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骷髅自传 [book_author]科尔扎诺夫斯基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153885 [book_dec]本书由一系列荒诞而黑暗的喜剧哲学寓言组成，充满了嵌套式的叙述和荒唐的悖论。这是一部虚构作品，作者专注于最为细微且易逝的事物；这也是一本哲学作品，带着自身颠倒的诗学：一位移居莫斯科的省级记者发现，他的存在被他房间前主人的自传所吞噬；一位著名钢琴家的右手手指跑掉，独自在城市里过夜；一个人毕生努力咬住自己的胳膊肘，激发了风靡一时的马戏表演和对康德的反讽……在11个充满魅力、引人入胜的故事中，平凡的现实在我们眼前分崩离析。 [book_img]Z_10987.jpg [book_title]前言 1 依照“真实”的一般观点，以下是西吉茨蒙德·科尔扎诺夫斯基生平的重要事实： 1887年2月11日，他出生于基辅一个说波兰语的家庭。大学期间，他主修法律。1912年，25岁的他开始游历欧洲，到访过巴黎、海德堡和米兰——因为年轻的科尔扎诺夫斯基是一位纯粹的、羽翼未丰的知识分子。1917年俄国革命之后，他返回基辅，在当地的音乐学院和戏剧学院教书。1922年，35岁的他动身前往莫斯科，并在那里度过了余生。在莫斯科，科尔扎诺夫斯基撰写文章，举办讲座，特别是在塔伊洛夫（Alexander Tairov）的戏剧工作室。他也担任过塔伊洛夫室内剧院的顾问。与此同时，他还写了一些中篇小说和故事，但它们从未被出版——要么因为经济问题（出版商破产），要么因为政治问题（政治审查）。就这样20年过去了，直到1941年，科尔扎诺夫斯基已经54岁，他的一本故事集终于被纳入了出版计划——但随后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那本故事集就再也没能出版。1950年5月，他患了中风，失去了阅读能力，于12月28日与世长辞。他的作品——几乎没有出版过——被他的终身伴侣安娜·巴乌舍科（Anna Bovshek）藏在她的公寓里：藏在她的衣箱里一些锦缎的下面。 然而，“真实”属于可变的范畴：改变“真实”的一种方式，就是从历史中抹除各种各样的事实。科尔扎诺夫斯基的生活似乎是被删除的历史序列中的又一个元素。自始至终，几乎没有任何人知道他在写小说，因为它们从未被准许出版。人们只知道他的其他身份：一位戏剧讲师、散文家，或是偶尔写写剧本的剧作家。1939年，尽管科尔扎诺夫斯基少有出版物，他还是被选入作家协会，这意味着他死后将有资格进入“不朽化”的进程。1957年，也就是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在米兰出版的同一年，一个审查科尔扎诺夫斯基文学遗产的委员会成立。但它只存在两年就被解散了，仅仅起草了一个从未实施的出版计划。1976年，诗人、散文家、文学史家瓦迪姆·佩尔穆特（Vadim Perelmuter）发现了科尔扎诺夫斯基的档案。等到1988年他才有机会出版科尔扎诺夫斯基的一本故事集。从2001年至2010年，佩尔穆特最终编辑了一套五卷本的科尔扎诺夫斯基作品集。 科尔扎诺夫斯基独自在他的格子间里写作，写发明了时间机器的人，或是在一条去往梦想共和国的支流上漂流的人的故事。换句话说，科尔扎诺夫斯基的作品类型是离奇怪诞的（在1927年写的一个故事中，他顺便提及他的总体构想——一整套怪诞故事的计划[指科尔扎诺夫斯基的另一部小说集《未来记忆》（Memories of the Future）。]）。这也许并不奇怪。他喜欢与真实的本质捉迷藏。他的图书馆就算没能囊括同时代高水准的新流派，如博尔赫斯、普拉图诺夫或卡夫卡，但仍可能收藏了爱伦·坡、普希金、斯蒂文森和果戈理等人的著作——在这些故事里，鼻子可以从脸上卸下来，或者，作者可以追逐自己创作的角色。如果“怪诞”这种类型之前似乎暗示了某种B级电影，过分渲染的阴森气氛以及充斥食尸鬼和幽灵的低端模式，那么我认为读者应该重新考量一番了。的确，对于最为复杂的哲学理论来说，怪诞是最可资利用的媒介。 2 伊塔罗·卡尔维诺曾编译过一部《怪诞故事集》（Fantastic Tales）。这是一部欧洲文学故事选集——作者从扬·波托茨基[扬·波托茨基（Jan Potocki，1761—1815）：波兰贵族、启蒙运动时期作家、民族学家、埃及古物学家、语言学家、冒险家，著有《萨拉戈萨的手稿》（1813）。]到亨利·詹姆斯。在导言中，他针对这种体裁提出了一个定义。对卡尔维诺来说，它不是由其中令人毛骨悚然的构成物来定义的，而是由它对于黑暗性的关注来定义，而这种关注就是“真实”的本质： 我们所看到的有关真实的问题分为两种：一种是非凡的事物，可能只是我们大脑投射出的幻觉；一种是平凡之物，可能在其最平淡乏味的外表之下隐藏着第二天性，这更令人不安、更神秘可怕——这正是怪诞文学的精髓，其最有力的影响就是，它能盘桓在现实的不可调和的各个层面之间。 卡尔维诺继续写道：正是因为这种真实的歧义性，使得怪诞文学成了一种模棱两可的文类——它总是盘桓在两种模式之间。某个故事看似怪诞，但随后它能给出一种合乎情理的解释。另一个故事纯粹是神乎其神，并不提供合乎情理的解释——它假定“人们接受了不可能和无法解释的事情”。卡尔维诺的结论是，到了19世纪末，当这两种模式相互塌陷入对方时，这种体裁就达到了终点。这个点就是亨利·詹姆斯的鬼故事。“这位作者，可以被归类为美国、英国或其他欧洲大陆作家，他代表了19世纪超自然故事的终极化身，或更确切地说，是化身之解体，它在詹姆斯那里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难以捉摸、更隐形，仅仅是一种心理层面的流溢和波荡……”因为詹姆斯的虚构小说遵循的法则是“经验的心理现实”。因此，合乎情理的故事和怪诞不经的故事被揭示为描述同一哲学真理的不同方式——一切真实都是主观理解的结果。“那么，可以说，在本世纪末，这种超自然的故事再次转变成一个哲学传奇，正如本世纪初一样。” 毫无疑问，上述的快速概览有一定思维高度。但我仍怀疑，卡尔维诺的结论是否有点仓促了，因为这种怪诞故事并没有终结于詹姆斯。这种体裁继续着，甚至进入了更令人焦虑的哲学领域。对比20世纪虚构的复杂迷宫，“经验的心理现实”让人感觉舒适而平淡。不，怪诞还没有穷尽它的哲学，根本没有。对这片怪异地带进行的最耐心的侦查之一，是由科尔扎诺夫斯基在他的莫斯科房间里独自进行的。 3 对于不安的潜在的读者来说，将科尔扎诺夫斯基所写的故事稍做分类或许会有助益。它们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愉悦的，像乐高积木一样归入了古老的怪诞传说，比如早期故事《逃逸的手指》，在这个故事中，钢琴家的手指挣脱并逃走了。但是，科尔扎诺夫斯基的第二类故事的主题变得更抽象了：它不再是对怪诞之物的描述，而是对这种怪诞是如何得以描述的描述。他的探究方式乃是极其严肃、直截了当地对待语言。举例来说，你认为自己能够辨别抽象名词和专有名词，科尔扎诺夫斯基则以民主的方式消除了这种区别。如果说在古老的传统中，不可人格化的事物被人格化了，如鼻子或手指，那么在科尔扎诺夫斯基离奇的故事中，一些更小的元素获得了诡异的生命——例如“孤独”这个词或其他文学术语。或者，正如在他那部伟大的中篇小说《字母杀手俱乐部》（The Letter Killers Club）里，一出戏剧里的一个角色以某种方式获得了独立于人物和演员之外的存在。 科尔扎诺夫斯基的小说基于这样一个事实：语言将现实中不可能之事变得可能了。如果真有“角色”（role）和“人物”（character）之分别，那么自然地，这两者可以各自有其独立的存在。或更精确地说，科尔扎诺夫斯基研究了在语言中和在现实中什么是可能的，以及这两者之间的区分是否站得住脚。因此，这种写作的核心机制就是隐喻（如“从一个记事本上撕下的一张3×4英寸[英寸：英美制长度单位，1英寸等于0.254厘米。]的纸条，奇迹般变成了100平方英尺[平方英尺：英美制面积单位，1平方英尺等于0.0929平方米。]的住处”）——宛如有生命者和无生命体之间的铰链，它使这些比喻获得了一种奇怪的活力。因此，如果一本地理书给出了统计数据，“在该国的北纬地区，每平方英里[平方英里：英美制面积单位，1平方英里等于2.59平方千米。]的人口仅为0.6人”，那么在科尔扎诺夫斯基的小说中，描绘这个0.6人就并不是不合乎逻辑的：“一个弯腰驼背、瘦骨如纸的身体，弯向寸草不生的冰雪地面：0.6人。”在某个故事中，他的叙述者哀叹道：“每当我想用字母表造点什么，它就会崩溃。”但是，读者一般不会信服于这种忧郁的语气。确实，这些语言遗址是科尔扎诺夫斯基喜欢漫游的地方——探索现实中的裂缝，这些裂缝不仅仅是空间的，而且也是时间的、心理的、哲学的…… 尽管这种对写作行为的关注被我称为“形而上小说”（metafiction），但科尔扎诺夫斯基的真正主题还不是虚构与现实之间的裂隙，而是真实域内部的裂隙。“形而上小说”货真价实地是形而上学的。因此，在《一具尸体的自传》中，一具骷髅或尸体可以这样推论：“空间浩瀚得不可想象，而且还向无垠扩张——带着它的轨道、群星、大张开口的抛物线。但如果把它塞进数字和意义，它很容易被放入两三个书架。”这只是科尔扎诺夫斯基探索语言技巧的又一例子。 以这种方式，他绘制了一种最为奇怪但也是最合乎逻辑的文学地形图：“我既不在‘这儿’，也不在‘那儿’，而是在两者之间——在一个接缝里。”此句出自一篇名为《接缝》的故事，科尔扎诺夫斯基借此对他的新领域做了最完整的描述。 据说，在莫斯科的法庭上接受审判，并被驱逐出这座城市的人被宣判为“负1”[此处指苏联内部的流放制度。从1918年开始，莫斯科、彼得格勒和基辅被镇压的居民被判为“负3”，意为禁止他们居住在这3个城市。到20世纪20年代，苏联法院判决的负号数量增加到12个。]。没有人对我判刑：0—1。我依然在这里，在首都的混乱和骚动中。可是我完全清醒地意识到：我已永远地、不可逆转地从一切事务、所有的欢乐、所有的真实中被驱逐了。尽管我在这座城市的居民身旁行走、观看、聆听，但我知道：他们在莫斯科，而我在负莫斯科。我只被允许接触事物的影子…… 在这个颠倒的世界里，所有看似边缘的东西实际上都被揭示为处于中心——那条裂缝、那道接缝、那个梦、那映像及阴影： 这对我没有好处，您知道，重复别人的话一点好处也没有：事物投下阴影。不，在我的负城，在我幽灵般的、小小的负世界里，只有负的真理才有意义——只有凌驾于负真理的事实才有意义。因此，阴影会投下事物。 因此，这是一部虚构作品，专注于最为细微且易逝的事物。这也是一种哲学，带着自身颠倒的诗学，其中所有看似文学作品周边末梢的东西——细节、标题、题词、舞台指令——都是科尔扎诺夫斯基最喜欢研究的。 所以，玩一个回溯历史的诡计，我们不难发现科尔扎诺夫斯基的小说有时会让人联想起马塞尔·杜尚的著作——尤其是杜尚的“次薄”理论（Inframince[Inframince：杜尚发明的一个复合词，指他所创建的一种美学概念。Infra在拉丁文中意为“以下、不如、更弱”，mince在法语里指“细微、细薄”。Inframince意为“极薄、次薄”，指一种差异性或不可察觉的间隙，有时仅存于两种现象之间的想象里。]）。杜尚曾罗列了他想借由“次薄”（Infrathin）来表达的内容——烟草的烟味与呼出它的嘴巴的气味的混合；一个人走路时灯芯绒裤发出的声音；一张薄纸的正面和背面之间的距离——它们奇怪得让人联想到科尔扎诺夫斯基那些偏斜的癖好，他总想去追踪我们视域中的罅隙，或一个人在别人瞳孔中的瞬间的自我反射。他的故事是对被忽视的超薄边缘的探索。“一种思想，它所思及的范围既不比‘我’更远，也不比‘宇宙’更近。一旦抵达‘意识的门槛’，即‘我’与‘我们’之间的界限时，它就会止步，要么退回去，要么骇人地一跃，跃入‘星辰的彼岸’——超越者——‘别处的世界’。” 4 “每天早上九点四十五分，我把自己扣入大衣，出发去探寻莫斯科。”在故事《邮戳：莫斯科》中，叙述者这样描述他每日的生活——这个故事是一种标识或一种精馏物，是由科尔扎诺夫斯基在他的怪诞领域内发明的。在这个新世界里，“被卷入词语的混乱涡流”，事物之间通常的边缘消失了。外部也消失了。 但是我从未能躲开我的主题：我就住在它里面。我所经过的建筑的窗子以一种特定的表情凝视着；每天清晨，我几乎还未睁开眼睛就能看到对面房子的红砖：肯定是莫斯科。于是“莫斯科”这个念头升起。我的问题突然出现了，我周围挤满了一千个石头盒子，从我脚下长出一千条弯曲、破败的街巷——而我，一个奇怪的家伙，探究着去往“何处”，然后直接步入它，像一只老鼠钻入捕鼠器。 如此一来，在思想与客体之间、在城市与自身之间便没有了间隙：“想要保护你藏在两鬓之间的生命不受四周围绕你的生活影响是不可能的，在一条街上凝思而不去看那条街也不可能。如我这般尽量凝神于头脑中的意象，让自己的思绪不受袭扰，这也是不可想象的。街道总是侵入……”结果是，莫斯科实际上成了一个没有意义、缺乏交融与相似性的地方，一个无法定义的无限延展着的地方。“莫斯科是一个彼此完全不相干的（从逻辑和光学角度来看）、杂乱无章的建筑群的大合唱，塞满了大大小小的房子，办公室夹杂着公寓，从地窖一直拥挤到屋檐；人们分开居住，相互经过、争执，彼此间只有薄薄的墙板隔开……”这是一种没有任何指向的语言。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这里，文字游戏代表了一种真诚地做哲学研究的尝试——就如他的叙述者乘着电梯上下于“似乎”（by）、“日常生活”（byt）与“存在”（bytiye）三个分隔的层面： 哦，现在我理解了我手里的小白书：它以及所有这类书，最多也只能试图勾勒移动的影子。但这些被剪掉实体的影子——被剪除了存在（bytiye）的日常生活（byt）——无力且虚幻。我再说一次，如果事物的影子必须被剪除，即从bytiye中抹掉byt，那么你就不该半途而止，而应该把byt拿过来砍掉那迟钝的t：只剩下by（似乎）这纯粹的虚拟语气，它融合了亚历山大·格林所钟爱的那类自由的幻影。这是走出影子世界，进入奇妙的浪漫主义世界的第一条路。存在（bytiye）这个词——它包含了日常生活（byt）这个音节或者说元素——是走出“阴影居住地”的第二条路…… 借助这种方式，这种怪诞体裁获得了其令人忧伤的新进展。 当然，这种实验也几乎被抹除了，只不过证明了科尔扎诺夫斯基所研究的一个原理：存在的一切，在面对完全删除法则时都是脆弱无力的。存在的一切都孕育着它的不存在；“真实”存在于“非真实”的顶点。我仍然认为，注意到科尔扎诺夫斯基的前卫式写作在国际上拥有一些同行并非是大谬不然。1961年，罗伯特·劳森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与杜尚一起参加了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的“集合艺术论坛”，让劳森伯格焦虑的是时间之流逝，以及“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阻止失去这一瞬间，阻止这一瞬间变为现实”。