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黑暗降临 [book_author]艾瑞卡·曼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115952 [book_dec]这部非虚构小说源于一百多个德国人匿名的陈述，他们代表着纳粹时期集中营外面的世界。这一切都是事实，没有一个故事是杜撰的。这里既没有由一小群手握大权的无赖所犯下的令人发指的罪行，也没有由一小群有理想的德国优秀人物做出的英雄壮举。因为无论罪行和自我牺牲都不构成主流，而只是特例——这些特例在希特勒先生的第三帝国里并不比在世界其他地方更加罕见。于是，本书只讲述真正的普通人的故事。这些人并不比其他人更有权力，也不比其他人更有英雄气概；既没有特殊悲惨的境遇，也不是十恶不赦的恶棍。他们是农民、医生、老师、牧师、作家、杂货店老板，甚至盖世太保，这些普通人的际遇代表着最真实的纳粹德国…… [book_img]Z_11024.jpg [book_title]城市 在我们的城市中，生活仍在继续。老集市广场，它中间那座在德国其他地方也处处可见的骑士塑像，连同那些环绕四周的涂了油漆的房子，都已一成不变地经历了若干世纪。对一个普通游客来说，他所看到的是一幅平静而迷人的景象。 一个陌生人在城中游荡。这城里的人他一个也不认识，也完全不知道这些街道都通向哪里。他顺着窄窄的贝尔街往前走，不知不觉就来到了有骑士塑像且四周环绕着尖顶房屋的老集市广场。他在这儿感到了一种慵懒的美，四周万籁寂静，可现在才晚上九点半，这种感受多少有些奇怪。唯一能听到的是悬挂在所有窗口上的红旗在微风中猎猎作响。有一只狗在什么地方吠叫，抑或是一个男人的声音通过扩音器从远处传来？ 陌生人在骑士塑像的基座上坐着，抬起头看着夜空。十月的夜晚是清冽的。对面街角有一家小商店，橱窗里能看到一些彩色的圣像，在月光下泛着银色的光。除此以外，整个广场几乎漆黑一片。街上的电弧灯都已熄灭，也可能根本就没有打开过。旅途中的喧闹似乎还没有褪尽，不断地出发和到达使人紧张而疲惫，然而此刻，他沉入了深深的静谧之中。 这就是德国啊。他心里这样想着。这就是他们的生活，这些德国的老城，充满甜蜜和神奇。而昨天在柏林完全是另外一幅景象。在那里你感受到的是工业巨大的脉动。精力充沛、永不疲倦的人们使夜晚如同白昼，让这块土地从战败的灾难中走出来，恢复当年的力量和崇高地位。柏林看起来生气勃勃，人声鼎沸，饭馆里坐满了笑声四起的顾客，看不到有谁忧心忡忡。根本看不到任何恐惧！陌生人愤怒地摇摇头：那些喋喋不休的宣传真是让人讨厌，还有那些关于“专制下的暴力”的不负责任的蠢话简直是胡说八道。这个希特勒干得不错，既然我们没有觉得德国人不堪重负，那就说明他让他们做出的牺牲并不是太多。这些红旗看上去真可爱啊。那家卖圣像的小店也挂了一面万字旗。这儿真不错！虽然没什么事儿可干，但我还是要在这儿住上两三天。空气真新鲜，好像是直接从山上吹来的。实际上，山离得不远，一两个小时就能到。啊，现在终于有人来了，步伐整齐。他们是士兵吗？在月光下巡逻？ 两名身穿合身黑色制服、体格健壮的冲锋队员从集市街大步走了过来，穿过广场走近陌生人。陌生人没有动，安静地坐在基座上。 “嗨尔，希特勒！”他们喊道，站在了陌生人面前。 “嗨尔，希特勒！”陌生人回应道。他本来想学着他们行举手礼，但最后一刻突然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又把手收了回来。 “向希特勒致敬要站起来！”其中一个命令道。 陌生人服从地站了起来。 “嗨尔，希特勒！”两名冲锋队员伸出胳膊，又喊了一次。 这一次陌生人伸出了他的右手。 “你在这儿干什么？”刚才命令他站起来的那个冲锋队员问道。 “不干什么。” “不干什么？”冲锋队员轻蔑地反问道，“别装傻，你知道我在说什么。我问你为什么不去听广播！城里的扩音器不够多吗？” “听广播？”陌生人困惑地耸耸肩膀，“扩音器？” 两个冲锋队员现在听出了他的外国口音。 “对不起，我们刚才不知道你是外国人。我们今晚值班，负责检查是否有人没在听元首讲话。所有的德国人在元首讲话时必须而且应该收听。当然，这不包括外国人，请你原谅我们。” 陌生人笑了笑：“如果知道是希特勒先生在发表讲话，我肯定会去听呢。”他又向这两个已经平静下来的冲锋队员问道：“请告诉我，如果我真的是德国人而在这里被你们查到，接下来会怎么样呢？” 一个冲锋队员耸耸肩膀。 “光是这件事也不会怎样。我们会把你带回总部，让你在那里收听。然后给你一个警告，放你回家。受到这类警告当然不是什么好事。在这之后只要再发生很小的一件事，比如说有人怀疑你并且举报你，你就完了，得进集中营！而且——” 先前发问的那个冲锋队员似乎不能容忍这位比他年轻的同志如此泄露内部消息，于是很粗暴地插进来打断了他。 “够了！集中营不关这位先生的事。再次请你原谅！嗨尔，希特勒！” 他俩一齐磕响鞋后跟，向后转身，然后大踏步地离开了。在卖圣像的小店前他们停了一下。陌生人听到他们在笑，年轻的声音在广场呼啸而过。随后，他们的脚步声逐渐远去，广场重归寂静。 “真遗憾，”陌生人心里想着，“我应该去听演说的。” 似乎有些什么东西悄悄地爬进他的脑子里，搅乱了他的心情。这两个半大男孩儿相貌英俊，举止得体，但是和他们的偶遇还是有一丝阴影。他们站在那个小店的前面笑什么呢？他走过去想看看究竟。小店的橱窗上贴了一张告示，刚才在远处没有看到。告示上写着： “公害！帝国需要的是士兵，不是只会祷告的修女！打倒伪君子！他们是人民的敌人！牧师们滚蛋！希特勒万岁！” 陌生人读着告示，感到愤怒且令人厌恶。接下来他决定接受一个判断，即这样的无赖和恶棍行为可能在别处也会有。全世界的年轻人都会干蠢事。在我自己的国家年轻人吞下活着的金鱼。相比之下，我们也好不到哪儿去。但是那两个冲锋队员为什么不揭掉这张告示呢？也许因为他们也太年轻了，觉得好玩吧。不管怎样，我可不能让这张告示破坏了我的心情并且毁掉我对这个可爱小城的好印象。他打了个寒战，心想，现在去喝一杯白兰地应该正是时候。 贝尔街上一家小酒馆里充斥着扬声器传来的咆哮声。有几个面前放着啤酒杯的顾客正在静静地聆听他们的元首发表演说。为什么他老是在恶狠狠地诅咒呢？陌生人暗想。他意识到演讲者正在谈的是关于“第三帝国”的经济扩张，而谈论这个题目原本不需要如此激动和愤怒。去年有多少人入住德国的酒店？德国的工厂生产了多少卷纸？有多少人去了山区野营？麦克风后面的那个人一直在大声地叫骂出每一个数字，似乎要用他的声音把听众碾成碎片。 柜台后面，店主大声打了个哈欠。德国白兰地喝起来就像加了香料的酒精，而陌生人面前的那块面包只是一块潮乎乎的灰色面团。 一个顾客问：“你们有鸡蛋吗？” “没有，但是有《人民观察家报》！” “七十七万零八百四十个产业工人。”收音机里的人还在咆哮着。 拿到了报纸而不是鸡蛋的那位顾客站起来打了个哈欠，伸伸懒腰，又低头看了看表，说：“已经一个半小时了，还一个字都没提到咱们在苏台德德意志的兄弟们呢。” 陌生人暗想，这是怎么了？这里的人似乎并没有什么真正的热情。这些巴伐利亚人真是冷漠，麻木无情而且沉闷乏味；他们是不会掩饰自己的热情的。 角落里炉子旁边有个小女孩正在低头写着什么。 “明天她要考试，所以现在必须把听到的记下来然后背熟，要不明天就得受罚。”店主说。 那孩子问：“刚才说的是多少个产业工人？” 可是没有人回答。 演说终于结束了。元首发完了脾气，纳粹党党歌也放完了，但是陌生人坐着没动，想看看演说起了什么作用，也想再跟店主聊聊。店主看上去像是一个好脾气的人，坚硬的八字胡让人想到一头海豹，但是他血色十足的脸上那双清澈的眼睛说着生动的人类语言。店主不大讲话，别的客人也不大讲话，没人对元首的演说发表任何评论。 一个女人问他的丈夫：“你看见教堂上挂着的标语了吗？我数了数，至少挂了八条标语，光是熊街上就有五条。” 男人点了点头，诡秘地龇着牙： “完全不拿他们当回事呀！专门挂在那些有‘不得悬挂标语’标识的教堂上。” 他拍了一下桌子来加强他的愤怒，但不知为什么，陌生人觉得他心里其实很高兴。 “真是目中无人啊。”他又说了一次，给店主递了一道快乐的眼神。 天色已晚，客人渐渐散去。陌生人仍然不想走，还想再多知道点什么。 “这城里有多少人啊？”他想找个话茬儿跟店主聊天。 “十二万人。”店主回答，“但是有五分之一的家庭没有住房。我们的住房很少，但军营有的是。”看到陌生人皱起了眉头，店主赶忙补充道：“当然这没太大关系，只是暂时的，直到我们完成重整军备。理所当然，军用建筑应该优先。政治第一，私人生活第二。” “五分之一的家庭？你怎么能知道得这么确切？” 店主把他沉重的身躯向柜台外又多靠过来一些。他说，最初是他已经结了婚的儿子一家住在他这儿，因为他们找不到房子。 “然后，”他的蓝眼睛友好地一瞥，“我看了报纸。城里有两万一千个家庭，只有一万七千个家庭有自己的房子。当然，没有房子的人都很不好受，但这是一种自私和短视。现如今大家都必须变得聪明一点，要明白政治的需要。” “这地方真美。我是第一次来这座城市，我喜欢这里。” 店主嚼着他的八字胡，搓着双手表示满意。“尤其是今天，有那么多旗子。” 陌生人再一次察觉到店主的话有些言不由衷。“教堂上的标语”和那家圣像店外面贴的告示在他的脑子里挥之不去。 这时门开了，走进来一个女人。 她看上去五十几岁，身材粗壮，穿着一件军用夹克、灰色裤子，脚蹬一双长及膝盖的橡胶靴。 “防空员来啦！”店主招呼着，一边回头向厨房里喊道：“给我们祖国的保卫者来一杯热茶！”“你这会儿就是想好好喝一杯热茶，是吧，莫克斯太太？” “那还用说！”莫克斯太太答应着，“这鬼天气，我都快冻死了。” 女人在柜台前挨着陌生人坐下，嘴里已经在开始说起她的演习了。 “今天是第七号，入秋以来第七次演习。” 店主鼓励地在她肩上拍了拍。 “祝贺你啊，已经七次了，到明年1月1日就一共十次了，还剩三次。你一定能坚持住，莫克斯太太。” “谁知道呢。不管怎么说，这次时间没有平时那么长，因为元首讲话用了很长时间。我们本来以为为了让大家收听元首演说他们会取消演习呢。反正一切顺利。虽然差不多直到午夜才开始。” 陌生人招呼结账。莫克斯太太怀疑地看了他一眼，一边用茶勺狠狠地搅拌着自己那杯茶。 “这位先生是外国人，第一次来咱们这儿。他很喜欢咱们的小城。当然他来得也正是时候，天气好极了，且一切都好。”店主说。 “哦。”女人的眼神变得友好了一些，“这么说你是外面来的？” 她不再说什么了，但是让人感觉她还想再问点或者再说点什么。陌生人鼓励地点点头，巴不得回答她更多的问题。但是她又转过去和店主说话了。 “你知道我嫂子出什么事了吗？她真倒霉。本来得了一点小病，大概是感冒吧，没什么大不了，但是她没去参加今晚的演习。结果就剩我们三个人冒着寒风在外面拖那根死沉的橡皮水管去接水泵。” 陌生人觉得倒霉的是这个女人，而不是她的嫂子，因为她们在寒风里拖水管的时候她嫂子正舒服地躺在床上。但是店主却知道是怎么回事。 “上帝啊！真倒霉透了！第七次没参加，现在她得从头再来一遍，太可怕了。” 莫克斯太太沮丧地摇摇头。 “关键是她身体并不怎么强壮，年龄也不小了，下个月就五十七岁了。现在她得重来一遍，今天的第七次没参加，前六次就不算了。要是白天还算好，可是白天还要忙好多其他的事，这样的演习只能在夜里，可是夜里光是冷就够她受的，不生病才怪呢。” 陌生人在台子上放了一张钞票。真够受的，他心想，一个五十七岁的女人，真够受的！不过也可能只有这样才能让民众知道一旦打仗了应该怎么办。再说了，也许这种演习还挺好玩的呢。你看这位莫克斯太太，她看上去兴高采烈的；而且，平时到野外远足不也是又冷又累吗？ 女人像是猜到了他在想什么似的继续说道：“虽然如此，我可是全身心地投入演习。我得让你知道。”她转向陌生人：“还有你，先生，你也应该知道，这样你写报道的时候用得着。” 陌生人说：“写报道？我不是记者。” “我怎么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女人接着说，“万一你哪天要写一份报道，不管什么样的，记住我是百分之百地支持元首，一点不打折扣。你们在伦敦也有防空演习吗？”她突然发问。 陌生人解释说他是美国人，从未经历过防空演习。据他所知，伦敦是有防空演习的，但他不觉得那里的演习会如此严酷。 “在伦敦如果一个五十八岁的女人正好生病，我相信她不会因此而被罚参加更多的演习。” 这下莫克斯太太生气了。 “你们就是这样！”她大叫起来，“民主国家的人一点纪律性都没有！我们的宣传部长说过，他惊诧民主国家的人简直就是一群滑稽可笑的冬烘先生。但是我得说，他们从骨子里烂透了。参加这点防空演习能把我的嫂子怎么样？就算她因此着凉，就算她因此得肺炎死了，这样的死对我们的国家有什么害处？这是一个战士的死，和其他战士的死一样，活着的人想到他们会感到骄傲！” 陌生人心里很清楚，此时此刻这个莫克斯太太说的是心里话。她的脑子里装了一堆什么乱七八糟的啊，这个可怜的女人，陌生人暗想。她说起话来颠三倒四，一会儿大发牢骚，怨天尤人，一会儿又“百分之百站在元首一边”。真可笑。一开始她对我充满警惕，生怕我抓住她说的什么话“报道”出去，后来又把自己说成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那个店主也一样，这会儿一边摸着他的八字胡，一边附和着说： “对不起，先生，但是莫克斯太太是对的。自由主义的民主已经过时了。这个世界现在属于优等民族。” 这位陌生人，尽管也算是和这位店主申德胡贝尔先生以及那位穿着制服的莫克斯太太同属“优等民族”，后者的宽颧骨相当明显地显示出她的斯拉夫血统，但此时他并不愿意挑起争论。 “不管怎么说，你们的元首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他说，“要是他能放弃对其他国家咄咄逼人的态度——”他说到这里顿了一下，把原来想说的一些话，例如对犹太人的迫害，咽了回去。“如果他只是想维护和平，那当然没有人会因为任何事而反对他。” 莫克斯太太这下子变得更加热血沸腾，而且咄咄逼人：“我们被包围了，我们必须有能力保护自己。” 店主的脸上又恢复了狡黠的表情。他向柜台靠过来，对陌生人小声嘀咕道：“你看到我们新的金属工厂了吗？没错，就是河对岸那个宏伟的建筑。你知道他们在生产什么吗？军火？上帝饶恕你！他们在生产和平天使，除了漂亮的闪闪发光的和平天使没有别的。” 刚才过去的半个小时店主一直在喝威士忌，一杯接着一杯，陌生人觉得他已经醉了。再说已经很晚了，他起身准备离开。 “嗨尔，希特勒！”他说，一边糊弄地伸了一下手臂。 “嗨尔，希特勒！”莫克斯太太像弹簧一样从凳子上跳起来回应道。 但是店主只说了句“祝您晚上过得愉快！”。 然后他一仰头又干了一杯。 外面的天变得阴沉起来，雨下得不大但是雨丝很密，街道湿漉漉地闪着光。集市广场的电车站黑压压的都是等车的人。有几辆出租车停在那儿，但显然没人打算坐。陌生人决定坐电车回去，这样也许可以对当地人再多一点了解。那个店主和莫克斯太太让他感到很困惑。他在寒风中打着哆嗦，等了差不多十分钟。 电车来了，人群像逃命一样不顾一切地往上冲。男人把女人挤下去，一个妈妈挤上了车，她的孩子却没上去，被一大堆胳膊和腿淹没了，孩子大声哭喊起来。陌生人使劲挤进去抓起那个小女孩，把她举过那些正在拼命推搡着的人群头顶，终于把孩子递到了妈妈的手里，那个妈妈正站在那儿急得拧着双手。电车开动了，一群人紧抓着扶手，拥挤在外踏板上。 走回去吗？可是天气越来越坏，而且他开始觉得有些不舒服，脑子里一团乱麻。他打了个手势，一辆出租车立刻开了过来。 “帝国饭店，谢谢。”陌生人说。 “以前叫巴伐利亚饭店。”