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黑死病 [book_author]加斯奎特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150132 [book_dec]《黑死病：大灾难、大死亡与大萧条（1348—1349）》一书详实记录了1348到1349年的黑死病在欧洲起源、传播和扩展的过程，对黑死病在英格兰传播过程的叙述尤其详尽。作者以黑死病为主题，参阅大量资料，尤其是选用了英格兰的主教登记簿、庄园档案等原始资料，阐述了黑死病给英格兰带来的影响。因为该书重要学术贡献，英国近二十家知名高校图书馆、美国八十余家知名高校图书馆珍藏。《美国历史评论》《英国医学杂志》《都柏林评论》《演讲者》《东盎葛利亚人》等媒体给予好评。 [book_img]Z_11028.jpg [book_title]致读者 本书讲述了14世纪中叶英格兰及欧洲诸国爆发的大瘟疫——黑死病，该瘟疫为害甚巨。本书出版之际，我要向那些帮助我收集资料及协助我将这些资料编织为连贯叙事的人表示感谢，尤其是我那些善良的朋友们。我要特别感谢已故的F.布里克利先生，感谢弗朗西斯·约瑟夫·贝金特先生，感谢受俸牧师辛吉斯顿·伦道夫。埃德蒙主教给我提出了批评及建议，并不厌其烦地助我校对样稿，我非常感激。 [book_title]第二版前言 1893年，本书初版，现在绝版已久。二手书也很少出现在书商的目录中，所以极难觅得。因此，重印这部关于大瘟疫的记录，实在有必要。大瘟疫曾蹂躏过全世界。该话题尽管不可避免地令人忧愁感伤，但它因范围之大、影响之远而在世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本书第一版出版后，适逢印度爆发了瘟疫[1]，人口大量死亡，欧洲诸国亦有爆发瘟疫之虞。于是，人们对淋巴腺鼠疫这个话题的兴趣再起。因为各国的卫生部门小心谨慎，所以欧洲过去几年中零星发生的瘟疫尚能控制，没有发展成可怕的灾难。 根据印度和其他地区对该疾病的性质及起源的研究，人们了解到许多关于该疾病的新情况，这有助于我们搞清楚这场14世纪时发生的大瘟疫。现在，那场大瘟疫被称为“黑死病”，本书将详细地叙述。报纸上关于印度疫情肆虐的记录，实在骇人听闻。尽管印度疫情严重，但欧洲几乎没有因此丧生者，否则必将引起更多人的关注。 印度当前的这场淋巴腺鼠疫，与1897年10月旁遮普的瘟疫呈现出同样的特征。尽管卫生部门做了充分准备，用尽了所有的现代科学资源，但人们仍然怀疑，卫生部门是否已经将瘟疫消灭干净。1907年4月，西姆拉[2]的一封电报说道，4月13日之前的一周内，印度有七万五千人因瘟疫而死，其中北方省[3]和旁遮普大约五千人死亡。至此，人们估计，仅旁遮普一地九年来已有大约一百五十万人死于瘟疫。 就目前所能追溯的源头来看，印度这次瘟疫可能是由香港传至孟买的。调查发现瘟疫源于船上的老鼠时，疫情已经肆虐开来。据估计，1903年1月至8月，印度有六十万人死于瘟疫。1904年，死亡总数已达九十三万八千人。1905年，死亡数字进一步上升，实在令人震惊。据说从1897到1904年，瘟疫共夺去了三百二十五万人的生命。 人们轰轰烈烈地消灭传播瘟疫的老鼠，但结果不太理想，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地人的宗教感情，也因为人们不愿离开他们不卫生的家。很明显，不卫生的家是藏匿病菌的地方。并且当地人认为，老鼠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家畜，所以不愿意消灭老鼠。这导致老鼠更容易传播疾病。但非常奇怪的是，印度当地居民好像早就意识到了老鼠与淋巴腺鼠疫之间的关系。印度有句古话“老鼠躺倒，人要快跑”。这句话表明，人们都相信，老鼠大量死亡后会发生瘟疫。但事实现在已经清楚了，这两者之间并没有联系。1905年成立的一个委员会通过一系列的实验证明，淋巴腺鼠疫来自一种叫印度客蚤的鼠蚤，这种鼠蚤不仅将鼠疫菌从一只老鼠传给另一只老鼠，并且几乎可以确信，这种鼠蚤也将鼠疫菌传给了人。 人们都承认一个事实——疟疾由蚊子叮咬而产生。蚊子这种吸血飞虫叮咬人时将杆菌传播出去，使人患上产生昏迷的疾病。同样，人们都知道，鼠蚤将瘟疫从病鼠传到了人身上。鼠蚤叮咬人时，将致命的淋巴腺鼠疫的杆菌留在人身上。现在甚至有人断言，无论什么时候，这种瘟疫都不可能通过鼠蚤重新传到欧洲了，因为现在的研究已经证明，卫生条件不佳是该病产生及散播的重要根源。存在于城市与乡村贫困区域的跳蚤臭虫，可能是多种疾病的传染途径，这已经得到证实。 印度客蚤 这些现代研究的结果读来饶有趣味，也非常重要。它们能说明，为什么1348到1349年的大瘟疫传播速度如此快。如果瘟疫是通过这些吸血的寄生虫传播的——其实这一点已经基本确定了，那么14世纪时人们所住的房屋太有利于瘟疫传播了。西梅翁·吕斯[4]记录了14世纪时法国农村的生活状态，可信度极高——本书第三章对此有所引用。至于我国，我们的祖先所居住的那种不干净的环境，我们的祖先所习惯的那种污泥灰土，是跳蚤滋生的绝佳环境，也可能是滋生其他传播瘟疫的虫子的绝佳土壤。 最后重申一句，除一两处小的更正及若干补充外，本书完全是在上一版的基础上重印的。 * * * [1]1896年，印度爆发鼠疫。——译者注 [2]印度最北部的政府直辖市、喜马偕尔邦首府。——译者注 [3]亦称北方邦、联合省。——译者注 [4]西梅翁·吕斯（1833—1892），法国历史学家，主要研究中世纪史。——译者注 [book_title]引言 迄今为止，还没有人曾完整地叙述1348到1349年的大瘟疫。这次瘟疫危害巨大，影响深远，毫无疑问是我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但事实上，直到最近，人们对大瘟疫仍没有多少关注。 一般书籍都将14世纪中叶看作英格兰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当时，爱德华三世[1]声望正隆。1346年，英格兰在克雷西重创法兰西。1347年，英格兰攻占加来，这使爱德华三世的名声达到顶峰。1347年10月14日，爱德华三世头戴着那个时代最辉煌胜利的桂冠，驾临桑威奇，整个国家的人们或者说至少是英格兰的王公贵族们正陶醉在爱德华三世的军事胜利之中。编年史作者托马斯·沃尔辛厄姆[2]写道：“好像一轮新日在人群中冉冉升起，一片祥和，万物丰饶。这样的胜利，无比荣耀。随便谁家的女人都拥有几件从卡昂、加来等海对岸的法兰西城镇得来的战利品。”英格兰主妇们用从异国抢来的华丽服装、昂贵首饰骄傲地打扮着自己。这更是骑士精神的黄金年代，爱德华三世为了使自己的军事胜利流芳百世，特设嘉德勋位。全国各地纷纷举行骑士比武来庆祝这一难得盛举。一般历史叙述常将现在称为“黑死病”的大瘟疫搁置一旁，好像黑死病并非历史发展中的一部分，只是历史进程中的旁逸斜出一般。考虑到黑死病发生在克雷西大捷和普瓦捷大捷[3]之间，发生在嘉德勋位设立之际，这并不令人奇怪。 于是，从大卫·休谟[4]堪称经典的英国史，到其他老先生们写的英国史，都将这次灾难几笔带过，就一点也不奇怪了。尽管已故的约翰·理查德·格林[5]对历史事件因果关系的分析胜前人一筹，但在叙述黑死病时，他仅将其作为14世纪农业变化的一部分略加提及。读者阅读至此，可能会略感诧异。约翰·理查德·格林虽然提到大约有一半人口死于此次瘟疫，但很明显没有意识到此次瘟疫的巨大影响。无论是对宗教的影响还是对社会的影响，都可以追溯到此次巨大灾难上来。 确实有人已经做了许多工作，发表了许多精彩的论述，吸引了我们对这个重要话题的注意，如弗雷德里克·西博姆[6]教授、奥古斯塔斯·杰索普[7]博士的文章，以及已故索罗尔德·罗杰斯[8]教授及威廉·坎宁安[9]博士的政治、社会、经济著作中的若干章节。但就我所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人能将黑死病当作一个整体专门论述，或者说，还没有一个人能利用目前的资料对黑死病造成的灾难做一个相对精确的估计。查尔斯·克赖顿[10]博士将目前的研究收录到其编著的《英国瘟疫》一书中，但此书却少人问津。查尔斯·克赖顿的书出版后，人们发现，该书虽然以瘟疫为研究主题，并以大量的篇幅论及1348到1349年的瘟疫，但并没有使用瘟疫时期的各类文献，并且他处理黑死病这一问题的角度与本书完全不同。 因此，这里要说明一下，本书为什么要详细论述这个并不吸引人的主题。就1348到1349年黑死病本身而言，由专业人士将这次瘟疫作为一系列瘟疫中的一个题目来处理，是非常必要的。但仅从历史学家的视角来看，为什么从来没有人详细叙述这次瘟疫，其中原因很多。但充分了解一下此次瘟疫所造成的结果，对正确理解英格兰中世纪末期的历史，是至关重要的。“黑死病”使社会遭受重创，给人的情感及行为带来的影响，尤其是对人们的宗教情感及行为的影响，丝毫不亚于一场革命。我们只有设身处地真正理解这场瘟疫，才能够正确解释瘟疫过后英格兰历史的发展，否则就会走上“邪路”。确实，这次大瘟疫是英格兰历史的一个转折点，真正终结了中世纪时代，真正开启了我们的现代时期。它割断了与过去的联系，带来了新时代的曙光。瘟疫使人口剧减，进而造成劳工缺乏。人们认识到，底层人有了新的、过高的期望。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劳动人民开始理解自己的价值并维护自己的利益了。 但黑死病的一个重要结果尚未引起人们充分注意。对大多数人而言，回望过去，中世纪时期的英格兰教会持续稳定地发展着。然而，可以毫不夸张的说，1351年时，整个教会系统因瘟疫而全盘打乱，一半以上的教堂、修道院因瘟疫而毁，一切必须重新开始。大瘟疫对教士造成的灾难无法估计，对教育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为了保证不可或缺的公共宗教仪式能有人主持，教会不得不让许多不合格的人充任其事，但即便如此，人手仍然缺乏。大瘟疫对普通人最直接的影响是他们的宗教意识麻痹了。无论是英格兰还是欧洲，灾难并没有使人们仰赖上帝，反而使人们陷入绝望。无论哪个国家，都有人记录道，人们的行为因瘟疫而放荡不羁。同时，人们的宗教意识和宗教感情复兴了，但在许多方面，这是一种以新频道显示的新声音。如果将这种变化简单地描述一下，我认为与以前相比，英格兰人对宗教更虔诚了，更愿意自我反思了。自大瘟疫时期到宗教改革时期，这种情况就存在了。在当前的宗教复兴中，这种情况也显示了出来。特别是一批宗教作家的出现，就是最好的证明。汉姆波尔的理查德·罗尔[11]的作品堪称此类作品的开端。理查德·罗尔本人便因瘟疫而死。瓦尔特·希尔顿[12]等作家及无数手抄本小册子的匿名作者后来发展了这一传统。这些作品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一般都被归入威克利夫派[13]。这是一种误导人的归类，其成因很容易理解。一方面，这些小册子充满了深深的宗教精神，另一方面，当时的人们深信宗教只是一系列的形式。直到现在，为数不多关注这一主题的人还会毫不犹豫地将宗教作家归为“罗拉德派[14]的宗教复兴”。他们自然不会相信宗教作家是受到一个“世俗神父已经沦落到追逐私利的教会”[15]的启发的。那些熟悉教导人们对天主教虔诚的作品的人，对这些作品的基调、精神及教义有着丰富的经验。于是他们就会意识到，上文中的小册子在基调、精神及教义上完全是天主教式的，这些小册子与那些受约翰·威克利夫影响而生的小册子有着根本不同。 新的宗教精神既体现在此时涌现出来的众多行会上，也体现在人们对宗教表达虔诚的种种行为上。这些对宗教表达虔诚的行为发展势头实在太迅猛了，致使一些人觉得夸张。新的宗教精神还表现在另一个方面，即个人更加信仰圣体、圣母玛利亚、五伤[16]、圣名等平易近人、令人熟悉的表象，这样的表象更容易让人虔诚。这种信仰发展迅速。即便是这个时期与众不同的教堂装饰，也见证着这些变化。从14世纪末到15世纪，教堂的装饰、家具、器皿、雕像或描以图案，或镶以花边。教堂装饰日见复杂多样，与以往简单明了的风格形成了鲜明对比。另外，这些财富及精雕细琢作品的来源，也反映了整个国家所发生的变化。教堂所得的捐献，再也不是完全由大贵族提供了，至少不是主要由大贵族提供了。现在教堂的捐献主要由城镇居民和中产阶级提供。按照当时的思想感情来看，这种慷慨大方是与人们拥有丰富的物质享受紧密相关的。从19世纪末到现在，这种丰富的物质享受是现代英国家庭的显著特征。事实上，15世纪是一场伟大的中产阶级运动的开始，其源头可以明显地追溯到大瘟疫的影响上来。16世纪时，这场运动因宗教领域的变化而停止。 本书仅简单提及英格兰人宗教生活的改变及其新趋向。如果想搞清楚英格兰宗教后来的发展史，那么将这次社会和宗教上的巨大灾难作为起点是非常必要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理解黑死病在英格兰历史上的地位。 本书如果仅仅叙述英格兰的疫情，就会导致读者对其真实性产生怀疑。因此本书简略回顾了一下瘟疫从欧洲东部发展到欧洲西部海岸的过程。相隔百里甚至千里之遥的叙述者，所述之悲惨疫情几无二致，甚至描述疫情的语言都如出一辙，这种现象有力地证明了这场灾难的真实性。 本书对英格兰疫情叙述最详尽，展现了瘟疫从南到北一直传播到苏格兰高地的过程。 最后，本书简略叙述了瘟疫结束后英格兰的情况，以期引起读者对瘟疫所造成的直接影响的注意，尤其是瘟疫对英格兰教会生活所产生影响的注意。 * * * [1]爱德华三世（1312—1377），1327到1377年在位。——译者注 [2]托马斯·沃尔辛厄姆（？—1422），英格兰编年史家。——译者注 [3]1356年，英军在普瓦捷大胜法军，俘虏法王约翰二世。——译者注 [4]大卫·休谟（1711—1776），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译者注 [5]约翰·理查德·格林（1837—1883），英国历史学家。——译者注 [6]弗雷德里克·西博姆（1833—1912），英国经济史学家。——译者注 [7]奥古斯塔斯·杰索普（1823—1914），英国传教士、作家。——译者注 [8]索罗尔德·罗杰斯（1823—1890），英国经济学家、历史学家。——译者注 [9]威廉·坎宁安（1849—1919），英国经济史学家。——译者注 [10]查尔斯·克赖顿（1847—1927），英国医生、医学史家。——译者注 [11]理查德·罗尔（1305？—1349），英格兰隐修士、宗教作家。——译者注 [12]瓦尔特·希尔顿（1340？—1396），英格兰奥古斯丁会神秘主义者，其作品在15世纪非常有影响。——译者注 [13]威克利夫派是中世纪基督教改革派，因追随约翰·威克利夫的学说而得名，14世纪形成于英格兰。约翰·威克利夫（1328—1384），英格兰神学家、翻译家、宗教改革的先驱。——译者注 [14]罗拉德派是中世纪晚期威克利夫的追随者。