这句话的优美之处就在于，劳森伯格以两个从句构建了一个偷换的定义：失去即实现。正如科尔扎诺夫斯基所深知，阻止失去某物的唯一方式，就是让它保持一种不存在的状态。 然而，最终，这些故事留存下来了。就算真实可能瓦解或不复存在，这并不意味着读者就不能时而怀有希望。 ---亚当·瑟维尔[亚当·瑟维尔（Adam Thirlwell）：英国小说家、《巴黎评论》编辑。] [book_title]译者序 “天才：知道如何变成引起雪崩的雪球。” ——科尔扎诺夫斯基 文学史上散播着一些被忽视、误解、遗忘的人，而科尔扎诺夫斯基更像一个被“删除”的作家与文化哲学家。这位堪与卡夫卡、博尔赫斯、爱伦·坡、加缪、黑塞等人比肩的奇想大师，仿若生活在两个平行世界：他既活在二十世纪初的俄国，也活在他的思想之维，他在两者的相互投射里探寻、思考并创作。从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他写下了三千多页的作品，生前却未能出版一本书。这些文字的主题是对未知事物与人类意识深处之活动的探索，是对时间和空间的本质进行的想象性实验，因与当时主流文学观（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相背离而被判定为“不合时宜”。对于当时“普里希别耶夫[普里希别耶夫：契诃夫讽刺小说《普里希别耶夫中士》中的角色，旧制度的维护者。]”式的审查人员，他恣意多变的基调、复杂的歧义指向和隐晦尖锐的讽喻无疑是一种“冒犯”。尽管他的小说具有高度原创性、思想性和艺术性，但他的命运与布尔加科夫（Mikhail Bulgakov）、奥列沙（Yuri Olesha）、普拉托诺夫（Andrei Platonov）等作家惊人地相似——作品不可出版。一直到1988年，他的作品才得以陆续推出。这位倾其一生与“文学厄运”搏斗的作家并没有留下多少个人信息，我们只能从一些散乱的断片中去寻找他。 1887年2月11日，科尔扎诺夫斯基出生于基辅的一个波兰移民家庭；1907年，进入基辅大学主修法律，同时学习古典语言学、数学、天文学与历史等课程；1912年，他开始游历欧洲，在基辅的报纸上发表意大利旅行笔记。在这个时期，年轻而纯粹的科尔扎诺夫斯基的学习重心是哲学，就像他笔下的某个人物：“和许多非凡的头脑一样，这些年来，他患有叔本华主义的黑色哲学天花。”1912年，他在《神学预言家》杂志发表了一篇《爱作为一种认识论》的论文；1913年，他的诗《海涅之墓》发表于《骑士》杂志。从法学院毕业后，他成为基辅地方法院的助理律师，但很快革命的巨浪冲垮整个旧政治和法律体系，他转至利森克国家音乐剧院、戏剧学院和一个犹太戏剧工作室任教。1918年，科尔扎诺夫斯基被招募入基辅红军。据他的朋友、作家姆斯蒂斯拉夫斯基（Sergei Dmitrievich Mstislavsky）回忆：1918年冬，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身为红军专员的姆斯蒂斯拉夫斯基在夜间查岗时，看见一个又瘦又高的士兵把步枪靠在墙上，一边踱步，一边独自大声嘟哝，姆斯蒂斯拉夫斯基小心翼翼地靠近他，吃惊地发现：他竟然在背诵……维吉尔的原文！ 1919年，32岁的科尔扎诺夫斯基自称“人生过半”，发表小说《雅各比和“据说”》（Jakoby and Iakoby），开启了他哲学化的文学写作生涯。在这篇故事里，德国哲学家雅各比与俄语单词iakoby（“据说”）展开了一场虚拟对话，他后来的小说也延续了让词语、次薄事物获得符号学生命的手法。那段时期，在基辅剧场、文学沙龙里经常看到科尔扎诺夫斯基的身影，沃格辛、别雷曾到场聆听他朗读，著名作家亚历山大·格林偶然在《俄罗斯》杂志上读到了他的历史哲学小说《邮戳：莫斯科》，于是记住了这位小说家的名字，一年后两人相遇，格林高兴地邀请他去家中做客。 1922年，科尔扎诺夫斯基带着一个犹太戏剧工作室前往莫斯科，那正是俄国文学爆炸的发酵与转折时期——多个流派并存的白银时代末期，压制艺术和言论的势力正在形成，但还未波及这种繁荣。在莫斯科，朋友们为科尔扎诺夫斯基找了个住处：一个6平方米房间，有一张带床垫的木制双层床、一张带有两个抽屉的未上漆的书桌、一把硬座扶手椅和一个书架。从此，他一直住在这里，直到去世前。在莫斯科，科尔扎诺夫斯基忙于演讲，写剧本、电影和动画片脚本，搞文学评论，翻译，同时创作中短篇小说、散文。科尔扎诺夫斯基渊博精深的学识和超常的记忆力总令人惊诧，尽管他在莫斯科的小房间里并没有多少藏书，但他精通戏剧和音乐理论、文学理论、哲学，他的知识扩展到物理学、矿物学、生物学和语言学，他对佛教、吠陀经、拜火教、中国古代哲学和历史也有颇深研究。他也是俄国最早研究创造心理学与文化哲学的学者之一，能熟练使用好几种语言，还继承了母亲的音乐天赋，沉迷于贝多芬和肖邦的作品。据他妻子安娜·巴乌舍科回忆，在演讲或授课时，他从不使用书籍或笔记，但若有必要，他能准确引用整页文本。科尔扎诺夫斯基似乎在30岁之前就完成了丰富的知识积累，他之后的写作是在语言中进行的知识实践与哲学研究。 从20世纪20年代起，科尔扎诺夫斯基就陷入了一种“厄运”般的、程式化的拒绝。1924年，已经接受了他的童话《神童奇想》的出版社倒闭。1925年，小说《邮戳：莫斯科》发表在《俄罗斯》杂志上，列日涅夫还接受了他的短篇《一具尸体的自传》，这似乎是一个突破，但没过多久，杂志突然被缩减，列日涅夫离职，那篇小说再没能发表。“我的‘尸体’一直等着能有个体面的葬礼。”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说，刚打开一道缝的文学之门又紧闭了。1928—1929年，他的几个独特的短篇被拒，一个电影剧本和一个喜剧剧本都没能找到赞助商。1933年，他的“学术版”莎士比亚作品集被取消出版。他钟爱的剧本《新格列佛》经数年反复修改，送审了几个版本后，仍遭到猛烈攻击，最终在未署名的情况下发行。他的剧本《牧师和中尉》辗转于几家剧院，没有一家愿意上演。同年，准备在国家出版社发行的故事集被叫停，数家剧院拒绝了他的悲喜剧《第三人》。他的短篇《咬不到的胳膊肘》（最接近卡夫卡风格的故事之一）本打算在1941年与另一本故事集一起出版，但是很不幸，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一位朋友在一封信中对他说：“您被淘汰了，并不是因为您缺乏能力或见识，而是因为您天性中那些更高贵的属性。”当有人建议他为了事业而将思想转向“正确方向”时，他说：“思想家不是正确思考的人，而是忠实于思想的人。”科尔扎诺夫斯基以他高贵的天真申诉，写信给当时的官员、总编以及一些有影响力的人，希望他们能“亲自读一读作品”，但没有任何回音。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莫斯科“分流”清理首都，在此背景下的短篇小说《接缝》中，科尔扎诺夫斯基写道：“据说，在莫斯科的法庭上接受审判，并被驱逐出这座城市的人被宣判为‘负1’。没有人对我判刑：0—1。我依然在这里，在首都的混乱和骚动中。可是我完全清醒地意识到：我已永远地、不可逆转地从一切事务、所有的欢乐、所有的真实中被驱逐了。”他被认定为“无业分子”，险遭驱逐。警察局给他3天时间“提供书面证明”，证明他是作家，否则将被逐出莫斯科。他的朋友们在两天内收集了10个著名作家的签名，并迅速印刷了一本《标题诗学》的小册子才帮他渡过难关。这本34页的小册子也是他生前唯一的印刷品，它论述了一个中立话题：标题创作的艺术。另一次危机是因他参加托洛茨基的姐姐奥尔加·达薇多芙娃主持的一个文学沙龙引起的，看着周围的人被捕、流放或死去，科尔扎诺夫斯基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提前将手稿交给亲戚朋友保藏，每晚都在等待“内务部的访客”。也许他名气不足，缺乏官方认可，这恰好救了他，帮他躲过一劫。他仍坚持写作：“我就像法布尔描述的那些野蜜蜂中的一个，即使它们的蜂巢上被戳个洞，它们也会继续酿蜜，蜂蜜从洞里流走，然而这些傻瓜继续酿更多的蜜。”巴乌舍科回忆：“科尔扎诺夫斯基感觉自己像个失败的球员，一个失败者的角色让他感到羞耻。”他自己说：“我像个幽灵，文学的幽灵，但我一点都不可怕。” 1939年，他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埃德加·爱伦·坡逝世90周年记》的文章，这也是他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中对“悖论大师”坡的评价与他自己极相似：“坡谈到了心理冒险，非凡的思想冒险，他称那种把人带至深渊边缘并迫他凝视深渊的力量为‘乖戾的魔鬼’。魔鬼对这场试验的热情不会停止，而坡总处在机会的边缘，在极限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科尔扎诺夫斯基在莫斯科靠演讲、翻译和写文章勉强维持生活，他仍在寻求出版机会：“我感觉自己像竞技场上的安达卢西亚公牛：对决还是不对决，取决于斗牛士的剑，但它决定对决并推进：另外3本书。”我们对科尔扎诺夫斯基了解越多，就越能理解他的编纂者瓦迪姆·佩尔穆特所说的：“他与普拉托诺夫、扎米亚京、布尔加科夫等其他作家一样，其思想、才华和良知不允许他们去为不义唱赞歌，或从美学和哲学的角度去为它辩护，他们知道自己的价值，因此不可能有妥协，那意味着侮辱、损害一个作家的尊严。” 1946—1948年，科尔扎诺夫斯基翻译了很多波兰诗歌，并完成短篇小说《受伤的莫斯科》第一部分《莫斯科：战争第一年》。但是情况没有任何改观，无论是应对生活还是为梦想战斗，他都举步维艰，被现实压得喘不过气来。最后几年，他几乎停止写作，过着孤独的生活，沉默寡言，避免与人接触。有人形容他是“内心已死”，如一个“来自虚无的人”。挚友泰洛夫担心地问他：“谁是你的主要对手？毕竟我还认识人，也许……”“不，亚历山大·雅科夫列维奇，我的对手就是我自己，我像个流浪旷野的人，我是自己的负担。”他开始酗酒，当被问到为什么要这样时，他自嘲道：“为了对现实保持清醒。”1950年，科尔扎诺夫斯基突然中风，失去阅读能力。据他的妻子回忆：“5月1日的莫斯科，难得的温暖，晴。透过窗户可以看到湛蓝的天空，换上轻装夏衣的路人。科尔扎诺夫斯基坐在桌旁的扶手椅上，翻阅我读过的杂志。突然，我心头一震，抬头看见他坐着，脸色苍白，如结了冰，头向后仰在椅背上。‘你怎么了？’他说：‘我听不懂……我什么都听不懂……黑乌鸦……黑乌鸦。’10月底，他突发脑出血。在他清醒的时候，我问他：‘你想活下去吗？’他回答：‘我不知道，可能吧。如果情况没那么糟。’然后他又平静地说：‘我觉得，我的灵魂被撕裂了。’”1950年12月28日，大约下午4点钟，科尔扎诺夫斯基去世。之前的一天，一位值班女医生去看望他，他努力地保持意识清醒，知道自己是个作家，但无法表达完整的想法。当被问及他是否热爱普希金时，眼泪顺着他的脸颊流下来：“我……普希金……”这是陪伴他30年的妻子第一次看到他流泪。 就让荨麻在我之上高高生长 让它刺痛每个人，如同我被一个念头刺痛： 也许，大地坚硬，一如既往 ——《给自己的墓志铭》（1940） 《骷髅自传》收录了科尔扎诺夫斯基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创作的11短篇小说，可以说，它们源自他在哲学与文学之间来回思考的双旋涡。科尔扎诺夫斯基的小说涉及柏拉图、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康德、叔本华等哲人，但他并没有将小说当作引入哲学的“容器”，而是将看似日常的问题转化至认识论的层面，将心理动机的可能性编织入情节。他试图借助故事展现认知的过程、感知的不完整性；他运用出乎意料的情节转折、巧妙的文字游戏和语义联想以拓展、深化主题。科尔扎诺夫斯基的小说错综复杂，常常是故事嵌套故事，明暗线索交织并行，主题变化多端：可以是愉悦的（《逃逸的手指》），可以是斯威夫特式讽刺的（《黄煤》），还可以是历史学的（《邮戳：莫斯科》）。他笔下的主角有学者、作家、哲人、艺术家、科学家，也有怪人、手指、银币、蟾蜍，甚至还有好交际的死人，等等。他善用复杂的技巧去编织诡异故事，他让人置身其中的可以是梦、幻觉（《在瞳孔中》），也可以是发生在真实世界以外的形而上学事件（《咬不到的胳膊肘》《否者之地》）。同时，他还创造出一系列稀奇古怪的形象，使经验现实与心理现实交错反应——在他这里，一切都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一切都经过了严密的数学式精算，但又被艺术地淬炼过。他很清楚，“在我们伟大的时代，算术已无能为力，我们需要从零到无穷大的积分，我们需要相对论，需要大胆的辩证法”。 科尔扎诺夫斯基以其引人入胜的故事展现了他绝无仅有的“超小说”，既有爱伦·坡、詹姆斯、卡夫卡、布尔加科夫的诡异，也有卡尔维诺、博尔赫斯的奇想，它还唤起了更早一些德国作家克莱斯特和霍夫曼的傀儡、机械人性，也即“人造性”而非宗教意义上的“受造性”。可以说，科尔扎诺夫斯基以种子的方式包含了20世纪的形而上学小说，这是一种无限接近小说的小说，一种崩塌了大脑与世界之界限的小说，它探索的不仅是形式特别的虚构，它更跃入虚构之为虚构的平面。如果小说的虚构性是建立在摹仿即相似性的基础上，以便让读者暂时放下对“编造”的怀疑，那么科尔扎诺夫斯基则把小说抛入对虚构性本身的模拟，也即从“摹仿”主导下的文本时空统一体内分离出的无限差别演绎的“角色的国度”。阅读他的文字如同进入一个巨大的思想实验场，演绎着具象与抽象，睡眠与清醒，真实与虚幻，他借助词语建立起来的多维的艺术化“现实”清晰地带出一种“准真实体验”。沉浸于他的技艺与表演，我们不但需要高度专注，还得穷尽我们的想象力以跟上主题的推进。读者的大脑在处理他创造出的幻影时，会明显感受到某种非同寻常的压迫与张力——这乃是由一位最出色的“题材猎手”引领的一场颅内冒险。 科尔扎诺夫斯基常在他的写作中插入神话、引用各个时期的文化典故、新的意象，并重新审视、缔造它们，使其不仅从形式上获得了现代感，也从思想语境里瓦解着现实版的神话，重新定义所谓的真实。在他的作品中，有时一个词语或术语被拟人化，获得主体性，比如他讨论关于“如果”这个词： “如果”再也戏弄不了我。我太了解他了，那个普遍性的捣乱鬼、小丑。摆出一副“巨大可能性”的姿态，他对擅于嘲弄人的拉伯雷开个玩笑，邀请他赴“死后之约”，拉伯雷居然相信了他。 这里的“如果”明显是在回应德国哲学家汉斯·费英格在其著作《如果哲学》（The Philosophy of ‘As if’）中提出的一种观点：人类为了在非理性的、无序的世界中生存下去，会甘于接受虚构与谎言。这种“如果哲学”显然受康德的知识是局限于现象而不可能达到自在之物的观点的影响。科尔扎诺夫斯基在《邮戳：莫斯科》中再次戏谑时局道：“年轻的朋友啊，当康德说棍子是一个自在之物时，不要信他，不，棍子是为他人准备的。”在他的小说里，各种易被忽视的词语的“接缝”都可以被文学化，它们是存在之可能性的意外储备，以极度压缩的形式隐匿在语言的褶皱里，一遇到机会就挣脱羁绊与界限，扭曲尺度与标准，甚至还能召唤不存在的东西，只要它们能够携带思想进入文本。