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黑色方尖碑 [book_author]雷马克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260026 [book_dec]1923年，德国正处于战后的恶性通货膨胀中。主人公路德维希25岁，热爱艺术和诗歌，他17岁时便应征入伍，和许多同辈一样参加过“一战”，如今在一家墓碑公司里工作，黑色方尖碑是这家公司最有历史也最值钱的纪念碑。战争对这一代人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战场上，更体现在战后的艰难生活中，正如本书副标题所揭示的，这是一个关于“被耽搁的青年时代的故事”，这一代人的青春由于他们参加战争和战后过着迷茫的生活而被耽误了。 [book_img]Z_11032.jpg [book_title]文前 请你们别责骂我谈论旧时代。世界又沦入《启示录》的惨淡之光中，血腥味和上次破坏的尘土尚未消失，实验室和工厂已重新加紧工作，通过发明可以炸毁全球的武器来维护和平。 维护世界和平！关于它，从来没有比我们的时代谈论得更多，而为了它，却从来没有比我们的时代做得更少。从来没有比我们的世纪——二十世纪，进步的、技术的、文明的、民众文化的和大规模屠杀的世纪——有过更多的虚伪预言家、更多的谎言、更多的死亡、更多的破坏和更多的眼泪。 因此，请你们别责骂我回顾那些传说般的年代。在那些年代里，希望还像旗帜一样在我们头上飘扬，我们曾经相信过诸如人道主义、正义、宽容这些值得怀疑的东西，我们也曾相信，一场世界大战对于一代人的教训必定是足够深刻的。 [book_title]一 太阳照进海因里希·克罗尔父子墓碑公司的办公室里。这是1923年4月，公司生意兴隆。春天没有把我们遗弃，我们卖得十分顺当，因而更加蚀本，但是我们有什么办法呢！死神无情，无法抗拒，而办丧事，就得购买砂岩或大理石的墓碑，如若有意欠债，或是遗产相当丰足，甚至要买各面都打磨光亮的名贵的黑色瑞典花岗岩墓碑。秋天和春天是生意人经营丧事用品的黄金季节。在这两个季节里，人死得比夏天和冬天还要多。在秋天，因为人的活力消失，而在春天，这种活力又苏醒，像一条太粗的烛芯消耗太细的蜡烛一样在消耗虚弱的身体。至少，我们事业心最强的代理商，市公墓埋尸人利伯曼，是这样认为的，他当然深知此事。他年已八十，掩埋过一万多具尸体，用自己推销墓碑的佣金购买了一幢房屋，房屋坐落在河边，有花园和放养鳟鱼的鱼池。由于职业上的原因，他成了明智的嗜酒者。他唯一憎恨的是市火葬场。火葬场是不正当的竞争者。我们也讨厌它。靠骨灰盒赚不到钱。 我看看表。已经将近正午，由于今天是星期六，我便打烊了。我把铁皮盖罩在打字机上，把普雷斯托复印机放到窗帘后，把岩石样品搁到边上，从定影液里取出阵亡士兵纪念碑和艺术墓饰的相片。我不仅是公司广告部主任兼制图员和会计，而且一年来也是办公室里唯一的职员，是个什么事都做的职员。 我乐滋滋地从抽屉里取出一支雪茄。一支巴西黑雪茄。上午，维滕贝格金属制品厂的掮客把烟给了我，其目的在于试图塞给我一批青铜花环，雪茄是上等品。我寻找火柴，可是同往常一样，火柴不知搁在哪儿。幸好炉火微燃。我卷起一张十马克的钞票，在火上点着，用它来点燃这支雪茄。四月底的天气，炉子生火本来是多余的，这不过是我的老板格奥尔格·克罗尔做生意的诀窍。他相信穿丧服的人在温暖的房间里比在挨冻时更乐于把该付的钱掏出来。他认为悲哀已经使灵魂挨冻，倘若两脚再挨冻，那就很难付个好价钱。温暖可以解冻，又可以使人解囊。因此，我们办公室的火总是生得暖烘烘的，我们的办事人始终记取这个最高的原则：绝不在冷天或雨天争取在公墓上成交生意——生意总是在温暖的房间里，尽可能在饭后成交。悲哀、寒冷和饥饿是糟糕的生意伙伴。 我把没燃完的那张十马克钞票扔进火炉，站起身。就在这时，我听见街道对面屋子的一扇窗子被撞开。要想知道发生什么事，我用不着朝那边望去。我悄悄地把身子弓到桌子上方，仿佛想在打字机上打几个字似的。同时，我偷偷地斜着眼睛朝一面小镜子里看，这面镜子我早就放在可以观察到窗口的地方。同往常一样，镜子里出现了屠马人瓦策克的妻子莉萨，她正赤裸着身子站在窗口，伸着懒腰打哈欠。她这时才起床。街道古老而又狭窄，莉萨可以看见我们，我们可以望见她，她是知道的，因此她站在那里。突然，她扭歪自己的大嘴，露齿大笑，手指着镜子。她用自己一对猛禽般的眼睛发现了它。我为自己被捉住而恼火，但是我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在一阵腾腾的烟雾中走到房间的后部。过了一会儿我才回来。莉萨还咧着嘴讪笑。我的目光望着窗外，但是我没望着她，假装同街上的某个人打招呼。我又多余地朝空中抛出一个飞吻。莉萨这下子上当了。她好奇地探出身子想瞧瞧谁在那里。那里没有人，现在我狞笑了。她生气地用手指着额头退回去。 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演出这出喜剧。莉萨是被人称为妖艳的婆娘的那类人，我了解有一大堆人乐于掏出数百万马克，以便能在每天早晨饱饱这种眼福。我也在享受，但尽管如此，它却使我恼火，因为这条懒虫，每天总是睡到中午才从床上爬起来，并且如此恬不知耻地对自己的影响力充满信心。她压根儿没想到，不是每个男人都想立即同她睡觉的。在干这种勾当方面，她毫不在乎。她的头发乌黑，留着刘海儿，鼻子高傲，正站在窗口，摆动她的一对像头等卡拉拉大理石雕成的乳房，宛如一个阿姨在一个婴儿面前摆动玩具拨浪鼓一样。假如她的乳房是一对气球，她会兴高采烈地把它们伸出去的。她赤裸着身子，乳房当然也赤裸着，这点她满不在乎。她之所以高兴，非常简单：她活着，而且所有男人都迷恋着她。后来，她把这种事忘了，狼吞虎咽地吃起早餐来了。而与此同时，屠马人瓦策克正在宰那些疲乏不堪的、拉过出租马车的老马。 莉萨再次出现。她现在别着一撮胡子，并为这种别出心裁的主意而得意忘形。她行了个军礼，我已经意识到她之所以做出这种怪样，其意是指隔壁的退伍老上士克诺普夫。后来我才想起，克诺普夫的卧室只有一扇窗户朝着院子。莉萨非常狡猾，她知道邻近几幢房子的人是看不到她的。 突然，仿佛声音之池的大坝决了堤，玛利亚教堂的钟声开始响起。教堂在巷子的尽头，钟声犹如雷鸣，就像是从天上直接朝房间里敲打。与此同时，我看见我老板的光头像个精灵般的西瓜从办公室朝着院子的第二扇窗前闪过。莉萨做了个厚颜无耻的表情，把自己的窗子关上。每日对神圣的安东尼乌斯的诱惑又一次被战胜了。 格奥尔格·克罗尔年近四十，但是他的头已经像博尔露天酒馆的保龄球球道那样光亮。从我认识他以来，它就这么灼亮，迄今已经五年多了。它如此之亮，以至于我们的团所待的战壕里，曾颁布过一道特殊命令：格奥尔格即使在前线非常平静时也必须戴上钢盔——他的光头甚至会诱得最温顺的敌人打上一枪，以验证它是不是一颗巨大的台球。 我做了个立正姿势报告：“克罗尔父子公司总部！参谋部在侦察敌情。在屠马人瓦策克区域有可疑的部队行动。” “哈哈！”格奥尔格说，“莉萨在做早操。稍息，上等兵博德默尔！为什么您每天上午不像骑兵小乐队驮铜鼓的马那样戴上眼罩来保护您的道德？您不知道人生最宝贵的三件东西吗？” “高级检察官先生，倘若我自己还在寻找人生，我怎么会认识它们呢？” “道德、单纯和青春，”格奥尔格训诫道，“失去一次，永远无法重新获得！有什么事物比经验、年龄和空白的学识更令人绝望呢？” “贫困、疾病和寂寞。”我回答并稍息。 “这些无非是经验、年龄和未完成的学识的别名罢了。” 格奥尔格从我嘴里抽走雪茄，端详了一会儿，像个收藏家鉴别一只蝴蝶一样地鉴别这支雪茄。“金属制品厂的战利品。” 他从口袋里抽出一支熏得很漂亮的金褐色的海泡石烟嘴，把巴西雪茄装进去继续抽了起来。 “我对没收雪茄无力抗争，”我说，“你只会使用暴力，你这位前任军士所知道的人生，不过如此。但是为什么要用雪茄烟嘴？我可不是梅毒病人。” “而我不是搞同性恋爱的人。” “格奥尔格，”我说，“战时，我从厨房偷来豌豆汤，你就用我的汤匙吃。那把汤匙一直插在我肮脏的靴子里，从来没洗过。” 格奥尔格仔细看着巴西雪茄的烟灰。烟灰雪白。“战争已经过去四年半，”他用教训的口吻说，“当时我们经历无穷的不幸才变成人。今天，无耻地追猎财产又重新使我们变成强盗。为了伪装，我们又需要某些规矩作为装饰。所以，你还有第二支巴西雪茄吗？金属制品厂对一个职员行贿，绝不会光送一支雪茄的。” 我从抽屉里拿出第二支雪茄给他。“学识、经验和年龄对于某些事似乎还是管用的。”我说。 他狞笑着，递给我一盒香烟，这盒香烟少了六支。“还有没有什么事？”他问道。 “没有。没有顾客。但是我迫切请求提高薪水。” “又要请求？你昨天才请求过呢！” “不是昨天。是今天上午九点。少得可怜的八千马克。但无论如何，今天上午九点至少还算是一点钱。但这一刻美元又有新的牌价，我这点钱现在买不到一条新领带，只够买瓶便宜的葡萄酒。但是我需要一条领带。” “现在美元的牌价怎样？” “今天中午三万六千马克。今天早晨才三万。” 格奥尔格仔细看看他的雪茄。“三万六千！这简直像雌猫在发情！到什么时候才会结束？” “到普遍破产，陆军元帅先生，”我回答说，“在这期间，我们必须生活。你带钱来了吗？” “只有今明两天用的满满一小手提箱。一千马克、一万马克的，甚至还有几捆可爱的旧的一百马克钞票。大约有五斤重。通货膨胀现在如此迅猛，帝国银行连印钞票都来不及。新的十万面额钞票才流通了两星期，如今很快就得印百万的钞票。我们什么时候用十亿的？” “假如这样持续下去，几个月之后。” “我的天呀！”格奥尔格叹息着说，“1922年美好平静的光阴在哪里？当时美元牌价在一年里只从二百五十升到一万。更不用说1921年了，当时不过上升了区区百分之三百。” 我从面街的窗子望出去。莉萨现在穿着一件印有鹦鹉图案的绸睡衣站在对面。她把一面镜子挂到窗子把手上，正在梳理头发。 “你瞧那个人，”我尖刻地说，“那个人不播种，不收获，而老天爷却养着她。昨天她还没那件睡衣，绸子的，一米多长！而我竟攒不起钱买条领带。” 格奥尔格微露笑容。“你是个时代的普通的牺牲者。相反，莉萨却驾驶着风帆鼓鼓的快船在德国通货膨胀的浪涛上漫游。她是黑市商人美丽的海伦。经营墓碑如今发不了财，我的孩子。为什么你没像你的朋友维利一样，去做鲱鱼生意或买卖股票？” “因为我是个多愁善感的哲学家，始终忠于墓碑。提高薪水的事怎样了？即使是哲学家，衣着上总还得花费点钱。” “你不能明天买领带吗？” “明天是星期天，明天我要用领带。” 格奥尔格从前院把放钱的箱子拿来。他伸手进去，扔给我两捆。“够了吗？” 我看到绝大多数都是一百马克面额的。“你再给我添半公斤糊壁纸，”我说，“这里最多五千。天主教的黑市商人每逢星期天都把这当作做弥撒时供祭的钱放在盘子上，他们因为如此吝啬而感到害臊。” 格奥尔格搔搔自己的光头——一种返祖的姿势，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含义。随后他递给我第三捆。“感谢上帝，明天是星期天，”他说，“明天美元没有牌价。每周里通货膨胀休息一天。上帝创造星期日时，他必定没有这用意。” “我们的情况究竟怎样？”我问道，“我们破产了还是处境大好？” 格奥尔格长长吸了一口海泡石烟嘴。“我相信，在今日的德国，没有哪个人会知道。神一般的施廷内斯也不知道。所有储蓄户当然都破产。工人和拿薪水的人也同样如此。小生意人中的大多数不知不觉地破了产。只有搞外汇、股票或大宗实物的人确实处境大好。我们根本谈不上。我这样说，你明白了吗？” “实物！”我往我们堆放存货的花园望去，“我们确实剩得不多了。主要是砂岩和浇铸品，大理石和花岗岩很少。我们仅有的这一点还被你弟弟赔本卖给别人。我们最好是什么也不卖，不是吗？” 格奥尔格无须回答。外面自行车铃响了。旧式楼梯上传来脚步声。有个人在自以为是地咳嗽。这就是老叫这家子担忧的人，海因里希·克罗尔少爷，公司的第二个主人。 海因里希身材矮小肥胖，蓄着一撮蓬乱而又粗硬的胡髭，身穿沾满尘土的条纹裤子，裤脚用骑车裤夹夹紧。他用略带点非难的目光扫了格奥尔格和我一眼。在他眼里，我们是整天到处闲逛的老爷，而他才是管外勤的实干家。他从不气馁。每天拂晓，若是我们的代理商、埋尸人或教师报告哪家死了人，他就到火车站去，然后骑着自行车到最边远的村落。他并非不能干。他的肥胖真讨人喜欢，因此他通过早晚勤快地填食来加以保持。农民不太喜欢外形像饿汉的瘦子，而喜欢矮小的胖子。另外就是他那套西服。他不像墓碑竞争者施泰因迈尔那样穿一套黑色大礼服，也不像霍尔曼和克洛茨公司的掮客们那样穿蓝色的普通西服——前者太显眼，后者太随便。海因里希·克罗尔身穿一套访客时穿的小西服，即条纹裤加毛料上衣，上衣有一个有棱角的老式硬立领，系着一条经蒸汽烫过的深色领带。两年前他定做这套服装时，曾经迟疑过一瞬间，他考虑燕尾服是否更合适他，但他随后就否定了，因为他身材太矮小。放弃这主意是上策，即使是拿破仑穿着一身燕尾服也会看起来很可笑。于是，从今天的装扮来看，海因里希·克罗尔像亲爱的上帝的一个小接待主任——该怎样，就是怎样。骑车裤夹给这一切增添了一种宾至如归的，但又是精明的特征——人们以为在汽车的世纪从这样穿着的人那里购买东西可以讨点便宜。 海因里希摘下礼帽，用手帕擦擦额角。外面相当凉爽，他不会冒汗，这么做的目的无非是对我们显示一下自己是个干重活的人，而我们则是书桌旁的蠹虫。 “我把十字架墓碑卖了。”他说，话音里带有做作的谦虚，谦虚的后面却默默地吼出凯旋的欢呼。 “哪一座？大理石制的那座小的吗？”我满怀希望问道。 “那座大的。”海因里希回答得更干脆，两眼盯住我。 “什么？那座双基座并带有青铜链条的瑞典花岗岩十字架墓碑？” “正是那座！我们还有别的一座吗？” 海因里希这么问显然很愚蠢，可他却把它看作绝妙的讽刺幽默而沾沾自喜。 “对，”我说道，“我们没有另一座。这才是不幸呀！这是最后一座。直布罗陀的岩石制的。” “你卖多少钱？”此时格奥尔格·克罗尔才问道。 海因里希伸展四肢。“七十五万，不包括碑文，不包括运送和包装。这些费用另加。” “了不起！”格奥尔格和我异口同声地说。 海因里希向我们投来充满傲气的目光，死鳕鱼往往有这样的表情。“那是一场艰苦的较量。”他声明，出于某种原因又再把礼帽戴上。 “我敢说在这场较量中您输了。”我回答。 “什么？” “输了！这场较量！” “什么？”海因里希被激怒了，重复道。我的话有点刺激他。 “他认为你本来不该卖。”格奥尔格·克罗尔说。 “什么？这究竟又是什么意思？真混蛋，人家从早到晚不辞辛苦，卖了个好价钱，回到店里，却受到谴责的报答！你们自己到乡下去，去试试——” “海因里希，”格奥尔格温和地打断他的话，“我们知道你很辛苦。但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售货致穷的时代。通货膨胀已经几年了，从打仗那时起，海因里希。但是今年，通货膨胀像得了迅速恶化的肺结核似的。因此数字再也没有什么意义。” “这我自己知道。我不是白痴。” 没有人接话，只有白痴才会说自己不是白痴。