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龙与洋鬼子 [book_author]安特生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外国名著,完结 [book_length]139173 [book_dec]《龙与洋鬼子》一书是民国初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中国的亲历记。作者于1914—1925年受聘于北洋政府，作为地质学家帮助中国寻找矿藏，亲身经历了从辛亥革命到完成北伐的巨变，也与胡适、傅斯年、丁文江、袁世凯等重要人物有直接的交往，对于袁世凯的统治，张勋复辟，段祺瑞、张作霖等军阀的争斗，以及当时中国社会的状况，都有细密的观察和切身的体会与思考。除此之外，作为“北京猿人”遗址、“仰韶文化”遗址的发现者，安特生对于中国史前考古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本书既包含作者对中国大历史的梳理，也有他作为亲历者对中国社会变革的记录与反思，对于研究当时中国的历史和社会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book_img]Z_11044.jpg [book_title]前言 当瑞典出版商要我讲述在中国服务11年的印象和想法时，我意识到自己终于有了一个机会，可以借此表达我对伟大而受人尊敬的中国人民的感激之情。在中国，我感觉自己仿佛身处第二故乡一般。 中国现在正经历一场严重的内部危机，但在我们的报纸上读到的主要是这些革命、内乱、掠夺和政治阴谋的外在叫嚣。 在北京的岁月里，我很幸运地生活在一个受过现代学术训练的科学和文学先进知识分子的圈子里。因此我认识了另一个中国——她充满了新的精神力量，渴望接受西方文明中所有有价值的东西，同时也自豪地意识到自己文化遗产的崇高价值和生命力。 借此我也有机会反思一下在东方的外国人的活动，如果说在这个领域我有一些尖锐的评论的话，那只是因为我为我们白种人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所以我不能忽视任何可能损害我们良好声誉的事情发生。 因此，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试图描述中国人的性格和文化，这是其一；其二是讲述中国在适应西方机械工业生活方面的艰巨使命。 很自然地，我无法全面地讨论这个微妙而繁杂的问题。我主要描述了我自己的所见所闻；为了使读者对我所描述的印象保持当下感，在某些章节中，我给定了日期，并可以明确地说明其中一些是从写于1915和1916年的札记中来的。 当本书于1926年在瑞典首版的时候，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处于外国列强的帝国主义统治之下。从那时起，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的事态发展如此迅速，影响如此深远，以至于有必要探讨一下北伐战争的后期发展，这场内战正在动摇帝国的根基。因此，我为这本美国版撰写了两个全新的章节，以使革命的故事和中国与外国侵略者斗争的故事保持了最新状态，但即使是现在也不能清楚地预见这场战争的结局。 在本书中有关我的科学研究只是粗略地谈了一下。 我的妻子协助修改了书稿，我的秘书英格丽德·斯塔克（Ingrid Starck）小姐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我同样感谢埃森（I. Essen）夫人对书稿最终细节所给予的卓有成效的帮助。 安特生 1928年8月1日于斯德哥尔摩 [book_title]第一章　中华帝国 人类文化是一株娇嫩的植物，它只在少数地方开花，那里有好的避风环境、肥沃的土壤、有利的气候以及良好的民族性格，人类文化就是以上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内陆那些难以到达的地区——在极地冰封的荒原上，在热带多雨的丛林中，在草原和沙漠里，在贫瘠的山脉间，在星罗棋布的岛屿链上，人类无疑拥有自己零星的居住地。然而，总的来说，人类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是如此艰苦，几乎吸引住了他们所有的注意力。除了提供食物和庇护所需的照料和劳动之外，除去与野兽、敌对部落和邪恶势力的战斗，就几乎没有剩下多少精力可以用来思考生命之谜或系统地观察大自然了。 歌与诗在最原始的民族中大量传颂；造型艺术在陶器和纺织品、衣物和武器的装饰中得到发展，雕塑亦是如此。 但是，高度发达的书写文字的发明、组织严密的国家的演变、对哲学和天文学的研究、艺术家和学者作为独立职业的专业化，这些都是在高度文化中成长的一些形式，只有在特别有利的环境下才能得以实现。 在金属时代初期，人类第一次将自己提升到文化的高度。在铜器时代，我们发现了早期文明的开端，这在青铜时代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从地理学的角度来看，第一批文明的图景很容易理解：它们都发源于肥沃可耕的三角洲和大河流域。在尼罗河的下游弯道处以及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冲积平原上，孕育了两种丰富的早期文化，这两种文化的特点都是完全依赖于流域的集约农业。第三种文化在印度河流域的冲积平原上与我们相遇。 在青铜器时代，东半球第四个获得高度文化的地区位于遥远的东亚，是一片与世隔绝的绿洲，四面被蛮夷的部落所包围。 中国古代文化地域的地理边界十分特殊，需要进一步的解释。 除去南部沿海的河流，中国本土有两大河流区域，都有辽阔的三角洲地带，它们相互重叠，形成了中国东部广阔的沿海平原。这些河流中更靠近北方的一条是黄河，泥沙含量极为丰富，这一情况在其名称黄河中得到了表达，泥沙使得河流的大部分河道非常浅，只有平底船只和木筏才能在其上通航。长江是中国更靠近南方的河流，其水力资源丰富，而且非常深，因此可以顺江而上——从海上航行深入到四川山区。 虽然围绕黄河中游的松土提供了最肥沃的土壤，但由于气候原因，中国北方的农民每年最多只能收获一次农作物，在最有利的情况下，每年也只能收获两次。黄河的冲积平原不断受到一种或另一种极端气候的威胁：夏季多雨，洪水泛滥；夏季干旱，庄稼歉收，饥荒不断。黄河三角洲部分地区土地沙化、贫瘠，入海处海岸荒凉，人迹罕至。 长江流域气候迥异，全年降水量更充沛，分布更均匀。由于地理位置偏南，集约农业的条件非常好，而今天的长江三角洲是一个各种鲜花盛开的大花园，在相对较长的植被期内，一年之中几次收获都是可能的。 北方黄土风景中典型的建造方式，房屋系窑洞，是在黄土中凿出的四壁 从地理和气候条件来看，长江流域比黄河流域更适合孕育早期文明。然而，两千年来，中国文化的繁衍生息却根植于黄河及其支流渭河和沣河两岸的高原，而长江流域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的几个世纪，才开始出现在中国的历史记录中。 仅仅从地理条件上很难推断出中国文明的优势会落在更偏北的地方，而且从气候的角度看，会是在不太有利的山谷。另一个迄今为止还很模糊但最吸引人的观点，为研究提供了思考的路径。 我们对中国史前史的考察表明，中国文化在最初的发展阶段就与更为进步的东方（Orient）有着密切的联系，强大的文化浪潮正在中亚地区传播。大多数文化交往是朝哪个方向进行的，主要参与者是西方还是东方，目前尚无法确定，但是根据目前的调查，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文化似乎最为古老，随着文化的流动传播到了东亚。 正是黄河及其支流第一次从西方接收并播种了这些更高级文化的种子，这并非偶然，但可以完全用地形条件予以解释。 在北部西伯利亚的原始森林和南部青藏高原之间，有一条从里海延伸到太平洋的草原和沙漠带，这是东亚和西亚之间最容易进行大陆交流的商队之路。从更先进的中亚沿着这条大道一直延伸到远东的一种高级文化，将首先在黄河周围的山谷中相遇，那里有着足够肥沃且连续不断的耕地，可以作为移植作物的基础。 正如我们对史前时代的发掘所证明的那样，在中国最早的历史时期，西方也产生着同样的影响。周朝的纪年中有很多关于来自西方的酋长和部落的故事。毕安祺（Bishop）认为秦王朝就极大地受到西方的影响。在汉朝统治时期，当中央政权扩张成为第一个中华帝国时，整个中亚的“丝绸之路”都活跃着商品交换。 从这些历史和考古事实来看，我们似乎有理由认为，正是由于早期历史上同西方之间的联系，才使得黄河流域的发展比长江流域早两千年。 更可能的是，伴随着文化的推动，也出现了种族的增加。我们也许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表述其发展，也就是说，黄河流域的早期蒙古人种，他们是中国人最初的起源，而他们经常跟从中亚或更远的西部地区来的人通婚，以繁衍他们的后代。 直到最近几年，考古学才对这些遥远而棘手的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在研究的进程中，我们很可能会遇到巨大的惊喜，而且中国北方可能是一个比我们目前所能想象的更遥远、更独特的文明中心。无论如何，我们肯定地知道，中国文化的摇篮就在黄河及其支流渭河和沣河的周围。在基督诞生前的两千年里，中华文明就得以在此发展繁荣，语言、文字、艺术、治国方略等这些中央王国得以稳固的基础，都已经在此初露端倪。 和睦、勤劳的中国农业人口中的三代人：失明的老母亲；儿子和媳妇，两位都是聪明、友好、勤奋的人；以及两颊通红、有浅色眼睛的小孙子 在中国历史的上古时期，长江流域和更远的南方地区只是偶尔被提到有南方蛮族人居住，这些人后来才逐渐成为中央王国的一部分。 当汉朝（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第一次成为一个大帝国时，长江以南的区域在很大程度上处于它的统治之下。但到了后来，强大的篡权者、汉人和少数民族原始部落之间的斗争仍在继续，这些原住民系吐蕃人、马来人、波利尼西亚黑人以及可能的其他种族的杂糅。尽管彝族人（Lolos）、苗族人（Miaotze）、掸族人（Shan）等当地部落既勇敢，又热爱自由，但汉人最终还是胜利者，其结果是，中国南方的原住民现在只能在山区中栖身，形成孤立的群体。 南口关的长城，北京北面 南部和西南部有不同的少数民族，西部有吐蕃人，北部有野蛮的蒙古部落，中国的文化世界认为自己是一个中央王国，一个教育、艺术和政治中心，它把自己的知识和艺术传授给了周围的蛮人，但作为回报，它要求一定程度的政治服从。在这方面，我们应该记住，作为一个文化的国度，日本也很年轻，它从中国获得了更高发展的原初动力，尤其是在唐代。东北部的朝鲜和西南部的安南（Annam）也是完全汉化的，日本也一直受到中国的影响。与北部边疆草原上的蒙古族人的接触主要是冲突，游牧民族常常尝试取得胜利，贪婪地闯入富庶肥沃的农田，而作为农耕民族的汉人虽然多次失败，但仍矢志不渝，奋起抵抗，想方设法保卫自己的土地。 北京的城墙 近东和地中海以东地区的古代文明，在冲突与和平贸易中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中国几千年来却走着自己的路，发展了自己的个性。可以肯定的是，当时有商品和思想的交流，例如佛教在中国的宗教生活和艺术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或者中国通过中亚的“丝绸之路”给罗马送去了轻盈剔透的织物来装饰这座美丽的城市，反过来又受到了罗马的玻璃和来自希腊罗马艺术灵感的推动。但是，中国和西方之间的这种文化交流从来没有达到东地中海地区用那种精神和物质能量能够相互转化的强度，在那里，不同文明的民族相互交流、征服并取得成功。 中国的相对封闭，使得中国人一直到最近依然拥有这样的观念，并且这种观念在他们的精神生活中占据着主要地位，亦即中国是唯一的文明民族，是天下（普世的帝国），要优于所有蛮夷的国度。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时刻记住这一事实，因为只有具备了这样的知识，才能理解中国的政治家们在上个世纪末由于欧洲不可战胜的机械文化（我在下文中称作“白祸”）的入侵而引起的精神上的混乱和深度的忧虑。 一位受人尊重的、镇定自若且和蔼可亲的商人 现在让我们看看，区别于这种相对排他性的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是什么？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中国人生活的物质基础。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他们主要是勤劳的农民，以精工细作的方式侍奉土地，给我们更深印象的是他们精湛的园艺技术。 这种对土地的亲近关系，这种对庄稼生长执着的关注，使得中国农民几乎一天到晚都得不到空闲，这无疑培养了中国人特有的防御性以及对和平本能的热爱。长城，从山海关的海边一直延伸到甘肃的沙漠深处，在精神上与中国人惊人的消极抵抗力相对应，这种品质已经成为中国外交最强大的力量。 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另一个特点，我在此要提请大家注意的是他们对学习和艺术的热爱和崇尚。 一家古老且壮观的商店，装饰以龙首和丰富的木雕。货物摆放在两旁的台阶上，供人挑选。一个一丝不挂的小男孩站在门前 文人的科举是进入各种官场的唯一一种考试，在中国盛行了两千多年，其意义重大，直到1905年才被废除。对书面文字的崇尚体现在在开阔的城市广场上建造火炉这件事上，这是用来焚烧已经写过字的废纸的，这种方式使得文字体面地被毁掉。家家户户的墙壁上都装饰着写有漂亮书法的条幅，这些书法作品通常被装裱在丝绸上。 人们对古代艺术品的崇尚程度如此之高，以至于在过去，皇帝有时会通过郑重地记录所发现的某些特别令人敬仰的青铜器皿，而改变其对自己统治的描述。在《寺庙之国》一章中，我将举例来具体说明中国人如何用无数几乎总是美丽的寺庙建筑来装饰自己的国家的。 高本汉（Karlgren）教授在他杰出的著作《19世纪的东亚》（Östasien under nittonde århundradet, 1920）中认为，汉字符号主要反映了友善的社会本能。他引用儒家的“五伦”作为个人生活的准则：作为主体的人在行事方面要尽“忠”道，作为儿子要尽“孝”道，作为妻子要尽“忍”道，年轻人之间应当尽“悌”道，朋友之间应该尽“善”道。 除此之外，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补充说，中国人在机智和礼貌方面是所有民族中无可比拟的，绅士风度不是一种空洞的形式，而是一种高贵民族的特征，这一点即使在社会的最底层也可以观察得到。 