阅读科尔扎诺夫斯基需要特殊的精神品质，需要识别众多暗流、旋涡以及各种特殊形态与事态的突然在场。他的文字所包含的暗蚀的激情，细微而坚韧地抵御着貌似强大的历史暴力。的确。“人脑比天空更远……比大海更深……恰好等于上帝的重量”（狄金森），写作风格的个性化正是对头脑之禁锢最有效的抵抗。如果这本书仅被当作对某个特定时期的思考或对哲学的探索，抑或被简单地归入心理、奇幻、荒诞文类，那就错了。关于此书的“真实”，还是引用他自己的话：“更准确点说，当曲线理论中那些假想的线相交时，就会产生一个真实的点。诚然，这个点的‘真实性’很特异，它出自虚构。我的情况大抵如此。” [book_title]一具尸体的自传 记者施塔姆曾用过一些笔名，在“外省读者来信”专栏里他署名“埃塔尔”，为了追随他的信札，他决定前往莫斯科。 施塔姆相信，利用自己的胳膊肘和埃塔尔的本事就能把墨水换成卢布，但住宿的问题让他担心。他很清楚，在大都市的棋盘上，并没有给所有的棋子留下立足的方格。曾去过莫斯科的人吓唬你：房子里人多得挤到天花板。你不得不在走廊里、供仆人用的后楼梯上、林荫大道边上的长椅上、煮沥青的大锅里甚至是垃圾箱里栖身。 这就是为什么施塔姆一下火车，踏到莫斯科的站台上，就开始对着死人和活人、对着人的耳朵或是电话筒反复念叨：一个房间…… 但是电话的黑色耳朵刚听他讲完，就漠不关心地回到它的钢挂钩上。至于人的耳朵，则藏入皮草或阿斯特拉罕羊皮衣领下——那天，冰霜在脚下发出咔嚓声——同时那些词语，仿佛被一层又一层的复写纸覆盖，每重复一次就变得模糊一点，散成了轻轻敲叩的字母。 公民施塔姆非常焦虑，那天晚上，他像一根绳子上的陀螺一样旋转着，躺到三把硬椅子上，而它们合谋用靠背将他扔到地板上。他在脑海里清晰地看到垃圾箱的幽灵，它的木头盖好客地掀开了。 但有句老话说得好：早上比晚上明智，也更老谋深算。一大早，施塔姆从椅子上起身，送椅子回到角落里生气。他为自己带来的麻烦道了歉，感谢它们为他充当了床铺，然后就沿着人迹寥落的、被霜雪覆盖的莫斯科街道步履维艰地离开了。但还没等他走出一百步，也就是在第一个十字路口，他遇到一个碎步前来的、穿一件单薄褴褛外套的小个子男人。那个男人的眼睛藏在一顶帽子下面，一条围巾紧紧裹着他的嘴唇。然后，他看到施塔姆，便停下来，说：“啊哈，您也是？” “是的。” “这么早您去哪里？” “我在找一个房间。” 施塔姆没能抓住他的回答，那些词语迅速没入围巾的双层漩涡里了。但他看到那人把一只手伸进大衣里，摸着找什么东西，最后掏出一个狭窄的记事本。他哈着被冻僵的手指迅速写下一些东西。一个小时之后，一张从记事本上撕下的3×4英寸的纸条，奇迹般地变成了100平方英尺的住处。 在波瓦尔斯卡亚街和尼基茨卡亚街之间一条拐弯抹角的小巷里，在一群巨大的灰色建筑群的顶层，施塔姆找到了那个被渴念已久的房间。房间的狭窄和漆黑吓了施塔姆一跳，可是电灯一亮，深蓝色的玫瑰就出现了，它们在墙纸上垂直成行雀跃着。施塔姆喜欢明快的蓝玫瑰。他走到窗前，成百上千的屋顶低低地压在无数的窗户上。他心情愉快地看过房间，转向女房东——一位披着黑披肩的、安静的老妇人。 “非常好。我想租下来。能给我钥匙吗？” “没有钥匙。”女房东低垂眼睑，裹紧她的披肩说，“钥匙丢了，但是……”施塔姆并没有在听。 “没关系。可以先安个挂锁。我去拿我的行李。” 一小时后，这位新房客修理好门，拧紧挂锁钢搭扣的螺丝。尽管他兴高采烈，但一个小细节确实有点困扰他：在紧固临时插销时，他注意到那把坏掉的旧锁，锁身上有撬凿的痕迹和深深的划痕。再往上一点，木头架子上，斧痕清晰可见。施塔姆感到有点不安，他划着一根火柴（连接他的房间到前厅的走廊很暗）仔细察看那扇门。没有别的——除了棕色门板上清晰印着的白色数字24，很明显，这是必要的房号——他注意到了。 “无所谓。”施塔姆打消了顾虑，着手打开行李箱。 接下来的两天里，一切都按部就班地进行着。施塔姆整天从一个门走到另一个门，从一个会议转到另一个会议，鞠躬、握手、交谈、倾听、提问、要求。到了晚上，他胳膊肘下的公文包异常沉重，他夹紧胳膊，脚步短促迟缓地跌撞回自己的房间。施塔姆困倦无神地看着周围一排排的蓝玫瑰，随即坠入深沉无梦的睡眠。第三天晚上，他总算提早结束了事务。当施塔姆走近他的大楼入口时，街上时钟的指针一抖，指向十点四十五分。他爬上楼梯，尽量不发出任何响动，转动门上那把耶尔锁的凸轮。然后，他迈入黑漆漆的走廊，走向24号房间。他停下来，在口袋里摸索钥匙。其他的房间又黑又静，除了某种嗡嗡声——在左侧，穿过三道薄薄的墙，那边有一个普赖默斯汽化炉。他找到了钥匙，将它插入门锁，用力推门，就在那一刹那，一团白色的、模糊不清的物体擦过他的手指，窸窣滑落到地板上。施塔姆啪的一声打开灯。在门槛旁的地板上躺着一个套着宽纸带的记事本，显然是从门缝里掉出来的。施塔姆捡起它，读到这个地址： 住户 24号房间 上面没有名字。施塔姆掀开记事本的一角：棱角分明的、跳跃的字母紧张地连成一串仰望着他。施塔姆迷惑不解，再次读那个奇怪的地址，但就在那一刻，当他将手稿翻过来时，它从宽松的纸套里滑出，展开了自己的纸质身体。施塔姆只需要翻到第一页，上面只写着： 『一具尸体的自传』 无论你是谁，24号房间的客人，也许——手稿开始了——你是唯一我愿意取悦之人。你瞧，如果我没有把自己挂在门边角落的钩子上，将这100平方英尺的房子[科尔扎诺夫斯基在莫斯科时居住的房间，即阿尔巴特街44号，之前属于一位死者。俄国十月革命前，一位地区副省长亚历山大·纳里什金（Alexander Naryshkin）曾租住此处，他于1919年被捕，1921年在监狱中去世。]腾出来，你也不会这么容易得到一间栖身之屋。我用过去时写下这些：一个精确计算的未来可被视为既成事实，也就是说，几乎和过去一样。 我们并不相熟，现在彼此认识为时已晚，但这绝不妨碍我去了解你：你来自外省。你知道，像这样的房间最好租给那些不了解当地事务和新闻报道的外地人。当然，你是来“征服莫斯科”的，你有能力和意志“立足”于此，从而“在世上开辟出自己的路”。简而言之，你拥有我从未拥有过的那种特殊能力：活着的能力。 好吧，我当然准备好了放弃我的地盘。或者更确切点说，我，一具尸体，同意挪开一点点。住进来吧：房间很干燥，邻居们都很安静平和，还能看到一处风景。的确，以前的墙纸破污不堪，但为了你，我将它换了。所以我想，我猜出了你的品位：深蓝色玫瑰沿着愚蠢的垂直线平铺。像你这样的人喜欢那样的东西。对不对？ 作为我给予你的关怀和体贴的交换，住在24号房间的人，我只要求你能作为读者简单思考一下这份手稿。我并不需要你特别聪明、体贴，我的继任者和忏悔者，是的，我只需要你具有一种极其罕见的品质：是一个完全活着的人。 一个多月来，我一直饱受失眠症的折磨。在接下来的三个晚上，失眠将助我一臂之力，对你讲述我从未告诉任何人的事情。在那之后，一条涂了肥皂的绳索就可以彻底治愈失眠。 有一个古老的印度民间传说是这样的：有一个人，被迫一夜又一夜地扛着一具尸体——直到那具尸体的嘴唇紧贴着他的耳朵，讲完它漫长一生的故事。别妄想将我扔到地上，就像那个传说中的人，你将不得不承担我三次失眠的重担，耐心聆听，直到这具尸体讲完它的自传。 读到这一行，施塔姆再次检查宽大的纸套：上面没有邮票，也没有邮戳。 “我不明白。”他嘟哝，走到门边，站在那儿陷入了沉思。汽化炉的嗡嗡声早已停止。墙外鸦雀无声。施塔姆瞥了一眼记事本：它摊开在桌子上，等着。他拖延了一分钟，然后顺从地走回去，坐下来，眼睛找到那行中断的文字。 我瞳孔前的镜片已经戴了很长时间了。每一年我都不得不增加它们的度数：我的视力现在是850度。那意味着，对我来说，55%的阳光形同虚设。我只需要将两面凹陷的椭圆镜片插回它们的盒子里，空间就好像也被扔进那黑暗狭窄的隔间，突然收缩，变得暗淡。我只能看到模糊不清的灰影、黑斑或透明之点组成的线。有时，当我用一块麂皮擦拭略带灰尘的镜片时，会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如果我在擦拭玻璃凹面上的灰尘的同时，擦掉所有的空间又会怎样？来去无痕：如一片反光。 我总是敏感地意识到这玻璃状的附属物，它弯曲、结实的双腿悄悄爬上我的眼睛。有一天，我发现它可以折射的不仅是穿过椭圆镜片的光。我将谈到几年前发生的一件荒唐事：我与一位几乎不认识的女孩有过几次偶遇，这在我们之间产生了一种奇怪的羁绊。我记得她很年轻，有一张美丽的鹅蛋脸。我俩读过同样的书，用过类似的词语。第一次会面我就注意到，她深藏在（就像我的）夹鼻眼镜精致的浅蓝色镜框后面、因近视而鼓胀的双眸，深情又执着地追随着我。有一天，只剩我们两个人时，我碰了碰她的手，她以一个轻微的动作答复。我们的嘴唇凑得更近了——在那个特别的时刻，荒谬之事发生了：由于我笨手笨脚，我将她的眼镜与我的挤到了一块儿，它们像两卷铁丝相互拥抱、滑落，带着尖脆的叮当声落到地毯上。我弯下腰捡起它们。在我手中，它们是两个怪异的玻璃生物，金属弯腿纠缠在一起，像是要变成可怕的四眼怪物。颤动的光从一个镜片跳到另一个镜片，在那椭圆形里放浪地波动。我将它们分开：带着细微的丁零声，两对镜片脱离彼此。 敲门声响起。 我对那女孩最后的印象是，她正努力用颤抖的手指把顽抗的镜片重新按回眼睛上。 一分钟后，我就下楼了。黑暗中，我感觉自己被一具尸体绊了一下。 我离开了。永诀。她徒劳地写信，想使我回心转意，那些跳动的字句祈求我忘记某些事，并以一种天真的方式承诺“会永远记得”。是的，永远记得我这种新型丧尸会有些益处，但是……在我逐字阅读她的信时，我很清楚，自身深处那种玻璃般冰透的冷酷丝毫未减。 我非常仔细地审视了信封上我的名字。是的，九个字母，它们都在召唤着我。我听到了，但并不作答。 我记得，在那之后，一段死气沉沉的、空虚的时日开始了。那样的日子曾来过，又消失了。但现在我知道：它们又来了，永无宁日。 这并不是痛苦或者忧心的根源，只是无聊，或者说很多的无聊。我曾经读过一本18世纪晚期的书，记得其中有一句话“尘世的无聊”，指的就是它。还有很多种无聊，当相似的人相爱，会有春天般的无聊，当地面出现很多水洼时，树上会生出绿色的脓疱。接着就是一连串的秋日无聊，天空褪去繁星，云朵泻下雨水，树木褪尽树叶，而那众多的“我”也蜕去自身。 那时，我并没有住在你的，请原谅，我们的24号房间，而是住在外省一间没有门牌号的小房间里，那是一幢带有五个窗子的配楼。窗玻璃被雨水溅污。但即便透过污秽的窗，我也能看到花园里的树木在岁月里受尽风的摧残，就像人们被牙痛折磨。我通常坐在一张八字形的扶手椅上，坐在我众多的书与无聊之间。无聊太多了：我只需闭上眼睛，竖起一只耳朵——就能听到它们拖着穿毛毡鞋的脚，懒洋洋地滑过咯吱响的地板。 一连好几天，从黄昏到黄昏，我把自己想象成一只双凹生物，无论外表还是内心，无论从里还是从外，都难以接近：两边都被禁止，都够不到。 有时，我也像一棵受风折磨的树，会在椅子的橡木扶手之间抛出一个单调乏味的想法：死者，是令人羡慕的。这个念头微光闪烁。他们刚刚变得僵硬，就被盖上盖子，盖子上被洒上潮湿的泥土，在潮湿的泥土上是草皮。就这么回事。可是在这儿，你一旦在一辆板车上开始颠簸，他们就那样推着你走，一个坑洼接一个坑洼，从春天走到冬天，从一个十年走到下一个十年，无人哀悼，亦无人需要哀悼。 现在，当我回想当时的处境，我无法明白与玻璃片有关的那件荒唐琐事怎会让我如此受伤且困窘混乱。我无法明白，我的灵魂，如果我真的拥有灵魂的话，怎么会被这样一粒尘埃压碎而变得失魂落魄？但当时，我已透过我的“玻璃附件”把那件小事当成一个客观教训了。在那之前，我只是偶尔且不无恐惧地从双凹椭圆镜片遥远的这一端洞悉世界。如果“自然憎恶真空”[原文为拉丁文：natura abhorret vacuum。]这个公式已被反驳，那我现在知道了它的逆命题“真空憎恶自然”[原文为拉丁文：vacuum abhorret naturam。]为何还未被推倒。我觉得，它会盛行。 就这样，我停止了迈向我的外部的所有努力。所有友情的传递、所有他人之“我”的体验、所有给予或接受爱的努力——我当时认为，这些都必须彻底忘记、永远弃绝。有一段时间，我一直在头脑中构建一个被压平的小世界，那里，所有的东西都在我这边——一个可被锁入房间的小小世界。 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曾思考过，空间浩瀚得不可想象，而且还在向无限扩展——带着它的轨道、群星、大张开口的抛物线。但如果把它塞进数字和意义，它就很容易被放入两三个书架。长期以来，我一直偏爱书中狭窄的页边空白，而不是一片单调乏味的尘世的田野。在我看来，一本书的书脊比那些有关“事物之根源”的乱七八糟的讲座更有智慧，那种讲座纯属各种事物的堆砌，到处都是，与藏在书里的字母与符号的聪明精妙的联结相比，它们让我感到粗糙且毫无意义。虽然书中字行削弱了我一半的视力（55%），但我从未怨恨它们。它们非常清楚如何变得温顺或沉寂。只有它们，那些沉默的黑色字符，无论多么简短，都能将我从偏执、乏力、昏沉欲睡的无聊中拯救出来。就是那个时期，当我在东方研究所完成学业时，我完全沉浸在我的博士论文《突厥语中的字母“T”》的艰苦写作中。 我仍深深感激有两个小把手的T，感谢它在那段黑暗无光的日子里给我带来的麻烦和帮助。那个T将我的眼睛从一本词典带往另一本，沿着长长的、一行行的词栏向下看，从不让我陷入哪怕一秒钟的遗忘。那个黑色小字母撩动我书上的尘埃，向我显示旧术语表与语段汇编中一些杂乱无章的段落。有时，为了逗我开心，它会玩捉迷藏：我将搜猎那个小小的字符，我的铅笔在书中的字里行间或空白处划来划去，直到我发现它躲藏在其他字母和符号之间。有时我甚至为此笑起来。是的，我笑起来。我闲暇时，这个伙伴还带来更大的安慰。字母T会说：“您瞧，I（我）只是个字母，和我一样，就那么回事，有什么值得哀伤的？来去无痕。” 记得那时在百忙之中，我一时兴起，开始研究“我”的语义学。我的笔记——如果它们还在的话——一定还在某个文件夹里。但是我现在没有时间去找它，只能凭记忆引述（恐怕不准确）：“我”这个词有着可变的词根和简短的音素。。我们可以假设它的简写或缩写的过程。很有可能，它是日常言语模式的一个结果。但是从语音学上来看，还有很多模糊的地方。顺便说一句，数一数“我”（ich）这个词在施蒂纳[施蒂纳（Max Stirner，1806—1856）：德国哲学家，被认为是虚无主义、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后现代主义和个人无政府主义的先驱之一，其代表著作是《自我及其所有》（The Ego and Its Own）。]的著作中出现的概率，会发现近25%的文本由“我”及其衍生词构成。照此，整篇文本很快就会变成一个巨大而连续的“我”。然而，我们若向生活里寻求，果真有这么多的“我”吗？ 黄昏来临，忙碌的T会疲惫地睡去，通常是在一个书签下面，这时我不会去打扰它，我会在黑暗中从一个角落踱到另一个角落。每一次，我都清晰地听见我的灵魂——发出高亢而单薄的丁零声，一点一滴溶解于虚空。那点滴是有节奏的，响个不停，与玻璃的脆响类似。这可能是一种假性幻觉，我不大清楚，对我来说都一样。但在那时，我为这种现象起了个特殊的名字：灵魂渗漏。 有时，那有节奏的——一滴紧跟一滴——向着虚空的逃离让我惊怕。我打开灯，把黄昏和假声都嘘走。