对这些白痴进行反驳毫无意义。这一点我是星期天到精神病医院才知道的。海因里希抽出他的笔记本。“我们买进这座十字架墓碑花了五万马克。应该说，卖七十五万利润是不少的。” 他又用冷言冷语进行讥讽。他认为对我必须讥讽，因为我曾当过乡村教师。那是在战后不久，我在一个偏僻的荒村里待了九个月，后来我离开了那鬼地方，因为冬天的寂寞像只咆哮的狗追逐着我。 “假使您没卖掉美丽的十字架墓碑，而是卖掉门外窗前那座该死的方尖碑，那么利润就更惊人了，”我说，“那座方尖碑，是您已故的父亲在六十年前成立公司时以更低廉的价格购进的——据说它只花了大约五十马克。” “方尖碑？方尖碑和这笔生意有什么关系？方尖碑是不卖的，谁都知道。” “正因为如此，”我说，“对于方尖碑，不会感到可惜。对于十字架墓碑，实在可惜。我们必须花更多的钱才能买进。” 海因里希·克罗尔喘着粗气。他的粗鼻子长着息肉，有些肿胀。“您或许想告诉我，买进一座十字架墓碑得花七十五万？” “我们很快就会知道，”格奥尔格·克罗尔说，“里森费尔德明天到达这里。我们必须向奥登瓦尔德花岗岩厂重新订货，存货已经不多了。” “我们还有那座方尖碑。”我挖苦地说。 “为什么您自己不去卖？”海因里希气急败坏地说，“好吧，明天里森费尔德来，我待在这里，我也跟他谈判！那时我们再瞧是多少价钱！” 格奥尔格和我交换一下眼色。我们知道，我们得设法不让海因里希见到里森费尔德，万不得已必须把他灌醉或在他的星期日早餐酒里掺些蓖麻油。这个忠诚的老式商人若是见到里森费尔德，肯定要回忆战争，唠叨美好的旧时代的历史——当时一马克还真正是一马克，况且正如我们可爱的陆军元帅精辟地说过：忠诚是荣誉的精髓——那必定要叫里森费尔德腻烦透顶。海因里希很重视这些无稽之谈，里森费尔德则不然。里森费尔德认为忠诚就是一个人要求别人吃亏而自己占便宜。 “价格每天都在变，”格奥尔格说，“这没什么可讨论的。” “真的吗？你或许也认为我卖得太便宜了吗？” “那得看情况而定。你把钱拿来了吗？” 海因里希凝视着格奥尔格。“拿来？这究竟说到哪里去了？我们还没有交货，我怎能把钱拿来？这办不到！” “这不是办不到，”我回答，“相反，这么做在今天相当流行。这叫作预付货款。” “预付货款！”海因里希粗大的鼻子鄙夷地抽动了一下，“您这乡村教师对此有何高见？我们公司的人怎么能要求预付货款？坟墓上的花圈还没枯萎，就要求服丧的家属预付吗？还没交货的东西，您就想要钱？” “当然！要不，什么时候呢？这时他们神经脆弱，更容易把钱掏出来。” “这时他们脆弱？亏您想得出来！这时他们比钢还硬！他们才付过医生、棺材、神父、墓穴、花、丧宴种种费用，您要不到一万马克预付货款的，年轻人！这些人首先得休养！在他们付款以前，他们首先一定要看到他们订的东西立在公墓上，而不仅仅看到在目录纸上，即使这目录是您画的，用中国的墨笔和金箔描绘碑文并附上几个服丧家属的名字。” 海因里希又一次出言不逊！我没理睬。的确，我不仅在我们的目录上用铅笔画了墓碑，并用普雷斯托复印机复印，而且为了增强感染力及营造气氛，还用水彩一一画上了周围的垂柳、鬼脸、花坛、松柏以及身穿丧服浇花的遗孀。我的新花样一传开，竞争者们妒忌得眼都发红了，他们除了普通的带基座墓碑的照片以外，一无所有，海因里希当时也认为这主意了不起，特别是应用金箔。为了取得天然美的效果，我特地把用铅笔和水彩画成的墓碑，装饰上用溶于清漆的金箔写成的碑文。同时，我愉快地消磨了时间。我让我讨厌的每个人都死去，给他画了墓碑，例如至今依然快乐地活在世上的、我当新兵时的那个军士：巡警卡尔·弗吕默尔长年历尽人间痛苦，在他一切爱友先其故世以后长眠于此。这么写完全事出有因——此人把我折磨得够呛，在战场上两次派我巡逻，我仅是因为侥幸才能活着回来。诅咒他合情合理！ “克罗尔先生！”我说，“请允许我们再简单地把这时代对您解释一下。您成长时所依赖的那些原则是高尚的，但是这些原则今天会导致破产。如今每个人都会挣钱，但几乎没有人能使钱保持其价值。重要的事情不是卖出，而是买进和尽快把钱收到手。我们生活在一个实物时代。钱只是一种假象，每个人都知道它，但是许多人却不相信它。只要这种情况存在，通货膨胀就会一直持续下去，直至彻底的毁灭。人之所以生存，百分之七十五靠其幻想，百分之二十五靠现实——这是人的优点和弱点，因此这种数字的魔舞始终可以找到胜者和败者。我们知道自己不可能是绝对的胜者，但我们也不甘心完全成为败者。您今天卖出去的价钱七十五万马克，如果这些钱两个月后才拿到，其价值不会多于今天的五万马克。因此……” 海因里希的脸涨成暗红色。现在他打断我的话。“我不是白痴，”他再次声明，“您用不着对我做如此无聊的报告。我所知道的人生实际比您还多。我宁可光荣毁灭，也不愿采取卑劣的奸商手法苟存。只要我还是公司售货负责人，生意必须按旧规进行，就这样定了！我知道自己知道什么，以前是怎样做的，将来还要这样做下去！人家正高兴做了笔好生意就这样来煞风景，真卑鄙！为什么您不继续当个狗屁教师？” 他拿起自己的礼帽走出去，门在他身后碰得乒乓响。我们望着他抬起他那双半军人式、夹着骑车裤夹的X形粗腿走出院子。他以军人的步伐迈步朝着布卢默饭店那张他常坐的桌子走去。 “他做生意既想有乐趣，这个混虫，”我恼火地说，“又想守旧规！假如一个人想保持他的灵魂，那么他做我们的生意，除了真正的玩世不恭，有什么别的办法呢？可这个伪君子却乐于同死人做生意，并认为这是他天经地义的权利！” 格奥尔格笑了。“拿好你的钱，我们也出发吧！你不是想买条领带吗？拿着，前进！今天不能再提薪水了！” 他提起装钱的箱子，漫不经心地把它放到办公室旁他的卧室里。我把我那几捆钞票堆好放在一个纸袋里，在上面写道：克勒糕饼店，精美糕点，送货上门。 “里森费尔德真的来吗？”我问道。 “是的，他发来了电报。” “他要什么？钱？还是售货？” “我们很快就会知道的。”格奥尔格说着，把办公室锁上。 [book_title]二 我们走出门。四月末的阳光向我们倾泻了下来，仿佛是从一只盛满光和风的巨大金盒里倾倒出来。我们停住脚步。花园万紫千红，春天像一把竖琴在白杨树的嫩绿枝叶间窸窣作响，已经有一株紫丁香绽出花朵。 “通货膨胀！”我说，“你这次遇到的通货膨胀，是最凶猛的一次。看来就连自然界也知道得用万和百万进行计算。你瞧，郁金香在那里做什么！那边的白花和红花以及到处的黄花！那是什么气味啊！” 格奥尔格点着头，闻闻巴西雪茄的味道，抽了一口。他这时可以抽支雪茄烟，就觉得自然界增添不少秀色。 我们感到太阳照在自己脸上，我们观看这壮丽的景色。屋后的花园同时又是我们的墓碑陈列场。它们竖立在那里，如同一位瘦削的少尉率领的一连士兵那样，它们也由站在紧靠门口的方尖碑奥托率领。这座方尖碑就是我劝说海因里希出售的那座，是公司里最年长的墓碑，是公司的象征，那副奇形怪状的样子并不好看。在它后面，是些用砂岩和水泥浇铸成的廉价峁形小墓碑，它们是给那些生前勇敢正直、辛苦一辈子而且当然也是一事无成的穷苦人用的。接着是些较大的、带有基座的峁形碑，可是总还是便宜货，是给那些希望日子过得好一些的人用的，他们由于在生前不可能过上好日子而希望至少在死后过得好一些。这种墓碑的销路比起普通峁形墓碑的销路要好，谁也说不清死者亲属的这种迟至的虚荣心是感人的还是荒谬的。再后面是砂岩造的峁形碑，它们镶嵌着大理石板，灰黑花岗岩或黑色瑞典花岗岩。对于靠双手劳动为生的人来说，这些墓碑已经过于昂贵。它们的主顾是小商人、小工场主和自己经营的手工工匠，当然也包括那些永远不幸的人，即总是不得不装得比其实际情况更阔一些的小官吏，这些勇敢的穿着立领服装的无产者，谁也不知道他们怎么会有本事时至今日还在苟延残喘，因为他们薪俸的提高总是来得太晚。 所有这些墓碑不过是我们称之为小畜生的玩艺儿，在它们后面才是一座座大理石和花岗岩制成的墓碑。首先是单面磨过的，它们的前面光滑，侧面和背面凹凸不平，基座各面都很粗糙。这个级别的墓碑是供小康的中产阶层、雇主、商人和比较富裕的店主用的，当然也包括英勇的不幸的人，即高级官僚，他们如同小官吏一样，为了保持排场，死时的开销比之生前所赚的还要多。 当然，墓碑中的贵族还是各面都磨光的大理石和黑色瑞典花岗岩碑。这些墓碑的侧面和背面都不粗糙，不论是看得见或是看不见的地方，甚至于基座，统统都搞得亮光光的，它们不是仅有一个或两个基座，往往含有倾斜安放着的第三个基座，而如若是真正的磨光墓碑，其上方还有个用同一块碑材雕成的庄严的十字架。当然，这样的墓碑不过是给富裕的农民、拥有实物的大亨、做黑市买卖和搞长期期票的商人用的，这些商人仰赖那个一向以空头支票支付一切的帝国银行生存。 我们同时望着唯一的一座磨光石碑，它在一刻钟以前还是公司的财产。它停放在那儿，颜色乌黑，像一辆新汽车的漆那样闪亮。春天在它周围散发芳香，紫丁香花朵对它低垂着头，它像个高大的女士，冷淡、无动于衷。她的处女期只有一个小时了，随后农场主海因里希·弗莱德森的名字将用镀金的拉丁字体被镌刻在她狭窄的腹部上，每个字母的代价是八百马克。“你去吧，黑狄安娜！”我说，“去吧！”我脱掉礼帽，“诗人永远无法明白，即使是完完全全的美人也得服从命运的法则，而且必须痛苦地死去！你去吧！你将成为骗子弗莱德森卑鄙灵魂的广告，他夺走城里穷困寡妇的最后一张一万马克钞票，只给她们昂贵的冒充黄油的人造黄油，至于小牛排、猪排和红烧牛肉贵得吓人的价格，那就不用提了！你去吧！” “你把我折腾得饿了，”格奥尔格说，“到瓦尔哈拉饭店去，还是你先去买条领带？” “不，商店打烊还早。星期六下午，美元没有新的牌价。从今天中午十二点至星期一早晨，我们的货币是稳定的。究竟为什么呢？这必定有什么蹊跷。为什么马克过周末不往下跌？是上帝把它拦住吗？” “因为交易所没开门。还有什么问题吗？” “有的。人是由里及外还是从外向里活着？” “人活着，完了。瓦尔哈拉饭店有辣味红烧牛肉配土豆、腌菜和色拉。我从银行出来时就看到过菜单。” “辣味红烧牛肉！”我摘了朵樱草花，把它插在我的纽扣洞里，“人活着，你说得对！哪个继续再问，他就输了。来，让我们来气气爱德华·克诺布洛赫吧！” 我们走进瓦尔哈拉饭店的大餐厅。老板爱德华·克诺布洛赫是个肥胖的巨人，头上披着棕色假发，身穿飘逸的晚宴礼服，他看到我们时做了个鬼脸，仿佛他在吃小鹿背肉时咬到一粒霰弹。 “您好，克诺布洛赫先生，”格奥尔格说，“今天天气好极了！这天气会使人大开胃口的！” 爱德华神经质地耸耸肩。“饮食过饱有碍健康！对肝脏、胆囊以及所有其他器官都有害。” “在您这儿不会的，克诺布洛赫先生，”格奥尔格真挚地回答，“您的午餐使人健康。” “健康！可是太健康了也可能是有害的。按照最新的科学研究的说法就是肉太多——” 我轻轻拍了一下爱德华的柔软肚皮，打断他的话。他缩了回去，仿佛有人抓住他的下身。“安静，顺应你的命运，”我说，“我们并没有把你吃穷。诗作得怎样？” “去讨饭吧！没有时间！这年头！” 我并没有取笑这种愚蠢行为。爱德华不仅是老板，而且也是个诗人，但是他不能这么恶劣地对待我。“哪还有空的桌子？”我问。 克诺布洛赫环顾四周。他的脸突然亮堂起来。“我的先生们，我感到特别遗憾，但是我恰好看到，一张桌子也不空。” “没关系，我们等着。” 爱德华再次向四周看了一下。“看样子似乎暂时还不会有桌子空出来。”他高兴地宣布，“先生们都还在喝汤，你们今天或许还可以在旧城酒家或在车站饭店里试试看。那里的饭菜也过得去。” 过得去！这一天挖苦的话似乎是太多了。首先是海因里希，现在是爱德华。但我们要为辣味红烧牛肉斗争，即使我们需要等待一个小时——那是瓦尔哈拉饭店菜单上的名菜。 可是爱德华不仅是个诗人，而且似乎也会读心术。“没有必要等了，”他说，“辣味红烧牛肉从来就不够，总是不到时间就卖光的。或许你们想要一份德式煎牛排吗？这个你们可以在这儿吧台上吃。” “宁肯死，”我说，“我们也一定要吃到辣味红烧牛肉，哪怕我们必须把你本人宰了。” “真的？”爱德华真是个肥胖的、多疑的家伙。 “一点不假，”我回答，在他肚皮上又轻轻地拍了一下，“来，格奥尔格，我们有桌子了。” “在哪里？”爱德华迅速问道。 “就在那位先生坐着的地方，他看上去像个衣橱。对了，就是那个红头发的人，他带着个漂亮的女士。他已经站了起来，在向我们招手。爱德华，那是我的朋友维利。你叫个服务员去，我们要点菜！” 爱德华从我们这里走开，发出吱吱的声响，仿佛他是根爆裂开来的汽车软管。我们朝维利走过去。 爱德华耍这套把戏的原因很简单。从前人家可以在他这里预订饭菜，可以买本十张餐券的本子，这样比起一顿顿购买要稍许便宜些。爱德华当时这么做是为了把生意做活。可是前几周像雪崩一样的通货膨胀搞垮了他的计划。若用餐券就餐，本子上第一张餐券还同预先支付的价钱相当的话，那么第十张餐券就大大低于实际价钱了。因此，爱德华取消了预订本，他在这方面亏损太多了。那时我们在这方面做得很巧妙。我们非常及时地探听到他的计划，因而我们在六星期前就把卖出一座阵亡士兵纪念碑的全部进款用来在瓦尔哈拉饭店购买大批餐券。为了避免爱德华发觉，我们利用了各式各样的人——棺材木匠维尔克、公墓看管人利伯曼、我们的雕刻家库尔特·巴赫、维利，其他几个战时的伙伴和商务上的朋友，甚至于莉萨。所有人都在出纳处为我们购得餐券本。后来爱德华取消预订业务时，他满怀希望能在十天之内了结一切预订事务，因为每一本只有十张餐券，他以为一个有理性的人只会购买一个本子。可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三十多本。在取消预订业务后的两个星期，我们仍然用餐券来支付，爱德华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四星期以后，他得了轻度恐惧症。这时候我们吃到的等于只付半价。六星期后则相当于十支香烟的钱。我们天天去用餐，用餐券来支付。爱德华问我们还有多少券。我们总是躲躲闪闪地回答。他企图抵制餐券，我们便带了个律师去就餐，邀请律师吃维也纳的炸肉排。律师在吃最后一道菜时，给爱德华上了一堂关于合同和义务的法律课，并且用我们的餐券来付了餐费。爱德华的抒情诗蒙上了阴暗的色彩。他试图同我们和解，我们一口拒绝。他写了一首题为《不义之财富不了》的教育诗，投寄给日报社。编辑把它拿给我们看，诗中尖锐地影射了人民的掘墓人，就连“墓碑”和“高利贷者克罗尔”这些词也在其中出现。我们便又邀请我们的律师在瓦尔哈拉吃猪排。他给爱德华讲解了公开侮辱及其后果的概念，并且再次用我们的餐券付了餐费。往昔爱德华纯粹是个专写风花雪月的抒情诗人，如今开始了创作表示憎恨的诗歌。然而这就是他所能做的一切。斗争疯狂地继续进行。爱德华每天都在希望我们的储备即将告罄。他哪里知道，我们的餐券还可以用七个多月。 维利站起身子。他身穿一套崭新的深绿色上等料子的西装，看上去活像一只红头雨蛙。他的领带上别着一颗珍珠，右手食指上戴着一枚沉甸甸的印章戒指。五年前他当过我们连军需官的助手。他和我同年，今年也是二十五岁。 “让我来介绍一下，”维利说，“我的朋友和战时伙伴格奥尔格·克罗尔和路德维希·博德默尔。巴黎红磨坊夜总会的勒妮·德拉图尔小姐。” 勒妮·德拉图尔默默地点点头，但并非不友好。我们凝望维利。维利自豪地反过来盯着我们看。“我的先生们，请你们坐下，”他说，“我猜爱德华不想让你们进餐。