中国行政结构的一大优势是，在省、县（区）和村三级机构的内部，地方自治的力量是极为广泛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虽然经历了十年内战，但中国仍然保持了国家的统一。 最后，我要说的是，在中国文化中有一种独特的特质，那就是敢于挑战时间的力量。 所有早期文化的其他代表人物——克里特宫殿（palaces of Crete）的统治者、埃及金字塔（pyramid）的建造者、楔形文字的先民——都早已逝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国人在伟大的孤独之中坚持了下来，作为他们祖先在青铜时代创造的作品、哲学和艺术的直接继承人。 许多在东方的外国人说，中国人缺乏进取精神，这种精神使我们成为爆炸式的引擎，并以更加疯狂的速度加快了我们的文化在这里的发展。但是很少有外国人认为，中国人在精神上蕴藏着一种不同于西方人的宝藏：他们会种植牡丹，养金鱼，或者在树荫下打坐，而西方人却在努力追求装饰，或者为了发现一个微小的“科学真理”而奋斗不已。 一千年后的一天，一位来自远东的考古学家将带着他那镇定自若的宁静，在欧洲废墟堆里挖掘，以便用一块搪瓷铁遗物或一点水泥来确定伦敦、巴黎和柏林这些古老城市遗址的位置，难道这一天不会到来吗？那么，在黄河携裹着泥沙汹涌奔腾，奔向大海之时，汉人的后代难道不会继续耕种他们的小麦，并为他们的祖先献祭吗？ [book_title]第二章　北方与南方 2月的一天，我乘火车从北京到天津，途中遭遇了一场强沙尘暴。这不是一场普通的小风暴，北京的街道和周围的田野到处都是黑色的灰尘，这是一场真正强而不寻常的风暴，其中有来自戈壁沙漠的美丽而干净的黄白色沙尘，这些沙尘落在城市上空，人们可以用小院里的桶把它搜集起来，这些堆成小山的灰尘又被风刮到了田野中去。 太阳仿佛笼罩在一层薄雾式的面纱中，偶尔也会透出一缕金色，天空是灰蒙蒙的。当沙海在强风之中变得越来越稀薄的时候，北京平原周围的群山会不时地露出暗色的轮廓。 地面仍然结着冰，土地因严寒而贫瘠，河面上也结了冰。田野上隐隐约约可以看到穿着厚厚棉衣的行人，一匹骡子拉着一驾北京四轮马车在一条结了冰的崎岖道路上嘎吱嘎吱地前行，驶向有矮房子的村庄，那村庄掩映在一片早已掉了叶子的灌木丛中。 在中国北方被冻成硬邦邦的冬天的路 骆驼 这是一片荒凉、沉睡、严冬的景象。 “蓝色快车”（Blue Express）从布满中国坟墓的天津郊区阴暗的田野出发，带着我到了山东济南府（Tsinanfu），再向南到长江铁路的终点站浦口（Pukow）。 我们傍晚经过济南府，第二天一大早醒来，已经在山东、江苏、安徽三省交界的一片小山丘上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片崭新的景致，绿色的田野上洋溢着春天的气息。淮河上并没有结冰，到处都是帆船，而山脚下却到处都是竹林，不久又有了一个不同于北方气候和农业的证据：稻田里养着水牛。在继续从南京到上海的旅程中，我们看到果树长满了枝芽，即将绽放。在精心照料的花园般的田地里，耕作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他们刚刚收获了早春的青菜。整个三角洲地区都被运河网络所覆盖，即使是最小的地块，也有足够的水来灌溉。 冬春时节，从12月到来年5月，我在江苏、安徽和湖北三省的部分地区漫游，这些地方处于长江中下游的低洼地带。 任何一个习惯了中国北方秋、冬、春极端干燥气候的人，首先感到不习惯的是长江流域的持续降雨。3月里，安徽的南部常常下起毛毛雨，最终我也习惯了在苏格兰式的细雨中工作。 皖南的乡村多山，当人们在细雨蒙蒙的山谷中漫步时，第一次体会到中国画家画上那独特的山水类型。中国画中的山峰，往往是圆锥形的，直插云霄，当然夸张得离奇；但在这些地方，人们实际上看到了非常惊人的山形，尤其是当雾气飘过山谷，被彩虹追逐时，人们会感到自己仿佛陷入了一个变幻莫测的梦境，这正是中国山水画家在冥想和浪漫艺术构思中所形成的意境。 在路上的从戈壁滩来北京的骆驼队 值得注意的是，华北树木稀少、阳光不断照射的地方，除了一些官邸、猎场以及战场的遗址外，几乎不会产生任何景观艺术。而长江流域、浙江和华南的丘陵地带却完全不同，这里谷底有稻田，山坡上有竹林，山顶上弥漫着薄雾，这些都是灵感的源泉。值得注意的是，在宋朝时期，当中国风景最美之时，中国北方落入了野蛮人手中，中国文化的中心转移到了长江流域。 竹子是中国艺术家特别喜爱的主题。自从有一天，我从一座高山上俯瞰长江流域，看到一片竹林在飞舞的雾霭下忽隐忽现，我就充分理解了为什么会有这种爱。当这种轻盈优雅的植物在狂风中摇曳时，它们让我想起了中国画家喜爱描绘的景象：将苗条的少女形象与水牛以及奇异的老圣人一起融入他们的风景之中。 竹子。当这种轻盈、纤细的植物在风中来回摇摆时，让我记起中国绘画中的苗条的少女身材（安徽省） 在长江三角洲的冲击平原上矗立着个别的小山，而在平原上有数不清的交通和灌溉的巷道（江苏省） 有耕地梯田的黄土风光（河南省） 蒙古高原上汉族的定居地：没有森林的高原地带，却生长着茂盛的草丛。富沃的土地上种植着燕麦、高粱、荞麦以及亚麻。在这里农耕并非梯田式的。这片耕种的土地让我想起瑞典南部的平原 1920年4月和5月初，我在湖北汉口长江下游南岸工作。跟其他地方相比，这里呈现出一种热带的景观，棕榈树生长在石灰岩山的山坡上，伴随着盛开着的初夏花朵，让我至今记忆犹深的是整个山坡上，各种颜色的杜鹃花格外醒目。在山上的竹丛里，我们为伦伯格（Lönnberg）教授捕捉到了几只豪猪和穿山甲（Mani）供他研究之用，这些动物真的很适合饲养，它们在圈养中哺乳了自己的小后代。 水牛在一处浅池塘中恢复体力（湖北省） 当我完成了一个铁矿田的制图工作后，我们乘着一艘小帆船沿着一条河开始了我们的返程之旅，这条河从长江口汇入。我们的航程经过了一个低洼的冲积地带，这里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一片天然的草地。5月初，当地人用长柄镰刀收割青草。当我们在寂静的夜晚沿着低矮的河岸缓行时，看到他们正在忙碌着。草地上新鲜的绿色，新割下的干草的香味，以及割草人炉子中冒出的炊烟，这些烟在充满湿气的微风中轻轻地飘散，这在我的记忆中唤醒了儿时在纳克（Närke）家中的沼泽草地。但是，这里的整个景观与中国北方奇异干燥的春天完全不同。 在中国南部，所有的交通都是通过船来实现的。上海麦根路旁的小河道（Markham Road Creek） 1920年4月我住在一处特别漂亮的农庄，是在湖北省的灵乡（Ling Hsiang）附近 湖北省灵乡附近一处漂亮的农庄的内部（请注意天井以及一个接着一个的门的深远的景致） 如果我们转向中国西部，想象一次向北的旅行，我们会发现南北之间的对比会更加突出，因为在这些地区，秦岭山（Tsin Ling Shan）的巨大山脉形成了干旱的北方和多雨的南方之间的一道屏障。 甘肃省和陕西省以其极端的形式代表了北方的景观，其中包括一个被最近侵蚀的山谷所切割的高原，那里主要的土壤类型是一种细黄色的沙土。处于矿藏之上的、厚度为五十到一百米厚的沙土覆盖着岩石地基，这只有在山谷和单独的隆起的地方才可见。 这里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气候是绝对干燥的。从9月到第二年6月，降雨量很小，可谓微不足道。可以恰当地说，中国北方有九个月处于沙尘暴的状态，沙尘暴是一种频繁的气候现象。 这个国家现在几乎完全没有树木，但某些受保护的森林，例如北京东北偏东的东陵，似乎表明早期有一片相连的森林，已经被当地人砍伐，其中大部分可能发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之中。 农业以河谷灌溉为基础，但在高原上却是以“旱作农业”的形式进行。 中国北方最好的粮食作物是小麦，即使在沙质高原上也能种植这种作物。除此之外，还种植大豆和其他种豆类植物。 在蒙古边界的最北端，我们发现了一些适应较低温度的谷物：高粱、玉米、各种谷子、大麦和燕麦。向南，我们发现棉花和用于丝绸业的桑树。 花生和红薯分布广泛。罂粟也是如此，它可以种植在海拔两千米的地方。 葡萄种植在北京和张家口（Kalgan）之间的山区，这跟其他许多地方并无二致。中国梨、杏、桃、柿子，还有甘肃的甜瓜，这些都是中国北方的优质水果。 秦岭山形成了中国南北的分界线：甘肃、陕西和河南在北方，四川、湖北在南方。在这些北部山脉的山脚下，那里的人们早就习惯了一种新的来自南方的气候，那是一种可以生长竹子的气候；在山脉的南部，人们进入了一个完美的世界，那是一个树木繁茂、多山的地区，全年大部分时间都有丰沛的降水。 平原上的水稻和山坡上的茶叶是这个地区的主要农作物。甘蔗与许多其他亚热带植物一起种植在帝国的最南端。 北方的交通主要靠陆路。即使是最大的河流——黄河，也只能靠木筏和平底船在短时间内航行。乡村公路主要是供转轮小车通行的小路，这直到铁路时代到来之前是唯一的交通动脉。骆驼、牛、马、驴和骡子成群结队地走在路上。 家畜在南方很少见，水牛是主要的劳作动物。各种商品都是用手工从河流和运河运到各家各户中去的。但是所有较长距离的交通都是靠船进行的，河网遍布全国，比如说，从中国南部沿海一路都可以坐船经过福建和江西，到达长江流域一带，除去其中很短的一段横贯的山脉外。 干旱的北方和水源充足的南方之间的强烈对比也显示了北方和南方人之间的差异。在高大、懒散的北方人的血管里，流淌着一定数量的蒙古人的血液，这些血液来自戈壁沙漠游牧民族的多次入侵。矮小、机敏、神秘莫测的中国南方人也有一种外来民族的混合在其中，但这跟北方的混合不同。南方的混血来自当地土著，汉人进入之前的种族，在华南一些交通不便的地区，他们仍然孤立生存在不同的部落之中。这些众多的种族，以许多名字出现，如苗族人、掸族人、彝族人等，他们分属于孟-高棉族（Mon-Khmer）、掸缅族（Shan-Burmans）和藏缅族（Tibeto-Burmans）群体。 这些南方人和北方人在今天形成鲜明的对比，而在旧时代他们却是同属北方一个骑兵或战车团中的一员，而不是南方一个龙舟中的一员（请注意，龙舟节直到今天依然在庆祝），一直以来，这些似乎仍然是中国历史上的中心主题。 对中国统一真正的威胁是，将中国分裂成南北帝国的计划，这一计划一再被强调。然而，铁路将逐渐把这两大部分更牢固地联系在了一起。 此外，每当一股外国势力占领中国广袤领土上的任何一个地方，一股怨恨的浪潮就会从广东传到张家口，从成都传到上海。无论是在北方还是南方，所有的人都是中华帝国的子民。 [book_title]第三章　中国农民 在日本、朝鲜和中国进行了为期几个月的研究之后，威斯康星大学农业教授、美国农业部土壤管理所所长金博士（F. H. King）于1911年写了一本小册子《四千年农夫》1，对于任何一个对远东集约化农业感兴趣的人来说，这都是一项有趣的研究。金的这部书正是以一种恰当的精神写就的，显示了他对这一主题的惊叹和热爱。如果说对他最为实际的论述方式有什么批评意见的话，那只能是因为他对勤劳的天朝高度发达的耕作方式如此着迷，以至于他忽视了其中某些可能会得到根本改善的明显特征。 他的旅行学习是一次愉快的冒险。他本人是一位一流的农业研究者，来自一个自豪地认为自己在农业机械使用方面是世界第一的国度。但他却以谦虚的观察家的身份来到远东，并对此次考察抱有很高的期望。 随着他到中国粮田次数的渐增，他的惊叹也在不断增加。他的观察结果可以概括如下： 我们美国人是初学者，会以粗放的方式从事农业，依靠矿物肥料，由于我们的卫生设施不利，而让大量的天然肥料流入河流和海洋。总有一天，当我们的人口增长时，我们必须到东方去学习中国、朝鲜和日本的人们几千年来从事精耕细作的方法，谨慎使用所有的天然肥料，而不使用人造化肥，以便保持土地的丰收。 劳作后休息的中国农民 在我尝试着借助金教授的大量统计数据来描述中国农业之前，我想引用他书中的一些话，这些话对远东富有耐心的农民来讲是一首鼓舞人心的赞美诗： 长期以来，我一直希望亲眼看到中国、朝鲜和日本的农民，在他们的田园中漫步，看看这些世界上最古老的农民，多个世纪以来由他们的需求和经验发展起来的一些方法、工具和各种步骤。我想知道，在经过20或30个世纪，甚至40个世纪的耕作之后，他们如何能够使自己的田地保持生产效率，以满足这些国家稠密人口的需要。 为了准备堆肥，很重的黄土要被运到村子里 我现在终于有了这个机会，几乎每天我都被传授一些技能，每天都让我感到十分惊讶，这些必须面对的各种状况和过程让我应接不暇：关于这些国家多个世纪以来保护其自然资源的方法和程度，对他们从田地里获得丰收的数量让人感到惊讶不已，并对他们为每天5美分的工资（包吃）或15美分（不包吃）而欣然付出的高效的人力资源感到不知所措。 1911年美国的人口密度只有每20英亩2 1人，而中国的人口密度大约是美国的10倍，即每2英亩1人。金博士从山东平原的耕地中统计出了中国农业所能养活的人畜数量。在一种情况下，他发现每平方英里有3072人，256头驴，256头母牛和512头猪；在另一个例子中，在同一面积上有3840人，384头驴和384头猪。在长江三角洲的崇明岛上，根据官方1902年的统计，人口密度为每平方英里3700人。 为了能在土地上有一个丰收，中国人从来不畏惧劳作 对所有国家来说，一个最重要的工业和社会问题是，他们应该充分和正确地了解使中国、朝鲜和日本能够养活如此庞大人口的方法。这一发展所经历的许多发现和路径都永远埋藏在了过去，但这种独特的对生计的维持力量，东亚人在几个世纪前就获得了，一直延续到如今，几乎看不到衰退。这值得进行最彻底的研究，并且现在进行这种调查的时机已经成熟。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断在变化的世纪之初，从孤立的民族主义走向世界主义，在工业、教育、社会生活等方面都在经历着深刻的变革，特别需要进行此类的考察。现在到了每个国家要研究其他国家的时候了，通过相互理解和合作努力，使所有人都能共享这些研究的成果。这项工作的方向应该是，所有国家都可以成为世界发展中的合作和互助因素。 如果我想表达中国那独特生产力的秘密，应该注意以下几个实际问题： 蒙古高原上的定居地。中国在北方最外沿的前哨 1．对农田的灌溉到我们几乎无法想象的程度。 2．可以保存和使用任何种类的垃圾作为肥料。 3．每年的多次收获季。 4．对土地和劳动的无限热爱；精耕细作，精益求精。 对中国内地农业饶有兴趣的细心观察者首先会注意到，在这里几乎所有的耕地都是梯田。只有蒙古和东北的农业规模与新近的殖民地国家（如美国、南美洲、澳大利亚）一样大，但在整个中国内地，除了绝对平坦的冲积平原外，所有的耕地都是梯田。这些梯田在斜坡上，呈窄带状分布，由一个完全水平的地块和一个垂直的边界组成，边界的底部是下一个阶地。这条垂直的边界通常高出其本身的阶地1英尺3，从而形成一道矮堤，用于调节暴雨洪水以及旱季带来的灌溉用水。这座矮堤在一个或多个地方被挖开，为下一阶的灌溉提供了出水口，这些出水口用铺在砂浆中的石头予以加固，以防止矮堤被猛烈的暴雨冲垮，而这是在华北夏季经常发生的现象。 如前所述，这些梯田的主要目的是阻止强降雨对农田造成的破坏。在地势高的地方，中国人既不能在那里引水，也不能取水，因此他们必须满足于旱作，这些梯田的唯一目的就是起保护作用。但是在所有有水的地区，梯田还有另一个同样重要的用途，那就是调节灌溉，通过沟渠的入口让水进入梯田，直到其整个表面完全浇透。 灌溉水的获取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最简单和最便宜的方法是把河水从周围的田地里引过来。