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黑色的春天 [book_author]亨利·米勒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127775 [book_dec]这是亨利·米勒的一部自传小说集。作品所要表现的主题就是要向人们展现作家本人的真实境况。作家将此看做他自己的一幅“自画像”。在亨利·米勒看来，真实的自我不仅在于自我的外在经历，更重要的在于自我的各种感觉、感受，自由的思想以及梦境与幻觉。于是，构成作品的是大量的超现实的梦幻、纷繁多变的象征以及对往事意识流式的追忆。除去魔幻一般的艺术表现手法，作家苦苦寻求梦想中的精神家园的执著一样惹人感动。 [book_img]Z_11033.jpg [book_title]一个超现实主义的春天 杨恒达 一部字数不算很多的《黑色的春天》中译本经历了艰难的翻译过程终于完成了，比原定的交稿时间晚了一个月。不是译者不努力，而是这部书实在太难译，有些地方简直是不可翻译的。但不管怎么说，它现在完成了，而且即将与读者见面，译者为此感到非常欣慰。 中国读者现在也许对亨利·米勒的名字不那么陌生了，因为他的第一部长篇作品《北回归线》在国内已出过好几个版本，以它那种包含了大量性描写与粗俗语言的叙事方式和意识流、自动写作、超现实主义、象征主义等手法，给中国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许有人会误认为亨利·米勒是一个热衷于性描写的作家，其实不然，他在个别作品中确有过多的性描写，因为性的问题是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他思考的主要对象之一。作为一个像卢梭一样敢于大胆深刻地剖析自我的作家，他认为这个问题是不可回避的，但是，亨利·米勒的作品体现出他丰富的内心世界，他既是一个怀旧者，又是一个革新者；他既做着美国梦，又是美国梦的强烈批判者；他既承袭了西方文学的历史传统，又形成了对这种传统的猛烈冲击。我们读亨利·米勒的作品首先要从这些方面来把握他。至于他作品中过多的性描写，那只是他这种矛盾性的一方面体现。如果我们读了《黑色的春天》，也许就会对这个问题看得更加清楚。《黑色的春天》中几乎没有什么性描写。 亨利·米勒大约是在1932年5月初开始写这本书的，那是在他1934年发表第一部长篇作品《北回归线》之前，然后经历了三年的写作，于1935年才将此书完成，并于1936年在巴黎发表。这是他发表的第二部作品，也是他最初发表的自传体三部曲中的第二部，介于《北回归线》和1939年发表的《南回归线》之间。由于他的第一部作品《北回归线》发表后在文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直接导致《黑色的春天》在英美等国被禁长达三十年之久。 《黑色的春天》是亨利·米勒住在巴黎北部的克利希区时期的主要作品，他以此书献给他的好朋友兼赞助人阿那依斯·宁。阿那依斯·宁出生在法国，父亲是西班牙钢琴家和作曲家，母亲是丹麦歌唱家。她十一岁时父母离婚，母亲把她带到纽约接受教育，她后来返回欧洲，嫁给一个银行家，自己成为作家。她热衷于读书和写日记，最初发表的作品是关于D.H.劳伦斯的批评研究，她对劳伦斯的评价引起了亨利·米勒的兴趣。亨利·米勒的朋友奥斯本是她丈夫的手下，他通过奥斯本而认识了她。亨利·米勒结识阿那依斯·宁之后，在经济上得到她的许多帮助，在创作上受到她的热情鼓励。她资助他发表了第一部作品《北回归线》，并竭力向出版商推荐他的其他作品。她对精神分析学的研究和广泛的文学兴趣，包括对超现实主义的兴趣，深深影响了亨利·米勒，米勒将她视为推心置腹的知己和导师，甚至想同她结婚。亨利·米勒将此书献给她，显然是要向她表示爱慕和感激之情。 亨利·米勒的《黑色的春天》虽然在某些手法上同《北回归线》有相似之处，但明眼的读者一眼便能看出，它没有《北回归线》那样言辞激烈，那样污秽粗俚，而是显得更为心情愉快。亨利·米勒自己也把《北回归线》问世之后的时期称为“心情愉快的”、“格外快活的”时期。《黑色的春天》使用的材料基本上是源于自身种种遭际的，但他采用的不是叙事的方式。他不刻画性格，不叙述情节，而是从他个人在纽约与巴黎的经历中不断引出一系列长篇大论、沉思冥想，以及回忆与梦幻。《黑色的春天》由十个独立的部分组成，但它还是被视为一个整体、一个有机的过程。在纷乱多变的风格和技巧背后，是主题和象征的一致性。 亨利·米勒在《黑色的春天》中所要表现的主题就是要向人们呈现一个真实的自我，他将这部作品看作他的一幅“自画像”。在亨利·米勒看来，真实的自我不仅在于自我的外在经历，更重要的在于自我的各种感觉、感受，自由的思想以及梦境与幻觉。他一直在写一本“梦幻之书”。1932年6月，他决定将这本“梦幻之书”整理出来，后来在1934年2月又决定让它成为整部作品的高潮，用梦幻来概括其主题。在《黑色的春天》中，可以说集中了亨利·米勒各种各样的艺术手法，这是他企图走出一条文学新路的尝试，也是他对现存文学传统的反叛。虽然书中出现了大量超现实的梦幻、纷繁多变的象征、对往事的意识流式的追忆，但是这一切的核心是要表现一个真实的自我，一个在西方文化氛围中，尤其是美国文化氛围中真实的自我，这同惠特曼当年所竭力表现的那种充满民主自由的美国精神的自我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时代不同了，自我的含义也不同了，表现自我的手法自然就不一样。但是，我们也可以说，亨利·米勒表现自我时同惠特曼一样，采用了诗的形式。只不过惠特曼采用的是自由体诗，而亨利·米勒的《黑色的春天》则可以说是一部散文诗。虽然在亨利·米勒的作品中不再有惠特曼那种积极向上的乐观主义精神，但亨利·米勒面对现代西方社会的种种弊病与丑陋，甚至纠缠于可怕的噩梦之中，也还是心情愉快的，流露出一种艺术家玩世不恭的态度。而我们从他对艺术创新的种种努力追求中仍然可以看到一种自强不息的生命运动，一种对现实的批判和对真实人生的探索。 例如，《黑色的春天》中“天使是我的水印图案”和“进入夜生活”这两部分是尤为超现实主义的。前一个部分是以自动记录神灵凭附式的口述开始的，亨利·米勒本人似乎变成了一个被动的工具，一只把被动地接收到的信息记录下来的手。亨利·米勒像以勃勒东为首的超现实主义者一样，相信这样一种情感的下意识倾泻，是他最有灵感的创作之源。他在作品中谈到正常人甚至要去抄袭疯子的作品，这正是一种超现实主义的观点。在他看来，创新的艺术和疯狂之间是很接近的，而梦幻则可能比现实更真实。“进入夜生活”这一部分就是对一个梦幻世界的描述。里面的形象都是不可思议、违背常情的，但又都是从现实生活的形象基础上生发出来的，真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亨利·米勒在这一部分中描述的梦境非常逼真，十分接近于人的心理现实。由于人一生中有相当一部分时间生活在这种心理现实中，所以要真实地写人，这样的心理现实是不可忽视的。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理现实，所以一个人的心理现实对另一个人来说就是一个谜。但是由于人们各自的心理现实都有共同的客观现实作基础，所以一个人的心理现实仍然可以被别人理解，别人也可以对一个人自述的心理现实是否真实做出判断。亨利·米勒在这里描述的梦幻世界具有心理现实的高度真实性。由于心理现实在人的一生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讲，亨利·米勒描述自己的梦幻世界比单纯描述他的客观世界显得更真实。 再如，“杰勃沃尔·克朗斯塔特”那一部分是比较典型的达达主义之作，里面从头到尾都充满无意义的废话，许多词是生造出来的，有些词似乎有某种象征意义，但实际上毫无意义。词和词的搭配随意性很强，人物对话莫名其妙，一切都似乎是胡乱拼凑在一起的，但这一切都表现出作者对现实的一种精神反叛。达达主义是一场虚无主义艺术运动，其思想根源是出于对资产阶级价值观念的憎恨和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绝望。亨利·米勒写此书时，达达主义作为一场运动早已成为过去，但我们从他的作品中仍可以看到达达主义对欧美文学的深远影响。亨利·米勒将达达主义的手法作为批判西方文化传统的手段。 《黑色的春天》中最长的一部分是“裁缝铺”，主要写亨利二十刚出头时，大约是一战前后，在他父亲的裁缝铺里工作时的一段经历和见闻，充满了怀旧的情感。这一部分采用的主要是写实手法，但叙事时常带有亨利·米勒特有的那种随意性，有点儿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的感觉。这一部分最感人的是作者对人与人之间真诚情感的怀念与向往，尤其是他送梅莉亚姨妈去疯人院的那段描述，他面对一个疯子感到自己缺乏真诚的感觉，令人读来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黑色的春天》是亨利·米勒在纷繁的主客观世界中寻找自我的尝试，我们初读时会感到坠入五里雾中，不知其所云，但读完之后，仔细回味，我们就会被作者苦苦寻求精神家园而且并不悲观的努力所感动。 [book_title]献给 阿那依斯·宁 我能是我相信自己所是或别人相信我所是的人吗?我在这里用这些话作为面对未知的和不可知的我所做的自白。这个我对我自己来说，也是未知的和不可知的。我在这里创造出我必须将自己埋葬于其中的传说。 ——米盖尔·德·乌纳穆诺 [book_title]第十四区 凡不在那条大街上的东西，便都是虚假的、派生的，也就是说，是文学。 我是一名爱国者——布鲁克林第十四区的爱国者，那是我长大的地方。美利坚合众国的其余部分对我来说是不存在的，除非是作为一种观念、作为历史、作为文学而存在。十岁的时候，我就从土生土长的家园被赶了出去，搬到了一个公墓那里，一个路德派教堂公墓，那里的墓碑总是整整齐齐，花环的鲜花从不凋零。 但是我生在那条街，长在那条街。“后机械化的阳关大道，那里有最美丽最令人想入非非的钢铁生活方式”……诞生于白羊宫[1]之下，它赋予了一个火一般活跃的身子，精力充沛，又有点儿躁动不安。还有火星在黄道第九宫哩！ 生在那条街上，意味着你一生游荡，自由自在，也意味着意外与偶然、戏剧性及运动，更意味着梦想。一种不相关事实的协调一致，这赋予你的游荡一种形而上的确定性。在那条街上，你懂得了人类究竟是什么；而不在那条街上，或离开那条街之后，你就虚构他们。凡不在那条大街上的东西，便都是虚假的、派生的，也就是说，是文学。被称之为“冒险”的东西，没有一样接近过那条街的风格。无论你飞到北极去，还是手上戴着衬垫坐在海底，或者驱车去九个城市，一个接一个，或者像库尔茨那样，向河的上游航行，去发疯，这些都无关紧要。无论形势多么激动人心，多么难以忍受，总会有退路，总会有改善，有安慰，有补偿，有报纸，有宗教。但是一旦没了这一切，一旦你自由、疯狂、杀气腾腾…… 你最初在这条街上所崇拜的男孩们，会留在你整整一生中。他们是唯一真正的英雄。拿破仑、列宁、卡彭[2]——全是虚构出来的。同第一次把我眼睛打青的埃迪·卡尼相比，拿破仑算得了什么！在我遇到的人中，似乎没有人像莱斯特·瑞尔顿那样高贵，那样有帝王风度，他只要一走到街上，就引起敬畏和赞美。儒勒·凡尔纳从来没有领我去过的地方，斯坦利·博罗夫斯基在天黑时让我拽着他的袖子领我去过。同约翰尼·保罗相比，鲁滨逊·克鲁索的想象力很贫乏。所有这些第十四区的男孩现在仍然形象鲜明。他们不是发明或想象出来的，他们是真实的。他们的名字就像金币一样掷地有声——汤姆·福勒、吉姆·巴克利、麦特·欧文、罗伯·拉姆塞、哈利·马丁、约翰尼·邓恩，更不用说埃迪·卡尼或了不起的莱斯特·瑞尔顿了。嘿，就是现在，我一说起约翰尼·保罗的名字，那些圣徒的名字就在我嘴里留下了臭烘烘的味道。约翰尼·保罗是第十四区活生生的奥德赛[3]，而他后来成为一个卡车司机，这不过是无关紧要的事实而已。 在发生大变化[4]以前，似乎没有人注意到那些街是丑陋还是肮脏。如果阴沟主排污道被打开，你就得捂着鼻子。如果你擤鼻子，你在手帕里看到的是鼻涕而不是鼻子。更多的是内在的宁静和满足。这儿有酒馆，有跑道，有自行车，有放荡女人，有遛蹄子的马，生活照样过得悠闲自在。至少在第十四区是这样。星期日早晨没有人梳洗打扮。如果戈尔曼太太穿着晨装，眼睛里带着眼屎，对神父鞠躬——“早上好，神父！”“早上好，戈尔曼太太！”——这也无妨，这条街已经清除了所有的罪孽。帕特·麦凯伦在他礼服大衣的后衣襟里带着他的手绢；它放在那里很不错，很实用，就像他纽扣洞里的三叶苜蓿花。啤酒冒着泡，人们停下来互相聊着天。 我在梦中回到了第十四区，就像一个偏执狂回到他的迷狂中。当我想起海军造船厂里那些蓝灰色的军舰时，我看见它们躺在那里，处在星相学的维度空间中。而我在这个空间中，则是军械工人、化学家、烈性炸药贩子、丧事承办人、验尸官、戴绿帽子的家伙、施虐狂、律师和争论者、学者、躁动不安者、蠢汉、厚颜无耻者。 别人想起他们的青年时代，就会想到一座美丽的花园、一位慈祥的母亲、一次海岸边的旅游，而我却生动地，就像用酸液蚀刻了一般清晰地记得，我家对面那家锡工厂面目可憎、被煤烟熏得黑不溜秋的墙和烟囱，以及散布在街上的亮晶晶、圆滚滚的锡块。其中有一些闪闪发光，另一些生了锈，色泽发暗，有点儿像铜的颜色，会在手指上留下锈斑；我记得火红的高炉发着灼光的钢铁厂，人们手中拿着大铲子走向火热的炉口，而在外面，浅浅的木制模型就像有竿子从中穿过的棺材，碰在上面，你会擦伤你的小腿，或是折断你的脖子。我记得那些满是铁锈迹的黑手，铁锈渣已深深地嵌入了皮肤里面，没有东西可以把它除去，无论是肥皂，还是拼命搓洗，还是金钱，还是爱情，甚至死亡，都无法将它除去。就像手上有一个黑色的标记！两手黑不溜秋，像鬼似的走进高炉——后来，又捧着鲜花，冷冰冰、一板一眼地穿着星期天的套装，可就是雨水也冲洗不掉那铁锈渣。所有这些漂亮的猩猩带着隆起的肌肉，带着腰部风湿痛，带着黑不溜秋的双手，去见上帝…… 对我来说，整个世界都包括在第十四区的范围之内。区外发生的任何事情，不是没有发生过，就是无足轻重。如果我父亲到那个世界之外去钓鱼，我对此也毫无兴趣。我只记得他晚上回家时酒气熏天，他把大绿篮子打开，让那些眼珠凸出的怪物撒了一地，在地板上扭来扭去。如果有人去打仗，我只记得这人在一个星期天下午回来，站在牧师家门前，把肚子里的东西全吐出来，然后用背心把它擦干净。这就是罗伯·拉姆塞，牧师的儿子。我记得每个人都喜欢罗伯·拉姆塞——他是败家子。他们喜欢他，是因为他是个饭桶，他对此供认不讳。是星期天还是星期三，对他来说毫无区别：你会看到他来到街上的遮篷下，手臂上挂着他的上衣，汗流满面；他的腿摇摇晃晃，就像一个水手在海上长期航行之后，上了岸，腿还是长时间不断地颤颤巍巍；他嘴里滴下烟草色唾液，伴随着热烈而又不出声的诅咒，还有一些大声说出的脏话。一个懒惰透顶、满不在乎的人，淫秽不堪、亵渎神圣的事他都做得出来。不像他的父亲，是一个上帝的人。不，一个唤起爱的人！他的弱点是人性的弱点，他有了这些弱点还自得其乐，骂骂咧咧，得意扬扬，像一支斗牛用的短标枪。