辣味红烧牛肉很美味，只是还可以多放些洋葱。你们来，我们坐在一起。” 我们一群人围着桌子坐下。维利深知我们同爱德华的斗争，他怀着天生的投机者那样的兴趣注视着这场战争。 “服务员！”我喊。 有个服务员离我们只有四步远，刚才迈着他的平脚从我们身旁蹒跚而过，突然间他耳朵变聋了。“服务员！”我再喊一声。 “你真是个蛮人，”格奥尔格·克罗尔说，“你侮辱了那个人，侮辱了他的职业。他在1918年是抱着什么目的搞革命的？总管先生！” 我狞笑着。真的，德国1918年的革命是世界上流血最少的革命。革命者本身给自己吓坏了，他们立即求救于旧政府的官僚和将军，以防他们遭到自己过激行动的危害，而他们做得也宽宏大量。一大批革命者被处死，王公贵族和军官们领取了大笔养老金，以使他们有时间准备暴乱；官员们得到新的官衔；小学教师成了高级中学教师；学校巡视员成了学校督学；服务员也有权被人称呼为总管；过去党的书记成了阁下；社会民主党的帝国国防部长可以心满意足地把真正的将军安插在自己的部里。德国的革命仿佛陷入红长毛绒，陷入舒适惬意、聚餐会友和对制度及命令的渴望之中。 “总管先生！”格奥尔格又喊了一声。 服务员还是装聋。这是爱德华惯用的幼稚伎俩，他指示服务员别招待我们，试图用这手法把我们弄得兴趣索然。 “总管！你这家伙，耳朵聋了吗？”一个用第一流普鲁士兵营语调发出的雷鸣般的声音突然咆哮起来，这声音响彻餐厅。它好比对久经沙场的老马吹起一声号角，立即发生作用。那服务员顿时站住，他的背部仿佛中了一颗子弹。他转过身子。另外两个也从旁边奔了过来，有个地方还有人啪嗒一声把脚后跟并拢，附近一张桌子旁有一个军人模样的人低声地说：“好！”就连爱德华也拖着飘逸的晚宴礼服走来探寻这上层人物发出的声音。他知道，格奥尔格和我都发不出这样的命令。 我们默不作声地回头望着勒妮·德拉图尔。她像个少女一样安详地坐在那里，仿佛整个事情同她毫不相干。但是刚才喊叫的人只可能是她——维利的嗓音我们是熟悉的。 总管站到桌子旁。“先生们有何吩咐？” “汤面，辣味红烧牛肉，两份红甜羹，”格奥尔格回答，“快，要不然我们就把你的耳膜震裂，你这懒虫！” 爱德华走了过来。他弄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他的目光滑到桌子底下。那里没藏人，鬼是不可能这样咆哮的。我们也不会，这他知道。他猜想那是某种诡计。“我不得不请求，”他终于说道，“在我饭店里不能这样喧哗。” 没有人回答。我们毫无表情地盯住他。勒妮·德拉图尔在搽粉。爱德华转过身子走了。 “老板！请您来一下！”先前那雷鸣般的声音猛地又在他身后响起来。 爱德华急忙回头，眼睛盯着我们。我们大家的脸上还是那毫无感情的微笑。他的眼睛盯住勒妮·德拉图尔。“您刚才是……” 勒妮把自己的粉盒盖上。“什么？”她用银铃般脆亮、娇滴滴的女高音问道，“您要什么？” 爱德华直愣愣地望着。他已经不知道自己该想些什么。 “您或许是操劳过度吧，克诺布洛赫先生？”格奥尔格问道，“您似乎是得了幻觉症。” “但是刚才明明有人……” “你疯了，爱德华，”我说，“你的脸色非常难看。给我休假去。我们才没兴趣把仿意大利大理石造的廉价峁形墓碑出售给你的家属，因为你不配。” 爱德华像一只猫头鹰那样眨巴着眼睛。 “您像个怪人，”勒妮·德拉图尔用像笛子一样的高音说，“您的服务员听不见，您还要归咎于您的客人。” 她笑了，笑声像是银铃与悦耳之音的迷人混合，如同从喷泉中涌了出来，犹如童话里林中的溪流。 爱德华搔搔脑门。他最后的怀疑根据消失了。这少女也不可能是喊话的人。这么笑的人是不会有那般军人的嗓音的。“您可以走了，克诺布洛赫，”格奥尔格心不在焉地说，“还是您想一道聊聊天？” “别吃那么多的肉，”我说，“也许你就是吃太多了！你刚才还跟我们讲过些什么？根据最新的科学研究……” 爱德华迅速转过身子，溜之大吉。我们一直等到他走得远远的，然后维利才无声地笑了起来，魁梧的身子因而在颤动着。勒妮·德拉图尔温柔地微笑。她的眼睛闪闪发光。 “维利，”我说，“我是个阅历浅薄的人，因此这是我年轻生命中一个最美好的时刻，但是现在请你解释一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维利默然哼了一声，颤动着用手指向勒妮。 “Excusez Mademoiselle，”我说，“Je me…” 我说法语时，维利笑得更加厉害。 “告诉他，洛特。”他扑哧笑了。 “什么？”勒妮羞怯地微笑问道，但是她突然换了深沉的隆隆的低音。 我们凝视着她。“她是个艺术家，”维利费了好大劲才把话说出来，“是二重唱的歌唱家。她唱二重唱。但只是一个人。一节声音高，一节声音低。一节用女高音唱，一节用男低音唱。” 疑团终于解开。“可是男低音……”我问。 “天才啊！”维利解释说，“其次当然是勤奋。你们最好能听一下她是怎样模仿夫妻吵嘴的。洛特真了不起！” 我们表示赞同。辣味红烧牛肉端了上来。爱德华在远处观察，一边绕着我们的餐桌打转。他的错误就在于总要追根溯源。这就败坏了他的抒情诗，使他在生活中变得多疑。眼下他在为神秘的男低音大伤脑筋。他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格奥尔格·克罗尔，过去在学校里对女人献殷勤的人，邀请勒妮·德拉图尔和维利作他的客人，庆祝胜利。为了这精美的辣味红烧牛肉，过一会儿他将递给咬牙切齿的爱德华四张餐券， ；它们总价值还不够购买几根带一点肉的骨头。 黄昏时分。我坐在办公室楼上我的房间里，倚着窗户。房屋低矮、多棱角、陈旧不堪，像这段街道一样，这座房子过去曾一度附属于教堂，教堂就在街道尽头的一个广场上。教士和教会的职员曾在这里住过，但是六十年前它成了克罗尔公司的财产。它原来由两幢矮房子构成，两幢房屋由一道拱门和一个入口隔开，第二幢房屋里住着退伍上士克诺普夫同他的妻子和三个女儿。接着是供我们陈列墓碑用的美丽的旧式花园，后面左侧还有一间双层的木结构外屋。我们的雕刻家库尔特·巴赫就在外屋楼下干活。他给我们出售的阵亡士兵纪念碑塑造挽狮和飞鹰的模型，并且把碑文画在墓碑上，然后再由石匠镌刻。工作之余他弹奏吉他，徒步漫游，做着未来某天著名的库尔特·巴赫荣膺金质奖章的美梦，这种时候是永远不会到来的。他今年三十二岁。 外屋的楼上我们租给棺材木匠维尔克。维尔克是个瘦骨嶙峋的人，没有人知道他是否成家了。我们同他的关系是友好的，如同建立在互利基础上的一切关系一样。倘若我们知道有个死者还没有棺材，我们就介绍维尔克或给他打个招呼让他张罗；若是他知道有具尸体尚未给贪婪的竞争对手弄走，他同样关照我们。因为，争夺死者的斗争是无情的，刀对刀，刃对刃。我们的竞争对手霍尔曼和克洛茨墓碑公司的掮客奥斯卡·富克斯甚至利用洋葱为他服务。他在走进停尸房以前，从口袋里抓一把切碎的洋葱，一直闻到两眼饱含泪水为止——随后他走了进去，做出对高贵的死者表示同情的姿态，并试着做起生意。因此他叫作泪人奥斯卡。事情真怪，但是假如死者亲属在某些死者活着时能对他们表现出像他们死后那样的一半关心——这种死后的关心死者是得不到的——那么死者必定乐于放弃价值连城的陵墓。人的确是这样：只有他没有的东西，他才会真正感到它的可贵。 街道上笼罩着黄昏时透明的烟雾。莉萨已经开了灯，然而这次却把窗帘拉上，说明屠马人已经在家。她的房子和霍尔茨曼酒店的花园毗邻。紫丁香高挂在围墙上，从拱顶上吹来一阵阵新鲜醋味。退役上士克诺普夫从我们屋子的大门走出来。他骨瘦如柴，戴着一顶有帽缘的帽子，手拿一根散步时用的拐杖。尽管他是军人，而且除了练兵规则之外未读过什么书，他的外貌却像尼采。克诺普夫顺着哈肯大街走下去，在玛利亚大街街角向左拐弯。大约在午夜时分，他才会回来，这一次是走右边。他就这样结束他逛城里酒馆的行程，这行程与一位老军人是很相称的，它是有条不紊地进行的。克诺普夫只喝烈酒，而且是谷物酿成的酒，别的酒不喝。在这方面，他是仅有的最了不起的行家。城里约有三四家公司酿制谷物酒，我们觉得它们的酒味道差不多都是一个样，但克诺普夫却觉得不同，他闻到酒味就能把酒区别开来。四十年的艰苦工作使他的舌头锻炼得如此细腻，以至他甚至在尝到同一种酒时都能区别它是哪家的产品。他声称，即使酒窖不同，他也能加以区别。当然不是指瓶装谷物酒，而是指装在桶里的酒。他曾经好多次在打赌中获胜。 我站了起来，环顾一下房间。天花板低矮倾斜，房间不大，可是我需要的东西在房里应有尽有——一张床、一个摆着图书的书架、一张桌子、几张椅子和一架旧钢琴。五年前我在战场上当兵时，我真不敢相信我还会有过得这么美好的一天。当时我们驻扎在佛兰德，那是在凯默尔山总攻击的时候，我们连队损失了四分之三。格奥尔格·克罗尔在总攻第二天腹部中弹住进野战医院，可是我差不多挨过了三个星期，膝盖才被子弹打中。后来令人崩溃的时候到了，我终于当了教师，那是我患病的母亲的愿望，我在她去世前答应了。她当时病得很重，所以她想，假如我谋得个终身公职，我至少不会再出什么别的事了。她是在战争最后几个月去世的，可是尽管如此，我仍然去参加了考试，并且被派往荒原上的几个村庄，直到我感到厌烦。我向儿童灌输的那些东西，我本人早就不再相信了，我还厌恶整天把自己活埋在那些我宁愿遗忘的回忆之中。 我试着读书，但这不是读书的气候。春天令人不安，人们在黄昏时容易迷离恍惚。一切随即变得无边无际，令人透不过气来，令人迷惘。我开了灯，立即产生一种安全感。桌上放着一个黄颜色的公文夹，夹着我用埃丽卡打字机打出来的三张诗歌。我偶尔把这些诗歌寄给报社，稿子要么被退回来，要么报社不予答复。随后我又打了新的诗歌，又把它们寄出去。只有三次我在本城日报上发表了点东西——当然是靠格奥尔格的帮助，他认识报社的编辑。这一点总算是够我成为韦尔登布吕克诗人俱乐部的成员，这俱乐部在爱德华·克诺布洛赫家的古德意志式样的房间里每周聚会一次。不久前爱德华以我在餐券事情上有伤道德为理由，企图把我摈弃在外，但是俱乐部反对爱德华的主张，说我如同多年来我们亲爱祖国的整个工业和商业一样，所作所为是令人尊敬的，再说，艺术同道德风马牛不相及。 我把诗歌搁在一旁。它们突然显得平庸和幼稚，如同几乎每个年轻人曾经有过的典型的尝试。我在战场上就开始写诗了，但是当时这么做有一种意义——它暂时把我从我目睹的事情引开，它是一种反抗，是对还有某些事物会超然于破坏和死亡之外的信念的小小庇护所。然而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今天我知道，除了某些事物外，还有许多其他的事物，我也知道，两者甚至可以同时存在。为此我不需要自己的诗歌，在我的书架上，那些书里所说的任何一件事都不知美化了多少倍。但是如果存在放弃某事的理由，某人将会有何遭遇？我们大家应存在于何处？我就这样继续写下去，可是我往往觉得，此刻在屋顶上广阔无垠的变成苹果一般颜色的夜空，是灰茫茫的一片，像是纸糊的，而黄昏时紫色的灰尘已经笼罩着街道。 我下了楼梯，从黑洞洞的办公室走过，到了花园。克诺普夫家的屋门敞开着。他的三个女儿在灯下坐在缝纫机旁干活，犹如坐在一个火红的岩洞里一样。缝纫机嗡嗡作响。我对着办公室旁的窗户瞥了一眼。那里没有灯光，格奥尔格到什么地方去了。海因里希已上酒馆，坐到自己固定座位上，求得精神上的安慰。我在花园里转了一圈。有人才撒过尿，泥土潮湿，气味呛人。维尔克的棺材铺里没有人，库尔特·巴赫那里也是静悄悄的。几扇窗户敞开，一头雕好一半的挽狮伏在地上，仿佛它在闹牙疼，旁边两个空啤酒瓶安静地立在那里。 一只鸟突然唱起歌来。那是一只画眉。它停在海因里希·克罗尔已经兜售掉的十字架墓碑的尖顶上，它的声音对于长着黄嘴喙的球状黑鸟来说未免太大了。它在欢呼，哀怨，拨动我的心弦。刹那间我想，它的歌对我来说是生命、未来、梦幻、一切捉摸不定的事物、陌生和新鲜的事物；对于才从花园潮湿泥土中钻出来，现在围着十字架墓碑向上爬的蠕虫来说，那无疑是通过用令人可怕的嘴喙进行捣碎而发出的恐怖死亡信号。尽管如此，我却无法自救，这信号把我驱走，它使一切都变得轻松，我突然束手无策地站立在那儿，我感到奇怪，我并没有碎裂，或像一只气球那样飞往夜空，后来我终于克制住自己，踉踉跄跄地回头穿过花园，重新尝到夜的气息。我上了楼梯，朝钢琴走去，手指按下琴键，抚摸着，我努力使自己成为像画眉那样的鸟，唱出我的感受，使我的感受发出颤音，可是我最终不过奏出一大堆分散的和音、几首支离破碎的感伤流行歌曲、民歌以及风流骑士和《特里斯坦》中的曲子，乱七八糟，简直成了大杂烩，后来街上终于有人喊叫：“天哪，首先要学习弹得准确！” 我中断弹奏，轻步走到窗口。有个黑影在昏暗中消失，他已经离得很远，没法辩白两句了，可是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那个人说得有道理。我弹得不准确，钢琴弹得不对，人生这架钢琴也没弹好，我从来没学会，我总是操之过急，总是太没耐性，其间总要发生点事情，总要半途而废——可是谁能弹得对头！即使他能这么做，这对他又有什么用？难道一团漆黑会因此变得不那么黑吗？找不到答案的问题会因此变得不那么无望吗？由于永远得不到答案而产生的绝望会因此变得不那么令人痛苦吗？人生在任何时候可以因此而得到解释、掌握，像一匹被驯服的马任人驾驭吗？或者它会像一艘风暴中的巨大帆船，载着我们，而当我们想抓牢它，它就把我们抛下水吗？有时我面前出现一个洞，它似乎通到地球的中心。什么东西能把它填满？是渴望吗？是绝望吗？是幸福吗？是哪一样？疲乏？悲观？死亡？我为什么活着？是的，我为什么活着？ [book_title]三 星期天早晨。所有钟楼响起了钟声，夜晚的鬼火被驱散了。一美元牌价依然停留在三万六千马克。时光屏住呼吸，暖气尚未把天空的晶体融化，一切都是明净的，无限纯洁的。这就是清晨的一个钟头，人们以为就连杀人犯也得到宽恕，善与恶已是无关紧要的字眼。 我慢腾腾地穿上衣服。凉爽的、受阳光照射的气流吹进敞开着的窗户。燕子闪电般地穿过拱门，发出一道道银光。我的房间如同楼下的办公室有两个窗户，一个朝院子，一个朝街道。我在朝院子的窗户旁倚了片刻，望着花园。突然，一声窒息的喊叫划破宁静，接着就是一声漱喉般的咕噜声和呻吟。那是住在房屋另一翼的海因里希·克罗尔又在做着他的噩梦。他在1918年曾经被掩埋过，如今已过了五年，他还不时梦到这种情景。 我在自己的酒精灯上煮咖啡，咖啡里我放进一点樱桃酒。这是我在法国时学来的，尽管通货膨胀，我总是有酒。我的薪水固然从来不够添置一套新的西装——我委实无法积聚添置衣服的钱，钱很快就贬值了，但是买点小东西是够的，当然，比如偶尔买瓶酒，聊以自慰。 我吃着涂了人造黄油和李子酱的面包。李子酱顶呱呱，它是克罗尔母亲的存货。人造黄油有脂肪臭味，但是那没关系，战争期间我们所有人吃得更差。随后我查看一下我的服装。我有两套便服，都是军装改的。一套染成蓝色，另一套染成黑色——灰绿色要染成别的颜色不好办。此外我还有一套在当兵前做的西装。这套虽然已不合身，但却是地道的便服，不是改过的或翻过的，因而我今天穿在身上。这套西装配上我昨天下午买来的领带很适合，而我今天之所以系领带，目的是让伊莎贝尔看。 我宁静地漫步走过城市的街道。韦尔登布吕克是个有六万人口的古老城市，其间有木头房屋和巴洛克式建筑物以及令人讨厌的新市区。