中国北方的许多河流的落差都非常大，所以，可以在某个方便的地点抽出大量的水，然后通过沟渠将水分配到田野中，而沟渠的落差比河流要小得多。通过这种方式，灌溉用水可以被用在山谷下游一公里或更远处的地方，而不仅仅是主渠偏离河流附近的地方。因此，在河流周围，人们可以看到两岸的灌溉渠入口，一个在另一个的下方，河流周围的所有河谷平原都被灌溉渠网覆盖，灌溉渠网为该地区的每个部分提供所需的水量。 根据瑞典人的理解，这些灌溉渠中有许多都和一条小河一样宽，沿着河流延伸大约10公里，但是下降得更为缓慢，因此它们的水位可能比河流高出10米左右。这种大小的水渠被分成若干小水渠，这些小水渠将水分配到通常是在不同的水平面上的各个村庄，水首先流到哪个村庄，这取决于哪个支渠比其他支渠的倾斜度更大。这样一个庞大的系统是建立在许多村庄的协作基础之上的，当水按适当的顺序输送到各个地块时，水的分配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兰州的天主教传教团在城外拥有一座宽敞美丽的花园，传教士告诉我，只有在每三个星期的某一天的某个时候，他们才有机会给花园浇水，如果不抓住机会，就别无选择，只能等到下一次轮到他们的时候了。 在甘肃省的某一个地方，一条河流经一条——从地质学上讲——新近形成的沟渠，这条河道大体位于平原陆地以下约10米处。在这里，人们不能不注意到河流的直接入口，如我所描述的，但是这里的水必须升高到平原的高度。这是通过所谓的“波斯轮”（Persian wheel）以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完成的，这是一种由河水的急流驱动的直径从12米到14米的强大水车。在这个轮子的一边有许多长的桶形容器，当它们被推到河里时，里面装满了水，在轮子旋转的顶端，这些容器被倒进了排水沟。这些轮子会相互照应着，并在整个播种期不间断地工作着。在甘肃，水轮是用木头做的；在四川，它们也很常见，新式的是用竹子做成的。 甘肃的水车 在不能从河流或小溪中取水的地区，人们除了打井灌溉之外别无选择。最简单的起重装置形式是自制的三腿柱绞盘。这种轻便的小型设备，特别适用于在地表附近随意挖浅井取水的情况。 在河南和山西的壤土地区，人们可以看到到处都是井，井里有一个更大、更有效的升降机，由一只小驴子带动，它的双眼被蒙着，这样每次小跑几个小时都不感到疲倦。 我刚才描述的灌溉系统，这些都正在中国北方的肥沃地区使用着。在中国南方，我们遇到了完全不同的情况。那里的降雨量要丰富得多，地下水离地表更近，田野里到处都是开敞的水坝。三角洲平原被人工挖掘的运河网络所横贯。那里有大量的水可供使用，所要做的就是提高所需的水量，以便充足供应任何一个有良好堤坝的梯田。4为此，当地人使用一个由两三个人操作的小型链条泵。 与灌溉同时进行的是对河流的治理，河流携带了大量的泥沙，在华北冲积平原上，河床的水位不断上升。因此，在夏季发生特别猛烈的洪水时，河流可能会冲破一个薄弱点，造成毁灭性的洪水泛滥。为了制止或至少是限制这些自然灾害，这些河流都建有巨型的堤坝，这项工作有时需要许多省份的合作，例如，当所涉及的河流恰好是“中国的忧患”（China's Sorrow）——黄河时，其泥浆量之大，着实是难以估量的。 湖北省的稻田。水通过小的、木制的翻斗式提升设备被抽到田里 关于中国人控制这条河的努力，金博士发表了以下措辞得体的评论：“四十个世纪以来，一个民族一直与这样一条巨大的河流保持着冲突，这条大河不断沉积泥沙形成他们的家园，甚至比他们的田地还要高——形成悬河，人们不得不为它建造两岸的围墙，我们怎能不钦佩这个民族呢？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并非总是成功地驾驭了这条河，但他们在每次失败后都毫不犹豫地重新开始新的斗争。” 肥沃的长江流域修建了大堤，以保护最外层的耕作区免受海洋的蹂躏。这个三角洲地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了相当大的增加，因此最古老的部分位于三角洲，只有相当新的区域形成在海上。这种逐年给予中国农民新土地的填海活动，不仅作为自然的无定向的工作进行，而且也是人们有意识地将泥沙引向他们希望去的地方。 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伟大的农业倡导者罗西奥（Rösiö）经常在他的赞美诗中插入一句激励人心的田间劳作颂歌，而肥料是所有农作物茁壮生长的基础。如果是这样的话，罗西奥一定是中国人的热心信徒，因为在保存和使用这些珍贵的肥料方面，没有谁能胜过中国人。 在《中国经济》一章中，我描述了村里人是如何在行人必经的小路上铺设稻草来收取过路费的：驮着行李的牲畜误入此道无法继续前行，行人便不得不交过路费了。我还提到在乡间小路上，甚至是崎岖蜿蜒的羊肠小道上，一些人在那儿捡拾牲畜的粪便，如羊粪或者牛粪，小心翼翼地保存好，回去作为稻田的肥料。 金博士讲了一个小故事，足以说明中国人在收集牲口粪便上具有先见之明。有一次，他在长江三角洲的一块耕地上，看到一个小男孩正在赶着两头母牛，牛拉着水车，去田里浇水。这个男孩手持一把长竹竿，竹竿上面绑着一把木勺。一看到哪只母牛有排便的迹象，他立刻拿起木勺，去接牲口的粪便。 黄土地可以通过犁轻易地耕作，这是在农民劳作之后可以顺便就做了的事情 金博士同样讲述了在桑园里，蚕的排泄物连同其蜕掉的皮、树叶和细枝是如何被保存下来并被埋入树下的土里的。桑园从树叶中生产丝绸所遭受的物质损失就以这样一种方式得到了弥补。其他一切都被带回土里，为来年的丰收做准备。 另一个说明中国人用粪肥厉行节约的习俗与他们在寒冷季节给乡下房子取暖的方法有关。住宅中几乎每个房间都有一个“炕”（k'ang），这是一个高平台，占据了很大一部分的地面空间，是用来睡觉的地方。炕上总是铺着一张草席，上面铺着被褥。 这个炕是用晒干的“土坯”砌成的，而这些“土坯”是用泥土做的，里面混合着麦秸和少量的草。与炕相连的是一个炉灶，要么在同一个房间里，要么在墙外旁边，在这个炉灶里燃烧着草、树枝和其他可燃物。以氯化铵形式存在的氮，以及少量的磷和钾盐被带入烟雾之中，并随着烟灰沉积在长长的烟道内侧的土坯上。几年后，炕的地基变得愈来愈稀疏，这使得烟气能够渗入室内，炕必须予以重建。但这种劳动并不被认为是徒劳的。将被烟灰和植物意外浸透的土坯保存下来，将它们粉化并制成土壤堆肥。 玉米棒子将会轧籽、清理干净 来自泥泞河流的灌溉水给土壤带来了大量的养分。长江三角洲地区普遍采用的做法是，从灌溉渠中提取泥浆，并将其按每亩70至120吨的量铺设在农田中，这一过程通常每年重复一次。这项安排有两个好处：它逐渐抬高田地的表面，以便提供更好的排水系统，并为新生长的作物提供最肥沃的原始土壤。运河里的泥土经常布满蜗牛壳，这给田地提供了急需的氧化钙肥料。 一头被蒙住了双眼的小驴一连几个小时耐心地围着一个小磨不停地拉着，磨中磨的是粮食 中国人从不因辛勤劳动而退缩，只要这些能帮助他们获得更大的丰收。他们从经验中发现，桑园长期使用的土壤非常有利于水稻的收成，而稻田的土壤则有助于桑树的生长。因此，这两种作物不断在轮作。 在中国的村庄里，从厕所、牛粪、生活垃圾、老炕等收集的肥料被制成堆肥，添加适当的水分进行发酵，最后特别仔细地予以粉碎，之后撒在田间。 一块新的磨石被运到村子里 在这里说到发酵的准备，我当然不是说中国农民对所涉及的生物化学过程有任何了解。通过几个世纪的实践经验，他们发现某些方法会带来好的结果，之后就会毫不犹豫地按照这些规则工作，现代科学无法改进，只能解释这些规则。 中国人利用豆科植物的活性收集氮的出色过程也是如此。为此，他们通常种植一种在外国人中被称为“中国三叶草”（Chinese clover）的植物——紫云英（Medicago astragalus）。当这些植物在花季中，农民会将其切开并放在与运河泥混合的堆肥中。在绿色肥料和堆肥撒在地中之前，会将它们放置三周以便充分发酵。 1924年8月，我在戈壁沙漠中工作期间，碰巧观察到一个值得注意的利用豆科植物收集氮的例子。我们当时住在沙井（Sha Ching），这是一个小沙漠村庄，位于镇番绿洲（oasis of Chenfan）八英里外的贫瘠沙丘中间。这些丘陵坐落在一片粘土平原上，在大片的土地上可以看到沙丘山脉。在这些空地上生长着一种粗糙、蓬松的白色豆科植物，我无法说出它的名字。 我因一大群农民的出现而感到奇怪，他们从沙漠中的绿洲赶着马车过来，采集了大量的这种植物。下午，一排满载着这些货物的货车驶向绿洲。 我询问了跟随我的人，得到的答复是，这种沙漠植物是用来给瓜田施肥的。我没有机会更仔细地观察这种绿色肥料在使用前应当实施的步骤，但我毫不怀疑，它涉及到氮的获取，以及将植物制成某种堆肥的方法。 这是一种用于农业的野生豆科植物。通过这种草类的植物，能使几乎贫瘠的沙漠获得一定的用途，亦即帮助繁茂的绿洲获得更大的肥力。 关于这个非凡的过程，我引用金博士的话如下： 直到1888年，在一场由最杰出的欧洲权威界人士进行了长达30多年的科学争论之后，人们才得出结论：豆科植物通过滋养生活在其根部的低等生物来维持世界上从空气中直接收集的氮的供应。但几个世纪的经验告诉最偏远的东方农民，种植这些植物对保持土壤肥力至关重要。因此，自古以来，与其他作物轮作的豆科植物栽培早已成为这些人坚定不移的做法。 中国农业的主要原则之一是在同一植被时期收获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作物。 遥远的东北地区，由于纬度的原因，那里的气候很恶劣；在内蒙古，那里的农业区位于海拔一千五百米的地方；在甘肃西部的某些地方，那里的大部分土地都在两千米以上，我遇到了各种农业条件，这让我想起了我的祖国。那里通常是大片的田野很少有梯田，而是沿着地面的缓坡发生变化。常见的农作物有燕麦、大麦、荞麦、黍类、大麻和亚麻。在那里春天来得很迟，秋天的霜冻来得又早，因此农民只要有一茬好收成就心满意足了。 不过，人们不必再往南走，只要到北京和天津——那里几乎与海平面齐平——就能看到典型的耕作模式。在天津，金博士说：“我和那里的一位农民交谈过，他种植了小麦后，在自家的小围栏里又种了洋葱，之后又种了卷心菜，所以有了三茬的收成，三茬收成的回报相当于每亩163美元。”另一位农民种了爱尔兰土豆，早早地就已经收获了，然后种上萝卜，再种上卷心菜，这样他一亩地就赚了203美元。 在山东，小麦或大麦在冬季播种，在春季早些时候收割，然后再收获高粱或小米、红薯、大豆或花生。 在中国南方，一年可以收成两茬水稻作物，接着在冬季和早春还有第三茬，有时甚至有第四茬的卷心菜、油菜、豌豆和豆类等的丰收。 为了节省土地和时间，水稻的苗最初被播种在一小块田地上，在那里通过大量的施肥和精心的劳作，1英亩土地上可以集中育苗30到50天，这些稻苗足够种植10英亩的水稻。与此同时，剩下的9英亩土地上还有其他作物，这些作物被收成后，整块地就准备好插秧了。 与这些连续的收成有关，中国农民尽可能多地利用多茬收获方式。条播系统就是其中的一个发展，它适用于所有农业，使农民能够交替种植不同时段的植物，从而在不同的时期成熟和收获。通过这种方法，农民不仅能从土地上获得最大的产量和更大的收获品种，而且在植被期的不同时段中也能更好地分工。作为这些多次收成的一个例子，人们可能在同一块地里会发现，小麦随时可以收割，大豆几乎成熟，而棉花却刚刚种植。 丰收后去市场的路上 在同一季节里，各种农作物的交替在某种程度上与动物王国共同进行。 田里的土壤富含通常被称为蚯蚓的蠕虫，这种蠕虫具有在土壤中穿孔并协助土壤通风的功能。在整地的过程中，这些虫子被小心地保护着，因为中国人希望尽可能地保留这些有用的助手。但是当水进入稻田时，蚯蚓就会成群结队地涌向地表。于是，农夫放一大群鸭子进来，它们吃了蚯蚓，养肥了自身。随着水被引入稻田，鱼群随着稻米一起生长。 挑着蔬菜的小伙子 通过以上所有的描述，中国人惊人的、几乎难以置信的有组织的劳作，作为一个主要缘由再次得以呈现。除却人力外，他们似乎什么都能省。像中国人一样将农作物移栽到水稻田中，把他们将作为肥料的土壤搬来搬去，耕种、播种和除草，这使得他们的田地看起来比我们大多数的园圃都好，而这一切对他来说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了。我们常常冒昧地认为他们做了许多不必要的工作，但后来我们发现是我们不了解这个中的缘由。 简朴的生活，人人有活干，人人有饭吃，我会把这句格言用在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上，不论从什么方面来考虑，这都不算是坏的生活规则。 我们必须记住的是，中国大部分地区人口极其稠密，给所有人提供食物和工作是一项非常棘手的工作。那里的工作竞争激烈到了我们难以想象的程度。每年都有成群的苦力从海上运到东北，以令人难以置信的低工资为那里的大雇主们出卖劳力。同样地，1923年5月，我在甘肃旅行时，看到一条大路上挤满了年轻人，他们纷纷到陕西去干一个季度的活。 取水的小伙子 金博士讲述过一个小故事，很好地说明了为生存而进行的可怕斗争： 当我们离开青岛的酒店，乘人力车去返回上海的轮船上时，我们注意到一个十三四岁的男孩明显地在跟随着我们，有时在前面，有时在后面，他大多在人行道上跑。但当人力车的苦力在人行道上慢跑时，他也放慢了速度。从酒店到码头足足有一英里路程。显然，这个男孩知道船的出发时间，希望通过把我的手提行李搬到轮船上能挣几个钱。而在码头已经有了二十个人等着做这项小小的服务了，但为了想得到这份零工，这个男孩冒着白走一英里路程的风险跑到那儿，之后他还要走回去。当我们走近船时，男孩也向我们靠近了，但是强壮而热切的其他苦力已经站在那里等着了。男孩有两次被粗暴地推搡到一边，在人力车停下之前，一个大个子抓住了我的手提箱。如果我没有看到那个男孩的努力，他就只有用辛劳来弥补他的痛苦了。生存的竞争是如此激烈，以至于一个男孩也只有毅然投身其中。在竞争和锻炼中，这个男孩锲而不舍地获胜了，他很惊讶，但也很感激得到了比他预期更多的小费。 中国人喜欢的原始手工并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不断退化。由于中国人在手工种植水稻方面具有非凡的灵活性，金博士发现这种手工劳动比美国人用最好的机器种植卷心菜或烟草要便宜得多。 此外，令人吃惊的是，中国人是如何在不经意的情况下实践过某些方法的，这些方法对我们来说是比较现代的发现。因此，有许多家庭世代以来一直在孵化器中孵化鸡蛋，孵化器由单独的陶制容器构成，这些容器可容纳1200枚鸡蛋，并用木炭小心加热。这些人没有温度计来测量温度，但可以通过把鸡蛋贴在眼睛上来确定温度是否合适。 总的来说，中国的农业及其附属的各种职业都受到健全的经济原则的严格调节。中国人至少跟我们一样喜欢吃解馋且营养丰富的食物，比如肉、蛋等，但他们却几乎完全靠蔬菜生活，因为蔬菜便宜得多。他们做饭用的脂肪也是廉价的植物油。 对于中国人如此善于养猪，并且喜爱吃猪肉，金博士给出了一个有趣的解释。根据他的数据，牛肉在中国人的饮食中仅占6.2%。他们的饮食，大都以食物中的风干物质为基础的。羊肉的相应数字是8%，而猪肉能占到17%到60%。如果我们进一步考虑到猪是靠大量的垃圾和对其他家畜无用的根茎生存的话，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些动物被选来为中国人生产肉食了。