靠吃利息来获取财富。在同一所学校里浪费那么多年的时间就不是件好事，saperlipopettouille！要去当个擦皮鞋的，得到擦皮鞋的工作机会，你就要通过考试；你能得到的工作要么是擦皮鞋，要么是当猪倌，要么是放牛郎。谢天谢地，我可不想这样，我，saperlipouille。干这种工作，你得到的报酬是在脸上挨巴掌。别人都把你当成动物，可那不是真的。啊！Saperpouillotte。（待续。）阿蒂尔。[24] 但对于阿蒂尔这样性情的男孩来说，最痛苦的事就是忍受他们随时随地受到的监视；他们从来都不被允许离开母亲的视线，因为她担心一不留神就让孩子们走上难以预测的邪门歪道。在两个儿子分别到了十六岁和十五岁之前，她每天都在学校大门口等他们放学，和他们一起走回家，因为只有这样，她才能确保孩子们不会在放学路上和那些讨人厌的熟人一起游荡。[25]要是阿蒂尔想要一些独处的宁静时间来思考的话，他就得把自己锁在洗手间里，在里面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 尤其是夏天，这懊丧、愚蠢的孩子， 非要把自己关进清凉的厕所： 张大鼻孔，在那儿静静思索。[26] 在他度过的每个沉闷的一周中的每一个沉闷的日子里，星期天是最沉闷的。阿蒂尔盼望着能像他有一次在波旁路看到的穷人孩子那样没人理睬，这样就能逃脱无聊和倦怠。 他害怕十二月暗淡的星期天， 那时，他头发油亮，靠着圆桌， 把截面菜绿的《圣经》阅读； 每晚，梦都压得他透不过气。 他不爱上帝；他爱那些穿着粗衣， 浑身乌黑的人，他见他们黑夜里 回到郊区。 德拉艾曾风趣地描述了兰波一家在每个星期天的早晨出发去参加大弥撒，引得路上行人停下脚步围观这一家子列队前行的奇怪场景。[27]最前面的是手牵着手的两个女孩，她们戴着干净洁白的棉质手套，穿着黑色的系扣靴；接着是两个男孩，他们穿着黑色的外套和自家制作的蓝灰色长裤，戴着白色的圆领和滑稽的黑色圆顶硬礼帽，一人手中钩着一把亮蓝色的棉质雨伞。队列的最后是兰波夫人，她带着那份端庄持重独自走着，像一个军士长一般硬挺着身躯，衣装从头到脚都是一丝不苟的黑色。 母亲似乎是在大减价的时候用便宜的价格买了一卷巨大的蓝灰色布料；而两个男孩在学校里就从来没有穿过不是母亲亲手裁剪的裤子，它们全都来自这块似乎永远也用不完的浅蓝色哔叽布。 因为孩子们保持了恭顺的态度，而且表现出来的样子也很乖巧，母亲觉得一切都好，于是合上了书本，心情轻松地转过身去。然而她没有意识到那个用如此无辜的蓝色眼睛注视着她的小男孩正在酝酿怎样的反叛。 母亲合上课本，满意而自豪地 走了，她没看见，蓝色的眼睛里 充满智慧的额头下 孩子厌恶透顶的灵魂。[28] 阿蒂尔孩童时期最大的乐趣似乎就是阅读；和其他小男孩一样，他最喜欢的书是童话和冒险故事：费尼莫尔·库柏（Fenimore Cooper）和古斯塔夫·艾玛德（GustaveAimard）的小说。[29]在阅读时，他过着更加激烈的人生，那是属于他自己的奇妙人生，他周遭所有的事件都被变形和改造，与故事里的场景融合，这一切都只能在他的想象中成为现实。后来，他找回了童年的记忆，并不是以一种清晰、平常的回忆形式出现，而是变成了对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的记忆；当时的他无法判断他记起的究竟是真正发生过的事实，还是仅仅是他想象中的虚构事物。这使得对他以童年记忆为基础而写作的诗歌进行研究变得异常复杂，对这些诗歌的解读也变得十分困难。 尽管兰波从未见过大海，童年时的他最常梦见的就是海；对他来说，海象征着一切美丽和自由的事物。他曾在房间里，躺在母亲为家务用途而购买的长长的亚麻布上，假装他们正在航行，而他也远远地离开，来到了海上。 啊，他品尝更多的是阴森森的东西， 空荡荡的房间，百叶窗紧闭， 房间又高又绿，潮气渗人， 他读着自己不断修改的小说， 书中满是沉重的灰天，被淹的森林， 和星林里肉体的花朵， 头晕目眩，跌跌撞撞，溃逃，怜悯！ ——而街区里却传来嘈杂的声音， 下面——，他独自躺在坯布片上， 强烈地向往白色的征帆！[30] 他最喜欢去的地方是那艘停在学校附近码头边的皮匠的小船。他曾经坚持要求哥哥早晨和他一起早早出门，这样就有时间坐在小船上等待学校的钟声响起。有的时候，阿蒂尔会站在船上左右摇晃，就好像小船遭到了暴风雨一样；然后他会对着哥哥大声喊叫，让他看清楚那正拍向船尾的巨浪。有的时候，恰恰相反，他只是俯身躺着，也不准弗雷德里克做哪怕最细微的动作，因为那会破坏宁静的水面；然后，他会深深地向水下凝望，在身下的水草中他能看见热带植物和奇怪的海洋怪兽。但学校的钟声总会不可避免地响起，把他从梦境中拉扯出来。 当弗雷德里克十二岁、阿蒂尔十一岁时，他们被送去了夏尔维勒中学。兄弟俩被安排进了同一年级，但弟弟很快就超过了哥哥。那一年他第一次参加了圣餐礼，当时他有着虔诚的宗教信仰。他心中所有的温情在家里找不到任何出口；他将这些感情投注在耶稣身上：耶稣以自己的死亡救赎他，给了他在母亲那里完全无法得到的许多的爱。阿蒂尔于是投身于践行自己的宗教信仰，他所投注的激情和狂热，与后来他投注于任何他中意的趣味相比毫不逊色。但是这份激情冷却得也很快。在参加第一次圣餐礼时，他着魔一般，狂热地信仰着，这份信仰是如此虔诚，让他完全做好了准备，恨不得立刻成为一个殉道者。有一天，他攻击了一群比他高大的男孩，因为他看到他们在玩教堂外洗礼盘里的圣水，还互相泼来泼去；但他们立刻反击，轻而易举地打败了他，还叫他“肮脏的卡果”，即肮脏的伪君子。 同一年，十二岁时，学校的管理层开始注意到他这个前途光明的学生。他做了一份古代史的简介，其中包括对埃及、叙利亚和巴比伦的介绍，这震惊了他的年级负责老师；据说这份简介里的解释清楚详尽，展示了一个不属于这样年少的孩子的成熟头脑。负责老师骄傲地把这份作品展示给了校长，并说道：“记住我的话，这是一个神童在学者之路上迈出的第一步！”[31]那时的阿蒂尔·兰波是学校里的得奖专业户，他开始崭露头角，将未能用完的激情和热情中的一部分投入到获取知识中；很快，这种激情掌控了他，让他把几乎所有其他的事情统统排除在外。[32] 在他到了三年级的时候，他的母亲立刻开始为他规划作为学者的光明未来。那时，她已经放弃了培养弗雷德里克成为有识之士的一切希望，因为他懒惰又迟钝，任何威胁或惩罚都不能让他学会任何知识。他带着泪，坚忍而顺从地接受一切，用他从家族中继承的偏执和智慧来反抗，直到达成目标：没人管他，让他平平静静地在自身的无知里打滚，让弟弟超过自己。那时，兰波夫人克服了自己天生不爱花钱的习性，聘请了阿蒂尔的年级老师莱里捷先生（M.Lhéritier）来给小儿子私下授课，这样他就可以把其他男孩远远地抛在身后。 这位莱里捷先生是一个黑头发的小个子男人，声音低沉有磁性，脾气急躁，对最轻微的挑衅都不能容忍，随时会暴怒；但他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并且只要作品符合布瓦洛（Boileau）的原则，他就会对文学充满激情。[33]他的急脾气和他能从巨大的愤怒状态中立刻转为极端的快乐的能力让他在男孩们中很受欢迎；他那些用来逗乐全班的无辜小笑话和孩子气的小把戏也很受欢迎；只有阿蒂尔没有拜倒在他的魅力之下。阿蒂尔令他感到手足无措，不知道怎么和他相处；他可以看出来，尽管这个男孩总是在他努力活跃班级气氛时礼貌地微笑着，但他不是真的开心。他从来没能成功取得阿蒂尔的信任；除此以外，他还错误地以为他那胆怯的、有保留的态度只是因为害羞。但是，他还是给兰波带来了有利的影响，因为他的谆谆教诲激发了兰波对希腊语、拉丁语和法语古典文学杰作的热爱。他是第一个鼓励这个小男孩用法语和拉丁语写作原创诗歌的人。在莱里捷私下授课的帮助下，阿蒂尔以优异的成绩结束了这一学年。[34] 然后，这一家人进行了兰波童年最后一次搬家；这次他们落脚在玛德莱娜河岸街，也就是今天的磨坊河岸街，就在默滋河边，离圣墓广场也不远。他们的公寓面对着那座美丽的十七世纪磨坊；从他的窗口，阿蒂尔可以时时凝视变化不息的河面和河岸对面的树林。 那时他刚刚进入青少年期，开始成为学校里的风云人物。从那些认识年少兰波的人的描述来看，在学校的最后三年，兰波似乎从来都没有在学校的朋友中不受欢迎或是感到不快，我们也知道他有几个亲近的好友，还有德拉艾和拉巴里埃（Labarrière）这两个和他密不可分的亲密伙伴。[35]兰波兄弟在学校上学的前几年确实不太受欢迎；因为穿着可笑的衣服，他们的形象比起男孩应有的样子看起来更奇异一些，此外，他们总是很害怕弄破或弄脏自己的衣服。大家认为他们性格软弱，因为他们总是干净整洁，而且他们的母亲从来不允许他们参与任何课外的交友和游戏活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家都觉得他们既古板又不好接近。[36]在这之后，拉巴里埃开始和阿蒂尔攀谈，和他交朋友，还告诉其他的男孩，阿蒂尔本人和他最初的形象大相径庭，其实他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人。拉巴里埃的想法在学校里很有分量；通过他的评判后，其他男孩毫无疑问地立刻也接受了兰波兄弟俩。[37] 很快，德拉艾、拉巴里埃和阿蒂尔·兰波成了最亲密的朋友；他们什么事都一起做，还自称为“三个火枪手”。他们互相鼓励对方做出大胆的举动，互相借书，也在课业上互相帮助。但是，拉巴里埃当时认为德拉艾的智慧比兰波高很多，他觉得后者只是个努力的“书呆子”；后来，兰波作为作家名声斐然，这让拉巴里埃很是诧异。[38] 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兰波在学校时有任何不受管教或爱找麻烦的行为。在表面上，他是一个乖孩子，一个模范生。他自己后来也说，“为了顺从捏着一把汗”[39]。这个极其努力的小男孩用他的模范行为迷惑老师，用他从不失败的无所不知令同学感到畏惧。但是学校里的男孩们并不讨厌他，反而依赖他的帮助，因为他们知道，阿蒂尔善良、友好，绝不会让他们失望。据说在老师背对着教室写板书时，兰波能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为年级里的每个男孩写一段拉丁语诗。标题都是一样的，因为是课堂练习的作业，但是诗的内容各不相同，这样老师就不会看出来出自一人之手。