我穿过市区，朝另一侧走去，沿着一条七叶树林荫大道走，然后爬上一个小山丘，山丘上一个大公园里有个精神病医院。它静悄悄地、真像度周末一样地躺在那里，鸟儿在树丛中啾啾叫，我向那儿走去，我在精神病医院的小教堂里为星期日弥撒弹奏管风琴。这是在我准备当教师期间学的，一年前我才谋得这份差使，作为我的副业。这样的副业我还有几个。我每周给卡尔·布里尔鞋匠的孩子们教一次钢琴课，报酬是我的鞋子免费钉掌并拿到点钱。我每周给书商鲍尔的懒儿子上两次辅导课，同样得到点钱，并取得阅读所有新书的权利，如果我想购买书籍，价格尚可优待。价格上的优惠很自然地为整个诗人俱乐部所利用，甚至爱德华·克诺布洛赫也沾光，他后来一下子就成了我的朋友。 弥撒九点钟开始。我坐在管风琴旁，看着最后一批病人走了进来。他们轻轻走来，各自坐到长凳上。几名看管人员和护士坐在他们中间和两侧。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比起我在乡下当教员时曾为之演奏的农民教堂，声音小得多了。这儿只听得到鞋子在石板上滑动的声响，病人们是在滑动，不是在踩踏。这是人们脚步的声响，这些人的思想已经远远离去。 祭坛前燃着蜡烛。外面的光线透过彩色窗玻璃射了进来，光线大为减弱，并且同烛光混合成一种柔和的、上面飘着红和蓝的金光。金光下站着一位身穿云锦弥撒长袍的教士。在祭坛的台阶上，跪着身穿带有白色斗篷的红色法衣的弥撒侍役。 我打开笛子和人声音域的音栓，开始演奏。前面数排精神病患者突然掉过头来，所有人的头都是一下子转过来，仿佛它们是结在一根绳子上被拉过来似的。他们惨白的脸上暗黑的深陷的眼睛，毫无表情地凝望着上面的管风琴。他们的脸像扁平而光亮的圆盘在昏暗的金色光线中浮动。有时，在冬天，在黑暗中，这些脸酷似巨大的圣饼，这些圣饼正等待着圣灵光临。病人们不习惯管风琴，他们没有过去，没有回忆，每逢星期日，为这些被疏远的人举行演出，笛子、小提琴和古大提琴突如其来又一次触动他们的脑子。演奏后，祭坛上的教士开始做弥撒，他们的脸都转向他。 并不是所有精神病人都跟着做弥撒的。后面几排有许多人坐着不动。他们坐在那儿，仿佛裹着可怕的丧服，仿佛在他们周围空荡荡一无所有，可是或许有人觉得情形就是这样。他们或许已经到了完全不同的世界，那里听不到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救世主的话音。他们麻木不仁地、不知其意地倾听由管风琴惨淡地、粗野地传送到那儿的一种音乐。或许他们什么都不想，像大海、生和死那样冷淡。只有我们才使大自然生气勃勃。自然会是如何，如若自然是她本身——这点或许下面那些人会知道的，但是他们不会泄露秘密。他们看到什么，都默不作声。有时，他们仿佛是巴别塔建造人的末代子孙，他们语无伦次，无法将他们从最高露台上所看到的事物告诉他人。 我扫视一下头一排。在右侧，在粉色和蓝色的闪光中，我看见伊莎贝尔阴暗的头。她笔直地跪在长凳上，身材纤细。她那瘦削的头如同哥特式塑像侧向一旁。我停止演奏大提琴和人声的音域，奏起悠扬的音域。那是管风琴最柔和、最动人的音域。我们面临神灵的变化。面包和葡萄酒转变成基督的身躯和血。这真是个奇迹，这同人是由尘土和黏土造成的那个奇迹完全一样。里森费尔德声称，第三个奇迹是，人除了以规模越来越大的方式充分利用和杀死他的同类，并尽可能自私自利地来填满在生与死之间的短暂时期，对这奇迹的处置方式并没知道多少，尽管有件事开始时每个人都是心中有数的：他必定要死。这是奥登瓦尔德花岗岩厂的里森费尔德说的，他是死神店铺里最严厉的核算员和冒险家之一。Agnus Dei qui tollis peccata mundi. 做过弥撒以后，我从精神病医院的护士们那儿得到一顿有鸡蛋、香肠片、肉汁、面包和蜂蜜的早餐。这在合同里已经规定好。这样，我中午这一餐可以省去，因为星期天爱德华不收餐券。此外，我还拿到一千马克。如果我要乘车，这点钱正好够我乘电车往返的车费。我从来没有要求增加报酬。究竟什么原因，我不知道。我给鞋匠卡尔·布里尔和书商鲍尔的儿子上辅导课，却像一头野山羊为着提高报酬而斗争。 早饭以后，我到精神病医院的园子里去。那是个有树有花有长椅的美丽而宽阔的地带，一堵高墙把四周围起来，如若没有看到加了栅栏的窗户，还会以为自己是到了疗养院。 我爱这园子，因为它宁静，又因为我在这儿无须和什么人谈论战争、政治和通货膨胀。我可以平心静气坐着，做着不合时尚的事情，例如窃听风声，细听鸟儿啼鸣，观察着光线是如何渗透过淡绿色的树顶。 被准许外出的病人漫步走过。绝大多数人默不作声，另一些人则自言自语，有几个同来访者和看管的人热烈交谈，许多人静静地独自一人蹲着，一动也不动，他们低着头，如同太阳光中的石像，直至他们又被带回他们的病房。 过了好一阵子，我才习惯这种景象，甚至到了现在，我有时仍免不了像开始时那样怀着由好奇、恐惧和不可名状的第三种原因交织在一起的心情凝视着精神病患者，这第三种原因使我回忆起我见到第一个死人的那一瞬间。当时我十二岁，死者叫格奥尔格·黑尔曼，他死前一周我还同他一道玩过，而那时他躺在那儿，在鲜花和花圈之间，像黄蜡制成的某种不可言传的陌生东西放在那儿，可怕极了，已经同我们不再有任何关系，已经永远离开，然而那默默的非常冷淡的威胁却仍然留在那儿。后来我在战争中见过许许多多死人，我的感觉几乎没有什么增加，我觉得自己是站在一间杀猪的房屋里，但是我从未忘却我见到的那头一个死人，如同大家对所有的第一个都忘不了一样。他就是死神，而且是用精神病患者熄灭的眼睛来看着我的那一个死神，是个活着的死神，几乎比别的静静的死神更加不可思议，更加神秘。 只有伊莎贝尔的情况是另一个样。 我看见她从女病区的路上走过来。一条黄色连衣裙像一个用山东绸制的钟形罩围着她的两条腿飘动。她手里拿着一顶平而宽的草帽。 我站起来朝她走去。她的脸庞瘦削，人们只能从她脸上看出一对眼睛和一张嘴。眼睛灰绿，清澈透明，嘴巴像肺病病人的那样红，或者说，仿佛是她涂得这么红的。可是眼睛也突然变得细小、平坦，呈蓝灰色，嘴变得狭小和无情，像从没结过婚的老处女的嘴一样。倘若她是这副样子，她就是燕妮，一个好猜疑的、不讨喜欢的、不满足的人；倘若她是另一副样子，她就是伊莎贝尔。两种情况均是幻想，因为她的真名叫作热纳维耶芙·特霍芬，患一种可恶的疾病，它有着魔鬼一样的名称——精神分裂症，即意识上的分裂，个性的分裂，这也就是她把自己当成伊莎贝尔或燕妮的原因，事实上她不是这样的人。她是精神病医院年纪最轻的病员之一。据说她的母亲住在阿尔萨斯，相当有钱，但是很少关心她。我认识热纳维耶芙已有六个星期，我还不曾见到她母亲。 她今天是伊莎贝尔，我一眼就看了出来。她现在生活在一个与现实毫无关系的梦幻世界，轻飘飘的，一点重量也没有，如若到处翩翩起舞的黄蝴蝶停在她的肩上，我是不会感到惊讶的。 “你又来了！”她容光焕发地说，“前些时候你到哪里去了？” 倘若她是伊莎贝尔，她就用“你”来称呼我。这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随后她就用“你”来称呼所有的人。 “你到哪儿去了？”她又问一次。 我朝着大门做了个手势。“在某个地方，在那外面。” 她审问似的盯住我片刻。“外面？为什么？你在那儿寻找什么东西吗？” “我想是的，但愿我知道是什么！” 她笑了。“算了吧，罗尔夫。你永远找不到什么的。” 听到她喊罗尔夫，我不禁吃了一惊。遗憾的是她常常这么称呼我，因为正如她看错自己一样，她也把我看成是别的什么人，并且也不都是看成同一个人。她一会儿叫我罗尔夫，一会儿叫我鲁道夫，甚至有一次叫我拉乌尔。罗尔夫是一个我无法容忍的无聊家伙的名字。拉乌尔像是个诱骗女人那类人的名字。倘若她叫我鲁道夫，她如痴似梦，一片钟情，我是最喜欢她这么叫我的。她无视我的真名路德维希·博德默尔。我已多次告诉她我的名字，但是她没把它放在心上。 在头几个星期里，一切都使我相当迷惑，但是现在我已经习惯了。当时我对精神病也还抱着流行的观点，我所想象的精神病，无非是慢性癫狂病，有谋杀企图和口齿不清的白痴，热纳维耶芙和这些情况不同，使我非常吃惊。起初我几乎不敢相信她患病，我觉得把名字和身份混淆起来，无非是在做游戏，至今我有时还是这么看的。后来我才明白，尽管如此，在这脆弱的幻想之后，却默默地隐藏着混乱。这种混乱还没有到来，可是它已经快来了，这一点连同她才二十岁以及由于生病使她具有一种几乎是悲剧性的美，赋予伊莎贝尔一种特殊的吸引力。 “来，罗尔夫。”她说着，拉住我的臂膀。 我再一次试图逃脱这可恶的名字。“我不是罗尔夫，”我解释说，“我是鲁道夫。” “你不是鲁道夫。” “是的，我是鲁道夫。鲁道夫，独角兽。” 她这样叫过我一次。但是我现在没这运气。她微笑着，完全像对一个傻孩子微笑一样。“你不是鲁道夫，你不是罗尔夫。可是你也不是你所想的人。现在你来，罗尔夫。” 我瞅着她。顷刻间我又感觉到，她并没生病，完全是装出来的。 “别那么无聊，”她说，“为什么你总想做那个人呢？” “对，为什么？”我惊奇地回答，“你说得对！为什么要做那个人？究竟有什么需要如此迫切地保存在他那里？为什么要自认为了不起？” 她点点头。“你和大夫！风最终会吹遍所有事物的。为什么你们不愿承认？” “包括大夫吗？”我问。 “是的，就是自称为如此的人。他对我什么都要啊！而他什么也不知道。夜间，如若不朝那里看，就不知道草是个什么模样。” “那看上去是什么样子？或许是灰的或黑的。有月光照射，就是银白色的。” 伊莎贝尔笑了。“这我想过了！你也不知道。跟大夫一个样。” “究竟看上去是什么样子？” 她停住脚步。一阵风吹过，随之而去的是蜜蜂和花香。黄色连衣裙像船帆飘动。“根本不存在。”她说。 我们继续走。一个身穿精神病医院服装的老太在林荫大道上从我们身旁走过。她的脸色潮红，泪水闪闪发光。两个束手无策的家属傍着她走来。“如果草不存在，究竟有什么东西？”我问道。 “什么也没有。只有朝那里望去，它才在那里。有时我们迅速转过身子，还可以看到。” “什么？看到它不在那里？” “不在那里，但是可以看到它——草和在你身后的一切——迅速退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像去参加舞会的差役。你转身时必须特别迅速，那么你还可以看到它们，否则它们已待在那里，装成无辜的样子，仿佛它们从未离开过。” “谁？伊莎贝尔？”我谨慎地问道。 “事物。在你后面的一切。可是它们只是在等待你转过身子，以便它们可以溜走。” 我思索一会儿。我想，这情形跟我们身后经常有道万丈深渊相似。“假如你转过身子，我也不存在吗？”我问道。 “你也不存在。什么也没有。” “哦，是这样。”我说，有点不是滋味，“可对我来说，我总是存在的。即使我转身如此神速。” “你转向错误的一面了。” “还有不同面吗？” “对你来说是有的，罗尔夫。” 我听到这可恨的名字，又重新抽搐起来。“对你呢？你怎么啦？” 她瞅着我，心不在焉地微笑，仿佛她不认识我。“我？我可是不存在呀！” “是这样？我觉得你的的确确存在的。” 她的表情在变化。她又认识我了。 “真的吗？为什么你不经常告诉我？” “可我总是再三告诉你的。” “说得不够。”她把身子靠着我，我感觉她在呼吸，感到她薄绸下的胸脯，“从来没说够，”她叹口气说，“为什么没有人知道这？啊，你们这些塑像！” 塑像，我想。究竟我还有什么办法？我瞧着她，她美丽而情绪激昂，我感觉到她，每次我同她在一起时，仿佛千百个声音在通过我的血管打电话，可是随后就中断了，仿佛所有的人都打错了，我不知如何是好，除了产生迷惑以外什么都没有。人家不会追求一个精神病的姑娘。或许别人会，可我不会。仿佛别人想追求一个自动的木偶，或者是被催眠入睡的某人。但这丝毫不能改变：人们感觉不到她就在身旁。 我们走出林荫大道的绿色树荫，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阳光照耀下的郁金香和水仙的花圃。“你必须把帽子戴上，伊莎贝尔，”我说，“大夫要你戴上。” 她把帽子扔在花丛中。“大夫！他什么都要！他要和我结婚，但是他的心已经饿荒了。他是只出汗的猫头鹰。” 我不相信猫头鹰会出汗。但是尽管如此，那情景是有说服力的。伊莎贝尔像个舞蹈家站到郁金香的中间，蹲下身子。“你在这儿能听见吗？” “当然，”我感到轻松地说，“每个人都能听见。那是钟。敲着升F大调。” “什么是升F大调？” “一种音调。所有音调中最甜美的。” 她把自己宽大的连衣裙往花丛上抛去。“现在它们还在我心里响吗？” 我点点头，看着她狭窄的后颈。一切都在你心中响，我想。她摘下一朵郁金香，端详开放着的花朵和涌出液汁的肥硕茎秆。 “这里的这个不甜美。” “好——那是C大调的钟声。” “一定是大调吗？” “也可以是小调。” “不可以两者都是吗？” “在音乐上不可以，”我说道，被逼得走投无路，“那是有一定原则的。它只可以是这个或是那个。或是一个接着另一个。” “一个接着另一个！”伊莎贝尔略带点蔑视瞅着我，“你总是有借口的，罗尔夫。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我希望，是另一种样子。” 她突然站了起来，扔掉她折断的郁金香。她一跳就越过花圃，使劲抖干净她的连衣裙。然后她把连衣裙向上提，看着自己的两条腿。她的脸由于厌恶而变丑了。 “发生了什么事？”我吃惊地问。 她指着花圃。“蛇——” 我望着花。“那里没有蛇，伊莎贝尔。” “有！就在那里！”她指着郁金香，“你没看到它们想要什么？我已经察觉出来了。” “它们什么也不想要。它们是花。”我下意识地说。 “它们碰到我了！”她由于厌恶而颤抖起来，目光一直凝视着郁金香。 我抓住她的两只手臂，把她的身子转过去，使她看不到花圃。“现在你已经转过身子了，”我说，“现在它们已经不存在了。” 她拼命呼吸。“不要留情！把它们踩烂，鲁道夫。” “它们已经不存在了。你已经转过身子了，它们现在都走了，如同夜间的草和事物。” 她的身子靠着我。突然间我在她看来，不再是罗尔夫了。她把脸靠在我肩膀上。她无须再对我解释什么。我是鲁道夫，必定是知道的。“你有把握？”她问道。我觉得她的心脏在我手旁搏动。 “完全有把握。它们走了，像星期日的差役。” “不要留情，鲁道夫。” “我不留情。”我说。我不知道她说的是什么，但是也没有必要知道。她已经安静下来了。 我们缓缓地往回走。她几乎没有休息，走得累了。一位穿着平底鞋的护士奔了过来。“您得来吃饭，小姐。” “吃饭，”伊莎贝尔说，“为什么人总是要吃饭，鲁道夫？” “为的是不会饿死。” “你又在撒谎。”她像对一个没有希望的儿童那样疲倦地说。 “这次没撒谎。这次说的是实话。” “是这样？石头也吃东西吗？” “石头有生命吗？” “当然啰。是一切东西中最健壮的。那么健壮，所以是永恒的。你不知道晶体是什么？” “只从物理课上知道的。这肯定是错的。” “纯粹恍恍惚惚，”伊莎贝尔用耳语的声音说，“不像那里的那个——” 她朝后对着花圃做了个动作。女看管人员抓住她的手臂。“您的帽子在哪里，小姐？”她走了几步后问道，并环顾四周，“您等一下，我把它找来。” 她走了去，以便从花丛中把帽子找出来。