出租车司机说，语气听上去好像在责怪陌生人把旅馆的名字改了。 一路上司机不断地回过头来说话，汽车在狭窄弯曲的街道上风驰电掣，陌生人的心跳到了嗓子眼：这个司机能不能把好方向盘，别老顾着说话！ “没挤上电车？”司机坏笑着问道，“没关系没关系，你只要叫个出租车去巴伐利亚饭店就行了。但是本地人就惨了。我们过去有一百一十二辆电车，数量刚刚好，但是现在只有六十二辆。旧的车报废了，但是没有足够的材料造新的。所有的原材料都必须用来生产和平天使。”（又是和平天使！）“再说，我们也没有足够的电车司机，现在连这六十二辆破车的司机都不够。这些司机老得加班加点，都快忙疯了。你能想象车里挤得连司机都没地方落脚吗？要是赶上有什么活动就更惨了，比如元首要发表演说，所有的人都要在同一个时间从有扬声器的地方回去，这时电车里就像疯人院。但是没人坐出租车，只有有钱人坐得起，可他们有自己的奔驰轿车。” 陌生人扬了扬眉毛，说道：“我们纽约地铁也一样挤得要命，但是我们并不抱怨。” 出租司机踩着油门开始加速，眼前的路又宽又直，但是柏油路面相当湿滑，陌生人真希望自己已经到家。 “您说不抱怨？谁会在乎我们抱怨不抱怨？只要不打仗我们就谢天谢地了。您说会打仗吗？”司机回过头来问道，同时车子还是发疯一样地往前冲着，“您觉得英国人会跟我们打仗吗？” 陌生人答道：“没人想打仗。世界上所有的人都非常尊重德国。” 司机叹了口气。这并不是他想要的答案。 “我有三个孩子，而我每天都在担心自己会被‘清理’。‘被清理！’您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城里像我这样的司机太多了，可是汽油不够。而他们需要往西线派送更多的工人。我随时可能被派去那里修工事，远离家人。但我只想留在家，不离开我的城市。情况再差我也能忍，只要别让我离开老婆孩子就行。我不是普鲁士人，也不是修工事的工人，我是一个巴伐利亚的出租车司机！” 陌生人心想：真神奇，这个人说得太直白了。这最起码能证明人们敢说话。这个人怎么知道我不会去举报他？很明显他并不害怕这个严厉的政府。车停了，陌生人付了车钱，还给了很大方的一笔小费。 “多谢了！我刚才可能说得太多了，请不要和任何人说我刚才说过的话。有时候你需要有地方发泄一下，要不就要憋炸啦！如果乘客是个外国人，说说就不要紧。当然你真的要去报告，我就完了，但是你不会，因为他们把我抓起来对你没什么好处。自己的同胞就不一样了，他们会因此得到提升或者奖励。但是外国人不会！” 陌生人肯定地摇摇头。 “我一个字也不会说出去，而且我在这里也没人可说。但是我给你一个小小的建议，别把事情想得太坏，这些都是暂时的。一两年以后，所有这些，严格的限制，艰难的日子，去西线修工事，都会过去的。” “你真的这么想？”司机显得既高兴又害怕，“你真的相信？” 陌生人点点头。 “祝你好运！”他又说了一句，然后走进了饭店的旋转门。 在楼上，他俯瞰着宽阔的主街。许多窗户仍然透出灯光。这就是他们，这个城市的居民们。如果今天晚上陌生人的所见所闻具有典型性，那就说明这些居民脑子里的想法有些奇怪和混乱。确实与众不同，他暗想。你能在德国报纸上读到的东西都非常简单明确。元首的意愿是铲除犹太人和共产主义。这一切当然不那么美好，但是如果这是为了民众的利益，就可能是必须付出的那一部分代价。此外，人民在热爱祖国和复兴祖国的号召下团结起来。而且，显然这个曾经被羞辱的骄傲民族重拾了自己的尊严。最重要的是，这个国家消除了失业，年轻人正健康快乐地成长着；而这些公民，在共和国时代，无法表达自己的意愿也无法发挥自治能力，如今却可以感到这个大获成功的政府的强大力量。事实上，我们这些生活在民主自由制度下的人之所以对这一切都缺乏好感，是因为我们根本不得要领。除此以外，帝国的扩张肯定威胁到了我们的利益，但从德国的立场来看，他们觉得自己的要求也应该得到满足，而且整体而言，他们得到了。 雨停了。残留的云在夜空中构成一幅幅形状奇异的图案，有几颗星星闪烁着惨白的光。这座城市！这座美丽的、古老的城市，它从山区吹来的风，它涂了油漆的房子，它勤奋的、充满希望的、笑着的、骂着的、开着玩笑的、体面的居民们！如果真的有一件隐身衣，我希望能穿上它进到他们的家中，看看男人们如何工作，女人们如何做家务。不知道那个小女孩明天早上会不会在学校背诵元首的讲话来讨得老师的欢心，而那个生产“和平天使”的制造商——他肯定不会因为生产这个而赚钱——会不会感到愉快和满足。明天，离开这里之前，我一定要再去看看那个有圣像的小商店和那张丑恶的告示。没错！我明天就走，越早越好。说到底，我并没有隐身衣，所以再多待几天，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还是无法真正了解这座城市。毫无疑问，这是一座美丽的城市，我喜欢德国，我替德国人喜欢他们的国家。但是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我们，而是有各种不同的人，每个人都应该按照自己的信念而生活。 他睡着了，做了一个在几个不同的层面上交织着的混乱的梦：有一只狗大声地叫出一些数字，而且显得非常愤怒；一个非同一般、体格巨大的老妇人手握一根消防水喉；一个穿着制服的出租车司机在一个工事的坑里站着，刚好露出下巴，子弹正从他的头上嗖嗖飞过。他的眼前出现了一个神话般的小山村，只有小孩玩具般大小，但是一只巨大的手突然出现并盖住了它。这只手扯着一块红布，布上浮现出一个黑色的、肥大的、如塑胶一般的、令人生畏的卐字，随后卐字渐渐变成了一个问号。那条狗又在狂吠那些数字了…… 陌生人把头埋进枕头里，在梦中呻吟着。 广场的一侧有一个小商店。在明亮的橱窗里，可以看到一幅宁谧的哥特式圣母像。圣母静静地抬起双手，祝福着从她前面经过的人们。 [book_title]第一章 “一个错误导致的后果……” 玛丽的愿望是当一个教师。这个年轻姑娘的父母在集市广场开了一家小商店，经营《圣经》、宗教读物、圣像和画。但是他们的小生意“不符合时代的要求”，所以只能勉强度日。他们终日生活在恐惧中，担心他们的小商店有一天会“被强令停业”——但即便是在眼前，也随时有可能受到年轻的纳粹分子的羞辱甚至攻击。 玛丽本来想上一所教师培训学校，但这所学校不久前停止招收女生，何时恢复还要等“另行通知”。除此以外，玛丽此时还必须完成一个称为“责任年”的服役，更何况她也付不起培训学校的学费。玛丽和父母商量了很久，还和掌控无上权力的劳工局进行了交谈，最后她被分配到普法夫家做保姆。这一家有四个孩子，身材瘦小的玛丽本来希望得到一个不这么辛苦且工资高一点的职务。这样的工作其实不少，而当家庭保姆的实际上并不多。当收到劳工局发给她的“服役通知”，并且像一个士兵被分配到战斗部队那样被分配到普法夫家做保姆的时候，玛丽感到非常震惊。她一个月的薪水将会是二十二马克，只相当于七美元，而她的工作不仅需要做饭，照顾四个孩子，做家庭缝纫，还要打扫整个屋子。除此之外，她还要在晚上为国家社会党妇女组织服务。 “我能去一个更好的地方吗？”玛丽问道，她看见自己的材料正消失在抽屉里，“我的意思是，我能自己选择吗？” 劳工局的官员是一个严厉但还不算有敌意的骨骼粗大的女人，她咧开嘴笑了笑：“没门儿。”然后，一边说着一边推给玛丽一张报纸，好像是用这张报纸来交换玛丽那叠整理好的材料似的。 玛丽看到头条标题：“头等大事岂容儿戏”。头几行字就已经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篇文章是专门针对她，针对玛丽这样即将成为家庭保姆的人的。她瞥了一眼报纸的名字，顿时感到一股恐怖的阴冷，《黑色军团报》。她明白任何威胁或者警告只要登在这份报纸上，都会带有无可争议的权威性。黑色军团，是希特勒的精锐部队，身穿黑色制服，永远充满坚定和自信。每一项法律或者法令发布前一个月，黑色军团都会事先知道。实际上他们岂止知道，而分明是在操纵这些法令的形成。如果《黑色军团报》上提出什么要求，或者“暴露”了某些“不当行为”，那毫无疑问，这些要求会得到满足，而“不当行为”会被取缔。 玛丽看报纸上写道：“家庭保姆问题关系到我国人口政策的成功，并最终和我国人民的未来紧密相关，需运用有关的法律和法令加以制约。” 玛丽暗忖：“保姆问题和国家有什么相关？”她接着往下看。这篇文章的大意是：一些女孩子不愿意在那些工资少得可怜但有很多孩子需要照看的人家当保姆。而如果孩子多的家庭找不到保姆，他们就不愿意再生更多的孩子，这将会威胁到国家利益。报纸上接着写道：“一般的措施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国家紧急状态，一旦失误后果极为严重。”接下来又有两三条黑体字标题：“回避问题不能解决问题”，以及“是时候采取果断措施了”。玛丽读道：国家严重缺少受过教育的劳动力，所以必须“强力干预”。对于那些“道德败坏者”“没有责任感的人”，即那些为了工作轻松和好收入变换自己工作岗位的人，魏玛治安法庭最近的一个判决就是一个“有力的警告”：一个蓄意离开自己工作岗位的女孩被判入狱两个月。“我们为这一判决叫好，因为我们决不允许个人自由威胁到我们的人口政策。” 玛丽已经吓得说不出话来，把报纸还给了那位劳动局女官员。 “看到了吗，姑娘？入狱两个月。现在是国家紧急状态。你愿意去普法夫家吗？” 玛丽点点头：“是的，当然。” 回到家里，玛丽渐渐从震惊中恢复过来。她想，这没什么不好，我喜欢工作。为期一年的“实习”对我今后的职业生涯有好处，对我的婚后生活也有好处。 说到结婚，玛丽已经有了具体的计划。她和一个小伙子订了婚。小伙子的父亲以前是工人，现在已经升到工长。小伙子自己的愿望是当一个律师。他晚上在他父亲工作的炼铁厂干活，白天学习律师考试的初级课程。玛丽喜欢她的彼得，觉得他勤奋，有勇气，能坚持，面对各种情况都能保持乐观和幽默。不用说，彼得属于民族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玛丽已经退出了德意志少女联盟而加入了民族社会主义妇女联盟。尽管如此，他俩都有理由对纳粹党有些抱怨，因为几乎没有时间可以留给他们单独相处，或者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当他们想约会、读本书或者学习时，总是不得不参加各种训练，或者学习“世界局势”，或者做某些义务劳动。好不容易到了星期天，他们想一块儿到山里徒步旅行，但是又会有各种必须参加的类似于“军事体育”的项目把他们分开。 玛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从小时候起她就喜欢盯着她父母商店橱窗里的各种圣像雕塑和绘画作品看，而且喜欢听父亲给她讲《圣经》里的故事。那些故事经过她父亲的讲述都变得栩栩如生。但由于彼得是一个激进的爱国者和国社党员，玛丽一直都在努力使自己适应新的形势，并且总能使自己从思想到行动都符合纳粹的要求和命令。无论如何，和她的未婚夫一样，玛丽对未来充满期望。但即使是彼得，也会偶尔产生疑问。比如最近帝国学生机构的领导人正在计划把律师课程的学制从三年缩短到仅仅一年。[1] “果真如此，我们就太疲于奔命了。”彼得说，“你想想，一年之内你需要不断地完成党的各种任务，再加上四个星期的野外训练，还能有多少时间学习呢？当然，考试的时候会给我们党员出比较容易的题，但是如果想成为一个好的律师，你必须学很多东西。有时候我想想就觉得害怕——”他说到这儿的时候玛丽真的觉得他是被吓着了。“我将来会变成一个用爱国热情补贴专业知识的人。唉，走着看吧。”他不愿意再说下去了，于是问问玛丽在普法夫家工作得怎么样。 “他家也没什么值得羡慕的，”玛丽说，“四个孩子，一个月两百马克。但是你知道，普法夫先生是政府官员，所以好像也不能少于四个孩子。” 彼得一下子变得强硬起来，他对玛丽说：“天啊，你这么说好像什么都不懂似的，你觉得咱们的领导人一直坚持要让每个家庭多生孩子是说着玩的吗？” 玛丽温柔地用双手搂着他的脖子。“而你呢，你这样说话好像你是个黑色军团的军官，而不是那个只属于我一个人的亲爱的彼得。” 彼得挣脱了玛丽的双手。“不，不，这是严肃的问题。再说了，你很清楚我不是只属于你，我也属于咱们的国家，而且是第一位的。说到普法夫家，他们只是在尽自己的义务。希姆莱有一次说过：‘每一个健康的德国人，如果不在25岁到35岁之间为德国的未来贡献四到五个孩子就是对他的人民犯下了严重的罪行。’” 玛丽笑着问道：“你都背下来了？” 彼得开始在屋里来回踱步，好像是在教室里讲课，他回答道：“我都写下来了，因为这跟法律差不多。别忘了我是一个律师，将来也会是一个父亲。”他说这话的时候没有丝毫温情，但也没有特别生硬。 玛丽虽然为她未婚夫年轻的热情所感动，但是仍然感到背后一阵发凉。“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说一个月两百马克抚养四个孩子并不容易。” 这下彼得几乎生起气来，他大叫道：“‘孩子的问题首先根本不是经济问题。’这话不是我说的，是希姆莱在同一次发言中说的。不管你喜不喜欢，他的话我就是背下来了。他还说：‘我们祖先的时代几乎每个父母都有很多孩子，难道他们想过生养这么多孩子会剥夺他们的某些快乐吗？什么“一个人无力供养四五个孩子”，都是懦夫的借口。这样的意见不只是不诚实的和反社会的，更是邪恶的、自私的，其实就是企图通过放弃社会责任来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而这将导致吞噬和滥用本该属于子孙后代的财富。’” 彼得一直迈着大步来回走着。玛丽本可以提出很多反驳，比如她可以说：我们的生活水平已经很低了，尤其是最近几年，可以说是在直线下降，想让它升高一点绝不是什么“邪恶”、“自私”和“反社会”。然而，难道我们是真想通过少生一些孩子来提高我们的生活水平吗？不，不，我们只是不想被迫遵照希姆莱要让我们生至少四五个孩子而让我们的生活水平继续下降，直到堕入深渊。这些话本来玛丽是可以说的，但是她根本就没有往那儿想过。 也许因为玛丽多多少少熟悉希姆莱的思想。和其他重要思想一样，希姆莱的话都会出现在《黑色军团报》上。对于那些“不听从自然的召唤”而不生四个以上孩子的人，希姆莱的用词是民族的“叛徒和罪犯”。有意思的是，他补充说：“总而言之，那些想在正确的思想和行动上作出表率的人应该看到，这个关系到我们民族存亡的危险已经超出了词语所能表达的范围。”[2] 玛丽叹了一口气，摇摇头。在德国很容易就成了国家的叛徒。她想，也许普法夫先生是对的，也许生四个孩子且又能得到那么好的照顾总比“拒绝自然的强烈召唤”要好，虽然那只是希姆莱的召唤。 但她也忍住了没有说。现在彼得已经平静了一些。他坐在扶手椅上舒展了一下他的长腿。“好了玛丽，别担心。你到底不喜欢他们家什么呢？”他接下来有些自豪地说，“咱们能挺过去，等我完成了学业，自己开业当律师。” 玛丽点点头。 “吃的东西越来越差，有的时候我都不知道用什么来做饭。”玛丽说着笑了笑，“你想知道吗？昨天我去购物，但是很不幸，商店里没有黄油，没有鸡蛋，也没有面粉。我一样一样地问店主，他的回答都是‘没有’。最后他说：‘听着，姑娘，别再烦我了。你到底是要买东西还是要跟我谈政治？’然后他说有一种新的麦片粉，应该很好，但是我并不需要。” 彼得有点不安：“真的，玛丽，你得小心。你应该知道在商店里不要谈政治。” 玛丽还在笑。 “听我说，难道这个就是他们所谓的谈政治吗？——” 彼得转换了话题。他问玛丽普法夫家的孩子们怎么样，还问玛丽是不是已经学会照顾孩子了。 “小弗里茨生病了，老是哭，脸上老是长难看的皮疹。