罗拉德一词源自丹麦语，意为“说话含糊不清的人”，实为贬称。——译者注 [15]约翰·理查德·格林：《英吉利人简史》，第216页。——原注 [16]指基督被钉十字架上两手两足及肋旁之伤。——译者注 [book_title]第1章　病源 精彩 看点 关于疾病最早的记录——东方国家瘟疫情况简述——亚欧间的商路——克里米亚的疫情——鞑靼人攻占卡法——“黑死病”这个词的来源——黑死病的症状——君士坦丁堡发生瘟疫——皇帝约翰·坎塔库津关于疫情的记录——热那亚商人将瘟疫带到西西里——墨西拿和卡塔尼亚的疫情 有人说，从1347年秋开始波及欧洲的黑死病，其源头是在三四年前的东方。但实际上，黑死病仅能追溯到黑海或地中海的几个港口。商人们通过这几个港口将亚洲国家的货物运抵西方。当时的报告曾提及远东的地震等自然灾害，据说，与灾害伴随而来的是特殊的天气，接着便是印度和中国人大量死亡。有人向教皇克雷芒六世[1]汇报道，肆虐在阿维尼翁[2]的瘟疫源自东方，所及之处，蔓延迅速，致人死亡。死于瘟疫者已达四百万至两千万。毫无疑问，这个数字略显夸张。 布拉格的一份记录提及了在中国、印度和波斯传播的流行病。当时的历史学家马泰奥·微拉尼[3]报告道，该病由意大利商人带到欧洲。疾病在黑海东岸的港口流行，商人望风而逃，回到了欧洲。据马泰奥·微拉尼所言，亲眼目睹亚洲情况的热那亚商人说，地震将亚洲摧毁，瘟疫之雾将亚洲笼罩。马泰奥·微拉尼说：“佛罗伦萨一位令人尊重的小兄弟会[4]修士，现在已经是主教了，称他当时就在那个国家的拉麦之城。人们如此震惊，以至于穆罕默德清真寺[5]的一部分被摧毁了。”[6] 阿维尼翁 小兄弟会修士 尤斯图斯·弗里德里希·卡尔·黑克尔[7]所著的《中世纪大瘟疫》一书很好地总结了瘟疫到达欧洲之前在东方国家的情况。“疫情最严重时，开罗每天有一万到一万五千人死亡，这比现在整个疫情爆发期内死去的人还多。据说中国有一千三百万人死亡，这个数字与其他亚洲国家的死亡数字一样有些夸张。印度人口大批死亡，鞑靼[8]、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亚美尼亚等地死尸遍地。库尔德人逃进了山里，但无济于事。尕勒莽尼阿[9]和凯撒里亚[10]无人幸免。尚未埋葬的尸体在路边、营地里、旅舍里都能看见。阿勒颇[11]每天有五百人丧生。加沙六个星期内失去了两万两千人和大部分动物。塞浦路斯几乎全民遇难。地中海上漂着没有船员的船，这些船和日后北海里的船一样，到处漂荡，一旦靠岸便将疾病传播出去。”[12] 瘟疫是从通往东方的商路上传播开来的，这一点不容质疑。1321年，也即疫情爆发前不到三十年的时候，威尼斯人马里诺·萨努多[13]向教皇约翰二十二世呈递了自己的报告[14]，首次明确描述了欧洲通往印度、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商路，并标注了当时东方商路的艰难险阻。他指出，自古以来，与远东贸易的中心是巴格达，所有商路都通往这个贸易之城。但马里诺·萨努多同时指出，当时由于蒙古人对中亚的进攻，这些商路变得艰险异常。马里诺·萨努多特别提到了两条主要商路：一条从巴格达出发，穿过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到达利西亚[15]，然后商人们把商品出售给意大利人。这是一条广为人知的商路，也是中国和印度的产品运抵欧洲最快捷的路线。但在14世纪时，这条商路的风险最大。另一条商路也始于巴格达，沿底格里斯河至亚美尼亚，接着或是去特拉布宗[16]等黑海港口，或是取道从里海伸过来的路，沿着高加索山脉一侧，到达热那亚或位于克里米亚的其他繁荣的意大利商站。 据马里诺·萨努多所言，当时最常走的是第二条商路，因为风险最小。通过这条商路，东方的商品先运抵亚历山大港，被苏丹课以重税后再运到欧洲。马里诺·萨努多说，印度的货物从印度半岛的两个港口起航。他称这两个港口为马哈巴尔[17]和坎姆贝斯[18]。接着货物被运到波斯湾诸港口或运到红海入海口的亚丁。接着在沙漠中穿行九天，到达尼罗河畔城市楚斯[19]。东方市场的这些货物再经过十五天的河道运输，便可抵达开罗。货物从开罗可经运河至亚历山大。 以上就是维持亚洲和欧洲贸易的主要商道。通过这些商道，东方的香料、树脂和丝绸供应到西方。因此，来自东方的商队沿着这几条商路或其他类似的商路将大瘟疫带到欧洲，是非常可能的。商队沿着这些道路前往克里米亚的意大利商站，可以确定的是，1346年，也就是瘟疫在欧洲出现的前一年，瘟疫曾在这几条商道上的某国肆虐。另外，皮亚琴察[20]公证员加布里埃莱·德姆西见证了瘟疫在上意大利的爆发，他记录了瘟疫是如何从热那亚在克里米亚的商站卡法[21]的商船上传过来的。该记录详见下章，这里很有必要说一下他从瘟疫幸存者那里搜集的信息，这些信息揭示了瘟疫如何在蒙古部落中爆发，又如何在卡法出现[22]。 黑死病在人群中肆虐 《中世纪大瘟疫》的作者尤斯图斯·弗里德里希·卡尔·黑克尔 亚丁 加布里埃莱·德姆西写道： 1346年，在东方，大批鞑靼人和撒拉逊人[23]死于一种神秘而突然的疾病。在那广袤的地区，在那数不清的行省里，在那宏伟的王国里，在城市里、城堡里、乡村里，不计其数的人们突然染上了瘟疫，很快便死去了。东方有个叫塔纳的地方，位于君士坦丁堡以北，处在鞑靼人治下，意大利商人经常造访此地。大批鞑靼人围攻此城，很快便攻破了。[24]基督徒商人们被粗暴地驱赶出城，热那亚人建造的卡法接纳了他们，向他们提供人身及财产的保护。 克里米亚的卡法 鞑靼人进行军事训练的场景 鞑靼人追击着逃亡的意大利商人，然后像包围塔纳一样包围了卡法[25]。卡法被敌军团团包围，居民们几乎不能获得任何生活必需品，唯一的希望寄托在能为他们提供补给的船队上面。突然，居民们所称的“死亡”在鞑靼人中爆发，每天有几千人被夺去生命，好像“天堂向他们射箭无数，击垮了他们的狂傲”。 起初，鞑靼人在瘟疫面前呆若木鸡，既害怕瘟疫极强的破坏力，也害怕瘟疫早晚会让所有人死光。接着鞑靼人把仇恨撒向了城内的人，希望能把疾病传染给他们的基督徒敌人。他们借助武器将死人尸体投进城内。城内的基督徒守卫坚守着阵地，他们把这些染病的尸体尽可能地扔进海中。 很快，正如我们想的那样，空气被污染了，井水有病菌了，疾病在城内飞快地传播，居民们几乎没人能扛得住疫病的侵袭。[26] 加布里埃莱·德姆西接着叙述了卡法的船只如何将传染病带到热那亚，疾病又如何从热那亚传到意大利其他城市和地区，这些且容下章再述。这里仅讨论一下疾病本身。1348到1350年，大瘟疫席卷整个欧洲。整个欧洲生灵涂炭。首先讨论一下“黑死病”这个名词。无论在英格兰还是其他地方，大瘟疫一般都被称为“黑死病”，但相对而言，这只是现代的叫法[27]。在当时的记录中，没人将该疾病冠以“黑死病”这样不祥的名字。当时的人们将之称为瘟疫、大死亡、死亡或佛罗伦萨瘟疫等等。直到几个世纪后，大瘟疫才有了“黑死病”这个名字。这个名词好像先被丹麦人或瑞典人接受，尽管约翰内斯·伊萨契斯·彭塔努斯[28]笔下的“atra mors”一词是否就是英语中的“Black Death”尚且存疑[29]。这不免给人一种印象，至少在英格兰，17世纪的那场瘟疫[30]用了“大瘟疫”这个名字后，1349年的瘟疫才被专门称为“黑死病”。无论人们是用“黑死病”这个名字来表达对众多国家死去的人的悼念，还是用它来标示这次瘟疫的特殊症状，鉴于这个名字出现较晚，就不过于深究了。 大瘟疫看起来像普通的东方鼠疫或淋巴腺鼠疫，尽管具有普通瘟疫的一般特点，但也有其特殊且显著的症状。这些症状并非十分普遍，但欧洲国家都有相关记录。 大瘟疫最常见的症状是在腋下或腹股沟处长肿块和痈。这些肿块或是少且大，有时能大如鸡蛋，或是小但布满病人全身。就此而言，大瘟疫与一般淋巴腺鼠疫没有什么两样。淋巴腺鼠疫在多少个世纪里蹂躏着欧洲，在英格兰的踪迹更是广为人知，因为1665年的大瘟疫肆虐伦敦，死者无数。同样，这种一般形式的瘟疫也存在于东方国家。一般认为，东方国家普遍流行的死人埋葬方式是这种瘟疫的源头所在。 1348到1349年的大瘟疫有如下四个显著特点： 一、喉咙和肺部的坏死性炎症 二、胸部剧痛 瘟疫化身为骷髅与士兵作战 瘟疫在军队中肆虐 三、大口小口地吐血 四、病人的呼吸及尸体有鼠疫气味 几乎当时所有关于疾病的详细记录都提及了上述特点，尽管并不是所有因病致死的人都呈现出所有这些症状。但有一点非常清楚，许多人——确切地说是大量的人——因为肺的快速腐败吐血而死，但没有出现任何肿块或痈的症状。当时的人认为，这种不长肿块只吐血的疾病是最致命的。当时的人写道：“许多长痈和腺肿胀的人都活过来了，但吐血的无人生还。”[31]佛罗伦萨对这次瘟疫记载最详尽的作者之一马泰奥·微拉尼，他说：“那些一开始就吐血的病人很快就死掉了。”[32]教皇在阿维尼翁的医生居伊·德·肖利亚克[33]目睹了疾病的整个过程，他留下的观察记录是最有价值的医疗记录。他说该流行病可分为两类。第一类的特征是“长时间发热、吐血，有这些症状的病人不出三天就死掉了”，第二类便是广为人知的不太致命的淋巴腺鼠疫。 当时数不清的记录所记载的这次瘟疫的典型症状，看起来与肺恶性脓疱这种疾病的症状相同。这次爆发的疾病一定要与其他任何记录在案的疾病区分开来。一名著名的法国医生写道：“我百分之百地确信，黑死病与之前之后的瘟疫存在巨大差异，这是一种新型的流行性疾病。”[34] 黑死病流行期间阿维尼翁死者甚众 尽管如此，这种疾病显示出了各种各样的症状，正如下文中当时的人记录的那样。有人突然得病，几小时内便命赴黄泉；有人则沉睡不醒，喊也喊不起来；有人则因发热而无法入睡，口渴难耐。这种疾病刚出现时，病期一般为三至五天，但到疫情末期，那些生肿块病人的恢复期则长达数月，就和一般的东方瘟疫一样[35]。 以上是对这个曾在十四世纪中叶蹂躏过世界的疾病的简要记述。如加布里埃莱·德姆西所言，该病是从克里米亚传到意大利去的。讲述该病在意大利的传播过程之前，可以先向读者介绍一下该病在君士坦丁堡和西西里肆虐的情况。君士坦丁堡位于克里米亚通往西方的交通要道上，意大利船只穿过黑海后会很自然地经过君士坦丁堡这个当时东西方贸易的重要中心。据加布里埃莱·德姆西所述，热那亚在克里米亚的商站卡法被鼠疫重创。被鞑靼人围困期间，卡法要通过船只获得补给。因此，说君士坦丁堡的疫情是由来自卡法这个克里米亚鼠疫中心的船只带到的，并非没有可能。关于君士坦丁堡疫情的记录出自皇帝约翰·坎塔库津[36]笔下，他目击了自己笔下的一切。尽管他用了修昔底德[37]描述雅典疫情的语言来叙述自己在君士坦丁堡的亲身经历，但其记述也反映了真实的历史。他写道：“疫情当时（1347年）在赛西亚北部流行，接着便穿越海岸，席卷了整个世界。疫情不仅传到了蓬蒂斯、色雷斯和马其顿，还传到了希腊、意大利、海中的岛屿、埃及、利比亚、朱迪亚，几乎整个宇宙都有疫情。” 君士坦丁堡 据约翰·坎塔库津的记录，这种疾病是无法治愈的。无论是有规律的生活还是强壮的身体，都无法抵御这种疾病。不管你是身强力壮还是弱不禁风，都会被疾病击倒。衣食无忧的贵族和一无所有的穷人一样难以避免死亡。这年没有其他类型的疾病，所有的疾病都是这种流行病的样子。医学在疫情面前无能无力。病人生病的过程不尽相同，有人突然死去，有人的病情持续了一天，还有的仅仅持续了一小时。那些病情能持续两三天的人先是高烧，接着疾病攻入了人的脑子，病人失去了语言能力，对周围发生的事情毫无知觉，看起来像沉睡一般。如果病人能苏醒并且想说话，他的舌头也动不了，只能发出几个模糊不清的音节，因为病人的神经已经麻痹了。接着，病人便突然死去。 另外一些病人不是头部先出现症状，而是肺部。呼吸器官很快发炎，胸部剧痛，吐血，病人呼出的气变得恶臭。喉咙和舌头因高烧变黑充血。“使劲喝水的病人，与只喝一点水的病人相比，痛苦一点也没有减少”。 约翰·坎塔库津写道，一些病人无法入睡，坐立不安，大部分病人身上会起鼠疫斑。约翰·坎塔库津说：“极个别能死里逃生的人，不会再次感染，至少是不会病得如此厉害。”有些人身上出现了该病的所有症状，但仍活了下来，实在出人意料。可以确信的是，还没有发现治疗此病的有效方法。此人之良丹，实彼人之毒药。照料病人的人也感染了此病，导致因病而死的人数成倍上升，甚至有的家里，全家人连同牲畜都被疾病夺去生命，房子因此废弃。 病人萎靡之状令人不忍直视。一旦出现症状，病人便放弃了一切痊愈的希冀，自暴自弃。病人的不振作使病情变得更糟糕，进而加速了死亡。 这种疾病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唯一能说明的是，这种疾病与平常的病大不相同，似乎是上帝带来的惩罚。基于这种观念，许多人开始积德行善，决心改变自己的生活。我说的不仅仅是被疫情夺去生命的人，还有那些能够痊愈从而决心改头换面、一心向善的人。在没有得病前，数不清的人将自己的财物施舍给穷人。得病的人没有一个能够无动于衷，心肠坚硬到不为自己的过失而极度悲哀的。这是他们在上帝的审判台前得到救赎的最好机会。 拜占庭帝国皇帝约翰六世之子安多尼哥也死于这场瘟疫。他的容貌为人称道，上天赋予他让青春闪光的最好品质。他周围的一切都表明，他将高贵地继承祖先的事业。在君士坦丁堡众多被瘟疫夺去生命的人中，我们不能不提到这个年轻人。 意大利的商船要从君士坦丁堡出发，开启回国之旅。这些船将可怕的瘟疫带到了各地。如加布里埃莱·德姆西所言，这些船的目的地是热那亚和威尼斯，“船员们好像有邪魔跟着一样，一旦靠岸，便将死亡带给与他们打交道的人。”因此，疫情出现的时间可以上溯到1347年秋他们到达亚得里亚海诸港口的时候。几乎不容质疑的是，正是这些从东方开往威尼斯的船将瘟疫带了过来。加布里埃莱·德姆西说，地中海诸岛，尤其是西西里，因为这些从克里米亚开往热那亚的船而有了疫情。有一份关于西西里疫情的记录，作者一定是经历疫情的人[38]，里面说：“一起致命的瘟疫席卷了整个岛屿。瘟疫发生在我主诞生1347年的10月。月初，十二艘热那亚船带着我主因其罪而施于他们的天罚，驶入墨西拿港。他们携带着这种致命疾病，和他们说话的人马上就被传染了，几乎没有活下来的可能。”接着，该记录详细描述了瘟疫的可怕症状以及传染得多么迅速。和这些陌生船员交谈几句，仅仅闻一下他们呼出的空气便会感染上疾病。触碰一下这些船员的物品也能被感染。记录接着说道：“看到这些因热那亚人的到来而产生的让人突然死亡的灾祸，墨西拿人匆忙逃离了他们的城市和港口。但疾病依然存在，可怕的死亡仍然持续。所有人只有一个念头——避免感染。父亲放弃了病重的儿子，地方法官和公证人拒绝去为垂死的人立遗嘱，甚至神父也拒绝去听他们的临终忏悔。照料病人的责任落在了小兄弟会修士、多明我会修士和其他修道会的修士身上，这些修道会的修道院因此都人去院空了。病人的尸体遗弃在空荡荡的屋子里，没人能给他们一个基督徒的葬礼。死人的房子四门大开，屋内的珠宝、钱和贵重物品无人照看，无论谁想进去，都无人阻拦。瘟疫来得如此突然，根本没有时间采取防护措施。疫情开始时，官员太少，但很快连一个官员也没有了。人们成群结队地逃离了城市，甚至不敢在郊区逗留。他们在葡萄园的空地里露宿，有些人则想方设法为家人搭建个临时居所。还有人相信圣阿加莎[39]会保护他们，便去卡塔尼亚避难。那不勒斯女王乔安娜一世就带着其子弗雷德里克去了卡塔尼亚。