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我们的发掘，猪是河南石器时代的主要家畜。 这篇关于中国农业的报道，我主要是按照金博士的统计概要来做的，从本质上来讲是对中国农民的知识、智慧以及他们勤奋的颂扬。 那么，难道这种牢固的结构中就没有弱点吗？没有现代科学所能提供帮助的不完整性吗？我相信，这样的发展道路有很多条，更进步的中国人甚至在这个领域也愿意借鉴西方科学的成果。 用现代方法改良种子，是一条比其他任何方法都更能取得好的结果、给中国带来更丰收的道路。从根本上来讲，淳朴的中国农民在这方面做不了什么事情，但是在水果种植方面，我们应该认真研究中国人嫁接成功的例子。不然何以解释在甘肃的一些河谷里出产巨大而美味的桃子、杏子和瓜类呢？根据美国传教士的说法，这些桃子、杏子和瓜类能与加州所产最好的瓜果相媲美！ * * * 注释 1．富兰克林·H.金著，程存旺、石嫣译：《四千年农夫》，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年。——译者注 2．1英亩约等于6.07亩。——译者注 3．1英尺约等于0.3米。——译者注 4．作为中国人所从事的精耕细作的经济形式，我每次都要提到规模很小的稻田，它们太小了，我们几乎无法想象，人们把精力投入到如此小的一块土地上，能够期待会有什么样的收获。罗斯（Ross）教授说，在中国内地，“稻田并不比小房间的地面大多少，有时甚至就一张桌子那么大”。有一次，他看到一小块稻田被围起来，田里注满了水，整块地不比普通的餐巾（原文是napkin，意思是用于铺在桌上保护衣服或者用来擦嘴和手的一块布或吸水纸，这里显然是指布，所以，翻译为“餐巾”，但不是今天的“餐巾纸”。——译者注）大多少。 [book_title]第四章　中国经济 一天晚上，我们在河南和陕西旅行时，沿着从河南府向西通往陕西的大路，走进了硖石村1一个朴素的小客栈。天黑了，我在院子里踱着步，等着我们迟到的仆人和驮着行李的牲口。 突然，一个苦力悄悄地从大门溜了进来，他扛着两个同样大小且重量相等的担子。与苦力在扁担的压力下移动时明显的困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们个子的矮小使我很是好奇。接着进来一个又一个，一共五个人，他们熟悉这片土地，走进一个小房间，放下他们的担子，喝了一碗温水，点燃了他们的烟斗。 我忍不住叫来我的助手郑先生，请他把这些“旅客”的差事告诉我。后来我才知道，这些苦力是从陕西的西安府来的，要前往河南府，有二百五十公里的路程。他们的担子里装的是“现金”，也就是说中国的旧铜币，他们长途旅行的目的是把这些铜币兑换成银币。幸运的是，几天前我就曾深入地了解过这件事，这让我立刻明白了铜和银两者之间的关联。由于大战期间铜价的上涨，一些聪明的日本人发现，把中国铜钱买来，将其中的铜还原出来是件好生意。通过这种方式，中国开始向日本大量出口现钱，这一贸易最终呈现出如此规模，以至于中国财政部也认为，应该开始从流通的铜钱中收集和提取黄铜。 有教养的中国人及其搬运工 但还是让我们回到苦力的话题上来吧。根据郑先生提供的信息，每个苦力携带的两个担子的价值约为4美元50美分，以瑞典货币计算约为17克朗。换言之，在中国，在一个地方廉价购买流通的铜钱，将这些价值10美元的担子运到250公里以外的地方卖掉是值得的。买卖双方的差价最多也不过是每人一担货物盈利几克朗，为了这个价格，苦力不得不往返十天的路程，此外还要有足够的钱来支付他们的工资。而且，此事可能并不是苦力能承担的，他们只是西安府一个商人的手下而已，他们将铜钱卖给了河南府的另一个商人，这样一来，前者就可以在交易中分得一大笔利润。 路边小草房中的乞丐 类似的例子我还可以举上很多，它说明了中国劳动者的工资之低以及他们极其简朴的生活水平。 至于交换手段的使用，在许多地方，现金（流通的铜钱）是唯一使用的，一枚铜钱的价值约为1美分的1/35，这便使得人们有兴趣去深入理解中国零售交易的简易之处。 如果雇主是中国人，每天5.5分至7分钱的工资是可以接受的，而没有经验的外国人可能会很高兴地以17分至22分钱的价格获得一个搬运工或一个助手。 如果我们认为，不仅要为苦力本人，而且还要为他的家人（通常包括一大批儿童）提供较高的正常工资，那么很明显，这些人的生活方式对一个美国劳工来讲，实际上是不可想象的。 肉类是一种奢侈品，只有在每年的重大节日，特别是新年才会出现。对于华北的中国人来说，我们也必须放弃他们每天都吃米饭的观念。大米是富人的饭食，穷人靠小米、玉米、高粱、各种豆类、卷心菜和洋葱养活自己。树叶有时甚至是他们菜汤的主要成分。尽管价格极其便宜，但从营养的角度来看，这种饮食还是相当令人满意的。当然，我在一些地方看到过肚子饿胀的孩子们，但一般来说，中国男人瘦而结实，女人的肩膀强壮而宽大，孩子们长得胖乎乎的，他们的眼睛清澈、明亮。 铁皮做的汽油桶在中国内地特别受到人们的喜爱，可以作为水桶或其他目的使用 乡下人不需要购买商品就能维持其简单的生活。在山西南部的山区村庄里，除了盐2和少量的铁器外，农民几乎能生产他们所需要的一切。如果这些人懂得知足常乐的话，而且在正常情况下，这些心地善良的人是不会经常地被强盗和税吏的恐惧所骚扰的，尽管有时也会有蝗虫、干旱和发洪水等天灾，但他们的生活一般来讲会非常幸福的。 中国国内经济的一个自然阶段是对所有废物的利用，其程度是我们欧洲人做梦也想象不到的。从富人家的废渣堆里扔出来的煤渣，马上就围上了满身灰尘的小男孩，他们挑出未被烧尽的煤渣。收旧衣裳的人的生意非常重要，尤其是妇女，她们常常背着旧衣裳包，抱着一个正在哺乳的孩子，安静地走着。 中国街上小贩的全部货物（花生和柿子）常常不值一块银元 中国人热衷于储存的主要东西自然是天然肥料。如果你在直隶省的道路上走上很长一段路的话，就会注意到一个特殊的地方，这是专供过路的驮畜休息和“出恭”的特殊场所。这只是在道路旁挖掘的一英尺深的长方形的坑，其整个的宽度和长度足够容纳一头骡子，里面铺着高粱秸秆之类的东西，一则提示疲累的骡马这柔软的地方可用来歇息；二则也可收集它们留下的粪便。一旦有一匹骡子、驴子或是小马率先在这块地方排下自己的粪便，后来的牲口势必难以自禁，停下来照葫芦画瓢。假设一个旅行者带着一支由十只驮畜组成的商队前进，骡马在这里排便，既是对牲口本身的盘剥，也耽误了旅人的时间，唯一可安慰的是道旁不断高耸的那座臭粪堆，证明它们的“供品”没有白费。 积肥的人用他难闻的桶吓走了孩子们（李姓画家的作品） 一个外国人曾经告诉我，在古时的中国宴席上，走进后院来报答主人的好客是一种好的形式，尽管这一说法也许并不完全可靠。然而，事实上，收集粪便是一项与收旧衣裳的人享有同样高声誉的职业，尽管与此相反，收集粪便更是男人从事的工作，不仅包括孩子和老人，实际上也包括壮年的男人。拾粪的设备是一个截短了的圆锥形状的木制容器，用一把放在后面的小铲子，能很便利地收集起街道上的粪便，然后可以巧妙地从肩膀上扔到容器里。这不仅有骡马（equus）、狗（canis）的粪便，也有猪（sus）和人（homo）的粪便，这是因为人以及这些牲畜在很大程度上生活在街道上的缘故。 在北京，一车粪肥能带来12美分左右的惊人价格，这一事实证明了这一工作是有利可图的。在一个名叫斋堂的山村，我偶然发现在一座庙宇后面有个小男孩从粪堆里偷东西往篮子里装，看到他那负罪感的神情，我感到滑稽。 在任何一个方面，这种急切的收集都没有比获得燃料更值得人们注意的了。没有可燃的东西经过家门，孩子们只能走出村庄去收集树枝和干草。他们不仅收集高粱的粗秸秆，高粱可以长到一个人的两倍高，我还见过他们将草连根挖出，然后把土抖掉，剩下的草用来做燃料。 但这种为生存而辛勤劳作的做法也有其不好的一面。在他们采集树枝和可燃草的许多地方，其实在只有几英里远处就有极好的无烟煤，但由于道路简陋，加上缺乏购买力，煤炭只能供当地消费。更糟糕的是，山里的人用可怜的树枝生火，而自从原始森林被砍伐以来，山里就没有树木了，每一棵树的枝条都被小小的砍柴人无情地砍掉。在寺庙中或在断崖上无法接近的地方的树木，还没有被砍伐，人们可以看到这些树木现在就生长在可怜的裸露的山上。林业是一个神奇的词语，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它将改变中国北方广大山区的景观，创造新的生命源泉。但要取得任何重大成果，都需要钢铁般的意志力，因为任务是极其艰巨的，特别是考虑到9月至第二年6月的干旱少雨的情况。 装在手推车上用臭不可闻、满是粪便的筐运输的半液态的粪肥，靠近的人都会被吓跑 贫穷的女人和孩子在有钱人家倒出的煤灰中寻找没有燃尽的小煤块 收集作为燃料用的干草的年轻人 缺乏适当的道路对旅行的外国人来说是极其不快的。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建立了绝不可轻视的铁路网，但是乡村公路是个大问题，似乎还没有引起政府要员们的关注。这个国家被许多非常古老的公路所横穿，其中有些地方的交通非常拥挤，任何一个习惯了我们建设得比较好但空无一人的道路的人，都会觉得这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但是，这些大动脉日夜都聚集着旅行者、驮畜、赶车人、两轮车、独轮车和其他运输工具，除非陡峭的山口或水道使得一些地方的人不得不进行干预，大部分的道路都不是人工建造的。否则，这些著名的帝国道路就要穿越平原和山脉，其间也会有绕道的现象，并不断与耕地发生冲突。事实上，这些无定形的道路被允许在耕地上寻找新的道路，这有趣地证明了中国农民的随和宽容，他们满足于在新的道路上挖几个浅而曲折的坑而已，而在类似的情况下，一个欧洲人或美国人会求助于法律的保护，或者如果没有法律的保护，会求助于铁丝网和猎枪。 孩子、狗和猪在垃圾堆中找寻东西 西方生活的一个显著特点，可以说是支配性的，是通过简化货币和采取措施，打破税收壁垒和消除中间商，努力使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流变得简单和便宜。在中国，这种趋势似乎恰恰相反。 洋元兑换 人们只需要对这个国家的货币体系有点实际的认识就可以明白这一点。这个问题非常复杂，我们只能粗略地谈一谈。 北京和其他城市通常的兑换标准是墨西哥鹰洋（约合48分）。1鹰洋名义上分为100分，每1分又可以分为10厘现金：但消息灵通的经纪人会知道，此时每一枚铜钱的价值已大幅下降，1鹰洋可以换成110枚到130枚的铜钱。相反，如果我拿1鹰洋到一家商店去买一件价值30枚铜钱的东西，而且由于缺乏经验或考虑不周而没有零钱，我只能拿回70枚铜钱；换言之，店主就可以从中多赚10到30枚铜钱。 或者再举一个例子，如果我去天津做一次为期三天的火车旅行，在帝国饭店用一张北京签发的钞票付账，就只能打一定的折扣，这就意味着无论在哪里兑换，都必须准备损失一笔或多或少的本金。这是从流通货币中到处提取微利的常规程序。 每一个新来的外国人都对这种错综复杂的反复无常情况感到惊讶，并要求进行货币改革。但经过仔细研究，人们就会发现，中国人对利润的巨大兴趣强烈反对改变的做法。在我看来，在荒山上种植绿色的树木比改革中国的货币体系更容易些。 如果我想租房，通常不可能跟房主本人谈，我根本见不到他。取而代之的似乎应当由一个中间人来安排此事。但当一切都清楚了之后，他会告诉我，一个半月至两个月的额外租金，必须支付给他和其他三个或四个先生作为佣金，不过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而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与交易有关。如果我生气，中间人会对我的无知抱歉地微笑。我很快就发现，这种奇怪的安排是一种既定的习惯，他们会据此行事。 毫无疑问，这种创造非生产性利润的做法是使剩余人口获得生计的众多手段之一。其他的谋生手段，如偷盗和贿赂，虽然没有合法化，但却非常普遍。 中国的土匪问题是一个多么丰富而又引人入胜的社会学研究领域啊！然而，我缺乏必要的经验和时间，因此我不得不满足于一些外在的观察。 土匪活动是一种现象，在对被烧毁的村庄、出其不意被攻击的商队、惩罚性的征服以及其他技术改进进行现实描述之后，可以看出这是无法消除的。中国人天生是不爱惹事的，他们本质上就是农民和商人，因此成为土匪的人必然有充分的理由，这是跟上述两种生活方式背道而驰的。 在山西的一次旅行中，发生了一个小插曲，也许能说明上述的问题。闻喜县（Wen His Hsien）的县长给我们讲了一个极其精彩的强盗团伙的故事，据说这个团伙在我们要去的山路上实施抢劫。我们实际上被当作囚犯关押，因为县长对我们之后的行动并不负任何责任。 当时已经旱了很久了。这种情境对农业非常不利，在向水神“龙王”求助未果后，这一地区的人们终于束手无策，只有恳求外国传教士向他们的上帝祈雨了。 我们跟县长在一起开了一个长会，最后答应等一天，之后无论如何会有结果。第二天早上我们醒来时，窗外下起了倾盆大雨，我的助手郑先生高兴地向我敬礼：“现在他们不再抢劫了，得回家种地去了！” 这种认为做土匪是他们干农活以外的一个行当，是一种季节性的职业，在需要的时候可以去从事的观点，我对此有很多话要说。1915年10月，我和新常富（Erik Nyström）教授在中国北方的红山上从事挖掘工作，当时大约有五十名苦力帮忙，后来有人告诉我，这些表现很好的家伙中有许多人在闲暇时候，在没有更好的工作的时候，会从事抢劫活动。 在我们继续山西之行的时候，有一个年轻的、异常和蔼可亲的警官，他负责护送我们，曾经亲自抓捕了许多强盗，而且掌握了大量与这些强盗相关的信息。在我问到有关强盗的来源问题时，他有把握地说，只有大约百分之十的强盗是由于行窃的恶习而成为强盗的，而其余百分之九十都是迫不得已才去作恶的。 但是，尽管可以通过和平方式、社会改革和开辟新的就业领域来打击土匪，但如果对贿赂采取比现在更严厉的措施，对中国社会来讲也不会有什么坏处。 这样严厉的制度在古代是受人尊敬的。一位受过良好西方教育的年轻中国人最近告诉我，历史上最大的贪污犯是乾隆皇帝（中国的太阳王）统治下的一位宰相，正是在乾隆的统治下，中国迎来了最后一次的昌盛。清朝统治末年的腐败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袁世凯的大量严厉惩罚措施表明，这种习俗并没有随着清王朝的灭亡而消亡。 但在这一领域，我们也必须为充满悖论的经验做好准备。看来，按自古以来的惯例，收取佣金至适度限额的制度是得到支持的，要打破这一制度，将比货币改革更为困难。对于微不足道的我个人而言，我已经完全听天由命了。 在我来北京的头几个月里，有一个漂亮整洁的小学生到我家里来，他在假期里四处推销丝绸刺绣，我当时觉得这些东西非常漂亮，但后来发现却很普通。我买了一些，总共花了不少钱。当他拿到钱就要走的时候，却要我跟着他走出门，不然看门人会从他身上榨取一定比例的提成。我对这种事情感到愤慨，按他的要求做了，看到他并没有受到干扰就走到街上。 但从那时起，我对在这里的生活已经有了很深的了解，我意识到，在那一次，我是如何让一个小偷抢走了我自己仆人合法的财产，并堂而皇之地溜出了大门的。 * * * 注释 1．原文作Sui Shih，经多方查证，应为石壕古道上的硖石村，因为当时只有此地处于官道之上，且可住宿。由于当地的方言比较特别，安特生很可能没有听清楚这个地方的真正发音。——译者注 2．盐要缴纳至少十倍于生产成本的国家税。 [book_title]第五章　苦力（1916年） “这是所有种姓中最卑微、最被鄙视的一个。”我记得，这是罗斯在老派地理学著作中、在我幼稚的想象中所固定下来的印度苦力的形象。 但现在，自从我真正了解了这些印度苦力在中国的同类人之后，我学会了珍惜他们的诚实、冷静以及在工作中的忍耐力，而最为重要的是他们尽管在社会中地位低下、常常被人鄙视，但却保持着阳光的性格。 据我所知，国际上对中国下层阶级的看法是很负面的：他们是既阴沉又阴险的狗，为了满足自己的恶习和就业之需，会狡猾地运用任何权宜之计，不管这些方式有多么可耻。这种想法一定是在香港、广东、上海这些大海港里形成的，这些地方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大量的地痞流氓，这种可能在中国人身上发现的特征，特别会体现在从南部省份出洋的，被抛至太平洋沿岸的许多地方的华人身上。 但不能忘记的是，按照欧洲的标准来看，中国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世界的一部分，因此，并非所有地方的中国人都是一样的，正如人们要在达尔马提亚人、科西嘉人、加泰罗尼亚人或柏林人等同为欧洲人之间找到相似处一样。 中国人有一些传统的赚钱方法，比如抢劫以及用不正当的手段谋生，我们认为这不仅超出了法律的界限，而且也超出了名誉的范围，然而除了这些之外，我发现中国北方人出奇地诚实可靠。 烟斗、打火石以及烟包伴随着苦力们游历全世界 除了士兵们可能会在适当的时候，像以前一样，来焚毁和掠夺这座城市之外，我认为在生命和财产方面，北京比斯德哥尔摩更为安全，这一显著的差别只能用在北京的警察组织管理方面要大大好于斯德哥尔摩来予以解释。 我来到中国的印象是，一个人的外套一定要将钱包也扣在里面，但我逐渐会对此不那么认真了，会留出一小笔钱以备不时之需，而常常是一分钱也没有丢过。 如果我忽略了通常发生在家门口的诈骗事件——这是用不正当手段谋财制度的一部分，我只注意到仆人们的两个不正常方面：其一是真实的，另一个是想象的。 在来到中国的第一年，当我们四个瑞典人在一个小地方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注意到我们用于晚餐的白兰地酒瓶表面一次次有规律地下降。显然这里有个偷酒贼，我们给五个仆人下了最后通牒，要在半小时内找到那个偷东西的人，并把他开除，否则他们都得走人。仅仅用了一半的时间，大家就都清楚了，原来院子里的苦力不仅偷了白兰地，而且还偷了两瓶麦芽啤酒，这是没有引起我们怀疑的。 赤身裸体的苦力用小筐车从煤窑中拉煤（E. Nyström摄） 这是一个异乎寻常的盗窃案，虽然罪行是不可原谅的，但它至少可以予以解释，如果我说这些东西就像是丹麦的加味蒸馏酒——阿夸维特一样诱人的话。 不久后又发生了另一件可谓令人惊讶不已的不诚实案子。 我刚做了一个上面放着五个填充靠垫的转角沙发，我可以自信地说，这是一件让我感到有些自豪的家具。之后我不得不搬到城市另一个地方的新住处，我决定把所收藏的一些小古董，如青铜器、瓷器等，打包运往瑞典。这需要有经验的工人，因此我请了几个包装工。我先给他们看大的，然后是小的物件，为了让他们看得更清楚，我把它们放在了大沙发上。“沙发上的东西都要打包。”这是我的指示。 人们可以将整个的家具用小推车来运送 当我搬到新居时，我想把那张珍贵的沙发整理好。然而，这些靠垫却怎样都找不到了。这显然是仆人们做的又一桩不诚实的事，他们接到了三十分钟的最后通牒来澄清这件事。 十分钟后，答案就出来了：在场的仆人都是无辜的，但有人怀疑，那位在搬家时被解雇的老搬运工可能拿走了靠垫。我甚至想象过，对这位老者和他的家人来说，他们会如何使用这些有些陌生的赃物呢？ 这件事被认为已经结束了，于是我做了新的靠垫。 但命中注定，那些装有古董的包装箱，由于战争的原因不能送到瑞典，只能伫立在雨中接受检查。它们一共有三个，其中两个大箱子把我所有的古董都包装得非常好，而第三个箱子要小得多、轻得多，其中正好有五个膨胀的沙发靠垫。 我已经证明过的这些东西，亦即几瓶丹麦白兰地和两瓶纽约的嘉士伯啤酒，实际上是被偷了。而这五个沙发靠垫，其实并没有被偷过。这些就是我要举出的过去两年间在我家里发生的不诚实的事件。 我不知道在北京的其他外国人是否有过完全不同的经历。一个社会地位很高的家庭多年来一直被仆人有计划地掠夺，直到最后有一天，这位勇敢的家庭主妇采取了一次富有戏剧性的巧妙行动，把整个强盗团伙全都抓了个正着。其他方面也有类似的、同样戏剧性的经历，而我本人则牢记这样的一句谚语：不要在太阳落山前赞美一天。 然而，我想补充一点，以我自己微薄的经验来判断，中国的仆人在工作上的应对和对主人的关心方面是出色的，这更容易使我们忽略之前提到的对搬运工无端的猜疑。 作为一个例子，我不会拿我信任的男仆钟（Chung）做例子来说明问题，因为他是一个很好的绅士，认为自己远在一般苦力之上，就像是斯德哥尔摩富丽堂皇的林荫大道施特兰德瓦根（Strandvägen）的门卫站在喧闹贫穷的纽布罗汉姆（Nybrohamn）大街的感觉一样。我更愿意讲一些我最优秀的仆人中最卑微的一位——人力车夫的故事。他和我之间的关系，就像地球上许多更重要的关系一样，纯粹是偶然发生的。最初的一天，我在街上雇了他，后来我继续雇用了他，双方都很满意。他沉默寡言，乐于助人，心无旁骛，而且他还有一个优点，那就是他能以稳健的、坚持不懈的小跑拉车，而不至于像许多人力车夫那样突然改变他们通常的匀速，陷入危及生命的快节奏。 他的日常工作是早上把我拉到办公室，回家给厨师带上一顿热腾腾的午餐，送他回去，下午再把我接回来；也就是说，除了额外的出行之外，他每天都要六次穿越三公里半的距离。有一段时间我想做点运动，告诉他下午不要来接我。有时我也会因为工作耽搁而在街上搭其他人力车回家。当我的车夫看到我被另一个车夫拉着回家时，他感叹我不应该这样白白地把钱扔给别人，并主动提出像以前一样来接我。然而，我希望下午能有散步的机会，所以拒绝了他的提议。又是一次，我乘人力车更快地回到了家，但因为害怕碰到我自己的车夫，我停在最近一个街角，走回最后的50米。但千万不要想任何事情都可以对中国仆人隐瞒。第二天下午，我的车夫站在我的办公室外面，带着一副内疚的表情，好像是一条被告知要待在家中的狗，但它却在尾随着自己的主人。 人力车（由一个人牵引的车）是一项外国的发明，但在整个东方传播很广 当我从自己贴身仆人的狭窄圈子里跳出来，回忆起我在旅途中接触到的所有的临时助手、向导、搬运工、随从、士兵、骡夫等等时，我对他们的印象同样是很好的。他们之中有一两个是乏味而笨拙的，大都是平凡的，其中很少有什么可说的，但许多是真正出色的人。 在长长的名单中，第一个是第一次去斋堂（Chai T'ang）的挑夫，他们在山上欢快地唱着歌，喝着菜叶汤，睡在最先看到的可用的棚子里，然后带着看似微不足道的工资心满意足地回家了。还有我在斋堂的小苦工，他每天早上走进院子时，为了表示尊敬，都会放下他的辫子，无论我走到哪里，他都会跟着我，当我们交谈时，他会用中文，我会用瑞典语，而他却理解我说的每一个意思。或者开封的那位骡夫，他在我们用推算定位法翻山越岭的时候很难和我们保持联系，每次我们“会师”的时候，他都报以非常友好的微笑。或者是我们在龙关（Lung Kuan）的那位身体强壮的大个子苦力，他在山顶上发出信号，从不错过最好的地方，当我站在桌边时，他会注意到我最轻微的动作，而当我午睡的时候，他也看着我。或者是去山西旅行的小侍从，一个抽鸦片的穷小子，为了买一种很让人怀疑的日本药，他不得不拿出一半的工资，而这种药应该是鸦片的解毒药。他是这些人中最好的一位，他勤奋、机警、富有耐心，而且总是很自然地保持着良好的幽默感。 在山东，人们乘坐的小推车。当我感到身体僵直的时候，我从车上下来，伸展一下身子，必须得跑起来，以便跟上小推车同样的步伐 有一次，当我和一位上流社会的中国人交谈，表达对为我服务的苦力感到满意时，他回答说：“是的，你当然有理由对他们感到满意，因为你付给他们的报酬比他们以前得到的多得多。” 然而，在尊重我可敬朋友的经验和判断的前提下，我必须坚持认为他所说的并不是全部的事实。苦力不都是趋炎附势的人；他们没有表现出虚伪的奴性或献媚求荣的本性。而且特别令人愉快的是，这些人对外国和临时雇主能持续保持机警和殷勤。当你爬上陡峭的悬崖时，总会感到一只有力的手在支撑着你那滑动的脚。或者当你正午休息的时候有影子移动时，你会发现有人在太阳下面给你遮阳。或者雨开始下了的时候，苦力马上就来了，保证桌子不被雨淋湿。 正是将这些不计其数的细节叠加在一起，才形成了我对中国仆人的一种良好印象。 现在有人可能会问：“难道这些被证明是如此优秀的向导、搬运工、侍从和赶车人，不是从众多不那么有价值的人中挑选出来的吗？” 在山东，正是在这样的路上，一眼看不到边的一队队的小车运输着石煤 但情况并非如此。他们是在我们旅途中随意出现而又消失的人物，之后又融入无穷无尽的工作人流队伍之中。我的两三个最好的苦力是在我们解散夜宿的十到十五分钟之前，从一个临时的小组里获得的。按照警察的要求，骡夫是从那些有可供使用的行为粗暴的人中挑选出来，当然他们很少提及这些车主的个人素质。 这些人，我在北方各省的几次旅行中与他们住在一起，因此他们是乡下人中非常可靠的。他们跟我们每天看到的成千上万在田里干活的人，或是不断拥挤在悲惨道路上的人群，没有本质的区别。跟他住在一起到处都能感受到轻松和幽默，这似乎是从仁慈的阳光中借来的，同样的沉稳和温顺，没有一丝轻率的粗鲁，而这种粗鲁在瑞典的非熟练工人身上却很常见。 当一个外国人来到中国的村庄时，他会想知道中国人怎么能生活在这些臭气熏天的粪堆之中。但是这里又显示了太阳的力量，持续的阳光杀掉了微生物，并且保护了那些聚集在街道上的孩子们的生命，尽管他们脏得像干燥土壤的灰色一般。 我们可以看到在某些地区盲人或患有眼疾的人不成比例的高；而在另外一些地区，许多人则患有淋巴结核、天花，但在这些地区之外，是大量非常强壮和健康的中国人。至于苦力的力量和耐力，我可以提供非凡的证明，他们为了赚取十美分左右的费用而表现出令人印象深刻的壮举。很难说他们对工作有什么热爱，因为这不符合东方人的人生哲学，但在这方面我们都或多或少地暗中怀有对东方充满敬意的情结。 在中国土地进行耕种的数以千百万计的中国人无疑是其最重要的资源之一，一个强大而有远见的政府应该能够依靠他们来做成大事。勤劳、温顺、聪明的中国人对于工业人口来讲也是优秀人，在良好的指挥下，他们无疑会成为优秀的士兵……男性就是这样。最后，有关女性我也来说上几句。 当地的女性 当人们在北京看到作为上流社会的妻子或“小媳妇”们的瘦小的少女样时，就会对中国妇女的身体发育有一个非常糟糕的认识。但是这个国家的女性是完全不同的类型，尽管脚变了形，由此导致活动减少了，但是她们依然身体强壮，体格健壮。 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在收割小麦的时候，一条铁路穿过河南省，当时所有的人都在地里，人们可以看到那些本来很少露面的妇女。这就像是一个热闹的节日，在一个渴望丰收的工作中，到处都可以看到高大强壮的女人，她们肩膀宽阔，胸部丰满。 这些来自穷苦人家的妇女慷慨地负担着辛苦的劳作。她们捻线、织布、染制衣裳、做鞋子，只有她们使用的针是买来的。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她们是坚强而乐于助人的母亲，她们毫不费力地生育，当愿望无法实现时，她们会在观音娘娘面前点香祈祷，恳求给她们一个孩子，当然最好是一个胖小子。这样就能摆脱掉别人对她们不能生孩子的谴责了。 [book_title]第六章　红山插曲（1915年） 地里干活的男人，围坐在一起八卦家长里短的妇女，和在打谷子的敞坝上玩耍的孩子，都能望见山上一群苦力正在给一个外国人干活，这些苦力是从其他村庄来的。外国人起初想在红山当地招募苦力，但没招到。不过因为这位外国雇主出手大方，就算县上来维持秩序的警察把很大一部分本属于苦力的工钱都塞进了自己的口袋，还是有很多远处村庄的苦力欣然前来做工，工位供不应求。 要观察这些苦力如何在山上挖出又深又直的沟是件再容易不过的事；再走十里，就可以看见一道道黑纹般的沟沿山坡而下，沟渠两边堆着新挖出来的锈红色土块。 这场面太过显眼，惹得沿河前行的旅人都停下来打量询问。于是，红山有好事情的消息就四散传开了。 那些上山给苦力带过木板、水和食物的村民，把鸡卖给外国人的厨师的村民（可不能错过赚点小钱的机会）都说，山上的苦力拿筐子把土从二十英尺深的坑里运上来，再用外国人的阔铁锹和大镐子在这座坚硬无比、蓝黑发亮的矿山上到处采挖。 最不寻常的是，武安县长完全不打算按村民的想法，去阻止外国人正在做的事。当地村长在另外三个人的陪同下，到县上反映说整个村庄对此事都很警觉。村民们说，外国人肯定图谋不轨，来这儿不过又是为了抢夺埋在中国大山里的宝藏。这种事情他们早有耳闻，总是有外国人来破坏掠夺中国的土地资源。 红山上的小寺院 正因如此，红山上发生的事令人不安。红山伫立于此，庇护着整个村庄，为村子遮风挡雨。在过去几代人的记忆中，村民们一直崇敬并守护着红山，在山顶的寺庙里祭拜山神。据说红山上有一处古老的铁矿的确曾被人开采过，但当时在那儿开采的也是中原人，不是外族人。再说，开采也没能持续下去，似乎山里也没什么可挖的。现在怎么能让在这些事上狡猾得多的外国人，拿走连武安人都未曾触碰过的宝藏？ 县长本该心怀慈悲地倾听村民们的担忧：如果对山顶上的事放任不管，冒犯山神了怎么办？虽说干旱、饥荒、盗匪和苛税已经让生活沉重不堪，但难保不会有新的不幸发生。如果让这个外国人随心所欲地亵渎红山，谁知道最后会发生什么呢？ 但出乎所有人意外，也让所有人大失所望的是，当村长说完他的考虑后，副县长回了一段奇怪的、充满告诫意味的话： “只有什么也不懂的乡下人才有这么蠢的想法，以为把一切都看在眼里、抓在手心里的政府，会允许一个外国人为了一己私利破坏红山的铁矿，更别说红山还是武安的骄傲和荣耀。 “红山上的外国人一到县上，就立刻向县长出示了加盖农商部长公章的护照和委任书。虽然来自一个叫瑞典国（Jui Tien Kuo）的小国家，但他自己却和县长一样是政府官员。一切没有向政府报备过的事情他都不敢做。而且县长派去警察不仅是为了维持苦力间的秩序，还是为着要他们报告这个外国人的所作所为。 “红山上的事说来也怪。大总统——可能不久就得叫他皇上了——掌控中华民国广袤大地上的一切。他想让老家河南落在防御工事的核心，所以打算修建许多兵工长来生产枪械炮弹，好对抗那些国内外反对势力。制造武器要大量铁矿，大总统打算在红山开一处铁矿，所以才派这个外国人去看看这里的铁矿质量和储量如何。 “你就拿这个说法给那些愚昧无知的村民一个交代吧！县里一直注意着武安的动静，况且秋收就要到了，你们也别把时间浪费在这些没根没据的怀疑和争论上了。” 我去拜访朋友新常富，也就是那个“红山上的陌生人”的时候，他正熟练地指挥着大规模的挖掘工作。大约五十名苦力在狭窄而危险的深沟中不停工作，垂直的槽壁上都尽可能地铺上了木板。 我们和开封来的矿务署张署长一起在山顶的寺庙里待了一周。九月的天气相当暖和，阳光充足，平原和远处山脉的轮廓在阳光下模糊不清，这让我们在山顶上更增加了独处的韵味。一夜又一夜，庙里柏树上方的天空，万里无云，星光闪烁。在柏树下方的平原，灰白的和红色的萤火虫飞来飞去，村民们正在焚烧干草。 一周后，新常富启程前往北平，我陪他走了一天，目睹了两幅对比鲜明的画面：一副是煤烟弥漫、人满为患的工业城镇彭城，位于小山口的一端，煤田里的黏土都用来制造各种陶器；另一幅是风景秀丽的村庄黑龙潭，在小山口的另一端，石灰岩山上大大小小的瀑布倾泻而下，树林葱郁茂密，寺庙风景如画，无比适合坐禅。