医生说是因为吃了人造黄油，所以他也没办法。” 彼得皱了皱眉头：“胡说！不会是因为人造黄油。可能你给他吃了什么不对的东西吧。” 彼得和玛丽都穿着制服，那天晚上他们都有任务。 玛丽说：“我得打起精神来了。前天有两场长跑比赛我都得了最后一名。我敢保证我们的组长已经很厌恶我了。” 彼得自己非常擅长运动，当天晚上他一直很严肃。“是啊，打起精神来吧，这样就不会有那么多抱怨了。” 接下来的几天玛丽还是不好过。她后背疼，不想吃东西。不仅如此，在普法夫家的日子也很难受，不光是小弗里茨生病和哭闹，普法夫先生也因为工作太过繁忙而变得容易发怒，再加上难吃的饭菜，让他对家里的每个人都大喊大叫。普法夫太太也哭了。昨天玛丽试着做了一个土豆泥和一个用橘皮做的面包布丁，因为没有肉也没有水果。更要命的是，普法夫一家可能会失去自己的住处，因为党组织要征用这栋楼。所以普法夫先生现在还要用仅有的一点休息时间四处寻找新的住处。组织给了他一份城里犹太人的住宅清单，如果他看上了哪个房子或者公寓，那家犹太人就得把房子让出来。这件事让普法夫先生觉得非常苦恼。 “就算他们是犹太人，我也不想把他们轰到大街上去。我都成什么了！像个小贩一样挨家挨户地去犹太人家。” 玛丽觉得普法夫先生用不着这样想。他和玛丽都清楚，犹太人是次等的，凭什么普法夫先生这样优秀的德国人要搬出自己的家而不是这些犹太人搬？这件事也让她感到不快和低落。那天晚上的跳远练习玛丽又不及格，组长又一次冲着她大喊大叫。她决定第二天去看医生，看看医生有什么办法。她的组长推荐了年轻的基林格大夫。 她说：“他是咱们党内的同志，在市医院当第一副院长，但是只在下午出门诊。我想他能帮你。” 看完这位党内同志基林格后，玛丽痛不欲生。她先是等了两个小时，接下来这位年轻的纳粹医生试图勾引她，她愤怒地推开了他。最可怕的是，这位医生只是让玛丽把腰部露出来草草地检查了一下，就立即给出了他的“诊断”。 “你有什么病啊？”他问了一句，然后大笑着说道，“什么病都没有，姑娘，你只是怀孕了！” 玛丽觉得天旋地转，又怕又急，一时说不出话来。 “不会的——不可能这样——绝对不可能的。”她只能说出这几句。 上帝啊！有了孩子怎么办？她，她的父母，还有彼得，都没有能力养这个孩子。她哭了一夜，第二天告诉了彼得。 “我根本就不相信。”彼得说，“这样吧，你去一趟慕尼黑。我有个叔叔在那儿开了一个妇科诊所。我跟他的关系不是很近，他是那种老派的自由主义者，但是据我所知他的医术不错。这位基林格医生资历太浅，医院以外的工作又太多。我敢肯定他的诊断是错的。” 玛丽去了慕尼黑。彼得的叔叔是一位和蔼的老人，这位“老派的自由主义者”给她做了详细的检查。玛丽觉得自己对这位医生很信任。 “完全没有怀孕的迹象，”最后他说，“但是，我年轻的姑娘，你营养不良，过度劳累，身体垮掉了。”他决定让玛丽在诊所里住几天，做一些注射治疗，同时吃一些有营养的东西，这样她身体很快就会恢复。玛丽非常感激地接受了他的建议。不过这样一来，普法夫家得自己过三天，妇女组织的领导也会非常生气，但玛丽觉得她可以健康并强壮地回去，在体育比赛中得到好成绩，其他事情也会好起来的。 彼得给她打了长途电话。他高兴极了。 “我就说吧！”彼得在那头大叫，“这位基林格医生应该要求他的医学院把学费退给他！” 玛丽却高兴不起来。她知道这位纳粹医生现在肯定恨死她了。 她先是拒绝了他的纠缠，然后又去找了另一个医生，一个“老派的自由主义者”，而且这位医生还推翻了“党内同志基林格”的诊断。可是玛丽又想，那又有什么办法？谁让他自己弄错了？想到这儿，她也就不怎么担心了，开始好好享用她能吃到的好东西。 这位年轻而又跋扈的基林格医生，他能怎么样？ 三天以后，玛丽回去向组织报到。组织的领导恶狠狠地看着她。 “这么说你是去了慕尼黑？”她问，实际上她很清楚玛丽去了哪里。 玛丽点点头。 “希望后果不是太严重。”女领导接着说，“不过说到底，达豪也是个挺不错的地方。” 玛丽吓呆了。她一开始根本不明白女领导是什么意思。还是彼得猜出她在说什么。 “她认为你怀孕了，而我叔叔在慕尼黑给你做了人工流产。” 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每天只有恐惧、噩梦，以及六神无主的对话。 “我们不会有事的，”彼得说，“我们绝对是清白的。而且，是我的叔叔推翻了基林格的诊断，他是个年轻的马大哈，并且根本没有给你仔细地检查。” “但是基林格是党员，而你叔叔不是。另外，我确实在那边住了三天，他们会抓着这点不放的。” 彼得紧张地翻着他的法律书，回答道：“好吧，如果基林格投诉我的叔叔，是会有麻烦。但是法庭最终会弄清事实的。” 由于这些日子玛丽在妇女组织里一直被当成一个罪犯来对待，她绝望地摇摇头。 “事实……我不知道。但恐怕事实在咱们这儿不那么管用，我恐怕……”她哭了，泪流满面，“我害怕极了，不知道怎么跟你说！” 彼得的额头上渗出汗珠，但他还是极力安慰玛丽。 “你不能怕，”他一边说着，一边摸着她的头发，“最重要的是你绝不能让他们看出来你害怕。如果他们看出来，咱们就完了。” 彼得从来都是如此乐观、勇敢，如此坚定，充满自信。所以现在，当玛丽听到他说“……咱们就完了”这样完全失去自信的话，就觉得特别恐怖。她不再哭了，大睁着惊恐的眼睛看着他，好像他变成了一个鬼魂。 终于开始了。 一天普法夫太太叫住她，对她说：“玛丽，你知道我多么需要你，但是很遗憾我不得不……你明白，我听说了一些事，我是说，一些很可怕的事，后果可能很可怕……” 玛丽颤抖着声音说：“但那不是真的，没有一个字是真的……” 就在这个屋子中间，玛丽已经站不稳了。好心而又笨拙的普法夫太太确信这姑娘在撒谎，但还是试着安慰她。 “最好是承认吧，玛丽，”她说，“想想你的父母，想想彼得，如果被审讯会是一个大丑闻。我相信这年头他们会把这件事叫作叛国，或是谋杀，或是什么，我不知道……” 这位好心的太太说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话，但是她的话像一把匕首一次次刺进玛丽的心。玛丽收拾了自己的东西，但是她不敢回家，也不敢告诉彼得她被炒鱿鱼了。她只好把行李寄存在火车站，然后毫无目的地在城里徘徊。 当晚妇女组织召开了批判会，玛丽在众多组织成员面前接受各种羞辱。台下是交头接耳、私语窃笑的姑娘和女人们。有些表示同情，但多数人幸灾乐祸。 批判会的最后，领导人对台下黑压压一片穿制服的人宣布：“今天就到这儿。处理结果另行通知。”她又加了一句：“就是说，等到整个事件彻底调查清楚之后——如果说还有什么必要再调查的话。” 玛丽决定尽量不让彼得知道这些。但愿他没听到什么，毕竟最近他很少和人说话。 然而她不能不回家。在回家的路上，她想起两天前父母的小商店的橱窗上被人贴了一张告示，对橱窗里摆放圣像和宗教画提出警告。这当然和党组织没有关系，是那些自高自大的年轻纳粹男孩干的。但是这并不能减少事情的可怕程度。第二天一早，她的父母把这张纸揭下来拿给街角的警察看，问他能不能在巡逻的时候给予更多的注意，不要让这类事情再次发生。这位警察很明显并不喜欢这张告示，但他还是摇摇头。 “非常抱歉，真的很抱歉！但是保护你的商店并不属于公共利益。我有我的职责，如果我做了超出职责范围的事就会受到纪律处分。” 她的父母只好改变了橱窗的陈列。原来披着美丽蓝色披风的圣母玛利亚画像现在换成了元首像，而《我的奋斗》代替了《圣经》。当天晚上小商店平安无事。 玛丽是走着回家的。一来有轨电车人太多，挤不上去，二来她也害怕遇见熟人。 彼得说过：“如果别人看出来你害怕，咱们就完了。” 但是她不习惯掩饰，藏不住牢牢抓住自己的恐惧。 集市广场上黑压压的都是人。一定是出事了，可能是电车出轨了。以前已经发生过不止一次。当她走近后才看清人群是在她父母的房子周围，她的心跳开始加快。她听到脚下咯吱作响——是玻璃碎片。一定是橱窗！他们打碎了橱窗！脚下一片狼藉，你以前从来想不到一扇橱窗可以碎成这么多片。满地都是撕碎了的宗教画，还有一个被砸坏的十字架，玛丽小时候经常跪在这个古老而精巧的十字架前。《圣经》被火烧过，现在泡在水里，玫瑰花环被扯烂了，上面的珠子撒了一地，发出眼泪一样的光。商店里的家具被砸毁而且被烧过，而现在却滴着水。为了防止火势蔓延他们从外面往商店里喷了水。 玛丽努力使自己保持清醒，从人群中穿过去。人们认出了她，给她让出一条路。如果玛丽当时在这片狼藉和内心的恐惧中还能注意到一点别的，她就会发现所有投向她的目光都不是敌意的。相反，这些目光都是友善和充满同情的。是的，很多人都站在她的一边，对眼前发生的事情感到愤怒和厌恶。一个年轻的冲锋队小头目突然出现了，人们装作没看到他。他的双肩紧紧缩在一起，好像刚刚被兜头浇了一瓢冷水。 玛丽问：“我的父母呢？” 小头目用近乎可怜巴巴的声音答道：“你的父母被保护性拘留了。群众对天主教的政治倾向感到愤怒，而你的父母不幸被波及。我们无法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小姐，请你冷静下来。”他觉得玛丽快要晕过去了，又补充道：“保护性拘留没有什么可耻的，被拘留的人安全可以得到保障。这是国家为了安全而采取的措施，仅此而已。” 一个站在这个小头目后面不远处的工人突然冲着他大吼道：“你们这群猪！下流胚！滚开，现在就滚！……” 小头目并没有从兜里掏出哨子招来更多人马逮捕这位工人，而是像有魔鬼在后面追他一样飞快地逃走了。他拼命挤过人群，头上漂亮的黑制服帽被挤掉了。那顶帽子掉在满地的碎玻璃中间，帽子上的骷髅标志像从玫瑰花环上脱落的珠子一样闪闪发光。 玛丽忘记了自己是如何进到彼得房间里的。彼得坐在一把椅子上呆呆地看着一封信。看来他已经坐在这儿对着这封信发呆很久了。 “通知来了！”玛丽一进门，彼得就说，“他们要审讯我的叔叔，咱们也被传唤出庭作证。看……” 他递给她那封信。在信上，他的叔叔用好看的大号手写体匆匆告知了这件事。 玛丽说：“我们的商店被砸了，我父母被保护性拘留，那个十字架……”说到这儿，玛丽开始大哭起来，好像那个美丽的、精雕细刻的古老十字架才是整个这件事里最让人难过的部分。“那个十字架……”她哭着跌入一把椅子，好像头上挨了重重的一击。 彼得坐着没动，没有过去安慰玛丽。他说：“已经没有意义了，我们无法脱身。一切都对我们不利。我叔叔遭人憎恨，基林格有权有势；他们已经把我开除出组织了……” （玛丽想，本来我是想对他保密的。） “没有意义了，没有任何意义了……”彼得重复着，没有降低嗓音。 玛丽点点头。他用不着说出来，玛丽知道现在的唯一出路是什么。她只是说：“是的……这样会好一些。” “来吧，”彼得说，“咱们别吓着房子里的人。”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把左轮手枪，从衣架上取下他的大衣。玛丽想，他还能记着他的大衣呢。她摸了摸自己口袋里那把冰冷的、棱角分明的钥匙，是打开商店前门用的。那是一把保险锁，但是那里现在人人都可以进去，谁都可以在那些废墟中自由穿行…… 河边的小路在这个时间空无一人。彼得和玛丽倚着老桥的柱子站着，两张苍白的面孔相对而视。他们没有眼泪，只有巨大的恐惧和迷茫。事情发展到今天，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什么都没有了。彼得抚弄着玛丽外衣上别着的党徽。 玛丽说：“我一直很努力。我不比谁差，我没有不服从命令。彼得，你说，我不比别人差……” 彼得搂着她的肩膀。 “当然，我们都不比别人差。但是有很多人——”他本来想说“都死了”，但是说不出这个字，“都已经不在了，他们也不比别人差，也没有不服从命令……” 玛丽把头靠在他的肩上，说：“你动手的时候不要告诉我，不要告诉我，我不需要知道。” 彼得吻了她，从衣袋里掏出手枪。玛丽闭上了眼睛。彼得的左手放在玛丽的右肩上，让她离开自己一点，好像是要更加仔细且温柔地观察她。接着，他扣动了扳机。 两声枪响在桥的拱洞间相互撞击，发出干涩的回声。玛丽当场就死了，而彼得死在被送往医院的路上。 虽然两名联合被告缺席，但审讯仍然如期举行。被告在无可争议的证据支持下证明了自己完全无罪。被告诊所的首席护士是党的高级官员，她做了有利于被告的证词。而另一名党内同志基林格医生却没有任何证人。法官认为，他的指控是“荒谬的、不负责任的”，所以被驳回。 “国社党失去了两个年轻的、有希望的和憧憬未来的生命，而这是一个错误所导致的后果！希特勒万岁！” 案件审理完毕，陪审团解散。 我们的城市熙熙攘攘，平淡无奇。精力充沛的家庭主妇们在完成每天的采购以后会凑在一起叨咕家长里短。虽然有些人的脸上会显得有一些疲惫和沮丧，但这并不影响她们饶舌的热情。 * * * [1]“律师培训不足的问题相当普遍。这说明现行的三年学制很难满足全面培养一个法律人才的实际需要。”1939年1月22日《黑色军团报》。 [2]党卫军最高领导人希姆莱的指示。见1939年5月11日《黑色军团报》。 [book_title]第二章 做账 已经是深夜了，店主汉内斯·施魏格尔还坐在他的办公室里记账。没有电灯，只有一盏老式的，以前用作装饰的煤油灯冒着黑烟亮着。因为上个月没缴电费，他的供电刚被切断了。他裹在一件厚厚的破旧发硬的大衣里，仍然觉得寒冷刺骨。他不发出任何响动地工作着。在一摞厚厚的账簿旁边放着一把用于修改字迹的锋利的小刀。一开始他想用这把小刀将一列列整齐的数字仔细刮掉再修改，但是由于纸张的质量太差，他什么也改不了，只能重写一遍。他痛苦地工作着，左手撑着脑门，右手对数字进行大幅修改。 这个男人品行端正，诚实而又勤奋，和他现在正在做着的事格格不入。作为施魏格尔公司创始人的儿子，他接管这家店铺已经五年了。店铺位于兰登大街，主要经营茶叶、咖啡、可可等进口商品。在娶了自己的表妹并参与这桩生意之前，他一直在学校读书并从事体育运动。他曾是国家级的滑雪运动员。他那永久性晒黑的皮肤更多地说明了他的过去而不是现在，因为现在的他明显正处于生活的重压之下。施魏格尔的长相像是南方人，或者不如干脆说像犹太人。像他这样黑皮肤、黑眼睛、大鹰钩鼻子的人在这个区其实并不少见。不过，在能够证明自己是无可争议的中世纪雅利安人后裔之前，他曾因为自己的长相经历过一段颇为不愉快的时光。大街上小孩子跟在他后面大喊“犹太猪！”，而一些“上流人士”也对他投以怀疑的目光。 幸好这些都已成为过去。但是现在又有了新的麻烦，正在逐渐摧毁他。谁能想象得到，像他这样一个长着如此诚实面孔的人现在居然做着这种事情？毫无疑问，他肯定正在对他的账目进行“加工”，为了少缴税而隐瞒收入。看在上帝的分上，他难道不能自己少花一点钱而把应该交的交给国家吗？他造了多少假？隐瞒了多少收入？ 没人能够想到这件事的诡异之处，因为事实上他根本不是在隐瞒收入，而是在向相反的方向造假。他是在用大的收入数字替换小的！而这样做会使他不得不交更多的税！实际的年销售额是八千四百五十六马克，而他把它改成了一万零二百一十六马克。他不停地翻查各种书籍、报纸和指令文件，因为他不敢把任何一种商品的价格写成高于国家规定的价格。没有什么东西的价格是不受限制的，也就是说，市场上可以买卖的任何东西都不可以随便定价和记账。 这位汉内斯·施魏格尔先生发疯了吗？看来是的。你看他不停地翻着页，算了又算，改来改去，而且绝望地摇着头。“我永远交不起这么多税，”他小声嘀咕着，“没有用的，就算我把销售额改大了，高出最低限二百一十六马克，最后还是得关门。” 谜底原来在这里！他的商店即将有可能被划为“一个社会整体所不能接受的不产生利润的企业”[1]，他必须证明他的店铺年收入在一万马克以上，所以只好自己来做假账！ 有关当局发起了对小型的民营商户和制造工厂的绞杀运动，还为此发明了一个词，叫作“关停并转”。