他会来到暖洋洋的大街上，街上的煤气总管道爆裂，空气中满是阳光、大粪味儿和骂人的话。也许他的裤裆松开着，背带掉了下来；也许他的背心上吐满了亮晶晶的东西。有时候他冲到街上，像一头公牛冲过来四脚着地地滑行，然后整条街道像着了魔似的，人全跑光了，好像检修孔一下子打开，把人渣全部吞下。疯维利·曼会站在涂料店上边的小棚子上，把裤子扒下，玩那玩意儿想好事哩！他们在那里，站在干巴巴的电一般的爆裂声中，大街上的煤气总管道爆裂了。这一连串事情使牧师的心都碎了。 这就是他那时候的模样，这个罗伯·拉姆塞。一个永远处于狂饮欢闹中的人。他佩戴着奖章从战争中回来，肚子里有一团火。他在自家门前呕吐，又用自己的背心把呕吐的东西擦去。他比一挺机关枪更快地让街上的人全部跑光。开路！这就是他的方式。一会儿之后，他带着一腔热血，以他通常那种出色的、无所谓的方式，从码头的一端走下去，溺死了自己。 我那么清楚地记得他，记得他住的那所房子。因为我们在热烘烘的夏夜经常集会的地方，正是在罗伯·拉姆塞家门前的台阶上，我们在那里注视着街对面酒馆那边的动静。整夜人来人往，没有人费心去把百叶窗拉下。在举步之遥的地方，是一个叫作“巴姆”的脱衣舞小酒吧。“巴姆”周围都是酒馆。星期六晚上，“巴姆”外面排着长队，人们你推我挤地拼命挤到卖票的窗口。星期六晚上，蓝衣女郎真是得意之极，这时就必然会有某个从海军造船厂来的疯狂水手从座位上跳起来，抓掉了米莉·德·莱昂的一个吊袜带。那天晚上，一会儿工夫之后，他们肯定会漫步走到街上，拐进住家的入口。不久他们就站在酒馆上边的卧室里，扒掉他们的紧身裤衩，女人们使劲扯下她们的紧身胸衣，像猴子似的抓来抓去。而楼底下，他们正拼命灌着啤酒，互相咬耳朵，发出这样一种尖声尖气的笑声，充塞在那酒馆里面，就好像冒着烟的烈性炸药。所有这一切都是从罗伯·拉姆塞家的门前台阶上看到的，这时他父亲正在楼上的煤油灯前做祷告，像一只可憎的雌山羊一般祈求有一个结束。在厌倦了祷告的时候，他就穿着睡衣下来，像一个老妖婆似的，用扫把伏击我们。 从星期六下午起，一直到星期一早上，这是一段没有尽头的时间，一件事情融入到另一件事情中。星期六早晨就已经——这是怎么发生的，只有天知道——让你感到军舰停泊在大水坞里。星期六早晨我的心就已经蹦到喉咙口了。我会看见甲板被擦洗得干干净净，大炮被擦得锃光瓦亮，停泊在水坞肮脏而平静的水面上的那些海上大怪物的重量，沉重地压在我身上。我已经在梦想逃走，梦想到遥远的地方去。但是我最远只去了河的那一边，坐环行地铁到过北面的第二大道和第二十八街路口。在那里我演奏了香橙花华尔兹舞曲，幕间休息时，我在铁洗涤槽那里洗了洗眼睛。钢琴放在酒吧的最里面，琴键的颜色已经发黄，我的脚够不着踏板。我穿了一套天鹅绒的西服，因为当时穿天鹅绒很时髦。 河那边所进行的一切都是纯粹的疯狂：沙子地面，阿尔干灯[5]，云母画——画中的雪从不融化，手上沾满污点的疯狂德国佬，长了厚厚一层黏质苔藓的铁洗涤槽，屁股总是凸出在椅背上方的汉堡女人，弥漫着令人窒息的酸菜味的院子……一切事物都永远以四分之三节拍的节奏进行着。我走在父母中间，一只手插在我母亲的皮手笼里，另一只手插在我父亲的袖子里。我的眼睛紧闭着，就像壳一张开就要渗出液体的蛤蜊一样。 河那边进行的一切变化无常的潮流与气候全渗透在我的血液中。我仍然可以感觉到我在雾中、雨中倚靠的大栏杆上的滑溜，把我的额头弄得凉冰冰的雾和雨送来了渡船尖厉的汽笛声，它正徐徐开出渡船码头。我仍然可以看见渡船码头上长满苔藓的木板，当大圆船头的侧面擦过时，木板拱起，而绿色的汁液般的水则拍打着上下起伏、吱嘎作响的木制码头。头顶上海鸥在盘旋俯冲，用它们脏兮兮的嘴发出脏兮兮的噪音，一种非人类的吃喝享乐声，嘶哑而凶猛，它们的嘴不遗余力地攻击垃圾，它们的脏腿掠过翻腾的绿色水面。 人们不知不觉地从一种背景、一种年纪、一种生活，转向另一种。当人们走到街上，无论这是真的，还是南柯一梦，突然之间，他们会第一次明白，岁月在飞逝，所有这一切已经永远成为过去，将只会继续活在记忆当中；然后，记忆就会以一种夺人心魄的奇异光辉向内发展，人们会永远重复这些背景和事件，在梦中，在沉思冥想中，在街上行走时，在同女人睡觉时，在读一本书时，在同一个陌生人谈话时……这些记忆突然之间，然而又总是十分顽固、十分精确地侵入进来，像鬼魂一样出现，并渗透到每一个人的每一个毛孔中去。从此以后，一切都在变幻莫测的层次进行——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梦幻，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全部生活。我们以一种平行四边形的方式，从我们脚手架的一个平台掉到另一个平台。从此以后，我们呈分裂状地走进无数片断中，就像一条百脚昆虫，一条蠢蠢欲动的蜈蚣，拼命吸取周围的空气；我们带着感应丝行走，这感应丝贪婪地吸取过去与未来，所有事物都融入了音乐和哀伤；我们向着一个联合的世界走去，坚持我们的分裂。当我们行走的时候，所有事物都同我们一起分裂成无数五颜六色的片断。成熟期的大分裂，大变化。在青年时代，世界的恐怖与痛苦里里外外渗透了我们。在欢乐与悲哀之间没有明显的区分：它们融合成为一体，就像我们平时清醒的生活同梦幻与睡眠融合在一起一样。我们作为一个人在早上爬起来，晚上又走进海洋里，被彻底淹没，抓住星星与一时的狂热。 然后，突然之间，似乎一切都翻转过来的时候来到了。我们生活在心理中、观念中、片断中。我们不再吸取外面街上的疯狂音乐——我们只记得。像一个发狂者那样，我们复活了青年时代的戏剧。有如一只蜘蛛，一而再，再而三地按照某种迷幻的、对数式的图案继续吐丝。如果我们对一个胖乎乎的胸部动了心，那么这就是一个婊子胖乎乎的胸部，她在一个雨夜里弯下身子，第一次让我们领略了两个圆滚滚的大奶球的奇迹；如果对湿漉漉的铺石路的沉思激发了我们，那么这是因为我们七岁的时候，当我们心不在焉地凝视那条街明亮清澈的影像时，关于未来生活的预感突然像长矛一般刺中了我们。如果看到一扇正关上的门，我们对此很感兴趣，那么这是因为想起一个夏天的夜晚，所有的门都轻轻关上，在光线屈尊拥抱影子的地方，有金牛犊、金饰带和闪闪发光的阳伞。从关上的门缝里，像从细纱网中渗漏过一层红宝石那样，飘来音乐和不知是什么美妙东西的香味。也许当那扇门打开一点儿让我们窥见一小眼世面时，也许，我们这才第一次多少知道一点儿罪恶的巨大冲击力；第一次多少了解到在这里，在光中旋转的小圆桌上面，我们的脚悠闲地蹭着锯末，我们的手摸着玻璃酒杯冰凉的高脚；这里，在这些小圆桌上面，我们将带着这样的向往和敬畏看这些桌子；在这里，我说，我们将在未来的岁月里，第一次感受到爱的意志，锈斑，从炉坑里爬出来的爪子似的黑手，街上亮晶晶的圆锡块，令人生畏的煤烟色烟囱，在夏天的闪电中猛烈地甩来甩去的秃榆树，大雨倾盆而下时人们发出的尖叫声，而蜗牛则从热烘烘的地里爬出来，奇迹般地逃之夭夭，整个天空变成蓝色、黄绿色。这里，在这些桌子上面，听到第一声召唤，第一次遇到手的触摸，就会有痛苦的肠绞痛。酒在我们的肚子里变酸，痛苦从脚底心升起，在一只手的柔软而炙热的触摸下，圆桌面同我们骨子里的痛苦和狂热一起旋转。这里，有着一个又一个被埋没的传说，关于青春与忧郁，关于野性的夜晚和在湿路面反光中舞动的神秘胸脯，关于正抓来抓去、轻声嬉笑的女人，关于狂野水手的叫喊，关于在门厅前排着的长队，关于在雾中互相擦边的小艇和呼哧呼哧拼命喷着气、迎着浪潮而去的拖船，而在布鲁克林桥上，有一个人正痛苦地站着，等着跳下去，或等着写一首诗，或等着血液离开他的血管，因为如果他再前进一步，爱的痛苦就会杀死他。 梦的原生质是分离的痛苦。在肉体被埋葬后梦继续活着。我们用一千条腿、一千只眼睛走在街上，用毛皮似的触须寻找关于过去的最微不足道的线索和记忆。在漫无目的的来来回回当中，我们不时停下来，就像一些长长的、黏糊糊的植物。我们囫囵吞下了活生生的过去。我们柔顺地开始在夜间，在淹没了我们青春睡眠的血海当中畅饮。我们以一种不知满足的干渴畅饮。我们不再完整，我们生活在片断中，我们的各个部分都被最薄的膜隔开。这样，当舰队在太平洋里演习时，从你眼前闪过的，是关于青年时代的整部传说，是那条大街上的梦幻，是嘴上叼着垃圾在空中盘旋俯冲、发出声响的海鸥；要不，这是喇叭的声音和旗帜飘扬的声音，地球上所有未知的部分都在你眼前飘然而过，没有日期，没有意义，像那桌面一样在权力与荣耀的五光十色当中旋转。白天来临时你站在布鲁克林桥上，往下看那军舰上冒着烟的黑色烟囱，炮筒闪闪发亮，纽扣闪闪发亮，水奇迹般地在尖利的舰头下分开，发绿发蓝的水带着一种冷冷的白炽，带着香槟酒和火辣辣嘴巴的寒气，翻滚着，像冰和饰带，像破裂与烟雾，舰头以一种无尽的隐喻乘风破浪：沉重的舰身前进着，舰头始终在划破波浪，它的重量就是无法过磅的世界的重量，下沉到未知的大气压中，下沉到未知的地质裂缝和洞穴中，那里的水流发出音乐旋律的隆隆声，星星翻转消失，手伸上去抓，从来没有抓着，也没有挨近，只是抓，而星星却一个接一个地熄灭，无数个星星，数不清的世界下沉到冷冷的白炽中，下沉到发绿发蓝的漆黑夜晚中，有碎冰，有香槟酒的灼伤，有海鸥嘶哑的叫声，它们的尖喙上因缠满了藤壶而显得肿大，它们脏兮兮的垃圾嘴在寂静的船龙骨底下永远塞得鼓鼓的。 人们从布鲁克林大桥上往下看一点儿泡沫，或一小摊汽油，或一块碎片，或一条空驳船；世界颠倒着经过，带着吞噬内脏的痛苦和光亮，肉体的两胁破裂，长矛扎向软骨，防身盔甲飘入虚无之中。从你身上经过的，有古代世界的疯狂语言、标记和预兆，墙上的文字，酒馆门上的裂缝，拿着陶土烟斗的玩牌人，衬托着锡工厂的那棵形容憔悴的树，带进棺材里的有锈斑的黑手。人们夜间走在街上，大桥衬着天空，像一架竖琴，溃烂的睡眼烧着了棚屋，糟蹋了墙壁；楼梯在浓烟中坍塌，耗子在天花板上奔逃；一个声音钉在门上，一些长长的爬行物有着毛茸茸的触须和一千条腿，从管子里掉下来，像汗珠一般。喜气洋洋、杀气腾腾的鬼魂，伴随着晚风的尖叫和下流男人的诅咒；有竿子从中穿过的低矮的、浅浅的棺材；倾吐悲哀的口水流到冰冷的、蜡一般的肉里，烧灼了死亡的眼睛，死蛤蜊被凿碎的硬壳。一个在变幻的层次上的圆形笼子，人们在其中来回走动，星星和云彩在自动扶梯下面，笼子的四壁旋转，有尾巴和爪子的男女，而在一切事物之上的是用钢铁和高锰酸盐写的字母。人们在圆形笼子里随着炮火猛烈的隆隆节奏，走了一圈又一圈；剧院着火，演员们继续说着他们的台词。膀胱胀破，牙齿脱落，但是小丑的恸哭就像头皮屑掉下的声音。人们在没有月光的夜晚，走在火山口形成的山谷中，死火和白骨堆的山谷，没有翅膀的飞鸟的山谷。人们走了一圈又一圈，寻找中心点，然而火已经烧成了灰，事物的性隐藏在手套里的手指中。 然后有一天，皮肉好像突然之间松开，肉下的血液和空气结合在一起，突然之间整个世界又咆哮起来，身体的骨骼像蜡一样熔化。这样的一天，也许就是你碰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一天。你记得那本书下面的桌布的味道；你看钟，这时候离永恒只有五分钟；你数壁炉架上的东西，因为数字的声音在你嘴里是一种全新的声音，因为新与旧、被触动与被忘却的一切都是一团火，是一种催眠。现在，笼子的每一扇门都敞开着，无论你走哪一条道，它都是一条通往无限的直线，一条疯狂的直线。在这条线上，激浪咆哮，大理石和靛青制成的大鸟猛扑下来，放下它们发热的蛋。从泛着磷光的波浪中，雄赳赳气昂昂地腾跃出随亚历山大大帝行军的搪瓷马，它们紧绷绷的健壮肚皮发出钙的灼光，它们的鼻孔浸在鸦片酊里。现在到处是雪和冰，猎户座的大饰带挂在海洋的胯部周围。 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从我的视野一闪而过的时候，正好是七点零五分，在百老汇大街和柯修斯科街的拐角上。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正在装饰一家商店的橱窗。那些人体模型从大腿中间往下全是铁丝。空鞋盒靠橱窗排成一行，像是去年的雪……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就是这样闯了进来。毫不显眼地，像一只旧鞋盒。把他的名字告诉我的那个犹太人是个厚嘴唇；例如，他不会说符拉迪沃斯托克，也不会说喀尔巴阡山脉——但是他能神圣地说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甚至现在，在我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候，我又看见他那肥厚的大嘴唇，在他发这个名字的音时，他喷出的唾液形成的一条细线就像拉长的一根橡皮筋。在他的两个门牙之间有一个大于通常情况的空隙；正是在这个空隙中间，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个词颤抖着、伸展着，一层五彩缤纷的唾液薄膜，在其中集中了黄昏时日光的全部金色——因为太阳正从柯修斯科街落下去，高架桥上的交通局面突然成了一种春天的解冻，一种嚼和磨的声音，就好像带铁丝腿的人体模型正在互相生吞活嚼。不久以后，在我来到慧骃国[6]的时候，我听到头顶上有同样的嚼和磨的声音，又有唾液在一个人的嘴里颤抖、伸展，在消失的阳光中五彩缤纷。这次是在龙之峡：一个男人拿着一根藤杖站在我的上方，脸上露出一种野蛮的阿拉伯人的微笑，啪啪啪地抽打着藤杖。好像我的大脑是一个子宫，世界的四壁再一次坍塌。斯威夫特的名字就像对着世界的锡板盖子拼命撒了一泡清脆响亮的尿。头顶上，那绿色的吞火魔王，他的美味肠子包裹在油布中；两颗巨大的乳白色牙齿大声咬在同打靶场和土耳其浴室相连接的抹了黑色油脂的嵌齿带上；嵌齿带滑过一个白色骨架。斯威夫特的绿龙带着一种无尽的撒尿声，从嵌齿上运动过去，将像通心粉一样被吸入的人类大小的侏儒碾细碾小。在食管的里外，在肩胛骨和乳突的上下左右，穿过无底的脏腑，汹涌澎湃，完全汹涌澎湃，胯部伸展滑动，嵌齿不断无情地运动，生吞活嚼所有挂在龙须上的细小通心粉。我观察那发出轰响的乳白色微笑，那种狂热的、来自梦乡之火的阿拉伯式微笑，然后我默默走进敞开的龙肚子里面。在骨骼上那些咬住旋转嵌齿的疯狂肋骨之间，慧骃国伸展在我的面前；我耳朵里那种咝咝的撒尿声，就好像人的语言是由矿泉水构成的。上上下下，在抹了油脂的黑带子那边，在土耳其浴室那边，穿过管乐演奏者之家，在天蓝色的水面上，在陶土烟斗和液体喷嘴上跳舞的银球之间：低于人类的浅顶软呢帽和班卓琴的世界，印花大手帕和黑雪茄的世界；从聚乙二醇[7]到温尼伯市场的黄油硬糖，爆破的啤酒瓶，玻璃丝糖浆和热玉米粉蒸肉，激浪咆哮和烘烤铁盘的咝咝声，泡沫和桉树，污垢，白垩，糖果，女人的雪白大腿，断桨；木制肋骨令人眼花缭乱地飞舞，麦卡诺拼图，永无休止的微笑，喷着火的野蛮阿拉伯人的微笑，血盆大口和绿色的肠子…… 哦，窒息的、崩溃的世界，强健的白牙齿在哪里?哦，同银球、软木塞、救生圈一起下沉的世界，玫瑰色的头皮在哪里?哦，蛋，蛋白状的，哦，现在被嚼烂了的、光秃的世界，你冷冰冰、亮晶晶地躺在什么样的死亡之月下? 【注释】 [1] 占星术中黄道十二宫的第一宫。——译者注，下同。 [2] 艾尔·卡彭（1899——1947）：美国黑手党首领。 [3] 原是荷马的两部史诗之一，在这里泛指冒险，或讲冒险故事。 [4] 指犹太人大量迁入这一地区。 [5] 瑞士人阿尔干发明的一种结构科学的油灯。 [6] 英国18世纪作家斯威夫特的长篇小说《格列佛游记》中描写的一个幻想国度。 [7] 一种食品添加剂。 [book_title]春天的第三或第四天 撒热喝凉，如特里马尔奇奥[1]所说，因为我们的大地母亲在中间，弄得像个鸡蛋似的，圆圆的，她身上有所有的好东西，像一个蜜蜂窝。 我在其中度过我一生中最重要岁月的那所房子只有三个房间。一间是我祖父在其中去世的房间。在葬礼上，我母亲悲伤得如此惊天动地，以致她都差不多要把我祖父从棺材里猛拽出来。我祖父的样子十分可笑，淌着他儿媳的眼泪，就好像他在为自己的去世而哭泣。 在另一间房间里，我姑妈生下一对双胞胎。当我听说双胞胎的时候，看到她如此瘦弱无力，我就对自己说——为什么是双胞胎?为什么不是三胞胎呢?为什么不是四胞胎呢?为什么停下?她这样瘦小，这样蓬头垢面，房间这样小——绿色的墙壁，角落里有一个肮脏的铁洗涤槽，然而这是房子里唯一能够生下双胞胎——或三胞胎，或公驴的房间。 第三个房间是一个壁龛，在那里我得了麻疹、水痘、猩红热、白喉等等使时间在幸福和痛苦中无限伸展的儿童时代的可爱疾病，尤其是天意为我在床头上方安了一个带格栅的窗户，还有吃人妖魔的爪子抓住格栅，大汗淋漓，像红宝石一般滚下，有如河水般迅速奔腾，雨后春笋般飞快生长，吃着厚厚的嫩牛排，手脚却比铅还要重，或者像雪一样轻。手脚被时间的海洋或无数光的区域所隔开，脑袋像一粒沙子一样藏起来，脚指甲在雅典废墟下的极乐中腐烂。在这个房间里我听到的只有蠢话。我每一次得了一场这种新的可爱疾病，我父母就变得更加糊里糊涂。（“你就想一想，你小时候我把你领到洗涤槽跟前，我说，宝贝，你不要再从瓶子里喝水了，好吧?你说不，我就在洗涤槽里打碎了瓶子。”）轻手轻脚地（“轻手轻脚地”，斯麦尔加科夫将军说），说不清有多大年纪的老处女索诺夫斯卡小姐穿着一件墨绿色的连衣裙来到这个房间里。她带来了陈奶酪的味道——她的性欲在连衣裙底下变成了陈腐奶酪的味道，但是索诺夫斯卡小姐也随身带来了耶路撒冷之劫以及深深刺穿了耶稣的手以致留下永久窟窿的钉子。在十字军东征以后是黑死病，哥伦布以后是梅毒，索诺夫斯卡以后是精神分裂。 精神分裂！没有人再认为全世界都得了疾病有多么奇妙。没有参照点，没有健康状况。上帝也同样会得伤寒热。没有绝对的东西。只有迟缓进展的光年。当我想起全欧洲都在与黑死病搏斗的那些世纪时，我就明白了，只要我们被咬对了地方，生活就会多么辉煌！在那种腐朽当中的舞蹈与寒热！欧洲也许永远不会再跳舞跳得如此销魂。还有梅毒！梅毒的到来！它在那里，就像一颗晨星悬挂在世界的边缘。 1927年，我在布朗克斯坐着听一个人读一个毒瘾癖的日记。那人几乎读不出来，他笑得那么厉害。两个完全没有联系的现象：一个人吃了镇静剂躺着，神经如此紧张，把脚伸出了窗外，让他的上半身留在狂喜之中；而另一个人，他是同一个人，坐在布朗克斯，把肠子都快要笑出来了，就因为他不理解。 哎，梅毒的伟大太阳正在落下。低能见度：给布朗克斯，给美国，给整个现代世界的预报。由阵阵笑的狂风伴随的低能见度。地平线上没有新的星辰。大灾大难……只有大灾大难！ 我在思考着那个上帝再生，人们将为上帝而战、而杀戮的时代，因为现在，而且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都在为食物而战。我在思考着那个工作将被忘却、书本在生活中拥有其真正地位的时代。也许那时候不再有别的书本，只有一本大书——一本《圣经》。对我来说，书即人，我的书就是我所是的这个人，我所是的这个困惑不解的人，这个粗心大意的人，这个草率鲁莽的人，这个精力旺盛、淫秽不堪、吵吵嚷嚷、富有思想、顾虑重重、满嘴谎言、极其真实的人。我在想，在那个未来时代，我将不会被忽视。那时候，我的历史将变得举足轻重，我留在世界面孔上的疤痕将有重要意义。我不会忘记，我正在制造历史，一种像下疳一样蚕食掉其他无意义历史的秘史。我不是将自己视为一本书、一篇记录、一份文件，而是视为我们时代的一部历史——一部所有时代的历史。 如果我在美国不幸福，如果我渴望更多的空间、更多的冒险、更多的表现上的自由，那么，这是因为我需要这些东西。我很感激美国让我明白了我的需要。我在那里服徒刑。现在我没有需要。我是一个没有过去、没有未来的人。我是——这就够了。我不关心你的好恶；你相信我说的话是真是假，对我来说都无所谓。如果你现在就在这里同我断绝关系，我也不在乎。我不是一个喷雾器，你可以挤一下，让它喷出一股细细的希望之雾。我看见美国在传播灾难。我把美国看作世界的邪恶祸根。我看见长夜来临，那个毒害了世界的蘑菇在根部枯萎。 所以，我是带着一种末日——无论是明天，还是三百年以后——的预兆，狂热地写这部书的，所以，由于我的思想不时突然停下，我也只得不仅勇敢地，而且绝望地一再重新点燃火焰——因为没有一个我可以信任的人来为我说这些事情。我的支支吾吾，我的探索，我对任何一种表达方法的探求，都是一种神圣的结巴。我被世界的辉煌崩溃搞得眼花缭乱！ 每天晚上吃过饭后，我把垃圾拿到下面的院子里。上来的时候，我拿着空桶站在楼梯口的窗户那里看蒙马特尔高地上的圣心教堂。每天晚上，当我把垃圾拿下去的时候，我就想到自己以辉煌的白色高高耸立在高地上的样子。给我灵感的不是圣心，不是我正想到的基督，而是一种胜于一位基督、大于一颗心的东西，是一种超越了我想到的万能上帝的东西——我自己。我是一个人。这对我来说似乎已经足够了。 我是一个上帝的人，一个魔鬼的人。说哪一个都合适。没有永恒的东西，没有绝对的东西。我面前始终是肉体的形象，我们一个阴jing两颗睾丸的三位一体之神。右面是圣父，左面垂得较低一点的是圣子，在他们中间的上方是圣灵。我永远不会忘记，这神圣的三位一体是人为的，它将经历无限的变化——但是只要我们长着胳膊、腿从子宫里钻出来，只要我们头顶上有星辰驱使我们发疯，脚下有草坪缓和我们身上奇迹的冲击，这个肉体就将一直适合我们吹奏出的所有曲调。 今天是春天的第三或第四天，我在克利希广场坐着，沐浴在充足的阳光中。今天，在这儿坐在阳光里，我告诉你，我才不管他妈的世界毁不毁灭，不管世界是对是错、是好是坏呢！它是——这就足够了。世界就是它所是的样子，我就是我所是的样子。我不是像一个盘腿坐着的菩萨说这话的，而是出于快乐的、不容怀疑的智慧，出于一种内在的安全感。在那里的这个，在我这里的这个，所有这一切，一切，不可解释的力量的合力。一种其秩序超越了理解的混乱。超越了人的理解。 作为人类，在黄昏时，在黎明时，在陌生的时刻，在神鬼出现的时刻，那种独自一人和独一无二的感觉使我强大到如此地步，以至于当我同芸芸众生走在一起，似乎不再是一个人，而只是一个斑点、一口痰的时候，我就想起自己一个人在空间中，在最辉煌的空荡荡大街包围中的一个单一存在，一个走在摩天大楼之间的人类二足动物，这时候其他居民已经逃走，我一个人走着，唱着，支配着大地。我不必到我背心口袋里去寻找我的灵魂；它一直都在那里，撞击着我的肋骨，随着歌声而膨胀、充气。如果我只是离开一个集会，在集会上大家一致认为，一切都已死亡，那么，现在当我一个人以上帝身份在街上走过的时候，我知道这是一个谎言。死亡的迹象不断出现在我眼前；但是，这种世界的死亡，一种不断进行着的死亡，它不是从外向内吞噬我，这种死亡就在我的脚下，从我身上往外移动，我自己的死亡总是领先于我一步。世界是我自己死亡的镜子，世界不比我死得更彻底，我在一千年以后比现在这个时刻更有活力，我现在正在其中死去的这个世界那时候虽然已死了一千年，还是比现在更有活力。当每一件事情都被经历到最后的时候，就没有死亡，没有遗憾，也没有虚假的春天；经历的每一个时刻都打开了更广大、更宽阔的地平线，这地平线只有去经历，它是无法逃避的。 梦想者只是在脖子以上梦想，他们的身体被扎扎实实地捆在电椅上。想象一个新世界就是每天去经历它，每一个思想，每一道眼光，每迈出一步，每做一个杀戮与娱乐的姿势，死亡始终领先一步。唾弃过去是不够的。称颂未来是不够的。人们必须表现得好像过去已经死亡，而未来则不可理解。人们必须表现得好像下一步就是最后一步，实际上它也是最后一步。向前迈出的每一步都是最后一步，一个世界也随之死亡，包括人们的自我。我们在这里属于一个从来没有终结的世界，过去从来不停止，未来从来不开始，现在从来不终结。这个我们抓在手里看见的从来不、从来不的世界，然而它不是我们自己。我们是从来没有结束、从来没有形状可以被人认出的东西，都在那里，然而却不是全部，而是如此大大超出于全部的部分，这种全部只有上帝、数学家才能计算得出来。 笑！拉伯雷提出忠告。为你所有的罪恶而笑！在我们将所有那些假药倒进喉咙之后，就是耶稣也难以施展他那清醒、快乐的智慧。当衬里磨破掉下肚子时，一个人怎么还能笑呢?在他们，那些脸色苍白、下巴突出、悲伤、痛苦、庄严、严肃、天使般的鬼怪，给我们带来所有的痛苦之后，一个人怎么还能笑呢?我理解唆使着他们的那种背信弃义。我原谅他们的天分，但是一个人很难从他们制造的悲哀中解脱出来。 当我想起所有那些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盲信者，想起那些不是盲信者而是纯粹的白痴，因为观念而被屠杀的人时，我开始强作笑脸。我说，封锁住每一条可能逃跑的道路，把盖子使劲盖在新耶路撒冷的上面！让我们一起跳舞，没有希望！洗过的和没洗过的，凶手和福音传教士，脸色苍白的家伙和四分之三的月亮，风向标和子弹头——让他们只是更紧密地聚合在一起，让他们在这种死胡同里焦急烦恼上好几个世纪吧！ 要不就是世界太松弛，要不就是我绷得不够紧。如果我变得难以理解，我就会立即被理解。理解与不理解之间的差别只有头发丝那样细，甚至更细，一毫之差，中国与海王星之间的一线之差。无论我变得多么不正常，相差的比例却始终是一样的；这和清晰、精确等等无关。（等等很重要！）大脑会犯错误，因为它是一部过于精确的仪器；丝线碰在桃花心木的节子上，碰到雪松、乌木等硬东西，就会折断。我们谈论现实，就好像它是能用同一标准来衡量的东西，一首钢琴练习曲或一节物理课。黑死病随十字军的归来而至。梅毒随哥伦布的归来而至。现实也将来临！基本的现实，我的朋友克朗斯塔特说。引自一首写于海底的诗…… 预言这个现实，要么只有一毫之差，要么就有一百万光年之差。这差别是街道的交叉所形成的量。一个量就是人们试图将自己挤进参照系所造成的功能紊乱。一个参照就是从旧雇主那里被解雇，也就是说，是一场旧的疾病分泌出的一种黏液。 这些是诞生于那条街上的思想，有癫痫症状的那一类。你弹着吉他走出去，琴弦绷断——因为观念在形态上没有被嵌入。要回忆梦境，人们必须闭上眼睛，一动不动。只要稍一动弹，整个结构分崩离析。在街上，我将自己暴露给我周围的毁灭性瓦解因素。我让一切都带我陷入它自己的大混乱中去。我弯下腰暗中监视这些秘密过程，服从而不是支配。 我的生活有很大很大的部分已经永远消失了。很大很大的部分消失、散布、浪费在谈话、行动、回忆、梦想中。从来没有任何时候我是在过一种生活，一个丈夫、一个恋人、一个朋友的生活。无论我在哪里，无论我做什么事情，我都在过着多种生活。因此，我选择来视为我的故事的东西，无论它是什么，它都湮灭，淹没了，不可分解地同其他人的生活、戏剧、故事融合在一起了。 我是一个旧世界的人，一颗被风移植的种子，一颗没有在美国这块蘑菇般迅速发展的绿洲中开花的种子。我属于过去的那棵大树。我在肉体上、精神上的忠贞，是在欧洲人这一边，那些曾经是法兰克人、高卢人、北欧海盗、匈奴人、鞑靼人等等的欧洲人。适合我身心的气候在这里，这里有活泼与腐朽。我不属于这个世纪，我为此感到骄傲。 对于那些不能胜任启示行为的占星家，我要在我的死亡宇宙的边缘附加上一些占星术用的笔画出的道道…… 我是下疳，前后左右横行霸道的螃蟹。我在陌生的热带地区活动，经营烈性炸药、尸体防腐剂、碧玉、没药、祖母绿、清澈的鼻涕、豪猪的脚趾。因为天王星越过我的黄道，所以我过于喜欢窟窿眼儿、热猪肠及水瓶。海王星控制了我的星位。这意味着我是由清水般的液体构成的，我容易挥发，充满幻想，靠不住，有独立性，转瞬即逝，而且好争吵。屁股底下放一个热垫子，我可以扮演吹牛家或小丑，扮得像任何人一样好，无论他是在哪一宫下诞生的。这是一幅只画缺失部分的自画像——一只锚，一只开饭铃，一把胡子的残余，一头奶牛的臀部。一句话，我是一个消磨时间的游手好闲者。除了天赋以外，我绝对没有任何东西需要花大力气去显示，但是，即使在一个懒散天才的一生中，也会有这样的时候：不得不跑到窗口去，把多余的行李扔掉。如果你是一个天才，你就必须这样做——即使没有别的理由，而只是要建立一个你自己的可以理解的小小世界，它不会像一只走八天的钟，发条走完后就停下！你扔出去的东西越多，你就越受到邻居的敬仰。直到你发现自己一个人在最高层次。那时候，你就在脖子上绑一块石头，脚朝下跳下去。这会引起神秘解释的释梦同涂油膏所致的汞毒性口炎一起完全毁灭。你有晚间的梦，白天的狂笑。 所以，当我站在小拇指酒吧旁，看见这些人四分之三的脸从地狱的活板门里冒出来，用滑轮和支架拖拉火车头、钢琴、痰盂时，我就对自己说：“妙！妙！所有这些小玩意儿，所有这些放在银盘子上送到我跟前的机械！很妙！妙极了！这是我睡着时创作的一首诗。” 我关于写作学到的一点点东西就是这个：它不是人们认为它是的那个样子。它绝对因人因时而异。例如瓦尔帕莱索[2]。当我说瓦尔帕莱索的时候，它指的是某种同它以前所指的任何事物完全不同的东西。它可以指一个一颗门牙也没有的英国娘儿们和站在街中间招徕顾客的酒吧女招待；它可以指一个穿丝绸衬衫的天使，他那缠绕丝带的手指在一架黑色竖琴上飞舞；它可以指一个土耳其苏丹的宫女，有蚊帐围绕着她的屁股；它可以指这些事物中的任何一件，或者什么也不指；但是无论它指什么，你都可以肯定，它将是某种不同的东西，某种新的东西。瓦尔帕莱索始终是终结前的五分钟，在秘鲁的这边一点儿，或许还要近三英寸。它是你发着烧偶然走完的平方英寸，因为你屁股底下有一个热垫子，还有圣灵在你肠子里——包括矫形术的错误。它意味着“撒热喝凉”，如特里马尔奇奥所说，“因为我们的大地母亲在中间，弄得像个鸡蛋似的，圆圆的，她身上有所有的好东西，像一个蜜蜂窝”。 现在，女士们先生们，用我拿在手里的这把小小的万能开罐器，我正要打开一罐沙丁鱼。用我拿在手里的这把小小的开罐器，这完全一样——你要开一盒沙丁鱼，还是一家药店。这是春天的第三或第四天，我已经告诉你好几次了，尽管这是一个乏味、邋遢、令人缅怀往事的春天，温度计把我逼得像一只臭虫一样发疯。你以为我一直坐在克利希广场，也许是在喝着开胃酒。事实上，我是坐在克利希广场，但那是两三年以前。我确实站在小拇指酒吧旁，但那是很久以前，从那以后一只螃蟹一直在咬我的命根子。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地铁（头等厢）里以这句话开始的：“我曾经是的那个人，我现在不再是他了。” 走过铁路调车场的时候，有两件可怕的事情把我烦得要命——其一，如果我把眼睛稍稍抬高一点儿，眼睛就会从我的脑袋上迸出去；其二，我的肛门正在掉出来。有一种紧张状态如此强烈，以致全部思维过程立即变成菱形六面体了。我考虑到静止，想象全世界都宣布度假。在那天，有那么多自杀的，以致都没有足够的车来拉尸体。从波特那里的铁路调车场走过，我闻到从牲口列车上传来令人作呕的恶臭。就像这样：今日全天，昨日全天——当然是三四年以前——它们一直身体紧挨，心惊胆战、满身大汗地站在那里。它们的身体满含着厄运。