黄昏、无聊、字母T和那些幻觉都消失了。然后是终极的孤独，只有极少数人知道的孤独就开始了。那时你独自一人，不仅没有别人，甚至连你自己也没有了。 但是，还是有某种异物会侵扰我阴郁的闲暇。从我很小的时候，你知道，我就遭遇过一个怪异的臆想物：0.6人。这个数字是这样出现的：有一天，我翻阅一本地理书，看到这样一行字：“在该国的北纬地区，每平方英里的人口仅为0.6人。”它像一个碎片插进我的脑子。我眯起眼，看到一片平坦的白色原野一直延伸到地平线之外，在划分成四方形的原野上，大片雪花缓缓地、懒洋洋地飘落。在每个对角线相交的正方形里，它，一个弯腰驼背、瘦弱如纸的身体，弯向寸草不生的冰雪地面：0.6人。精确到0.6。不只是一半，或半个人。不是。一个使事情不对称的小拇指人黏在“仅为”上。这种不完整性，尽管看上去有点矛盾，已被一个余数潜入了，被一个“此外”。 我想赶走这个臆想。它不肯离开。随后，这些半存在者（我可以清晰地看到离我眼睛最近的方块里的那些）中的一个突然缓缓转向我。我想避开目光，但却不能。我的视线似乎已与0.6人僵死的空眼窝融为一体了。 这里寸草不生，一尘不染，甚至连一块被冰雪覆盖的石头也没有；只有无风的空气和缓慢飘落的大片雪花。 从那时起，0.6人开始在那些空虚的日子来访。在我那些阴郁的间歇时分。它不是一个幽灵、一个幻象或一个梦幻。不，它只是一个臆造物。 此刻，当我试着描述这场意外，准确点说是降临在我的“我”身上的意外时，数学逻辑符号帮了我。据说，若是想在空间中找到一个点，只能通过相交的坐标。但是，如果这些坐标崩溃了，那么……空间广阔，一个点却是没有大小的。很显然，我的坐标系已经崩溃了，想要在无限中找到“我”这个精神点是不可能的。 或者，更准确点说：当曲线理论中那些假想的线相交时，就会产生一个真实的点。诚然，这个点的“真实性”很特异，它出自虚构。我的情况大抵如此。 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不会告诉我的“朋友”和“熟人”。我不求所谓的“同情”，虽然那是我应得的。我不会因为我的名字被添上黑框而烦恼。我思考的仅仅是，如何更牢固、更可靠地将那个想象中的“精神点”铭刻于我房间里的正方形内的狭小空间，远离那些糟糕的数学家的眼睛，他们根本无法区分真实与想象、死者与生者。亲戚、熟人甚至朋友，对非显而易见之物的理解都极其贫乏。直到一个人成了一具普通的尸体，装入棺材端到他们面前，在一个三棱盖子下，眼睛上压着两枚五戈比的硬币，他们还会喋喋不休地用他们的吊唁、问题和常见的寒暄“很高兴认识你”来愚蠢地纠缠那个死者。 从研究院毕业后，我移居到莫斯科，开始在大学里学习纯粹数学。我未能完成学业。一天，我胳膊底下夹抱着四卷本的果戈茨基[果戈茨基（Silvester Gogotsky，1813—1889）：一位出生于基辅的哲学家，俄国第一部多卷本《哲学词典》的编纂者。]的《哲学词典》，走在从中心图书馆回家的路上。经过一条拱形长廊时，一群挤在演讲厅入口的学生挡住了我的路。很明显，这是一场政治集会[指1905年10月在莫斯科大学由工人和学生举行的反沙皇集会。]。有人从人群中探出头来，伸长蓝色领子里的脖子，用一种奇怪尖锐的鸟叫般的声音喊：“任何不属于这里的人请都离开。其他人进演讲厅。” “不属于”这短语让我脚步踉跄。我把词典攥在胸前，挤进了大厅。门关上了。首先是冗长晦涩的演讲，之后听到一个短促的词：警察。那些词典在我怀里突然沉重得令人难以忍受。他们记下了我们的名字，然后用刺刀将我们押解到马涅兹广场[马涅兹广场（Manège Square）：克里姆林宫对面的一个广场，最初为举行阅兵的场所。]。另一扇门关闭了。我越来越不知所措。周围的兴奋明显减弱了。有些人的脸看起来挺凄惨。 我开始无所事事。时分在墙上的钟里缓慢爬行。门不再打开。我翻开我的词典，这堪称一部19世纪中叶的罕见古籍，我的视线直接落在一个词上：伦理学。 随后我明白了：这本老词典真是一个智慧的健谈者。好吧，当然，只有那些过时的、不太好理解的伦理学才能将我和一群我对其毫无用处的人一起关在同一个马场里。 如今，当我检视我的记忆时，我发现一种致命的误算让我的思考有很深的缺陷：我以为发生在我的额骨下的一切是绝对独一无二的。我只设想过一种版本的灵魂渗漏，从未怀疑过，心智麻木的过程会蔓延——从一个颅骨到另一个颅骨，从一个个体到一个群体，从一个群体到一个阶级，从一个阶级到整个社会机体。我将我一半的生命隐藏在不透明的头骨墙后面，如掩藏一种可耻的疾病，我没想到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同样的事情也能发生在别的无檐便帽下面、别的锁闭的房间内。 有一天，我在翻阅赫伯斯坦[赫伯斯坦（Siegmund Freiherr von Herberstein，1486—1566）：奥地利外交家、作家、历史学家，著有《莫斯科笔记》，记录了他在1517—1526年访问莫斯科的事宜。]的著作《莫斯科笔记》，他曾在16世纪早期访问莫斯科。我发现了这句话：“他们中的一些人将其国家的名字溯源自阿拉姆语中的一个词Ressaia或Resissaia，意为：散落的水滴。” 如果“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很久之前就存在了，那么，随着数个世纪的繁衍，他们必是逐渐掌握了那种“生命”中所有的杠杆和信号装置。他们将俄罗斯看成“离散”（Ressaia）：一颗颗飞散、孤立的水滴，并强迫别人也这么看。数十年的沉闷劳作使他们完善、精炼了社会分裂的技术，直到他们或摧毁、或麻痹了把细胞编织成一个整体的结缔组织。我们像分散的水滴一样生活，像流浪儿。1893年，一项新的大学法令企图把我们分成零散的“访客”[该法令立于1863年（而不是1893年），由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制定，授予大学教授更大的自主权，同时限制学生权利，学生被视为“大学的独立访客”，不允许为社会或学术目的自行结社。]。此前一个世纪，切利切夫[切利切夫（Pyotr Ivanovich Chelishchev，1745—1811）：著有《1791年在俄罗斯北部旅行》，在该书里，他称他的读者“傲慢地停留在学习阶段，不了解俄罗斯的财富、人民和矿物，以及如何有效地利用它们”。]注意到这种精神解体的后果，他提到了“沉溺于学习的人”。那就是我们，年青一代的知识分子，我们发展出一套“他人之我”的哲学原理。那个非我的“我”被当成异类或者外国人，但不可化约为“你”。人这种水滴既看不到渠道，也聚不成水流。对他们来说，“我”与“我们”之间隔着深渊。好几个世代的社会流浪儿纷纷坠入这深渊。他们需要的只是被遗忘、被埋葬。 如今我明白了：任何不被“我们”滋养的“我”，不与母体通过脐带相连、不被它的有机体包裹的小生命，皆不能独立生长，即使那些隐藏于紧闭的鞘壳里的软体动物也是如此——如果有人用一根紧绷的金属带把它们扎起来，美其名曰是为了“帮助”它们，那么它们就会死掉。 但那时，我们不能完全理解这种思想，因为我们的思考是畸形的。我们的逻辑线路被切断了。 一种思想，它所思及的范围既不会比“我”更远，也不会比“宇宙”更近。一旦抵达“意识的门槛”，即“我”与“我们”之间的界限时，它就会止步，要么退回去，要么骇人地一跃，跃入“星辰的彼岸”——超越者——“别处的世界”。 视线有微观和远视的有效范围：如果距离显微镜太远，或是离望远镜太近，就很容易被视而不见，无法被任何人的视觉场捕捉。 黎明近了。我感觉疲累。我得停下来了。我的周围，无论墙内还是窗外，都非常安静，可谓鸦雀无声。失眠症教会我为夜里的每一分钟找出意义。很久前，我就注意到，当夜晚将尽，一缕深蓝色的微光贴近窗户且群星黯淡时，总会有一种特别深远的静谧。就像此刻，透过冰冻的窗格（我已经把灯熄灭了），我在深蓝色幽暗中看见倾斜的屋顶，就像沉没船只上翘的船体残骸，它们下面是一排排无声的黑洞，再低一些，是光秃秃的、被冰雪覆盖的、发育不良的城市树木，空荡荡的街道；无风的空气中弥漫着死寂。是的，这是我的时刻：在这个时刻，我可能会…… 文本在句子中途突然中断。下面七行字被仔细地画掉了。施塔姆跳过墨水的平行线，接着阅读。隔着墙，一只钟敲了四下。 『第二夜』 如果不是加农炮开始轰鸣，那些和平调停的把戏可能还会继续演下去。一开始，炮弹落在远处的什么地方，击中那里的人。接着，它们开始在附近震响，轰炸这边的人。当加农炮停止轰炸，盖戳机开始轰鸣。炮口在那些尸体周围留下圆形的黑色深坑；而这些被戳击中的不是人，而是人们的名字。即便如此，在他们的名字周围，如同在破碎的尸体周围一样，是蓝色和黑色的圆圈。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来到南部的一个沙滩头堡。我居住的那座城市[这里指基辅，科尔扎诺夫斯基在那里一直生活到1922年。1917年二月革命前，乌克兰是俄国的一部分。在随后的无政府状态下，基辅被易手不少于十二次，白俄罗斯、苏联、德国和各种乌克兰派系先后争夺它的统治权。]曾三次易手。政权来了，又去了。再重新回来，又撤走。而且每个政权都带来加农炮和盖戳机。 就是在那时，在另一个政权更迭前夕，当我在一堆新旧“身份证”中筛选时，发现少了一样东西：我的身份。 身份卡一大堆，但是我的身份却消失了，连一个副本都没有。我一定是忽略了它，这是我最初的念头。 但是，当我再次一张一张整理完所有盖了戳的身份废纸时，依然找不到自己的“身份”。我早就预料到了。它们越是能确定我的身份，我自己就越不确定：我那几乎被遗忘的老毛病，灵魂渗漏，在轰鸣的盖戳机的刺激下又复发了。成排的雷明顿枪越是频繁地用一个数字、华丽的签名以及印章向我保证我确实是某某人，我就越是怀疑我的“真实性”，就越是强烈地觉得自己是这个人或那个人。渐渐地，我生出了一种强烈的欲望，渴望得到更多的盖过戳的身份卡。但不管我积攒了多少，我仍感到不确定。那本来终止的过程又开始了；在我的“我”之中的那些孔洞重新张开。随着每盖一次新戳，我对自己的感觉就越来越弱。我——连带我——半个我——小块我——一丁点我：它正融解。 仔细察看一大堆身份卡上的姓名之后，我的感受不是绝望或悲伤，相反，倒是一种苦涩的快乐。“这里躺着的，”一个想法浮现，“是我冰冷的、死去的名字。它曾是活的。但是现在，您瞧，它被戳得到处是洞。随它去吧。” 至于你，24号房间的房客，你看，你的前任对一个好笑话并不反感，甚至想到即将用钩子和套索来了断自己也不能阻止我发笑。是的，我在笑，天晓得，也许不是最后一次。但这只是一个大概：从——到。当然，关于这场战争的材料，需要更详细、更严肃的阐述。我将继续： 1914年7月的一个夜晚，我正在写一篇关于“公理化的危机”的文章，突然听到马车的辚辚声。你很快就知道，我们这条小街很安静，没有人。这声音使我烦乱：我将手稿推到一边，等待噪声消失。但是它并不消失。一辆空车从下面驶过，车轮与鹅卵石擦碰着发出咔嗒声，打破了寂静。我的神经被扰乱，无法继续写作。我不想睡觉，但也没法工作。我穿上大衣走出门。夜色下，这些蜿蜒的后街反而怪异地更有活气了。兴奋的人们聚集在街角，高声谈论着什么。我一次又一次地听到了“战争”这个词。 我看到一些方形的纸张在墙上发出微光。昨天下午它们还不在那里。 我走近一张，是布告，屋顶檐口上的阴影遮黑了第一行。我开始从中间的某个地方读它： ……军需部正在收购：包脚布7戈比，汗衫26戈比，靴子（军靴）6卢布；以及…… 只有点燃一根火柴，对准那些布告的顶部，我才能看到它收集的不仅仅是靴子和汗衫，它还要召集身体以及体内的东西：生命。至于这最后一项的价格，它没有说。 到了早上，五颜六色的军旗悬挂在建筑物的入口和大门上。在人行道上走着的人眼睛盯着报纸，肩膀上扛着步枪的人正沿着公路走。从第一天开始，报纸和步枪将我们分成了两种人，一种是将去赴死的人，一种是别人为他们赴死的人。 当然了，一开始很混乱，一团乱麻。人群兴高采烈地围着一个笨手笨脚的新兵，他穿着土色长大衣。 “你是为我们打仗？” “我们是为你们而战。” 但后来，“谁”和“为谁”之间的模糊界限变得清晰起来，沿着那条线蜿蜒着一道裂缝，裂缝张开，并且开始扩大。 我不清楚那缝隙是什么，但是在战争早期，甚至连我都有点兴奋。我研究“死亡”这个符号太多、太频繁了，我过于系统地将那个生物学减号纳入我的公式里，不被周围所发生的一切所影响。死亡——是一种分解，我认为它在我之“我”且仅在我之“我”的范围内（超出此范围的就几乎与我无关了）——正迫使我以更普遍且广阔的方式思考。所有打印机的墨水现在都用在死者名单上，死亡正在变为程序化的、政府推荐的信念。在官方的监管下，死亡开始发行自己的期刊，就像所有组织周全的出版计划一样，它也有自己的日程表。这是我读过的最简洁高效、最让人专注的出版物。我指的是那些白色的小册子，提供“死者、伤者以及在行动中失踪者的完整清单”。乍一看，一本死亡期刊似乎沉闷乏味：数字——姓名——数字——另一个姓名。但是，只要有一点想象力，这些小册子干巴巴的、镌刻式的文风就会带来一种怪诞的感觉。它们把读者推向最不可思议的结论：例如，我仅仅统计检查了1915年3月和4月的那些阵亡名单，就发现在死者中，姓西多罗夫的人比姓彼得罗夫的人多35%。然而，彼得罗夫们失踪的次数更多。西多罗夫们显然不走运。或许彼得罗夫们是懦夫，或许留在后方了。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遥远的、被战火烧焦的田野和布满弹坑的大地正在对我的想象力施加越来越大的影响。我在这里，是他们为之而死的人中的一个。他们正在离我们很远的地方死去，数百英里[英里：英美制长度单位，1英里等于1.6093千米。]之外，为的是不惊扰我们。至于他们的尸体，若是从那里回来，也必是秘密地在夜间返回，为了不打扰我们——他们必须为之赴死的人。 我记得我甚至放弃了“公理化的危机”的写作。这项工作进展不顺利。有些夜晚，我会悄悄穿上衣服溜出去，来到被夜色笼罩的街上。我知道救护车、有轨电车载着刚从神秘的“那里”运来的、新鲜的人类血肉碎片进入医院的准确时间。 一般来说，我不用等太久。从街道的一个拐弯处，钢铁轻轻摩擦着钢铁，不开灯的黑漆漆的车辆会缓慢驶来。它们会停在入口处，一盏灯会被点亮，许多扇门会悄然打开，同时，窃窃私语的卫兵们会抬着担架在台阶上上上下下。我常偷偷走到夏季救护车的遮布旁，聆听几乎无声的、垂死之人肉体的蠕动和呻吟。当车厢被清理干净，又会有一批新的伤员从后面爬进去。 我发现只是观看那些场景就很艰难。身处这里，心系那里，我无法再承受这分裂了。一天夜里，趁几个勤杂兵卸下尸体时挤在门口所造成的堵塞，我走到一副被扔在人行道当中的短腿担架旁（搬运工得了一点空闲，已经离开去找人借火点烟了）。那具尸体被一件军大衣严密地盖着，无人看守。我迅速弯下腰，将遮布拉开。我几乎什么也看不到。在我的镜片突然被什么东西糊住之前，只见一团模糊的污浊在扭动抽搐。我的鼻孔被一股甜腥气刺到，我把身子弯得更低些，凑近那块遮布下面的耳朵。 “为了我们？为了我？但我可能并不存在。就是这样，我不存在。所以结果是……” 我拽了拽他的大衣，一定是弄痛了他，因为突然从那里，从抽搐的污浊中发出一阵细微紧张的“咦咦”声。我松开手指。遮布铺下来，盖住了污迹。 我匆匆赶回家，像是急着要去某处。但是，当我走到房门口时，却踌躇不前了，我不愿踏进门槛。