在这儿，人们可以坐下来喝喝茶，抽袋水烟，没有辛苦的劳作，也没有痛苦和汗水，任时间消逝。 暮色迅速降临，我与新常富就此别过，在两个士兵和一个铁匠的陪同下连夜赶回二十五公里外的红山。离彭城越来越远，镇子里熔炉燃烧发出的光芒也逐渐隐没于我们的身后，两盏装有牛脂蜡烛的纸灯笼散发的灯光指引着我们在黑夜中前进。我们中途休息了几次，在小客栈里享用了热水，这是游客常喝的饮品。穿过活水乡堡垒般的房屋后，北边的红山便大致可见了。山顶附近有一道光在闪烁。那是我那体贴的仆从为我们上山而放置的指路灯。凌晨一点，我吃完晚饭后就睡下了，同所有疲惫的人一样一夜无梦、熟睡至醒，而后迎来了意外不断的新的一天。 第二天上午十点，我和张署长一起去查看挖掘情况。我们在矿山东侧新挖的探槽那儿停留了很久。最高处伫立着几块朝向山脚的大圆石，看起来特别危险，于是我们下令进一步加固木板和支架。 午饭后，我在一名士兵的陪同下去山顶做测定。一个又一个时辰便在这一机械劳动中过去了。那名士兵很快发现自己显然有点多余，便躺在斜坡上打瞌睡。我自己也时不时停下来，目光掠过平原，望向隐匿于晴天薄雾中的山峰。 突然，士兵跳了起来，大叫着挥舞双臂。大山西侧深沟里的苦力们都跳了出来，独自一人或是三两成群地朝矿山东侧跑去，那边的空中一阵尘土正随风弥散。 一定是哪条探槽滑坡了。我冲下山坡，一群苦力也与我一道，沿着小路向出事的深沟跑去。 出事的地方是一处新挖出来的沟。原本它看起来像是粗糙的山体表面上一道锋利而精妙的手术切口，现在却裂成了坑坑洼洼的大洞，深沟里排好的木板和支架都被滑坡的石块砸得粉碎。苦力们互相挤来挤去。有些人站在洞边盯着看，有些人则下到洞里去，不停地把土块和石头往两边扒。有个苦力应该是被埋在碎石底下了。为了把他救出来，大家都拼命想办法。据我推测，他头上的土得有两三米深，旁边还有几块大石头，每块都得好几吨重。大家和我一样清楚，这样做也是徒劳，但试一试总比站在那儿什么都不做好。他们在救人这件事上的执着真让人惊叹！塌方口仅可容纳几人进洞，他们靠手里的锄头和铁锹，一刻不停地把沟底的石块锨出沟外。十分钟后，像是跑紧张的接力赛一样，第一棒结束了，几个摇摇晃晃地苦力走出洞口，栽倒在地，浑身是汗。新的替换人员立刻冲进去，在紧张地交接工具时，互相叫喊鼓劲儿。 一个人趴在探槽旁的地上，用头撞着地面，发出令人怜悯的哀号。他是那位受害者的朋友，正发泄着自己的绝望。 离他稍远一点的地上躺着一个可怜的苦力，他不时扭动着身体，发出沉重的呻吟。我慢慢明白发生了什么。塌方时，他和另一个人都在沟里，但他成功跳了出来，只埋在了表面。就在我们到达之前，他们刚把他挖出来。检查后发现他没有骨折，只是被卡住了，还处于惊恐中。我们把他抬回寺庙并被安置在一个大炕上。他想要点能止痛的东西，于是我给了他几粒阿片（鸦片），这是我能提供的最好的药了，服用后他整晚都没有再叫痛了。 我刚给这个苦力包扎好，另一个苦力就被他的工友半抬半抱地带进了庙里。洞口发生小型二次滑坡时，一块石头砸中了他的腿。谢天谢地！他的腿没有骨折，只是有一大片淤青。我们用毛巾、油布以及我的绑腿带给他做了一块湿敷布，这个可怜人在吃了几粒阿片后也睡着了。 天渐渐黑下来了，我们赶紧向村里借了灯笼和蜡烛，好让工作能持续进行下去。到目前为止还没找到死者，但大家逐渐认识到，死者得下一番大功夫才能找到。 我现在才知道，张署长在没有和我商量的情况下就给武安县长发了急报，要求派遣更多的士兵来保护我们。他以为苦力和村民肯定会把怒火发泄在我身上，因为我是一个外国人，是灾祸的根源。我认为他的担忧毫无道理；在事故现场时，身旁的苦力都没有对我表现出任何不友好的态度。不过，在请求更多警力协助的同时，我还采取了自觉更合当前情况的措施。苦力们极有可能要工作到大半夜，他们需要一顿加餐，于是我派了一个信使到村里去，把他能弄到的食物都带来。过了一会儿，消息传来说，这么晚了这个小村庄里什么食物也找不到，除了到四英里外的活水村（Hotsun）再去寻找外，别无他法。 与此同时，我们打着灯笼和火把继续寻找死者。随着沟渠越来越深，发生再次滑坡的危险性也越来越高，狭窄的空间每次也只能容纳几个人进入挖掘。最后，他们挖出了死者的脑袋和上半身。但接着又发生了滑坡，只好又从头开始。几个小时后，尸体再次从泥土中暴露出来，人们试图用绳子把它拉出来。看到尸体像一个被绳子猛拉的填充木偶一样来回摆动，感觉真是五味杂陈。然而，尸体的双腿依旧陷在泥堆里。 随后，有人来送信说饭食已经从活水村运来了。此时已快到半夜两点，我把所有人带进了寺庙里，请他们吃了顿便饭。我的这六十位客人面对成堆的面包和蔬菜汤可以享用。碗里的汤空了又满上，看着劳力们兴高采烈地蹲在黑黢黢的寺庙里，一边嚼着东西一边闲聊，真是让人高兴。这顿临时的加餐虽然简单，但能让这群劳力敞开吃饱，对他们来说就成了一顿小小的筵席。他们说“就像过年一样”，这是他们对筵席的最高赞美了。 劳力被分成几班，一班工作时，其他几班休息。经过十八个多小时的努力，到了上午十一点，他们终于把尸体挖了出来，随后将其放置在寺庙旁的一间侧室中。 在中国习俗里，死者身旁守候的应该是他的母亲而非妻子。于是，死者的母亲立刻被召了过来，大约中午时分到了山上。我们从寺院里搬出一把扶手椅，让她坐在上面休息。坐在那里的母亲的绝望之情几乎凝成一幅画，一双视力模糊的眼睛无助地望向阳光。署长和死者的工友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她。她嘴里的牙齿都掉光了，一直喃喃自己多么悲痛。周围一片沉寂的忧伤，唯有坐在地上的苦力默默哭泣。 矿区的规章制度就是我们的行事准则。出现这种情况，在事故中丧生的劳工的家属有权得到一小笔赔偿金。此外，丧葬费须由雇主提供。所以严格来讲，我对此不负有个人责任。正式规定应是将报告递到北平的农商部，随后由农商部把一笔补偿金拨到武安县长那里，再由县长的下属送到遇难者家属手中。但是，我知道这笔补偿款的交付过程充满各种不确定性。与矿山监察员以及我的助手（他深受此事触动）讨论过后，我们一致认为这笔补偿款应由我们亲手交给遇难者家属，并最后商定给出二十块大洋的安葬费以及六十块大洋的赔偿金。六十块大洋的赔偿金中，十块给家属用来准备过冬，剩下的五十块用于购置田地，为今后的生计做打算。 这件事传遍了街坊邻里。很多人出于好奇从四方赶来，也有一些人，特别是女人，来吊唁死者，前额系着白绸带以示敬意。遇难者的遗体安放在棺材里，于灵堂内供人凭吊。 下午，在六名士兵的护送下，武安县长亲自乘轿子前来吊丧。他穿着红色丝绸长袍，彰显着县长身份。我们自然无法做到礼数周全地迎接这位尊贵的长官。不过，我们还是表示欢迎他的到来，因为这就意味着我们对遇难者家属的补偿方案得到了官方的批准。他还派了一名警察找来遇难者的村长和两个村民，让他们在接下来的一天留在庙里陪伴遇难者的遗孀。 第二天，遇难赔偿所涉及的各方才来商讨处理意见并达成了一致，这位身份尊贵的县长便返回了城里。这次商讨赔偿没有给我造成任何麻烦，反而让我了解了一些当地的风土人情。 寡妇在村子里算得上是个样貌出众的女人。她有个身患坏血病的孩子，孩子长得其貌不扬。寡妇和村民们一上来就在我和矿山监察员面前跪下，他们下跪多半也是因为有县长在场，我们这些无足轻重的人沾了他的光。 遇难赔偿的各相关方都受邀坐在厨房的大炕上，包括眼睛看不见的婆婆、寡妇和她生着病的孩子、死者的朋友、村长、两个见证人、矿山监察员、我的助手和我。当时我太过专注赔偿的细节，忽略了观察各方的行为举止，后来才意识到，当时的我们构成了怎样一副异同寻常的画面：大家聚集在烟雾缭绕、灯光昏暗的厨房里，用各种不同的语言讨论着如何处理这少得可怜的补偿款。 我给这一家人复述了矿山意外赔偿的法规，并解释说在县长的批准下，我们为他们争取到了更好的补偿方案，矿山监察员为我的这番话做了翻译。寡妇又一次下跪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各方也在赔偿款的使用细节上达成了一致。村民们尤为赞同用五十块大洋购置田地。按照当时的物价，五十块大洋可以买到三亩（相当于2000平方米）土地，足够养活死者的母亲、遗孀和幼子。 到目前为止，赔偿事宜进展顺利，没有异议，但一个关键的问题也随之而来：赔偿款应该交给谁？ 我提议交给死者失明的母亲。她最无助，最需要保护。但那位寡妇立刻面露不安，村里的见证人也极力劝阻我。 之后，我提议把钱交给寡妇。村长立刻说：“不行！让她管这么一大笔钱可不行。一这么干，男人就都来抢着娶她，她肯定会丢下婆婆不管的。” 我又提议由村长代为保管这笔钱。屋内顿时陷入一阵尴尬不快的沉默。我的助手（钟先生）在角落里摇了摇头，也坚决反对。 交涉似乎走进了死胡同。于是我和其他同事、矿山监察员还有钟先生到一旁商量了一会儿，又回到厨房，提出了如下解决方案： （1）将应付给一家人的10块大洋生活费，当着所有人的面交给寡妇，并规定她必须照顾婆婆（婆婆听到这个安排后，显得有些坐立不安）。（2）丧葬费还剩余5块大洋，这个费用连同下面（3）的费用一起处置。（3）用于购置土地的50块大洋，再加上丧葬费剩余的5块，共55块大洋归属于祖孙三人。这些钱放入一个结实的蓝色双缝标本袋里，加盖监察员印章封存，袋子交给眼盲的婆婆，并做如下说明：袋子不可随意打开，所购置田地的价格必须恰好是55块大洋，且应于所有见证人都在场时将袋子里的钱转交给卖家。 石碑 这一安排得到了各方认可，洪山插曲到此结束。 希望那个蓝色的袋子之后不会有什么问题！ [book_title]第七章　旅途中的老妇人（1916年） 清晨时分，因为种种小事我有些心情不佳。夜里很冷，床铺很硬，进进出出的警察总是在我刚要睡着的时候又叽叽喳喳开始交谈。 但真正令我不平的原因要追溯到更久之前，也更复杂。起因是闻喜县县长。他圆滑世故，很不靠谱；身为父母官，执掌一方的法令就如儿戏一般。五天前，我们才抵达他的官邸，他就给我们讲了一个“精彩绝伦”的逸闻：一伙强盗在我们刚离开的矿山处劫掠妄为。我们为此甚感担忧，想不顾他的反对立刻回到山里一探究竟。 县长一会儿说那里有一百多个强盗，一会儿又说有两百个；一会儿说强盗在绛县和警察起了冲突，一会儿又说强盗要抢劫垣曲县（好像强盗给了县长一张行动时间表）；我们在马家庙的小寺庙里住了几天后，县长又说强盗洗劫了那个地方。县长的话令我们烦躁不安。但无论如何，县长深信放我们回到山上去会将我们置于险地。 前天我们和他大吵了一架，在许多次充满了“如果”“但是”等等字眼的讨论后，他答应让我们带着必需的护送人员离开。然而昨天早上，我们即将启程，他非但没有兑现他的承诺，还秘密地给上级——运城的道尹——传消息，要求下令拘留我们。这分明就是他设置的圈套。如果不想被无限期地关在这里，我们别无选择，必须在拘留令从运城传递回来前离开。 羊群 于是，我和我的助理郑先生一大早就步行出发。临行前，我们给县长写了一封信，希望他能够按照当初的约定，为我们提供必需的驮畜。 我们离开后，官邸里乱作一团。县长的管家在街上狂追我们，昂头奔跑，头发凌乱地飘动，并用颤抖的声音努力劝我们回到县长官邸。但他一拿到一块亮闪闪的银元，并应我们的要求为我们的马装上马鞍后，就犹犹豫豫又慢慢吞吞地踱回官邸去了。 半小时后，两个骑马的士兵追上了我们；接着又来了一个士兵。过了一会儿，一个被指派来统领我们的护卫队的警察赶了过来，最后到来的是向导。 一整天里我们都在赶路，不知道官邸里我们的那些仆人情况如何。到了傍晚，我们在一个小村庄停下歇脚，期盼行李能在夜幕降临之前送达我们手中，但并没有任何消息传来。无其他事可做，我们只好吃一点中餐，躺在警察所的木椅上休息。 早上五点起身后，我在小溪边行了个方便，便欣赏起清晨的阳光如何一点点播撒在春天山头的那抹嫩绿上。安坐在警察所的阳台上，我不禁思考起县长的所作所为和无所作为。他昨天已经为我们备好骡子了吗？还是打定主意什么也不做？等我们让步然后返程？ 老太太 村子里的小美女 正梳理心中不快，院子里的情况吸引了我的注意。昨晚就注意到的一位老妇人正在院子里静静地来回踱步，一会儿又坐在石头上擦眼泪，瞧着十分可怜。我突然想到，昨天她一直喋喋不休，一会儿和这个人唠叨，一会儿又和那个人唠叨，无论谁在旁边，她都要和人说上几句。她用颇有表现力的手势来辅助表达，这是东方人特有的习惯。 现在，她又坐在那里，不停地自言自语，还时不时地抹眼泪。骡夫过来听她说会儿话；警察又站在边上听她说话；再一会儿，士兵又过来听她说了一会儿。他们都不会停留很长时间，离开的时候还互相偷笑点头，不把老妇人的话当回事。郑先生也凑过去听了听老妇人的叙说，并和我讲了讲她的情况。老妇人已经在那里连续说了几天，或者可能已经说了几年，讲述的都是她家门的不幸。现在年纪大了，当了婆婆，儿媳妇也不尊敬她，觉得日子过得不幸福。她儿子是名警察，身材高大、动作敏捷。儿子在警察所院子里干各种活儿，时不时地帮老太太换个新地方，或者为她打点各种小事儿。这家人住在附近的一所宅子里，每天一大早，老妇人就溜进警察所的院子里，然后整天待在那里，开心地寻找新人来听她倾诉。她儿子是所有听话人中最不专心的一个，他可以耐心地满足她各种小要求，但对她的喋喋不休却充耳不闻。 现在，他帮她找了个地方晒太阳。老妇人脱下了棉袄，开始了每天的必备项目——抓虱子。她上了年纪，瘦弱的脸颊棱角分明，骨骼在枯干的皮肤下清晰可见，但手指间的动作却坚定果决，并成功地杀死了一只只虱子。很明显，中国的小害虫和狗、猪一样，都有自由泛滥而顽强不息的繁殖天赋。 我坐着的阳台的正下方，一位警察局的厨师正在准备早餐。他把一整捆干树枝折断后，塞进冒烟的锅灶下，灶台上坐着一个冒着烟的炖锅。他巧手揉好了几团面，几番翻转拉扯后送进了飘着油星的汤锅里。 他身旁站着一个五岁左右的小女孩，不像一般小孩那么邋遢，耳朵上方扎着两条小马尾辫，活泼可爱、脸蛋红润、眼睛有神。这副长相在如今的中国人身上不多见，在古代画作中却再平常不过。 小女孩已经懂得卖俏，反应机敏，做好了随时应对任何可能发生事情的准备。手臂摆着千姿百态的架势，总闲不住；时而把胖乎乎的双手抱在脑后，望着她的厨子朋友；时而折断树枝帮他生火；时而想捉一只出现在清晨时分的蝴蝶。小女孩美中带着乡野的清新，令人赏心悦目。她对所有人绽开微笑，和每个人都能聊得来，但如果一个大个子警察走进厨房，她会满心依赖地依偎在他身边。那个大个子警察是她的父亲，喋喋不休的老妇人则是她的祖母。女孩不停嬉笑玩耍的时候，祖母手上就反复做着那些辅助她讲述故事的各种手势，从她布满皱纹的五官上也许还能看出一丝和女孩相似的美，尽管小女孩也可能是从她母亲（我尚未见过）身上继承的这份美。 不一会儿，村口响起了欢快的铃声 早餐已经做好，老妇人吃饭的小木盘也已经准备好，女孩把小木盘送去给祖母，发现祖母在打瞌睡，就把盘子放在祖母身边的大木墩上，然后匆匆跑回她最喜欢的地方，即爸爸的身边，继续待着。我为这温馨的亲情而动容，但是对于其中蕴含的家庭意识以及家规内涵，我却总是不知其意。 老妇人醒了，开始兴致勃勃地搅动着盘子里的食物。她饿坏了，起劲儿吃着一种薄饼，同时察觉到有些什么不对劲，发出一股老人特有的尖锐声音，为着要引起四方注意。儿子走到她跟前，默默地把盘子拿走了。但从老妇人激动的手势和四处寻找受害者的动作中可以看出，她要向第一个听者详细讲述，想象中自己遭人虐待的新故事。 越过山峦抵达新的山谷与新的村庄，又会遇到新的烦恼与新的欢笑 正在这时，我期盼已久的消息到了。一个士兵满身大汗、气喘吁吁地走进院子，告知我们车队正赶过来。不一会儿，村口响起了欢快的铃声，警察所门口不久也出现了车队，领头骡子头上那簇艳丽的红头绳闪闪发亮。 郑先生给我做了一顿丰盛的早餐，驱散了我的万千愁绪。