很明显，阿蒂尔很享受作为全校最优秀的男生的感觉，也喜欢被人当作学习上的神童展示给别人看。在学校的光荣里，他得以纾解在家中不得不承受羞辱的慰藉，那些打向他的巴掌，那种被惩罚不准吃晚饭就上床睡觉的耻辱都得到了补偿。很多老师要么认为他过于自负，要么就认为他这样的学生不可能不自高自大，因此他们总是在他的学业中找碴，希望能发现错误和污点，好对他进行指责，可惜这一切都是徒劳。他总是认真听课，测验里也是一点儿错都没有，老师们尽管不情愿，也不得不承认他确实超过了其他同龄的男孩。[40]有一次，在校长热情地对一位老师赞许阿蒂尔时，这位老师用阴沉的嗓音回答道：“是！他是很聪明，但是他一定不会有好下场。”另一天，还是这位老师说：“他的眼睛和笑容里有些不对劲，我不喜欢。我还是那句话，他不会有好下场。”他不知道阿蒂尔是不是在嘲弄他，总是不舒服地觉得这个男孩一定在盘算着干坏事，但他又从来没能抓住他不检点的证据。他觉得自己必须时时刻刻观察那双蓝色的眼睛，那双眼睛饱含着批判，从教室的第一排注视着他。但是老师什么办法也没有，因为他是整所学校里最优秀的学生。[41] 即便他的年纪还这样小，兰波已经能够毫不迟疑地展示自己，吸引身居高位的人们的注意。十三岁时，在1868年5月8日，在没有告知任何人、也没有从任何人那里得到建议的情况下，他将一首六十行的拉丁语六步格诗寄给了皇太子，用于祝贺他的第一次圣餐礼。皇太子的教师以自己皇室学生的名义向学校的校长写了一封信，要求他公开向诗的作者表达感谢，以肯定他对此事善意的关注。 那时，兰波也开始对现代文学感兴趣；自从在莱里捷的鼓励下进行自创的诗歌写作以来，他也开始怀有成为诗人的雄心。 这一事件再次展现了他的行为和他当时性格的一致性；作为一个模范学生，他欣赏的是被权威肯定的诗歌，来自老成、地位稳固的帕尔纳斯派。以这些保守的诗歌大师的模式为基础，他开始亲自在诗歌上小试牛刀，并成功地在《大众评论》（La Revue pour Tous）1870年1月号上发表了一首诗作，尽管他当时只有十五岁。这首诗题为《孤儿的新年礼物》，即便它本身可能不具备永恒的价值，但对于这样年纪的一个男孩来说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作品了。这首诗读起来有弗朗索瓦·科佩（François Coppée）执笔的风格，可能受到了他发表于1866年的作品《遗物盒》的影响。这首诗和维克多·雨果的《贫苦人》也有相似之处，后者于1869年9月5日在《大众评论》上重刊；与马塞利娜·代博尔德—瓦尔莫（Marceline Desbordes-Valmore）在同年同刊的11月6日号上发表的《我母亲的家》也有相似。兰波夫人一直订阅这份刊物，阿蒂尔一定读过这些诗作。 兰波在那个年纪里最主要的知性特征在于他超凡的记忆力、高明的模仿能力和极强的自我表达。这些品质首先在他的拉丁语诗作中体现出来；别的不说，这些作品展现了他涉猎广泛的阅读量、在学童中罕见的融合词汇、创造出不平凡的词语组合的能力。[42][43]这些诗作中的一首写于他刚过完十四岁生日之后，也就是《孤儿的新年礼物》前一年，读来已经令人震动，还有些预言的意味。这首诗不是翻译，而是对贺拉斯《颂诗集》第四部第三卷中五行诗的扩写。在短短的三个小时内，还是在考试的时候，他写下了五十九行拉丁语六步格诗。诗的开篇描写了春日里的乡村景象，预示着年轻的诗人日后写作的法语自然诗歌。置身于这里的美景之中，他宣告自己可以将学校的无聊、老师沉闷的教学抛诸脑后。最后，他在河岸边躺下身来，半梦半醒之间，一群白鸽带着月桂叶做成的花冠，从天堂向他飞来。白鸽们围绕着他的脑袋飞翔，为他加冕。然后，它们带着他飞向空中，飞去它们在山间的堡垒，再将他放下。它们再次飞走，回来的时候又带来了一个月桂叶花环，戴在了他的头上。之后，天堂的门向他开启，他看见阿波罗在金色的云端飞翔，用天国的火焰在他的眉头上刻下“Tu Vates eris”（你将成为先知/诗人）——拉丁语中的“Vates”既指先知也指诗人。突然间，暖意弥漫了他的全身。白鸽们幻化成了缪斯女神，将他拥在怀中，预言第三次响起：“你将成为先知，成为诗人！”她们也第三次用桂冠为他加冕。 到此为止，兰波从未展现出除了一个好学生之外的任何形象；他从未自己独立地思考，也从未质疑那些送到他嘴边的知性和精神食粮。除了按教导他的人的命令行事、赢得他们的夸赞和认可外，他似乎再别无所求。他视野的边界就是学校，那里也是唯一让他真心感到快乐的地方。家里的情况恰恰相反，不管是优异的成绩还是获得的奖项，他无论做什么都无法得到夸赞；没有什么能够让母亲的眼光变得温柔；什么样的成功都不能带给她欢乐，或者说，她从来没有向孩子们展现自己的欢乐。 兰波的心中在酝酿着怎样叛逆的火焰？他那双偶尔才闪现光芒的柔和的蓝眼睛后面又藏着怎样的情绪？我们不得而知。当然了，只要在学校里，他就从来不展示出任何在表面上能被看出来的叛逆征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的母亲在看到他一年后变得放荡不羁时感到讶异和困惑；当时她无法理解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因为他一直以来都是如此的乖巧、顺从和懂事，他怎么会有如此不服管教和野蛮的表现呢？但在那之前，她为自己拥有一个如此优秀的儿子而自豪，他是那么的“明事理”，从来不会惹是生非。 兰波青年初期的重大事件发生在1870年：乔治·伊藏巴尔（Georges Izambard）来到夏尔维勒中学，成了一名教师。他是兰波生命中第一个重要的影响者。 [book_title]第三章　月桂树被砍倒了 伊藏巴尔很年轻，比他的学生大不了几岁，在1870年1月来到夏尔维勒中学时，他只有二十一岁。他对文学的兴趣并不仅限于理论和学术，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有些潜力的诗人，也不打算把教师作为终身职业。因此他在兰波需要文学上的鼓励和同情时有备而来，成了理解他的那个人。其他的老师只鼓励他在学习上再攀高峰，莱里捷是唯一想到去陶冶他用于写作的想象力和才华的人，但他也没有真正地理解或者喜爱这个男孩。对于其他的教员来说，他只不过是一匹高价的赛马，为了赢得7月考试的赌注而精心训练；他们利用他的头脑，却又有些惧怕他。 乔治·伊藏巴尔自己的童年就十分孤独，尽管他的身边并不缺乏感情和善意。但是他成长的过程是和其他兄弟姐妹完全分开的。养育他的是三位年长的未婚女士、他父母的远亲然德尔（Gindre）三姐妹。他的父亲是一个旅行商人，在乔治出生后不久就在一场严重的霍乱大流行中失去了妻子。然德尔女士们中的一个在乔治的母亲去世时和她住在一起；为了让他们暂时离开有丧事的家中，她带着四个失去了母亲的孩子去了她姐妹们的家。三个年长些的孩子在父亲有能力再为他们提供家庭的温暖时就回到了他的身边，但还在襁褓中的乔治太小了，无法挪动，所以他在当时就留在了然德尔女士们的家里。可他的父亲似乎从此就忘记了要来接他，最后三姐妹收养了他，他也把她们看作自己仅存的亲人。他们住在法国北部的杜埃，伊藏巴尔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和学生时代。十五岁时，他通过了中学毕业会考，之后在巴黎大学继续学业，并在十八岁时获得了学士文凭。之后他便开始了教师的职业生涯，并最终在二十一岁时被任命为夏尔维勒中学最高年级的负责老师。他在比现在的兰波大那么一点儿的时候开始在巴黎学习，在那里，他被灌输了强烈的共和主义和激进派观点。在法兰西第二帝国最后的几年里，巴黎挤满了可能举事的造反派；在塞纳河左岸的每一家学生咖啡馆里都能发现谈论着阶层叛变的年轻人。和他那个时代所有的进步青年一样，伊藏巴尔对拿破仑三世政府持激烈的反对态度。 在他来到学校时，他的同事们自然也告诉了他关于学校里最优秀的学生阿蒂尔·兰波的事：虽然只有十四岁，但他在去年夏天的公开考试中打败了比他大得多的竞争者获得了一等奖，大家对他充满了期待。但是这些听说的事情并没有让伊藏巴尔喜欢上他，对于这个学生的未来他没什么热切的关注。他天生就不会赞美学校里的乖孩子；他觉得他们是吸收填鸭知识的海绵，又会阿谀奉承，只想着迎合老师，希望能得到权威的肯定和赞赏罢了。对他来说，那些想在学校和大学里往上爬、在生活的世情里往上爬的人都叫人厌恶。 然而，他对兰波的第一印象完全是一个惊喜。[44]上班的第一天他走进教室，看见里面坐着一群粗鲁的青少年，在他们之中有一个天使面庞的小个子男孩，抬着头，用大大的、真诚的蓝眼睛望着他；他的头发用水梳过，整齐地贴着脑袋；他的指甲从来没咬过，打理得也很精细，双手交叠着放在面前的课桌上。这个小个子男孩，在十五岁的年纪看起来那样的小和纯真，不可能是他想象中那个满肚子学问的怪物。他整个人看起来就是一个乖巧的小男孩，身子相当孱弱，很是紧张害羞；因为他一旦被突然提及就会脸红。无论怎么看他都没有什么离经叛道的意愿，也不想独立去探索或体验些什么；他似乎对历险没有欲望。伊藏巴尔只有一次见过他在学校里的不当行为。[45]有一天在上课的时候，当男孩们忙着写字和练习拉丁语诗歌时，伊藏巴尔听到从教室后排传来的呼喊：“老师！老师！兰波在作弊，他刚给邻座递了张纸条。” 阿蒂尔很可能只是像平时那样在帮助他那些头脑不太灵光的朋友。伊藏巴尔拿到了他以为是小抄的纸条，却发现那只是一张没什么问题的白纸而已。于是他把这张纸拿给全班看，为兰波洗脱罪名。兰波则是从座位上半起身，充满尊严地拿起词典挥向指责他作弊的人的脑袋，然后又带着鄙夷，用一种坚韧、顺从的态度重新坐下。这是他在学校里唯一一次暴力行为。 很快，伊藏巴尔开始在课外时间更多地了解这个害羞的小男孩，觉得有他作伴非常有趣。阿蒂尔就像一个感性的女学生等待她尊崇的女教师那样，会在校门口等他一起走路回家，为被允许帮他拿书而感激不已。那时他已经十五岁了，母亲不再来学校接他，他可以自由来去。他很高兴可以和一个在诗歌和自己的文学梦方面有精神上的共鸣的人聊天。伊藏巴尔为他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在那里，文学是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毫无生机、只能在书本里找到的死物。