我知道，在那个黑盒子里，在符号和数字中耐心等待的，是我臆造出来的0.6人。 那天整个晚上它都在拷问我，用它无情而空洞的眼窝。 与此同时，贴在建筑物墙壁上的白色和粉红色方块已被深蓝色长条取代。按照上面列出的年月，我的“应征之年”越来越近了。遥远的那里从那些纸上泛出蓝光，召唤声越来越大，它温柔地说：来吧。 我似乎听到了，那是个简短的音节。 但是接下来的一天，在一个十字路口，我遇到了一位相熟的医生。我们说再见时，我将他的手握住。 “告诉我……” “什么？” “六百度的近视，他们会招你吗？” “会——会吧。尽管……” “那么七百度呢？” “不会。” 我们的手分开了，他走开十几步，又回头看了我一眼，转过身，但他还是走了。那时我的视力是七百五十度，我的玻璃附件顽固地、紧紧地抓住这里。我仍站在医生离开时的那个位置，松开它绷紧的金属腿，把它举到我的面前，凝视着它大大的、椭圆的双凹形眼睛，我不知道这只是一种单纯的太阳反射，还是别的什么：它的眼中闪烁着喜悦的光芒。 就在那时，让我痛苦的失眠又开始了。深夜我不再去街上散步。那也没用了。我从来不会也不能饮酒。人的社会对我来说比失眠更糟糕。但我不得不找点事情填满那漫长而空虚的不眠之夜。我购买了三十二个雕刻的黑白人形棋子，开始下棋：自己和自己对弈。国际象棋思维的完全无用性吸引了我。在长时间的思考和反思之后，在制胜与反制胜之间，我倒出那个木制的、毫无生气的微型世界，再将其收回盒子里，无论是它们的黑白王朝，还是它们发动的毁灭性战争——在我内心，或身外，都不留一点痕迹。 尽管如此，这种“自我对弈”的游戏还是有一点奇特，一开始就引起我的好奇：获胜的几乎总是黑子。 与此同时，长长的火车毛虫几乎带走了所有拿步枪的人。留在后方的是那些双手只能拿报纸的人：他们神经质地弄皱写满数字的纸张——上面时而是威胁，时而是虚假的承诺——每一天都改变着它们的腔调。纯粹的心理统计学还未出现。但是公平地说，这场战争的辩证法强迫或多或少还活着的人去赴死，并给那些或多或少已死的人生存的权利。如果战争只是将生者与死者分开，那么紧随其后的新政权，迟早会让他们彼此对立、相互为敌。 就算在那时，人们也能感受到这个尚未命名的新政权的逼近。这如同一只缓慢、巨大的活塞将氧气从空气中抽离。空气令人窒息。这里的人们不能、也不愿隐藏他们对那里的人们的厌恶，那些人从死神手中夺得了两周的休假，徒劳地想在那些他们为之赴死的、毫无同情心的人中间求得幸福。 一天，我用抹布擦拭我的书架时，一本厚厚的德语大部头从我手指中滑落到地板上。那本翻开的书中随机的一行字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读下去。我了解到斐济群岛居民的语言中没有“我”这个词。不像我们如此珍视这个象征，而是用类似我们说的“给我”之类的表达替代。 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而实用的发现。那么，若是我与我之“我”闹翻了，我可以用间接宾语生活。 给我：一些面包 一个女人 少许安静 以及天堂里的一点安宁。如果那里有的话。也许…… 但是随后那以灾难性的速度逼迫我们的事件，使得这一场“给我”的冒险多少有点迟了。 局势变得越来越令人担忧。前线正缓慢地逼近我们。有些人已经开始想象他们听到了遥远的并不存在的炮声。当一些碎云朵飘过城市时，他们说它们来自“那里”。然后开始长篇大论地解释炮火如何改变云朵的形状。那感觉就像是我们这些依然留在后方的人，俨然已经住进有一排排假窗及厚厚墙壁的庞大的兵营里。 在我的写字桌上，有一个好玩的耐人寻味的玩具。它是一位熟人，一位在真空实验室工作的工程师送给我的：一个普通的、密封的小玻璃瓶。瓶子里面有一缕精致缠绕的银色发丝，围绕这缕发丝的是真空，经过缜密过滤的虚空。对我来说，这就是这个小瓶子的全部意义。 工程师解释说：“制造这绝对虚空的整个抽取过程花了很长时间。直到最近我们才掌握了制造绝对虚空的技术，也就是所谓的高真空。” 是的。现在是时候了，是将自己的想法藏入一个易碎的玻璃瓶，藏入它的高真空的时候了。 在将小瓶子来回把玩时，我随兴问他：“但是你们怎么把空气放回去呢？” 工程师像看一个怪人或小孩那样看着我，随即爆发一阵大笑： “很简单呀！打碎玻璃。” 第三夜，最后一夜 我的写作滞后了。我怀疑自己能否在早上完成它。最愚蠢的事情打断了我的工作：睡觉。并且也打乱了我的失眠规律。 今天下午晚些时候，我突然困得眼睛都睁不开，还做了一个梦。 我梦见我在这间有扁平的深蓝色玫瑰的笼子里。坐着，等待什么事情发生。然后，我突然听到车轮在雪地上发出的轻微声响。真怪，我想，冬天的车轮。我走到窗前。一辆黑色的、带有白色流苏的柩车停在入口处。两三个穿着针织雪衫、外披土耳其长袍的男人正盯着我的窗户。没错，其中一个还在眼睛上手搭凉棚。我从窗口后退了一步，又蹑手蹑脚爬了上来，不过是从窗子的另一边，那样他们就不会看到我：他们仍在窥探。他们中的一个整理了一下他那顶可笑的、如船体倾覆的帽子，坐到一块马刺石[马刺石：一种圆形花岗岩石块，将莫斯科一些街道的边缘间隔开来，以保护人行道。]上抽起烟来。看上去他们决定等着。为了不让人看到我，我紧贴墙，慢慢向门槛走去。刚到走廊，我就听到大门口传来沉重的皮靴声，好像有三四个人扛着什么又长又笨重的东西。门大开着。但是门廊狭窄，他们扛的镶着白边的深蓝色物件在他们肩膀上摇晃着，被卡住了。我又退回来，关上门，四处找钥匙。没有钥匙。那深蓝色的重负越来越近了，在走廊里趔趄，撞着走廊的墙壁和拐角。我用肩膀顶住门，伸出一只脚抵住床。正好平衡。然后……我醒了。我的肩膀抵在墙的深蓝色玫瑰壁纸上，极不舒服地扭曲着。我伸出的脚卡在床的木背板上。 仍在半梦半醒间，我自忖：我真的害怕了吗？我准确地预估了所有事情吗？似乎…… 不。“如果”再也戏弄不了我。我太了解他了，那个普遍性的捣乱鬼、小丑。摆出一副“巨大可能性”[原文为法文：grand Peut-être。]的姿态，他对擅于嘲弄人的拉伯雷开个玩笑，邀请他赴“死后之约”，拉伯雷居然相信了他。 “如果”先生什么都不相信，连尸体也不相信。一旦他看到棺材盖合上，人们拿着铁锨等在一旁时，他就会将一根手指插入棺材和棺材盖之间，然后就等在那儿，直到被夹住。他总是碍事。 也许当神父唱颂最后之吻时，炉子里还飘着熏香，一个女孩颤抖的嘴唇已俯向死者，然而“如果”已经立在那里了，他对一只蜡样的耳朵低语：“别失去您的机会，亲爱的死者。”即便如此，我还是很感激这个捣乱鬼。他给了我一天作为礼物。只有一天。我对自己许诺，在一切结束之前记着他，您瞧，我正试着回忆。 革命[此处指俄国1917年的二月革命，这场革命导致沙皇秩序崩溃。]，像闪电般降临。人可以将闪电（它的电能）储藏在发电机里，迫使它在成千上万个经济灯泡的钟形罩里微弱地闪烁。但是，当革命才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所有人，不管情愿还是不情愿，都被它那曲折的、吞噬一切的进程煽动或灼伤。一瞬间，所有的门槛都被移除——不只是房间的、牢房的、书房的门槛，也包括意识的。一个人能想到的词语被审查官的铅笔永远地压碎、缩水或被打发成八点或六点的“活”字，突然醒来，开始在红旗和标语上涌动呼喊。忽然，我也突破了自己的门槛，偷偷溜出去迎接横幅和人群。“如果”甚至连我也说服了，即便是暂时的。 在我的那一天，第一天也是唯一的一天，从早上开始，大规模示威的喧嚣和闪光就一直在冲击我的镜片和大脑。有一分钟，我甚至收起了与我形影不离的附件：斑点在我周围旋转，跳着莽撞的吉格舞。太阳在三月的水洼里跳跃，被雨水冲刷过的蓝天上，白云斑块也在腾跃。 因为极不习惯这些，我很快就累了。我震颤的神经几乎被这些声音和意义弄醉了，它们都是新的，但不属于我。我悄悄脱离人群，穿过街道。但是街巷依然喧嚣亢奋，让我的神经不安。后来，一堵长长的墓地围墙隐约呈现。我转身走了进去。 但怪异的是，就连被关在这墙内的平静在那天也莫名其妙地难以安宁了。那些十字架倾斜着，挥舞它们的横木，似在进行防御；被石墙围绕的墓地仿若一座被围困的堡垒。 我疲惫不堪，坐到一张仍然很潮湿的长椅上。我随即看到她：一个三四岁的小姑娘，跌撞着向我这边的小路走来。她好像独自一人。在坚硬湿滑的地上，她摇摇晃晃的小腿执拗地、一步一步地征服距离。她那顶针织童帽下，是一张有点眼熟的白皙精致的椭圆的脸。风弄乱她被红丝带绑住的金色卷发。等她走到空的长椅一端时，我说：“生命。” 她知道我在说她。她站在十字架之间，它们僵硬的白色手臂在她上方伸展，她抬头看着我笑。我注意到，她的瞳孔在那完美的浅蓝色眸子里奇怪地放大了。 从小径转弯处传来匆忙的脚步声。一个女人的声音在呼唤孩子。但她唤的不是别的，而是我的名字。我迅速起身，朝相反的方向离开，越走越快。接近大门时，我将一位虔诚的老太太撞倒在地。 “你个夜猫子！”她在我身后喊。 “夜猫子同志。”有人用愉快的男低音纠正，哈哈大笑。 我也笑起来。 我一到家，就开始寻找那些被遗忘已久的信。我特别需要那九个字母，它们无助而动人地（现在对我来说似乎是）在信封上拼接出我的名字。我翻遍了所有纸堆，旧时毫无用处的笔记、大学时代的垃圾、书本中奇怪的段落、官方通讯不停地挤入我的手中。我唯一需要的就是不在那里：那些里面藏着跳动字行的窄小的信封都消失了，显然永远不会再出现。 不过，那天我还算幸运。我总算不是徒劳无功地去翻找那些文件夹和纸堆的灰尘，我的注意力意外地被一段旧时摘录吸引了。页边空白处的旁注写道：《基里克[基里克（Kirik）：12世纪俄国修道士，以写出东斯拉夫的第一部数学论文而闻名，他曾向尼方特大主教（Bishop Nifont）提出152个问题。]向尼方特大主教提问》。 里面写着： 问题41：日落之后可以举行葬礼吗？ 回答：不能。因为让死者在被埋葬的时刻能看到太阳，对他们来说是种安慰。 我走到窗前，对着夜色打开窗。白天的喧闹声现在平息了，在无数的灯光中睡意朦胧地摇曳。我拉过一把椅子，整晚都坐在上面，手捧着头。我太阳穴之间，思绪来回缠斗，一刻也不得安宁：那么我是一具尸体，又何妨。但是当我被埋葬时，我也想看到太阳。 与此同时，三月的怒火越来越高涨，很多人被它的暴烈崛起吓坏了。该发生的都发生了。最初，死者和生者在一起生活。生命——被钳子夹着、铐着，被逼成一个僵死机制的一部分，单调地数算着时日——似乎更偏爱死人，他们更适合现有的秩序。后来，战争至少部分地把死者与生者分开了：了断与活人的关系，跟他们结清了账之后，战争还想赋灵给那些被激活的尸体。然而那些活人被成群赶到屠宰场后，第一次发现大家同病相怜，于是紧紧地抓住生命。他们无须借助电击手段来制造生命，也无须从大自然中窃取什么，大自然内在于他们——在他们的神经和肌肉里。一块普通的肌肉组织推倒了设备精良的屠宰场的高墙——接着开始了这个星球上的第一次斗争，或者，不如说，生者对死者的反抗。 是的，在我看来，这场革命并不是红军和白军、绿军和红军之间相互残杀的战争，也不是一场东方反对西方、阶级打倒阶级的斗争，而是生者和死者为了这颗星球而战。非此——即彼。 当革命开始占上风时，尸体们也加入了战斗：所有那些个“我”“半我”“一小块我”“一丁点我”。特别是我发现的那类尸体：“给我”。它们提供经验、知识、被动性、同情以及忠诚。提供一切，除了生命。然而，生命却是人们需要的。渐渐地，情况变得明了，即使墓地外面也有大量空间留给尸体。革命也可以很好地“利用”它们。我认识的一位医生曾对我描述女性的更年期：性机能逐渐麻木，敏感度下降以及失去爱的生理感受。从纯粹的生理学上讲，更年期的女性不能去爱，但她们能被爱。从广义的范畴来理解这个例子，我坚持认为，那些感觉麻木的人，心智如尸体般僵化的人，是无法再活下去的。但他们可以“被活着”。为什么不呢？ 我可能也处于更年期，但是我已经明白了，我不能被活着。我深感羞耻，因为我在被埋葬时看到了太阳，哪怕只是一瞬间。 去年夏天，我在莫斯科河畔散步，留意到一些男孩在玩撞柱游戏。游戏进行得如火如荼。我停下来观看。 “嘿，佩卡，把死人扶起来。”一声激昂的高喊。 佩卡光秃的鞋底一闪，冲进了冰雪泥泞的广场，迅速布置撞柱：两个并列作为台子，第三个放在上面——是一具尸体。另外两边各有两个，作为蜡烛。 “好——啦，现在……”佩卡跑回线内，拿起球棒。有那么一秒钟，他眯眼瞄准那个“死人”，眼中带着一丝恶意。随后，他把球棒抛过去，那死人撞倒柱子，被击出他的方块。一片灰尘被掀起，又落下盖住他。 我对自己说：是时候了。时候到了。 确实。“存在的替代品”（Dasein-Ersatz）——假装活着——以前还有可能，但此时很难假装了，几乎不可能了。 出现了新的眼睛，还有新人。他们用一种新的方式看你：不是看，而是看穿。你无法掩饰内心的空虚，他们会用瞳孔钻透你。当你遇到他们时，无须站在一边，他们将穿过你，如同穿过空气。 我为所有依然执着于他们的半存在的“我”和“一小块我”感到难过：生活对于他们太艰难，也太乏味。“不”已经揳入“是”中；左派已经变成右派；他们生命的顶部已向内坍塌，底部暴露。即使如此，无论他们藏在什么地方，都会被拖出来，就像生锈的旧锡罐一样被撕开，最好是把自己埋在一个带有白边框的深蓝色盖子下面。 一个月前，我遇到一个人。那时我正走在阿尔巴特街上，经过商店的橱窗，窗里的标签上写着价钱，标签下面是商品。但是一扇窗里，价钱的上面是两个子弹洞，用脏乎乎的灰色糨糊堵着。这很让我好奇，我徘徊了一会儿。突然有个愉快的声音钻入我的耳朵。 “您很感兴趣。是——啊，堵得可真好啊。我们用子弹把整个俄罗斯打得到处是洞，但是在这儿，她又完好了。补得好好儿的——”声音中断了。 一对夫妇手挽着手，全神贯注地看着标签上的数目，然后静静地走开。我四下张望：一顶皮帽底下面露出一对机警的瞳孔，它们闪着金属光泽。高大的颧骨之间是一张光滑的瘦脸，额头上有一条疤痕。 “由此可见，”那个男人继续说，“人们有多么贪婪。他们买不起那些东西，但至少可以让自己的眼睛饱餐一顿。我可不需要那样的玩意，”他挥动着粗短的手指，“这就是为什么我像一颗子弹一样旅行：要么经过，要么穿过。我有一个准则：我的所有物品的重量不超过十一磅半。” “为什么是十一磅半？”我问。 “因为这是一支步枪的重量，十一磅半，不能再多了。为了不使步枪的刺刀失去平衡。懂了吗？” 我点点头。说着话，我们继续沿着街道走，走进第一个啤酒屋。那些细节我依然记忆犹新：在我们桌子上方的墙上，有一个方框，翻涌着泡沫的深蓝大海上，一艘倾覆的船体正在下沉。 那意象，到处都是。 我们叫了两杯啤酒。我几乎没有碰我的那杯。他喝干了他那杯，我们继续谈话，他同时试着看穿我。 “我身上有十一个洞，但我不想死，生活对我来说太有趣啦。那时，他们在萨拉托夫附近接应我——我们在那儿与捷克人作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捷克人宁愿被俄军俘虏，也不为奥匈皇帝而战。他们与俄国人一起战斗，直到苏联与德国签订协议。后来，他们转而支持白军与苏联作战。1918年夏天，“捷克白军”实际上控制了伏尔加河、乌拉尔河和西伯利亚。]——我的血快流干了，几乎都流光了。他们说我快死了。我说，不，不，我还不想死，我不信你们。还有一次，我被白军抓住，他们让我们沿着山沟边缘站成一排。我一听到‘预——备’就立刻倒下，像块石头一样滚下小山，然后起身就跑。他们在身后追我：砰——砰。但是我不停地跑，我有一种感觉，您知道，他们永远抓不住我。他们怎么可能呢？