伊莎贝尔急急忙忙跟在她后面，六神无主地回头看向我。 “别离开我，鲁道夫！”她低声地说。 “我不离开你。” “不要走开！我现在必须走。他们来接我了！但是你别走开！” “我不走开，伊莎贝尔。” 女看管人找到了帽子，现在她像命运那样迈着阔步前进。伊莎贝尔站着，她望着我。这情景恰似永别的样子。每次她总是这样，仿佛这就是永别。谁知道，她再来时会是怎样，会不会把我认出来？ “请您把帽子戴上，小姐。”女看管说。 伊莎贝尔拿着帽子，软弱无力地让它从手上垂挂下来。她掉转身子，走回病区去。她没有回过头来往后看。 三月初热纳维耶芙突然在公园里朝我走来并开始同我攀谈的事就这么开始了，仿佛我们是老知交似的。这并不是件非同寻常的事——在精神病医院里，人们相互之间是用不着介绍的，这儿的人不搞这些形式主义的做法，只要愿意，人们可以相互交谈，不需要冗长的客套。想到什么，就可以立即谈论什么，另一方不理解，也并不碍事——这是次要的。一个人不想说服另一个人，不想解释：人在那儿，说着话，而且两个人的话题常常彼此不同，两个人能相互了解真了不起，因为他们根本不去听对方说些什么。例如，有个自称格列高利七世教皇的、两腿像军刀一样的矮小男子，从来不跟人讨论。他无须叫人相信他是教皇。他就是教皇，无须再说。他对狮王亨利非常忧虑。卡诺萨并不远，有时他也说到这件事。他的谈话伙伴可能是个相信自己完全是玻璃做的人，并请求任何人不要去碰撞他，因为他已经有一道裂缝，这并不妨碍格列高利。两个人彼此交谈，格列高利谈论穿着衬衣悔过的国王，那个玻璃人说他对太阳忍受不了，因为太阳能在他身上反光，后来格列高利赐予他教皇的祝福，玻璃人把用来挡住自己透明的头免受太阳照射的头巾取下来一会儿，两人行了数世纪以前的礼节分手。因此，当热纳维耶芙朝我走来与我搭讪时，我并不惊讶，我只对她这么美丽感到诧异，因为她恰恰是伊莎贝尔。 她同我谈了好久。她穿一件轻便的、淡颜色的裘皮大衣，它的价值至少相当于十至二十块由最好的瑞典花岗岩凿成的十字架墓碑，另外还穿一件晚礼服和金黄色的拖鞋。当时是上午十一点，在围墙那边的那个世界里，这是不能想象的。但在这儿只会令人激动不安，仿佛有个带降落伞的人从别的星球被吹落下来。 那是一个有太阳、阵雨、刮过风以及突然平静的日子。它们轮流出现，杂乱无章，一个钟头三月天气，一个钟头四月天气，后来有段时间，五月和六月的天气突然来临。另外，伊莎贝尔从某地来，真的是来自某地——从那没有边界的地方，从那理性之光还面目全非地像飘动的北极光挂在天际的地方，那儿不分昼夜，只有自己的光线回音和回音的回音，以及彼岸和永恒的广袤中惨淡的光亮。 她一开始就把我搞糊涂了，一切有利因素都在她一边。我虽然在战争中失去许多资产阶级的概念，但是这不过使我变得玩世不恭，使我有些绝望，并没使我变得优越和自由。我坐在那儿，凝视着她，仿佛她没有重量，在飘浮着，而我却吃力地朝着她踉踉跄跄走去。此外，她的一言一语常常闪烁着超人的智慧，只是要推迟一些时间，然后就令人吃惊地现出一幅深远的景象，它可以使人的心脏搏动起来。然而每次我想把握它时，轻纱和迷雾又飘来把它遮上，于是她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了。 她头一天就吻我，她的动作做得那么自然，因而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但是这丝毫也不能改变我没有觉察的事实。我觉察出来了，它使我兴奋，但是后来它却像一个浪头拍打暗礁的障碍物一样——我知道，她所想象的根本不是我，而是别人，是个幻想中的人，一个叫罗尔夫或鲁道夫的人，或许她所想象的也不是那个人，而只不过是些从阴间的暗流里涌上来的名字，没有根源也没有关联。 她从那时起几乎每个星期日都来到花园，如若下雨，她就到礼拜堂来。我从女总管那里得到许可，只要我愿意，可以在弥撒之后练习管风琴。天气不好时我这么做。我实际上不是练习，我弹得太差了，我弹管风琴就像弹钢琴一样：我演奏是为了自己，为了某些动摇不定的幻想，尽可能做到为了某些情调、梦想和对不确定的事物、对未来、对满足和对我自己的渴望。要做到这一点，无须演奏得特别好。伊莎贝尔偶尔也来旁听。她坐在台下昏暗之中，雨拍打着五颜六色的窗玻璃，管风琴声拂过她阴暗的头颅，我不知道她想什么，这情景真奇怪，令人有些感伤，但是在这后面隐藏着会突然提出的为何如此的询问，喊叫，恐惧和沉默。每当我们待在昏暗和发出管风琴声的空荡教堂里时——我们只有两人，仿佛就没有别的人了，我们是由半明半暗的光线、管风琴和雨联系在一起的。尽管如此，我们却是永远分离，没有任何桥梁来沟通，互不了解，没有话语，只有我们之间生命界限上小小守护之火在奇怪地燃烧，我们看到并错误理解这些界限，她以她的方式，我以我的方式，像不聋、不哑、不盲的聋哑盲人，并因此变得穷困多了，失去许多关系，我感觉到这一切，我也感觉到生物身上一些不可思议的孤独。驱使她来我这儿的动机是什么？我不知道，并且永远也不想知道——它已经被埋在瓦砾和山崩之中了——但是我也不明白，为何这种特殊的关系尽管如此还这么使我迷惑。然而我知道，她发生了什么事，她想象中的人并不是我，尽管如此，它却使我渴望我不知道的事物，并使我震惊，使我有时无缘无故、毫无意义地幸福或悲伤。 一位身材矮小的护士朝我走来。“女总管想跟您谈谈。” 我站起来，跟着她走。我心里感到不大舒服。或许有个护士刺探了秘密，女总管想对我说，只许我同六十岁以上的病人交谈，不然她就把我解雇，虽然主管医师已经说过，伊莎贝尔有社交活动是好的。 女总管在她的会客室接见我。会客室散发出地板蜡和肥皂味，气氛很是一本正经，丝毫没有春天的气息。女总管是一位瘦削果断的妇女，她亲切地接见我，她认为我是个热爱上帝、相信教会的无可指责的天主教徒。“五月快到了。”她说，直盯着我的眼睛。 “是的。”我回答，并且打量着洁白的窗帘和空荡荡、发亮的地板。 “我们想过，是否可以举办个五月祷告。” 我如释重负，沉默不语。“城里的教会在五月里每晚八点都有个祷告。”女总管说。 我点点头。我了解五月的祷告。黄昏时香烟缭绕，祭器闪烁发光，祷告以后，青年人还在古树参天、金龟子嗡嗡作响的广场上欢腾些时候。我虽然没去过，但是在我当兵前，我就知道了。我同少女们初次接触，就是从那时开始的。一切都令人感到兴奋、神秘与和谐。可我并没有想到，这个月每晚八点来这儿弹奏管风琴。“我们至少得每星期日举行一次祷告，”女总管说，“我指的是一次盛大的、有风琴音乐和谢恩赞美歌的祷告。没有音乐的祷告反正每晚将为护士们举办一次。” 我考虑着。星期天晚上待在城里无聊，再说祷告只不过短短一个小时。 “我们所能给的报酬很少，”女总管解释，“像做弥撒所付的那么多。现在这种时候这点报酬并不算多，是吗？” “是的，”我说，“这并不算多。现在外面通货膨胀。” “我知道。”她犹豫不决地站立着，“可惜教会的公事程序尚未建立。教会想的是几世纪以后的事。我们只好将就。我们这么做，最终也是为了上帝，而不是为了钱。不是吗？” “可以两者兼顾，”我回答，“那就特别幸运了。” 她叹了口气。“我们受教会当局规定的约束。每年只规定一次，而不是经常调整。” “对于传教士、神父和主教的薪水也是这样吗？”我问道。 “这个我不知道，”她说，脸色略微变红，“但我相信是的。” 我这时已经下定决心。“今天晚上我没有时间，”我解释，“我们有个重要业务会议。” “今天还是四月。但是下星期日——或者，如果您每星期日不行，也可以是别的日子。不时举行个真正的五月祷告，那就太妙了。圣母必定会赐福给您的。” “当然了。只不过困难在于一顿晚餐。八点钟正好在当中。在这之后吃饭太晚，在这之前又匆匆忙忙。” “噢，原来是这样！如果您愿意，您当然可以在这儿用餐。神父阁下也总是在这里用膳。或许这是个办法。” 这跟我所想的办法完全一样。这儿的饭菜几乎同爱德华那里一样丰盛，如果我同神父一道用餐，肯定还会再加一瓶葡萄酒。由于爱德华废止星期日使用预购的餐券，所以这甚至是条再好不过的出路。 “好的，”我说，“我试试看。关于钱的问题，我们无须再谈了。” 女总管舒了一口气。“上帝会给您赐福的。” 我走回去。园中的路径空无一人。我等了穿山东绸制的黄色连衣裙的伊莎贝尔一些时候。后来城里中午的钟声响了起来，我知道，伊莎贝尔午睡的时候到了，然后医生要来，四点钟之前无事可做。我走出大门往山丘下走去。下面是带有布满绿锈钟楼和冒烟烟囱的城市。七叶树林荫大道的两侧是广阔的田地，每天都有没有危险的精神病患者在那里劳动。精神病医院一部分是公家的，一部分是私人的。私人入院病人当然无须劳动。田地之后是一片树林，林中有小溪、池塘和空地。我少年时曾在那里捕鱼、捉水蜥和蝴蝶。如今才过了十年，但是那时的生活似乎是另一种样子，似乎是在遥远的时代。那时，生活平静地度过，有机地发展，从童年起，一切都有条不紊。战争把它改变了，从1914年起，我们过着一段动荡不定的生活，然后是第二段和第三段。这些生活并不连贯，我们也不可能把它们凑合在一起。因此要理解伊莎贝尔以及她的各种不同的生活就不太难了。只不过她在这方面似乎比我们好些，若是她过着一种生活，她就忘记所有其他的。而我们的生活，每个阶段都是乱七八糟的。我们的童年由于战争而中断，而后是饥饿的时代和欺骗的时代，是战壕的时代以及渴望生存的时代，这一切阶段中，有些东西给留了下来，并且使人不安。这是无法简单地抛到脑后的。童年的天堂、残杀的知识、被夺去的青春、过早认识玩世不恭，总是令人吃惊地一再出现，并毫不妥协地相互抗衡。 [book_title]四 我们坐在办公室等候里森费尔德。晚餐我们吃了一碗豌豆汤，汤里炖有肉，很稠，长柄勺可以竖直地插在汤里，另外我们还吃了猪蹄子和猪耳朵，还有一块非常肥实的猪肚。我们需要油脂，是为了防止酒精浸透我们的胃，今天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比里森费尔德早醉。因此克罗尔老太太亲自给我们掌勺，而且还把一份含油脂的荷兰干酪硬加给我们作最后一道点心。公司的前途面临着危险。我们必须从里森费尔德那里夺得一宗花岗岩，即使我们为了这个得跪在他面前爬到家去。大理石、贝壳石灰石、砂岩我们还有货，但是花岗岩、丧宴的鱼子酱，我们却奇缺。 海因里希·克罗尔这绊脚石给搬走了。是棺材木匠维尔克帮我们的忙。我们给了他两瓶烈酒，他在晚餐前邀请海因里希打斯卡特牌，喝酒。海因里希上了当，白吃点东西，他是不会拒绝的，随后他痛饮起来，他认为自己如同每个爱国之士一样酒量过人。实际上他喝不了多少，突然间就醉倒了。几分钟前，他还夸口一个人要把社会民主党打出国会，随后他就张开嘴巴打鼾，再用“跳起来，前进，前进！”的命令也无法把他弄醒，特别是因为他正如我们所安排的在吃菜之前空着肚子喝了烈酒。他现在就在维尔克工场的一口用锯木屑垫得软软的橡木棺材中睡觉，对我们已经无害了。我们出于极其谨慎的缘故，没有把他弄到他自己的床上，因为他一睡上去，说不定要醒过来的。维尔克坐在我们楼下的雕刻家库尔特·巴赫的工作室里，并同他玩多米诺骨牌，两人都喜欢玩这种牌，因为有许多时间可以从容考虑。此外他们还欢饮了一瓶多烈酒，那是在海因里希醉倒后剩余下来的，这也是维尔克所要求的报酬。 我们想从里森费尔德那里取得那宗花岗岩，当然我们无法预先把款支付给他。我们还从来没有积攒过那么多的钱，况且把钱存在银行里也是荒唐的事，它将像六月里的雪那样融化。因此我们想给里森费尔德一张三个月到期的期票。这即是说，我们打算几乎不花钱就购到这宗货。 当然，里森费尔德也不会吃亏。这条生存在人类泪海中的鲨鱼也想同每个诚实的商人一样赚钱。因此他必定一俟从我们这里拿到期票，就把它交给他的或是我们的银行并叫人把它兑现。随后银行将确认，里森费尔德和我们都有权得到这笔款项，兑现时银行要扣除百分之几，才支付这笔款项。我们立即还给里森费尔德兑现时被扣去的百分率。这样，他出售这宗货全部拿到现款，仿佛是我们预先支付给他的。但是银行一点也不吃亏，它将立即把期票交给帝国银行，帝国银行将支付给它，如同先前它支付给里森费尔德一样。期票到了帝国银行便留在那儿，直到它期满后被提出兑现为止。期票后来还值多少，那就可想而知了。 我们是在1922年后才懂得这一切的。在此以前，我们都像海因里希·克罗尔一样干活，却濒于破产。当时我们差不多卖光全部存货，我们不禁大吃一惊，眼见我们所得到的无非是个无用的银行户头和几箱钞票，这些钞票还不够把我们的铺子裱糊起来。我们最初设法尽可能快地卖出和重新购进，但是通货膨胀毫不费力地跑到了我们前面。等到我们收到售出墓碑的款子，总要拖很长时间，这期间货币贬值快得惊人，以至原来赚钱最多的生意也变得蚀本。后来我们开始用期票来支付，这才维持下来。当然我们现在还没赚多少钱，但是我们至少可以生存。由于德国每个企业都靠这方式为自己筹措资金，帝国银行自然就得不断印刷空头钞票，马克价值越跌越快。政府也乐于这么做，因为它依靠这种方式就可以消除它的国内债务。破产者是那些不能用期票进行采购的人，是那些有点财产而不得不把它变卖的人，是小店主、工人，是眼睁睁看着其银行存款一天天贬值的领取养老金者，是那些必须靠薪金生活的职员和公职人员，他们那点薪水已经购买不到一双新鞋子了。赚钱者是那些黑市商人、期票大王，能用几块美元、克朗或兹罗提购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的外国人以及无限制增加自己的股票和财产的大企业家、工厂主和交易所投机商人。对他们来说，一切几乎是不用花钱的。那都是存款者、有正当收入的人和规规矩矩的人削价出售的大宗货物。兀鹰从四面八方扑翅飞翔，只有那些会欠债的人的境况才不错，债务很自然就勾销了。 里森费尔德到了最后时刻才把这一切教给我们，使我们成了大破产中为数甚少的寄生虫。他接受我们第一张三个月期票，虽然至少我们当时没有具备提供期票上这笔款子的条件。但是奥登瓦尔德厂是完好的，这一点就够了。我们当然感恩戴德。每逢他来韦尔登布吕克，我们就设法像款待一位印度王公那样款待他，当然，那是就一位印度王公在韦尔登布吕克可能受到的款待而言。我们的雕刻家库尔特·巴赫画了一幅他的彩色肖像，我们把它嵌在一个别致的真金框里，隆重地递送给他。可惜他并不中意。在那张画像上，他的样子像个候补神父，恰恰是这点他不喜欢。他想外貌上要像个阴险的拐骗者，并且设想，如若他有个尖肚皮和两条弯曲的短腿，他将会成为自我欺骗的榜样，引起人们注意。可是有谁不靠自我欺骗生存呢？至于我，难道就不能依靠我的善良和平庸的能力——特别是在晚间——梦想成为更好的、足够有能力找到一位出版商的人吗？在这种情形下谁会对里森费尔德的O形腿扔出第一块石头？特别是当它们在这年头还穿着真的英国精纺毛料裤的时候。 “我们对他怎么办，格奥尔格？”我说，“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吸引他！光是喝酒，里森费尔德是不满足的。他的幻想太多，性格太不安静。他想看点什么，听点什么，如果可能，还想摸几下。但是可供我们挑选的女士们真令人失望。我们仅认识的几位漂亮女士，对于整晚聆听里森费尔德高谈阔论他在1923年扮演唐璜一角的故事并不感兴趣。而乐于助人和谅解人的女士们，可惜都是又老又丑。” 