从它们身旁经过时，我的头脑十分清醒，我的思想水晶般清澈。我这样急于要吐出我的思想，以至于竟在黑暗中从它们身边跑了过去。我也十分害怕。我还大汗淋漓，气喘吁吁，嗓子冒烟，满含着厄运。我从它们身边经过，就像一封邮寄的信件。要不然不是我，而只是某些念头，我只是这些念头的通报者。这些念头已经贴上标签，做好记录，已经封好，盖上戳子，印上水印图案。它们——我的念头串联着闪过，像带电的线圈。是超越幻想生活呢，还是带着幻想生活?这是一个问题。在我内心，有一颗令人惊叹的宝石，它不会磨损，一颗我夜间逃走时用来划窗玻璃的宝石。牲口哞哞、咩咩地叫着。它们在那里，站在自己粪便的热烘烘恶臭中。我现在又听到A小调四重奏的音乐，听到琴弦一阵阵痛苦激动的拨弄声。我内心有一个疯子，他乱劈乱砍，直至他最终消除了混乱。完全消灭，同较少的、较模糊的消灭相区别。以后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肃清的了。一个光轮迅疾滚到悬崖跟前——从悬崖滚进无底深渊。我，贝多芬，我创造了它！我，贝多芬，我摧毁了它！ 从现在起，女士们先生们，你们正在进入墨西哥。从现在起，一切都将奇妙而美好，惊人地美，惊人地妙。越来越惊人地美妙。从现在起，不再有晾衣绳，不再有背带，不再有法兰绒衬衣。总是夏天，一切都忠实于形式。如果是一匹马，那它就始终是一匹马。如果是中风，那它就是中风，而不是圣维特斯舞蹈症。没有凌晨时的妓女，没有栀子花。没有街沟里的死猫，没有汗。如果是一片嘴唇，那它就一定是一片永远颤抖的嘴唇。因为在墨西哥，女士们先生们，始终是正午，发光的是倒挂金钟，死去的就是死去的，而不是鸡毛掸子。你躺在水泥床上，像一支乙炔火炬一样睡觉。当你发现一样东西是丰富的，那它就是富源；当你发现它不是丰富的，那它就是痛苦，比痛苦更糟。没有琶音，没有装饰音，没有华彩段乐章。要么你抓住线索；要么你不抓住线索。要么你以纯粹的旋律开始，要么你以防腐溶液开始。但是没有炼狱，没有长生不老药。这是第四田园诗，或者第十三区！ 【注释】 [1] 古罗马作家佩特罗尼乌斯的小说《萨蒂利孔》中一位经常大宴宾客的暴发户。 [2] 智利中西部港口城市。 [book_title]一个星期六下午 这赛过读维吉尔。 这是一个星期六下午，这个星期六下午截然不同于所有其他的星期六下午，但又绝对不像一个星期一下午或星期四下午。在这一天，我骑车去纳伊桥，经过罗宾逊小岛。岛的另一头是教堂，教堂里的小塑像有如钟状花冠口中的子叶。我是这样有一种在家的感觉，以至于感到，我竟然出生在美国，这似乎令人难以置信。平静的水面上有渔船，有标明航道的铁桩，有拖着长长的弧度、吃水很深的拖船，有黑色的敞舱驳船和明晃晃的支柱，天空从不变化，河流弯弯曲曲，群山起伏，环抱着山谷，一幅永远在千变万化然而又经久不变的全景图，三色旗固定标志下生活的多样化与运动。所有这一切都是塞纳河的历史，它在我的血液中，并将进入那些在一个星期六下午随我之后沿着岸边而行的人们的血液中去。 当我沿着去默东的路，在布洛涅那边的桥上经过时，我掉转头，驶下山进入了塞夫勒。从一条无人的街道上经过，我看见一个花园里的小餐馆；阳光正从树叶缝里漏下来，照得桌子闪闪发光。我下了车。 什么东西赛过读维吉尔或熟记歌德（一切易逝的东西都只是一种比喻，等等）呢?嘿，在伊西莱穆利诺的室外凉棚下吃一顿八法郎的饭。然而我是在塞夫勒。没关系。近来我一直在想写一本我想象在伊西莱穆利诺发现的《狂人日记》。因为这个狂人主要是我自己，所以我不是在塞夫勒而是在伊西莱穆利诺吃饭。女招待拿着一小瓶啤酒走过来时，狂人说什么?在你写作时不要担心出错。传记作家会解释一切错误的。我想起我的朋友卡尔，他最近花了四天时间着手描绘他正写到的那个女人。“这个我没法做！这个我没法做！”他说。很好，狂人说，让我来为你做这个。开始！这是主要的事情。假定她的鼻子不是鹰钩鼻?假定这是一只很漂亮的鼻子呢?有什么区别呢?如果一幅肖像一开始就弄得很糟糕，这是因为你不是在描绘你心目中的那个女人：你考虑得更多的是那些将观看肖像的人，而不是为你而坐在那里的那个女人。拿范诺登来说——他是另一个例子。他两个月来一直在试着写他的小说。每次我遇见他，他的书都有了一个新的开头，但从来就只是开头。昨天他说：“你看见了我的问题所在。这不光是一个如何开头的问题：第一句话就定下了全书的基调。这里是我几天以前写的一个开头：但丁为一个叫作H——的地方写了一首诗。H加破折号，因为我不想在书刊审查官那里惹什么麻烦。” 想一想一本以H加破折号开头的书吧！一个小小的私人地狱绝不会得罪书刊审查官吧！我注意到，惠特曼开始写一首诗时，他这样写：“我，沃尔特，现在三十七岁了，身体完全健康！……我随兴之所至……我热爱我自己……沃尔特·惠特曼，一个宇宙，曼哈顿的儿子，躁动，丰满，性感，吃喝，繁殖……拆掉门上的锁！从门框上拆掉门本身……在此或从今往后，对我完全一样……我以我的真实面目存在足矣……” 对沃尔特来说，始终是星期六下午。如果那女人难以描绘，那他就承认这一点，在第三句话那里就停下来。下个星期六，天气允许的话，他就可以补上一颗缺掉的牙齿，或踝部。一切都可以等待，可以等待它的时机。“我绝对接受时间老人。”而我的朋友卡尔，他有着臭虫般的活力，却急得尿裤子，因为四天过去了，他手里只有一张底片。“我不明白，”他说，“为什么我会死——不包括不幸的意外事故。”然后他搓着手，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实践他的不朽。他就像藏在墙纸背后的一只臭虫。 热辣辣的太阳晒透了凉棚。我神志昏迷，因为我在迅速死亡。每一秒钟都很重要。我没有听见刚才滴答过去的那一秒钟——我像疯子一样依恋着还没有报告自己到来的这一秒钟……什么东西赛过读维吉尔呢?这个！这个还没有在滴答声或节拍中界定自己、不断扩张的时刻，这个摧毁了一切价值、地位、差别的永恒时刻。这个时刻正从一个隐藏的源泉往上往外喷涌。没有真理可言，没有智慧可以传授。喷涌与潺潺声，同时对所有人说话，到处，用所有的语言。现在是疯狂和清醒之间最薄的一层面纱。现在一切都如此简单，以致一切都是骗人的。从这大醉的山巅，人们驱车下到健康的高原，人们在那里读维吉尔、但丁、蒙田以及所有那些只谈论那个时刻、那个永远被听到的扩张的时刻的其他人……同时对所有人谈话。喷涌与潺潺声。这是我把酒杯举到嘴边，同时看到苍蝇停在我的小手指上的时刻；苍蝇对这个时刻来说，就像我的手，像手里拿着的酒杯，像酒杯里的啤酒，像随啤酒一起产生又随啤酒一起消失的想法一样重要。这是一个这样的时刻：我在此时懂得了，一个“去凡尔赛”或“去叙雷讷”的标志，以及所有指示这个或那个地方的标志，都应该不予理睬，人们应该始终走向没有标志指示的地方。这是一个这样的时刻：我选择坐在那里的那条无人街道人山人海，而所有那些人山人海的街道则空空如也。这是一个这样的时刻：任何餐馆都是真正的餐馆，只要它不是别人指给你的就行。这是最好的食物，虽然这是我尝过的最糟糕的食物。这是除了天才以外没有人碰的食物——总是伸手就可以够着，容易消化，让你吃了还想吃。“罗克福尔干酪，味道怎么样?”女招待问。好得不能再好了！自干酪生产以来最不新鲜、蛆虫最多、最劣等的干酪，爬满了但丁、维吉尔、荷马、薄伽丘、拉伯雷、歌德的蛆虫，曾经有过并钻进干酪的所有蛆虫。想吃这块干酪，人们还必须得有天分。这是我将自己埋在其中的干酪，我，米格尔·费奥多·弗朗索瓦·沃尔夫冈·瓦伦丁·米勒。 引桥是用鹅卵石铺的。我把车骑得这样慢，以致每一块鹅卵石都分别向我的脊柱传去一个截然不同的信息，并通过脊椎一直传到那只疯狂的笼子，延髓在其中闪亮着它的信号灯。当我在塞夫勒过桥时，看看我的左右，我在过任何桥，无论它是在塞纳河、马恩河、乌尔克河、奥德河、卢瓦尔河、洛特河、香农河上，还是在利菲河上，无论是在东河上，还是在哈得孙河、密西西比河、科罗拉多河、亚马孙河、奥里诺科河、约旦河、底格里斯河、伊利瓦第河上，我越过任何一座桥时，也就越过了所有的河，包括尼罗河、多瑙河、伏尔加河、幼发拉底河。在塞夫勒过桥时，我像疯子圣保罗一样喊叫——“哦，死亡，你的刺痛在哪里?”我后面是塞夫勒，前面是布洛涅，但是在我脚下经过的这，这在某个地方以无数同时存在的细流发源的塞纳河，这来自亿万个源头的平静的喷涌，这面携着云彩前进并窒息了过去的镜子，奔腾向前，向前，向前，而我则在镜子和云彩之间横向运动，我，一个完全的法人实体，一个结束了无数世纪的宇宙，我和我脚下经过的这，在我头顶上飘过的这，以及我全身奔腾的一切，我和这，我和那，结合成一个连续的运动，这塞纳河和有桥跨过的每一条塞纳河都是一个正骑自行车过桥的人的奇迹。 这赛过读维吉尔…… 回头朝圣克卢而去，轮子转得非常慢，疯狂的灰色笼子里的记速器喀哒喀哒地响着，像放新闻片。我是一个其测压计完好无损的人；我是一个机器上的人，机器操纵着一切；我捏着刹车骑车下山；我可以同样心满意足地踩古代惩罚犯人的踏车，让镜子在我头顶上过，历史在我脚下过，或者相反。我骑着车，沐浴在充足的阳光里，一个除了光的现象以外对一切都无动于衷的人。圣克卢山在左面高耸在我面前，树木俯身在我头顶上，用树荫遮蔽着我，道路很平坦，漫长且没有尽头，小塑像像子叶一般在教堂的钟里。一切中世纪或中年都是好的，无论在历史还是在人身上。阳光充足，道路向每一个方向伸展，所有道路都是下坡。我不会把道路铲平，也不会消除任何颠簸。每一次颠簸都给信号塔传去一个新的信息。我记下了经过的所有地点：要追溯我的思想，我只须追溯我的旅程，重新感受这些颠簸。 在圣克卢桥那里我完全停下。我不慌不忙——我有一整天要消磨。我把自行车放在树下的支架里，去小便池撒尿。全是肉汁，甚至小便池里也是。当我站在那里望着房子正面的时候，一个娴静的年轻女人把头探出窗外，盯着我看。有多少次我这样站在这个笑眯眯的仁慈世界里，阳光沐浴着我，小鸟儿叽叽喳喳疯狂啼叫，有一个女人从敞开的窗户往下看我，她的微笑碎成了柔软的小点点，小鸟将它们采集在嘴里，存放在小便池的底部，水在那里富有旋律地汩汩流淌。一个男人走过来，裤裆敞开着将他膀胱里装的热腾腾的东西浇在正溶解的碎屑上。就这样站着，心扉敞开着，裤裆敞开着，膀胱敞开着，我似乎回想起我去过的每一个小便池——所有最愉快的感觉，所有最奢侈的回忆，就好像我的大脑是一个被许多垫子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大沙发，我的一生就是在一个使人懒洋洋的炎热下午打了一个长长的瞌睡。美国放了一个尿壶在芝加哥的巴黎展览中心，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奇怪。我认为它应该在那里，我认为这是法国人应该欣赏的一件礼物。对了，倒是没必要在它上面飘扬三色旗。这太过分了一点儿！然而，一个法国人怎么会知道，首先吸引美国参观者的目光，使他激动，使他一直暖到内脏里面的东西之一，就是这只无处不在的尿壶呢?一个法国人怎么会知道，美国人在看一个公共小便池或小便斗或诸如此类随便你愿意叫它什么的东西时，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这样的事实：他是在一个承认不时有撒尿必要的民族中间，这个民族还知道，撒尿的时候，人们必须得用阴jing，如果不是当众撒尿，就得在背地里撒尿，在街上撒尿并不比在地下让一个老流浪汉盯着你，不准你小便更不合适。 我是一个大量撒尿、经常撒尿的人，他们说这是伟大精神活动的一种标志。无论它怎么样，我知道，当我在纽约街上行走时，我是在不幸之中。我不断想知道，下一步该在哪里停下，我是否能坚持那么久。冬天，在你身上一个子儿也没有、饥肠辘辘的时候，中途停下，在一个暖洋洋的地下公用厕所里待几分钟，真是不错，春天到来时，这就是另一回事了。有人喜欢在阳光里，在盯着你、朝你微笑的人们中间撒尿。虽然蹲下在一个磁壶里放空其膀胱的女性并不怎么雅观，但是，有任何感觉的人都不会否认，看着男性站在一块锡板条后面，带着那种心满意足、悠闲自在的空洞微笑，那种长久的、怀旧的、舒适的眼神往外观望人群，是一件好事。把满满的膀胱放空是人类的一大快乐。 我专门喜欢去某些小便池——如聋哑人收容所外面的破旧车辆，在圣雅克街和拉贝德莱佩街的拐角；或者卢森堡公园附近“赫金森轮胎”那里的那一个，在达萨斯街和基纳美街的拐角。这里，在春天里一个暖和的夜晚，由于什么样一连串互相关联的事情，我不知道，也不关心，只是我重新发现了我的老朋友鲁滨逊·克鲁索。整个晚上都是在回忆、在痛苦和恐怖中度过的，快乐的痛苦，快乐的恐怖。 “这个人一生的奇迹”——原版本的序言这样说——“超过了现在可以发现的一切；一个人的一生几乎不可能经历更大的变化。”这个岛现在大家知道叫多巴哥，在浩瀚的奥里诺科河的入海口，在特立尼达西北三十海里的地方。鲁滨逊在那里孤独地生活了二十八年。沙滩上的脚印如此漂亮地凸现在封面上。那个星期五。伞……为什么这个简单的故事使18世纪的人如此着迷呢?请看拉鲁斯词典： ……关于一个人的冒险故事，他被抛到一个荒岛上以后，找到了自给自足的手段，甚至为自己创造了一种相对的幸福，这在另一个人类——野蛮人星期五——到来之后得以完成，是鲁滨逊把他从敌人手里夺下来的……这部小说的趣味不在于心理上的真实，而在于大量详细的细节，这给人一种强烈的真实印象。 所以，鲁滨逊不仅找到了生活下去的手段，而且甚至为自己建立了一种相对的幸福！妙哉！一个满足于相对幸福的人，因而是一个非盎格鲁撒克逊人！因而是一个前基督徒！把这个故事带到最新的时代，把拉鲁斯词典抛开，我们要在这里讲一个想要为他自己建立一个世界的艺术家，一个关于也许是第一个真正的神经病患者的故事，他自己凿沉了船，为的是在他时代之外生活在一个他自己的世界里，这个世界他可以和另一个人类，甚至一个野蛮人分享。特别要指出的是，在将他的神经病冲动付诸实施的时候，尽管他独自一人在荒岛上，也许除了一支旧猎枪和一条破裤子以外什么也没有，可他确实找到了相对的幸福。一段清白的历史，有两万五千年的后马格德林时代的进步埋在他的神经细胞中。18世纪的相对幸福观念！在星期五到来时，虽然星期五只是一个野蛮人，不说鲁滨逊的语言，但圆却完成了。我想再读一下这本书——将在某个下雨天读。一本卓越的书，达到了我们了不起的浮士德文化的顶点。像卢梭、贝多芬、拿破仑、歌德那样的人刚冒出地平线。整个文明世界用九十七种语言整夜整夜不睡觉读着它。一幅18世纪现实的图画。从此以后不再有荒岛。从此以后一个人无论碰巧生在哪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是一个荒岛。每一个人都是他自己的文明沙漠，他在上面遭遇失事的自我之岛：幸福，无论是相对的还是绝对的，都是不可能的。从此以后，每个人都逃离自己去发现一个想象的荒岛，实践鲁滨逊·克鲁索的这场梦。追随着麦尔维尔、兰波、高更、杰克·伦敦、亨利·詹姆斯、D.H.劳伦斯等等成千上万的经典作家。他们当中没有人找到幸福。兰波找到了癌。高更找到了梅毒。劳伦斯找到了结核病。瘟疫——就是它。管它是癌、梅毒、结核病，还是什么别的东西。瘟疫！现代进步的瘟疫：殖民化、贸易、免费《圣经》、战争、疾病、假肢、工厂、奴隶、疯狂、神经病、精神变态、癌、梅毒、结核病、贫血症、罢工、闭厂停工、饥饿、无效、空虚、不安、奋斗、绝望、厌倦、自杀、破产、动脉硬化、夸大狂、精神分裂、疝、可卡因、氢氰酸、恶臭炸弹、催泪瓦斯、狂犬、自我暗示、自我陶醉、心理治疗、水疗、电按摩、吸尘器、干肉饼、粒状麦粉、痔疮、坏疽。