11月初，墨西拿人劝说宗主教、卡塔尼亚主教[40]允许他们将圣阿加莎的圣骸带到墨西拿去，但卡塔尼亚人拒绝让圣骸离开其古老的安息地。为了祈求上帝的怜悯，人们组织起来列队唱赞美诗或祈祷，也有人去朝圣。但疫情愈演愈烈，威力无比。人人惊慌失措，即便是邻居也不敢互助。逃离城市并没有什么意义，因为疾病已然感染上了逃亡的人并抓住他们不放。这些逃亡的人仅仅是把疾病带到自己避难的地方而已。逃亡的人有的死在路边，有的踉踉跄跄地倒在了田地里、树林里或山谷里，然后死在那里。逃到卡塔尼亚的人在医院里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在恐慌至极的民众的要求下，宗主教下令禁止将墨西拿难民的尸体埋葬在城内，否则逐出教会，墨西拿难民的尸体都被抛在城外的深坑中了。 贵族受到瘟疫的攻击。瘟疫面前众生平等，贵族也不能幸免 瘟疫正在袭击平民阶层 中世纪的意大利商船 “我还能说什么呢？”这个记录西西里疫情的人说道，“卡塔尼亚人如此邪恶，如此懦弱，他们甚至不敢和墨西拿人说话，不敢与其打交道。墨西拿人靠近他们，他们便飞快地逃了。如果不是有人给这些不幸的墨西拿难民提供秘密住所，他们将一点帮助也得不到。瘟疫已经传播开来，疾病很快就扩散了。卡塔尼亚发生了与墨西拿相同的一幕。宗主教为了让死者的灵魂安息，将自己作为主教和宗主教的宗教权力特许给了神父，即便是最年轻的神父，以宽恕亡者的罪。”瘟疫在该城从1347年10月肆虐到1348年4月，上文提到的宗主教、方济各会成员杰拉德·奥托[41]在履行教职时染病去世，他是被疾病夺去生命的最后一批人之一。约翰公爵[42]为了自保，曾竭力避免接触一切染病的人以及其房屋，此时也染病死去了。瘟疫以同样的方式从墨西拿传遍了西西里：叙拉古、吉尔真蒂[43]、夏卡和特拉帕尼相继沦陷。瘟疫在西西里岛最西边的特拉帕尼最猖獗，该记录说：“当地已经几乎渺无人烟。”[44] 瘟疫潜伏在商船上 瘟疫在商船上肆虐，船员们惊恐万分 简略描述一下这场14世纪肆虐欧洲的大瘟疫的源头及其在意大利的传播情况后，加布里埃莱·德姆西所讲的故事可能要再次从克里米亚驶往热那亚的船上开始。本章仅仅赶在了加布里埃莱·德姆西前面，给大家叙述了一下君士坦丁堡和西西里的疫情。 * * * [1]克雷芒六世（1291？—1352），原名皮埃尔·罗杰，1342到1352年任教皇。——译者注 [2]法国城市。——译者注 [3]马泰奥·微拉尼（1283—1363），意大利历史学家。——译者注 [4]天主教方济各会一支。——译者注 [5]拉麦之城是受到诅咒的地方。穆罕默德清真寺的一部分被摧毁，指面对肆虐的瘟疫，人们对穆罕默德的信仰动摇了。——译者注 [6]卢多维科·安东尼奥·穆拉托里：《意大利史料集成》，第14卷，第14栏。——原注 [7]尤斯图斯·弗里德里希·卡尔·黑克尔（1795—1850），德意志医学史专家。——译者注 [8]指中世纪时受蒙古人统治的自东欧至亚洲的地区。——译者注 [9]今小亚细亚南部沿海地区。——译者注 [10]位于地中海东岸，现属以色列。——译者注 [11]叙利亚西北部城市。——译者注 [12]《中世纪的大瘟疫》，本杰明·盖伊·巴宾顿译，第21页。——原注 [13]马里诺·萨努多（1260—1338），威尼斯政治家、地理学家。——译者注 [14]马里诺·萨努多：《如何到达及收复圣地之忠诚密报》，见于雅克·邦加尔所著《法兰克人替上帝行道》第2卷。——原注 [15]利西亚位于土耳其在亚洲部分的最南部。——原注 [16]特拉布宗是土耳其港口城市。——译者注 [17]可能是马拉巴尔海岸城市马埃。——原注 [18]现在的肯帕德。肯帕德属于孟买北部的巴罗达自治领。肯帕德原名坎贝，作者写这部书时，印度还是英国的殖民地，巴罗达是其中的一个自治领。——译者注。 [19]也称苦斯，现作库斯，位于上埃及，距底比斯不远。——原注 [20]皮亚琴察是意大利城市。——译者注 [21]卡法有时亦称“费奥多西亚”。14世纪初，卡法是热那亚商人非常重要的贸易点。1316年，教皇约翰二十二世发布敕令，使之成为大主教区总教堂所在城市。瘟疫爆发时，卡法已成为亚欧几乎所有贸易的中心。（参见《克里米亚的商业及其统治者》，第1卷，第208页，米凯莱·朱塞佩·卡纳莱著）。——原注 [22]加布里埃莱·德姆西的记录名为《1348年的瘟疫及死亡》，1348年首先由亨舍尔印行，见于海因里希·黑泽（1811—1884，德国医学史家。——译者注）的《医学档案》（耶拿版），第2卷，第26—59页。编者称蒙古人围攻卡法的时候，加布里埃莱·德姆西在场，后来他乘着感染了瘟疫的船只到达欧洲，这艘船将瘟疫带到了意大利。托诺尼先生1884年重印了《1348年的瘟疫及死亡》一书，见于《意大利考古、历史及文学学报》（热那亚），1883年第10卷，第139页等。托诺尼先生通过考证皮亚琴察公证人的活动证明，加布里埃莱·德姆西此时从未离开过其城市，他逼真的叙述一定来自瘟疫后其他人的记录。托诺尼先生还告诉我们，加布里埃莱·德姆西1300年至1356年担任公证员，因此他可能出生于1280年左右，他死于1356年上半年。——原注 [23]欧洲人称蒙古人为鞑靼人，撒拉逊人是阿拉伯人旧称。——译者注 [24]塔纳是亚述海西北岸上的港口。亚述海当时名为塔纳海。塔纳现名亚述。——原注 [25]加布里埃莱·德姆西称围城持续了“三年”。托诺尼先生告诉我们，这明显不对。于是，这进一步表明加布里埃莱·德姆西本人当时没有在卡法。——原注 [26]加布里埃莱·德姆西：《1348年瘟疫及死亡》，见于《医学档案》（耶拿版），海因里希·黑泽编。——原注 [27]卡尔·莱希纳：《德意志大瘟疫：1348—1351年》（1884年因斯布鲁克版、瓦格纳版），第8页。——原注 [28]约翰内斯·伊萨契斯·彭塔努斯（1571—1639），荷兰历史学家。——译者注 [29]约翰内斯·伊萨契斯·彭塔努斯：《丹麦史》（1631年版），第476页。——原注。 [30]这里指1665到1666年英格兰大瘟疫。——译者注 [31]卡尔·莱希纳：《德意志大瘟疫：1348—1351》，第15页。加布里埃莱·德姆西也有相同的记录。——原注 [32]多明我会修士约翰·德科尔纳扎诺所写的帕尔马编年史也有同样的记录：“吐血的人很快就死去了。有些人本来身体健康，但突然就吐血，然后便死去了，无药可医。”（《皮亚琴察及帕尔马史》，第5卷，第386页）。——原注 [33]居伊·德·肖利亚克（1298—1368），外科医生，有“外科手术之父”之称。——译者注 [34]夏尔·安哥拉达：《大瘟疫研究》（1869年巴黎版），第416页。他认为这种特殊疾病之所以具有新的特征，是因为这种疾病存在特殊的致命性。按照公认的原则，新型瘟疫通常是剧烈而致命的。相对温和的疾病侵袭从未染过该病的民族时，破坏性会非常大。斐济群岛上的人因麻疹大批死亡便是一例。人们普遍认为，那些建造了巨大史前城市的非洲人和美洲人，是因为某种新型疾病而绝迹的。——原注 [35]1892年11月5日出版的《英国医学杂志》中载有一份疾病爆发的记录。这种疾病与黑死病有类似之处。“近来，圣彼得堡出版了一份土耳其总督的官方报告，里面说最近一种‘黑死病’式的瘟疫肆虐。这种瘟疫紧跟霍乱而来。1348年9月10日，瘟疫在阿斯卡巴德突然爆发，六天内一千三百零三人死亡。该地总人口是三万人。西亚的人们知道，‘黑死病’是一种比霍乱和一般瘟疫更致命的疾病，来得非常突然，像沙漠里的干热风一样席卷整个地区，将人畜的性命夺去，然后便突然消失了，正如其突然到来一样。人们根本来不及弄清楚其性质及传播方式。此次瘟疫亦是如此。瘟疫在阿斯卡巴德肆虐六天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只留下病人的尸体。尸体腐烂得很快，根本没办法进行尸检。总督的报告给出了疾病症状及病程的细节，尽管读来饶有趣味，但却没有提供疾病病理方面的线索。病情初发时，病人剧烈寒战，瑟瑟发抖。寒战每五分钟一次，持续约一个小时。接着病人热得难以忍受。病人动脉紧张度提高，脉搏逐渐变快，体温慢慢上升。但不幸的是，报告中没有给出体温数据或其他确切数据。没有发现病人有腹泻或呕吐的症状。病人抽搐晕厥交替而来，痛苦无比。突然，病人的手脚僵直变冷，接着十到二十分钟内，病人不省人事，很快死去。病人刚断气，身上会起大片黑色大疱，很快就遍布全身。几分钟内，疱就溃烂了。”——原注 [36]约翰·坎塔库津（1292—1383），为拜占庭皇帝，史称“约翰六世”，1347到1354年在位。——译者注 [37]修昔底德（约公元前460—约公元前396年），古希腊历史学家、文学家。——译者注 [38]皮亚扎的迈克尔·普兰忒尼西斯是圣方济各会修士。——原注 [39]西西里的圣阿加莎（231—251），基督教圣女，出生在西西里岛卡塔尼亚（一说巴勒莫）。——译者注 [40]该主教是方济各会成员，被封为安条克宗主教。——原注 [41]杰拉德·奥托（1285—1349），亦作Gerardus Odonis或Gerard of Odo。——译者注 [42]约翰（1317—1348），兰达佐公爵，曾任西西里摄政。——译者注 [43]西西里语地名，意大利语是阿格里真托。——译者注 [44]罗萨里奥·格雷戈里奥：《阿拉贡王国治下的西西里史料》，第1卷，第562页等。罗萨里奥·格雷戈里奥写这些内容的时间应该不会晚于1361年。——原注 [book_title]第2章　意大利的疫情 精彩 看点 热那亚染病船只到达的确切日期——各种记录所述疫情惊人的相似——加布里埃莱·德姆西对意大利疫情来源的记录——尤其是对热那亚和皮亚琴察的记录——薄伽丘对佛罗伦萨疫情的记录——历史学家佐凡尼·微拉尼记录的疫情——意大利疫情的扩散：从比萨到帕多瓦、锡耶纳——彼得拉克信中关于帕尔马疫情的记录——威尼斯及城中的医生——波西米亚的学生记录了瘟疫后的荒凉景象 1348年初，可怕的瘟疫传到了意大利。当时阿维尼翁的一份报告说，1月有三艘感染鼠疫的船驶入热那亚。但另一份资料显示，与此同时，有一艘船将传染从东方带到了威尼斯。瘟疫从这两个地方很快扩散到全国。加布里埃莱·德姆西因有其特殊的信息渠道，对这场可怕灾祸初期的情况叙述最详尽。但近来有人认为加布里埃莱·德姆西是上述将瘟疫从克里米亚带到热那亚的船上的乘客之一，这种观点是不对的。当时，意大利半岛诸多繁荣的大城市都有编年史来记载重大事项。疫情传播的情况，可以通过梳理当时非常详尽的编年史来了解。另外，薄伽丘在其《十日谈》的开篇中对佛罗伦萨遭受瘟疫侵袭后的惨状的记载，亦是广为人知。 记录这场灾难的作者们性格各有特点，地域不尽相同，但他们描述眼前发生的事情时，遣词造句却多有雷同。详细查阅诸地关于这场灾难的记载时，这种现象不可不察。早就有评论认为，历史学家约翰·坎塔库津记录君士坦丁堡的可怕疫情时，引用了修昔底德的文字。但当时所有的记录中，都不约而同地有同样的思路、同样的语言。无论是恩格尔贝格[1]山谷中教士们简单的年志，还是圣丹尼斯[2]有宫廷气派的编年史，抑或公证员枯燥的技术性记录，都文字寡淡，难成谈资。无论是长于叙事的文豪薄伽丘，擅长表达的彼特拉克[3]，意大利某城有条不紊的编年史作者，意欲跻身历史学家行列的记录者，从医学角度记录此事的医生，甚至连那些拿黑死病这个奇怪话题当做主题写打油诗的蹩脚文人，关于黑死病的叙述并无二致，甚至看起来是在互相抄袭。对那些有“穷根问底”的科学兴趣的人来说，这是个绝妙话题。只有当我们审视关于疫情的所有证据时，我们才会意识到这场灾难的本质。黑死病所及之处，人人恐慌，不亚于一场世界性悲剧，即便是文学家的神来妙笔，也只能尽述此事之可怕。 最重要的记录，也是时间上最早的记录，非加布里埃莱·德姆西的记述莫属，这里仅择要摘录。船离开卡法时——有的驶向热那亚，有的驶向威尼斯，有的驶向基督世界的其他港口——一些船员此时已经感染上这种致命的疾病。一人得病便传染全家，抬运尸体去坟墓的人也会被尸体感染。“嗟乎，西西里，及汝等海上诸岛，此为上帝之审判！嗟乎，热那亚，且为汝之所为忏悔！于吾等热那亚及威尼斯人，上帝之罚已降。呜呼！船入港口之日，船员已十无其一！抵家之日，亲戚高邻，不辞路远，皆来访之。悲哉！亲邻皆为吾所染！言语之间，拥吻之际，毒自吾唇出，伤亲如飞镖！亲邻各自归，疫病染家门，不出三日死，入葬墓为邻。访病者之神父，问病情之大夫，皆染病而殒身。噫！死神！何其残酷！何其痛苦！何其邪恶！亲戚离散，父母不再相见，兄妹妻子，从此异途！呜呼哀哉！痛矣！欲逃无处走，欲留诚惶恐！” 威尼斯 《十日谈》的作者薄伽丘 黑死病爆发前的热那亚港和热那亚城 当发现就连死者的衣物也能传染疫病时，人们变得更加恐慌了。人们从热那亚附近的四个士兵身上发现了这一点。四个士兵在里瓦罗洛海边的一座房子里捡了一床羊毛床罩。当时，该地的人因病死光了。士兵带着床罩回了营地，晚上就盖着床罩睡了。次日上午，人们发现他们死了。仅有七分之一热那亚人幸免。据说，威尼斯一百个人中有七十多个死掉了，当地二十四名医生中有二十人很快就染病去世了。 “但作为当地居民，我想把更多的笔墨放在皮亚琴察上，这样人们就能够知道1348年那里发生了什么。一些热那亚人逃离了自己疫情肆虐的城市，来到了皮亚琴察。他们在博比奥停留并出售自己带来的商品。买东西的人和他们的主人，以及他们全家人和许多邻居，很快便染病去世了。某死者想留遗嘱，便叫来了公证人、告解神父和一些证人。然而，第二天，这些人便埋葬在了一起。灾情如此之大，很快博比奥几乎所有居民都遭了灾。城镇里剩下的只有尸体。” “1348年春，又一个染病的热那亚人到了皮亚琴察。他找到了朋友富尔希诺·德·拉克罗斯。富尔希诺·德·拉克罗斯把他带到自己家里。这个热那亚人死后，几乎同时富尔希诺·德·拉克罗斯及其全家乃至许多邻居也很快死去。接着，疾病就遍布全城。我都不知道该如何说起了，到处是哭声，到处是哀悼。疫情如此严重，人们都不敢呼吸。死者不计其数，生者放弃了希望，随时准备赴死。” “墓地不够用了，人们挖沟来埋葬尸体。经常是夫妻、父子、母女，哎，都是一家人啊，被埋在同一个墓穴里。” “邻近的镇子和村庄也是如此。一个叫奥韦尔托·迪萨索的人从疫区回来，去小兄弟会的教堂里留遗嘱，他叫上了一个公证员、几个证人和邻居。这些人加上其他人共六十多个，都在很短时间里死去。还有多明我会虔诚的修士西弗雷多·迪巴尔迪，一个小心谨慎博学多知的人，一个瞻仰过我主墓地的人，与修道院的另外二十三名修士一同死去。还有那德才兼备的小兄弟会修士——皮亚琴察人贝尔托兰·考克斯阿多察修士，与另外二十四名修士一同去世。”奥古斯丁修会的隐修院七人死去，加尔默罗修会七人死去，圣母玛利亚会四人死去，皮亚琴察地区六十多名显贵及堂区主持人死去。贵族们也有许多人死掉，年轻人更是大量死亡。” 加布里埃莱·德姆西接着举了许多自己在意大利北部疫区亲眼所见的例子。病人独自在屋内忍受着疾病的折磨，无人靠近。那些与他最亲近的人也躲得远远的。医生没有去诊病，神父满心惧怕，颤抖着主持教堂里的圣事。那些强忍高烧痛苦的男男女女，祈求有杯水喝，他们哀嚎着想得到照顾，但无人敢靠前。父亲不敢触碰儿子的尸体，妻子不敢为丈夫操办葬礼，更不敢跟着自己的儿子或丈夫去墓地。没有祷告，没有葬礼，即便是最高贵的公民，也没有丧钟为其敲响。不分日夜，尸体仅是被带到瘟疫爆发时挖的墓坑里埋掉，没有举行任何仪式。