格奥尔格狞笑着。“我不知道我们今晚的现款是否够用。昨天提款时，我在美元牌价上犯了个错误，我当时以为那仍然会是十点的牌价，到十二点挂牌时发现已经太晚。星期六中午银行是停止营业的。” “可今天牌价一点不变。” “在红磨坊已经变了，我的孩子。在那里，星期天已经在用两天后的美元牌价了。上帝才知道一瓶葡萄酒今晚要多少钱！” “上帝也不知道，”我说，“老板本人也不知道。他只有在电灯亮时才确定售价。为什么里森费尔德不喜欢艺术、绘画、音乐或文学？要是那样，就可以少花点钱了。博物馆的入场券总是二百五十马克。我们本可以带他去看几个小时画作和石膏头像的，或者请他听音乐。今天在凯瑟琳教堂有一个民间的管风琴音乐会。” 格奥尔格笑得呛了起来。“唉，好吧，”我解释说，“在那里和里森费尔德见面确实荒谬，但是为什么他就连轻歌剧和轻音乐也不喜欢？我们本来可以带他去看戏，总比该死的夜总会要省钱！” “他来了，”格奥尔格说，“你问问他。” 我们打开门。在暮色中，里森费尔德摇晃着身子走上台阶。我们立即看出，春天黄昏的魔力对他没有产生影响。我们虚情假意地向他问候。里森费尔德觉察出来，斜着眼睛看我们，扑通一声坐在沙发上。“您少说废话。”他朝我这面嘟哝着。 “反正我要这么说，”我回答，“只是有点为难。您称之为‘废话’，别的地方却叫作‘礼貌’。” 里森费尔德恶意地狞笑一阵。“现在靠礼貌已经吃不开了。” “吃不开？那究竟靠什么？”我问道，目的在于激他说话。 “靠铁手腕和橡胶的良心。” “但是，里森费尔德先生，”格奥尔格泰然自若地说，“您自己的礼貌却是世上最好的！或许按资产阶级的意义来说不是最好的，但肯定是很不错了。” “真的？但愿您不至于搞错！”里森费尔德虽然拒绝，却明显表现出已经接受讨好。 “他的举止像个强盗，”我插进来说，格奥尔格正盼着我这么说，我们事先未经排练就演出这出戏，仿佛演熟了似的，“或者毋宁说是举止像个海盗。不幸的是那为他带来了成功。” 里森费尔德在听到“强盗”的这个词时惊颤了一下，这一枪距离太近。听到“海盗”时，他的心情又缓解了。这正合我们的意图。格奥尔格从装有瓷质天使的抽屉里取出一瓶罗特产的谷物酒，斟满酒杯。“我们要为什么干杯？”他问。 通常人家都是为健康和生意兴隆干杯，可是我们这里却有些为难。里森费尔德在这方面的感觉过于细腻，他认为，墓碑公司的人这么说不仅荒谬，而且也是希望人死得越多越好。要是那样，也可为霍乱和战争干杯。后来我们就干脆把如何来措辞的事托付给他。 他斜着眼睛盯住我们，手里拿着酒杯，但什么也没说。过一会儿，他在黄昏之中突然开了腔：“时间究竟是什么？” 格奥尔格吃了一惊，把酒杯放了下来。“生活的辛辣。”我回答说，一点也不激动。这老家伙用他的诡计要把我制服可不容易。我这个韦尔登布吕克诗人俱乐部会员不是白当的，我们对探讨重大问题已经习惯了。 里森费尔德对我毫不尊重。“克罗尔先生，您有何高见？”他问道。 “我是个普通人，”格奥尔格说，“干杯！” “时间，”里森费尔德坚持说，“时间，不停地流动，不是指我们这糟糕的时代！时间，缓慢的死亡。” 这一次我也把酒杯放下来。“我想，我们最好把灯打开，“我说，“您晚上吃过什么东西，里森费尔德先生？” “大人说话时请您别插嘴。”里森费尔德回答。我发觉，我有一瞬间走神了。他并不是想叫我们吃惊，他想的和说的一样。谁知道他下午发生了什么事！我很想回答他，时间就是他必须签字的期票上一个重要因素，但是我宁肯闷头喝酒。 “我现年五十六岁，”里森费尔德说，“但是我还记得起我二十岁时那个年代，仿佛那只是几年前的事。而这期间的一切都到哪儿去了？发生了什么事？我突然醒来，已经老了。克罗尔先生，您的情况又如何呢？” “差不离，”格奥尔格平静地回答，“我现年四十，但是我觉得自己已像六十岁。我身上有过战争创伤。” 为了附和里森费尔德，他撒了谎。“我的情况是另一回事，”我解释说，同样为了表示我的附和，“我也经历过战争。我应征时只有十七岁。现在我二十五岁，我感到自己还像是十七岁。像十七，也像七十岁。当兵夺去了我的青春。” “您身上没受战争的影响，”里森费尔德回答说，看来今天他在专门跟我作对，因为时间即缓慢的死亡，如今还没有像抓住他那样抓住我，“您无非是智力发育迟缓而已。事实上，战争甚至催您早熟，没有战争，您今天或许还停留在十二岁的阶段上。” “谢谢这般恭维！”我说，“每个人十二岁时都是个天才。随着性成熟的到来，他才失去他的独创性。关于性的成熟，您这位花岗岩卡萨诺瓦也太过重视了。精神自由的损失，只得到相当单调的补偿！” 格奥尔格再次斟酒。我们意识到这一晚将是困难艰巨的。我们必须把里森费尔德从悲哀的深谷中拉出来，而我们之中谁也没有兴趣在今晚谈论枯燥无味的哲学。我们宁肯坐在七叶树下，悠悠然默默地喝一瓶摩泽尔的葡萄酒，而不愿在红磨坊夜总会同里森费尔德一起为他失去的年华而悲伤。“若是您对时间的现实性感兴趣，”我抱着点希望说，“那么我可以效劳把您带到一个俱乐部去，即我们亲爱故乡的诗人俱乐部，那儿您接触到的尽是这方面的专家。作家汉斯·洪格尔曼在一部尚未出版的著作中把这问题写成约六十首诗。我们马上可以去，每星期天晚上都有个聚会，有余兴节目。” “有女士吗？” “当然没有。妇人写诗就好像马做算术一样。当然，萨福的女学生们例外。” “余兴节目究竟是些什么？”里森费尔德自然而然问道。 “谩骂其他作家，特别是有成就的作家。” 里森费尔德轻蔑地嘟哝着。我已经想退却，这时对面瓦策克屋里的窗户突然灯火通明，宛如漆黑的博物馆里出现一幅照得通亮的图画。我们望见莉萨就在窗帘之后。她正在穿衣服，除了奶罩和一条极短的白绸内裤，什么也没穿。 里森费尔德像只土拨鼠从鼻子里吹了声口哨。他的感伤情绪立即烟消云散。我站起来准备开灯。“别开灯！”他吼了一声，“您这个人究竟有没有诗意？” 他悄步走到窗前。莉萨开始把一件紧身连衣裙从头上套下去。她像蛇一样蜷曲着身子。里森费尔德气喘吁吁：“多迷人的娘儿！我的天哪，屁股！像个梦！那是谁？” “浴中的苏姗娜。”我解释说。我想委婉地对他解释，我们此刻正在扮演偷看苏姗娜的老色鬼角色。 “瞎扯！”抱着爱因斯坦观念的窥淫狂病人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金色的窗户，“我是说她叫什么名字？” “不知道。我们第一次看到她。今天中午她还没住在那里。” “真的？”莉萨已经穿上连衣裙，用手把它拉拉平。格奥尔格在里森费尔德背后给自己和我斟酒。我们把酒一饮而尽。“性格奔放的女人。”里森费尔德说着，又继续贴在窗前，“一位女士，看得出来，或许是个法国人。” 我们知道，莉萨是波希米亚人。“可能是个名叫德拉图尔的小姐。”我回答说，目的是想再进一步刺激他，“我昨天在什么地方才听到这名字。” “您瞧！”里森费尔德即刻向我们转过身来，“我就说她是个法国人！一下子就看出来的，je ne sais pas quoi！您也没发现，克罗尔先生？” “您在这方面真是个行家，里森费尔德先生。” 莉萨房间里的灯熄灭了。里森费尔德把他的酒倒进锁得紧紧的喉咙里，又把脸贴在窗户上。过了一会儿，莉萨出现在屋门口，沿着街道向下走去。里森费尔德目送着她。“走起路来真迷人！她不走小步，而是迈着大步。真是只肥豹子！走小步的女人令人失望。但是我敢为她担保！” 我在他说到“肥豹子”时又很快喝了一杯。格奥尔格无声地冷冷一笑，坐到他的椅子上。我们成功了！现在里森费尔德转过身子。他的脸像一轮苍白的月亮微光闪烁。“开灯，我的先生们！我们还等什么？到生活里去！” 我们随他走进温柔的夜晚。我注视着他那像青蛙一样的背部。我嫉妒地想：若是我也能像这位变幻无常的艺术家一样，也那么干脆地从我单调的时光中摆脱出来该有多好呀！ 红磨坊夜总会挤得水泄不通。我们只找到一张离乐队非常近的桌子。音乐本来已经够响的，在我们的桌子附近简直震耳欲聋。起先我们相互交谈时得朝着对方耳朵喊叫，后来我们三个人只得像聋哑人那样打起手势。舞池拥挤不堪，人们几乎动弹不得。但里森费尔德对这毫不介意。他侦察到有一个身穿白绸的妇女在卖酒柜台旁，就朝她奔了过去。他得意扬扬地用他的尖肚皮把她推到舞池中。她比他高出一个头，无聊地凝视着他头部上方那用气球装饰起来的空间。可是在下面，里森费尔德却像维苏威火山那样沸腾。恶魔已经攫住他。“我们往他的葡萄酒里掺烈酒，让他快点醉倒，你觉得如何？”我对格奥尔格说，“这家伙像头森林里带斑点的驴子拼命喝！这已经是第五瓶了！如果事情这样继续下去，两个钟头后我们就要破产。我猜我们已经喝掉几块峁形墓碑了。但愿他不会把那白妖精带到我们桌边，那样我们还得请她喝酒。” 格奥尔格摇摇头。“那女人是卖酒柜台的。她必须回到那儿去。” 里森费尔德再次出现。他满脸通红，流着汗。“这一切完全与幻想的魔术不一样啊！”他在闹哄哄声中对着我们吼叫，“完完全全真的，妙！但是诗歌在哪里？今晚漆黑天空下的窗户，像是在做梦！这样一个女人——您明白我指的是什么吗？” “完全明白，”格奥尔格喊着回答，“没拿到手的东西似乎总比手里的东西好。人生的浪漫和愚蠢就在于此。干杯，里森费尔德！” “我讲得没那么粗鲁，”里森费尔德伴着狐步舞曲《啊，但愿圣彼得知道》吼叫起来，“我讲得要委婉些。” “我也是。”格奥尔格吼着回答。 “我说得更委婉了。” “好吧，随您要怎样委婉！” 乐曲的音量越来越强。舞池像个五光十色的沙丁鱼罐头那样拥挤不堪。我突然像触了电。在右边跳舞的人堆里，我的女朋友埃尔娜被一个像身穿衣服的猴子那样的人搂住，正朝着这边移动舞步。她没看到我，但我从远处已经认出她那红头发。她不知羞耻地靠在那十足的小流氓肩上。我不动声色坐在那儿，但是我觉得自己仿佛吞下了一颗手榴弹似的。这畜生居然在那儿跳舞，我尚未发表的诗集《尘土和星星》中有十首诗是献给她的，可她一周以来却在骗我，说她因为轻度脑震荡而不能外出。她说她在黑暗中跌倒了。对，跌倒了，跌到这小流氓的胸脯上，他穿着双排纽黑礼服，他那撑在埃尔娜腰部的手爪上戴着一只印章戒指。而我这笨蛋今天下午从我们花园里摘了粉红的郁金香，还附上一首题为《潘的五月祷告》的三行诗送给她。或许她此时正把这首诗朗诵给这流氓听！我一眼看到，这两个人笑得直不起腰来。 “您怎么了？”里森费尔德吼道，“您不舒服吗？” “热！”我回吼了一声，觉得汗水在顺着我的背部往下淌。我怒火中烧，如果埃尔娜转过身子，她会看到我脑门涨得通红，正在淌着汗。但是我现在对世界上的一切需要深思熟虑，冷静而从容不迫像个社交家一样地行动。我迅速用手绢揩抹我的脸。里森费尔德狞笑着，一点也不同情。格奥尔格看着。“您自己也在冒着汗，里森费尔德。”他说。 “我的情况完全两样！那是玩得有味才流的汗！”里森费尔德吼道。 “那是正在消逝的时间的汗水。”我不怀好意、声音沙哑地说，我觉得汗水已经淌到我的嘴角，还带着咸味。 埃尔娜越靠越近。她甜滋滋地看着乐队。我脸上流露出一种略为惊讶、轻蔑的笑意，现在汗水浸湿了我的衣领。 “您究竟怎么啦？”里森费尔德喊道，“您这副模样真像一只梦游的袋鼠！” 我不理睬他。埃尔娜已经转过身子。我冷冷地瞅着跳舞的人，我用一种逐渐醒悟的表情打量着她，装出偶然认出她的模样。我懒洋洋地举起两只手指表示问候。“他发疯了。”里森费尔德吼叫着，吼声透过狐步舞曲《天父》的节奏。 我没有回答。我实际上无话可说。埃尔娜根本没有看见我。 音乐终于停止。舞池里的人慢慢散去。埃尔娜消失在一个凹进去的地方。“您是十七，还是七十？”里森费尔德吼叫着。 由于这时音乐已停，他的问话响彻整个大厅。几十个人朝我们这里望过来，就连里森费尔德也大吃一惊。我真想立即钻到桌子底下，可是后来我猛然想到，这里的人会把这问话当成是售价，我冷冷地大声回答：“每个整整七十一美元，一分不少。” 我的回答霎时间引起人们的兴趣。“什么货啊？”邻桌一个长着孩子脸的男子问，“我对好货总是感兴趣的。当然是现金交易。我的名字叫奥夫施泰因。” “费利克斯·科克斯，”我以自我介绍作为回答，我高兴自己又能振作起来，“这批货是二十瓶香水。可惜那位先生已经买了。” 一个矫揉造作的金发女郎发出一声“嘘——”。 演出开始了。一个报幕人尽讲无聊话，并且非常恼火，因为他的笑话没有反响。我把坐椅向后拖，让自己藏在奥夫施泰因身后。对于喜欢攻击观众的报幕员来说，我是个合适的目标，况且因为埃尔娜的事今天可能出丑。 一切都很顺利。报幕员扫兴地退了回去。是谁穿着白色新娘礼服披着面纱突然站在那里？勒妮·德拉图尔。我心情顿时轻松下来，重新坐好。 勒妮开始她的二重唱。她羞羞答答地唱着女高音，扮演处女时用颤音唱出几句诗句，然后唱起男低音，立即引起轰动。 “您觉得这女士如何？”我问里森费尔德。 “这位女士不错……” “您想认识她吗？德拉图尔小姐。” 里森费尔德愣住了。“德拉图尔？你是不是想说，这荒唐的怪物就是您对面窗口的那位女魔术家？” 我正想这么说，以便观察他的反应，这时我看到有一道像天使般的灵光在他那象鼻子周围飘浮。他没有说话，用拇指指着出口处。“那里——在那边——那就是她啊！那种步态，一眼就看出来了！” 他说得对。莉萨已经走进来了。她由两个上了年纪的男人陪同，她的一举一动，至少按里森费尔德的概念来说，像个最上流社会的女士。她看上去几乎大气不喘、心不在焉、高傲地听着那些献殷勤的人的恭维话。“我说对了吗？”里森费尔德问道，“女人是否可以从走路的姿态上立即认出来？” “女人和警察都可以。”格奥尔格狞笑着说道，但他同样心满意足地看着莉萨。 第二个节目开始了。一个女杂技演员站在舞池里。她年轻，有一张俏皮的脸，鼻子短短的，两腿健美。她跳着杂技舞蹈，跳跃、侧立、腾空跃起。我们继续望着莉萨。她似乎又想离开这地方。这当然是个假象，城里只有这么个夜总会，其他都是咖啡馆、饭店或酒馆。因此，我们在这儿碰到的每个人，都是带足了钱才来的。 “香槟酒！”里森费尔德用独裁者的嗓音高声叫道。 我吓了一跳，格奥尔格也在发愁。“里森费尔德先生，”我便说，“这里的香槟酒质量很低劣。” 这一瞬间有一张脸从地板上瞧着我。我惊异地回头一瞥，看出那就是杂技演员，她的身子朝后弯，头从两腿之间露了出来，有一秒钟光景，她看上去像个畸形的侏儒。“香槟酒我来付！”里森费尔德声明说，对服务员打个招呼。 “好极了！”下面那张脸说道。 格奥尔格对我眨眨眼。他扮演献殷勤的人，而我却专门应付不愉快的事，这点我们之间早就商定好了。“若是您自己要香槟酒，里森费尔德，当然可以得到，”因此他现在说，“可您现在是我们的客人。” “不必，我来买！别再说了！”里森费尔德完全是个高级的唐璜。他满意地看着冰箱里的金黄色瓶子。许多女士立即显示出强烈的兴趣。我也同样赞成。香槟酒将使埃尔娜懂得，她过早地把我抛弃了。我满意地为里森费尔德的健康干杯，他兴高采烈地回敬我。 维利出现了。这是意料中的事，他是这里的常客。奥夫施泰因带着他的同伴走了，维利成了我们的邻座。他立即站了起来，欢迎勒妮·德拉图尔。她身边有个穿着黑色晚礼服的漂亮姑娘，过一会儿我才认出她是那杂技演员。维利把她介绍给我们。她叫格尔达·施奈德，朝香槟酒和我们三人轻蔑地瞥了一眼。我们留心观察里森费尔德是否感兴趣，这样我们今晚就可以摆脱他。但是里森费尔德已经对莉萨入了迷。“我可以请她跳舞吗？”他问格奥尔格。 “我不准备劝您这么做，”格奥尔格机灵地答道，“但我们或许过一会儿还可以结识她。” 