而且，还是同一份报纸，《黑色军团报》以它极大的热情关注着“关停并转”的落实情况。 “基于对国家经济形势的冷静思考”，《黑色军团报》要求强制解散所有“不产生利润”的企业。该报指出，“这些企业的存在对于国家而言没有任何意义”，并承认这一切的“最终目标”是要在德国“严格限制并最终废除商业”。对于那些认为此举“是对个人权利的粗暴侵犯”的“自由主义世界的观点”，该报给予了极大的蔑视。它继续写道：“国家社会主义不认为有必要保护那些选择从事对生产力的发展没有任何帮助的职业的人的自由，因为无论是在这里，还是其他任何地方，选择这类职业都只能说明他们懒惰。” 国家不仅认为没有义务保证职业和商业的选择自由，而且状况越来越严重。由于一个人在选择某样职业之后要接受关于这门职业的长期专业训练，所以除此之外他别的什么都不会做，而国家认为自己没有义务保证他能继续从事这门他唯一能够胜任的职业。 汉内斯·施魏格尔坚信自己是一个勤奋耐劳的生意人，但是现在有人告诉他，他是一个“懒汉”，选择了一个不能创造财富的职业，所以对于国家“没有任何意义”。 在他堆满了文件和书籍的桌子上有两张照片。其中一张装在一个小小的银相框里，他的妻子正从相框里微笑地看着他。她怀里抱着最小的孩子，而两个大一点的孩子一左一右站在两边，拽着她的衣服。那个时候的她多么可爱啊！她的脸蛋那时多么圆润啊！然后，他的目光移到另一张照片上——他的父亲，老汉内斯·施魏格尔。他们俩的头型很像，也都长着高大且棱角分明的鹰钩鼻，只是老汉内斯的额头更低一些，下巴的线条更硬，更像个农民。他黑色的眼睛正挑衅似的看着自己的儿子。 儿子对着父亲的脸，若有所思地，哀伤地点点头。他问父亲：“你那个时候是怎么想的？在魏玛共和国时代，一切都很糟糕，而我们希望元首能够拯救我们？为了‘一种健康的中产阶级利益’，所有大公司大企业大商店都要拆解，是这么说的吧？我听你说过不止一百次，而我们都相信了！我们当然相信！难道这不是国家社会党纲领的一部分吗？不是白纸黑字地写在我们的‘圣经’——《我的奋斗》里吗？那些章节不知道你给我们读了多少遍。”汉内斯把父亲的照片挪得离自己更近一些，接着说：“为什么我们总是在一起读那些对我们作出承诺的章节而忽略了另一些相反的——那些本应该让我们对今天发生的事有所准备的，那些迫使我现在坐在这儿修改账簿的内容？” 他站起来走到书架旁边，抽出那本封面印有帝国元首照片的书。那张脸显得阴暗和虚弱。 “就是这儿！”汉内斯找到了那一页，“这些话和你经常念的那些真的是同一个人说的吗！”他把书放在桌子上的灯光下，把老汉内斯的照片推回阴影中。 他念道：“在我桀骜不驯的年轻时代，最使我感到悲伤的莫过于自己出生在一个荣誉只属于商人和政府官员的时代。历史的大潮似乎已经褪去，而未来似乎真的只属于‘国家之间的和平竞争’，这意味着一种平心静气的相互欺骗，而避免一切强有力的武力行动……这一趋势不仅看上去会经久不衰，而且正试图（顺应民意）把世界变成一个大百货公司，在它的大厅里，那些最狡诈的获利者和最无害的官僚们的半身像似乎会永久地树立着……为什么我没有早出生一百年？比如说出生在德意志解放战争时期？……我一想到自己迟到的出生心中就愤懑难平，我把自己所处的这一段‘安宁有序’的时代看作糟糕的命运赠予的令人不快的礼物。我从小就不是一个和平主义者，所有这方面的说教对我都无济于事。” 汉内斯气得“啪”的一下合上书，盯着封面上作者那张不太友好的面孔。 “看到了吧！”他又说道，加重了语气。“这才是关键！”他暗忖，这个人把“安宁有序的时光”看成是命运不济，把“国家之间的和平竞争”和不诉诸武力看成是噩梦，这样的人掌握了权力怎么可能是小生意人的救星呢？商人和政治家对他而言是“狡诈的食利者”和“无害的官僚”，他用“无害”这个词来表达一种极大的蔑视。 事情很清楚。元首厌恶商业，就像他厌恶“国家之间和平竞争”一样，实际上他厌恶和仇恨一切和平。道德、民主、宗教这些也都是元首所厌恶和仇恨的，因为他知道所有这些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让人类的头脑逐渐趋于理智，从而拥有一个更好更和平的未来。人们都说元首是个天才，因为他给时代打上了他自己的印记，而那些只有一般才能的人只满足于以一种无害和不超越常规的方式为既有的时代服务。但是依我之见，改变时代的天才是使时代前行的人，而一个自己都承认要使时代倒退到一个野蛮的过去的天才，正如我看到的那样，只是一个十分怪异的天才。 这些念头让汉内斯的心情变得阴郁和混乱。人们曾经对元首寄予厚望，现在才意识到国社党的计划是要一举消灭中产阶级。重整军备和经济自给自足的计划，伴随着和平道路上没完没了的战争状态，是无法和为了健康的中产阶级利益而解散巨无霸型大公司这一目标相一致的。德国经济开足了马力，失业消失了，德国重新获得了声誉，但与此同时，德国退出了世界贸易，所有和战争有关的产品也退出了国内市场，因为这些产品必须由国家控制。当然还有食品和原材料的日益短缺。最后，作为德国“战时经济”的后果之一，我和我所属的阶级将被抹去。 汉内斯·施魏格尔，这个陷入困境的商人，无助的经济系学生，把头枕在自己弯曲的手臂上。 他小声嘀咕着，当他感到自己的嘴唇在手腕上蠕动时，心里顿时涌出一阵恐惧。“我不是犹太人，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家的叛徒，但还是要被毁灭。为什么会这样？” 他没有说出声音，但脑子里已经有了答案：因为德国经济的逻辑就是以重整军备为原则。要判断各个门类是否重要只看它的军事价值。所以，一切不能为国家的军事化和经济的彻底自给自足服务的行业都会被无情地碾压。 汉内斯知道，对于战时经济而言有两条标准最重要：数量和速度。在以令人晕眩的速度大量生产的环境下，根本没有个体小商户的生存空间。而且，按照“配给”的原则，也就是每个人只能得到最低限度的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国家一定会实施最严格的集中控制。这就意味着价格管制，把比较小的企业并入卡特尔和托拉斯，最后，是“关停并转”那些被认为是多余和浪费资源的零售商。这样做可以一箭双雕：一方面国家通过取缔大量零售商而控制了流通流域，另一方面又解决了急速扩张的军事产业劳力不足的问题。通过执行“国家去商业化”政策，千万个独立小商户随之消失，大量的人手于是可以投入到工厂去做工。 汉内斯很早就知道这些，只是今天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承认了现实。他问自己：“我将怎样生活呢？他们把我的商店关掉以后会派我去做什么？会去什么地方？” 汉内斯觉得毫无头绪，他不是那种可以从绝境中突发奇想的人，只是觉得无力和幻灭。虽然他刚刚分析了自己的处境，但是他不太明白自己在和父亲的照片对话时那些念头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已经是深夜一点多了。汉内斯把《我的奋斗》放回书架，把旧账簿藏好，然后把新的账簿摆到架子上，并把桌子收拾整齐。他正要离开办公室的时候听到门外有脚步声。汉内斯吓得一动都不敢动。他用余光看了一眼那盏煤油灯，怀疑是不是灯光透过门缝引起了别人的注意。听上去外面有两个人正在上楼梯。 “是区长，一定是区长在巡视。”他想，但是谁和他在一起呢？一个姑娘？有一个脚步听上去是女人的。脚步声近了，汉内斯能清楚地听出来其中一个是高跟鞋在敲打地面，而且步子比另一个快。 他想，如果他敲门，我必须打开。然后我就完了。 脚步声在他的楼上渐渐消失了。汉内斯回到座位上，长长出了一口气，好像刚刚干完了重活儿。什么地方的门开了，脚步声又响起来，那个姑娘回来了。很明显，她陪着区长回家后又折回来了。汉内斯嘴角露出微笑。但微笑很快便凝固了，脚步声停在了他的门口。怎么回事？ 有人敲门。汉内斯整个人都僵住了。 “开门！”是他妻子的声音。绝对是他的妻子。汉内斯还是一动不动。 “我跟你说开门，”女人不耐烦了，“我知道你在这儿。”然后又压低了声音：“区长也知道。” 汉内斯打开门，他的妻子闪身进来。她披着一件长外套，头戴一顶贝雷帽。汉内斯指了指一把舒适的扶手椅，但是她没有坐下来，而是站在屋子中间，好像她的鼻子闻出这间屋子里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我能问问你在这儿干什么吗？”她说。 汉内斯爱他的妻子。他们从小一起长大，几乎像兄妹一样。他们之间从来没有什么秘密。汉内斯觉得连接他们的那种相互信任和默契要好过激情，而激情似乎从未在他们的婚姻中占有什么位置。 汉内斯认为现在更应该提出疑问的是他而不是她。虽然他并没有特别怀疑她对他不忠，甚至已经背叛了他，但他也看不出她有任何理由在深夜和区长混在一起，而不是在家陪着孩子们。 他紧张地看着那摞账簿，正准备实话实说，突然一个念头阻止了他：她什么都会跟儿子说，而他们的儿子转眼就会把一切都告诉他在希特勒少年团的领导。 于是汉内斯没有回答问题，反而问道：“区长对你不错吧？” 他的妻子笑了。“他是好意。”说着，她拿出一张纸递给他，一份盖满了印章的官方文件。 “这是最新的，所有的区长昨天收到的。”她说。 汉内斯念道： 给所有区长的调查问卷 绝密　　　情报部门： 调查原因： 调查内容主要包括： 住所： 出生： 是否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 是否国家社会主义社团成员： 是否其他组织和社团成员： 公开活动：　　以前的政治态度： 表现如何？现在的政治态度？（在集会、国旗日，以及各种讲座中的表现，经济和家庭关系如何）： 宗教： 宗教活动： 区长和居民小组长的评价： 在获取信息时必须注意下列重点： 1. 1933年以前的政治态度？ 2. 纳粹掌权以后的表现？ 3. 是否悬挂万字旗？ 4. 如果没有，为什么？ 5. 他在党的集会上有任何贡献吗？ 6. 有没有捐钱捐物？ 7. 平时读什么报纸？ 8. 是否认真学习上级指示？ 9. 他名声怎么样？ 10. a. 收入多少？b. 有负债吗？c. 家庭关系如何？d. 几个孩子？对孩子怎么样？教育情况怎么样？ 11. 住处面积、居住条件，和几个孩子同住？ 12. 半犹太人？犹太人？ 13. 和犹太人关系如何？ 14. 有任何党内职务吗？ 15. 有任何技术特长和专门训练吗？ 16. 他在政治上引人注目吗？ 17. 有何种倾向？ 18. a. 公开反对？b. 抵制？c. 不关心？d. 消极反对？e. 谨慎的热情？f. 由衷的合作？g. 全身心的投入？ 19. 过去的住所：　　　警察报告： 总结： 1.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泄露此调查问卷的内容，包括党员和一般群众。 2. 由于住所变更的原因而导致的信息不完整必须亲自调查并予以补充。 3. 必须立即和国社党区长建立联系，必要时还要和妇女组织联络。 4. 当地的国社党员也要参与提供信息。 5. 在收集信息的过程中，区长必须讲究方法和技巧，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独创自己的方法，尽量获取对以上问卷最清晰和直接的答案。 6. 如果区长对某些事项无法收集到完整可靠的信息，例如是否属于兄弟会和共济会会员及其所属种族的纯正程度等，则必须给予注明。信息必须基于事实，“似乎是”，“据说是”这样的表述只能说明责任心不够。 女人终于坐下了，深深地陷在扶手椅中，看着她的丈夫。 汉内斯放下了文件。“看完了？”她问道。 他笑了笑，但是没有丝毫幽默的成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泄露此调查问卷的内容，包括党员和一般群众。’你一定是和区长先生相当亲密啊，不然他怎么会向你泄露调查问卷？” 女人耸耸肩。 “把你的帽子摘了吧，”汉内斯恳求道，“你知道我不喜欢它。” 施魏格尔太太顺从地摘下帽子，站起身走到书桌前。 “亲密？”她问道，“他喜欢我，所以每次有什么事他都会事先警告我。你觉得如果不是这样，难道他刚才不会进来看看你在干什么？” 施魏格尔叹了口气。他心里很痛。他的妻子深更半夜和区长在一起，而他自己却在这儿做假账，还不能告诉她，因为这样他自己的儿子会出卖他，而且正是由于区长所“喜欢”的他的妻子，才使区长不会进来检查他在做什么。他恨这间屋子，恨这些账簿，恨他自己，恨他穿的这件厚大衣，也恨他妻子穿的那件长大衣。他刚刚发现这件大衣和她正在手里揉搓的那顶可恨的帽子一样难看。但是此刻他被自己的妻子站在那的样子所打动。他知道，她和他一样不轻松。他太了解她了，他们对对方的了解太深了，所以她根本骗不了他。但是，是什么使她受到如此的折磨呢？ 她说：“请给我看看你的账簿。不，不是旧的，是今年的。我想知道销售额到底是多少。” 汉内斯把账簿递给她。 她说：“原来如此。销售额是一万零二百一十六马克，而你告诉我是八千四百五十六马克。为什么你要骗我？”她突然尖叫起来，和她平时温和的声音比较起来，这是歇斯底里的前兆。“你是不是怕我要给自己买一件新衣服？因为我觉得咱们很有钱？有钱！”她几乎是在咆哮了，“我们很富裕，而你用最丑恶的办法欺骗我，背叛我。” 汉内斯紧紧地咬着牙。 “埃尔希！”他说，“求求你，你累了，冷静点，你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但是女人不肯罢休。 “我累了，”她大声叫着，“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必须像一头驴一样工作，因为孩子们根本不够吃，因为我买不起儿子要穿的少年团制服，还因为你深更半夜离开家而且有事瞒着我，因为我不能再信任你了。这就是为什么我累了，我厌倦了，厌倦了这样的日子。” 施魏格尔暗忖：她可能和那个区长发生了什么。我怎么会知道？也许他给了她什么许诺，钱，一份工作，提升。也许我应该告诉她为什么有一万和八千两个数字，但是我不敢告诉她，我不敢。 他的脑袋像着了火，他慢慢地站起身。 “走吧。”他说，一边捻灭了那盏油灯。他的妻子摸着黑出门的时候，他悄悄地从抽屉里拿出了那本旧账簿，小心地把这个犯罪证据藏在他的大衣里……我必须烧掉它，他想。 他们俩并排走下楼梯。他不敢用手搂着她的肩膀。他俩之间升起了一股模糊的、不详的不信任。它如影随形，伴着他俩穿过街道一路到家。随后，它跟着进入了他们的房间，又悄悄地爬上他们宽大的睡床。他俩躺在床上，彼此分开，好像床的中间有一条巨大的深渊。 我们的城市似乎在很多方面都有进步。确确实实，眼下已经没有失业了。在河对岸的那座大工厂比任何时候都要忙碌，源源不断地生产出保卫祖国所需要的武器。 * * * [1]有关强制解散“不产生利润”的企业，见1939年3月30日《黑色军团报》。 [book_title]第三章 胡贝尔先生——一个制造商 制造商阿尔弗雷德·胡贝尔先生的金属冶炼厂在河的对岸。这个工厂被称为“和平天使”，城里的人对此都津津乐道。但是最近，这个工厂正处于困难时期。没错，政府源源不断的订单使胡贝尔先生赚了很多钱，但是他对这些钱并不能随意支配，而只能投资于政府让他投资的地方。胡贝尔先生是个聪明人，他非常清楚，就像对自己脸上的鼻子那样清楚地知道，像现在这样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和挥霍，如此狂热和完全指令性的军备生产是根本不可能持久的。如果不发生战争，这些枪炮用来做什么？即使真的发生了战争，但是我们的“敌人”已经渐渐比我们强大，我们怎么能赢得战争呢？