病人的房子随即废弃了，空空如也。门关着，没人在意，当然也没人敢进去。 这便是瘟疫刚进入意大利时的景象，加布里埃莱·德姆西亲眼目睹了瘟疫造成的影响及大量的死亡，看到了疫情的飞速扩散。有人可能觉得加布里埃莱·德姆西关于受灾城市恐怖景象的描写太夸张，这些景象都是他想象出来的，但就细节而言，他的描述是真实的。他对疫情主要特征的描写，意大利甚至欧洲其他地区许多独立目击者能作为佐证。所以，说他的描述只是文学性的描述，好像并非如此。 佛罗伦萨的疫情因薄伽丘详实的记述而广为人知。这个繁荣城市的死亡状况之烈，竟使欧洲一度将该病称为“佛罗伦萨的瘟疫”。瘟疫爆发前一年（1347年）春天，当地经历了严重饥荒。虽然九万四千人得到了官方救济，但佛罗伦萨及周边地区仍有四千人因饥饿而死[4]。当地人因1347年的饥荒而变得虚弱无力，碰到瘟疫时必将更加容易感染。1348年春，可怕的瘟疫爆发了。薄伽丘写道：“无论是医学知识还是药物力量，在治疗瘟疫方面都毫无作用，这可能是因为瘟疫本身就是致命的，也可能是因为医生们（医生的数量，将庸医及女性冒牌医生也计算在内，是非常大的）查不清病因，从而开不出治病良方。染病之人几乎无人生还，病人一般都在症状初现的三天内死去，没有发热或其他情况出现。染病的人会将疾病传染给健康的人，并且疫情之严重与日俱增，如同火上浇油一般。不仅与病人谈话会染上疾病，离病人太近，甚至仅仅碰一下病人的衣服或病人摸过的东西也会染病。” 诗人彼特拉克与平民 黑死病来袭，活着的人集体出动埋葬死去的人 “如果不是我亲眼所见，如果不是许多人亲眼目睹的话，我所讲的好像有些不可思议。如果瘟疫的情况不是诚实可靠的人讲给我听的，我都不敢将之诉诸文字。我要讲的是该瘟疫致人死命的特征。不仅人与人之间能互相传染，人或动物如果触碰上病人的东西，也会染病并在很短时间内死去，这就更令人不可思议了，但经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专门举一个这样的例子。一个贫苦人刚刚死去，人们把他的衣服扔到大街上，正好两头猪经过，它们就用鼻子拱衣服，叼着衣服晃。不到一个小时，这两头猪就倒地而亡了。” “幸存者自保的方法很奇特。尽管自保的方法各式各样，但有一点相同：自私自利，毫无仁慈之心。人们避免接触病人，避免接触病人周围的一切。每个人心中只有自己。” “有人认为最好的办法是自我克制，什么事情都不要过头。这些人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将自己与外部世界隔离开来，有节制地饮美酒、享美食，在家中以音乐或其他娱乐自娱，从不去听外面那些令人不安的消息。其他人则认为纵情享乐才是防病良策，他们要满足自己的一切欲望。他们一个酒馆接一个酒馆地欢饮，或者去那些因主人遗弃而任人出入的住宅里痛饮。尽管他们的生活毫无规律，但他们非常小心，不会靠近病人。在这样一个人人自危的时期，人间的律法亦或上帝的律法已经无人执掌了，因为执掌之人或死或病或孤立无援。于是，人人都任性而为。” “另外一类人则取其中。他们既不像第一类人那样节制饮食，也不像第二类人那样肆意放纵，而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喝什么就喝什么，他们出去时会手持香花芳草，不时闻一闻，因为他们觉得空气都被尸体散发出来的恶臭玷污了。” “还有一类人，冷漠无情。他们说逃离才是最保险的治病良方。基于这种想法，大批心里只装着自己的男男女女离开了城市，放弃了财物，抛弃了房舍和亲人，逃到了农村，好像上帝的愤怒只会将惩罚降临在那些城墙之内的人，所以不能留在那块必死之所。” “但瘟疫的进程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所有阶层，都毫无例外有人感染。每个阶层并不是所有人都死去，也不是所有人都能活命。那些首先抛弃其他人离开城市的人，现在深受折磨却无人照料。我更要讲讲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人们如此恐惧，以至于兄弟分道，夫妻相离，父子互弃。病人只能从那些仍在行善的人那里得到帮助，或高价雇佣仆人来照料自己，但这些仆人只能做些递东西或留意一下病人在什么时间离世之类的活计。即使花钱，也不一定能雇得上仆人，那些因贪财而受雇的人经常付出生命的代价。富人孤独无助地离开了世界。无论何人死亡，几乎都没有朋友来挥泪送别。尸体只能雇人抬到墓地。这些人将停尸架扛在肩上，匆匆赶到最近的教堂，然后把尸体送到墓地，没有任何仪式。” “至于下层人士，当然还有许多中层人士，境遇更加凄惨。这些人中染病的数以千计，但无人照管，大部分都死去了。有些在大街上咽了气。有些人家门紧闭，当尸臭散发出来，死讯才为人所知。邻居要和自己能找来的帮手清理这些人的房子。每天上午把尸体抬出门去。两三具尸体放在一个停尸架上运到墓地。没有人跟在后面送葬，没人掉泪，因为事情已经发展到这种境地，死个人和死个动物没什么差别。即便是朋友也照样欢笑作乐，女性不得不先学会保命再论其他。” 面对突如其来的瘟疫，一部分人靠酒精来麻痹自己的神经。这幅图描绘了一个满是惊恐的妇女拉醉酒丈夫回家的场景 一名瘟疫患者在瘟疫的牵引下来看医生 “墓地不再够用。于是人们挖了沟，将数以百计的尸体像船上的货物那样排成行，每层尸体中间稍微撒上些许泥土，直到沟被填满。周边农村的景象和城市里相同。贫苦的农人及其家人，缺医少药，孤立无助，在路边、在田野中、在自己家里忍受着疾病的折磨，像头牛而不是像个人那般死去。农村人和城市人一样，慢慢变得放荡不羁，得过且过。他们觉得末日随时会到来，根本不考虑也不关心如何增加自己的财产，甚至会将之吃光用尽。牛羊被赶出家门，在无人收割的田地里游荡。夜幕降临时，它们会自己回家。” 据估计，1348年3月到7月，仅城市里的死者就超过了十万。 薄伽丘接着写道：“无论多么华丽的房屋，多么庄严的宫殿，都已经没有人烟。多少高贵的家庭全家罹难！多少财富遗留下来却无人继承！多少男男女女，正青春年少，上午被伽林、希波克拉底、埃斯库拉庇乌斯[5]一样的名医断为健康无比，中午还在和朋友欢宴，晚上却和朋友在另一个世界用晚宴了。” 有人可能会怀疑，薄伽丘笔下所述的佛罗伦萨的惨烈疫情要么是出自想象，要么是为了讲述其《十日谈》中的故事而写的文学性引言，其记述没有过硬的事实基础。不幸的是，其他权威作者会用大量细节来证明薄伽丘这个佛罗伦萨诗人的生动描写是真实的。佛罗伦萨被瘟疫夺去生命的人之一是著名历史学家佐凡尼·微拉尼[6]。他的弟弟马泰奥·微拉尼继承了其历史事业，他的编年史开篇就是对瘟疫的记录。马泰奥·微拉尼见到的人员死亡情况如此严重，以至于他告诉他的读者，自诺亚方舟时期的大洪水以来，没有比这更大的灾祸了。根据其记录，瘟疫席卷了整个意大利半岛，只有米兰和伦巴第北部的阿尔卑斯地区幸免。瘟疫在各地都持续五个月之久，处处可见父母抛弃了自己的子女和亲人，“好像只有异教徒和野蛮人”[7]才像他们那样冷漠无情。至于佛罗伦萨，几乎没人愿意照顾病人。许多人从这个遭瘟疫袭击的城市逃离。佛罗伦萨的疫情从1348年4月持续到9月，马泰奥·微拉尼认为，佛罗伦萨及周边五分之三的人都死于瘟疫。至于瘟疫对幸存者的影响，马泰奥·微拉尼记录道，按常理，经历如此严重的天罚之后，人们本应该变得更好才对，但事实却完全相反。人们不再劳作，“沉溺于享受继承而来的俗世财富。”瘟疫结束之后，条件好的意大利人变得懒散放荡，暴饮暴食，举行宴会，在酒馆吃吃喝喝，花钱大手大脚，衣服花样随心所欲，说变就变。穷人则变得懒散，无意劳作。要知道，瘟疫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那些幸免于难的人本应该有足够的事情去做[8]。 当时所有意大利城市的记录都有这样的故事。在比萨，可怕的瘟疫持续到1348年9月，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两到三个成员死亡。许多人家全家死光。城里每周至少有一百具尸体被抬到墓地，那些敢去病床边探视亲友的人恳请过路人帮忙埋葬尸体，但没人敢上前。“帮我们把尸体送到墓穴吧，”他们哭喊道，“这样等我们死了也会有人抬啊。”《比萨编年史》中这种因瘟疫导致的可怕的突然死亡，在同时代记录者笔下并不鲜见。上午还好好的一个人，傍晚就被抬到墓地了[9]。 教堂牧师为瘟疫死难者祈祷并安慰死难者的亲人 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 一对夫妻死于瘟疫 当时的帕多瓦编年史记录道，一般来说，一人染病，整个屋子的人都会被传染。所以一旦疾病入门，所有的人都会得病，“连动物也会得病”。一个陌生人将瘟疫带到了帕多瓦，很快，全城人都感染了。瘟疫过后，该城剩下的人不足原来的三分之一[10]。据当时的编年史作者阿格尼欧禄·迪·图拉的描述，锡耶纳的疫情始于1348年4月，持续到当年10月，能逃的都逃了。5月、7月和8月，死者甚众，即便是花钱也雇不到搬运工将尸体搬到公共墓坑去。阿格尼欧禄·迪·图拉说：“我，阿格尼欧禄·迪·图拉，亲手将自己五个年幼的孩子运到墓坑，许多人也是这样。”每个人都可能会死掉。人们纷纷说世界末日已经到来，人们也相信是这样。据阿格尼欧禄·迪·图拉说，锡耶纳及周边地区七个月里死了大约八万人[11]。 奥尔维耶托的瘟疫始于5月，很短时间内就有约五百人死亡，好些都是暴毙。商店关门，百业停顿。瘟疫在这里也持续了五个月，到9月结束，许多家庭全家死光[12]。人们注意到，里米尼的穷人最先染病，穷人死得最多。1348年5月15日，疾病首现，直到当年12月才彻底结束。据当地编年史作者估算，有三分之二的人死去[13]。 意大利当时某佚名作者这样描述该病：“快速发热，吐血，身上长痈或瘘。”他说，一旦染病，生还希望渺茫。病人通过身上的溃烂将疾病传染给健康的人，即便是谈个话也会传染。就因为与病人谈话，不知道有多少男女死掉被埋葬了。他说：“我举一个亲身经历的例子。一个人给我放血[14]，但血溅到他的脸上，当天他便病了，第二天就死了。靠着上帝的仁慈，我幸免了。我提到这一点是要说明，只和病人说一会儿话，健康人就会被传染。所以父亲会躲避自己病中的儿子，哥哥会躲避得病的弟弟，妻子会远离染病的丈夫，健康的人会非常小心地避开病人。神父和医生甚至因为害怕而不敢靠近病人。所有人见了尸体就跑得远远的。在许多地方，家中一人患病，家里的其他人很快就一个接一个死去了。死人太多了，原有的墓地远远难以承受。各处都开辟了新墓地。威尼斯有近十万人死去，到处都是尸体，几乎没人参加葬礼或为死者唱挽歌。瘟疫从2月持续到万圣节（1348年11月1日）。葬礼上，仅有男童给死者唱圣歌。这些没有好好学过圣歌、只靠死记硬背的男童，唱着圣歌穿过街道。”作者还注意到，瘟疫过后，人们普遍堕落。瘟疫让人们不再那么诚实正直，道德标准降低了[15]。 除了加布里埃莱·德姆西关于瘟疫肆虐的热那亚和皮亚琴察的可怕记录，以及薄伽丘关于佛罗伦萨瘟疫的描述之外，我们或许还可以读一下诗人彼得拉克行文流畅的信件。彼得拉克在信中为自己在帕尔马经历的势不可挡的灾难而悲叹。帕尔马人和其他城市的人一样，也想禁止人们与佛罗伦萨、威尼斯、热那亚和比萨等受灾城市交往，以便将瘟疫挡在城门之外，但同样徒劳无功。帕尔马自我孤立的措施至少在开始起过一点作用，因为帕尔马直到1348年6月初才出现疫情[16]。但持续时间达六个月的疫情还是将帕尔马及周边变成了不毛之地。帕尔马及雷焦[17]有大约四万人被瘟疫夺去生命[18]。此时，彼得拉克是帕尔马大教堂的教士。他在阿维尼翁认识了劳拉·德·诺韦斯，并很快为之倾倒，因为劳拉·德·诺韦斯是一位典型的基督教徒母亲。她激发了彼得拉克写诗歌的灵感。劳拉·德·诺韦斯在瘟疫肆虐时死于阿维尼翁。一位叫路易的朋友给彼得拉克写了一封信告知劳拉·德·诺韦斯的死讯，该信于1348年5月19日送达身在帕尔马的彼得拉克[19]。一个月后，彼得拉克给自己在阿维尼翁的兄弟写了一封悲痛欲绝的信，他兄弟是蒙里埃的修士，其修道院共有三十五名修士，只有他一个人在瘟疫中幸免[20]。“我的兄弟啊！我的兄弟啊！我的兄弟啊！”彼得拉克写道，“尽管马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21]一千四百年前曾用过这样的语句，但这里确实是一封新信的开端。哎！我的兄弟啊，我还能说什么呢！我该从何谈起！我该去哪里！人人皆恐惧，处处放悲声！兄弟啊！我宁愿从未来过这个世界，或者在瘟疫爆发之前便已死去。我们的后代如何会相信，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没有天雷地火，没有战争屠杀，但整个世界却一人不剩！” “此种瘟疫谁曾听过？谁曾见过？哪本年鉴曾记录过？房子空空如也，城市横遭抛弃，农村无人问津，土地都盛不下那么多尸体。整个世界一片恐慌，人人倍感孤独。寻途于史家，史家无言；问计于医者，医者沉默；求教于哲人，哲人耸肩皱眉，手指触唇，让你不要再说。” “尽管这是我们的亲身经历，但如何才能让子孙后代相信这一切？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的话，我们一直以为这是在做梦。走出门去，只见全城举哀；回到家中，家中空无一人。这时才知道，我们真的在悲伤，而不是在梦中。” 黑死病的传染及死亡过程 参加葬礼的圣职人员，走在前面的是唱圣歌的男童 彼得拉克陷入沉思，寻找灵感 黑死病肆虐期间人们发明的防护装备 “哦，未来欢乐的人啊，你们不了解这些苦难，也许会认为我们说的只是假话。我们确实该受到这样的惩罚，甚至更厉害的惩罚。我们的祖先也应该受到这样的惩罚，但愿我们的子孙能够幸免。” 接着，彼得拉克说，灾难到处都是，足以让人觉得上帝已经不再关爱自己的子民，但如果这样想，就是对上帝的亵渎。彼得拉克继续道：“无论灾难从何而来，无论灾难如何神秘，其结果已然显现。不要再为大众悲哀，想想自己的苦楚吧。这是我自意大利归来的第二年，今年已经过去几个月了。算算这些日子，想想我们原来如何，我们现在怎样。我们亲爱的朋友们现在何方？哪里才能见到那些美丽的面庞？哪里才能听到他们的欢笑？哪里才能同他们亲密谈话？过去我们亲友如云，现在却孤身一人。” 彼得拉克还专门提到了他的朋友、米兰人帕加尼努斯：“帕加尼努斯夜间突然发病。和朋友用过晚饭后，他还和我说了一会儿话。情谊满满，相谈甚欢。夜里，帕加尼努斯勇敢地忍受着巨大的病痛。次日上午，他便匆匆离去了。令人极度震惊的是，三日内，帕加尼努斯的儿子及全家人都跟着他进了坟墓。”[22] 1348年春天和夏天，薄伽丘和彼得拉克所描述的悲剧同样在意大利其他城镇出现。因其地理位置，威尼斯最早发生疫情。疫情非常严重，死亡人数达十万[23]。 巴尔托洛梅奥·切凯蒂[24]对威尼斯爆发瘟疫时医疗工作者的历史进行了研究[25]，其研究向我们提供了许多关于疾病蔓延情况的有趣细节。尽管当时法律不允许理发师行医，但因为瘟疫导致了大量死亡，人人自危，亟需医生，一个叫安德烈亚·迪·帕多瓦的理发师获准行医，因为他及时相助，一百多人获救[26]。整个14世纪，威尼斯经历了大约十五次瘟疫。然而，在当时的编年史作者笔下，1348年的那场瘟疫是“大瘟疫”“可怕的死亡”。