他用充满责备的眼光看着我。要是我在办公室里没有说过，我们不知道莉萨是谁，事情就好办了。但是谁能预料里森费尔德会走到浪漫主义的道路上去？现在再跟他说清楚已经太晚了。浪漫的人是不会有幽默感的。 “您不跳舞吗？”女杂技演员问我。 “我跳得不好。我没有节奏感。” “我也没有。让我们一道试试吧。” 我们相互扶住对方挤进舞池的人堆里，被人慢慢地向前推去。“三个男人不带太太来到夜总会，”格尔达说，“为什么？” “为什么不可以？我的朋友格奥尔格认为，谁把太太带到夜总会，等于请她给自己戴绿帽子。” “谁是您的朋友格奥尔格？是那个大鼻子吗？” “是那个秃头。他是个闺房制度的信徒。他认为不该把妇女带来展出。” “当然……您呢？” “我没有制度。我像风里的糠秕。” “请您别踩到我脚上，”格尔达说，“您不是糠秕。您至少有七十公斤重。” 于是我留神注意。我们刚才从埃尔娜的桌子旁经过，这一次她的头搭在戴印章戒指的那个流氓的肩上，那小流氓搂着她的腰，谢天谢地，她还是把我认出来了。让魔鬼去注意节拍吧！我对着格尔达微微一笑，把她拉得靠我紧紧的。同时我望着埃尔娜。 格尔达散发出玲兰花香味。“请您还是松开我，”她说，“这么做对红头发女士不可能产生什么作用。您正在追求她，是不是？” “不。”我撒了个谎。 “您根本不该把她看得那么高。您昏昏欲睡地朝着她凝视，后来突然安排同我一起演出这场戏。天哪，您是个新手啊！” 我一再试图止住假笑，我不想为了这一切而让埃尔娜发觉，我在这儿同样上了当。“并不是我安排的，”我有气无力地说，“我本来不想跳舞。” 格尔达把我推开。“看来您也还是个会献殷勤的男人！我们别再跳了。我的脚疼。” 我考虑是否该对她解释，我指的是别的事，但是谁知道这又会惹出什么事呀！我情愿闭上嘴，昂着头难为情地跟在她后面往桌子那边走去。 那边，酒精在这其间果然发生作用。格奥尔格和里森费尔德相互用“你”称呼。里森费尔德的名字叫亚历克斯。最多一小时后他也会要求我用“你”来称呼他。明天早晨当然又都会忘记这一切。 我心绪不佳地坐在那儿，等待里森费尔德疲倦下来。跳舞的人在乐曲伴奏下，宛如在由喧闹声、身体接触和一群群人组成的河水中缓缓流动。埃尔娜也挑衅性地滑了过去，没理睬我。格尔达撞了我一下。“头发是染的。”她说。我对她想这样来安慰我感到厌恶。 我点点头，发觉我已喝得够多了。里森费尔德终于喊了服务员。莉萨已经走了，他现在也想出去。 过了一会儿，我们才把事情处理好。里森费尔德真的付了香槟酒的钱，我原来猜想，他会把自己订的四瓶酒留给我们来付。我们向维利、勒妮·德拉图尔和格尔达·施奈德告别。反正舞会已到此结束，音乐也停了。所有的人都挤在出口处和衣帽间门前。 我一下子站到埃尔娜身旁。她那献殷勤的小流氓伸长手臂在衣帽间门口像船桨那样拨动着为她取大衣。埃尔娜冷冰冰地打量我。“我不得不在这儿逮住你！你做梦也想不到吧！” “你逮住我？”我惊讶地说，“是我逮住你！” “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她继续说，仿佛我没有回答过，“和不干不净的女人在一起！别碰我！谁知道你已经染上什么东西了！” 我根本没想要碰她。“我是为了做生意而到这儿来的，”我说，“你呢？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做生意！”她尖刻地笑起来，“做生意！究竟谁死了？” “国家的顶梁柱，小小的存款人，”我回答，我想我是够风趣的，“每天都有人在这儿被埋葬，但他的墓碑不是十字架——是陵墓，叫作交易所。” “我竟然信了你这样一个游手好闲的人！”埃尔娜郑重地说，仿佛我没再说什么，“我们的关系到此为止，博德默尔先生！” 格奥尔格和里森费尔德在衣帽间那里争夺他们的帽子。我发觉我在辩护中无理可说。“你听着，”我吼叫着，“是谁今天下午还告诉我，说她不能出来，她头疼得要命？谁在这儿同一个肥头胖耳的黑市商人跳舞？” 埃尔娜的脸色变得苍白。“你这卑鄙的作诗匠！”她低声地说，仿佛在喷洒硫酸，“你以为你会剽窃死人的诗歌，就比人高明吗？我劝你首先得学会挣钱，以便你可以带个门当户对的女士出门！你可以到野外郊游！到那五月的丝绸旗子那儿！我不会感动得流眼泪的！” “丝绸旗子”引自我今天下午送给她的诗句。我内心昏昏沉沉，脸上却在狞笑。“我们还是就事论事，”我说，“谁在这儿同两位正正派派的商人一道回家？而又是谁同一个献殷勤的男人在一道？” 埃尔娜瞪大眼看我。“难道我应该在夜里一个人像酒吧间的妓女走上街头？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你以为我喜欢每个粗鲁的家伙同我攀谈吗？你究竟怎么想的？” “你根本不必来！” “原来如此！你瞧，你也想发号施令，是不是？不许我出门，可是你却到处游逛！你还有什么可说的？要不要我给你织袜子？”她恶毒地笑着说，“老爷喝香槟酒，对我来说只要矿泉水和啤酒就够好的了，或者是一杯没标明酿造年代的廉价葡萄酒！” “香槟酒不是我付的！是里森费尔德付的！” “当然，你总是没错，你这成不了大事的教书匠！你还站在这儿干吗？我同你没有任何瓜葛了！不要再打扰我！” 我气得几乎说不出话来。格奥尔格走了过来，把我的帽子递给我。埃尔娜的那个黑市商人也走过来，两个人双双离开。“你听到了？”我问格奥尔格。 “听到一部分。为什么你要同一个女人吵嘴？” “我并不想吵。” 格奥尔格笑了。即使整桶酒往肚子里倒，他也从来不曾喝醉过。“你可别任着性子。你总是输给别人的。为什么你还坚持自己有理？” “是的，”我说，“为什么？或许因为我是德国大地之子吧。你从来没和女人争论过吗？” “当然。这并不妨碍我给别人提供良好的劝告。” 凉爽的空气像个软锤子对里森费尔德起了作用。“我们用‘你’来称呼吧，”他对我说，“我们都是兄弟，都是死亡的受益者。”他像狐狸那么咯咯笑着，“我的名字叫亚历克斯。” “我叫罗尔夫。”我回答。我不想把我真正的名字路德维希告诉一夜间认识的酒肉朋友。罗尔夫对亚历克斯来说已经够好了。 “罗尔夫？”里森费尔德说，“多么愚蠢的名字啊！你经常用它吗？” “我有权在闰年和工作之后使用这名字。亚历克斯也并不特别。” 里森费尔德身子晃了一下。“没关系，”他豪爽地说，“孩子们，我好久没这么快活过！你们这里还有咖啡吗？” “当然，”格奥尔格说，“罗尔夫是个第一流的咖啡师。” 我们摇摇晃晃穿过玛利亚教堂的影子向哈肯大街走去。在我们前面，有个孤单的游荡者迈着鹤步行走，从我们大门拐了进去。他就是克诺普夫上士，他巡视酒馆方才回来。我们跟在他后面走，正当他在门口的黑色方尖碑旁小便时，我们赶上了他。“克诺普夫先生，”我说，“这样不合适！” “您可以稍息一下。”克诺普夫喃喃地说，身子没有转过来。 “上士先生，”我重复一句，“这样不合适！这跟猪猡差不多！为什么您不在家里小便？” 他匆匆转过头来。“要我往我房间里撒尿？您疯了？” “不是往客厅里撒！您家里有个完好的盥洗室，您尽可以用！它离此地只不过十米远。” “胡说！” “您玷污我们屋子的象征！此外您亵渎圣物。这东西是座墓碑，是件神圣的东西。” “它先得成为公墓上的一座墓碑。”克诺普夫说，直挺挺地朝他的屋门走去，“晚安，诸位先生。” 他行了个半鞠躬礼，脑袋撞在门柱子上。嘀咕着离开了。 “他是谁？”里森费尔德问我，我正在寻找咖啡。 “您的对立面。一个抽象的酒徒。他喝酒不带任何幻想，不需要外面任何帮助，没有理想。” “这算什么！”里森费尔德靠着窗子坐下，“是个酒精桶。人是靠梦想生存的。这您还不知道？” “不知道。我年幼无知。” “您并不太年轻。您只不过是战争的产物——情感上不成熟，在杀人方面却已有经验。” “Merci ，”我说，“咖啡怎么样？。” 热蒸汽似乎正在散开。我们相互间已恢复用“您”来称呼。“您认为对面这位女士已经到家了吗？”里森费尔德问格奥尔格。 “或许到家了。她家里黑洞洞的。” “这也可能是她还没到家。我们要不要等几分钟？” “当然。” “或许我们可以在这时了结我们的事务，”我说，“合同只需要签字。我乘这时间到厨房去把咖啡拿来。” 我走了出去，让格奥尔格有时间再做里森费尔德的工作。这种事最好在没有第三者在场的情况下进行。我坐到楼梯上。木匠维尔克的工场里传出了安详的鼾声。这必定又是海因里希·克罗尔发出来的，因为维尔克住在外面。爱国商人在棺材里醒来时必定大吃一惊！我考虑是否要叫醒他，但是我已经太累了，而且天边已经发亮了——这时吓吓这位无所畏惧的军人应该采用冰块浴，它将使他身强力壮，并将对他显示出一场愉快战争的结局。我看看手表，等待格奥尔格发出信号，眼睛凝视着花园。黎明悄悄地像从苍白的床上那样从鲜花盛开的树木丛中升起。对面二楼亮着灯的窗户里，站着身穿睡衣的克诺普夫上士，他在喝瓶里最后一口酒。猫在我两腿周围漫步。我想，谢天谢地，星期天结束了。 [book_title]五 一个身穿丧服的妇女挤进大门，犹豫不决地站在院子里。我走了出去。我想她是个购买峁形墓碑的顾客，便问：“您想看看我们的陈列品吗？” 她点点头，随后又说：“不，不，还没有必要。” “您可以安安静静地观看。您不买也没关系。如果您愿意，我就让您一个人在这儿。” “不，不！那是……我不过想要……” 我等候着。做我们这种买卖，催顾客购买毫无意义。过了一些时候，这位妇女说：“那是给我丈夫……” 我点点头，继续等待。同时我把身子转向一排小块的比利时产的峁形墓碑。“这儿的墓碑非常好。”我终于说了出来。 “是的，很好，只是……” 她又停住了，几乎是恳求地望着我。“我不知道是否可以这么做……”她总算挤出这句话。 “什么？立个墓碑？谁还会禁止呢？” “墓不在教会墓地里。” 我惊愕地瞧着她。“神父不同意我丈夫葬在教会墓地。”她很快说了出来，声音很低，脸侧向一边。 “究竟为什么不行？”我吃惊地问道。 “他……因为他自寻短见，”她说了出来，“他自杀了。他无法忍受。” 她站立着，凝视着我。她还在担心她刚才说的话。“您认为他不可以安葬在教会墓地里吗？”我问道。 “是的。不可以在天主教墓地里。不可以在神圣的土地上。” “可这是胡说八道！”我气愤地说，“他应该安葬在双倍神圣的土地上。没有苦难，任何人是不会结束自己生命的。您敢完全肯定是这么说的吗？” “是的。神父这么说过。” “神父们说得最多，这是他们的事情。那么神父说他应该葬在什么地方？” “在公墓的外面。在围墙的另一侧，不是在神圣的一侧。或者是葬在市立公墓。可是这也不行！那里一切都乱七八糟的。” “市立公墓比天主教公墓优美得多，”我说，“市立公墓也安葬着天主教徒。” 她摇摇头。“这不行。他很虔诚。他必定……”她的两眼泪水汪汪，“他肯定没有考虑到他不可以在神圣的土地上长眠。” “他或许根本没有想到过。但是您不要因为您的神父而悲伤。我知道有成千上万个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们就不是长眠在神圣的土地上。” 她迅速向我转过身来。“什么地方？” “在俄国和法国的战场上。他们——天主教徒、犹太教徒和新教徒——一个紧挨一个在万人冢上长眠，我相信这不会让上帝困扰的。” “那是另一回事。他们是阵亡的。但是我的丈夫……” 她现在放声哭了起来。眼泪在我们店铺里不算一回事，但是她的眼泪却与众不同。这妇女像一小捆禾草，叫人看了以为一阵风会把她吹跑似的。“或许他在最后时刻还懊悔过。”我没话找话，“那么一切都已得到宽恕。” 她望着我。她多么需要一丝安慰啊！“您以为真是这样？” “是的。教士当然不知道这个。这只有您丈夫知道。而他又无法再说。” “神父坚持说，死的罪过——” “亲爱的夫人，”我打断她的话，“上帝比教士们要仁慈得多，您可以相信我。” 我现在知道什么在折磨她。那并不是非神圣的墓地，而是这样的想法：她丈夫是自杀的，如若他被安葬在天主教公墓，必须在地狱里永遭火炼，或许才有可能得救，只有经过几十万年净罪火炼才能逃脱。 “是为了钱的缘故，”她说，“这钱是以受监护的未成年子女名义存入储蓄所的，定期五年，因此他取不出来。那是留给我同前夫生的女儿买嫁妆的。他是监护人。他两周前把钱提出来时，它已经毫无价值，未婚夫因而解除婚约。他原来期望我们的钱够备办嫁妆的。两年前这笔钱还是够的，但是现在一文不值。我的女儿一个劲地哭。他忍受不了。他想这是他的过错，他本当留心一些。但是这笔钱还未到期，我们不能提取。利息是非常高的。” “他究竟该怎么更加留心呢？这种事今天不知有多少人遭遇到。他毕竟不是银行家。” “是的，他是个会计。邻居……” “邻居说什么，您别去理会。他们总是不怀好意胡扯一通。您把其他的一切交给上帝处理就是。” 我觉得我的话还不是很有说服力，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该对一位妇女说些什么呢？要我把心里想的说出来，肯定不行。 她擦干眼泪。“我实在不该把这个讲给您听。这和您有什么关系？请您原谅！但是有时真不知道到哪里诉说……” “这没关系，”我说，“我们已经习惯了。这儿只有那些失去亲人的人才来。” “是的……但不是这样……” “确实这样，”我解释，“在这忧伤的年代，这种事比您所想的要多得多。光上个月就有七起。总是那些走投无路的人。也都是安分守己的人。不安分守己的人过得挺好的。” 她瞅着我。“您以为他不安葬在神圣土地上也可以有块墓碑吗？” “只要您获准造个坟墓，那就可以。在市立公墓里肯定是可以的。您想要，可以找出一块石碑，若一切没问题，您只管来拿。” 她环顾一下。后来她指着第三小的峁形墓碑。“这样一块多少钱？” 事情总是如此。从来没有哪个穷人立即问最小的石碑值多少钱，他们并非出于对死神和死者特别尊敬才这么做。他们不愿意首先问最便宜的，至于他们后来要不要，那是另一回事。 我无法帮助她，那块墓碑售价十万马克。她吃惊地张大疲倦的眼睛。“这我们付不起。这太贵了，超出……” 我可以想象，这售价超出了余下来的遗产。“您可以要这儿这块小的，”我说，“或者单要一块墓穴板，不要墓碑了。您瞧，这儿的一块售价三万马克，而且很好看。您不过是想让人知道您的丈夫长眠于何处，一块石板同一块墓碑完全一样。” 她端详着那块砂岩石板。“好的，可是……” 她或许没钱付下个月房租了，但是她却不想购买最便宜的——仿佛如今这对那个贫穷的鬼魂并非完全无所谓。假使她过去对他有更多的了解，向女儿少诉一些苦，那么他现在或许还在人世。“我们可以给碑文涂上金色，”我说，“这样就显得庄严高贵。” “碑文另外加钱吗？” “不。一起算在售价里了。” 这不是真话，但是我只好这么说。她穿着黑丧服，样子那么可怜。如果她现在要一段《圣经》经文，我可糟糕了，刻一长段经文，必然会超出石板的售价。但是她只要求刻上名字和生卒年：1875—1923。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大堆揉皱后又弄平捆扎起来的钞票。我深深吸了口气——预付款子！这种情况已经很久没有过了。她郑重其事地点着三小捆钞票。她自己几乎一点没剩。“三万。您想再点一下吗？” “不必了，不会错的。” 钞票肯定不会错。她肯定是数了又数。“我想告诉您，”我说，“我们另外加给您一个水泥制的墓框。这样看上去就非常端庄——轮廓清晰。” 