早餐后，我们继续出发，因获得了真正的自由而满心欢喜。越过山峦抵达新的山谷与新的村庄，又会遇到新的烦恼与新的欢笑。 路边的老妇人带着往日的愁苦，仍坐在旧处。当一个又一个的旅行者停下来施舍给她几分关注时，她一字未易的言语又不绝如缕地流向寂静无声。 [book_title]第八章　活的中世纪 三一主日这天，马拉尔（Malar）地区的人们会用树叶为古老的圣井做顶；沃普尔吉斯之夜（Wapurgis Night，基督教界日，也是北欧传统的春季庆祝活动），郊区的人们会在自家花园中点燃灌木堆。无论庆祝何种节日，我们都是在沿袭古老的习俗。相关研究已向我们表明，即使是圣诞节这样明显属于基督教的节日，也混合了许多异教的尤尔节元素。托尔斯维（Torsvi）和弗罗斯维（Frosvi）这样的地名，也暗示着这些是祭祀古代神灵的地方。 既然现代化如瑞典般的民族尚能保存如此众多的史前遗迹，那么于中国人这样一个如此保守并在种种方面都更原始的民族而言，不住怀想留念那云雾朦胧的往事亦不足为奇了。 在中国西北的甘肃省，村子里随处可见男人们将羊毛纺成纱线（奇怪的是，在当地纺纱是一种男性职业），用着一根带石盘的构造极简的纺纱杆，与五千年前石器时代人们使用的纺锤盘毫无区别。然而，这纺纱杆也并不算稀奇，毕竟在北欧博物馆里，能看到几个世代前，我们的先人使用的也是近似构造的纺纱杆。 我曾指出，从前中国北方各地木匠所用的斧头是槽斧（槽斧是欧洲在青铜时代普遍使用的一类斧头，但于铁器时代被我们现在所习用的样式所取代），引起了我们考古学家更浓的兴趣。槽斧仅由带刀锋的一块金属外加凹槽中空处的木制斧柄构成。显然，这一类型的斧头对于我们北欧的祖先来说尤其实用，因为当时要尽可能地节省青铜这种昂贵的金属。对于讲究节约的中国人来说，即便廉价如铁，俭用金属也是值得的；因此他们惯常使用铁制的槽斧，并以长而重的木柄施加劈砍的重力。 他用纺锤织出棉线，这跟他的祖先在五千年前所使用的方式没有任何的区别 我们还在中国石器时代的民居中发现了一种更加了不起的古代工具，那就是以石灰岩与板岩精制而成的所谓矩形的刀具。它依然由铁制成，是中国北方妇女用以收割高粱的一种常见工具。高粱是一种长势高大的谷物，也即我们熟知的“蜀黍”（durra，亚洲和北非等干旱地区所种的一种谷物）。 大约在耶稣诞生前后也即中国的汉代时产生了这样一种习俗：人们把各种实用物品的泥塑模型和遗体一同放置于坟墓中，模型有牛、盛有五谷的瓮、炉灶，乃至整栋的房屋。这些物品中，有些是为了供养逝者在阴间的新生活，摆成微缩农场的样式，一角有一座小房子，四周还建起了围墙。这栋房屋就像一座瞭望塔矗立在围墙一角，让我感到困惑不已。它似乎与中国目前的建筑景观并无相似之处。但是上一次旅行途中，我偶然来到甘肃中部山区的一个农场，看到了一栋极其类似的角楼（虽然该角楼是两层）矗立在围墙一角——完整再现了汉代墓葬的泥塑建筑。 有瞭望房的农民的田庄（甘肃省） 截至目前，我所列举的现代中国物质生活中的一切古老特征，都可以追溯到石器时代或者某一早期历史时期（譬如带角楼的农场可以追溯到汉代）。然而，感兴趣的观察者会发现，无论是在中国的乡村地区还是受到外来影响相对较少的内陆城市，人们的生活都与欧洲旧时代的生活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因此，我毫不犹豫地将中国的民间生活描述为活的中世纪，毕竟帝国的大部分地区依然就像是生活在中世纪一样。 在我们的观念中，若提起中国人的古老特征，首先会想到中国人的四方城墙以及他们热衷于城墙保护的活跃举措。在西方语言中，长城（The Chinese Wall，这一词的字面含义是中国的墙）已成为其与外界的精神隔绝的一种形象化表达。这种说法与其说是依据现实，不如说是源于我们习惯性地对中国国情毫无所知。然而，不得不承认，勤劳并爱好和平的中国人的一个显著特征，便是在包括家庭交往的各种群体交往过程中设置尽可能坚固的“势力墙”来求得庇护。 有城门和城楼的城墙 中国几乎所有城市都被防御墙所包围。防御墙上设有垛口并有凸出的塔楼加固，以便对敌人进行纵向火力攻击，从而有效守卫护城河和另一侧的城墙。我们维斯比（Visby）的城墙在结构和外观上基本都与北京的城墙相似，主要区别在于维斯比的塔楼高耸于城墙之上，而中国城市的塔楼同城墙一样高。此外，中国的城门结构使得城墙俨然成为独立的小堡垒，而据我所知，欧洲中世纪的城镇并无这一特征。 中国人对城墙的偏爱从皇城城墙中便能看出一二。北京皇城有不下三道城墙，一堵围着一堵。外面是高大而强力的鞑靼城墙，它把周长为23.5公里的整个鞑靼城1都围了起来；靠近城市中心是最近才修筑的红墙，红墙结构相对薄弱，周遭未设置沟渠；最里面是护城河墙，它包围着皇城的核心部分——紫禁城。 不仅城市设有防御墙，村庄也普遍有城墙防守。这些城墙通常设有垛口并配有加固型城门。村上独立的农场也各有围墙和结实的大门，天黑时门就会闩上。在山东各地，我还看到郊区的富人除了在庄园周围筑起防御墙外，还建造了住宅，真是成了名副其实的堡垒，不仅结构有趣，防御功能也相当强大。 街景 乡下各地往往位置偏远，村庄围墙也算不上坚固，自然会使用这种特殊的防御体系。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在防守精良的大城市里，所有房屋——无论是富人豪宅还是穷人的住所——都有各自的围墙。若在北京的大街上溜一遭，迎接你的会是一处处高墙和一扇扇坚固气派的大门。要想了解墙内的模样，必须要经过特别引荐或者仰仗亲友交情。夏日的倾盆大雨骤降过后，几乎每条小巷里那些不那么富裕的人家墙壁都会成片倒塌。只有这个时候，趁着墙壁尚未修复信步穿过这些贫民街巷，外人才有机会一睹墙内那往往有些许滑稽的生活之面貌。 对西方人来说，最令人感到好奇的一点可能是，在大面积场所，宅邸的不同区域之间甚至会用界墙分开。主人和仆人的住处区隔尤是如此。 在大宅院的复杂构造中，譬如在布局颇具中国古典风格的农商部大型住宅区里，人们能找到为数众多的界墙，界墙中常设有古色古香的不带门圆形走廊。各式各样的墙壁、过道和走廊使得这种类型的“衙门”（官方办公建筑）成了名副其实的迷宫。尽管不以实用著称，却精致美丽，很多安静的角落还可供人们休息与坐禅。 商店的整个前半部分向街道的方向开放着，货物陈列在店前的台阶上 与城乡中大小围墙所展露的隔离和御敌追求相伴的是各种形式的通关费壁垒现象频发。除了管控进出口税费的海关外，还设有负责征收国内关税的“本土海关”机构。例如，若我欲将我们的藏品经天津、秦皇岛运至上海，再由瑞典的海船运到哥登堡，除了要得到北京关税总局开出的特别许可证，还要确保货品顺利通过各个收费关口，不会被扣在某处，同时还要特别留意天津的“本土海关”，因为它总会制造各种麻烦。 除了国内外的进口税，还有一个尤为遭人厌恶的机构——厘金局。它数不清的办事处遍布了整个城市，阻碍了通信业特别是工商业的发展，而这些行业因巨额税收而不堪重负。公共舆论要求清算厘金税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一改革相对而言更为可取，因为厘金税作为地方税，已经成为地方当局，特别是军事领导人对劳苦大众征收大量非正常税收（即未经中央政府批准的税收）的试验田和借口。 若旅行者来到某个内陆城市（在那里，譬如汽车等现代发明尚未普及），在城门口经历完一系列护照检查、警察审查、军事审查后，他接下来看到的场景会莫名使他联想起中世纪的欧洲城镇。可以说，人们在街头过着一切生活。如前所述，街边私人住宅的坚固大门时常紧闭，工匠和商人的店铺前门则白天朝向大街，晚上插上木闩，关门停业。清晨门闩拉开时，街边营业的作坊和摊位便为五彩缤纷、熙熙攘攘的生活拉开了序幕。 木匠和棺材匠把木头放在锯木架上，使木头一端支在地上，另一端则以一定的角度翘起。然后，一个人站在木头上，另一个人站在地上，两人使着一把大锯，精准无误地将原木切割成木板或托梁。这些匠人的店铺是所有铺子中最气派的，得益于一叠又一叠坚实的棺材与艳丽的华盖，以及大红漆杆子等配套用品。 木工或许是为了方便行人观看，常常在街道上完成大部分工作，而铁匠也常常在店铺外摆开风箱打铁，敲击的火花会飞到马路对面很远的地方。铁匠在户外工作自有他们的缘由，但我在兰州隆冬时节仍看到金匠坐在摊位入口外的小桌子边上时，还是感到惊讶不已，也许他们是为了精雕细刻时光线更好吧。 在中国是这样锯木头的 棺材铺 染工们很大程度上也是在公众的注视下工作。他们的摊位从很远的地方就能轻松认出，大条大条新染的蓝色纺织品（蓝色是最常见的颜色）直接横挂在街道上晾晒着，因此有时从布料下钻过去还需费点劲。造纸商也把湿纸片贴在周围房屋的墙上晾晒，这样一来，整排墙都贴满了纸片。还有一种在街道上晾晒的产品是寺庙祭坛上焚烧的熏香。熏香的使用量很大，所以这份工作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行业。 说到行业，这里不妨提一提小饭馆——菜肴置备在户外，顾客大多也都在户外用餐。看着中国厨师赤裸上身，把通心粉面团揉成细条，或者听着他有节奏的巧妙摔打面的声音，也颇令人难忘。 正如工匠们在大庭广众之下展开工作，商人们也力图将商品尽数罗列摆开，供顾客一览其胜。他们在距街道一步之遥的柜台上谈起生意，甚至就在柜台前，台阶上，凸出的侧墙上也陈列着商人的货品。譬如，在粮铺前的宽台阶上，便可见各种谷物与豆类陈列在柳条筐里。 在街上小餐一顿 很多商人就生活在街道上 到目前为止，我只提及了那些有固定门面的商人。但街上同样挤满了流动摊贩，各自拨弄着乐器种种欲以引人注意。卖柠檬水的小贩手里两个小铜碗叮当作响，活像打起了响板；卖布的敲着锣，灵活地挥舞着锣棒；磨剪刀的要么摇着一包包哗啦啦的铁片，要么就吹着一根长长的喇叭；剃头师傅则敲着一把大音叉宣告着他的到来。他带着一副架子，上面放着全套工具和一条供人坐的小凳子。 在每一处清静的小空间里，都会有一些小工匠或商人在那里摆摊。要么这儿有一个流动的鞋匠或瓷器匠；要么那儿有一个“古董商”，地上铺着布，布上摆着一堆叫不上名来的各样杂货；还会有叫卖花生的老人，他的全部花生的价值还不足一美元。 在这杂乱无章的商业生活中，街道上挤满了乞丐。他们一路行乞，凭着哀号恸哭进行职业活动，展露着自己的生理缺陷。街上还有吹着笛子或者奏着某种弦乐器的盲人，有循着节奏分明的叫喊声迈步的轿夫，还有或走着路或乘着轿子四处闲逛的官员，一副体面模样自与高出百姓一等的尊贵地位相称。驼队铃铛低沉的当啷声、马车的轩辚声、驴子的嘶鸣声和狗的嗥吠声，都与形形色色的人声交织在了一起。 磨刀匠如是招呼他的顾客 流动商贩 但在那街巷生活的喧嚣和尘土之外，留心的听者时常能捕捉到晴空中隐约一股生气盎然的天籁之音。这段乐声奏响自一片翱翔的鸽群，它们的尾根绑有各式各样的排箫，正是这些排箫借着飞行产生的风力生出了乐音。 入夜，当街道上的热闹生活渐渐消散，黑暗笼罩街头巷尾，一个别具一格的新身形出现，是那形单影只的守夜人。他穿过分管的地段，用小棒敲着木鼓，以布告自己的到来。这个寂寞的身影上有某种喜剧性十足的悲剧性特质。据说有一次，几个捣蛋的小毛贼为了不让这位老人再敲敲打打下去朝他头上扔瓦片。 剃头匠在工作 露天理发馆 街道上具有别致的风景的人物种种，乞丐和盲人最惹人注目。 中国北方的沙尘几乎没有不污人眼目的，再加上沙眼和性病的盛行，北方盲人的数量多得令人害怕。 在中国，沙眼或许是最严重的眼科疾病。它的传播方式非常奇特。在一切公共场所，不管是旅馆、剧院还是列车上，服务人员通常会为客人分发热气腾腾的毛巾供其洁面，毛巾上还常会渲有淡香。用这些毛巾擦脸虽然清爽舒适，但极不健康。因为毛巾经不同顾客反复使用，虽会被投进一个大壶里消毒，但壶中的水多半是温水而不是开水，达不到消毒的效果。通过这些毛巾，沙眼寄生虫便输送到了健康的眼睛里。根据中国人对卫生和清洁的观念，饭后或晚间在剧院观影时，用毛巾擦脸洁面这种方法并无不妥。在剧院里，把用过的毛巾卷起来，直接扔给大厅对面的热水壶旁的人，对服务员来说是种广受青睐的小聪明手段。 街头也常常会看到盲人的身影。他们吹着小笛子，一根长棍子斜斜地拿在身前，以惊人的探路本领摸索着向前，即使在拥挤的人群中也能找到路。 乞丐是中国街巷生活的一支重要力量。譬如在北京，乞丐们身居丐帮之中，与帮主联系紧密，每年还会参加集会。在这一联盟的保护下，他们在街巷生活中举足轻重，尤其是在对抗商人时——他们会向商人收取一笔不小的税款。警察不喜插手他们的活动，因此乞丐们可以毫无顾忌地对不受待见的商人强制采取断然措施。比如，可能会赶来一小群乞丐，大都衣着破烂、身上挂彩，坐在商人店铺的门阶上大声哀号。顾客们进不来也出不去，生意也被示威所妨害，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尽快与这些不满者达成友好协议。 身穿军装的乞丐 捡破烂的女性 有的乞丐甚至采用了更为激进的方法。一天早晨，一个乞丐来到了一位不受待见的商人的摊位前，并在同伴的帮助下把他的一只手钉在了门上。商人吓坏了，急忙赶到这位胆大如斗的乞丐面前，恳求他离开。 当然，北京街头的乞丐中也有很多人是真正经受了磨难才沦为乞丐的。但显然，乞讨这样一种常常仰赖取巧的营生，其兴旺程度也是西方难以比拟的。 污垢、脓疮与用细绳绑在身上的旧报纸，这便是一些乞丐所携带的作战装备，使见者触目惊心。另一些乞丐几乎一丝不挂，显然是为了用自己弱不禁风的身体，唤起人们的怜悯之心。年轻力壮的妇女穿着短衫，带着年幼的孩子，跟在人力车上的乘客身后跑很远，乞求他们可怜可怜做母亲的，施舍一个子儿填饱肚子。在我所见过的北京各式行乞者中，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老妇人，她将乞丐的行当与拾荒的营生合于一身。她的衣着与筐里的内容物极为相称，想分辨出哪里是她的衣着，哪里又是她捡拾的破烂是不可能的。 除了丐帮和盲人帮这些不同寻常的行会外，生产性行业中还有许多行会，并且大城市中也有一些地方行会。这些地方行会有专门的会馆，组织号召力相当强大，为的就是将同一个省份的官员和同乡关联在一起。北京的这些地方行会还经常举行政治示威，特别是当他们对省长不满、想要罢免省长时，又或不满意某项省内任命时。 这种普遍存在的行会制度于我们西方的思维方式而言属于中世纪，中国的政府架构也是如此，特别是最低级别的行政单位——“县”或者区。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一行政单位就如同我们的小镇一样，只不过中国的区县管辖地区大、涉及面多，也更为独立自主。县知事是治安官，有权任命下属及捕快，并为他们发放相应俸禄。县知事还需坐堂审案主持公道，此外，如果他不乏魄力与责任心，无论是形势所迫还是出于自身意愿，他都会修路、搭桥、建学堂等，为老百姓办些实事。然而，很多情况下，这种制度都会导致严重的管理失当。县知事的任期一般而言不超过三年，任期过后便是辞官还乡，时间长短则取决于他在知府的“衙门”处是否说得上话。这样一来，他几乎别无选择，只能尽可能减少公费开支，捞点油水，为自己即将到来的艰难时日做准备。这些区县衙门里还有不少县丞、主簿、书吏、税吏等等。在与法律起冲突的倒霉农民或小贩眼中，这些人员就自然而然成了让人受苦受难的可怕存在。对于这些违法者而言，难事往往是如何才能见到县知事。他们都有不止一个理由记住一句老话：阎王好见，小鬼难缠。 一天晚上，我在山西省闻喜县衙门目睹了一场会审。县知事到来的一个多小时前，衙役和其他下属便集合完毕，当然待审的双方也已到场。夜幕降临，围观的百姓慢慢地越聚越多，而三脚架上的一对大纸灯笼终于点亮。