因此，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许多原来法律规定不允许的事情合法化了[27]。威尼斯官方向仍在坚守岗位的医生颁发奖状，这表明威尼斯第一次爆发瘟疫后很短时间内死亡情况是严重的。威尼斯城人口锐减，可以说已经空无一人。许多医生逃走了，没有逃走的则大门紧闭。手工艺人[28]甚至青少年承担起了医生的责任，使许多人康复了[29]。 1348年3月30日星期日，威尼斯市政会组成了一个三人委员会来监视公共卫生状况。该委员会几天后命令，在某岛屿上挖若干深坑以埋葬死于医院的富人和穷人的尸体。为了将尸体运到岛上，该委员会安排了船只随时待命。 富人逃走了，官员杳无踪迹，市政会的人也少了，最终都凑不齐法定人数来处理公务。公证人大量死亡，监狱四门大开[30]。瘟疫结束后，威尼斯参议会打算找三名医生为大家服务，但困难重重。威尼斯人马尔科·莱昂是一名好医生，本来在佩鲁贾行医。1349年1月12日，马尔科·莱昂自愿回威尼斯服务，因为“由于瘟疫，威尼斯缺少正直而有能力的医生，甚至可以说一个都没有。如果我能回乡服务，上帝会高兴。”[31] 意大利的疫情可以从修道会的记录中窥知一二。1347年，橄榄会修道会修士们让贝尔纳德·托勒密担任终身院长。次年，也就是1348年，该修道会因瘟疫失去了八十名成员，占其成员总数的一半以上。他们新推举的修道院院长也在死者之列[32]。 在当时意大利的历史记录中，类似的细节还有很多。大瘟疫有多么可怕，意大利半岛因瘟疫而荒凉破败到什么程度，读者可以通过这些细节作出判断。意大利年鉴中记载，每座城市，每个城堡，每处城镇，都是死尸遍地，一片破败。司法已无可能，罪犯为所欲为[33]。瘟疫过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法院里人头攒动，为争夺死者遗产争讼不已。疫情波及其他岛上时，意大利面临着饥荒和萧条。但令人奇怪的是，这时竟有人在大肆挥霍。他们认为，死人给活下来的人留下了足够的财产。田地无人耕种，庄稼无人收割，生活用品价格高昂。市场停顿，城市乡镇不见人影，一片荒凉。据说意大利至少一半人在瘟疫中丧生。从当时许多关于疫情的记录来看，好像没有理由怀疑这种说法。当时一群波西米亚的学生从博洛尼亚回乡。我可以用他们在1348年意大利这场可怕瘟疫中的所见所闻来结束本章： “当时，”《布拉格编年史》记录道，“一些学生从博洛尼亚返回波西米亚。他们发现途经的城市或城堡生者了了，一些地方空无一人。许多家里，侥幸未死的人身体极度虚弱，互相之间连口水也递不过去，更不用说互相扶持。他们只能在极度痛苦中煎熬度日。为病人行圣事的神父和为病人诊病的医生都因染病而死去。许多人死前没有进行临终忏悔，也没有在教堂进行圣事，因为神父都死了。人们挖了又大又深又宽的沟来埋葬死者。好些地方的死尸因无人掩埋而腐烂。尸臭弥漫在空气中。这种空气比有毒的食物更致命。上文提到的那几名学生仅有一名活着回到波西米亚，他的同伴都死在路上了。”[34] 基督教圣职人员受到瘟疫的袭击 * * * [1]瑞士城市，该地中世纪时有本笃会修道院。——译者注 [2]法国地名，在巴黎以北。——译者注 [3]彼特拉克（1304—1374），意大利诗人、学者、欧洲人文主义运动的主要代表。——译者注 [4]让·查尔斯·莱昂纳尔·德·西斯蒙迪：《中世纪意大利共和国史》，第6卷，第11页。——原注 [5]伽林是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是古希腊名医，称“医药之父”。埃斯库拉庇乌斯是古希腊罗马神话中的医神。——译者注 [6]佐凡尼·微拉尼（1271—1348），意大利历史学家。——译者注 [7]《十日谈》引言。——原注 [8]卢多维科·安东尼奥·穆拉托里：《意大利史料集成》，第14卷，第11到15栏。——原注 [9]卢多维科·安东尼奥·穆拉托里：《意大利史料集成》，第15卷，第1021栏。——原注 [10]卢多维科·安东尼奥·穆拉托里：《意大利史料集成》，第12卷，第926栏。——原注 [11]卢多维科·安东尼奥·穆拉托里：《意大利史料集成》，第15卷，第123栏。此时锡耶纳人口超过十万，人们决定根据兰多·奥雷菲切的设计继续建造大教堂。工程因1348年的该城爆发瘟疫而不能进行，便暂停了下来，为建造教堂而募集到的钱捐到了其他必要的公共事务中去了。（吉罗拉莫·吉利所著《锡耶纳编年史》，第2卷，第428页）。——原注 [12]卢多维科·安东尼奥·穆拉托里：《意大利史料集成》，第15卷，第653栏。——原注 [13]卢多维科·安东尼奥·穆拉托里：《意大利史料集成》，第15卷，第902栏。——原注 [14]放血疗法是现代医学诞生前人们治病的重要手段之一。——译者注 [15]卢多维科·安东尼奥·穆拉托里：《意大利史料集成》，第16卷，第286栏。——原注 [16]安杰洛·佩扎纳：《帕尔马史》，第1卷，第12页。——原注 [17]雷焦是意大利南部城市。——译者注 [18]《帕尔马史散记》，见于卢多维科·安东尼奥·穆拉托里所著《意大利史料集成》，第7卷，第746栏。——原注 [19]朱尔·米什莱：《法国史》，第4卷，第238页。——原注 [20]阿德里安·菲利普：《黑死病史》（1853年巴黎版），第103页。——原注 [21]马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公元前106年—公元前43年），古罗马政治家、辩论家、哲学家。——译者注 [22]《家书》（1601年版），第8卷，第290到303页。——原注 [23]卢多维科·安东尼奥·穆拉托里：《意大利史料集成》，第12卷，第926栏。——原注 [24]巴尔托洛梅奥·切凯蒂（1838—1889），意大利历史学家。——译者注 [25]巴尔托洛梅奥·切凯蒂：《1300年的威尼斯医学》，见于《威尼托档案》，第25卷，第361页等。——原注 [26]巴尔托洛梅奥·切凯蒂：《1300年的威尼斯医学》，见于《威尼托档案》，第25卷，第369页。——原注 [27]巴尔托洛梅奥·切凯蒂：《1300年的威尼斯医学》，见于《威尼托档案》，第25卷，第377页。——原注 [28]这里的手工艺人应该指理发师。——译者注 [29]巴尔托洛梅奥·切凯蒂：《1300年的威尼斯医学》，见于《威尼托档案》，第25卷，第377页。——原注 [30]巴尔托洛梅奥·切凯蒂：《1300年的威尼斯医学》，见于《威尼托档案》，第25卷，第378页。——原注 [31]巴尔托洛梅奥·切凯蒂：《1300年的威尼斯医学》，见于《威尼托档案》，第25卷，第379页。——原注 [32]塞孔多·兰切洛蒂：《橄榄会史》，第22页。——原注 [33]拉法埃洛·龙西欧尼：《比萨史》，见于《意大利历史文献》，第4卷，第808页。——原注 [34]约翰·洛泽斯：《布拉格编年史》，见于《奥地利史料》中的《意大利史料集成》，第1卷，第395栏。——原注 [book_title]第3章　法兰西的疫情 精彩 看点 马赛发生疫情——一名巴黎医生对蒙彼利埃疫情的记录——阿维尼翁遭受瘟疫重创——低地国家某教士对瘟疫后果的记录——教皇御医居伊·德·肖利亚克——瘟疫四散传播——南吉斯的威廉对巴黎疫情的记录——腓力六世问计于医生——诺曼底的疫情——亚眠的疫情——图尔奈圣马丁修道院院长吉勒·利·穆伊西斯的记录——西梅翁·吕斯记录的14世纪法兰西人的生活状态——瘟疫后阿拉斯镇困难重重 瘟疫在意大利爆发时，也在法兰西南部现身。据1348年写于阿维尼翁的一份记录，瘟疫是由三艘热那亚船中的一艘带到马赛的。马赛人发现热那亚船将瘟疫带了过来，便迫使它们离去。因此，马赛瘟疫开始的时间应该在1348年1月的头几天，尽管有一份记录认为瘟疫爆发的时间是1347年的万圣节（11月1日）[1]。法兰西这个南方大港口城市的死亡数字与意大利人口稠密城市的死亡数字大体相当。据说一个月内，马赛及周边地区便有五万七千人因瘟疫而死[2]。一份编年史说，其间，“主教连同大教堂的全体教士，还有几乎所有的托钵修士、宣教士和小兄弟会修士，以及三分之二的居民都死了。”该编年史还说，海上偶尔可见满载着货物的船只随波飘荡，船上的舵手和船员都因瘟疫而死[3]。另一份描述马赛瘟疫后的景象的记录说：“死人太多了，该城就像从未有人住过一样。”[4]有趣的是，英格兰医生、牛津大学墨顿学院的威廉·格里桑在这次瘟疫中得以幸存。当时，他在著名的蒙彼利埃医学院学医。瘟疫爆发时他正在马赛实习。两年后，也就是1350年，他去世了[5]。 马赛 马赛因受瘟疫袭击而死者遍地 马赛市政广场上躺满了死于黑死病的人 蒙彼利埃的疫情更加严重。当地十二名地方法官或执政官中有十人去世。无数修道院几乎无人幸免。当地多明我会成员众多，约有一百四十人，据说只有七人幸免[6]。巴黎医生西蒙·德科维诺可能目睹了蒙彼利埃的疫情。1350年，他以诗歌的形式记录了自己的经历。西蒙·德科维诺的诗歌的寓意与薄伽丘作品的寓意相同。其作品的意义在于，西蒙·德科维诺和薄伽丘一样是瘟疫的目击者，并且因为西蒙·德科维诺受过医学训练，所以他关于病征的记录就至关重要了。西蒙·德科维诺将该病称为Pestisinguinaria，即东方的淋巴腺鼠疫。据其描述，病人先是腋下或腹股沟灼痛，接着灼痛扩展至心脏区域。随后，身体的重要部位高烧，心脏、肺和呼吸道成为主要感染区域，病人体力迅速下降，很快病入膏肓，不能对抗疫病了。 西蒙·德科维诺注意到该病的一种独特现象。他写道：“每个人身上都可以看见瘟疫的印记。病人脸色苍白，令人恐惧的末日显示在病人的额头上。只要看看这些男男女女的表情，就能读出瘟疫侵袭的痕迹。病人面色苍白，说明已经染病。病人大限将至的预兆也会在脸上显现。气候对这种怪病毫无影响。无论天冷还是热，该病都在传播。无论地势高低，无论空气干湿，都会招致疫情。冬季至寒之日和夏季酷热之时，瘟疫传播一样迅速。” 毫无疑问，该病具有传染性。西蒙·德科维诺写道：“一旦瘟疫入门，几乎全家遭难。”瘟疫传染得如此厉害，以至于一个病人“能感染整个世界。触碰甚至呼吸都足以传染该病。”那些为病人提供服务的尽职尽责的人被感染了。“神父，这些令人尊敬的灵魂医生，在提供灵魂援助时，仅仅因触碰了一下病人，或吸入了病人呼出的气体，便被疾病抓住。神父甚至会在为之提供服务的病人前死去。”病人的衣服自然被当成了传染源，人们甚至怀疑病人房中的家具也能传播瘟疫。西蒙·德科维诺写道，这场天罚来临之际，蒙彼利埃的医生比其他地方多，但几乎所有的医生都染病而亡。可见医术对瘟疫的效果微乎其微，或者说没有效果。 据西蒙·德科维诺对蒙彼利埃瘟疫的记录，穷人死亡人数最多，因为穷人生活艰苦，更容易感染疫病，并且穷人条件有限，不能像富贵人家那样去求医问药，从而获得一线生机。至于瘟疫的传播情况，西蒙·德科维诺写道：“因病而死的人远远多于劫后余生的人。现在（1350年），各个城市人口锐减。数以千计的房子大门紧锁，数以千计的房子四门大开，房主及住在房子里的人都死掉了。”最后，西蒙·德科维诺见证了瘟疫中幸存的人道德上的堕落。西蒙·德科维诺认为，这样的天罚定会对世人的德行产生不好的影响[7]。 瘟疫从马赛向北沿着隆河谷飞快传播，向西经过朗格多克迅速传播。同样，瘟疫也从蒙彼利埃飞快地传播开来。纳博讷的瘟疫始于1348年大斋节[8]的第一周，据说当地居民有三万人死亡。确实，这次天罚如此可怕，致使这座古城再也没有从瘟疫造成的荒凉破败中恢复过来[9]。 瘟疫进入法兰西后，很快波及阿尔勒，当地居民死亡大半[10]。早在1348年1月，瘟疫便抵达阿维尼翁。这是行事武断的教皇克雷芒六世在阿维尼翁任教皇的第六年。人们还没意识到这场可怕瘟疫到来的迹象前，加尔默罗会已经有六十六人被瘟疫夺去生命。瘟疫爆发的头三天，据说有一千八百人死亡。瘟疫在阿维尼翁肆虐了七个月，死亡人数达十五万，其中就有上文提到的彼得拉克的密友劳拉·德·诺韦斯，她死于1348年3月27日，当天正是受难节[11]。甚至连英格兰都注意到了阿维尼翁人的大量死亡，并进行了评论[12]。据说，大量犹太人因居住地卫生状况糟糕而死亡，而住在阿维尼翁的西班牙人因其优渥的生活而易病，死亡人数与犹太人相当[13]。 居民的大量死亡很快引起了恐慌。一位描述教皇克雷芒六世在阿维尼翁生活的作者说：“几乎人人自危，不管是谁，只要身上长了溃疡或疖子，别人便离他远远的，不管他们之间的关系有多么亲密。病榻之前，纵父子亦不再相亲。无论是谁家，只要有一人染病去世，其他人也很快被传染，一起进了坟墓。即便是家里的动物，猫啦、狗啦、鸡啦，也死去了。因此，出于对发生在眼前的一切的惧怕，能逃的都逃了。结果，一些本来能挺过来的病人因无人照顾而死去。还有许多人染了病，别人认为其回天无望，必死无疑，便将病人抬到墓坑埋了。所以许多人其实是被活埋的。” 该作者注意到了教皇克雷芒六世值此危难之际展示出的仁慈。教皇克雷芒六世派医生去照顾病患。“因为平时的墓地不足以埋葬那么多死者，所以教皇购买了一大块土地作为埋葬死者的墓地。这里埋葬了无数死者。”[14] 瘟疫在法兰西各个阶层传播，上至贵族阶层，下至平民阶层 瘟疫吹起号角 黑死病流行期间染病而死的人和动物 低地国家[15]的一个传教士正在阿维尼翁。他给布鲁日的朋友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是关于阿维尼翁疫情最重要最独特的记录。瘟疫爆发时，他随一名红衣主教正在去罗马教廷[16]的路上。他记录道：“疾病的感染过程可分为三种。首先，肺部和呼吸系统得病的人，只要这些部位腐烂，甚至只是稍微染病，无论如何也难逃一死，活不过两天。奉教皇敕令，意大利许多城市以及阿维尼翁的医生做过许多检查来确定病源。解剖了许多尸体后，人们发现，那些突然死亡的人都有肺部感染和咯血的现象。当时该疾病最让人恐惧的地方是它能够传染，因为染病的人死亡时，那些去问病的、去拜访的或其他与病人打交道的人，甚至抬着病人入葬的人，都很快随病人而去了。人们不知道应当如何保护自己。” “目前，除第一种形式外，该疾病还以另外一种形式流行。病人腋下出现脓肿，有这种症状的人死得也很快。同时流行的第三种形式是，无论男女，腹股沟处都长了肿块。与前两种形式一样，这种形式的疾病很快致人死亡。疫情实在太严重了。医生因害怕感染不敢为病人看病，即使病人乐意倾其所有，也找不到医生。父亲不去探视病中的儿子，母亲不去看望染病的女儿，哥哥不去问候病中的弟弟，儿子不去拜谒病中的父亲，朋友熟人亦是如此。事实上，不管血缘关系多么亲密，没人会去拜访病中的人，除非这个人不要命了或愿意马上随病人而去。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人仅仅出于对别人的爱而死掉了。这些人本来能避免一死，但他们没有。出于虔诚和博爱，他们仍然去看望了病人。” 修女们正在熬制药物治疗瘟疫患者 医生解剖女性死者尸体寻找病源 医生解剖男性死者尸体寻找病源 “简而言之，阿维尼翁有一半人甚至一半多的人死去了。城墙之内，七千多所房子大门紧闭，无人居住，原来住在房子里的人都死掉了。城郊也难觅人踪。教皇买下了附近的一块地作为公墓。自3月13日起[17]，这里已经埋葬一万一千具尸体。