他们怎么能抓住一个不想失去生命的人呢？” 这位熟人（我极少有这样的奢侈）没有被打断。这个戴皮帽的人甚至还到我的房间来借书。和我这位书的主人，他显然没有太多共同点。他从来没有问过我是谁，或者我打算做什么。但是他如饥似渴地读我的藏书。刚开始，我给了他一堆简单的书。他不会理解的，我想。但是他理解，以他自己的方式。后来，我给他比较难的书。在归还第二捆书时，他把书分成了两堆。 “这些经过。那些穿过。” 我的客人离开后，我浏览两个书堆，小心地不搞乱它们，这很有趣。 顺便说一下，您也可以结识我的这位熟人（如果您愿意的话），因为我的手稿托付给他了。上次见面时，我告诉他我要走了。明天，按照约定，我将把手稿交给他，这样正好一个星期后，他就可以把它寄送到24号房间。我可以信赖他。这我肯定。 在两个罗马时代之间（现在两者都已经灭亡了），盛行一种古老的泼酒游戏。该游戏是这样的：客人们饱餐一顿之后，会从最后一个高脚杯中泼出最后几滴酒，看谁能泼得最远。显然，时代和游戏都会重演。好吧，我，一滴水，同意玩这个游戏。我们开始吧。抛掷我。但别扔掉酒杯。空杯必留原处：这是泼酒游戏的规则。 好吧，我该结束了：我的手稿以及一切事务。隔壁房里的人已经醒来。新的一天已来临。看来我得放下手稿，处理我的书和财物了，然后再销毁几篇论文。这将需要整整一天和一部分夜晚。很好。接着锁上门，将钥匙扔出窗外，让它落入雪地。那样更安全。现在让我们看看……是的，钩子已在墙上（我昨天把它敲进去的）——就在门楣右侧的第三朵玫瑰上。这钩子的故事很简单，跟我的一样。直到第一缕晨光初现，钩子会是空的，然后它不再空着。顺便说一句，我已经试过这把椅子，故意碰翻了它，第一次有人在墙那边喊：“怎么回事？”第二次他们就不吱声了。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保证没问题。从现在起，二十四个小时之后，或许会再晚一点，钩子仍然不会空着。然后会有人隔着门叫我。然后他们会敲门。一开始轻轻地，然后使劲敲门。会有三四个人聚集在门口，他们先撞击门，然后停下。然后他们会拿把斧子开锁。他们会走进去。跳回来。然后再进来，但不是所有人。他们会解开钩子，然后把它从墙上拔下来。在那之后，24号房间将空一天、两天，甚至三天，直到它接纳你为止。 此刻，你一定感到焦虑不安了。不用害怕：我不会用幻觉来威胁你。那些都是廉价的心理伎俩。我指望的反而是那种极其平淡无奇的法则：观念与形象的联想。现在，从壁纸上的深蓝斑点到这些纸页上的最后几个字母，一切都已进入你的大脑了。我已经相当完美地被你的“联想线”缠住，我已经渗透到你的“我”之中了。现在，你也有了你自己的臆造物。 请注意：科学已经证明，试图解开联想线并除去缠绕其中的外来形象只会让这个形象更深地嵌入一个人的意识。关于我的“我”，有太多次失败的实验，所以我一直梦想活在别人的“我”里面。如果你活着，我就成功了。再见。 字句在此中断。施塔姆的眼睛扫视了笔记本上深蓝色的指示，足有一两秒，然后突然僵住。 施塔姆转身向着门站起来。到门边有六步远。右边第三朵玫瑰：是的，他的手指清晰地感觉到了一个小洞。 他猛地打开门，冲出去，却撞到一堵墙。走廊漆黑安静，除了他那扇半开的门透出的一道窄光。那光帮他看清眼前的一个白色数字：25。他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儿，他需要听到一点活人的声音，哪怕只是一个人的呼吸声。那道门后的人可能还在沉睡。施塔姆把耳朵贴在号码上，如饥似渴地听着，但他只听见自己的血液冲刷着血管。 渐渐地，他恢复了镇静，回到自己房间。他走进去，随手紧紧关上身后的门。他再次坐在桌前。手稿仍在等待。施塔姆将它推到一边，用一本书盖住。在书的顶部，他放上自己的公文包。深沉的黑夜的寂静仍漂浮于四周。突然（在莫斯科会发生这样的事），附近的某个地方，一座钟楼苏醒了：钟声胡乱响个不停，带着激情。强有力的钟声撞击着沉寂。突然，它又停止了。被撞响的铜以一种低沉缓慢的单调回声持续嗡响了一会，然后寂静合拢。渐渐地，白昼开始闪烁。鸽灰色的浅光贴着窗格缓缓爬进房间。施塔姆走到窗前。他的激动渐渐平息。此刻，透过冰冻的双层玻璃，他看到那些屋顶如倾覆之舟的金属船身正缓慢驶入黎明，它们下面是一排排黑色的窗洞，底下是一条条弯曲的、裂缝般的小街，这些裂缝里空无一人，僵冷，死寂。 “他的时辰。”施塔姆低声说，仿佛那根绳子正在他的脖子上收紧。 从很远的地方，从市郊，传来一声悠长平缓的汽车喇叭的低鸣。 “我不知道那人还会不会再次出现：活着的那个。” 施塔姆再一次——也许他感觉如此吧——恢复了原来那个旧我，几乎是埃塔尔。 直到这一刻，他才注意到：墙上深蓝色的玫瑰饰有一道细线般的白边。 “那又怎么样，”施塔姆自言自语，陷入沉思，“找个别的房间可不容易。我得留在这儿。的确，无论如何得留下。” ---1925 [book_title]在瞳孔中 1 人类的爱情是眼睛半闭的受惊之物：它潜入暮色，散布于阴暗的角落，轻声细语，躲在帘幕后，还把灯熄了。 我对太阳并无不满。让它偷窥吧——只要我也在那儿——它正不易察觉的快速移动。随它透过窗子偷看吧。那并不妨碍我。 是的，我一直认为，对于风流韵事来说，正午远比深夜更合适。月亮已浪费了太多狂喜和感叹，我简直受不了俗不可耐的蓝色灯罩下的那轮夜太阳。本篇将讲述一个关于“是的”的故事以及它的结果，这个故事开始于明亮的太阳下，一扇向着光敞开的窗前。如果在昼夜之间昏暗的光线中，这个故事的结局让她吃惊，也不能怪我。应该怪她，是她说出了那句令我充满激情渴望的“是的”。 但在说“是的”之前，还得提一下有些已发生的事。可以肯定地说，是关于恋爱中的眼睛……我该怎么说呢……眼睛总是跑在前面。这是可以理解的：它们更灵活，知道该做什么，也就是说，它们知道如何去看，去洞悉。而恋人们的身体与他们的眼睛相比则庞大而笨拙，还藏在彼此的衣服里，当情话在他们的唇上抖动、磨蹭，害怕采取行动时，他们的眼睛——处于前线——早就已经投降了。 哦，我能清晰地回忆起那蓝色的、耀眼的一天！我们站在一扇对着太阳敞开的窗前，同时——好像约好似的，我们看着……当然不是看向窗外，而是相互凝视。就在那一刻，我看到了他，一个小小的男人从她的瞳孔里盯着我，是我的小人国形象：他已经溜进去了。我甚至还没有弄皱她的衣裙，然而他……我微笑着向他点头致意。他礼貌地点头回应。但随即，她的目光猝然移开，那个小人和我再也没有相遇，直到那句著名的“是的”。 当它，那声细柔的、几乎听不见的“是的”发出召唤时，我不失时机地握住了她温顺的手，这时，我又看到了他：正斜倚出她那睁圆的瞳孔窗，而他激动的脸越凑越近。一瞬间，他被睫毛挡住了。随后他又现身——再次消失。我注意到，他的脸放出喜悦和满足的光彩，他看上去像个精干的职员，为客户的事务忙得咯咯叫。 从那之后，每次约会，在我们的嘴唇凑近之前，我都会在她的睫毛下寻找他。爱情的小组织者：他总是在他的岗位上，整洁又准时，无论他的脸在她的瞳孔里有多小，我总能准确猜到他的表情——时而少年般热情洋溢，时而略显疲倦，时而安静沉思。 有一天，我将偷偷潜入她瞳孔的小男人的事以及我对他的看法告诉了我的情人。让我吃惊的是，我的故事遭到了冷遇，甚至还带点敌意。 “胡说！”出于本能，她的瞳孔收缩了。于是我双手捧着她的头，试图强行找到那个小男人。但她大笑着垂下了眼睑。 “不，不。”她有点似笑非笑。 有时你会习惯于某种琐事，并赋予其意义，将它哲学化——在你没有觉察到它之前，它便开始举手示意，反驳重要且真实之事，肆无忌惮地强求更多的存在和合法性。我已经习惯了她瞳孔里那个大惊小怪的小男人，我喜欢看到他，在和她谈天说地时，他俩都在听。更甚的是，我们喜欢上了捉迷藏（谁知道情人会想出什么点子），她会藏起小人儿，而我要找到他，所有这一切都伴随着欢笑和亲吻。后来有一天（如今想起，我还会被刺痛）……一天，我将嘴唇凑近她的嘴唇时，我窥入她的眼睛，看到那小人儿从她的睫毛下向外张望，并向我挥手（他的表情悲伤且警觉），随后他转身就走，匆匆隐入她的瞳孔。 “过来，吻我！”她的眼睑在小男人上方阖上。 “停下！”我喊叫，忘乎所以地紧捏她的肩膀。她吃惊地睁圆眼睛，从她扩张的瞳孔深处，我又窥见了那个正在后退的、小小的我的背影。 面对她焦急的询问，我什么也没说，我隐瞒了真相。我坐在那儿，眼望别处，同时我知道：游戏结束了。 2 接连好几天，我都没有露面——不仅没去找她，也没有见任何人。之后，来了一封信，那窄窄的、奶油色的小信封里有一打问号：我意外离开了吗？我病了吗？“或许我是病了。”我边想边重读那斜斜的、蛛网状字行，我决定直接去找她，刻不容缓。但是，走到距离我的情人住的楼房不远处时，我坐到一张长椅上，等着暮色降临。毫无疑问，这是怯懦，全然荒谬的怯懦：我心怀恐惧，担心再一次看不到我一直没看见的东西。你可能会认为，这再简单不过了，用我的瞳孔搜索她的瞳孔就是。那可能只是普通的幻觉——瞳孔的臆想，此外无他。但是我认为，搜索这个行为将意味着她瞳孔中的小男人是独立真实的存在，以及我的精神错乱。当时我这样想，我得以逻辑推理来证明这种荒谬的琐事之不可能，而非顺从实证的诱惑：为了某种非真实之物而采取实际行动，会使其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当然了，我能很轻松地藏起恐惧：我正坐在一张长椅上，因为天气很好，因为我累了，因为她瞳孔中的小人儿对一个故事来说是个不坏的主题。为什么不在这里想想呢，此刻，我无事可做，至少可以理出个梗概？最终，越来越浓的黑暗让我进入她所在的那幢建筑。在黑暗的前厅，我听到她问：“谁在那儿？”是她的嗓音，但腔调与从前略有不同，或者说，她是在对别人说话。 “噢，是你。你终于来了！” 我俩走进她的房间。昏暗中，隐约可见她白嫩的手伸向电灯开关。 “不，不要开灯。” 我将她拉向我，我们亲热不需要眼睛，在黑暗中紧拥到窒息。那夜，我们没有开灯。事后我们相约再见，我就离开了，感觉自己像个临时住客。 我不想说细节，走得越远，就越无趣了。任何一个手指上戴有光滑的金环的男人都能讲完如下章节：我们的会面如今从正午改到半夜，变得单调盲目，令人昏昏欲睡，就像夜晚本身。我们的爱情渐渐变成了一张普通的双人床和一些日用品——从软拖鞋到便壶。我做了能做的一切，我害怕偶然瞥见她的瞳孔，却发现它们是空的，里面没有我。所以每天清晨，我都要在天亮前一小时醒来。我会悄悄起身，穿好衣服，踮着脚尖走到门口，独自离开。一开始，这种大清早的失踪让她觉得很怪。然后它就成了习惯。谢谢你，手指上戴环的男人，下面由我自己来讲这个故事的剩余部分。在寒冷的清晨，我穿过城市大步走回家时，总会想起她瞳孔中的那个小男人。思来想去，渐渐地，他就不再令我恐惧了。如果之前我害怕他真的存在，一想到他就不免怀疑和惊慌，那么现在这个小男人的不存在——他幽灵般的虚幻——在我看来是可悲的。 “还有多少这样的小人，这些被我们驱散到别人眼中的小映象？”独自走过僻静的街巷时，我常这样想，“如果我能将散乱在别人眼中的我的小映象全都集结起来，我会得到一个由微缩的、转换版‘众我’组成的国度。当然，当我看着他们时，他们存在，但是，当别人看着我时，我也是存在的。然而如果这人闭上她的眼睛，那么……真是废话！但如果那真是废话，如果我不是某个人的幻影，而是一个独立的实体，那么她瞳孔里的小人也该是一个独立的实体。” 我昏沉的思绪在此处常变得混乱，我不得不重新梳理它们。 “奇怪。为什么他得离开呢？能去哪儿？好吧，好吧，我认为她的瞳孔空了。这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我需要那个像人一样的小光点？我干吗在乎他是否存在？可怜的瞳孔侏儒怎敢干涉我的事情，虚幻化我的生活，拆散两个人！” 我受困于这想法，好几次想回去摇醒她，从她眼皮底下取出那秘密：他到底在不在那儿？ 但是，我从未在夜间之前回去过，而且，如果她的房里有灯光，我就会移开我的脸，不配合她的爱抚。大部分时间，我闷闷不乐，直到黑暗蒙住了我们的双眼。然后我会大胆地把我的脸贴向她的脸，一次又一次问她：“你爱我吗？”这时我们的夜生活就会占据上风。 3 一天深夜，透过层层睡眠，我感到一个极细微的东西在猛拽我的一根睫毛。我惊醒，有个细小的东西从我的左眼边滚过去，它掠过我的脸颊，一声尖呼，然后钻入我的耳朵：“见鬼！好像是间空荡荡的公寓，一点声音都没有。” “什么啊？”我咕哝道，突然不能确定我是醒着还是在做梦。 “不是什么，而是谁！首先你要搞清楚了。其次，把你耳朵靠向枕头让我跳出来。近点，再近点！好了。” 在枕套边上，透过黎明灰色的空气，那个来自她瞳孔的小男人隐约可见。他正用手掌按住白绒毛，垂头喘着粗气，像一个经历长途跋涉才抵达终点的旅行者。他的神情悲哀而急切，手中拿着一本带灰色扣子的黑皮书。 “难道你不是个幻觉！”我尖叫，愕然盯着小男人。 “多愚蠢的问题，”他厉声说，“不要喊，你会吵醒她的。现在凑近点，就这样。我有些事情要告诉你。” 他将疲惫的双腿伸展，让自己更舒服些，然后开始低语： 我不必告诉你我是如何进入她的瞳孔的。那个嘛，我俩都心知肚明。我的新驻地令人愉快：溢满玻璃的反光，一个彩虹般的圆窗，这地方舒适明朗，凸窗格经常被泪水冲洗，百叶窗会在夜晚自动落下——简而言之，这是一间适宜的公寓。确实，它后面还有一条幽长、漆黑的走廊，谁知道通向哪里，但是我几乎将所有时间都用在了窗口，等着你。至于我身后是什么，我才不在乎。后来有一天，约好的会面没有发生：我开始在走廊里漫步，尽量不走太远以免与你错失。与此同时，瞳孔的圆窗外，白昼正逝去。“他不会来了。”我想。我感到有点无聊。不知道怎么打发时间，就决定走到长廊的尽头。但是瞳孔里面，正如我所说的，瞳孔里面的光线在逐渐减弱，才走了几步，我就发现自己置身于完全的黑暗中。我伸出手，却只能抓到空气。我几乎就要转身往回走时，幽长狭窄的通道深处传来一阵柔和、低沉的声音，它吸引了我。我想弄清楚那是什么：那声音听起来像是几个人在吟诵，虽然跑调了，但仍然顽固地维持着某种旋律。我的耳朵甚至能分辨出一些词，像是“绞架”和“死亡”，其余就听不清了。 这太不寻常了，我的好奇心被激起，但我仍然觉得，在她的眼皮遮黑退路前返回我的瞭望台更明智。 但这怪现象并没有就此结束。就在第二天，我甚至没有来得及在瞭望台上忙活，就再一次听到那声音在我背后狂怒地唱着一首刺耳的颂歌。歌词依旧模糊，但很明显，这个唱诗班只有男声。它的悲凄境况令我深思。我要探索这条通道，一直到尽头。我得说，其实我并不特别想那么做，冒险冲入未知，我怕万一迷路回不到窗口和这个世界。之后大概有两三天我没再听到那音声。“可能是我的想象吧。”我觉得，尽量让自己平静下来。但随后，一个晴朗天，当时这女人和我正坐在各自的窗边等着你，那不寻常的现象再次出现，这一次，它的力度和强度出乎意料：沉闷又刺耳的歌词起伏着钻入我的耳朵，其含义令我决心寻找那些歌手。我再也不能遏制好奇与急切了。但是，我不想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离开：我们挥手再见——记得吗？你面露惊讶——然后我匆匆遁入她的瞳孔。那里面着实安静。光线在我身后沿着狭窄的洞穴般的通道照射下来，又黯淡下去。很快，我的脚步就回响在一种绝对的黑暗中。我继续向前走，抓着通道滑溜的内壁，不时停下来聆听。最终，我隐隐约约看到远方有一缕略显呆滞的黄光在闪：闪烁在泥泞荒地的一缕鬼火。我突然筋疲力尽，感到乏味。“我在找什么？这地下墓穴里有我需要的吗？”