在课外时间，伊藏巴尔平等地对待这个学生，这也是一种智识上的平等；他会和他讨论文学问题，并且不带一点儿面对同行时的高高在上的态度；他也确实感到自己也从这些对话中获益良多。阿蒂尔在家里很沉默，甚至在和朋友一起时也不爱出声；但现在他已经习惯了自由地表达。他曾经并不习惯被看作有值得关注的观点的成年人；他曾经习惯了挨揍和掌掴，它们不断地提醒着他，他只是个孩子，不能有任何属于自己的看法。在被伊藏巴尔这样对待后，他很快地成长起来，变得自信，相信自己有些值得人注意的品质，也知道了自己之前作为一个乖孩子而努力还远远不够，他的未来还有更多的可能性。因此，他对伊藏巴尔抱有深刻的感激之情，那是一种他从未对任何人类投注过的感情，唯一的例外是他在人生的最后几年在哈勒尔对阿比西尼亚仆人贾米（Djami）的感情。伊藏巴尔这样描述兰波在和他相处的每时每刻中流露出的谨慎周到：他从不会从他们的友情中占便宜，也绝不会让他陷入尴尬或不舒服的境地。 因为家中缺少温情，兰波在童年时期一直都保持着离群索居的性格；他的妹妹们年纪太小，不能陪伴他，哥哥又太过粗野。他的心智远超过同龄的男孩，这导致他真正需要的是比他年长很多岁的朋友。因此，即便是在学校里和一群喜爱他的朋友在一起时，他也总是茕茕孑立；这些朋友是他的玩伴，却不是能够分享内心世界的对象。他从来没有、也不会有能力拥有那种少年人之间特有的、温暖如动物同伴一样的亲密，那是一种像小猫们一起在窝里滚来滚去时拥有的、依靠直觉和肢体接触的亲密。他的内心深处有太多容易受伤害的东西，因此必须保护自己精神世界的隐私，不让外界入侵。但是他依然渴望一个同情他的亲密朋友，一个能够和他同住在自己内心的王国里并向他展示其美好和宝藏的朋友，一个年长但能够理解他的朋友。毫无疑问，伊藏巴尔帮助了兰波天性的萌发，他的行为对兰波很有益处。但遗憾的是，这种影响并没能够持久；一些事件很快分开了两人。他鼓励兰波独立，但也为他的反叛精神划定了界限；在他对兰波产生影响的时间里，他让兰波不会做出之后会后悔的、无法挽回的行为。对兰波来说，只要能和伊藏巴尔产生联系，他就不会那么尖酸刻薄，也能够在考虑自身的同时想到他人，并约束自身。 兰波很快就向伊藏巴尔倾诉了自己获取书籍的困难，也告诉了他为了得到新书而不得不使出的招数。他曾经常常在路过书摊时停下脚步来浏览陈列出的书籍，然后“借书”，但之后常常会因为害怕被发现而不去归还。伊藏巴尔听说了这个情况后，就把自己的书借给他，之后又让他自由借阅自己的藏书，还指导他的阅读进入新的领域。在这位新老师的指导下，兰波在希腊语和拉丁语文学中的阅读量超过了许多大学生的水平，与此同时，法语文学新世界的大门也向他敞开。在那之前，他只学习过十七世纪黄金时代的作品，其中抒情诗的内容少之又少；现在，在伊藏巴尔的藏书中，他读了七星诗社和维庸的作品，还了解了那些在自己所处的时代中被看作反叛分子、反对权威和传统的作家。拉伯雷、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爱尔维修均在此列。[46]同时，他可以继续享受对帕尔纳斯派诗歌的喜爱。在这之前，他对帕尔纳斯派的了解大多来自已发表的评论节选。伊藏巴尔和他一样对这些诗人感兴趣，而且拥有很多他们作品的藏书。 然而，兰波夫人对这对师生间的友谊并不满意；她不认为伊藏巴尔为她的儿子带来了正面的影响，因为他现在在家里变得不受管束。有一天，她发现兰波正在研读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她当下就认为伊藏巴尔正在教唆自己的儿子走向堕落。她给伊藏巴尔写了一封抗议信。[47] 先生，对您为阿蒂尔所作的一切，我心存感激。您为他提供建议、帮助他在课外花更多时间学习。您付出的这所有的关心都超出了我们的期许。但是有一件事让我很不满意；那就是，举个例子吧，就是那天您借给他看的那本书（《悲惨世界》，V.Hugot[原文如此]著）您一定比我还要了解在选择书籍给孩子们阅读时慎之又慎的重要性。因此，我只能选择相信阿蒂尔是在未经您同意的情况下拿到那本书的。让他继续读这种书一定是非常危险的。 向您致敬。 V.兰波 学校的校长听说此事后，让伊藏巴尔去拜访这位愤怒的母亲，看看他能不能说服她平息此事。兰波夫人之前曾经对他抱怨过阿蒂尔的一个同学，他把缪塞的《一个世纪儿的忏悔》借给他，而她认为这本书是对所有道德准则的破坏，并且认为是由于校方的严重失职，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 但伊藏巴尔的拜访也无济于事。男孩的耳朵已经因为这件事被狠狠地打了，而母亲坚定地拒绝允许他继续阅读这本书。但是伊藏巴尔不觉得自己受制于她，也没有停止把学生感兴趣的书借给他；唯一的区别是，这些书现在只能在老师住处读，不能带回家里。这种对反抗母亲专制统治的隐晦的支持在阿蒂尔的心中播下了种子，让他觉得也许反抗能够成功，也许家里的暴政不会长久，更重要的是，如果一个人能准备好承受一切令人不快的后果，那么他的父母就会对他无能为力。我们不知道是不是伊藏巴尔鼓舞了阿蒂尔内心的反抗精神。但母亲确信，伊藏巴尔要为她儿子的反抗和最后落到与所有规则分道扬镳的境地负责。 在兰波学生时代的最后一年，也是他十五岁那年，从他的笔下写出了第一批数量颇丰的诗作。这批创作始于一首前文提到的作品，于1870年1月号在《大众评论》上发表。[48]毫无疑问，在伊藏巴尔的鼓励下，他后来又在学生时代结束前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写于3月的《感觉》、4月的《铁匠》和《神之信经》、5月的《奥菲丽娅》、6月的《吊死鬼舞会》、7月的《瓦尔米的死者》《答尔丢夫受惩》和《出自水中的维纳斯》；到了8月，在他下一个文学时期开始前，他又创作了《妮娜的巧答》《乐曲声中》和《三个吻的喜剧》。这些诗作中的很大一部分都被证明是其他作品的衍生，但第一首诗《感觉》应该是来源于他灵感和个人经验的原创作品。 在蓝色的夏晚，我将漫步乡间， 迎着麦芒儿刺痒，踏着细草儿芊芊， 仿佛在做梦，让我的头沐浴晚风， 而脚底感觉到清凉和新鲜。 我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说， 一任无限的爱在内心引导着我， 我越走越远，如漫游的吉卜赛人 穿过大自然，像携着女伴一样快乐。[49]（飞白　译） 写于一个月之后的《铁匠》展示的个人潜力相对少一些，但对于一个十五岁的男孩来说，这部作品已经展现了他惊人的才华。这首诗让人想到夏多布里昂、米舍莱和雨果；确实，这首诗就是放在《历代传说》或《惩罚集》里也毫不违和，不会辱没了诗集。此时，兰波第一次开始挥舞革命者的自由之帽[50]；这首诗用语自由，修辞中摇晃着鼓舞人心的味道，即便和雨果的革命诗相比也毫不逊色。 下一首作品《神之信经》，现名为《太阳的肉身》[51]，仅在前一首诗完成后几天中就写成了，兰波将它寄给了邦维尔。随诗寄去的信件中透露了很多信息；它展现了年轻诗人为与帕尔纳斯派和解、为得到来自同时代学院派作者的好评（就像学校里的老师对他的态度那样）而感受到的焦虑。 亲爱的大师[52]，我们现在正处于爱之月中，而我也即将迎来十七岁。[53]就像人们说的那样，这是充满希望和梦想的季节，而我，一个被缪斯的手指触碰过的孩子——请原谅这句老生常谈的话——已经开始表达我的信念、希望和感受。所有这些都是诗歌中最实质的东西，这就是我口中的春天。如果要问为什么我会通过优秀的出版商勒梅尔向您寄来这几首诗，那是因为我爱一切诗人，一切出色的帕尔纳斯派诗人。因为诗人，最卓越的诗人当是一个陷入对理想美的爱的帕尔纳斯派诗人；也是因为我仰慕您，啊！一个非常天真的、龙沙的后人，一个1830年代诗人们的兄弟，一个真正的浪漫主义者，一个真正的诗人。 就说这么多吧！这一切恐怕都非常愚蠢。但就让它去吧！两年、甚至只要一年后，我会来巴黎。报界的先生们，我也在！我也会成为一个帕尔纳斯派诗人。我发誓，亲爱的先生，我将崇拜两位女神：缪斯和自由女神。希望您读这些诗的时候不会把眉头拧得太紧。如果您能为《神之信经》在《帕尔纳斯》[54]里找到一席之地的话，您将带给我几近疯狂的喜悦和希望。这首诗将是所有诗人的信经。啊！疯狂的雄心！ 阿蒂尔·兰波 在这首诗的副本上他写道：“如果这些诗句能在《当代帕尔纳斯》里找到一席之地该有多好啊！难道它们不该是诗人们赖以生存的信仰吗？我还无人知晓，但那又有什么关系？所有的诗人都是兄弟。这些诗句表达的是信仰、爱和希望。就是这样！亲爱的大师，请您务必帮助我！帮助我再成长一点。我还年轻！向我伸出您的手吧！” 邦维尔回复并保留了兰波的来信和诗作，他小心翼翼地将它们收在自己的文件中，但他并没有为它在《当代帕尔纳斯》里找到位置。但是，这首诗确实是一篇精彩的作品，比杂志里收录的许多诗作都要好。这是一首由164行组成的泛神论的信经。其中大部分与邦维尔或勒孔特·德·李勒的作品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但相比而言出色许多。兰波成功地用令人震撼的自信笔触，从同时代的大师的作品中吸取精华，创造出属于他自己的技巧和方法。从主题上来说，这首诗的灵感可能来自维克多·雨果的《林神》和邦维尔的《众神的流放》；也有评论家声称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卢克莱修的影响；从形式上来说，这是一篇纯粹的勒孔特·德·李勒和邦维尔式的作品。但是，诗的第一节包括了只可能出自兰波笔下的一个段落，其中充满了他标志性的天才灵光。在这一段中，他对大自然那个人化、感性的态度和他后来成熟期的诗作高度一致。 太阳，柔情与生命的火炉， 把滚烫的爱洒向狂喜的大地， 躺在山谷中，人们会感到 大地热血奔涌，业已成熟； 它巨大的胸膛，被一个灵魂托起， 有上帝般的慈爱，有女人般的肉体， 它充满了活力和灿烂的阳光， 所有的胚胎都在那里面深藏！[55]（飞白　译） 写于6月的《奥菲丽娅》受到米莱斯同名画作的启发，也有着相同的魅力。这篇作品包含着一种类似英国诗的特质，尽管兰波当时并不会英语，也不了解英国文学；这首诗用前拉斐尔派诗歌的风格写成，而这个流派要到1880年代才变得流行。这种风格如今已经不再时兴；但这不应当成为让我们忽视诗句中的高雅与和谐的理由，更不会阻止我们感知这个十五岁的学生所拥有的惊人才华和技巧。 