胡贝尔先生还知道，“我们的武器”由于其生产条件有限已经开始不断恶化。材料不行，制造技术不行——烟草商和食品零售商们怎么能一夜之间变成熟练的工人呢？——而生产的高速度使这一切变得更坏。胡贝尔先生从自己工厂的情况就能看出这些因素的破坏作用。 胡贝尔先生常常和自己年轻的女秘书聊天，他们会谈论这些给他带来巨大压力的种种问题的细节。 “我们没办法再这样下去了，安妮，”他说，“我们的材料在各个环节上都出现了问题。看看今年两次汽车大赛[1]的结果吧。当然要客观地看，而不是只相信我们宣传的那些。你知道实际的情况吗？出发的七辆德国汽车只有三辆到达了终点。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七分之四，也就是百分之五十七的德国汽车因为材料问题没有完成比赛。法国车怎么样呢？三辆车参赛，三辆车到达终点，成功率百分之百！” 安妮刚在报纸上看到“我们”又一次横扫一切对手，所以反驳道：“胡贝尔先生，您总是看到事情坏的一面。至少有两辆德国车率先冲过终点——我们比法国人快！” 胡贝尔先生笑了。“请别老是叫我胡贝尔先生，安妮，”他说，“我不是一直让你叫我阿尔弗雷德吗……”他顿了顿，充满爱意地看着她，又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于是清了清嗓子，接着说：“这种速度的纪录毫无意义。你知道法国人怎么评论我们的‘胜利’？‘德国工业的一次灾难’，‘屡赌屡输的德国制造业’。相信我，亲爱的，他们说的是实话，如实描述了我们的制造业自欺欺人的态度！” 安妮这次没有直接反驳她的老板，她说：“但是汽车不是战争中最重要的，飞机才是，而我们的飞机都是第一流的！” “好，就说飞机！”胡贝尔先生说，“前不久瑞士航空的一架飞机坠毁了。[2]但这不是瑞士生产的飞机，而是德国生产的容克86型。你知道，这是我们最引以为傲的机型。几年前我们交付瑞士的另一架飞机因为质量问题被退货，还有两年前我们交付的第三架飞机在交付几周后不得不停飞。因为他们先是发现各种小问题不断，后来终于出了大毛病。安妮，你知道我们一共卖给瑞士多少架飞机？三架。三架全部不能用，无一例外。瑞士报纸说：‘对于这些事故，材料缺陷有着明显且无法回避的责任，它没有达到规范。’真是可悲啊！看看德国的制造水平成了什么样子？真让人痛心！” 胡贝尔先生把手放在了安妮的头上。她没有动，只是坐在那儿，将拍纸簿放在膝上，似乎在等着记录他的指令。他开始抚摸她的金发，但她不舒服地摇摇头，他的手就停了下来。 “胡贝尔先生，”她说，他把手收了回来，“所有这些可能都是巧合，我的意思是说可能是偶然的。还有，虽然飞机在战争中非常重要，但是武器本身更重要，像大炮、坦克。没人敢说咱们的坦克不好。” 这位制造商做了一个鬼脸。“不，亲爱的！”他叫道，“咱们的坦克也很差！甚至斯柯达坦克也很差。短短的两个月，我们就把一个世界级的品牌毁掉了，就是这么快！1938年上半年斯柯达向瑞士陆军提供了四十辆坦克，瑞士陆军非常满意。上等的材料，百分之百可靠的发动机。正因为如此，瑞士决定今年夏天再订一批货。我们先送去了一辆坦克样品，两名德国军官把这辆坦克开到图恩进行测试。表面上看，这辆坦克和上次供应的那四十辆一模一样。测试方法是让坦克开上一座小山，同时用轻型火炮从三面对它进行射击。两名军官各就各位，示意可以开始。但瑞士人由于已经开始怀疑我们的材料质量，于是提出启动无人驾驶模式。经过反复交涉，两名军官离开了坦克，然后开始测试。你猜怎么着？当第一发炮弹击中目标，坦克立即成了碎片。那两位军官被他们的瑞士同行救了一命。这个故事是那两名军官之一亲口告诉我的。真是一个美妙的故事，对吧，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故事。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安妮问道：“你要开始下指令吗？” 胡贝尔有些不高兴了。不光是因为他国家的现状，还因为这个姑娘对如此重要的事情竟然无动于衷。 “不不，我不要下指令。今天上午的工作太累了。咱们出去买东西好吗，安妮？给你买件新衣服吧？” 安妮悲伤地低下头瞥了一眼自己破旧的衣服，一时没有说出话来。最近这段时间，衣服的材料糟透了，除非你肯出大价钱。 “不，不要。我不应该接受你的礼物。而且，”她说着，微微笑了笑，“现在党正在反对‘对衣料不合理的消费’，他们说这样的消费是和我国国民经济的计划发展背道而驰的。你有读过莱博士那篇长篇发言[3]吗？他说衣服一定要穿到不能再穿为止，绝不能因为样式过时就扔掉。他说如果一位女士的春装可以让她在这一年显得迷人，那么这件衣服也可以让她在第二年、第三年和以后若干年里同样迷人。”她说着，眼睛里闪着顽皮的光。 胡贝尔先生从来就没有什么幽默感，不管莱博士说了什么，反正他要为安妮买一件新衣服。他很严肃地说：“他说得很好，很有道理，但你不至于因为他说了这些就不敢穿一件新衣服吧？不管怎么说买一件新衣服不关政治的事，没什么大不了的。” “但这就是政治。”安妮又变得严肃起来了，“我不太懂政治，但我知道他说的话有政治意义。而且，这不是没什么大不了的事。莱博士是个非常狂热的人。他接下来谈到民主国家，他说这些国家的人对妇女的审美与同志情谊和母性毫无关系，他们的审美是——是对妓女的审美。这难道不是相当政治化的说法吗？接下来他又说目前在德国的这种品位是受到‘犹太人的毒害’而建立起来的，而我们的祖国至今仍然深受其害。胡贝尔先生，如果这还不是政治，我倒想知道到底什么是政治了。” 胡贝尔先生靠近她说：“蠢话，都是宣传。这个不应该是针对个人的，而是对一个特定的群体而言。‘犹太人的毒害’更是彻头彻尾的蠢话。犹太人在一英里以外我都会受不了。” 安妮的脸红了。她的下唇开始颤抖。 胡贝尔先生叫道：“天啊！这到底是怎么了？” 安妮没有回答。她努力控制住自己。 “听着，”胡贝尔先生降低了声音，“我们的战时经济和自给自足的方针确实会带来某些限制，但是不能说女人穿漂亮的衣服就是受到‘犹太人的毒害’。无论如何我也看不出来为什么同志和母亲就不能穿得漂亮一些，否则，就要被比作妓女……”他靠近她，现在她都能感到他的呼吸。“安妮，我要让你穿漂亮的衣服！我也要让你成为一个同志和母亲——我的同志，我孩子的母亲。安妮！你知道，我是说你难道不明白我的意思吗？”他在努力搜索合适的词语，脸发红，轻柔地说：“安妮，你愿意嫁给我吗？” 姑娘彻底大叫起来。“不！不！”她急促地说，“我知道——不，不可能，亲爱的，不可能。”她猛地推开他，跑出屋子，大声地哭泣着。 胡贝尔先生呆住了，又生气又无助。“好吧，那……”他颓然地坐下来，眼睛呆视着桌面。 有人敲门，胡贝尔先生一开始还没听到。外面的人又敲了起来，这次胡贝尔先生抬起头。他正要大发脾气说他现在不想见任何人，但是已经晚了。门开了，一个男人走了进来。 “我是施魏格尔，”那人自我介绍说，“汉内斯·施魏格尔。我和您约好了见面，是您让我现在来的。” 胡贝尔先生疲倦地耸耸肩。 “我没有任何预约，一定是我的秘书。安妮！”他大声叫道，完全不顾施魏格尔先生就在旁边，“安妮！回来！” 汉内斯·施魏格尔艰难地咽下一口口水。“我必须和您谈一下，”他声音颤抖地说，“您是我们最老的客户之一。” 安妮不知道哪儿去了。胡贝尔先生决定自己解决这件事，迅速地，一劳永逸地把它解决掉。 他说：“我知道，他们关了你的店，但是我能做什么呢？我对政府部门没有任何影响力。再说，我对你的生意也一窍不通。” “胡贝尔先生，我是一个经济学家，一个训练有素的会计师，”汉内斯·施魏格尔央求着，“我有妻子和三个孩子……我不知道将来怎么办……” 胡贝尔先生长时间地看着这张棱角分明、晒得黑黑的脸，上面交织着恐惧和希望。 “我的朋友，”他说，“我全都知道。但是说句掏心窝的话，我什么也帮不了你。你想让我给你一份工作，是吧？比如会计师，比如经济顾问，或者类似的工作。” 施魏格尔点点头。 “你不知道，”胡贝尔先生继续说，“我已经有不止一个会计师无事可做，而我根本不敢解雇他们任何人。我唯一的经济顾问就是国家本身。如果我听从你这样的人的建议，就等于把自己浸在开水里，你难道看不出来你在学校里学的东西现在已经完全没用了吗？这个世界已经颠倒过来了。” 汉内斯·施魏格尔看起来好像一下子缩小了些。他小声嘟囔着：“对不起，我只是试试看。您知道，我不想离开这儿，还想干我的老本行。” 胡贝尔先生轻声说道：“其他行业也不见得不好，其他地方也可以生活。” 施魏格尔站在那里，似乎迈不开步了。“我只是试试看。”他重复道，然后吃力地迈开步子离开了。 胡贝尔先生冲到外间，那里有几个姑娘正在打字。他又冲到前台，安妮正靠在一个角落站着，还在哭。 “安妮，”他大声叫道，声音颤抖而嘶哑，“这是——到底怎么了？” 在办公室其他姑娘的众目睽睽之下，他几乎是把安妮拖回了自己的办公室。 “坐下，看着我，安妮，我——我爱你。”他说。 安妮只是不停地啜泣。 “安妮，”胡贝尔先生温柔地说，“我想不通。我完全不明白。告诉我，到底怎么了？你知道我爱你，我想要你……安妮，我最后一次问你，绝对是最后一次：你愿意嫁给我吗？愿意还是不愿意？” 他的声音变得生硬起来，他提的问题更像是一种威胁。安妮终于把手从沾满眼泪的脸上拿开了。 “我没办法，”她尽量使自己的声音听上去坚定，“请你让我自己待会儿吧，求求你，我真的没办法。” “为什么？是因为我吗？” 她摇摇头。 “那为什么？”他提高了音量，“安妮，告诉我，我必须知道，我有权利知道。” 胡贝尔先生此刻心烦意乱。他爱这个姑娘，而她至少也表现出来是喜欢他的。是因为她另有所爱吗？不会，他很确定，这是不可能的。他认识她这么多年，从来没见过她和其他男人来往。难道她脑子出毛病了？他爱她，他能给她很多。 胡贝尔先生爆发之后，有一段短暂的寂静。然后安妮像是自己宣判自己的死刑一样，说： “我是半个犹太人。” 胡贝尔先生很不情愿地退后了一步：“我的天啊！” 原来是这样，安妮的父亲是纯粹的雅利安人，在《纽伦堡法案》（纳粹德国于1935年颁布的反犹太法律）发布之前，且在他与犹太人耻辱的婚姻暴露之前，他一直作为退休的公务员靠养老金生活。安妮一直保守着这个不可告人的秘密。但不止一次，每当这个漂亮又能干的姑娘看到自己有更好的发展机会时，都会担心别人发现自己的这个秘密。 胡贝尔先生惊讶得一时无语，但他想起了自己曾经想提升安妮做他办公室的主管，而安妮拒绝了。 那一次他说：“继续当打字员太委屈你了，我要提升你，你很有前途。” 那一次安妮也哭了。她当时也是说：“不，不，不行。”那时他以为安妮想继续留任速记员是想留在他身边，而如果得到提升就不能和他整天在一个办公室了。他把这个当成她爱他的证明，所以一直都记得。现在他才明白原来是这样！这完全不可能，这是不可挽回的灾难。 “不要告诉别人，阿尔弗莱德。”她说，第一次叫了他的名字。反正一切都过去了，结婚已经不可能了。“我还想继续留在这儿工作，能工作一天算一天。反正也用不了多久，总会有人知道的。我也不知道到时候我该怎么办。但有一件事可以确定，我不能被迫去过一个犹太人的日子。” 胡贝尔先生肯定地点点头。即便是现在他还是想搂住她，告诉她她母亲的种族并不会影响他对她的爱。但胡贝尔先生是一个工厂主，他深知自己的责任不允许他为了一个姑娘而不顾一切，更何况这个姑娘骗了他这么多年。他拢拢自己的头发，清了清嗓子，说：“好吧，我什么也不会说。但是你应该早些告诉我。” 胡贝尔先生六神无主地走进贝尔街那家他常去吃午饭的小餐馆。他知道食物永远很差，但是这家店的店主总能拿出些特别的东西，所以还是值得一去：他总是能做出一些人造奶油。真奶油在这个城里是谁也吃不到的。在德国真奶油是违禁品，所以哪里都买不到。这个店主总能做出一些人造奶油，胡贝尔先生每天都要吃一些。至于他是怎么做出来的就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即使今天发生了这么多事，他也不能抵挡人造奶油的诱惑。他想，我不指望他们有小牛肉，但至少人造奶油还是有的。突然他又想到了安妮，想到他和这个姑娘的关系可能带来多大的麻烦和危险。但是他决定不让这件事影响他的胃口。再说，现在他正空着肚子，想来想去，不得不承认自己犯了一个危险的错误。到底是什么让他一直沉湎于这个姑娘呢？再说，他早就应该注意到作为一个纯种的雅利安人她的头发有些太蜷曲了。 他刚一走进饭馆，女服务生就冲他跑过来，满脸泪痕。 “他不见了！”她哭着说道，“他们把我们的申德胡贝尔先生抓走了。有人举报了他，是其他那些饭馆的人举报的，他们嫉恨他做的奶油。现在他得上法庭，在这之前他得一直关着，虽然他完全是无辜的。” 胡贝尔先生摇摇头：“太糟糕了。他真的是无辜的吗？我必须得说他的奶油味道棒极了。” “他当然是无辜的，”女服务生说，“他用的是人造黄油、鸡蛋白、鲸鱼油、糖和几滴——” “呃！”胡贝尔先生打了个激灵，“别再说了，我以前在这儿吃了不少。别让我想起来就恶心。” 他坐下来，郁闷地看着菜单。 “怎么，又没有牛肉？” 女服务生给了标准答案：“人们近来吃太多牛肉了。由于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得人们挣了很多钱，每个人都吃了大量的牛肉，于是牛肉自然就不够吃了。” “好吧，”胡贝尔先生说，“给我一份标准餐，还有《法兰克福报》。” 他一边费劲地咽下一份黑乎乎的，撒了几粒瘦羊肉末的面条布丁，一边读着他最常看的报纸：“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今天企业的自主权在很多方面都被严格地限制了，比如在下订单、购买原料、工厂的建设和扩展、制定价格、雇佣工人等各个方面。如此加强管制最终有导致指令经济的风险，国家为了私人企业利益而建立的紧急救援机构将会沦为摆样子的官僚机构。”[4] “紧急救援机构是好东西，”胡贝尔先生一边吃着他的面条，一边咕哝着，“确实是好东西！” 他回想着几个月来他一直都在等着完成政府订单所需要的原料，而这几个月工厂几乎处于停工状态。现在材料已经来了，他本来应该加紧开工，但是工厂里三分之一的工人都被政府强行征用，尤其是他熟练的金属技工。据说他们被征用去完成“更为战争所急需的工作”。 胡贝尔先生很清楚什么是比他的工厂“更为战争所急需的工作”。成千上万的人被派到西线修筑防御工事，干的就是挖坑铲土的苦力活。这件事引发了大规模的怨愤。一开始这些人从大的火车站出发，但很快事情就变得令人无法忍受。女人们哭泣着尖叫着送别她们的丈夫，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能回家。而那些要被送走的人大声诅咒和叫骂着，就像要被流放。有一次，一列火车还没有离开城郊就不得不四次紧急刹车。列车紧急停了四次，车厢冲撞在一起，随后谣言四起，说是发生了什么事故。后来有关部门想出一个办法，他们启用了一些长年废弃的小车站供这些工人登车，并且禁止这些工人的妻子儿女和其他亲属送行。现在所有的遣送都是在深夜秘密进行。 但是在前线干活的地方也不断传来各种抱怨。那边的工钱是一小时四十二到七十芬尼（一百芬尼等于一马克）。高级技工们在城里的工厂干活时能拿到十马克一天（八小时），而现在他们被迫用镐头和铲子一天干十四小时，收入还要低得多。政府答应差额会由劳工部付给工人的家属，但是根本不兑现，女人们跑遍了各个部门讨要这笔钱，抱怨越来越多，心情越来越坏。 国家政策不仅让制造业劳力短缺，现在也介入到市场层面。物价委员会有全权“根据正义的人民经济”规定价格的职权。根据供需关系确定价格的自由主义经济原则被完全废止，而物价委员会成为价格的独裁者。