然后，为位尊者所留的高大正门大开，县知事现身，在审判台上就座。 第一个案件的双方被传唤上来，当即便跪在县知事面前。县知事简要听取了一些证词，期间被告人一直跪着，回话牢骚满腹。随后县知事宣布判决，传唤下一个案件。整个判案过程给人一种守旧之感。若县知事正直聪慧，断案程序可能很好，但无疑县知事操纵断案的余地较大。 一天下午，我来到河南一衙门，看见前庭地上竟有一片令人生厌的灰色，覆盖着相当大的一块面积。尽管我在这片抹布灰中看到了一张张人脸，我起初却不以为意。而后我恍然大悟，原来这些是被放出来透气的犯人。犯人的衣服、面庞和双手——一切都是同一种颜色，只有身上戴着的枷锁的黑与之形成对比。 还有一次，我在河南另一处衙门过夜，早上出来，看见前院有一具尸体，全身赤裸，脚上锁着粗铁链。这是一个夜间死去的罪犯，死时穿的破衣烂衫被人扒了去。 方才所述的事件发生在十年前，而毫无疑问，自那以来，司法审判的方式以及罪犯的待遇已大大人性化。然而，我相信司法改革依旧任重道远。 辛亥革命的局限性和随后进步派的理想幻灭，导致了中央政权的瓦解和势力范围的重新划分。每一势力范围要么由军阀统治，要么由军事领袖掌管。连续几年内北京政府都能够存续下来，某种程度上也都是靠着独裁者的恩典罢了。张作霖、吴佩孚、冯玉祥等各大元帅任命、罢免总统与大臣的方式千变万化，犹如走马灯般，难以琢磨、不胜枚举。那是古代诸侯争霸的时代再临，给一个不幸的民族带来了巨大的伤害。这个民族现在焦急地等待着一位伟大领袖的出现，终有一日他将打败全部对手，将支离破碎的政权再次统一。 算命先生 虽说我不得不提到当代中国确有的许多缺陷，但纵观整个中国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一种高尚品质，使得与西方的野蛮相比，中国颇具吸引力。这便是对拥有不同宗教信仰的种族的无比宽容。 共和国中国没有国教，有鉴于定儒教为国教的企图也以失败告终。这种宗教中立与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不同，并不是一种现代的激进现象。 自最早的传统出现伊始，中国对各种宗教的包容度便极强，这使得受过教育的现代中国人在得知西方兴起的野蛮的十字军东征、宗教战争、异端审判、现代的异教排斥，甚至是各种派别的基督宗教等时讶异不已。 琉璃塔 在我们时代开端的几个世纪，景教和摩尼教得以传入中国。河南开封也曾有犹太人聚居地，那里还建了犹太教堂。就连伊斯兰教，一种排他性甚至超过了所谓各种基督教派的宗教，也得以在中国西北地区深入传播。 中国人之所以有时会与基督教传教士反目成仇，是因为西方政治以其对权力的贪婪与肮脏的物质追求，迫使中国人不得不采取极端措施。尽管中国人对精神上的问题天性宽容，但如若某种宗教迫使他们担忧起社稷福祉的存续，我们会发现他们是同样的冷酷无情。 不过，对于那些带着一种新的神圣的简朴信仰来到他们面前的人来说，炎黄子孙们都是耐心而体贴的听众。 在外国宗教信仰中，释迦牟尼的超凡教义不怀任何政治动机，反而直抵中国人国民灵魂的最深处，并完全重塑了中国艺术，这绝非偶然。 * * * 注释 1．Tatar city：鞑靼城。传统的北京城核心基本上由两座城墙组成（已不复存在），即北部内城和南部外城。内城，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鞑靼城，位于蒙古大都城遗址的西南部，它呈方形，城墙周长近15英里（24公里）。 [book_title]第九章　寺庙之国 这里记录的中国寺庙，并非那些香火鼎盛的大寺庙，也不包括天坛（Heaven Altar，另一种不太准确的译法为Heaven Temple[祭天之寺]）的精美壮丽、孔庙的安宁幽静、隔壁雍和宫的驱魔舞蹈及其繁复华丽的建筑装饰，更不会详述明十三陵或清西陵的宏伟肃穆，以及它们仪仗队般地守卫着已归尘土的明清皇帝的威武之气。 这里真正要讲述的，是村口小庙，是那些我们曾停留过一两晚、让人情不自禁爱上的宁静祥和的地方。 我第一次来中国，在斋堂镇（现为北京市门头沟区下辖镇）考察煤田时，偶然做了一个有趣的统计观察。在按一比一万的比例详细绘制矿区地图时，我特意把所有庙宇都标在了地图上：其中大部分是简陋的祭坛和供奉土地神的土地庙，也有一些是相对重要的村中庙宇。我发现这个地区平均每平方公里就有一座寺庙，它们大小不一。这些中国乡村寺庙常常与山水相融，围墙和坚固的大门在喧闹的乡村中围隔出一片圣洁的空间，其间蕴藏着惊人的内在之美。当我从测量尺望向斋堂这个丘陵地带的村庄时，我不由感慨，有如此众多的寺庙扎根在这片土地上，护佑着这个民族。 我们所到之处，居民房舍在建筑风格上非常统一，而寺庙不仅成为这种统一风格的集大成者，还对其进行了改良和发展。不得不说，尽管有些乡村看起来脏乱破旧，但中国人始终善于美化他们的土地。 北京的天坛 中国寺庙之所以能够和谐地融于自然风光，得益于它的两个特征。一是寺庙和陵墓一样，修建于树林或森林中，与环境融为一体；二是通往寺庙的山道上，其最高点常常立有像路边大门一样的神龛。登上这座神龛向下望，可见幽静的山谷，还可真切地感受到中国人如何经营和热爱着这片土地。 接下来，我将根据记忆，描绘几座我在旅途中落脚过的寺庙。 第二次考察，我去了位于直隶省东北部的滦州铁矿床。我的助手还是上一次斋堂考察时就和我一起的张景光先生，他与我志趣相投。我们在矿区中央的一座小庙里住了几个晚上。这座小庙有些破旧，几间房屋的墙上立着一些用黏土和麦秸做成的神像，有堵墙因年久失修塌了一部分。庙中还有一小块菜园子，唯一的僧人在那里种上了白菜和洋葱。 北京颐和园附近的碧云寺院落 这座为我们提供了片瓦遮顶的小庙坐落在一座小山丘上，墙外有一个平台。每天结束工作后，我们会坐在那里休息。有天晚上天黑得很快，我们和僧人一起坐在平台上，这时，一个人影悄悄地绕着墙进来，躺倒在石台上。张先生和这个闯进来的人低声交谈起来。从他们隐约的对话中，我了解到这是个乞丐，来寺庙墙外的台上过夜。张先生问了他一些关于村庄、道路、官员和强盗的问题。回答声从黑暗中传来，平静中带着尊严。而后声音慢慢安静下来。过了一会儿，我们起身回庙里的房间，张先生把几枚钱币轻轻地放在熟睡着的乞丐的身边。 周口店是北京西边的一个工业小镇，在人们常说的西山脚下。络绎不绝的驼群在山谷中往返，运送从矿山中挖出的煤玉——周口店本地就有大规模的石灰工业。1911年夏天，在一次石灰挖掘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填满泥土的洞穴。经过不断的挖掘，我们发现了大量中国第三纪早期哺乳动物群化石。在接下来连续不断的考察中，我们一直住在山谷溪涧东岸的小庙里。这座庙很不起眼，最近遭遇了和许多其他乡庙一样的命运，变成了一所乡村学校。有一间庙屋里仍立着几尊神像，一个老侍者在那里燃香敲钟。除他之外，庙里还有一位戴着角框眼镜的年轻教师，非常热情。正是在他的帮助下，我们才有了一个宽敞舒适的房间。 寺庙外院长着一棵巨大的银杏树，就像一棵北欧神话中的“世界树”（巨木的枝干构成了整个世界）般覆盖着整座寺庙。这棵银杏树树干粗壮，枝冠茂盛，奇特的两瓣叶像小扇子，我对此充满好奇。来周口店之前，我对这种银杏树认识泛泛，只是从一些温室标本的标签上了解到这种树原产于中国和日本。 周口店一处小寺院前的一棵银杏树 但从另一个角度说，我却对银杏了解很多。我曾采集过斯匹茨卑尔根群岛侏罗纪时期石炭系层的银杏叶印痕。银杏是一种罕见的长寿生物体，现存的动植物与中生代时期的动植物相比形态迥异，但银杏树的形态从中生代以来却一直没有改变。这棵古老的银杏科家族的巨大标本正在中国北方的艳阳天下伸展着生意盎然的枝条，庇护着这座乡村小庙。 我们进入内院，来到随从精心整理好的房间。庙里传来了抑扬顿挫的低语声，是学校里正在上阅读课的孩子们的读书声。我询问助理叶先生这些孩子在读什么。他回答道：“是孔夫子的教诲。” 出生在公元前6世纪的孔子是贵族后裔、官员的德行师表，他的教诲至今仍广为流传，他的家族后代在家乡山东仍颇受敬重。 银杏和孔夫子就像是两棵深深扎根于过去、历久弥新的世界之树。在这座小寺庙里，我第一次参透，两者是现代文明结构中的一条重要纬线。它们是逝去世界的遗迹，而伫立在此，在它们的映衬下，成长中的新一代不由得黯然失色，因为中国历史上在任何方面的辉煌成就都远超现在。 有一年冬天，中国新年恰逢二月，我利用了这个假期到北京以北三十公里外的汤山温泉游玩。北京平原地处山弯，山区和平原的边界是一条锯齿状的半圆线，从山区到平原有一个斜坡，落差达一千多米。 这条地表裂缝的沿途一些地方会形成暖泉，其中最出名的就是汤山温泉。温泉在一座石灰山脚下，是用汉白玉砌起来的两个池子，也是皇帝曾经的御用之地。皇帝们曾带着大量随从亲临此地并住在北边温泉池子旁的行宫里。 这些温泉现在已向公众开放。前朝修建的精美建筑已破败残缺，后被拆除了，温泉旁边现在是一排低矮的旅馆。在新建的澡堂，热水（据说是具有放射性的）会被输送到大小不一的汤池里。 这次我没走北京到小汤山的新建公路，而是带着我的马夫，沿着狭窄小路骑马到汤山。我的爱马安东那时还是匹小马，我们的骑行经过耕地、沙原和小溪谷，旅途令人身心愉悦。这个季节泡温泉的人还很少，我能享受几天清静日子。除了泡温泉外，我还骑马到汤山北边的山上去。我的小马本来得靠马厩里的饲料度过漫长冬日，现在却可以在山坡上敞开吃干草，它高兴得都快发狂了。 精妙的汉白玉石台，以及从石台上涌出的一股股石灰岩温泉，都是这趟旅行中值得一看的景点。 成片树荫、安静祥和的寺院庭院。北京附近的戒台寺 北京北面的陵寝 有一天我们去了一个庄严肃穆的墓园，柏树和各种树木垂直排列在通往墓室的道路两侧。公园的北边矗立着一座寺庙，还有一间守陵人居住的房子，以及用来指明坟墓所在位置的圆锥形墓穴。 这座幽静安宁的墓庙名为“林叶坟地”，亦可称为“六尊之墓”。墓主是某一朝代的小官员，他和自己的家人葬于此地。1 1918年深秋，我们常驻在北京和张家口之间的山区，在海拔800米高的地方，绘制宣龙铁矿矿床图。11月霜冻降临并渗透大地，飘落的大雪非常不利于我绘制测量图。 眼下西班牙流感正在这些地区肆虐。我们发现上坡地村里几乎所有人都生着病，有的已经病死了。在村里住了一夜后，因为找不到所需要的住处，我们不得不继续赶路。直隶省宣化府内，所有的工匠都在造棺材，以至于我们都找不到用来收集样本的木盘。 北京附近的五塔寺 一天傍晚，我们来到黄羊山（羚羊山）脚下的小村庙。村庙坐落于山谷的梯田，梯田下有条小河蜿蜒流过，不过眼下正处于冬季枯水期。抬头远望南边，羚羊山的黑色棱角在明亮星空的映衬下轮廓分明。望向北边，一片荒芜的广袤沙漠清晰可见，边界延伸远至浑河。 吃完晚餐后我在庙门口站了一会儿，放眼望去，四周一片寂静，只听到我们一行人的闲聊声、马匹的踢踏声，还有下方村子里狗的呜咽声。这时，远处传来一阵轻柔的鼓声，还有持续的低沉的唢呐声，声音逐渐接近这里——原来是一群僧人和农民来乡庙祭祀，祈福避灾。 队伍缓缓地进入寺庙。庙门敞开，香柱插在神像前的香炉里燃烧，伴着袅袅香烟，院子里燃起了一大堆树枝堆成的篝火。住持敲响了寺钟，鼓声和唢呐声伴着钟声响彻四周。 随后众人都安静下来，坐在庙里闲谈。篝火渐渐熄灭。 我正休息时，钟声又响起来，预示着新一轮奏乐和新一堆篝火。伴着一次比一次燃得旺的篝火，以及或响或沉的钟声、鼓声和唢呐声，我躺在床上，时而从梦中惊醒，时而又睡去。 当这些迷信的村民拼命驱赶恶灵时，我这个洋鬼子却安稳而舒适地躺在帐篷床上。我不断纠结自己是应该为失去的睡眠而生气，还是应该沉浸在这场夜间祭祀活动的魅力中感悟人生。 在山西省南部的山区，有天晚上我们到了一个穷得可怜的小村庄，乡庙是唯一能收容我们的地方。这座乡庙太小了，我和郑先生，以及我的助手、侍从们只能勉强挤在一间屋子，屋里还放着我们的探测工具、床和炊具。 村里学校的校长拿着宣纸来找郑先生，请他在几张“条幅”上赐墨。可以感知小小村庄也弥漫着对学问的崇敬之情。郑先生坐在庙殿外，在一群村民（我也在其中）的簇拥下挥毫创作书法大作，于是大大提高了我们在村民中的声望。毛笔书写的汉字几乎不可能进行任何修改，郑先生挥墨写下的每个字都约3英寸（约8厘米）大小，当众写这种毛笔字特别需要凝神静气，因为稍有过失就会遭到众人鄙夷。郑先生的墨宝挥洒在丝制卷轴上，在丝绸的衬托下，彰显出无限魅力，无疑将在未来的岁月里持续不断地为校长的房间增光添彩。 天逐渐暗下来，我们正在小庙屋里吃晚饭，这时我的侍从走进来请求我们谅解，一个女人带着她的儿子要来祭奠刚过世的孩子父亲。 随后，一位仪态端庄、五官端正、目光有神的年轻女子带着一个半大的男孩走进庙中，男孩看起来身体健康、精力充沛、聪明伶俐，从他的健康阳光能看出，他已故的父亲一定曾经是位好父亲。 女子在供桌前点燃了香火，和男孩一起跪下来磕头，磕头的同时还在祈愿。 追思结束后，两人停留了一会儿，女子还详尽地回答了郑先生的问题。她的丈夫是这个村子的村长，作为对死者及其遗孀的一种敬意，他们的长子被任命为她丈夫的继承人，而她则成为儿子的助手。这名女子看起来完全能管理好孩子和村庄。 1924年9月初，我在甘肃省凉州以北的戈壁沙漠南侧考察，并在沙漠里非常小的一个村庄住下，整天探寻墓葬群和古遗址。我们四周都被沙漠包围着，只有在地下水位接近地表的地方，才在水分滋润下形成几块有限的耕地。 在沙漠里跋涉了很久后，某天晚上我们来到一个相当大的村庄，期待可以在乡寺庙里过夜。寺庙的庭院绿树成荫，看起来恬静闲适，与短短百米外的荒芜沙漠形成了鲜明对比。我的行军床放置在了屋内，庙外的露天石阶上摆放着一张桌子。伴着沙漠上空的清冷星光，夜幕降临，我坐在石阶上沉思，同行的其他人则围着院子里的小火堆嬉笑。哒哒的脚步声响起，随后寺庙大门被推开，一群提着灯笼的人走了进来，原来是来参加寺庙晚间法会的村民。 插着卷发发鬈的女孩儿 他们友好地向我们保证不会打扰到我，然后上香、敲钟。整个过程安静又周全。结束后村民们悄然离去，但院里仍青烟缭绕，钟声在寂静的夜里回荡。我坐在那儿不禁回想，即使在这种几近荒无人烟的地方，中国文化仍以它最突出的特点展现着自己的力量：寺庙的深沉幽静和信众的安静体贴。 既然我记录下了印象里绿树成荫的中国寺庙，和有关它们的多彩回忆，不如再以对青海湖畔的喇嘛寺的愉快回忆来结束这一章。在青海湖西畔，我们遇见了一群来自古城丹噶尔的工匠，他们正在为喇嘛建造一座名为“伽登希”（Gardense）的新寺庙。主体建筑已经完工，相当精美整洁。喇嘛们收到了西宁马督军寄来的信，信里提到我将来访，他们读后很欣喜。我被领进一间富丽堂皇的会客室，里面摆着一张宽大的矮炕，上面铺着漂亮的毛毯。前壁装满架子，上面摆着寺庙里的艺术珍品，大都精妙绝伦，包括素雅的景泰蓝器皿，三盏外国的铜制防风灯，以及两件叫作“夜壶”（vase de nuit）的搪瓷铁皮物件。 * * * 注释 1．此处所记载的应当是今北京市丰台区丰台镇西南15公里处的林家坟，后来考古发现，此处系唐安史之乱叛军首领史思明之墓。——译者注 [book_title]第十章　满人与革命 皇朝最后的继承者是满人。1644年，满人举兵入关，攻下明朝都城北京，登上了龙椅。 在过去数年间，国立北京大学国学门（the Sinological Institute）一直在努力整理、汇编内阁大库中海量的档案资料。这些资料是北大历史学家收集的无序手稿，此前一直放在紫禁城中，无人问津。 如今，这批宝贵的文献存放于研究所的展览室，其中包括各大行会的请愿书，字里行间都是对新朝的恭顺感激。向我展示这些官方文献的那位教授学识渊博，他表示，已有确凿证据证明这些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