星星沉睡的黑水上一片宁静， 皎洁的奥菲丽娅枕着长长的纱巾 像朵大百合，在水面上慢慢地漂…… ——远处的树林里传来围猎的号角。 一千多年过去了啊，凄愁的奥菲丽娅， 白色的幽灵，在这黑色的长河中流逝； 一千多年过去了啊，她那甜蜜的狂恋 在晚风中低诉着她的浪漫史。 风吻着她的乳房，被河水轻轻地 摇晃着的大纱巾像花儿一样 在风中盛开，颤抖的柳丝在她肩上哭泣， 芦苇低垂在她沉思的巨额上。 碰伤的睡莲在她四周哀叹， 有时，她惊动沉睡在桤树上的鸟窝， 只听翅膀轻拍，鸟儿飞远； ——一首神秘的歌从金色的星辰上飘落。 ……[56]（飞白　译） 写于同一个月的《吊死鬼舞会》无需赘述，因为这是一篇纯邦维尔式的作品。 与此同时，学年即将结束，考试也快要到来了。为了让兰波在7月到来时胸有成竹，师生二人都更加地努力。那一年，候选者们受到学院的邀请，根据桑丘·潘沙对自己的驴说的一段话来写一首拉丁语诗，据说兰波所作的质量之高让考官们十分惊喜。他再一次从比他年龄大的竞争者手中抢到了学院比赛的一等奖，在学校的考试中也横扫全校，除了两个奖项之外，他获得了属于这个年级的所有一等奖。[57] 兰波在学院竞赛中大获成功的消息传回了学校，但和同一时间惊动全国的普法战争爆发相比不值一提。在一份名为《国家报》的报纸中，一位名叫保罗·德·卡萨尼亚克的记者在一篇辞藻华丽的文章中动员整个法国回应战争的召唤，像1792年所有党派搁置不同的政见、一起从共同的敌人手中拯救法国那样，挺身而出拯救“正在危难中的祖国”。然而，这种高尚的情怀却被以下这些词句中纯保皇派的说教所取代：“目前，法兰西和她的王朝急需这场战争。拿破仑三世政府有责任为拿破仑四世政府扫除障碍，这样后者就不会因此在迈出第一步时栽跟头。”[58]这种保皇派的情绪激怒了伊藏巴尔这样的激进派和共和派人士，他们认为第二帝国政府一无是处。兰波很可能就是在这种观点的启发下写出了《瓦尔米的死者》这首激人奋发的作品，他在1870年7月18日的第一节课上把这首诗交给了他的老师。 同一个月，在战报不断传来的情况下，兰波正为了即将和自己的朋友和老师分别而感到神伤。也是在这时，他第一次写出了愤世嫉俗又有些下流的诗作（尽管这种下流仅限于中学男生的水平）《答尔丢夫受惩》和《另一种形式的维纳斯》：“美丽，丑陋，都缘于肛门溃烂。” 之后我们会发现，很明显，每当兰波面对不寻常的压力时，这种压力会通过他粗俗的言语或写作而外放出来。伊藏巴尔曾说，阿蒂尔只有在和母亲争论后才会口出污言秽语，在其他情况下他不会这样；很可能这两首诗就是他受到某种类似的、难以忍受的压力冲击的结果：因为他知道，能够从孤独和误解中拯救他的唯一的解药即将被夺走。 夏尔维勒中学的授奖仪式定在8月6日。男孩们被要求把奖金捐献给支持战争的活动，而兰波拒绝了，因为他对政府的作为很不满意——他是一个共和派。 伊藏巴尔没有等到仪式那天就离开了夏尔维勒。他在授课后就立即回到了杜埃的家中并一直待在那里，国家的动荡让他的未来变得不确定。兰波对他老师的一位朋友德维里埃尔说：“伊藏巴尔先生走了，我到底该怎么办？有一点我很确定：我可忍受不了一整年都过这样的日子。我要逃走。我知道怎么写作。我要去巴黎做记者！” 年长一些的德维里埃尔问道：“你觉得这么做很容易吗？”他其实也怀抱着一样的雄心，但由于年长的关系，他更为谨慎。“你要怎么孤身奋战呢？” “嗯！那我就在路边死去好了！”男孩绝望地回答道，“我就在一堆石块上饿死吧，但是我一定要逃走！” “我绝对不允许你这么做！”一直在一旁听着这段对话的伊藏巴尔突然插话道，“耐心地再等一年。别以卵击石！再过几天你领到的奖项会让你妈妈对你态度变软。留下来，完成你的学业，通过毕业会考。” 7月24日，兰波陪着伊藏巴尔和德维里埃尔去了车站，在火车擦身而过时，他郁郁寡欢地站在站台上。他陷入了悲伤之中，这也是他人生中第一次感到如此激烈的悲伤。 两周后，授奖仪式终于举行了。在那个炎热的8月午后，阿蒂尔·兰波在自豪的家人的簇拥下，在家乡市民赞许的目光中走过，被许多镀金边、红线装订的书册和法国政府慷慨地授予获奖者的那闪亮、封漆的纸质桂冠压弯了腰，他的纽扣眼上挂着奖牌。但这份荣誉只让他感到苦涩；在成功的簇拥下，他清楚地感觉到失败的滋味。那唯一一个点亮他生命的人，那个让他的生活充满甜蜜、赋予知识更深刻意义的人已经走了，而且可能再也不会回来。在这一刻，阿蒂尔·兰波发现自己的成就毫无意义，他鄙夷这向他泼来的荣誉。他还不到十六岁，但在这个8月的午后，他的学生时代在此终结；秋天到来的时候，他已经变成了另一个人，与他之前的生活彻底诀别。 母亲则骄傲地走在他的身旁，对未来会发生什么一无所知。尽管她坚定的脸部特征让她看起来似乎对一切都无动于衷，但她内心的欢喜雀跃足以让她在为儿子造一座只供他居住的、金碧辉煌的空中楼阁。这个最好的儿子，他有那么多的可能性：他可能在学术上出类拔萃，或者可能成为有名的作家。不论他选择哪一条路，都一定能保证成功，因为他不仅展现了能够打败所有挑战者的能力，还能吃苦耐劳，也特别受教。 如果仅仅从表面上来看，母亲的安心是没有错的。当时还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预示他未来对一切束缚的挣脱。连他笔下的诗歌都保持着令人满意的水平，没有反映他的真实才华。这些诗作都很传统、保守，遵循着已经被认可的模式。它们当然都很好，对于一个十五岁的男孩来说好得出奇；但它们并没有展现精妙的模仿和真诚的独创性所能带来的力量。他的阅读量很大，也能够对阅读的内容作出很大程度的理解和融会贯通。但当时他没有别的梦想，只想成为一个获得一致认可的成功作家；他并不把自己当成一个不被理解的天才，也不认为这种身份会是一个人期望得到的结局。他接受了既定的等级划分和文学价值；他的诗歌里挑不出一点儿错处，只展现了他了不起的文学成就，但从中一点儿也看不出来他会成为法国最大胆的原创作家之一。 [book_title]第四章　第一次出逃 1870年的暑假对兰波家的孩子们来说格外沉闷。他们希望能够在乡下度过夏天，但由于战争的关系，他们不能离开夏尔维勒，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一天需要从家中撤离。 无所事事的阿蒂尔变得无聊和焦虑，深深的忧郁根植在了他的心里。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和母亲的关系变得比平时更加紧张，他也无法将自己的注意力从自身的孤独转向其他事情。他没有能够一同打发时间的朋友，书摊上也没有能供他翻阅的新书，因为战争打断了来自巴黎的供货。老师离开夏尔维勒前把公寓的钥匙留在了房东那里，让兰波可以随心所欲地去那里读书。那是一间掩映在奥尔良街树荫下的小公寓，在8月闷热的天气里，不失为一处凉爽舒适的避难所。兰波是一个饥渴的读者，在月底之前，他已经读完了所有的藏书，因此再没有其他什么事可以供他消磨时间了。 您不在夏尔维勒真是太幸运了[他悲伤地对伊藏巴尔写道[59]，同时他又为自己对家乡的鄙夷感到自豪]。和其他所有外省城镇相比，我的家乡在愚蠢上拔得头筹。因为它离梅济耶尔很近，因为有上百号士兵在街上昂首阔步地走，全城愚昧无知的居民都沾沾自喜、虚张声势地大喊大叫、手舞足蹈；比那些在梅斯和斯特拉斯堡被围困着的人们夸张多了。那群退休杂货店老板套着军装的样子真是绝了！您肯定想不到那些公证人、收税员和其他大腹便便的有产阶级有多少副面孔，他们肩上扛着步枪，在梅济耶尔的城门前搞爱国主义游行。我的祖国站起来了，但我个人还是更希望它能坐着不动。别动手动脚是我的人生格言。我在这里格格不入，觉得恶心、愤怒、愚蠢、不堪其扰。我希望能晒晒太阳，好好地散步、休息、旅行、历险，像一个流浪者那样游荡。我尤其想要看书和报纸。现在的邮政完全没法给书摊进货，巴黎哪里管得上我们。一本新书都没有！说起报纸，我现在只有光荣的《亚登邮报》可以看，还全部出自一人之手：A.伯利亚德，他既是老板、总编，还是唯一的一个编辑。这个蠢货代表了所有人的抱负、愿望和观点，您想想这是怎样一幅场景。恶臭！我在自己的祖国，却好像被流放了。幸好我还有您的房间——记得吗，您答应给我用的——我拿走了您一半的书。我还能说什么呢？我把您所有的书都看完了，全都看完了。三天前，我只剩下《苦难》（苏利·普吕多姆）和《拾穗女》（保罗·德莫尼）了。然后就全没了！我现在什么也没有了！您的藏书，我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已经耗尽了……我随信附上了一些我写的诗。请在早晨的阳光下读它们，我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中写下它们的。对我来说，您已经不再是老师了——至少我希望如此。 再见，快点给我回信，至少要二十五页，留局待取。 A.兰波 另：很快我会告诉您一些惊人的消息，关于我暑假后要过怎样的人生。 信中所附的诗可能是那首讨人喜欢的诗《三个吻的喜剧》，8月31日以《初夜》为标题在《职责》杂志上发表。从诗作的感觉上来说，这应该符合他的描述。[60] ——她几乎脱光了衣服， 冒失的大树 恶意地把枝叶， 向玻璃窗掷去，很近很近。 她坐在我的大椅子上， 半裸身体，抱着双手。 那双好娇好美的小脚 快活地在地板上颤抖。 ——我看见，色白如蜡， 一道树丛的光线 飞舞在她的笑里 她的乳上，——玫瑰红点。 我吻着她娇美的脚跟。 她突然甜甜地笑起， 笑声清脆响亮， 水晶般美丽的笑。 衬衣下的那双小脚 突然缩回：“该行了吧！” ——初次应允的鲁莽， 欢笑假装惩罚！ ——可怜的小东西颤栗在 我的唇下，我轻吻她的双眸： ——她把淘气的脑袋 往后一仰：“哦，这样更好！…… 先生，我有两个字要对你说……” ——我用一个吻把剩下的话 全都堵回她的心中， 她乐得哈哈大笑…… ——她几乎脱光了衣服， 冒失的大树 恶意地把枝叶， 向玻璃窗掷去，很近很近。（飞白　译） 也可能是另一首一样欢乐、充满魅力的诗；《妮娜的巧答》写于1870年8月15日，诗中，一个浪漫的青年男子描述了和相爱的女子在户外度过的愉快的一天，但那个无趣的年轻女子对着欢天喜地的他唯一能作出的回答是：“那我的小职员呢？” 《乐曲声中》是兰波写于8月的另一首诗作，表达了兰波对布尔乔亚式的陈词滥调越发不耐的烦恼，以及他对于那种沾沾自喜的内容的反感。