这个委员会刚刚发布了一个法令，指出：“未来价格的计算必须根据确定的工资水平而制定。如果某处的工资水平不能确定，则价格必须根据符合规定的国民经济的要求而制定……工会代表可以制定工资水平，价格不得超过这个水平。只有合法的工人福利开支可以支付，但如果某些行业和企业有自愿向社会作出贡献的传统，则这部分贡献不能计算在内……新的法令规定的降价将立即在有关企业实施。”[5] 面对这份政府干预的最新法令和它将带来的后果，胡贝尔先生只能长长地叹一口气。他对自己说：如果我要雇佣足够的工人，就只能提高工资，而这就违反了他们制定的工资水平。而且，我为工人福利的“自愿支出”远远超过法律的规定和习惯的水平。我的情况并不是个别的，比如说在西门子—舒克特工厂，去年的工人福利支出是一千一百六十万马克，但为了社会福利，他们另外支出了一千四百二十万马克——而这很难说是“自愿的”。工人们心情恶劣，精疲力竭，因为工资低，税收高，食物短缺。他们还必须为养老和疾病做准备，有些疾病由于厂医不认可而得不到医疗补贴，而即使是很多严重的疾病也经常得不到厂医的认可。面对这些营养不良、过度疲劳、充满怨恨以至于试图破坏工厂的工人，我们怎么能让他们保持高速的生产能力？如果我们不能把他们的福利计算到价格里，我们怎么能给他们提供这些福利让他们满意？如果我们按照这个法令规定的那个令人羞耻的工资水平，很快就根本招不到工人了。好吧，他们可以用国家的名义强迫工人们来我的工厂，但是他们怎么强迫他们好好工作？ 整件事就是一个骗局！政府不希望我们减少投资，因为只有继续投资才能重整军备，而投资一旦停止，一切就会垮台。但是另一方面，政府又想通过控制价格来降低开支，抑制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每个月都有明显上升。今年的货币流通量几乎是1936年的两倍，而且市场上的商品越来越少，质量越来越差。这难道不就是通货膨胀吗？这还不包括像货币一样流通的等同于上亿马克的税收代用券。 到底谁能从战争经济中获得好处？胡贝尔先生回想当初，国家社会主义兴起的时候曾经以德国工业的拯救者示人。我们已经不是受益者了！不是我们这些制造商！当然人民也不是，不是工人，不是农民，不是中产阶级——他们要毁掉的正是中产阶级。没有人获益，大家都在受害。可能的例外只有那些依仗权力，为了权力而活的人。他们的乐趣就是不受限制地玩弄权力。这在最坏的情况下会导致布尔什维克主义。真是可耻又可悲，但是我们又能怎样？ 他已经有好一会儿没有再想安妮了。在这二十分钟之内，安妮一点一点地从他的脑子里褪去。这会儿他又突然想到她。他又看到她那可爱的灰绿色眼睛，金灰色的头发，还有不久前还在哆嗦的棱角分明的嘴唇。怎么，难道仅在不久之前吗？ 他自言自语道：“如果让她继续这份工作会不会给我带来危险呢？肯定会的。既然我已经知道她是半个犹太人，就只能让她离开。我不会去报告，但她必须走。对不起，可怜的孩子，但这年头男人必须先考虑自己。” 他继续问自己，安妮被解雇以后会不会要像其他犹太人一样生活。她不可以去剧院或者电影院，不可以坐公园里的长凳。一半犹太血统的人也不能坐吗？谁知道呢。犹太人是不可以的，而安妮的妈妈是犹太人。 他觉得有一条鳗鱼在皮肤上爬，好像一个孩子听说他的一个婶婶是一个真的女巫。胡贝尔先生突然想到了汉内斯·施魏格尔。他的店被关了，而他现在将被送到某个地方干他从来没有干过的活儿。他不是犹太人，就像被抓走的饭馆老板申德胡贝尔先生，或者就像我自己也不是犹太人一样。我还算好，没什么可抱怨的，完全没有。再就是，我得一直保持现状。遵命，先生！我要他妈的特别小心！从现在起如履薄冰！记住，胡贝尔，别干蠢事，凡事都悠着点，三思而行。 下周，几乎可以肯定，他要去荷兰拿订单。又会是一段难过的日子。人家肯定会对我的推迟交货有一大堆抱怨，而等到终于交货了，噩梦也就真的开始了——低劣的材料导致的低劣的产品质量。 但是不管怎样，我将会吃到发泡奶油，很多很多的发泡奶油。这位制造商一边给自己打着气，一遍用舌头舔舔嘴唇。我还得让我的荷兰朋友对我们的困境不要知道得太多，不然他们就不会再给我任何订单了。再说了，我也不是傻瓜。我对进监狱没有兴趣，更别提集中营了。而如果我在国外泄露了机密，那里就是我要去的地方。 这就是制造商胡贝尔的脑海中正在呈现的图像，一幅悲哀的、迷茫的图像。一个体面人正常的想法让位于“常识”和“谨慎的”反应，恐惧和痛苦让位于“忠诚”和“爱国”，而所谓爱国就是只遵从一个命令：“玩儿下去！玩儿到底！” 制造商阿尔弗雷德·胡贝尔先生是我们城市中一位典型的公民。其他人和他也很相似：苦恼而又迷茫，“大环境的牺牲品”。他们觉得这就是他们的命运，德国的命运。只有在短暂的、令人恐怖的清醒时刻，他们才会试着提出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一切其他问题答案的核心。此刻他们问自己：为什么我们闭着眼睛服从命运的安排，而这个命运的名字是阿道夫·希特勒？我们为什么服从？ 但是没有答案，所以他们——至少在眼前——只能继续服从。 我们的大学总是有很多生机勃勃的年轻人。他们胳膊下面夹着书本，热切地争论着——显然是在寻求永恒的真理。 * * * [1]1939年7月9日法国汽车大奖赛与1939年7月23日德国汽车大奖赛纽伦堡赛程。（法国汽车大奖赛是一种国际汽车锦标赛，1906年首次举办，至今已经举办了八十七次。——译者注） [2]1939年7月20日，瑞士航空一架飞机坠毁。“年复一年，瑞士航空公司使用的美国道格拉斯飞机一直保持着百分之百的安全正点纪录，从未发生过任何事故……（在瑞士空军发生的）唯一一次事故是一架新式的德国梅塞施密特战斗机。”见1939年7月24日《苏黎世新闻》。 [3]“劳工阵线”领导人莱博士关于“对衣料不合理的消费”的讲话。见1939年7月20日《黑色军团报》。 [4]关于对企业家自主决定权的限制，见1938年11月30日《法兰克福报》。 [5]1939年8月12日物价委员会法令，声称其有权冻结价格。 [book_title]第四章 “所谓正义就是为我们的目的服务” 哈伯曼教授在本市的大学教授刑法。他有一副典型的德国人长相，身躯肥胖，金发碧眼，脸上有几道打架留下的伤疤，脖子像牛一样粗壮，面部仔细地剃过，泛着火腿一样粉红的光。希特勒上台的时候他四十岁，只在一些二流的大学担任过助教。这倒不是因为他的学问不好，而更多是因为他对自己的职业生涯一直不是特别上心。哈伯曼博士是个彻头彻尾的德意志民族党人，热爱魏玛共和国。他宁愿躲在一个小地方，闲暇时看看书，和朋友一起喝酒聊天，骂骂政府，也不愿意在柏林这样的大城市为了自己的名利地位成天和当官的打交道。 就这样，在1935年初，他被本市的大学聘为全职教授。一个有一半犹太血统的教授被解雇，留下一个空缺，而哈伯曼欣然接受了这个位置。在学生们看来，这项任命从各方面来看并不像原来设想的那么糟糕。 这所大学位于迷宫一样环绕着集市广场的街道后面。学校的每一间教室都可以看到校园中间的喷泉，即使关上窗户也能听到喷泉发出的令人昏昏欲睡的声音。不过即使没有这首催眠曲，课堂上没完没了地讲授纳粹所谓的“生活哲学”也足以让大部分学生进入梦乡。哈伯曼教授是仅有的几个例外之一，他在每节课上都能变出一两样新鲜内容，让学生们觉得上他的课还是值得不睡觉和认真听讲的。 比如他会说：“先生们，我现在讲一个案例。”然后他会叙述一件谋杀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发生了谋杀，都有些什么事实。什么人因为什么原因成了犯罪嫌疑人。没有人在谋杀现场被捉住。所有的证据都是间接的，但是间接的证据并不能证实一项合理的怀疑。 “检方请求法庭判处被起诉的嫌疑人死刑，嫌疑人利绍尔是犹太人，住的地方离犯罪现场不远，而他不能提供不在现场的证明。现在，先生们，遵从你们的誓言，你们会不会确认指控和判处嫌疑人死刑？” 学生们紧张地思索着。这是授课而不是讨论，所以学生们不一定非要回答这个问题，而是由哈伯曼自己给出答案。教授提高了声音，连那些被喷泉声催眠了的学生都猛地惊醒了。 “先生们！”他说，浅色的眼睛中闪动着两团愤怒的火光，这使他看上去像一个卡尔梅克人（居住在俄罗斯境内的蒙古人种），而完全不像一个中规中矩的受过击剑训练（德国学校里的基本军事训练）的日耳曼毕业生。“先生们，就这个案例而言——我希望你们记下笔记，这类案例在我们的法律界非常典型——在这个案例里，如果谁想要在间接证据之外寻找其他证据，谁就是一个大傻瓜！这样做不仅是徒劳的，也是非法的。问题在于，在这样的案例中我们到底应该关心什么？” 教授此时眼睛盯着一个坐在前排低着头在本子上画小人儿的学生。“我们只关心我们所说的‘健康的人民的直觉’。就是根据这个，而没有任何其他依据，我们的检察官提出了他的判决请求。这个案子应该如何判难道不是一眼就能看出来吗？发生了谋杀案，必须找到凶手，法律必须作出判决。一个犹太人碰巧涉入其中，无法自证清白。古老的罗马法规定的只要存在对被告指控的合理的怀疑则被告无罪的原则已经不再适用。新的德国法律当涉及捍卫国家价值观的时候是铁面无情的。先生们，你们将为一个完美的法律系统服务，这个系统和正确的生活哲学、国家社会主义关于正义的定义及其重要性，以及由此产生的情感力量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个案例对于你们来说很容易，而且必须很容易，这就是坚持有罪判决。你们的陈述，先生们，必须让每一个陪审团的成员觉得判定被告无罪是他们的耻辱。每一个陪审团成员必须明白，他们驳回对被告的指控是危险的，不仅对他本人，而且对他的家庭！” 那个坐在前排的学生“啪”的一声把铅笔放回桌子上。哈伯曼看见他尽力控制自己不要大声笑出来，但他还是转过头对着其他人发出一声短促的笑声，班上的其他人开始跺脚，这是学生们惯常表达叫好的方式。很明显，哈伯曼教授站在纳粹当局的对立面，而班上的同学站在他的一边。 教授继续说道：“先生们，你们必须把自己脑子里早先形成的对于‘客观正义’和‘自然正义’的信条彻底清除掉。最近我们的司法部长弗兰克博士对此有令人惊叹的论点：‘主宰我国法院并扩展至其他一切领域的必须是国家的自我拯救和自证清白的意志。’你们当中可能有人反对这个说法，你们可能要问：‘怎么才能相信国家确实知道什么东西可以使它获得拯救呢？’先生们，这是一个彻头彻尾愚蠢的问题。我很高兴司法部长代替我给出了答案。‘只有国家社会党才能确定什么最符合德国人民的利益。在法律和公正方面，以及其他一切方面，党的决定和意见就是德国司法系统一切理论和实践最权威的来源。我国司法体系的任何设想都必须时刻遵从我们的世界哲学，我们必须反对过分的客观主义！’”[1] 哈伯曼又看了一眼那个前排的学生：“现在你们明白了，先生们，我警告你们放弃过时的和反德国的‘自然正义’是多么的正确。在‘过分的客观主义’和‘我们的世界哲学’之外是没有任何其他选择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世界哲学才是至高无上的，‘客观公正’根本算不了什么。但是我注意到——”教授打断了自己，热切地望着他面前几位学生的脸，好像要努力读出他们脑子里在想什么。“——我注意到你们的眼睛里又有了新的疑问，你们似乎要问：‘如果这个世界哲学是随时变化的，而且是随着政治需要和政治形势而不断改变的，那我们怎么能把它当作法律系统的基础呢？这个拯救国家的意志难道不正是要让这个世界哲学随时随地顺应元首的意志吗？’” “先生们，祝贺你们提出了这个问题，”教授大声说道，好像这个问题真的是这个班的学生们提出来的，“一个符合逻辑而又深刻的问题！但是国家又一次料到了你们会提出这个难题，并且早就准备好了答案。在这个国家所有的原则都要服从一个永恒的原则，而这个永恒的原则就是权力。我再引用一次咱们司法部长的说法：‘在世界政治的领域期待司法公正，结果只能是令人遗憾的。事实说明，如果没有实际的手段和力量付诸实施，期待国际社会的公正是没有意义的。’这就是说，寻求公正要有强力为后盾。当然，这样一来，学习法律会变得特别困难，学究们和书虫们如果只知道从专家论文里获取知识而不注意‘优秀民族的直觉’，那他们在新的德国就很难吃得开。” “先生们，我要提醒你们，我的上司司法部长先生正在竭尽全力反对一种论调，这种论调认为‘国家应该赋予学者和专家在法律领域对元首和党的权力划定某些限制的权利’。再清楚不过的是，元首和党的权威是永恒的，而构成我们法律的种种概念和思想是可以随时更改的，因为‘正义就是为德国人民所用’，而且今天有用的明天可能没有用，所以今天的正义可能就成了明天的非正义。更进一步说，因为一项正义的诉求必须有意愿和力量来保证它的实施，所以当这个力量停止存在或被另外的人所攫取，这项正义的诉求也就无效了。我说清楚了吗，先生们？每个人都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同学们又开始跺脚了。在前排的年轻人想：上帝啊，他有一两次差点儿把我说糊涂了。他批评“学究们和书虫们”时那么严肃，但实际上他是在猛批现在的体制！区别只是他用了一种新的方式。这是肯定的，不会有错。 哈伯曼先生的脸上又一次闪现了他在“证明”那个犹太人有罪时露出过的扭曲的笑容。然后，他拿起了放在面前的一本厚厚的书。 “虽然司法部长发出了警告，”哈伯曼教授说，“我还是发现又有一个自称专家学者的人敢于在法律领域给党和元首的权力设定一个界限，或至少是给出一个定义，提出了一个形态。这本著作是有关法律的，或许并不适合我们今天的课程。但是，由于它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提出了如此多的有价值的提示，所以我要在我的课堂上介绍它。” 他真是这个意思吗？坐在前排的年轻人想着，打了一个寒战。 “我手上这本书，”哈伯曼教授接着说道，他用右手的食指和拇指捏着这本书，好像捏着一个什么发出恶臭的东西，“书名是《大德意志帝国宪法》[2]，最近由Hanseatische Verlagsanstalt出版，作者是恩斯特·鲁道夫·胡贝尔，莱比锡大学法学教授。先生们，我无论对此书作出多么高的评价都不会过分。这本书达到了一个惊人的高度，如果你们考虑到作者是在多么困难的条件下完成了这本书，就会更加对此书的作者赞美有加。在这些困难当中有一点，但远远不是最困难的一点，尤其是对一个法官而言，即最高的法律，比所谓事实还要高的法律，是元首的决定。而元首的决定又取决于前面所提到的拯救祖国的强烈意愿。为了让你们先睹为快，先生们，我将要对胡贝尔教授的这一杰作做一个简要的阐述。” 班里开始出现意见分歧。很多学生认为哈伯曼教授一定很欣赏他如此热烈颂扬的这本书，所以他们一定要好好读，因为它的内容在考试的时候一定会用到。另一些学生，包括坐在前排的那个，觉得教授是在说反话。他们看出来他的狡猾，表面上称其为杰作，实际上对它进行毁灭性的谴责。那位前排的学生深吸了一口气：接下去教授怎么收场啊？ 教授快速地翻着书页，说道：“这位博学的教授的主要观点可以总结为如下几条：（1）德国在十九世纪参与建立的司法传统已经彻底被抛弃。一位伟大的德国人，约翰内斯·阿尔图修斯曾经声称的‘不可剥夺的人民的最高权威’也一并被抛弃了。正如你们所知，国家才是最高权威，并且它的权威必须涉及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对于作者而言，‘一切过分地追求客观’都明显是反动的。并且，他坚持认为，（2）国家是，并且仅是，‘人民意志的化身’。