我问自己，“为什么用太阳换来这阴湿灰暗之地？”我本来要转身往回走，就在这时，我几乎忘记了的歌声再次响起。现在，我能分清那怪异颂歌中的不同声部了： 男人——男人——男人，敏捷的男人，我的小男人， 若是你想保命，跳跃之前问问瞳孔。 奇数。 跳入瞳孔，你就知道：瞳孔里面有个 绞架—— 把脖子伸入绞索——断气吧。欲火焚身。 偶数。 小男人，你不要笨拙摸索：小心别摔跤。 生命分离是心灵之死。所有的日子都是僵局。 奇数——奇数。 小男人——小——小： 来去无痕。不留一点痕迹。听！ 偶数。 它的荒诞性吸住了我，就像鱼钩钓住了鱼。我快速逼近一个圆形敞口，那里是黄光的来源。我紧抓边缘，探头进去：十几个喉咙正在下面的空虚中号叫，那黄光让我眼花缭乱。我四下张望，身子探出崖壁，但就在那时，那敞口的黏滑边缘塌陷了，我失控了，无助地挥舞着手脚摔下去。底部并不很远，我坐起来，环顾四周。我的眼睛慢慢适应了光线，开始看见：我坐在一个四周蠕动着、却不透明的类似瓶子的物体里，正好坐在瓶底中心的凸起上。我身下有一块黄斑在发光，大约有十来个人影环绕着我，一半藏在阴影里，一半露在光亮中，他们头朝着内壁——正结束那庄严的叠句： 小男人——小——小： 来去无痕。不留一点痕迹。听！ 偶数。 我的提问——“我在哪儿？”——淹没在号叫中。为了寻找出去的路，我半爬起来的结果是失去了立足点，我跌倒滚下斜坡，落到一群哄笑者之间——躺在两位井中囚徒之间。 “这里太挤啦！”我左边的一个男人嘟哝着挪开。但是我右边的人转向我，目光流露出同情。他有一张大学讲师的脸：博学的前额很高、青筋突出，一双深邃的眼睛，一副范戴克式胡须，几缕头发精心梳理在光头顶上。 “你们都是谁？我在哪里？” “我们……是你的前任。明白吗？一个女人的瞳孔就像个住处：起初请你进来，随后踢你出去，每个人都在此收场。举个例子，我，是第六号，你左边那个男人是第二号。你是第十二号。准确点说，我们并不完全严格按照数字排序，而是参照交往的顺序行事。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或者我该更直白些？还有……你没撞头吧？” “撞到这墙吗？” “不，撞到我的话的含义。” 有一分钟我俩都没说话。 “顺便提下，别忘了去登记你的被遗忘。哦，这些女人的瞳孔啊，”他抚弄着胡子说，“瞳孔在睫毛的华盖下邀请我们，想想吧！如此不寻常的入口，沐浴在彩虹之光中，如此深幽、邪恶的底部。以前我也……” 我打断他：“谁给你登记的？” “库阿伽[库阿伽（Quagga）：白氏斑马，亦译作伯切尔氏斑马或斑驴，即南非小斑马，只在身体的前部和头部有条纹，现已灭绝。]。” “我从没听过这名字。” “你听说过先父遗传[原词为Telegony，该词有两种含义：1. 先父遗传，即一种已被21世纪遗传学证伪的遗传理论，该理论认为，亲代会继承其母亲前任配偶的特征；2. 该词也指奥德修斯的儿子泰列格诺斯（Telegonus），他出现在今已遗失的古希腊史诗《泰列格尼》（Telegony）中。]吗？” “没有。” “嗯嗯……那你一定不知道莫顿勋爵[莫顿勋爵（Earl of Morton，1761—1827）：第16任莫顿伯爵，即乔治·道格拉斯。莫顿伯爵有一匹著名的混血马，是一匹栗色母马和一匹雄库阿伽的杂交后代，其后代即使是出自纯血统的黑色阿拉伯的母马，腿上也会带有甚至比纯库阿伽马还要明显的条纹。见达尔文《物种起源》（1859）。]的母马了。” “这与它有什么关系？” “大有关联哩。有这么一匹母马，哦，请原谅，应先有莫顿爵士。他的母马和一匹库阿伽交配，产下了带斑纹的小马驹，随后，莫顿爵士受库阿伽和母马的启发创建了先父遗传理论：也就是，无论父亲是谁，母马的后代总带有遗传条纹以纪念库阿伽，即她的第一春。因此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一个女人与她的第一个男人的纽带是永不断裂的，并且继续存在于后续的纽带中，不可磨灭，根深蒂固。这瞳孔的第一位囚徒在我们此刻坐着的瞳孔的底部宣布他自己为——依照他这一脉的年表——库阿伽一世。尽管我告诉他很多次了，艾瓦特[艾瓦特（James Cossar Ewart，1851—1933）：苏格兰动物学家、自然历史教授，以在动物育种和杂交方面的开创性实验驳斥了先父遗传理论。]先生很久前就否定了莫顿勋爵的理论，但他仍坚持扮演独裁者的角色。他声称他是土壤，我们是水管，我们所有的企图都是在重复那不可重复的。” “告诉我，”我问，“这个先父遗传或什么东西，真的已经彻底被证明是错误的了吗，或者……” “我就知道！”大学讲师笑道，“我早就注意到了，数字越高，就越想了解爱情是否有条纹。我们以后再谈论那个。听，一号在叫你。” “被遗忘者十二号，过来！” 我起身，手掌沿内壁滑动，向喊声走去。跨过铺在小路上的一条条腿，我注意到有些瞳孔居民的轮廓比其他人更清晰，有些则与深处的黄色阴影混作一堆，我无意中被它们绊倒，没有看到它们褪色的、半抹除的形状。突然，两只隐形但黏糊糊的手抓紧我的脚踝。 “请回答以下的问题。” 我弯下腰去看那抓住我的手，但是看不见——一号已经完全褪色了，变成了空气的颜色。隐形手指松开我，咔嗒一声打开一个记事本的锁扣。这儿居然有本书！密密麻麻的文字起起伏伏，直到出现一个空白页，上面是我的号码。 这表格上涉及几十个问题，从一个人的入住日期开始，接着是入住原因，预计逗留时间（该项目是选择题：a. 永久居住，b. 直到死亡，c. 直到更好的替代者出现——并提示打圈）。我记得，这些问题以一系列的简称、昵称和对嫉妒的态度结束。我很快填完了我那页。一根隐形手指将它叠好，新的一页闪着白光。 “那么，”库阿伽合上书说，“又多了一个可悲的加入者；这本书慢慢写满了。就这样吧。你可以走了。” 我回到我的位置，在二号和六号之间。六号发白的胡须向我致意，见我沉默不语，就缩回阴影里。 我坐了很长一段时间，陷入对那本书空白页的思考中。一阵突如其来的声音让我回到了现实。 “十一号！到中间来。”是库阿伽的嗓音。 “十一号，十一号。”来自各方的回响。 “发生什么了？”我转向邻近的人。 “老调重弹，”他说，“他们按照数字顺序排列：下一个该轮到你了……” 没必要再多问了，因为十一号已经向高处爬去。他那笨重的身影立即显得很眼熟。我的前任坐在黄色的斑点上，平静地注视四周。夹鼻眼镜的带子掉下来，他用嘴唇咬住它，若有所思地咀嚼它，这让他的脸颊微微抖动。 “是啊，”他叹息道，“故作回想是很滑稽，但有一段时间，就像你们所有人一样，我的人生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莫名其妙地、不择手段地——偷偷溜进我们情人的瞳孔里。瞧，现在我们都在这里了。还有什么可说的？” 他把夹鼻眼镜的带子绕在手指上，从眼睛上摘下镜片，然后厌恶地眯着眼继续说： 一个陷阱捕人，那就是它的本质。但这不是重点。我们的初遇决定了一切。我记得那天，她穿了一条黑裙子，所有的扣子都紧扣。她的脸也差不多，很冷淡，嘴唇抿得紧紧的，眼睛半闭。她忧郁的原因就坐在我左边：我们尊敬的十号。上次听到他的故事，我还记忆犹新：被遗忘者决不会忘记。但那时，我没能有幸认识他。不过，我还是猜到了，藏在她睫毛下瞳孔里的过程并不那么顺利。当我终于设法窥入她眼睛时，我确实看到了某种放纵——我一直在寻找一个合适的瞳孔，便立即决定占据那个空住所。 我是如何做到的呢？每个男人都有他赢取女人芳心的方法。我的方式是献上各种不昂贵的小殷勤。“你读过某某写的某某书吗？”“没有，但我愿意……”第二天早上，一位信使就会送来一本未裁开的书。你想要偷着潜入的那双眼睛，在扉页上发现了你名字上方动人的题词。一个帽针的针尖掉了，或是用来清洁煤油炉的针头找不到了。你一定得记住所有这些琐事，以便下次再见时，你可以带着诚恳的笑容，从你的背心口袋里掏出一个清洁煤油炉的针、一个帽针头、一张歌剧门票、一颗阿司匹林胶囊，以及谁知道还有什么。你知道，一个人只能以微小的剂量渗入另一个人，以隐形小人们，一旦它们聚集到足够的量就会捕获意识。它们中总会有一个，它和其他的一样渺小得可怜，但如果缺了它，意义也就缺了。所有的原子论都会立即无可挽回地瓦解。但我几乎不需要向你们解释这个，我的瞳孔同伴们。 那之后，我就开动了小殷勤服务系统。我的小替代物们开始四处出现——从我们的情人的房间里那些小玩意儿、书籍和照片中冒出来。她的眼睛无法摆脱它们；它们溜进了每个角落，从每个缝隙里悄声暗示着我的名字。我思忖，迟早有一天，它们中的一个会挤进她的瞳孔。这一切缓慢进行着，她的眼睑，天知道它们有多重，很少让行，这使我这样一个来自瞳孔的人的处境非常困难。 我记得，为了回应我的无数次服务，她兀自笑着说：“我相信你在追求我。你是在浪费时间。” “我不在乎，”我温顺地说，“曾经有一次，我乘坐的火车中途停在克里米亚半岛的海岸，我向车窗外看，看到一座没精打采的小砖房蹲在黄色田野间，在小房子上有个牌子，上面写着车站的名字‘耐心’。” 她的眼皮微张。 “所以你认为这是中途的标志，对吗？真有意思。” 我不记得当时我是如何愚蠢地回答的，但我记得那列火车在耐心车站停的时间太长了。关于这一点，我想问问你们，我的前任，请帮帮我。我当时还不知道你们是谁、有多少位，但是我本能地感觉到，她的瞳孔里已经驻扎了，或者说已被许多X先生的影子笼罩着……长话短说，我决定把勺子插入过去，一直插到底儿，再搅拌它。如果一个女人已经不爱一个男人了，但尚未爱上下一个，“尚未”，如果他有点脑子，就必会摇晃那个“已经”——他摇晃，摇晃，直到那个“已经”向他显示出接近她的一切途径和手段。 我大致像这样摆弄我的勺子：“女人不会爱上我这样的男人。我很清楚这点。您爱的人不会像我。像不像？是一个男人还是一群男人？您不愿说？嗯，当然。极有可能……”我以土豆泥搅拌工的愚钝的勤奋不停地变换我的问题。起初它们遇到的是沉默，然后是单音节词。我可以看到在她的意识的表面，泡沫正从底端升起，慢慢膨胀、破裂，闪动着似乎将被永远埋葬在过去的彩虹之光。我的成功令人鼓舞，我继续搅动。我很清楚，你不可能在不触动真实情感的情况下搅起情感的刺激。昔日爱人的影像从内心深处升起，又径直沉入黑暗，但它们所唤起的情感却附着在表面。她的眼睛越来越频繁地抬起来回应我的问题。我不止一次屈膝，准备跳跃……但是他，我那庞大的本体——我曾住在他的瞳孔里——由于笨拙而失去了一次又一次的机会。最后，决定命运的一天到来了：我，或者我们，发现她在窗边，肩膀在温暖的披肩下颤抖着。 “发生什么事了？” “没事。只是有点发热，不要紧。” 但是，坚持献小殷勤的男人是不允许“不要紧”的。我飞奔出门，一刻钟后，我被吩咐“转过身去”。 我盯着手表上的分针，听到丝绸的沙沙声和纽扣松开的声音：温度计被塞好了。 “怎么样？” “38.6摄氏度。” 在这一点上，即使是我那巨大的蠢货都不会诊断失误。我们靠近她。 “你不知道怎么弄。我来帮你吧。” “随它吧。” “先使劲摇一摇它。像那样。然后——” “你竟敢！” 现在他们的眼睛足够近了。我站好位——起跳。她的瞳孔闪着薄雾般朦胧的铜绿色，这是最可靠的标志……但我误判了距离，挂在一根睫毛上乱晃，像暴风雨中的一根树枝。我知道该怎么做，几秒钟之后，我就爬进她的瞳孔，激动不已，上气不接下气。在我身后，我先是听到了轻柔的亲吻声，接着是温度计掉落在地板上的叮当声。然后她的眼睑闭合了。但我并不好奇。我感觉我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我坐在圆形拱顶下，反思着一个来自瞳孔的小男人的职业的艰难和危险：未来证明我是对的。更糟糕的是，未来比我最悲观的想象更加黯淡。 十一号沉默着瘫坐在闪光的高处。那些被遗忘者再次唱起怪异的颂歌——先是安静地，然后声音越来越大： 男人——男人——男人，敏捷的男人，我的小男人， 如果你希望活下去，在你起跳之前 问问瞳孔， 奇数——奇数。 “厚颜无耻的怪物。”我评论道，以回应六号询问的目光。 “他是奇数列之一。他们都那德行。” 我说我不懂。 “没错。你没注意到吗？这边的我，在你旁边的六号，还有那边的二号和四号，我们偶数列待在一起，因为那些奇数号——他们像是被挑选出来的——都是些粗人和恶人，在我们这些安静有教养的人看来。” “但你如何解释那个？” “如何解释？让我想想……心脏必有它自己的律动或不断变化的欲望，这是一种在正题和反题之间、在粗人和你我这样的绅士之间交替的爱的辩证法。” 六号善意地咯咯笑，眨眨眼。但我并不感到好笑。于是，他也不笑了。 “你瞧，”他凑近一点说，“一定不要急于下结论，听众塑造了演讲者的风格。你很快就会被说服的。你不能否认十一号善于察言观色。这么说吧，人们经常用姓名简称表达被夸大的情感，情感越强烈，昵称就越短。我们以昵称来称呼那些对我们来说比其他人更亲近、更重要的人。难怪‘亲爱的’（mil）和‘小’（mal）在古教会斯拉夫语中被混淆使用。是的，我，就像十一号，深信女人不爱那些把我们从一个瞳孔驱赶到另一个瞳孔的庞然大物，却爱我们，爱我们这些被禁锢在别人的眼睛里的小人儿。此外，如果你剔除他俗气的、二流的服务理论，那么在这一点上，十一号也是对的：使某人爱上你，就是占有他们的‘关联物’，概括来讲，爱情本身什么都不是，只不过是双向关联的一个特例。” “究竟怎么回事——” “听好了：在对我们的联想进行分类时，心理学家们没有注意到，重复刺激而形成的诸多心理形象（recepts）之间，其联系要么是单向的，要么是双向的……等一等，”他结结巴巴地说，注意到我不耐烦的手势，“这稍显乏味，之后就更有趣了——你会看到的。情人（他）不是一个观念和一个形象的结合，不是一个形象和一个概念的结合，而是一个形象（一个人）和一种情感的结合。他必须记住，这个过程要么是从情感到形象，要么是从形象到情感。直到那个双重火花产生，直到……什么？不明白？好吧，你再想一想。我总不能替你思考。举个例子？当然可以。第一种情况：有激情的在场，却没有方向，没有特定形象与之联系；我们看见‘一个灵魂在等某个人’[出自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第3幕，第7场）。]，无对象的紧张激动之情在空气中燃烧。之后那‘某个’消失了——在这个点上，很容易滑入一个缺无的‘人’。第二种情况：当一个形象必须等待一段情感时，这时关联元素之间的融合可能缓慢且困难。年轻人恋爱大多采用第一条路线，第二春的人，采用第二条。但是，关联法则给恋人们带来很多麻烦：给定一个爱的常量，即这位‘恋人’，每次他或她走进房间时，必得借助关联激发出一次爱的情感；以同样的方式，所有的性兴奋都应唤起那位‘恋人’的形象。但实际上，诸多感觉和形象通常就像连接到探测器上的阴极电路的电流，也就是说，它们是单向的。大多数情感纽带都是基于这种单方的、一半的爱。第一类关系中，联系的电流从意象流往情感，而非相反，这导致了最多的不忠，但又带来了很棒的激情。为什么？我的上帝，他什么都不懂！好吧，放弃探测器连接的例子，以通过心脏的血液循环为例。血液沿一个方向流动，打开瓣膜，朝另一个方向流，关闭瓣膜，阻断自身通路。这里情况也如此。每一次见面都充满激情；的确，每一个想法，更准确地讲，每一个形象都会唤起一股热烈的感情冲动——可以说，血液为自己冲开瓣膜；但是此情感在没有形象的情况下涌现时，就很容易流向别处。