这首诗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透露着讽刺和挖苦的味道。 当只比他大不到一岁的哥哥弗雷德里克，一个高大得不像未满十七岁的小伙子，突然跑去参军，并竟然成功地被征召为志愿兵时，兰波焦躁到了极点。一天，弗雷德里克看到一个兵团在路上走过，他毫不拖延，立即跟着他们走到了火车站，和士兵一起爬上了火车。士兵们被这个胆大包天的青年人逗乐了，让他入伍做了辅助兵。他和兵团一起经历了梅斯之围，直到11月才回家。[61]“如果弗雷德里克都能从家里逃出去的话，”阿蒂尔本人曾这样说道，“那为什么我不可以？”于是他开始计划出逃。8月28日，也是在他给伊藏巴尔写信的三天之后，他和母亲以及两个妹妹一起在默滋河岸边的草地上散步。忽然之间，他说想回家取一本想读的书，于是就离开了他们。但当时他并没有回家，而是去火车站登上了开往巴黎的第一班车。好几个月来，他都梦想着去首都；那可是文学生活的中心所在。但是，从他的出逃计划里可以看出他孩子气的天真：尽管他已经十五岁并在学校里取得出色的成就，他依旧受到母亲所施加的训练的影响；其他的男孩可能在知性上逊色于他，他们对现实的认识却更加理性，也会做出更周详的计划。 他在兜里没有一分钱的情况下登上了开往巴黎的火车。据说，他先是用二十法郎的价钱卖掉了他获得的奖励，但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有待商榷。他几乎没有时间去真正卖掉那些书本，而且他是在没有车票、也没钱买票的情况下来到巴黎的。于是他到站后就被逮捕，并被带去了警察局。 当他的母亲回到家里，发现儿子并没有回家时，不难想象这位可怜的母亲一定感到无比的焦虑和忧心；和所有面临这种状况的母亲一样，她想象了所有可能发生的最可怕的情况。她想到，会不会是当时正在快速向夏尔维勒进军的德国人把他当成囚犯抓了起来？在帕泰尔纳·贝里雄的笔下，母亲整整一夜都徘徊在夏尔维勒和梅济耶尔的街头，带着一种难以描述的悲戚寻找着她的儿子。她四处寻找咖啡馆，敲开每一扇可能知道他去向的人家的门。但是没有人曾见过他。第二天，法军在博蒙惨败，这让德军进一步推进，而她的焦虑也因此更加严重。她没有收到关于阿蒂尔的任何消息，再接下来的一周一直如此。直到他的精神溃败、勇气消散之前，人们没有听到关于他的任何消息。 9月5日，他写信给伊藏巴尔，告知他自己在到达巴黎后就因为无票乘车和没钱补票而被逮捕。由于他手头没有身份证明文件，还拒绝透露姓名和地址，他被关进了马扎监狱。在监狱体系中生活了一周后，到了临近审判的日子，当初那个强硬的逃犯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被吓坏了的小男孩；那是一个从来没有离开过母亲身边哪怕一天的孩子，他从来没有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过。在给伊藏巴尔写信时，他怀着极大的痛苦；那是他最亲密的朋友，也是唯一一个他能够依靠的人；他乞求他的帮助。 亲爱的先生[62]，您让我不要做的那件事，我还是做了：我离开家，来到了巴黎。这起恶作剧发生在8月29日。我刚下火车就被抓住，因为没有一分钱，还欠了13法郎的火车票钱，我被带到了警察局，今天，我在马扎等待审判。唉！我像指望母亲一样指望着您！我一直把您当做自己的兄长。我以最真诚的态度求您帮我。我已经给我母亲、帝国检察官和夏尔维勒警察总长写过信了。如果您在星期三上午从杜埃开往巴黎的火车发车前还没有收到关于我的消息的话，我恳请您，坐上那班车来巴黎接我，凭这封信来监狱里传唤我，或是去公共检察官那里求他放了我，请您代理我、清偿我的债务。在收到这封信之后，请您立刻做力所能及的一切，请您给我可怜的母亲写信安慰，请您也给我写信。请您做力所能及的一切。我像爱自己的手足一样爱您，我将像爱父亲那样爱您。 您可怜的兰波 另：如果您来马扎监狱找我的话，您会带我一起回杜埃的，对吗？ 在同一批信件中，伊藏巴尔还收到了典狱长的信，信中要求他前往巴黎把男孩带走。他写信向帝国检察院解释情形，还寄去了钱、请求典狱长把兰波送回夏尔维勒，或者，如果因为战争的关系无法送他回夏尔维勒的话，就把他送到杜埃来。几天后，兰波到了杜埃，尽管他感到有些羞愧可耻，但还是很高兴能够如此轻易地逃脱困境。他用耸人听闻的华丽辞藻把这段经历描绘得多姿多彩，包括他的冒险、被捕和审问的经历，到狱中后给衣服做的消毒，以及被关在牢房时感到的恐惧。既然这一切都已经结束了，他开始享受对这段经历的回顾，并从中发现了对自己天才般描述能力的释放。据说，一年后写于巴黎的《捉虱女人》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伊藏巴尔的“姨母们”为他清除头发中在监狱里染上的跳蚤时的场景。比起认为“虱子”指的是邦维尔夫人和乔治·雨果夫人的说法，这一解释的真实性更高。[63]无论如何，伊藏巴尔后来确实称他的“姨母”之一为“捉虱女人”。 既然兰波已经被找到了，当务之急就是联络他的母亲，但这在战时并不容易。信件不能直接从杜埃寄去夏尔维勒，必须从比利时绕道。因此，阿蒂尔还得在杜埃再留三个星期，和伊藏巴尔的“姨母们”住在一起。伊藏巴尔却坚持在自己写信的同时，让他用悔过和谦逊的态度亲笔给母亲写一封信，以乞求她看在他已经吸取了严格的教训的分上，宽宏大量地处置这个罪魁祸首。于是，在写完这封悔过书后，兰波又继续享受他人生中第一次离家的时光和来自然德尔姐妹的、他从未感受过的关怀。 随着法军在色当会战中失利，拿破仑三世被捕，战争也随之变了味儿。它不再是王朝的最后一搏，而变成了一个令全国担忧的问题。这一结果使许多像伊藏巴尔这样的共和派突然间充满了狂热的爱国情怀，并纷纷报名参军。伊藏巴尔的热情也影响了兰波，因此他也志愿参军，但由于年龄太小被拒绝了。伊藏巴尔当时也无法立即动身上前线——他没有受过训练，而且当时又很缺武器——他暂时加入了国民自卫军，还为兰波取得了加入同一组织的资格。因此，在三个月的时间里，兰波作为一名国民自卫军的成员，曾肩扛着扫帚和其他战友一起军训。他为没有足够的武器用于装备而感到难过，他十分关注是否能够在回家前弄到一把来复枪。他以自卫军战友们的名义起草了一份请愿书，抗议这种不公正的情形：因为武器匮乏，在危急存亡的时刻，那些已经准备好、愿意守卫祖国的人却无法用武器装备自己。[64]他的请愿书同时也用于征求谴责杜埃市长的投票；他支持帝国统治，并把武器匮乏的责任推到新成立的国防政府身上，但兰波认为地方的议员们应该为此承担全部的指责。考虑到这封信出自一个十五岁男孩之手，它的内容堪称十分惊人。 我们杜埃国民自卫军成员在此签字，我们抗议杜埃市长在1870年9月18日召开的会议中所用的信函的内容。在回复来自没有武器装备的国民自卫军的数不胜数的投诉时，市长将注意力转移到战争部长的命令上。在这封信中，他似乎在指责部长对前瞻性和灵活性的追求。尽管我们不想做一场已经获胜的斗争的捍卫者，但我们有权提请公众注意：目前的武器短缺完全是刚刚倒台的、缺乏前瞻性和灵活性的前政府的责任，是他们那仍在迫害我们的邪恶统治造成的恶果。我们必须感谢现在的运动，其正在促使国防政府为现役军队保留仅存的武器；这些部队的武器装备必须优先于我们。但这是不是说四分之三的国民自卫军都会手无寸铁、在受到攻击的情况下必须靠决心来保护自己呢？当然不是！他们并不打算继续像这样一无是处下去；必须为他们找到武器。被他们选举出来的市议员们有责任为他们采购这些武器。在这种情况下，市长应当亲自带头，就像他之前在法国许多其他的市镇中所做的那样。他的政府和他应该尝试所有可能对武器进行购买和分配的方法。下个星期天将举行市级选举，我们只会投票给那些用行动展示自己真正的关心的人。[65] 这封请愿书本应征集签名并开始在人们之间传阅，可不幸的是，十五岁的兰波既没有投票权，也不能在没有母亲同意的情况下继续离家。这封请愿书上只有一个签名，也就是作者本人的签名。在它还没来得及被传阅之前，伊藏巴尔就收到了兰波夫人的回复；其措辞之暴烈、严酷让兰波发誓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理由能让他真的回家。伊藏巴尔对他的学生大发雷霆；男孩的回答也十分无礼；两人之间真的剑拔弩张，最后由三位年长的姨母出面才得以平息。 兰波最后还是同意回到家中。伊藏巴尔于是再次写信给兰波夫人，向她解释兰波紧张的情绪，并请求她对他宽大处理。他决定和德维里埃尔一起送他回家，确保他不会因为口袋里有用来付车费的钱而再次逃跑；德维里埃尔当时正因工作要在几天后去夏尔维勒。在收到伊藏巴尔的来信之前，她又写了一封信。 先生，我感到非常焦心，我不明白为什么阿蒂尔还要不在家这么长的时间。他必须明白，从收到我17日的信件之后，他不应该在杜埃再待上哪怕一天的时间。现在警察已经开始侦查他的所在了，我担心在您收到这封信之前，他已经再次被逮捕了。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那他也不必再想办法回家了，我发誓绝不会再接纳他。我完全无法理解这个孩子的疯狂，他平时一直那样乖巧安静。这种疯狂的念头是怎么钻进他的脑袋里的？谁会给他这种建议？不！我绝不相信！一个不快乐的人是无法做到公正的！请您慷慨解囊，给这个可怜的男孩10法郎，然后让他走吧，告诉他，他必须立刻回家。我刚从邮局里出来，因为这里和杜埃之间的联系被切断了，所以他们不让我寄邮政汇票。我能怎么办？我太悲苦了。希望上帝惩罚这个任性的孩子，这是他应得的。 向您致敬。 V.兰波 伊藏巴尔收到这封信后决定亲自送男孩回家。他本来也要在不久后回到夏尔维勒去清空他公寓里的家具和藏书。 然而，在从杜埃到夏尔维勒的漫长、枯燥的旅途中，没有任何事能够让兰波打起精神来。由于恐惧在家中等待着他的会是怎样的对待，他缩成一团，在车厢的角落里坐着，全程都没有张口说话。 当这个浪子被交到母亲手中后，她立刻揪住了他的耳朵把他拖回房子里，然后，她转向伊藏巴尔，对他激烈地谩骂，这让他恨不能赶快逃离此处，但又为不得不留下造成这样局面的罪魁祸首一人面对残酷的命运而感到惭愧。 事情都忙完后，伊藏巴尔离开了夏尔维勒几天。他在10月的第一周回来时，却发现兰波夫人给他写了一封信，请求他再一次为她提供帮助；她已经被焦虑折磨得快要丧失理智了。