她胆怯地看着我。“免费。”我说。 一丝悲哀的微笑掠过她的脸庞。 “自从发生这件事以来，我还是第一次遇到别人这么友好地对待我。我的女儿也不……她说，那是耻辱。” 她擦去眼泪。我非常狼狈，觉得自己就是市剧院上演祖德曼的《荣誉》里扮演特拉斯特伯爵的演员加斯东·门希。为了和缓这窘困心情，在她走了以后，我狠狠地喝了一口酒。随后我想起格奥尔格同里森费尔德在银行谈判，这时还没回来，我变得对自己不信任起来，或许我对这妇女的举动不过是为了贿赂上帝。一种与众不同的善良举动——墓框和碑文不同于里森费尔德接受三个月期票和卖出一批廉价的花岗岩。我精神上感到轻松愉快，于是我喝了第二口烈酒。接着我到外面看看方尖碑上克诺普夫上士的尿迹，端来一桶水把它冲掉，大声地诅咒他几句。但克诺普夫正在他房间里心安理得地睡觉。 “只有六个星期。”我失望地说。 格奥尔格笑了。“接受六个星期已经不错了。银行原来不想支付。天知道美元的牌价有多高！为此，里森费尔德答应四星期后再来一趟。然后我们可以订个新的合同。” “你相信这个？” 格奥尔格耸耸肩膀。“为什么不？或许莉萨会吸引他再来的。他在银行里还起劲地谈论她，如同彼特拉克钟情于劳拉。” “他还好没在白天和近处看到她。” “许多事物都是美好的。”格奥尔格愣了一下，望着我，“莉萨怎么了？她实际上并不那么难看！” “她在早晨有时眼睛下眼袋明显。她一点也不浪漫。她是个粗壮的轻佻女人。” “浪漫！”格奥尔格轻蔑地咧嘴一笑，“这算什么！浪漫有许多种。粗壮也有它的魅力！” 我敏锐地盯着他。他是不是自己也看上莉萨了？他这人真怪，闭口不谈他的私事。“里森费尔德所理解的浪漫，必定是指在上流社会里的艳遇，”我说，“不会是指同屠马人妻子的来往。” 格奥尔格用手势阻止我说下去。“这有什么不同？上流社会今天的行为往往比屠马人还更粗俗。” 格奥尔格是我们的上流社会专家。他订阅《柏林日报》，主要是为了了解艺术和社会新闻。他的消息非常灵通。没有哪个女演员结婚他不知道，贵族阶级所有重要的离婚事件，都用钻石在他记忆里划了个印记。他一点不会混淆，甚至于读到三四对夫妻结婚事件以后，他也不会搞混，仿佛他对这些都做了系统记录。他知道所有剧院演出剧目，他阅读评论，对选帝侯大街的上流社会了如指掌。不仅如此，他还密切注意国际生活、上流社会的大明星和女王。他还阅读电影杂志，英国的一位熟人有时还寄给他《闲谈者》和其他一些时髦杂志。随后他就神气活现几天。他自己从来没到过柏林，只有当兵时到过外国，在战争中到过法国。他憎恨他的职业，但是他在他父亲去世后不得不继承这事业，海因里希太单纯，干这职业不适合。杂志和图片帮他渡过一次次失望，它们是他的爱好，他的休息。 “上流社会粗俗的女士可能猎获上等行家，”我说，“但迷不住里森费尔德。这个铁石心肠的魔鬼有着敏感的幻想。” “里森费尔德！”格奥尔格做了个鄙视的鬼脸。这位表面上对法国女士们感兴趣的奥登瓦尔德工厂厂主，对他来说是个令人不快的暴发户。这个粗野的小市民知道洪堡伯爵夫人离婚这桩耸人听闻的丑事吗？知道伊丽莎白·贝格纳最近的首演吗？他连一个名字也说不出来！但格奥尔格几乎能把戈塔家谱手册和艺术家百科辞典背诵出来。“我们得送给莉萨一束花，”他说，“她帮了我们的忙，而她却不知道。” 我又一次敏锐地凝视着他。“这个只有你自己来做，”我回答，“告诉我，里森费尔德有没有把一座各面都磨光的十字架墓碑也列入那批订货中去。” “两座。第二座我们得感谢莉萨。我对他说过，我们要把它竖立起来，使她能永远看到它。他似乎有什么心事。” “我们可以把它竖放在这里办公室靠窗口的地方。每天早晨她起身时，太阳照到它上面，它将对她产生强烈影响。我还可以用金字写上Mereento mori 。今天爱德华那里有什么菜？” “德国牛排。” “就是剁开来的肉啰。为什么剁碎的肉是德国的？” “因为我们是个好战的民族，甚至在和平时期也要通过决斗把脸剁碎。你一股酒味。为什么？不是因为埃尔娜的缘故吧？” “不是。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必须死。虽然我早些时候就知道了，可有时这还会令我震惊。” “这是很光荣的。特别是我们的职业。你知道我想当什么？” “当然。你想当捕鲸船上的水手；或是在塔希提岛当个干椰子核商人；或是当个北极探险家，亚马孙河考察者，爱因斯坦和酋长易卜拉欣，后者的妻妾包括二十个民族的女人，其中有西尔卡塞女人，这些女人据说像一团火，所以人家只有戴上石棉面具才能拥抱她们。” “这是很自然的。但是我另外还愿意自己笨一些，笨得出奇。这是给我们时代最大的礼物。” “像帕西法尔那样笨？” “没有他那么像救世主。迷信、宁静、健康、牧歌式的愚笨。” “来，”我说，“你饿了。我们的缺陷就是：既非真笨，又非真的聪明。总是处于中间状态，如同树枝间的猴子。这真使人厌倦，有时使人悲伤。人必定知道他自己的归属。” “真的？” “不，”我回答，“那也只不过使人定居下来并养得胖胖的。但是假如我们今晚去听音乐会，以便抵消红磨坊夜总会的影响，你看怎样？音乐会上将演奏莫扎特的作品。” “我今晚要早睡，”格奥尔格解释道，“这就是我的莫扎特。你一个人去吧，勇敢地、孤独地去迎接古典主义音乐的冲击吧。这并非没有危险，所造成的破坏比简单的恶毒行为更加厉害。” “是的。”我说，同时想到上午那个可怜的妇女。 近黄昏时，我在阅读报上的家庭新闻，剪下讣告。这种事往往使我恢复对人类的信任，特别是在我们不得不招待我们的供货人或代理人的那些夜晚之后。假如讣告上所说的都是对的，那么人就是绝对完美无缺的。那儿全是完美的父亲，毫无瑕疵的丈夫，模范的子女，无私的、甘愿自我牺牲的母亲，受众人哀悼的祖父母，商人——与他们相比，圣方济各必定是个肆无忌惮的自私自利者——善良的将军，人道的检察官，几乎像神一样的军火商人。简单地说，倘若我们相信讣告，那么地球上似乎曾经住过一群没有翅膀的天使，而我们对这些天使却一无所知。活着时真是难得出现纯洁的爱，死后却从四面八方放射出光芒，并成了现有的最常见事物。到处充满第一流的道德、忠实的关怀、深深的虔诚、无私的牺牲，即使死者家属也知道什么是理所当然的——他们被忧虑压弯了腰，损失无法补偿，他们永远不会忘记死者——读到这里，使人精神振奋，我们真的可以为自己属于有高尚情感的人种而骄傲。 我剪下面包师傅尼布尔的讣告。他被描绘成善良的、慈祥的、亲爱的丈夫和父亲。我曾目睹尼布尔太太披头散发从家中逃了出来，这位善良的尼布尔手拿裤带跟在后面，朝她打去。我看到过他儿子罗兰被这位慈祥的父亲所打断的手臂，那是他在盛怒之下把儿子从底层住房的窗户中扔出去所造成的。这暴君最终中了风，在烘烤早餐小面包和糕点时躺倒不起，照说这对受尽凌辱的寡妇来说，是件再好不过的事情，但是她却突然悲痛欲绝。尼布尔过去干的坏事，都由于他的死而一笔勾销。他成了典范。一向有惊人的自欺和扯谎天才的人，遇到丧事就会特别淋漓尽致地表露这种天才，他把这称为虔诚。最使人惊讶的是，他很快就对自己后来所坚持的事物坚信不疑了，好像他把一只老鼠藏进帽里，紧接着就可拉出一只雪白的兔子。 当人家把天天打骂尼布尔太太的烤面包恶棍通过楼梯拖至家里时，她经历了这种魔术般的变化。她没有跪倒在地，没有感谢上帝对她的解放，而是由于他的死，她的内心立即开始变化。她哭着扑向丈夫的遗体，从此以后她的眼泪就流个没完没了。她姐妹曾提醒她所遭受的无数次鞭打和罗兰那条没治愈的手臂，她却愤慨地说，那些都是小事，全怪那只炎热的烤炉，尼布尔从来不辞劳苦为家庭操心，干的活太多了，而烤炉却不时使他中暑。因此她撵走她的姐妹，自己继续哀悼。她一向是个理智、诚实和勤劳的妇女，她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是，她现在突然见到的尼布尔现出一副从未有过的模样，她对此坚信不疑，这就是令人钦佩的地方。人不仅永远是个撒谎者，而且也永远是个信仰者，他相信尽善尽美，即使那并不存在或者残缺不全——而这就是阅读讣告使我感兴趣并使我十分乐观的第二个理由。 我把尼布尔的讣告同我剪下来的其他七份放在一起。星期一和星期二向来比平常要多几份。这是周末造成的，每逢周末，大家都在欢庆，大吃大喝，吵架斗嘴，激动不已，而这回他的心脏、动脉和头颅忍受不了。我把尼布尔太太发布的讣告放在海因里希·克罗尔的抽屉里。这是他的事。他从不挖苦讽刺，是个正直人，只要她在他那儿预订一块墓碑，他就会对于死亡的美化效用与她持相同观点。谈到忠实、难忘的死者，特别是因为尼布尔是布卢默饭店的常客，他的心里就感到一阵轻松。 我今天的工作已经结束。格奥尔格·克罗尔带着新的几期《柏林日报》和《上流社会》回到办公室隔壁的小卧室里。我还可以继续用彩色粉笔画一座阵亡士兵纪念碑，但明天有的是时间。我收好打字机，推开窗户。从莉萨房间里传来了留声机的声音。她这次衣冠整齐地出现在那里，从窗户里挥舞着一大束红玫瑰花。同时她向我这边扔来一个飞吻。格奥尔格！我想，是的，这个伪君子！我指着他的房间。莉萨倚着窗户，嘶哑的嗓音传过街道：“非常感谢送花给我！你们这些死鸟也会献殷勤！” 她露出她那副强盗般的牙齿，对于自己的诙谐笑得身子直晃。随后她拿了一封信出来。“无比仁慈的夫人，”她沙哑地读着，“您那美貌的崇拜者冒昧献给您这束玫瑰花。”她吼叫着深深吸了口气，“还有地址！致哈肯大街五号的喀耳刻。喀耳刻是什么？” “是一个把男人变成猪猡的女人。” 莉萨颤动着，明显地感到别人在献殷勤。低矮的旧式房子似乎也跟着在颤动。我想，这不是格奥尔格干的。他还没有完全丧失理智。 “这封信是谁写的？”我问道。 “是亚历山大·里森费尔德写的，”莉萨沙哑地说，“发信的地址是克罗尔父子公司。寄信人里森费尔德！”她几乎啜泣起来，“他是不是那个矮人，丑人，曾同你们一起去过红磨坊夜总会？” “他不矮也不丑，”我回答，“他是个坐着的巨人，很有大丈夫气魄。此外他还是个亿万富翁！” 莉萨的脸顿时现出沉思的样子。随后她做个手势示意，又打了个招呼，然后走开。我关上窗户。突然，我无缘无故地想起埃尔娜。我不快地吹起口哨，穿过花园向库房走去，那里是雕刻家库尔特·巴赫的工作场所。 他拿着吉他坐在门口的台阶上。他身后那头用砂岩雕成的狮子闪闪发光，那是他为一座阵亡士兵纪念碑而雕刻的。它像是一只普通的雌猫，正患牙疼，濒临死亡。 “库尔特，”我说，“假如你可以立即实现一个愿望，你将会要些什么呢？” “一千块美元。”他不假思索地回答，在吉他上弹出个颤动的和音。 “呸，见鬼！我原以为你是个理想主义者。” “我是个理想主义者，所以我希望有一千块美元。我可不需要理想主义，那个我自己就有一大堆。我所缺的是钱。” 想反驳又无话可说。这个逻辑天衣无缝。“你想用这笔钱做什么？”我问道，带着一点希望。 “我想买一大片房子，靠收房租生活。” “真可耻！”我说，“说完了？此外，你靠房租无法生活，房租太低了，你又不可以抬高。你收房租，连修理费用也付不起，你只得再把房子卖掉。” “我要买的房子决不出卖！我会把它们保留下来，直至通货膨胀过去。然后这些房子又可收房租，我只需要收收钱就行。” 巴赫又弹起新的和音。“房子，”他出神地说，仿佛他在谈着米开朗琪罗的画，“今天你花一百美元就可以买到一幢，而在过去，这幢却值四万金马克。这样能赚多少钱啊！为什么我在美国没有一个无子嗣的伯伯？” “太可悲了！”我失望地说，“看来你一夜之间已经堕落成为可恶的拜金主义者了。房产主！你的不朽灵魂在哪里？” “房产主和雕刻家。”巴赫即兴奏了一段乐曲过门。楼上，木匠维尔克用榔头打着拍子。他在加班赶做一口白色的儿童棺材。“那么我就用不着给你们雕刻那该死的濒于死亡的狮子和飞鹰了！不刻动物！永远不要再刻动物！动物是给人吃的和观赏的。别无他用。我恨透了动物。特别是动物里的英雄。”他开始扮演库尔普法尔茨的猎人。我看出，今晚同他在一起谈不了正经事，特别是不会谈到那些足以使人忘掉不忠的女人的事。“生活的意义是什么？”我走时还这么问。 “睡觉、吃饭和搞女人。” 我示意他不要再说下去并往回走。我的脚步下意识地同维尔克的榔头声交融在一起。后来我觉察到，就改变了我走路的节奏。 拱门下站着莉萨。她手里拿着玫瑰花，把它们递给我。“这儿！你拿着！这种玩意儿我不需要。” “为什么不需要？你觉得自然界的美没有意思吗？” “上帝保佑，我不需要。我不是母牛。里森费尔德！”她带着在夜总会时的嗓音笑了，“告诉那个男孩，我不要人家送花。” “那么究竟送什么好呢？” “首饰。”莉萨回答，“其他能有什么呢？” “送衣服不行吗？” “知心朋友才送衣服。”她瞟了我一眼，“你哭丧着脸。要不要我来给你提提神？” “谢谢，”我回答，“我的精神够好的了。你只管一个人到红磨坊去赴鸡尾酒会。” “我不是说到红磨坊去。你还给那些白痴弹管风琴吗？” “是的，”我惊异地说，“你从哪里知道的？” “人家都在这么说。你知道，我想跟你一道去一次疯人院。” “我不去，你用不了多久就会上那儿去的，不用我陪。” “好，等着瞧，看我们俩哪个先去，”莉萨懒洋洋地说，把花放在一块峁形墓碑上，“这儿，你把这束野花拿去！我家里不要这东西。我丈夫会吃醋的。” “什么？” “很清楚嘛！像一把刮胡子刀！为什么不会呢？” 我不知道刮胡子刀为什么会吃醋，但是那形象很说明问题。“如果你的丈夫会吃醋，你怎么可以晚上经常待在外面？”我问道。 “他都是在夜里宰马的。这就由我安排了。” “要是他不宰马呢？” “那么我就在红磨坊夜总会当个衣帽间管理人。” “真的？” “好孩子，你真愚蠢，”莉萨回答，“像我的丈夫！” “那衣服和首饰呢？” “一切都便宜，而且是假的。”莉萨咧开嘴笑了笑，“每个当丈夫的都完全相信。瞧这儿，你把这束野花拿走。你随便送给哪个牛犊。你看上去倒很像是送花的人。” “你根本不了解我。” 莉萨向我投来深邃的目光。随后她甩开两条美丽的腿，脚上穿着一双邋遢的红拖鞋，穿过马路走了回去。有一只拖鞋上缀着一颗丝绒小球，另一只拖鞋上的那颗小球已经掉了。 玫瑰花在薄暮中闪烁。花束很大。里森费尔德并不小气。我估计它得值五万马克，我小心翼翼地环顾四周，然后像个小偷那样拿了过来，朝我房间走去。 楼上，蓝色的夜幕已经降临到窗口。店铺里一片反光和影子。突然间，寂寞好像握着棒槌，从埋伏的地方朝我打来。我知道这是胡闹，我并不比牛群中的一头牛更寂寞，但是我应该做什么呢？寂寞同缺乏社交丝毫也没关系。我猛然想起，昨天我对埃尔娜的事或许处理得太草率了。双方不伤和气地把一切事情弄清楚，也是有可能的。此外她还有点醋意，这从她的每句话里可以听出来。吃醋就是爱情，每个人都知道这点。 我凝望着窗外，心里明白吃醋并非爱情。可是这和什么有关呢？薄暮会把一个人的思想弄糊涂的。格奥尔格说男人不该同女人争论。我偏偏这么做了！我满怀悔恨地闻着玫瑰花的香味，这香味使房间变成汤豪泽诗歌中的维纳斯山。我发觉自己已经融化在一切宽恕、一切和解和希望之中。我迅速写了几行字，没再读一遍就把信封了起来。我走进办公室去拿薄纸——最后一批瓷质天使就是用这种纸包装运来的。我把玫瑰花用薄纸裹起来，去寻找公司年纪最轻的后裔弗里茨·克罗尔。他今年十二岁。“弗里茨，”我说，“你想赚两千马克吗？” “明白了，”弗里茨回答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