没有荒岛。没有天堂。甚至没有相对幸福。人们如此疯狂地逃离自己，以致他们在冰块底下，在热带沼泽地里寻求拯救，要不然他们就爬上喜马拉雅山或者在同温层使自己窒息…… 使18世纪人们着迷的是末日的幻景。他们已经活够了。他们要一步一步地追溯着，重新爬回到子宫里。 这是拉鲁斯词典的附录…… 在卢森堡公园附近的小便池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书里包含什么内容，真是太无关紧要了；重要的是读书的时刻，是包含着书的时刻，是明确并且始终把书放在一间房间的生活氛围中的时刻。这间房间阳光明媚，有着使人康复的气氛，普通的椅子，破地毯，做饭洗涤的味道，母亲的肖像显得很重要，像图腾崇拜似的，窗户临街而开，投射出懒洋洋伸展的杂乱形象，多节的树木，电车线，房顶上的猫，从晾衣绳上跳下来的零碎噩梦，正关上的酒馆门，打开的阳伞，结成块的雪，滑倒的马，飞转的发动机，结了霜的窗玻璃，发芽的树木。鲁滨逊·克鲁索的故事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至少对我来说——我在其中发现它的那个时刻。它继续活在越来越大的幻觉效应中，一种充满着幻觉效应的生活的生动部分。对我来说，鲁滨逊·克鲁索和维吉尔的某些部分属于同样的范畴——或者，现在是什么时候?因为无论什么时候我想起维吉尔，我就自动想起——现在是什么时候?我认为维吉尔是一个秃头，戴着眼镜，往后翘着椅子，在黑板上留下了一个油印渍；一个神志不清、张着大嘴的秃头，他连续四年来每星期有五天装作神志不清；一张满口假牙、发出这样一些奇怪的天书般胡言乱语的大嘴：稀稀疏疏有几个人在荒凉的大海上漂浮[1]。我生动地回想起他说这句话的发音中所带有的那种亵渎神圣的欢乐。一句了不起的话，据这个秃头、凸眼珠的婊子养的所说。我们审视这句话，从语法上分析它，我们拾他的牙慧，我们将这句话像鱼肝油一般吞下，我们将它像治消化不良的药一般咀嚼，我们像他那样张开大嘴，我们一年又一年在一周的五天里一天接一天地复制着奇迹，就像磨损的唱片，直到维吉尔完蛋，永远离开我们的生活。 但是每次这个凸眼珠杂种张开大嘴，吐出这个辉煌句子的时候，我听到了那一刻让我听到的最重要的话——现在是什么时候?马上该去上数学课了。马上该去休息了。马上该去洗餐具了……我是一个将对维吉尔和他那句操蛋的“稀稀疏疏有几个人在荒凉的大海上漂浮”诚实的个人。我不脸红，不结巴，没有一点儿不知所措，没有一点儿遗憾或后悔地说，在厕所里的休息值一千个维吉尔，过去值，也将永远值。在休息时我们觉悟起来。在休息时我们这些非犹太教徒，这些没有更好意识的人变得神志不清：我们从小隔间跑进跑出，把门关得砰砰响，把锁弄坏。我们似乎得了震颤性谵妄。在我们用食品互相开火、大叫大骂、互相绊跟头时，我们不时念念有词——稀稀疏疏有几个人在荒凉的大海上漂浮。我们引起的噪音如此之大，造成的损坏如此之多，以致当我们这些非犹太教徒去厕所的时候，拉丁文教师竟跟着我们一起去，或者如果他那天在饭馆吃饭，那么历史教师就跟我们进去。他们会做怪脸，站在厕所里，手里拿着抹了黄油的美味三明治，听我们这些小家伙放屁及发出粗厉的叫声。他们一离开厕所，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我们就高声唱起歌来，这是不该受到指责的，但是这无疑是一种大受那些戴眼镜的教授们忌妒的状况，尽管他们很有学问，但他们自己也不得不时常使用厕所。 哦，厕所里的奇妙休息！我对薄伽丘、拉伯雷、佩特罗尼乌斯、《金驴记》等的知识，都要归功于这些休息。你可以说，我所有有益的阅读都是在厕所里进行的。最糟糕的情况下，也是读《尤利西斯》，或一本侦探小说。《尤利西斯》中有些段落只能在厕所里读——如果人们想要充分吸取其内容的味道的话。这不是诋毁作者的才能。这只是要使他更接近那出色的一伙：阿伯拉尔、彼特拉克、拉伯雷、维永、薄伽丘——所有那些卓越的、精力充沛的真正精灵，他们承认大粪就是大粪，天使就是天使。卓越的一伙，没有维吉尔的那句话。厕所越是摇摇欲坠，越是要塌似的，就越好。（小便池也一样。）要欣赏例如拉伯雷——像“如何重建巴黎城墙”那一段——我就推荐一个简陋的农村厕所，在一块玉米地里的一个户外厕所，有从门里照射出来的一小片新月状的光亮。没有按钮好揿，没有链子好拉，没有粉红色手纸。就一个做工粗糙的座，大到足够把你的屁股框在里面，还有两个适合于其他屁股尺寸的洞眼。如果你能带一个朋友来，让他坐在你旁边，那就好极了！一本好书在好伙伴中总是会得到更多的欣赏。你可以同一个朋友一起坐在户外厕所里消磨掉美好的半小时——将终生伴随你的半小时，以及它所包含的书，及其味道。 我说，你把一本伟大的书带到厕所去，绝无损于它的伟大。只有渺小的书才会因此而受损。只有渺小的书才会被当作擦屁股纸。《小恺撒》[2]就是这样一本书，现在已被翻译成法语，构成了《激情》系列。翻着书页，就好像我又回到家里，读着大字标题，听着他妈的收音机，坐着铁皮马车，喝着廉价杜松子酒，用玉米棒子操初出茅庐的妓女，把黑鬼吊死，活活烧死。这是让人拉肚子的东西。《大西洋月刊》或其他月刊，都是同样情况，奥尔德斯·赫胥黎、格特鲁德·斯泰因、辛克莱·刘易斯、海明威、多斯·帕索斯、德莱赛，等等，等等，都是这么回事。当我将这些老家伙带到抽水马桶那里去的时候，我并没有听到我内心有钟声响起。我一拉链子，他们就进了下水道。流入塞纳河，进了大西洋。也许一年以后，他们又冒出来——在康尼岛、米德兰海滨、迈阿密的岸边，同死水母、蜗牛、蛤蜊、废避孕套、粉红色手纸、昨天的新闻、明日的自杀在一起…… 不再从钥匙孔里窥视！不再在暗中手淫！不再有公开的忏悔！从门框上拆掉门！我想要一个女性生殖器在其中显现为一道天然纯洁缝隙的世界，一个对骨骼、轮廓、天然原色有感受力的世界，一个对其动物起源既害怕又尊敬的世界。我讨厌看所有痒痒的、乔装打扮的、毁形的、理想化的窟窿眼儿。暴露出神经末梢的窟窿眼儿。我不要看少女偷偷在闺房里手淫，或咬指甲，或揪头发，或躺在一张满是面包屑的床上读整整一章书。我要马达加斯加人葬礼上用的杆子，动物叠动物，最上面是亚当和夏娃，夏娃的两腿之间有一道天然纯洁的缝隙。我要两性人，真正的两性人，而不是带着萎缩的阴jing或干窟窿眼儿走来走去的冒牌货。我要一种古典式的纯粹，大粪就是大粪，天使就是天使。例如，英王詹姆斯一世钦定的《圣经》英译本。不是威克利夫[3]的《圣经》，不是拉丁文《圣经》，不是希腊文《圣经》，不是希伯来文《圣经》，而是那部辉煌的、致命的《圣经》。它的产生，是在英语全盛时期，是在两万词汇就足以建立一块永久的丰碑的时候。一部用瑞典语或爪哇语写成的《圣经》，一部给霍屯督人或中国人读的《圣经》，一部不得不在法语的流沙中蜿蜒曲折地流淌的《圣经》，都不是《圣经》——这是假货、冒牌货。英王詹姆斯一世钦定的《圣经》英译本是由一个碎骨机的种族产生的。它复活了原始奥秘；复活了强奸、凶杀、乱伦；复活了癫痫、性虐待狂、夸大狂；复活了魔鬼、天使、龙、海中怪兽；复活了魔术、驱邪、传染病、符咒；复活了兄弟残杀、弑君、弑父、自杀；复活了催眠术、无政府主义、梦游；复活了歌曲、舞蹈、马戏表演；复活了占卜、阴间、神秘、奥秘；复活了权力、邪恶、光荣，这光荣就是上帝。一切都以巨大的规模出现，加了盐、香料，以便一切都能持续下去，直到下一个冰河时代。 一种古典的纯粹，然后——让邮政当局见鬼去吧！因为，如果古典作家们真的一直活下去不死，而我们和我们周围的一切却在死亡，那么究竟是什么使他们能够活着呢?如果不是他们身上的盐保护了他们，又是什么东西使他们不受时间的蹂躏呢?当我读佩特罗尼乌斯或阿普列尤斯或拉伯雷时，他们显得多么接近啊！那种咸味！那种动物园的味道！马尿和狮子粪的气味，老虎的呼吸和橡皮的气味。污秽、欲望、残酷、厌烦、智慧。真正的阉人。真正的两性人。真正的阴jing。真正的窟窿眼儿。真正的宴席！拉伯雷用人类的窟窿眼儿重建了巴黎的城墙。特里马尔奇奥把他自己的嗓子弄得痒痒的，连他自己的肠子都吐了出来，在他自己的泔水中打滚。在圆形剧场里，一个高大、睡眼惺忪的性反常者一般的恺撒心情沮丧，懒洋洋地躺着，狮子、豺、鬣狗、老虎、金钱豹都在嘎吱嘎吱地嚼着真正的人骨头——而前来的人——殉道者和低能儿，正走上金色的楼梯，高呼哈利路亚！ 当我涉及厕所的主题时，我重新经历了我的某些最好的时光。站在布洛涅的小便池那里，圣克卢山在我的右边，窗户上的女人在我上边，太阳晒在平静的河水上，我看见我这个古怪的美国人正将这种宁静的感受传递给那些将随我而来的其他美国人，他们将在法国某个迷人的角落站在充足的阳光里，把他们饱满的膀胱放空。我祝愿他们一切都好，不要有肾结石。 我顺便推荐一下我很了解的某些其他小便池，那里也许没有女人对你微笑，但是那里有一堵断墙、一座旧钟楼、一座宫殿的正面、一个满是彩色遮篷的广场、一个马槽、一座喷泉、一群鸽子、一个书摊、一个蔬菜市场……法国人几乎总是选对了地方来建他们的小便池。我立即想起在卡尔卡松的一个小便池，如果我选好时间，它会让我看到那个城堡无可比拟的景象。它的位置如此之好，除非一个人有负担，或心神错乱，不然它必然会令人升起同样的汹涌澎湃的自豪感，同样的惊奇与畏惧，同样的对此景象的强烈依恋。疲惫的骑士或修道士曾歇在山脚下，那里现在奔腾着冲刷掉时代风尚的小溪，当他们抬头注视在风卷残云的天空映照下被炮火熏黑的可怖塔楼时，他们曾有过同样的感受。 我立刻又想到另一个小便池——就在阿维尼翁[4]的教皇宫外面。离那个迷人的小广场仅一箭之地。在春天的夜晚，广场上几乎尽是天鹅绒和花边、面具和五彩纸屑；时光如此静静流淌，以至于人们可以模糊听见小号吹响，过去像幽灵般溜过，然后淹没在深沉的击锣声中，粉碎了夜晚的无声音乐。离那个红灯闪耀的朦朦胧胧的小区仅一箭之地。在那里，你会在傍晚的清凉中发现弯弯曲曲的小街道上有忙忙碌碌的活动，女人们穿着泳装或者衬衣，懒洋洋地在门前台阶上，嘴里叼着香烟，招呼过路行人。夜幕降临时，墙壁似乎长到一块儿去了，从汇集到广场的各个小巷里拥来一帮好奇的饿汉，他们堵住了狭窄的街道，成群结队地到处乱转，像拖着尾巴寻找卵细胞的精子一样，无目的地冲到这里，冲到那里，最后被妓院敞开的无底洞吸了进去。 现在，当人们站在教皇宫旁边的小便池那里时，他们几乎不知道这另一种生活。教皇宫巍然屹立，冷冰冰的，像坟墓一般，面对着一个荒凉空旷的广场。它对面是一幢样子可笑的建筑物，叫作音乐学院。它们立在那里，隔着一块空地面面相觑。教皇们离去了。音乐没有了。一个辉煌时代的一切光彩和言论全消失了。要不是因为学院后面的那个小区，谁会想象教皇宫高墙里面的那种生活曾经是什么样子?在这座坟墓曾经活着的时候，我相信，教皇宫和底下弯弯曲曲的小巷是不分开的；我相信，那些肮脏破旧，用碎瓦做屋顶的小房子一直排列到教皇宫门前。我相信，教皇从他豪华的窝里走出来，进入明媚的阳光中时，他立即就和他周围的生活沟通了。壁画上仍然保留了那种生活的某些痕迹：户外的生活、狩猎、钓鱼、赌博、鹰、犬、女人、闪光鱼。一种奔放的天主教式的生活，有强烈的忧郁，也有焕发的青春，由罪恶、慈悲、悔悟构成的生活，一种由浅褐色和金棕色、由染有酒渍的袍子和橙红色流体构成的生活。教皇宫一个角落里有一间神奇的小房间，在那里人们可以俯瞰阿维尼翁各种令人难忘的屋顶和罗讷河上的断桥。在这间他们说教皇写训令的房间里，壁画仍如此之新，如此自然，如此充满生气，甚至这个今天是教皇宫的坟墓也似乎比户外世界更生气勃勃。人们可以想象，教会的一位伟大神父坐在他的写字台旁，面前放着一份教皇训令，胳膊肘旁边有一只大酒杯。人们还可以很容易地想象一个胖乎乎的漂亮荡妇坐在他的大腿上。而楼下，在那宽敞的大厨房里，各种动物正被叉子叉着在火上烤，教会的其他上层人物——一帮饕餮之徒，正在高墙深院的舒适与安全感中心满意足地狂喝滥饮。没有教会宗派，没有无益而琐细的分析，没有精神分裂。当疾病来临时，它横扫了贫民窟和宫殿，横扫了富有的教皇住地，也横扫了穷困的农民住地。当上帝之灵下凡到阿维尼翁时，它没有在路对面的音乐学院那里止步，它穿透高墙、肉体、等级。它在红灯区和山上都同样声势浩大地蔓延。教皇不可能把他的女人们抱起来放到一边就没事了。墙里墙外是一种生活：信仰、私通、流血。基本的色彩。基本的激情。壁画讲述着故事。它们如何经历了每一天，而一个整天就比书本更有吸引力。教皇咕噜着说出来的话是一回事——他们命令画在墙上的东西是另一回事。语言已经死亡。 【注释】 [1] 该句出自罗马诗人维吉尔的史诗《埃涅阿斯纪》卷一。 [2] 威廉·赖利·伯内特（1899——1982）于1929年所作的一部小说。 [3] 约翰·威克利夫（1330?——1384）：英国神学家、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先驱，曾把拉丁文《圣经》译成英语。 [4] 法国东南部城市，历史上曾经是教皇都城。 [book_title]天使是我的水印图案！ 这几页的目的是叙述一件杰作的起源。这件杰作正挂在我面前的墙上；它现在已经干了。我把这写下来，是要记录这个过程，因为我也许绝不会再有第二件这样的杰作了。 我们必须回过头去一点点……整整两天我都在拼搏着。如果用一句话来描述的话，我应该说我就像一颗卡了壳的子弹。这几乎是绝对精确的，因为当我今天早晨从梦中醒来时，留下来的唯一形象，是我那只像旧礼帽一样被压皱了的大衣箱。 关于第一天的拼搏是难下定义的，但是拼搏之激烈，足以使人瘫痪。我戴上帽子，前往雷诺阿[1]展览会，从雷诺阿展览会到卢浮宫，从卢浮宫到里沃利街——这里已不再像是里沃利街了。我坐在那里，为过往的怪物所吸引，喝了三小时啤酒。 第二天早晨，我带着要做点儿事情的信念爬起来。我处于一种敏锐的轻度紧张状态，这是一个好兆头。我的笔记本就放在我旁边。我把它拿起来，心不在焉地用拇指很快翻着它的页边。我又翻一遍页边——这一次更为专心了。笔记是用隐晦的词句写成的：一个简单的词组也许记录了一年的拼搏。有些句子我自己也破译不出来了——留待我的传记作者去破译吧。我还是一心想着今天要写下来的念头。我想我只是在翻着笔记本做准备工作，但是在我匆忙地扫视这些笔记本的时候，不幸的事情正在发生。 发生的事情是我接触了梅莉亚姨妈。现在我的整个生命都一下子涌上来，就像一股从地里冒出来的喷泉。我正同梅莉亚姨妈一起步行回家，我突然明白她疯了。她正问我要月亮。“就在那上面！”她尖叫，“就在那上面！” 这句话冲着我尖叫的时候，大约是上午十点。从这一时刻起——一直到今天早晨四点——我一直受着无形力量的控制。我把打字机放到一边，开始记录口述于我的东西。成篇成篇的笔记，关于每一个事件，我都被提醒到哪里去找到来龙去脉。放有我分类手稿的所有文件夹都被腾空，手稿摊了一地。我拿着一支铅笔躺在地板上，狂热地注释我的作品。这进行了一遍又一遍。我兴高采烈，同时又很担忧。如果以这样的速度进行下去，我会得脑溢血的。大约三点钟的时候，我决定不再服从。我要出去吃东西。也许午饭后，一切就烟消云散了。我骑上自行车，为的是让血液从脑袋里流走。我没有带上笔记本——故意这样。如果听写重新开始，那就倒霉了。我是出来吃午饭的！ 在三点钟的时候，你只能吃冷餐了。我要了份加色拉调味汁的冷盘鸡。这比我平时多花一点儿钱，但这正是我之所以要这菜的原因。在争辩了几句之后，我要了一瓶烈性勃艮第红葡萄酒，而不是通常的普通葡萄酒。