阿蒂尔又一次离家出走，而她完全不知道他能去哪里。 第一次被恶劣地对待后，伊藏巴尔厌恶一切要和她打交道的场合，但他还是同意尝试找一找这个逃犯的所在。他认识兰波所有的朋友——他们都是他的学生——于是他决定从他们身上开始调查。他首先去了莱昂·比卢亚特所在的菲迈，并发现至少他开始走上正道了。阿蒂尔确实和他在一起待了一夜，走的时候说他要去沙勒罗瓦找德艾萨尔；后者的父亲是本地一家报纸的编辑，因此兰波希望可以通过他找到记者的工作。 当伊藏巴尔到达沙勒罗瓦时，德艾萨尔告诉他，兰波几天前确实来了这儿，他当时又饿又累，疲惫不堪，希望能被挽留过夜。不幸的是，德艾萨尔的父母从看兰波第一眼开始就不喜欢他。他们很难相信一个男孩可以这样被允许在战时随心所欲地在乡间游荡，况且他看起来就像个流浪汉，怎么可能是自己儿子学校的同学呢？兰波知道他的打算无法成功，在紧张的情绪下，他变得更加不讨人喜欢：他会用粗俗的谈吐让家中的小妹妹羞红了脸，会大胆地称呼当时的知名人士为“混蛋的那谁谁，还有当叛徒的那谁谁”；于是，德艾萨尔先生决定结束他的拜访，要求儿子的这位客人离开。 离开那一家后，依旧没吃上饭的兰波游荡在步行去布鲁塞尔的路上。在一封给比卢亚特的信中，他说那天晚上他吃的唯一一餐就是从他路过的沙勒罗瓦那些房子的地下室窗户里飘出来的美味香气，来自准备端上富人餐桌的烤肉和炖菜。趁着这香味还萦绕在他鼻尖的时候，他在月光下咬了一小口他的朋友送给他路上吃的巧克力。[66] 伊藏巴尔已经没有了头绪，他在法国以外也没有认识的学生。令他惊讶的是，当他来到在布鲁塞尔的一个朋友家里时，他发现，尽管他曾经只有一次随意地对阿蒂尔提及这个朋友，他竟然在几天前来过这里；当时他看起来饿得只剩半条命了，他的衣服破破烂烂地挂在身上，鞋子也已经破得不成样子。他用伊藏巴尔的名字请求他们让他借宿一晚，他声称被父母送来环游比利时，让他好好长长见识，但是他不幸地花光了所有的钱。他们给他换了一身衣裳，还给了他一小笔钱。第二天他就离开了，没有告诉他们自己要去哪里。 第二天伊藏巴尔回到了杜埃，他发现自己在寻找的那个男孩正安静地坐在客厅里，在姨母们中间，像一个模范生那样，字迹工整、小心翼翼地誊抄着自己的诗。他看起来干净整洁，是那样的快乐，这让伊藏巴尔没办法给他应得的训斥；更不用说，他的姨母们非常高兴能照顾和宠爱这个孩子。姨母们告诉他，兰波是三天前到的，当她们听到铃声为他开门时，他害羞地说：“看呀，我回来啦！”这种真实的感情和简单的信任让她们心生感动。 他如此全神贯注、小心誊抄的诗都写于他在法国到比利时的流浪路上。很快，“姨母们”给他的纸用完了，她们出于节省的考虑，提议他用纸的两面来誊写；他感到非常吃惊，回答道：“但是诗人从来不会用纸的两面来写诗！”这些诗可以被看作他的第一批有个人风格的作品，第一批为独立、个人表达而写的诗；尽管他还没有把自己从既定的文学影响中解放出来，但比起学年结束前写的那些作品，这些诗作展现出了明显的进步。 虽然要忍受饥饿和困苦，但是这两星期里自由、不受约束的游荡生活似乎比兰波所度过的其他时间都要快活，这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因这段时光而创作的诗歌里没有任何辛酸或粗劣的痕迹；只有一种表达，那就是天国般的幸福、自由的快乐，和仅仅是活着就能感受到的愉悦。《我的波希米亚》就是一篇表达这种狂喜状态的作品。 我流浪，双拳插进空空的衣袋， 我的外套也已破烂不堪； 我在天底下走着，缪斯啊！我是你忠诚的伙伴； 啊呀！我梦见了这么多辉煌的爱！ 我仅有的一件短裤穿了个大洞。 ——爱幻想的小拇指，我在路途中 酝酿着诗句。我的客店在大熊星座上。 ——我的星星们在空中发出呼呼的轻响。 我坐在路边，听着这轻柔的声音， 在这九月的良宵，我感到额际 有补酒一般的露滴； 我在黑夜的幻影中，一边 拼凑韵脚，一边拉着破鞋的袋子， 恰似两把里拉，一脚搁在胸前。[67]（飞白　译） 他誊写的诗歌源自不同的灵感。首先是那些以弗拉芒画派风格写成的诗，和1880年后比利时北方文艺复兴的领袖所作的诗歌相似：《害怕的人们》《狡黠的女孩》《绿色小酒店》和《橱柜》。有灵感源自政治环境的诗：《罪恶》《恺撒的疯狂》《萨尔布吕肯的胜利庆典》和《深谷睡者》。在《害怕的人们》和《深谷睡者》中，我们发现了一种恻隐之心，这也是兰波个性和作品的特征。第二首诗中的睡者是一个死在山谷中树下的士兵，兰波一定在流浪途中见到过这样的场景。除此之外，还有前文提到的《我的波希米亚》和另一首愉快、充满音乐性的小诗《梦想冬天》。 冬天，我们将走进红色小车厢 坐在蓝椅上。 我们会很舒适。每个柔软的角落 都是狂吻的窝。 你将闭上眼睛，为了不看见，玻璃上， 张牙舞爪的夜影； 这些脾气暴躁的怪物，流氓似的 黑狼黑精灵。 然后，他会感到脸被抓伤…… 一个轻吻，如一只疯狂的蜘蛛 爬在你脖上…… 你将对我说：“快找找！”并低下头来， 我们将花时间去把它寻找 ——它爬了不少地方……[68]（飞白　译） 这个时期的诗作所展示出的快乐、天真和纯粹在兰波后来的生涯中再也没有重现。 在这田园诗般的景象中——兰波誊写着自己的诗，被三位欣赏他的年长姨母们簇拥着，她们坐在那里织着毛线——伊藏巴尔敲响了归家的丧钟。“我们不想出卖你，”他说道，“但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说我们没有权利让你留下，因为你还未成年。”兰波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明白自己让这位朋友和老师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他变得顺从起来，轻声回答道：“这一切我都很明白，我早就知道了。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伊藏巴尔的第一个任务就是通知兰波夫人她的儿子找到了。但这一次她没有寄来供他回家的钱，并坚持让他通过警察局的安排被带回来。伊藏巴尔去警察局和警官会面，并让他承诺在回夏尔维勒的路上善待男孩。然后他回家去接那个流浪者。他发现他脸色苍白但很顺从，臂下夹着他那可悲的一沓纸在大厅里站着等他。看到老师来了，他知道离开的时候到了；他向姨母们告别，还真诚地答应她们自己一定会好好听话。她们非常喜欢他，不愿看到他离开，因为她们从没觉得他不好相处或是麻烦棘手；恰恰相反，在友善和情感的关怀下，他再一次变成了那个像过去一样的小男孩，除了爱和理解，他什么都不想要。 在去警察局的路上，伊藏巴尔出于深厚的情谊，认真地向兰波诉说了自己对他未来的担忧，他告诉他，如果他不自己放弃机会的话，未来可能有巨大的名望在等着他，还有自己对他的期许。言谈中，他无法控制自己声音中的情感，也觉得阿蒂尔似乎很明白，也受到了感动。但他始终无法确定兰波的想法，因为每当面对情感时，这个男孩就会变得沉默和无措。 然后，伊藏巴尔把他交给了警官照顾，而这也是他最后一次见到兰波。 兰波到家后不久就给他写了信。[69] 先生，这封信只为您而写。在离开您后的第二天我就回到了夏尔维勒。我的母亲接我回家，现在我在这里无所事事。似乎她不打算在1871年1月之前把我送去寄宿学校。 好吧！我遵守了我的承诺。但我正在周遭的平庸、乏味和腐朽中沉沦和死去。您看，我依旧坚持爱自由，还有许多像这样的事。它们都很值得同情，是不是？我本想今天就逃走，我能做到的。我有新衣服，我也能把手表卖了，然后就自由万岁了！但是我留了下来，我留了下来。可我还是想逃走，很多，很多次。就走吧！戴上我的帽子，穿上我的大衣，把手插在口袋里，出发！但我会留下，去他的，我会留下！我没有承诺这么多，但我会这么做，是为了不辜负您的感情。您对我说过的，我不会辜负您的感情。对您的感激之情，无论今天还是明天我都无法完全地表达。但是我会证明给您看的。如果要问能为您做些什么的话，我愿意为此而死。我用自己的荣誉向您保证。我还有许多话想说。 您那“没良心的” A.兰波 [book_title]第五章　受刑的心 如果夏尔维勒中学在那个秋季学期开学的话，阿蒂尔·兰波也许就会放弃他的流浪生涯，安定下来继续学业。但“国防政府”继续打仗，学校里大部分的老师不是上了前线就是在做志愿警察。此外，大部分的学生都来自已经被普鲁士占领的地区，他们的父母忙于为征服者服务，没有时间来考虑教育这种小事。因此，只为来自夏尔维勒和梅济耶尔的学生开学被认为毫无必要；尤其是在学校自己的建筑被临时征用为医院的情况下：如果开学，还要给学生们找新的宿舍。 对于阿蒂尔·兰波来说，这样的生活让没有固定职业的他不得不变得无所事事，这对他而言是一场灾难。如果他能像自己期待的那样入伍成为一名士兵的话，一切就都好了，但十六岁的他还是看起来过于年少，因此每次报名都会被拒绝。和德拉艾一起，他大部分的时间在乡间漫步中度过，他们无止境地谈论文学，也特别关注政治。[70]那一年的秋天特别长，仿佛是不愿给前线战斗的士兵带来凛冬的无情一般，天气总是那样温暖柔和。早上的时候，两个男孩会在早餐后去梅济耶尔的布洛涅森林[71]：圣于连森林。之后，他们会一个一个地穿过自巴亚尔时代起就不断增加的堡垒，最终到达一个名叫爱之林的小公园；在那里他们可以不受任何人打扰地谈话。公园的前面是一条通过两座高高的石墙的碎石子路；接着是一片山楂树丛和著名的椴树大道，这也是他们最喜欢的游乐场。这里曾被称作大花园，在大革命之前是一片私人产业中的一部分。在这个小花园里，远离他人窥视的目光，他们会在温暖的秋日阳光下躺着抽烟。[72]正是在此时此地，兰波很快地收集了许多意象，它们后来成了构成《灵光集》的重要元素。很明显，这几个月中所体验的感觉对他来说很重要，他也从中发现了非凡的意义。仿佛是因为身处战争和毁灭之中，他对乡间非凡的美有了一种新的、强烈的感知，而这一切都曾被过去的他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不久之后，当天气终于变得太冷，让人无法坐在户外时，他们在爱之林对面的花园里发现了一座用来储存工具的小木屋。小木屋挡住了无处不在的凛冽寒风，让他们能够相对舒适地长坐几个小时，一边抽烟一边像领退休金的老年人那样聊天。有时会出现烟草不够的情况，而兰波又没有零花钱，所以不得不依靠德拉艾的慷慨解囊，但后者的储备有时也只够两个人抽上一小口而已。但就算是没烟抽，他们只要嘬几口空空如也的烟斗也能满足。