这个数字不包括那些埋在圣安东尼医院墓地、宗教团体墓地及阿维尼翁其他墓地的人。我不得不提一下阿维尼翁周边地区。除了两个小门外，马赛所有城门都关了，这里五分之四的人已死。” “普罗旺斯省所有城市和乡镇都是这样。瘟疫已经穿过隆河，直抵图卢兹，在乡村和多个城市肆虐，愈演愈烈。由于这次大瘟疫，人们惧怕死亡，因而都不敢与那些有亲人死于瘟疫的人说话。因为人们都说家里只要有一个人死掉，几乎所有的亲人都会随之而去，大家都相信这一点。病人没有亲人照顾，只有狗陪伴左右。健康的人将食物放在病人旁边供其吃喝，然后便飞快地逃离房子。人死之后，一些被称为“加伏提”的粗汉，会收取巨额报酬后将尸体运到墓地。亲友不会来探视病人，甚至神父也不会来听病人的临终忏悔或给他们行临终圣事。身体健康的人只知道关心自己。一些富人死后，那些粗汉将之抬到墓地。没有蜡烛。除了雇来的哭丧人外，没有人送葬。这样的事情天天都有。尸体过处，街上的人们纷纷往家里跑。那些抬尸体的加伏提尽管身强力壮，但也难逃一死。习惯于从富人那里领面包吃的穷人们都死了。于是，平日里富人们每天要施舍六十四袋麦子来做面包，每袋麦子能做五十条面包；现在每天只需施舍一袋麦子，有时半袋就足够了。” “据说从1月25日到今天（4月27日）三个月里，阿维尼翁共埋葬了六万二千人。教皇经过深思熟虑，于刚过去的三月中旬，将复活节前的时间定为特赦期。特赦期内，只要向上帝真心忏悔，即便突然因病去世，也能得到上帝的原谅。教皇下令每周要组织忏悔游行，唱诵连祷文。据说，有时来自周边的两千民众参加了忏悔游行。其间，男男女女赤着脚，有的穿着麻布忏悔服，有的在头上撒灰表示忏悔，泪水涟涟地走着，撕扯着自己的头发，用鞭子抽打自己，直至血流如注。有时，教皇也会亲临宫殿附近的游行。这一切从何而始，从何而终，只有上帝知道……” 一座装满骷髅的房子 “有些可怜的人因携有某种粉末而被抓。人们指控他们往水里下毒。许多人吓得连井水都不敢喝了。好些被指控携带粉末的人被判刑烧死，每天都有。这样做公正与否，只有上帝知道。” “人们一般不吃鱼，尤其是海鱼，因为人们说鱼都被肮脏的空气传染了。未放足一年的香料不用说吃，人们碰都不敢碰，因为他们害怕这些香料是上文提到的船运来的。确实，有许多次，那些吃新香料的人甚至吃海鱼的人突然就得病了。” “我的朋友，读了我的信，你就知道我们所面临的危险了。如果你想安全，我给你的最好的建议是饮食要有节制，避免受凉，什么都不要过度，最重要的是，除了个别口气清新的人外，少和其他人说话，尤其是在这些日子。但你最好还是待在家里，直到瘟疫结束……” “你要知道，据说教皇近日已经离开阿维尼翁，去隆河边离瓦朗斯两里格[18]的斯特拉城堡了，教皇会一直在那里，直到瘟疫过去。教廷仍留在阿维尼翁，但假期已经延长到圣米迦勒节[19]。所有的稽核员、辩护律师和检控官，想离开的都离开了，有的死了。我把我自己交到上帝手中。我的红衣主教将跟随教皇离开，我也要跟着去。那云雾缭绕的山里还有一些没有出现瘟疫的地方。人们觉得活命的最后机会在那里。愿全能而仁慈的上帝能引导我们按照最好的选择行事，阿门！”[20] 另外一封信可以作为这封信所描写的瘟疫情况的佐证。一位佚名的传教士在信中写道，从3月13日到4月27日，有一万一千具尸体埋在了教皇安排的新墓地里。这个数字可能略有夸大。另有消息说，从瘟疫第一次爆发的1月25日到此信写作时，三个月内有六万两千人死去。在记录这样大的灾难时，尽管人们常常夸大死亡数字而不是减小死亡数字，但作者给出的数字如此详尽，有零有整，所以这个关于阿维尼翁及周边地区死亡人数的估计很可能是准确的。这封信写于1348年复活节后的第一个星期日。作者很清楚地说明大斋节期间的瘟疫最严重。德意志的一份编年史中有一句话可以证明这一点：“威尼斯乃至整个意大利以及普罗旺斯，尤其是沿海城市，无数人死亡。罗马教廷所在的阿维尼翁，在大斋节第四个星期日之后的三天里，有一千四百人被埋葬。”[21]1348年的大斋节第四个星期日是3月30日，所以，根据这份资料，3月的最后一天和4月最初两天里，每天超过四百五十人死亡。 如果没有注意到居伊·德·肖利亚克及其留给后代的关于瘟疫爆发的记录，那么关于阿维尼翁这场瘟疫的描述是不完整的。居伊·德·肖利亚克是教皇克雷芒六世的御医。瘟疫期间，他全心全意地照顾病患。尽管居伊·德·肖利亚克亦被感染，但令人高兴的是，他因为照顾病人的善行而幸免于难，这使他能为这场瘟疫留下记录。居伊·德·肖利亚克说，瘟疫始于1348年1月，持续了七个月。“瘟疫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持续了两个月。病人持续发烧，吐血，三天内便死亡。” 圣职人员与民众面对尸体祷告 瘟疫流行期间，药店医生正在给一名患者递上调配好的药物 居伊·德·肖利亚克 “第二个阶段持续五个月。这个阶段的病人除了持续发烧外，还在腋下及腹股沟长痈或横痃，整个病程持续五天，传染得非常厉害（尤其是病人吐血时），在病人处逗留都能被传染，即便是看看病人也会被传染。因此，许多人病了无人照顾，死后埋葬时没有神父在墓前祈祷。” “父亲不会去看儿子，儿子也不会去看父亲。慈悲仁爱荡然无存。瘟疫太严重了，活下来的人不足四分之一。即便是医生，也因害怕感染不敢去诊病。纵使医生去了，也是无计可施，所以几乎所有染病的人都死了。只有在瘟疫末期，极少数人才能康复。” “至于我自己，我不敢不恪尽职守以免背上臭名，但我一直很害怕。”瘟疫末期，居伊·德·肖利亚克被感染，六周之内，命若游丝，但最后康复了[22]。 在居伊·德·肖利亚克的建议下，教皇克雷芒六世将自己与他人隔离，经常在住所内燃一大堆火，正如教皇尼古拉四世[23]在上次瘟疫中做的那样。整个普罗旺斯地区的死亡人数很大。1348年的大斋节，据说有不少于三百五十八名多明我会修士死亡[24]。即使到了当年11月底，瘟疫还没有从阿维尼翁离开。11月23日，教皇克雷芒六世致函匈牙利国王路易一世[25]，函中解释道，来函较晚的原因是“致命的瘟疫。这场瘟疫蹂躏了本地及其他地区，人口大量死亡，不计其数。它不仅按照上帝的旨意带走了我们的一些教友，也迫使其他教友离开教廷去躲避。”[26] 教皇尼古拉四世接见汇报疫情的修士 匈牙利国王路易一世 1348年夏初，阿维尼翁灾情放缓，教皇克雷芒六世致函当时在维罗纳开会的小兄弟会总会，表达了痛惜之意。他说，世界陷入了痛苦，特别是“因瘟疫而突然离开我们的老老少少、穷人富人”更让我们痛苦。教皇敦促与会人士一同为结束瘟疫而祈祷，并且授予“参会及回程期间可能会死亡的与会人士”特赦[27]。据说，仅在意大利，方济各会修士就有三万人死去。 自1348年初进入法兰西以来，瘟疫四处传播。那个低地国家的传教士从阿维尼翁寄出的信中提到，瘟疫已经传遍整个普罗旺斯，并且在4月末向西传到图卢兹。1348年8月，波尔多显然也被波及了。爱德华三世的女儿琼公主[28]要嫁给卡斯蒂尔[29]国王的儿子佩德罗，但出嫁途中突然死于波尔多。 法兰西北部疫情同样严重。里昂博物馆的一处碑文可作为该地曾发生瘟疫的证据。据该碑文记载，1352年，一个叫米夏埃尔·潘克索斯的市民建造了一座小教堂。小教堂要为市民们“死于1348年瘟疫”的家人做弥撒[30]。布鲁日某佚名神父保存着一份来自阿维尼翁的信，该信可能写于瘟疫时期，里面记述了瘟疫的过程：“1348年，我们所提到的那场瘟疫、传染病和大死亡，依照上帝的旨意，还没有结束，而是日见其盛，传向其他地区。在勃艮第、诺曼底及其他地区，瘟疫已经夺走数以千计的人和动物的生命，并且这种情况还在持续。”[31] 爱德华三世的女儿琼公主。她死于瘟疫流行期间 大约在1348年圣雅各节（7月25日）时，瘟疫传至诺曼底。福卡蒙修道院当时的一份手稿有如下记录：“1348年圣雅各节时，大死亡进入了诺曼底。瘟疫先传到加斯科涅、普瓦图和布列塔尼，接着传到皮卡第。瘟疫如此可怕，所到之处，三分之二甚至更多的人口死亡。父亲不敢去看望儿子，哥哥不敢去看望妹妹，人们也不敢互相照顾，因为一旦吸入病人呼出的空气便难逃被感染的命运。当时已经到了找不到人抬尸体去墓地的境地。人们都说世界末日到了。”[32]利奥波德·维克托·德利勒[33]在另一份手稿中发现了关于诺曼底可怕疫情的进一步记录。瘟疫所到的城市或乡镇，大部分居民都染病死了。“当时，诺曼底死人甚多，皮卡第亦然。”[34] 巴黎当然也受到了瘟疫的侵袭。疫情在巴黎显现的时间应该是1348年夏初。圣丹尼镇编年史记录：“1348年，人们口中的大死亡在法兰西开始了，持续了大约一年半。巴黎平均每天有八百人因病而死。在一年半时间里，有人说巴黎人死亡达五万以上，圣丹尼镇死亡一万六千人。”[35]兰斯[36]的加尔默罗会编年史认为巴黎的死亡人数更多，达到八万[37]，死者中包括一名公主和一名王后——路易十世[38]的女儿纳瓦拉的琼[39]和瓦卢瓦国王腓力六世[40]的妻子勃艮第的琼[41]。 瓦卢瓦国王腓力六世与死于瘟疫的勃艮第的琼 巴黎被瘟疫侵袭时法兰西疫情最详尽的记录，可见于《南吉斯的威廉[42]编年史》的续编。《南吉斯的威廉编年史》很可能完成于1368年之前，其中写道：“同年（1348年）及次年，法兰西王国的巴黎以及人们提到的其他地区，男男女女大量死亡，年轻人比老年人死得多，以至于死人都无法埋葬了。有的病人得病不过两三天，突然就死去了。今天还是好好一个人，第二天就被抬到墓地埋葬。病人腋窝下或腹股沟突然出现肿块。一旦出现肿块，便必死无疑。这种病或瘟疫，医生称之为流行病。1348年和1349年死人数量之多，简直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简直就没有过这样的记录。疾病和死亡常通过人与人的交往而传染。健康的人探望病人后几乎难逃一死。许多镇子，无论大小，神父因为害怕退却了，把圣事交给更勇敢更虔诚的人去主持。许多地方活下来的人十无其一。” “巴黎主宫医院的死亡现象非常严重。很长一段时间内，每天有五十多具尸体被车拉走埋葬[43]。主宫医院虔诚的修女们无惧死亡，仍虔诚而谦逊地工作。她们工作不是为了追求世俗的荣誉。许多修女得到的‘回报’是被死神召走，与基督一同安息——人们虔诚地相信这一点。” 编年史接着记载道，瘟疫传到了加斯科涅和德意志。“瘟疫从一个乡镇传到另一个乡镇，从一个村子传到另一个村子，从一家传到另一家，甚至从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接着传到了法兰西，传到了德意志，但德意志的疫情比我们这边要轻一些。” 编年史作者说：“1348到1349年大部分时间里，瘟疫在法兰西传播。瘟疫过后，许多城市、乡镇和村庄已经人死屋空。” 巴黎主宫医院 巴黎主宫医院的修女们无微不至地照顾被黑死病折磨的患者 最后，作者说人们很快便寻求顺乎本性的补偿：“但是，天哪！世界并没有因为瘟疫而变得更好。瘟疫过后，人们变得更加贪婪，尽管占有的东西更多了，但仍贪心不足。他们愈加垂涎财物，为之吵闹不断，纠纷不停，争讼不已。”所有的东西都卖得非常贵，家具、食物及各种商品的价格翻了一番，仆人只为出钱多的人服务。“从此仁爱之心开始变冷，冷漠伴着邪恶肆虐。城里、村子里或家里，几乎找不到人来教小孩子一点基本的语法知识。”[44] 疫情最严重时，法王腓力六世召集巴黎的医务人员会诊，让他们报告对抗疾病最好的办法。这些医生的讨论结果可能在1348年6月公布[45]。不幸的是，医生们尽管是严格按照腓力六世提出的问题回答的，但却不能提供任何历史细节。这些医生泛泛地讨论了瘟疫发生的可能根源，仅仅提了一些如何医治的建议，以及如何避免感染的方法。医生们非常清楚疾病的传染性，并强烈建议能远离病人的就尽量远离。医生们说：“主要是那些同住一处的人，尤其是那些关系近的家庭成员死了，因为这些人离病人近。我们建议这些人离开病人，否则大量的人会感染瘟疫。”[46] 瘟疫此时正向法兰西北部传播。据说，亚眠有一万七千人丧生。瘟疫好像在次年也就是1349年夏天才达到顶峰。瘟疫自巴黎出发，“兵”分两路。一路经诺曼底扫向沿海地区，可能于1348年7月或8月抵达加来周边。另一路可能因秋冬季节的到来而势头变缓，慢慢传向比利时和荷兰。 1349年6月，腓力六世恩准了亚眠市长建造新墓地的奏议。据文献记载，亚眠的疫情非常严重，墓地爆满，不能再妥善安葬新尸体。腓力六世的信中说：“该城死者甚众，病发与死亡所隔时间甚短，晚间染病，次晨便亡故，据闻更有甚之者。”[47]这是1349年6月的情况。刚到1349年9月，当地政府便要处理一起某制革厂工人“因人口大量减少”合伙要求增加工资的事件。市长反应之迅速以及工人要求提升工资之急切，足以证明人们认为该危机是非常严重的[48]。亚眠所遇到的难题，预示了法兰西、德意志和英格兰等地未来将要面临的困难。这些困难源于瘟疫过后劳动力的短缺。 图尔奈圣马丁修道院院长吉勒·利·穆伊西斯[49]的编年史详细记录了法兰西的疫情以及图尔奈自1349年8月发生瘟疫以来的情况。吉勒·利·穆伊西斯记录了自己经历的灾情，他说：“整个国家有多少人死亡，是不可能搞清楚的。路过该地的旅行者、商人、朝圣者都说，他们看见无人照看的牛群在田野中、城镇里、荒野上四处游荡。谷仓酒窖四门大开，房中空无一人，到处难觅人踪。许多原来有两万人的城镇、城市和村庄现在仅剩不到两千人。原来有一千五百人的城市或农村，现在只有不到一百人。许多地方的田地都撂荒了。这些事情是一个深谙法律的爵士告诉我的。这个爵士是巴黎议会的议员。腓力六世派他和一个主教去觐见阿拉贡国王佩德罗四世。他们返回时经过了阿维尼翁。他告诉我，在阿维尼翁和巴黎，许多值得信赖的人给他讲述了上面的一切。” 介绍了一名去圣地亚哥的朝圣者提供的材料后，吉勒·利·穆伊西斯接着用诗叙述了1349年夏天他自己在图尔奈的经历。该诗首先谈及上帝展现的愤怒，描述了起于东方传到法兰西及佛兰德斯的瘟疫。和其他作者一样，吉勒·利·穆伊西斯说他有些犹豫，不愿将自己的所见所闻讲出，因为后代可能不会相信[50]。所有旅行者和商人关于这个国家糟糕情况的报告，都讲述了同样一个悲伤的故事：到处是死人，到处是悲痛。在诗中，吉勒·利·穆伊西斯对图尔奈的瘟疫描述最详。 一名朝圣者遭到瘟疫的袭击 图尔奈主教约翰·德·普拉蒂斯是最早被瘟疫夺去生命的人之一。他本来没有在图尔奈。圣体节，也即1349年6月11日这一天，他主持了阿拉斯的宗教游行。次日，他离开阿拉斯去坎布雷，但第二天就突然死了[51]。约翰·德·普拉蒂斯被葬在图尔奈。“时间慢慢过去了。”吉勒·利·穆伊西斯说，一直到1349年8月初，图尔奈都没有其他知名人物死去。圣约翰节[52]之后，瘟疫开始出现在墨尔登绍的圣皮亚堂区[53]，接着在其他堂区出现。每天都有多具尸体运到教堂，有时五具，有时十具，有时十五具。圣布里塞堂区偶尔会有二三十具。所有的堂区教堂里，助理神父、堂区执事和教堂司事[54]为了拿钱，整日整夜地敲响丧钟。整个城的男女老少开始害怕起来。 城镇的官员最后发现主教座堂[55]教士团监理及神父们对目前的疫情无动于衷，因为疫情持续对他们有好处，他们可以从中渔利。官员们经过商议，发布了一些命令。命令规定，未婚但以夫妻名义住在一起的男女，要么结婚，要么马上分手。死者的尸体要立刻入葬，墓坑至少深六英尺。葬礼上不允许敲任何钟。尸体不再运往教堂做圣事。葬礼上，只把棺材放在地上就行。葬礼后，不得在死者房子里聚集。周六午后及周日全天禁止一切工作，同时禁止掷骰子作乐及咒骂他人。 