他写道：‘人民所特有的本质和意愿是帝国政治和司法构成的基础……政治生活哲学具有独一无二的有效性，它的统一保证了人民的统一。’你们可以在第158页找到这一段话。所以不管是‘宗教信仰自由’还是‘个人自由的权力，都不能用来对抗国家的权力’——第361页和495页。他告诉我们，自由的权力‘是不能和人民帝国的原则相调和的’。” “现在，先生们，”哈伯曼教授提高了声音，“可否允许我要求那些正在打瞌睡的人合作一下？我必须警告你们，如果你们没有背诵《大德意志帝国宪法》中的下面这段话，我在考试的时候可不会手下留情：‘没有任何个人权利可以优先于国家，或者置身于国家之外。对于这类个人权利，国家不会给予保护。’先生们，你们将要成为德国法律的执行者，德国人将被交到你们手里，或者那些你们要以其名义诠释法律的人手里，所以请你们记住这段话。胡贝尔教授将这样的情况解读为‘整体的原则’，这个原则要求将‘统一的政治态度’扩展至一切人类的行为和事业，‘如宇宙般地拥抱和渗透一切’。” 哈伯曼教授停顿了一下。一双蓝眼睛眯成两道缝，扫视着寂静的课堂。 “我基本上不需要告诉你们这本书将自然而然地且不可避免地得出什么结论，因为你们已经知道了这些结论。我也知道你们所有人，不管你们的专业如何，是数学还是政治经济学，都不能逃脱这些结论。正如作者所说：‘在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人群中，政治权力只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代表者，那就是元首，只有他才能代表所有的政治权力和权威。’” “是的，是的，先生们，”哈伯曼教授和同学们一起笑了，“你们选择了一个困难的职业，国家将动用一切力量从头至尾监控你们做出的选择。帝国司法部国务秘书罗兰·弗赖斯勒博士对这一点表达了鲜明的观点，他说：‘最重要的是，法官必须是一个真正的男人。’先生们，我百分之百同意他的说法，他完美地表达了我的愿望：‘一个真正的男人！’自然我们可以讨论什么才是‘真正的男人’，但是请原谅时间不允许我深入地分析弗赖斯勒博士这个表述的内涵。” 学生们不约而同地看了看他们的表。这是一堂两小时的课，而现在还不到一个小时。教授用时间不够为理由解释他不能深入探讨弗赖斯勒的“真男人”概念实在是太勉强了。 “尽管如此，”哈伯曼教授接着说，“也许我可以讲讲帝国司法部国务秘书先生的另一番话，‘在提拔一个人的时候，首先要看他是否参加过世界大战，是否为纳粹运动战斗过，是否服过兵役，或者他作为一个父亲是否称职，最后一点是评判他优劣的终极标准’。弗赖斯勒博士又说：‘根据国家的政治考量，如果有两个人在能力和贡献上旗鼓相当，那么应该优先考虑有较多孩子的那一个。’[3]先生们，你们应该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当两个人旗鼓相当’，也就是说如果一个法官比另一个差一些，但是孩子比较多，那么就是这个差一些的法官‘根据国家的政治考量’会优先得到提升！” “但是现如今咱们的领导人对谁更好一些谁更差一些做出判断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而弗赖斯勒博士对解决这个难题做出了贡献。他提出，对一个法官的评价标准是：第一，看他是否参加过世界大战；第二，是否为纳粹运动战斗过；第三，是否服过兵役；而第四，也是最后一条，是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你们一定发现了，这个法官在法庭上是否公正这一点根本不在考虑之列。” 哈伯曼晃动着一本叫《德意志司法》的小册子，就像挥着一面旗帜。书页打开着，教授让它们在眼前停留了一会儿，继续说道： “弗赖斯勒博士先是让学生们明白早一些结婚生子是法律专业人士的基本条件，接着他又说：‘为了建立新的个人政治观点，必须抛弃许多旧的、传统的思维，必须战胜很多根深蒂固的习惯，只有这样新的事物才能永存。’” 哈伯曼提高了声音：“最后一句话的着重号是我加的，但话是弗赖斯勒博士的。我觉得自己有责任警告你们不要理解错了。我们当然明白，秘书先生的意思和他说的完全相反，但是由于德语是一种相当困难的语言，并非每一个‘真男人’都具备玩弄它的能力。”说到这里，哈伯曼露出孩子般的坏笑。 有几个学生大声地笑了。坐在前排的年轻人眉头紧锁，摇了摇头。他不明白教授在干什么。小心啊，别做过了！已经有点过了！ 可是哈伯曼似乎毫不在意。他放下小册子，从衣袋里掏出一张报纸，然后打开它。 他又重复了一遍：“是的，德语是一种困难的语言，而我们很多法律系的学生似乎正在向它公开宣战，而国家法律委员会正在全力以赴地应战，所以我们应该对此稍加留意。委员会主席帕兰特博士曾经汇报过这场战争，他说：‘司法考试的应试者对一些重要问题的表述是如此的令人费解，即使绞尽脑汁也看不出其中的含义，这种情况现在并不少见。很明显，应试者们所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如何写出平实易懂的文件。这些司法考试的参加者甚至在使用“主张”“证明”“援引”“反对”这些动词的时候无法区分它们之间的不同含义，这就证明了他们学术水平之低。他们本来应该在头三年的课程中就学会并掌握这个能力。在大多数案例中，学生们完全没有能力运用他们自己的证人所提供的证据。当需要这些学生们解释和澄清一项司法判决时，他们根本做不到。他们连决定一个案子是否立案的能力都没有，这实在令人费解。’” 哈伯曼聚精会神地引用了这段话，使得手中的报纸掉落在地上。 “多么符合事实！”他大声叫道，“多么准确！但是我要再一次预想一个可能出现的误解。”他把手放在讲台上，身体朝前倚靠，热切地盯着坐在前排的那个年轻人。 “不难想象，就算一个学生有能力区分‘主张’‘证明’‘援引’‘反对’这些动词的不同含义，他还是可能会发现自己完全没有能力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建立他的决定的有效性。换句话说，我们必须放开自己的手脚，不要受那些老旧过时的、曾经构成‘决定的有效性’要素的概念束缚。先生们，现在我要回到这堂课的主题：‘所谓正义就是能够为我们的目的服务。’” 对于哈伯曼先生的课，唯独不能用缺少变化和色彩来评价。确实，一个注重表面的聆听者可能会批评这位博学的法学家总是毫无理由地从一个题目跳跃到另一个题目。但是现在，他突然把课堂拉回到主题。很有可能，根据他在讲课方法和思想态度上的这一怪癖，这种分散和不连贯，可以看出在希特勒上台之前他对自己的职业生涯并不重视。而现在既然出现了一个机会，他也无妨用一些心思来实现它。但是或早或晚，他的表现一定会引起官方的注意，而到那个时候，无论是他百分之百的德国血统还是他在学生中间受欢迎的程度，都无法挽救他落入自己一直在玩的危险游戏所造成的深渊。 课程进入了第二个小时。哈伯曼引入了青少年犯罪的话题。他讲话很慢，令人印象深刻，他似乎很享受自己正在讲的： “诸位一定很清楚，德国衰败时期长期的高失业率和由此产生的年轻人的道德败坏，是当时令人震惊的青少年犯罪率上升的原因。对于我们这些学习法律的学生而言，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是，只有一小部分犯罪是由于所谓犯罪的冲动，而这种犯罪动机在青少年中则更是最小的一部分。相反，正如你们所知，大部分犯罪是客观环境所导致，是源于对生活的绝望。但是，在这一切之上的，是坏的榜样培育了犯罪。这也就解释了在魏玛共和国晚期，一直有大量的青少年犯罪被起诉。然而很不幸，在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我们现在也正面临着一个奇怪的、非常令人不安的现象。先生们，在过去的数年中青少年犯罪率不仅没有下降，反而上升到了一个令人恐惧的水平。我带来了一组比较数据： 一般刑事犯罪 柏林 1934年：948起 1936年：1485起 汉堡 1934年：566起 1936年：979起 科隆 1934年：328起 1936年：549起 性犯罪 柏林 1934年：22起 1936年：72起 汉堡 1934年：26起 1936年：107起 曼海姆 1934年：10起 1936年：48起 暴力犯罪 柏林 1934年：30起 1936年：75起 汉堡 1934年：21起 1936年：47起 布雷斯劳 1934年：1起 1936年：47起 “请看，先生们，过去的几年被定罪的青少年犯罪的数量，特别是在大城市中，都有成倍的增长。特别令人不安的是，暴力犯罪、性犯罪、威胁和伤害罪平均增长了三倍。你们也许已经注意到了，先生们，在布雷斯劳这个城市暴力犯罪增长了四十六倍！有关这个有趣的话题，我推荐你们读一篇刊登在《青年德意志》上的文章。[4]我刚才引用的数字也是来源于此，它确实一直是一本比较靠谱的法律期刊。然而这篇文章却作出一个判断，即失业‘对于德国青年的道德水平下降已经不再是重要的因素’。” 哈伯曼教授的脸再一次扭成了一张类似蒙古人那样的怪相。此时，他对着课堂发出了一连串辞藻华丽的诘问： “难道我们不应该认为我国生活的新秩序，我们的元首给我们带来的新的道德激励和他的伟大思想，以及他所促成的令人赞赏而又无所不包的德国理想的实现，会对我们的国家起到净化的作用吗？然而事实却是，举目四望，我们只看到污秽横流，看到即使在德国衰败的年代都无法忍受的令人震惊的犯罪率的回升。先生们，面对眼前的严重退化的状况，面对长在德国人民身上的毒瘤，我们将如何解释？” 教授沉默了。那个前排的学生很有把握地预料，以教授的胆大包天，他下面一定会对自己提出的问题给出纳粹宣传部门通常的答案：“外国的阴谋！”或者“耻辱的《凡尔赛条约》！”于是，就会不可避免地引发嘲讽的共鸣。年轻人觉得自己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要坏事了，他想。要么就是什么人出来谴责我们这位聪明的教授，要不就是班里的同学一起鼓掌起哄表示支持，最终校长出面调查而我们必须接受调查。全能的上帝啊，到底会如何收场？ 哈伯曼那一双眯成缝的眼睛仍然看着学生们，但保持着沉默。教室里死一般沉寂。 年轻的学生们都在紧张和期待中等着他们的老师对当局和当局的捍卫者爆发出激烈和愤怒的谴责。同时，每一个人也都在紧张地盘算：我应该怎么办呢？几乎所有人都希望他能说出来，我们都知道他会说出来。但是只有等他真的说了，大声地，清楚地在我们这所古老的大学讲堂里说出他要说的话，我们所希望的慰藉才会真的到来。我们一直以来不断地向各种谎言卑躬屈膝，而他要说的话能让我们找回一点失去的尊严。 一阵短暂而大声的敲门声打断了紧张的沉寂。两名穿冲锋队制服的年轻人闯进了教室。“希特勒万岁！”他们叫道，班里的学生勉强地回应。仪式过后，冲锋队员走向哈伯曼和他的讲台。 教授的头低垂在肩膀中间，像一头公牛看到了红布。他们在门外偷听我讲课？还是有个学生半截溜出教室去告密？如果真有其事，这个家伙就等着倒霉吧！别的学生会给他一个一辈子都忘不了的教训。其中一个冲锋队员走上讲台，面朝学生，用自己的背挡住了哈伯曼教授。前排的那个学生猛地挪动了一下脚，让他英俊而愤怒的脸一半面对其他同学，一半带着威胁的眼色冲着冲锋队员。冲锋队员清了清喉咙开始说话。 “同志们，朋友们，在此关乎祖国命运的时刻——” 什么？又是关乎命运的时刻？我们还有没有不关乎命运的时刻了？这次这个纳粹想要什么？ “在此关乎命运的时刻，我向你们，我的党内同志们，也向你们，还没有成为党内同志的元首的战士们呼吁——” 坐在前排的那个学生开始挪动他的椅子，弄出很大的动静。 冲锋队员继续说道，“我站在你们面前”，他的声音开始升高，“作为帝国食品部的代表和地区负责人，并且作为——” 坐在前排的那个学生开始拍手，固执地、连续地、充满愤怒地拍手。完全不是学生们在表示赞同时的鼓掌。 冲锋队员吃惊地停顿了一下。然后继续说话，希望盖过下面的掌声。 “先生们，”他的声音变成了尖叫，“收获的季节到了，我们的责任要求我们——”但是课堂里响起了更多的掌声，大概有一半的学生加入了进来。哈伯曼教授被冲锋队员挡在身后，而且由于身材比较矮，学生们几乎看不到他，但他此时也像一个疯子一样鼓起掌来。他高举双手，在自己的头顶上拼命地拍。实际上此时的他像一个乐队指挥，在带领全班同学进行一场特殊的音乐会。掌声越来越急，此时已经没有一个学生没有加入了。学生们的面孔——这是最令人惊讶的——都露出疯狂的热切。更准确地说，是一种愤怒和公然蔑视的表情。他们坚决不允许这个穿制服的闯入者，这个帝国食品部的官员在这里说话。不！决不让他在这儿说下去，即使明天早上全班同学都被判处关进集中营。 冲锋队员对眼前全体一致的反抗无可奈何，只能用尽全力喊道：“我谢谢你们，先生们，谢谢你们用这样的方式表达你们的赞同。我相信你们所有的人都会在接下来的假期中自愿参加收获季节的劳动。” 透过雷鸣般的拍手声，他勉强又喊出了一个词：“东普鲁士！”他声嘶力竭地喊着，好像这个单词的发音有神奇的作用，可以用来压住其他声音。“东普鲁士！你们会被派往东普鲁士，党员同志们——在此关乎祖国命运的时刻……” 此时的他脸红得像一只熟透的龙虾，额上的青筋似乎威胁着要马上炸开。哈伯曼教授仍然高举双手在头顶上拍手，但此时开始减慢速度和力量，班里的同学也附和着他。最终，“乐队指挥”用了一个手势，掌声终于停止了。冲锋队员没有料到会这样，声音也跟着降下来：“我们和德国农业精神之间有着天然而密切的关系……”他的声音回响在课堂里，听上去像一只动物在被捕食时发出的哀号。他突然停下来，两眼发呆，像是突然丧失了意识。哈伯曼从冲锋队的褐色衬衣队服后面露出他最狡猾的表情，苍白的眼睛分明在笑着。 冲锋队员沉默了。但是现在轮到那位前排的同学上场了。他从座位上跳起来，仍然是一半面对冲锋队员，一半面对课堂，鞠了一个标准的几近优雅的躬，眼睛看着地面。 “请允许我代表全体同学谢谢帝国食品部的这位代表，谢谢他做出了清醒的判断。这位代表完全不需要我的保证，他从我们的掌声中就可以判断我们是多么无条件地站在他和我们的元首一边。万一，由于我们的表达过于热烈——班里爆发出笑声——某些重要的指示我们没能听到，那么代表先生完全可以确定我们是如此专注于他的命令，以至于我们都成了瞎子、聋子和哑巴，而且我们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在这个，或那个，或其他关乎命运的时刻，还要让我们做什么。” 他又鞠了一躬，然后返回到座位上。冲锋队员完全无法了解这段嘲讽得天衣无缝的发言的含义，只能向上举起手臂： “嗨尔，希特勒！” “嗨尔，希特勒！”回应他的是他的同伴。从头到尾他只做了这一件事。班里的同学没有回应。哈伯曼教授带着这两个穿制服的人走向门口，以一个谦和的鞠躬送走了他们。然后，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他回到讲台上继续上他的课。 “我们刚才讲到，”他的眼睛平静地扫视着课堂，但透露出一缕由恐惧生出的战栗，“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们刚才正在讨论，我们新的威权主义国家在面对有组织的集体而不是个人所进行的颠覆活动时可能产生的困难。” 班里又一次死一般沉寂。坐在前排的年轻人直视着老师的面孔。这位年轻人褐色的眼睛闪着赞赏和敬爱的光。而他的朋友们，这间逐级上升的阶梯教室里坐在他的边上和后面的年轻人们，也都带着几乎是宗教般的神情聆听着他们老师的讲课。他们都非常清楚，教授根本不是“没有记错”，而是“完全记错了”。