他们会带着书来，兰波会大声朗诵给他的朋友听，也会对自己挑选的文字做点评。他有天生的好口才——每年都能在学校的演讲比赛上获奖——而他的朗诵也总能让德拉艾感动。他所选的作品几乎全部是诗歌。尽管他最赞赏的诗人名单中已经加上了魏尔伦的名字，但当时他还没有从对帕尔纳斯派的仰慕中毕业。他对《忧郁诗篇》和《华宴集》都有了解，但战争导致《美好的歌》无法出版。兰波欣赏魏尔伦诗中自由的韵律和技巧上的创新。从《忧郁诗篇》开始，魏尔伦在技巧上的自由度已经高于除圣伯夫以外的其他十九世纪诗人。 但文学并不是两个年轻友人谈论的唯一话题，他们还会探讨政治和当下所需的迫切变革。当时对新政府的激烈批判非常普遍。在夏尔维勒，尽管没有党派，但也很流行批评新政府。在夏尔维勒，那些惋惜旧帝国的灭亡的人和认为新政府有反动倾向的共和派都在谩骂。不出意料地，当时全国各地都大规模流行着各种关于新政府官员谋取暴利、巧取豪夺的谣言，这也一直是法国政治生活的特点。仅施耐德一人就被指控从国家骗取了价值高达40万英镑的武器。和往常一样，有权有势的人们总被传说成叛国通敌的叛徒。但所有的愤怒情绪都在火光四溅的谈话中蒸发无形，人们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来取代这群让所有人都不满意的官员。 即便是兰波这个年纪的男孩也受到了影响；在巴黎公社中，这种出于不满的、对造反精神的普遍同情在不出几个月的时间里突然爆发。兰波开始憎恨一切形式的政府和权威，母亲严苛的管教为这种憎恨煽风点火，最终发展成了行动。他乐意接受，也欢迎一切形式的破坏，只要夏尔维勒能和他习以为常的生活一起被一扫而空地毁灭。他甚至能够不太悲伤地看着他喜爱的爱之林的树木被砍倒，用于阻止普鲁士人的进军。一瞬之间，骄傲地树立了几个世纪的树木都被屠戮般地砍倒，躺在低矮的地面上。有一天，他和德拉艾到了他们最喜欢去的老地方，发现他们最爱的两棵椴树被从根部砍倒，像受伤的巨人一样躺在地上。兰波像眷恋一个女子一样爱着爱之林，他悲伤地凝视着被砍倒的树木；然后，他的眼中突然出现凌厉的神色，他握紧拳头喊道：“有些破坏是必要的。其他树立千年的树可能也被砍倒了；还有其他带来愉悦的树荫必须被我们舍弃。是时候让斧头砍向这个社会的树根了。每个山谷都将被填平，每座高山都将被降低；弯曲的必须变得笔直，粗糙的必须变得细致。豪奢必将跌落进尘土，个人的虚荣必将被节制。尖酸的嫉妒和愚蠢的仰慕必将被取代。”[73]即便在这样的言谈中，兰波都使用了圣经般的语言，这种语言也是后来《灵光集》和《地狱一季》的特征之一。 尽管人们做出了各种努力，普鲁士人还是越来越接近夏尔维勒和梅济耶尔。德拉艾居住的梅济耶尔在12月20日受到轰炸，整个城市燃起了大火。那一天，兰波夫人把所有孩子都锁在了公寓里，不允许任何一个冒着风险上街，因为她害怕失去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从阿蒂尔离家出走后，她每时每刻都在为他们焦心。当时，德拉艾和兰波分开两处，而兰波被痛苦折磨着，不知道朋友的下落；除了一段不清不楚的谣言说他家被烧得一点儿不剩、全家人都葬身火海之外，没有任何消息传来。一找到机会躲过母亲警惕的目光，兰波就跑去了梅济耶尔，在房屋的废墟中寻找他那消失的朋友的踪迹。在那里，他在成堆的瓦砾里寻找着，一个邻居告诉他这家人全都得救了，正住在乡下的亲戚那里。兰波当时唯一的目标就是找到德拉艾，并给他带去一些能用来打发时间的书。他冒着危险来到了给那家人提供庇护的农场，还带着他最近发现的礼物：波德莱尔翻译的爱伦·坡作品集和都德的《小东西》。他把为朋友而担心的情绪和焦急都隐藏在粗鲁、爽朗的快乐之下，也不允许他为自己受到的关心表达感谢。兰波就是这样一个人：和他的母亲一样，他很少用外放的方式表达情感，当别人想要感谢他或表达感激时，他总是感到手足无措。 之后，普鲁士军队来了，并且占领了夏尔维勒和梅济耶尔，而兰波和德拉艾则带着轻蔑的讥笑走在他们中间。但结局将至，巴黎包围战也即将结束。普鲁士的占领持续了135天，那一年的冬天尽管来得有些晚，却是多年来最严酷的一个寒冬。巴黎人被包围战搅得疲惫不堪，对国防政府心生厌恶，空气中已经开始弥漫着革命的味道。作为巴黎公社中最麻烦的成员之一，国民自卫军在小酒馆里大肆饮酒。那里的葡萄酒依然充足，取代了供应不足的食物，但并不能压抑人们的怒火，也无法平息动乱。1月6日，巴黎的墙壁上出现了第一张红色海报。关于和德国签订停战协定的谣言在城市中传播；1月22日发生了一场暴乱，但这也是最后一次针对投降的抗议活动。停战协定在1月27日签署，第二天，不受欢迎的国防政府下台，把位置让给即将在波尔多选举出的国民议会。随后，让秉持共和派倾向的巴黎感到恐惧和震惊的事发生了：所有外省，除了几个大城镇以外，都坚定地把票投给了右翼保皇派。梯也尔和俾斯麦开始就和约进行谈判，2月19日在凡尔赛形成了和约的初步条款。当和约的内容为人所知后，巴黎人憎恶地将新政府的行为称为叛国，关于首都会开始挑事儿的谣言也不胫而走。军火库中出现武器被盗变成了寻常事，从武器厂偷窃旧式的武器更是家常便饭。出于对未来动乱的恐惧和想从围攻战的威胁中逃跑的愿望，凡是能离开巴黎的有产阶级家庭都去投奔了外省的亲戚。据说当时有10万人离开了首都，但这一缺口很快被补上了：从外省涌入了一群头脑发热的青年和把巴黎看作唯一能与反动势力抗衡的机会的人们。随这些人一起蜂拥而至的还有一群群饿得半死、衣衫褴褛的厌世的复员军人，还有那些什么国籍都有的流氓和冒险者，他们就像以吃腐肉为生的乌鸦一样，总能闻出病躯和死尸的味道。他们像秃鹫一样盘踞在每场革命的上空，聚集在一起，想着能不能在遍地的混乱里为自己谋取些什么，或是趁他们不幸的国家沉溺在痛苦中时获利和探求机遇。爱尔兰人、意大利人、波兰人和阿拉伯人都打着帮助法国夺回自由的旗号涌入巴黎，但他们只会带来更多的混乱，最终，法国还是要遭受折磨、承担损失。 国民自卫军此时开始寻衅滋事，并打算组织造反。他们打算在1月29日在巴黎市政厅建立军事独裁，但当局通过探子发现了他们的计划，自卫军的领袖们被逮捕，并被判处监禁。然而，尽管当局不断出力打压，国民自卫军变得越发强大，尤其是那些来自工人阶级大区的营级部队，因为当时属于有产阶级的营队正在自发解散中。他们还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巴黎很快感受到了他们的威力，警察也在他们的面前连连受挫。从成立伊始，委员会就受到来自国际社会主义组织的强烈影响，他们认为自己有义务指导公民/选民，从而使得“工人阶级和生产者在代表国家时具有平等的地位”。[74]委员会计划成为一个类似苏维埃的组织，并能够最终在国家政府中无所不能。 国民自卫军活动的消息传到了外省，正是那时，兰波决定要再次前往巴黎，这一次是为了帮助他的祖国争取自由。一年前在杜埃的时候，他曾是国民自卫军的一员，此刻，他很可能希望能够立刻加入巴黎的自卫军。他对离开夏尔维勒的渴望愈加强烈，因为学校事实上已经重新开学了，而母亲希望他能回去继续学业。2月15日，学校在一个由政府租用的废弃剧院里重新开始授课，因为之前的医院还没有把学校的建筑给腾出来。三个火枪手中的两个，德拉艾和拉巴希埃出于对未来职业生涯的焦虑而勤勉、顺从地回到了学校里；兰波夫人希望她的儿子也能这么做。但他对朋友们的行为嗤之以鼻，并决绝地宣称他不会再回学校，在法国面临危难的时刻，还有其他更加重要的事等他去做，而且他可没有那种登台表演的才华。最后一句话暗指的是学校当时所在的建筑。[75]他卖掉了自己的手表，并在2月25日离开家前往巴黎。当时他手头的钱只够付火车票，于是他身无分文地来到了首都。他不知从哪儿得到了著名讽刺画家安德烈·吉尔（André Gill）的名字和住址，由于他天生的冷静个性，并且极度缺乏世俗的知识和经验，他在没人知道的情况下未经通知就来到了画家的工作室。吉尔当时不在家，但通往他房间的门从来都不上锁。兰波走了进去，由于旅途的疲倦，躺在长沙发上，很快就睡了过去。过了一会儿，吉尔回来时发现的就是这副模样的他。打开自己的房门后，他站在玄关上，惊奇地看见自己的沙发上睡着一个缩成一团的肮脏身影。他的第一反应是觉得自己一定遭了贼——但是哪个小偷会来偷一个穷画家的工作室呢——他于是又看了一眼，发现那只是个孩子。他摇醒了熟睡的男孩，说道：“你是谁？你来这里做什么？”被突然叫醒的兰波迷糊地坐起来，揉着眼睛回答道，他是来自夏尔维勒的阿蒂尔·兰波，是个诗人，他来巴黎是为了谋生。他的年纪和迷途孩童般的样貌打动了吉尔。吉尔很善良，给了他10法郎，这也是那天他所有的钱，并劝他回家去找自己的母亲。兰波把10法郎装进了口袋，但他没有回夏尔维勒，而是在巴黎的街头游荡，寻找工作，寻找能帮助他、建议他如何谋生和救助祖国的人。[76]他试着联系了革命领袖维尔麦希（Vermersch），他当时住在波德莱尔位于圣路易岛的旧公寓里尝试模仿波德莱尔的诗歌。但最终，兰波没能和他见面。[77]在返回夏尔维勒途中他写了一封信，信中没有提到在巴黎遇到任何重要的人或是做了任何有意义的事；他只提了在书摊看见的新的、让人兴奋的书籍；他列出了长长的书单，但似乎只读了其中的一本，那是他用所剩无几的钱买的，格拉蒂尼的《红铁或新惩罚集》。他在巴黎待了两个星期，我们不知道他是如何度过了这段时间，只知道他忍受了极端的贫穷和困苦。他似乎是在没有一个人帮助的情况下在巴黎的街头流浪。当时不是去巴黎的好时候，有点钱的人都离开了，城市里也没有多余的食物。兰波吃的是夜里从垃圾桶里捡来的残羹剩饭、街上找到的面包屑或是从路人手中乞讨来的吃食。因为没有固定的居所，到了晚上，他就睡在桥底下、房子的门口和河岸边停着的驳船上。后来，他在《地狱一季》中写道： 啊！衣衫褴褛，雨水浸坏了面包，酣醉，把我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千万种情爱！……我又看见我的皮肉污泥浊水和黑热病侵蚀蹂躏，头发、腋下生满蛆虫，心里还有更大的蛆虫在蠕动，我躺在不辨年龄、毫无感情的不相识的人中间……我也许就死在这里了……可怕的回忆！我憎恨贫穷。[78]（王道乾　译） 2月26日，在俾斯麦的强迫下，当和约初稿起草，梯也尔和巴黎的冲突一触即发，当时兰波就在巴黎。和约的条件比梯也尔预料的更加严苛。割让阿尔萨斯—洛林和50亿的赔款已经够糟糕的了，但普鲁士军队对巴黎的占领要求是对法国最后的侮辱，决不可饶恕。