我希望所有这一切能分散我的注意力。这葡萄酒应该让我有点儿困意才行。 我接着喝第二瓶，桌布上写满了笔记。我的脑袋十分轻飘飘。我要了奶酪、葡萄和糕点。我很吃惊，我的胃口怎么这么好！然而，不知怎么的，食物好像没有下到我的胃里；好像别人正在为我吃掉这一切。嗨，至少我得为此付账！那是实实在在的……我付了账，重新骑上车，在一家咖啡馆停下，喝一杯清咖啡。两脚无法站稳。有一个人正不断对我口述——毫不考虑我的健康。 我告诉你，一整天就这样过去。我早就投降了。行，我对自己说。如果今天有这些念头，那么就有这些念头。公主殿下，悉听吩咐。我拼命干，就好像这正是我自己要做的事情。 吃了饭我感到很疲倦。那些念头仍然在淹没我，但是，我已经如此精疲力竭，以致现在我只能往后躺着，让这些念头像电按摩一样在我身上跳来蹦去。最后我变得十分虚弱，只能拾起一本书来，休息一下。这是一期旧杂志。我将在这里找到安宁。使我吃惊的是，书页打开时，出现了这样几个字：“歌德及其魔鬼”。铅笔又来到我手中，边页上记满了笔记。这已是深夜。我很高兴。听写停止了。又是一个自由人了。我他妈的如此快活，以至于很想知道，我是否该在坐下来写作以前骑车出去兜一圈。自行车就在我房间里。它很脏。我是说那自行车。我拿起一块破布，开始擦车。我擦干净每一根辐条，给车彻底上了油，把挡泥板擦得锃亮。它变得新崭崭的。我将穿过布洛涅森林…… 在我洗手的时候，我突然感到肚子里绞痛。我饿了，这就是原因。好，既然听写停止了，我可以随心所欲。我打开一瓶酒，切下一大块面包，吃起了香肠。香肠里满是大蒜。很好。在布洛涅森林，没人注意大蒜味。再来一点儿葡萄酒。又一块面包。这一次是我在吃了，不会搞错的。另外几顿饭全浪费了。葡萄酒和大蒜香喷喷地混合在一起。我打了几下饱嗝。 我坐下来歇一会儿，抽支烟。在伸手可以够着的地方有一本小册子，大约三英寸见方。它的标题是《艺术与疯狂》。骑车结束了。无论如何已经太晚了，不能再写了。我突然感到我真正要做的事是画一幅画。1927年或1928年，我正在逐步成为画家。我时常过一阵就画一幅水彩画。你会突然有这样的感受：你想要一幅水彩画，你就画一幅水彩画。在疯人院里，他们发疯地傻画。他们画椅子、墙壁、桌子、床头……一种惊人的生产力。如果我们卷起袖子，像这些白痴一样去工作，我们一生中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完成啊！ 我面前那幅夏朗东的好友画的插图有极好的品位。我看到一个男孩和女孩紧挨着跪在一起，他们手里拿着一把大锁。艺术家没有画男女生殖器，而是赋予他们以钥匙，互相贯穿着的大钥匙。锁上也有一把大钥匙。他们的样子很快活，有一点儿心不在焉……在八十五页上有一幅风景画。它看上去就像希莱尔·希勒[2]的绘画之一。事实上，它比希勒的任何一幅绘画都好。它的唯一独特之处在于，前景上有三个毁了形的小人。也不是毁得很厉害——他们只是看上去太笨重，他们的腿承受不住。画的其余部分无可挑剔，只有吹毛求疵的人才会对此感到恼火。此外，世界会如此完美，以至于任何地方都没有三个人头重脚轻吗?我似乎感到，疯子有权像我们一样发挥他们的想象力。 我十分迫切地想要开始。同样，我想不出什么东西来。听写停止了。我有点儿想抄袭这些插图中的一幅，但是，然后我就有点儿为自己感到羞耻——抄袭一个疯子的作品是最坏形式的一种剽窃。 好，开始！就是这东西。先画一匹马！我心中模模糊糊地有我在卢浮宫看到的伊特鲁里亚马的印象。（注意：在所有伟大的艺术时代，马都是与人非常接近的！）我画了起来。我当然从这动物最容易画的部分开始——马屁股。给尾巴留下一点儿空间，以后可以加上。我刚一开始画躯干，就马上注意到我画得太长了。记住，你是在画一匹马——而不是一根肝泥香肠。我模模糊糊，模模糊糊地感到，我在黑色花瓶上看到的那些爱奥尼亚马似乎有长长的躯干；腿在身体里面开始，由一条在蜡纸上刻出的细线条勾出轮廓，你能不能看到这线条，全看你的解剖学本能了。心里想着这个，我就决定画一匹爱奥尼亚马，但是现在新的困难又来了。是腿的问题。在你只有你的记忆力可以依靠时，一条马腿的形状是很叫人捉摸不定的。我所能想起来的只有丛毛以下的部位，也就是说蹄子。在蹄子上画肉是一项很棘手的工作，极其棘手，而且要让马腿和身子自然地衔接上，不能好像是用糨糊贴上去的一样。我的马已经有了五条腿：最简单的方法是将其中一条变成一个勃起的生殖器。说时迟，画时快。现在它就像公元前6世纪的陶俑一般站立着。还没有尾巴，但是我在屁眼上方留下了一块空间。尾巴可以随时加上。主要问题是要使它显出动态，使它作腾跃状。于是我扭曲了前腿。它有一部分已处于动态中，其余部分还是站着一动不动。只要加上样子合适的尾巴，我就可以把它变成一只漂亮的袋鼠了。 在做腿的实验时，我把肚子画坏了。我尽最大努力把它修补好——直到它看上去像一座圆丘。不管它。如果我画完时，它看上去不像一匹马，我总是能把它变成一座圆丘的。（我不是看见在一只花瓶上有人睡在马肚子里吗?） 不仔细审视马的脑袋，就很难想象画马脑袋有多难。要把它画成一个脑袋而不是一个饲料袋。把眼睛画上去而不能让马发笑。要使表情保持马的样子，而不能变成人的样子。在这时候，我坦率地承认，我完全厌恶了我的本领。我想把马擦去重画，但我讨厌橡皮。我宁愿把马变成一架发电机或大钢琴，也不愿意把我的作品全部擦掉。 我闭上眼睛，试着十分宁静地在心中画一匹马。我得意扬扬地对着鬃毛、肩膀和胁腹部搓手。我似乎清晰地记得一匹马有什么感觉，尤其是苍蝇叮它时它抖动身子的样子，还有静脉血管那种热烘烘的蠕动。（在丘拉维斯塔[3]我常常在去田野之前用马梳梳刷公驴。我想——要是我能把它画成一头公驴，这会多少是一种安慰哩！） 于是我从头开始——这次先画马鬃。马鬃完全不同于猪尾巴，也不同于美人鱼的头发。基里科[4]在他的马上画的鬃毛棒极了。瓦伦丁·普拉克斯的也一样。马鬃很重要，我告诉你——它不仅是鬃毛的波浪。其中必须得有海洋，有许多神话。构成头发、牙齿、指甲的东西构不成马鬃。这是两回事……但是，在我陷入这种困境时，我知道，在着色的时候，我可以使自己摆脱困境。素描只是为着色寻找理由。颜色是托卡塔曲：素描属于观念领域。（米开朗基罗看不起达·芬奇是有道理的。有什么东西比《最后的晚餐》更可怕、更概念化到令人作呕的地步呢?有什么东西比《蒙娜丽莎》更矫揉造作呢?） 我说，加一点儿颜色就可以使马鬃富有生气。肚子确实有点儿不对劲，我明白。很好。在该凸出的地方我画成凹进去的，要不就相反。现在我的马突然奔驰起来，鼻子里喷着火，但是它的两只眼睛仍然看上去有点儿傻，有点儿太像人类了。因此，擦掉一只眼睛。妙。它变得越来越像马了。它的样子还变得有点儿逗人喜爱——像电影里的查理·蔡斯一样。 为了使它保持在它所代表的种类范围内，我最后决定给它画上条纹。我的想法是，如果它不失其顽皮，我可以把它变成一匹斑马。于是我就添上了条纹。现在，妈的，它似乎成了用纸板做成的。条纹把它展平了，把它贴到了纸上。嘿，如果我再次闭上眼睛，我应该能回想起沁扎诺[5]商标上的马——它也有条纹，漂亮的条纹。也许我应该下楼去要一瓶开胃酒，看一眼沁扎诺的商标。现在要开胃酒有点儿晚了。也许我终究要搞点儿剽窃。如果一个疯子可以画一个骑自行车的人，他也能画一匹马。 很奇怪——我发现有男女众神，有魔鬼、蝙蝠、缝纫机、花盆、河流、桥梁、锁和钥匙、癫痫病患者、棺材、骷髅——但是却没有他妈的马！如果编辑这本小册子的那个疯子想要引起真正深刻的观察，他就会说些什么来评论一下这种奇怪的疏忽。没有马的时候，就是从根本上出了毛病！人类艺术和马携手同行。暗示象征主义者和意象派有点儿出了毛病，或曾经出了毛病，都是不够的。在对疯狂的研究中，我们想要知道，马的情况怎么样了！ 我再次转向八十五页上的风景画。这是一幅出色的构图，尽管有几何图形的僵化倾向（疯子像法国人一样，对逻辑和秩序有一种可怕的迷恋）。我从现在起有事做了：山、桥、台地、树木……疯子艺术的伟大功绩之一是：一座桥永远是一座桥，一所房子永远是一所房子。前景上倚靠着手杖的三个小人对构图来说并非绝对必要，尤其是因为我已有了那匹占据了相当大空间的爱奥尼亚马。我正寻找马的背景，景色上要有某种十分引起怀念、十分引起兴趣的东西，要有雉堞状的护墙，有圆锥形高丘上的陡坡，有开很多窗户的房子，就好像里面的住户十分害怕窒息似的。它很会令人联想到风景画的起源——然而它又完全在所有特定的时期之外。我应该粗略地说，它的范围介于乔托[6]和桑托斯·杜蒙特[7]之间——只有一点点未来后机械化街道的模糊暗示。现在，有这个作为我前进的向导，我便鼓起了勇气。干吧！ 就在马屁股底下，它的臀部在那里开始，也在那里结束，萨尔瓦多·达利[8]很可能会在那里画一把路易十五式的椅子或一根手表发条，我则开始用自由自在的手笔画一顶草帽，一只甜瓜。草帽底下我画了一张脸——心不在焉地，因为我的念头是大量的，包罗万象的。随着线条的暗示性偏差，我的手落在了勃起的阴jing上，它曾经是第五条腿，现在我把它弯成了一个人的胳膊——就这样！现在我画成了一个戴着大草帽的人正在呵马屁股的痒。妙！妙极了！如果这看上去有点儿古怪，有点儿不符合原始构图的仿中世纪特点，那我总是能将之归因于给予我灵感的那个疯子的心理失常。（在这里，第一次有一种怀疑进入我的头脑：也许我自己也不太正常了呢！但是在三百六十六页上说：“最后，对马蒂斯[9]来说，对事物的感受力能充分表现出来，不受理智的支配，也没有视觉的精确性：这就是表现的开始。”）接下去……画那个人的脚，我又遇到了一些小小的困难，可我把他的下半身放在护墙后面，于是就解决了问题。他俯身在护墙上，很可能在做梦，同时他又在呵马肋骨的痒。（沿着法国的各条河流，你经常会碰见俯身在护墙上做梦的人——尤其在他们撒了一泡尿之后。） 为了缩减我的劳动量，也为了看一看将留下多少空间，我加上了一些粗斜纹或板子，作为桥面。就构图而言，这至少毁掉了这幅画的三分之一。现在是台地、陡坡、三棵树、雪山、房子以及房子上的所有窗户。这就像拼板玩具。无论什么地方的一座悬崖画得不太好，我就在什么地方把它变成一所房子的侧面，或隐藏着的另一所房屋的屋顶。我画着画着，渐渐靠近了那幅画的顶端，很幸运，画框在那里把事物都截去了。剩下要做的事就是画上树——和山。 现在树又是非常棘手的事情。要画一棵树，而不是一束花！尽管我把叉状的闪电画在簇叶里面，提供一个结构上的暗示，但还是不行。然后，用几片空中的云彩来去掉一些多余的簇叶（总有一条妙计使你的问题简单化，这就是把东西去掉）。但是云彩看上去像结婚用的花束上吹落下来的几片薄纸。云彩如此之轻，什么也算不上，可它却不是薄纸。每一件有形式的东西都有看不见的实质。米开朗基罗终生寻找着这实质——在大理石中，在韵文中，在爱情中，在建筑中，在罪恶中，在上帝中……（第三百九十页：“如果艺术家寻求真正的创作，那么，他关心的就不是这样的对象：这种东西可以根据创作的需要而被牺牲掉。”） 我开始画山——像穆罕默德。到现在，我开始明白解放的意义。一座山！一座山是什么?是一堆永远不受磨损的烂泥，至少，在历史时间中是这样。画一座山太容易了。我要画一座火山。我要为我的马寻找一个理由来喷鼻息和腾跃。逻辑！逻辑！“疯子流露出对逻辑的始终不渝的关心！”（法国人亦然。）嗨，我不是疯子，尤其不是一个法国疯子：我可以有一些自由，尤其是自由处置一个低能儿的作品。于是我先画火山口，一直画到山脚，同桥体结构和下面房子的屋顶衔接起来。画错的地方，我就画成了山腰里的裂缝——代表火山造成的破坏。这是一座活火山，它的侧面正在爆裂。 在我全部画完的时候，我手上拿了一件衬衣。一件衬衣，真的！我可以认出领口和袖子。它需要的一切就是一个罗杰斯·皮特的标签和十六号，或者你需要的尺寸……但是，有一样东西十分清晰地屹立着，这就是那座桥。它很古怪，要是你画成一个拱形，桥的其余部分就会自然而然地与之相适应。只有一个工程师才会毁掉一座桥。 就素描而言，画几乎已经完成了。底部一些松散的线条末梢，我连起来画成了公墓的大门。在左上角有一个火山留下的窟窿，我在那里画了一个天使。一个有着原始本性的人，一个纯粹无缘无故的发明，具有高度的象征性。这是一个悲哀的天使，肚子凹陷，翅膀用伞骨撑着。他似乎是从超越我观念核心的地方降临的，神秘地盘旋在人类现在已经失去的爱奥尼亚烈马的上空。 你曾坐在火车站里看人们消磨时间吗?他们坐着不是有点儿像垂头丧气的天使吗——足背折断，肚子凹陷?在这永恒的几分钟里，他们被宣判独自待着——不是得有伞骨撑着他们的翅膀吗? 宗教艺术中的所有天使都是虚假的。如果你想看天使，必须去中心车站或圣拉扎尔车站。尤其是圣拉扎尔车站——车站大厅。 我的绘画理论是尽快搞完素描，任意涂上色彩。我毕竟是一个善于运用色彩的画家，而不是一匹役马。那么，把颜料管拿出来吧！ 我开始用深棕色天然颜料画一所房子的侧面。不太有效。在它旁边的墙上我掺和了大量深红色茜素。有点儿太糟糕，太意大利化了。总之，我的颜色一开始就着得不那么好。有一种阴雨天的气氛，多少令人想起于特里约[10]。我不喜欢于特里约的安谧的愚蠢，不喜欢他的阴雨天，也不喜欢他的郊区街道。我不喜欢他的女人们冲你撅着屁股……我取出切面包的刀子。还是试一下厚涂吧。正在大量挤出各种颜色的时候，我一冲动，决定在构图上添一只平底船，就在桥底下。我就把它插进去，于是它自动就下了水。 现在我知道画平底船的理由了。前几天看雷诺阿的画展，见到有一幅画的是威尼斯的景色，当然不可避免就有平底船。现在我的兴趣，尽管是微弱的兴趣，在于那个坐在平底船里的人，他明明白白是一个人，尽管他只是一个黑点儿，几乎同构成阳光、波浪滔滔的大海、正在倒塌的宫殿、帆船等等的所有其他黑点儿没有区别。他只是那种火一般色彩结合中的一个小点儿——然而他明明白白是个人。你甚至可以说他是一个法国人，他属于19世纪70年代左右…… 这不是平底船的终结。在我回美国的前两天——1927年或1928年——我们在家中举行了一次大聚会。这是我水彩画生涯的顶点。 这种水彩画狂是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开始的。我可以说，是由于饥饿。饥饿和极度寒冷。好几个星期我都和朋友乔在台球厅、公共厕所闲逛，只要是有人的体温而不用付钱的任何地方都去。一天晚上在回停尸房的路上，我们在一家百货公司的橱窗里注意到一幅透纳[11]作品的复制品。一切就是这样开始的。我无聊生活中最活跃、最有趣的时期之一。如果我说我们把画摊了一地，我一点儿也不是在夸张。画一干，我们就把它们挂起来——第二天我们把它们取下来，再挂上另一批。我们在旧画的背面画，我们把旧画洗掉，用刀子刮掉，在这些实验过程中，我们偶然发现了某些惊人的东西。我们发现如何用咖啡渣、面包屑，用煤和山金车花，来达到有趣的效果；我们把画放在浴缸里，让它们泡好几个小时，然后我们再拿着装满弹药的毛笔走向这些滴着水的煎蛋卷，向它们来一通万炮齐轰。透纳引起了这一切——这是1927年至1928年的寒冬。 在我出发的前两天，如我刚才所说，一些画家到家里来参观我们的工作。他们都是好人，没有不屑于显示对业余画家作品的兴趣。像往常一样，水彩画摊在地板上晾着。作为一个最后的实验，我们走过去，边走边倒一点儿葡萄酒在上面。大家很想知道，一只脏的鞋后跟或者最好意地从三英尺高度滴下的一滴酒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热情高涨。我的两个朋友正用煤块在墙上画。另一位朋友在煮咖啡，为的是要弄一点儿新鲜可爱的咖啡渣。