人们焚烧被黑死病夺去生命的人 这些法令持续了一段时间，但病人仍然在增多。圣马修节[56]那天，法令又规定不再允许敲钟，任何葬礼不得超过两人参加，不允许穿黑色衣服。吉勒·利·穆伊西斯认为，当局的做法是非常有益的。他说，就他所知，许多原来同居的人结婚了，诅咒骂人的现象明显减少了，人们几乎不再用骰子了，制骰子的手工业者把“四四方方的骰子”制成“人们用来计算念了多少祈祷文的圆圆的东西”。 吉勒·利·穆伊西斯尽力把自己知道的记录下来，“以便让后代相信，图尔奈曾发生过一次这么严重的死亡。圣诞节期间，我听许多人声称图尔奈的死亡人数超过了两万五千。并且非常令人奇怪的是，非富即贵的人死得尤其多。那些喝酒的、尽量远离污浊空气及避免探视病人的人，几乎都活了下来。但那些去过或经常光顾病人房子的人要么病重，要么死亡。市场上以及穷人所住的地方死亡数量要远多于广阔宽敞的地方。房子里一旦有一个或两个人死亡，房子里其他人马上或在很短时间里也死了。一家里十口人或更多口人死在一起的现象非常常见，甚至有的人家猫猫狗狗都死了。无论富人、中等人家还是穷人，没有平安无事的。每个人都在日复一日地等待着上帝的安排。死者还包括那些聆听死者忏悔、为死者主持圣事的助理神父或专任神父[57]，甚至跟着神父去探视病人的堂区执事。他们的死亡数量也很多。” 河岸一侧的几个堂区的死亡情况和图尔奈一样严重。一般来说，尽管死亡是突如其来的，但大多数人都能接受临终圣事。圣马丁修道院院长用了与彼得拉克和薄伽丘同样的语言，来描述死亡来临得多么快。头一天晚上人好好的，还能一起说话，第二天便死了。圣马丁修道院院长特别提到了那些探视病人的神父的死亡[58]。他还提到，城墙外新设了两处墓地。一处在德瓦勒麻风医院附近的田地里，另一处在圣十字会修道院里。说来也怪，吉勒·利·穆伊西斯提到，新设墓地作为预防措施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吉勒·利·穆伊西斯说，人们之所以埋怨，是因为不允许把他们埋葬在自己家的墓穴里了，而且地方当局的立场非常坚定。随着疫情发展，当局在新设墓地挖了深坑，数不尽的尸体源源不断地被埋进去，每层尸体之间只盖着一层薄薄的土[59]。 许多人怀疑，当时作者的记录一定过度夸大了欧洲人死亡的数字，并且怀疑14世纪中叶时的欧洲人口没那么多，要低于他们所记录的死亡数量。一方面，很显然，大多数记录中出现的整数，至多只是对确切死亡数量的一个估计，1348年及接下来几年的瘟疫疫情严重，范围广泛，那些目睹了如此灾难的人，更倾向于将死亡数字夸大，而不是将死亡数字缩小。另一方面，尽管我们承认，大多数情况下记录的数字只是对实际死亡数字的猜测，代表了当时的人们对那场瘟疫危害之大的认识，但我们一定要承认，当时意大利、法兰西等欧洲国家的人口数量，要比我们现在所认为的多。 法国文物研究者西梅翁·吕斯专门做过一个大瘟疫时期法兰西人生活状态的研究[60]。这里简要引用一下其结论是非常有益的。西梅翁·吕斯的研究表明，1348到1349年的大瘟疫和英法百年战争[61]之前的法兰西总人口和19世纪法国总人口数量相当。在法兰西，数不尽的村庄曾星罗棋布，但现在已经看不到当时的痕迹了。法兰西农村人住的房子，更确切地说是茅舍，很少有石造的结构，大部分用黏土建成。墙有时用柳枝做衬，缝隙用干草或稻草填充。一般来说，茅舍仅有一层，尽管酒馆之类有时会有两层。屋顶用茅草、木头或石头覆盖。一般没有窗户，个别有窗户的也只是在泥墙上开个口，再用木窗板遮一下。即使是当时制造的粗糙、不透明的玻璃，一般农民也用不起，就连巴黎富贵之家也只是用蜡布或仿羊皮纸来糊窗户。茅舍的门用木门闩闩住，门上面一般会有木窗板以通风采光，卧室烧柴产生的烟也通过木窗板排出去。农村茅舍的生活状况就是这样，这就容易理解为什么农村地区的房子不能阻止瘟疫的传播了。这样的房子如果没人住，即便是很短一段时间，房子也会塌掉。大瘟疫过后，许多人都提到了农村房倒屋塌一片荒凉的样子，原因就在这里。 英法百年战争中的克雷西之战 英法百年战争中的纳杰拉-弗里萨特之战 农村茅舍中的家具非常简单，和现在农村房子里的家具非常相近。当时的一份物品清单显示，大部分家里有铜制、锡制和玻璃器皿，没有个把件银制器皿的人家几乎没有。大部分人吃的是面包和粗磨粉做成的汤[62]。但即便是14世纪，人们也不知道白面包是什么东西。人们吃的肉主要是猪肉，猪养在林子里。各家各户几乎都有烤肉叉，偶尔会烤上一次腌制好的鸡肉。作料以芥末为主，大部分人家都用，尽管不是家家户户用。即使是最贫寒的家庭，吃饭时也会铺上桌布。喝的东西有乡间自酿的葡萄酒以及诺曼底盛产的苹果酒。饮料里一般会加上些许姜汁，铺天盖地的酒馆里更是如此。人们穿各式皮毛。大瘟疫时期，用亚麻衬衫做贴身衣服已经非常普遍了。人们睡觉的地方是黑暗无风的凹进处。脱去衣物后，人躺在草垫子上，有时在羽绒褥垫上休息。与许多有头有脸的人想象的不同，有证据表明，洗澡非常普遍，村民们经常洗澡。即便是个小村子，也有公共洗浴的地方。 本章关于法兰西疫情的描写，可以以一两个瘟疫后农村土地所有权困境的例子作结。1349年8月16日，查理四世[63]向列日主教区圣特龙修道院的佃户发布谕旨，敕令他们服从教会管辖。谕旨提到，租用修道院土地的人及其他依附于修道院谋生的人现在为所欲为，要求自定租期，结果造成修道院院长及修道院成天世俗事务缠身[64]。第二个例子是拉昂的圣约翰修道院。法王查理六世[65]致修道院院长和修女的公函中说，圣约翰修道院收入减少，已经不能维持日常的教堂仪式。公函虽然写于14世纪末——1392到1393年，但却将修道院财政困难及衰落的原因追溯至“1349年发生的大死亡”及由此导致的什一税及其他收入的锐减。 法王查理六世 最后再举一个例子：“1352年7月5日，阿拉斯镇的居民受赐救济，因为战争及世界上普遍发生的瘟疫，该地人口减少，房屋朽烂，收入及其他物品亦见减少，日益荒凉。”[66] * * * [1]菲利普·拉贝：《图书馆抄本新编》，第1卷，第343页。——原注 [2]夏尔·安哥拉达：《大瘟疫研究》，第432页。——原注 [3]《诺伊恩堡的马修编年史》，见于约翰·弗里德里克·伯默尔，《德意志史料》，第4卷，第261页。——原注 [4]《罗勃多夫的亨利编年史》，见于约翰·弗里德里克·伯默尔，《德意志史料》，第4卷，第560页。另一份记录说，瘟疫袭击马赛后，“人口锐减”“邻近城镇死者数千”。《布拉格编年史》，见于《奥地利史料》中的《意大利史料集成》，第1卷，第395栏。——原注 [5]让·阿斯特吕克：《蒙彼利埃医学院史》（蒙彼利埃1862年版），第184页。——原注 [6]夏尔·安哥拉达：《大瘟疫研究》，第432页。——原注 [7]当时人写的关于1348年瘟疫的小册子，见于《法国档案学院文献》，系列1，第2卷，第201到243页。——原注 [8]大斋节，亦称封斋节，是复活节前为期四十天的斋戒及忏悔，以纪念耶稣在荒野禁食。——译者注 [9]亨利·马丁：《法国史》，第4版，第5卷，第109页。——原注 [10]阿德里安·菲利普：《黑死病史》，第103页。——原注 [11]夏尔·安哥拉达：《大瘟疫研究》，第431页。——原注 [12]雷纳夫·希格登：《诸国编年史》（史料汇编版），第8卷，第344页。——原注。 [13]L. A.约瑟夫·米雄：《有关1348年大瘟疫的未刊文档》，1860年巴黎版，第22页。——原注 [14]艾蒂安·巴吕兹：《阿维尼翁的教皇》，第1卷，第254页。一本关于克雷芒六世的传记（第274页）写道，公墓挖了许多大坑，将死者如“牛群”般埋葬。——原注 [15]低地国家是对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国的统称。——译者注 [16]当时的罗马教廷在阿维尼翁，所以他们去的是阿维尼翁。——译者注 [17]该信的寄出时间为1348年4月27日，距3月13日大约六周。——原注 [18]旧时长度单位，1里格约为5千米。——译者注 [19]西方教会每年的圣米迦勒节在9月29日。——译者注 [20]《佚名教士的家书》，见于约瑟夫·让·德斯梅所著《佛兰德编年史汇编》，第3卷，第14到18页。——原注 [21]《罗勃多夫的亨利编年史》，见于约翰·弗里德里克·伯默尔所著《德意志史料》，第4卷，第560页。——原注 [22]夏尔·安哥拉达：《大瘟疫研究》，第413到414页。——原注 [23]尼古拉四世（1227—1292），1288到1292年任教皇。——译者注 [24]乔舒亚·巴尔内斯：《爱德华三世传》，第435页。——原注 [25]路易一世（1326—1382），出身于安茹家族的匈牙利国王，1342到1382年在位，被尊称为“路易大帝”。——译者注 [26]蒂纳：《匈牙利历史文献》，第1卷，第767页。——原注 [27]卢克·沃丁：《小兄弟会编年史》（1723年版），第8卷，第25页。——原注 [28]全名为琼·普朗塔热内（1335——1348）。——译者注 [29]卡斯蒂尔是西班牙历史上的一个王国。——译者注 [30]奥利维尔·德拉海：《1348年大瘟疫之诗》，乔治·吉格所作引言之第18页注释。——原注 [31]《佚名教士的家书》，见于约瑟夫·让·德斯梅所著《佛兰德编年史汇编》，第3卷，第19页。——原注 [32]利奥波德·维克托·德利勒：《内阁文抄》，第1卷，第532页。——原注 [33]利奥波德·维克托·德利勒（1826—1910），法国历史学家。——译者注 [34]利奥波德·维克托·德利勒：《内阁文抄》，第1卷，第532页。该记录到此突然中断，中断原因不详。——原注 [35]亨利·马丁：《法国史》，第5卷，第111页。——原注 [36]兰斯是法国东北部城市。——译者注 [37]纪尧姆·马洛：《兰斯史》，第4卷，第63页。——原注 [38]路易十世（1289—1316），法国卡佩王朝国王，1314到1316年在位。——译者注 [39]亦称胡安娜二世（1312—1349），1328到1349年为纳瓦拉女王。——译者注 [40]腓力六世（1293—1350），瓦卢瓦王朝的第一位国王，1328到1350年在位。——译者注 [41]勃艮第的琼（1293—1349），亦称瘸子王后琼。——译者注 [42]南吉斯的威廉（？—1300），亦称纪尧姆·德·南吉斯，法国编年史家。——译者注 [43]编年史的所有版本写的都是“quingente（五百）”。许多资料都说每天埋葬五百具尸体。为法国历史学会续编《南吉斯的威廉编年史》的H.热罗认为这个数字当为五十之误，他引用了两份手稿，在手稿的页边空白处有如下笔记“L corps par jour a l'Hostel-Dieu de Paris”（巴黎主宫医院每日尸体）。因此，这里的五十很有可能引自该笔记。——原注 [44]《南吉斯的威廉编年史续编》，H.热罗为法国历史学会编，第2卷，第211到217页。——原注 [45]他们在文件中提到“在下个月——7月的17日。”——原注 [46]L.A.约瑟夫·米雄：《有关1348年大瘟疫的未刊文档》，第22页。——原注 [47]奥古斯丁·蒂埃里：《第三等级史未刊文献汇编》，第1卷，第544页。——原注 [48]奥古斯丁·蒂埃里：《第三等级史未刊文献汇编》，第1卷，546页。——原注 [49]吉勒·利·穆伊西斯（1272—1352），法国诗人，编年史家。——译者注 [50]此次瘟疫中，所见的景象，我不敢说出。——原注 [51]皮乌斯·博尼费修斯·加姆斯《天主教会主教名录》一书认为其逝世于1349年6月13日。——原注 [52]每年的6月24日。——译者注 [53]堂区是教会中的信友团体。——译者注 [54]教堂司事负责管理教堂、教堂墓地、打钟和挖墓穴等事务。——译者注 [55]主教座堂是施行主教制的基督教派（如天主教、东正教等）在教区中设立的具有特殊地位的教堂，内设主教座位，供主教主持敬礼仪式、教导信徒及总览教务，且通常其附近建有主教公署。——译者注 [56]9月24日。——译者注 [57]专任神父指受教会委托专门为军队、医院、学校等团体从事工作的神父，一些权贵人家的小教堂或私人教堂也会有专任神父。——译者注 [58]有多少神父，因探视病人而命赴黄泉。——原注 [59]《图尔奈的圣马丁修道院院长吉勒·利·穆伊西斯编年史》，见于约瑟夫·让·德斯梅所著《佛兰德编年史汇编》，第2卷，第279到281页及第361到382页。——原注 [60]西梅翁·吕斯：《贝特朗·迪盖克兰传》，第1卷，第3章。——原注 [61]指英法百年战争（1337—1453）。——译者注 [62]当时，做面包不发酵，所以面包极硬，需要煮汤泡开食用。——译者注 [63]查理四世（1316—1378），德意志国王，1355年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译者注 [64]夏尔·皮奥：《圣特龙修道院文抄》，第1卷，第507页。——原注 [65]查理六世（1368—1422），1381到1422年在位。——译者注 [66]卡尔·莱希纳：《德意志大瘟疫：1348—1351》，第93页。法兰西人口减少的情况可参见《腓力六世时期法国预算及人口》》，阿蒂尔·米歇尔·德布瓦利勒著，1875年版。——原注 [book_title]第4章　欧洲其他国家的疫情 精彩 看点 疫情从西西里传播到巴利阿里群岛——马略卡岛的疫情——西班牙的灾难——亚得里亚海沿岸爆发瘟疫——瘟疫从威尼斯传到奥地利和匈牙利——瘟疫越过阿尔卑斯山传到提洛尔和瑞士——诺瓦拉某公证员记录的疫情——瘟疫从阿维尼翁沿着隆河谷传到日内瓦湖——卢塞恩和恩格尔贝格发生瘟疫——维也纳疫情的记录——瘟疫沿着莱茵河谷抵达巴勒——法兰克福的疫情——不来梅的疫情——瘟疫从佛兰德斯传到荷兰——丹麦、挪威和瑞典的疫情——哥特兰岛维斯比镇的疫情记录——瘟疫后劳工缺乏 沿着瘟疫在欧洲蔓延的足迹，根据历史上欧洲国家发生瘟疫的先后顺序，现在应该叙述瘟疫在英格兰的传播过程了。因为本书将详细描述英格兰的疫情，所以将英格兰的情况放在本书最后一部分来讲是最妥当的。本章将插叙欧洲其他国家的疫情，将带着读者跳到1351年。 瘟疫从西西里岛、撒丁岛和科西嘉岛传播到了巴利阿里群岛。来自西西里岛等三岛的传染在马略卡岛会合，给当地带来了巨大的破坏。历史学家赫罗尼莫·德苏里塔[1]称，不到一个月岛上便有一万五千人死亡。另外一名历史学家估计，大瘟疫期间死亡人数是三万。他引用了一些历史记录。记录显示，岛上十分之八的人死掉了。比例当然有些夸张，但这却是当地瘟疫非常严重的传统说法。据他所言，当地男女修道院的修士修女们都死了。多明我会为了招募新的修士，连小孩子都要[2]。 1348年初，大瘟疫的灾难降临到西班牙。人们认为，瘟疫首先在阿尔梅里亚[3]爆发。巴塞罗那人口锐减，一片荒凉。1348年5月，瘟疫已在巴伦西亚肆虐。仲夏时节，该城每天要埋葬三百人。1348年9月，佩德罗四世[4]所在的萨拉戈萨的疫情达到高峰。萨拉戈萨的人们像其他地方的人们一样变得冷酷无情。在死亡的恐惧面前，仁慈博爱已经荡然无存。他们从病人身边逃离，让病人孤独死去，尸体被抛在街头无人过问。西班牙城市乡村多多少少都受到了瘟疫的危害，疫情在西班牙持续的时间要比在其他大多数国家长。