2月25日，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在主要报纸上发表了前一天会议通过的决议。“只要看见普鲁士人进入巴黎，每一个自卫军成员都会立即携带武器前往集合地，并从那里出发行军，抵抗敌军侵略者。”[79] 26日，当梯也尔在凡尔赛签订和约时，4万名男女在午夜走上香榭丽舍大道。但这只是虚惊一场，并没有造成什么影响。但中央委员会机关办受到了来自第一国际的更明智的影响。他们建议不要抵抗，因为那只会招来外国士兵对城市的破坏。他们指出，如果攻击普鲁士人，只会让法国反动派坐收渔翁之利，因为这会“让社会主义改革溺死在血染的海洋中”。尽管人们热情继续高涨，机关办执行了委员会的整体决定。28日，机关办和第一国际联合发布了一张黑边海报，禁止抵抗活动，并命令对侵略者展开和平抵制。这一命令的影响力非常大，当普鲁士人在3月1日进入巴黎、在香榭丽舍大道上行军时，他们所受到的攻击仅仅是流浪儿的嘲弄而已。人们安静、悲哀地怒视着他们。没有一家商店或咖啡店开门；没人对他们说一句话。他们像麻风病人一样被孤立了起来。3月3日，当他们离开时，为净化被侵略者玷污的土地，凯旋门燃起了巨大的篝火。 中央委员会在当时已经确实成了控制整座城市的革命联合组织。[80]就在那时，梯也尔计划废除国民自卫军的武装，这也是巴黎公社运动的导火索。国民自卫军真在准备帮助巴黎抵抗新的独裁政府。首都的情况开始变得振奋人心，但兰波出于某些不为人知的原因离开并返回了夏尔维勒。他为了见证和协助抗争而来到巴黎，但当斗争到了关键阶段时，他却离开了，究竟是什么说服了他，让他离开首都？理解这一点至关重要。一些评论家声称，他在巴黎公社运动开始后又回到了巴黎，但很难验证这件事的真实性。选举于3月26日开始，巴黎公社于28日正式在市政厅成立。自此，法国存在两个政府：一个是当时正在凡尔赛执政的波尔多议会选举政府，另一个则是巴黎公社。由凡尔赛政府发起的第二次巴黎围攻战开始于4月2日。从一封信[81]中，我们得知兰波从3月10日到4月17日和5月13日以后的时间里一直都在夏尔维勒。当然他可能在4月17日到5月13日期间又去了首都；围攻战开始后想要进入巴黎很困难，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德拉艾坚称，兰波在巴黎公社运动期间去了巴黎，他在4月加入了那里的反抗军，并一直到凡尔赛政府占领巴黎后才离开。[82]这一说法的最后一句有着客观上的错误，因为凡尔赛政府直到5月22日才进入巴黎，而在5月13日，兰波就已经回到了夏尔维勒。德拉艾可能是弄错了日期，他所陈述的还是有可能是事实的。但也可能是他把兰波在巴黎公社运动前的动荡时期对巴黎的造访混淆成了他在巴黎公社运动中前往的巴黎，毕竟德拉艾的书是在这些事件发生半个世纪后才写成的。兰波没有提及任何在巴黎公社运动期间前往巴黎的经历，但在一封信里，他提到了之前那次造访。除此以外，在一封5月13日写给伊藏巴尔的信中，他写道：“狂怒在催促着我奔向巴黎的战斗，那里有许多工人正在死去，而唯一让我留下的原因就是此刻，我在给您写信。”他提到了自己新的文学理论，这些文字读起来不像出自一个刚刚归家、并像人们声称对抗争的幻想破灭的兰波笔下。[83]在下一封信中，他写道：“你不回信那就太可恶了，迅速回信，因为我也许过一个星期就到巴黎去了。”[84]这两封信都不像是一个不到一周前刚回家、对巴黎公社充满厌恶的年轻人所写下的文字。 如果兰波确实在巴黎公社运动期间来到了巴黎，那么这些事件一定没有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且他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首都待了超过一周的时间。他在巴黎的时间被严格限制在4月17日和5月13日之间，还要算上步行单程六天的往返时间。他不大可能在4月17日，也就是他给德莫尼写信的那一天，开始这趟旅程；他也更不可能在从巴黎回来的第一天就在极端疲劳和幻灭的状态下写下“通灵人书信”中的第一封信。此外，他似乎也不可能在刚以反抗军的身份参加完抗争的情况下，还保持着平静的头脑，并在5月13日和15日的信中清晰地阐明他的文学理论。 德拉艾一直宣称兰波在5月13日给伊藏巴尔的信中附上的《受刑的心》是在他从巴黎公社运动中回来以后写的，而且诗中所写的正是他在巴比伦路的军营中遭受的对待：据说他当时受到了士兵们的攻击。有许多人都附和德拉艾的说法，但并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这一观点。但是，也不能排除这首诗其实指向的是他早些时候，在2月底对巴黎的造访。当时他一贫如洗，在城市中流浪，四处寻找能住一晚的地方，而且大多数晚上他都在军营里和士兵们或国民自卫军一起。可以确定的是，这首诗来自非常辛酸、痛苦的经历，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这一经历是发生在3月还是5月，是在巴黎公社运动之前还是之后，这些都不甚重要。也许正是这样的经历让他在3月初回到了夏尔维勒，尽管当时巴黎的一切都在呼唤他留下。可能是某次意外的经历震撼并吓坏了他，让他想要回家寻求庇护。尽管他一生都厌恶自己的家乡，但每当外界的环境变得难以忍受时，兰波都会回到家乡寻求庇护。读者一眼就能看出来，大量的经历让《受刑的心》有别于所有他早期的作品。这首作品第一次表达了深刻的感受，那是他天性中一道深深的伤口，这个裂口很小，却贯穿他全身的经络，逐渐扩大成《地狱一季》中全盘失守的崩溃。 直到此时，尽管他在知性上很成熟，但从人生经验上来看，兰波依旧是个孩子；他被小心翼翼地保护着，看不到生活丑陋的那一面。确实，和所有想象力丰富的孩子一样，他有很多关于爱和激情的思考，但这也仅限于文学上。从写于1871年4月之前的诗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他还没有任何性经验，对性也不甚好奇；即便在他的想象中，一切依旧还保持着纯真的孩子气。伊藏巴尔是唯一一个触动过他情绪的人，但他对老师的感情是羞涩的，并且未曾完全表达，可能他自己也没有真正理解这种感情。在他十六岁造访巴黎时，他纤细的身形、白皙的皮肤和泛红的金色头发让他看起来像个女孩。他可能就是在那时初次体会了性的经验，其残酷和出乎意料让他震惊和愤怒，令他整个人对性产生了不同寻常的厌恶，并对其充满了抗拒。尽管这次经验带给他的震撼和嫌恶足以让他逃离巴黎、回到家中隐藏自己受到的伤害，但他的反应并不仅限于抗拒而已。这不仅是一次不愉快的经历；它所造成的嫌恶已经严重到让他无法勃起；他对性的厌恶不止是那种不置可否的无感，甚至他的感官也遭受了伤害。这次天翻地覆的经历猝不及防地让他看到了性的真实面目，以及它能对他造成的影响；也揭示了他之前对情感的想象是多大的错误。他的经历打碎了他，也开示了他；回到夏尔维勒后，他完全变了一个人，再也回不到从前的自己了。 这次经历可能是兰波前半生中最重要的事件，如果他这个人（而不仅仅是他的作品）被拿去做精神分析的案例的话，那么心理学家一定会把这一事件看作他心理发展的一个转变节点，并会把他后来的适应困难和痛苦归结于此。在这一经历之后，我们才看到了厌恶生活的兰波，他无法接受生活的原貌，渴望逃离现实——逃回依旧天真纯洁的童年过往中；或是逃往没有淫欲和罪孽的超验世界中；抑或逃向他自己创造的那个除了美以外什么都没有的世界去。他清楚地意识到了自己身上发生的巨大变化，也知道自己早期那些基于衍生经验的诗作都是错误的。在写给德莫尼的一封信中（信中附上了《受刑的心》的第二版《小丑的心》），他写道：[85]“您必须烧了它们，因为我希望您这么做，我认为您会像尊重一个死去之人的遗愿一样尊重我的愿望；把我在造访杜埃时愚蠢地交给您的所有诗都烧了！” 《受刑的心》是兰波个人经历的产物，比起最终的标题《被窃的心》，第一版的标题更能真实地体现这首诗所呈现出的感觉。他寄给伊藏巴尔的是诗的第一版，还附上了这样的文字：“这可不是什么意义也没有！（Ca ne veut pas rien dire！）”[86]这些文字说明这首诗对他来说很重要，并且他担心老师不会认真看待这一作品。在同一封信中的前文里，他说道：“我请求您，别用您的笔或脑袋给它过度打分。” 受刑的心[87] 我忧郁的心在船尾垂涎…… 我的心被粗烟丝（Caporal）[88]覆盖。 他们在那里喷射汤汁。 我忧郁的心在船尾垂涎…… 在士兵的嘲弄中 他们发出阵阵讥笑， 我忧郁的心在船尾垂涎， 我的心被粗烟丝覆盖。 勃起的阴jing（Ithyphalliques）[89]和二等兵（pioupiesques）[90] 他们的凌辱如此堕落； 清晨他们开始作画 勃起的阴jing和二等兵 噢，魔法的流水（abracadabrantesques），[91] 带走我的心，将它洗净； 勃起的阴jing和二等兵 他们的凌辱如此堕落！ 当他们抽完了所有的烟草（chiques），[92] 噢，被窃的心，怎么办？ 那就要像酒神一般宴饮 当他们抽完了所有的烟草； 我的胃会上下翻腾 如果我的心被吞噬！ 当他们抽完了所有的烟草， 噢，被窃的心，怎么办？ 但伊藏巴尔没有意识到在他的学生身上发生了什么；他不能理解这首诗，也不知道它对兰波而言有多重要。正如他所说，他仅仅把它当作一场极为下流的恶作剧，这些诗句让他感到恶心。他不希望摆出老师反对学生的态度，但还是决定给这个学生一些有实际意义的教训。他觉得这样的做法可以显示自己的开明和耐心，差一点就能完全融入学生里了。他用一篇对兰波作品的戏仿[93]回复了他，其中不乏技巧和高明的构思，但对他学生所遭受的折磨一无所知，全然没有对原诗的理解。“你看，”他对自己的成就很是自豪，在随诗附上的信中写道，“人人都能做到和你一样的荒唐。”[94] 兰波很可能因此而受到了深深的伤害：那位迄今为止一直给予他同情、让他全心信任的朋友竟然缺乏对他的理解。此时此刻，当他正面临人生中最大的危机时，伊藏巴尔竟然只能报以讥笑和嘲弄。可以确定的是，在此之后，兰波彻底对伊藏巴尔关上了心扉，对他再无信任。之后他仅仅给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