像这样坠入爱河的人，只有心爱的人在面前才会坠入爱河，他们的形象很快找到了通往情感的路，但他们的情感却找不到通往被爱者的路；血液流向爱情，却把瓣膜朝着自己关闭。你在打哈欠？精神紧张？好吧。第二种坠入爱河的方式，请注意，只会产生一小部分不忠，但其激情也微弱。爱的饥渴总是触发一个相同的形象，但是如果这个形象首先进入意识，则不会带来任何情感。这种单向联结在日常生活中很有效，它是平凡的，不喜欢戏剧化。但只有第三种情况——双向关联，当形象和情感不可分割时，才会产生我称之为爱的东西。不管你怎么看，十一号知道真理所在，他只是不知道怎么得到它。而我——” “为什么念叨这些蠢话？”我咆哮道。 有一分钟，六号静静地坐着，他的样子像是在修补他思想的断线。 “因为十一号曾抵达却戛然而止的这个点，对于你我这般最终在这瞳孔黑洞里结束一生的人，乃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为什么要假装？我们都患有奇怪的慢性无色化症；时间滑过我们就如橡皮擦过铅笔线，我们会像平静的波浪一样消亡。我正在褪色，很快我就无法分辨自己思想的色度；我会变得无形，消失在虚无之中。但比这更糟糕的是，数不清的观察、科学事实和公式将随我一同消亡。如果我能离开这里，我会向所有的弗洛伊德们、阿德勒们和迈耶尔们展示遗忘的本质。那些自以为是地收集口误和笔误的人，会对一位来自遗忘黑坑的人说些什么？我不大可能知道：从死亡中返回都比从这里返回更容易些。但这很有趣。你知道，从青年时代开始，我就一直被遗忘的问题消耗着。我第一次领教它几乎是偶然的，当时我正翻阅一本薄薄的诗集，突然看到： 经过一群飞鸟儿，经过一片灰尘的面纱， 太阳的圆盘筋疲力尽地下沉了； 如果我被遗忘，那一定是 此刻，恰在这一瞬间。 “我沉思着这寥寥数语，没想到的是一旦陷入这个念头就再也出不来了。我推断，因重复刺激而形成的心理形象会不断地从意识漫游到无意识，然后再折返。但是有一些进入无意识太远了，无法找到回归意识的途径。我开始思考：一个心理形象是如何消逝的？像阴燃的余烬还是风中的蜡烛？是逐渐消失还是即刻消失？是长期患病还是突然离去？起初我赞同这位诗人的说法：遗忘是一场酝酿已久但在瞬间发生的崩溃：曾在此——又消失。借用艾宾浩斯[艾宾浩斯（Hermann Ebbinghaus，1850—1909）：德国实验心理学家，发明背诵记忆测量法。]的系列记忆术，我还试图确定，这个或那个心理形象消失、被冲走、断开的具体时刻。“被遗忘的情感”这个问题立刻吸引了我的注意力。这确实是一个奇怪的问题：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会面了n次，每次他们都感到紧张兴奋，但是，在第n+1次见面，这女人走向那个男人，却没有了紧张兴奋的感觉，男人尽其所能地伪装，当女人走了之后，甚至还遍寻自己的灵魂以求找回失落之物。徒劳无功——回忆已逝的形象是可能的，然而回忆一种感觉，一旦它消失了，就完全不可能了。可以说，一只蜥蜴逃跑了，把它的尾巴留在了你的手中；形象和情感已经分离了。在研究使相爱的人变得相互憎恨的情感冷却时，我不由地借鉴某些类比。在我看来，激情的冷却显然与一块普通硫黄的冷却有一些共同之处。通过降低硫的热量，我们将其晶体从一种形态转换为另一种形态。也就是说，我们迫使它改变其形态和外观。更重要的是，这已被证明：一种化学物质（比如磷）在逐渐冷却时不仅会改变结晶形状和颜色，由紫变红，由红转黑，而且在冷却到某一点时，它会失去一切形状，即消晶，变成非晶体。我想捕捉变形的那一刻……如果我们能观察到，我们称之为钻石的那种闪闪发光的碳变成了让我们的手变黑的普通的煤的那一刻，为什么不能观察到‘我爱’变成…… “但是，即使停留在化学符号的层面，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晶体在失去其切面并成为一种无定形物质之前，经历了一个被称为“亚稳态”的阶段——介于形状和无定形之间。这个类比让我觉得很有说服力。许多人的关系都是亚稳态的，介于冰的融点和沸点之间；有趣的是，亚稳态表现出最大的弹性。我们可以进一步类比。一种白炽物质，如果不加干涉，就会自然而然地持续冷却。情感也如此。只有改变情感的对象，并把越来越多的木头扔进情感的火堆，才能保持其炽热。我记得当时，我的类比让我陷入了一种不可能的僵局。但科学既然告诉我们哪些情况下温度冷却会让晶体变成无定形，也告诉了我，哪些情况下自然冷却的情感会将钻石变成煤、爱变成冷漠、有形变作无形。我了解到晶体在冷却后会改变形状，但由于冷却的速度超过了再结晶的速度，没有足够时间再结晶，于是其微粒在半途被冷却，终止了活动，停在一种形式和另一种形式之间。结果就变成了冷淡的和毫无特征的，或者，以心理学代替化学来说，变成憎恨和遗忘。在这些条件下，长期而稳定的纽带只能被解释为一连串的相互背叛。你在盯着什么？此即它的本质：就算有谁绝对忠诚于蚀刻在他脑海中的形象，如铜板上的雕刻一般，那他的爱情可能会维持一两天——最多。真正的爱情对象是不断变化的，只有背叛昨日的你，人们才能爱今日的你。你知道，如果我是一位作家，我会尝试写下这奇妙的故事：我的主人公遇见了一个姑娘，一个年轻的尤物。对，他们坠入爱河了，有了小孩。岁月流逝，他们的爱一如既往地坚强、善良、单纯。如今他患有哮喘，她眼角有了鱼尾纹，皮肤干枯了，但他俩还是像从前一样相亲相爱。然后有一天，门开了，她走了进来，但她已不是一小时或一天前的那个她，而是他发誓会爱到永远的那个年轻的尤物。我的主人公不知所措，我想，他应该是目瞪口呆。这位不速之客环顾四周，困惑不解地看着这个陌生中年人的生活，看着她尚未生育的孩子们，看到那个笨重而眼熟的男人正紧张地瞄向隔壁房间的门口：如果这时另一个女人，也就是同一个女人，走进来咋办？‘昨天，你对我许诺。’年轻的尤物说。哮喘病人挠着头，心烦意乱地说：‘昨天——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他不明白、也不知道该如何接待这位客人。突然他听到了脚步声——那是另一个女人，同一个女人。 “‘你必须离开。如果她发现你在这里……’ “‘谁？’ “‘你。请快点走……’” “太晚了。门开了，我的主人公，嗯，这么说吧……他醒了，我猜——” “听着，六号，那不太地道了：从心理学跳到化学，再从化学跳到小说。从那里，我看不出你如何回到你的结晶态，不管那是什么——形象还是磷还是煤炭。” “我会回去的。你听着：你爱A。但是第二天A成了A1，下个星期变成A2。为了跟上这不断再结晶的存在者，你必须不断重新调整形象，也就是将情感从一个心理意象转移到另一个，从一块踏脚石转到另一块，以A2背叛A1，以及A……如果这一系列背叛是由恋人的可变性引起的，并与所恋之人的变化速度同步，那么一切都好说——就像一个人出去散步，没有意识到走了一百步他的身体实际上跌倒了一百次，并且每次都被他的肌肉抓住了。同样，几周甚至几年，他的恋人都不会怀疑他俩约会的次数等于背叛的次数。” 他说完话时的表情，就像一位受欢迎的演讲者在期待掌声。 但是过多的理论让我昏昏欲睡。六号沉默了一会，然后又开始夸夸其谈：“比率的差异，无法跟上变化的背叛，落后于背叛的变化……”我睁不开眼睛，昏沉入睡。即使在睡梦里，我也被一大群叫声刺耳的化学和代数符号追赶，它们如交配中纷飞的蜜蜂嗡嗡响。 如果不是被刺戳和声音吵醒，我不知道还会睡多久。 “十二号，到中间来。” “让我们听听新来的小伙会说什么。” “十二号……” 我别无选择。我被左边和右边的胳膊及唠叨推送着爬上了发出黄光的高处。十几双眼睛在黑暗中睨视我，准备吸收和侵吞两个人的秘密。于是我开始讲我的故事，你已经知道的故事。跳过它。当我结束时，他们开始唱那首奇怪的赞歌。一种沉闷的渴望攫住我的太阳穴，我随着那调子左右摇晃，心中空荡荡、死气沉沉，我与他们一起唱： 将你的脖子放入绞索吧——断气。欲火焚身。 偶数。 最后，他们让我回到了自己的位置。我快速滑回阴影中。我的牙齿抖得咔嗒咔嗒响，我从未觉得自己如此低贱。六号同情地向我点点头，靠近我并小声说：“忘了吧。这不值得。你不过是讲了自己的故事，但你看上去确实没救了。” 他僵硬的手指短促地捏了捏我的手。 “听着，”我转向六号，“我知道我们，我和这里每个人，都怎么来这里的，但你为什么需要爱情？你在这瞳孔洞底做什么？你是个书籍癖好者。你只需要你的书签。你应该和书以及你的公式一起生活，你的鼻子应该在书里，而不是插入别人根本不需要你的地方。” 大学讲师看起来很沮丧。 “这种事在每个人身上都可能发生，你知道……即使是泰勒斯，据说有一次，他边走边看星星，跌进一口井里。我也是这样。我当然不是故意的，但如果有谁用瞳孔给你设陷阱……那时我在一所女子大学里教授心理学。专题研讨会、辅导课、论文，诸如此类。很自然，我的学生来找我，有时来家里谈论相关话题、资料、来源。她也来了。一次，两次。我还没有意识到，对于女性来说科学就像其他一切一样，都是人格化的。提问——回答——又提问。她说不上特有天赋。有一天，我在解释韦伯-费希纳定律[韦伯-费希纳定律：是一种表明心理量和物理量之间关系的定律。该定律认为，感觉的强度与引起该感觉的刺激的强度对数成比例。]中的刺激对数时，注意到她走神了。‘重复我刚才讲的。’她坐在那里，对着什么垂目微笑。‘我真不懂你为什么要来这儿！’我爆发了，我记得，当时我还砰的一声将一本书摔在书桌上。然后她抬起眼，我看到她眼中噙着泪水。我不知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我走近她，我犯了个错误，凝视着她湿润的眸子。那时我……” 六号轻蔑地挥挥手，陷入了沉默。 深井中黄色雾瘴再一次在我们上方闭合。我扫视四壁，它们是圆柱形的，没有缝隙，我心想：这里真是我最后的安息之地吗？难道我真的永远地、无可挽回地被剥夺了存在吗？ 现在该一号发言了，就是躺在黄斑最上方的那个黑斑。它的旁边，是一本笔记本（库阿伽总随身携带着它）。 “借助于一种独有的亲密特征，”那块黑斑开始说，“我们或许应该将所有女性分成四类。第一类是允许别人给自己脱掉或穿上衣服的女人，譬如著名的交际花及名媛，她们精通于把自己的情人变成温顺的奴隶的艺术，让他们狂热地去解开、扣紧那些钩子和顽固的纽扣。这些女人似乎就是站在那儿，闭上眼睛表示同意。第二类，是任人脱光衣服、但得自己穿回衣服的女人。这之间，男人会坐在旁边，盯着窗外或是墙壁，或抽一根香烟。第三类——也许是最危险的一类——那些亲自引导你摸到钩子和纽扣的女人，但是随后她们会迫使你对她们梳妆打扮时的所有细节充满爱意。这些女人大多是蓄意的调情者，喜欢言语暧昧，是经验丰富的捕食者——简而言之，是勾魂摄魄的类型。第四类，也是最后一种，是那些自己脱穿衣服的女人，同时，他们的伴侣或多或少耐心地等着：她们是妓女、色衰的妻子以及谁知道的什么角色。现在我要问你们，我的好继任者们：我们的情人属于哪一类？” 黑斑暂停，只是为了被各方呼应： “第一类，当然啦。” “为什么不！第二类！” “错！第三类！” 一个男低音淹没了呼喊声：“最后一类。” 黑色斑块在无声的笑中抽搐着。 “我就知道你们会各抒己见的。这笔记本里有很多人的大量细节。没错儿，还有很多空白页，我们还没到齐。然而，我们的情人的瞳孔迟早会失去吸引力和诱惑力。那时，当最后一页被填满后，我将编辑一部带索引的《一个妖妇完整且系统的历史》。我的分类只是一个初稿，出于方法论的目的，正如六号所说的那样。各种大门——从一个类型到另一个——都敞开着。她会穿过众门，这不奇怪吗？ “正如你们都知道，我是她的首任。那一年……实际上，唯一重要的是它已成往事。我们是在文学聚会上被介绍认识的。‘请关照她，她来自外省。’她穿着那件土里土气的衣服，看起来一副僵硬脆弱的少女模样，说明了很多。我凝视她，试图用我的目光吸引她的，但没用——她睫毛颤动，目光逃脱了。 “后来，当我们坐下来搅拌杯中茶时，有人散发一篇页码混乱的文章。这场乏味的文化活动的策划者把我拉至一旁，劝我护送外省小姐回家。‘她一个人，你瞧，天也晚了，她会迷路的。’我记得她衣领里的衬环已脱落了。 “我们走出去，走入倾盆大雨。我叫来一位马车夫，在滂沱的雨中，我们钻入马车的皮座厢。她嘟哝着什么，但我们脚下的车已开始移动，车轮碾压鹅卵石嘎嘎作响，我一个字也听不清。一个转弯，又一个转弯。我小心翼翼地碰了碰她的胳膊。她退缩一下，试图推开我，可是车厢狭小得无处可躲。飞奔中的石子路不断将我们颠簸到一起。黑暗中的某处，就在我身旁，是她的嘴唇，我想知道在哪儿；我俯身靠过去——让我吃惊的事发生了。她向前一冲，掀开皮遮布，从疾驰的马车里跳了出去。我记得在什么人的小说中读到过类似花招，只是在小说里这种花招通常由男人来表演，而且也没有倾盆大雨。有几秒钟，我坐在空空的座位上，彻底泄气，迷惑不已；又花了几秒钟唤住车夫并停下驽马。他见我跳出车厢，误解了我的动机，开始大喊索要车费。这又耽误了几秒钟。最后，我冲到潮湿的人行道上，试图在茫茫夜色中辨出她的身影。街灯已被淋灭了。在一个十字路口，我以为赶上她了；她转过身来，牙缝里冒出一团白烟，喊道：‘来上床吧！’是一个妓女。我接着飞奔。又到一个十字路口，街道混乱，无处可去。我接近绝望，漫无目的地穿过一条街，正好撞上我的逃跑者。她在雨中瑟瑟发抖，茫然地不知道该走哪条路。我就不复述我们的谈话了，你们已听过多次。我的悔恨是真诚的，我亲吻她湿漉漉的手指，乞求她原谅，并威胁说如果她不肯原谅我的话，我就跪在水坑里。我们叫了另一辆马车，尽管鹅卵石路面颠簸推挤着我，我仍全程静坐，让我的肩膀远离她的肩膀。我们都冻得麻木了，牙齿也打战。当我们说再见时，我又一次吻了吻她冻僵的手指，这时，涣然冰释，她娇嗔地笑了。一两天后，我去拜访她，带了一大堆保证和名牌细香粉。后者被证明是有用的：这个可怜的姑娘正在咳嗽，还抱怨说浑身发冷。我没有采用你的方法，十一号。它还……为时过早。一丁点的轻率举动也很容易摧毁我们初期的友谊。那时，我还不是现在这块褪色的灰斑。我们坐在她那个弹簧颤动的沙发上，经常交谈到黄昏。这涉世未深的女孩对这座城市、对这个世界、对我都一无所知。我们的谈话就像被风吹着，一会说这个，一会说那个。首先，我耐心地向她解释怎么使用煤油炉；然后我自己也糊涂，居然会阐述一个康德批判的前提。她蜷缩于沙发一角热切地倾听——关于煤油炉和一点康德，她那双深陷的黑眼睛一刻也没有从我身上移开。还有一样东西，她也一无所知：她自己。一次渐入黄昏的交谈中，我试着向她解说她自己，以开启你们此刻所见的我手里这个破烂笔记本。那晚我们谈了她的未来，谈了等待着她的那些遭遇，谈了激情、失望和其他可能之事。我一直在敲她未来的大门。她时而干笑一声，时而纠正我，时而默默听我讲而不打断我。我碰巧（我的香烟一定是熄灭了）划亮了一根火柴，在它黄色的光晕下，我注意到她的容颜的改变，更成熟，更有女人味了——这仿佛是出自未来的显现。我吹灭火柴，趁机推进，于是有了她的初恋、第一次人生打击、痛心的分别和随之而来的风流情事。我喋喋不休地说：我很快就会步入那种年纪，那时情感会疲惫耗尽，凋零的恐惧使人仓促打发幸福，好奇心胜过了激情……我又划亮一根火柴，惊讶地直视她的双眼，差点烧到我的手指。没错，可敬的继任者们，如果那时我的实验成功了，一打火柴足以向我显示被你们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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