初婚的阿拉贡王后[5]是最早因瘟疫而死的人之一。阿方索十一世[6]是最后染病而死的人之一。1350年3月，阿方索十一世正在围攻直布罗陀，军中突然爆发了严重的瘟疫，军官们建议阿方索十一世先避一下，但他拒绝了。1350年3月26日受难节这一天，阿方索十一世因瘟疫驾崩[7]。 黑死病的传播路线：1346年，黑死病发端于南俄草原；1347年，传播到高加索山脉、克里米亚半岛、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爱琴海沿岸地区、埃及的亚历山大港、意大利的西西里岛、撒丁岛及意大利本土一些沿海城市；1348年，黑死病一路扩散，横扫意大利、东南欧、法国中南部、西班牙北部、英格兰南部、北非地区等地；1349年，黑死病继续向北、向南扩散到德国西南部、西班牙南部、英格兰北部、爱尔兰、挪威、瑞典等地；从1350到1353年，黑死病肆虐的区域达到巅峰，几乎整个欧洲、亚细亚半岛、伊拉克两河流域、沿地中海的北非地区都笼罩在黑死病死亡的恐惧中 图尔奈圣马丁修道院院长吉勒·利·穆伊西斯的编年史记录了西班牙北部的疫情。第三章里我们引用了吉勒·利·穆伊西斯编年史中的许多内容。吉勒·利·穆伊西斯说他了解到的疫情细节是从一个朝圣者那里得知的，该“朝圣者要去孔波斯泰拉的圣雅各教堂朝圣。因为受战争的影响，他不能走平时的路线，只能通过罗卡马杜尔圣母院[8]和图卢兹到达目的地”。这位14世纪中叶去孔波斯泰拉的朝圣者最后要穿过比利牛斯山的某个关隘进入纳瓦拉，然后沿着西班牙北部到达圣地亚哥。吉勒·利·穆伊西斯告诉我们，该朝圣者完成了自己的朝圣之旅后，取道加利西亚返回，“和他的同伴们到达了一个叫萨尔瓦特拉的镇子”。现在该镇有可能叫萨尔瓦提拉。萨尔瓦特拉坐落在比利牛斯山下，正好在谢拉德拉佩纳之上。“该朝圣者说，萨尔瓦特拉因瘟疫而人口锐减，所剩十无其一。”吉勒·利·穆伊西斯说。“他还告诉我，与招待他的主人（该主人当时没感到病痛）用完晚餐后，他和主人算清了食宿费用。因为他打算破晓就启程，所以早早睡下了。第二天清晨起床后，朝圣者们想和昨天一起吃晚饭的人要点东西，但喊破了喉咙也没人答应。最后，朝圣者们发现了一个老妇人。老妇人告诉他们，主人和他的两个女儿及一个仆人都在夜里死了。一听完，朝圣者们便匆匆离去了。”[9] 高高在上的瘟疫，它的下面是贵族阶层和平民阶层 瘟疫在军队中肆虐 阿方索十一世 两位遭遇瘟疫的老人 瘟疫很快就从意大利北部穿过亚得里亚海传到了西班牙，该地的瘟疫如果不是自己产生的，便很可能是由东方的船只带来的。达尔马提亚的拉古萨港据说早在1348年1月13日便有了疫情，有七千多人因瘟疫而死。四月份寄给当地当局的一封信“对该地导致人口锐减的严重疫情表示慰问”[10]。1348年3月22日，斯帕拉托的多米尼克·德卢卡里斯大主教因瘟疫去世。瘟疫在斯帕拉托已经持续数月。15世纪时，斯帕拉托某佚名编年史作者称自己关于该阶段疫情的叙述引自古代的记录。他说，“这段令人悲伤的时间给人带来的恐惧和痛苦”是难以用语言描述的。他说，狼等野生动物从山上下来，肆无忌惮地攻击饱受瘟疫之苦的城市和在瘟疫中幸存下来的人，这种状况恐怖至极。他提到，人一旦得病，很快就会死去。据他所述，病人身上不管什么部位一旦起了肿块或痈，治愈的希望便破灭了。一般来说，身上起肿块或痈的人一般三天最多四天就死了。死亡人数如此之多，以至于尸体被抛在街头无人埋葬，因为没人抬他们去墓地[11]。 1348年春，更北一点的塞贝尼科爆发了瘟疫。瘟疫很可能通过这里传到了匈牙利。1348年5月8日，一位伯爵写道，瘟疫造成塞贝尼科人大量死亡，几乎无人幸免，境况非常凄惨[12]。1348年8月27日，威尼斯的报道称，伊斯特拉半岛疫情严重，尤其是波拉城，许多人都“因为近来的瘟疫”[13]而死。全城人口所剩无几。 瘟疫从威尼斯向北传到了奥地利和匈牙利。瘟疫穿过伊茨谷，沿途袭击了帕多瓦和维罗纳。1348年6月2日，瘟疫已经出现在特伦托，瘟疫很快从特伦托沿着博尔扎诺向上穿过提洛尔阿尔卑斯山[14]的布伦纳关。1348年6月29日，瘟疫出现在巴伐利亚因河[15]边的米尔多夫[16]。疫情在此持续了一段时间。一位编年史作者记录1349年的情况时说：“自1348年圣米迦勒节开始，米尔多夫有一千四百名上层市民死掉。”[17]一份提到瘟疫的记录说：“瘟疫如此猖獗，导致卡林西亚、奥地利和巴伐利亚许多城市人口锐减。在瘟疫经过的镇子里，许多家庭被完全摧毁，无人幸存。”[18] 1348年11月，瘟疫出现在施蒂里亚、诺伊堡和米尔茨河谷。诺伊堡的编年史记录了相关情况：“可怕的瘟疫到处肆虐，原本人头攒动的城市变得荒无人烟。城市人死了很多，城门紧闭，以防死者财物被盗。”叙述完威尼斯的情况后，该记录接着写道：“瘟疫蔓延到了卡林西亚，攻陷了施蒂里亚，当地人无计可施，疯了似的四处奔逃。” “病人身上散发出了传染瘟疫的气息，感染了探视和服侍病人的人。经常是一人死后，房子里的其他人都一个接一个地死去。没人在病人房前驻足，病人的亲人，和其他地方所发生的那样，看起来像都死完了。这场剧烈的天罚造成的后果是，牛在田野里自由游荡，无人看管，因为没有人再花心思思考未来。狼群从山上下来攻击这些牛，但与其天性不符的是，狼群好像被一些从未见过的东西吓着了，很快就逃回荒野中去了。病人遗留下来的财产，不管是动产还是不动产，都没有人敢碰，好像一碰上就会染病似的。疫情在1348年圣马丁节，也即11月11日前后结束，诺伊堡许多修士和居民死亡。”[19] 很有必要再次回到意大利北部。另一路瘟疫从这里出发，最后传播到了瑞士。诺瓦拉瘟疫发生前后，公证员彼得·阿扎里厄斯提到，瘟疫出现在莫莫、加拉泰、瓦雷泽和贝林佐纳[20]。然后瘟疫经圣哥特哈德关越过阿尔卑斯山。彼得·阿扎里厄斯根据个人经历所述的可怕情况是非常有意思的。他因为害怕得病，就离开了自己在诺瓦拉的家，到托尔托纳镇休息了一下。他陷入了哲理思考。他开始思索降临在伦巴第的灾难，注意到了人们对病人的漠视。这是非常奇怪的，也不是基督徒应该做的。他说：“我见过一个垂死的富人，他即使出一大笔钱也找不到人来帮他。我见到过——因为害怕传染，父亲不敢去照料儿子，儿子不敢去照料父亲，哥哥不敢去照料弟弟，朋友邻居也不敢互相照料。更糟糕的是，我见过一家人，尽管地位很高，但仍悲惨地死去了，得不到任何帮助。药物对瘟疫无济于事。年轻力壮的男男女女，一旦被瘟疫击倒，便谁也不敢凑前了。人们连他们的屋子也不敢进。”[21] 瘟疫穿过圣哥特哈德关后，沿着莱茵河谷向下传播，1348年底蔓延到了第森提斯附近。1349年5月，普法费斯修道院周围地区出现了疫情。普法费斯修道院位于圣哥特哈德关和康斯坦斯湖中间。不久，瘟疫袭击了圣加伦修道院附近地区[22]。 同时，还有一路瘟疫从法兰西一侧进入瑞士。1348年初，阿维尼翁爆发了瘟疫，此事前文已经讲过。瘟疫从隆河谷向上传播到了日内瓦湖。瘟疫从日内瓦湖分为两股，一股往东北而去，传遍了瑞士；另一股沿着隆河传播。1349年3月17日，瘟疫穿过伯尔尼，抵达卢塞恩附近的鲁斯维尔[23]。据说，卢塞恩一地就有三千人染病死去。瘟疫一定在日内瓦湖附近持续了几个月。因为直到1349年9月，瘟疫才在人们健康状况较好、地势较高的恩格尔贝格山谷出现。恩格尔贝格修道院编年史的作者说：“今年（1349年），瘟疫非常严重。尤其是恩格尔贝格山谷，二十多户人家因瘟疫人死房空。从9月8日圣母圣诞节到主显节[24]，一百一十六名修女死在修道院。最早的死者之一是凯瑟琳院长。到了瘟疫中期，前任院长、阿尔贝格伯爵夫人比阿特丽克斯去世。悼婴节[25]次日，新院长沃尔芬希森的梅西蒂尔德也去世了。我们自己的人中有两名神父和五名学者去世。”[26]1349年6月，巴勒爆发了瘟疫，据说一万四千人死亡。9月11日，苏黎世爆发了瘟疫。康斯坦斯爆发瘟疫的时间是在冬季。 黑死病在奥地肆虐，人们陷入了死亡的恐惧之中 米尔多夫街头因黑死病暴死的市民 没必要继续详细描述瘟疫在欧洲的传播情况了。几乎每个国家的年鉴都明确地记载着该国大部分地区先后发生过瘟疫，并且人口因此锐减。1349年4月4日，威尼斯有报告说瘟疫在匈牙利肆虐。到了6月7日，匈牙利国王路易一世宣称：“上帝保佑，瘟疫在我国停止了。”因此，瘟疫在匈牙利开始的时间应是1349年初，尽管有证据表明1349年10月，该国个别地方仍有瘟疫。波兰与匈牙利几乎同时出现了疫情。据说，许多贵族死亡。人们对每天都发生的不幸束手无策。疾病不仅使无数房子中的人死光，更使许多乡镇村庄空无一人[27]。 上文已经提到过，1348年秋瘟疫到达了施蒂里亚的诺伊堡。1349年6月24日施洗者圣约翰节前后，这一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瘟疫袭击了维也纳。 维也纳的疫情好像始于复活节期间，一直持续到圣米迦勒节。三分之一的人口因瘟疫而死。每天有五六百人死去[28]，有一天死了九百六十人[29]。死者被埋在一条条大沟中。据一份编年史记录，每条沟可埋六千具尸体。圣斯蒂芬堂区有五十四名教士在瘟疫中去世。瘟疫造成七十多户人家死光，结果很多人家的财产由非常远的亲戚继承。 另一份记录说，维也纳及周边地区仅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在瘟疫中幸存。“因为尸臭及尸体带来的恐惧，教堂墓地不允许埋葬尸体。病人一断气，就被抬到城外的一处公共埋葬点。该埋葬点被人称为‘上帝之地’”。又深又宽的沟很快就被尸体填满了。瘟疫从五旬节[30]一直持续到圣米迦勒节。瘟疫同样在维也纳周边肆虐，纵使修士修女也不能幸免。西多会的海利希克罗伊茨修道院有五十三名修士修女同时死亡[31]。 冬天的寒冷阻止了波希米亚[32]刚露头的瘟疫，“一开始，瘟疫在波希米亚非常严重，但现在被严寒和降雪阻止了。”可是，“1350年，瘟疫再次在多个国家肆虐，波希米亚也没能幸免。”[33] 穿过莱茵河谷的瘟疫在巴勒肆虐，然后传到了科尔马。1349年7月，瘟疫在斯特拉斯堡出现[34]。1349年底，大约12月18日，瘟疫抵达科隆。编年史记录道：“大主教威廉·冯·热内普（12月18日继任）在位的第一年，科隆及周边地区发生了大瘟疫。”[35] 当时的人们把瘟疫描绘为一个恐怖的幽灵，时刻准备着吞噬人的生命。这幅图描绘了人们想象中的幽灵（灾难）正从狭窄的木制楼梯向上攀爬，将灾难带到人间 维也纳 同时，瘟疫沿着莱茵河谷向下传播。1349年夏，瘟疫在法兰克福肆虐。卡斯帕·卡门茨写道：“那一年，从圣玛丽·玛格达莱尼节（7月22日）到次年的圣母行洁净礼日（1350年2月2日），瘟疫处处流行，最后袭击了法兰克福。七十二天内，法兰克福死了两千多人。每隔一小时便埋葬一次尸体，没有丧钟，没有蜡烛，没有神父。有一天一次埋了三十五人。”[36] 一个被瘟疫感染的青年 1349到1350年，瘟疫在普鲁士乡镇和农村流行。1350年，瘟疫在不来梅爆发。1351年，不来梅当局做了一个瘟疫致死人数的普查。记录显示：“1350年，瘟疫在全世界肆虐，并在不来梅爆发。议会决定统计一下死亡人数，发现有名有姓的死者（在死亡名单上）圣玛丽堂区有一千八百一十六人，圣马丁堂区一千四百一十五人，圣安斯加尔堂区一千九百二十二人，圣斯蒂芬堂区一千八百一十三人。另外，还有数不清的人死在城外或公墓。就目前所知，该数字几乎到了七千。”[37] 如前文所述，1349年12月，瘟疫传到图尔奈，接着瘟疫从佛兰德斯传到荷兰。1350年，瘟疫在荷兰肆虐，人口大量死亡，尤其是男女修道院中的修士修女等死亡数量更大。编年史作者记录道：“此时，荷兰瘟疫猖獗，势头之猛烈前所未有。人们正在街上走着，忽然就死了。弗勒尚帕修道院有八十名修士和世俗教友去世，福斯沃特修道院中既有修士也有修女。最后死了两百零七人，包括修士、修女及男女世俗教友。”[38] 以上简单回顾了欧洲瘟疫的过程，这足以表明，瘟疫带给欧洲的死亡和危害是普遍性的。英格兰的瘟疫传向北欧的丹麦、挪威和瑞典。英格兰北部地区1349年夏末和秋天饱受瘟疫之苦。该地区的瘟疫要么是由英格兰东部海岸某港口的船带来的，要么由伦敦的船带来的，这些情况下文会另述。瑞典著名历史学家斯文·拉格尔布林[39]说，1349年夏初，一艘载满粗纺毛织物的船从伦敦启航[40]。当时，英格兰疫情已经非常严重。船还没有靠岸，船员们就都死光了。海风和洋流推着这艘致命的三桅帆船停靠在挪威的卑尔根港。很快，瘟疫便在挪威蔓延开来。德龙塞姆大主教及其主教座堂教士团的所有教士除一名幸存外，其他都死了。幸存的那位教士被任命为大主教。他的副手大都被瘟疫夺去了生命[41]。许多家庭逃离卑尔根以避瘟疫，尽管逃到了山上，但还是死在了那里。 另一名瑞典历史学家说，西哥特兰有四百六十六名神父因瘟疫而死。这里大约有四百七十九座教堂，许多教堂由一名以上神父负责，所以该历史学家给出的死亡数字并不是不可能[42]。人们说在挪威很早就存在所谓的Find-dale，意即荒野，荒野中人生活过的痕迹非常明显。瘟疫过后，处处荒芜，人烟稀少。这种情况持续了几代人，所以瘟疫前曾经有教堂和村落的地方变成了森林。 我们可以了解一些哥特兰岛上的维斯比镇[43]发生瘟疫的详情。方济各会女修道院的年鉴记录道，1350年，瘟疫开始肆虐[44]。该修道院的亡故者名录中包含许多死于1350年的托钵修士和见习修士。将死亡名录中的人分一下组，各部分比较一下就会发现，维斯比最糟糕的时期是1350年7月、8月和9月。期间共有二十四名托钵修士好像因瘟疫去世，这个比例很大。维斯比教堂仍保存着五块墓碑，上面刻着1350年。尽管这些墓碑逃脱了被破坏的命运，但其他年份的墓碑一无所剩。 哥特兰岛上的维斯比镇 1350年，瑞典国王马格努斯二世[45]通谕全民说：“因为人类犯了罪，上帝向全世界降下了突然死亡的惩罚。我们国家西边的土地[46]上，大多数人死掉了。现在天罚降临到了挪威和荷兰，正向我们瑞典王国逼近。”马格努斯二世号召他的子民每周五只吃面包喝水或者“最多吃面包，喝艾尔啤酒”。要赤足去堂区教堂，沿着教堂的墓地携圣物游行。 瑞典国王马格努斯二世 黑死病在瑞典传播期间，人们用车拉着死亡者去墓地的场景 瘟疫在该国爆发时，据记载，瑞典首都“满街都是尸体”。死者中有马格努斯二世的两个兄弟哈康和克努特。 丹麦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发生瘟疫的时间与挪威、瑞典几乎相同。一本编年史记载，该瘟疫是“最严重的腹股沟淋巴结炎瘟疫”。另一本编年史记载，1350年“瘟疫肆虐，人和牛突然死亡”[47]。1370年，也就是瘟疫过去二十年后，西兰岛上罗斯基勒主教区的记录显示了瘟疫后的荒凉。该记录说，田地荒芜，无人耕种；村落房屋，无人居住。原来能带来四马克或四十八“镑”收益的产业，现在只能收益十八“镑”。在这些长长的记录中，同样的事情几乎俯拾皆是[48]。 现在只需几句话描述一下欧洲瘟疫后各地的荒凉景象，这显然是大瘟疫造成的结果。帕尔马的约翰描写意大利北部时写道：“1348年，找不到人来干活，丰收的庄稼仍长在田地里，因为没有人来收割。”[49]瘟疫发生二十年后的1372年，美因茨“毫无疑问，众所周知，因为可怕的瘟疫和死亡，劳工和公簿持有农突然死亡，即便是身强力壮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