我们其余的人都在喝酒。 大家闹得正欢——大约凌晨三点钟——我老婆走进来。她似乎有点儿沮丧。她把我拉到一边，给我看一张轮船票。我看着票。“那是干什么?”我问。“你得走了。”她回答。“可我不想走，”我说，“我在这里很快活。”“我看也是。”她很有点儿挖苦地说。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走了。当我们停在泰晤士河上时，我的唯一想法就是去看一眼泰特美术馆中收藏的透纳作品。我终于到了那里，看到了著名的透纳作品。我有幸让那里的笨蛋之一喜欢上了我。我发现他自己就是一个很棒的水彩画家。完全靠灯光的作用。我真的讨厌离开伦敦，他使它变得同我如此融洽。总之，在我离开南安普敦的时候，我暗想——“圆现在完成了：从百货公司的橱窗到这里。” 但是，继续说……这平底船将成为代表作品！但是首先我得把墙清除干净。我拿起切面包的刀子，把它浸在胭脂红漆里，然后大量抹到房子的窗户上。天哪！房子马上就着起火来！如果我真的疯了，而不是冒充一个疯子的疯狂，我就会在画面上加上消防队员，我会把桥面上的粗斜纹板条变成梯子。可是我的疯狂采取了生起熊熊大火的形式。我让所有的房子都着火——先用胭脂红，然后用朱砂，最后用三原色的一种血污般的混合色。画的这一部分清晰而明确：这是一场大屠杀。 我纵火的结果是烧焦了马背。现在它既不是马，也不是斑马。它成了一条吞火的龙。原来要画尾巴而没有画的地方，现在是一捆鞭炮，而如果有一捆鞭炮在屁股上，就是一匹爱奥尼亚马也不会保持尊严的。我当然能接下去画一条真正的龙；但是这种改变和修补令我深感不安。如果你一开始画的是马，你就应该让它保持为一匹马——要不就完全将它消灭。一旦你开始篡改一种动物的骨骼，你就可以经历种类史的全过程。 用一种单一、不透明的绿色和靛青，我涂掉了马。在我心中，它无疑还在那里。人们看着这晦涩难解的东西，也许会想——多么古怪！多么荒谬！但是我知道，实际上这是一匹马。在一切事物的根底，都有某种动物：这是我们最深的困扰。当我看见人类像枯萎的葵花一样朝着光亮蠕动的时候，我就对自己说：“蠕动吧，你们这些杂种，你们爱怎么装腔作势就怎么装腔作势，但是实际上你们是海龟或豚鼠。”希腊人对马发了疯，可如果他们明智地继续作为半人半马存在，而不是扮演提坦的话——嘿，我们也许就会省去许多神话的痛苦哩。 当你是一个天生的水彩画家时，一切都是按照上帝的意志发生的。于是，如果你被吩咐把公墓大门画成一种纯净的橙黄色，你就画成这种橙黄色，你毫无怨言。不去管它们是否太鲜艳，不适合这样一些本该黯淡的大门。也许有一种未知的理由。说真的，在我画这种清澈明亮的黄色，这种我觉得是所有黄色中最美的一种黄色（甚至比长江入海口还要黄）时，我在发光，发光。阴郁的、使人发腻的、令人有压迫感的一切都被永远冲洗掉了。如果这是我这么多年都在厌恶和窘迫感中经过的柏树山公墓，我也不会感到吃惊。我总是从高架铁路的拐弯处往下看，总是从车站的站台上朝那里吐唾沫。要不就是圣约翰公墓，有着那些古怪的铅制天使，我在那里当过掘墓人。要不就是蒙帕纳斯公墓，冬天里看上去就好像得了炮弹休克症。公墓，公墓……上帝作证，我拒绝被埋在公墓里！我不会让任何低能儿拿着一个洒水器，低头站在我身边，一副哀悼的样子。我不需要这个！ 在我头脑里转着这些念头的时候，我一直在用一支干画笔漫不经心地涂抹树和台地。那些树现在微微发亮，像一件锁子铠甲，树枝上点缀着银色和青绿色的小环。如果我手头有一张耶稣受难图，我就会让那些殉道者浑身布满宝石般的麻点。在我对面的墙上，是埃塞俄比亚荒野的景象。受难耶稣的尸体躺在地上，浑身都是天花；那些残忍的犹太人——邪恶的埃塞俄比亚犹太人——正用铁环使劲砸他。他们有一种发狂的欢乐表情。我是因为那些麻点才买的那幅画，到底为什么，当时我也不知道。现在我才发现了理由。现在我才想起包厘街一个地窖上面的某一幅画，标题是《臭虫上的死神》。碰巧我刚从一个疯子那里出来，一次并非十分不愉快的专业访问。这是大白天的下午，包厘街肮脏的喉咙口被痰块卡住了。就在库柏广场下面，有三个叫花子躺在灯柱旁边，这是勃鲁盖尔[12]风格。一个投币机游乐场在热闹运转。从街上升起一支神秘的、非人间的歌，就像一个人在震颤性谵妄中挥舞砍刀，夺路而行。那里，在倾斜的地窖门上方，是这幅叫作《臭虫上的死神》的画。一个披着亚麻色长发的裸体女人躺在床上搔痒。床飘浮在空中，旁边有一个拿着水枪的男人在跳舞。跟那些拿着铁环的犹太人一样，他身上有着同样的愚蠢样子。画上点画着许多麻点——代表广泛分布的、吸血的、没有翅膀的、扁平的、红褐色的、有恶臭味的、寄生于房子和床等地方的臭虫，它有个令人生畏的名字：温带臭虫。 现在我在这里拿着一支干画笔，把斑点弄到三棵树上。云彩上满是臭虫，火山正喷射出臭虫；臭虫正爬下陡峭的石灰岩悬崖，溺死在河里。有某个伊万诺维奇或别的什么人，在床垫弹簧上辗转反侧，被他饥饿的、一无成就的生活痛苦纠缠着，对所有他无法到手的美感到绝望，我就像他写的一首诗中二楼上的那个年轻移民。我的整个一生似乎都裹在那条肮脏的手绢里，那条包厘街，我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地从街上走过——一场天花，其疤痕永远不会消失。如果我有一个名字，那就是“温带臭虫”。如果我有一个家，那就是拉管长号。如果我有一种激情，那就是把我自己洗干净。 现在我在狂怒中拿起画笔，把它连续浸在各种颜色里，开始涂抹掉公墓大门。我抹啊抹，直至画的下半部像巧克力那样厚厚的一层，直至画真正散发着颜料的味道。当这幅画完全毁掉的时候，我坐在那里，带着一种木呆呆的欢乐，捻弄着大拇指。 然后，我突然有了真正的灵感。我把画拿到水池那里，在把它好好泡了之后，我就用指甲刷擦它。我擦啊擦，然后再把画倒过来拿，让颜色合成一体。然后我小心翼翼地，十分小心翼翼地，把画放平在我的书桌上。这是一件杰作，我告诉你吧！我刚才整整研究了三个小时…… 你会说，这只是一种偶然，这件杰作，那么它就是一种偶然！不过，《圣经》中诗篇第二十三篇不也是这样吗?一切诞生都是奇迹式的——而且有灵感。现在出现在我眼前的是无数错误、退缩、涂删、犹豫的结果。这也是确信的结果。你愿意相信指甲刷，相信水，那就相信吧——尽一切办法，相信每一个人、每一件事吧！相信但丁，相信斯宾诺莎，相信希罗尼穆斯·博斯吧！贷方[13]现金，借方股份有限公司。请记入日记账：梅莉亚姨妈。就这样。结算一下。差一分钱，呃?如果你能从口袋里拿出一分钱，把账平了，那你会这样做的，但是你不再是同那实际上的一分钱打交道了。没有一部机器能聪明到足以发明、仿造那不存在的一分钱。真实和假冒的世界被我们甩到身后去了。从有形的东西中，我们发明了无形的东西。 在你能够结清账目的时候，你就不再拥有一幅图画。现在你有一个无形的东西，一个偶然，而你却整夜不睡，面对摊开的账本绞尽脑汁。你手头有一个负号。一切活生生的有趣资料都标明是负的。在你发现正的对应物时，你就——一无所有了。你有那种想象的、瞬间的东西，称之为“收支平衡”。平衡从来不存在。它是一种骗局，就像让钟停止，或者宣布休战。你结账，为的是要加上一个假设的重量，为的是要为你的存在制造一个理由。 我从来没有能够达到平衡。我总是负的东西，因此我有一个理由继续下去。我正在把我的整个一生都放到平衡中去，为的是可以达到一无所有。为了达到一无所有，你必须展示无限的数字。就是这样：在这个活的等式中，我的符号是无限。要达到“无”处，你必须横越一切已知的天地：你必须到每一处，才能到“无”处。为了拥有无序，你必须摧毁一切形式的秩序。为了要发疯，你必须极大地积累健全的神志。其作品给予我灵感的所有那些疯子都是被冷漠的清醒神志所触发。他们什么也没有教我——因为他们传给我们的决算表被证明是虚假的。他们的计算对我来说毫无意义——因为数字都被改过。他们传下来的奇异的金边账本有着夜间被催长的植物那种荒诞可笑的美。 我的杰作！它就像钉子底下的一块碎片。我问你，既然你在看它，那你在其中看到乌拉尔山脉那一边的湖泊了吗?你看到疯狂的卡茨[14]在用一把纸伞保持身体平衡吗?你看到图拉真[15]建筑的拱顶凸现在亚洲的烟雾中吗?你看到企鹅在喜马拉雅山融化吗?你看到克里克人[16]和塞米诺尔人[17]滑行通过公墓大门吗?你看到来自上尼罗省的壁画吗?上面有飞雁，有蝙蝠和大鸟笼。你看到十字军骑士剑柄上的奇异圆头以及吞下它们的唾液吗?你看到喷火的印第安人棚屋吗?你看到碱水槽、骡骨头以及发亮的硼砂吗?你看到伯沙撒[18]的坟墓，或者正在盗墓的鬼魂吗?你看到科罗拉多将张开的新嘴吗?你看到仰面躺着的星鱼和支撑它们的分子吗?你看到亚历山大快要胀裂的眼睛，或者引起这种胀裂的悲伤吗?你看到乌贼所依赖的墨汁吗? 不，恐怕你看不到！你只看见被冰河冻住、脸色凄惨得发青的天使。你甚至没有看见伞骨，因为你不是训练有素而能寻找伞骨的人。但是你看见了一个天使，你看见了一只马屁股。你可以留着它们：它们归你！现在天使身上没有麻点——只是一种清冷的蓝色聚光灯浮雕般地突显了他凹陷的肚子和折断的足背。天使在那里领你上天堂，在那里全是正的，没有负的。天使在那里就像一个水印图案，你的无差错视觉的保证。天使没有甲状腺肿，是艺术家有甲状腺肿。天使在那里将欧芹的小枝掉进你的煎蛋卷，把一枝三叶草插入你的纽孔。我可以将神话从马鬃上擦去；我可以把黄色从长江上擦去；我可以把椰枣从平底船上的人身上擦去；我可以把云彩和包裹带叉状闪电的花束的薄纸擦去……但是天使我擦不掉。天使是我的水印图案。 【注释】 [1] 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1841——1919）：法国印象派画家。 [2] 希莱尔·希勒（1898——1966）：美国画家、音乐家。 [3]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城市。 [4] 乔治·德·基里科（1888——1978）：意大利画家。 [5] 一种意大利苦艾酒的牌子。 [6] 乔托（1266?——1337）：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画家、雕刻家、建筑师。 [7] 桑托斯·杜蒙特（1873——1932）：巴西航空发展的先驱者。 [8] 萨尔瓦多·达利（1904——1989）：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画家。 [9] 亨利·马蒂斯（1869——1954）：法国野兽派画家、雕塑家、版画家。 [10] 于特里约（1883——1955）：法国画家。 [11] 威廉·透纳（1775——1851）：英国风景画家，擅长水彩画。 [12] 此处可能指小彼得·勃鲁盖尔（1564或1565——1636），佛兰德斯最伟大的画家彼得·勃鲁盖尔（约1525——1569）的大儿子，喜画地狱幻象。 [13] 原文是credit，它既有“相信”又有“贷方”的意思，作者先说的是前一种意思，从这儿开始指后一种意思。 [14] 由斯特拉文斯基作曲的芭蕾舞剧《火鸟》中的一位魔王。 [15] 图拉真（53——117）：罗马帝国皇帝。 [16] 北美印第安人的一支，属于操穆斯科格语的北美印第安部落。 [17] 克里克人的旁支。 [18] 新巴比伦王国的最后一位国王。 [book_title]裁缝铺 我有一个座右铭：总是兴高采烈！ 白天常常这样开始：“去问某某人要账，但是不要侮辱他！”他们是难搞的杂种，所有那些我们尽量讨好的老家伙们。这足够逼得任何人去酗酒。我们在那里，就在奥尔科特对面，是第五大道的裁缝，尽管我们不在第五大道上。一家父子联合公司，由母亲掌钱。 早晨，八点左右，从德兰西街和包厘街生气勃勃、头脑清醒地走到华尔道夫下边。无论我走得多快，本迪克斯老头总是比我先到那里，和裁剪师大吵大闹，因为两个老板都没在做事。我们怎么老是不能比那可恶的本迪克斯老头先到呢?因为这个本迪克斯除了从裁缝铺跑到衬衣店，从衬衣店跑到珠宝店以外无事可做；他的戒指不是太松就是太紧，他的表不是慢二十五秒就是快三十三秒。他和每一个人大吵大闹，包括家庭医生，因为家庭医生不能保证他避免肾结石。如果我们在八月份给他做一件便装短上衣，到十月份他穿着就会太大或者太小。在找不出什么碴儿来抱怨时，他就会把裤子系得紧紧的，以便有借口痛骂做裤子的裁缝，说把他H.W.本迪克斯的睾丸给勒着了。一个难缠的家伙。动不动发火，反复无常，卑鄙下流，想入非非，一毛不拔，任性多变，用心恶毒。我现在回顾所有这一切，看到老爷子坐到桌子旁，满嘴酒气地说妈拉巴子，为什么没有人笑，为什么你们看上去都这样闷闷不乐时，我为他，为所有不得不亲吻富人屁股的裁缝铺老板感到遗憾。要不是有马路对面那家奥尔科特酒吧，以及他在那里结识的酒鬼，天知道他会成什么样子。他在家里肯定得不到同情。我母亲一点儿也想不到亲吻富人的屁股意味着什么。她不知道该如何做，只知道整天哼哼，整天伤心，随着她的哼哼和伤心，她带进来了那股酒气和放凉了的土豆丸子，她的忧虑搞得我们都他妈的神经过敏，以致咽口唾沫都会把我们——我弟弟和我——噎住。我弟弟是弱智，他甚至比H.W.本迪克斯更令老爷子心烦。他老说“某某牧师要去欧洲……某某牧师要开一个保龄球道”等等。“某某牧师个屁，”老爷子会说，“为什么丸子不是热的?” 有三个本迪克斯——H.W.，脾气暴躁的那一个；A.F.，老爷子在账本里写成艾伯特的那一个；还有一个R.N.，他从未来过店里，因为他的腿被锯掉了，然而这种状况也没有阻止他到一定时候磨破裤子。我从来没有见过R.N.本人。他是账本里的一笔账，裁剪师本切克说起他来总是容光焕发，因为一到试穿新裤子的时候总可以有几口烧酒喝一喝。三兄弟是永久性的仇敌；他们从来不在我们面前互相提起。艾伯特有点儿疯疯癫癫，十分爱好带点儿的背心，如果他碰巧看到架子上挂着一件礼服，试穿标签上用绿墨水写着“H.W.本迪克斯”的字样，他就会发出一声微弱的哼哼，说：“今天像是春天了，呃?”就好像不存在一个叫作H.W.本迪克斯的人，尽管大家都很清楚，我们不是在为鬼魂做衣服。 三兄弟中，我最喜欢艾伯特。他已经到了骨头像玻璃一样脆的年龄。他的脊柱有老年人的那种自然弯曲；好像他正准备折叠起来，回到子宫去。艾伯特来的时候，你总能分辨出来，因为电梯里会有骚动——一阵骂骂咧咧之后是一笔可观的小费，它伴随着使电梯的地面和我们裁缝铺的地面绝对平齐的过程。如果精确性不能在四分之一英寸的范围内，就没有小费。骨头发脆、脊柱弯曲的艾伯特在选择合适的扣子配他的带点儿背心，他最新的带点儿背心时会很有麻烦。（艾伯特死后，我继承了他所有的背心——它们一直陪伴我度过了战争。）有时候会有这样的情况，碰巧艾伯特到的时候，老爷子正在马路对面喝一小口。这时候，不知怎么的，整天都会变得混乱不堪。我记得有时候艾伯特同老爷子吵得不可开交，我们往往会三天见不到他；同时，小纸牌上的背心纽扣撒得到处都是，除了背心纽扣，背心纽扣，再没有别的话好说，就好像背心本身无关紧要，紧要的只有纽扣。后来，在艾伯特习惯了老爷子漫不经心的方式之后——在二十七年的时间里他们一直在互相习惯——他会给我们先来一个电话，告诉我们他要来了。就在挂电话之前他会加上一句：“我想，我十一点钟来没问题吧?……这不会使你不方便吧?”这一询问的意思有两层。它意味着：“我想，我到你那儿时，你应该体体面面地在场，不要让我浪费掉半个小时，而你却在马路对面和你那些酒肉朋友开怀畅饮。”