他刚才所讲的课和有组织的抵抗在任何意义上都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他们刚刚目睹了，且作为亲历者参加了这样一场行动。而且非比寻常的是，这个人，这位在行动中未置一词的他们的领头人，现在敢于直截了当地，用清楚的语言在教室里给这次行动命名。 哈伯曼说道：“我们第三帝国的刑法专业的学生们，应该知道，没有什么比大众的消极抵抗，甚或是意志坚定的小团体的消极抵抗，对国家造成的威胁更大。” 他停下来看了看手表，然后用很随便的语调做了结尾：“根据有关指示，我请准备自愿参加在东普鲁士收获季节服务的先生们举手。” 教室里没有声音，大家都坐着不动。坐在前排的年轻人好像突然很紧张，扫视着班里其他同学。但是没有人举手。 哈伯曼教授有意让这沉寂延续了几秒钟，然后做了一个简单的手势。 “谢谢你们，先生们。”他说。在这句最平常不过的句子中，无疑包含着他的自豪、胜利和感激，以及所有这一切对他而言无可估量的价值。教授高昂着头，迈着沉稳的步子离开了教室，而此时，除了校园中催人入睡的喷泉声，一切都归于寂静。 即使我们的城市遭到轰炸，生活仍旧在继续。年轻的冲锋队员们身着漂亮的制服，迈着整齐划一的步伐在街道上巡逻。没有人会怀疑，城里的任何地方都秩序井然——虽然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燃烧过后的气味。 * * * [1]法律必须经由国家社会党（即纳粹党——译者注）解释。见1939年5月23日《德意志汇报》。 [2]恩斯特·鲁道夫·胡贝尔：《大德意志帝国宪法》，1937年出版，1939年修订及增补。 [3]帝国司法部秘书弗赖斯勒博士关于遴选法官要优先考虑有较多孩子的候选人的讲话。见1939年8月的《德意志司法》。 [4]关于青少年犯罪的增加的相关文章，见1937年第10期《青年德意志》。 [book_title]第五章 为了纪念一位英雄 1938年11月10日，一纸命令传达到本市的全体政工干部和地区督查总监。 市属刑事警察厅 刑事警察总部 二十四小时值班室 1938年11月10日 针对犹太人行动的有关问题： 市属警察总部总监汉斯曼博士于下午七点三十分电话指示： “为了回答刑事警察反复致电秘密警察总部所提出的问题，特通过电话发布如下指示： 现发布对有影响力的、有财产的、持有德国国籍的、年纪不算太大的、看上去身体还算健康的男性犹太人执行扣押财产和抓捕的命令。 当地政工人员也即将通过电话绝对秘密地发布严格的指令，持有德国国籍的犹太人的财产要被剥夺殆尽。在这些行动中警察不得干涉。只有在不会引起火灾蔓延的地方才允许焚烧建筑物，所以焚烧行动不得在城市地区实施。需要抓捕和查封财产的犹太人总数约为五百人。” 1938年11月10日和11日，地狱把脱缰的恶魔释放到我们的城市，就像它在帝国的其他城市所做的一样。到处都是火光、废墟、鲜血和眼泪。一群群号叫着挥舞着鞭子的恶棍，那些还不满十八岁的男孩子，依照命令去完成那些将他们自己降格为非人的任务。冲锋队中最凶狠的一伙人乘着卡车在城中各处放火焚毁犹太教堂。他们随身携带镐头和铁锹，按照命令中的原话将非外籍犹太人的财产“剥夺殆尽”。我们这座城市的居民穿行于烈火和废墟中，沉默不语，无能为力。受尽折磨的受害者发出虚弱的呻吟，和政府的代理人们尖锐的命令声混合在一起。 孩子们忙着在商店的废墟里翻找玩具和衣物。在一处，有一架被砸烂了的三角钢琴，底下露出一个金色闪亮的东西，那是一个孩子玩的小号。一个男孩看到了这个小号，他趴在地上奋力地往那架三角钢琴的碎片里钻，想拿到那支小号。他的手突然碰到一个冰凉而柔软的东西。男孩的兜里有一些彩色的小石头、鱼钩、松果，还有一盒火柴。他划了一根火柴，看见一个满脸鲜血的女人的脸，而他自己此时就跪在这个女人的尸体上。男孩发出刺耳的尖叫，引来街上的其他人。两个穿制服的冲锋队员把半昏迷的男孩从钢琴的残骸下拖出来。其中一个冲锋队员年龄非常小，他看着那个死去的女人，面色苍白。 “太恶劣了。”他清楚地说了一句，一边用手搂着那个男孩。 但是另一个年龄大一些的却笑着说： “干得好，干得利索！” 年轻的冲锋队员把孩子交给了一个看上去像是他妈妈的妇女，然后对他的同伴说：“你知道吗，我很庆幸，那天晚上咱们遇到的那个外国人，那个英国人还是哪国人，今天没有在这里看到这一幕。他那天似乎还不觉得咱们会干出这样恶劣的事。” 他返回商店，把尸体拖到房子的一个角落，把一条烧焦的饰有沉重流苏的紫色窗帏盖在上面。做完这一切之后，他费力地走出这片已经空无一人的地方，踉踉跄跄地沿着街道走下去。在一个转弯处，他靠在一栋房子的砖墙上呕吐起来。 11月10日早晨，本市有大量的犹太人——相当大的一部分——已经离开了他们的家。10号前的那几天，很多犹太人从集中营里被放出来，他们中间有很多人逃到了山上。妈妈们拉着孩子们，背上背着沉重的绿色帆布袋，让人联想到假期的户外活动。在被雪覆盖的岩石中间，老人们想找到岩石的裂缝栖身，以躲避那些降临到他们身上的仇恨。很多难民持有护照和外国签证。在我们这座城里，政府派遣的士兵们的行为像个入侵者，但是很多上了死亡黑名单的人此时已经逃到了外国的边境附近。 政府的军人们很愤怒。他们是坐着卡车来的，装备着一流的破坏工具——当然他们是穿便衣的，因为他们是“民众愤怒的自发爆发”——但是他们很难在计划施暴的地点下车。因为警察突然出现了，吹响了警笛。警察挡住了这些年轻恶棍的去路，用武力驱散他们，而且公然蔑视所谓的秘密默契，保护了犹太居民的财产。更麻烦的是，很多“下等的”犹太人根本就不在他们的家里。士兵们非常失望，觉得自己被耍了。他们本来想借此机会趁火打劫，大捞一把，而现在只能把气撒在看着他们出丑的路人身上。很多旁观者戏言：“鸟儿已经及时地飞走了”，“鸟巢是空的”。 只有当这些年轻的恶棍在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的地方，他们才会和防暴警察发生流血冲突。如果他们的人数和警察持平，或者优势不明显，更不要说处于劣势，这些“希特勒男孩”就会谨慎地避免冲突。他们忍着怒气回到他们的卡车上，横冲直撞地驶过街道，希望在别的地方碰碰运气。但是当他们到达下一个指定地点时，就会发现防暴警察的车已经在等着他们了。此时他们会立即变得文明一点，向那些警察出示逮捕犹太居民的书面命令。警察们严肃地点点头，然后像对待犯人一样把这些冲锋队员押送到他们要去的地方。即便如此，多数情况下他们也只能无功而返——他们要找的人已经离开了。 弗兰茨·德格迈耶是本城的盖世太保总监。他四十岁出头，有超过十五年的国家社会党党龄。纳粹掌权后不久，这位经验丰富的警官就被调往盖世太保，并且由于他的机智、勤奋和可靠而得到迅速的提升。到了1938年他已经是地区总监，成为这个城市的盖世太保和附近集中营的最高领导。这个地区的“政工干部”和党卫军部队也奉命向他报告并服从他的领导。 德格迈耶有一个妻子和四个孩子，两个男孩，两个女孩，最小的三岁，最大的十二岁。他爱自己的家和他的国家，也爱他的职业。这个职业可以让他全力以赴地为国家服务，并且让他可以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好男人和好女人，培养成优秀的爱国者和优秀的德国人。自从希特勒上台以后，弗兰茨·德格迈耶开始思索很多问题，内心深处不断发生冲撞。周围发生的许多事情越来越让他感到失望。他对国家的无条件服从与他作为一个人和一个基督徒的良知产生了痛苦的冲突。他在1919年二十二岁的时候加入了魏玛共和国的警队，直到1933年共和国终结，他一直忠诚地为国家服务。即使他对当时的国家有一些不满，认为它缺少威望、荣誉感，甚至缺少信誉，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对这个国家保持忠诚。 但是，当前这个新的政权刚一建立就明显具有某些令人不安的特征。它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不公正且极端专制的政权。如果说旧的共和国缺少的是尊严和权威，那么新的政权就是要让全体公民对它的膜拜超过对待上帝。说到犹太人，德格迈耶本来并不是十分关心。他的党不承认犹太人，好吧，他自己也对犹太人没有什么好感。他觉得要减少犹太人在本城的影响和他们的人数是一个需要小心行事的计划。他不是很清楚如何能实施这个计划而又不违反公正的原则。“政府总会有办法的。”他想。他已经习惯于在任何有关政策的问题上依靠他的上级。 在执行公务的时候，德格迈耶常会网开一面。作为一个盖世太保，当他接到命令逮捕一个人犯，例如一个天主教徒、一个民主党人，或是一个犹太人的时候，他会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让被逮捕的人日子好过一些。他会尽量放宽探监的限制，允许给犯人带食品和衣物。更重要的是，他会对所有的文明国家都会看成是“政治犯”的人特别关照和尊重。他这样做的时候没有觉得有任何不妥。他是在执行公务，但是仍以他自己的良心为指导。 除了偶尔会有一些内心的纠葛，他在1938年11月的那些日子到来之前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完全无法接受来自上级的命令。他当然知道，他的某些做法不符合上级的精神，但他总是很小心地不去明显违背上级的指令。他的上级没有指责他，而且提升了他的职务，把更多的权力授予他。但是当他接到11月10日“关于对犹太人采取行动”的命令时，他第一次意识到他被授予的权力居然是用来作恶的。 在漫长的数个小时中，秘密警察德格迈耶痛苦地纠结着。最后，他决定反抗他接到的命令。他对自己说，我不能这么干。太恶心，太恐怖了，我不敢承担这个责任。我不能干，我不会干。 他没有对任何人说，包括和他相依为命的妻子。他打算一个人完成这个疯狂的计划。为了我的国家，为了德国，我必须全力制止恶行，全力挽救可以挽救的一切。也许至少在这座城市和这个地区不会发生以国家的名义进行屠杀和掠夺的狂欢。是的是的，他继续想，我要做的事是“叛国”和“为德国的敌人充当间谍”。风险不可估量，生命和荣誉都会毁于一旦。他想到了妻子和孩子们，想到了她们对他的爱，以他为荣。生命和荣誉……他重复着。什么是我的荣誉？他突然想通了。他要做的事正是要挽救他的荣誉，清洗这些年在他身上留下的种种污点。他渐渐变得坚定起来。他相信他最亲爱的人最终会理解他要做的事并且为此而更加爱他，即使他会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妻子和孩子们能分辨善恶。他要做的是善，即使这样做会给他和他的家庭带来恶的后果。 盖世太保地区总监弗兰茨·德格迈耶穿上便服，把帽檐压低，溜到集市广场的公共电话亭。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犹太居民的名单，当地冲锋队司令告诉他这些人会在明天被逮捕，他们的财产会被“剥夺殆尽”。他一个一个地给这些人打电话，报上自己的名字。他的名字会给接电话的人带来恐惧，但同时会使他们信服。他向他们发出警告和行动指示。 “你有护照吗？没有？今天下午去盖世太保办公室六号房间，我会给你护照。” 他要打许多电话。为了避免引起注意，他不断地变换电话亭。到了中午，他回到办公室签发护照，并且签发命令，释放集中营中关押的犹太人。 “他们要被杀掉，”他自言自语地咕哝着，“全体犹太人都要被杀掉，腾出地方来装新的囚犯。但是我要把他们全都放走，让他们去他们想去的地方。一个叛国者放走他们，这个叛国者还要放走更多的人。他还要保护他们的财产，这样有朝一日他们还能把它们领回去——” 他没有继续想下去。我真的要为自己做的事付出生命的代价吗？但是我挽救的是人命啊！这些人没有做错任何事，没有犯罪，也不是天生有罪。我正在挽救无辜人的生命。我一定要为此丧命吗？ 那天早上他给沃尔夫医生家打电话的时候没有人接。我得去一趟，他想着。他在名单上，我得去告诉他。 沃尔夫医生自己开的门——当然了，德格迈耶想起来了，他是犹太人，所以不能雇女佣。虽然德格迈耶穿着便服，医生还是认出了他，不由得向后退了一步。 “离开这里，今天就走。这是你的护照，章已经盖好了。马上走。” 大家都知道沃尔夫医生对他出生的这座城市充满感情。如果他愿意，他早就可以找到办法离开这里。但现在他却怀疑地摇摇头。 “为什么？为什么我必须离开？我没有犯任何罪，即使是根据他们自己的法律他们也不能拿一个无辜的犹太人怎么样。” 这是无法言说的一幕：一个犹太人在表达他对国家社会党领导的国家不可动摇的信任，而一个盖世太保的地区总监试图说服他放弃所有的信任并且立即逃离。 “我求求你，”这名盖世太保一边说，一边紧张地把自己的帽子在手里揉搓着，“我从心底里恳求您，救自己一命。” “我哪儿也不去，”犹太人回答，“而且我斗胆请您离开。我看出了您的好意并且表示感谢，虽然我觉得有些奇怪。” “这是您的护照，如果您最后决定离开的话……”他说着，转身向门口走去。 他走了。医生还站在屋子中间，摇着头。 德格迈耶像是在一连串梦境中度过了这一天。有的时候像是一阵大风将他带起，使他比平时更加轻松和迅速地行动；又有的时候，他的四肢似乎灌满了铅，即使是拿起电话听筒也要竭尽全力。 “盖世太保地区总监办公室，”他对着听筒严肃地下着命令，“请立即派两个防暴警察分队到市场街十四号制止抢掠。告诉他们必要时可以使用武器。对对，我是地区总监德格迈耶。五分钟以后打电话回来确认命令已经执行。” 11月10日过去了，11日到来了，没有发生什么特别严重的事情。和“他们”所计划的相比，“行动”造成的破坏是轻微的。犹太会堂确实都被毁掉了，黑名单上的一些商店和工厂也被捣毁了。防暴警察并非总是能及时赶到保护所有的一切。但是人，盖世太保总监想着，人被救了。尽管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被救了。 沃尔夫医生被抓走了。他被抓的时候没戴帽子，也没穿大衣。他完全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就被拖到街上，然后被送去郊外的采石场。那几天天气很冷，而这些白天在那里干活晚上在那里睡觉的囚犯，连一个避风的棚子也没有。看守们裹着厚厚的斗篷，不时从口袋里掏出威士忌喝着，但是他们没有给囚犯们一件大衣，或者让他们到火堆前烤烤火。第一夜过去了，沃尔夫医生的双腿冻坏了。疼痛和绝望几乎使他昏厥。第二夜，他的双手和耳朵也冻坏了。但是看守还是强迫他继续干活。最后他们终于把这个已经不能动弹的人拖到一堵墙边，然后往他的脸上吐口水。他终于昏倒了，由于发烧而浑身发抖，最终被送进医院。医生们不得不把他已经坏死的四肢锯掉。他醒过来一次，可能是难以忍受的疼痛唤醒了他。但是很快他的伤口感染了。医生就这样死了，残缺的身体停止了抽搐。 曾经试图救他的弗兰茨·德格迈耶并不知道他的死。11月12日，他接到命令去十号办公室，因为他的一些手下在工作中出现了一些失职。但是他很清楚，十号办公室的设立不是为了处理这类小事，而是专门处理“叛国罪”和“为敌对国家充当间谍罪”的。他逃走了。和家人的告别短暂而艰难。 “别哭，我会回来的，我一定会回来的。”但他自己的眼睛里也都是泪水。 孩子们看到妈妈很悲伤，也都啜泣着。只有最大的十二岁的女儿明白发生了什么。 父亲对哭泣着的孩子们说：“如果别人说我做了坏事，不要相信。” 女儿说：“不会的！我知道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