另外，它也意味着：“十一点钟的时候，我想不会再有危险，撞上某个名字以H.W.打头的人了吧?”在我们为本迪克斯三兄弟做了大约一千五百七十八套服装的二十七年里，他们从来没有碰上过，至少在我们面前。艾伯特死的时候，R.N.和H.W.都在袖子上，在他们的便装短上衣和大衣——即那些不是黑颜色的上衣和大衣——的所有左袖上别了黑纱，但是关于死者，什么话也没说，甚至他是谁都没有说。当然，R.N.不去葬礼有一个很好的借口——他没有腿。H.W.则太无耻，太傲慢，竟连个借口都不屑于给。 十点钟左右通常是老爷子下楼去喝第一茬酒的时候。我常站在面对旅馆的窗户跟前，注视乔治·桑杜斯基把大箱子放到出租车上。在没有箱子可放的时候，乔治常背插着手站在那儿，朝转门里转出转进的客人们边鞠躬，边后退。自打我最初来到裁缝铺，在前窗那边就职以来，乔治·桑杜斯基一直在后退、鞠躬、放箱子、开门，大约十二年了。他是一个迷人的、声音柔和的人，有一头漂亮的白发，像牛一样壮。他把这种拍马屁的工作发展成为一种艺术。有一天他乘电梯上来，向我们定做一套西服，我很吃惊。在他的空闲时间，他是一位绅士，乔治·桑杜斯基。他情趣素雅——总是蓝哔叽或一种深灰色。一个懂得在葬礼或婚礼上如何举止的人。 我们互相认识以后，他让我明白，他找到了耶稣。以他那种圆滑讨好的腔调和臂力，以及所谓的耶稣的积极帮助，他已经积蓄了一笔储备金，一点儿预防老年忧患的东西。他是我那一时期所遇到的唯一一个不交人寿保险的人。他坚持说，上帝会照顾那些留在世上的人，就像上帝照顾他乔治·桑杜斯基一样。他不怕世界在他死后崩溃。上帝已经照顾每个人、每件事到今天——没有理由猜想上帝在乔治·桑杜斯基死后就会在自己的工作中出差错。到有一天乔治退休的时候，就很难找到一个人来替代他。没有人足够圆滑，有很多的甜言蜜语来把事情办好，没有人能像乔治那样边鞠躬边后退。老爷子总是很喜欢乔治。他常常试图说服他不时喝上一口，而乔治则总是以他那种习惯性的，然而十分固执的彬彬有礼加以拒绝。他的彬彬有礼使奥尔科特的客人们很喜爱他。 老爷子经常喜怒无常，这时候他就会请任何人，甚至乔治·桑杜斯基那样的人，同他一块儿喝酒。通常是在下午的晚些时候，这一天事情进行得很糟糕，来的只有账单。有时候一个星期过去了，都没有一个顾客在店里露面，或者即使有露面的，也只是来抱怨，来要求修改，来把做大衣的师傅骂得屁滚尿流，或者来要求降价。这样的事情会把老爷子气得脸色铁青，他所能做的一切，就是戴上帽子，出去喝上一杯。不是像往常那样走到街对面，他会走远一点儿，闪入布莱斯林或布劳太尔，有时候甚至到了安索尼亚，他的偶像朱利安·莱格利在那里有一套房子。 朱利安当时是一个午后场明星，他只穿灰色套装，每一种可以想象到的明暗不同的灰色，但只有灰色。他有长着结实脸庞的英国演员那种兴高采烈得令人沮丧的举止，他总是到处闲逛，同毛织品推销员，同酒商，同不管什么人交流故事。但是他的腔调就足以使人们云集在他周围；这是传统舞台意义上的英语，热烈、油滑、黏质的英语，它甚至能使最无意义的思想具有重要的外表。朱利安从来不说任何值得记录的东西，但是他那种声音在他的崇拜者身上有一种魔力。他和老爷子喝酒的时候，时常叫上一个考斯·佩顿那样的流浪者，考斯·佩顿在上演老套剧目的剧场中属于河的那一边。考斯·佩顿是布鲁克林的偶像！考斯·佩顿同艺术的关系就相当于帕特·麦凯伦同政治的关系。 老爷子在同这些人的谈话中说的话，始终令我十分难以理解。老爷子一生从未读过一本书，自从包厘街让位给百老汇大街以来，他也从未去看过一次戏。我可以看到他站在免费午餐柜台那里——朱利安非常喜欢奥尔科特提供的鱼子酱和鲟鱼——像一只干渴的狗一样拼命喝酒。两个午后场明星在讨论莎士比亚——到底是《哈姆莱特》还是《李尔王》是写得最好的剧本，要不然就争论鲍勃·英格索尔的功绩。 那时候在柜台后面有三个凶猛的爱尔兰人，三个卑贱的爱尔兰佬，把那一天的酒吧变成了他们那类人的巢穴。他们三个人被认为很了不起，以至于让例如帕特西·奥多德之流骂你是该死的无知的连裤子纽扣也不系的下流无耻的婊子养的，竟也被看作是你的一种特权。如果作为对这种恭维的回报，你问他是否自己也来上一点儿什么，帕特西·奥多德就会冷嘲热讽地回答，只有像你那样的人才会将劣等酒灌下喉咙，说着他会轻蔑地抓起你的酒杯脚，擦底下的红木柜台，因为这是他的部分工作，他拿了钱就是干这个的，不过如果你认为你可以诱惑他这样的人用这样的破玩意儿毒害他的肠子，那你见鬼去吧。他的侮辱越恶毒，他就越受到尊敬；习惯于让人用丝手绢擦他们屁股的金融家会在股票行情记录器关闭之后，一路驱车驶到住宅区，为的是让这他妈的爱尔兰臭嘴杂种骂他们是该死的下流无耻的婊子养的。对他们来说，这就是完美一天的结束。 这个活跃的娱乐场老板是一个肥胖的小个子，有贵族式的小腿和狮子般的脑袋。他总是挺着大肚子走路，背心底下藏个小酒桶。他常常朝柜台边的那些酒鬼生硬、傲慢地点点头，除非他们碰巧是旅馆的客人，在这种情况下，他会停下片刻，伸出三根胖乎乎的小手指头，上面露出青筋，然后，小胡子一捻，小心翼翼地、跳芭蕾舞式地吱嘎一转身，就飞快地走掉了。他是老爷子的唯一敌人。老爷子干脆受不了他。他有一种感觉，认为汤姆·莫发特看不起他。于是，汤姆·莫发特到店里来定做衣服时，老爷子就会附加百分之十或十五来抵消他的傲慢账。但是，汤姆·莫发特是一个真正的贵族：他从来不问价，从来不付账。如果我们催他付账，他会让他的会计来，在我们的账单里挑毛病。在又需要定做一条法兰绒裤子、一件礼服或一件无尾礼服时，他会带着他通常那种肥胖的尊贵模样，挺着大肚子，胡子上抹了蜡，皮鞋擦得锃亮，并一如既往地发出叽叽嘎嘎的声音，一副厌倦、冷淡、漠然、看不起人的样子，飘飘然走进来，他会用下面的话问候老爷子：“嘿，你们把账上的错误搞清楚了没有?”听到这话，老爷子会勃然大怒，用欺骗手段把一小截或一小块美国货硬卖给他的敌人汤姆·莫发特。然后就是关于我们账上的“小错误”进行长期的书信往来。老爷子气疯了。他雇了一个会计专家，写出三英尺长的财务报告书——但是完全无用。最后老爷子想出一个主意。 有一天快到中午的时候，在他像往常一样喝了一点儿酒之后，在他做东请了所有那些召集到酒吧来的毛织品推销员和装饰品推销员之后，他从容地拿起酒吧的账单存根，掏出一支连在他表链上的小银笔，在存根上签上他的名字，把它滑到帕特西·奥多德那边，说：“告诉莫发特，把这些记在我的账上。”然后他从容地走开，邀请了一些他最好的朋友，在餐厅的一张桌子上坐下，吃起了丰盛的酒席。当那个法国佬阿德里安把账单拿来时，他平静地说：“给我一支笔。那……那只有我的一半多。记在我的账上。”由于和其他人做伴一块儿吃饭更快活，所以他总是请他的好朋友们一起用午餐，他对大家说：“如果莫发特那个杂种不付衣服钱，那么我们就吃掉它。”说着，他就会要一只美味的雏鸟，或一份纽堡风味大龙虾，用一口美味的摩泽尔白葡萄酒或法国佬阿德里安碰巧推荐的任何其他佳酿把它冲下去。 很令人惊奇的是，莫发特对所有这一切假装不当回事。他继续定做他通常需要的春、夏、秋、冬服装，他还继续关于账单的争吵，现在已变得更容易争吵不休了，因为有了酒吧账单、电话费、雏鸟、龙虾、香槟酒、新鲜草莓、本尼狄克丁甜酒等等，情况就复杂了。事实上，老爷子如此迅速地吃掉了账单上的账，细长腿的莫发特再拼命穿也不可能同样快地穿破他的衣服。如果他来定做一条法兰绒裤子，那么老爷子第二天就已经把它吃掉了。 最后，莫发特表明了认真的愿望，想要把账结清。通信停止了。有一天我碰巧站在大厅里，他摆出一副最亲切的样子，拍拍我的背，请我上楼到他的私人办公室去。他说他总是把我看作一个非常通情达理的年轻人，我们也许可以在我们之间把问题解决掉，不必去麻烦老人家。我查看账单，发现老爷子已经吃到了负数这一边。我自己也许也吃掉了几件套袖大衣，几件猎装。如果我们还想继续让汤姆·莫发特光顾我们的生意，尽管这种光顾遭到我们鄙视，那么，只有一件事情好做，就是在账上找出一个毛病来。我胳膊底下夹了一捆账单，向那老家伙保证说，我会把问题彻底调查清楚的。 老爷子看到事情是这个样子的时候，心里很高兴。我们不断调查了好几年。无论什么时候汤姆·莫发特来定做衣服，老爷子都会快活地同他打招呼，说：“你把账上那小问题搞清楚了没有?这里有一块极棒的巴拉瑟亚料子，我专门为你留着呢……”莫发特会皱起眉头，扭歪了脸，像一只雄火鸡一般架子十足地来回走，他的鸡冠直立，小细腿恶狠狠地到了发青的地步。半小时以后，老爷子会站在酒吧里痛饮。“刚才又卖给莫发特一件无尾礼服，”他会说，“顺便说一下，朱利安，你今天午饭想吃什么?” 我说过，快到中午的时候，老爷子通常下楼去喝开胃酒；在任何地方的午餐都是从中午一直延续到下午四五点钟。老爷子在那些日子里享有的友谊是很奇妙的。午饭后，这一伙人会摇摇晃晃从电梯里出来，吐着唾沫狂笑，脸颊火一样红，一下子倒在痰盂旁边的大皮椅里面。有一个卖丝绸衬里和配料如线、纽扣、胸部衬料、网形粗布等等的菲尔德·帕提，一个大家伙，像是一艘遭台风袭击的班轮。他总是在梦游状态中走来走去，疲乏得几乎连嘴唇都动不了。然而，那种轻微的嘴唇动作却使周围的每一个人忍不住大笑。他总是喃喃自语——尤其是关于奶酪。他十分喜欢奶酪，尤其喜欢抹面包的软奶酪和林堡奶酪——放得越陈越好。在不吃奶酪的时候，他就讲关于海涅和舒伯特的故事，或者在他正要放屁的时候，他会要一根火柴，拿着放在他座位底下，以便我们能告诉他火焰的颜色。他从来不说再见或明天见；他总是从前一天中断的谈话那儿开始讲起，好像并没有时间上的中断。无论是早晨九点钟还是晚上六点钟，他都迈着同样令人恼怒的、慢悠悠的四方步，鞋子发出沙沙的声音，他低垂着脑袋，胳膊底下夹着衬里和配料，嘴里散发着臭气，鼻子发紫，有点儿半透明的样子。他会低着脑袋走进最密集的交通街道中间，一只口袋里放着软奶酪，另一只口袋里放着林堡奶酪。从电梯里走出来，他会用他那种困倦单调的声音说他有一些新衬里昨天晚上的奶酪棒极了你正在考虑还他赊给你的账吗最好马上付清如果你还想要货的话，或者想去看几部黄色电影请抓一下我的背再高一点儿对了请原谅我现在要放屁了如果你有时间我可不能整天浪费在这里最好让老头戴上帽子是去喝一杯的时候了。他一边还在嘟嘟囔囔着，一边把他那只大方船头调过来，按了电梯的按钮，而老爷子则后脑勺上戴着一顶草帽，从店铺后面朝本垒来了一个滑垒，他的脸因为爱和感激而容光焕发。他说：“嗨，菲尔德，你今天早晨怎么样?见到你太好了。”而菲尔德的笨重大面具则放松了一会儿，露出宽厚和蔼的笑脸。这笑脸他只维持了一秒钟，然后他提高嗓门，使足了劲咆哮——以至于马路对面的汤姆·莫发特都能听见——“最好马上付清你究竟认为我卖这些东西是干什么的?” 电梯一朝下开动，小鲁宾就从改制室里出来，带着疯狂的眼神对我说：“你想让我为你唱歌吗?”他他妈的完全知道我想。于是他回到长凳那儿，拿起他正在缝的衣服，以一种哥萨克人的疯狂喊叫唱了起来。 如果你在街上从他——小鲁宾——身边走过，你会说“肮脏的小犹太鬼”。也许他是一个肮脏的小犹太鬼，但是他知道如何唱歌；在你不名一文的时候，他知道掏他自己的口袋；在你伤心的时候，他更伤心。如果你试图踩他，他就啐你的鞋；如果你后悔了，他就把它擦掉，给你刷干净。他在你裤子上做出的褶缝就是耶稣·H.基督本人也做不出来。 改制室里全是侏儒——鲁宾、拉普、查莫维兹。中午他们拿出抹了甜黄油的犹太大圆面包和熏鲑鱼片。一方面，老爷子要了雏鸟和莱茵河葡萄酒；另一方面，裁剪师本切克则和三个小改制匠坐在一大堆鹅颈式熨斗、裤腿、衣袖中的长凳上，一本正经地谈论房租或者查莫维兹太太子宫里的溃疡。本切克是犹太复国主义党的热情成员。他相信犹太人面前有一个幸福的未来。但是不管这一切，他却从来不能像样地发出“操”这类字眼的音。他总是说：“他造她。”除了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热情外，本切克还有另一种迷恋，这就是有一天要做一件小领圈的大衣。几乎所有顾客都圆肩大肚皮，尤其是那些整天无所事事的老杂种，他们只会从衬衣店跑到裁缝铺，从裁缝铺跑到珠宝店，从珠宝店跑到牙医诊所，从牙医诊所跑到杂货店。衣服要做这么多改动，以致到衣服改好、可以穿的时候，季节已经过去了，它们不得不被放到一边，等明年再穿了，而到了明年，那些老杂种不是胖了二十磅就是瘦了二十磅，另外也由于他们尿里有糖，血液里有水，即使衣服很合身，也他妈的难以令他们满意。 还有保罗·戴克斯特，一个一年一万美元的人，但总是失业。有一次他几乎找到一份工作，但一年九千美元，他的自尊心不允许他接受这项工作。由于在寻找这种神话般工作的过程中，服饰很重要，保罗感到必须光顾老爷子这样的好裁缝。一旦他弄到工作，那么一切就会得到充分解决。保罗心目中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一点。他十分诚实，但他是一个梦想家。他来自印第安纳。像来自印第安纳的所有梦想家一样，他有这样一种可爱的性情，这样一种圆滑、老成、甜言蜜语的方式，以至于如果他乱伦，人们也会原谅他的。当他系好领带，当他选择了适当的手杖和手套，当翻领熨得很柔滑，皮鞋也不叽叽乱响，当他肚子里装了一夸特黑麦威士忌酒，天气又不太潮湿或不太阴沉，这时候，从他的个性中就流露出这样一股爱与理解的暖流，以至于连那些装饰品推销员，尽管他们对甜言蜜语无动于衷，也会彻底融化。当所有情况都有利地结合在一起时，保罗就会走到一个人跟前，上帝的绿色大地上的任何人，然后抓住他的衣服领子，把他淹没在爱的海洋中。我从未看见过一个人有如此的说服力，如此的吸引力。当他内心汹涌澎湃的时候，他是不可战胜的。 保罗常常说：“从马可·奥勒利乌斯[1]或爱比克泰德[2]开始，其余的会随之而来。”他没有推荐研究汉语或学习普罗旺斯语：他从罗马帝国的灭亡开始。我在那些日子里的远大抱负是博得保罗的好评，但保罗是很难取悦的。当我给他看《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时候，他皱起了眉头。当他看到我同侏儒们一起坐在长凳上试图解释《创造进化论》的意义时，他皱起了眉头。他尤其不喜欢犹太人。当裁剪师本切克拿着粉笔，脖子上挂着一根皮尺出现的时候，保罗就变得格外有礼貌，格外带有一种恩赐式的态度。他知道，本切克看不起他，因为本切克是老爷子的左膀右臂，于是他就用油把他擦得亮光光的，一味恭维他。最终甚至本切克都不得不承认，保罗有点儿本事，有某种不可思议的个性特征，尽管他有种种缺点，却得到每一个人的喜爱。 保罗表面上快快活活，但实际上闷闷不乐。他的妻子柯拉时常仪态万方地走进来，眼中饱含泪水，恳求老爷子好好照管保罗。他们常站在靠近窗户的圆桌边小声谈话。她是一个漂亮女子，他的妻子，高个儿，轮廓清晰，说话时使用一种深沉的女低音，无论什么时候她一提到保罗的名字，这低音似乎就会痛苦得颤抖起来。我会看见老爷子把手放在她肩膀上，安慰她，向她保证各种事情都没有问题。她喜欢老爷子，我看得出来。她常常站得离他很近，用一种不可抗拒的方式直视他的眼睛。有时候老爷子会戴上帽子，他们俩会挽着胳膊乘电梯下楼，好像要去参加葬礼似的。他们又去找保罗了。当保罗的饮酒狂热上来时，没人知道上哪儿找他。连着好几天，他会影踪全无。然后有一天，他会垂头丧气、悔恨莫及、低三下四地出现，求每一个人原谅。同时，他会把套服拿去干洗，让人把他呕吐的污渍除去，并在膝盖处做一点儿行家的修补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